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文革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2
[论文摘要]主要探讨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世界大势、内外环境和战略目标迫切要求我国加快创新,创新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创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引导方向,并提供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创新提供各项条件,是创新的基本保证,创新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重大历史使命。践履使命,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是什么,中央提出靠创新。当我们将创新与社会主义置于同一平台并加以研究,便可发现二者间的互动关联及内在规律。这对建构有关创新的理性认识,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强化创新能力,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创新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一)历史启示:社会主义的成败与有否创新紧密相联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即是创新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五大社会形态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还预计几个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依据马恩设想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之与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后者认为,一个或数个国家可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碎其链条,率先夺取胜利,迈入社会主义。根据这一理论,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开辟历史的新纪元。
是背离创新精神和创新原则的恶果。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前苏联在20世纪20-40年代创造的辉煌业绩,初步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如同其他新生事物或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完善、改革和创新。20世纪是大分化、大发展、大变动的世纪,社会主义更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强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却几十年一贯制,在领导体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不做改革和创新,依然高度集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等,致使民主乏力,经济大滑坡,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新思维”,表示要实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表面看来,戈氏要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创新,实质上恰恰是背离了创新的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反动。其“创新”的真实用意不在于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将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点在当时多数人是不清楚的,多为其表象所迷惑。1999年10月,他在土耳其发表演讲,明白宣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①这种“创新”的资本主义取向能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吗?非也。并不表明社会主义的不合潮流,而是固守其僵化模式和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然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然挺立,深深烙上了创新的鲜明印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遵循马列主义原理,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失时机地将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他们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上下求索,以其为鉴戒,希冀克服其缺点与不足,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子。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即是明证。但后来在复杂的内外背景下,中央领导人对阶级斗争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致而指导思想上逐步偏离正轨,不恰当地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这何尝不是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尽管事实证明这种创新是不成功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吸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果断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改革,全面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应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进行创新的产物,但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创新”葬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创新使社会主义生机盎然,前景广阔。
解读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而深刻的。第一,社会主义在其80多年的历程中,尽管有曲折,但总体上说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历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第二,创立社会主义需要创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创新。没有创新便没有社会主义。创新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第三,创新是全面的,不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还要始终保持创新的正确方向。如果说,社会主义不创新,毋宁死;那进一步说,没有创新的正确取向,社会主义还是摆脱不了消亡的惨痛结局。
(二)现实呼唤:创新势在紧迫
国际大势和外部环境的挑战呼唤创新。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超多强的复杂而急剧变动的时代。单一的超级大国凭恃科技进而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方面,试图建立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着力遏制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采取没有硝烟的“和平演变”战略,图谋“分化”,“西化”这些国家,妄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单极格局。它们视中国为实现其目标的最大障碍和威胁,因而将中国列为首位打击目标。第二,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随着资源、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影响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②谁在技术创新上首先取得突破,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优先权和竞争的决胜权,就可以有效地抵御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的冲击。我国在科技、经济乃至综合国力上还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取得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创新。
实现现代化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呼唤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很不完善,其内在功能尚未充分发挥,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史无前例,无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必须全力探索。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质量不高等问题,就必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完成这些艰巨任务,都需要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
再者,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目前正由局部、表层、经济领域向整体、纵深、政治上层建筑领域推进,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如下岗再就业、贫富差距拉大,这些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不仅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和矛盾,旧的思路、方式、方法不行,必须要有突破,要依赖创新。
简言之,创新之于社会主义中国,其重要性、紧迫性超过任何时代任何阶段,创新不是可有可无、可快可慢的问题,乃是重大的战略问题。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④创新“对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二、创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引导方向并提供强大动力
创新是一个具有内在层次结构的理论体系。2000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创新。”在十六大报告中,他重新作了概括,创新,包括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它们既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又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灵魂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方向
世纪交替之际,中国面对的内外环境较过去更为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要求我们实现三大超越:经济上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工业化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跨越式”发展模式;政治上超越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和多党制政治模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体制;文化上超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再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超越西方模式,又要超越传统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要实现这一社会主义目标取向,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实践中没有不走错了路的。
怎么办?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理论创新,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格。“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事实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成果。”⑤没有这一理论创新,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为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十四大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科学精神,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思想;关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等等。理论一当被群众所掌握就将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上述理论创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始终保证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体现为生产力比在其他制度下的更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说明,生产力发展得慢,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就难以实现。“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其制约因素很多,但主要的是两个,一是体制不顺,二是科技水平及劳动者素质较低。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来推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科技生产力就必须建立适应科技创新的体制。因此,江泽民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进行的制度创新,其义就是不断完善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实质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之所以进行制度创新,是因为制度体制性矛盾亦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是为制约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障碍,换句话说,不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就难以取得新的突破。
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从传统体制的向核心部分深入,通过不断地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进行深层次的、全面配套的、力度更大的体制创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此,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要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以减少体制碰撞与摩擦,比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尽管这些新制度、新体制仍然处于有待完善的过程中,但方向是正确的,有利于协调、理顺各方关系,保持社会稳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把它看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江泽民依据马列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联系变化着的国内外实际,高度评估科技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他明确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不仅是社会生产力解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而且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最终要靠科技创新来实现。它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很明显,科技创新在整个创新工程乃至社会主义大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科技创新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科技创新意味着基础科学上的有所发现,技术上的有所发明,其实质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它通过新体制新机制将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生产力质的飞跃提供巨大的驱动力,带动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优化升级,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从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预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源泉。
在创新的理论体系中,理论创新是制度、科技、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保证;制度创新为理论创新的运用提供途径和保证,又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提供外在的环境、动力和内在的途径及方向;科技创新离不开理论创新,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迷失方向,它要取得突破和实效又必须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文化创新又为制度、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是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其他的一切创新都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先导,制度创新是保证,科技创新是归宿,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构作社会主义的灵魂和发展动力。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创新工程提供各项条件与保证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政权为创新伟业提供了各项优势条件。
(一)政治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党的坚强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和创新目标是一致的。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创新事业在其目标上是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振兴中华民族,理所当然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从而"获得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其一。其二,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还不富裕,生产力、科技水平还不高,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他社会制度所没有的政治优势,即有着统一的意志,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聚集起来,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再加之市场经济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相结合,通过竞争机制实现资金、人才、技术和经营管理等要素的最佳组合,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一切有利于促进创新的积极力量,从而使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创新是项系统工程,更是项战略工程.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关系,创新本身又千头万绪,它还事关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前途,具有战略地位。搞好创新工作,客观要求组织协调和领导,也就是说创新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而在这一点上,我国又极具政治优势。中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聚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领导工作经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创新,正把创新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地位。党的领导是创新事业成功的政治保证。
(二)经济条件:厚实的物质基础
创新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资金、设备,没有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要搞好创新尤其科技创新是不可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脱离物质条件搞创新,那是唯心论的表现。当今,尽管我国还不富裕,但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跃居世界前列;敞开的国门,频繁的经贸交流,数量可观的外汇结余,较雄厚的物质储备,标志着创新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正如江泽民所说,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把我国的创新事业搞好。⑥
(三)人文条件:创新传统与创新环境的紧密结合
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没有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国家的创新战略乃至终极目标的实现是困难的。开拓创新型人才的涌现,不只是秉承天赋,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及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又是有优势的。
中华民族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蕴藏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开拓创新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意志、性格和悠久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永恒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无不承继、携带着我们先人创新的血脉与基因,“中国人是聪明的。”
改革开放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历史机遇,特别是90年代以来,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把创新提升到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创新意识的历史性升华和时代的自觉,而且将之作为一项直接的和现实的工程加以设计、规划,并努力从学习、工作、体制、政策、环境等方面予以组织和实施,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使得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热潮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在此氛围和背景下,无论精英,还是民众,不能不受到创新文化的浸染、滋养,不能不为个人的成长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努力创新,这就是我们文化、社会的价值取向。
此外,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自1999年起高等教育连续扩大招生,它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挺进,人才资源在数量进而质量上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及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必将是知识不断创新,新事物、新业绩不断涌现的时代,必将是百舸争流、人才辈出的时代。”⑦
总之,创新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对立,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二者构成良性互动,共同作用并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民族的创新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带来生机和活力,而后者又将为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3
[关键词]历史角度创新思维
自从美国总统克林顿高调提出知识经济以来，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界已成为共识。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特别是人的创新思维，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更具有普遍而基础的意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学科教育的重要话题。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呢？在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基础上，我认为巧设不同的角度，是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一个切入点。现将我个人看法呈现于方家，以期斧正：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从不同角度解读、学习、感悟，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兴趣，还可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探究、质疑、求证的欲望，从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敏捷性、批判性、独创性、灵活性、深刻性等品质和能力。
1、变换角度，把握历史的进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整体性和灵活性
从社会发展形态更替规律角度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个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从文明形态角度说，人类历史就是从奴隶制文明到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的进步记录，就是地球文明到宇宙文明的拓展。从民主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就是原始民主到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演变过程。从社会基本矛盾角度分析，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断随之变化的历史。
学习中国近代史，从近代化角度讲，器物――制度――思想的变化曾为一个主题。从列强与中国关系角度说，五次侵华战争及中国命运构成一条主线。从领导阶级活动角度论，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就可以单列成章。
同一历史进程，从不同角度解读，既使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又使学生学会从多重角度认识和看待历史进程，从而培养学生整体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创新思维习惯和品质。
2、把握不同角度，探求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多元性
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历史人物、历史文件、历史现象、历史时间、历史计算、历史一般规律。这就说明历史学习有不同的角度，不同角度下面又有各自的构成要素（小角度）。所以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把握好角度是学习历史的关键，角度的变化养成了学生良好的创新思维的习惯和品质，培养了创新能力。
例如：对历史人物的学习，要抓住时间、国度（或朝代）、主要功过、评价等几个要素（角度）；历史事件的学习，要抓住背景、时间、原因、经过、结果、影响或意义（角度）；历史现象的学习，要从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表现、影响等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又分为会议、战争、革命、运动、等许多种；历史现象也有不同的类型。
总之，要善于总结，抓住不同类型知识的不同角度，知识就变成一定角度下思维的元素了，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训练创新思维多元性的过程。
3、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散性、辩证性、深刻性
在中学历史中“原因”“意义”之类的分析经常碰到，这不仅是教学的重难点，更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知识迁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原因、意义对培养学生多维度创新思维具有重要作用。
对原因的分析，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将之为内因和外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意义也分为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分层意义和涉及对对象意义、表面与实际意义、正面意义和反面影响角度。
例如；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设计了这个角度：
1、从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角度说。
2、从人类历史社会形态更替角度讲
3、从对帝国主义影响的角度理解
4、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角度分析
5、从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影响角度看。
这样，学生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意义主要从其影响对象方面思考。
又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整理出新航路开辟的意义：①开始把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证明了地圆学说；②为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和基础，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③开启了广大亚非拉被掠夺、贫穷落后之门，并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之中，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局面，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先进思想，生产方式，技术也传入东方，加速了东方原有社会制度解体过程。
这样多角度分析和认识，不仅使学生能全面认识和把握历史，更能提高学生辩证、理智和完整分析、认识事物的创新思维与能力。
4、从现实问题角度研究历史，明确学生创新思维的方向、批判性
学习历史不仅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件、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服务。学以致用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崛起的历史，从独立到统一再到新政。他告诉我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民族强大的前提，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大国成长的条件，改革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经济的强大是立足世界的根本。日本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日本民族善于变革、向先进学习和创新值得我们借鉴，但军国主义威胁值得我们警惕。苏联的改革和解体史实，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稳步推进，扎实有效，防范外部势力的演变和和平演。三次科技革命的学习，使我们更加坚定科教兴国战略。美苏争霸的历史，使我们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同时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如此等等，只有将历史和现实问题放在一起，历史思维才成为有用的思维，历史思维的创新，才能推动创新人才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实践。
历史是一个多面体，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还有很多切入的角度。如学科知识之间的渗透与迁移，使历史知识与文学名篇相印证，使历史的时间概念与地理的空间概念相叠加，使历史现象与政治的结论相结合，不同学科的特质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培养综合型立体思维。又如分析历史人物心理活动；变换角色和立场，走入历史；打破历史定势，拓展思维空间。再如假设历史条件、过程、结果，培养定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还原历史，‘二度’构建，培养学生探究和质疑的思维品质；开展辩论，设计历史小报，参观历史遗迹，编家史乡志，校史等，创设创新思维实践舞台。
总之，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创新思维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历史进程，探求历史踪迹，了解历史真相，指导社会实践，就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意识、创新品质、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和切入点。
参考文献：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4
【关键词】制度变迁改革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及制度变迁模式
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利用主流经济学“话语”分析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形成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因其见解的独到性和理论的创新性迅速在许多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制度”的概念，目前在学界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学者们普遍采用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即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①在诺斯的定义中制度用的是“institution”，而不是传统惯用的“system”，由此可见，诺斯所定义的制度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法律、规章制度等正式规则，而有了更加宽泛的涵义，它还包括各种习惯、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
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过程首先是需要形成制度变迁的第一个行动集团，他们提出关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并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和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这个行动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在第一行动集团的影响之下，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相较于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起次要作用；最后是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②我们由此可以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需要形成制度创新的行动集团去实现对原有制度的重新调整，并使之发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变。
制度变迁模式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其认为主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模式。前者是在预期的外在利润刺激下微观个体主动参与、缓慢推进的制度变迁，由局部到整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制度变迁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常常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而且从个体局部行动到社会普遍接受的过程会经受种种考验，一旦因某些条件限制而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制度的变迁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诱致性制度变迁还难以解决“搭便车”的行为。于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制度变迁就成为另一种重要模式。它有效克服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历经时间长而容易导致失败的弊端，也有效解决了搭便车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使制度供给的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缺失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约束和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偏好会对制度变迁效率产生负影响，而且强制性制度变迁无法遵循一致性同意原则，在一部分人获利的同时往往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在推进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形，最终无法实现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经济高效率。我们由此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是推行制度变迁的最佳模式。
很显然，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考察中国的改革创新也必然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创新中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是中国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具体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③显然，这些具体体制都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制度”范畴内。这表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institution）变迁过程，要从制度着手进行改革创新。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5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downward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with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然而，老制度主义作为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能完成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务。从比较创新体系目前发展所展示的潜力来看，由于排除掉政治和生态地理等因素，它就无法通过比较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进行“宏大叙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仍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正如老制度主义者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所指出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同样，熊彼特虽然自称其经济发展理论可以与马克思内生经济演化观相媲美，但他不得不承认他有关经济动力学的结构只包括了马克思所涉及的问题范围的一小部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比较创新体系没有“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为了寻求经济绩效最终源泉的圣杯(HolyGrail)”，与诺斯在其学术生涯中所经历的“一个长期且确实是未曾预料到的旅程，从马克思主义到认知科学”(north,1997)有所不同，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令人吃惊：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突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如果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罗根(Georgescu-roegen)的下述名言，上述结论就很平常。罗根早在1971年就指出，“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惟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传统比较经济学代表人物格鲁奇早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老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现在，奥哈诺(o'hara)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注：笔者认为，这还应包括熊彼特。），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o'hara,2000)。更为有意义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科学哲学家把马克思看作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近两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Brown,2001)。由于马克思在“宏大叙事”上无以伦比的魅力，上述研究的深入进行很可能要通过对马克思研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制度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重大创新。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还未起步，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仍局限于马克思与新制度主义以及新老制度主义之间，哲学界对批判现实主义似乎不感兴趣或很少知晓。但笔者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作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国际前沿课题之一，迟早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发生兴趣。我国经济学界只有与哲学界同时甚至率先通过批判性吸收批判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才能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才能完成本文对比较经济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务，才能使这些领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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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hara,p.a.,2000: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6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教育学；高等教育；创新能力；课程改革
随着国际间竞争的激烈展开、我国现行制度的不断改革，社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艰巨。推陈出新已经成为时展的必要途径。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高校作为培养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园地，更应当顺应时代的需要，将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但是由于诸多因素，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忽略了对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缺少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引导，导致我国大学生普遍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
一、大学生创新能力缺失的原因
创新能力是指提出不同于前人或在前人基础上有改进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造成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缺失，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
1.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
我国“重知识传承、轻知识创造”的传统教育是以传授已有知识为目的的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上，我国高等教育一直以教材为模本，知识和技巧照本宣科，教学知识更新缓慢，理论与实践接轨较少，使得学生的思维被限制在教材中，缺乏对社会现状的了解；在教学形式上，以教师讲解为主要形式，教师掌握课堂的主导权，将知识用一种不容质疑的态度灌输给学生。学生作为课堂的“客体”，始终被动地接受知识。课堂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思考和质疑的空间，限制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造成学生思想的依赖性。这种教学模式长期存在也体现出我国高校教师自身创新意识的缺乏。
2.单调的考核方式
现在大学课程内容丰富多样，但是考核方式比较单一。卷面笔试依然是目前大部分课程的主要考核方式，大学生负担着沉重的考试压力。然而考试分数只能考查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不能充分体现学生的创造能力。“一纸定乾坤”的考核方式带来的是学生对死记硬背趋利性的依赖。提交论文也是运用较多的考核方式之一，但是学生对论文的认识和态度存在各种应付的现象。
3.缺乏培养创新能力的平台
许多高校开设多种培养创新能力的课程，并举办各类创新设计大赛。但是目前这些课程活动仍没有纳入教学的主流体系。同时，以、获奖、申请专利等固定标准来衡量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绩效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学生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功利性追求。高校缺乏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学生缺乏开拓创新思维的机会，两者互相促进，不能解决大学生创造力缺失的根本问题。
可以看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主要依靠课堂教学内容、方法的启发以及长期的思维训练。思维训练是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可以解放大学生受到限制的思想，发散学生的想象力，拓展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高校想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就需要建立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为目标、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二、女性主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特点
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兴起，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research）对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主义教育研究（feministresearchineducation）逐步兴起，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知识基础和思路，这对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启发意义。
女性主义教育学又称为女性主义教育论，是近三十多年发展起来的教育思潮。女性主义教育学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研究教育问题，诠释教育目的，参与教学过程。它既是一种对传统男权知识体系批判的宏观方法论，也是一种可以渗透到具体每一节课、关注每一个学生细致的教育办法。
女性主义教育学同样存在很多不同的思想流派，虽然不同流派之间的理论观点和论述各有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消除社会性别偏见、追求教育中性别平等的大前提是一致的。女性主义教育学的关键论点是：
（1）批判传统教育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女性主义认为，教育一直以来存在性别偏见。教育中的知识体系和框架都是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的，尤其在教材中更是充斥着对女性的不公。女性主义教育学致力于消除教育中的性别歧视，期望教学可以成为实现社会性别公平的重要途径。
（2）强调赋权。女性主义教育学主张在尊重每一个学生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平等和民主的师生关系，重视在传统的教学中被忽略了的群体和阶层的声音和经验。课堂教育还关注经验和强调学生参与，主张赋权于学生，让学生放开自己的声音和思想。
（3）推崇质性研究。女性主义教育研究者认为，在教育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问题提出还是研究设计到研究结论，无一例外地打上了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等标记。他们一致地推崇质性研究，力图运用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后经验主义修正已有的经验主义实证方法。
事实上，女性主义教育学早已被我国教育界学者认可并开始运用于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改革，但是他们更多的只是将其与妇女学和教育中性别不公平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女性主义教育学本身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论具有的对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三、女性主义教育学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
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对世界各个领域带来的革新极大冲击了人类的思维，女性主义教育学对教育的影响也同样剧烈。女性主义教育学重视经验、提倡教师与学生地位平等、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可以从最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对权威知识体系和既有观点的反思和质疑，发掘学生的创新潜能。女性主义教育学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打开思考问题的一个新角度
女性主义教育学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带来多大的影响，而在于它富有挑战性的独特视角把我们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性别模式的探讨已经深入到各个研究领域中去，在探讨教学研究、教学内容、课堂模式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时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拓展面。通过对任何学科的性别意识研究，增加科研创新的多元角度；在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学习过程中，以性别角度为出发点，展开知识理论的多元思考。无论是教还是学都能不受传统思维的限制，摆脱固有文化的束缚，打开思路，寻求创新的突破。很多高校开展的多项创新性科研活动其实已经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那么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角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个亮点。
2.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
从目前高等教育依然以教师主导课堂的模式来看，具备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学生的思维培养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最为重要。保守、传统的教师讲求课堂效率和知识传承，其授课方式难以跳出规范框架，也难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才能打破原来的教学模式，带动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散思维。女性主义教育学注重经验的分享，运用女性主义教育学方法的教师首先会从全新的教学内容出发，让学生了解备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情况，了解社会的真实情景，体验现实产生的冲击，引导学生“发声”；其次，这样的经验注重也能让教师从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关心每个学生的经验和知识背景，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需求，发掘学生的个性，建立平等友好的课堂环境，促进学生锻炼与实践自己的“声音”；最后，运用不同常规教学法的教师往往能受到学生的欢迎，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学生们有可以与之探讨、商量甚至辩论的良师，并且这样的探讨又因为教师本身具有的知识背景而不会变得不切实际。可以说，教师的启发与引导是学生学会创新的重要途径；女性主义教育学的方法是学生培养创新能力最合适的平台。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7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特征；路径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97-02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精神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改革文化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文化体制改革概述
（一）文化体制改革概念界定
为了探讨方便，需要首先界定文化和体制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范围上讲有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之分。本文所讲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制度的定义按外延可分三种：一种是关于整个社会形态的，如原始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一种是社会形态下的具体社会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种社会制度下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本文所讲的体制就是指第三种范畴。
文化体制改革也有三个层次涵义：第一层涵义指文化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它要从根本上打破束缚文化生产力的原始体制，而并非对原始体制进行简单的调整，修改或细节的改良。第二层涵义指文化体制改革的功能，它要通过改革原有文化体制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解放文化生产力，促进其发展。第三层涵义是指文化体制改革影响，它是在第一层涵义和第二层涵义的基础上，接着引起社会各层生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变革。本文所讲的文化体制改革指的是第三层涵义［1］。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体现
1、首要价值
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实践，我们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二位”方向和“双百”方针，培育“四有”公民。文化体制改革的进行，正是对这些些思想的积极实践，同时也是对这些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2、重要价值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我国多年来的文化建设，固然成果丰硕，但就文化学意义上的建树而言，并不理想。政府主管部门一度重视的是文化的政治功能，或者经济效益（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便是其典型思路）。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论著，往往重视的是文化的起源和性质、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分类、文化的动力等等，而轻视甚至忽视了文化管理、文化环境、文化主体、文化秩序、文化市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等问题。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建设的角度看，文化体制改革所面对并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的丰富。
3、理论价值
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理论价值，是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文化是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明确认识，而这两年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经营性文化单位和公益性文化单位，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文化单位和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文化单位，从而按照不同需求发展文化，是文化体制改革带给人们的明晰认识。同时，也是对过去很长时期把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认识的一种超越，一种进步。
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历程以及新时期下的特征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如果从1978年算起已经总过了30多年的历程。如果从时间上看，大致经历力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92）体制恢复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长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也推动了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改革。对文化体制而言，主要是恢复到“”之前的体制上去。这一段主要特征：1、在新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文化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2、这种体制主要参考苏联模式；3、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二）第二阶段（1992——2002）摸索进步阶段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的发表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入活力血液，促进了文化体制改革自身的发展。这一段主要特征：1、文化事业在改革中快速成长，实力不断增强，但主要体现在其规模的扩大以及数量的增多；2、重视法制作用，大力进行依法管理，颁布了很多法律条规；3、把建设文化集团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三）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深化拓展阶段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确定了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重要纲领。这之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改革的意义，目标任务更加清晰。文化体制改革被放在了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位置，新的时期文化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1、时代性：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并引导人类社会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文化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渗透，文化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被称为“软实力”。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更是文化战略问题。因此，我国促进文化“走出去”的体制机制成关键，培育一批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集团，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推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立足世界。
2、科学性：新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以法制为基础，深化改革依据健全的法制，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把规范性放在首位，加强引导监督，注重吸收科学发展的先进成果。完善的文化市场法规体系逐渐成熟。
3、创新性:时代性和科学性要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藻生机的源泉。把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相互结合，改革带动了创新，反过来创新又推动了改革。逐渐摒弃了形式主义，根据时代新形势创造出相匹配的新内容。［2］文化市场蓬勃活力，文化产品种类繁多，但文化产业纷纷以“创新”为灵魂，创新才能取胜。
三、新时期下我国文化体制中出现的问题
（一）配套环境成长缓慢，制约改革进程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拓展时期，影响它的主要配套环境主要指：1、经济体制改革能为其开创多大的改革平台，支持水平有多高；2、政治体制改革能为其提供多大的潜在空间；3、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能给予其多少扶持力度。改革越深入，对它的配套环境要求也就越高。而目前看来，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环境真正给予扶持力度并不高。
（二）政府包揽，缺乏活力，良性发展道路尚未形成
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角色任由计划经济的烙印。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政府对文化单位和文化组织人具有绝对的控制。以一种“父爱”的形式对文化产业给予了种种“爱护”，正是这种“爱护”成了文化事业活力发展的束缚。整个文化市场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缺乏进取精神。
（三）文化行业差异扩大，导致复杂改革局面
不同文化行业的在社会中的地位，经济状况依然是分化状态。挂靠国家行政权力的能控制优良文化资源的文化行业，例如，出版社，广电等能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增加行业利润，这样越加的在市场上有地位。而另外的一些拥有非经营性资源的文化行业，例如，公益性的文化机构则往往因为经营困难而落后其他行业。行业之间的实际差异，使改革局面很复杂，难以以一种简单的单一模式来一概而论［3］。
（四）人民精神文化要求日益增大，文化产品供不应求
我国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文化需求过去更加强烈。要求在信息提供、知识支撑、思想启迪、审美娱乐方面及时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目前，我国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还不多，使文化茶品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四、新时期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优化配套环境，支持引导改革环境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将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扎实平台，可以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现代化工具，缩短区域差距以及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赋予文化体制以正义的价值。建立全国性的对文化单位的保障制度，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尤其对公益性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解除后顾之忧［4］。
（二）准确定位政府角色，由“管办”角色向“引导”角色转变
新时期下，我国已经逐步进入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政府的角色也应该从“父爱”到“独立发展”转变。政府作为文化组织的直接资源提供者应弱化，政府是仲裁者，积极引导文化组织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力逐渐从对文化组织的微观管理中退出。文化组织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由社会承担。
（三）区分行业，重组业务，增强改革活力
不同行业差异的存在，使得政府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行业现实中的差异。区分公益性文化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推动公共文化部门和广电出版社等部门分别按照行政化方向和产业化方向前进。［5］同时根据行业差异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重新进行整合，将原来政府对广电，出版社的管办的职能分离出去，增强所有文化行业的活力。
（四）增强文化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要求
人的素质大体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三个方面。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提供更好的优质文化服务，能够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和创造力，同时能满足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比如创造出优质电影，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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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8
论文摘要：本文概述了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论证了科学发展观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探索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校园文化的举措：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服务意识；坚持统筹兼顾，使校园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管理机制；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
一、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
高校校园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员工的传承与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校园文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文化，主要指校园建筑、教学、办公和科研设施、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与高校相关的校园环境等。它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整个校园文化的外在标志。二是精神文化，它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总的来说，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存在的价值意义，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同的校园文化使各个大学拥有不同的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人类共同性
“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取得成果的总和”。［1］（p6）无论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对前人成果的坚持、批判、吸收和继承。文化为全人类所创造又为全人类所享有。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学校园文化仍具有人类的共同性。
2、文化的时代性
任何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原始人创造文字，驯养、繁殖动物、种植植物，创造了原始文化；蒸汽机的发明，产业革命的完成推动人类进入近代文化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闻世开创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文化的新纪元。总之，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校园文化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3、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按其产生与存在而言，原本都是民族的。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p64）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正是共同的文化使56个民族统一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为此，民族性是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4、文化的阶级性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无阶级社会里，文化活动的创造总是群体性的。因此，反映这些群体活动的人类文化带有该群体的共同特征。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带有阶级色彩。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和科技文化成果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工具和专制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一切文化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是社会主义校园文化与私有制条件下的校园文化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学校建设乃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具有重要功能。
1、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导向功能
大学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把全校师生员工引导到学校确定的目标上来。具体来说，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高校应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将所有的教职员工的事业心和成功欲转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人生追求、信条和行为准则。形成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共同为学校建设事业而辛勤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学校倡导什么、鼓励什么、师生员工的注意力必然就会集中到什么方面。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办学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吸引师生员工结合自己的岗位职责，把实现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2、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凝聚功能
校园文化所包含的全体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等群体意识，就像一种精神粘合剂，可以使师生员工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根本上一致。为此，校园文化的凝聚功能不仅来于校内也来于校外，具体体现在校园文化精神上。校园文化精神是学校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和认同的价值观念，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一旦形成，它对大学师生员工具有无形的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它能使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进而立足本职，做好工作，形成一种心理需求，从而增强学校成员的凝聚力和荣誉感。
3、大学校园文化具有激励功能
校园文化是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在学校建设中，它是最能体现学校风格和特征的意识形态。它反映着师生员工的共同心声，一幅好的校训，一首好的校歌，就会营造一片校园文化的氛围，一次健康有益的大型活动，往往会使师生员工终生难忘，良好的文化氛围能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从而使学校产生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良好风气，对学校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4、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约束功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校文化依据党的基本理论和宪法、法律的规定，结合学校的具体实际，形成校纪、校规、校风、校训以及各项制度等，是师生员工的行为规范。它表现为一定的纪律性和规范性，它赞扬什么、反对什么、规定大家怎么做，如何做，要求大家沿着规定的目标前进。凡是符合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必将得到肯定和鼓励，而违背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校园文化对每位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
5、大学校园文化具有辅射功能
校园文化塑造着学校的形象，反映着学校的个性特征，也是一所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标志。校园文化一旦形成，便会成为一种能够不可忽视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学校建设和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会辅射到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对一个学生来说，通过学校的招生广告开始就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入校后加之学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感染和熏陶，直到他毕业走向社会都会念念不忘。一些学校实施学、产、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送科技到农村，送科技到工厂，请专家到学校。学校和企业联姻，在这种办学模式下，学生、教师和社会接触的范围日益扩大，校园文化的辅射功能日益凸显。
三、科学发展观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推进理论创新的要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2、科学发展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文化，主要表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和办学行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高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高校办学的灵魂，关系着高校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创造性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尊重办学规律，坚持高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自觉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大学生为本，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优秀人才。这是我国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必须长期坚持。
3、科学发展观是制定校园文化建设各项制度的依据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更新观念，培育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精神，创造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而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就是科学发展观，只有尊重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的制度才会民主、科学、规范，使各项制度服务于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4、科学发展观是促进校园文化功能发挥的保证
校园文化建设涉及到高校建设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功能的发挥，科学发展观是重要的保证。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能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能保证制定正确的规章制度；就能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实施；就能保证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保证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
1、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健全以党委为核心的党政工团协调配合的领导机制。做到这一点，一是各级领导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和根本指针，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二是把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科学安排，全面落实。三是坚持以教职员工为本，不断提高合作意识和服务意识。四是坚持学习加强理论修养和品格行为修养，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并经常反思和探究实现领导作风好转的有效途径，保证从源头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2、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服务意识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校园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职员工的建设，关键是提高教职员工的素质和能力。以实现教职员工的发展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就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从教职员工的实际出发，从国家和学校建设的全局出发，把服务于教职员工作为首要任务。从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不断提高教职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使广大教职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荣辱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校园文化的建设者，推进校园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3、坚持统筹兼顾，使校园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一是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克服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始终注意统筹兼顾、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相异相生的格局。这种格局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这里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导向，以培养中华民族精神为要求，构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把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上下一致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秉承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为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和谐。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构建以优秀文化为主流特征的文化氛围。
4、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管理机制
制度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为了达到无意境界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手段，是为了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有章、有序、有效开展的手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离不开制度的强化，而后用情景来内化。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大多数人的思想文化意识水平还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条件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这些制度涉及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如，党委工作制度、行政指挥决策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务教学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组织人事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安全保卫制度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立健全这些制度的关键是：一是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即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一致。二是保证制度的科学性，根据学校建设的具体情况，符合学校的办学规律。三是保证制度的制订程序性，从教职员工中来到教职员工中去。四是保证制度的实效性，各项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满足广大教职员工的需要，制度拥有了群众，就会使制度内化为现实。
5、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理论和行动上的开拓创新。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不畏艰险的勇气，另一方面，必须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所需的理论功底、知识水平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一定要立足于学校的现实条件，注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一致。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已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其相适应的社会主导文化相适应，同时，时代的发展和前进，高校自身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校园文化建设从内容和形式上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就必须进行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永葆先进性的源泉。校园文化建设物质方面的创新就要注意在财力允许的基础上，注重环境的全方位优化、干净整洁、设备仪器及教学设施的不断更新，以增强学校外在的感召力。在精神文化方面，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3］。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丰富和发展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内容，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发挥出独特的功能。
参考文献：
［1］祝西莹，徐淑霞.中西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出版社，2005.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9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表彰*4—*5年度部直属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此，我代表部党组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向我部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近年来，我部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部署，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次受到表彰的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30名优秀党员和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刚才3位同志的发言，事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希望我部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学习，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的宝贵经验；学习优秀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忠诚党的事业，热心党务工作，钻研党建业务，勤奋敬业、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各单位党组织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典型事迹，在我部形成一个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一流队伍、培育一流作风、创造一流业绩，不断推进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把我部机关建设成为学习型、创新型、效率型、和谐型、务实型、清廉型的机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下面，我就加强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讲三点意见。
一、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年的光辉历程。回首过去，历史昭示我们，对先进性的不懈追求引导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靠的就是自身的先进性。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由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而发展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也是党的先进性。今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新局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从根本上讲，还是靠党的先进性。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历史。先进性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几年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部党组的领导下，我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部署，紧紧围绕部里中心工作，牢记“两个务必”，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力推动了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特别是去年扎实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实践，使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是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服务“三农”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取得丰硕实践成果。我们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五种能力”，为中心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各级党组织按照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要求，落实中央关于关键在取得实效和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工程的指示精神，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广泛开展“服务农村基层、服务农民群众”的主题实践活动，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建设明显加强，软弱涣散或不健全的党支部得到整顿和调整充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得到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以继承和发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进一步改进，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
二是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党内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取得丰硕制度成果。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环节，既严格执行行之有效的制度，又不断补充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特别是注意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部党组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意见》，初步建立健全了党员学习教育、党员管理、联系群众、党内民主、党内监督以及机关党建工作领导保障等制度，机关党委和各单位党组织也制定了有关配套规章制度，为实现党员教育经常化、党内生活制度化、党员管理规范化、发挥作用具体化、服务群众长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切实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确保了党建工作思想到位、精力到位、工作措施到位。
三是加强重大课题调研，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加强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取得丰硕理论成果。各级党组织紧密结合“三农”工作实际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分析研究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规律，深化新形势下加强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坚持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按照突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要求，每年都围绕“三农”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和推动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既是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益启示。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就是要不断丰富实践成果、完善制度成果、深化理论成果，将不断取得“三个成果”的要求贯穿于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坚持以提高党员素质为首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必须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根本原则，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坚持以发扬党内民主为动力源泉，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必须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价值取向，始终保持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努力探索和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必须坚持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根本支撑，将品质先进、能力先进、行为先进落实到岗位实践中。
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扎实推进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
去年，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上，曾庆红同志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我们党自身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适应时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本质特征、目标任务、原则要求和检验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与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伟大实践中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全面把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时代内涵、根本任务、实践主体、实现途径和根本依据，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不断增强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加强我部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与和谐机关建设中体现先进性，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一是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在加强理论武装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重视思想建党、思想立党、思想兴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条基本经验。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实现思想上的先进性，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必须不断推进理论武装工作，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不懈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教育群众，推动工作、指导实践，使广大党员保持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把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放在突出位置，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科学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能力和有力措施。
二是强化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在夯实组织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基础在于全体党员共同努力，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确保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既是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证。要坚持重视基层、服务基层、加强基层，努力探索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有效形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改进工作方式，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活力，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规律，促使广大党员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促进者、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成为平常时期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来的时代先锋，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强化党风政风建设，在作风和形象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外在表现。加强和改进党风政风建设不仅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得以体现的重要保证。在作风上体现先进性，重要的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以农民利益为重，准确把握农民群众的所需、所急、所忧、所盼，诚心诚意地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提高为农村基层、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和能力。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培育和形成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相承接、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好作风。在作风上体现先进性，还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学习贯彻，不断增强意识和纪律观念，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四是强化长效机制建设，在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制度上体现先进性，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廉洁施政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党内制度建设，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当前重点是抓好长效机制的各项制度的落实，要把制定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完善制度内容，另一方面要提出落实制度的工作措施和保障措施，不仅要从制度上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还必须明确规定违反制度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保证所制定的制度行得通、做得到、管得住、用得好。
五是强化和谐机关建设，在坚持以人为本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和谐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而且对提高机关建设整体水平、促进业务工作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提高机关干部职工思想道德素质，是构建和谐机关的基础和关键。当前要结合开展“创建文明机关、促进政风建设，坚持执政为民、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和谐机关建设。要培育积极向上的机关文化，加强规范化的机关管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营造团结和谐的机关人文环境，引导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促进干部职工身心得到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强化和谐机关建设最直接、最具体的要求。
我部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单位领导班子要切实肩负起加强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即将发表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全面贯彻落实。二是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实践活动，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八荣八耻”，增强党的观念和纪律意识。三是继续抓好“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以良好的作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交流活动，并与“创建文明机关、促进政风建设，坚持执政为民、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结合起来，推进机关作风建设。四是继续做好先进性教育活动巩固扩大成果工作，抓好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的督促落实，抓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完善和落实。五是大力宣传“两优一先”先进事迹，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六是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7年底前工作要点》，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同时，还要将加强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反商业贿赂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协调配合，整体推进。
三、不断深化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成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党的先进性在“三农”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也赋予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新的时代要求。我们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抓好先进性建设的各项工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来衡量和评价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际效果。
一是增强理想信念意识，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坚定的理想信念，志存高远，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境界，也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强大精神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历史任务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是我部广大党员实践理想信念的重要舞台。我们要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脚踏实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把党的先进性落实到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和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我部广大党员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良好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之中。
二是增强科学发展意识，以科学的理论统领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我部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增强科学发展意识，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中的统领地位，将科学发展的意识落实到集中发展之智、善谋发展之策、优化发展环境、破解发展难题、取得发展实效上来。要坚持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把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转化为谋划新农村建设的正确思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
三是增强执政为民意识，以优良作风促进新农村建设。坚持执政为民，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新时期党员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增强执政为民意识，首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当前特别要深入学习贯彻吴官正同志视察我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以良好的作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命题的无限生命力，心系亿万农民群众，切实转变职能和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作出尊重民权、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的正确决策，不提脱离实际的口号，不定超越现实的目标，不搞劳民伤财的工程。要在决策、执法、监督、落实等各个环节建立和完善切实有效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执行力度，以务实高效的工作推动新农村建设。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清正廉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把党纪国法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
四是增强开拓创新意识，以创新的工作推动新农村建设。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实施“三大战略”、“九大行动”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新部署，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弘扬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增强开拓创新的本领，加快开拓创新的步伐。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农村，深入实际，了解农民的真实意愿和要求，把握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转折期的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环境变化，寻找、把握新的机遇和工作着力点。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和农民群众的好做法和成功经验。要积极探索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把实事办实、好事做好，使创新真正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动力。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0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embracing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