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1
论文摘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不同的界定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创类型，分析了区域新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基本结构，说明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方面，也是创新体系区别于其他体系的本质特征。
1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和内涵
1.1国外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界定
区域创新体系英文表述为RegionalinnovationSystems（简称RiS）。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philipnicholasCooke，1992）教授首先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他将RiS定义为“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该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瑞典的asheim和isaksen（2002）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由支持组织围绕两类主要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组成的区域集群。第一类主要行动者是域内产业集群及其支持产业的公司；第二类主要行动者是制度基础结构，包括科技机构、高等院校、技术中介机构、职业培训组织、产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它们具有支持区域创新的重要能力。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JanG.Lambooy（2002）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区域生产中的合作者组成的互动的、动态的结构，这些体系能使区域经济各主体充分发挥和扩展其才能，它们也能引导那些致力于建立认知能力（如学习、研究等）和构筑企业间网络的政府和组织。加拿大的Doloreux（2002、2003）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相互作用的私人与公共利益体、正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集合，其功能是按照组织和制度的安排以及人际关系促进知识的生产、利用和传播。
1.2国内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区域创新体系定义存在众多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区域创新体系中“区域”的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是经济区域（陈浩，2006；李虹，2004），有学者认为是行政区域，更多学者认为是技术区域（张斌等，2004；陈德宁等，2004；方旋等，2000）；（2）对区域创新体系定义的角度不同。大多数学者是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及组织结构去定义，但也有学者是从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方式（温新民等，2002）、目的（陈德宁等，2004；李虹，2004；王子龙等，2003；顾新，2001）去定义，还有学者是从区域创新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定义（陈琪等，2007；梁凯2005；邱红等，2002）；（3）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认识不同。一般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构成（冯之浚，1999；胡志坚等1999），但对主体数量的认识不一（梁凯，2005；周亚庆等，2001；张斌等，2004）；还有观点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不同的主体要素（创新的机构和组织），而且还包括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陈浩，2006；李虹，2004；刘友金等，2001），以及其他新要素（包括新要素组合）（冯根尧，2006；邱红等，2002）；（4）对区域创新体系功能的认识不同。一般认为RiS的主要功能是技术创新（周亚庆等，2001；温新民等，2002，），但也有观点认为RiS的功能包括知识创新、知识扩散和知识应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1），还有观点认为RiS的功能应包括制度创新（梁凯，2005）等；（5）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性质认识不同。有的人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技术体系、复合系统（刘友金、黄鲁成，2001）、社会系统等（陈光等，1999；潘德均，2001），它的性质是一个系统；也有人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制度、政策网络（陈浩，2006；刘友金等，2001），制度、组织网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1；方旋等，2000），制度、机构网络（柳卸林，2003；潘德均，2001），关系集合（王核成、宁熙，2001）等，它的性质是一种关系；还有人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状态空间整体等，它的性质是一种空间结构（温新民等，2002）。
2区域创新体系的类型
关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类型，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研究。
ashceim和isakson（1997）根据社会的根植性把区域创新体系分为区域性的国家创新系统和根植于特定区域的创新系统。Cooke（1998）从“治理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和“商业创新”（businessinnovation）两个关键维度将区域创新系统分为六种类型。首先，基于治理结构，可以将RiS分成基层式（grassroots）、网络式（network）和统制式（dirigiste）三类；其次，基于商业活动模式，又可以将RiS分为地方式（localist）、交互式（interactive）和全球式（globalist）三类。Howell（1999）根据地域临近性和空间集聚在创新中的作用，将区域创新系统分成了两类模式：一类是从属于国家创新系统的自上而下的区域创新系统；另一类是自下而上具有独立的内部特征和内部联系的区域创新系统。isaksen（2001）通过对区域壁垒和创新阻力的分析，也把区域创新系统分成三类：缺乏组织的、零散的和封闭的区域创新体系。Cooke（2004）根据技术转移的管制类型，归纳了三类区域创新体系：即草根类（grassrootstype）、网络类（networktype）、管制类（dirigistetype）。Doloreux（2005）根据Braczyk、Cooke等人的研究，区分了两种区域创新体系：新经济系统，称为“企业家的区域创新体系”（eRiS）；传统的区域创新系统，称为“制度的区域创新体系”（iRiS）。asheim和Coenen（2005）还根据各种产业和经济部门的知识基础描绘了两种区域创新体系：基于分析知识的区域创新体系（theanalyticalknowledgebaseregionalinnovationsystem），以及基于综合知识的区域创新体系（thesyntheticknowledgebaseregionalinnovationsystem）。
我国学术界对区域创新体系类型的研究相对较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张斌等（2004）从区域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这两个维度，把RiS的模式分为四种：（1）价值网络型的区域创新体系；（2）企业主导型的区域创新体系。（3）高校——科研机构主导型的区域创新体系；（4）政府主导型的区域创新体系。涂成林（2005）在研究国外区域创新体系类型时，从动力角度将其归纳为市场牵引型、研发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重点扩散型四种；在对国内区域创新体系不同模式的比较与借鉴时，涂成林基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大背景，选取了四种有代表性、有成效的区域创新模式进行比较，即原始创新主导型（北京模式）、全面综合协调型（上海模式）、企业主体主导型（深圳模式）、政府推动主导型（苏州模式）。林迎星（2006）从两个角度对区域创新体系类型进行了划分。首先，依据区域优势产业维度，把区域创新体系分为高技术产业型区域创新体系、传统产业型区域创新体系和混合产业型区域创新体系；其次，依据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把区域创新体系分为政府主导型的区域创新体系、政府与市场共推型的区域创新体系、市场主导型的区域创新体系。毛艳华（2007）依据治理结构、社会根植性、创新主体、创新环境以及主体互动程度等将区域创新系统区分为三个类型，即地域根植性区域创新体系、区域网络化创新体系和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
3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基本结构
3.1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
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是指那些在特定区域内，参与、影响创新活动的要素主体，它们通过不同方式对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转产生作用（胡凯、尹继东，2007）。自弗里曼（Freeman，1987）对国家创新体系组成单元进行研究后，波特、伦德瓦尔（Lundva11，1992）、帕威特（pavitt，1994）等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被认为是创新体系主要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取得基本共识，认为RiS的主体要素包括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政府部门等。其中，企业处于中心地位，是区域创新活动的执行者；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知识创新的来源；中介组织是连接区域创新体系各要素的纽带；政府是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者，是区域创新体系的特殊要素，是联系组织要素与制度要素的纽带。
3.2区域创新体系的基本结构
区域创新体系的结构是指区域创新体系构成要素的组合形式或关系模式（林迎星，2006）。
erkkoautio（1998）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有两个子系统构成，即知识应用和利用子系统和知识产生和扩散子系统。Cooke等（2000）指出，任何起作用的区域创新体系有两个子系统：知识应用与开采子系统和知识生产与扩散子系统。andersson等（2002）认为集群在RiS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以集群为中心的RiS结构图。此外，从实证分析角度，学者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从国内研究看，由于各地的优势特色和创新制约因素不同，各学者和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对构成区域创新体系的子系统的提法也不同。如王丽丽（2000）认为RiS主要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等体系。潘德均（2001）认为RiS主要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创新技术扩散系统等三个主体系统和创新人才培育系统、政策与管理系统、社会支撑服务系统等三个支撑系统。黄鲁成（2002）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RiS由组织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政策创新系统、运行创新系统、基础条件创新系统五个方面构成。张斌等（2004）指出，RiS主要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陈琪、徐东（2007）认为RiS主要包括六个子系统，即投融资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政府调控系统、知识技术流转系统、知识与技术应用转化系统。
4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
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是指区域创新系统内部创新活动各主体之间及其与创新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原理（林迎星，2006）。
Cooke（1998）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企业及其他机构经由以根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的地方。这里，他引入了三个重要的概念：“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根植性（embeddedness）”和“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milieu）”。Doloreux（2002）将“内部机制”描述为区域创新系统内部的基本动力（principalinternaldynamics），认为正是这些基本动力解释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和成功。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内部机制有四个：互动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知识生产（knowledgeproduction）、邻近性（proximity）和社会根植性（socialembeddedness）。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2
关键词：城市竞争力；知识产权；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123-02
知识产权制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吴汉东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产权界定与创新激励、产权交易与资源配置、产权限制与利益平衡、产权保护与市场规范、产权管理与政府引导等几大方面。知识产权相关因素直接影响着城市竞争力的量化评价，知识产权制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研究的主要方向和趋势。知识产权制度对城市竞争力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知识产权制度产权确认和交易功能实现对各种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影响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激励功能能够有效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第二，知识产权制度资源配置能够让资源得到有效的合理的配置，使产权在主体之间流动，发挥资源的优势。第三，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功能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第四，知识产权制度政府管理功能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提供机制保障。
一、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激励功能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蒋玉宏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激励功能是指，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权利的界定和保护赋予创新者对知识产品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使创新者对创新投资回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从而激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1.知识产权制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知识产品，这种保护措施同时也可以激励创新，使创新在有保障的环境进行。创新从创新者的立场来看，其大部分目的是为了获取私人的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创新成果的产生需要创新者投入私人的成本，成本可大可小，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创新的成果全部贯注着创新者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对创新产品的期待。在付出大量的成本以及时间后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保护这种创新，对于创新者来说将会非常不利，同时也会抑制创新的产生与发展。
创新最后会形成创新产品，而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产品的保护和有效制度安排将会为创新者带来保障以及应有的报酬。形成的创新品是公开的，但是该创新品的知识产权是垄断的。创新者为创新产品的投入将会在知识产权制度下获得较多的收益，从而促使创新品在产业中的不断涌现。
2.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技术创新是把发明创造应用到生产的领域，使其商业化或者产业化。发明创造成就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提高了产业效率，高效率的产业实现了企业财富的快速增长，发展壮大的企业造福于职工乃至整个国家。发明创造的利用推动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资源，同时可以提高产业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3.经济增长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城市竞争力的标准从现代意义上讲基本被看作是城市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可以量化评价城市的竞争力。直观反映这一标准的就是城市GDp的增长速度，倪鹏飞学者认为应当包括人均GDp和地均GDp。GDp可以很好地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状况，可是单纯以GDp作为城市竞争力的判断标准，很多学者认为有欠佳之处。蒋玉宏学者认为在考虑GDp的增长速度以及给城市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因此而来的负面问题，例如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环境的污染等等。城市要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知识产权制度的优势就明显体现出来了，因为知识产权把重点放在知识的资源上，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二、知识产权制度资源配置功能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蒋玉宏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资源配置功能是指，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等产权权能的分离，协调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的利益关系，通过产权转让性，使资源能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全社会流动，把资源让渡给那些最有效率使用的人，优化资源配置。知识产权的产权资源配置功能以其自身的排他性、可转让性等性质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1.产权的排他性，也称独占性或专有性，指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知识或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或排他的权利，未经其许可，任何人不得利用，否则，构成侵权。排他性的产权为市场交易提供确定性规则，并且能够规范交易主体的交易活动。
2.产权的可转让性，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最需要它的主体，使资源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在全社会流动，发挥资源的最大功能。知识产权通过独占使用、法定许可、合理使用以及授权许可使用等方式界定各项权利，使产权在主体之间流动，发挥资源的优势。
3.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权能，可以使权利人获取因产权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产权也在促进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权能的分离，可以使权利人在分离的基础上进行分工，发挥产权的最大优势，获取更好的效益，从而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合理的配置。
三、知识产权制度市场规范功能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功能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如果说知识产权资源配置功能是合理分配知识产权的各种资源，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那么知识产权的市场规范功能就是保障各种资源在一个稳定有序的大环境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知识产权制度市场规范功能是保障知识产权发挥其新时代背景下重要作用的前提，从而有效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有序发展。
通过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运作机制以及惩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从而发挥知识产权的市场规范作用，进而提升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滥用及侵权行为严重损害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消极地影响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如果对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规范，那么知识产权将难以发挥它的巨大作用。稳定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城市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知识产权涉及竞争的主体、客体、内容以及形式等多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市场规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竞争主体的利益不受侵害，能够保护知识产权客体的合理利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势，加快城市竞争力的稳定有序提升。
四、知识产权制度政府管理功能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蒋玉宏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政府管理功能是指，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产权管理的规定，使政府机关依法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利用等行为进行审查、监督、协调、服务，体现了公权力对民事活动的适度介入。政府在知识产权的发展方面起到引导的作用，引领本区域内的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知识产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文件。政府发挥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制定知识产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文件，以保障本区域内知识产权的正常运行，为其运行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以上海市为例，先后制定颁布了《上海市专利保护条例》、《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上海市著作权管理条例》等相关性文件，对上海市的知识产权发展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2.制定本区域内的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是知识产权发展整体规划，是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每年都要有本行政区域内的知识产权战略，以引领本年度内知识产权的发展方向及运行机制。相应的年终要有知识产权指标的量化评价，以为来年的知识产权发展奠定基础。
3.做好知识产权的审查、登记以及保护工作。政府部门要为知识产权的登记、审查等设立相关的部门，以及协调部门之间的相互运作，建立一个便民的知识产权注册登记系统，为本区域内知识产权的申请与注册提供优质的服务。在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予以惩戒，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必要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发展源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综合构建着国家竞争力，也是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推动力。对于知识产权作用于城市竞争力的内在机理研究能够更加系统地、深入地促进知识产权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积极作用，能够更好地从各个角度把握知识产权制度作用于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方向及未来对策，加快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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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3
摘要：信息化是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基本工具，提出了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企业知识管理渐进模型，探求了通过知识管理构建企业创新机制的发展路径。从知识的角度研究了信息化对高新企业的影响，并从管理要素与信息化协同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关键词：信息化；知识管理；协同管理；创新机制1信息化对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企业是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起着引领产业的主导作用。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以契约为保证积聚和整合知识，知识与资源的组合能够创造新的知识，进而通过可观察的企业能力及行为转化为企业绩效，企业的知识存量、结构，以及吸收、整合知识能力的异质性是形成企业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因而增强企业的知识管理能力成为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网络作为内部显性知识的主要载体，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下实行知识管理的操作平台和基本工具。国外学者从企业管理职能(运营、规划与战略)层次范畴揭示了信息化对企业资源的配置经低阶到高阶的发展路径(图1)，呈现一种高阶依赖低阶支撑的综合运用形态，国内学者从功效的角度将信息化的功能归纳为媒介、协同、驱动和诱导四类功能，并提出四种功能相互作用下的创新促进机制：主体关系培育引导机制、创新资源配置均衡机制，以及知识创新链优化机制。企业的创新是各创新要素的全面协同创新，而信息化需要与企业的组织、管理、技术、制度诸要素协同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综合理论研究，并结合信息系统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可以从四个逐级抽象和深入的阶段来认识信息化手段对企业知识管理的影响(图2)，从中探求创新机制的发展路径。(1)信息流通媒介功能。实施了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的企业，内外部实体可借助电子邮件、浏览器、文件服务器等方式进行快捷沟通。显性知识以可编码的信息形式存储在系统中，提供了信息共享和跨实体范围的信息检索服务。(2)信息化革新了企业生产和管理方式。这是应用于组织结构整合的知识体现，引致了组织协作程度提高和管理优化。由于组织内部存在分工，可编码知识在流通与运作过程中，将因各组成单元的功能及任务需求差异性而出现有选择的淀积，从而呈现知识配置的优化和分布的不均衡性。借助信息系统的媒介功能，不同管理层次的员工可以平等、开放地快速沟通，命令链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层级，以及时间、地域的限制，驱使组织架构向网络化、扁平化进行整合。企业在电子商务、决策支持系统等各种先进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有能力提高计划精度，减少时间消耗，通过实施时间管理获得速度竞争优势。(3)企业知识理论从知识共享、运作的需求解释了企业的存在。信息化媒介可以明显地促进知识共享和运作的效率，然而这是一种处于下意识层面的对知识的管理。当企业认识到自己作为知识集合体的本质，能将知识管理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从而主动地为企业充分利用知识资源创造条件，如：激励组织内部知识共享，开发组织单元的知识学习能力，减轻知识转移的障碍等。知识管理的内容包括知识的积聚(学习、获取、存储)、知识评估体系、知识的运用和转化(SeCi模型)等。知识管理过程中应当对知识价值的鉴别和知识资产的商品化予以充分关注：前者是促使微观知识存量和宏观企业战略保持一致性的必要步骤，也是提高知识存量应用效率的重要环节；后者则是知识资产价值和企业绩效体现的根本目标，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所在。(4)信息化条件下的组织、管理优化，和知识管理的实施，是企业运营管理进步的外象，深入到战略层次，其底蕴和根本目的则是建立具备创新诱导能力的学习型、创新型组织，这类组织具有知识良性动态循环的环境，体现为：知识流通、共享、转换的阻尼小；组织单元及员工个体拥有足够的知识存量来学习、理解新知识；企业管理者具有创新的管理理念，组织中，容忍失败、鼓励创新、全员创新的创新型文化得到崇尚和弥漫；在管理机制上，应能协同发挥创新个体的外部激励和内在的创新自激励；组织的创新不是一时的，而是受到知识的运动所诱导，遵循“知识流通和运用发现创新点或问题涌现创新行动实施产生创新成果再激励”的路径，源源不断地持续产生的。企业创新型核心能力(企业配置、使用资源，以及发现未来机会的能力)由此得以提升和优化。以上四个阶段相互交融和影响，逐级支撑，构成一个逐步抽象和螺旋式上升的形态。对创新型组织机制形成路径的认知将为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提供有力的指导。2信息化对微电子企业知识范畴产生的影响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是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短，高新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产品、技术的创新能力，知识的运用至关重要。微电子产业早在1991年即被国家认定为高新技术范围之一。微电子企业可划分为iC(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两类，前者通过CaD软件生产iC功能电路图和工艺版图；后者则通过复杂昂贵的大规模生产设备制造出最终的集成电路。两者分别是技术研发型和生产制造型高新企业的代表。我们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对上海地区部分微电子企业调研了信息化对其产生的影响。调查表明微电子企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优势明显。受调研企业均实现了内部联网，与外部广域网接通，并拥有或正在筹建对外的weB网站．受调研的iC制造企业和近60％的iC设计企业建立了用于生产计划、进度控制的信息系统，CSCw(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方式被广泛运用。微电子企业的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环节繁多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对信息化需求的内生性，能够积极投入信息化建设，而国家对高新企业发展的支持(如高新开发区的建设)也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受调研企业明显体现出信息化基础之上的知识管理特征。①企业在内部广泛运用网络手段共享知识资源(图3)，同时通过外部网吸纳外部知识。受调研员工中，70％认为大部分的企业内部信息由内部网获取，46％认为主要通过外部网获取与工作相关的外部信息。②iC制造类企业基本都通过广域网向供应链上游的iC设计企业客户提供了信息虚拟通道，以便客户在授权的范围内局部访问自己的内部生产数据，进行进度监控，体现了供应链范围的知识共享行为。③通过信息化方式进行任务委派使企业组织架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层级关系、时间及地域的限制，呈现出柔性化组织的特点，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幅度也有所增大。然而在管理沟通有效性方面，绝大部分员工则认同“工作会议”与“面对面委派”等非信息化方式。3当前的问题及对策就被调研的企业总体来看，对知识的管理还是处于自发性的、下意识的形态。管理者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有了信息系统就实现了对知识的管理。这其实仅仅处于知识管理渐进模型的第二进阶。这种管理形态容易受到市场的短期利益所驱动，因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而忽视了培育创新竞争力的核心任务，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在享用信息化所带来的便捷性的同时，容易旁生出对信息系统的非理性依赖。信息化的直接优势体现在可编码知识的共享上，然而应用于默会知识的转移则是困难的，这方面组织单元、个体间的正面沟通和长时期磨合不可或缺。如果管理者认识不到这一点，过分依赖信息系统来沟通，会产生沟通效率损失，还可能使管理者产生信息接收者拒绝知识转移的误解。在微电子企业员工中对沟通方式有效性的调研结果佐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知识外溢是企业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负效应，通过信息系统外溢是引起知识外溢的其中一种原因。在所考察的微电子企业中，存在着通过严格监控信息载体进出，尽可能减少对合作企业的数据共享范围，以及限制离职人员一段时间内不能在本行业从业等手段减轻知识外溢的做法。对合作客户降低数据共享程度一定情况下会引起合作的信任缺失问题，这需要从知识联盟管理的角度加以研究。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企业人力资源工作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高新产业起步晚，专业人才紧缺，企业呈现人员的高流动性，员工跳槽将引起知识外溢和企业内知识资产遗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员工的培训工作要求提高，除了要进行企业规章、常规技能等显性知识的培训外，还需要研究如何将企业所赖以生存的创新观念和思维方式传递给员工。面对这样一些问题，企业需要走出片面强调信息化的误区，从知识管理的高度，以及管理要素与信息化协同的角度来完善管理体制。1)企业管理者应当对企业是知识管理体系的本质有所认知，并要认识到知识良性循环环境和企业知识存量的有效积聚是产生创新能力的根本驱动因素，从意识层面上主动实施企业知识管理。企业内设置首席知识官(Cto)和各个层级的知识经理是有效的途径，进而构建公司层面的知识管理体系结构。2)培育知识共享和转换的良性循环过程。既要促进组织单元之间的紧密关系和沟通频度，同时也要提升组织单元和员工个体的知识存量及其与新知识的相关性，从而提高吸收、理解新知识的能力。尤其要重视默会知识的转化：默会知识显性知识，对体制改变、科研成果产生的历程进行分析和总结，挖掘成功背后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理念，将其显性化，通过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的网络服务器及其他手段广为传播；知识资产默会知识，将显性成果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管理方法贯彻到新的创新过程中去。可操作的手段有增加正面协作和交流频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一定比例的人员轮岗制，兼顾开发团队的人员稳定和流动性。应促使个体知识转换到企业组织的结构知识体系中，这种知识体系是具有排他性、难以复制的，能有效避免知识的外溢和遗失。以Cto为首的企业知识管理团队在知识转换过程中应当发挥指导和监控作用。3)建立多方位的创新激励体制，如运用知识产权手段，在进行知识保护的同时，授予创新员工署名权也能对其形成精神激励；通过创新知识人股及知识员工股权分享提高知识持有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保护企业知识存量，减轻知识流失和非授权使用。4)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发挥宏观引导作用。我国的高新产业一方面起步晚，技术存量低，许多产业依赖产品和技术引进，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属成长性市场，比如iC设计行业，技术要求低的中低端需求占据了市场主导。受利益驱动，企业必然更注重以现有产品抢占市场份额，缺乏研发自主技术的动力。中国科协领导多次警示我国高新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理念，重引进技术轻消化吸收，重规模扩张轻研发投入，不少行业有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政府职能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应采取国家科研项目支持等手段激励企业从短视的市场争夺向培育长期创新能力转变，在市场导向和国家战略的双重任务间取得平衡。教育部门也应当积极实施人才培养系统工程，采取多样的教育方式为高新企业跨越式地培养专业领域的创新型人才。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4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创新型社会，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四大作用：动力作用、导向作用、价值判断和协调作用。在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可以通过下述五大途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创新型社会中的作用：以观念创新引导制度创新；以社科理论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以文化创新营造创新环境。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既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又对物质文明和创新型社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从而实现创新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一哲学社会科学在创新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建设创新型社会，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而且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为建设创新型社会提供价值引领、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使观念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制度创新的正确导向，能够为科技创新培育必不可少的科学精神和崇高道德。具体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动力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为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建设作用，即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创新性社会，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人们为实现创新型社会而努力奋斗。这是推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另一方面，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还担负着抵制和清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的任务，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巩固和发展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意识形态阵地。
2导向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引导创新型社会发展变革的方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志曾经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正确与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对建设创新型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同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引导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方向。导向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决定了一个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谋划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创新型社会中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1）哲学社会科学决定和影响着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决策方向，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导航器。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纵观中外历史，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每次社会进步无不是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打开思想的樊篱。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要建设创新型社会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凝聚和支撑。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建设创新型社会，尤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支持。（2）哲学社会科学引导着建设创新型社会各项活动的运作。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个阶段的建设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引导和支持。
3价值判断
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为整个社会提供价值判断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和准绳，从而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而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创新型社会是以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是以人们对创新的价值认同为前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在长期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社会实践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获得了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促进各界价值判断标准的进步。
4协调作用
社会创新的过程，必然包含着体制的创新。一种制度创新不可能完全脱离旧有体制凭空而生。它必然是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否定、去除一些不合理的方面，嫁接或者创新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的一些因素。最终实现的创新，就是新的体制取代旧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正式体制与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会影响到社会创新的进程，如果处理不当，甚至造成改革的失败。所以，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从中起到、协调、沟通、安抚的作用，从而避免或者解决体制创新中产生磨擦与矛盾，顺利实现社会的转型与创新。
二在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和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途径
1以观念创新引导制度创新
观念创新即观念的创造与更新，就是要改变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或错误的、不利于实践的既定看法和思维模式，换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得出新的结论或形成新的观点，并据此去行动的过程。本质上观念创新就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其过程是人们冲破各种旧的意识形式的桎梏并根据新的存在得出新的认识、树立新的观念，以适应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而进入新境界的思想历程。创新型社会强调的就是人人具有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人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勤于创新、社会尊重创新、鼓励创新，和原来保守的社会形态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别。在观念创新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动力和导向作用。制度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对制度构成因素进行变革，包括规则的变动和组织机构的变动，目的是通过对规则和组织机构做出调整，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求是创新的动力，只有意识到创新的必要，形成创新性观念，才会引发制度创新。社会规律告诉我们：惟思路常新才有出路。观念的更新是永无止境、与时俱进的，在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中，没有创新，不进则退。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是创新的指向标和动力之源。
2以社科理论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理论创新往往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社科理论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变革，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科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和社会科学在促进自然科学与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中，不仅仅是从精神层面上引领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为社会进步创造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物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与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身，其前瞻性、导向性、应用性在直接促进人类自身的不断进步的同时，借助于精神资源向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3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具有密切的关系，无论科技本身的创新，还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要以制度创新为前提和条件，这里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科学和技术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具有高度的扩散效应和外部效应，属“易逝产权”，在技术和知识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通过法律去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使知识产权无代价地扩散，那么科学和技术的生产就失去激励。因此，就要求政府通过制度创新，用专利等形式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科技本身的迅猛发展和不断创新，我国加入wto后，这方面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更加紧迫。同样，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离不开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正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科技革命才能够导致产业革命。
4以科技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社会的进步最终必须通过物质基础的全面进步体现出来，而科技创新则构成创建社会物质基础的前提。社会物质生活的全面进步靠的是科技工作者和科研组织，靠的是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生。我们必须通过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生来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建立一套能够促使科技创新可持续发生的动力机制，通过科技创新构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并以物质文明的建设来促进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从而形成社会的全面进步。
5以文化创新营造创新环境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5
abstract:inthispaper,asimultaneousmodelofinnovationisdevelopedtoaddressth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strategyandpatentpolicy.wesuggestthatsimultaneousinnovationhasmajorimplicationsfor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particular,thepossibilityofsimultaneousinnovationchangesthepatentingdecision:firmstappatentsforadefensivepurpose,sincethechoiceisnolongerbetweenpatentingorresortingtotradesecrecy,butbetweenpatentingorlettingcompetitorspatent.Byexploitingthevulnerabilityofinnovativefirmstorivalinnovation,it’spossibletodesignawelfare-improvingpatentsystemthatinducesinnovatorstopatentratherthankeepstheirinnovationssecret.takingthesimultaneousnatureofinnovationseriouslyalsochangesthewayoneshouldthink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ipandcompetitionpolicies.
关键词:同时创新;专利;商业秘密;专利制度
Keywords:simultaneousinnovation;patent;tradesecrecy;patentpolicy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8-0003-03
0引言
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同或类似的科学技术进步往往同时由不同的研发机构独立做出。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电话的发明,在贝尔提出专利申请后的两小时,格雷的专利申请也送达了美国专利局。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电灯泡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上。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这一重要特征已日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和重视。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ogburn和thomas(1922),merton(1961,1963,1973)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将其称为“倍数”(multiples)。众多学者,如ilkka和Rahnasto(2003)、HalR.Varianetal.(2004)、Shapiro(2006)以及Kultti,takalo和toikka(2006)等,认为自贝尔那个时代以来,同时创新在众多领域已经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学者们也对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进行了解释,Dasgupta和maskin(1987)认为:应用科学(技术)领域技术创新问题的不确定性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不确定导致私人研发机构在相同或类似的研发项目上激烈竞争,由此,导致了同时创新时代来临。Kultti,takalo和toikka(2006)认为在网络产业由于行业标准限制了未来技术的发展路径,因而众多的研发活动集中在相同的领域。
同时创新对于知识产权(ip)保护制度具有多重含义。具体而言,由于同时创新改变了企业的创新保护决策,企业对其创新的保护不再是在申请专利还是通过企业的内部保护(商业秘密)之间进行抉择,而是在获得专利还是让竞争对手获得专利之间权衡,企业申请专利的目的主要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因而,利用同时创新市场的这种特性,就有可能设计一种促使企业申请专利而不是寻求内部保护的专利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对创新提供了较内部保护弱的保护,却能够使社会福利得以提升。另外,传统认为的竞争政策和专利的对立关系,在同时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需要重新认识,专利不仅不会损害竞争,反而会促进竞争。
1同时创新市场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与专利政策
考虑以下的市场情形:两厂商同时进行研发(R&D),研发的结果有两种:成功和失败,相应的概率分别为q和1-q。如果不存在专利制度,厂商创新只能通过内部保护(商业秘密)的方式来进行,在此条件下,创新不泄露和泄露的概率分别为a和1-a,在创新泄露的情况下,产出为完全竞争水平。如果只有一家厂商研发成功,且创新不泄露,此时,其取得垄断利润πm,如果两家同时研发成功,且不存在泄露,此时,双方取得双寡头垄断利润πD,且πD0,且R足够大,能够得到内点解。在有专利制度的条件下,厂商对其创新的保护可以采取两种策略:申请专利(p)或是内部保护,如商业秘密(S),在采取策略前,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创新是否成功。如果两厂商都创新成功并且都申请专利,双方都获得专利,并且平分创新利润。为简化分析,我们只采用专利强度来刻度专利政策,定义专利强度为αp,αp表示专利持有人将竞争者排除在专利的商业化应用之外的概率。我们这样定义专利强度意味着视专利为不确定的产权(参见marka.Lemley和CarlShapiro,2005)。
上面的同时创新博弈可以通过下面的矩阵(表1)得以描述,由于博弈问题的对称性,我们只写出了位于行的参与者(厂商一)的支付。在表1中,S为商业秘密策略,p为专利策略。
对于上面的策略型博弈,我们可以直接求出在纳什均衡时双方选择的均衡创新概率q*1和q*2。记均衡时的研发成功概率为q*ij,i,j∈{S,p},其中i为行参与者(厂商一)的策略,j为列参与者的策略。这样,表1就转化为表2。
表2中,q*ss=απm/[α(πm-πD)+R],q*sp=απm(R-αpπm)/R2,q*ps=αpπm/R,q*pp=αpπm/(αpπm+R)。同表1相同,矩阵中的支付为厂商一的支付。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对于纯策略(S,S),厂商1和厂商2选择的创新概率水平q1,q2必须满足一阶条件,即:
=(1-q)απ+qαπ-Rq=0?圯q=(1)
=(1-q)απ+qαπ-Rq=0
?圯απ-q(απ-απ)-Rq=0(2)
将(1)式代入(2)式得:
απ-(απ-απ)-Rq=0(3)
将(3)式简化得:
q1=q*1===q*ss
同理,我们可以计算出:q*sp=απ(R-αpπ)/R2,q*ps=αpπ/R,q*pp=αpπ/(αpπ+R)。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厂商一而言,如果p相对于S要成为严格占优策略,就要求(q*ps)2>(q*ss)2,且(q*pp)2>(q*sp)2。当αp=α时,显然p成为严格占优策略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进一步考虑到π
(1)当专利保护足够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αp>α时,所有的厂商都会对其创新去申请专利;专利制度不仅激励了厂商的专利投入,同时也刺激了厂商的专利申请倾向。这种情况与传统的分析类似。
(2)当专利保护非常弱的时候,也就是S成为严格占优策略,此时存在这样的α,当αp
(3)当专利保护强度处于[α,α]内时,一些厂商对其创新会选择内部保护,而另一些厂商则会选择申请专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专利制度对厂商的创新投入仍有激励作用,专利强度的改变,不会影响厂商对创新的投入,影响的只是专利申请的倾向。注意到我们并没有对需求函数和寡头竞争的类型进行具体的限定,实际上,上面的结论对于典型的递减的需求曲线,以及Cournot和Bertrand竞争都成立。
以上的同时创新模型及其分析为我们揭示了以下主要信息:①一个有效的专利制度未必是强保护的专利制度,弱保护的专利制度对创新仍具有激励作用。②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专利的奖赏功能(rewardfunction)与信息批露功能(informationdisclosurefunction)互相排斥的,奖赏是对创新信息批露的补偿的观点在同时创新的市场条件下未必必然成立。在上面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α,α]区域内,专利对创新仍具有激励作用,但厂商对其创新的保护策略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专利的奖赏功能与信息批露功能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专利制度既可能刺激厂商进行信息批露,也可能抑制厂商进行信息批露。③通常而言,有专利制度时的社会福利会高于没有专利制度时的社会福利,在我们的模型中,在专利强度高于其下限而弱于内部保护强度的弱保护区间内,专利制度仍然是有效的,社会福利高于无专利制度时的社会福利,但是此时的社会福利未必必然是最优的社会福利水平,强保护和弱保护的专利制度都有可能产生最优的社会福利水平,这需要考虑本模型假定外的其他条件,如经济体的创新潜力以及创新的淘汰速率等因素。
2专利制度与竞争政策
同时创新模型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竞争政策的新视角,在同时创新的市场条件下,专利制度能够限制创新厂商的合谋范围。两厂商就某一创新展开Bertrand竞争,并且都创新成功。如果厂商不合谋(collude),双方都只能取得零利润,这样,在无限次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厂商要提高利润水平,就有合谋的可能。如果两厂商合谋,他们采用独占时的价格,并且平分独占利润π。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在两厂商已经合谋的情形下,合谋的稳定性问题。在此情况下,假定合谋一方或双方在某一期背离合谋策略,他(他们)的行为会被对方(双方)观察到,作为对背离合谋的惩罚,对方(双方)在下一期及以后会始终采用触发策略,即采用完全竞争时的价格。这里我们仍将知识产权视为不确定性产权,与上面一个模型不同的是,我们假定,尽管在每一期的期中,知识产权的能否实现是不确定的,但在每一期的期末,知识产权都能以确定的概率得以实现。另外,我们这里考虑的是竞争对手的专利行为不能被对方观察到的特定市场情形,这样,专利就可以作为背离策略与厂商的合谋策略进行比较。模型的其他假定与上面的模型类似。如果厂商对其创新采用商业秘密的方式来保护,此时,创新不泄露和泄露的概率分别为a和1-a,在创新泄露的情况下,价格为完全竞争水平;如果厂商对其创新采用专利的方式来保护,此时,专利能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创新的商业化应用之外的概率为αp,在创新泄露的情况下,价格为完全竞争水平,如果只有一个厂商申请专利,他将获得专利。如果两厂商都申请专利,双方获得专利的机会相同。贴现率为δ。
2.1无专利时的情形在合谋的状况下,每个厂商每期的利润皆为απ/2,考虑到贴现因素,每个厂商各期的利润现值总额为++…++…=π/2(1-αδ)。如果某一厂商背弃合谋协议,那么他在背弃合谋协议的那一期(假设为第t期)获得整个的垄断利润απ,在此后的所有时期,另一厂商都会采用触发策略,背弃合谋协议的厂商在第t期后的所有时期将获得零利润,这样他采取背离策略的各期总利润的现值为απ/2+++…++,因此只要
2.2有专利时的情形在有专利制度的情形下,如果双方合谋,那么双方的期望利润不变,仍为π/2(1-αδ)。如果某一厂商背离合谋策略,去申请专利,由于其行为不能对方观察到,该厂商各期的利润现值总额为:
(1-αp)π+++…++…
=π(1-αpδ)
此时,合谋能够维系的条件为π/2(1-αδ)?叟π(1-αpδ),即δ?叟1/(2α-αp)。
从无专利制度和有专利制度合谋维系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有专利时的贴现率严格大于无专利制度时的贴现率,贴现率一般理解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这就意味着在有专利制度的情形下,一些投资回报率低的行业合谋不能维系,也就是说,专利制度甚至一个弱保护的专利制度能够减少合谋的领域范围。
本文这部分揭示的同时创新市场特征对竞争政策的含义与以往的分析相左。以往的分析认为,同时创新市场的一些现象,如联合申请专利、交叉许可、专利池等说明,此类市场可能更有利于厂商合谋,就本文上面的例子而言,这类行为使得厂商背离合谋策略变得不可能,但是厂商采取这样的联合行动需要Bertrand模型考虑的价格决策能力之外的协调能力,而协调行为往往容易引起反垄断部门的关注,并且这类行为并不是专利制度的内在属性。
另外,在动态的情形下,即使厂商在已经成功的创新上采取了类似交叉许可这样的行为,但是对于未来新的创新,合谋同盟内的厂商仍有可能在这些新创新项目上展开激烈专利竞争,也就是说,背离策略比坚守同盟更有吸引力,因为按照本文上面例子的分析,同盟的背离者采用背离策略的预期利润为正。最后,本文这部分的分析并没有考虑两种不同策略对厂商创新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合谋比弱保护的专利制度带来的创新更多,但是,这并无损我们本部分的观点,即在同时创新的条件下,专利制度可能会阻止合谋。
3结论
同时创新在许多行业中正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并且有加速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专利制度所具有的属性需要重新认识,而这一点往往被以往的研究所忽视。传统理论认为,专利是一种独占、排他性的产权,是在创新领域,作为创新信息批露的一种必要补偿。而在近期,一些研究表明,这种认识未必必然正确。Lemley和Sharpiro(2005)注意到了专利产权的不确定性,专利未必能完全将对手排除在专利创新的商业化应用之外。Hunt(2006)注意到了厂商创新动机和获取专利动机之间的区别,二者并不是同一种决策。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同时创新的市场环境下,可以设计一种弱保护的专利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能激励厂商在创新上的投入,而且能刺激厂商在创新上的信息批露。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能限制厂商在创新领域的合谋。
本文的研究同时表明,弱保护的专利制度能够使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改善。这一结论与对强保护专利制度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不谋而合。Hunt(2006)的研究表明,高的专利投入未必意味着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在专利容易获得的专利制度下,高的专利投入会降低技术进步的速率,他和Bessen(2003)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软件产业,专注于获得软件专利的企业较同行业中其他的企业而言,其研发强度经历了显著的下降过程。Jaffe和Lerner(2004)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利制度的三大调整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这些调整的实质就是强化对专利权的保护,他们认为这些变化导致了专利权人权利的过度膨胀,由此产生了专利权滥用等一系列破坏性后果,美国专利制度正日渐沦为阻碍创新而不是促进创新的体系。我们的结论以及上述的这些观点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后起的中国而言,在技术进步相当大部分来源于外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建设的是弱保护而不是强保护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本文的模型主要在于揭示同时创新对于专利制度和竞争政策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对同时创新市场的特征考虑得相对简单,事实上,一个完整的模型在我们的模型基础上还应该包括另外三个因素:首先,市场上存在大量现实和潜在的创新者和创新。第二,同一创新如何被不同创新者同时发现的过程应该清楚描述。最后,如何将实际的创新从未知的知识思想体系中区分出来的因素也应该加以考虑。最近的一些研究,如Kulttietal.(2003)对上述三个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文的观点。同时,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中,更全面地认识同时创新市场,是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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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6
关键词：邓小平；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本文拟借鉴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经验，以形成对邓小平制度变迁理论的初步认识和总结。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7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突破；多维度
一、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困境分析
目前，各高校在表面上都很重视创新人才培养，但是在实处上都有想使力却使不上的感觉。我们认为，使不上力、落不到实处主要是因为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有三道难跨的“坎”，存在三大困境。
1 制度缺失，管理缺位，导致创新人才培养“行动难”
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大的深层次原因是大学制度缺失。现在大学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日趋激烈，学术权力被削弱，行政权力严重侵蚀学术权力，使得学术权力行政化，这从本质上违反了学术运行的内在机制，导致了学术行为的异化，学术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现了学术评价不公，产生学术不端现象，阻碍了学术研究活动特别是创新性研究活动的开展。这些无疑大大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使得高校创新人才培养难以真正开展。
当前，高校管理并没有按照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进行改革，而是采取“修补式”的变化，仍沿袭旧的管理方式，与创新人才培养对管理的要求相差较大。这种管理无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人们的动机，无积极性、无动机的行动是被动应付式行动，是有效性不高的行动，因而它阻碍了创新人才培养的开展，导致创新人才培养行动难。管理缺位主要表现在：管理者角色错位，管理缺乏个性、人本性和激励性。
2 资源不足，导致创新人才培养“落实难”
培养创新人才对各类资源的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高校存在着资源瓶颈，导致创新人才培养难以真正落实。首先，创新型教师资源缺乏是创新人才培养“落实难”的主要症结。我国高校教师普遍存在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不强，即使有些教师在科研上有创造性突破，但在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也是感到束手无策。丘成桐指出：“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教师队伍的创造力不高直接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容体系贫乏。为满足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各个高校纷纷对课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而言，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容体系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当前，大学在课程目标上，仍旧以重视发展大学生的认知能力为主，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不够。在课程内容上没有处理好专业性与通识性的关系，仍过于专业化，缺乏通识性、实践性，创造性和个性化内容也不多。
再次，培养创新人才所需的创新基地缺乏。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课堂教学只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翼，课堂之外的创新实践性教学则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另一翼，创新实践与学习创新知识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样重要。目前，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课堂一翼尚未丰满，创新性实践教学一翼则更是稚嫩甚至还没有形成，这大大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四，办学经费紧缺。培养创新人才除了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合理的课程设置，科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外，还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作为保障。然而，我国高校自从1998年起连续几年大规模扩招以来，教师和教学资源都相当紧张，用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投入比例相对较低，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 环境失调，导致创新人才培养“持续难”
环境失调在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校园环境两方面都存在。从创新人才成长过程来看，当前大学入口前(高校招生)环境、大学教育环境以及大学出口后(社会引纳入才)环境都不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目前，大学招生仍是以分数为绝对标准，因此大学前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指向是强调应试性，教学过程重心落在如何引导学生获取高分上。这种环境产生了学生思维定势，制约创新能力的形成，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就无处落实。
就高校内部环境而言，校园创新环境发展还不成熟甚至还没有形成。制度上，高校的自依然较少，高校缺乏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高校的教学管理刚性较强，灵活、多样化、个性化的弹性管理较弱。机制上，创新机制缺乏，尤其在评价机制方面，还没有真正建立与创新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师生评价机制。各种评价呈现出较强的功利性，无视创新的特点，对师生作简单统一性要求，缺乏灵活性、宽容度和自由追求的环境。这样一来师生容易产生急功近利，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大大压抑了教师和学生的创新动力。从校园文化上来看，明显缺乏一种创新的文化环境。学校较注重物质文化层面的建设，往往忽视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学术平等、学术自由气氛贫乏。
二、多维度谋求创新人才培养新突破的对策
正是上面所述的三大困境，制约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必须正视这些困境，探寻解决之道，系统地多维度谋求创新人才培养新突破之对策。
1 提高师生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认知力，保障创新人才培养扎扎实实地迈出
谋求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突破首先要提高师生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认知力。首先，应大力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大讨论。创新人才不是只有一个统一的大而化之的定义，社会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因此创新人才需求也是多样化的。传统的大学是探讨和传承高深学问的场所，是少数人活动的地方，培养的也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人才培养规格单一。因此，我们应突破思维定势，根据社会各行的需要和学校本身的特长，准确定位，思考自己能够培养哪一类创新人才。理论层面上，人们对创新人才的研究已从紧紧围绕“创新”概念的分析走向对知识能力结构的全面分析。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与认知层面有关，而且与人格、社会等非智力因素有关，关键是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健全的人格。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学生的特点，根据学校的层次、特色来认知和开展创新教育活动。
其次，要正确认识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几种关系。一是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和任务；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相互促进，素质教育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只有在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上，才能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二是创新素质与基础知识之间的关系。目前有些高校想在创新上做足文章，强调创新，而不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事实上，人的创新素质的养成恰恰需要深厚而宽广的基础知识的作根基。三是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差异性。高等教育是专业性教育，高校类
的差异性决定了高校在培养创新人才的不同。四是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关系。创业教育要使毕业生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要教会学生由被动接受就业者成为主动就业者，引导学生成为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学会自我创业、自我发展。
2 创新大学制度，改革管理模式，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执行力，促进创新人才培养自觉开展
制度建设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制度创新就应在培养、考试、评价、学术等方面有突破，要体现出创新人才培养的个性特征，力求在统一性基础上实现个性化，即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在培养制度上，完善学分制，放宽学生对课程和专业选择的权利，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改选专业。在考核评价上，高校应该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个性品质发展的考核。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引导学生个性的培养，挖掘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自主发展创新能力。在学术制度方面，减少行政干预，还原大学学术活动的本来面目，真正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将创新人才培养纳入学术活动中去，让学生在自由的学术舞台上发展自我。
制度是一种静态的规范，要使制度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应该在这种规范性框架下建立一系列的动态运行机制。其中激励机制对自觉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对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执行力有重要作用。高校应从内激励、外激励和环境激励三个层面统筹建设，形成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激励体系。内激励主要涉及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主体即学生和教师，可从提高主体激励认知力，结合教师生涯规划和专业发展，引导学生做好学业、职业生涯规划和前途发展计划等多层面入手引导师生提高自我激励的意识和能力，形成自我激励的自觉行为。外激励起到的是一种鼓励、他律的作用，是激发创新人才培养的前提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可从建立科学的教师考评制度，设计科学公平的学生发展评价体系，改革奖学金制度，创新教师培训制度、促进教师发展等层面建立科学公平公正的激励制度，保障外在激励有效施行。环境激励是一种“隐性”的激励。良好和谐的校园环境是内激励和外激励发挥作用的基础，可从培育崇高的大学理念，建设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以创新行为为核心的校园行为文化，创造良好创新人才培养的物质条件等方面建设。
3 系统开发和优化配置创新人才培养资源，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实施力
创新人才培养资源大致可分为知识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物质资源。当前，创新人才培养资源相当短缺，已成为制约创新人才培养的瓶颈。我们认为，应该运用系统的观念和方法，加快开发和优化配置创新人才培养资源。
以学科和课程体系为核心的知识资源开发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学科，二是课程体系，三是教学内容。学科由课程组成，课程由知识内容组成。建设过程是一种由学科向教学内容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在人才培养时，则是一种由教学内容向学科的自下而上的知识获取过程。开展创新教育离不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科建设取向在于发展交叉、边缘学科，创建高水平的学科群。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也是创新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密不可分，学科通过课程来实现知识的分类和传授。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旨归的课程资源开发应在遵循学科发展内在规律基础上，以社会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为依据，打破学科课程间的壁垒，加强学科和课程体系在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与综合。课程设置应实现三个转变和三个统一：即从“认知性”向“创造性”转变、从“专业性”向“综合性”转变、从“统一性”向“多样性”转变；有生命力的经典知识与现代前沿知识的有机统一、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有机统一。落实到具体做法上：一要从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度来设置课程；二要在整体上要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优化课程结构；三要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协同关系；四要科学设计整个课程模块，提高选修课培养创新性、个性化人才的功能；五要加强教材建设，将课程体系改革落实到教材上，使课程体系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以创造性教师为核心的高校人力资源开发，关系到创新人才培养的成败。创造性教师资源开发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转变师资队伍建设理念。应实现从单纯的教师补充引进向以学科、团队建设为核心的多成员聚合式引进转变，从主要重视学历考察向注重学历的同时更加注重能力考察和发展的转变。二是营造有利于创新型教师成长的环境。高校应从学术自由、竞争合作、探索创新等层面营造积极创新勇于创新的氛围；从教学管理制度、教学岗位职责要求、教学评价方法、教学激励措施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以保障和激励创造性教师的发展。三是形成提升大学教师创造性教学能力的动态协同机制。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国家、学校和个人三方协同机制国家应该从制度和政策上为大学教师创造性教学能力的提升提供明确标准和正确的指引。学校应为本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提供平台和条件。个体应注重强化自主提升的意识和行为。
技术资源开发主要在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创出校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物质资源开发在于创建一批能满足创新人才培养的校内校外实验、实践活动基地，保障创新人才培养有效开展。
4 培育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持续力，保障创新人才持续发展
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应凝聚在创新平台的搭建上，高校除了建造大楼外，更重要的在于创新基地和创新实验室的建设。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培育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营造崇尚创造、自由创造的氛围。高校应大力加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创新组织结构，消除行政权力对学术的侵蚀，使学术组织能够按照学术活动内在本质要求顺畅运行，形成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兼容并包，宽容错误，自由探索的良好治学和研究环境，让学生在自由的学术空间发展自己。同时，改革评价制度，消解功利化短视行为，让师生能够潜心治学、开展科学研究。此外，建设良好校园人际关系，特别是师生间的合作平等关系，实践证明要使教学活动富有成效，教师与学生间的应建立起和谐的教学交往关系。
参考文献：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8
论文摘要：由于区域创新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因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尚缺乏统一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在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该问题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1溯源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区域创新系统结构
早期的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认识，多来源于对西方国家创新系统的借鉴，典型的当数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创新系统模式的套用。
套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模式的学者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在结构上一般分为创新执行机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区际(国际)互动5大部分：①创新执行机构——指企业、大学、国立科研机构、中介机构；②创新基础设施——包括技术标准、数据库、信息网络、大型科研设施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③创新资源——指人才、知识、专利、信息资源和资金；(创新环境——是政策与法规、管理体制、市场和服务的统称；⑤区际(国际)互动——是指区域创新系统应参与区域之间及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包括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区际和对外贸易。
套用经合组织(oeCD)国家创新系统模式的学者认为：创新是不同主体和机构间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结果。创新系统的核心是企业，此外，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介机构则是创新系统中的主体。他们把区域创新体系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对待，其四大要素包括：①创新动力——指企业以及影响企业创新的直接动力因素：②转移因素——是指影响企业了解和传递创新信息的人文、社会、文化因素；③科学和工程基础——是指已积累的知识和科技机构，包括大学、基础研究、公共R&D机构和技术培训系统等：④环境条件——是指为创新提供规则和机会的体制和结构因素，包括国民基础教育、通信基础设施、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
还有一些学者套用国家知识创新系统的模式，将区域创新系统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应用和知识传播四个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是由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主要功能是新的科学知识的创造、扩散和转移：技术创新系统是由与技术创新全过程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主要功能是新的技术知识的创造、扩散和转移：知识传播系统是由教育与培训系统、信息服务系统等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和信息，培训创新人才：知识应用系统并不是一个实际的系统，而是吸收知识、储存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社会机制，是一个虚拟的网络系统。其主要功能是新知识的应用、储存和扩散。
2我国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主要认识
国内最早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学者王稼琼等认为：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区域的创新体系在结构上主要都是由创新执行机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组成。创新执行机构指企业、大学、政府科研机构、咨询与中介机构。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国家技术标准、数据库、信息网络、大型科研设施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创新资源指人才、知识、专利、信息、自然资源和资金。创新环境是政策与法规、管理体制、市场和服务的统称。王稼琼等对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理解实质上还是套用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模式，并且没有考虑系统的开放性。
冯之浚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成主要有主体要素、功能要素及环境要素等，其中主体要素包括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功能要素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等；环境要素包括体制、机制、政府或法制控制、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条件等。实际上，这种认识是对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一种误解。根据系统科学原理，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系统功能是系统结构的外在表现。所以，将功能要素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成部分是不符合系统科学原理的。
顾新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具有层次性或等级性．一个区域创新系统可分成多个层次或等级。就不同等级的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而言，不同的系统等级排成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序列。顾新以西部地区为例，将区域创新系统分为企业分系统、科研机构分系统、高等院校分系统、政府分系统，且每个分系统下面又有若干子系统。顾新对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对区域创新主体结构的认识上，并且对创新主体把握不全面。
丁焕峰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前提；区域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区域制度创新——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区域形象及区域营销创新——区域创新系统的新内容。并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是把区域创新系统的各主体要素和对象要素有机结合的主要形式和有效载体。丁焕峰所说的区域创新系统结构，实质上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对象或功能。
刘友金、黄鲁成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了科技研究、业技术创新、创新中介服务和地方政府调控四个子系统。(科技研究子系统。以高等院校、重点科研院所为依托，通过优势学科集成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行知识创新，形成区域创新的源头。(企业技术创新子系统。它是以业为核心，便于企业更有效地创造、引进、吸收和推广新的知识和技术而形成的内部技术开发创新体系。③创新中介服务子系统。紧密嗣绕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行中介暇务．以直接帮助企业的技术创新取得成功为目的而形成的网络化、社会化服务体系④地方政府调控子系统。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安排、宏观导向、优化环境、提供服务等方式，推动区域创新进程，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刘友金、黄鲁成的区域创新体系结构．实质上还是区域创新主体结构．因为科技研究子系统的主体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机构。
黄鲁成在总结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区域创新体系由组织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政策创新系统、过程创新系统和基础条件创新系统构成。每一个子系统又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每一个子系统又具有特定的功能。黄鲁成的区域创新系统结构涉及区域创新主体结辛勾、创新对象结构、创新过程结构和刨新功能结构等．趋向于比较合理，只是其系统结构显得太庞杂，不利于创新系统的设计与建设者把握。
龚荒、聂锐认为，区域创新体系包括两个层次、六个子系统两个层次即创新主体层次和创新支撑层次。六个子系统包括三个主体系统和三个支撑系统。三个主体系统：科技研究系统、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创新成果扩散系统：三个支撑系统：教育培育系统、区域宏观凋控系统、社会服务支撑系统。龚荒、聂锐的区域创新系统实质上只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区域创新主体系统，二是区域创新环境。并且由于其在子系统的划分上标准不统一，一是导致了子系统相互交叉，二是人为扩大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组成要素，三是产生了系统结构过于庞杂的现象。
刘斌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的基本构成因素有：①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有企业、科研院所和学校、政府等。②行为主体之问的联系和运行机制。首先是各主体的内部运营机制健全，其次是主体之间联系合理，运行高效③创新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等。④区域创新系统的开放性。企业、大学和研究所、政府作为创新系统的四个执行主体，四者之问有着双向联系，知识库、创新政策等创新资源都是外部环境。刘斌的区域创新系统实际上也是由创新主体系统和创新环境两部分组成徐冠华认为，我国的区域创新系统包括：以高等院校和重点研究院所为依托的原始创新体系；以促进知识、技术转移为目标的创新服务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制度创新和环境建设为重点的政府宏观管理调控体系；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的社会多元化创新投入体系。显然徐冠华所指的区域创新系统仅包括创新主体系统和创新资源两部分。
3全面认识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
综合各位学者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的认识，结合有关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本文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表述：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9
公共科技与公共科技管理一般认为是由国内学者提出的。检索国外文献，我们发现只有类似的公共科学、公共研究、公共研发、公众科学等概念。其中公共科学、公共研究和公共研发基本上都是指大学、国家实验室或政府提供支持的研究机构等所进行的科学探索，产生的知识、科技论文及研究成果［1］。国外公共科学等概念的内涵相对狭小而具体，局限于公共科技研究单位的行为及其产出等问题，并未涉及政府行为及科技政策等层面［2］。国内学者通常将公共科技以及公共科技管理内涵定义为满足社会公共科技需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生产和消费由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科技产品(或称为公共科技产品)的政府科技管理行为［3］。这一研究视角突出了“国家目标论”，注重的是政府对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而对公共科技政策、公共科技成果的转化等方面关注较少。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他们的定义具有四个方面的共同之处:①理论基础，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纠正市场失灵、谋求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满足社会对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便成为公共科技管理存在的前提;②暗含假设，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完全理性的，对市场行为与科技机会有更好的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设计政策来实现预定的科技政策效果以及在个人追求私人福利最大化的情境中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③关注焦点，关注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侧重于政府对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而对科技资源的创生未曾涉及;④分析方法，采用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却不能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适应性、连续性和渐进性等制度变迁的特征，也无法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自身会随着管理对象———公共科技的发展而演化变迁，这会影响到公共科技管理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减弱了公共科技管理对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体系选择的适应性。本文基于演化范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制度观，对公共科技管理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公共科技管理应是一种选择机制。它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增强各创新主体间的交互式学习及知识积累与扩散，促进经济体内创新性企业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选择，其目的在于使适应国家战略的创新行为得以保留、遗传，并在经济体内进行扩散，最终实现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因此，在公共科技管理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也不再是运用科技制度设计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而是致力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自主创新潜能的创新制度，即立足于自主研发和内源式学习，探索新的技术轨道，并达到技术前沿的创新制度。
2新古典框架下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
2.1公共科技的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纯粹市场的条件下，科技活动所需的资源不可能得到最优配置，会出现市场失灵。按照阿罗的观点，发明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收益非独占性(non-appropriabil-ities)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是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4］。按照这种分析，在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知识技术)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存在着一些私人不愿投资的知识技术，这些就可以称为公共科技。按照该种产品是否作为公共产品生产的基本标准来判断，即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公共科技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公共科技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会导致公共科技成为短缺“商品”，短缺意味着公共科技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出现总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此时就需要政府对科技活动予以有限、有效的干预。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政府对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的干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制度，体现为公共科技管理，本质上是纠正市场失灵，谋求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满足社会对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其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公共部门科技活动的范围和组织、结果和效率，并在这一管理过程中，通过制定科技战略、颁布科技政策、实施科技计划，创造与组织科技环境、条件和公共科技资源配置实现公共科技供给的目标，进而带动和整合市场中的科技资源，提高全社会中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维持和提升一国的科技生产与创新能力。因而，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运用科技制度设计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承担着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规划者，并从外部为技术创新提供条件。总而言之，市场失灵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公共科技管理分析的逻辑基础，通常称为市场失灵的管理范式。同时，市场失灵也为判断政府应何时干预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工具，公共科技管理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2.2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它包括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改革运动、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具体起因、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市场化，即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取向、政府服务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政府内部改革的放松规制取向和政府间制度设计的分权化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由公共部门所直接提供的服务效率，强化了公共核心部门的战略能力，以指导政府的变革，并允许政府自动地、有弹性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各种利益需求做出反应。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主流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其核心理念是市场竞争原理及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强调自下而上的互动，其主要形式是公共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并使政府趋于企业家型政府。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它也涉及一些公共科技管理部门的市场化问题。因而有必要将公共科技管理所涉及的部门进行简单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讨论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趋势问题。公共科技管理既涉及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还涉及准公共部门，即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研发实验室、一些接近于事业单位性质的科技中介机构等。这类机构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活动具有传承国家意志、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政府的科技意愿与市场的科技意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便对公共科技部门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冲击。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欧美国家，作为准公共部门的公共科技机构，如公共实验室、科研院所、公共科技企业等，均经历了一次市场化过程。这种趋势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相较于私人企业的研发而言，政府支出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特征美国表现最为明显，美国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激励创新制度———完全的知识产权(ipRs)和公共支持———用于激励知识的产生。这两种不同的激励创新制度事实上体现了对知识的两种不同理解:一是个体和公司都希望对知识进行投资是因为在知识投资中可以获得可预期的实质性可内部化的利益。这些可内部化的利益创造了市场对知识的需求，并且使得产生知识的过程通过专利权的保护可以向外出售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利益;二是存在另一类型的知识，其利益是不能完全内化的，表现为利益的广泛、不确定以及耗时很长，以至于没有个体或是企业愿意对这种知识的产生进行投资。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两种激励制度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化。以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在1945年提出的旨在强调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教育的《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为标志，催生了40年代末美国新科学政策的建立，并确立了系统的和持续的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公共支持制度。得益于这份报告，在1950年，美国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nSF)，主要致力于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美国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逐渐延伸到建立新的机构(如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并且对国家战略利益的研究加以支持，如健康和能源。但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时期，有一个清晰的趋势表明美国减少了公共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并更多地依赖和重视ipRs对知识产生的激励(见图1)。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历持续下滑，这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相一致，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来促进创新，政府的原有作用逐渐被市场取代(见图2)。因此，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支持研发方面确实有明显的减退，其公共科技管理的“钟摆”由以公共支持为基础的激励摆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激励［5］。
3公共科技管理的演化范式
在新古典的均衡框架中，由于以均衡为前提性理论设定，已经在逻辑上排除了打开技术黑箱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均衡框架中并不含有待解的关于技术本身的变量［6］。可以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科技管理分析中，技术始终处于一种黑箱状态，被假定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即由科学研究开始，经过应用研究与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而进入市场的线性过程，从而致使技术创新过程很少进入公共科技管理关注的视野。市场失灵的概念与线性创新模型的结合产生了公共科技管理的“供给偏好”，即强调为科技发展提供人、财、物等市场供给不足的资源，或通过管制、税收等手段防止市场供给过度。因此，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甚至只有科学政策，而很少有技术或创新政策。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基于市场失灵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公共科技管理也逐渐受到诸多批评，这些批评直指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一是它只关注于市场本身，而忽略了市场运行背后的制度环境，因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市场失灵的表现是不同的;二是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仅仅单方依靠市场力量，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很可能会被锁定在特定的发展路径上，从而导致诸如国家安全等问题;三是当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普遍存在时，它便难以给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主张;四是当前对于公共科技管理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欠发达国家其适应性有待商榷。市场失灵分析随着创新逐渐取代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内容，其局限性越发显著。为了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各国政府对科技和创新活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下，催生了公共科技管理制度的新范式，即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演化经济学关注于经济系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它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非线性的由多种内容组成的系统或构型，考察了技术变迁的动态过程，并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正是基于此，演化框架将技术创新纳入到公共科技管理分析之中。首先，演化经济学将视角转向系统失灵，认为公共科技管理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实现公共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如何促进创新。由于技术创新被视为一个在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基于创新系统的过程［7］，这意味着创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特定的行动主体，更依赖于创新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当创新系统所需主体缺失，以及各主体之间不能实现有效配合时，便出现了所谓的系统失灵［8］。
依据系统失灵的观点，演化经济学认为公共科技管理应该强调政府、社会和企业间的互动，政府不再担任被动的“消防员”角色，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促进创新中，在与其他主体互动中形成“多元治理”的公共科技管理理念。创新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生产的双重属性———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其效率是内部化效率(市场效率)与外部化效率(社会效率)的结合，是一种二元效率。新古典范式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强调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但问题是它忽略了由于知识外溢所带来的创新主体间知识累积效应的增加，进而无法对知识外溢所导致的知识创新做出解释。演化范式为解决由于创新过程固有的内部效率与外溢效率造成的“囚徒困境”问题给出了新的调和。①演化范式以异质性假设为前提，认为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积累与不同的学习结构，并采用适合自身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活动，从而拥有不同的创新模式。正是由于企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为进行知识外溢以及企业间进行合作提供了前提。②它认为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内部知识，还可以从网络中的其他主体获得知识，正是这种知识的互补使得企业的创新机会边界得以扩展。③演化视角下的企业竞争是以创新行为所引起的决定性成本和质量优势的异质性竞争。异质性竞争的展开有赖于企业意会性知识的累积，当自有知识不足以支持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时，企业便展开了学习与合作，通过与市场中其企业进行生产性合作，实现知识互补，增加意会性知识的累积，从而实现竞争能力的提升［9］。企业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围绕同质产品进行竞争，而是转变成为实现双赢而展开的横向合作。因此，演化范式主张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建设要在有助于创新收益内部化的制度安排与促进创新扩散与传播的制度安排之间找到平衡点。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内生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的，时空特定性体现了历史累积和脉络背景的重要性［10］。
因此，欠发达国家在进行制度模仿时并不能“全盘西化”，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时空特定性，要在原有制度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公共科技管理也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新公共管理运动缩小了国家的活动范围，让位于市场，从而提升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这其中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以及早期累积的公共支持对科学和研究的投资。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投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公共资金而不是私人激励。尤其是从积累效应来看，只是最近私人支持的科学与研发超过了公共支持(见图3)。并且公共支持并未从基础科学研究和研发的资助中退出，相反基础科学研究和研发的公共支持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在引导私人在基础科学研究与研发中的支出(见图4、图5)。由图3、图4和图5可知，美国之所以能够承受得起，从公共激励到私人激励的结构转化的原因在于美国拥有公共基金支持科学技术研发的历史传统，并且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首先是在习惯了和企业进行紧密合作的前提下才逐渐转向依靠产权交易的方式来转化科研成果的，这就为允许私人部门利用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打下了基础。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历时很长的公共支持来作为向私人激励转化的根基，那么制度变迁可能会被误导甚至是无效率的，更糟糕的是会给实施国带来巨大痛苦［5］。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有待发展以及缺少在科学技术研发上积累的现状而言，作为特殊要素市场的科技市场和作为特殊资源的科技资源，都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的中心角色。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本国企业不具有自生创新能力时，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组织功能。演化理论认为在该时期政府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将政府的直接科技投入作为一种战略投资，支持公共科学研发部门，包括研发费用、研发成果应用费用和科技服务费用等，以此来增强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基础，同时引导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开发中的支出;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制定标准和提供法律系统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1］;政府对引进新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补助，对新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鼓励发明和创新，促进产学研发展，增加彼此间的交互式学习;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之前，必须充当“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角色。二是在本国企业已具有自生创新能力，并且市场机制健全时，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作用应该相对减少，此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维持国家创新体系并创造对新知识的需求［12］。总之，按照演化经济学理论，政府借助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保护新知识的生产，促进自主创新，而不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为此，演化经济学可以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科技管理时面临的是一个终端开放的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此时的问题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求解最优问题，而是为了培育学习能力、系统地整合增长的知识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演化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是创新过程，核心的科技政策问题变成了增加实验行为的概率，政府在追踪和鼓励创新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结论
对制度创新的认识篇10
随着我国入世，国内的金融领域特别是传统的商业银行正经受着巨大的革命性变化，这些金融领域的变化被很多人称之为“金融创新”。而其真正被广泛认可、引人注目并成为研究对象，则是进入21世纪的事。尽管大家普遍认可金融创新这一概念并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到现在为止，学术界依然没有对金融创新一词形成统一的认识。阿诺德?希尔金(arnold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1］那么这个定义将其主要是定义为是一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大卫?里维林(David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有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2］此种定义是认为金融创新应至少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金融工具、市场以及服务的创新。还有国内学者基于目前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认为，正因为金融领域具有很多无形的利润存在，而在当今的金融体制下很难用现有普遍通行的手段获得这种潜在利润，这就势必要在金融领域引发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是区别于以往的局部改革，其应当涉及到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甚至是金融体制的变革，这些变革统称为金融创新。金融体制创新应当是金融创新中的主导内容也应当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基于对前面几种学说的认识来分析，随着对金融创新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金融创新的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变化。笔者认为，金融创新一词可以简单地解释为能够促使金融结构迅速转变、并带来实际效果的某种金融工具或者是服务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对金融机构本身、对其制度的某一方面进行的创新。归纳之即为“金融创新”是指能够引起金融领域局部性结构变化的新模式、新服务、新工具甚至是新的金融体制。金融创新，是各大商业银行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也是整个金融业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情况不容乐观，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各项制度政策以及法律的规定都应当本着鼓励和促进国内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而其中最根本的保障就是司法的最后保障，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其能从根本上刺激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并提供法律的保障，进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究其实质，金融创新应当属于金融领域中人们所为的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劳动，从而生产出来的智力成果，其具有无形性、技术性和共享性等特点。知识产权所要保护的客体主要是智力成果，这就必然使知识产权在保护金融创新上独具天然优势。而作为法定“私权”的知识产权又当然会多方面、全方位地切实保护金融创新主体。例如，若XX商业银行对其刚研发出的创新金融产品进行注册了商标，并取得专利后，则其他商业银行则不可以对相类似的金融产品再进行注册，不仅如此，许多其他商业银行因尚未具备研发此种软件的能力，而又迫切需要其功能支持业务，该商业银行因对该创新产品所开发的软件具有著作权，因此其也可以通过许可其他商业银行使用，从而收取许可使用费，进行盈利，已达到实现财产利益的目的。［3］此外，绝大多数的金融创新产品是非常具有被模仿性的，因此，很容易被他人加以利用改造，并使其他竞争主体很快得以学习和掌握，这就使得这些商业银行花费了很多人力财力所创造出的竞争优势和市场领先地位很容易就被超越和抢占，这样的情况不仅会严重影响各个金融商业主体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投入研发的积极性，也会在实质上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为此，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其予以适度合理的保护，不仅能极大地推动各商业银行的创新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发其创新潜能的积极作用，最终将实现金融领域的全面创新，实现创新目的。
二、金融创新的作用
(一)促进我国金融稳定
金融创新对我国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保持整体的金融稳定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金融创新的出现其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一个符合客观实践需要的金融创新其实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可以在客观上为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提供一种风险化解的有效防范机制，而这种机制形成的基础则完全来源于市场的需要。因此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取决于金融创新的发展情况。目前就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方式和金融产品的种类来分析，其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同质性强。这种特点所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各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将更加的激烈。因为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其研发和使用的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是想类似的，且这种相似度又极高，这就导致了各银行主体要么致力于提高其服务质量以增强其竞争力，要么就只能在价格上采取恶性的不正当竞争以获取竞争优势，而这样的运作模式则必然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营利性、安全性和效益性这“三性”便准，从而不仅对其自身甚至是对整个金融业都增加了实质性的风险。而这一问题的有限解决从根本上要依赖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同质性，也可以借助金融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来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领域和金融产品档次低、同质性强等问题。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也将最终解决我国金融业的整体金融风险过大的防范问题，从而促进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提高银行国际竞争力
金融创新的能力有多强是衡量一个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有多强的最主要的标准。显然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而言，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金融创新能力的底子薄、后劲不足、质量不高，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我们处于劣势，其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高度重视对国内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极其必要而又迫在眉睫的，不仅如此从长远来说，我们还应当尽快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从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国入世已多年，国内的金融市场按照约定已经全部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早已悄然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在金融创新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可小觑的，发达国际已经大规模进军国内金融市场，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对金融创新的保护非常到位，也使得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快就占据了主动并立稳了脚跟。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觉醒，加紧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产品追赶的步法，我们必将被落得越来越远，从而最终失去在竞争中的地缘优势，最终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危言耸听，甚至可能会危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产品进行及时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其不仅可以使创新者的投入和付出得到应有的补偿，激励其继续从事创新产品的研发，而且能够保证其研发出的创新产品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竞争优势，在抑制了竞争对手的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进入该领域，从而节约竞争成本。［4］
三、知识产权保护对金融创新的影响
然而，虽然如上文所述强化知识产权对金融创新产品的保护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但其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过度滥用知识产权的保护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金融自由更为危险的是有可能会对国家的金融安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如何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知识产权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有力的保护，掌握好这个度了才能有效激励金融创新，否则只能适得其反。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必须要适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刺激金融创新主体的创新动机，提高创新效率。这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作为最具垄断特性的权利之一的知识产权，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独占与垄断，因此如果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过度保护，则极有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会打破现有的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可能会危及到整个金融创新产业的发展进程。这样的负面作用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其会带来“蝴蝶效应”般的连锁反应，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一场突发性危机。传统的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与其他领域相似，在新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金融领域也必将迎来一场特别重大的创造性突破，这就使得知识产权被滥用的可能性更大了。尽管金融制度创新很难受到知识产权法的制约，但像诸如货币制度、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等能够促使产生金融泡沫的要素则往往具备接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要素。金融创新催生出了货币的虚拟化，这也为产生金融泡沫提供了温床。当今国内的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都提交部分准备金，这就造成其信用功能具有可创造性。又因为现代货币具有的内在性特征使得货币的供给就颇具膨胀，这就是会产生金融泡沫的外部环境因素。信用工具种类的频繁出新以及信用制度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催生和放大了整个社会的信用总额，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金融泡沫。金融泡沫还会因为不确定性以及双方或多方对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等微观原因而发生，致使投资者的行为迥异和异化，进而产生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金融创新本质就是一种风险和不确定，而且这种风险是隐藏的，这也就使得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具有隐蔽的风险性与不确定。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的特点之一即具有公开性，而这一特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金融创新，使其所获得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各金融主体对其所掌握的信息量以及信息处理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别。而最先能够利用最新信息的金融主体则往往能够占尽先机。目前我国的各大商业银行间的金融竞争非常激烈，各主体间都在暗中进行着知识产权大战，这就使得金融主体间的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加剧，投资者的行为异化加剧。另外，各大商业银行的预期目标的不同也会导致其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有所不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投资主体的金融投资博弈，这样一来金融资产暴跌暴涨就产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入世以来，新型的金融创新极大的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加速了本国资本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最终产生膨胀的金融泡沫。当知识产权强力保护金融创新时，还会引发巨大的实力国际资本进行跨界投资，从而对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冲击，进而制造出更大的金融泡沫，以牟取暴利。我国已入世多年，已经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如上文所述，外资银行业已经悄然占据中国金融资本市场，而且其带着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产品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试图全面占据我国金融市场，这不仅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国家金融安全。
四、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保护对策建议
如何能够健全完善我国的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基础保障就是要建立一种由金融监管部门(银监会)与知识产权保护部门(专利局)之间的协调监管和控制机制。只有将我国商业银行中产生的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由银监会来行使监管权，才能实际起到监督作用，具体应当由银监会成立专门的监督部门进行监管，与相关知识产权管理立法等部门强化联系，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现实金融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道路。不仅如此，日欧美等众多发达国家已全面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欧美国家中商业方法专利中金融创新产品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由于对金融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已经日渐为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接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法律法规也应对适应其发展做相应的法律规定。
(一)完善金融服务领域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法律体系
就目前境国内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来看，其相关的管理制度比较松散，制度也不健全。但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和复杂的特点，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借国外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进经验，明确职责、强化责任，逐步建立一体化、协同化的涵盖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水平。认真研究密切跟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变化，逐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等法律，有力支撑金融服务产品知识产权的制度创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