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1
关键词：金融主体统计分类；mFS；08Sna
一、相关概念释义
（一）金融主体
金融主体是指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各种参与者。其中，各类金融机构是构成金融主体的主要部分，除此之外，政府、企业和居民都有可能参与金融活动，所以他们也是构成金融主体的重要部分。
（二）金融主体的统计分类
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是金融主体的最小统计单元。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08Sna）和货币与金融统计（mFS）从其基本目的出发，均强调机构单位在金融主体分类中的重要性。因此08Sna和mFS从宏观核算要求出发，将经济目标、功能和行为相同的机构单位归入一个部门，构成机构部门。所有金融主体的统计分类可理解为根据一定的目的，运用统计分组方法，将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机构单位划分为若干性质不同而又有联系的组织部分。
二、08Sna和mFS金融主体分类的比较与思考
08Sna和mFS中有关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的定义和分类基本一致，08Sna中将常住单位分为五个基本的机构部门，即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公司部门、一般政府部门（mFS中称为广义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在这些部门的子部门划分与阐述上08Sna和mFS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侧重点不同
为了对货币与金融统计做更深入地统计描述，mFS将主要的篇幅用于说明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划分，而对其他四个部门的划分则阐述得略显简单，主次鲜明。与mFS不同，08Sna从对整个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出发，面面俱到，对这五个根据常住单位划分的机构部门的子部门做了一个全面的说明，没有特别的偏重，在篇幅安排方面较平均。
由于08Sna不专门反映金融活动，所以对金融公司部门的分类则略显简单。而mFS在这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为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金融公司的活动提供了保证。例如在对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其他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媒介、金融辅助机构进行说明时，08Sna中对哪些机构应归入这些部门只是简单地列出机构的名称，却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而在不同国家中这些机构可能采取不同的名字，因而这种机构的清单并不具有规范性。与此相比，mFS则详细地进行了说明，对边界模糊处，给出了具体的标准。又有例子即mFS中用四条的内容阐述了信托应该怎样被归入合适的单位，其中列出了一些典型情况，而这些在08Sna中并未做特别说明。因而mFS又是对Sna的细化与补充。
（二）在金融公司部门子部门的具体划分差异
mFS和08Sna中对金融公司部门的子部门重子部门的划分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情况如表一：
可以看出mFS主要采用“3+5”的方式对子部门进行划分，而08Sna的划分则显得更为分散。mFS的划分体现了其货币金融统计分析的需要，它便于计量货币政策工具及货币供应等中间目标的数量，从而反映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中的作用，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制定有一定帮助。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最基本的数据构架，各类金融公司是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对象，因而该分类有助于针对不同类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特点与差异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方法的金融监管。
（三）层次性问题
在对金融公司部门子部门的分类方面，mFS的层次性更强。比如说在对金融辅助机构进行说明时08Sna仅列出了应归入该子部门的金融辅助机构，总共为12类，略显零散，而mFS将功能行为相同的机构归为一类，总共分为6类，概括性更强，更具有层次性，对金融辅助机构进行的多层次细分类，更有利于实务处理。
（四）其他说明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2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定位
一导言
目前在国内,开发性金融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向纵深发展的阶段然而,关于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对政策性金融的理解,存在着许多误解和曲解,并似乎日益呈现出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两个分庭抗礼的“学派”①这不仅影响了政策性金融学术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直接影响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转型定位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现实中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业务摩擦冲突和竞争等负向互动不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之一而且,由于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理解上的差异,也使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在政策性银行改革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因此,科学地辨析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十分必要
根据国内外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并基于科学研究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尽管在实际中,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二者在非学术研究非正式场合下可以等同或混用,国际上也一般将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惯称或简称为开发银行,但是,从理论或逻辑上讲,将二者等同是不甚严密和不科学的因为开发性金融事实上包括商业性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两大类,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二者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概念,政策性金融不同于“第二财政”,政策性金融理论也是一种发展中的科学理论而且,无论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国内金融运行环境上,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不应当“一刀切”地都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策性业务与非主动竞争性盈利的有机统一,即政策性盈利性和非竞争性的“三位一体”
二开发性金融理论研究概述
白钦先教授(1998)把“政策性金融”界定为:“在一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对象,以优惠的存贷利率或条件,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优惠性(不仅表现为利率的优惠,还包括贷款的可得性)融资性和有偿性等主要特性这也是区别于商业性金融的显著特征
国内对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创新性研究,起因于以陈元为代表的国家开发银行近几年来的规模性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国家开发银行总结并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2003年7月,在海南博鳌季度工作会议上,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开发性金融原理,形成了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基本框架2004年5月,在开发性金融实践与理论研讨会上,陈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原理在这种开发性金融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以创办国际一流“市场业绩”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战略性目标,并以主要经营指标的良好表现,被《国际金融》杂志评选为亚洲盈利最佳银行之一但与此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业务摩擦冲突和竞争的态势也日益凸显
在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问题上,国内主要有两种理论观点,均存在着认识上和逻辑上的两重错误一是对政策性金融的误解或偏见,仍然把政策性金融等同于不讲经济效益的政府财政;二是把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主要表现为:要么认为政策性金融只是开发性金融的一个初级阶段,要么认为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组成部分,要么是形式上研究开发性金融而内容上则是探讨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把开发性金融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这种属种关系的不同概念混为一谈
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理论(2004)认为,开发性金融是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并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一般历经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制度建设阶段和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已走过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正处于制度建设阶段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政策性金融只是开发性金融的一个初级阶段,把政策性金融等同于财政融资或政府财政的延伸,是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的非金融认为所谓政策性银行应完全依靠政府补贴,不讲求资产质量和风险防范,因此难以对国家发展政策和目标给予持续的融资支持进而也就不承认或不正式不明确地承认国家开发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
张涛(2005)也认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是着眼于社会效应,不追求自身业绩,强调政府的财政性补贴;而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更多地强调商业原则,通过制度建设市场建设保持经营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目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传统意义下政策性银行的历史性阶段任务也随之完成三家政策性银行都应当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2005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三峡库区(重庆)经济发展暨金融服务高层论坛”上也指出,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是目前的一个主流趋势因而,目前就政策性银行转型定位问题,参与转型方案设计和制定的几大政策部门仍然存在分歧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意见比较统一,即通过设立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采用分账管理,但是财政部更强调政策性
李扬(2005)罗学东(2005)等认为,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认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政策性金融在短期内不仅不应弱化,还应该进一步加以发展并寻求创新;一个完备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应当包括开发性金融支持性金融(从事进出口中小企业发展等融资)补偿性金融(从事农业和农村部门发展融资)和福利性金融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主要构成部分”但他们对政策性金融也有一些误解,以为政策性金融不讲经济核算,不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具有浓厚的传统行政化色彩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点项目《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中,程伟(2005)研究的是开发性金融,但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尽管课题组成员对此没有直接而明确的认定),认为“开发性金融(其实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笔者注)与商业性金融都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关系,不可相互替代”
尽管国内外政策性金融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政策性金融理论和政策性金融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却为期不长,所以政策性金融理论是年轻的发展中的理论,政策性金融学是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边缘学科,对政策性金融的理论研究应该关注和结合国际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开拓和创新,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开发性金融理论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政策性金融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证明和体现了政策性金融理论是发展的科学理论
三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概念及其涵义
开发性金融,如同农业(农村)金融中小企业金融住房金融和进出口金融一样,是出于某种方便或需要,从金融机构或金融业务的服务对象或服务领域的角度而做的某种划分,它并不是金融基础理论或基本实践中的一种基础性规范性的标准划分显然,上述几种金融,每一种又分为商业性与政策性两类,例如开发性商业性金融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农业(农村)商业性金融和农业(农村)政策性金融中小企业商业性金融与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住房商业性金融和住房政策性金融进出口商业性金融和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等等
从科学理论研究的严谨性和准确性而言,开发性金融从外延上包括开发性政策金融和开发性商业金融两大类由于开发性投融资业务的特点是风险高额度大期限长收益不确定,商业性金融往往不愿或无力主动涉足其中,因而要由政府负责开发性投融资业务,开发性金融则主要是指开发性政策金融或政府开发性金融;国际上和世界各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一般是开发银行)也主要是指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可否认,开发性金融在许多情况下与开发性政策金融是等同或混用的,也是一种国际上的惯称通称或惯例,但从理论上或逻辑上讲,是不甚严密和不科学的
开发性政策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主体部分,但是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却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上所述,政策性金融从外延上包括开发性政策金融农业(农村)政策性金融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等多种类型;开发性金融从外延上则包括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两大类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区别,也可以用数学中的集合原理及其文氏图来说明
设a为政策性金融所有类型元素构成的集合,即:a={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进出口政策性金融……};B为开发性金融所有类型元素构成的集合,即:B={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开发性商业性金融}
则由a和B的所有公共元素构成的集合C,为a与B的交集,即:C=a∩B={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亦即,除了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是既属于政策性金融又属于开发性金融外,其他政策性金融则不属于开发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开发性金融理论是政策性金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但不能由此得出“政策性金融只是开发性金融的一个初级阶段”这种混淆概念的错误结论,也不能说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不同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就不应该统统地向综合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
开发性金融强调自身与传统意义下的政策性金融有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传统意义下的政策性金融应该指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不讲经济效益贷款有借不还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超政策性金融”,而非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也非常强调和注重国家及政府的信用,把融资优势和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笔者认为,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目标多元化和行为短期化的影响下,政府信用的可能性缺失所导致的银行信用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过多地参与市场活动,是否有悖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发性金融理论与政策性金融理论一样都是发展中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地探究和完善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转型和改革的方向
肯定开发性金融理论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性,并非意味着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都要依据这种理论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协调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科学发展观蕴含着协调发展的内涵,创建和谐社会更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其中也应该包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和谐发展所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没有必要一味地模仿国外的一些政策金融机构(其中以韩国产业银行为典型代表)的针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性盈利战略,而且这种竞争性盈利战略愈来愈引起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质疑其最终能否引致政策性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金融业的整体性长远性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商榷和探讨但无论结果如何,政策性金融行为过程中的非主动竞争性盈利准则,以及充分发挥其诱导性的虹吸与扩张,即通过相对缩减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和业务范围,以较少的资金来吸引诱导商业性金融的主动参与,应该成为协调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业务活动的基本原则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3
论文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控制,综述
一、相关金融学理论简述
在详细阐述金融控制理论之前，我们先了解另外两种金融学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通过对这两种金融学理论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论。
（一）金融抑制理论
20世纪50年代，格利和肖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当一国的政府对本国金融实行严格的控制时，就容易出现抑制金融发展，进而抑制经济发展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调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现很多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现象，他们称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为：一国政府对金融业制定了政策，人为的降低利率，实行歧视性的信贷政策，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但却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使金融业处于一个没有效率的状态，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一种状况。金融抑制有几个特征：一是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不能反映实际价格水平；二是金融市场是分割的；三是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金融抑制有很多缺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很多政府依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和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只有增强对金融的控制才能保持政府的财政能力，才有力量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这样虽然造成了资金配置上的低效率，但是却能掌控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深化理论
1973年，麦金农和肖各自系统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政府要放松对利率的控制，鼓励银行间竞争，以此最终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可以概括为政府放松对利率的控制，加深资产金融化的程度，逐渐形成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使金融业具有充分的竞争性，从而使金融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形成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一种状态。金融深化的标志有三个：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发展正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三是构建一个有效的中央银行系统。虽然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但对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没有足够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完善，信息传递效率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如果单纯鼓励银行间竞争，可能会引起恶性竞争，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与稳定。政府放弃干预推行利率市场化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失去调控金融活动的能力。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波及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过度的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度的金融深化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一）金融控制的内涵
宽泛的讲，控制是政府对经济的所有干预，政府实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政策工具，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进行控制，而不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市场化措施，并最终在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的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金融进行控制的时，由于执行力度、对象和步骤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认为金融控制是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控制，即政府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弥补金融市场失灵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出台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对金融主体进行扶持、引导、规范和约束的总和。
（二）国外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金融控制一词，最早由麦金农提出，他指出财政控制应优先于金融自由化。麦金农的金融控制理论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控制理论，该理论指出转轨时期的政府靠发行货币取得资源将导致通货膨胀，而不会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实行财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税收机制。
1、金融控制内涵的界定
维斯卡西认为，政府控制是政府以法律手段，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的一种强制力。丹尼尔·史普博对控制的界定结合了经济学、法学等对控制的定义，他指出，尽管市场是控制政策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但以往对控制的界定都倾向于把市场忽略掉，因此他把行政决策和市场机制统一了起来，认为控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政策的一种规则或特殊行为。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4
作者认为目前国内外对国际金融监管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方向和议题：1.国际金融监管的历史研究部分学者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变迁和路径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李沛霖（2008）详细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由萌芽、全面监管、到放松监管、再到重新监管的演变过程，陈学彬、邹平座（2004）从金融监管的经济学根源探析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化过程，孙海刚、朱培玉（2010）则主要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反思，总结了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2.国际金融监管的现时评述国内外国际金融监管研究的主体集中在于不同的背景下对现行的或者新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探究和评价，具体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层面、法律层面等。在国内，张金城、李成（2011）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下的监管套利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剖析，徐文（2011）分析了次贷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建设，董京波（2009）、祁欣（2011）、李喜春（2011）、杨柳（2012）等都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在国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masciandaro,Quintyn,taylor，2008），国际金融监管的体制建设和风险等（alexander,Dhumale,earwell，2005）。由此可见，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研究多集中于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描述，并从经济、法学等方面对监管机制建设和发展趋势作出分析，本文聚焦国际监管合作的困境，构建简单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国家行为进行解析，探究监管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二、国际金融监管现状概述
1.金融监管相关概念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目标在于加强对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的管理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提高、确保金融行业良好的市场秩序和金融机构有序的经营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④。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定，监管应该遵照依法监管、公开公正、效率、独立性、协调性等原则。为顺利实行金融监管，常常需要建设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包括金融监管的部门、机构及其进行监管实践的具体原则。监管体系的性质和状态对金融监管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皆是如此。因此，探讨一国或国际的金融监管机制，常常从考察其金融监管体系入手。2.国际金融监管现状在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形成了纵深化、一体化的国际金融网络，适应于金融秩序不断扩展的需求，构建国际性金融监管体系的努力也在不断推进。1947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对国际金融的运作起到了一定的协调和统一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分业监管组织开始出现。1974年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负责对商业银行运作提供指导性原则和标准，它制定并数次更新了《巴塞尔协议》，各国参照《巴塞尔协议》并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制定银行监管的有关内容，使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标准趋于一致，推动了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随后，1983年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正式发展成为全球性组织，1994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成立，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国家监管协调和统一标准的制定，形成了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分类监管的国际监管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金融峰会决定将G7的金融稳定论坛扩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G20成员，于2009年正式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总领全球金融监管事务，负责制订和实施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至此，国际金融监管形成了以金融稳定理事会为核心，下属各类分业监管组织和早期经济协调组织的框架，如下图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过长时间的制度建设，国际金融监管秩序不断完善，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国际监管框架，具备了相应的分业监管机构，但目前金融监管的主动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并形成了目前国家和国际金融监管的以下重要特征：（1）金融监管的主体仍为单一国家，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力和约束性。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下，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合作监管组织尽管负责制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标准和指导性原则，但它们本身不具备法定跨国监管的权力，其所做结论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效力，而仅是提供给各国参考，各国政府可以选择通过国内立法或其他政策在国内实施其标准。因此，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权力仍然由民族国家政府控制，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身不同的国情制定不同的监管条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目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没有形成一个拥有强制力的超国家体系，仍然是国别化和分散化的。（2）在分散化的国际金融监管秩序下，国家监管体制呈现出多样性和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尚缺乏强制性的统一规范，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和特殊的经济状况，或基于特定的监管目的，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监管制度。其中较为典型的有美国的“双线多头”的伞形金融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自主性监管体制；新加坡、韩国等国高度统一的监管体系等。不同的监管体制下往往诞生不同的监管规则，这就为国际金融的监管套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3）各国金融监管呈现出“危机——监管——金融创新——放松监管——危机——再监管——再创新——再放松”的变迁模式，在金融体系相对稳定时期倾向于有意迎合国际监管套利行为。回顾国际金融监管和金融危机的历史，我们不难总结出上述的规律和模式。1929年大危机之后，各国开始第一次加强对货币和商业银行的管制，纷纷成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各种金融监管机构，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法规和措施。但到70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滞胀，各国出于提高本国金融效率、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开始放松金融管制，拉开了新一轮金融改革和自由化的序幕。90年代以后，芬兰等北欧国家先后爆发银行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各国又重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监管。这一轮金融监管的增强同样没有持久，以美国最为典型，9•11事件后联邦政府为刺激经济重新降低了房贷门槛和资产证券化的监督要求，导致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直到2008年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分析各国政府在这种环的过程中不断反复的行为，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对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同时在全球金融联系不断加强、同时对政府监管一体化的约束却没有加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均表现出强烈的动机放松本国金融管制以争夺金融资源，只有在危机的打击下才会暂时性地加强监管，但这种强化行为很难持久。下面本文将通过博弈论的模型分析，为何国家行为会呈现这种不合作、反复循环的模式。
三、博弈论模型建构
1.博弈的基本概念（1）博弈主体本文主要探讨国家在金融监管中的政策选择行为，因此把国家视为一个理性、完整、连贯的行为个体，将其作为博弈的主体进行考察。这里假设有两个国家甲国和乙国参加博弈。（2）博弈目标本文假设各国政府间的博弈目标均是实现自身金融利益的最大化，在本文的分析语境中，国家实现金融利益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放松金融监管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进入。（3）博弈的策略博弈方有两种基本的策略选择：放松监管（a），即通过单方面放松本国的金融管制吸引金融活动；或加强监管（B），即加强本国金融监管规范以寻求金融体系稳定性或履行外部合作协议。2.博弈的基本假设我们选择简单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国家在监管合作中的行为，这是一个两主体的博弈模型，隐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假设：首先，政府决策者是理性的行为个体，掌握完全信息，可以从以往国际金融监管、国际金融危机等历史中完全知晓其不同的选择行为可以获得的效用（即各自的支付函数）；其次，假定政府同时做出政策选择，或政府在进行单次政策选择时国内的影响因素占据主导作用，而其他国家的政策决策对其单次决策没有影响。3.博弈过程及结果在上述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国际金融交流加强、同时金融监管一体化尚未实现这一背景，对国家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构建支付矩阵如下：该矩阵的支付函数是由当前国际金融交流和国际金融监管的一些特殊特征决定的：（1）当两国都执行严格监管策略时，有利于国际金融维持良好的运行秩序，取得双赢的结果，双方各得6的收益；当两国都选择放松监管策略时，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强，可能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和损害，二者收益下降，各得4个单位。（2）由于上文假设目前处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交流加强的背景之下，因此，当一国监管不严而另一国严格监管时，由于监管套利行为的大量存在，不严的一方将获取较多的金融资源，其获得的收益将大大上升，远远超过严格一方的收益，并超过二者都严格时的收益，我们将之定义为8；而严格监管的一方则由于金融资源的流失承担一定损失，且所活动的效用低于二者都不严时的效用，定义为2。这样，就形成了双方策略不配套时（2,8）、（8,2）的支付函数。（3）由于没有惩罚性措施的存在，放松监管的一方将不会面临任何直接性的代价，能够有效保有监管套利所形成的收益，最终以上述的支付矩阵进行博弈。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惩罚性”措施指的应是广义的概念，任何能够造成放松监管一方的收益减少或杜绝其这种行为的限制（如强制性的一体化监管、强制性惩罚机制等）都能够包括在这个说法之中。在这样的支付矩阵下，甲乙两国同时选择监管策略，二者将在（4,4）这一点形成纳什均衡，即二者的占优策略均是放松监管。在现实情况中，就表现为各国竞相放松本国金融监管和限制，最终造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上文的分析建立在国际金融交流加强、金融一体化尚未实现这一背景之下，金融交流的加强和金融监管没有形成一体化约束这两个条件决定了这种特殊的支付矩阵，最终决定了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各国竞相放松监管。经过分析可以得出，缺少这两个中的任一条件，都不会形成这种博弈的局面：（1）如果国际金融监管能够实现一体化的有效监管，或单方面放松监管的行为会被施加直接性的惩罚措施，则上述支付矩阵将会改变，放松监管的收益立即下降，如下图所示，假设放松监管的各项收益都将减少3，则将呈现不同的博弈结果：由于有效的惩罚性措施或有效的统一规制能够从根本上立即降低放松监管的收益函数，该博弈目前的纳什均衡为（6，6）这一点，即统一实行严格监管将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达到统一，相应地就会表现出集体有序的监管秩序。（2）在国际金融交流兴起之前，即便没有惩罚性措施或一体化机制，各国的博弈最终结果也会呈现出自愿加强监管的局面，道理同上，由于资本和金融资源不能有效流通，同样降低了放松监管的收益函数，使得纳什均衡达到二者同时严格监管。
四、对金融危机的再反思
通过上文构建的两国间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国际金融交流加强和缺乏放松监管的惩罚性措施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是导致国家间博弈结果倒向不合作的必要原因。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监管一体化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定义为一种“间隙”（gap），可以说，这种“间隙”是现行的国际监管体系下难以达成国家间有效协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国际金融监管在特定历史时期必然面对的困境。那么，根据上文对国际监管历史的考察，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着一种“治——乱”循环的模式，各国政府倾向于在金融相对稳定时竞相放松管制，在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加强管制，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根据上文的博弈框架，作者认为，金融危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因为国家作出决策要基于自己对未来的预期，在金融危机过后的短期影响范围内，各国刚刚受到惨痛的教训，对放松监管的损失形成了强烈的预期，相当于在短期内达成了一个对放松监管征收“赋税”的约束性协议。这样，短期内放松监管的收益函数降低，纳什均衡移向合作监管，会出现一个各国纷纷加强管制的高潮。但时间一长，如果管制体制的建设没有取得突破，各国的惩罚性预期慢慢消减，纳什均衡也就重新回来不合作，即监管竞争这一点。
五、结论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5
关键词：小额信贷；农村金融；批发基金
一、前言
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经济两级分化凸显，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彭建刚，2011）。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由于农业的弱质性、抵押品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严重，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尤为重要的是，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扮演着抽血机的角色，它们非但不向农村供给更多资金，还将农村地区的存款输往城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贡献率大于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贡献率（谭燕芝，2009）。
小额信贷是发展农村金融的有效途径，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在农村地区探索建立小额信贷组织，至今已有较大的发展，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小额贷款公司获得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由于无法吸收存款，仅靠股本和低于股本50%的银行贷款放贷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二、简要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主要流行“农业信贷补贴论”，他们认为，农民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且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使得商业银行不愿意进入农村市场。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建立非盈利的、政策性的机构对农村进行无偿的注资。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国家引入补贴性信贷，使农民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但是，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该模式并不成功，由于贷款的可替代性，许多贷款被用来从事其他活动。
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提出了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由于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使得资本市场发生扭曲，产生金融抑制，他们提出，必须放松管制，让市场机制形成均衡利率，从而提供合理的投资率和储蓄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就必须减少政府干预，逐步放开利率管制。
杜晓山教授是国内小额贷款理论研究的先驱。1993年，他去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考察，1994年在格莱珉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他牵头在易县试点“扶贫经济合作社”，希望将尤努斯创建的孟加拉模式引入中国。他较为全面地定义了小额信贷，即在一定区域内，在一定制度的安排下，按照特定目标向特定贫困人口提供贷款资金和综合技术服务的信贷方式。黄蕊（2008.1）认为，商业化是小额信贷的必然趋势，中国开展商业化小额信贷具有广阔的前景。王锦旺、杨兆廷从经营机制上分析了小额信贷公司的创新性，认为其实现了制度创新、投资主体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对象创新；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风险控制和信贷专业技术方面还要不断加强（《农村经营管理》2009.3）。在小额信贷机构的盈利性和风险性方面，杜晓山教授也做了相关统计，以河北易县为例，扶贫社每年可支持5000户左右，直接受益人口达65000余人，累计发放贷款6000多万元，还贷率达90%多，每年纯利润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位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力。
三、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状况简述
农村金融分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国际组织等。但是这部分资金对于巨大的农村市场而言还是过小，无法满足农户的需求，据统计2008年我国共发放扶贫贴息贷款207.6亿元，覆盖贫困村5万余个，扶持贫困户800余万，但这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政策性金融是不盈利的，多由捐赠、财政等负担，不具有可持续性，也无法从根本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商业性金融，尤其是小额信贷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发展较快，却也面临着大量问题。小额信贷资金供给渠道狭窄，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与农村地区巨大的资金需求形成鲜明对比。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严重影响着其功能的发挥，有的小额信贷公司甚至经常出现无款可待的局面，因此，拓宽融资渠道，增加资金供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第一，商业性金融战略收缩。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害怕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商业性金融机构选择进行信贷配给，出现“惜贷”和“拒贷”。同时，大部分机构撤出农村。2009年，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总结道：我们全国有3.5万个乡镇，其中，2800个没有正规金融机构的网点，8900个只有一个网点。据统计，2009年，县及县以下的地区人均贷款额为7700元，而城市人均贷款额为3.5万元，农户贷款仅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3.6%。
第二，政策性金融缺位。农业由于其弱质性，需要国家适当地扶植。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具有相关职能，但是由于他们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得政策性金融趋于商业化。同时，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尚不健全，政策性金融作用有限。
第三，合作金融名不副实。合作金融应由社员入股组建而成，由社员民主管理，为社员服务。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行不通，产生很多问题。信用社资金供给能力不足，长期经营农村业务，产生了大量坏账，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更遑论进一步支援农村了。
第四，民间融资活跃。大部分民间融资根植于农村，与三农有天然的联系，具有信息优势，同时，由于其灵活的借贷方式使其在农村有很大的市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百村金融调查结果，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占样本的62.2%。农村企业也大量从非正规渠道融资，它们采取入股、借贷等方式从民间筹集资金，利息甚高。民间金融在活跃地方经济的同时其高额利息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四、中国小额信贷发展情况
（一）发展进程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6
农村金融中介的变迁
从组织形式的规范性看，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正规、非正规两种金融中介。现有资料显示，农村的金融中介形式要比城市丰富得多，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1.正规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及其特征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中介以农村信用社为标志。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根据当时“两放、三统、一包”的财经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变为集体金融中介，实质上成为其的一部分，管理集体储蓄。后来，随着农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逐步专业化，农信社转为农行的基层组织。直到1994年以前，农行是农村的唯一正规金融中介，一方面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一方面吸纳农业储蓄为城市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专门经营从农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中介性质，而农业银行则收缩农村业务向城市进一步纵深。
上述农村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正规金融中介具有强外生性。农信社、农行和农发行的设立、合并、拆分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行为，更非农村经济主体——农户的自主性行为；二、正规金融中介的经营效率——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并未随组织形式变迁而发生质的提高。笔者（2004）在一项中发现转轨以来，除了金融中介行政化扩张的数目与农业绩效高度相关外，金融中介自身经营水平、人员素质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效率因素与农业绩效基本不相关。
2.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形成与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介又称为民间金融中介。活跃在农村生活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合会。合会已有上千年，如今仍活跃在农户的生产生活里。合会按各地习俗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标会、拔会、轮会等，各会都有自己一套运行规则，同时又有合会的一般原则。合会作为金融中介，主要是融通资金，建立一种借贷联系。
钱庄。钱庄始于明清，起初经营货币汇兑业务，逐步开展起存贷业务。，钱庄小范围地存在于闽浙一带，又称为“钱背”、“钱中”。由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私人公开挂牌经营金融业务，钱庄由“地上”转为“地下”，其活动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倒是当地的税收减少了一大块。郭斌等（2003）一项研究表明，浙江温州地区的地下钱庄为当地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钱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模较小，由于信用问题引发金融纠纷，甚至暴力冲突等。
农业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农金会始建于1984年，是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遵从自愿互利、有偿使用原则，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支持本地农户及乡镇发展生产。农金会强调互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故不办理存贷款业务，会员筹资多用于短期、小额的农业生产活动性周转。
从上述不难看出，比之正规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中介似乎更贴近农户的生产生活，更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那么，为什么非规范性、半公开性的民间金融中介如此生机盎然，而置正规金融中介于在农村难以施展的尴尬境地呢？似乎答案除了与前文已经提到外生性正规金融中介的自身问题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农户的金融需求，下文将给予详细的阐述。
农村的金融需求考察
本文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以我国农村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运行的基础，其基本特征：农户及其行为，是经济单元与单元的统一以及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户有了劳动自主权和收益权，农户从事的产业逐渐多元化和非农化，收入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成为农村发展和农业化的基础力量。
1.农户的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同时，农户经济特征也区域化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农户是基本融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农户，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以粮食生产还是以其它农产品生产为主，都以通过市场，最大限度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为目的（孔祥智，1999），因此，农户除了务农，还从事着加工、销售等下游产业。他们的主体要素是资金，除了运用自家的劳动力以外，还常常从外地雇佣人手帮农、帮工。
第二类农户指从经济或小商品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农户，大体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他们的主体要素是劳动力和少量资金，他们在做经济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两个因素：劳动力较多而资金较少的农户可能倾向于选择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外出打工；反之，资金充裕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资金密集型的农或非农产业（黄宗智，2000）。
第三类农户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以贫困地区农户为代表，其经济行为特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户收入主要是实物收入，现金收入很少（彭川西，2001）。他们的储蓄能力很低，而外部注入资金又很少，无法新增农用生产资料或改进投入品质量，农业生产一般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
2.需求的特征
上述农户特征基本勾勒出了他们金融需求的特征。农户金融需求分为：融出资金需求与融入资金需求。前者比较简单，主要是储蓄；后者相对就复杂一些，尽管是借款，但却表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
（1）从借款额度看，普遍比较小，但借款额度总体与各地农村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借款额度小，是由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决定的，中西部地区农户借款额度大多在几百、几千元左右，东部地区农户借款则可达万元以上。
（2）从借款来源看，农户价款中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较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比重较大。根据央行的一个课题（温铁军，2000）显示，农户从民间金融中介处借贷比重约70%；正规金融中介贷款比重约25%左右。在正规金融中介中，农村信用社所占比重较大，但仍然不到农户借款总额的20%。
（3）从借款用途看，主要分为生活性贷款、生产性贷款和非正常贷款。在大多数地区，农户生活性贷款超过了生产性贷款。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活性借款需求呈递减趋势，生产性借款需求呈增长态势。这样的趋势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基本吻合。
（4）从借款方式看，农户希望采用较少或无抵押贷款方式。农户收入水平虽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但除住房（而且很多农户住房是祖辈留下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抵押、变卖，否则会受到舆论谴责。）外，农户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很有限。这样农户就很难从一般商业化组织贷到款，往往会从当地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那里，凭人脉关系贷款。
（5）从借款程序看，农户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简便、灵活。由于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难以应付复杂的贷款手续，加之，农户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烦琐的手续经常会贻误时间。人民银行广东茂名支行抽样调查中发现，约有87%的农户不愿到正规金融中介组织贷款，是因为手续烦琐、耗时太多（刘为霖等，2001）。除此以外，农户借款还要考虑便利性等一些实际因素。
显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各种交易活动越活跃，金融需求也就越旺盛、越复杂，当外生性金融中介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时，活跃的交易环境会内生出替代的安排。因此，农村经济活动越活跃的地方，正规金融中介之外的民间组织就越多、越发达。
通过上述农户金融需求特征的描述，我们就能清楚，农户的一般融资次序是：内部融资、熟人借贷，自发性融资合作组织（比如：合会，农金会）、民间私人金融中介（钱庄，典当）、正规金融中介（农信社，农发行，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建立
上述表明，构建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首先应考虑农户的金融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以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
1.合作性金融中介
第一，鼓励引导如合会这样的金融中介公开化、规范化。这类组织规模不宜过大，以便于管理，加强联系，充分发扬互助合作传统。第二，突出农金会的民办性。恢复农民对农金会的自治性，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负责人和受益人。鼓励农金会资金分流管理，一部分资金发挥互助作用，为成员提供优惠贷款，加强成员向心力；一部分资金发挥商业性作用，成立专门的投资性机构，以盈利为目标，增加成员福利。至于像钱庄这样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核查，可效仿台州商业银行，转变成名符其实的私人银行，纳入统一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中。
2.政策性金融中介
政策性金融的唯一承担组织是国家农发行，这一点在转轨过程中必须明确。这意味着农发行提供的金融支持是完全意义的公共产品，是对农户的脱贫支持，而不是致富支持。这种支持直接面对农村及农户，提供基建资金，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农民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金融的任务在西部广大农村比较艰巨，甚至要在西部农村金融上起主导作用。
3.商业性金融中介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7
财政投融资是本世纪40年代后期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一个同财政、金融有着密切联系的独特经济范畴，并以其独特作用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所谓财政投融资，按日本当代著名财政学这井手文雄的解释为：以特定的财政资金，对指定的特别会计、政府关系机关和各种特殊法人进行投资和借贷，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也就是说，它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筹集资金，由财政统一掌握管理，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出资(入股)或融资(贷款方式)，将资金投向急需发展的部门、企业或事业的一种资金融通活动，所以它也称为政策性金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融资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其具体作用可大致归纳如下：1.对国家财政预算资金起着补充作用，为政府实施政策提供资金保障。2.对国库短期资金调度和调节国债市场起着重要作用，对基础产业、公共设施等部门的贷款，减轻了民间金融机构对经营效益低的部门的贷款压力。3.有利于国家调控国民收入分配，起到引导投资和消费、平抑物价、重新改变分配格局，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作用。
二、我国财政投融资的现状及与已本财政投融资经验的比较
我国的财政投融资状况可以从它的来源、运用和管理三大部分来看：
第一，从来源上看，我国财政投融资大抵没有跳出财政预称这个圈子，规模较小，目前的融资渠道除了预称内少量拨款和财政暂时闲置资金外就是举债、融资渠道窄，融资金额少。
第二，从运用上看，主要用于短期融资，注重宏观效益不够，没有体现出较强的政策性。目前的财政投融资，受财政预算内资金紧张的影响，本应用作本金的资金，部分被直接划作预算收入无偿使用。投资针对企业不针对行业，一方面造成企业间技术基础上的差距，不利于平等竞争，另一方面曲解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意图，这种急功迫利的短期行为极易减弱财政投融资的作用，对财政投融资的未来发展十分不利。
第三，从管理上看，缺乏全国统一的领导、规划和管理，比较散乱，不成体系。从中央到地方，财政信用资金的种类繁多，管理机构也多，由于各类资金分散管理并自成体系，不仅资金的规模效益不高，而且难以形成有效的调节力量。
在世界各国财政投融资的实践中，日本是运用财政投融资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它的财政投融资方式及其管理经验，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1.日本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1)产业投资特别会计的资金；(2)资金运用都特别会计的资金；()3简易生命保险和邮政年金特别会计的资金；(4)公募债借入资金。用上述资金作为原资，向公社、公库、公团等进行投资或贷款，不断回收，滚动增值。经过长期积累，目前日本的财政投融资的资金规模已达到一般会计(指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的规模的41%左右，被称为日本的第二预算。
2.日本财政投融资资金运用：实行政策性和有偿性兼顾的原则通常不是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而是向若干中介机构财政投融资机构提供融资，由它们进行特定项目的投资。财政投融资机构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共事业机构，包括公团、事业团体和特殊会社、特别会计。这些机构利用从大藏省借入的财政投融资资金兴办各种事业，然后以事业收益偿还贷款本息。另一类是政府有关金融机构，包括两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十库(国民金融公库等政府金融机构)和一基金(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这类机构不吸收存款，它们将借来的财政投融资资金按照产业政策转贷出去，从中获取利差收入。它们的投向主要考虑是否为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
3.日本财政投融资管理：根据日本的“资金运用部法”和“简易生命保险和邮政年金积累运用等”的规定，资金运用部资金由大藏省管理，简易保险资金由邮政大臣管理，但都需经过资金运用审议会的审查批准。大藏省理财局负责编制每年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并与政府的一般会计预算协调一致，保证资金到位。每年度的财政投融资计划作为政府一般会计预算的参考资料提交国会监督。同时又设立了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的弹性条款，使它比一般会计更具有灵活运用的能力，既维护了国会对预算审议的权力，又保留了财政融资的灵活性特点。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日本已建立了完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体系，并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稳定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系的设想
我认为，发展我国财政投融资的基本思路，大体如下：
1.资金来源。
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应区别于一般财政资金，以有偿性资金为主，且具有长期产业投资的部分，但在财政投融资制度确立初期还需国家财政予以支持。一是预算拨款作为无偿来源，在整个资金来源中不能占太大比重。二是邮政储蓄存款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剩余金，从发展趋势看，应成为其重要来源。三是政府保证债和政府保证借款，诸如向各专业银行发行中长期建设债券等。四是各种民间资金，应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中间歇资金的一部分，但不包括那些因转快，间歇时间短的预算外资金。
当前应开拓财政投融资的筹资新方式：一是要大胆引进外资，可借助政府信誉，也可以财政担保方式鼓励企业和部门投资项目大胆借用外资。二是突破行政区划限制，采用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三是适当吸收社会个人资金。可考虑创立社会共同基金，吸收社会小额投资者资金，也可以适当方式吸收个人大额信托存款。四是发行地方财政建设债券，诸如可增大市建建设债发行量等。五是增大政策性银行筹资量，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担负着包括农业在内的基础产业政策性融资任务，有必要随着国内信用总量的增长相应增大上述两家政策性银行的筹资量。
2.资金动用。
(1)财政投融资资金运用的方式，应根据资金来源的性质确定，一般可采取出资(即投资)和融资(包括贷款和购买有价证券)两种方式。这其中又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合作投资、贴息贷款、贷款担保、融资租赁、联营投资等多种灵活的投资形式。投放领域应包括：一是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二是公共设施建设；三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建设；四是需要进行政策性鼓励和支持和领域。财政投融资的重点要根据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产业演进规律和国情确定，加强交通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应作为目前财政投融资的重点，同时积极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支持企业现代化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促进县乡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
(2)从资金使用对象上看，一是资金的直接运用者，如从事基础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从事科技开发的国有事业单位等；二是资金的间接融通者，如政府金融机构等，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提供贷款。财政投融资利率的确立应本着有计划、低利率、长期限的原则确定。
3.财政投融资的管理。
(1)建立财政投融资投资计划编制制度，内容包括资金使用方向、资金用途分类、投资预期收益等。从长远看，财政投融资计划应为“第二预算”，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列入国家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以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需制定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的审批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回收和效益考核制度、预决算制度及财政投融资内部财务核算制度。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8
一、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思想的转型
1、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
目前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要解决几个关键性的问题:(1)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特别是非刚性的资产要指令性地向农业转移;(2)在低梯度的地区信贷重点应以种养业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来配置资金;(3)调整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占用结构,调整非农贷资产运用结构比例;(4)资产转移到农业要形成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有效的契约约束并加以固定;(5)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转移所造成供给主体交易成本上升要以国家公共资金给予弥补。
2、关于管理者思想转型及处理好几个关系
(1)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对象和服务主体必须是“三农”,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其资产在充分满足农民需要的前提下,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配置到基础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去,因此,必须尽快解决农村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配置向其它产业异化和向资产集中度高的城镇企业转移问题。(2)现阶段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政策、标准不能简单从商业性金融机构移植,除了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特点外,必须重视资产的流向、流量、流速和对需求主体的服务性。(3)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的失真比信贷缺损的破坏性更强,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管理者不能只游动在管理的中间层,仅听经营者的意见而排斥服务对象的呼声,应当密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建立信息反馈机制,拓宽规范的信贷行为所需信息的渠道。(4)依不同区位经济特点实行分类指导。要解决不同经济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农村地区“农民贷款难”问题,应当进行分类指导,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分类的主要相关经济衡量指标有: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种养殖业占农业总量的比重、农民人均收入、经济作物的占比、人均耕地面积、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比率、生产周转资金自给化程度、农村金融机构供应资金能力、土地资源利用系数、产业化速度等结构性指标。上述系列指标体系直接反映了不同区位中业已存在的农业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信贷政策必须实行分类指导,以促进非产业化地区农业产业的均衡和产业化地区结构的升级。
二、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政策的调整
1、信贷投向政策调整
(1)制定《农业信贷政策纲要》,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业产业领域实施重点、一般、限制、禁止投入的信贷政策,并强制性地规定优先支持投入对象的投入总量和增速以及配套政策,使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在运用中迅速向重点农业领域转移。(2)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多元化问题。按照不同区域各个产业比重状况,规定农村金融机构非农业等方面资产运用比例,缩小农村金融机构自用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业投资、上存资金、有价证券投入等占比,通过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结构以加大农业产业的投入增量。(3)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这个货币政策工具要成为平衡不同农业比重地区信贷投入的调节器。要改变支农再贷款的供应方式,农业产值占比大、农业信贷短缺的地区要有重点地集中投入,反之可以少投甚至不投。特别是高梯度的已基本完成由农业产业向工业化转移过程的地区,再使用支农再贷款将使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失效。中央银行从管理上要把支农再贷款投向和收回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2、服务政策调整和服务方式的改造
信用证的发放。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全面发放信用证,对从事农业辅助生产和服务的农户根据生产情况也要扩大信用证的发放范围;要广泛建立农民经济档案和完善农村自然人的经济状况评估体系;要调整农户不良贷款风险权重的评估方法。根据目前农村状况,农村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应提高其标准:欠发达地区可提高到3000元,一般地区5000元,高梯度地区10000元,对发给信用证的农民贷款不能再附加担保或抵押、质押及其他条件。
农村贷款保证制度。广泛调查的数据表明,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从事传统种植业生产的农民贷款,偿还率在95%以上,其诚信度远高于企业。
因此,不能苛刻地把评估企业的风险指标和要求一般企业应当履行的保证条件强加给农民,要重新制定对农民小额贷款的保证制度,对农业生产需要的基本生产要素的小额贷款可采取信用放款;对大额的从事种养业扩大再生产贷款可采取农户联保贷款和村委会保证贷款;对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商品流通的贷款也要降低抵押、质押和担保层次。
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要根据农业地区中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产周期以及渔区和牧区的生产特点确定不同的贷款期限,防止把经营性亏损通过缩短贷款期限加大农民借款成本的途径转嫁到农民,这样,一方面可以挖掘农民潜在的贷款需求并遏制高利贷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准确体现各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和收益性。农村金融机构职工收入分配与农贷放款质量的利益协调机制。目前考核农村金融机构职工的经营绩效并与其收益挂钩只有两项指标,即:存款额和贷款收回额,但对农户贷款面和贷款额无论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职工都没有考核,更没有收益水平的制约。要把对农户的放款面和放款额这两项指标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经营考核指标。要制定信贷员对农户《服务基本职责手册》,包括服务的程序、时间、方式、成效等等,以制约信贷员服务行为的偏轨和遏制“寻租”倾向,重新弥合借贷双方主体相对固定的信贷关系。
拆除人为设置的非规范的贷款屏障。许多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程序设置不是定位于风险因素,而是无理地增厚了其行政行为强度,借以产生“派生”收益。必须拆除这一贷款屏障,广泛地把农民潜在的借款需求变为现实的借款需求,要拓宽柜台办理信用贷款的对象和额度,担保、抵押、质押中的一些非规范又不能平抑风险的规定和环节应尽快取消,特别是对信用度高的村(镇)的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老贷款户贷款更应当做到方便、快捷。
3、内部管理政策调整
建立农业不同领域生产活动的差别利率体系。国家规定了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而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逆向运用这一杠杆抑制农户的贷款行为,从而使农村经济组织、企业法人和农户三个不同主体的贷款利率体系成为“倒三角形”,农户贷款的高利率愈来愈使从事传统种养业生产的农民背上重负。遏制这种行为首要手段是依照《农业信贷政策纲要》,建立农业不同领域生产活动差别利率体系。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9
关键词：民间金融发展金融监管体系
一、发展民间金融的意义所在
当下国际就民间金融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在此笔者将其理解为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注册认可，金融资产由民间个体所有且自主经营的信用部分，属于非正式金融范畴，其组织形式常见于企业融资、个人借贷，合会、标会、抬会等金融会，以及基金会、典当行、私人钱庄等。
民间金融具有辅助融资、资金互助、利于理财、增强效益等功能，故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诸多积极效应，如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动农民脱困，缓解国有银行难以满足社会资金需求等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对于补充金融体系，加快储蓄转向投资速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意义重大。但因民间金融处于金融监管职责范围之外，其弊端随之显现，衍生了一系列不良事件，既影响其自身功效的发挥，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因此必须对其发展加以规范化管理，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助益。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
我国民间金融形式多，层次广，数量巨大，比重不断攀升，而且逐渐由“地下”转向“地上”发展，虽未经法律认可，但其在当下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同时游离余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特点为其消极影响的出现和蔓延创造了机会，如由于我国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和统一，缺乏完善的管理机构，而且规模较小，基础薄弱，信息获取不畅，经营范围狭隘，加之投资盲目，成本较高，手续简单，注重道德约束，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风险防范，导致其风险不断升高，甚至失控，影响个人和企业切身利益不说，还易扰乱货币政策，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对策
考虑到我国民间金融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规模较小，涉及面广，自发性、逐利性和盲足性较为突出，既易引发风险，也难以抵御风险，加之机构多样，隐蔽性强，为其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政府基于扬长避短、对症下药的基本原则，给予其正确性的引导和规范化的管理，以此促进我国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体可从下述几点着手：
1.确定民间金融法律地位
经上述分析可知，缺乏法律认可和保护是我国民间金融有序发展的一大障碍，对此可结合我国国情，适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待民间金融的方式，制定并出台《民间金融法》及其配套措施，以此确定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将其合法化。
一是针对民间自由借贷行为，可对其借贷金额和范围、交易方式和流程、利率确定依据、处罚措施等加以规定，并正确引导借贷双方签订统一的书面合同，配以合理的监测体系和纠纷处理机构，以此确定其合法地位，明晰其权利义务，规范交易行为，保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二是针对具有专业性特点的民间金融行为，建议适当强化其信息披露，如要求经营场所固定，禁止随意变更；利率应处于一定范围内，禁止随意提高，且资本金充足，来源正当；限制经营区域和业务种类，禁止随意扩展；定期公披露资金用途、财务报表等；三是针对介于自由形态和专业形态之间的民间集资，建议引入政府的管制功能，并就其集资规模、资金利率、资金用途、集资者要求、信息披露范围和周期等予以规定，如规定集资规模低于1个亿，若超过规定数额应予以严格审批和跟踪监管，而对于互助会，则应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其会款金额、会员人数、会首权责、地域范围、惩罚规定等。
2.优化民间金融发展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推动我国民间金融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故基于法律条文的约束和保障，政府还应进一步优化其发展环境，如实施合法登记制度，统一民间金融协议文本，并明确相应的管理机构，如对于民间集资行为，可由教育、农业、工业等管理部门分别负责管理对应领域内的集资行为，并遵循规章制度予以审批、登记、监督、披露资金动向，以此实现民间金融行为规范化；加大诚信宣传和失信行为打击力度，配以合理的信用担保制度，以此引导和鼓励民间金融行为参与者诚信交易；针对拉动内需、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服务，可适当降低审批门槛；加快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步伐，鼓励专业人才走向民间金融组织机构；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并推行合理的支持性政策，如为保证小微型企业更易实现融资，可继续实施降低其存款准备率的政策，强化股权质押融资行为，拓宽其融资渠道等。
3.规范民间金融经营机制
一是交易成本低、手续简便、无需金融中介的民间自由借贷行为，可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下进行交易行为，并由政府设定相关部门为借贷双方提供指导、咨询、协作服务，用于完成正当交易、有效担保和合法索赔。二是对于民间集资、互助会等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行为，除了上述对其模糊边界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外，还应对其经营机制进行适当的改革和创新。如将互质较强的金融合会发展为合作性金融组织，若为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合作银行的形式构建合理的运作机制；若为经济呈中等水平的地区，可基于对合作性与商业性的考虑，成立二元复合制类型的金融合作组织；若为经济落后地区，可成立非盈利性金融互助合作组织，以此为当地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此外对接农村互助会和生产专业合作社也具备较强的可行性。三是针对专业形态的私人钱庄，应基于其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引导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群体，配以合法的担保体系，即有合法的担保机构、文件和抵押品，为其合法业务投保，若符合政府支持政策要求，可采取再担保措施等。而私募资金的经营机制则应以经营业绩和信誉良好的企业为依托，严格执行信息披露规章制度，构建与管理者、技术人员等利益相适应的薪酬和奖励制度，并在政策扶持的帮助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上市等。
参考文献：
简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篇10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政策性担保机构绩效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虽然暴露出诸多问题，但是随着前海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机构发展壮大及监管机制的完善，互联网金融将会进入健康稳定发展时期。互联网金融机构突破时空限制的服务能力，虽然能让小微企业融资摆脱地域限制，但是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传统金融风险依然存在[4]，而且借贷双方空间距离的拉长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控制风险，阿里小贷等互联网金融机构，或限定服务对象的范围和融资期限，或创设新型担保模式。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控制风险，但是也极大地限制了互联网金融功能的发挥，难以满足小微企业的各种融资需求，甚至还存在法律风险。这表明互联网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虽然拥有诸多优势，但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需要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协助[1]。我国虽然形成了全国政策性担保机构为龙头，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5]，但是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均以传统金融体系为依托，且尚未形成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Ridinga.etal.（2007）和ZechiniS.etal.（2009）等的研究表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绩效，不仅受其自身运行机制的影响，而且还受宏观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这表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对我国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深入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政策性担保机制运行绩效的影响机理及应对策略，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政策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提供理论参照，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二、传统金融h境下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绩效
关于政策担保机构的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学术界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实证研究如Ridinga.etal.（2007）和ZechiniS.etal.（2009）等，仅有Bourle`sR.etal.（2014）等少数文献运用规范方法研究政策性担保机构运行机理与绩效。因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运行绩效的评估存在争议及研究对象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并未取得一致的结果。Bourle`sR.etal.（2014）的理论模型虽然在诸多假设基础上构建的，但是较好地解释了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机制，及其运行绩效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借鉴Bourle`sR.etal.（2014）的建模方法并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特点进行适当修正，构建模型，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运行绩效的影响。为便于对比分析，拟首先分析传统金融环境下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机制与绩效。
（一）模型假设
鉴于小微企业普遍缺乏有价值的抵押品，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初始资产为零和风险中性的企业家，拥有投资额为D的项目。如果项目经营成功，总回报为ρD；如果项目经营失败，则没有任何收入。投资回报率ρ受项目特点和企业家努力水平的影响，在区间[ρh，ρ1]之间取值。企业家以利率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D（1+rph>pl>0。项目经营成功的概率，虽然受外部环境、项目的特点和企业家努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是项目的特点为前定变量，外部环境为宏观因素，因此，项目经营成功概率主要受企业家努力水平的影响。为此，假定项目经营成功的概率与企业家的努力水平高度正相关，即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项目成功概率为ph；选择低努力水平，项目成功概率为p1。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项目成功概率较高，但是需要支付私人成本Cs；选择低努力水平，项目成功概率较低，但是可获得私人收益φ。根据现代契约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存在，会对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作为委托人的金融机构虽然也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使利润逐步收敛于零。为使模型简化，假设仅预期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且贷款的期望利润等于，金融机构才会批准企业家的贷款申请。
（二）单纯市场机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分析
为考察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绩效，拟先分析单纯市场机制下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鉴于企业家的初始资产为零，单纯市场机制条件下，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收益完全取决于项目能否经营成功。如果项目经营成功，金融机构能够收回本金和利息，企业家获得剩余的收益，即ρD-（1+r）D；如果项目经营失败，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收益均为0。由于企业家的努力水平、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等均不能为金融机构观测，因此，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企业家，只有当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期望收益大于等于选择低努力水平的期望收益时，才会选择高努力水平，即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激励相容机制可表示为：
企业家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主要受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努力水平的值也由项目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外生决定，则企业家的策略选择主要受项目经营成功回报率的影响，即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激励相容机制可表示为：
式（2）表明，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条件是项目经营成功的收益，不仅能够归还贷款的本息，而且能够弥补选择高努力水平引致的私人成本及因此放弃的私人收益之和。如果考虑声誉机制的影响，只要式（2）中的等式成立，企业家便会选择高努力水平。因此，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条件可进一步简化为：
由于仅当金融机构预期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金融机构才会批准其借款申请，金融机构向企业家贷款的期望利润e（π）可以表示为：
根据零期望利润的假设条件，金融机构批准企业家贷款申请的条件可表示为：
将式（5）代入式（3）中，可得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最低条件：
式（6）表明，企业家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越低，高努力水平的值越大，低努力水平的值越低，企业家贷款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在单纯市场机制条件下，企业家的努力水平、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等均无法为金融机构所观测，企业家只有通过提供担保或保证等方式表明，选择低努力水平是不理性，才能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无法提供足值担保或保证的小微企业或企业家，将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三）政策性担保机构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影响分析
在政策性担保机构介入的条件下，如果项目经营失败，根据担保契约，金融机构能获得一定比例的补偿，企业家依然没有任何收入；如果项目经营成功，金融机构能按时收回本息，企业家获得剩余收益。这表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介入，仅对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产生影响，对企业家的期望收益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介入对企业家的策略选择及其激励相容机制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下文主要通过分析政策性担保机构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影响，而考察政策性保机构的运行绩效。传统金融环境下，政策性担保公司、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均在同一地区，且拥有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大力支持，政策性担保机构与其他担保参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担保的交易成本也相对较低。为简化分析，假设担保的交易成本为零，担保比率为λ（0
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介入，虽然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但是金融机构仍需承担部分风险，因此，零期望利润的条件依然有效，即金融机构批准企业家贷款申请的最低条件可表示为：
式（9）表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担保，通过分担贷款损失会使金融机构要求的最低利率下降，从而使获担保企业家的融资成本降低。将式（8）代入式（3），可得企业家选择较高努力水平的最低回报率：
因00，有：1-λ（1-ph）
式（11）表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担保，通过降低金融机构要求的最低贷款利率，会使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要求的最低回报率降低。由于项目回报率是连续的，因此，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担保，会让更多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进而使得更多企业家贷款申请能够得到金融机构的批准。这表明在传统金融环境下，如果金融机构仅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介入，不仅能降低获担保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而且还能让更多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即政策性担保机构具有显著的运行绩效。
三、互联网金融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运行绩效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政策性担保机构分担信贷风险的方式、担保参与人的收益分布等虽然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互联网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模式，可能会使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机构和政策性担保机构之间的空间距离显著拉长。如果政策性担保机构之间缺乏协作，空间距离的拉长将显著增加政策性担保机构与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现代契约理论，政策性担保机构与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增加，将会使担保契约的签订和监督执行的成本增加，即交易成本增加。政策性担保机构，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仍需要通过向担保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以弥补担保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的增加最终必然会通过利率上升或费用增加等方式，转嫁给申请贷款的企业家。基于此，为简化分析，假定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将增加的交易成本转嫁给申请贷款的企业家；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担保比率仍为λ，互联网金融机构要求的贷款利率为rλl，担保的交易成本cD（其中1+rλl
根据零期望利润的条件，互联网金融机构批准企业家贷款申请的最低条件可表示为：
式（14）表明，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如果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比例不变，互联网金融机构要求的最低贷款利率，会因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上升。因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的激励相容机制不变，将式（13）代入式（3），可得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要求的最低回报率：
式（16）表明，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担保交易成本的增加及其引致的贷款利率上升，将会导致企业家选择高努力水平要求项目最低回报率上升。由于项目的回报率是连续分布，这将导致更多企业家选择低努力水平，进而使得更多企业家的贷款申请被金融机构拒绝。这表明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如果政策性担保机构之间缺乏协作，空间距离拉长将会增加担保的交易成本增加。这不仅会增加获得担保企业家的融资成本，而且减少获得贷款支持企业家的数量，即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政策性担保机构的运行绩效可能显著下降。
四、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的结果表明，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深入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运行机制也需要进行改革，才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的。我国虽然构建覆盖全国的政策性担保体系，但是运行绩效并不显著，小微企业依然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究其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是单个机构实力弱小且各自为政、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和社会信用环境欠佳等是主要原因。因此，为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优势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要对我国现有政策性担保体系进行改革。根据研究结论及国际成功经验，我国政策性担保体系改革重点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设立新型国家政策性再担保机构
科学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出资比例，构建激励相容的代偿风险分担机制；构建地区分支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机制，降低空间距离拉长的不利影响；加强与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国家政策性再担保机构为纽带，构建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协作联盟，形成运行高效的分保、联保、共保等协作机制。
（二）完善担保参与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
依托政策性担保机构协作联盟，密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完善担保贷款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政策性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形成政府、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等参与方共赢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参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积极性。
（三）加强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基础，构建全覆盖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创造条件构建担保机构查询申请人信用信息的通道与机制，降低担保人与银行及申请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