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1
一“、8.03”地震灾区概况
昭通市，山地构造地形，平均海拔1685米。鲁甸县是部级贫困县，经济条件比较差，“8.03”地震震级大、震源浅，灾区建筑物抗震性能低、人口密度达265人每平方千米，使得这次地震所受影响的灾区人口数量多，灾害严重。
（一）山高谷深，地形复杂鲁甸县地势东西两侧高，中间低平，巧家县地形以山地为主，占全县总面积的98.9%。震区高山峡谷地貌、地震时又处于雨季，震级高（6.5级）、震源浅（8公里），地震引发比较严重的次生灾害，加重了灾害损失。震中龙头山镇地下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导致很多房子地基下存在空洞。
（二）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鲁甸、巧家、永善、昭阳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31.9%，土木结构房屋比例高达80%以上。灾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鲁甸为例，全县总人口40.8万人，其中贫困人口15多万人，特困人口6万余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四成以上。
（三）道路交通条件差灾区多数属于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交通不便。地震造成昭通至巧家二级公路，沙坝至龙头山至乐红、鲁甸至铅厂、新店至小河、牛栏江大桥至天花板、龙头山至西屏至银屏至翠屏、乐红至施初、火德红至红石岩等多条通往灾区的公路中断，灾区343条公路中349段共计1828公里受损。
二“、8.03”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扶持政策
鲁甸地震发生以来，国务院和云南省出台了支持灾区恢复重建政策，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住房、产业扶持、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
（一）综合政策2014年11月4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印发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国发〔2014〕56号）和《国务院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4〕57号），为支持和帮助鲁甸地震受灾地区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金融政策为做好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工作，“一行三会”联合下发《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252号）文件，要求灾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准确执行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要求灾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系统内资金的调剂力度，优先支持灾区信贷需求，建立灾后重建绿色通道，简化审批实效，积极支持灾后重建。《中国人民银行昭通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昭通监管分局转发关于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昭银发〔2014〕80号）文件要求：一是灾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完善配套服务，及时为灾区提供查询、挂失、开户、存取款、转账等基础金融服务，促进灾区金融服务便利化，及时恢复灾区惠农支付点，满足受灾群众的支付服务需求；二是突出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支持作用，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管理，灵活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加大对灾区的定向支持；三是用好、用足涉农贷款、小微贷款，配合财政贴息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撬动作用；四是发挥信贷政策激励引导作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切实加大对灾区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财政、税收政策2015年1月26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27号）文件明确指示：免征2014年至2016年度受灾严重地区损失严重企业的企业所得税；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为加快推进鲁甸6.5级地震灾后民房恢复重建，切实解决受灾群众民房恢复重建中的贷款难题，2015年4月12日，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昭通市鲁甸县6.5级地震民房恢复重建贷款担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昭政办发〔2015〕39号），昭通市人民政府从全市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央财政包干资金中调剂2亿元建立民房恢复重建贷款担保基金（鲁甸：14038万元；巧家：4865万元；昭阳区：790万元；永善：262万元），由承贷金融机构按不高于担保基金数额的8倍放大。担保基金担保额度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万元，有其他担保方式且审核认定具有较强还款能力的贷款户，最高贷款额度可放宽至5万元。担保基金担保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利率原则上采用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四）土地、住房政策《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要求统筹恢复重建各类用地需求，优先保障城乡居民住房建设用地，重点保障原地重建区和就近新建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用地。安排恢复重建建设用地4870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2300公顷，基础设施和其他建设用地2570公顷。严格保护耕地、林地，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五）产业扶持与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坚持恢复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加快企业恢复和产业重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资源深加工和文化旅游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支持恢复发展规模化种养业、设施农业、特色经济林及林下经济、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等产业，支持恢复发展化肥、农药、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加强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发展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财政政策支持“8.03”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实施效果
（一）全力保障灾区金融服务地震发生后，灾区基础金融设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使原本就较为薄弱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为支持和帮助地震灾区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人行昭通市中心支行、人行灾区县支行和驻昭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行动，克服困难，全力保障灾区金融服务畅通。1.及时恢复灾区金融服务。金融机构通过“帐篷银行”“、流动银行”、“汽车银行”、恢复受损惠农支付点等方式开展金融服务，解决灾区救灾及群众生活基本的金融需求，在震后不足3天的时间内，灾区23个受损营业网点全部恢复营业。人行昭通中支加强灾区现金调拨和供应，不分节假日及时为银行机构办理现金存取业务，确保灾区现金供应。多渠道保障资金汇划畅通，充分发挥好小额支付系统运行优势，全天候清算资金，开辟了国库服务绿色通道，确保救灾资金第一时间汇划拨付到位。2.简化账户办理手续，确保客户信息安全。各金融机构简化账户开户、挂失止付、查询等手续，优先处理灾区金融消费者权益投诉。灾区金融机构柜面业务免收救灾资金汇划手续费1000多万元，新增atm、poS等自助设备78台，新增、调整惠农支付服务点135个，为灾区居民办理存取款、转账等业务提供便利。灾区金融机构严格保护各类金融数据，依法保障罹难和失踪人员的账户资金和金融资产权益，确保其债权债务信息安全。为遇难者亲属办理遗产继承、财产代管等各项金融服务提供便利。
（二）加大灾区信贷投放支持恢复重建灾后恢复重建中，金融机构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对灾区实施特殊优惠和倾斜的货币信贷支持政策，加大对灾区的有效信贷投放，将各种金融服务资源向灾区倾斜。抽调信贷业务骨干，组建灾区恢复重建信贷审查流水线，满负荷运转，大大提高了重建信贷审批效率。“8.03”地震至2015年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共发放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类贷款28.84亿元，其中民房恢复重建贷款10.45亿元，占比36.24%。1.加大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指导力度，增强信贷投放能力。（1）统筹全市信贷规模，优先满足恢复重建信贷需求。“8.03”地震至2015年6月末，昭通中支在上级行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累计新增鲁甸、巧家、昭阳、永善信用社贷款规模20.73亿元，占全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的54.67%。2015年初至6月末，鲁甸、巧家、昭阳信用社新增贷款规模分别为5.27、2.0、4.4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03.83%、52.09%、34.35%，同时适度增加永善信用社信贷规模用于“8.03”、“8.17”恢复重建。针对民房恢复重建进入冲刺阶段，昭通中支累计下达定向贷款规模6.5亿元，其中鲁甸3.9亿元，巧家2.6亿元，已下达4.5亿元。（2）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灾区建设。自“8.03”地震以来，共下调鲁甸、巧家、昭阳、永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3.5、2.5、2.5、3.5个百分点，以6月末数据为例，共可释放流动性7.38亿元。根据灾区恢复重建的实际需求，及时向鲁甸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1亿元，确保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充足。累计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15个百分点，有效降低灾区企业和灾民用款成本。2.创新担保方式，支持民房恢复重建。人民银行昭通市中心支行认真贯彻执行一行三会关于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昆明中支相关工作要求，积极配合昭通市委市政府组织协调辖内金融机构支持灾区民房恢复重建。一是2015年4月，昭通市人民政府从全市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央财政包干资金中调剂2亿元建立民房恢复重建贷款担保基金（鲁甸：14038万元；巧家：4865万元；昭阳区：790万元；永善：262万元），由承贷金融机构按不高于担保基金数额的8倍放大支持民房恢复重建。二是针对灾区民房恢复重建中抵押品缺乏，鲁甸和巧家信用社对农户小于3万元的贷款直接采用信用贷款的方式，核实确实信贷需求超过3万元以上的采用联保机制或者担保机构进行担保，解决民房重建担保难问题。民房恢复重建以灾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互帮互助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补助。广大灾民得到补助和贷款后，积极筹款筹物，投工投劳，迅速掀起了民房恢复重建的高潮。截止2015年6月末，四县区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户恢复重建贷款10.04亿元，支持3.43万户灾民房屋重建；发放民房修复加固贷款0.41亿元，支持0.26万户灾民完成房屋修缮加固。6月末，民房需重建69029户，开工68095户，占任务数的98.6%，其中竣工51895户，占任务数的75.2%，累计完成投资48.905亿元。修复加固155924户已全部竣工，占任务数的100.00%，累计完成投资7.994亿元。3.着眼可持续发展，支持基础设施和产业建设。一是及时恢复重建金融机构营业用房和基层营业网点，优化金融机构网点布局，为灾后恢复重建、经济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二是为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支持灾区按照突出重点、立足长远、适度超前的原则，尽快恢复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功能。三是支持灾区根据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花椒、苹果、天麻、核桃等特色种植业。4.严格执行“五不政策”。“8.03”地震发生后，灾区各金融机构积极执行“五不政策”，对灾区不能按时偿还各类贷款的单位和个人，不催收、不罚息，允许贷款合理展期；对经营正常、信用良好，仅因灾害造成偿债能力下降的企业和农户，继续予以必要的扶持，且信用评级不降低；对贷款尚未偿还但灾后恢复生产又有新的有效贷款需求的，在防控风险前提下可追加信贷投放；最大限度让利灾区，对受灾农户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截止6月末，对灾区企业和个人贷款执行“五不政策”涉及金额约10亿元。
（三）认真执行公积金优惠政策昭通中支立足灾区居民实际，积极与省、市两级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协调沟通，全力促进一行三会《关于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关于给予灾区居民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的政策落地。目前，三县一区公积金缴存人或缴存人父母、子女因灾损毁住房的，给予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1百分点的优惠，对符合条件的灾民重建住房的，给予不超过重建房屋成本价80%的贷款，灾民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为10%，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为20%，购买二手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为20%。
四、金融、财政政策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在灾后重建的重重困难下，昭通中支有效、有力、有序地推动金融服务工作，一是通过政府出资担保，涉农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方式实现了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协调联动，解决了农户缺乏抵押担保的问题；二是合理调配全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支持灾区建设，充分发挥了金融在恢复重建中不可或缺作用；三是选择在农村市场优势明显的农村信用社承办恢复重建贷款既方便灾民办理贷款，又利于政府协调、管理，更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在支持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灾区农村信用社承贷压力大在恢复重建中承担主要任务的农村信用社由于资金量小，人员配备紧张等情况导致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没有发挥最大的能量。尤其是担保基金到位后，民房恢复重建贷款爆发式增长，灾区承贷金融机构压力巨大。以鲁甸县为例，全县有农行、邮储、信用社三家金融机构，其中邮储银行主要办理储蓄业务，未开展信贷业务，农行在恢复重建信贷工作中，仅承担文屏、桃源两个乡农户的房屋恢复重建贷款的信贷工作任务，鲁甸农信社承担的恢复重建工作任务比例较大。而巧家、永善、昭阳民房恢复重建贷款则全部由农村信用社办理，压力较大。
（二）信贷资金潜在损失风险大一是农村信用社投放的农户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存在严重的抵押物损毁和借款人死亡或重伤情况，信贷资产安全受影响。截至6月30日，灾区县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5.19亿元，较震前增加2.82亿元，增幅超过119%。其中，重灾区鲁甸县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12500万元，较震前增加9168万元，增幅达293%。“五不”优惠政策实施，灾区农信社信贷风险出现叠加。二是对灾后民房恢复重建贷款的准入条件放宽和集中发放，3年后民房恢复重建贷款将集中到期，潜在信贷风险大。同时，不少困难户重建主体意识欠缺，过度依赖银行和政府，部分农户将贷款和补助款混淆，认为都是政府给予的灾后补助，缺乏还款意识。三是灾区金融机构发放的民房恢复重建贷款利率虽然以基准利率为主，但是灾民在失去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贷款利息无疑再次加重灾民负担。
（三）直接融资渠道缺乏由于昭通辖内国有商业银行难以自主发行债券、昭通直接融资市场不健全、灾区企业财务等管理不够规范等原因，直接融资工具发行阻力大，企业融资困难。各基层行、社贷款主要采用担保、抵押和质押方式,灾区大部分企业在地震中均存在厂房受损，经营环境改变，加之缺少担保公司等中介服务,有效信贷需求被抑制。如：灾区农户目前能提供抵押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就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房地基），存在民间转让市场，但不受法律保护，这种抵押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从而影响各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积极性。
（四）民房重建资金缺口大一方面，民房恢复重建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农村重建劳动力和资金不足，尤其是特困重建户对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虽然地方信用联社已向重建户发放不超过3万元/户的小额信用贷款，但重建户资金缺口仍较大。按灾区群众户均重建80平方米住房、单价1300元/平方米计算，每户需投入房屋重建资金10.4万元。除去各种补助资金外，灾民需自筹投入重建的资金仍占50%以上。另一方面，信用社资金和信贷规模不能满足恢复重建资金需求，如：以灾区民房恢复重建为例，按每户发放2～5万元的重建贷款需求测算，需要信贷规模约24～40亿元，而承担了民房重建80%任务量的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获批的合意贷款规模只有27.09亿元，按照2013年度统计开展正常业务需要信贷规模9～11亿元，要兼顾正常业务贷款，规模制约尤为突出。
（五）优惠政策尚需进一步细化一是《指导意见》提出“降低灾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和首付款比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银行机构以灾区贷款风险管控任务重、上级行未下达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具体政策为由，均统一执行省级行的利率政策，并未按优惠政策执行。二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支持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27号），其中第一条第三款明确“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面对沉重的重建任务，仅靠农行、信用社等灾区涉农金融机构难以支撑，这类特定对象的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也影响了更多金融机构参与灾后重建的积极性。如：昭阳农村合作银行属于农合行性质，并全面承担了昭阳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但不在文件明确规定的范围内，税务机关难以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三是《指导意见》要求对因灾不能按时偿还的各类贷款不作为不良记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良记录由系统自动生成并上报，产生不良记录后要消除需上报上级管理机构并进行重新认定和审核，执行困难。
（六）缺乏系统的贷后管理机制由于灾后重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范围广，且事前未建立有针对性的重建贷款贷后管理机制，承贷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在贷后管理和贷款到期后的清收将存在困难。
五、灾区恢复重建的政策建议
（一）合理调配灾区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和结构一是向上级行专题汇报鲁甸民房恢复重建信贷规模缺口情况，力争专项下达鲁甸民房恢复重建信贷规模，同时争取适当的新增贷款规模调整权限，便于及时调整全市信用社信贷规模，支持鲁甸民房恢复重建。二是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融资需求，在积极争取灾区恢复重建专项信贷规模的同时，根据灾区实际及时增加灾区再贷款额度，对受灾地区信贷需求优先支持；三是积极支持和帮助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在用很好增量、盘活存量的同时，通过增资扩股、财政注资等方式补充资本金，提高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合理调节贷款期限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规模，通过置换、延期、循环贷款等多种方式延长恢复重建贷款期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全力支持灾区重建。
（二）探索发行灾区恢复重建债券一是以受灾乡镇为单位，以乡镇未来经济发展和经济收入等为偿还保证，发行专项用于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的债券。完善商业性担保体系，鼓励法人资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进入灾后重建市场。二是发行企业“集优债券”，以恢复重建为契机，选取灾区具有一定规模、效益好、发展前景广阔、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发行企业“集优债券”，专项用于企业恢复再生产和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以企业未来收益作为偿还本息保证，以企业重建后资产作为抵押。三是设立企业恢复重建及扩大再生产贷款担保基金，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三）密切关注重建贷款的贷后风险管理一是加强灾后恢复重建贷款承贷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等指标的监测，适当提高灾区不良贷款率容忍度；二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防范灾后重建贷款特别是农房重建贷款偿还风险，保持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可持续，更好地满足灾后重建的融资需求；三是抓好灾区社会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建设，大力开展诚信意识、法律知识和金融支持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培育灾区良好的还贷氛围。
（四）构建金融支持灾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后恢复重建时期要把金融支持、服务的重点转移到支持灾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上来，提高金融服务服务品质，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恢复灾区金融生态。一是引导金融机构调整贷款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规模，给予借款方适当的利率优惠；二是提高抵（质）押担保杠杆率，在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方面给予优惠，给予灾区持续的金融支持；三是加大对灾区因灾失业人员、灾区“三农”的信贷支持，向农户专门而谨慎的发放限期、限额、限用途的小额贷款；四是充分发挥“助保贷”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的优势，有目的的吸纳盈利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有贷款需求的灾区企业入池，通过实行企业之间贷款连带监督责任制，适度扩大受灾企业可抵押物范围，逐步在全市构建中小微企业信贷网。
（五）持续支持灾区居民恢复生产在灾区加大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力度，支持灾民自主创业能力，增加收入来源，提高还款能力；加大创新型农村金融产品在灾区的覆盖面和贷款额度上限，缓解灾区居民资金困难；加快灾区“三权三证”抵押贷款工作进度，盘活灾民沉睡资产；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扩大担保物范围，给予灾民在恢复生产方面的贷款条件和利率适当的优惠；政府财政部门安排适当的民房恢复重建贷款贴息资金，减轻灾民还款负担；对受灾县区重建户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费用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在费用方面给予减免或优惠，使重建户能尽快拿到权证，办理抵押贷款，发展产业。
（六）出台切实可行的指令性文件一是建议从各银行省级行层面明确灾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恢复重建项目贷款方面实行基准利率，灾民购置自住房的贷款利率实行最低下浮比例，最低首付款比例下调为10%。同时，完善此类政策执行情况的监察考核机制。二是充分考虑县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实际，适当下放“不良信用记录”操作权限到灾区金融机构。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2
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经济
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许多潜在风险可能尚未显现。2009年末爆发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和希腊的主权信用危机引发了全球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并借此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财政政策的内涵以及近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
2004年至2008年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继续在东北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试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国。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国经济。
（1）从国际看来，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
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第二，消费的下滑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对欧盟来说，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美国房市的不断跌深引起市场对欧洲房价的担忧，欧洲房贷市场抽紧。
对新兴国家来说，受美国次贷以及华尔街大公司破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国家的信用风险加大，已经难以应对由于对外账户失衡和经济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2）从国内看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出口业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进出口出现下滑、部分出口出现经营困难，不少沿海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目前，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
再次，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危机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节节下降，目前已趋近于零。
最后，影响我国国内投资信心。危机发生后，国内相关的投资受到牵连，国内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目前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3选择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1）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我国制定财政政策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存在“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3
一、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性投融资的概念及其特点
所谓财政政策性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以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作为以财政信用方式取得资金，与常规的财政借贷没有什么区别，但又与常规的财政信用活动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财政金融活动。第一，常规财政信用，是为弥补国家预算赤字而实施的，为国家预算筹集资金，并同国家预算资金一道被无偿用掉，过后要靠增加税收来归还，而政策性投融资与预算是否有赤字无关，它是出于实施财政政策需要而进行的信用活动，所筹集的资金是以有偿形式来运用的，无须用未来时期税收归还。因此，财政筹集起来的这笔信用资金，并不是常规的国家预算资金，而是国家财政资金的特殊补充。第二，它一手以有偿方式借来资金，一手又以有偿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与社会一般融资活动相同，但它的运用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它与一般社会金融活动又有根本性区别，它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第三，它融金融性与财政性为一体，从而在宏观调控中，有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重功能，又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安全得多，加大投融资力度，扩张信用，可以起到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同作用，但又与一般信用扩张不同，不会带来在拉动经济同时，有引发通货膨胀之虞，也不会有引起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带来财政风险问题。它是一种安全性大的特种信用活动。
（二）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
正因为财政投融资，有以上所说那么多的特点和优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视，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最为成功者，当首推日本。我国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宏观调控能力很弱，而所面临的宏观调控任务又非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1.它是填补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我国财政宏观规模过低的条件下，面对大量的市场配置失效领域的存在，所导致的各个瓶颈产业急需投资的情况，通过健全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就可以借助社会资金来补充财政资金之不足，用以加快瓶颈产业建设，推动经济协调发展。日本在战后经济能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分不开的。二次大战后，日本财政十分困难，经济恢复与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十分紧缺，财政政策性投融资起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日本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动员的资金规模是十分庞大的，截止1998年，其融资总额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3％。韩国在经济起飞中，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在补充政府财政资金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资本中占53.2％，70年代在公共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投资中占60％，1989年有90％财政投融资用于高速公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参见孙鲁军等：《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68—70页。）
2.诱导社会投资沿政府意图方向发展之必要。用日本人的话说，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可以对企业和银行起到带头羊作用，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现着政府意志，反映政府扶持重点产业的意图，凡能得到政府投融资支持的产业，表明这些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因此，财政投融资重点投入的产业，就会引起商业银行和私人资本关注，跟随其后进行投资，从而拉动社会资本投向与政府资源配置意图相一致，起到宏观调控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即将起飞阶段，加快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建设，以诱导社会财力投向，保持社会资源配置沿着优化方向发展，就更是必要的。
3.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力度之必要。财政政策主要运用税收、补贴和预算支出等手段进行调节，它偏重于调整资金结构；货币政策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贴现与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进行调节，它偏重于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财政投融资却既有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能力，又有调节结构的能力，在宏观调控中，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者协调配合，方能发挥其最大作用。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具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重功能，因此，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插入一个政策投融资体系，就可以更好地使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当需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更需财政政策多出力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可以更多地把社会储蓄吸引到结构调整方面来，从而将货币政策转化为结构调整手段，配合财政政策调节；当需要加大总量调节、扩大需求或供给时，更需要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作用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大投融资规模，又可以有效的配合货币政策，提高拉动经济力度。
总之，无论从增强财政调控的物质基础来说，还是从更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及更好协调两者作用来看，在我国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二、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与运用
1.资金来源。日本财政投融资体系中资金来源，比起民间金融机构更有相对稳定的来源，主要由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和简易保险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政府担保借款等构成。其中资金运用部资金居主体地位，保证了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运用上的政府权威性。（1）资金运用部资金。日本的资金运用部是日本大藏省的一个直属机构，专门承担管理和运用民间及政府资金的一个机构。在《资金运用部资金法》中明文规定，邮政储蓄及政府特别会计的闲置资金必须存入该部。因此，资金运用部实际上受邮政存款、各种特别会计公积金的委托，把这部分资金融通给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团等特殊法人、地方公共团体等，处于财政投融资的核心地位，其运用的资金约占财政投融资的80％。资金运用部的前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大藏省存款部。后根据1941年制定的资金运用部法，改成现在的资金运用部，同时在其资本运用方法等方面，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现行制度的基础。
1997年度末，资金运用部资金来源总额为455508亿日元，其构成内容25％以上是邮政储蓄，加上福利保健年金、国民年金等众多的小额资金，则占总额的85％。（注：日本《经济统计年鉴1998》，第537页。）从期限类别来看，大部分委托金是七年以上长期性的。资金运用部吸收的资金均属托管性资金，资金运用部运用这些资金须支付利息。在资金运用上，须经资金运用审议会审查批准，在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资金。运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其应用范围被限定在：对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贷款或国债、地方债；向政府相关机构及公团等特别法人贷款或购买它们的债券；对电力资源开发股份公司贷款或购买该企业债；购买一定限度的金融债。（2）简易保险资金。所谓简易保险资金（简称简保资金）是在“简易生命保险及邮政年金特别会计”结算中产生的剩余积累金。它作为政府资金综合管理的唯一例外由邮政大臣管理。从简保资金的结构来看，其大部分是简易生命保险的积累金。作为简保资金的运用对象，在资金运用部的对象范围基础上，允许对简易生命保险、邮政年金的契约者提供契约者贷款以及向民间保险和具有竞争力的高利率的电力、煤气、私营铁路事业债（每种都是由资本金在4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发行的）提供资金。在运用资金时，为和资金运用部资金形成一个整体，该项资金也纳入财政投融资计划，资金使用方针和运用条件也必须预先经过和资金运用部同样的资金运用审议会审议。（3）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它是以进行重建经济、开发产业及振兴贸易为目的，承接1953年美国对日援助物资资金特别会计而创设的。作为每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的资金来源，1980年以前逐年扩大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从一般会议筹措，但80年代以后，主要靠资金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收入来筹集。其资金运用方向，从设立到1955年度，主要是对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电力资源开发股份公司等骨干产业的扩充和贸易振兴提供所需要的资金。以后也以公库、公团、特殊公司等为投资对象，1980年以后停止了直接对公司法人贷款，专门行使投资特别会计的职能。（4）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国营公共事业企业、公团等政府相关机构发行债券或从民间金融机构筹集长期资金时，其本金和利息的偿还，由政府担保的分别叫做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对于这些资金筹措，政府保证的限度需要在一般会计预算总则中，按机构类别规定并经国会决议通过。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之所以包括在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中，是因为各机构的借款虽然是民间资金，但最终是由政府保证还本付息的，特别是政府保证债，其发行数额、发行条件等均由政府和银团共同商定，是专门以财政政策为依据的资金，所以作为政府的资金来源处理是比较合适的。从1971年起，为适应将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政府保证债和政府保证借款的发行、借款限额，每个机构都可以在当初50％的限额范围内增加一定数量，即所谓的“弹性条款”。其发行条件是政府保证债及政府保证借款利率，都作为长期利率的一部分，随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政府保证债应募者的利率在普通国债和公募地方债之间，政府保证借款利率属于长期优惠利率，两者比较起来在筹资成本上，政府保证债要低一些。因此，在以政府为保证的资金筹措中，政府保证债占90％以上。80年代以后，由于资金运用部资金有限，已不能满足财政投融资的需要，所以对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的依赖性又有了增强。
2.资金运用。日本政府的财政投融资金运用，是依据每年制定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综合运营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由“财政投融资资金计划”、“财政投融资原资推算”和“财政投融资用途别分类”三部分构成。其中，“财政投融资资金计划”是按投资对象机构来确定如何运用资金；而“财政投融资原资推算”和“财政投融资用途别分类”既是财政投融资计划的附表，也是财政投融资计划主要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用途分类的明细表。另外，在资金运用部资金和简易保险资金中，期限未满五年的短期运用，不列入财政投融资计划。
归纳起来，依财政投融资计划的资金运用方向，大体包括：住宅建设、改善生活环境、社会保健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农林渔业、国土保全、道路修建、运输通讯、区域开发、救灾重建、促进外贸与经济合作、及推进产业与技术发展等方向。其贷款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用途范围内的用款者，都可得到贷款，其中很多是经过公共金融机构贷出的，直接供款的主要是，国家各种公共事业特别会计贷款；对公营的企业事业团体贷款，公共金融机构供款。以及认购地方政府债券等等，其中对公共金融机构是基本贷款对象。
财政投融资活动是通过政府的金融机构实施的，日本公共金融机构，是由资金运用部为核心的，吸收存款的邮政局和发放贷款的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公库构成的，主要由两行十库构成，两行是“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十库是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医疗金融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这些金融机构在行政上归大藏省监督和管理，业务上一般由大藏省及有关主管省厅共同领导。商业银行、专业金融机构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民间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其经营活动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但必须服从于法律的制约。而政府金融机构是为贯彻国家政策而在不同领域内设立的机构，故又称为“政策金融机构”。它们在贷款中优先考虑政策目的，只对民间金融机构因资金不足、害怕风险和收益不大而不愿提供贷款的领域进行贷款，而且利率较低，期限较长。它们一般不办理存款业务。
三、改革中国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设想
（一）我国财政政策性投融资的现状和问题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它不是泛指财政一般性的投资和融资，而是专指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目标，而采用的有偿的投资融资手段。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并在后来得到不断发展，例如财政在50年代对国营企业实行的小型技术改造贷款，60年代建立的支农周转金，80年代末推行的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以及不少地方搞起来的“财政信用”等等。90年代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政策性投融资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策性投融资都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并没有形成，现有的政策性投融资不仅分散，而且规模过小，还常常是同财政一般性投融资混在一起实施。给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1.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投融资链条不完整。我国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财政注入，缺少借社会财力的手段。加之财政收支矛盾尖锐，财政不得不优先保证基本职能的需要，导致财政预算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列入政策性投融资资金来源，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不足，同时，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亏损问题严重，不仅上缴财政收入减少，而且一部分还要靠财政周转金和借款度日，财政对企业的投入不能产生效益，投资难以收回，导致政策性投融资链条断裂，难以为继。
2.形成不了统一的投融资体系，主要表现为缺乏总体管理机构，操作主体各自为战，且不说地方的财政信用管理上的五花八门，就是1994年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专司公共政策职能的银行，也是各自独立作战，缺少一个类似日本“资金运用部”这样一个统筹资金、协调行动的管理机构。当然，政策性银行要受中央银行监督管理，但中央银行的性质，决定它不能替融资体系的协调管理工作。在当前，正是因为政策性投融资没有形成体系，才使各政策性银行陷入资金短缺，影响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
3.资金使用缺少严格法律规范，各类政策性资金的运用都没有同各项政策规划对接起来，致使资金运作中随意性较大，特别是有的地方财政信用和财政周转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要么是“蜻蜓点水式”的投放，发挥不了应有的政策效应，再不就是缺少可行性研究，盲目上马，造成资金投入有去无回，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将财政信用投放于盈利性项目，搞一些税高利大“短、平、快”项目，形成和商业银行争利的局面。
4.体制定位不合理，至今依然把政策投融资，与国家预算拴在一起，看成是国家财政预算一种支出形式，所有的政策性投融资的形成，都主要依靠财政预算资金转化。这种体制定位，使各个政策资金运用机构，对国家财政依赖性过强，不仅造成财政不应有的过分负担，更造成政策投融资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因为，第一，财政的性质决定，财政资金的使用只能是无偿性的，搞有偿使用只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经济收支有结余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所以，规模庞大的政策性投融资的需要，主要靠财政供给是不可行的，这样做势必会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制约，使投融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使政策性投融资陷入困境。当前各个政策性银行资本金难以到位，以及融资渠道不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就是明显例证。第二，把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局限在财政预算资金转化上，就阻断了政策性投融资与社会资金之间的渠道。各国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实行宏观政策，仅靠财政资金不仅调控力度有限，而且使用过度，还会带来严重负面效应。如果借助社会财力，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常常还会发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现行的财政投融资，不仅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思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我国建设起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很有必要重塑我国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制度。
（二）投融资体系改革总思路的选择
当前可有两种思路供选择，一是着眼于现行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完善，在维持财政筹集和供给资金原有方式基础上，将现有的投融资渠道，集中统一由财政管理；二是着眼于投融资体系的重塑，以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为例，建立我国的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全有偿式的投融资体系。两种思路比较起来，应当推后种思路为先。因为如前分析，我国现行的投融资体系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管理分散的结果，更有其运行机制问题。不重塑投融资体系，机制就不能转换，现存的投融资体系运作中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政策性投融资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后一种改革思路，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现行投融资管理权分散所带来的诸多毛病，而且可以转换机制，更好的协调政策性投融资各方面的权责利关系，克服在融资来源上的、单纯依赖国家预算资金转换所造成的各种困难。
1.在投融资资金来源上，实行法定的委托制，可以使融资体系有一个比依靠国家预算资金转换，更为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拥有稳定的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乃是政策性投融资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政策性投融资的投向投量，要以各个时期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为转移，而不能依资金来源多少而定，只能靠拥有充分资金来源，依各项政策目标所需的调控力度，投入与之相匹配的资金量，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运用，它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要以实现宏观政策为目标，因此，向资金使用者收费不能高，但政策性投融资又不能亏本经营，必须保本，这就要求政策性投融资所取得的资金成本低廉。所以，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就必须给投融资体系，设定一个稳定而又成本低的资金来源。仅靠财政预算拨款，虽然成本不高，但要遭受财政收支矛盾的制约。如果靠财政在金融市场上，依市场利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虽然资金来源充足，但又适应不了低成本的要求。而实行投融资的资金来源法定委托制，却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因为，实行法定委托制，将一些社会财力以法律形式，划定为投融资体系托管资金，诸如将社会保障体系积存资金、邮政储蓄、以及公共团体的某些基金存款等等，划为委托投融资体系资金，就可以使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来源，有一个稳定而又规模可观的渠道。
2.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财政作为资金管理者，则处于资金委托者与资金运用者之间的中介地位，只是投融资组织者，而不是资金实际供应者，一手受托、一手贷出，一手收回贷款、一手偿付委托者本息，这样既可以减轻负担，而又全面监督资金运作，保障资金安全和有效。
3.建立三分离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可以使资金运用机构不必担心资金来源的有无，能够全神贯注的、按照国家宏观政策意图，用好交给他的资金。从而解决现行体制下，各个政策性银行自筹资金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同时，也解决了商业银行，按法定利率认购政策性银行债券的负担，为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创造条件。
4.投融资的三分离体制，也使资金供、管、用之间丽权利界限分明。任何一环都不能无偿动用资金，这就形成一个相互制约关系，从而强化了监督机制，有利于克服现行投融资体制中，责任不清、约束无力所带来的诸多弊端。
（三）新投融资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1.廓清政策性投融资与各相关方面关系。集财政性与金融性於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它与社会一般投融资活动不同，它与中央银行的宏观政策管理，以及财政公共预算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实施的投融资，也是不同的。在建设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中，必须划清相关方面的职能界限，才能保障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准确定位。（1）划清政策性投融资与一般财政收支关系，政策性投融资作为政府财政的一项特殊行为，它与财政的一般分配行为，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不同事物。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都是政府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其目标也是一致的，从地位来说，政策性投融资乃是一般财政分配的补充。然而，两者又是必须严格分开，不可相互替代的不同事物，其基本区别点有二：第一，运作范围和对象不同。一般财政分配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它同市场配置一样，都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日常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政策性投融资，虽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但它是专门为纠正市场配置之失误的手段，是为了满足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就是说，财政一般分配是主，财政政策性投融资是从。第二，补偿方式不同。一般财政分配是无偿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也不能进入市场。政策性投融资则是有偿的，虽然它同样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它的活动可以进入市场配置领域，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它可以向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企业贷款。（2）划清政策性投融资与一般投融资的界限。政策性投融资与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是实施政府政策为目的，非盈利性的；后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行为，这无须多说。问题是政策性投融资与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管理，特别是与政策性银行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动作中必须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紧密配合，协调动作，一般来说，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之间的分工，应当如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工协作一样，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应当主要着眼于结构调整，当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运作中，也会对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影响，应当注意与货币政策协调一致，至于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性银行关系，在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过程中，理所当然要将现存的各个政策性银行，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资金运用机构之中。而不应仍然独立于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之外。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4
在财税关系方面,财政部不承担直接组织收入的责任,征税和与此有关的法律诉讼问题,由国家税收部负责,但联邦税收政策则归财政部制定。在财政支出方面,财政部通过预算控制全部政行支出,但不负责直接的拨款事项,日常的支出管理由国库部负责。在财政银行关系方面,财政部参与利率、汇率政策的制定和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要包括财政部的一名副部长。另外,作为中央银行的加拿大银行行使国库的责任,管理政府帐户。在国债发行和管理工作中,财政部负责编制联邦政府的国债发行计划和公债基金的统一管理,中央银行则具体安排政府债券发行和还本付息事项等。
具体来讲,财政部的主要任务是:
(1)进行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
(2)对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措施提出意见;
(3)在确定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推荐满足政府需要的措施(包括支出、贷款、税收、借债和现金管理办法等);
(4)对收支平衡、外汇储备和国际货币金融协议、造币相关事务提出意见;
(5)对联邦与省的财政经济关系政策提出意见,同各省当局进行对话,向省政府支付补助金;
(6)执行预算法和为国有公司与机构筹资金。
加拿大财政部共设7个业务局,分别负责税收政策、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和经济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金融部门政策、联邦省关系及社会政策、信息传递与协商等。
(1)税收政策局:负责涉及联邦税收的所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政府制定税收政策。该局下设税收法规、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税、税收估价等5个处,分别负责税收立法、税收政策和税政管理及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对公司所得税、资源税税收政策问题进行数量经济分析,对调整公司税在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提出意见;对个人所得税(包括社会保险税)进行数量经济分析,制定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政策;负责制定联邦销售税的政策和立法工作;负责评价税式支出、税收政策的结构及关税抵免等措施的效果,定期编制税式支出帐户,等等。
(2)经济发展政策局:负责为部长提供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的广泛的分析支持和政策咨询。下设经济发展、环境能源和资源政策两个处,以及国有公司指导委员会。经济发展处负责工业、地区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还从事对私营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和咨询。环境、能源和资源政策处负责对环境、能源、矿产、渔业和北方地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政策咨询,进行深入的经济和政策分析。国有公司指导委员会负责向财政部和国库部报告国有公司的财务计划、资本预算,制定对国有公司的拍买政策,以及控制国有公司的投资证券等业务。该委员会直接向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副部长和计划部副秘书长报告工作。
(3)财政政策和经济分析局:负责对国家经济和财政形势进行分析,协助财政部长按政府既定的财政政策行事,并要经常分析合作伙伴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每个季度的国内财政状况作出预测,根据收支变化对经济和财政政策提出意见,并在编制预算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该局下设财政政策、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经济分析和预测、计算机和分析服务等4个处。财政政策处在编制预算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负责审查公共帐户和财政报表的格式和内容。内设3个小组,其中两个小组负责收、支预测分析,提出收支和债务管理的基本决策建议,并为支持政府财政收支的实现提出政策要点;第三个小组负责省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处主要从事结构分析、宏观分析和政府部门分析三项工作。研究与政策相关的经常性和中期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包括美加贸易、税收政策、市场(如劳动力)的作用与调整、本国公司与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成本对比、实际利率的决定、人口变化和农业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政府对企业补助范围的评价、环保问题、鼓励竞争的措施等各个方面。经济分析和预测处主要通过建立模型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经济分析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外贸、价格、国内需求、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指标的变化,提出当前经济状况的报告。报告分周、月和季度三种,内容涉及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和对企业状况的分析。同时,该处还要进行季度经济预测,除了预测本国财经状况外,还要对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财经状况进行季度分析和预测。为此,要不断完善宏观预测和政策分析模型,并和起草预算报告。
(4)国际贸易和金融局:负责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下设关税、国际经济关系、国际金融和发展、国际经济分析4个处。分别负责关税政策和相关法律;参与制定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处理贸易争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发展建设银行、经合组织等进行联系,并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利率和国际债务等事务;分析国际经济和财政发展状况及其对国际金融的影响等。
(5)金融部门政策局:负贡管理联邦政府的借款计划,并为部长批准国有公司的借款提出意见,制定金融市场和汇率政策及金融机构的规章制度。下设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两个处,以及金融市场规章改革组。金融机构处负责提出和确定联邦金融机构的法规与制度,提出反通货胀的措施。金融市场处负责为联邦政府和国有公司提出借款的政策建议,作出借款计划,并对汇率、国际货币储备和收支平衡,以及金融市场的趋势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政策咨询。金融机构规章改革检查组负责金融机构立法改革事项,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章。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5
关键词：农村金融；财政政策；评价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016-03
一、中国现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财政政策梳理
（一）中国现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
1.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2007年，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法》（财金[2007]25号），启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对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和四川等六省的五种农作物给予保费补贴，试点险种的保费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各负担25%后，其余50%由农户承担，或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和省、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
2.针对农村贫困群体发展的贷款贴息。为引导金融资本投入农村贫困地区，中央财政自1998年起安排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并不断改革和完善扶贫贷款贴息制度，扩大承贷主体，丰富资金来源。另外，为提高扶贫贴息贷款的使用效率，2008年，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全面改革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的通知》（国开办发[2008]29号）。该通知明确提出，进一步将扶贫贷款管理权限和贴息资金下放到省，其中到户贷款管理权限和贴息资金全部下放到县；扶贫贷款由自愿参与的任意机构承贷；到户贷款按年息5%、项目贷款按年息3%给予贴息。
3.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费用补贴。自2008年起，财政部开始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减轻财务压力。2009年财政部出台《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09]31号）规定，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2010年，又将西部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纳入补贴范围。
4.针对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资本金补贴。这主要是针对农村金融机构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资产多等问题，定向给予的财政扶持政策和措施。根据《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统计，目前，这种政策共实施了三次。一是支持农业银行改革。2008年，在农业银行股改过程中，财政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向农业银行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提高农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二是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对1994―1997年因开办保值储蓄亏损的农村信用社给予补贴，累计拨付88.5亿元。三是支持农业发展银行拓展业务，强化政策性支农功能。
（二）中国现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税收政策
1.营业税优惠政策。201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自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及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201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延长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税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11]101号）对上述通知中第3条规定的“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
2.所得税优惠政策。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9号）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实施税前扣除。201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延长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11]104号）规定上述通知中规定的政策执行期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
201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
（三）其他财政政策
1.财政奖励。2009年财政部出台《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09]30号）规定，在黑龙江、山东等六个试点省（区）开展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2010年，财政部进一步完善试点政策，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区）。
2.财政相关配套制度建设。金融财务制度方面，财政部放宽了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的呆账核销条件，授权金融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涉农贷款进行重组和减免，可酌情减免本金和表内利息。金融机构业绩考核方面，将涉农贷款等指标作为加分因素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使支农业务对金融机构的薪酬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激励金融机构主动支农。
二、中国现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财税政策评价
（一）现行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系列财税政策的频频出台以及政策协调性的不断增强，使得近年来，对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目前，这种正向的激励引导作用已初步显现效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农村，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截至2010年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达11.7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3.1%，比2007年末增长92.4%。其中农村贷款余额98017.4亿元，占金融机构全部涉农贷款余额的83.3%；农村贷款中农户贷款余额为26043.3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12644.8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余额的22.13%（见图1）。
（二）现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财税政策存在的不足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中国虽在多项规划、政策等方面涉及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财税优惠，但目前，中国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仍然是不够的，农村金融的供给依然是严重不足的。
首先，从结构上看，由于目前很多政策处在试点阶段，所以，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明显，受益范围也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就覆盖面来看，2009年，全国还有2549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大量的农户或者农村产业集团贷款需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同时，涉农贷款不良率达7.4%，明显高于工业贷款的2.29%，大企业贷款1.15%，中小企业4.5%的不良率。①
其次，从作用时效来看，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政策机制（见表1）。
最后，从作用对象来看，财政对农户小额信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足，亟待加强。具体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对农户小额信贷的支持力度不够。农户小额信贷是以农户为特定服务对象，以农户的信誉作为担保、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其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农户发放贷款额度小、风险大、受益少，大部分金融机构对此兴趣不是很大。因此，作为农村金融市场重要构成的农户小额信贷亟须国家的扶持，尤其是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但是，目前财政政策对农户小额信贷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例如，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点多面广、工作量大和额度太小的特征使得其管理成本和固定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贷款业务要高得多。高成本、高风险决定了它的利率应该比较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就是或允许对农户提高贷款利率，但这可能影响农户对贷款的使用，或通过财政补贴来维持较低的小额信贷贷款利率。但中央政府和全国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即使有些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有所扶持但扶持的力度不够，这就必然导致农户小额信贷发放机构积极性不高。
2.财政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够。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上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减轻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积极性。但对于某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言，目前的政策，优惠力度不足，效果一般。（1）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一个自然人设立，其经营业务主要是为种植业、养殖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个人等提供质押贷款、抵押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来说，目前企业的整体税负仍然较高。按照现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属一般工商企业，需缴纳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等七个税种，2010年，小额贷款公司的税负约占营业收入的30%，远高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税负较重，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回报率较低，远不及投资实业的投资回报；其自然人股东税后收益率仅为5.4%。①（2）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指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目前，在财政支持、税收管理等方面，村镇银行执行着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的标准，而村镇银行的发展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在目前的政策体系中，针对村镇银行自身发展特点的政策较少，故现行政策对村镇银行发展的可操作性不强。例如，村镇银行成立的初始阶段恰恰是其发展最艰难的阶段，但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在它开办的前两年基本得不到任何补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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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andevaluationofFiscalpolicie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ChineseRuralFinance
ZHanGZhi-jie
（Capital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FacultyofpubicFinanceandtaxation,Beijing100070,China）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6
[关键词]欧元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7-0005-06
一、引言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随后]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受此风暴的影响，北欧国家冰岛最终国家破产，成为欧洲第一个倒下的国家。2009年初，东欧国家乌克兰也遭到信用评级的降级，更为严重的是，同时期迪拜危机①爆发，重创了欧盟。随后，希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了危机，由此拉开了欧洲债务危机（后简称：欧债危机）的序幕。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即被拖入泥潭，甚至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被危机拖累，危机在欧元区内传染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欧元危机”[1]。
2010年至今，欧洲各国、欧盟以及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其中包括以恢复债务持续性为目的的短期救助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以及于2013年6月起替代eFSF，成为永久性救援基金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mechanism，eSm）。就目前而言，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危机已经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以改善财政状况为目标的各种中期救援和预防方案也在研究和商讨之中，包括：通过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后简称：稳约）的修改，加紧区内财政约束，加强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建立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emF、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缩版”欧元②和欧元体系二元化③等。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仍然需要落脚到欧债危机的形成根源上，即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下降动摇了区内不可逆转之高福利政策的基础，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引发债务危机[2]。归根结底，欧元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仍应该锁定在经济增长上。基于此，本文拟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进行评价和分析，进而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的热点――宏观审慎政策的角色和定位进行阐释，以期揭示出其对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补充和加强作用，这对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以凯恩斯总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根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搭配，从而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关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在经济学界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凯恩斯主义重视需求管理政策，认为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就能达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需求管理的基本政策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保证物价稳定政策两个方面，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克服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反之，政府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抑制总需求、避免通货膨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凯恩斯（maynard.Keynes）和汉森（alvin.Hansen）等偏好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更为直接和有力，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经济过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3]；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索罗（Robert.Solow）以及托宾（James.tobbin）等重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逐渐倾向于货币政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4]。可见，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们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偏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需求管理政策能够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学派（monetarists），只承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水平，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其货币政策主张为“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5]。而以卢卡斯（Robert.e.Lucas）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政策无效性命题”，认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甚至在短期也没有效果[6]。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也是完全漠视的[7]。
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来看，二战后为恢复战争创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滞胀”的出现，西方社会又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8]。后来，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普遍遭遇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代表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随即问世，这实际上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开始复苏[9]。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从理论上看，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实际上是趋同的，至少在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上形成了共识；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局限性，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而从实践上看，凯恩斯主义主导并受货币主义影响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二战后至今仍然占据主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旧是目前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
三、欧债危机前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欧元自2002年正式在欧元区流通以来，其争议性就一直存在，特别是区内单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广受诟病[10]。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eCB）统一制定，各成员国分别操作和执行。受货币主义④的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持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些目标的顺利实现应该以统一的财政政策为基础[11]。但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尽管在《稳约》中规定各成员国财政有“过度赤字”的约束标准――赤字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3%，以及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60%。但实际上这两个约束几乎是形同虚设，在法德等核心国家的带头下，几乎所有国家都超过了标准，区内各国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各行其是的[12]。
欧元区的成立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但是成立之初的欧元区本身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成立的标准，并且在欧元区发展的十多年里，由于语言、习惯等障碍，也未像乐观研究者们期待的那样出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反而南欧和北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本身有效性就值得商榷。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货币政策的各种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大量而又详实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13-14]。也就是说，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并未趋同的欧元区各国其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危机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财政支出通常都会大幅度增加。欧元区在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下也不例外，各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面临衰退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自2008年年底，各国纷纷制定了财政刺激计划，用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政府一方面大量出资刺激投资，同时直接注资到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以及为它们提供债务担保；另一方面实施税收优惠和减税措施来刺激消费。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经济底子薄的南欧小国更是负债累累，货币政策的不可用使这些国家将过度使用财政政策的道德风险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造成了这几个国家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援助。
总体上讲，欧元区成立到欧债危机发生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未能做到相互支持和搭配，这事实上构成了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以保持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却忽略了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经济结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缺乏约束而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为边缘国家利用货币联盟营造的稳定货币环境“搭便车”坐享其成提供了可能性。
四、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当初通过欺骗手法加入欧元区并在此之后大肆扩大财政支出的希腊在其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和欧元区依据《马约》“不救助”条款原则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要求其自救。由于在区内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所以希腊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归还债务，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缩财政。紧缩财政不外乎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减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希腊传统产业造船业和旅游业受挫，经济萎靡不振，再加上加入欧元区后一路攀高的福利政策，使这两条途径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游行示威不断。最终，随着危机在希腊国内的继续恶化，开始危及欧元信誉，以及危机逐步蔓延到其它多个国家，欧盟不得已开始对希腊等国进行救援。从目前来看，对危机国家的救援和对危机的预防除了通过eFSF（eSm）筹集资金之外，仍然主要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进行。
1.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制
自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危机国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一再遭到区内各国民众的反对，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欧元区经济出现滞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晰。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的GDp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连续萎缩，而第四季度的GDp较上一季度下降0.6%，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疲软，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甚至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也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同时，目前欧盟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GDp的90%，而超过这个比例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陷入长时期停顿。于是，欧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要想经济恢复增长，必须通过减支减赤把这个比例降下来；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却又使经济雪上加霜。而另一方面，包括巴塞尔协议iii（Baseliii）和SiFi管制在内的金融管制框架的本意在于稳定市场情绪，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根据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第一季度的报告，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提出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在6月之前达到9%的要求进一步增添了市场的恐慌。因此在财政政策效果不佳，金融管制副作用较大的情况下，欧元区货币政策被赋予了重大的任务：抵消紧缩财政和金融管制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不仅在欧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推行着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管制，为了抵消市场的负面情绪，各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也逐渐延伸到了非常规领域，比如美国在低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失效之后，已经连续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在欧债危机和银行危机两重危机的夹击之下，资产负债状况每况愈下。目前eCB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调低基准利率和强化信贷支持计划。就降低利率而言，政策实施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截止到2013年8月，欧央行公布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仅为0.5%，隔夜存款和贷款利率也分别低至0.0%和1.0%。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的降低固然能够增加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的影响，各银行更倾向于将存款便利保留在中央银行，而不愿意拆借，这推高了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使资金不能在银行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使eCB的低利率政策很难有效作用于货币市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eCB推出了包括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担保债权购买计划、扩大再融资操作的参与方法以及抵押资产使用范围等在内的强化信贷支持计划，以此来保证低利率政策能传导到货币市场。
根据eBa的数据，按相同标准核算出欧元区31家主要银行在2011年9月末合计资金缺口为847亿欧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CB推出了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与Qe相似，相当于逆回购操作，都是通过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方式释放流动性，化解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帮助其度过再融资困难，避免金融系统风险。但是，与Qe相比，LtRo的效果明显偏弱，不少研究者指出其作用仅仅在于赢得了三年的“缓刑”时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机制来配合类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Qe不同，LtRo退出后，欧元区仍然将经历长期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15]。更为糟糕的是，与低利率政策一样，LtRo同样会遭遇流动性陷阱，即银行得到流动性之后同样偏好存回央行，而未将流动性全部投入到货币市场，因而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令人怀疑。
即使LtRo不具有以上缺陷，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也仍然是有限的[16]。首先，对一些债务人来说，除非其债务水平下降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即使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他们也不愿扩大消费和投资；而对另一些债务人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降低他们的还款意愿，拖延对其资产负债状况的修复。后面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会发生在危机国家的政府身上。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从供给面影响经济体整体的生产力，继而对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过低的利率可能将投资引向高盈利行业，比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造成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过度，使资金配置低效率。再次，极低的利率还会减少金融机构的盈利，进而削弱其作为中间人（借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信贷）的功能，致使资源配置失去效率，继而影响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力。最后，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还具有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最终仍将会反馈在欧元区本身。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虽然有助于欧元区的出口，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使区内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放缓经济增速。
从上述分析可知，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非但未能抵消财政紧缩和金融管制的负面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资金向投机性行业过分集中，以致形成“僵尸借贷”（ZombieLending），这对危机救助和实体经济增长都没有积极意义。
3.欧元区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亟须反思
欧债危机蔓延至今，在救助框架中我们更多窥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严格金融管制的身影。政府更偏好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紧缩财政政策，原因在于前者不需要民众做出明显的牺牲，后者却触及了民众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仍旧是以通货膨胀的代价间接由广大民众来承担。同样的，在金融危机后，整个市场弥漫着反金融和反银行的情绪，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监管措施被利用来迎合这种情绪，即使有些金融监管政策是合理的，也有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者时间滞后的情况。况且，还有些所谓的监管措施纯粹是在大选来临之前为赢得选票而草率制定出来的。
综上所述，欧元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解决紧缩财政政策的两难困境，如何规避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如何判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出现缺陷的时候，如何去弥合这个空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五、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policies）开始回归人们的视野。它是与微观审慎政策（microprudentialpolicies）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者本质上同属金融监管的范畴。1979年宏观审慎首次出现在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巴塞尔委员会⑤的前身）的会议备忘录里；1986年巴塞尔委员会再次指出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整体性以及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次年，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肯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待银行行为的重要性；2000年，BiS的时任行长首次对宏观审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甄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以及政策含义，自此开启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相关文献并不丰富，直至2007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标志微观审慎监管的失效，宏观审慎监管才又重新受到重视。与微观审慎政策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通过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以及动态拨备制度为代表的逆周期政策自上而下的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目前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但是指标体系还未最终形成，效果也不甚明朗。无论如何，宏观审慎政策拓宽了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各种动态搭配，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17]。
1.宏观审慎政策提高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节，总量政策往往无暇顾及所有领域的平衡，因此，如前文所述，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明显，区域之间（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都大量的存在。而在应对和治理危机时，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由于其对资产价格波动等结构性问题无能为力，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被引入高投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受到影响，因此，在对经济结构失衡的预防和应对问题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其优势，针对顺周期问题、扭曲的薪酬激励以及约束机制进行纠偏。另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此前提下也担负着推进成员国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但实证研究表明，GDp和Cpi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极低，也就是说，保持价格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失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引发危机，正是由于eCB货币政策的范围不能涵盖金融稳定，才导致了欧债危机的高度传染性[18]。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必须担当起对金融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严密监管的职责，加强流动性监管，以及对影子银行体系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完善各项指标，对金融监管各项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进行量化分析。
再者，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虽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却忽略了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由此主观上引发了欧债危机；而在欧债危机引发后，为避免危机的蔓延欧元区又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萎缩。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够从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动用纳税人资金进行危机救助的随意性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从而维护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替代宏观需求管理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只有当其能发挥总量调节，防止整体经济金融过热或过冷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发挥结构性调控的功能。同样，也只有在财政赤字可持续的范围内，宏观审慎政策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欧债危机仍然肆掠欧元区的情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避免过于宽松，以降低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缩减政府赤字仍然是欧元区各国的核心目标，但应该注意不应过度，防止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保证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拥有健康运行的空间。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7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
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
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架构
（一）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
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
（二）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
财政货币政策总是通过国民经济和结构的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侧重点总是不尽相同的。
（1）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
（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重塑财政要适时转换职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总需求应由银行负责供给。换言之，财政调控重点是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社会总求求调控，合理分工，协调动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可以放松总量调控，银行应该退出结构调整。
（三）强化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以扭转目前“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
首先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调适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实现财政的振兴：
（1）提高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资金集中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财政力和能力从根本上讲，两个比重的提高有赖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但目前最紧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
（2）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政策性银行应有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可将清理整顿的财政信用资金、机关团体的央行存款、邮政储蓄和保险公司存款筹划归政策性银行，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适度发行长期债券；同时，要注重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的评估，实现应有经济社会目标。
（四）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1）国债管理政策
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国债不仅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舒缓财政困难，还能用以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还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础条件。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以臻完善：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
（2）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为投融资主体的金融活动，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显的金融性，客观上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又一结合部：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其次，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信用属性决定了它又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制于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来重，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8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综合开发性金融市场化
一、引言
中国政策性金融市场化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金融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从实务角度的分析如石汝杰（1998）认为，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筹资体系；马尽悦（2001）分析了粮食市场化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影响与对策；余浩宇（2003）分析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影响；黎兆蕻、许革伟（2012）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从理论角度的分析如史美琪、郭小夏（2004）对我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行为的表现形式、产生机理、国际经验与合理评价；李静（2004）设计了农发行市场化运作程度的指标体系；程建伟（2006）从准公共产品和混业经营的角度进行分析了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作。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忽视了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存在，没有将开发性金融纳入到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体系中来，这种彼此分割的研究方式影响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目前，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实践出现了综合性开发性的金融特征，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已经形成，这些为人们重新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了条件。本文尝试从综合性开发性金融视角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进行研究，分析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经济学内涵、金融学内涵、财政学和法学内涵，并提出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合理性和多种优化路径。
二、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含义及特征
（一）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
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94～1998年之间，属于早期的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政策性银行经营绩效普遍较差，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而且出现了政策性银行越界经营商业性业务的现象，一度遭到大型商业银行的非议。第二阶段是在1998年～2004年，是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快的阶段。主要围绕不良贷款展开的信贷改革，从内部管理到外部管理，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2002年左右，中国政策性银行逐渐摸索以债券市场融资逐渐取代了财政和中央银行贷款融资，形成了金融债为主的市场化筹资，此后这种方法沿袭至今。第三阶段是在2004年到2006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并使之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市场绩效和社会绩效。这一阶段的国开行主要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而存在。第四阶段是2007年至今，国家开发银行正式转型为商业性银行，令2家银行保持政策性银行身份不变。按照这种思路，国家开发银行在推进商业化方面越来越像商业银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国开行中长期贷款在以市场化方式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的不彻底性促使其形成为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具备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功能并存的综合性特征。
（二）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含义和特征
1.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含义。所谓综合性的开发性金融，是在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后形成的、以开发性金融形式存在的、综合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金融形态，它不只具有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形式和功能，而且同时具备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复合功能，它不仅包含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自身纵向演化，而且包含一国包括财政金融体制环境下政策性银行面临的多重利益博弈，是特定条件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具有这种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特征。
2.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特征。第一，时间维度的纵向功能演进多样性。从时间维度考察，在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中，政策性银行的形态和功能往往会出现纵向演化的特征，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基本形态：一般性的政策性金融、政策性的开发性金融、商业性开发性金融、一般性商业性金融。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也不例外。第二，空间维度横向功能分布多元化。从空间维度考察，横向多功能存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瓶颈领域，国开行最早进入，发挥出一般政策性银行的作用。随着国家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日益显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的成熟度日益提升，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显现，相当多的商业性金融和国开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此时的国开行同时承担起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开发性金融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对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因地制宜分析，承认其在中国环境下所具有的相当程度合理性。第三，系统维度多元功能并存性。从时空综合的系统性维度考察，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综合了政策性银行功能的基本功能，在同一时空下的多功能并存状态。2007年以来的国开行发展实践就是典型范例，在坚持政策、开发性金融功能和商业性转型背景下，国开行的多功能复合型特征并存显而易见。第四，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综合性政策性银行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一是特殊的法律和银行监管环境。中国传统上还没有完全形成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银行运行，即便是商业银行法已经出台，但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在缺乏必要的专门政策性银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二是复杂的国家背景。转轨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主导模式、国有为主的所有制经济、渐进性市场化改革等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质，决定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决策、政策性银行自身决策和中国财政金融体制演化的影响。
三、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重新审视
综合性开发性金融作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结果，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本身有极大的启示作用。通过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多功能，折射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含义。本文通过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和法学等视角分析，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所表现的多功能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从经济学视角的审视
微观经济学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公共产品等问题，市场失灵现象较为普遍，这正是政府干预理论的微观基础。而凯恩斯理论则开辟了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了政府失灵问题，指出了政府失灵的原因和负面作用。因此，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意味着政策性银行相对于政府应该有所区别，政策性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银行机制的作用，在支持政府政策性目标的同时，依靠资金风险控制机制制约政府可能出现的负面作用。
纵观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正好验证了市场化在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的主要作用。正如陈元（2012）所说，政策性银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寻求平衡。因此，我们认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应该不仅是平衡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途径，也是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二者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二）从金融学视角的审视
1.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应体现出“四性原则”。大多数情况下，政策性银行既是政府部门，也是银行部门，政策性银行机构具有市场和政府双重属性，其提供的金融产品自然应该具备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体现出政策性目标和盈利性目标的和谐统一。其一，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具有明确的政策性目标作为前提。例如政策性银行无论怎么市场化，中国政策性银行不能脱离微观政策性意图而持续存在，应该对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新农村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民生工程等是一些带有中长期意义的政策性重大问题重点支持。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政策性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信贷方法的改革，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2008年金融危机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则是配合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其二，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基于其银行的根本属性，要求其必须按照银行商业化运行的原则运行。即既要贯彻商业性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原则”。又要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具有贯彻政策性目标的前提，因此，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四性”原则的市场化。
2.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体现出政策性金融体制演进的与时俱进。转轨国家的经济体制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政策性银行面临的外部环境都会处于一种相对变化之中，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则是政策性银行主动适应金融体制及其演化的进程，它以更加动态地机制弥补金融体系缺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是整个国家金融体制市场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体现出金融市场资源的再配置。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包括资金来源市场化和资金运用市场化，它同时体现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从融资看，一方面，依托国家信用的支持，政策性银行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现金融债券进行融资，将大量的商业性资金转换为政策性资金，丰富了中长期信贷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融资，既推动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又使政策性银行管理接受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双重约束，推动了政策性银行和债券市场的互动发展。
4.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体现出全面金融创新的过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其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实施金融创新的过程。包括财政金融体制创新、金融市场体系创新、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创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创新等。其中，金融机构体系创新包括发展地方性政策性金融；金融管理创新包括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创新、政府投融资平台合作创新、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与金融的合作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包括基本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等。以国开行为例，各类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如三次信贷管理创新、政府投融资平台合作模式创新、积极引进德国微小贷款技术创新、参与债券市场金融产品创新、中非产业投资基金等金融创新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从公共财政视角的审视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例克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之一是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军事等大量公共产品的提供。而政府是基于财政投融资体制来完成上述任务的，但是，财政收入的限制和财政投融资体制性缺陷往往是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的十分缺乏。单纯靠财政资金来完成大量的公共服务是不现实的，客观上需要有新的融资渠道对其进行支持。
显然，政策性银行可以帮助政府实现其政策性意图，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则强调了政策性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了政策性银行和政府合作的基础是按照市场原则，这意味着，一方面，政策性银行绝不是政府的附属物，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坚持信贷资金支持财政的市场化原则，可以规避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主动减少对政策性的直接干预，建立起和政策性银行对接的市场化合作模式，让政府实际上成为政策性银行的一个关键客户而不是管理者。
（四）从法律视角的审视
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滞后具有双重效应。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这句话对于政策性银行及其市场化来说同样成立。实践中，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的缺失一直是中国政策性银行监管制度性缺陷，而且依靠商业性银行监管办法管理政策性银行也存在管理错位。在此情况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约束相对较小，日益出现越界行为，客观上有利于政策性银行的盈利性，却日益造成对一般性商业银行的不公平竞争，这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但是，法律也并非总是完美的，由于政策性业务往往具有模糊性和易变性，因此，法律调整往往滞后于实际业务的发展，所以依靠立法来调整政策性银行行为也具有局限性。相反，尽管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滞后，但是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调整是通过强势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性银行合作来完成，法律缺失实际上给出了政策性银行更大的可操作空间，只要政策性市场化业务拓展不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平竞争，政策性银行坚持市场化合作原则，这种市场化就可以推动政府行为的变化，这种市场化就可以理解为政策性金融在专门法律缺失下的一种市场自动适应机制。
四、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认识：第一，作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结果，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第二，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内涵是多重的。第三，要不断优化市场化运行模式。一是要真正建立分账管理和分类监管系统。二是要理性对待分账管理存在技术性和制度性难题，任何一刀切的做法都不利于政策性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不断完善法律监管体系，坚持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四是坚持创新性和适应性相结合。在适应中创新和在创新中完善；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量贷款管理风险控制和新增贷款创新融资安排创新相结合；应学习德国模式，开辟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批发转零售合作模式，以分散过度集中的金融风险。五是尽快设计出相关的定量模型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分别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实践提供科学的评价工具和业务自动运行和调整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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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9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随后]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受此风暴的影响，北欧国家冰岛最终国家破产，成为欧洲第一个倒下的国家。2009年初，东欧国家乌克兰也遭到信用评级的降级，更为严重的是，同时期迪拜危机①爆发，重创了欧盟。随后，希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了危机，由此拉开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简称：欧债危机）的序幕。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即被拖入泥潭，甚至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被危机拖累，危机在欧元区内传染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欧元危机”[1]。
2010年至今，欧洲各国、欧盟以及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其中包括以恢复债务持续性为目的的短期救助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以及于2013年6月起替代eFSF，成为永久性救援基金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mechanism，eSm）。就目前而言，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危机已经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以改善财政状况为目标的各种中期救援和预防方案也在研究和商讨之中，包括：通过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后简称：稳约）的修改，加紧区内财政约束，加强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建立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emF、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缩版”欧元②和欧元体系二元化③等。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仍然需要落脚到欧债危机的形成根源上，即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下降动摇了区内不可逆转之高福利政策的基础，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引发主权债务危机[2]。归根结底，欧元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仍应该锁定在经济增长上。基于此，本文拟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进行评价和分析，进而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的热点——宏观审慎政策的角色和定位进行阐释，以期揭示出其对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补充和加强作用，这对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以凯恩斯总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根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搭配，从而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关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在经济学界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凯恩斯主义重视需求管理政策，认为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就能达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需求管理的基本政策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保证物价稳定政策两个方面，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克服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反之，政府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抑制总需求、避免通货膨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凯恩斯（maynard.Keynes）和汉森（alvin.Hansen）等偏好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更为直接和有力，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经济过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见，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们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偏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需求管理政策能够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学派（monetarists），只承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水平，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其货币政策主张为“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5]。而以卢卡斯（Robert.e.Lucas）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政策无效性命题”，认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甚至在短期也没有效果[6]。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也是完全漠视的[7]。
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来看，二战后为恢复战争创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滞胀”的出现，西方社会又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8]。后来，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普遍遭遇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代表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随即问世，这实际上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开始复苏[9]。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从理论上看，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实际上是趋同的，至少在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上形成了共识；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局限性，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而从实践上看，凯恩斯主义主导并受货币主义影响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二战后至今仍然占据主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旧是目前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
三、欧债危机前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欧元自2002年正式在欧元区流通以来，其争议性就一直存在，特别是区内单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广受诟病[10]。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eCB）统一制定，各成员国分别操作和执行。受货币主义④的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持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些目标的顺利实现应该以统一的财政政策为基础[11]。但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尽管在《稳约》中规定各成员国财政有“过度赤字”的约束标准——赤字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3%，以及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60%。但实际上这两个约束几乎是形同虚设，在法德等核心国家的带头下，几乎所有国家都超过了标准，区内各国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各行其是的[12]。
欧元区的成立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但是成立之初的欧元区本身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成立的标准，并且在欧元区发展的十多年里，由于语言、习惯等障碍，也未像乐观研究者们期待的那样出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反而南欧和北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本身有效性就值得商榷。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货币政策的各种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大量而又详实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13-14]。也就是说，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并未趋同的欧元区各国其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危机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财政支出通常都会大幅度增加。欧元区在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下也不例外，各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面临衰退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自2008年年底，各国纷纷制定了财政刺激计划，用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政府一方面大量出资刺激投资，同时直接注资到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以及为它们提供债务担保；另一方面实施税收优惠和减税措施来刺激消费。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经济底子薄的南欧小国更是负债累累，货币政策的不可用使这些国家将过度使用财政政策的道德风险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造成了这几个国家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援助。
总体上讲，欧元区成立到欧债危机发生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未能做到相互支持和搭配，这事实上构成了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以保持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却忽略了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经济结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缺乏约束而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为边缘国家利用货币联盟营造的稳定货币环境“搭便车”坐享其成提供了可能性。
四、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当初通过欺骗手法加入欧元区并在此之后大肆扩大财政支出的希腊在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和欧元区依据《马约》“不救助”条款原则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要求其自救。由于在区内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所以希腊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归还债务，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缩财政。紧缩财政不外乎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减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希腊传统产业造船业和旅游业受挫，经济萎靡不振，再加上加入欧元区后一路攀高的福利政策，使这两条途径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游行示威不断。最终，随着危机在希腊国内的继续恶化，开始危及欧元信誉，以及危机逐步蔓延到其它多个国家，欧盟不得已开始对希腊等国进行救援。从目前来看，对危机国家的救援和对危机的预防除了通过eFSF（eSm）筹集资金之外，仍然主要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进行。
1.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制
自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危机国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一再遭到区内各国民众的反对，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欧元区经济出现滞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晰。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的GDp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连续萎缩，而第四季度的GDp较上一季度下降0.6%，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疲软，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甚至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也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同时，目前欧盟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GDp的90%，而超过这个比例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陷入长时期停顿。于是，欧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要想经济恢复增长，必须通过减支减赤把这个比例降下来；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却又使经济雪上加霜。而另一方面，包括巴塞尔协议iii（Baseliii）和SiFi管制在内的金融管制框架的本意在于稳定市场情绪，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根据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第一季度的报告，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提出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在6月之前达到9%的要求进一步增添了市场的恐慌。因此在财政政策效果不佳，金融管制副作用较大的情况下，欧元区货币政策被赋予了重大的任务：抵消紧缩财政和金融管制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不仅在欧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推行着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管制，为了抵消市场的负面情绪，各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也逐渐延伸到了非常规领域，比如美国在低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失效之后，已经连续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在欧债危机和银行危机两重危机的夹击之下，资产负债状况每况愈下。目前eCB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调低基准利率和强化信贷支持计划。就降低利率而言，政策实施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截止到2013年8月，欧央行公布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仅为0.5%，隔夜存款和贷款利率也分别低至0.0%和1.0%。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的降低固然能够增加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的影响，各银行更倾向于将存款便利保留在中央银行，而不愿意拆借，这推高了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使资金不能在银行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使eCB的低利率政策很难有效作用于货币市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eCB推出了包括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担保债权购买计划、扩大再融资操作的参与方法以及抵押资产使用范围等在内的强化信贷支持计划，以此来保证低利率政策能传导到货币市场。
根据eBa的数据，按相同标准核算出欧元区31家主要银行在2011年9月末合计资金缺口为847亿欧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CB推出了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与Qe相似，相当于逆回购操作，都是通过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方式释放流动性，化解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帮助其度过再融资困难，避免金融系统风险。但是，与Qe相比，LtRo的效果明显偏弱，不少研究者指出其作用仅仅在于赢得了三年的“缓刑”时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机制来配合类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Qe不同，LtRo退出后，欧元区仍然将经历长期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15]。更为糟糕的是，与低利率政策一样，LtRo同样会遭遇流动性陷阱，即银行得到流动性之后同样偏好存回央行，而未将流动性全部投入到货币市场，因而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令人怀疑。
即使LtRo不具有以上缺陷，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也仍然是有限的[16]。首先，对一些债务人来说，除非其债务水平下降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即使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他们也不愿扩大消费和投资；而对另一些债务人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降低他们的还款意愿，拖延对其资产负债状况的修复。后面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会发生在危机国家的政府身上。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从供给面影响经济体整体的生产力，继而对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过低的利率可能将投资引向高盈利行业，比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造成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过度，使资金配置低效率。再次，极低的利率还会减少金融机构的盈利，进而削弱其作为中间人（借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信贷）的功能，致使资源配置失去效率，继而影响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力。最后，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还具有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最终仍将会反馈在欧元区本身。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虽然有助于欧元区的出口，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使区内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放缓经济增速。
从上述分析可知，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非但未能抵消财政紧缩和金融管制的负面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资金向投机性行业过分集中，以致形成“僵尸借贷”（ZombieLending），这对危机救助和实体经济增长都没有积极意义。
3.欧元区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亟须反思
欧债危机蔓延至今，在救助框架中我们更多窥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严格金融管制的身影。政府更偏好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紧缩财政政策，原因在于前者不需要民众做出明显的牺牲，后者却触及了民众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仍旧是以通货膨胀的代价间接由广大民众来承担。同样的，在金融危机后，整个市场弥漫着反金融和反银行的情绪，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监管措施被利用来迎合这种情绪，即使有些金融监管政策是合理的，也有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者时间滞后的情况。况且，还有些所谓的监管措施纯粹是在大选来临之前为赢得选票而草率制定出来的。
综上所述，欧元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解决紧缩财政政策的两难困境，如何规避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如何判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出现缺陷的时候，如何去弥合这个空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五、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policies）开始回归人们的视野。它是与微观审慎政策（microprudentialpolicies）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者本质上同属金融监管的范畴。1979年宏观审慎首次出现在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巴塞尔委员会⑤的前身）的会议备忘录里；1986年巴塞尔委员会再次指出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整体性以及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次年，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肯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待银行行为的重要性；2000年，BiS的时任行长首次对宏观审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甄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以及政策含义，自此开启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相关文献并不丰富，直至2007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标志微观审慎监管的失效，宏观审慎监管才又重新受到重视。与微观审慎政策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通过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以及动态拨备制度为代表的逆周期政策自上而下的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目前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但是指标体系还未最终形成，效果也不甚明朗。无论如何，宏观审慎政策拓宽了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各种动态搭配，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17]。
1.宏观审慎政策提高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节，总量政策往往无暇顾及所有领域的平衡，因此，如前文所述，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明显，区域之间（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都大量的存在。而在应对和治理危机时，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由于其对资产价格波动等结构性问题无能为力，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被引入高投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受到影响，因此，在对经济结构失衡的预防和应对问题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其优势，针对顺周期问题、扭曲的薪酬激励以及约束机制进行纠偏。另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此前提下也担负着推进成员国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但实证研究表明，GDp和Cpi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极低，也就是说，保持价格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失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引发危机，正是由于eCB货币政策的范围不能涵盖金融稳定，才导致了欧债危机的高度传染性[18]。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必须担当起对金融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严密监管的职责，加强流动性监管，以及对影子银行体系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完善各项指标，对金融监管各项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进行量化分析。
再者，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虽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却忽略了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由此主观上引发了欧债危机；而在欧债危机引发后，为避免危机的蔓延欧元区又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萎缩。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够从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动用纳税人资金进行危机救助的随意性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从而维护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替代宏观需求管理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只有当其能发挥总量调节，防止整体经济金融过热或过冷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发挥结构性调控的功能。同样，也只有在财政赤字可持续的范围内，宏观审慎政策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欧债危机仍然肆掠欧元区的情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避免过于宽松，以降低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缩减政府赤字仍然是欧元区各国的核心目标，但应该注意不应过度，防止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保证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拥有健康运行的空间。
六、小结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篇10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开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长率为2.5%，2009年则回落到0.9%，远远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威胁，财政政策无疑是当前各国治理和应对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财政政策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但是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还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制度有待完善税收制度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税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负担过重，最终致使政府税收减少或税收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而言，新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税收优惠政策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例如以新办的劳务服务公司为例，在其营业的第一年国家实行免税政策，但是在营业第一年新办服务公司很难实现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税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此外，我国在对企业实行免税优惠政策时，对其投资环保产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国也需完善增值税设置。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最大税种，但是我国自从设置增值税以来便伴随着重复课税问题，企业面对重复征税往往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显现。当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国对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实行零税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将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税率进行计算，因此随着出口退税率的不断提升，我国要想实现出口商品整理零赋税的目标，可谓依然任重道远。
2.国债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国债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国债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债资金管理体系，对于国债资金的利用缺少监管机制的引导和制约，在国债投资项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体系，同时对项目执行也监管不力。其次，国债投资的乘数较低。我国国债投资侧重大规模项目和资金密集型项目，政府往往热衷于包揽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使得国债投资的周期较长。此外，与大项目相比，国债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中小规模的项目关注却不多，结果使得国债投资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效果不佳。
3.债务风险较大国家财政支出需要依据国债的发行量来反映债务依存度，其计算公式是“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00%”。我国的国债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发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当我国的国债发行量较大时，债务的依存度就会过高，这就意味着财政支付需要依靠债务收入，于是这就会把财政置于一个极具风险性的位置之上，这样将对未来的发展构成威胁。例如审计署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区债务率超过了200%，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风险。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建立健全税收体系税收是国民经济的首要来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税收体系。为此，国家首先可以适当调整企业所得税，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的正向调节功能。对于新办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国家可以实行合并内、外的税收方式，让国内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这一举措将有助于落实和统一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新办企业在执行减免税的规定后，就可以从收益的年度开始计算。此外，对于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国家也要让其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国家也应适当延长亏损抵补的期限。我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在亏损抵补方面的相关做法，譬如当出现亏损的时候，要允许向前、后结转，这样可以延长向后结转的期限，还可以将纳税人出现的亏损抵完，将其当做年度经营利润的递补，也可以把它当做投资利润或者资本得利的递补。此外，国家还应该积极进行税收改革，革新原有税收政策，通过税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扩大社会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优化财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国要想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需要优化财政支出政策。为此，国家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投资，保证农业健康发展。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要将农业放到基础地位，适当增加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努力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动农村改革，从而提高农业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保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其次，国家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绑架了我国的经济，据统计，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来自于房地产行业，而地方财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产行业，此外2013年房地产行业的固定投资额更是占到了全国固定投资总额的1/4。当前我国的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十分严重，依然盛行着“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说法，因此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房地产行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国家要积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来调节房地产行业的热度，降低我国的金融风险。
3.谨慎对待财政政策谨慎对待财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首先，我国要谨慎使用财政政策。通常情况下，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国家需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将有助于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而在紧急萧条时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调节中，国家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将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促使经济复苏。其次，国家要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效应往往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国家要将两者综合运用，从而发挥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就要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辅助，这才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而在调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量时，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总量所发挥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但在特定情况下财政政策也可以满足调节总量，例如当经济萧条时，国家可采取减少税收、回购国债等政策来提高货币的供给量，刺激居民的消费。为此，国家要努力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结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