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1
金融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中的最大领域。wto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以下简称金融自由化或自由化)中的监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与自由化以及为推动自由化而需要建立的多边纪律的关系问题。金融离不开监管，而金融自由化所能够带来的巨大的潜在利益需要对自由化进行推动，为此需要建立必要的纪律对各国国内政策包括监管政策进行规制。研究解决自由化中的金融监管问题，首先应当理清自由化及其纪律与监管的关系问题；同时，亦需要对wto规则下审慎措施的标准及审慎措施在国内政策中的体现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wto与金融自由化
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在乌拉圭回合前的国际贸易谈判中长期被忽视，原因在于服务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无法进行贸易的。这其中既有经济技术方面的限制，也有政策、体制的因素。就前者而言，由于传输技术的限制，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服务贸易在传统上需要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相互接触和同时存在；就后者而言，传统的服务业多属于公共行业，由政府实行垄断，在政策上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实行准入限制。但近一、二十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金融领域，技术的进步使诸如国际电子资金划拨、金融网上交易、网上远程服务提供和数据处理等众多业务成为现实并大量涌现。同时，众多国家进行金融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引入竞争。欧盟对欧盟内金融机构实行的“单一护照”制度在成员国金融体制间甚至具有引发竞相革新的效应。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变革的进行使金融服务的非贸易性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据wto截止其成立前后的有关研究和统计，金融服务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国际交易亦增长迅猛。1970年至1995年期间金融服务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增长，其中香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已达到7—13％。金融服务部门的就业在许多发达国家同期增长25—50％，占总就业的3—5％。从国际交易来看，1996年前的10年间国际借贷、证券交易和衍生市场经历了快速增长，1995年银行的国际融资额达到了6．4万亿美元，净借贷款额4．6万亿美元；证券业务值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5万亿美元；衍生交易增长了10倍，1995年未平仓的利率、汇率和股票指数金融期货期权值达到10万亿，相当于全年国际贸易值的两倍，未结清的互换和与互换有关的衍生工具金额高达25万亿美元。此间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增长了三倍，截止1995年作为银行业商业存在指标的外国拥有的银行资产在一些国家达到将近20％。金融国际化、全球化势头十分强劲。尽管如此，由于衡量金融服务生产和贸易比许多其他服务部门更加复杂，很大比例的服务贸易并不需要跨越国境提供，有关的统计数据常常不能准确地、充分地衡量金融服务贸易流量。不仅如此，金融业的性质使金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其贸易流量。金融业和金融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把金融服务纳入wto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基础和动因。
金融服务贸易在取得巨大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贸易壁垒。金融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其显著特征之一在于无形性，即服务的空间形态基本上是不固定的，不直接可视的。这一特征对国际贸易管理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各国不能像管理货物贸易那样运用诸如关税、数量限制及其他边界措施，而是普遍借助于国内法规政策的形式，如通过禁止或限制准入，进入后拒绝给予国民待遇，以及许可、技术和资格要求等对服务贸易进行规制。而金融业由于其特殊性质所在，在各国通常是规制最严的行业。技术的进步并未使各国自动放弃对金融业的规制。因此，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发达的国家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关贸总协定》的全面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在乌拉圭回合中力主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之内，从而推动各国服务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迫于压力，一方面需要资本和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寻求发展，同时担心如果不积极参与谈判将会出现由发达国家决定和制定多边服务贸易规则的危险局面，因此，在乌拉圭回合中，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被首次纳入多边贸易框架之内，几经周折最终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称gats)这一框架规则协议，并于1997年12月完成了金融服务贸易谈判。
gats的达成和金融服务谈判的完成确立了以规则而不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具体来说，wto的金融服务规则框架包括规定一般规则和义务的gats，根据金融业特点而制定的金融服务附录(以下简称附录)和各国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承诺表以及最惠国待遇例外清单等三重结构。根据gats和附录，wto框架下的金融自由化涵盖了除政府行使权力提供的金融服务之外的所有金融性质的服务。wto为推动金融自由化除要求成员方作出承诺外，还规定了规制各成员方政策的普遍性义务，使成员方的政策不构成对金融服务贸易的不必要限制。这些义务主要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和国内法规等普遍义务，⑤其中国内法规的规定与自由化以及监管具有密切关系。gats第六条第四款规定成员国应当制定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措施不构成对服务贸易的不必要障碍，该条款(b)项还进一步规定制定这些纪律的目的在于确保规制措施“不构成保证服务质量的不必要负担”。根据该条款授权，服务贸易理事会成立了专业服务工作组(workingpartyonprofessionalservices)以制定必要的纪律，保证该条规定的实施
二、wto框架下监管与自由化的关系
1．wto框架下金融监管与推进自由化的多边纪律具有冲突的一面
金融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为其他许多部门的发展提供要素，关系到众多部门和整个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因而也成为各国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金融行业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全社会利益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公共性”的特点使它不同于其他行业，需要特殊的监管。其次，金融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以银行业为例，它是一种典型的高负债行业，是一种以部分准备金为支点，以借短放长的期限变换为杠杆，依靠资产组合的资产扩张来盈利的产业，它的经营必然受利率、存款结构的规模、借款人偿债能力、汇率等变化的影响，从而使金融机构面临种种风险。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和内在的不稳定性客观上需要通过监管使金融机构依法运作，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流动性和清偿能力，以保障金融机构资金利用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最后，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商品的特殊企业，是以少量的资本准备金为支点，大量吸收公众存款、投资等形成其资产的主体。因此，金融机构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维系在公众的信任上。如果金融机构经营不善，有可能引发挤兑，并可能波及其他金融机构，从而引起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并可能危及整个经济领域。为此，gats第十九条规定，自由化应尊重国内政策目标和成员方的整体和具体部门的发展水平，同时附录的核心规定即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也特别指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他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金融服务自由化所导致的开放的和更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以及跨部门、跨国家和跨时段地改善资源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利率的放开以及新的储蓄工具的出现都可能导致投资回报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刺激总储蓄和投资的进一步抬升，而总储蓄和投资的抬升会转而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服务自由化所导致的竞争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并提供更多的服务品种，使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从丰富的服务品种、低廉的服务收费、更高的存款利率和更好的服务中受益，从而增进消费者福利。此外，金融开放亦将促使政府改进宏观经济管理，减少国内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金融开放的压力和动力迫使各国改善金融部门的规制和监督，所以市场约束可以导致好的监管。
但是，推动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没有相应的多边纪律约束是行不通的。首先，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具有要求对金融活动放松管制的一面，如放松或取消对利率水平、贷款规模的限制等，而金融业在传统上是受国内规制最严的行业。在多边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如何将金融自由化的扩展与监管的加强有机地协调起来，需要有章可循。其次，在wto框架下(以下或简称wto下)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各国金融利益按wto“游戏规则”的重新分配，而国际社会的现实是林立、利益相异，如果没有多边纪律的约束，极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形：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开放市场以便从自由化中获得更大利益，而另一方面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则不惜以审慎措施为名逃避承诺和义务。最后，审慎监管与贸易保护主义客观上所具有的相混杂的情形也为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了重大挑战，即如何获得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而不损害各国政府追求监管目标的自由。困难在于：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的审慎监管措施有时也免不了对gats下的承诺和义务造成损害，而贸易保护主义则可以以监管为借口逃避承诺和义务。应对这一挑战也需要一定的纪律将二者区分开来，使前者得以解脱，使后者得以制止。因此，gats在序言中明确提出需建立服务贸易原则和规则的多边框架使服务贸易在透明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得到增长。同时附录也对审慎措施进行了必要的约束，并规定当审慎措施与gats的规定不一致时，这些措施不得当作该成员逃避其gats承诺或义务的工具。
2．wto框架下审慎监管措施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的羁绊
监管与自由化是wto在金融领域的两大支点，二者在多边意义上的关系最终取决于wto金融服务规则框架对二者的权衡后所作出的定夺。根据附录的规定，wto不阻止成员国采取措施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的存款人等，wto的目标是金融服务自由化而不是不要监管。
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公众福利等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以及社会福利的效果的实现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监管制度的健全与有效，这也为成员方实施金融自由化提出了挑战。宏观经济与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关系问题是影响金融自由化成功的重要问题，但已超出本文范围，故不做探讨。但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在营造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从而也构成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稳定在现代经济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状况，而金融状况又取决于监管。就监管对金融自由化的作用而言，有关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研究普遍认为，纠正市场失灵和金融业外部效应需要规制政策，认为金融自由化所能带来的利益必须以国内存在合适的监管和规制机制为基础和条件。不仅如此，许多研究还表明，审慎监管能够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监管对于处于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业更加重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同时，由于金融开放而引起的竞争加剧通常导致金融机构利润率下降，而减少的那部分利润本来是可以用来弥补因管理或政策失误带来的损失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服务自由化如果不伴之以有效监管，则更容易引起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动荡。而有效的监管则有助于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及早发现问题，从而赢得更多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和强度。正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监管为条件和基础，wto规则在推动成员国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和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成员方有权采取审慎监管措施。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曾指出，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程度越深，就越需要加强全球市场的规则、结构和治理，加强市场与开放市场应提到同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重点放在健全的规则架构上。
三、wto审慎监管措施的标准及其范围
1．wto审慎措施的标准
wto的审慎措施是什么，即哪些措施属于wto的审慎措施，从而不受gats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的约束?这一问题并未随着自由化与监管的关系的明朗而解决，构成探讨自由化与监管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然而，wto并没有对审慎监管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其他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的研究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没有对监管进行定义，而是推出上述领域的最好做法(bestpractices)，供各国参考采用。根据gats特别是附录的有关规定，本文对wto下的审慎措施的标准探讨如下：
(1)辨别监管措施的依据是其目的性。附录规定，不阻止成员国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这实际上已经揭示监管的某些内涵，即监管出于审慎之目的。这一规定表明，wto下辨别监管措施的主要依据是其目的性而不是其客观效果，即一项措施是审慎措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主要应看其是否是为了审慎监管之需要，而不是看是否对gats下的承诺和义务造成了损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就构成监管措施，否则，则相反。此外，附录规定中的措辞还表明，wto下的审慎措施并不限于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具体目的，使用“包括”就意味着在上述两类目的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审慎目的和为这些目的而采取的监管措施，这对于确定审慎措施所涵盖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2)对于某项措施是否出于审慎目的从而是否构成审慎措施，通常应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认定，这是现实的需要。首先，从横的方面来说，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发展水平、传统等不尽相同，情况千差万别。对于一国来说是必需的审慎监管措施，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并不构成审慎措施甚至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反之亦然。例如，一些国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一制度具有审慎的目的，然而可能被采用混业经营的国家视为不具有审慎的成分。从纵的方面来看，金融业在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在不断涌现，有效的审慎监管措施只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当时的金融状况行之有效的措施，金融状况发生了变化，监管措施亦应随之改变。这说明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着监管措施的不同标准。其次，金融业具有公共性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监管机构需要保有采取适当监管措施的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更是如此。正如马来西亚代表在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的那样，马来西亚经历过金融危机，根据经验当需要采取措施时因受制而不能采取措施，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因此，对审慎措施只能由不同的金融制度作出不同的解释，否则，监管就很难发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的作用，甚至会动摇金融自由化的基础。
(3)审慎措施的标准因国而异，尤其应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使其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具有不同发展水平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监管措施不尽相同，因此监管措施的标准也不应当是统一的。gats已经注意到并承认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特殊需要。gats第19条规定自由化的进程要反映各国的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明确规定应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灵活性。所以，无论从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还是从gats的有关规定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应当有不同的标准，对在实践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审慎措施提出异议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对监管灵活性的特殊需要。
(4)对审慎措施的必要约束。将审慎措施纳入wto多边纪律之中，就不可能不对各国权力产生一定的约束。没有约束或限定得过于宽松，就会失去纪律的意义；限定过严，又不能适应各国的不同情况。审慎措施的必要约束就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平衡点在哪里?从wto的相关规定来看主要有两点：禁止用作逃避金融自由化承诺、义务的手段和目的的直接性。前者是附录对审慎措施所施加的一项明确限制，禁止在审慎措施不符合gats规定时用作规避该成员在gats下承诺和义务的手段。然而，如前所述，一项措施究竟是审慎措施还是逃避金融承诺或义务的手段，应通常由采取措施的国家根据采取措施的目的来认定。后者是指监管措施需直接地、主要地出于审慎之目的。因为世界的各种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法律上的联系通常须是直接的联系，就各国规制金融业的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来看，大多包含有审慎的成分。如果将所有包含审慎成分的措施都作为审慎措施，审慎措施与金融法规政策几乎别无二致，通过规制各国法规政策来推进金融自由化将是一句空话。
一方面审慎的目的由采取措施的国家来认定，另一方面又要对之进行上述约束，一个不可避免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约束。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通常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认定审慎之目的并不意味恣意认定，规则和纪律本身就意味着对行为的约束和对恣意的制止。不仅如此，任何目的总能通过一定的客观因素如各国的金融体系、传统、发展水平、采取措施时的金融态势、措施与目的的对应性等来衡量，这就为对采取措施的国家进行必要的约束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其次，wto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具体的办法。一方面它使各国能够自行认定审慎之目的，自由采取监管措施，另一方面不妨碍其他国家提出异议，从而通过争议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审慎措施是否违反了必要的约束。这种做法看似有些事后审查的味道，但是如果其他国家感到审慎措施不具有审慎的目的或有逃避义务之嫌，却又无法在多边法律框架内解决，那么它们特别是那些强国会自行采取措施，“没有争议解决制度，国际贸易关系会很快退化为强权政治”。而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不同就在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适用规则的。事实上，金融附录对因审慎措施而引起的争端解决也作出相应的规定，指出“关于审慎措施和其他金融争端的专家组应具备与争议中的具体金融服务有关的必要的专门知识”。尽管如此，无论提出异议还是解决争议都应当考虑监管在wto下的特殊性。
2．wto审慎措施的范围
如前所述，金融业是受国内政策规制最严的行业，而wto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手段是规制各国政策。因此，wto下审慎措施的涵盖范围主要是考察审慎标准与政策的关系问题，即依审慎标准考察哪些国内政策通常可能构成审慎措施。在现实中，审慎措施与政策通常相互混合、相互包容，政策中包含有审慎措施，而审慎措施又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二者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gats及附录对各国规制金融服务的政策建立丁两套规则，一是国内规制，二是审慎措施。国内规制并非由东道国任意支配，而是要受gats第六条所施加的诸多义务的限制，审慎措施通常可以由各国任意采取。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政策中既有国内规制又有审慎措施，而哪些属于国内规制，哪些属于审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员方追求政策目标的不同自由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各国规制金融业的政策大多包含有审慎的成分，如何分辨规制金融业的国内政策中的审慎措施与非审慎措施，决定着自由化能否得到有效推动和金融业的稳定。例如，如果将所有包含审慎成分的措施都作为审慎措施，那么，审慎措施与金融法规政策几乎别无二致，通过规制国内政策来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努力将化为泡影。因此依审慎标准分析哪些国内政策通常可能构成审慎措施，可以大体上弄清wto下审慎措施的涵盖范围，有助于在实践中对审慎措施的把握和充分发挥监管的作用。
现有研究多将影响金融业的政策分为4类：宏观经济政策、审慎规制、追求除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贸易限制目标以外的公共政策目标的非审慎规制和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贸易限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常见的对金融自由化具有影响的措施通常有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货币政策对金融服务的提供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必然影响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对银行的准备金要求等。gats及其附录将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外。上述措施无疑构成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因而可以排除gats的限制。然而，这些措施显然也可以被认为是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审慎措施。
gats第十一条是关于国际支付与划拨的重要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第十二条，一成员方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关的经常易实施国际支付与划拨的限制。该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成员方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实施与有关资本交易的具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除非依第十二条或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但该条注释指出，如果一成员方作出了与跨境提供有关的市场准入承诺，如果跨境资本流动是该服务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该成员方有义务允许有关资本流入其境内。由此可见，成员方仅承担了跨境提供有关的资本流动义务和与商．业存在有关的资本流入的义务，而对于除此之外的资本流动则不承担义务。因此，一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等措施，在多数情况下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即便这些措施与上述义务承担有关，成员方仍可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进行限制。根据有二：一是当出现严重的收支不平衡或对外金融困难或威胁时，根据gats第十二条对其已承担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进行限制，包括对与之相关的国际支付与划拨进行限制；二是如果对国际资本交易的限制措施是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这些措施亦构成审慎措施，成员方可以自由采取。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2
多哈回合中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谈判于2000年初就开始了，早于其他领域，但由于各成员在利益和关键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加之受到其他谈判议题的严重干扰，谈判举步维艰。因此，直至目前wto金融服务领域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有七项，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金融e化(e-finance)等议题，但根据会员近年谈判的重点及服务贸易领域讨论的相关议题，可将金融服务贸易议题归纳为“市场开放”和“GatS规则”两大部分。
(一)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
多哈回合谋求各成员国通过不断的谈判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和推动金融自由化，但在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意见大多相左。
多数发达成员希望借此轮谈判寻求更深、更广的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扩大其对发展中成员的金融市场准入。例如，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认为金融服务谈判目标应锁定为改善进一步自由化承诺，提议金融服务要取得根本性的自由化，应取消对金融服务提供的各种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业务内容的限制和歧视待遇，还提及了金融e化、海运保险、能源保险自由化等新议案。在wto限定的时间内(即截至2006年2月28日)，成员共向wto提出20份诸边要价，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成员关心的金融等部门。
发展中成员则提出，如果不考虑它们特别的发展要求和执行上的困难，将很难做出进一步的金融市场准入承诺。例如，东盟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不愿意做出更多减让，它们还要求建立紧急保障措施(emergencySafeguardmeasures)条款以保护它们的金融业免受开放市场带来的严重损害。印度基于更谨慎的自由化进程的选择，不在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以及商业存在限制方面做出改善。因此，截至2008年3月28日，151个wto成员中仅有96个成员提交74份服务业开放最初出价单，提交率仅为63.5％。修正出价单方面，更是只有60个成员提出33份清单，提交率只占151个成员国的39.7％，而且金融市场开放承诺的品质不佳。根据成员国向wto提交的最初出价单可以看出，包括发达成员在内各成员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出价水平并不高，大部分出价只是对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现状的描述，并非真正的减让。
(二)金融规则
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要求，规则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国内规章规范的制定、紧急保障措施、政府采购、补贴等议题上。由于规则的制定影响着整个服务贸易领域，也必然影响到金融服务贸易。
国内规章准则的制定是落实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均同等重视并积极参与，提出大量提案进行讨论。但在其余规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对规则的制定热情很高，而发达成员则竭力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议题，双方分歧严重。
以在eSm问题为例，wto会员对eSm的定义与实行方式的立场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发展eSm，希望在GatS中建立eSm条款，以消除成员对金融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后顾之忧；而以美欧为主的发达成员则因其在金融出口方面具有强大优势，主张根本没有必要建立eSm。在2007年4月召开的第三次服务贸易周会议中，东盟继续积极推进eSm的讨论，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瑞士等国仍就eSm的必要性、可行性及eSm是否会造成会员既有承诺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持续提出质疑。最后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决定不再限定具体日期。事实上，最新情况似乎表明，随着讨论的问题越来越细化和深入，成员的分歧反而越来越明显。
在政府采购议题上，欧盟在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庞大商机的诱因下，积极提出议案推动该议题的谈判，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争议颇大且多数国家对此议题没有多少兴趣，服务贸易规则工作小组会议主席甚至建议将该议题移除。至于补贴议题，从1996年3月开始协商补贴规范至今，成员国对于所谓服务贸易产生扭曲效果的补贴的定义仍无具体共识。
由于规则谈判的专业技术性较高，加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成员分歧巨大，从乌拉圭回合谈判至今，除了国内规章外，短期内在eSm、政府采购和补贴三个领域内难以获得成员的一致共识，达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多哈困境凸显金融服务贸易体制的内在缺陷
多哈回合中金融服务领域谈判陷入困境，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因为受制于其他议题的进展以及成员国在诸多议题上分歧严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致。但事实上，与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一样，由于成员方的利益诉求不同，金融服务谈判的进展在本质上受到不同成员之间利益博弈的制约。与多哈回合在许多议题上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发达国家相互间的矛盾不同，在金融服务谈判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与博弈，并进一步凸显了wto金融服务贸易体制的内在缺陷。
(一)wto金融服务自由化使发达国家获益，却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在当今的金融服务领域，拥有先进的金融服务业和强大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无疑具有先发优势，它们以高、精、尖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制度资源，成为金融服务全球化的主导力量。通过wto倾力构造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优势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获取更大的利润，而且能够以此加快其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可以说，wto金融服务自由化的成果使发达国家成为主要受益方。
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中处于明显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之初，曾寄希望于wto的“自由化”原则，能使它们通过乌拉圭回合减让承诺的实施而获得可观的增长机会，并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然而，从近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实绩并不令人鼓舞，甚至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已越来越深地陷入“边缘化”危机。这一尴尬现实的背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其带来的风险发人深省。
毫无疑问，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使世界金融福利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外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大规模进入，通过资本要素的全球流动、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降低金融服务价格，有利于形成更具竞争力和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增进社会福利。但这种“金融服务贸易完全自由化”却从未真正在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中出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员对
外国金融服务产品及服务提供者承诺给予无限制的完全市场准入，即使在美国这样充分开放模式的金融市场中也存在市场准入壁垒。这显然表明了各国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谨慎和保护态度。
金融服务自由贸易不能完全实现的原因何在?现在多数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有学者研究证明金融市场开放引起资本的自由流动增加，而资本流动是引起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信用体系和谨慎监管措施的缺乏、政府管理能力的低下，自由化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会加剧金融体系的低效。事实证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更多表现出的是负面效应。
1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的脆弱性。
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包括内、外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外在因素是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竞争力普遍不足、体系不完善、监督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实施金融服务自由化，一方面金融机构获得了更多地准入自由与行动自由，准入自由使竞争加剧而导致利润降低，行动自由又给了它们应对竞争发展高风险业务的机会，导致金融业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开始的较短时期内，随着制度层面诸多保护的撤销，金融体系内存在的问题以及监管方面的失误会暴露在一个更动荡的市场环境下，并被进一步放大，加剧金融局部失衡的传递效应，使整个金融体系脆弱增大到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外。因而，开放的环境中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冲击，脆弱性更加突出，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宏观金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也会单独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增加金融脆弱性。如此一来，金融服务自由化就无法产生它所号称的效率及竞争力的提高，反而会加剧金融的脆弱性。
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资本自由流动将构成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威胁。
金融市场开放的直接结果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增加，而有关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是引起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资金流动的潜在危险是金融业不同于其他服务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当发展中国家开放它们的金融服务和资本账户时，更多的储蓄资金会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原因在于外资机构在将储蓄与资本向西方国家而不是向东道国国内进行配置方面具有更多的专门技术，而且充分的研究东道国的投资机会将花费更高的成本。结果是，金融市场开放了，国内金融发展的机会反而失去了，国际资本配置更加不平衡。
同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较大程度上消除了国际投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投机套利的各种限制，为国际游资和投机资本的肆意投机套利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环境。这种具有极大易变性的资本流动，必然严重冲击这些国家的股票证券市场，并引发证券市场的动荡，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而相对于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国际游资而言，发展中国家用于干预外汇市场，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金融监管、防御、保护体系根本无力阻挡。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都充分显示了国际游资对各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力量。
3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弱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国家金融是一国对内对外一切金融事务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包括独立确定金融政策、选择金融体制，独立操纵和控制本国金融发展的权利。一国的金融不仅是一国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对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
金融服务贸易自身具有的鲜明特色，使其必然涉及到国家金融问题。与一般的服务贸易相比，金融服务贸易往往是与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国家的移民政策、资本流动政策、汇兑政策等。这事实上必然触及一国国内金融、投资的法律法规。如此一来，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从一开始就必然对一国的国内法律和法规产生影响。一旦触及国内法律和法规，也就涉及国家金融领域。wto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手段，正是通过谈判谋求各缔约方政府修改国内法律、法规，从而减少对金融服务贸易的限制。其本质就是要求一国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一部分经济和金融和相应决策权，遵守各国共同制定或承认的规则和法律文件。这使得多边贸易规则更多地触及成员方的国内政策，变得具有侵略性了。
事实上，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们不仅被要求承担了更高和更广泛的义务(这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它们最初参加谈判的设想和承受能力)，而且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带给它们的巨大风险正逐渐显现。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发展中国家对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谨慎和对eSm议题的坚持。发达国家却仍欲借助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它们担心有保护作用的eSm机制会成为其前进途中的障碍而竭力否认eSm机制的必要性，也由此加剧了谈判中两大集团的对峙。
(二)发达国家主导wto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的权利被侵蚀和践踏
1 wto金融规则的制定不对等。
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金融业和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具有的是先天弱势和后天不足。经济实力上的悬殊与不对等，导致各国不可能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能力。结果，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凭借着经济实力主导了wto机制。综观多哈谈判，谈判议题几乎完全由发达国家提出，而占成员数3／4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要求却因不能充分参与谈判而被忽视，诸如eSm机制等议题虽立意颇佳，但终究无法深入谈判。不对等的参与能力使发达国家主导了wto金融规则的制定。
2 wto决策体制和程序缺乏透明与公平。
wto给予各成员国参与游戏规则制定的权利，采取了“一国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一票”的决策机制。但在谈判时，发达国家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安排。先诱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一项看似比较有利或有选择空间的谈判议题，然后渐渐施加压力并要求后者让渡更多的利益和政策自由，最后迫使它们达成协定并签约。更不幸的是，wto本身又缺乏透明度(如绿室程序、共识机制)，在“达成一致”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的是暗中施加压力，甚至以制裁或报复作为威胁，迫使发展中国家让步。这种严重的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性，使得
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无力实现其决策权。由于运行方式和决策机制上的缺陷，wto已经被认为是最不透明的国际组织之一。
有学者指出，GatS协议以及当前的多哈谈判满足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扩张战略，金融谅解条款甚至提供了一个快速、全面自由化的模式，以确保外国金融机构无任何障碍地攫取利润，彻底满足了西方金融业的利益。这种强势权利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一种惯常的制度推行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使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内的自由决策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wto金融服务贸易体制的执行中，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预期利益
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利用贸易机会的能力、水平上有巨大落差，使其无法公平利用wto提供的全球性的金融服务贸易、投资机会，无法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预期利益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没有真正履行自己的承诺，使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这些条款所承诺的援助，这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预期利益的根本原因。正如wto的权威专家杰克逊教授所说的那样，wto金融体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款大多“形式多于实质”，如采用“期望”和“尽力”等宽泛、笼统的措辞，对发达国家不能产生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也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条款的漏洞极力规避其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承担的义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审慎措施缺乏明确性，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落空。
审慎措施允许“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它是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最重要的保护条款，确保自由化的过程中，有效监管金融业，维护金融安全。
但现行wto规则并没有明确列出哪些措施属于审慎措施。根据wto的文件，一些规则已被认为具有审慎性(比如对风险集中的限制、风险管理制度的要求、对不良资产提取准备金的规则等)的措施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审慎措施的应有内容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充分监管的手段在国际间至今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由此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审慎性措施的内涵。一国可能以实施审慎监管的名义设置壁垒，从而使得审慎措施成为逃避义务的托词，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也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攻击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借口。例如，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制定了一个加强金融部门安全性的十年计划，以期在金融稳定前提下逐步实现自由化。欧盟则要求马来西亚取消其中的某些监管措施，诸如“对外国金融机构使用当地资本货币市场有权采取预防措施”等马来西亚认为属于金融业发展的审慎措施。因此，有学者发出这样的质疑，究竟是“谁在制定审慎措施?”
2 发展中国家并未真正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
GatS把“发展中成员更多参与原则”规定为发达国家成员的普遍义务。在GatS第4条之第3款，依据《关贸总协定》(Gatt)的“授权条款”的规定：应特别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并允许对于发达国家提供的优惠，发展中国家可以不给予对等互惠。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并未给予发展中国家它们理应获得的利益。由wto前总干事萨瑟兰牵头，wto法律权威杰克逊和经济学家巴格瓦蒂等参加的《wto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对该问题作了专门阐述：首先，特殊和差别待遇由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是为了发展的目的。而实际上，受惠国却承担了许多与贸易无关的义务，这被解释成接受优惠的条件。因此，可以说优惠不再是非互惠性的。其次，给惠国而非受惠国的利益决定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方案中的产品覆盖范围和优惠差额。第三，约翰・瓦莱对特殊和差别待遇方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尽管很有限，却能得出以下结论，即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是普惠制下的优惠待遇，对一国的经济只产生了边际效应。而在经济发展得更快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中国台北、土耳其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事实能证明，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它们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最后，普惠制的受惠国变得过于依赖优惠待遇(或受困于这种制度)，并不惜以损害工业和农业的多样化为代价，这是一个普遍而明显的现象，几乎不需要任何分析或理论证实。
3 紧急保障措施(eSm)名存实亡。
eSm源于Gatt第19条中有关货物贸易的规定：一国因某项产品进口数量激增而造成国内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有严重损害时，可采取的临时救济措施。在货物贸易领域，eSm扮演着贸易救济的角色，旨在为贸易自由化提供一个“安全阀”。发展中成员希望将eSm延用到服务贸易领域，以稳健推进其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的开放。
eSm谈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GatS协定的第10条中，但该条规定非常模糊，仅规定了一个1998年1月1日之前完成谈判的期限，既缺乏保证在此期间结束谈判的有力措施，又没有规定谈判的具体方向，导致该授权对成员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不言而喻，缺乏约束机制的谈判授权，根本无法确保谈判的结果。事实上，由于美欧缺乏政治意愿，虽历经多次谈判，eSm机制的建立至今无实质性进展。
(四)发达国家继续扩大wto金融服务贸易体制的管辖边界，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性不断加深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3
关键词：wto 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金融自由化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其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和相关规定都会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产生影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反作用，两者存在强烈的互动。
wto体系中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为金融自由化发展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构建了多边谈判机制与法律框架，揭开了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序幕。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作为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保障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证券业自由化的同时有可能成为其障碍，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及其价值取向
wto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构建的法律框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gats及《金融服务附件》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核心部分，gats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其宗旨所述，“为服务贸易建立一个多边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自由贸易，促进各方经济的发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的主要原则及规定集中于gats中，因此gats构成了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基本法。
鉴于金融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各国均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管制，对金融业自由化的发展的趋势而言，这些管制构成了主要的贸易壁垒。wto的成员达成了《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作为gats的补充与进一步规定。该附件对gats的适用范围加以明确并对审慎措施及其承认、金融服务贸易争端的解决、金融服务的定义做了规定。《金融服务第二附件》主要是有关金融服务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豁免，及各成员对其具体承诺中有关金融服务部分的改进、修改和撤消等规定。
《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确定了一些发达国家成员起草各自金融服务承诺的基础，提出了乌拉圭回合参加方得以通过不同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三部分的方式在协定下的金融服务方面承担具体承诺，但不得与总协定条款相冲突，并须保证达成的具体承诺在最惠国基础上实施。
《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中有重要意义的是各成员方关于金融服务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和第2条豁免清单，在全面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将全球银行、证券和金融信息贸易的95％以上纳入wto的管理和争端解决机制之内。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通过市场准入及非歧视性原则及透明度原则及各成员方的具体承诺使各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促使各国在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保障金融资源以市场为配置基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优化配置。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调整国际服务贸易的规则，实质是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必然会渗透到其成员方相关法律中。本文认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自由是整个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推进的自由着重于经济自由，在实现经济自由的必要因素中，经济制度起着重要作用，一种经济制度若不能实现一定的经济自由时，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制度，而实践和理论都证明了经济自由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为现实，市场经济需要广泛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充分实现了生产、交换、竞争、收益等自由的基础上，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正常地运作，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有效地阻止国家权力过度膨胀对经济自由的破坏，才能保障通过实施有效的法律规则促进竞争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要求一国政府在国内及对外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获取最佳的经济利益，这一过程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为前提，可以说，wto对各成员方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其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通过保障各成员方国内金融业的自由从而促进世界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通过确立市场准入、非歧视性、透明度等原则促进了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的实现，体现了对自由的崇尚与关注。
效率是指经济组织以既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经济资源的利用状态。就法的价值而言，自由与效率有着同质性。如前所述，自由在市场的功能主要是促进效率，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通过确立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宗旨以提高金融业效率，其大多促进自由化目标实现的规定都旨在提高国际金融领域的效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领域的竞争加剧。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使得各国金融服务贸易提供者能积极参与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由此可见，效率亦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价值取向。
然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自由与效率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的任性，金融业的高风险性与不稳定性及其巨大的破坏性都促使wto亦关注金融业的秩序与安全，提出应尊重成员方国内政策目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规定了“谨慎例外”的原则，明确了wto对待金融业的自由化带来的效率与保障金融业安全的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态度，即在保障金融业安全稳定的秩序的前提下，确保金融业自由化带来的效率，后者是主线，前者是辅手段。因此，安全与秩序亦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取向。
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wto有关金融服务协议确立了证券业自由化的原则和法律框架，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并未做直接规定，但wto作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多边贸易规则，更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证券业自由化的特殊意义，倡导金融自由化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价值取向与具体规定都会对各国汪券监管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wto推动的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面临着促进证券业自由化发展与保障证券市场稳定的双重任务，要应对这一两难选择，就必须在wto有关金融暇务贸易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将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剐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使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价值目标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完善与变革。wto对自由与效率的追求要求放松严格的行政管制，从而为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自由化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
国家实质上分为两个层次，首先要消除国内的金融抑制状态，即实现国内金融自由化，国内金融抑制主要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状态，国内金融自由化就是要放松管制，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第二层次为对外国金融业开放国内市场。为保障证券业自由化正确的发展方向，防范证券市场风险的传播，在客观上要求其成员方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即是放松政府的行政管制与不必要的干预，以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基础。从而消除国内由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造成的金融抑制状态。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过多，限制市场在资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抑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证券业的效率低下，竞争力差，证券市场作为资金资源配置的场所无法发挥其作用，滋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政府过多参与到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与业务中，忽视了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一旦融入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极易暴露出其不足，受到冲击，诱发金融风险。因此，要融入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内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必须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变革，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逐步开放资本帐户，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管。此外，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风险，同时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威胁到各国的风险，加强对证券市场风险的防范与证券违法行为的打击，保障证券市场的安全与秩序，促进证券业自由化的健康发展。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虽未对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做直接的规定，但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与证券业自由化的密切关系，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仍做出了影响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从gats及其附件中的相关规定可看出w’lo对金融服务多边协议所保障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与国内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关系所持的态度。gaps的序言中即明文规定，“在适当尊重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在互利基础上促进双边谈判，以逐步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序言中通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其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保证其成员方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基于国内特殊情况的考虑而适用法律的自，就证券业而言，如果成员方在履行gats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或承诺而使其国内证券业面临严重困难，则有权采取与该金融困难相适应的证券监管措施，以免证券市场的风险继续扩大。该规定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定位于“逐步地”。而不是不顾其成员方国内的现实情况“一刀切”，从而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了面对wto协议的忧虑心理，扩大了wto有关协议的适用范围。
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二条规定，成员方国内可以基于谨慎原因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无须考虑是否违反有关的承诺或义务。作为gats下的金融服务附录，该条规定为各国国内证券监管的采用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保障金融自由化的主导方向，谨慎监管措施的采用也受到了限制，首先，有关监管措施的采用应保证出于谨慎监管的目的，至于是否实质上会对gats有关承诺与义务造成损害，不予考虑，仅从目的上加以限制，充分保障了成员方运用该条规定的权利与可能性，出于“谨慎原因”。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忠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及其他出于谨慎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认定一国的某项监管措施是否出于谨慎目的，通常应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否则容易导致成员方无法运用监管措施维护金融稳定或者阻碍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后果。其次，成员方采取有关谨慎监管措施不应被用来逃避该成员方在本协定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判断成员方采取的有关谨慎监管措施是否被用来逃避其承诺或义务的标准同样应根据该成员方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直接目的是否为出于谨慎原因，若有关国家认为该成员方非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的监管措施，有权提出异议并通过争端解决程序来确定有关监管措施是否超出了谨慎范围。
实践中，很多非歧视性的规则及监管制度本身构成了贸易壁垒，对此，wto希望成员方对有可能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监管措施做出例外承诺，例外承诺并非wto的强加义务，但成员方一旦通过谈判做出例外承诺后，就将消除本国非歧视性监管措施纳入了该国在wto下的强行义务，将由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其实施该承诺。此外，wto提出各成员方应当采用双边协调机制进行谈判，达成相互承认有关证书或资格的协议，并允许其他成员方通过谈判加入这种协议，从而为各成员方之问相互协调来逐步减少监管壁垒，促进证券业自由化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合作监管的谅解备忘录与协助条约]wto还倡导采用多边谈判的形式来确立承认和协调标准，并通过成立与参加国际组织将这些承认与协调标准加以推广，最终确立为国际证券监管惯例或成文化的规则，区域性与国际性的证券监管合作组织已纷纷成立并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协调做出了很多努力，制订了一些被公认的证券监管文件，证券监管国际惯例正在确立过程中。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金融自由化的反作用
wto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其重要领域之一，并由于其对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而奠定了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wto的推动下发展的，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影响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而影响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其反作用包括积极的正面作用和消极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上讲，金融自由化可以提高金融业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并为客户提供多品种的服务，但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国际资本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资本能在国际市场上高度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产生本是金融界降低风险的举措，但事实上，大量国际资本的高速流动及金融衍生工具却促成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使金融风险的规模上升，金融自由化使得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扩散，跨国境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监管法律制度仍限于一国国境范围内，因此，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要求各国变革与完善国内的监管法律制度，放松管制，加强各国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合作，从而保障金融自由化得以稳步发展并使各国分享其所带来的利益。金融自由化优势的发挥取决于金融自由化浪潮是否有完善的监管法律制度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自由化浪潮只会导致混乱与无序的状态。证券业的自由化是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证券业的高风险性在实现自由化后表现的更加突出，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严重损害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并迅速扩散到国际范围内，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遭到巨大的破坏，各国应通过完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通过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协调，加大共同监管和打击威胁到国际证券市场的证券不法行为，以避免证券业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可以说，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
度是金融自由化浪潮健康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这一点正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安全、秩序的价值目标的体现与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过于严格的监管又会给自由化造成负面作用，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和封闭的国内市场状态会成为金融自由化推进的不可逾越的国内障碍，正因为如此，wto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才要求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变革，放松管制，加强市场化干预，促进各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和国际证券监管的发展，最终确立国际统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以更有力地保障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4
中国人民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人民银行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宗旨，坚持开放创新、先行先试，通过金融支持举措，拓展区内实体经济的成长空间，培育其国际竞争实力，搭建其与各国经济实体合作的新平台，促进实体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国务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要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人民银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贯彻落实总体方案要求。
一是在自贸区内创造条件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09年7月，人民银行以货物贸易为起点，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目前，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已涵盖全部经常项下及跨境直接投资、对外项目贷款、证券市场投资等部分资本项下经济活动。根据总体方案，为服务自贸区实体经济，推动区内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人民银行将进一步简化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和手续。
二是在自贸区先行先试利率市场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今年7月19日，人民银行宣布，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目前人民银行仅对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理。在自贸区内实现利率市场化，符合现行利率管理政策和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自贸区利率市场化将在宏观审慎金融管理框架内，根据服务区内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市场主体培育目标以及市场环境建设情况，稳步推进。
三是在自贸区内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近年来，人民银行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简政放权，大力推进投融资便利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配合自贸区投资审批管理体制改革，针对实体经济发展、投融资业务具体需求，人民银行将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区内的先行先试，以进一步支持企业走出去，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多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积极进行了多项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进展。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是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性或全国性资金管理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积极转变职能，依法行政，简政放权。人民银行一直在推动市场化改革，改革管理方式，主动取消审批制。例如，2005年推出的短期融资券发行实行备案制，2008年进一步简化为注册制。外汇管理局也一直在推行从重事前监管向重事后管理、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对于自贸区建设，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将继续加大职能转变力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水平。
人民银行制定的自贸区金融改革方案，是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共同设计、通力合作的成果。在具体改革条款的设计和论证过程中，人民银行将这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任务来抓，到码头、工厂、企业、金融机构，深入了解企业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举措以及还有哪些有待改进完善的地方，从一线职工、财务人员、企业家和金融管理者中，收集了300余条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改革的方案不是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得来的，而是出自一线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反映了一线企业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所有金融改革措施，都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予以推进。人民银行从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着眼细节，坚持风险可控、稳步推进，对改革内容成熟一项、推动一项，适时有序组织试点。同时，人民银行将会同上海市政府，制定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加强监测分析和评估，实施全过程风险管理，并督促区内企业和机构切实履行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等义务。
人民银行将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继续加快职能转变，改革创新管理模式，通过金融支持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贸易便利化，并形成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和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业务及管理模式，助力自贸区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性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银监会：支持中外资银行入区经营发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挂牌当日，中国银监会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中外资银行入区经营发展、区内设立非银行金融公司以及区内开展离岸业务等8项内容予以明确。
一是支持中资银行入区发展。允许全国性中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上海本地银行在区内新设分行或专营机构。允许将区内现有银行网点升格为分行或支行。在区内增设或升格的银行分支机构不受年度新增网点计划限制。
二是支持区内设立非银行金融公司。支持区内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发起人在区内申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支持上海辖内信托公司迁址区内发展；支持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区内设立分公司；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在区内设立专业子公司。
三是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在区内设立子行、分行、专营机构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区内外资银行支行升格为分行。研究推进适当缩短区内外资银行代表处升格为分行以及外资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年限要求。
四是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参股与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区内设立中外合资银行。
五是鼓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支持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跨境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品贸易融资、全供应链贸易融资、离岸船舶融资、现代服务业金融支持、外保内贷、商业票据等。支持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进跨境投资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跨境并购贷款和项目贷款、内保外贷、跨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
六是支持区内开展离岸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在区内开展离岸银行业务。
七是简化准入方式。将区内银行分行级以下（不含分行）的机构、高管和部分业务准入事项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报告。设立区内银行业准入事项绿色快速通道，建立准入事项限时办理制度，提高准入效率。
八是完善监管服务体系。支持探索建立符合区内银行业实际的相对独立的银行业监管体制，贴近市场提供监管服务，有效防控风险。建立健全区内银行业特色监测报表体系，探索完善符合区内银行业风险特征的监控指标。优化调整存贷比、流动性等指标的计算口径和监管要求。
据悉，以上八项措施是银监会经国务院批准，落实国务院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决定的具体措施。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将坚持服务自贸区实体经济、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原则，建立有针对性的自贸区银行业监管机制和框架。
银监会同时披露，银监会已批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商、浦发、上海银行设立自贸试验区分行，批准交银金融租赁公司筹建专业子公司。上海银监局也批准花旗中国、星展中国筹建自贸区支行。下一步，银监会将继续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自贸区设立机构。
证监会：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开放度
中国证监会9月29日公布了支持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若干政策措施，旨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度。
这些具体措施包括：
拟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在自贸区内筹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承担推进国际原油期货平台筹建工作。依托这一平台，全面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期货交易。以此为契机，扩大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
支持自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照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所进行投资和交易；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可按规定在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立非居民个人境内投资专户，开展境内证券期货投资；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按照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期货投资；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期货投资。
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规定在境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根据市场需要，探索在区内开展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等。
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区内注册成立专业子公司。目前，海通期货、宏源期货、广发期货、申万期货和华安基金等机构正在设立或准备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和资产管理子公司。
支持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面向境内客户的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的柜台交易。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下一步，将研究细化相关政策措施，抓紧制定实施细则，加强对相关试点工作的监测和管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发挥资本市场服务经济转型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上海自贸区国家战略。
保监会：八项举措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为充分发挥保险功能作用，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保监会对上海保监局提出的相关事项作出了批复。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5
一、统一思想，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质要求
（一）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要性的思想认识。“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重要指导方针。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实业兴，则百业兴。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充分发挥自身在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动双赢的良好局面，促进更多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二）全面落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各金融机构要切实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建立健全“一把手”负责制，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工作措施，强化金融保障和创新，努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围绕上级和县委县府决策部署，人民银行支行将组织开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活动，推动全面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项措施，引导资金合理进入实体经济最需要领域，并对金融机构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相关工作进行总结、通报和考评。
二、增加投入，满足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
（三）保持信贷有效增长。各金融机构要严格落实货币信贷政策，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间接融资主渠道的作用，根据县委县府提出的“重投入、兴实业”的总要求，持续加大有效信贷投放，实现“三超过”，即：确保全县各项贷款增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确保实体企业贷款增速超过全部贷款增速、占全部贷款比重超过去年水平。各非法人金融机构要积极向上争取新增信贷规模，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合理调整投放规划，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四）扩大社会融资总量。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继续拓展表外融资规模，通过信贷资产转让、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海外贸易融资等方式加大对企业的信用支持力度；充分利用省“区域集优”计划，支持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力争社会融资规模再创新高。
三、优化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五）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区域转型。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和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的信贷资金保障，夯实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基础，切实保障“两大转型”、“两大统筹”、“两大建设”等资金供应。积极运用银团贷款、联合贷款等方式，以推进“百亿投入转型行动”为重点，大力支持2012年政府主导投资项目建设、经济转型“三大倍增”计划等项目，确保在推动传统产业“普转特、低转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搭建现代化区域经济平台的资金供应。
（六）大力拓展“科技金融”领域。各金融机构要围绕县政府提出的大力发展“三新一高”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成为优势主导的产业发展目标，积极制定和开发适合战略性新兴实体企业融资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和金融产品。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的协调、引导和培育机制，引进新兴产业专家参与项目评审，信贷重点支持长三角科技商务区、归谷科技园、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加强和改进对科技型实体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科技贷款体制机制，针对科技型实体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股权等质押贷款业务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七）优先支持生产业发展。根据我县“培育8大产业、打造8大平台、实施80个重点项目”服务业发展计划，围绕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生产业和服务外包业，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目标，制定具体措施，构筑与服务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开拓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无形资产融资等业务，大力支持服务业集聚区、龙头企业建设，提升生产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八）积极推进“绿色信贷”工程。各金融机构要牢固树立绿色信贷理念，从节能环保、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对贷款项目进行分类，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原则，进一步落实“五个一批”退出落后低效产能的信贷退出工作，从严控制对“两高一剩”企业的信贷投放。优先增加对我县培育新能源、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和节能环保等低碳产业的信贷投放。信贷支持推进能源转换，引导使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继续推进和发展排污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贷创新产品。
四、履行责任，夯实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九）持续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是我县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对金融服务需求最大的群体，各金融机构要把小微企业金融业务作为战略重点，继续加大信贷支小力度，全面贯彻执行《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资金倾斜，开展“惠千家、助小微”信贷支小帮扶活动，结合我县经济发展特色，支持1000家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的小微企业发展，确保实现“两高于”，即：中小企业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均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中小企业贷款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贷款补助制度和风险补偿机制。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实行差异化监管，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
（十）不断提升“三农”金融服务水平。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统筹“两新工程”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生态农业等作为信贷重点支持领域，进一步支持小城市发展，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继续大力支持全县农村住房改造建设工程。开展“泽万户，助三农”信贷支农行动，全年新增农户及个人经营贷款用信10000户，扩大涉农贷款覆盖面，确保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水平。继续加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和渠道，在金融服务领域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
（十一）深入推进民生金融工程。树立“普惠金融”理念，围绕社会各阶层客户需求，创新发展针对特定人群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促进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推进汽车、家电、教育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信贷业务。积极开办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和生活困难群众的小额担保贷款、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创业贷款、助学贷款等业务，不断扩大贷款受益面。继续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五、稳步推进，支持实体经济扩大对外开放
（十二）着力推进外汇管理便利化改革。扎实做好货物贸易外汇改革试点工作，贯彻落实便利措施，推动外汇管理理念和服务方式创新，积极推出外汇衍生产品帮助涉汇企业有效抵御汇率风险。面对汇率双向变动幅度加大，涉汇企业汇率风险压力增大的情况，推出外汇衍生产品“菜单式”服务，面对不同需求的涉汇企业提供优势品牌产品，更好地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参与当地政府对外贸易发展计划和有关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前的外汇政策提前介入，使外汇管理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促进实体经济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引导涉汇企业办理贸易信贷、直接融资业务，拓展融资方式和渠道，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需求。鼓励外汇指定银行拓宽境外融资渠道支持外向型实体企业发展。
（十三）继续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量扩面。高度重视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满足实体经济贸易投资便利化需求。大力推进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人民币直接投资、贸易融资等业务。不断加大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有关政策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力度，广泛动员进出口实体企业积极参与，不断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在外向型实体经济中的收益面和影响力。
六、改进服务，提高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率
（十四）不断推进支付环境建设。支持金融机构新设网点加入支付系统，提高支付系统覆盖面。大力推广非现金工具，巩固银行卡支付环境建设成果，继续做深做精受理市场，优化发卡结构，加快金融iC卡运用，拓展小额消费领域，进一步扩大银行受理范围，推动银行卡在商品交易市场应用。深入推动无固定金融网点农村地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和银行离柜业务。推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普及应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推广支票授信业务，推进银行本票在全省范围内流通使用，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十五）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规范利率定价减轻企业财务负担有关问题的通知》，充分考虑实体经济可承受能力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坚持共同发展，优化信贷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尽量简化手续，压缩流程、合理降低贷款利率，减少不合理收费，能减免的尽量减免，尽可能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有效缓解实体经济融资贵的问题。
（十六）扩大国库服务社会民生覆盖面。加快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推广工作力度，努力实现国库与财政、海关的横向联网。实行出口退税绿色通道，加快出口退税办理速度，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进一步在涉农、民生、社保和拉动消费等财政补贴支出领域加大开展国库直接支付工作力度，提高资金到账速度和使用效率。推进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面实施，不断完善公务卡使用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姚庄小城市乡镇国库的筹建工作。
七、创新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十七）注重货币信贷政策与实体经济运行的有效对接。紧密结合实际，创新开展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综合运用各项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全面落实“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确保信贷总量满足我县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深入实施以实体经济为重点的信贷导向评估政策，创建中小企业、三农信贷导向评估制度，促进货币信贷政策与地方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银企合作，推进政银企对接的常态化、制度化，举办2012年银企、银政签约和信贷产品推介会，抓好对接成果的跟踪落实。发挥好再贴现、再贷款等工具的杠杆作用，创新支持模式，提高金融机构放贷能力，加大对“三农”与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十八）注重金融服务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相互适应。各金融机构在设计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时，要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适当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加强金融产品、机制和服务模式的开发。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开发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等登记系统，灵活多样地创新信用模式和扩大贷款抵押担保范围。加强银行、保险以及担保等的联手合作，运用联合增信模式，创新金融产品，持续推进扩大股权质押、商标专用权质押、专利权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保易贷、金融仓储、供应链融资、网络融资等创新业务，努力为实体经济提供多元保障。
八、防范风险，营造服务实体经济良好氛围
（十九）完善宏观审慎金融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和监测体系，完善政府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协调处置机制，有效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各金融机构要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各项工作生命线，全面落实执行“两管理、两综合”各项工作要求，及时报送重大事项与重要信息，协同处置金融风险，合力构筑行业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御线。切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加大对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力度，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二十）打造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制定出台《县农村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不断完善征信基础服务，着力扩大征信系统的应用范围和覆盖面。推动征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借款企业信用评级常态化和规范化。不断深化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扶持信用较好的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融资环境。加大征信宣传力度，为金融服务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九、把握机遇，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做强金融产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6
关键词：金融；政策；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各省市高度重视金融业发展，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力度大、操作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文件。特别是，近期深圳、天津、温州等城市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突破力度较大，并形成了一些新趋势新特点。
一、近年来兄弟省市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举措
近年来，兄弟省市出台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集聚金融机构、培育引进金融人才、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完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等领域，形成了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共性特征的政策措施。
1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举措
改革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兄弟省市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为重要抓手，着力增强金融业发展活力，形成金融业发展的特色优势。一是加强金融体制机制整体创新和综合改革试验。兄弟省市积极争取国家各类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如广东提出将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核心区之一，天津提出建设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温州提出建设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都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批复。二是深化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和金融模式创新。如深圳前海探索建立人民币双向跨境流通机制，构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积极争取开展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动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探索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温州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三是加快金融对外开放合作。如深圳前海金融市场扩大对香港开放，在Cepa框架下适当降低香港金融企业在前海设立机构和开展金融业务的准入条件，努力建设成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2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政策举措
兄弟省市以打造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为目标，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创新和丰富金融市场功能。如根据国家批复，深圳将试点设立各类有利于增强市场功能的创新性金融机构，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文化产权、碳排放权、农产品、珠宝钻石、石油化工、航运、航空等交易平台建设。广东创新票据回购和交易机制，积极开展区域票据市场电子化试点。二是大力发展各类金融要素市场。如北京成功争取新三板落户，并积极推动碳交易、金融信息交易等金融要素市场加快发展。湖北积极谋划碳金融交易、林业资源交易、农村土地流转、药品交易等要素市场建设。重庆也在争取国家部委支持，研究探索组建全国性电子票据中心、林权交易所等一批新型金融要素市场。
3集聚金融机构的政策举措
兄弟省市高度重视金融机构体系建设，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一是大力吸引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主要政策包括给予开办奖励、加大税收减免、畅通办事服务渠道、完善人才服务等。如天津根据注册资本大小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总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总部职工按照不超过其工资总额15%的比例缴存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二是重点吸引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许多省市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和实体经济需求，积极争取股权投资机构、基金管理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落户，并重点集聚法律服务、金融信息、投资咨询、信用评级、服务外包等中介服务机构。三是吸引各类国际金融组织并举办重要金融活动。如深圳积极举办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中国保险国际论坛、金博会等。北京积极举办北京国际金融论坛、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全球pe北京论坛等重大金融活动，努力打造金融活动高端品牌，提升北京金融国际影响力。
4吸引金融人才的政策举措
金融人才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兄弟省市积极打造金融人才高地，努力为本地金融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一是多措并举，加强金融人才本地教育和培养。如广州通过强化校企合作、产学研联盟和规划建设广州国际金融研究院，不断加大金融人才培育力度。北京鼓励引进国际著名金融培训机构，推动建立国内培养与国际交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式培养体制，并积极支持北京国际金融学院发展。二是加强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引进力度。如深圳定期组织赴国外举办海外人才的招聘活动，引进并储备一批熟悉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运行规则的高端金融人才。大连实施海外金融人才引进计划，支持金融总部和区域性总部，未来5～10年争取引进10名以上具有丰富金融管理或资本运作经验，在业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高端人才。三是实施金融人才奖励计划，完善金融人才服务体系。如深圳前海则建设深港人才特区，为各类人才在前海的就业、生活以及出入境提供便利，并在深港两地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合作试点。
5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举措
兄弟省市从金融支持结构转型、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社会民生的要求出发，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一是以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如西安通过落实贷款贴息、专项补助、股权投入等方式，加大对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广东积极探索建立投融资新模式，出台包括多层次担保、信贷支持、财政贴息、债券融资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扶持体系。二是重点支持和服务科技型企业发展。如天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并经科技部批准为全国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试点城市。北京探索成立中关村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创新试点，为科技企业提供结构化融资服务。三是加强中小企业服务，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如深圳探索开展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小额循环贷款、无抵押贷款等，加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天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资金对接电子平台、设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开展推广新型金融产品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温州鼓励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四是探索金融服务社会民生新模式，为社会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如北京探索发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积极争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深圳鼓励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市政府投融资任务和城市改造更新项目，引导更多社会民间资本进入水务、环保、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事业和民生领域。五是支持“三农”领域发展，满足“三农”金融服务需求。如重庆正在加快完成林权、农房、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三权”确权工作，全面推广“三权”抵押贷款业务。
6完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策举措
兄弟省市从积极完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入手，着力破除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各类瓶颈。一是建立健全金融业发展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机制。如深圳前海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各部委、广东省、香港特区和深圳市政府参加的前海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和协调解决前海开发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二是畅通服务渠道，加强金融机构服务力度。如宁波对进驻东部新城金融服务中心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和后台中心，在办理注册登记、行政许可等事项上给予便利，设立多部门进驻的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力争办事不出东部新城。三是改革完善金融监管、考核激励、投融资、财政税收等体制机制。如广东强化地方政府“一把手”亲自抓金融工作的责任制，实施地方金融事权归口集中管理，建立健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和日常监管责任制度，完善金融强省建设的激励表彰机制。温州为加强民间金融监管和规范民间资本有序发展，建立了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综合服务。
二、兄弟省市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综观近年来兄弟省市出台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呈现以下六个方面的新趋势新特点：
1更加注重金融改革创新，着力增强金融发展动力
一是以金融改革为突破口，释放金融发展活力。兄弟省市普遍重视金融整体改革创新，积极向国家争取先行先试政策，破除制约金融发展的各类体制机制瓶颈问题。二是以金融创新为重点，增强金融发展动力。兄弟省市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模式、产品、业务和工具创新，不断培育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三是以金融风险防范为保障，确保金融稳定。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风险经常伴生出现，兄弟省市不断加强金融风险管控能力建设，从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管控手段、加强风险预警等方面时刻防范金融风险引发的经济和社会波动。
2更加注重依托发展基础和自身优势，确定金融发展重点
一是依托发展阶段和区位优势，明确金融发展定位和目标。兄弟省市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结合自身实际分别提出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发展定位和目标，谋求金融错位竞争优势。二是依托产业基础和实际需求，确定金融发展重点领域。兄弟省市根据自身产业发展基础、区域金融活跃程度、企业和居民金融需求，重点规划发展不同金融领域，满足服务当地实体经济和个人理财服务方面的实际需求。三是依托区域发展宏观环境和特殊政策，形成金融发展特色。兄弟省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和中心任务，用足用好用活国家赋予的区域特殊扶持政策，积极开展各类金融业务创新试验，形成鲜明的区域金融发展特色。
3更加注重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提高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
一是加快完善和升级金融基础设施，着力营造金融发展良好环境。近年来兄弟省市积极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市场交易、支付清算、支持保障、电信通讯等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金融硬件水平。二是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立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的金融制度体系。包括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金融人才发展环境、扩大金融合作开放、完善法律统计税收制度等。三是着力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促进金融有序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强政府金融工作组织协调、强化金融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规范政府行政审批管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控机制、严打金融违法犯罪等方面。
4更加注重金融政策规划引导和体制机制建设，优化区域金融整体布局
一是制定金融业发展规划，出台各类专项扶持政策文件。兄弟省市金融政策规划体系既有综合规划和长期规划，又有专项规划和短期规划；既有指导意见和政策方案，又有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有的省市还积极推动金融地方立法工作。二是完善金融发展体制机制，破除金融发展瓶颈约束。兄弟省市主要通过改革投融资体制、争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完善金融工作考核机制、强化金融监管机制等，为金融业加快发展扫清体制障碍。三是优化金融发展空间布局，加快金融功能区（集聚区）建设。兄弟省市往往综合考虑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发展基础、商办设施条件等，划分若干金融功能片区，发展和集聚不同金融产业和业态。
5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促进实虚经济协调发展
一是引导金融服务重点产业和社会民生领域。兄弟省市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服务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三农”领域，努力促进产金融合发展。二是注重服务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兄弟省市采用差别化监管政策、优惠财税政策、设立专门服务机构、鼓励金融企业产品服务创新等方式，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加强金融与实体经济对接。兄弟省市从健全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和信息沟通长效机制入手，主动向社会公布政策、规划、产业和项目信息，搭建各类金融与实体经济对接平台。同时，通过加强部门协调监管，对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保持高压态势，有效防范金融资本脱实入虚和实体产业空心化。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7
摘要：新时期，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为了逐步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就需要一方面提升企业的资产、利益以及利润的增长速度，具有充足的资本，另一方面就是快速增长信贷规模，提升农户以及小企业的贷款所占比例，缓解信贷约束力。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农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困境，制约因素也很多，为了解决这些困境，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市场的新规范制度下，阐述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因素，并着重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困境制约因素解决措施
大量的实证经验表明，金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市场的核心部门，占据着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对于现代农村经济来说，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对于实现“三农”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因为金融市场的限制作用，对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很不利，因此对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困境应善于运用金融发展指标改革农村金融发展体系，分析制约因素，并提出解决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困境
（一）农村金融宏观经济环境有待完善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薄弱环节之一，农村金融的发展制约了并存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尤其是对金融宏观经济环境，不仅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但是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得不到改善，农村“三农”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虽然国家重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改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的主要条件，但是由于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缺乏增收支持，这都是宏观经济条件得不到改善所导致的，这是难以消除城乡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之间差距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问题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善，农村生产的基础性设施建设条件差，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收益下降、生产要素外流等，使得农民收益下降，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发展；第二，“三农”发展没有长期性的政府支持，虽然2004年中央下达了“三农”问题发展的一号文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惠农强农的措施，加大了支农的财政性投入，另外，财政部以及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推出了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从资金、管理等角度给予支持，但是，除了这些支持之外，地方政府投资金融平台加剧了农村劳动力以及土地流向城市的步伐，更加剧了城乡之间差距，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以及持续发展。
（二）农村金融自身条件的制约
首先，农村金融的多层次，适度竞争的服务性体系尚未形成，地区性的政策金融体系以及合作性的金融更急也有待改善，这些对于改善“三农”的弱势地位很不利，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不利于改善城乡一体化建设目标；其次，金融机构对于“三农”发展的服务能力还不足，部分农村金融机构还没有摆脱“离农脱农”的局面，部分地区信用社在建国改革之后完全变成了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这对于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发展很不利，这些商业性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村小微性企业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中低收入居民的经济要求；最后，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农村金融发展还相对滞后，另外，金融中介的发展也不健全，金融教育落后，这些都是农村金融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第一，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收到了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使得金融机构在农村信用体系以及中介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难对农户的资信以及还贷能力有所了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农村信贷的申请、审批以及还款的过程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增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风险；第二，经营风险因素的阻碍，长期以来农村最为典型的弱质产业收到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很大，比如自然气候生产的季节性交替等，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性，没有一定的风险补偿体系，农村金融的抗风险能力很弱，这些经济风险导致的结果就是阻碍了农村金融的成长。
三、改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的解决措施
（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对于当前农村金融的服务体系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是机构设置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准确等，为了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多元化性质，首先，需要改善政策性金融，对于公共建立的农村金融市场来说，其市场化成对还比较低，尚未形成成熟的金融市场，因此改善政策性金融主要应该定位于修复“市场失灵”的情况，通过政策倾斜以及政策优惠等发挥培养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其次，需要发展合作性质的金融，根据国外发展的先进经验，发达国家多以合作金融为主，实行“自愿参与、民主管理、服务社会、返还利润”的基本原则，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最后，需要发展商业性金融，以商业性质金融机构追逐利益的性质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助力，以商业银行资金实力雄厚的特点，促进商业银行对“三农”的大力支持。
（二）健全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建设
由于农村生产建设存在着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以及社会风险三大风险，在健全现有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应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改进农村生产结构，保障农民持续增享受的情况，不断的促进新型合作组织的成长。另外，还应该加快建立农村保险事业的发展，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通过政策性的农村保险与商业性保险体系的结合，增加农村保险的品种种类，提升农村金融的风险覆盖率，政府运用财政、税收手段，积极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农村金融发展中。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的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并不是不可解决，只要明确发展困境，找到制约因素，通过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保证农村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李小鹤.经济转型、中小商业银行与新型金融组织——以村镇银行为例[J].当代经济，2011，（02）.
[2]罗茜倩，郑旭军.关系型融资技术在农村金融机构中的运用研究——宁波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为例[J].浙江金融，2010，（05）.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8
问：在新形势下，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1/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劳动力的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经济就业。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问：当前为什么要出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是如何体现中央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
答：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改善。但也应该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部分地方、部门观念转变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当的限制，企业融资渠道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和服务不到位；部分企业行为不规范，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和宪法修正案要求，切实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制定了《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必将对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三是切实保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切实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四是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明确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提高自身素质；五是强调政策的连续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市场准入、投资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规定。
问：今后一段时期，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哪些要求？
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际，《若干意见》提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素质。
问：《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哪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答：《若干意见》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并在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明确了改革方向和措施。
二是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加大各类银行信贷支持力度，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开发适合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同时，完善有关财税支持政策。
三是发展社会中介服务，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加大对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创业服务。支持开展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培训。加强科技创新服务，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积极推进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四是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五是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要求非公有制企业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及市场准入规定，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推进专业化协作和产业集群发展。
六是改进政府监管。根据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经营特点，完善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水平。
七是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努力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问：《若干意见》在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答：《若干意见》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提出了以下政策规定：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这些垄断行业和领域。二是加快完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规范招投标行为，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各类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三是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包括非营利性领域和营利性领域。四是在加强立法、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业。五是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六是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
问：当前，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是融资难、贷款难。拓宽非公有制经济融资渠道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答：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问题重在拓宽融资渠道，《若干意见》提出了四方面政策意见：
一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改进信贷考核和奖惩方式，切实发挥银行内设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作用，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鼓励政策性银行依托地方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以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转贷款、担保贷款等业务。
二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在证券市场发行、上市方面，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加快完善中小企业板块，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健全创业投资机制，支持中小投资公司发展。
三是鼓励金融创新。改进资信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开展质押贷款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开办融资租赁、公司理财和账户托管等业务。改进保险机构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展面向非公有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四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区域性信用再担保机构。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损失补偿机制，加强对信用担保机构的监管，建立担保行业自律性组织。
问：非公有制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若干意见》对中小企业有哪些支持？
答：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是非公有制企业，在《若干意见》中充分考虑了这一特点，对中小企业提出了相应政策措施。
比如，强调逐步扩大国家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快研究改进和完善个体工商户、小企业的会计、税收、统计等管理制度，探索建立有利于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制度；支持建立创业服务机构，鼓励为初创小企业提供各类创业服务和政策支持；加快建立适应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点的信息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加强科技创新服务；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促进以中小企业积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问：《若干意见》明确了许多重要政策，如何保证这些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答：按照国务院要求，《若干意见》出台后，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加以考虑。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制定配套办法。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尽快清理和修订有关政策性文件和行政规章，加紧制定相关的配套办法和实施细则，完善具体措施，确保落到实处。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要根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特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健全服务体系。推进政务公开，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注意听取非公有制企业的意见。
四是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非公有制经济的先进典型，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政策解读：一、国家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针对长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受到过多限制的现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这些长期以来非公有制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如今获得了国家的准入。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将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
国家将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对其他业务，非公有资本可以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进入。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除国家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外，允许具备资质的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
国家将支持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城镇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在规范转让行为的前提下，具备条件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可向非公有制企业转让产权或经营权。
在加强立法、规范准入、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国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政策解读：二、国家将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国家将采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服务创新、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五项措施，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自有资金短缺、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发展受到很大限制。24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若干意见》提出，国家将逐步扩大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省级人民政府及有条件的市、县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研究完善有关税收扶持政策。
国家将有效发挥贷款利率浮动政策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从非公有制经济特点出发，切实发挥银行内设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作用，改进信贷考核和奖惩管理方式，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
非公有制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得到拓宽。国家将对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鼓励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到境外上市。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企业债券。
国家将鼓励金融服务创新。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信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对符合规定的企业，经批准可开展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质押贷款试点。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9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围绕“三大战略”，推进城市转型，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沟通协作，贯彻“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深化“两转一落实”活动，开展信贷精细化管理。推动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创新，加大对重点项目、农业、中小企业、产业链融资等金融服务力度；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年全市银行贷款增量120亿元，增幅32.8%，确保贷款增幅高于全省平均增幅、高于全市GDp增幅，涉农和小企业贷款增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
二、主要措施
（一）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抢抓“三大战略”、推进城市转型机遇，围绕新冶钢特钢升级改造二期、有色20万吨阴极铜改造、电厂二期、中孚干法水泥等一批技术改造项目，积极向总行、省行争取政策倾斜，采取维持授信和增加授信结合、项目融资和项目贷款结合，银团贷款、联合贷款、委托贷款、总行直贷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扩大规模，支持冶金、建材、能源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配套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优势产业转变，保持信贷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支持产业集群建设。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信贷引导，整合资源，依托重点骨干企业，加强对华新、冶钢、有色上下游深加工业企业的贷款、票据以及保理等融资服务，大力推进产业链延伸发展，促进我市黑色和有色金属、水泥、纺织等“产业”产业群建设，扩大循环生产、循环利用产业集聚规模效应。
（三）支持节能节源产业成长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结合“三园一带”建设要求，以节能型、成长型和潜力型企业和项目为重点，支持下陆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金山低碳工业园建设，增加对节能减排、污染防治重点工程信贷投入，优先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发展。以建市周年和首届国际矿冶文化旅游节为抓手，加古矿冶等五大工业遗址、环保安生态休闲旅游等重点景区改造建设信贷投入，推进由旅游过境地向目的地转变。
（四）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依托和发挥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城市、全省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城市优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推进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完善小企业服务机构体系，实施小企业专营机构单列信贷计划、单独配置人力资源与财务资源、单独客户认定与信贷评审、单独会计核算的“四单”管理方式，科学设定审批权限，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积极采取贷款扶持、票据融资等多种方式，重点加大新型成套技术装备、新材料、精细化工、精密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等一批科技攻关项目的信贷投入，支持一批有创新基础与需求的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引导和扶持企业争创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走品牌发展之路。
（五）支持“三农”全面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领会“两转一落实”活动的深刻内涵，积极拓展多种组合融资方式，打造特色专业化支农服务体系。按照“种植业建板块、养殖业建小区、水产业建片带”的思路，围绕劲牌、富川油脂、中粮、雨润、永大、联海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重点支持优质粮油、蔬菜、生猪、家禽、名特水产品、经济林等六大主业以及龙头企业配套项目，支持特色农业基地建设，支持新农村建设。以信贷结构优化引导循环农业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增强农副产品增值转化能力，促进农业特色板块基地建设，推进农业向产业链、特色园区发展。
（六）全力打造“穷人银行”。各银行机构要强化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关注民生工程。通过大力推广社区小额担保贷款等“五小贷款”，培育发展“穷人银行”文化，支持大学生、农民、下岗职工等群体创业，扩大内需，推动社会就业，保持社会稳定。
（七）支持银行重组改革。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市政府相关部门、股东单位、监管部门以及银行管理层要加强沟通协作，成立专班，制订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到风险关口前移、业务发展连续、风险防控到位、机构队伍稳定，确保城商行重组顺利进行。大冶市、阳新县政府要采取资产注入、资产置换等措施，解决农村信用社改制资金缺口，规范预约股金手续，尽早实现全面达标。大冶农村合作银行争取在六月底前正式挂牌开业。
（八）推进金融创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以落实“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为契机，加快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完善“小企业金融业务中心”、“三农事业部”、“小企俱乐部”等专营服务机构建设，延伸县域和乡镇金融服务机构，推广“惠农卡”、“龙卡通”、“楚牛卡”等结算与信贷一体多功能服务工具，继续做好做强小额农贷、小额质押、创业贷款，大力开展小额社区贷款、个人商务贷款试点，探讨应收账款、专利权、仓单、货权、林权等质押贷款业务，优化和升级网点建设，增加自助设备，不断创新机制和创新产品，服务经济转型发展。
（九）全面防范风险。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后危机时代经济运行“短板”和银行风险管理工作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复杂程度的认识，建立由发展改革、财政、经信、人行、银监等多部门参加的季度例会制度，加强经济金融形势研判和风险提示。落实“有保有控”信贷管理政策，科学把握信贷投放节奏，落实“信贷精细化管理年”活动各项措施，改造传统信贷管理流程，规范信贷管理运作,建立科学的、市场化的信贷管理机制,建立健全信贷风险内控机制，明确风险防范职责。积极关注和防范平台融资贷款风险、房地产贷款风险、票据融资业务风险和集团客户授信风险。确保信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真正用于经济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地方。
（十）强化案件防治。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重视案件防控和安全保卫工作，按照“铁纪治行、铁规管人、铁面问责”的要求，健全内控机制，明确操作规程，加大重要业务、重要岗位和重点环节风险查访频率，建立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信息联系和沟通机制，加强员工失范行为排查，不断完善防、查、处结合的案防体系。监管部门要采取与业务准入挂钩、与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挂钩、与业绩考核挂钩、与高管薪酬挂钩等措施，强化银行机构案件风险防控工作的引导和督促，杜绝大案要案发生，确保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
三、工作要求
（一）营造良好金融环境。各级政府要重视和支持银行业发展，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不断完善治理非法集资工作机制，加大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惩处力度；完善市场监测功能，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迅速介入，妥善处置；相关监管部门要关注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拍卖行等准金融机构风险，全面掌握情况，严控风险蔓延。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篇10
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为70。,世界平均水平为50。,而我国仅为32。,这说明了我国服务业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自从我国加入wto以后,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也在逐步扩大,如何把握时机以更好地吸引外资成为了当今的热点话题。
[关键词]服务业FDi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模型
一、我国吸引外国投资服务业的政策措施
影响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相关法律、政策法规及以双边甚至多变的投资条约。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1.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措施
这一类措施是只对进入东道国建立各类服务性企业和机构加以种种限制、管制,甚至禁止;或者采取自由放任态度。限制和禁止的措施具体包括有:(1)对于国内特定的服务业部门或企业,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2)由倾向性的限制或鼓励某类投资方式;(3)对服务业投资的地域限制;(4)对服务业投资的企业数量的限制。
2.与国民待遇有关的措施
这一类措施会影响服务业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这些措施决定了外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所得到的待遇是否高于、地域或等于国内企业。内容主要包括对企业的税收、外汇、借贷、进出口、投入产出和进入当地市场的种种规定,很多方面使大多数跨国服务企业考虑是否进行投资时的关键因素。另外,这类措施中很多涉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所禁止或限制采用的内容,主要有关原材料采购和进出口平衡等。
3.其他有关措施
这一类措施虽然在理论上不像上述措施那样会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造成影响,但在实际上可能会发生作用。如,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鼓励措施;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措施,与外资资本安全相关的以及与外企撤出权相关的措施,包括保护措施和担保,有关政府强制没收、国有化、赔偿和争端解决的规定;一般性法令框架,如对垄断的规定,竞争政策,审慎性的规定及对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保障等等。所有这些都会间接影响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工具主要是法律、法令、规定、规则、政府文件等,可以通过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进行,以达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以上各种政策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采用限制措施,这是从整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考虑,实际上却是会给服务业带来损失的,因为这一措施主要保护了国内服务业的低效率、低技术水平、低发展速度和高昂的服务价格。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看,这类措施对东道国服务业的伤害是很大的。但如果从一国整体来看,该类措施对一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的完整性所带来的好处却不是能够简单加以衡量的。当然,随着国家目标的变化,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些措施都在不断地加以调整和放松。这一点在最近金融业的政策方面体现尤为明显。
二、我国吸引外国投资服务业的政策阶段
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工作进入政策调整和外商直接投资低速稳步发展时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开始从注重数量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方向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了引导外资投向,使之更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1995年6月联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做出明文规定。1995年国务院决定将金融领域外资试点城市在原来13个的基础上扩大到24个,即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到1996年底,全国已经批准建立各种金融机构148家。保险业利用外资,以1992年中国允许外国保险机构在上海有条件地试办保险分公司和合资保险公司位初始,1995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广州。1997年12月又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修订,使之日趋合理和完善。产业目录调整后,我国重点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
第二,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向结构优化发展,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外商投资领域,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例如,外商获准对金融业的投资范围不断扩大;中外合资外贸经营和商业零售业企业获准试行;允许设立中外合营合作进出口商检机构;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会计市场;允许设立中外合作航空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国内航空市场等等。在加入wto后的前五年内,每年有四个新的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2003年7月10日中国开始全面实施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制度,截至2004年11月26日,已有23家境外金融机构的QFii资格或中国证监会批准,批准投资额度总计31.75亿美元。这表明中国证券投资吸引外资的步伐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止如此,金融业开放领域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2003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向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公告。自2003年12月1日起,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可在已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商务部公布自2004年6月1日开始实行《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规范商业零售业对外资开放。此外,我国政府按照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扩大对外资的准入,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允许外资在华设立投资性公司。
三、我国吸引服务业外国投资的政策传导
从最初颁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相关政策开始,政府通过对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做出明文规定来指导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方向。1997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后,对外资的鼓励重点转向基础设施等领域。而对外商金融业投资获准范围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外商在这一领域的直接投资,中外合资外贸经营和商业零售业企业的运营也获得准许。由于政策调整后,部分优惠政策的取消,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在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1999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仅为113.65亿美元。其占FDi总额的比重也在持续下降,2001年降至20.21%。这一阶段服务业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与上一阶段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外商投资于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的比重相对下降,商业、饮食业和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及仓储业投资比重上升,成为该时期外商投资的热点。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全面与国际接轨,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也在加深,这对我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02年至今,服务业利用FDi合同额一直稳步增长。这与我国这一时期实施的吸引服务业外国投资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由于2003年及2004年实施的政策开放程度扩大,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较大的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下降;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的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包括金融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之前由于我国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对金融业的外国投资较少,而政策放宽后此方面的外国投资则有了明显增加;而由于电信业的开放,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新型服务业发展迅速。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业和科研、综合技术服务都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不过,如果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对象是面对我国国内消费者,投资者更关心对竞争的保护和市场状况,那么对投资鼓励就不会很感兴趣,而对该国的服务业投资进入的限制则极为敏感。如果投资的服务也是“出口型”的,如旅游业主要是为吸引东道国以外的游客,投资方面的鼓励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这一方面政策实施的效果也特别明显。
至于最近最有影响的QFii政策,只要降低QFii的资金规模,一旦资金规模闸门打开,QFii的投资后劲将是惊人的,这样一来,投入国内证券市场的金额将不低于基金公司,而QFii将成为外资流入的又一重要形式。
四、启示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日后引进外资政策调整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处理好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合理保护的关系。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入世承诺,积极、稳妥、有序地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把握“渐进的”和“有管理的”原则。制定完备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法规;对服务业外资企业的责权利做出明确划分。加强对服务业整体行业的开放结果的研究,特别要对外资进入金融、电信和商业零售等单个行业未来发展状况进行预测。
2.转换政府职能,营造适合于服务业外资的制度环境。(1)对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行业进行改制,推进产权多元化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培育大型服务业企业集团。同时,通过出售、兼并、租赁等方式放开国有中小型服务企业。(2)推进部分服务领域的产业化;促进学校、医院、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设施的社会化。(3)争取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步放开,实现汇率浮动市场化。(4)建设和推广宽带网络服务,降低交易费用,消除时间和空间阻碍,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5)保护知识产权。
3.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从我国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首先,继续创造条件增加劳力密集型服务业外资流入,以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其次,抓住当前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机遇促进与制造业关系密切的服务业快速发展,如推广通关改革,完善咨询服务和投诉受理,发展国际现代化物流,加强国际电子商务建设等,从而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再次,吸引这方面的外资投入在未来的主导产业---信息和生物技术等知识型服务业方面,使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向合理化发展。
4.在主要经济地带建立企业并购中心。应以推动服务业跨国并购为契机,在全国主要经济地带建设现代服务业的高地,为进一步促进跨国并购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借助外资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5.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外资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要求很高,特别是中心城市的CBD区域,往往是以金融、保险、咨询、中介机构等为代表的服务业聚集地,服务业企业要占入驻CBD全部企业的三分之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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