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1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犂耕—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犂价格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租佃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
姜守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貎虽相似而实不相同。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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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唐文基：试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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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2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条件历史起点内在精神追求现代性
一、引言与解题
社会是法律发展的基础，法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受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立法者必须以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以事物的必然性为依据。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他还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3。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研究经济法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理解经济法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成长机理。亦就是说，经济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有何特点？这些社会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影响并作用于法律生活从而形成了经济法（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入手，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现代性的历史奥秘。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系统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方面，著述较少，较早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是张守文，于雷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93年版），二是周奎正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经济法论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3年版）。此后，纷繁众多的各类经济法教材对此问题偶有触及，但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甚而还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论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展开反思）。令人欣喜的是，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研究》第1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此问题论述的力作：漆多俊教授的《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周林彬教授的《经济法的经济根源——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但遗憾的是，漆文对政府干预失灵的原因以及由此对经济法的影响未加以分析，而周文虽有所论及，但由于文章论述的中心议题并不在于此，也未加予深入分析，但窃以为，正是在这里，现代经济法才得以真正产生！
毋庸置疑，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立法，但是否可以认为经济法就由此产生了呢？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失灵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大量经济政策立法的失灵和废除即经济法律的失败。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考虑其计划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那些大量的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一时经济立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而且还应看到，这些立法仅仅是带有干预经济的性质，其职能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的职能。所以，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立法与其说是经济法，倒不如说是披着经济法的合法外衣，实质上是政府一时的经济性的行政指令，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那么，经济法的现代性或者说经济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何谓“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讨论中心之一，其核心是合理化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分析，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是和“古代的”“近代的”相并列，和“传统的”相对立的一种对欧洲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的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精神理想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探求的是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本文认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也从上述两方面来论述，一是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上分析，二是从经济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1.在历史和时间起点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但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立法先天就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从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宣告“政府失灵”。也正是在这时候，现代经济法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2.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据笔者翻阅的资料，国内经济法学界首先提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这个词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守文教授，他在《论经济法的现代性》4一文中提出了此概念。笔者深感此概念的理论意义和精辟所在。（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1，有利于划清经济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2，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政法”和“战时经济法”，“古代经济法”等不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本文将从作为一个真正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中来引出经济法的现代性，并试图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国内若干教材上的理论进行反思。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全国统一市场后产生的。根据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的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5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交换中通过竞争、供求、价格等机制来调节流通进而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可因国情、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本质属性则一。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财产私有或产业独立与产权自由转移，此乃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在这里财产所有者或其人是企业的最高主宰，自主经营、自我负责、独立决策，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调节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第三，经济行为契约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制衡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产权关系、经营关系和交换关系，只有通过签订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近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即价格机制传递信息，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它能提供一种刺激，促进经济增长，它能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有效率的。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除周期性波动外，基本上还较稳定快速地发展。
师承马歇尔，于1908年继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庇古，初步揭露了市场的缺陷。及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特大危机爆发，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这时，西方学者也不讳言市场经济的弱点和局限性，“市场失灵”一词被广泛使用，概括他们的论点有以下几方面：
（1）市场经济活动会产生外在效应或外部性，这是市场缺陷的理论支点。美国学者鲍英尔对此问题进行综合，认为市场经济典型的失灵是它造成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公害泛滥，城市膨胀及生态失衡等。
（2）市场有其不完全性，对某些部门无能为力。如不能提供国防安全体系、科学教育、公共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即无公共产品市场。信息市场也是残缺的，只能提供短期的、局部的信息。市场经济难以保证满足众多的社会目标。
（3）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和滞后性的弱点。由于市场多元化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对同一产品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市场既不能很好安排资源的区域（空间）配置，更无法安排资源在现今和未来（时间）的合理配置。
（4）市场不能避免投机行为的产生。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孕含着投机性。特别是以钻空子、欺诈性的买空卖空为特征的投机行为，对经济和社会有害无利。即使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通过承担价格变动风险而获利的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也会产生加剧市场波动、导致经济不稳定的负效应。
（5）市场经济按各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使收入过于悬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正象凯恩斯所说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
（6）市场经济无力阻止垄断。由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权力集团和垄断势力入侵市场，会形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加重经济失衡不稳定，爆发危机，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还可能引起国际间的战争，最终过渡到中央管理。
（7）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问题。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既包括总量上的平衡、结构上的平衡，也包括产业发展、地区发展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平衡，因而国民经济平衡的结构是复杂的，市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用较长时间、通过曲折的道路以及许多资源浪费来促进某些商品供求平衡的实现，而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
（8）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市场价格往往只能反映较短时期的供求情况，当人们根据市场价格作出经济活动的决策后，又会出现集中的累积的效应，先是引起经济过热，然后又会出现经济萎缩和萧条。这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自身运动的一般规律引起的，因而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经济波动。
还有一些其他观点，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当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失灵时，就必须由社会的代表者国家采取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实施自己的职能，也必然要对市场的种种失灵进行干预，既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纠正市场因此而出现的失灵，又为市场的正常有序运动提供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现代经济学表明，对市场失灵的充分研究，早已成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管理的立论基础。
三、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30年代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可以使一切尽善尽美的“市场神话”，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各国都加强了干预，市场经济也从古典市场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干预。
当各国推行政府干预时，却总在有意无意地滥用，使得干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70年代西方各国普通出现了“滞胀”，接着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各种缺陷也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失灵论”观点大行其道，许多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政府干预的缺陷，他们观点概括有：
（1）政府干预是人为的，往往服务于经济以外的政治目的。政治家、政府官员等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代价是围绕政府活动可能产生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耗费社会资源，并且寻租活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寻租活动会使政府决策和运作受利益团体或个人的摆布偏离社会公共利益。
（3）在政府力量作用下，经济运行易于出现超高速经济增长。
（4）有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无能为力。如外部性问题政府亦难于解决。
（5）机构庞大，官员臃肿，费用高昂。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如：连年赤字、通货膨张、失业、不平等和不公正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等，都与政府干预有关。
（6）计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不当。因受人们知识技能、思想观点的局限，即使大公无私的官员所制定的计划、措施。也不一定符合客观要求，从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
（7）政府调节手段功能有限。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协调和兼顾。如公平与效率二者存在替换关系，实现公平会降低效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水平较高，成本上升、会引起物价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如果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美国和欧洲各国，其政府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体现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所致，那么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国家如我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其政府干预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市场的内在缺陷、部分地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两者的关系。当然，其背后深厚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始终影响着政府效能的最大发挥，在许多没有对传统体制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倾向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从而导致政府机构过于膨胀，低效能，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失灵不同特点和成因对我国经济法立法有重要意义：（1）一国的经济法发展和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勾连，我国经济法部门的相对完善和稳定需要我们尽快培育好市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2）我国经济法立法需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切不可照搬照抄，忽视我国国情。
从西方经济学者的“政府干预失灵论”到各国具体实践，都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鉴于市场经济的先天固有的缺陷，我们不能由于政府干预会带来成本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对政府干预抱有幻想，夸大其作用。而是应该在充分认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必要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理性和有限的。为此，必须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科学地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而这正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四、政府干预的法治化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市场经济决不等同于无政府的经济，事实上，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优缺互补的对应力量。因此，面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失灵，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采取何种方式来弥补政府干预失灵，使政府干预效用最大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府要成功地实现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政府的干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依法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概而言之，必须强调政府干预的法治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遵循法治精神管理市场，行政权力必须放置于法律权威之下，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政策和规制措施都必须具备充分的法治基础，与市场秩序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贯彻和实施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政府调控和规制市场的权力应当受到合理制约，相关管理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也表明，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无论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都应当具备法律前提。并接受法律监督，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因此，必须寻求创制一种在内在精神追求上既要规制市场失灵，又要匡正政府失灵；即要强调政府干预，又要干预政府；既要维护社会公益，又要保护个体私益的法律。
但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私法民商法过于侧重私益的保护，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神圣理念。在此理念下，法律对于经济个体的逐利性所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对于经济个体选择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垄断所造成的限制自由竞争等等难以有所作为。事实证明，传统私法无法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和由此带来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无法治愈“市场失灵”，不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之相对伴随行政国产生的传统公法行政法以“授权”和“控权”为理念，以调整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内容，而相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更多体现为一国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传统公法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常性的必需的国家职能的需要。
既然传统私法和公法都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提出的新的挑战，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又是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因此应运而生，它不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也强调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规范，即“干预政府”。“经济法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过度运用权力倾向、存在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政府权力不当使用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经济法肩负双重职能，它既要调整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又要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这是在政府失灵之前任何所谓的经济法都不具备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既侧重保护社会公益，又兼顾个体私益的保护，实现二者的最佳平衡。现代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二大部分的调整有效地实现了法益保护的双重目标。可以看出，在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我们称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而且这种特性是经济法与生俱来的。
五、经济法的现代性与若干反思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经济法的产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看，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政府的要求，有着双重职能；它能兼顾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有着双重的法益保护功能，因此也具有现代性。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原理，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之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常会出现差异。比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脱胎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过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过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应用经济法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原则在社会经济整合机制中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原则却处于弱势地位。市场运行中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进程中的地区封锁、各种组织创新过程中的权力资本化，都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经济领域中种种侵害市场制度的合法性、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被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并使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肌体中内生化、长期化。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贻害不浅。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我们必须下力气剔除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能促进经济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反思之二：是否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有学者主张经济法古已有之。法律出版社95年出版的由陶和谦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见该书第48页）。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古代就有经济法，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法是泛指一切具有经济内容的法律或法律规范之和，这样，国家与法产生一开始，经济法便随之出现。确实，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利用法这一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反映在立法上，就必然要在法律中对经济问题有所规定，但问题关键在于，具有经济内容的古代法律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的古代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貌合神离，不可同日而语，等同齐观。从形式上看，只是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总体为数不多；而且古代法律中的经济部分，是靠刑罚手段来调整的，因此，它只能归入古代刑法。
其次，经济法的产生必须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前提，而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植根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本文在第二部分就列出了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的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财产私有与产权自由的移转、公平竞争和经济行为契约化。而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充其量只是存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无论从那方面，都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在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经济法。
再次，所谓的古代经济法表面上具有国家管理经济的特质，但它并非是国家自觉地发挥调控和规制社会经济职能并使之法律化的产物，更遑谈现代经济法的职能。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干预经济更多是基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考虎，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种逆经济规律要求的政策，视作经济法。
反思之三：是否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
主张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的学者主要有人民大学的潘静成、刘文华和史际春等学者，在他们主编的《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第31页—32页）和《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98年版第76-77页）中认为，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由低到高不同层次。“战争经济法”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立法等，“危机应付经济法”如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立法等。但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一样，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首先，这些非常态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形成一个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尤其是一时尚难以制定法典的法律，考虑其能否成为法律部门的标准，应视其同类规范在立法上是否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只有当它成为立法机关的经常性任务时才可。如果仅是一种临时性或随机性的立法活动，这种法律很难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事实上，战争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确实如此。“这种所谓的”战争经济法“与现代经济法并非同质，它是应战时急需而制定的，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应急性、权宜性，缺乏经济理论上的根据，立法上也未考虑计划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仅有某些国家干预的特征，也并非现代经济法的要旨和精髓。”9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仅是一时的应对之策，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
其次，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的职能都不同于现代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更何况“战争经济法”常常是与客观经济规律格格不入，如二战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一度成为“法西斯经济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经济法的宗旨只能是促进、振兴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类“战争经济法”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而“危机应付经济法”则是一国在经济社会出现危机的非常时期国家实行强力干预的手段，这种政策的出台具有很大的应急性，偶然性，一旦危机一过，难逃度除的厄运。而且，这种政策出台伊始就片面地强调政府干预的一面，很难考虑到对政府干预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这样就埋下了政府滥用干预权力的隐患。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这种政策也过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经济个体的私益的让位和牺牲也在所难免，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西方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即是明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应是肩负双重职能、保护双重法益的，能够促进一国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至少在其宗旨上应是如此）法律，由于“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在特殊时期无法顾及到经济法应有的职能，所以，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这些非常态时期的所谓的经济法不宜界定在现代经济法范畴。:
至此，本文已经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论述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当然现代性作为认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入口，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的挖掘，使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更加进步。
引文出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1—292页；
4.论文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五四学术论文集》，北大法学院资料室编；
5.[美]]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81年版，第275-276页；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83年版，第317页；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3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性；产生的条件
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社会，从法律的产生来讲，它是受到社会的制约和约束的，因此，对于立法者就应该以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在中国，经济法学领域在系统、整体研究经济法的产生社会条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一、经济法现代性概论
经济法现代性的定义比较前沿，学术上比较认同的是，经济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其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以及在制度建构上的现代性。
从这三方面我们所探讨的课题为：①经济法是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人类会以自己的精神来追求某一喜爱的事物，这种追求更直接地体现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法制建设等方面，由此使法律成为体现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领域。②经济法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这强调初始的条件或选择对某一国的经济发展的特殊影响，并且，一国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受许多比较有特色的特殊背景因素影响，对此可称之为“背景依赖”。以法理来讲，每一个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该国特殊的背景。③经济法所在的制度建构上现代性，经济法即在精神追求上具有现代性，而且在制度设计层面也具有现代性。
经济法的现代性，就目前学术上而言，并没有多大的论述的分析，在通过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我认为经济法所具有现代性的条件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法所产生的历史起点做一分析，二是经济法的内在运行上分析。
（一）经济法所产生的历史起点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和时间的起点、发展脉络。对于经济法而言，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府一系列的干预失灵所产生的法律部门。它的产生依托于政府的干预，是在政府对经济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调控国家日益衰败的经济，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从以后的结果和法理看，这些经济干预政策，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进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失灵”。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现代经济法在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二）经济法的内在运行上分析
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二、经济法现代性的思考
从经济法现代性所产生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现代性可以关注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并且有着双重保护法益的功能。对经济法现代性的研究，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提出一些建议，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一些贡献。
（一）我国没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一直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我国自古就有。陶和谦先生在其主编的《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片面的认为我国古代就有经济法，从经济法现代性来看，这个答案是错的。
中国古代的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没有可比性。从形式上看，它只是我国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数量很少，因此也只能把它归为古代刑法中。而且经济法的产生的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不可能产生经济法。
（二）推动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经济法现代性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许多经济法制还不够完善，这就需要集思广益，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难关。而我国目前市场运行中所存在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所受到的地区封锁以及许多组织创新过程中严重的权力资本化，这些都是我国经济法现代性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同时，我国经济领域中还有许多侵害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严重阻扰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经济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会有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使不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中完全孳生化。这些违背国家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为加强我国经济法现代性的建设，我们就必须想法子将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彻底的扫除神圣的法律殿堂，这样建设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综上所述，该文章以从经济法产生的条件，即社会条件的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在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解释了经济法的现代性。可以得到，经济法的现代性显著特点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因此，我们可以明白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98年版，第60页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4
关键词：公平市场经济 公平制度 公平信仰
一、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历史与现状
16世纪以后西方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特别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为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的基石，从此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几乎欢呼雀跃，把市场经济描绘成“自动机”、“和谐经济体”。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资本话语权决定了公平的丧失。1825年发生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泰晤士报》等报道：“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至爆发了公开的暴动”。于是发生了法国里昂工人运动、英国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等。法国的圣西门称早期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傅立叶将之比喻为“复活的奴隶制”，英国的欧文历数市场制度的罪恶，呼吁建立“新和谐公社”。马克思则主张以暴力手段资本主义，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没有走马克思的道路，但是他们把“公平”补充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之中。十九世纪末以后，股份制从银行、贸易、工程建设逐渐走向了工业企业，传统的个人私有制被改造成公众私有制，大型私人企业被改造为公共企业；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被制度化、法律化，工会也逐渐合法化；俾斯麦首先在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到1948年英国则率先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现在，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几乎覆盖全民、包罗万象的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还有。累积性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发挥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目前，瑞典、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最富裕人口仅占有40％多的社会财富，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5-0.30的低水平，日本目前大约为0.27(王文元：发达国家的和谐之术，小康，2007(7))。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它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是“公平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很短，从效率方面来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变形，以至于有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危险――在一些领域盛行，贫富分化加速，地区鸿沟过大，城乡结构失调，在教育、医疗、财政、金融、股市、土地、住房、环境、养老、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占有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状况，亟需制度层面的改善。
二、什么是公平市场经济
所谓公平市场经济就是“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的市场经济，就是“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的市场经济。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叫消费导向型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也叫亚洲模式或东亚市场经济。
本文所说的公平市场经济既有自由市场经济的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排斥特权和垄断、减少寻租腐败的特点，也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强调公民平等、民主管理、社会保障的特点，还有东亚市场经济的民本主义、均富主义、父爱主义的特点。但是，公平市场经济克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强者通吃、过度竞争、两极分化，社会市场经济的低下的行政效率、沉重的福利负担等问题，以及东亚市场经济的政经不分、政企不分、政银不分等弊端。
也就是说，公平市场经济的“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是指：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无端干预，阻止“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形成；打破国有垄断、行政性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瓦解“权贵市场经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低成本政府”。
公平市场经济的“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是指：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履行在国防、治安、公民权利保护、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公民摆脱弱势地位，拥有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的权力以及话语权、舆论权和媒体主导权；在市场经济中排除特权、腐败和垄断，使得每个人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福利安全网，做到“结果公平”。当然，“结果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与相互促进。
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以及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其贫富差距又极小，是公平市场经济的典范。
三、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要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现状，唯有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一条路可走。本文建议：政府顺应民意，将“公平市场经济”写入决策性文件，将公平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纳入政府的发展规划之中大力推进。
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是，界定政府的作用，维护公民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弘扬人文关怀的文化。
公平市场经济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其一，拥有“优质”政府、“瘦”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分配公平、提供公共产品、优化市场环境，为此，政府必须精兵简政、清正廉洁、公开透明。
其二，权力多中心化，改变博弈力量不平衡以及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状况，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只有大力保护公民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其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金融、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政策皆公正透明，各种所有制平等角逐，消除特权、垄断、寻租、和信息不对称。
其四，建立公民导向、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和现代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社会保障、金融、财政、生态、环境制度。
具体地说，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此处指大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其一，文化责任。主要是传承文化，传播道德，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信仰与公民意识。
其二，制度责任。主要是确立制度和市场制度，建立现代金融、财税、投资、分配体制和独立的审计、监察制度。
其三，公平责任。公共服务不能排他，公共政策不能有歧视性，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和经济主体，为此，必须废除在金融、财税、就业、产业政策、户籍待遇等方面的种种歧视性、不合理的规定。
其四，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民权是民生的根本，政府必须维护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参与管理权、迁徙自由权，等等。
其五，明晰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低收入群体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责不容辞，保障国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六，公共治理与行政的责任，包括社会治安与法治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国土安全的责任。为此，必须建设善治、合作、公开、透明、廉政、负责任、可问责的政府。
政府责任不包括竞争性产业的投资、非战略性的投资、非政府组织及公民自治的事务等。
从上可见，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公民的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场开放、平等、有序；社会清廉、公正、法治。
四、如何建设公平市场经济
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制度或者说现代制度，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社会文化制度，进行国家的公平性再造。
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法律制度__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者；通过人民民主，制约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宪法铲除特权、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消除法律专横与法律歧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司法、监察、审计系统独立于行政，维护司法公平；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建立严格保护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产权多元、治理科学、分配合理、保障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分配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行政型垄断，实行民有制、股份共有制；建立科学、公开、严格预算、公民监督的财政体系和有利于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文化制度――废除户籍身份歧视，保障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员的平等权益；建立公民广泛参与、保护举报人、可以进行财政公益诉讼的现代反腐败制度；形成有利于民众、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确立正义平等的文化观、公平高效的价值观。
总之，建立公平制度，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建设民本政府、法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弱者最需要政治权利和民利。民主是公平的制度化基础，是市场经济的矫正力量。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5
【关键词】财政税收；市场经济；新时期
一、财税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财政税收起着很重要作用，它的存在保证了公共部门活动的资金，也保证了社会工程的实行。财政是社会重要的分配关系，税收是社会存在的基本经济关系，它们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在社会中是一种比较有效和可行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所体现的特点是供求关系决定着价格导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财政所体现的有以下两点内容：第一，财政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二，财政活动要保持中性。在现实生活中，在税收的获取时会在不同程度影响到公平以及扭曲价格，扭曲价格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实际实行中要尽量减少扭曲效应。
现代经济模式主要是混合经济，从效率和公平角度来看，公共和私人部门都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从现代性的角度考虑税收对于时代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分配模式并不公平，税收刚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这一问题。
财政发展具有开放性，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配置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开放性。如果达不到开放性原则，就会导致资金的收入不清，从而在财政管理上有障碍。我国的财政在实行中有以下几点总结：首先，每一个骨架在财政制度上都有相同的趋向，每个国家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涉外税等税制都大致相同，如果没有这样的特性，跨国公司也没有办法有大的发展。其次，每个国家在财税运用上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各国的制度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要想让税收制度更好的发展，就要在结合自身国情的前提下提取他国合理的政策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让本国的财政税收制度达到最佳的状态。
二、时下需关注的财税问题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可以发现现代的市场经济是财政税收发展的背景。这个背景在我国也同样适用，我国陈旧的经济发展制度中开始了改革，从而有了改革开放后的新兴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将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样的转变使得我国在经济上有了卓越的发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关注以下几个财税问题。
第一，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
曾经有位名人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分别是：配置职能、分配职能、稳定职能，这全面的概括了财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主要内容。要想在现实中充分合理的运用这些职能，就需要将这些职能的内涵理解透彻，在此基础上将这些职能的具体内容与时展相结合。财政必须要建立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上，还要有配置部分资源的资格。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光有好的市场，还需要政府的合理控制，财政需要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达到高效率的合理分配。
第二，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
在实际研究财政时，需要从公共财政以及其特征开始研究，需要了解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任何财政都属于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财政又主要体现为公共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和公共财政是不存在矛盾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的特点。公共财政主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目的，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造福广大人民。公共财政体现了市场经济一视同仁的特点，为民众和市场主体提供了平等的条件。
公共财政主要是将纳税人纳的税用于公共服务的建设，这也是公共财政最基本和典型的定义。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来源于税收，税收体现的特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人民那里获取的钱又以另外的形式用在民众身上，这样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第三，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预算
预算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预算是理想计划于现实实施的平衡。在众多矛盾之中，需要有平衡，财政收入是有限的，但是在实际支出中确实无底洞，因此在实际支出之前需要对各个方面做出预算，以达到资金被最大效益的利用。预算也算是一种政治决策，也可以划分为是一门艺术，它对于经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部门都想把预算做到最大化，但是在现代的经济条件下，必须找出能够控制和约束这种情况的方法，这就要求不断完善财政预算的机制。要想达到财税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分配资金是十分重要的。
三、实现税收持续发展需要先鼓励经济发展
在经济社会中，要想达到税收的持续发展，就需要鼓励经济发展。有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税收的资金，因此提高税收的起纳金额是鼓励经济发展流通的最主要方式。
对于个人所得税，提高起纳金额可以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生活中扩大生活的消费支出，这样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市场经济得到蓬勃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税收才能得到充分的落实。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任何角落，因此，发展商品经济是保证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消费带动生产，生产带动着劳动力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带动着人们收入的增多，最终促成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一系列的循环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良性，带动着社会的发展，也最终促使税收的增加。
总之，在时代的发展下，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给现实社会带来的利弊共存，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同时贫富差距也不断拉大，国家税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财政在公共方面的支出也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财政税收政策要实现长久的发展，就要顺应广大人民的需要，在满足大部分人民需求的情况下制定合理的策略来加强调控。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财税政策需要有高要求、高效率。社会发展与财税政策相互影响，财税政策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和谐社会也对财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哲林.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我国环境税有关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2007
[2]龚辉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D].中国人民大学，2002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和不断创造的历史辉煌，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闪烁着中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世界经济也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也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地位与当代价值的新阐述。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等独创性观点，其所形成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成果。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经济发展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有力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当前，面对国内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政治经济学承担的时代课题更加突出、更加繁重。我们要提高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使之更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具有深刻的内在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人民大众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公然声明是为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谋利益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坚持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是经济建设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如指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它为提高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服务，其指导实践的结果是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是因为这一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根本立场，必然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真理，它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揭示出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它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预见，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x市场经济理论等，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决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品格，因而具有强大生命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些理论成果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深入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力地指导着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智慧成果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以来，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方面，强调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当然，这种主导作用靠改革来实现，国有经济需要在改革中增强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其次，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为了充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应为其创造同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第三，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由此，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形成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指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共同调节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一重大进展，推动了两方面改革：一是政府简政放权。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市场秩序和规范，建设有效市场。同时应看到，在市场经济前冠以社会主义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一方面是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是针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市场调节无力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克服市场调节的负面效应，克服因垄断等原因而产生的效率下降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
改革中形成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的特征是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越来越突出。当前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后如何保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意昧着完善基本分配制度是要在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劳动者收入，克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四）关于经济发展理论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改革开放伊始便确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始终符合实际。这一命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中首次提出。此后,1982年和1986年,在党的文件中两次再度提到了这一命题。邓小平于1987年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系统论述,并据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形成。党的十四大强调,它是今后长期内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江泽民则在十五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一节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7年,胡锦涛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始终强调了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才使我们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立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矛盾。以上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的否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典社会主义作家达成的少有共识。应对这一观点的双重挑战,必须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邓小平于1979年首次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的南方讲话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江泽民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运用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的现实,指出“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并进一步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可见,“中性”论与“手段”论,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将它从一般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抽象出来,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这已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我们应该继续大胆地采用这种手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灵活特色。在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后,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长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后,我们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更加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旨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邓小平曾讲到,“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其深刻含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要根据客观实际灵活运用。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不断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入阐述了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点,又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消除市场运行中的局限。此外,江泽民还提出,要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家实施部委机构调整这一重要举措,“大部制”蓝图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开创了新局面,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石。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已日渐完善。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全新的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摆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即只有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对于基本制度的保障,“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江泽民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注重效率,还要兼顾公平,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具体实际问题。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继续探讨。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全面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中性”论与“手段”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基础”论和“灵活”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阐释了实现方式和最终目标。此外,在制度环境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推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健全民主法制和“大部制”政府机构调整与完善,以及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见,这一系列有机论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全面详实的科学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宏伟战略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对比分析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将复苏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中期具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以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名称虽略不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导入市场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应该把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以一种国际性的理论视角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既是一种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长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的理论主张,又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双方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冲破思想束缚方面的相同点。这两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出发,都冲破了有关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定性思维模式,开辟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全新研究课题。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只能同私有制相容的定论,致力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行性探讨,在“精密”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打开了缺口。它对被大肆美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揭示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谬误,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焕发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冲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羁绊,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
2.在对市场经济“定性”上的相同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为实现此目标,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运用了“中性机制”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等三个理论工具。“中性机制”论把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此市场机制与所有制可以分离,并从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移植到另外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去。“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的核心是要揭示出市场具有若干个为社会主义所愿意接受的特性,从而证明只有通过市场(而不是计划)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们指出了市场的两个优势:首先,市场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机制。其次,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可以实现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在对市场经济的“定性”上,这三个理论工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性论”与“手段论”存在共同之处。
3.共同的价值取向。单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这两个稍微不同的名称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为它们分享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尽管在协调效率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能出现的矛盾时,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目标的实现,但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者承认必须为这些价值观的真正实现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激烈地批判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主张把私有产权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而以某种形式的公有产权取而代之,主张消除非劳动收入和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分配劳动收入。在他们设计的模式中同样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效率结合在一起的努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8
孟国强同志长期从事商品流通管理和研究工作，曾在原物资部、国内贸易部、国家国内贸易局任职，是我国商品交易市场问题的专家。现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秘书长，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关于批发市场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是否不相适应
由于批发市场进销渠道分散，难以形成高度集中的流通规模，不少人据此认为，批发市场这样的流通形式将不可能适应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规模化需求。
现代经济需要现代流通方式，现代大工业生产需要现代大流通产业的支撑。但是对于什么是现代流通方式和现代流通产业，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第一，现代商品流通体系由规模化流通企业和众多的中小批发商和零售商共同构成。发达国家发达的标志之一，是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大批的中小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人们也并不因其规模小就否认它们在整个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第二、现代工业社会中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服务水平的高与低，而不是经营规模的大与小。无论是沃尔玛、家乐福还是麦当劳，这些赫赫有名的商业跨国公司都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它们所以能够超越对手，甚至战胜了许多实力强劲、规模庞大的同业公司，关键在于他们开创了独特的商业服务模式和商业经营理念。因此对于中小商人来说，服务和满足顾客需求永远是商业致胜的法宝和灵魂。无论多有实力和规模的制造商，在选择供应商和销售商的时候，服务水平必然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说规模小就不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
第三、现代大工业生产要求的是现代商业流通的网络化和信息化，而不是商业规模的盲目扩张。商品流通和工业生产规律不同，商业最终面对的是大量的直接消费者，不可能象工业那样集中生产和规模化运作方式。因此对现代商业来说，要建立与现代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现代流通体系主要在于推进商业的合理布局和经营的网络化，商业网络越合理，信息化程度越发达，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流通就越协调，流通对生产的引导和组织作用也越大。而众多的中小商人恰恰正是这个网络中的基本资源，也可以说现代商业的根本正在于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手段对商业网络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发达国家汽车生产制造商的供应和销售，依托的主要是世界各地的汽车销售商和商，而并不是一两家垄断性的商业集团，就是商业资源整合的典型范例。
批发市场万商云集，就我国情况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运行网络，这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宝贵的商业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提高这些市场的科技含量，大力加强市场信息化建设，突出专业化服务的品牌和特色，那么就不是一个批发市场能不能与现代工业大生产相适应的问题，而是在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能不能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批发市场资源的问题，从而最终实现全社会商业流通规模的最大化。
关于批发市场能不能改造成现代物流中心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有人曾提出可否将现有的部分批发市场改造或发展成为现代物流中心或物流基地，有的地方索性直接将物流和商品流通划上了等号，把批发市场纳入物流业态进行政策指导和管理。
这些说法混淆了物流与商品贸易的基本界限，商品流通并不等同于现代物流，现代物流和批发市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业态。
第一，物流是供应链概念，不是贸易（商品交换）概念。物流是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和科学技术方法进行物流资源的整合，通过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各环节科学有效衔接和合理运作，最大限度降低商品在移动过程中包括生产物流成本和商业物流成本在内的物流总成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流是一门科学。流通所要解决的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是交易过程中如何大量节约流通时间，从而加快资金周转，合理有效地降低商业总成本。物流和流通不是同一个概念，面对的并不是相同的领域，不能划等号，也不能相互取代。
第二，批发市场发挥的是商品贸易中心职能，其基本功能是商品交换，以商流为核心，特点是资金流密集。物流中心发挥的是供应链各环节的衔接职能，其基本功能是组织商品的合理移动，以物流为核心，特点是信息流密集。批发市场要求具备完善的商业设施，合理的摊位、门点布局，物流中心要求的则是完善的商务中心，最基本的仓储、运输及其它物流设施设备。
第三，投资与管理方式的不同。批发市场的投资商是购买或租赁市场摊位、门点的全体业户。市场的管理者任务是组织各业户的商业活动，为其提供物业、金融、信息以及物流服务，并不直接面对消费服务。物流中心的投资商一般是以龙头公司为主体的独资或合资企业，管理面对的是直接消费和直接服务层面，中心的一切运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取得消费者的满意。
从根本上看，批发市场无论在商业概念、投资方式还是在运作管理等方面都与物流中心有着极大区别。不管现代物流怎样发展，也不可能取代批发市场的商品交易中心的功能与地位，批发市场的改造和提升的方向也并不是物流中心的模式。换言之，批发市场硬性改造成物流中心只是一种商业模式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市场职能与功能的提升。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不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而是作为一种政绩表现，盲目地转换市场业态，势必失去大批的中小投资者和稳定的消费群，对市场原有的商流、信息流、资金流都会带来巨大冲击，不仅对市场创办者甚至对城市的流通体系来说都将会形成极大的商业风险。
当然，作为批发市场的辅助业态，第三方物流向市场延伸服务，或由市场创办为业户提供的物流服务体系，都完全是批发市场功能的一种自我完善，应不在此问题讨论之列。
关于批发市场是否只能在农村或落后地区发展
近些年，在批发市场问题上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先进发达地区搞先进模式，落后地区搞落后模式。批发市场可以存在，但只能到乡镇不发达地区发展，是城市或经济繁荣地区现代流通方式的一种补充。
这种思维方式的前提是判定批发市场是一种落后模式，得出的结论就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很大距离。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越是发达地区，批发市场发展越快，越规范。批发市场整顿规范改造与提升的水平，往往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往往就是批发市场经营水平的高效率和高度规范化的商品经营行为。
换言之，批发市场不是主流商业模式的补充，而是现代商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和其它流通方式一样，它发展的空间主要是在城市，在经济繁荣地带。越是在经济中心地区，批发市场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市场的生命力就越旺盛。从市场自身的改造与提升来看，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批发市场的要求也就越规范，批发市场在规范的经济秩序中发展的空间也就越广阔。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成熟、规范并且具有较大规模的批发市场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的主要原因。
在现代社会，商品流通追求的是网络化、信息化，而不是单纯建设商品供应点，因此，现代化商业看重的只是需求。需求不分阶级，也不分地区，批发市场既然是一种商业模式，什么地方有需求，什么地方就有批发市场，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批发市场，这是商业发展的规律，也是资本流通的客观规律。资本追求的是利润，批发市场可以产生利润，资本当然要向市场流动，而且要向能够产生最丰厚利润的发达地区的市场流动，这是资本的本性，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会由于人们的主观偏好就改变自己最大限度攫取流通利润的空间和方式。
关于批发市场是否影响城市改造和城市景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城市的改造和发展也进入黄金时期。如何处理好城市的繁荣发展与各类商品批发市场特别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关系，建设既整洁美好又兴旺发达的宜居环境是城市改造的一项重要课题。
首先，应当树立科学发展观改造城市的观念。其精髓在于“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城乡人民实现购买力和有效需求的重要基地，相当一批市场已经成为城市的专业化商品贸易中心和商务信息中心，不管城市改造具有多大手笔多大气魄，也不能脱离我国城市发展的这一基本国情。
其次，城市改造应当充分把握历史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有机融合。城市改造不能脱离城市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特点。城市文化应当包括历史文化和商业文化两个方面。现代商业城市往往就是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渗透，任何一种文化的缺失，都难以形成现代的城市气息氛围。改革开放以来，批发市场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反复交易中形成的商品价值，货比三家的购物习惯，批发市场产业链，永不落幕的商品展销会，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度集中，万商云集的旺盛人气，中小资本创业的乐园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精神，已经渗透到城市里千家万户的生活领域。所以说，考虑和发展城市固有的历史经济文化特点，也应当充分考虑批发市场的文化特点，而不是歧视批发市场文化，甚至轻易摒弃这种文化。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9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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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篇10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经济贸易；市场失灵；政府责任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健全的法治基础、独立的企业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自动优化，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经济规范，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我国的现代经济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明确自身的责任，发挥好宏观调控作用，保证经济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当前经济贸易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一）市场失灵的产生
市场经济指的是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调控和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经济体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起着关键性作用，资源配置的参与主体由市场进行分析和选择。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金融危机产生时，我国临危不惧，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方式，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贸易也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市场经济倡导利益驱动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参与主体能够进行灵活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进行调节，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现象。
（二）加重市场失灵的因素
（1）不良竞争的加剧
由于市场经济倡导利益驱动机制，生产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不断加剧。现代市场竞争下的经济贸易实现商品竞争的途径主要是价格的高低，而价格又受到供求关系和生产者竞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目标，就只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降低价格等手段吸引销售者。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特征使生产经营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经济贸易中市场秩序的混乱。
（2）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的是商品效用的最大化，因此，要想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者和消费者就要掌握共同的产品信息。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产品的经营者通常掌握着比消费者更多的信息，在信息占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这就造成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
（3）公共产品的外部性
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共产品的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指的是生产厂商或者个人的某些经济行为，对其他个人或厂商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费用或者没有获取相应的报酬的情况。一般来说，正规厂商会对不法厂商产生以及消费者产生正外部性效应，而非正规厂商则对不法厂商以及消费者产生负外部性效应。
（4）市场的垄断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最优状态，指的是市场运行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是人们理想中的状态，但是，市场经济是具备一定的逻辑性的，市场并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状态，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可能达到最大化，生产者对于资源的利用不可能达到最佳水平，社会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最优配置。因此，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市场必然存在着垄断性。
（5）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市场经济当中，市场机制是运行的核心，然而，市场机制往往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特征，这些局限性会造成宏观经济结构和总量的不平衡性，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是市场，因此，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是普遍存在的。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对于通货膨胀、经济波动以及失业等状况并不能进行有效抑制，如果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在市场机制下，国内经济也会出现较大的动荡。
二、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责任的特点
（一）政府责任的内涵
政府责任主要指在民主法治社会中，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履行自己职能时，应当具备责任行政的观念，并且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给予及时回应，在此基础上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
（二）政府责任的特点
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责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承担政府责任的主体。从表面上来看，政府应该是承担政府责任的主体，然而，政府的概念相对比较抽象，属于一个笼统的群体概念，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才是群体的主体。在政府部门当中，政府的公务人员是履行政府职能和组成政府机构的主体，承担着实际的政府责任。因此，政府责任的承担主体是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其中，公务人员又承担着主要责任。
第二，政府责任是一个责任体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是政府责任的主要构成部分，政治责任要求政府部门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求出发，作出科学决策；法律责任要求政府部门在执行决策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责任要求政府要按规定行使岗位职责，实现行政的整体效能和行政目标；道德责任要求政府要在遵守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供公共服务。
第三，政府责任和责任政府相互促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要承担起政府责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才能建立起责任政府。责任政府的特征是法治、公平和民主，因此，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理念，为责任政府的建立奠定基础。
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责任
（一）制定市场经济参与规则和制度
现代的市场经济，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先进和复杂的交换形式。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制度设计者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进行约束，为市场经济制定合理的规则和制度，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政府是公共权利的拥有者，有义务承担起制定市场经济制度的责任，在市场经济的经济贸易中发挥规范和判断的作用。
（二）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都需要通过竞争来实现。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要想实现微观上的效率，就要牺牲宏观效率，甚至会导致市场混乱，严重情况下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政府要采用合理手段，稳定宏观经济，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生产效率能够调动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市场经济却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就需要政府对社会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尽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一）转变理念
（1）树立系统理念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贸易中的市场失灵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政府不能简单的忽视它，而要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改善和弥补。政府部门以及公务人员要树立系统观念，对市场失灵产生的根源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且充分认识到市场失灵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危害。另外，政府公务人员在提出决策之前，也要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决策进行系统评估，保证决策的有效性、科学性和适时性。政府要将决策的制定当做一项系统的工程来看待，发挥好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对职能进行合理组合，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政策和程序，逐步改善市场失灵状况，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2）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政府公务人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掌握专业的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实践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和新现象，并不是全都可以在以往的经验中找到解决方法的。决策者对于经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经济专业水平，对于经济决策的有效性起着关键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决策人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掌握基础经济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于各国的经济动态有及时的了解，通过分析其他国家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建立起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策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
（1）建立有效的内部竞争机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效率对于社会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起着重要作用，政府效率低下会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政府要控制公共物品的垄断现象，建立内部竞争机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在进行经济调控时，要将避免政府干预经济失灵作为最高宗旨，对于经济不实行直接干预，在经济交易的过程中发挥好第三方的作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
（2）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管机制
社会监督是指社会团体、公民以及派、群众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实现对党政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完善独立的社会监督机制，能够发挥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合理性，对政府行政过程中产生的腐败现象进行有效控制，有利于解决经济职能不力等现象，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建立科学的应急机制
政府调节职能的灵敏性和科学性特征，能够通过政府的反应能力体现出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内外各方面的因素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提高科学决策的效率，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有效决策，从而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节和控制，加快政府智能的转变。一般来说，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可以直接反映政府工作效率的高低，因此，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应急机制，使政府的应变能力得到提升，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进行制度的创新
（1）建立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国家和政府要根据以往在经济实践方面的经验，从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律制度。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如果缺乏制度上的保障，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盾，经济秩序就会混乱，经济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政府要重视制度建设工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积极进行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另外，政府还要制定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计划，合理调整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推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2）完善收入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