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1
一、新时期公司税务管理内部控制的现实意义
1.降低税务风险。客观来讲，在公司经营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税务风险，主要是因为公司内部没有达成有效信息流通，无法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经营衔接环节的风险问题，最终带来税务层面的风险。因此，加强公司税务管理内部控制，能够及时找到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然后依此进行分类管理，包括税收筹划、业务交易、会计核算等方面的风险管理，如此就能够有效将其公司的税务风险。2.拓展经营价值空间。有效的税务管理内控不仅可以降低公司税务风险，而且能够拓展公司经营价值空间。一方面，公司税务管理内控能够帮助公司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避免花费更多的税收费用，进而达到提高公司经济效益、降低公司税收成本的效果。另一方面，有效的税务管理内控有助于塑造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公司的社会效益，进而达到拓展其社会价值空间的目的。3.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有效的税务管理内控能够将公司经营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促进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现状来讲，国内许多公司在经营发展实践中因对税收政策的解读不到位，造成财会管理风险加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的安全发展。因此，税务管理内部控制的强化，不仅能够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而且能够加强相关人员对税务政策的深层理解和认识，进而确保公司的经营安全。
二、新时期公司税务管理内部控制的现实困境
1.税务征管困境。近年来，随着税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税务部门明确要求各大公司必须加强财务人员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税收操作，确保税务征收工作的科学化、合法化和规范化。但就现状来讲，国内公司税务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层次。另外，为满足新时期国家税务征收的要求，公司财务工作人员不仅要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但现实中大部分财务工作人员无法达到这一标准，而这也成为了公司税务管理内部控制的一大困境。2.税务稽查困境。近年来，我国对税收稽查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对金融、铁路、地产等领域的公司有着极高的稽查规范，而这就给公司税务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难点。但目前，许多财务工作人员无法及时转变工作理念，在税务筹划上存在较大漏洞，再加上许多公司的软硬件建设不到位，都造成了公司税务风险的加大。3.外部环境困境。所谓的外部环境困境，主要是指公司生产经营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势必会增加公司税务风险，并加大内部控制的难度。例如，在地区保护主义的作祟下，许多外来企业在地方市场的拓展中会遇到种种阻挠，相关部门会要求外来企业在短时间内完成较大的税收证明任务，如要求他们在既定时间内更换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开具其他相关税收证明等。显然，这些工作任务必然会增加公司经营成本，造成税务管理内部控制难度加大，最终制约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新形势下企业税务管理内部控制措施探讨
1.改善公司内部环境。税务新常态下，要向实现公司税务管理内部控制的高效性，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公司内部环境，加强对环境要素的合理建设与把控。有关政策规定，公司企业在开展内部环境建设时，一定要明确相关主体的职责，构建完善的组织结构，确保相关责任主体全面落实执行具体政策。具体来讲，在国家既定政策框架下，公司要结合市场环境特征和公司经营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内部环境建设，不仅要设置专门的税务管理内部机构，而且要加强专业税务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同时要构建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确保税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高效性。同时，为确保内部环境优化的常态化生成，公司还要精心制定税务筹划计划，增进税务管理部门与其他生产经营部门的信息共享交流，以便及时转变税务管理策略，避免因业务信息变更与税务管理革新相脱节，确保公司税务管理内部控制的常新化发展。2.加强税收筹划管理。税务筹划工作是决定企业税务管理内部控制效率的重要内容，每个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是不同的，包括企业的生产内容和经营方式，因此每个企业应该要缴纳的税种也是不同的。而对应不同的税种，国家也制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因此，为了要加强企业的税务管理内部控制，企业财务工作人员必须要加强对国家税收政策相关信息的了解，以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企业可以加强对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让工作人员参加相关的讲座和培训，以便及时关注国家税务的有关政策，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制定有效的税务筹划措施，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税务难题，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当然，除此之外，在税务筹划工作中，企业还可以关注更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如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内容以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就业人员工资支出内容等。3.增进内外信息互动。企业税务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各相关部门在信息传递上存在一定的漏洞，因此导致风险加大，无法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防范企业的税务风险、加强企业的税务管理内部控制必须要求企业能够加强内外信息的及时传递和沟通，以便为企业税务风险的防范创造更多的条件。企业在税务风险的防范过程中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信息、中介机构信息、业务往来单位信息、税务部门政策信息等，要求企业能够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制度，及时获取各种各样的内外信息，并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整合，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做好企业税务风险评估报告，防范税务风险。
综上所述，面对全新的税收环境和市场环境，以及税务征管困境、税务稽查困境和外部环境困境，相关主体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优化改进，既要改善公司内部环境，又要加强税收筹划管理，同时要增进内外信息互动。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高效性，才能拓展公司经营发展的价值空间。
作者:徐金秀单位:大众一汽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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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2
要害词：企业；税务风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1
风险管理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效能高的同时又只需相对较少的投入。凭借这些特点，自1970年以后，风险管理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建立起了完备的理论系统，并在企业、跨国公司、经济、政府的管控活动之中体现着它的价值。近年来发生了太多由于忽视税收风险的重要性而导致的企业倒闭事件，于是，一些企业制定了很多相关政策来应对税收风险带来的威胁。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企业内部管控体系的日渐成熟，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理评价与化解企业税务风险，对税收风险的控制同样已然成为企业内部风险控制的关键因素。
一、企业税务风险产生原因
企业税务风险意为由于来自不同的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受内部税收政策和外界原因影响的潜在风险。社会经济现状飘忽不定，税收政策的调整和企业生产经营项目中的可变性是企业税务风险的主要成因，并可将成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部分。
1.风险产生内因
企业内部税务控制制度意为公司开发的具有预警、检察、发现和矫正过失以及欺骗行为的内部政策章程，以期达到落实发展战略宗旨、依照相关法律进行公司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很多企业未曾将建设税务内部控制制度作为重点工作，税务危机意识薄弱，必要的税务部门建设的步伐不能跟进。有的企业的财务机构既要承担会计职能，又要分管纳税事宜。实际上，财务事项处于公司盈利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主要功能是遵照事实记录生意现状。如果财务机构发现了公司的税务存在的问题却通过修改账目以达到消除税收风险的企图，那么企业就会被税务部门判定为偷税。
当下，大部分公司没有建立税收制度来进行全面的内部审计，而且不能进行固定周期查验和合理性评价。许多公司仅仅遵从政府分管税务部门的刚性需求进行税务自我检查。另外，如果公司自己的审计者不擅长处理税务相关内容，则一般会交由公司外部的税务从业人员处理相关事宜，于是伴随这个过程就滋生了外包风险。一般来说，公司外的税务从业人员很难切切实实了解企业的产业管理和税务现状，有些更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在不具备对被委托公司财政现状的完备知识的时候就贸然为该公司制定出了验证材料。只要政府分管税务部门或者审计局对公司的纳税情祝进行查验，就能立刻发现公司的偷税行为，该公司不仅在运营上会遭到严重影响，并且企业信誉也同时荡然无存。
2.风险产生的外因
究其风险产生的外部因素，更多的是由于需要纳税的个人或法人希望通过躲避交付一部分税款来抵消一部分自身遭受到的目前纳税政策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不是中性税收，并且营业税重复征税，企业生产、经营等范围的划型的不同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的不同都会导致纳税力度的区别。政府对内外资集团的征税力度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些情况都导致企业产生通过人为调整税务情况以追求公平的想法，于是由此滋生了税务风险。
我国现有税务政策不够明晰。目前我国设置有18种税务类型，大部分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的界线划定不清晰，主旨过于概括，这就导致了收税方和纳税方在政策解读上的争执。由于我国税法是制定法，根据执法者对政法相关规定的自我解读导致的执行结果来决定纠纷中的责任归属。目前我国公民在税务方面很少有人明确唯有法律规定的才是合法的，并且税法在法律体系中没有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国家行政机关对税法具体应用贯彻的方法所作的说明处于主要地位，这些都导致纳税者处于劣势，增加了该群体承担税务风险的可能性。
二、企业税务制度的设计
1.完善税务内部制度
企业财务状况核算以及企业整个运营链条都应该以税务管理政策穿插其中，实施时应做到以下几点（1）调整税务管理的企业自身结构，成立专业的分管税务企业机构以及紧抓税务执行者的业务能力；（2）有效查验和权衡税务风险。对比风险产生概率、可能后果和企业的对风险的态度，来决定风险的管理方法；（3）参考对税务风险的估测，同时考虑风险管理方法，积极落实为达到内部税务政策制定初衷的相应办法；（4）制定内部税务风险测评的交流制度；（5）进一步提升内部税务制度的监管能力。
2.完善税务审计制度
合理化内部查验部门，设立审计委员会，自主设置直接受理事会领导的企业自身审计部门，已达到企业自身内部查验部门单独行事的目的。公司自身税务查验规模和频次要做到规范化。对企业的税收政策遵从度进行重点查验，公司自身税务监管条款的设置以及实际运行效果也要重点考虑。
3.建立风险预警制度
企业应具备了解税收风险的相应能力，并在充分了解风险的基础上，建立税收风险预警的有效机制。企业将根据先前统计数据和有关材料，采用先进手段，及早发现、识别和认知风险，从全局把握税收风险的整体信息，可以采用例如流程防止、避免和减少、减低密度、转嫁风险等多种手段。
三、结语
本文重点探讨了造成企业税务风险的因素以及制度的设立，所有企业都是以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而国家税收又有着不可违抗性，所以企业存在税务风险是客观事实无法消除。所以，税务风险评估体质的创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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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3
近年来国家对增值税作出重大政策调整，企业所得税也相继出台重要法规，企业应研究这些政策法规对企业涉税业务的影响，从税收筹划的角度适时在企业所辖范围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进行调整和合理的安排。笔者就企业开展涉税风险评估业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旨在通过建立适合的税务管理体系，规避涉税风险。
一、构建以流程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税务管理体系
税务管理体系，是指企业通过建立科学的内部涉税事务管理组织与标准，即建立“计划、执行、控制、分析、评价”的一整套管理体系，以完善各环节涉税链条，加强税务工作的事前筹划和过程控制，实现企业税务价值的最大化。
1.建立企业内部税务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现代企业管理的背景和模式下，企业机构不断优化，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趋势下，传统的、被动的税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领导应充分认识到涉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管理企业税务问题。
（1）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使企业税务管理与企业整体管理直接对接，共同运行；
（2）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有效地推动公司税务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3）从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角度，规范税收管理和财务管理。
2.企业内部税务管理体系的基本设计
（1）企业宏观层面的税收管理
①构架。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企业税务高效运行的关键。企业基于组织架构和自身经营特点，在财务部门内部设置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对企业涉税业务处理全面管理。
②职能。将税务安排融入企业的总体战略；在全公司范围内，广泛传达税务信息；制定年度税务整体计划并实施监控。
③流程。流程中应包括部门之间的涉税业务管理的协调，总公司和分公司及子公司的涉税业务管理的协调。企业涉税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必须对企业在组织机构设立以及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决策中纳税风险控制进行整体考虑，把纳税风险控制总公司和分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的全过程，使纳税风险控制制度表现出整体性、协调性。
（2）企业微观层面的税收管理
①政策。建立适用本企业经营业务税收分析的构架和税法政策的归集系统；对税收政策法规的变化，企业应及时更新最新可适用税收政策系统；企业对内部发生业务的新变化做出适用税收政策判断；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案设计；企业应设置专门人员对国家税收政策法规的变化进行追踪分析，研究其对本企业涉税业务的影响，并在公司相关部分传达，对企业涉税业务及时进行调整和控制。
②风险控制。企业应制定完善的涉税事项内部管理规范，财务部门应与各个业务部门的协调，尤其是重要交易的过程以及合同的谈判必须有企业财务部门的参与。对企业经营过程的涉税事项必须保证进行事先、事中和事后的控制和管理。
③核算管理。核算管理是基于纳税风险防范对企业会计信息形成的过程进行控制；同时企业财务部门应建立岗位责任制，在对企业的经济事项进行全方位税收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各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涉税业务处理的责任并进行考核。
部门之间的涉税业务管理的协调。企业涉税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必须对企业在组织机构设立以及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决策中纳税风险控制进行整体考虑，把纳税风险控制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使纳税风险控制制度表现出整体性、协调性。
企业财务部门应建立岗位责任制。企业应在主要经营业务进行全方位税收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各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涉税业务处理的责任，并实施考核。
二、研究和分析税收环境变化对企业涉税业务处理的影响
1.研究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并准确实施
企业通过对业务风险评估风险的问题，在研究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对下设企业进行涉税业务处理的指导。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陆续出台重要规范性文件的背景下，这项工作尤为重要。
企业应在财务管理部门应设专人对税收政策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将与企业涉税业务处理有关的税收法规在分析的基础上在全公司进行传达。
企业应定期组织对税法学习和培训，尤其是对企业所得税业务处理的培训。鉴于当前普遍存在企业所得税的业务处理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的填列质量较差，所得税和会计差异调整不准确，其结果必然导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报错误，纳税风险产生。
2.应对税收管理环境变化的对企业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深入，税务部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重点也在不断调整。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大企业管理司，对大企业实施税收管理，作为当地重点税源企业一直被税务部门所关注，是税务部门管理的重点，企业面临税务部门的管理和检查比较频繁。
企业在加强内部税收管理的同时，和税务部门的沟通十分重要。税务部门对企业涉税业务的指导及检查时，企业应建立核定税务部门适用税收法规是否正确的制度，并对税务部门执法存在异议的事项和问题进行沟通。
三、从涉税风险防范的角度规范企业财务管理
企业内部财务制度的规范是企业控制纳税风险的基础，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其制定是否合理，从根本上制约着企业纳税风险的程度。部分涉税风险的形成，反映出企业财务管理的问题，因此，从涉税风险防范的角度，笔者对加强财务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企业财务和预算管理制度；
2.根据税法的变化调整会计核算；
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4
【关键词】财务；集中核算；税务；风险
广东电网公司正如火如荼地推进财务集中核算，实施财务集约化管理。这对提升企业整体会计基础管理水平和财务核算运作效率非常有利。但在现阶段，企业税务管理仅从核算方面实现了集中，缺乏对公司系统及下属单位税务风险的集中监控和有效管理。维持目前财务集中核算模式下的税务管理状态，将使企业税务风险进一步加大，严控企业税务风险刻不容缓。
一、广东电网公司财务集中核算实施情况
2010年，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积极应对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以战略为龙头，按照“集团化管理模式、一体化管理制度，加强公司的有效管控能力，明晰各层级管理定位和管理关系，提升公司综合效益”的管理定位，开展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推行战略管理。为了逐步构建符合公司整体目标和战略方向的集约高效的财务管理体系，广东电网公司积极探索，于2010年4月开始在地级市供电局实施财务集中核算管理。
（一）会计核算由三级核算体系变为两级核算体系
广东电网公司规范财务组织管理模式，由原来的省、市、县三级会计核算体系压缩为省、市两级会计核算体系，即在一个地级市供电局开设一个会计核算账套，统一会计核算、银行账户开设、资金收付、报表编报、资产价值管理和会计档案管理等以此提升会计基础管理规范化水平和财务核算运作效率。对地级市供电局所辖的直供直管县（区）供电局实行“报账员报账制”或“财务人员派出制”。“报账员报账制”即县（区）供电局设置报账员，报账员负责收集、分类、整理会计核算相关的原始凭证和单据，定期到地级市供电局办理报账手续。“财务人员派出制”即地级市供电局派驻财务人员到县（区）供电局负责分派的财务核算管理工作，远程登录地级市供电局统一核算账套，处理地级市供电局交办的日常会计核算业务，定期将会计资料等移交地级市供电局统一管理。
（二）税务管理仍实行属地管理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规定，地级市供电局实施财务集中核算管理后，仍然需要按照属地原则申报缴纳相关税费。地级市供电局财务部设置专门的税务管理岗，集中处理地级市及下属县级分公司税务管理工作，具体按照“统一核算，属地缴纳”的原则开展。
以云浮供电局为例，相关税费具体申报缴纳方式如下：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方式仍由省公司统一汇算清缴；增值税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及不含电费基金附加的电费收入销项税的15%结转省公司申报缴纳外，其余在各地方申报缴纳，地级市供电局统一汇总申报增值税，编制《广东电网公司云浮供电局本级及所属下级单位应交增值税分配表》，分配比例和分配金额经税务局确认后，方可按属地扣缴税款；其他如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等地方性相关税费仍按照属地原则向各级税务主管机关申报缴纳。
二、企业财务集中核算模式下的税务风险
实施财务集中核算制度，大大提升了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规范化水平和财务核算运作效率。但在目前发展阶段，财务集中核算模式下的税务管理仍然只是侧重于就核算论核算，没有进行有效管理，更不用说从战略的高度进行税务筹划。实行财务集中核算模式后，可能会使得整个公司系统的税务风险进一步加大。
（一）涉税业务范围扩大，税务风险复杂化
供电企业通常是各地税务机关重点监控的对象，经常性的税务稽查或税务审计成了企业的“家常便饭”，税务检查往往对以前年度涉税业务进行全面或专项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常常进行前后追溯延伸检查。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前企业存在的税务风险仍然存在，无法简单地进行“合并”和“抵消”。财务集中核算后，涉税业务范围扩大了，涉税业务种类增多了，因此，企业税务风险点也相应增加了，税务风险更加复杂化。
（二）企业办税人员精简，税务管理粗放化
实施财务集中核算后，地级市供电局及所属单位只有一个财务核算主体，企业税务管理人员却需要面对多个纳税主体。同时，市局财务部只设一个税务管理岗，受现有岗位人数设置的限制，有一部分税务人员被精简，在核算范围和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企业税务人员的核算工作更加繁重，只能更多地侧重于税务核算，甚至疲于应对各项税务检查、审计，税务管理更加粗放。
（三）报账员身兼数职，弱化了税务管理效果
地级市供电局为统一财务管理需要，对所辖直供直管县（区）供电局实行“报账员报账制”，报账员一人往往身兼数职，集出纳、预算、税务、财务管理等诸多职能于一身，直接影响税务管理实施效果。甚至有些报账员没有从事过财税工作，此时，报账员变成了简单的资料传递员及信息者，无法全面、有效传导及执行税务管理政策，大大弱化了县级企业税务管理实施效果。
（四）税务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税务风险过程控制不足
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后，有些县级单位领导认为没有了财务部及财务人员，则放松了对企业的税务管理，对税务风险的关注程度就更加少，甚至认为税务工作只是财务部的事情。一旦出现税务问题，往往认为税务人员没有正确计算和缴纳各种税费。另外，企业过分关注事后税务风险控制，发生税务问题后才开始重视，才开始要求“筹划”，税务风险缺乏全过程的有效控制，尤其没有从源头开始控制。
（五）战略决策权上移，纳税筹划空间进一步缩小
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后，很多战略决策都是由省公司统一下达，下级单位只是被动的执行，更谈不上进行税务筹划，即使进行筹划，其空间也非常有限。比如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年金、商业保险等涉税项目由省公司统一决定，工资总额也由省公司统一控制并根据预算情况分月下达，地市供电局只能被动地按要求执行，财务部税务管理人员无法根据本单位职工实际情况进行项目的合理筹划，通常只能在职工薪酬的发放数额及发放时间上进行合理安排。因此，企业纳税筹划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六）纳税环境复杂，税务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税企征纳双方永远在进行博弈。目前，企业所处的纳税环境比较复杂，税务管理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税收政策落后于经济发展，企业统一开展的新业务容易成为整个公司系统的税务风险。电网企业作为国有企业，主观上通常不存在偷、漏税意愿，税务稽查补缴的税费很多是因为税务政策不透明而导致的。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的对南方电网2005―2007年度的税务稽查中关于企业年金补缴个人所得税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2003年在企业设立年金制度还属于新兴业务，但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实是在2009年税务稽查过程中逐步明确的，且其个人所得税计算规定经过了多次更改和修订。据审计署公布的报告称，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及所属公司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为职工缴纳了19.52亿元企业年金，其补缴的个人所得税达到3.3亿元。税法对于新业务的执行规定不明确使企业存在巨大的税务隐患，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后，这种风险将扩大成为整个公司系统的风险。
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的税务执法环境更加多样化。随着省公司财务集中核算部署的推进，各地级市所属县级子公司也将纳入财务集中核算范围，一个会计核算主体，多个纳税主体并存。税法的不完善使得税务管理机关更多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在实际中经常出现对同一税务问题不同层级或不同地域的税务机关会给出不同的税务处理观点。面对多样化及不断变化中的税务执法环境，企业税务人员无所适从。
三、企业财务集中核算模式下防范税务风险的对策
（一）增设税务部，提升税务风险管控能力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2009]90号）规定，企业可以参照指引，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建立相应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复杂的企业，可根据需要设立企业税务管理部门。
广东电网公司属于大型国有企业，仅在财务部设置税务管理岗，已不能满足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需要。税务管理部门的增设，不仅在于防范税务风险，更重要的还能为企业带来节税收益。一般来说，企业希望税务部门一年节省的税额能够相当于部门运行费用的3倍―5倍，但事实上，该企业税务部门每年节省的税额往往都是该部门运行费用的10倍。
建议在省公司和地级市供电局层面增设税务部，向县级供电企业派出税务管理人员，用于管控企业涉税业务过程中的税务风险，获取纳税筹划利益。鉴于全财务管理及财务会计依据国家《会计法》及其他各项财经法规，税务管理则依据《税法》等相关税务政策法规，两者不存在矛盾和重复，因此，税务部应与财务部平级设置。
根据《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规定，税务部按需要设置不同岗位，但不同岗位之间仍然要符合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省公司层面建议考虑设置三大中心：税务政策研究中心、税务筹划中心和税务业务中心；地级市层面可以将税务政策研究中心和税务筹划中心合并成税务政策及税务筹划中心、组建政策及税务筹划中心和税务业务中心（见图1）。
税务政策研究中心的职责：负责收集和研究各地税务机关的相关税务政策、法规，及时传导税务政策，减少由于办税人员理解偏差而产生的税务风险，建立健全电力行业税务政策、法规。尤其对于税法还没有明确的新兴业务及税务争议，及时提请主管税务机关明确、开展纳税维权等。
税务筹划中心的职责：参与本单位战略决策，开展税务筹划；对本企业涉税业务进行审议，评估企业税务风险，监督并审核业务中心纳税核算业务。
税务业务中心职责：负责本企业及管辖范围内的纳税核算业务，即税款计算、申报缴纳及发票管理等工作。
（二）加强人才培养，建立高素质税务管理人才队伍
作为大型电力企业集团，应具备一支高素质税务管理人才队伍。税务管理人员懂税法、能正确计算税额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熟悉整个电力行业发展特征，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精通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工程管理、审计及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能熟练运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分析方法和信息化工具等进行税务风险分析和评估。总之，企业税务管理人员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企业在加强税务管理人员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应加强对税务管理人员综合能力的培训，并为税务管理人员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应用纳税评估方法，实时监控税务风险
企业可以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纳税评估通用分析指标及使用方法》，建立适合电力企业的税务风险指标测算体系，应用企业纳税评估方法，主动开展自我风险监控。笔者认为可以重点进行指标分析及评价，建议关注以下指标，并注重各指标的配比分析。如：各税目的税负率及税负变动率、营业收入变动率、营业成本变动率、营业费用变动率、固定资产折旧变动率、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率、职工薪酬、福利费变动率等等。
这项工作可以由省公司发起并研究建立切实可行的、适合电力企业的纳税评估指标分析库，由省公司组织定期评估，关注异常指标，根据评估结果对地级市供电局纳税风险进行等级划分，及时反馈预警信息。建议分级控制如表1。
（四）赋予税务管理人员决策参与权，积极开展税务筹划
税务筹划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税收政策，合理安排经济业务，使纳税成本最低或税收利益最大的一种事前谋划。例如，企业所得税筹划，广东电网公司每年有大量的研究开发支出，符合条件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享有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优惠，这些完全可以通过事前合理筹划充分享受该政策。2010年广东电网公司积极利用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共节约了几百万元企业所得税。又如个人所得税筹划，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6号）相关规定，企业发放给职工的年终奖可以按全年12个月分摊找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但根据新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可知，年终奖发放可以进行纳税筹划。笔者曾实际测算过人事部筹划前年终奖发放方案与筹划后的年终奖发放方案之间的纳税差异，结果显示，经过筹划后的方案节约个人所得税近30万元，人均节税约400元。具体操作是避开年终奖纳税临界点，假设根据人事部绩效考核结果，某职工年终奖为20000元，当月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元。筹划前该职工应纳个人所得税为：20000×10%-105+5000×20%-555=2340（元）。筹划后将20000元分拆为年终奖18000元和月度奖2000元，计算个人所得税额为：18000×3%+7000×20%-555=1385（元），筹划后该职工可获取税收节约利益955元。由此可见，简单的税务筹划也可以带来大的税收利益！但必须看到，税务筹划主要是事前筹划，因此开展税务筹划的关键在于赋予企业税务管理人员更多的决策参与权。但从目前企业税务管理人员的地位和岗位职责来看，企业税务管理人员的权限仍然局限于事后相关税款的计算缴纳。建议企业领导者从项目立项开始就考虑纳税影响因素，让税务管理人员更多地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享有一定的决策权。同时，税务管理人员应主动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只有这样，企业税务筹划目标才能实现。
（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税企关系
电力行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供电企业作为国有企业，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偷税、不漏税、不逃税，做诚信纳税人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供电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做诚信纳税的表率，这需要企业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联系，形成税企良性互动。同时，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争取合法的纳税利益。和谐的税企关系有利于减少税务纠纷及争议，降低纳税成本，对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企业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创和谐税企关系！
【参考文献】
［1］林绥，董娅.国有企业为何对税务风险管理“不太感冒”［n］.中国税务报，2010-05-10.
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5
（一）现行境外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的基本特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陆续与82个国家签定了双边税收协定。在签定国际税收协定过程中，基于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吸引外资的需要，更多地应用《联合国范本》条款，合理维护收入来源国利益，并坚持了对减免税优惠视同已征税的饶让抵免原则。对于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我国采取的是限额抵免法。税收饶让条款的签定，具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对等的相互税收饶让；第二种是规定单方面给予来源于中国的营业利润税收饶让条款；第三种对有些国家的某些所得实行免税法，无所谓税收饶让条款；第四种是与美国的协定，没有税收饶让条款。
（二）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对“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在国内税法中，对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规定非常笼统，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在与其他国家签定税收协定时，更多考虑收入来源地的税收利益，而“对走出去”发展中涉及的对居住地的税收利益保障机制则相对忽视。
二是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从税收支持的方式看，主要就是减税或免税，形式比较单一，没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形式的税收支持，为跨国投资的纳税人的税收服务滞后，无论是在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信息方面，还是为纳税人在投资国提供税收权益的保障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
三是在税收征管方面存在某些缺陷。（1）在税源控管方面，税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充分。（2）从纳税申报方法看，对境外投资所得与境内所得汇总合并纳税时存在操作上的问题。（3）在税务管理的组织安排上，存在管理脱节现象。一般来说，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涉外税务关系处理的相关业务归属各级税务机关的国际税务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主要管理对象是境外投资者到我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而对境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则又隶属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政策不熟悉的所得税管理部门，造成懂政策的不管业务，管业务的不懂政策的局面。
二、促进境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借鉴
（一）国内税收优惠投资国为了鼓励本国投资者对外投资，一般在国内税收立法中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减免国内税收优惠。
在关税上，一些国家对海外投资也给予优惠。
（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投资国一般采取税收抵免、税收豁免或延期纳税的办法，避免本国投资者的双重纳税。
税收抵免是指投资国对本国的对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已纳的税款在本国应纳税额中扣除。确立税收抵免制度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采取单方面国内立法形式，另一种是采取与东道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确立税收抵免制度。根据跨国公司经营模式不同，抵免法又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对于总分公司模式的跨国公司，其境外所得已纳税款，可直接在总公司汇总纳税时，全部或部分抵免，适用直接抵免；而母子公司模式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在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先提取各项基金后才能用于对投资者的分配，母公司取得的股息只是子公司税后利润的一部分，其所能抵免的税额也只能是分回利润部分在其所在国相应缴纳的税款，适用间接抵免法。
税收豁免指投资国承认东道国对本国领土上的投资者的征税权，放弃本国征税权。税收豁免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确立起来的。采用税收豁免的国家有瑞典、挪威、荷兰、芬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等。税收豁免对境外投资者更有利，能更鼓励本国向外投资。
延期纳税。资本输出国对海外企业的投资收入在汇回本国前不予征税。实际上使企业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鼓励了境外投资。
（三）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
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是投资国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其投资之年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额建立储备金，将储备金的数额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减，在对外投资之初可暂不纳税或减少纳税。采用这种鼓励措施的国家有日本、法国、德国等。从各国看，对储备金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及其储备金扣除年限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四）规范的税收管理制度各国税务当局日益注重对跨国纳税人的管理。一般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境外投资税收。美国在国内收入局任命了分管国际税收业务的局长助理，设立了国际税务部，在全国设国际税收稽查员，收入局还设立了国际税收调研机构，并且加大对外国控股公司的稽查。加拿大在联邦及各省设立了国际税务审计部。英国的收入局的国际税收部已形成规范的体系，除负责跨国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外，还负责与他国的税收协定的谈判签订及税务协调。
各国对跨国投资的税收政策虽有差别，但都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寻求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间的均衡。一些国家希望税收在跨国投资中保持中性，同时兼顾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一般使用属人兼属地原则，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它始终反对税收饶让，就是认为它有悖于税收中性原则，会扭曲企业行为。有一些国家完全使用属地原则，如荷兰放弃了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对境外所得完全豁免税收，鼓励资本输出。也有一些缺乏资本的国家，限制资本输出，实行比较苛刻的属人原则，这类国家已经很少。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跨国投资税收制度的核心问题。二是考虑多方面的税收公平问题：投资国国内企业和投资国跨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第三国跨国企业的税收公平。
三、促进我国境外投资的税收对策
（一）完善税收抵免办法我国在与大多数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已列入对我国居民公司的境外投资所得给予直接抵免，为适应入世后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国门的形势发展，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对境外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并拥有分配股息红利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准予间接抵免或多层抵免，以期尽可能地避免和消除重复征税。具体建议是：对公司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抵免）。对公司企业从境外子公司或投资入股的股份公司取得的股息，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支付股息公司就该项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税额。对公司企业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地区级子公司，并拥有该地区级子公司股份不少于10%的，可以延伸税收抵免，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全资子公司就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和对地区级子公司抵免不足的税额。
（二）完善税收饶让制度考虑扩大税收饶让抵免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凡是纳税人从与中国已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取得减免的所得税，不论在协定中是否有减免税视同已征税款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都可以办理视同已全额征税抵免。二是对纳税人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所得税，不论对方国家是否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都可以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全额缴纳所得税进行抵免。
（三）明确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规范境外投资收益的概念。应在我国纳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于境外分公司应是其实现的所得，而对境外子公司可以考虑只就分配给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所得纳税。
对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本着管理从简的原则，建议按各国的税法规定计算成本费用和损失，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以经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为准。
（四）完善纳税申报制度明确境内境外所得合并纳税的范围。建议汇总合并纳税的范围只局限在境外设立分公司形式，即在境内外总分机构之间合并纳税，并允许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互补。境外子公司应在我国进行纳税申报，但不与境内母公司实行合并汇总纳税。因为境外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之间不能盈亏互补，合并纳税并没有实际意义。况且，将境外投资收益纳入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使申报表中的一些项目的确定变得令人费解和烦琐。事实上，既然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能互相弥补，境外所得不能享受境内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属于免于补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境内企业的税收待遇应该没有影响，那么，对征纳双方都有效的方法是将境外投资收益的纳税申报采用单独设表计算。
鉴于企业所得税在各国的会计年度和纳税年度的起止时间不同，而要调整会计年度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建议按各国的纳税年度对境外所得进行纳税申报。
（五）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走出去”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为了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力度，引导和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建议由国家财政建立“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从各级外经贸发展资金中统筹安排一部分资金，建立起公共的“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专项用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资助。同时，根据境外投资是否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根据投资总额规定不同的提取比例建立储备金，允许企业直接从境外所得中扣减。通过以上两级储备金保障制度，为企业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并提供资金支持。
（六）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保护境外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定双边税收协定时，既要保护引进外资中我国的税收权益，也要保护企业境外投资中的我国税收权益，两者并重。我国较早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较少考虑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形，应该通过协定的不断完善解决这一问题；签定中的有些条款基于我国当时的国情，如我国与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签署的协定规定：完全为缔约国一方政府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在缔约国对方取得的利息免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股份制银行，还是否属于上述协定免税条款适用的主体范围？在参加国际银团贷款所得利息是否能享受利息予提免税待遇？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双方协商加以明确。
（七）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在税务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建议将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纳入国际业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并加强税务干部的配备，由国际业务部门统一管理国际税收事务，落实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协调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解决协定执行过程中矛盾和争端，维护我国境外投资者的利益，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良好的税收服务。制定境外投资业务税务管理的操作规程，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
「参考文献
① ［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主编《税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赵志耘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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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6
关键词：企业营业税；俄国；税收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2-0086-04
维特任俄国财政大臣期间，在实行国家酒垄断政策的同时，还在税收领域进行了一项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就是全面提高企业行为税(营业税)税率，而该税种的税率在几乎整个19世纪里一直是比较低的。
一、营业税改革的背景
根据1824年出台的营业执照税法案的相关规定，所有的企业主必须缴纳由三种税组成的营业税――1 基尔德税(基尔德为俄国的商人等级，俄国将商人按资产的多少分为若干等级)，属于第一和第二基尔德等级的商人须缴纳其所公布资产总额4％的基尔德税，属于第三基尔德等级的商人须缴纳其所公布资产总额2.5％的基尔德税；2 地方自治和城市税，其税率为企业主资本总额的2.5％；3 水、陆交通税，其税率为企业主所缴纳税款的10％。企业主只有在足额缴纳上述所有税款之后才能获得营业执照，这种营业执照每年颁发一次。在一个基尔德等级内，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企业主所须缴纳的税额都是一样的。1839年，属于第一基尔德的企业所缴纳的税额为660卢布，属于第二基尔德的企业须缴纳264卢布，属于第三基尔德的企业须缴纳20～66卢布。
在1863―1865年营业税改革之后，俄国营业税系统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像以往一样，营业税仍然以购买营业执照的形式征收，征收工作仍然由省级税务局和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市政府、市杜马、乡政府及其替代机关负责。营业税征收的总负责机构是俄国财政部贸易与手工业司。基尔德的数量被缩减到两个：从事俄国与外国商品批发业务的法人被列入第一基尔德范围内(该等级基尔德的营业执照不仅颁发给个体企业主，还颁发给有着高收入水平的集体所有者，如银行业、业、保险业和交通业的公司)，其营业执照税在全国执行统一的征收标准――565卢布；从事商品零售业务的法人以及雇用工人16名以上的工厂主被归入第二等级基尔德，其营业执照税根据地域等级被划分为五个级别，征收标准从40卢布到120卢布不等。
当19世纪后半期工商业在俄国蓬勃发展时，不完善、不公平的营业执照制度的弊端已显现出来。由于营业执照制度具有的不平衡性，所有的信贷机构、股份制银行、资产超过5000万卢布的信贷公司都被要求购买第一等级基尔德的营业执照，这样一来，不论是个体企业主(自然人)、资产为五六万卢布的公司，还是资产达到千万卢布的股份制银行都缴纳同样数量的税款。
1885年，俄国对税制做了部分修改。一方面，大型企业(资本额为5万卢布以上)的税额被确定下来――1200卢布，而以往的情况是，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缴纳的税款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有义务向社会公布自己财务报告的企业(股份公司、银行和股份合伙公司)都应追加缴纳自己纯利润3％的营业执照税。此税的征收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揭开了俄国公司的商业秘密：从1885年1月15日法案公布之后，股份制企业或公司每年必须在俄国政府机关刊物《财政与工商业公报》上公布自己的年终财务报表。财务报表上要写明公司的利润状况、利润分配情况、股息价格和最终资产额，该项法案由省级税务机关负责实施并进行监督。除了承担消费税的工厂和制造企业以外，其余的工商业企业都要缴纳金额与消费税大致相同的另一项税款――俄国人称之为“摊派税”。
二、维特的营业税改革
1892年，维特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递交了关于建立统一且公平的俄国工商业税的报告。维特在报告中指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俄国政府必须对工商业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做出新的界定，并请求沙皇允许其对工商业税制进行全面改革。维特深信，仅1892年12月21日通过的有关提高工商业税税率的法案就会使国库增加500万卢布的收入。维特认为1885年制定的工商业各税种的税率过低，因此他决定从1893年起将营业执照税税率从占企业纯利润的3％提高到5％，将“摊派税”的税率提高到25％，同时对缴纳消费税的工厂和制造企业开始全面征收“摊派税”。1892年12月21日法案没有说明企业利润的确定方式，只是指出了企业的税款应据“预计利润”计算，因此企业收入的多少就完全取决于地方税收机关了。省级税务机关不但可以将发生经济困难的企业的“预计利润”做小，还可以将其列入免税企业名单中，而该企业所应缴纳的税款则被分摊到其他企业身上。
由于当时隐瞒真实收益的行为在企业界十分盛行，因此“摊派税”是不具有真实性的。俄国政府并没有将工商业税各税种的税率提高到对工商业发展产生阻碍的地步。俄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工商业补充税税率被确定为企业纯收入的4％，与当时土地所有者们达到纯收入4％～5.5％的税率和其他不动产所有者们高达6.5％的税率相比，这个征收标准只是中等水平的。
1894年，在维特的倡导下，俄国财政部制定了新的营业税实施方案。该方案的原则是，逐渐提高作为基础税的营业执照税和附加税的税率。此后，财政部还向俄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商业协会和企业家联合会征求对该方案的意见。
参加讨论该方案的大部分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都反对提高现有的营业税。尽管如此，俄国政府仍然于1898年通过了新的《国家营业税章程》，该章程的最大变化是将传统的营业执照体制与逐步发展起来的所得税联系在一起。
根据新的营业税章程，工商业税逐渐演变成一种财产税。税收负担转移到企业身上，正如该章程中所提到的那样，“无论这些东西属于谁――是属于某个人的或者是属于整个家族企业的，也无论这个企业是属于谁的财产，它都应该成为我们纳税的个体并且要承担纳税义务”。根据新的章程，工商业税的主要税种――营业执照税成为一种许可证税，它的税率取决于地域等级(分为五个等级)和企业等级(商业企业有五个等级，工业企业有八个等级)。
附加税的纳税方分为股份制企业和“不公布财务报告”(即非股份制企业)的企业，股份制企业所要缴纳的附加税为其资本总额的0.15％，利息税则由其纯利润按比例确定。
非股份制企业的税款由“摊派税”和利息税组成，“摊派税”的数额像以往一样在一个法律程序中每三年确定一次，而根据不同的省份及不同的企业每年都要被重新进行分配。利息税的数额为该企业利润额的3.33％。
为了提高征税效率，新章程的制定者还在
1898年给出了更加精确的“纯利润”的确定范围。该范围包括企业全部收入扣除企业日常管理、维持和运行的费用，所有生产成本的费用，支付债券资本利息的费用，支付企业管理人员、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薪水与奖金的费用，以及支付经纪人、中间人佣金费用的余额。新章程第98条还做了以下说明：支出部分中个人奖金的免税额度每人每年被控制在1万卢布以内，经理参与企业收入分成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支出部分的3％，如果经理奖金超过1万卢布则须纳税(该办法当时已被大多数西欧国家所采用)。新章程还第一次将从事营业工作的个人纳入税收范围内，其中包括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店员、商品推销员、商品发运员、交易所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员、贸易中介入，此外，根据选举加入企业管理层、各种理事会以及核算与审计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包括主席、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办事人员)，股份制企业、合伙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及其贸易伙伴、委托人也都在纳税范围内。
新章程的特点是，征税的重点向企业活动的新领域倾斜，在商贸企业和工业企业中有很多是第一次被纳入征税范围内的，其中商贸企业包括木材、肉畜和粮食贸易企业；工业企业包括矿山和金属制造企业、为大企业制造机器和零部件的工厂及甜菜制糖工厂。
新章程提高了税率，增强了对新经济领域的征税力度。在新税法实施的第一年(1899年)，俄国营业税收入为6100万卢布(1898年为4800万卢布)，1900年达到6980万卢布。与此同时，营业税在国家预算收入中的比重达到3％～4％。
三、企业逃税状况及国家的对策
尽管俄国企业税税率与欧洲国家相比并不算高(比欧洲国家低1/2～2/3)，然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对这项企业税的征收予以足够的配合。从新税法实施的那一刻起，企业所有者和领导者们就费尽心思地掩盖企业的实际收入和少报纯利润，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逃税。而这显然是与省级税务部门的监管不力分不开的。正如革命前研究贸易和手工业税收方面的专家鲁特琴科所说的那样：“俄国各省税务局及其税务稽查员在对贸易进行监督时，一般只会采取警告的措施，而不会采取缉捕的惩治手段。”19世纪末，在使用了非常精确的财务计算方法后，俄国财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发现，在1380份企业财务报告中，25％的企业都是无收益的。通过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审计，它们的纯利润多年来都不曾超过企业固定资产的3％。这样一来，这些企业就无须缴纳企业利润税了。在这些无收益的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合伙企业，如固定资产为200万卢布的“r.拉佐列诺夫和H.科科廖夫”公司，该公司在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15年中从未对自己公司的股票进行过分红，而公司资产额却增长了2倍，储备资本额增长了5倍。
以隐瞒利润来逃税的方法为数量极多的家族式股份制企业所采用。这些企业通过将经理和董事会成员的奖金大幅提高的方式来增加企业总收入中的扣款额，以减少企业的利润额，从而达到逃税的最终目的，例如，位于莫斯科省博哥罗茨克市的费德罗，叶拉金家族公司是当时俄国最大的毛织品制造企业，其固定资产为200万卢布，雇佣了740名工人(1890年)。作为公司固定资产的200万卢布被分成了400股，每股价值为5000卢布。该公司股票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93股属于公司经理ii.a.叶拉金，同时他还掌管着其妻子的40股；经理H.H.叶拉金有64股，其哥哥C.H.叶拉金有61股；候补经理a.H.叶拉金有52股，其妻子有5股。这样一来，叶拉金家族一共掌握了该公司315股股份，占全部股份的3/4以上。而该公司剩下的85股则被另一个家族所掌握。根据该公司的财务报告，1891年以前其股息一直为公司固定资产的6％～7％，而1891年以后在公司效益提高的情况下，其股息却降低到2.5％～3％。发生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是，1892年6月该公司向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经理们以及公司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们(该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经理们的家族成员)发放总数为4万卢布的奖金，其理由是因为他们尽职尽责地工作。1893年该公司将公司经理们的薪金提高5倍，同时鉴于公司监督委员会委员们的工作“艰苦而又复杂”，因此决定将他们的薪金提高到1.2万卢布。一般说来，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们的薪金都是由他们所掌握的股份决定的，而他们薪金的提高却正好发生在俄国政府将企业利润税由3％提高到5％的时候。1894年该公司经理们的薪金已经提高到8万卢布，此外他们每人还会得到4万卢布的奖金。
家族式企业所采用的避税方法没有被股份制企业普遍采用，因为这类企业股东的利益与企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并没有多大关系，一点点红利往往就使他们满足了。况且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及其家属的巨额工资成为企业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根据改革前权威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开始征收企业利润附加税后，企业经理的工资和奖金便增长了6～8倍。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企业收入分成以及其他额外的奖金所占企业总利润的百分比是不变的，但随着企业收入的增长，它们也在增加。比如，艾米莉，茨杰力布料印染公司经理的奖金(不含工资)占该公司总收入的15％。1886年该公司每个管理经理都从公司纯利润中支取了8600卢布，而到1893年就上升到19300卢布。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很多股份制公司开始实行“三级财会”制度，依据这种制度，股份制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就有了三种形式：为企业管理委员会经理们准备的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为股东们准备的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和为国家税务部门准备的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公开发表的年度预算收支表中隐瞒了企业大量的真实利润，被全体股东大会通过的企业年度预算平衡表和财务报告表中的企业利润只是表面上的“纯利润”，而国家的营业税收人正是来源于企业的这部分收入。企业利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用途：一是支付企业股票或股份的红利，二是作为企业发展的备用金。这些备用金表面上被用于追加企业股票或股份的红利以及补偿可能出现的企业亏损，但事实上，备用金成了企业中个人资产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很多股份制企业都建立了所谓的“储备资金”、“特别储备资金”、“保险金”、“辅助资金”、“企业提高与发展资金”、“偿还债务备用金”等各种形式的储备金。
是否对企业利用企业收入清偿债务的行为征收企业附加税呢?1895年，俄国财政部通告税务部门：不再对企业的可疑债务征收5％的税。同时，财政部命令各大银行和信贷公司对企业的那部分受怀疑的亏损债务予以全部注销。
为了防止股份制及合伙企业隐瞒利润，1898年俄国政府规定对企业给予企业经理、企业管理层、贸易中介人、商品推销员、出纳员和会计的奖金进行定税。对于没有及时交纳营业税的个人和法人，俄国政府每月按其欠税额度的1％对其征收罚金。但是根据省级税务局的文件，营业税欠缴额度超过1000卢布，且在一年内没有罚金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分期缴纳。分期缴纳欠税的纳税人必须以抵押或担保的形式保证其缴纳所欠税款，只有那些有着良好信誉的欠税者才可以免除抵押和担保。如果不属于分期缴纳欠税的情况，则由当地警察在一个月内对当事人提出缴纳欠税的要求，如果当事人不履行缴税义务，则对其财产进行登记并将其企业委托拍卖。
此外，法律还规定了很多违反税法的惩罚措施。例如，企业如果拖欠税款则被处以下列处罚：对没有任何原因的违法欠税行为，将被处以不超过欠税额度3倍的罚款；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不超过欠税额度2倍的罚款。
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集团公司税务风险防范控制
■一、前言
税务风险是每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必然需要面对的,无论公司规模如何、从事何种行业,其经营过程中都会面临税务风险。而集团公司由于其规模较大,分支机构较多,有时候甚至跨多个地域和行业从事经营活动,因此其税务风险的来源就更为复杂。并且由于集团公司在财务体系上的联系性,一旦某一分支机构发生税务问题,就会波及整个集团,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等。因此,做好集团公司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本文将针对集团公司税务风险现状展开分析,以期能够对集团企业的税务风险规避和控制工作有所裨益。
■二、集团公司税务风险现状及成因
从风险的成因来看,税务风险大体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而内外部原因又是由多种要素综合构成的。
1、集团公司税务风险的内部原因
(1)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大型集团公司普遍缺乏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应涉及企业内部各个方面的问题,对于集团公司而言,由于其由多个分支机构组成,其各部分能否良好的运转,主要在于制度控制。可以说,企业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防范税务风险的能力。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集团公司,特别是有些上市公司在管理体系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普遍缺乏完整的税务风险防控系统。
(2)人员素质难以满足风险防控要求
目前,大多数集团公司都设置了风险控制岗,有些还设置了专人对涉税风险进行评估和预测。但是,由于从体系上对税务风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很多税务风险评估人员对税收和相关财务法规缺乏深入理解,在具体流程的操作上也缺乏规范性,很多工作都是做表面功夫,难以从根本上防控住税务风险。
2、集团公司税务风险的外部原因
(1)国家政策调整引发税务风险
由于我们目前尚处于经济转型期,在政策上相对缺乏稳定性,税收政策调整十分频繁。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总是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而税收政策的调整将给企业带来潜在的税务风险。一旦企业税务人员没有及时掌握税收政策变动情况,极易在运用中发生偏差,从而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2)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我国目前有海关、财政、国税、地税等多个税务执法主体,彼此之间在执法上存在很多重叠和冲突之处。如在收入确认上,税收、会计准则和合同法三者分别有不同的规定。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进行核算,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当期纳税金额等指标都会有所不同。企业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涉税业务调整,极易违反某一法规的规定,从而引发税务风险。
■三、集团公司税收风险防控对策和措施
1、提高集团公司税务风险评估水平
首先,要立足企业内外部环境,对各类影响要素进行准确细致的评估,以便有效的识别各类潜在风险,确保企业经营过程的安全性。其次,企业在某些特殊经营区间内,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税务风险评估,如企业在新领域进行发展的时候,应就该领域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其所涉及的政策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明晰企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税务风险,并对这些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妥善的规避税务风险,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再次,企业在进行税务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应多层次全方位的对风险要素进行评估。如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要从企业所处的政策税收环境、行业竞争情况等方面入手,提取宏观和战略层面上的税务风险影响要素。而企业基层负责人则应从具体的工作流程和业务方面来识别和评估税务风险。通过这种多层次的风险评估和识别方法,能够使企业最大限度的获取相关风险信息,以便从整体上提高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
2、建立健全税务风险预警制度
对于集团公司而言,税务风险一旦转行为现实危机,往往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名誉损失、股价下跌等严重影响,因此,有必要在集团内部建立一整套风险预警制度。企业财务部门和各个分支机构的相关涉税部门应定期根据自身业务情况指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报告,以便集团公司能够全面掌握自身目前面临的税务风险,并从整体战略和决策上及时的规避和化解重大税务风险,以维护集团运营的稳定性。在预警报告的时间上,可以根据整体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予以区别,在政策变动较大的时期,可以一个月或者每季度出具相关的预警报告,而在政策和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则可以每季度或半年出具一次预警报告。
3、完善税务风险应急措施
由于税务风险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完备的风险控制制度和先进的控制手段也无法从根本上防范和控制集团公司的税务风险。一旦企业遭遇税务风险,最为需要的还是一些切实可行的应急措施。因此,集团公司有必要针对税务风险的特性和可能带来的影响,制定出一些具体的应急措施。从而降低风险发生时企业的商誉损失,保全其声誉和维持其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相对稳定。
4、借助专业机构进行税务筹划和风险管理
由于集团公司的税务筹划工作十分复杂,财务人员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在实践中可以适当借助一些专业的税务筹划机构来进行税务筹划和风险管理工作。专业税务机构的从业人员不但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而且对法律法规有更深刻的了解,借助他们来进行税务筹划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纳税筹划水平,减低企业所面临的税收风险。一方面,专业的税收筹划机构能够作为外部监控人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另一方面,专业税收筹划机构能够行使企业内部审计部门的部分职责,更有针对性的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监督,并在发现税务风险后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8
税务风险的分析
在实施有效的税务管理前，我们先要了解税务风险，税务风险是公司税务责任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指公司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公司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遵从风险――纳什么税的风险；准确核算风险――纳多少税的风险；税收筹划风险――纳最少税的风险；业务交易风险――何时何地怎么纳税，这是最难控制的一种风险。
如何进行有效的税务内控管理
了解了税务风险后，那么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有效的税务内控管理：
设立有效的税务管理架构及岗位职责。进行有效的税务管理，企业内部税务组织的建设至关重要，以集团公司为例，集团总部、二级公司和基层单位都需要参与税务内控管理。从集团税务管理架构来看，集团总部可设立税务处，然后层层下设税务经理、税务会计等职位负责税务管理。从税务管理职能来看，集团税务处可承担建立税务管理制度，重大税务事项的沟通解决等职责；二级公司可承担监督税务管理制度的实施，税务事项的上传下达等职责；基层单位可负责落实具体的税务管理制度及具体的税务风险控制措施等。
对于涉税岗位，有3层含义：第一，对于许多企业，单独设置税务部门可能是并不现实的，但是，合理的涉税岗位安排是必不可或缺的；第二，无论是单独设置税务部还是仅设置专业的税务专员，涉税岗位是最基本的元素；第三，涉税岗位不仅仅是指税务部的人或者财务部的人，还包括公司与税收联系紧密的其他人员。
建立统一的内部税务管理标准。内部税务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建立科学的内部涉税事务管理组织与标准，即建立“计划、执行、控制、分析、评价”的一整套管理体系，以完善各环节涉税链条，加强税务工作的事前筹划和过程控制，实现企业税务价值的最大化。内部税务管理标准既包括分税种日常税务申报、缴纳管理流程，分税种常见风险控制流程等税务管理标准化操作流程，也包括奖惩制度、绩效考评等税务指标标准化考核管理。通过建立涉税事务管理标准，完善企业各环节涉税链条，加强税务工作的事前筹划和过程控制，实现企业税务价值的最大化。具体操作上可通过编写内部税务管理手册、制定涉税事项的流程处理标准、建立内部培训机制以及税务业绩考评制度等方式进行。
公司可以根据情况，建立适合自身的各种涉税业务流程，包括管理层面与业务层面。管理层面包括税务、税务计划的制定，纳税申报的流程标准等；业务层面包括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的涉税事项处理流程。
完善内部风险汇报及测评体系。风险汇报，包括汇报制度与汇报标准两个方面，主要作用是明确各级涉税人员的责任，提高公司对涉税风险的反应速度。汇报制度以公司管理的高度，明确重大涉税事项必须要进行汇报，哪些属于重大事项，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很难一概而论，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一般而言，税务检查、税收筹划、重大涉税合同、重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等属于必须汇报的事项。汇报标准解决公司各级涉税人员如何进行汇报，是一个流程标准的问题，便于汇报在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签字流转中的统一理解。比如，税务专员在工作中发现公司存在重大不合规处理，可能存在较大税务风险，他应该向他的税务总监及时汇报，并以标准化的内部文本进行签字流转，税务总监可能与其他部门的总监进行沟通，并向主管副总经理汇报。
对任何大企业而言，风险的防控永远优于应对。因此，建立税务风险测评制度对国有企业也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设定风险预警指标，评估涉税风险的高低程度、影响面及发生的几率，根据风险的不同特征采取相应的控制机制，如预防性控制机制、偶发事件的应对预案、外部税务专家协助机制及重大事件的处理机制等。同时，还需要把税务风险纳入企业整体管控机制的体系内，真正让税务风险管理成为企业内控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9
私募股权投资（pe）是指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对目标企业（包括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在此过程中基金投资者按照约定分配比例分享投资收益，并按基金组织形式及出资额承担投资风险，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被投资企业的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私募股权基金是指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募集的，并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管理的，专项用于对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的资金集合，是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载体。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在其管理的基金中的出资金额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1％，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99％（见图1）。项目退出基金分配清算时，如果基金实现盈利，投资者（包括出资1%的基金管理企业）先行收回各自投资成本。当基金的内部回报率（iRR）未达到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一般介于5%到10%之间）时，投资收益由各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配（见图2）；当基金的iRR超过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时，以投资者的出资额为基数，投资者按约定的比率先从基金投资收益中抽取其优先受益部分。除去投资者优先受益部分的基金剩余的投资收益由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按20%:80%比例分配（见图3）。此外，基金管理企业每年从基金中提取占基金规模2%管理费，或是投资者每年向基金管理企业缴纳其出资额的2%作为管理费以维持基金的运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和信托制，就实践的情况而言，当前我国最为流行的是公司制和合伙制。在2007年新《合伙企业法》实施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采用公司制形式，2007年6月新的《台伙企业法》颁布允许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来，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后来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合伙制基金。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两种实践中最普遍采用的类型来进行分析和探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大效果。
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包括包括公司制和合伙制两类，此外在国外也存在个人担任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人的情况。
二、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
其一，基金公司层面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下称“基金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依据基金公司从被投资公司获得收入的性质不同，收入是否属于应纳税所得存在差异。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股权转让的收益，属于基金的应纳税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基金公司无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情形下，基金公司股权转让收益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2007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即基金公司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所得所对应的可抵扣投资成本为实际投资成本的1.7倍，因此，在此情况下基金公司股权转让收益的实际所得税税赋低于25%。
其二，基金投资者层面缴纳的所得税。按性质分，我国基金公司的投资者即基金的股东可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公司取得的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基金存续期满清算后的收益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二者的适用税率均为20%。不考虑基金公司的所得税税优惠（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所得税优惠），当基金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时，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包括基金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为40%（基金公司环节，25%企业所得税+个人环节，（1-25%）*20%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机构投资者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基金存续期满清算时的投资收益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文件第五条第二款“被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规定，确认为股息所得部分属于免税收入，确认为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部分为财产转让收入，应按机构投资者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或抵减企业所得税。因此机构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投资基金的实际税赋为25%，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基金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1-25%-0%）*20%的个人所得税）。
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之类的免税主体而言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
其三，基金管理人层面缴纳的所得税。基金管理人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企业及公司。自然人担任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个人投资者，按应税所得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赋为40%（基金公司环节，25%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1-25%）*20%个人所得税）。
合伙企业担任基金管理人，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时的税率为35%，合伙企业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的情况下，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的实际税赋为51.25%（基金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1-25%）*35%的个人所得税）。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基金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1-25%-0%）*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环节20%的个人所得税）。
三、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
其一，基金层面不缴纳企业所得税。有限合伙制基金是指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组成的合伙制基金。其中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作为基金投资者，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伙法》第三条规定，除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担任有限合伙制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因合伙企业不具法人地位，不是独立的纳税单位，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故合伙制基金在基金层面上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008年12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简称“159号文”），明确了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而合伙企业不作为纳税主体，合伙企业的所得或损失，全部传递到合伙人层面。
由于合伙制基金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合伙制基金无法享受前述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按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
其二，基金投资者层面缴纳的所得税。我国合伙制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即有限合伙人可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根据159号文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原则上以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自然人担任有限合伙人的，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五万元时适用的税率为35%。相对159号文的规定，部分省市政府（京津沪等）为了吸引人民币基金，开发金融资本产业，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抱有更为积极鼓励的态度，并颁布了相对优惠的地方税务政策。如北京在2009年颁布的文件规定对合伙制基金的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税目，适用税率均为20%，缴纳个人所得税；天津和上海早在2008就有相关规定，明确在自然人合伙人中，不执行合伙事务的有限合伙人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适用税率为20%，缴纳个人所得税。无税收优惠地区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5%~35%（基金环节，不缴税+自然人环节，5%~35%个人所得税），由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五万元时适用的税率为35%，实践来看，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的投资收益承担的税赋往往能达到投资收益的35%。有税收优惠地区（京津沪地区）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0%（基金环节，不缴税+自然人环节，20%个人所得税）。
机构投资者担任有限合伙人的，其从基金获得的收益按其自身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机构投资者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其他业务的盈利。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细则并未对合伙企业的亏损如何弥补及弥补年限需作明确。在机构投资者可能因自身能够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将低于或等于2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投资基金的实际税赋为该机构投资者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税赋介于0%~25%之间（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低于或等于40%（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25%”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1-“0%~25%”）*20%的个人所得税）。
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之类的免税主体而言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0%（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
其三，基金管理人层面缴纳的所得税。合伙制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企业及公司。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为自然人时，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9月1日颁布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额规定》，在取得基金分成收益时，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实际税赋为介于5%~3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5%~35%的个人所得税）。
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时，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的税赋与自然人担任合伙制基金管理人的税赋相当，介于5%~3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基金管理人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的合伙人环节，5%~35%的个人所得税）。但执行合伙事务的费用能够进行相应的抵扣，因此其税基要低于自然人担任合伙制基金管理人的税基。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的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赋为基金管理公司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情况下为25%，有所得税优惠的除外；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的，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股东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的，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的股东环节，（1-0%-25%）*20%的个人所得税）。
四、不同基金组织形式下各主体的税赋比较
第一，基金投资者或实际出资人的税赋比较。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节税角度出发，由于公司制基金在基金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基金在基金环节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对于各类基金投资者或实际出资人来说，投资公司制基金的税赋要高于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赋。
但当基金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时，由于公司制基金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超额抵扣的税收优惠，因此投资公司制基金所得的税基要低于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基。
此外，当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经营亏损公司投资公司制基金时，其通过该亏损公司投资于基金的收益的税赋将低于其直接投资于基金的税赋；若基金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时，自然人直接投资合伙制基金较间接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赋更低。
第二，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实际出资人的税赋比较。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从节税角度出发，由于公司制基金在基金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基金在基金环节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对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实际出资人来说，以合伙制作为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要优于以公司制作为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
但当基金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时，由于公司制基金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超额抵扣的税收优惠，公司制基金管理企业的税基要低于合伙制基金管理企业的税基。
此外，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管理公司制基金的税赋成本最高，劣于以其他任何方式担任基金的实际管理人。
参考文献：
［1］寇祥河：《冲国风险投资所得税政策研究报告》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2］寇祥河、潘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所得税问题初探》，《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第2期。
企业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所得税；公司价值；公司治理
一、引言
税收作为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对纳税人征收一定数量货币或者货币等价物的财政收入形式，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税收一般都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功能。在进行税收体制改革时，主要考虑的是其在宏观层面的经济调控功能，而不是考虑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行的具体影响。但是作为财政收入中一个非常重要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内许多经济行为的税收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因此，研究企业所得税与公司价值有一定的意义。
二、国外的研究情况
关于所得税与公司价值的研究，国外研究的较早，成果也比较多。较早的比如米勒（1976）在美国金融学会所做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把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包括在内的模型来估计负债杠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即所谓的“米勒模型”。Hideki（1991）、mundstock（1988）认为，对企业所得征税可以有效的缓解企业内部的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的价值。Lander（1990）认为，公司所得税对企业财务政策及投资行为存在影响。auerbach（1986）、Cutler（1988）、Hasset和Hubbard（2002）提出了税制改革与公司投资价值关系的两个主要假说，即现金流量假说和新增投资假说。这些研究对我国学者也激发了我国学者的一系列研究。
三、我国的研究情况
相对国外而言，国内对于所得税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比较晚，数量也不多。
早期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如邱华炳和刘磊（1996）《所得税理论与实证分析》。
2000年后，企业所得税的研究多集中于内外资税收的差异比较，并提出相应的税制改革建议，如孙钢（2011）《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完善》，范昕林、易娜等（2006）的《实行统一的法人所得税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安体富（2005）的《论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合并》以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将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其中贯穿着所得税法与会计的差异比较及影响研究。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基于企业数据对所得税税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
如王素荣和张新民（2006）《资本结构和所得税税负关系实证研究》，贺伊琦和管永昊（2009）《税收视角下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贺伊琦（2009）《所得税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吴联生（2006）发现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由于取消“先征后返”优惠政策提高了公司税率，它们相应地提高了公司的财务杠杆，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资本结构理论；同时，还发现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其提高财务杠杆的方法是增加公司债务融资，而不是降低所有者权益，这一结论与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事实相一致。
2、所得税税制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
李新、曹亮和席艳乐（2007）《中国新一轮企业所得税改革：一个公司治理的视角》，刘湘玫（2007）《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分析》，项海苹（2009）《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看新企业所得税》，等等。肖永梅（2012）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公司治理和会计处理的角度分析了新所得税对公司的影响，主要包括跨地区汇总应税所得、税收优惠、征收管理以及统一所得税率。
3、企业所得税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
如叶康涛（2006）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进行了研究。戴德明（2007）通过对安然tanya结构易的分析，认为在税会处理不一致时，会降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和避税行为的成本。宛成钢（2009）《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关系的实证研究》。王跃堂等（2009）的研究发现市场能够识别税率变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市场对税率降低的公司给出了正面的反应；税率降低的公司存在明显的避税盈余管理行为，而税率提高公司的这种行为并不明显，这可能与过去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过渡期有关；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经济后果，市场对成功避税的公司给予了正面的反应。叶康涛（2011）认为平均而言，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每增加1元，则应纳税所得额将增加0.56元，为此需要多支付税收为0.12元；并从时间上概括了我国的盈余管理税收成本增减变化：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都降低了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使得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达到了最低，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则小幅提升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
4、税制改革和公司价值的研究
万华林和朱凯（2010）将税制改革与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但文中主要讨论的是增值税转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所得税税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涉及较少。
四、结论和展望
可以看出从企业微观层面以及实证角度研究企业所得税税制及其改革正在兴起一股热潮。但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关于所得税与公司价值影响因素之间的动力关系，对公司行为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的研究较多；而研究所得税（作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外部因素）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较少。而后者的研究可以为宏观税收政策的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因此，这一主题的论述是具有实践和理论双层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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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康涛.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基于会计利润与所得税之间差异的研究[J].中国会计评论，2006（2）：205-224.
[3]吴联生.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10）：109-119.
[4]贺伊琦，管永昊.税收视角下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J].税务与经济，2009（1）：82-87.
[5]万华林，朱凯.税制改革与公司价值[J].2010.
[6]项海苹.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看新企业所得税[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8（11）：148-150.
[7]李新，曹亮，席艳乐.中国新一轮企业所得税改革：一个公司治理的视角[J].管理世界，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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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永梅.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公司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和会计处理视角[J].黄山学院学报，2012（14）：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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