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司新政策篇1
股票是一种代表财产权的有价证券，包含着股东可以依其持有的股票要求股份公司按规定分配股息和红利的请求权。股票作为一种证权证券（证券是权利一种物化的外在形式，是权力的载体，权力已经存在），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体现在将来的必要收益和有限期限的现值。因此收益的来源有二：从股份公司领取股息和分享公司红利，其次是建立在股票流通基础上的差价收益或资本利得。从股票本身的性质来说，将来必要收益主要的体现形式应该是股息和红利，而不是目前大多数中国股民所追求的资本利得。
作为证券市场的另一端，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也很复杂。上市公司不愿意将股利或红利分给股东，毕竟资本的流出对于公司来说弊大于利，但同时又希望能通过证券市场大幅融资。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分红更多希望发挥它的信号作用，分红成为吸引购买的噱头，是一种吸引投资的手段。这种违背事物正常规律的现象自然会引起监管层面的注意。
为了限制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和稳定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2000、2011年，证监会连续新规定，这使得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发放的连续性，成为人们衡量上市公司价值的一个新的重要参考依据。上市公司也开始注意到股利政策的重要性，实行现金股利分配的公司也日渐增加。本文要研究的正是通过政策制定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化的情况，探讨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背景下的现金股利分配动机。
二、文献回顾与观点综述
在我国，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现金红利的现象并不多见，而低派现则比较普遍，而且不多见的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较大比例都推出了融资计划。在新政策之限制下，上市公司为了能在证券市场再融资成功，必须要连续发放现金股利。这时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的特殊背景提出了控股股东、二元股权结构、关联方交易等影响因素，在监管制度化之后再融资与现金股利正相关，而且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显著相关（丁萌萌，2008）。
一些实证结果证实了easterbrook（1984）假说，说明当上市公司存在其他控制成本的治理机制时，即公司治理较好时股利发放量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股利政策作为一种能有效降低成本的机制，此时的作用有所减弱。说明现金股利是有效公司治理的替代，而不是有效公司治理的结果（翟敏，2008）。
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融资要求，并通过股利政策来达到证监会的再融资条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着人为的特殊分布，通过分红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了分红、再融资公司的10%和6%现象；为了满足证监会和投资者的分红要求，更重要的是出于大股东套现目的，上市公司采取分红后融资的方式，目的只是为了融资（段亚琼，2005）。
股利政策是一种企业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目前尚不规范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出台了一些行政法规进行规范。这些行政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作用，主要表现在有关再融资和股利政策挂钩的政策出台后，不分配的现象减少了，采用现金股利政策的公司数量显著增加了。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起来是上市公司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其实只是为了取得将来的再融资资格。有的上市公司还利用现金分红降低净资产的方法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就使得规范股利分配的相关行政法规的效果打了折扣。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如果规范的过于详细，就可能对企业的分配政策形成不必要的干预（肖鹏，2007）。
我国上市公司拥有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影响不大，公司在经营业绩较好、拥有较多自由现金时可能不会发放现金股利，可能会利用这些富余现金进行投资，以期收到更大收益。而在公司经营业绩较差、自由现金较少时，由于没有较好的投资机会，也存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可能性（张溪，2006）。
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再融资监管政策持积极态度。认为证监会将现金分红作为企业再融资的必要条件，尽管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保证我国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有助于转变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其次，现金分红的条件将促使企业真正从自身发展需要和资金需要状况进行再融资；最后，有助于减少市场投机行为（李平凤，2001）。
综上所述，前人对上市公司再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鲜有在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后，运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比监管层政策出台前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分析上市公司再融资与现金股利分配动机。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证监会融资政策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和在此影响下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监管层面和上市公司层面分别给出适当的建议。
三、证监会新政策下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与现金股利分配动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1991-2011年20年时间作为研究区间，研究证监会再融资新政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处理样本数据。
（一）因素分析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1）证监会的再融资政策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这一因素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其结论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里不再赘述。（2）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设定为一个干扰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证券业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数量。假设没有监管层的新政策，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总数量也会随着总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多。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剔除因上市公司规模总量增多带来的干扰。（3）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果上市公司在某一指定年份经营状况良好，那么企业有理由在下一年度发放股利；但如果在没有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发放股利，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受到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应算一个干扰因素考虑进来。（4）上市公司个体发放现金股利金额的大小。金额的大小不仅受公司实力和监管层制度限制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企业特殊融资目的的影响。具体来说，连续少量发放现金股利，在满足“游戏规则”成功圈钱的同时，还能以此吸引投资者的目光。
（二）假说提出
证监会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抑制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2000年，出台了关于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必须满足最近三年有分红派息的规定；2001年又了《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审核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关于上市公司的分配情况，应当关注公司上市以来最近三年历次分红派息情况，特别是现金分红占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董事会对于不分配所陈述的理由。”
此规定的提高了上市公司增股再融资的门槛，为了能够达到再融资的条件，笔者猜测原本不打算分配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为了实现增股的目的会连续至少三年分配现金股利。这就使得再融资成为上市公司制定股利分配政策的动机之一。证监会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每年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多。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证监会再融资新政策颁布后，每年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比重增多。
我国90%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尚未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而流通股股东众多，股权高度分散，股利政策完全由国有股和法人股控制。又因为股价的波动几乎不对非流通股股东产生影响，因此非流通股股东并不关心股价，而是更关心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再加上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久，大部分上市公司上市时间不长，有强烈的扩张欲望，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大，因此相比西方上市公司，我国上市公司更愿意利润留存而不是用来分红，所以笔者猜想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动机是为了实现再融资，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是在政策转变下被动的分红而不是真正出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同时，由于再融资增发股票需要支付大额的手续费用，上市公司会想尽办法节约成本，所以再融资前连续三年发放现金股利的金额能少则少，一旦再融资成功，股利分配次数也将会大大减少，甚至不再分配股利。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2：证监会再融资新政策颁布后，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与之后3年内是否再融资正相关。
假设3：证监会再融资新政策颁布后，再融资成功的上市公司再融资前连续3年每年发放现金股利的金额小于没有发生再融资的上市公司。
假设4：证监会再融资新政策颁布后，上市公司再融资成功后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降低。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本文以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总体，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以1991-2011年20年时间作为研究区间。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描述性分析方法。为了研究证监会再融资新政是否促使更多的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本文按再融资政策前后把研究区间分为了两个时段：1990-1999和2000-2011，以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重为研究样本进行逐年分析（见表1和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颁布新政前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比重均值为46.10%，政策后的均值达到70.20%，增加了2/3倍。运用SpSS软件对这两个时段的“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样本数/公司样本总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这两个阶段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结果sig.=0.007，t=-2.648，说明“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样本数/公司样本总数”在政策前后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假设1成立，证监会再融资政策的促使更多的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
为了研究再融资新政颁布后，增股成功的上市公司增股后继续发放现金股利的情况，我们选取2003-2011年所有发生过增股行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逐年分析。由表3中数据可知，增发股票后继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比重由增股后第1年的66.63%降到了第8年的53.33%，并呈现递减的趋势，说明证监会再融资新政策颁布后，上市公司再融资成功后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降低，假设4成立。然而大部分的公司（≥50%）仍然选择了每年继续发放现金股利，由于政策颁布距离现在时间较短（11年），观测区间只有8年，所以继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比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到50%以下还有待验证。虽然继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比重截至2011年始终是在50%以上，看上去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数据分析告诉我们这个比重的趋势是逐年递减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政策颁布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动机是否真实，我们以现金股利再投资回报率为衡量指标，选取2000-2010年所有发生的现金股利的再投资回报率为研究样本，一共7007个，分为两组：发放现金股利后三年内发生增股行为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再投资回报率和没有发生增股行为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再投资回报率，比较他们的大小，如果前者不小于后者，则说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说明其动机就是为了实现再融资。我们运用eXCeL对这两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发放现金股利后三年内发生增股行为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再投资回报率均值为7.928134，没有发生增股行为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再投资回报率均值为31.324539，后者是前者的3.95倍，三年内成功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平均金额远远小于三年内没有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平均金额，很显然，上市公司为了实现再融资虽然在证监会规定的年限内发放了现金股利，但是却为了节约成本故意压低现金股利金额，这种行为不仅没有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反而是对投资者的欺骗，假设3成立。
3.相关性分析。我们选取2000-2011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每个公司的每一个年度为一个样本），一共10727个，利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来研究再融资政策颁布后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与之后三年内是否再融资之间的相关性。由表5、表6可知，再融资政策后，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iF与3年内是否再融资Soe的相关系数为0.073，显著性水平为0.000，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2，这说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再融资的要求开始关注发放现金分红的重要性，证监会的这一举措促进了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利益分配，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但是由之前的分析可知，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利益分配的动机是为了实现再融资。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证监会的再融资政策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但上市公司在政策的约束下以较低的金额发放现金股利，一旦融资成功，再发放的积极性明显降低。上市公司再融资前连续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不是出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是为了成功再融资。但无论如何，监管层的再融资政策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建议
对应本文的结论，笔者认为监管层的政策和监管方法有待改进，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和融资策略等方面也有问题，需要予以调整。
就上市公司层面本文提出如下四条建议：
1.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培育多元投资主体。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是由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和股权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因此，分散股权和改善股权结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前重点应以市场为基础，在降低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积极引进多元持股主体，逐步解决公司治理的“极强控制”和“极弱控制”问题。
2.上市公司应在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时提高盈利质量。利润是公司分配股利的主要来源，上市公司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的同时具有较高的盈利质量是股东获得长期、稳定的现金股利的经济基础。所以上市公司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强化经营管理，大力创新，不断增强公司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力争使企业的所有盈余都能为企业带来真切的现金流量，从本质上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
3.拓宽融资渠道。大规模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同时进行更大规模的再融资将会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融资渠道的拓宽需要国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和公司自身努力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上市公司本身必须完善经营、维持公司形象、提高信誉度，为将来再筹资创造条件。对于有条件的公司，可以尝试引入国外资本。这样由外资受让一部分以前的非流通股，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由数量庞大的非流通股全流通对二级市场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能优化公司治理、改善公司业绩，更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公司股权分布的稳定性，从而减少投机。
4.采用分类股东表决机制，消除控股股东控制现象。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具体方案可以由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召开类别股东大会，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开投票，确保流通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的存在使得中小股东基本没有发言权。投资者对投资回报会根据投入的多少抱有不同的期望值。中小股东不仅应有充分表达的机会，而且其利益也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采用分类股东表决机制，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开投票，可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并逐步消除控股股东控制现象。
就监管层面本文提出如下五条建议：
1.完善所得税税制。发挥所得税对股利分配的调控功能。上市公司三种股利分配方式中：现金股利按20%税率征收，如果是个人投资者从上海、深圳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取得的股利收入减按50%征收个税，也就是10%的税率；用盈余公积金送红股，按每股面值1元征税20%（纳税前一般可扣减1年期银行存款利息）；而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纳税。笔者建议将这三种股利分配方式的课税比率重新调整，适当调低现金股利分配的征收税率，例如按5%税率征收。这将是促进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重要的政策手段。
2.加强现金分红信息披露机制监管。有关部门应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现金分红信息。对于异常派现的行为，监管部门应令其披露异常派现的原因并加强审查，对于没有解释和没有合理理由的上市公司应予以适当处罚。通过监管部门强有力的监管，不仅可以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障，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念转变，同时信息披露力度的加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3.采用股息支付率指标。采用股息支付率指标，可以保证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数额得以量化。在采用股息支付率指标前，首先要求监管部门或交易所确认一个股息支付率（股利分配额占上市公司当年净利润的比率）。监管部门或交易所应确定这一指标的最低比率，并对该指标进行标准化，从而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数额得到量化，进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这种通过政策干预来对股息支付率进行硬性约束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系股价、监督控股股东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作用。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2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 财务政策
一、引言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相关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大量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事项“赶集”出现在2005年年报，2006半年报、年报中，尤其是2006年报反映较为明显。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上市公司的财务政策受到哪些影响，如何通过财务政策的调整提高投资回报，降低融资成本，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投资政策、融资政策、利润分配政策、风险管理政策等方面，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
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新会计准则对投资政策的影响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投资的类型进行重分类，将部分短期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债券投资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扩充了投资的种类，增加了对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同时大规模的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在市场不充分的条件下较困难，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留下空间。准则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不允许采用购买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为操纵合并价格和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粉饰报表的行为，然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并不能杜绝操纵行为，上市公司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合并策略操纵利润。如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尽量避免合并过程中商誉的形成，追求负商誉，既可以增加企业合并当期的利润，又避免了合并年度以后复杂的商誉减值测试；合并方故意更改合并类型，如果被合并方实现较大的利润，合并方有动机将本质上不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包装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获得期初至合并日实现利润的享有额；如果被并方当年亏损，合并方就有动力为追求负商誉，将本质上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包装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可以预期，新准则实施后企业合并将出现两种状况，被合并方的经营业绩好的情况下，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更加普遍，一些企业甚至可能诉诸交易设计，或者在经营业绩达不到预定目标时突击进行不具经济实质的报表重组；被合并方的经营业绩较差的情况下，合并方更愿意进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通过对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操控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1570家上市公司中有411家上市公司按照准则规定将企业合并分类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其中，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有186家上市公司。有133家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包含被合并方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利润，占有此类交易公司净利润总额的5.8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有225家上市公司，119家上市公司形成了商誉，因投资成本小于所占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而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有72家上市公司，占发生该类交易公司利润总额的4.66％。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的第一年。只有26.18％的上市公司按照要求对合并类型进行了分类，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并没有完全的落实到每个上市公司，合并给合并方带来的报表上利润的增加大约在5％左右，属于正常的利润增幅。从广义上讲，上市公司的投资政策还包括了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新准则中无形资产准则体现了与国际惯例趋同，符合条件的开发费用资本化，进行分期摊销缓解了对利润的压力，提高了经营者在研发投入上的热情。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少数有长期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有利，它们投入的项目开发经费计人无形资产后在未来能够产生效益，因此，这些公司会加大研发的比例，使产品更具有竞争力，而对一些缺乏核心技术和优质资源的公司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二)新会计准则对融资政策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一些资本结构不合理的上市公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将部分债务转化为普通股，改变资本结构，降低其从债权人那里获得新资金的难度。新准则规定，债务人以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利得，计人当期损益，若上市公司采用现金偿还债务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在报表上反应的利润中包括了一部分债务重组的损益。将债务转为资本的，债务人应当将债权人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计人当期损益，这与以往会计制度将重组利得计人资本公积的做法有很大不同。若上市公司采用债务转资本方式的债务重组，一方面可以确认重组利得，另一方面调整了公司的负债和股本规模，通过债务重组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减小了负债比例，同时增加了股本，改变了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财务指标得到改善，降低了负债公司的融资风险。实证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中已经St或面临pt，控股股东可能会出于维持公司业绩或保住壳资源的考虑，通过债务重组为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帮助其保牌。2007年度1570家上市公司中，316家上市公司发生了债务重组，因债务重组产生的营业外收支净额占157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的1.29％，其中229家上市公司作为债务人获得了债务重组收益。316家上市公司中多数都披露了债务重组对营业外收支的影响金额，但披露债务重组具体内容的详尽程度各不相同。少数上市公司披露了债务重组过程中公允价值的取得方式。个别公司债务重组利得较大，存在债务重组的“赶集”现象。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较低而其市盈率较高，股权融资成本的低廉以及较少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优先选择股权融资，加之融资工具种类少、长期贷款的风险大，使得上市公司偏好选择股权融资，在资金不能得到股权融资的满足时，才不得不求助于债务融资，并且在债务融资中更愿意选择容易获得的短期负债融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不少公司把境外上市作为其实现融资的途径，但我国企业在境外市场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治理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会计准则不能够与国际接轨，既不能得到境外投资者的充分认可，又必须按照国际准则重新编制财务报告。新准则顺应了资本市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加透明可比的财务信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新会计准则将有助于促进企业在境外融资，帮助高层管理人员作出境外融资的决策。降低融资成本。以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为例，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内地与香港地区披露的年报差异基本消除，为香港地区投资者境内投资以及内地上市公司在香港地区融资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新会计准则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
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管理者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也是尚未解决的财务理论问题之一。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相应的调整其会计政策和财务政策，增加了股利分配的复杂性，股利分配的决策难度更大。另外，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以及对进入资本公积的项目作出严格限制，企业将确认越来越多的持有利得或损失以及非经营性
损益，这些利得或损失是已确认但未实现，缺乏相应的现金流量，导致企业报表上体现的净利润与现金流量相互背离。采用公允价值之后，未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损失都要加以确认，若股市连续牛市则企业报表中就会反映许多未实现收益，未实现收益属于净利润的一部分，按照公司法可以对其进行分配，这就可能导致收益实质上的超分配。尤其对于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讲，对汇率、利率和交易价格变动都是非常敏感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将导致在不同会计期间的经营业绩出现大幅波动。因此，实施新准则后，要求管理层必须区分已实现损益和未实现损益、经营性损益和非经营性损益，在股利分配时力求稳健。此外，对于企业集团来讲，如果集团内部公司间有频繁的大额交易时，管理层还必须决定利润分配是以母公司个别报表上的净利润为基础，还是以合并报表上的净利润为基础，不得将集团内公司间交易的未实现利润予以分配，否则将损害甚至危及整个企业集团的资本保持。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3
政策性金融公司跟普通公司一样,从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因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形成的委托问题,为了防范此问题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的不良负面影响,需要引入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委托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但政策性金融公司跟普通公司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它往往是一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维护金融安全、支持经济发展等公共职能,这种特殊的经济学属性造成了政策性金融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理论指引
根据普遍接受的概念,公司治理被定义为关于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它包括以法律制度、监管制度、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外部治理,以及以组织结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治理,涉及决策、激励、监督三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公司能否顺利完成各项职能的关键性因素。公司治理的本质,是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
依据分配主体不同,公司治理理论一般分为三种:一是资本雇用劳动,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二是劳动雇用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三是利益相关者分享资本和劳动,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所有利益相关者掌握。这三种理论分别对应了出资者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经营者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
出资者利益至上模式强调出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强调产权明晰基础上的权、责、利的对等,强调公司内部的市场化程度,强调内、外治理机制的共同和互补性作用及其必要性;经营者为核心模式则注重实现公司人力价值的最大化,强调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的成长和创新中的作用,将公司治理视为公司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的制度保障;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模式则认为应该确保公司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强调公司的实质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不仅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还由与公司发生密切关系的利益主体共同签署。
可见,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范围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如果公司产出的经济成果以及随之而生的风险,主要在出资人之间分享和分担,那么就应该选择出资者利益至上模式;如果成果和风险主要由出资者和经营者共同分享和分担,那么就应该选择经营者为核心模式;如果成果和风险的拥有者和承担者,不再仅仅是出资者和经营者,还包括了公司外部人,那么就应该选择共同治理模式。这为我们探讨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治理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分析框架。
外部效应特征决定治理模式
在经济学上,经营成果影响范围一般用外部效应来衡量。外部效应,是指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该概念常常和公共物品联系在一起。一家公司外部效应越强,其经营成果就越可能是公共物品,影响的主要当事人就越多。政策性金融公司为行业内、外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就具有这样的公共物品属性。其经营成果不仅局限于公司内部,还会影响到金融行业的其它机构。实际上,政策性金融公司的产生也是源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外部效应。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运行状况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附带影响。当金融部门稳健经营时,实体经济部门可以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此时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反之,当金融部门从事高风险活动时,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健康发展,此时产生负的外部效应。负的金融外部效应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严重时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过去100年间历次的经济危机,都发端于金融市场的崩溃,就可见一斑。对于金融行业外部效应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介入,即一方面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直接干预,以此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但政府介入并不能保证所有问题的有效解决,因为政府有时也会失灵。解决金融外部效应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也就是由产生负外部效应的机构与其它机构进行协商,签订契约,由其它受外部效应之害的机构支付费用给产生正外部效应的机构。产生正外部效应的机构通常就是政策性金融公司。
不难看出,金融行业有着较其它行业不具备的外部效应特征,而政策性金融公司作为衔接行政和市场之间的纽带,承担着协助政府向金融行业内其他机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较普通金融机构而言,其外部效应更为显著。公司经营的好外,不仅直接影响公司内部人的利益,还关系到整个金融领域的稳定;不仅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承担着公司经营的风险,而且外部其它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风险,甚至是相对更大的风险。这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当事人不仅局限于公司内部的出资者和经营者,也包括了所有与金融市场稳定有关的各主要利益主体。
其中,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出资者的政府部门(如:行业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履行最后贷款人义务的央行、作为公司重要人力资本的经营人员、与公司业务有重要联系的其它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消费者。它们都在政策性金融公司中拥有各自重要的利益诉求,并且都承担着因公司经营不力形成的金融市场系统风险,为了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需要用一定的制度安排对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利益休戚相关又相互制衡的关系网,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治理特点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模式由于脱离了产权安排的束缚,所以只能依据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能力划定治理份额。但是,各利益群体的谈判能力具有天然的差异,且悬殊巨大。在与政策性金融公司发生密切联系的利益群体中,最强势的主体无疑是跟政府联系密切的行政机构,最弱势的主体则为金融消费者。在这两大主体之间展开的谈判,最终形成的结果只能是几个具有政府背景的强势利益相关者达成妥协共治的治理安排,使公司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向它们转移,并可能因为侵害到弱势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而触发系列连锁反应,形成较大的负外部效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需要通过立法强制提高较弱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能力,强化其对强势利益主体责任的要求,并强制提高强势利益主体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专门的法律法规是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治理基石。
另外,因为政策性金融公司作为外部效应很强的公司,仅向普通金融机构或金融消费者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吸引除国资机构以外的投资者,所以,它的产权性质基本为国有独资。当这种产权性质与以法律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相遇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通公司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在政策性金融公司中被异化成:出资机构和行权机构的分离、行权机构与委托人的分离、委托人和经营者的分离。
源于共同治理模式的出资机构和行权机构分离,从理论上会要求政府从行政隶属而非资金来源角度,选择行业监管机构代出资机构行使政策性金融公司股东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出资机构通常会利用公共资金看护人的身份,重新介入到公司的日常监管中,形成了出资机构和监管机构共同管理公司的格局。根据合作监管博弈模型可以证明,这种既不是出资机构根据产权制度行使主要管理职权,也不是监管机构根据专业审慎监管原则行使统一管理职权的情况,容易造成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外部治理效率下降。
源于国有独资产权性质的行权机构与委托人分离,使得作为政策性金融公司委托人的国有股权行权具体实施人(如:行权机构及其雇员)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是事实上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所有者缺位。解决方法有两种思路:其一是构造非政府化的国有委托人,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通过清晰的产权链条改善委托人问题;其二是引入独立于国有股权行权机构以外的人士,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强化对委托人的外部约束力量。由于要求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国有委托人不应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而必须是纯粹的所有者,缺乏可操作性,所以,通过增强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力度,发挥对委托人的外部监督作用,就成为唯一现实的可行方法。
源于委托关系的委托人和经营者分离,会产生跟普通公司类似的问题,但由于国有产权主体人格化程度不可能与私有产权达到同一层次,国有行权机构的委托人对政策性金融公司经营层的产权约束机制也不可能与私有产权约束机制一样有效,这就需要引入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因为高水平的信息披露将有利于合理配置出资机构、行权机构、经营者及外部利益相关群体权利和义务,并明晰和强化董事会及成员的治理责任,同时,可以保障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低成本获得公司各类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从而降低其监督成本。
改进建议
首先,提升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高度。自1994年成立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首批三家政策性金融公司后,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相关的法律配套建设却较为滞后,法律层次最高仅止于部门规章。为了保证不同利益相关群体能够在公司重大治理安排的谈判和实际份额的分配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建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单独立法的形式,对政策性金融公司治理的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进行规范。可以先将《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内容单独列出,并结合国际经验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添加新的内容,最终形成法律层次较高的《中国政策性金融公司法》,利用法律的强制力压缩强势利益相关者利用行政资源与弱势利益相关者开展不对等博弈的空间,保护整个金融市场中弱小利益群体的利益。
其次,明确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行权机构和出资机构的分工。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多为财政部门出资,行业监管部门监管,由于职责划分不清,财政部门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也有很大的监管权利,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风险。建议从增进公司治理整体绩效的角度出发,取消多头管理,采取与我国“一行三会”分业审慎金融监管体制相适应的一元化监管的外部治理模式,明确行业监管部门为唯一行权机构,以减少不必要的部门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行业监管机构要从政策性公司的治理安排中彻底退出,相反,为了防止行业监管机构滥用公共资源,保障国有资金的安全,在非行业监管机构弱化日常事务管理工作的同时,应该在内部治理中,承担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监督工作,尤其是在财务领域的监督工作。因此,需要对公司行权机构和出资机构的主要职责进行明确的划分,遵循的原则是由行业监管机构主导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外部治理,非行业监管机构则主要承担内部治理中的监督职能。
再次,增强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董事会的共同治理特征。目前,政策性金融公司董事会成员绝大多数为政府官员,造成董事会仅执行政府部门的命令,而很少采纳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且,由于没有更多来自其它利益群体的监督,政府型的董事会往往蕴藏着高于普通公司的道德风险,因此,建议在政策性金融公司董事会中体现出以增进全社会成员整体福利为目标的共同参与治理理念,既要保证行业监管机构对公司事务的主导性,又要尽可能吸纳行业内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代表。可以遵循无利害关系和称职胜任原则选聘一定比例人数的独立董事,借助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监督制衡行权机构的委托人。同时,将主要的经营权交由职业经理,由其具体负责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方案,实施董事会决议,进行日常经营活动,董事会则专注负责公司发展战略、投融资、薪酬考核、内部控制制度安排等重大管理决策,确保对公司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监督。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4
关键词：租赁政策；中外对比；政策扶持；政策套利
一、引言
融资租赁于20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融资租赁现已成为美国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方式。20世纪80年代融资租赁作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产物被引入中国，历经三十余年的沉浮起落，近几年融资租赁公司呈现“井喷式”发展。根据《2013年中国融资（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的统计，2011年中国融资租赁交易额已达到603.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68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国的渗透率仅为4.97%，相比于美国21%的渗透率，仍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无论中外，政策都为租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租赁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税收抵免制度”吸引了大量投资人进入租赁行业，进而带动了美国租赁业的蓬勃发展。近几年中国融资租赁业的繁荣更是与政策息息相关，上海自贸区、天津东疆保税区及深圳前海自贸区的政策优惠引发了租赁公司的集聚现象。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租赁政策对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两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一是与国外的租赁扶持政策相比，我国在税务、会计、保险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尚不完备。比如租赁资产的加速折旧政策、降低租赁企业税负、政府设立租赁专项基金等均是国外比较成功的政策案例。二是“假外资”租赁公司与“空壳”租赁公司的政策套利问题比较严重。“假外资”公司利用外债额度的优势开展资金通道业务，而“空壳”租赁公司空拿牌照获得补贴，并不开展实际业务。显然，这两类公司的存在使得租赁公司促进设备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
本文即基于政策扶持与规避政策套利两个视角，借鉴国外租赁业的政策经验，以期为中国租赁业提高政策成效略尽绵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方面：
1.本文从租赁业外延的五个方面（税收、会计、法律、监管及其他）入手分类比较国内外租赁政策，该分类标准与中外租赁专家、学者的观点一致。与现存文献相比，本文除包含税务、会计等财务内容外，也对法律、监管方面有所涉及，因此在政策内容的比较上更为完备、全面。
2.以往文献只提及了与租赁相关的扶持政策，而对如何规避“政策套利”现象鲜有涉及。本文分析了中国租赁业“政策套利”现象的成因及现状，并对如何规避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租赁政策进行研究。比如周英章、金戈（2001）从税收、保险、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分析了国外政府对租赁业的扶持政策，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李刚等（2009）对东方航空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发现经营租赁的一个动机很可能是隐藏负债和降低资产负债率，进而建议不断健全完善租赁会计准则、正确界定真实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丛林（2015）借鉴爱尔兰发展飞机租赁的政策经验，建议我国政府适度放开融资和资本管制、简化管理并促进关联产业发展；高圣平（2014）从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的视角，分析了基础设施融资租赁交易的现实与法律困境，并提出“应善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尽量减少过时的法律规定给金融创新带来的桎梏”；孙磊（2012）对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改革有利于降低承租人税负，但使得租赁公司的流转税负略有增加。
综上，目前关于租赁政策的研究有些针对具体行业提出建议，有些则针对租赁业外延的某一角度（如会计、法律）。本文则从租赁业外延出发，对中外的赁政策进行全方位比较，希望为租赁政策构建出较为完善、清晰的框架，并对政策如何促进行业发展有所启示。
三、国外租赁扶持政策与中国政策现状
本文采用史燕平关于租赁业外延的定义，从税收、会计、法律、监管及其他五个方面对中外租赁业政策进行比较。
1.税收。作为租赁产业的支柱之一，税收制度在美国租赁业的发展初期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2年美国税法首次提出了“投资税收抵免制度”（investmenttaxCredit-itC）。根据itC，在投资者投资设备的当年，其投资金额的一定百分比可以抵扣应纳税额。这一税收优惠措施为出租人节省了税收资金，出租人又进一步通过降低租金的形式将“税收好处”转移给承租人，最终吸引了大量企业涉足租赁行业。1981年，美国推行“经济复兴税法”。该税法进一步扩大了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并对“真实租赁”（truelease）与“有条件销售”（ConditionalSale）作了严格区分。除美国以外，英国、德国、日本与澳大利亚等国也实施过itC政策，对国内租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在2000年也曾对国企实行过itC政策，规定使用租赁引进设备的国企纳税时可抵消新增利润纳税额的40%。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应纳税额大于等于可抵免税额时，政策才有效；否则政策的优惠效应不能完全发挥。当时我国国企业务亏损，因而itC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失效，未能达到期望的政策效果。
此外，降低税率也是一种途径。爱尔兰即为“低税负”的典型国家，其规定所得税率为12.5%，远低于我国的25%的税率。低税率促进了当地飞机租赁业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陆续推出了适用于租赁业的多种税收优惠措施，以天津为例，其现存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营业税、所得税、契税、出口退税等多个税种。值得一提的是，“营改增”对以售后回租占比巨大的中国租赁业是一记重创，改革后针对营业税的政策或已失效，但在改革之前该类政策确实起到了吸引投资的作用。
2.会计。在会计方面，美国对租赁业实行加速折旧政策以促进行业发展。折旧费用可以从应纳税额中扣除，因此每年的折旧费用越大，当年的税收抵免越多。尽管租赁年限短于法定折旧年限，但税法允许在资产租期内计提足额折旧，这进一步增加了租赁的“税收好处”。
爱尔兰在飞机租赁业占据“龙头”地位，这与其灵活的折旧政策密不可分。在爱尔兰，飞机的经营性租赁允许使用8年加速折旧，且残值为零，这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税负。
我国并未允许租赁业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当资产的会计折旧年限高于税务折旧年限时，不允许根据最低税务折旧年限对资产计提折旧。该折旧处理方式使我国租赁企业的税负显著高于国际水平。
3.法律。世界各国租赁业的立法情况不一，有些国家对租赁业专门立法，有些国家则并无专门立法。
对租赁业专门立法的国家有法国、巴西。法国租赁业受《关于从事融资租赁的法律》监管。巴西则在1974年与1981年分别颁布了《6099号法》与《巴西进口租赁法》，两部法规对成立租赁公司的最低资本及资产负债比作了规定。特别地，巴西法律规定国外投资者只能拥有公司1/3的表决权和公司全部股本的55%，以保证本国企业的权益。
对租赁业不实行专门立法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英国的租赁业受合同法限制，日本租赁业受民法与商法限制。德国则依据股权结构将租赁公司分类，银行股权比例大于20%的租赁企业受银行法监管。
另外，还存在由专门立法向不专门立法转型的国家，比如韩国。1998年以前，韩国租赁业由《租赁业促进法》管理；1998年以后，韩国取消了对租赁业的专门立法，租赁业由《金融业特别信用法案》管理。
我国并无针对租赁业的专门立法，与融资租赁相关的法律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合同法，一是物权法项下的担保法。其中融资租赁合同隶属于合同法分论，该分论为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提供了法律参考。
4.监管。根据世界各国的监管实践，对租赁业的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最小资本要求、财务比率要求和经营范围要求等方面。
俄罗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对租赁企业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在俄罗斯，主营业务中至少有40%来源于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才能获得租赁执照；法国租赁企业的成立则需经由全国信贷理事会的批准；西班牙的租赁企业审批由央行负责。在意大利，业务规模超过5000亿里拉的大型融资租赁公司必须在意大利中央银行进行注册。
在最小资本和财务比率要求方面，法国规定资本（及自有资金）与长期资产的比例需达到6∶10，资本（及自有资金）与总风险资产的比率不得少于1∶20；西班牙规定租赁企业的最小资本为500万欧元，且资本充足率要大于8%；韩国在1998年对租赁业的市场准入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以后，租赁企业的最小资本也由100亿韩元增加为200亿韩元。
有些国家对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监管。比如日本的租赁公司不能开展房地产、证券及分期销售业务。
我国主要对租赁业的市场准入与注册资本进行监管。设立租赁公司的审批主体有商务部与银监会，其中商务部负责审批内资试点租赁公司与外资租赁公司，而银监会负责审批金融租赁公司。其中，内资试点租赁公司的最低注册资金为1.7亿元人民币，外资租赁公司的最低注册资金为1000万美元，且外商投资者的总资产不能少于500万美元。
对于金融租赁公司，2012年以前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金为5亿元，2012年的修订后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将最低注册资本金降低为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并提出了必须满足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5.其他。各国对租赁业的相关政策除上述提及的税收、会计、法律与监管以外，还包括保险与补贴等。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产省服务产业局、中小企业厅和保险局联合推出的租赁信用保险制度，为日本中小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通过租赁公司提供低利息的美元贷款，租赁企业通过“武士租赁”改善了日本的贸易收支情况。
我国的租赁业政策“特色”主要体现在：（1）鼓励特定投资人（如江苏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同胞投资者开办租赁企业，广东鼓励小微企业及民营企业等）；（2）鼓励特定行业（如天津鼓励飞机、船舶，福建鼓励新能源汽车、大中型医疗设备等）；（3）对租赁企业及其高管发放补贴（上海、天津均有开办费补贴奖励及高管与专业人员补贴）。
四、租赁业政策套利现象及对策
目前我国租赁业主要存在两类政策套利现象：一是由外资租赁公司借外债政策导致的“假外资”现象；二是由补贴导致的“空壳公司”现象。
在筹资方面，我国对外商投资租赁企业在借外债方面的政策十分优厚。根据规定，外资租赁公司可借外债额度为其净资产的10倍。很多民企变身“假外资”租赁公司，专门利用该项优惠政策从事外债资金的通道业务。监管层目前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通过规定租赁公司的实质业务、存续期限等打击“假外资”。
为鼓励投资融资租赁业，多地政府均向新开办的租赁企业及企业高管发放补贴。以上海自贸区为例，根据《浦东新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实施细则》，根据注册资本不同，对新引进的融资租赁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500万元～1500万元不等。对注册资本达到10亿元以上的大型融资租赁机构高管给予每人一次性住（租）房补贴20万元，对注册资本1亿元（含）以上的租赁企业高管也给予一定额度的人才补贴。优厚的补贴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资人，但也导致了“壳公司”。一些公司在注册资金到位后套取补贴，空拿牌照而不发展租赁业务。目前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已采取约谈租赁公司高管的方式调查业务状况，说明监管层已开始关注政策套利问题。
其实，政策套利现象在中外均存在，政策制定者应通过一定手段对政策受益主体加以限制。如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为保证受益主体为租赁业，其对“真正租赁”（trueLease）进行了界定，税务局对“真正租赁”与“有条件销售”进行严格区分。我国监管层在监管方式上，可从业务开展、缴税情况、股东背景等多个方面排查“假外资”与“壳公司”。此外，由于资金通道业务大多采取售后回租模式，且回租资产大多为数额较大的旧固定资产，承租人以中小企业及制造类企业为主，监管层应对回租资产及承租人类型予以重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租赁业外延方面的政策而言，我国在扶持力度上与国外相比尚有差距。表1对比较情况进行了总结。
五、结论
通过前文对中外租赁政策的对比，我国租赁业政策在以下三个方面尚存改进空间：
1.进一步加大会计与税收的政策优惠力度。会计与税收的政策优惠可以为企业减轻纳税负担、节省财务成本。我国应考虑加速折旧政策、降低税负等扶持政策，这对机等大型设备尤为重要。
2.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融资租赁业服务中小企业。日本的租赁信用保险制度就提供了一个有益启示。当作为承租人的中小企业破产违约时，租赁公司可以从保险基金中获得未收回租金的50%作为补偿。专项基金的设立既可保证政策受益的对象为中小企业，也为出租人提供了风险保障，从而激励租赁公司促进中小企业的设备升级。目前国内的中小企业多采用外资租赁公司的通道业务融资，如果政府可以设立中小企业设备租赁的专项基金，那么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假外资”政策套利之余，更可发挥租赁促进设备升级的作用。
3.监管层通过调查业务开展状况、股东背景、回租资产及承租人类型等多方面信息打击政策套利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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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刚，陈利军，陈倩，etal.经营租赁的真实动机――基于东方航空公司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9，（B02）：121-128.
[3]丛林.从爱尔兰经验看国内飞机租赁业[J].中国金融，2015，（5）：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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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磊.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利弊分析[J].上海金融，2012，（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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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阳，雪松.融资租赁的监管[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浙江省金融研究院课题“国外租赁公司与厂商合作模式研究”（项目号：LS15002）。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5
面向未来，北京金融业面临全新的挑战。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新的局面，北京面临更大的区域间竞争压力；北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将大幅提高，中资金融机构面临外资金融机构日益强势的市场竞争以及金融国际竞争规则的挑战。总部金融中心的定位既明确了北京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体现了北京金融业的鲜明特色，又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天津的“离岸金融中心”有所区别，不会打乱国家整体金融战略布局。所以北京应该扬长避短，大力促进金融业发展，保证后奥运时期北京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实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城市的目标。当前亟待进行的如下几项工作，可以概括为“宣示一大定位，优化四个环境、推动三项工作”。
一、宣示北京总部金融中心的定位
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北京总部金融中心的定位，这是在综合衡量北京金融发展的历史基础、现实状况，客观比较北京发展金融业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的前提下，为北京金融业发展确立的最可行和最可为的定位。因此，北京应该鲜明地亮出自己总部金融中心的名片，大力宣示自己总部金融中心的定位。
二、优化总部金融中心发展的四个环境
（一）优化政策环境
总部经济是北京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其金融服务一定要适应总部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在地域空间上分离后，一般由总部通过资金链对各分公司、子公司进行有效控制，这是以总部高度的资金调控自由和强大的资金融通渠道为支撑的。尤其对于跨国公司，宽松自由的资金融通渠道、安全稳定的资金管理手段以及先进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是总部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保障。因而，北京有必要根据总部经济的特征尤其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金融需求进行相应的金融政策创新，以不断优化总部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总部经济的金融政策创新优化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跨国公司总部与其境内子公司的统一资金管理政策
统一境内子公司的资金管理是地区总部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资金运作模式。但根据我国现行有关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得相互有偿调拨资金，因而地区总部资金管理的职能难以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调节方式：①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来调剂子公司之间的资金余缺；②通过设立财务公司来调剂子公司之间的资金余缺；③资金划转集合管理，这是国际上常见的跨国公司总部的资金管理工具，即地区总部和子公司可以在不同银行开户，地区总部账户为实际账户，地区总部和子公司之间涉及到无贸易背景的实际资金划转，通过每日的资金调拨，实现子公司账户资金零余额管理。（2）总部的跨境资金管理政策作为地区总部，不仅要求能对境内子公司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还希望实现对境外子公司资金筹措的集中管理，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以及对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但根据我国现行外汇法规政策，上述要求难以实现。我们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做如下政策考虑：①允许地区总部在境内银行开立离岸资金管理账户，借助离岸资金管理账户来实现对境外子公司的日常资金头寸管理；②开辟特别通道，允许地区总部按规定条件与境外关联企业有偿调拨资金，在确保境内跨国公司资金来源真实、对外融资安全、如期有偿返回的前提下，允许其将未分配利润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调拨给境外关联企业；③在规定限额或借用外债比例等前提条件下，允许境内地区总部通过自有资金或向母公司、子公司筹集资金，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3）总部外汇管理政策
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企业总部可以在银行除开设外汇资本金账户外，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一个以上的外汇账户，保留较高的外汇结算账户限额，并可以依法在境内划转外汇资金。同时，为有效发挥总部的资金集中管理职能，可以尝试在外汇管理部门严格审核的情况下，由总部进行集中进口付汇和出口收汇。
（4）总部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管理政策
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管理是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的重要职能之一，尤其对于采用总部经济运作模式的企业来说，总部机构更多的是通过资本纽带对于外域的分公司、子公司加以控制和管理，而这都必须以高效完善的资本运作与投融资管理政策为支撑。针对这一实际，可以考虑如下措施：①在严格审核总部企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给予总部企业更大的信贷支持；②允许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更深层次地介入资本运作市场；③加快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总部职能的发挥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二）优化人才环境
人力资源是发展总部金融中心所需的基础资源，也是企业总部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由于金融总部主要履行的是战略决策、资源管理、资本运作、研究开发、市场推广等重要职能，因而形成与总部职能相适应的战略性人力资源供给是发展总部金融中心的客观需求。跨国金融公司在地区总部迁移或设立新的区域性分支机构过程中，会伴随着公司战略性人才的流动；同时，总部机构与各分支机构之间在经营管理活动中也存在经常性的人事交流，尤其对于较为稀缺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门技术人才，在不改变国籍及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经常需要跨国、跨地区自由交往。因此，我们要为跨国金融企业总部人才的自由流动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务。例如，给予在北京入驻的跨国金融公司地区总部高层工作人员长期或多次有效签证、落地签证的便利；为外籍人士子女教育提供国际化的语言学校。为了营造总部金融中心发展的人才环境，我们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吸引金融企业总部需要的战略性人才流入。积极吸引和培育一批既懂跨国金融运作又深谙中国金融市场的综合性人才，满足越来越多的跨国金融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对此类人才的巨大需求。建立专门的总部金融人才资源储备库和交流中心，降低金融企业总部对所需人才的获得成本，提高入驻金融企业总部的启动效率。
（三）优化硬件环境
基础设施条件是跨国金融公司地区总部选址时考虑的仅次于政治稳定性的第二重要因素。地区总部作为跨国金融公司设在国外的重要决策和管理部门，为减少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需要掌握大量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及其变化趋势，且与公司总部和地区内子公司保持沟通。这些信息不仅交换量大，而且又多为跨国公司的国际交换，因而对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如同轴电缆、光缆、交换机系统、传输装置、卫星天线等的要求很高。同时，地区总部的业务活动，需要一系列与人员流动与业务交流相关的基础设施作保障，因而对国际航空港、高速公路网、国际饭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设施有较高要求。北京在这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也有需要优化和加强的地方。例如，应建设生态社区，除了建设商务写字楼宇等建筑之外，要注意建设绿色空间；要实现商务中心区的功能多样化。除了布局办公室楼宇外，要适当布局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创造更加满足高级金融白领需要的具有活力的社区；需要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加快城市道路和轨道系统的建设，特别要重点解决好商务中心区的交通问题。
（四）优化市场环境
北京建设总部金融中心要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上取得突破。一是继续完善产权交易功能，推动和支持产权交易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产权交易中介服务，使北京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产权交易中心市场。二是发挥北京市保险总部经济的优势，推动区域性保险中心市场和再保险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三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房地产金融市场，积极发展贷款二级交易市场。四是积极争取发展债券柜台交易市场和股票场外交易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深度参与全国金融产业链的构建和专业化分工合作，促进直接融资市场加快发展。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创业资本市场，推动风险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创业投资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此外要健全金融组织体系，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与金融业务密切相关的中介机构。
三、推动总部金融中心发展的三项工作
（一）率先在全国建成较为完善的信用体系
建设总部金融中心离不开健全的信用体系。北京完全有条件率先在全国建成较为完善的信用体系。要建立跨机构、跨行业的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主干的金融征信网络，推动信用信息在金融系统内的加速流动和适度共享。要充分发挥市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要完善信用法规体系，推进社会信用标准化建设，大力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业，完善行业信用监管体系。要倡导信用产品的使用，积极培育信用市场需求，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和守信受益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从而将金融信用网络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推动资金信用信息与基础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
（二）强化对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
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必须紧紧瞄准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实现在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前提下的共同成长与互利共赢。据测算，到201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将达1000亿元人民币，从而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搭上文化创意产业这一类新兴产业的快车，积极提供贴身定做式的金融服务，在与新兴产业的共同成长中实现做强做大。为此，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基于知识产权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而该体系的建设，关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建立第三方知识产权评价中心及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评价制度，改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环境，打通其投融资瓶颈；落实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完工保证制度，设立文化创意产业担保公司，为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或企业提供融资保证和完工保证。同时加强示范效应，以保障金融机构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完工保证可由再保险公司、先导基金和担保公司从事再保险；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并发展衍生服务产业，例如，建立内容和技术托管服务(technologyescrowServices)产业，使得源代码及原始创作(SourceCodes)得以交易或授权使用，活跃版权等无形资产交易市场。
（三）编制预案以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
股利政策是现代企业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它是企业筹资和投资活动的延续，也是筹资和投资的基础。恰当的股利分配政策不仅能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能建立起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信心，从而为公司创造一个优良的融资环境，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影响股利政策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如公司的盈利能力、股票价格、融资能力等。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问题，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动因往往更加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上市公司制定适当的股利政策，达到财务管理和经营活动的目标，也有利于股东提高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促使其进行理性投资。
一、股利政策的基本内容
股利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股利支付率政策，即确定每股实际分配盈余与可分配盈余的比例的高低；（2）股利分配政策，是指采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还是剩余股利政策，抑或是固定股利政策；（3）股利支付形式政策，常见的股利形式有现金股利、股票股利、配股股利以及股票回购。
（一）股利支付率政策的影响因素
作为一种高风险的金融资产，股票的投资者承受着高投资风险，而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则是投资者们投资股票目的。公司发放的股利越多，股利支付率越高，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越大，越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司信誉，使公司股票市值上升。但是过高的股利支付率，也会使公司的留存收益减少，从而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
（二）股利分配政策
税后利润的留存与分配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分配过多，则公司内部留存相应减少；反之亦然。对两者比例的分配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资本成本、公司的价值，甚至公司的长远发展等等。因此，公司应权衡利弊，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比例，制定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股利分配政策。
二、股利支付率政策的影响因素
（一）投资机会
公司未来投资机会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股利政策的选择。当公司的投资机会很多时，该公司一方面，将盈余保留于公司内部用于投资。另一方面，若公司缺少较好投资机会则应当将现金发放给投资者。Jensen和meckling认为，当公司的投资机会较多，但可支配的现金流量相对较少，则股东可容忍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率。魏刚和蒋义宏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问题，结果发现上市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主要是因为有较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因为流通股股东不喜欢现金股利。
一般而言，投资机会对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
1.赢得投资机会的数量。企业的现金流属于股东，管理层不应保留收益，除非在同等的风险程度下其再投资收益率较股东为高。如果企业有大量的能够获利的投资机会，那么它就会降低目标支付率，如果只有很少获利投资机会则相反。
2.加速或推迟项目的可能性。加速或推迟项目的能力会帮助企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股利政策。拥有较强加速或推迟项目能力的企业，可以根据公司资金来源充足与否决定项目实行的时机，而无须使自身股利政策发生巨大的改变。
（二）筹资能力
1.赢利能力。公司的赢利能力影响其股利支付率政策的制定。从本质而言，股利政策是公司对取得的净利润，在缴纳所得税及提取各种公积金后，在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或者留在公司进行再投资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因此，从理论上说，盈利水平是股利发放水平的最高上限。Baker于1985年通过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318家上市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即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公用事业三个行业中，公司股利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预期的未来盈利水平。吕长江、王克敏于1999年利用Lintner信号模型研究了深沪两市1997、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全部316家上市公司，认为股利支付水平主要取决于公司当期的盈利水平及其未来变化。
2.新股发行成本。发行新股的交易费用和负面信号效应都是新股发行的成本。新股发行成本高则应降低股利支付率，用留存收益这样融资成本较低的内部权益融资替行新股的外部权益融资。
3.融资能力。融资能力是上市公司确定股利支付率高低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合理运用股利政策，不仅能树立起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也能调整公司财务指标，使之符合监管部门的融资要求，确保公司拥有长期、稳定的再融资能力。伍利娜、高强和彭燕于2003年利用沪深两市2000—2001年的派现公司作为总体样本，探求影响“异常高派现”的因素，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非常重视股市再融资的资格，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越接近配股达标区间（6%，7%），越容易发生高派现。石桂峰和欧阳令南则从西宁特钢的高额现金股利、可转换债券融资的一系列财务决策入手，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高额现金股利与再融资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西宁特钢高额现金股利的原因在于通过高额派现调整净资产收益率，进而达到监管部门关于可转换债券审批的监管要求。其他一些研究者通过实证也得到类似结论。
（三）股利政策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1.股东对现时收入和未来收入的偏好。股东对现时收入和未来收入的不同偏好使其即使面临着相同的预算约束也会对现金流入的时机和数量产生不同的选择。偏好现时收入的股东更喜欢高股利支付率的股利政策，偏好未来收入的股东则更愿意公司保留更多的留存收益以保证公司长期发展。
2.股利和资本利得的风险性。普通股股东的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股利收入；二是资本利得。一鸟在手理论认为高股利支付率可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因为投资者认为现金股利的风险小于潜在的资本利得。偏好能安全到手的股利的股东往往要求公司支付稳定的股利。
3.资本利得相对于股利的税收优惠。国家的税收政策会影响股东的收益，从而引起股东对股利政策的选择。税收偏好理论认为长期资本利得比股利有更多地税收优势，投资者更愿意公司保留留存收益。一些高股利收入的股东为了避税往往反对公司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
（四）公司股票价格
股价最适理论认为过低的股价会降低公司信誉，而过高股价却会降低股票的流动性和交易的活跃性，合理且稳定的股价是公司的追求目标之一，而股利支付率会影响股价的波动，因而维持适宜股价是公司制定股利支付率政策的必要考虑。Baker在1985年通过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318家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认为维持或提高公司股票价格的需要是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陈国辉和赵春光以1996年底以前在深、沪两市上市并在1997年发放股利或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全部a股公司为总体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分类统计分析进行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股票价格与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均为正相关。
（五）偿债能力
目前，普遍看法是该指标在上市公司确定其股利支付率时产生重要影响。原红旗认为公司偿债能力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流通性来对现金股利起制约作用，而严峻的筹资环境是偿债能力指标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吕长江、王克敏对1997—1999年深沪两市中曾支付过现金股利的231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股利分配政策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公司偿债能力越弱，其股利支付率就越低，而公司股利支付率越高则其负债能力就越强。而杨奇原、李礼以200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国有性质”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支付率政策时并不是很重视偿债能力指标。
三、股利政策的选择
公司目前所处发展阶段是公司选择股利分配政策的最主要因素，因为这种对发展阶段的定位决定了公司未来的发展取向，并会带动其他诸多要素进行变化。因此，公司应根据具体的发展阶段选择适用的股利政策。通常认为：处于初创阶段的公司，经营风险高，融资能力弱，是一个纯粹的现金净流出阶段，为降低财务风险，公司应选择不分配或者剩余型股利政策；处于高速成长阶段的公司，需要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以此达到规模优势，必须进行大量投资，理论上不宜宣派股利，然而由于公司已具有一定规模，投资者往往有分配股利的要求，为平衡双方要求，应采用低经常性股利加额外支付型的股利政策；处于稳定增长阶段的公司，其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收入稳定增长，生产能力扩张的投资需求减少，广告费开支比例下降，现金流动表现为净现金流入量，通常具备持续支付较高股利的能力，应采用稳定增长股利政策；进入成熟阶段的公司，由于市场趋于饱和，销售收入不再增长，利润水平稳定，且有相当盈余和资金积累，可考虑由稳定增长型股利政策转为固定型股利政策，以与公司的整个发展阶段相适应；而处于衰退阶段的公司，如果公司不被解散或被其他公司所重组与兼并，就要投资进入新的行业和领域，以寻求新增长点，投资需求增加，然而公司在此阶段的通常实际情况是产品销售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已失去高股利支付能力，应采用剩余型股利政策。
综上，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相关因素众多，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往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些可量化而有些不可量化，其综合影响也不可能仅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所以，股利政策的制定需要针对具体环境进行定性分析以达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最大限度达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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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晓颖.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8，（1）.
[3]于桂红.鼓励影响政策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4，（9）.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7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不足；金融支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5年，央行在全国五省区推动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以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供给不足问题。2006年银监会颁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后来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指明道路，更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其他金融服务等金融支持。
一、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独特原因
1.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截止到2013年第一季度，在我国工商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经达到4062.92万户，私营企业数量达到1096.67万户，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这其中尤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创造的城镇就业岗位为突出贡献。然而后续资金疲软导致他们的发展受到阻碍，外源正规资金获取困难。虽然深交易所已经开设中小企业板，但对象主要针对高科技企业，大量中小企业仍难以进入市场融资。而自身规模小、缺乏抵押物等问题又制约着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初就设定其主要任务为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小额、分散”为其原则，这种灵活便捷的贷款方式以及比民间借贷更加规范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之道，有效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截止2012年末，小额贷款公司已达6000多家，贷款余额达到5921亿元。据各地统计局资料分析，小额贷款公司投向农村和微小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80%，为新农村的建设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资金支持。
2.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民间资本的合规运营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仅温州、山西、鄂尔多斯、陕北、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数量就到达6万亿之多。大量沉淀的民间资本本来可以对支持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非政府机构不许从事金融活动，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在非正规金融模式下存在的民间资本催生了民间高利贷经济。伴随着非法集资、暴力收贷等违法行为，致使民间资本盛行的地方金融秩序被破坏，变得难以治理。而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有效地计量我国民间资本规模，有利于监管机构出台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政策制度，为我国民间金融的合法经营指明了发展方向。“新36条”出台后，各地积极响应，可以说这一新政亦为民间资本转入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3.小额信贷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由于小微信贷是金融领域刚刚兴起的一场伟大变革，未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政策的扶持，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现阶段各家银行陷入流动性困境，使中小企业融资难上加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小额贷款公司以其“微、散”的经营模式，和方便快捷的服务，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的当前融资困境。新世纪以来国家开始意识到地下金融的不规范是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不利因素，开始着手整顿地下金融，各地的新政都显示出引导地下金融发展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趋势，这也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契机。另一方面，随着人们金融知识的普及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和小额贷款公司“微贷”经营满足了小短急的资金需求，及对小额贷款公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步建立起信任机制，未来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广阔。
二、基于雄县泰斗通小额贷款公司的分析
1.融资渠道狭窄，业务单一，金融支持不足
小额贷款公司的建立，政府只给予提倡鼓励，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优惠和支持措施，而资金来源有限与市场空间需求量大之间的矛盾也导致小额贷款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资金短缺现象。虽然为了农村金融体系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银监会降低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参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始终强调“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但民间资金进入仍存在隐患，后劲不足。而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单一、只贷不存，专营贷款风险也高度集中，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金融服务不到位现象难以彻底根治。
2.从业人员素质较低，难以控制经营风险
小额信贷公司作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本来需要大量的具有专业知识水平和丰富业务经验的人才，但受到无论从规模上、盈利上还是职工薪酬待遇上的制约，绝大多数小额信贷公司会选聘有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员工。雄县泰斗通小额贷款公司处于雄县，区域内原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相对较差，学历不高，对新的金融政策领悟不到位，加之缺乏对从业人员规范系统的业务技能培训，不可避免地导致从业人员的低素质，使其难以实现专业化管理，员工在开办业务过程中对风险认识不足，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运行造成威胁。
3.地位特殊，缺乏对其有效监管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经营货币业务的特殊机构却不受银监会的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机构为各地方金融办，其监管水平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能力远远达不到对经营货币这种特殊行业监管的要求。这种情况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司组织结构和风险控制能力不完善。而从小额贷款公司增长之速来看，雄县境内几家小额贷款公司陆续开业，短期内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扩张从某种程度上具有发展的盲目性，并没有对当地需求进行有效分析，反而会造成无序的竞争，对有效监管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4.政策支持不足，盈利水平低下
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收入主要是贷款利息收入，利润来源比较单一。在税收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并不享有金融业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税收方面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按照《公司法》的管理要求履行纳税义务，要承担较重的利税负担。无论从收入来源、实际收入，还是公司的税后利润，利润率都会很不理想。考虑到风险因素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收益率甚至会低于工商企业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盈利水平必然会影响公司股东的投资积极性和战略投资者的加入，影响公司的进一步壮大发展。（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广春.浅谈新农村建设小额贷款的解决途径[J].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9期
[2]沈俊伟.当前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金融实务，2011年第2期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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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扩散。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部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9
关键词：绿色小额信贷；精准扶贫；环保；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
一、绿色小额信贷的界定及其意义
河北省贫困人口较多，且保定、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属于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域，扶贫任务重。且大部分城市环境污染情况严重。小额信贷是指针对低收入人群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无担保贷款，其从国外诞生之日起就有扶贫的性质。绿色小额信贷兼具扶贫和环保的双重特性，其定义围绕“在推进社会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和保护环境的同时保持财政活力”的目标展开，指的是清洁技术和小额贷款结合，它集小额信贷与绿色信贷于一体。河北省农村地区开展绿色小额信贷，是解决环保和扶贫的理想工具。
二、开展绿色小额信贷的现实困难--主体缺位
1.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利可图
绿色小额信贷源于小额信贷，并且更多的关注小额信贷在解决贫困和环境方面的作用，主要就是为农民和其他借款人的环保养殖和绿色微型企业提供信贷和技术援助。绿色小额信贷是金融机构在生态农业背景下创新出的新型信贷产品，实现小额信贷与绿色经济的综合发展。其特征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这就要求绿色小额信贷应比其他小额信贷的利率更低，给予农村居民更多优惠，才能起到扶贫和促进环境保护的作用。然而，商业性金融机构本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企业，追求盈利，利息较高。绿色小额信贷的公益性和其盈利性有天然的对立关系。
（1）商业银行
河北省银行业近年来飞速发展，以5家国有银行为核心，带动和引入了一批股份制银行，新建了一批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发展迅猛。
以保定市为例，上图为保定市2003年到2014年各项贷款余额，从2008年起，贷款余额增速明显加快。截至2015年末，保定市各项贷款余额2431.35亿元，同比增长13.88%，居全省第五位，发展势头迅猛。但其所占比例较大的贷款业务，集中在企业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业务，尽管有“赤道原则”的推动和约束，绿色信贷逐渐在商业银行开展，但是其一般贷放给规模较大、业务成熟的企业，且较少发放信用贷款，以抵押贷款居多。绿色小额信贷无论从性质还是业务模式看，都无法和商业银行体系相对接。
（2）小额贷款公司
截止2015年末，河北小贷公司270多家，贷款余额281。47亿元。尽管从2011年开始，小贷公司数量出现迅速增加，但总的贷款余额规模比较稳定，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还相差甚远。
就保定而言，截止2015年末，注册小额贷款公司97家，贷款余额52.96亿元。课题组通过走访保定部分区县的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总结其以下特征：
①服务对象主要为城镇小微企业和农村富户。保定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应具有弱势群体性与贷款额度的微小性（何广文，2006）。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绝大多数都具有商业性，盈利性作为其主要经营目标，必然存在嫌贫爱富的特质。商业银行由于其优势在客户的选择上会更偏重大企业，而个体户等小微企业和农村富户往往资金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转而求助小贷公司。这些客户信誉较好，且有抵押品，通常为了进行生产经营而进行借贷，是小贷公司的理想客户。保定地区非省会城市，金融机构入驻数量较少，为小额贷款公司开展此类客户的业务也提供了机会。就目前来看，此类具有生产性的贷款业务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核心业务。而消费贷款数量较少。同时，由于客户的文化水平及金融知识水平有限，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有限，多为熟人介绍，客户来源比较稳定。
②信用贷款占比较少。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由于大多数小贷公司资金规模小、业务少，且私人设立，所以其风控要求较高。业务中信用贷款所占比例很小。
③贷款利率普遍偏高。通过走访发现，保定地区小贷公司名义年利率介于6%-17%之间。但经过调查发现，在资金紧缺情况下，小贷公司与其客户会避开监管私下签订合同，所以起实际利率可能更高。
④贷款期限普遍较短，额度较小。小贷公司贷款多集中在短期，3到9个月较为普遍。这是由于小贷公司利率相对较高，客户多为解决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同时，从小贷公司本身来说，为了控制风险，小贷公司较少发放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发放贷款额度很小，多集中在10万以下，走访中最高额度贷款不超过200万。
小贷公司产生的历史和本质，应该较符合扶贫的性质，但就河北省目前的小贷公司，商业性质较为突出，多为抵押贷款，利息较高，对象多为资质好的客户，难以符合绿色小额信贷的低息及无抵押的特征。
2.政策性金融业务空白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扶贫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近年来在河北农村地区的贡献也较为突出，贷款余额连年增长，占全省贷款总额比重较大。从理论上说，政策性金融可能更符合绿色小额信贷低息的特点。但是调研中发现，农业发展银行更注重大额贷款的发放。近年来，农发行也比较注重扶贫与绿色金融，包括支持新疆水资源节约灌溉、京津冀绿色有机食品等项目；扶贫项目包括支持棚户区改造、新农村建设、特色产业扶贫等。但其特点都是所设项目资金额巨大，借款主体都是规模较大企业或政府融资平台。其效果也比较良好，但无疑不能从农民个人角度直接获得贷款，降低了扶贫和环保的针对性。
三、绿色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探讨
尽管绿色小额信贷诸多好处，但目前金融机构的缺位现象，成为绿色小额信贷供给的最大困难。商业性金融机构需要利润和控制风险，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多为大额贷款。如何使绿色小额信贷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应从政府和金融机构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1.政府角度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重视绿色小额信贷对扶贫和环保的促进作用，加强宣传和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和小微企业认识绿色小额信贷，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绿色小额信贷。
其次，政府应建立激励制度，实施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对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开展较好并且带来较大生态经济效益的金融机构实施奖励，并就此形成长效机制。同时，也可以建立相关公益性扶贫投资基金，与金融机构进行合作，由于绿色小额信贷带有一定性质的公益性，在其发展初期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再次，培育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绿色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提供机会。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完善的信用评级机制，宣传和加强农民信用意识，降低违约风险。
2.金融机构角度
（1）政策性金融创新金融业务
农业发展银行从其企业性质（政策性银行）看，更符合其低息性质。其基本业务都为对公，较少开展小额信贷。但绿色小额信贷对农民的好处显而易见，农发行应该从自身拓展业务范围，创新业务模式，尝试绿色小额信贷。在成熟的条件下，可成立专门的绿色小贷部门，引入专业人才进行贷款审批和风险控制等。
（2）商业性金融--小额贷款公司大有可为
①创新信贷业务和模式。按照国际经验，绿色小额信贷由于其风险较高，适合采取联保贷形式。可结合河北省当地情况，尤其是调研当地农民的信用、消费等习惯，积极筛选客户。就中国的经验来讲，以中和农信为例，其选择了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客户，一是由于掌管家中财政大权，另一个是由于其家庭感强烈，风险控制的概念要比农村男性强很多，相比不容易产生违约。对小组联保方式也可以根据本地的特点加以变通。绿色小额信贷针对农民开展绿色农业、低碳农业进行放贷，如果遇到人口较少且贫困地区，小组联保的户数可能不足。可按照类似业务的方式，帮助农户相互联系、相互监督，按农户的实际要求和当地的信贷市场状况设计灵活的信贷产品，以满足不同农户多样化的信贷需求。
②拓宽融资渠道。在目前的法律下，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这也是小贷公司纷纷谋求专为村镇银行的原因之一。且河北尽管毗邻京津，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吸引投资的能力低下，基本只能靠本地股东投资。但是其资金和资质都有限。解除这一困境，首先可在适当情况下引入风险投资，其次，可与政府合作建立投融资平台，也可效仿广东经验，成立全国首家小额再贷款公司--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小贷公司也具备了向再贷款公司申请拆借的权利。但这无疑都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配合。
③加强建立专门的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完善流程和人员设置。小贷公司应该建立专门的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引进包括环境保护、能源利用等专业人才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并培养一批绿色小额信贷的业务员，做好薪酬激励。
④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由于河北地区大力开展的精准扶贫、美丽乡村行动，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绿色小额信贷极大地迎合了政府的方针政策。应该寻求机会，向政府申请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及财政补贴，便利开展业务。由于绿色小额信贷的低息性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逐利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是绿色小额信贷开展初期的关键因素。
⑤引入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控制风险。绿色小额信贷为低息无抵押贷款、风险较大。除了做好规范性的贷款流程和审查外，小贷公司可以引入外部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来分散风险。理想状态应和政府合作，寻求政府担保，形成“政府+小贷公司+农户”的贷款模式。同时，引入保险公司，创新保险产品，为绿色小贷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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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燕，陈胜，侯娟.绿色小额信贷助推我国农民环境权实现的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03.
[3]杨虎峰，何广文.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能惠及三农和微小客户吗[J].财贸研究，2012（01）.
金融公司新政策篇10
【关键词】河南省金融业发展现状
2009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下,河南省经济运行依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金融业自身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能够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实现了持续稳健运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助推作用逐步增强;金融改革逐步深化,金融市场功能继续完善,金融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河南省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河南省金融业发展分析
(1)金融机构规模不断壮大,组织体系日臻完善。目前,河南省各类金融机构相互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形成了由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组成的银行类机构;以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组成的证券期货类机构;以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组成的保险类机构;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组成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截至2009年末,共有2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另有洛阳银行、郑州银行2家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家外资银行在河南省设立了分支机构,2009年,新增5家村镇银行和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河南省截至2009年末,共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11660个,从业人员154636人。截至2009年末,河南省共有证券经营机构123家,其中法人机构1家。全年新增证券经营机构15家。2009年,河南省新增省级保险分公司2家,市及以下分支机构837家,其中,农村保险营销服务部608家。目前,共有省级保险公司42家,市及以下分支机构5342家,专业中介机构308家,兼业机构6767家。非银行金融机构9家,其中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设有分支机构,信托公司2家、企业财务公司2家。同时,随着金融产业改革的深化,全省形成了“一办一行三局”(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的金融调控与监管体系。
(2)金融市场发展势头良好,竞争能力不断提高。近年来,河南省金融产业增加值年均占GDp的比重约为5.36%,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约达40万人。货币市场发展步伐加快。截至2009年末,河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4275.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35%,同比提高9.65个百分点;总负债达到23687.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34%,同比提高9.93个百分点。各项存贷款余额及其比年初增量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截止2009年末,共有证券经营机构123家,其中法人机构1家。全年新增证券经营机构15家。投资者开户数达到316.48万户,比上年增长14.38%,实现利润总额7.73亿元,比上年增长68%。资本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09年末,河南省有上市公司67家(其中境内41家、境外26家),累计募集资金561.47亿元。全年实现5家企业发行上市,融资额17.79亿元。其中,境内中小板公司2家,创业板公司1家。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3222.61亿元,占全省GDp的16.64%。保险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整体市场运行稳健。2009年保费收入达到565.39亿元,增速居全国前列。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为2.92%,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收入)为567.26元/人。2009年,河南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再融资业务进一步发展。共有17家公司开展了并购重组和再融资业务,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0%。全年实现再融资31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瑞贝卡成为河南省首家利用公司再融资的企业。
(3)地方金融机构初具规模,综合实力有所增强。截至2009年末,河南省最后一家城市信用社(濮阳)获准筹建城市商业银行,这标志着河南省已完成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工作。洛阳、许昌、新乡和郑州4家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实现更名,洛阳银行郑州分行顺利开业,迈出了河南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第一步。2009年,河南省农村银行体系填补了无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两项空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促成5家村镇银行开业,3家筹建,组建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另外,新成立5家农村商业银行,2家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09年末,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分别较年初上升3.73个百分点、0.30个百分点。
2、河南省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金融业尽管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作用在逐渐增强,但其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与要求不太适应的地方。与全国特别是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很大,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河南省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供给总量相对不足。2009年河南省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9367.3亿元,增长10.7%,高出全国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河南省的金融规模和发展速度不太理想,河南省金融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较低,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2)资本市场发育不全,融资结构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由于历史原因,河南省的企业融资结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经过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虽然直接融资比例不断上升,但间接融资比重偏大、直接融资格局过小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省内资本市场层次单一,企业直接融资动力不足。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三大部分的发育来看,债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内部也存在发育不平衡的问题。适合不同层次企业证券融资和股票流动需要的多层次的交易体系有待形成。
(3)金融资产质量不高,金融生态环境亟待改善。截至2009年末,河南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999.5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3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05个百分点。在全国范围内横向比较来看,河南省的金融资产管理质量靠后,排名和新疆、青海等省接近。比照2007年、2008年、2009年连续三年不良贷款率的排名次序可以发现,河南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排名位次有所波动,区域金融资产质量的状况并不稳定,比较明显地受到了金融危机及宏观政策的影响。
(4)中小企业贷款增速较低,贷款投向集中度高,风险监测和管理压力增大。据2009年第4季度人民银行开展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贷款需求强烈,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景气指数比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景气指数高15.2个百分点。但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依然比贷款整体增速低3.9个百分点。2009年贷款投向行业特点也比较明显,高耗能行业贷款占比较高,行业集中度高且期限长。由于地方政府背景贷款游离于财政体系和公共监督之外,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缺少必要的审计监督,金融机构难以完全掌握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总量。尽管当前信贷资产质量问题不太明显,但伴随还款期的陆续到来,未来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管理难度较大。
三、河南省金融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分析
1、河南省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1)未来河南经济企稳向好将为金融业发展提供新的空间。2009年以来,河南全面落实国家和本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积极成效,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显。2010年,国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宏观调控政策基调依然保持宽松,政府投资需求依然处于历史高位。河南中原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区建设提速,经济带动力的持续增强使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河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将是主要的基础优势,促使金融业进入又快又好发展的上升期。经济的企稳向好必将为金融业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旺盛的资金需求,促进金融业加快发展。
(2)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将为金融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从国际形势看,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金融与经济呈现出互动、融合和渗透的特征,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愈加明显。河南省在战略发展的高度提出打造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努力把金融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抢占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河南省金融产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和发展期,面临由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由封闭金融向开放金融的转变,健康发展的主基调已经形成,正步入科学发展的新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上,河南省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诚信建设,化解金融风险,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各种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努力为金融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河南省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1)信贷风险加重,贷款投放需注重结构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贷款投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增长环境,但贷款的大量投放会导致部分金融机构存贷比较高,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背后呈现的是信贷风险加重。信贷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成为经济金融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2)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带来竞争与压力。随着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河南省优惠鼓励性政策的陆续出台,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豫发展。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在资金规模、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处于劣势。河南金融市场的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要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大力培育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信誉度。中资金融机构需经受世界经济大潮的锻炼和考验后方能成长壮大起来。
(3)做好应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准备,存在金融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的负面因素正逐渐消退,但未来全球金融系统依然脆弱,金融市场系统性复苏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也会根据国内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进行调整,这同时也增加了金融业风险的不确定性。由于国内金融业具有新兴转轨的特点,各种经济体制并存,经济成份复杂,金融业的发展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低起伏,上下波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相应地不断在收缩和放开之间进行调整。宏观政策的调整,会使部分产业受到冲击从而倒闭或陷入经营困境,无法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甚至破产清算,给银行业增加了自身不可抗拒的风险。同时,投资者将面临着货币收紧措施不断“升级”对资本市场的打击。而这种打击与即将推出的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一起,可能使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显著加大,投资风险也开始明显增加。
【参考文献】
[1]张锐、喻新安: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10)――国际金融危机与河南经济增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蔡玉平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河南经济影响研究[R].2008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09(8).
[3]韩庭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