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1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劳动的二重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来源
（一）威廉・配第是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研究者
威廉・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是由被马克思称为“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的威廉・配第第一次提出来的。
威廉・配第指出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他说：“自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谷物的价格，在一个人能生产十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要比一个人只能生产六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来的低廉。”这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谷物的价值量就降低了一半。威廉・配第又说，“一百个农民所能作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民来作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当然，威廉・配第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自然价格”，但他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就个别问题提出来，然而他的个别观点最后用劳动价值论把彼此联系到一起。因此，恩格斯称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二）亚当・斯密的价值论
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776年，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建立起完备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他的理论有重大成就也存在缺陷，具体体现在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方面：
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通过以上的论断，斯密认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的源泉。显然，在探寻商品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上，把使用价值排除在外，这是斯密的理论成就。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商品的本质、没有深刻理解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不足，致使他抛开使用价值而集中探讨交换价值。
（三）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19世纪初，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对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做了最后的结论。李嘉图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以分配论为中心，以价值论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来论述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观。李嘉图坚持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尺度的正确观点，纠正了斯密关于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也有交换价值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李嘉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劳动生产率成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在于量方面，这一差别的存在不影响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值除了包含着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价值是第一因素，收入是派生因素，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不改变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事实。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挖掘劳动者潜能
社会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价值论认为，在生产要素中，首先应该突出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因为“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因此，重视生产力，应该首先重视劳动和劳动者；解放生产力，应当首先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发展生产力，首先应当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属于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潜能，创造社会财富。
（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社会正常劳动生产力为准，同时承认不同生产主体劳动生产力水平差别。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承认这种差别，这就迫使每个生产者为了争得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的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能延长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大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少量的使用价值。正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科学含义，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1.
[2]赵庆元.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当代阐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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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斯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二卷，第181页.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2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因此，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认清其科学内涵和本质，对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追求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论武器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露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反对资本统治、反对剥削，追求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让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放弃剥削，只是使广大无产阶级看到自己的处境，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自身的解放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剥削，争取自身的解放。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利益的理论体现，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理应拥有自己创造的价值，这是劳动者的利益所在，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代表了劳动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大趋势。
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反对资本统治的理论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它还是劳动者实现自由发展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是劳动者的各种经济权利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的经济，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所在。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坚持作为社会文明创造者的劳动者拥有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自由发展。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者争取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一核心的内涵没有改变。因此，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把握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
关于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创造的主体是人，物没有意识，怎能谈得上创造?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物化劳动根本不能创造价值。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说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这一理论无疑是科学的，因为物化劳动已经凝结在作为商品的物质中，是不可能再“活化”的，不会再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尽管资本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但是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他们都不创造新的价值，仅仅转移了原有的旧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观点，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非活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的理论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尽管会对它们的所有者形成收入的源泉，也就是，会给他们一种权力，让他们可以占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但决因此，便成为他们所占有的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学家把劳动作为与资本、土地同等的生产要素，抹杀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而提出来的。企图把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土地都看成是创造价值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劳动同资本、土地一样作为生产要素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在从根本上否定劳动价值论。
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一方面，经济学上所说的价值始终是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所谓创造价值是指创造交换价值，而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指资本统治下、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中的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就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因此，马克思研究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侧重点是指人类特殊的生产劳动。关于生产劳动，马克思既论述了生产劳动的一般，也论述了生产劳动的特殊。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并对此进行了补充，“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因此，生产劳动的特殊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起的。“生产劳动只是这整个关系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借以发生作用的形式和方式的简缩表现”。可见，马克思分析生产劳动，完全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围绕生产剩余价值这个中心进行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正是站在了生产劳动者的立场上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劳动只在很小的私有制范围内存在，私有制范畴内劳动者的劳动还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不宜再用生产劳动的概念。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再是“会说话的生产要素”，劳动不再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指合法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既包括有形的商品，也包括无形的商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创造价值的劳动一定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必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公务员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它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不过是用自己的劳动，从已经创造出的社会价值中为自己创造出一定的份额。
三、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关系
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两码事，价值分配依据的不是价值创造，与劳动价值论没有关系，笔者不敢苟同。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密切相关的，价值创造是因，价值分配是果，有价值创造作用，才有价值分配权力。没有价值创造作用，是不能参与价值分配的。谁创造价值，谁就拥有价值，这是劳动者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没有价值创造作用，却要得到分配的价值，那么这种分配关系或生产关系就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必然会被合理的分配制度所替代。
1．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
劳动价值论是通过所有制走向分配的，与资本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按劳分配。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按要素分配占主体地位。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本不应该参与分配，但站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背后的所有者，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凭借对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分配了更确切地说是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的这种占有关系正是由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批判按要素分配的，进而揭露和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当然，这里提到的按要素分配，指的是与资本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小生产者取得的要素收入并不在此之列。因此，与资本雇佣劳动在一起的按要素分配，是对价值创造者的剥夺，因此必须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让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创造的价值。所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毫无疑问是要求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在批判按要素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含有批判当时的按要素分配的理论要求，就绝对不会形成剩余价值理论。当今社会，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公有制还不具有纯粹和完全的形式，商品货币关系依然存在，私有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也是当今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这也必然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尽管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私有制占从属地位，社会主义又保证了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所以其对抗的程度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说明它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这种分配必然会被按劳分配所取代。
2．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逻辑严密、内容丰富的完整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实践，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努力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无与伦比
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最核心的基石和前提就是劳动价值论，没有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可能有诸如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重要理论，从而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什么是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内容，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思路来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的。马克思认为，一切商品都凝结着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它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价值的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们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实际上是在相互交换各自的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通过分析商品价格围绕价值进行波动的市场现象，论证了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并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指出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带来的，是雇佣工人创造的，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工人基础之上的。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为人们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及历史过渡性，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以及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揭示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规律。
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来看，其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商品具有二因素，价值是商品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实体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形式经历了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构成;价值创造、实现和分配分别发生在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间题;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转化形式，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内在转化形式等。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深刻剖析，建立起了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不可抹杀的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意义上看，它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即价值的来源问题，回答和解决了长期以来包括古典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就其学术水平来讲，是站在他那个时代学术最高峰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在人类思想史上永远占有辉煌的位置。即使后来许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大师们也不得不为这一理论的论证和严密逻辑所叹服。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致强调:只有推翻它，才能从逻辑上摧毁马克思经济学和共产党的理论大厦，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秘密，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成为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直接思想武器。它启迪了整整几代被压迫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智慧，使他们觉醒起来，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展开长期艰苦的斗争。它能够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动员感召起全世界十几亿人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进行革命斗争，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并且，它直接在20世纪催生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在一种科学理论指导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制度。一直到今天，信奉和实行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人口仍占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此一点，这一理论自它所诞生以来的巨大作用即可见一斑。可以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工人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及其在国际上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许还要在漫长的历史中探索。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劳动价值论中最核心、最基本的东西是必须坚持的。比如，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价值量的决定，以及价值规律、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科学分析，是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和有效方法。特别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的。理论界出现的一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观点，如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左”的根源的观点，以及一些人提出的用“知识价值论”、“科技价值论”、“社会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等，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二、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实践发展劳动价值理论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什么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首先，我们面临的客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始终站在劳动者的一边，强调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劳动主要指的就是物质生产部门中工人的生产性劳动。虽然马克思在有些著作中也提到过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科学劳动，但最主要的还是指生产第一线产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这不仅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鲜明阶级性的体现，也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主要是靠第一、第二产业的物质生产部门支撑的，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整个社会劳动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比如，在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英国产业工人占劳动者总量的80%以上。英国1860年纺织工人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是16.5小时，经常出现累死人的事情。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指的创造价值的主体劳动是体力劳动，是符合当时经济生活实际的，体现了其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实践发展到今天，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与马克思创造劳动价值论时的环境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一是表现在脑力劳动已经成为创造价值的主体劳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科技、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地位日益上升，脑力劳动已经(或逐步)取代体力劳动而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目前，英国蓝领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0%左右。美国在1956年就第一次出现了蓝领工人少于白领劳动者的情况，此后白领人数迅速递增，传统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到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5%。所以，创造价值的劳动越来越靠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特别是100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后掀起并完成了科技、企业组织形式、管理等方面的革命，大大扩展了传统的劳动形态和内容，出现了科技劳动、现代服务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管理劳动也成为一种独立的劳动形态。这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关键，对人类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二是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出现了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发展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迅速提高。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第三产业还微不足道，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世界平均超过了60%，一些发达国家已达2/3以上，美国第三产业占到80%以上，我国第三产业也占30%以上。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领域。这些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论及的范围，是马克思在当时所无法预料的。
其次，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来说，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激励机制的建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格局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很大差别。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急需在理论上加以说明的问题，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如何认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收人来源的性质和特点?如何看待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经营者的劳动?如何看待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如何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收人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如何应对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等。我国的一些现行政策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并不一致，如果我们教条地照搬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是不能解释和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机械地照抄照搬，还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们创立了科学的理论，还在于他们以科学的态度来指导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不断创造新的理论，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客观情况的反映，“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因此，当时间、地点和条件发生了变化，针对具体历史情况的个别论断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必须用符合新情况的新理论来取代过时的理论。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成神，以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把他们的理论看做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当做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实际生活的做法，他们一向是深恶痛绝的。马克思指出，运用和发展理论，要把一般原则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实践深化认识，立足现实，修正错误，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充分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和永久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不能把劳动价值论视为禁区，人为地封闭起来，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论，使其不断吸收鲜活的时代内容，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
首先，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坚持“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基本原理。这不仅仅是因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两个必然”理论的基石，而且更是因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个科学原理。机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人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人，任何先进的机器、高深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都将毫无用处。价值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抽象的人类劳动是指人类生产商品时所付出的体力和脑力。机器、知识、技术等作为生产要素，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它们只能帮助劳动者把劳动凝结在生产的新产品上，产生新的价值，同时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而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
其次，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充分肯定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生产要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是人类创造价值却离不开生产要素。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知识这些生产要素在人类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我们只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而对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和强调不够。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就是要在坚持“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充分肯定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重视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就要在经济上给予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以相应的经济报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和主导作用明显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从而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基础。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再次，按生产要素分配不能涵盖按劳分配，二者的结合也没有动摇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有人认为，劳动是生产要素之一，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就包括了按劳分配，就可以不提按劳分配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中的“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劳”是不同的。前者的“劳”指的是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劳动，是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综合体现，有质和量之分;而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指的是劳动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在市场上能够进行买卖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个过程，只存在于生产过程中，能够作为商品买卖的东西应该在买卖以前就存在，而劳动在出卖以前存在的只能是劳动力。劳动和劳动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所反映的间题的实质不同，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正是由于二者中“劳”的不同涵义，所以不能用按生产要素分配涵盖按劳分配。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4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有些学者错解、曲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否定和批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造成理论上的混乱。比起生产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但它需要发展和创新。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要继承与坚持，又要发展与创新。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问题认识上存在三方面的非科学观点：一是毫无理论与事实根据地任意错解、曲解马克思的有关观点和理论体系，搬用早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来否定和批判劳动价值论。二是由于理论素养和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无理批判。三是本本主义地、句句是真理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赞同离开物质生产劳动领域讨论劳动价值问题，并用大批判的语言反对拓宽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对待这些问题，要认真面对并予以澄清。
一
劳动价值论问题是中外经济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经济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近60年来，除“文革”10年外，讨论没有停止过，只是讨论的范围有大小，争论的程度有高低不同而已。引起全国范围的规模最大一次讨论，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特别是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以来，讨论与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同改革开放后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一时期的讨论是在大家都认同和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行，没有学者公开否定和批判劳动价值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理解上存在意见分歧。如，价值概念是不是商品经济范畴;效用与价值是什么关系;恩格斯早期著作中讲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否科学;怎样界定价值规律的内涵;什么是和怎样理解“虚假的社会价值”问题;决定商品价值的究竟是原有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额价值或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等等。当时的讨论也涉及实际经济问题，如，提出商业部门要实行“按质论价”原则，就涉及商品的质量或使用价值与价值、价格的关系问题。讨论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涉及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有无调节作用问题。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后，学界和经济部门都重视对价值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后来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会形成生产价格问题。虽然当时的讨论也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但怎样发展与创新劳动价值理论，并没有作为应引起关注的问题提出。讨论的成果大都是发表于报刊的论文，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专著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在价值与价格理论问题上提出创新性观点。有的学者提出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也要转化为生产价格，结果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受到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政治环境宽松了。在价值理论问题上，百家争鸣的范围也扩大了。有的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原理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不断、出版专著，公开否定和批判劳动价值论，并断言劳动价值论是我国以往“左”祸的根源。也有学者的论著名义上是发展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偏离和扬弃劳动价值论。而更多的学者则肯定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其中，又分两种情况:有的学者坚持马克思的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主张应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拓宽劳动价值论。我主张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要继承与坚持，又要发展与创新，自然也主张拓宽劳动价值论。鉴于目前商业服务行业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经济发达国家已占60%以上，难以说明这么大比重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收人，都来源于占比重较小的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讲商业劳动和信贷劳动的收入都来源于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与商业部门为物质生产部门出售商品而产业资本又向借贷资本贷款相联系。就是说，商业部门与信贷部门是为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服务的，所以产业资本要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目前所谓“第三产业”中的许多服务部门并不是为物质生产部门服务，而是专门为生活服务的。因而不存在物质生产部门向这类服务部门让渡剩余价值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我主张拓宽劳动价值论的范围，但又不赞同将所有“第三产业”的劳动都归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即使撇开不健康的服务部门不说，某些必要的服务劳动，如，教堂、寺庙的服务，娱乐场所的服务，幼儿园的阿姨给孩子讲排排坐、吃果果的服务等，是否创造价值?我认为，某些服务本身也有价值，但它并不一定创造新价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同商品有价值但商品自身不会创造新价值一样。至于非商品关系的服务，如，部队干休所的服务人员，党政部门的开电梯的和传达室的职工等，也谈不上创造价值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5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6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7
论文摘要：5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约有五次，包括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和“生产劳动”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前三次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问题、世纪之交由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再掀热潮的后两次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完善的今天，只有结合新的实践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由这一著名理论引起的各种纷争从未停止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约有五次，争论主题分别依据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不断对经济理论提出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而层层推进。今天，面对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意义，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实践，也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五次大讨论
(一)20世纪50—60年代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次讨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解释“价值”一词时引出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第3卷阐述“流通中的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又从社会需求角度提出了另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来讲，人们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关注的都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第二种含义较少过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实际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最初设想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即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分配消费品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当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不得不从马克思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着手，重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究竟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
1955年，南开大学的魏埙、谷书堂两位学者共同完成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不同阶段上的作用》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一次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量，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单位商品的生产来看，那是在一定期间生产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之平均条件下的支出;另一方面，从每一种商品总量的生产上看，那就是用在该种商品之生产的社会劳动的总支出，必须与对该种商品社会所需要的量相适合。前者依以说明同种或同一部门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后者依以说明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分配。”两位作者首次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并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规律方面的论战。归纳起来，当时讨论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二种含义仅制约价值实现而不参与价值决定、即“实现论”，主要学者有宋承先、邓翰维、洛耕漠等。第二种观点，试图从新古典理论角度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市场供求决定因素，并用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解释现实供求问题、即“决定论”，主要学者有何安、孙英武、王振之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即“共同决定论”，在我国理论界主要由魏埙、谷书堂、吴树青等人提出，并从各个角度作了论证。
1962年，由谷书堂、林兆木和吴宣恭三位学者共同发表的论文《试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以下简称《试论》)，又一次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大讨论。三位作者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供求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的规定只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为一个部门价值的实现规定了一个界限，它并不直接决定价值的形成，而只是决定价值的实现。”显然，这一说法否定了魏、谷二人在50年代后期提出的“共同决定论”观点。《试论》发表不久，谷书堂等三人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认为“实现论”和“共同决定论”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因而又于同年7月29日在《光明日报》联名发表了《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问题的再认识》，提出了与《试论》不同的观点。文章认为，在社会确定的需要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尚未变化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由提供满足社会确定需要的商品量的那些生产条件按照一定的社会平均决定。所谓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按社会对某种商品确定的需要而分配在某个部门的劳动时间，就不只是为一个部门价值的实现规定一个界限，而是为该种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划定一个界限。正是在这个界限内，通过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各种生产条件的个别劳动时间才能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决定该部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场学术上的争论。直到1982年谷书堂等人《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一文发表[5]，才又拉开了重提价值决定问题的序幕。通过重新补充一些新的理论资料，谷书堂等人指出，决定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即是指单个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总体上看，它就是符合某种社会需要的商品的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回到了“共同决定论”的观点。该文的发表，再一次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到目前为止，以上讨论均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场争论却对后来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从经济理论体系上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决定理论并不排除市场供求具有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从实践角度指出了过去一概按照实际生产费用计算产值、从而必然导致大量没有实现的“价值”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为下一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劳动”的大讨论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新中国的学术争论带来了活力，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迫切需要各种理论做出回应，由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关生产劳动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应不应当包括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并在我国理论界逐步形成了所谓“宽派”和“窄派”的不同观点。
争论首先由宽派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引发。他在发表于1981年《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提出只要参与物质产品生产行业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文章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劳动包括的范围，如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从事产品交换和分配的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教育的劳动、用于环保和改善环境的劳动等，认为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窄派代表人物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他在同年《经济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他认为一些同志之所以表示教育、科研、文艺、服务业等行业都属于生产劳动，一是想引起社会的重视，二是想为20世纪末每人10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找一个与外国可比的口径。他认为两个用意虽好，但若因此把这些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干扰，如混淆物质和精神、混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混淆生产和消费、混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混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等。
这次关于生产劳动的宽派与窄派之争，实质上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性问题;或者说，是什么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形成的源泉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三)20世纪9。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剧变、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现阶段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等现实特点，都与马克思当年生活的时代有着千壤之别。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新一轮对“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争论的发端，源自于谷书堂教授在1989年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对价值理论的新见解。对此，中央党校苏星教授在1992年发表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与之商榷。以此为契机，引发了一场由“苏谷之争”到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讨论的高潮，争论的焦点在于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按要素分配是否合理等。
在《通论》中，谷书堂等人提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几个新观点:(1)“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2)“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3)“工资、利息、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而给予这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或简称按贡献分配”。苏星教授认为，这种按贡献分配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非劳动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他强调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价值;强调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强调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决定价值，非劳动生产要素不能决定价值。对此，谷书堂、柳欣两位学者于1993年撰文《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以示回应。文章认为，当讨论商品经济的价值决定时，关键是说明生产者之间由劳动生产率差别导致的利益冲突，这要求必须说明使用价值的生产及其技术条件。因此，在明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具体规定和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计量单位后，说这些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则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其观点为:(1)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三从企业看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2)科技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先进设备可以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3)由于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所以“按资分配，给以相应的报酬并不存在剥削问题”。
“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一经提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异议。如西北大学的何炼成教授发表文章表示同意苏星教授，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指出，劳动生产率是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及劳动的自然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力量;如果是指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不论是劳动产品的个别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也认为，谷、钱等人在研究思路上陷人了类似斯密的理论陷阱，即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价值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漏掉了不变资本，即著名的“斯密教条”。这使得谷、钱二位学者分辨不清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等问题。这场争论最终并无定论，但适时拓宽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以应对新形势的需要这一趋势，在当时无疑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四)新世纪之初在二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下展开的新一轮讨论
世纪之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再次掀起了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学习和讨论的热潮。这次讨论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人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新特点;二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源泉问题，提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各种新见解。
1.对深化劳动的认识第一，物化劳动是杏创造价值。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强调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否则“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能存在”;所以，“创造价值不等于增加价值”，即“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第二，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北京大学的晏智杰教授认为，除劳动之外的土地、资本、企业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都具有生产性，都是对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形成和增加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对立的，目前这些观点的出现正是注重市场经济表面现象、而忽视现象背后劳动创造价值本质的结果。第三，第三产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认为，现今情况与过去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只有扩大生产劳动范围，把第三产业的劳动当作创造价值的劳功，才能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中山大学的李江帆通过提出两个条件论证了上述观点，“(1)创造出使用价值(不管是实物形式还是非实物形式);(2)用于交换。服务劳动既然创造出用于交换的非实物使用价值，就应该创造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的白暴力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第三产业劳动都创造价值。“如律师的服务、金融和保险等行业都不创造价值”;相反，“只有生产社会中多数人需要对象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第四，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教授提出“科技创新劳动”创造价值，认为这种劳动是以拥有科学知识高积累和高创造能力的科技人才进行的一种高度社会化劳动，因此能够比一般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则认为，在商品生产中，新知识、新科技在进人劳动过程的同时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并不进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因而并不创造价值。
2.对深化劳动价位论的认识第一，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不同意“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观点，认为“社会分配的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从表面上看，它是以货币形式即价值形式分配，但这只是测定分配数量的尺度，分配的实际内容则是物质产品，是用以满足人们各种消费的需要。”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也认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不是同一层面问题，价值创造与劳动相关，价值分配与要素所有权相关。所以，不能依据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确定参与分配，也不能根据是否参与分配而论证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与剥削问题。南开大学逢锦聚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人民代表，通过税收等形式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归根结底用于人民，不存在剥削问题;个人、私营企业主即使占有他人剩余价值，只要他们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初始用于投资的资本来源正当，也不能算是剥削;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占有的剩余价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剥削性质，但只要其经营活动合乎国际惯例、遵守中国法律，也应受到鼓励和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强调，对私营企业主是否存在剥削问题应重新思考。我国的政策界定雇工8人以下是个体工商户，是劳动创造价值而不存在剥削;雇工一旦在8人以上，就认为存在剥削。他认为这完全是误解，8人标准来自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例子，而我们现实生活与之区别很大，所以不能简单套用这个标准。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50年间的五次讨论，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关注是深刻隽永而又经久不息的。总的来说，争论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在尊崇科学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目前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性劳动。长期以来，传统价值理论只承认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否定非物质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误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的概念应随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拓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有用的、实现社会需要商品的劳动，都创造了社会财富、并形成社会价值，因而都应是生产劳动。
第二，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价值创造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劳动者的劳动是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价值形成是回答劳动力如何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价值，在形成价值过程中各要素发挥什么作用。其中，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过程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所以，尽管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不创造新价值，其作用只是将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但它们是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科学技术在使用价值生产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掌握作为使用价值生产源泉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在逻辑上也应是价值源泉，即承认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创造价值与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能通过劳动者的劳动凝结到具有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中，并通过要素效率的提高改善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从而为价值形成、价值创造提供良好条件。
第四，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从马克思按劳分配本意看，按劳分配主要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条件决定，其实现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消除商品货币关系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时，必然要求有另外的分配形式作为补充。所以，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还要按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明确两点:(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根本决定因素;(2)必须把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关系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考察，承认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归根到底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8
论文摘要：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启示，从而升华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不例外。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20多年，改革的进程中必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产生很多困惑，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使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劳动创造商品价值，最初是由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修改、补充和发展。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了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中的不正确因素，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科学的合理的成分，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新的理论体系，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引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创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如下：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因素的分析，提示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范畴的辩证关系，完成了对价值的科学抽象。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马克思从交换价值出发引出价值、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价值的实体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是价值。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从本质上看，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属于历史范畴。
马克思发现并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首创劳动二重性学说，这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概括地指明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凝结为价值。这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劳动决定价值的问题，对马克思开创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具有关键意义。
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对劳动如何决定价值进行了周密的分析论证，对价值量如何决定及变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揭示了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指出，①商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正常生产条件下，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③这里，商品价值量是指简单平均劳动，而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即指一定生产部门按社会总劳动量的合理分配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如果劳动耗费过多，就不能被市场承认。
马克思还指出，商品的总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通过具体劳动转移的旧价值，加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单位商品的价值是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样，马克思就抓住了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它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统一地分析了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历史过程。科学地阐明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使价值本身的研究趋于完善，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货币理论，研究了价格变动的规律。
马克思首创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精髓。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拜物秘密的揭示，深刻地分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且科学地回答了劳动为什么决定价值的问题，借此揭示了价值的本质。揭示了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分工及交换劳动的关系，何以必然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且人的命运何以必然被物所支配。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这个物背后的人与人关系，并科学地揭示了其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是马克思包括其价值在内的全部经济理论的突出特点和优点，是马克思对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实现革命变革结出的最灿烂的硕果。
二、从学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第一，要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财富论区别开来。首先，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劳动则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和自然物质都是财富的重要来源。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财富并不等于价值。如果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劳动者应该是最富有的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此，有人说生产资料和劳动共同构成财富的源泉，这也是不对的。因为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它们最终从来源上来讲也来源于劳动和自然物质。所以，马克思说，产品使用价值，即财富是由劳动和自然物质构成的。当然。财富创造离不开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条件越好，同样的劳动就可以创造更大的财富，所以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重视科学技术。第二，要明确劳动生产率和财富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即财富成正比，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但在单位时间内，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变的，这样每一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是减少的。有人利用以下现象对此提出疑问：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价值量下降．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应该是下降的，但实际上我国现在比改革开放之初的价格是上涨了十几倍。另一个现象，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这样我国的劳动是美国的5倍，但美国的GDp却是我们的9倍，该怎样来解释?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些都是社会现象，马克思说过，关键是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如太阳绕地球转是我们见到的现象，本质却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精密地研究社会科学。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在客观上要求价格和价值相一致，但并不是要求两者变动方向、数量、比例完全一致，两者是经常偏离的。而且，GDp是用纸币来衡量的，纸币是没有价值的，纸币的发行量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用纸币表示的价格并不是价值的真正表现。GDp的变化，更确切地来说是反映使用价值的变化。因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高，它创造的使用价值就高，那么用纸币衡量的GDp就高。再者，我们从较长时期来看，价格还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两者基本是一致的。如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纺织品价格普遍下降，现在我国家电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价格却降低，美国汽车产品，科技含量比我们高，支付工人工资也比我们多，但价格却比我们低，这些都证明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第三，要明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按劳分配理论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按劳动贡献大小来获取劳动收入，实行按劳分配。马克思从来没有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提高分配制度的地位。按劳分配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是按需分配。马克思批判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指出利息、地租都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从而揭示了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实质。但他未说过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取决于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说这样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发展，但是发展一种理论．必须首先是坚持一种理论，要有充分的论据来论证它的正确性，而不是歪曲它。我们应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9
[关键词]价值；实体；计量；分配’
自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大量成果。本文运用笔者获得有关经济学的新认识，并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为什么研究价值理论
据资料，在西方其他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现存唯一的价值理论。此外，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其主要目的是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锻造武器。但是，我们早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研究价值理论?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这一现象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也可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在计划经济中，“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没有异化为价值，因而也就不需要价值理论(社会生产计划和消费品分配可直接计算劳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只要有供给、需求、价格、成本、利润等范畴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允许那种可能揭露资本剥削秘密的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它既是市场经济，劳动还必须异化为价值，因而需要研究价值理论；它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掩盖资本剥削的秘密，因而深入探讨价值理论没有任何顾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中央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意义。
显然，在今天。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其目的主要不是暴露资本剥削的秘密，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如何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不研究劳动者的劳动，不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组织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此外，即使是暴露资本剥削的秘密，也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只有知道资本剥削的秘密，我们才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本及其剥削的某些合理性，并使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因此，研究和完善劳动价值论，决不仅仅具有抽象的意识形态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意义。我们不能就“价值”谈论价值，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时代来研究价值理论，而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价值理论，应当把“价值”概念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过程这个系统中来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获得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意义因而是真正科学的价值理论。
二、价值实体
研究价值理论，其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价值实体?关于此，笔者有如下三点答案。
(一)价值实体是活劳动而不是效用
本小节讨论“价值实体”概念的内涵。的确，对交易过程稍作考察容易看出，人们所交易的实物是商品和劳务；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被称之为使用价值亦即效用。这里似乎存在如下逻辑推论：“实物”可理解为“实体”，“交易的实物”即等于“交易的实体”；此外，交易就是价值交换；于是，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等于价值实体。然而，上面的推论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作为实物的商品和劳务是“交易的实物”，这没有错，但它们只是价值表现；而“交易的实物”的背后是劳动过程，是活劳动的耗费，只有耗费在商品和劳务中的活劳动才是价值实体。我们不能将“价值表现”的“实物”，误认为是“价值实物”亦即“价值实体”。
把商品和劳务亦即使用价值或效用当作价值实体，不仅有上述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大家知道，各种商品、劳务之间的比价是经常变化的，如果将商品和劳务亦即效用当作价值实体，那么势必得出结论：价值实体是变化无常的。这样，也就取消了“价值实体”这一概念，从而取消价值实体的理论研究。一些学者也许会说，如果现实中真的没有“价值实体”这一事物，取消价值实体理论研究又有何妨?对此，笔者的回答是：现实中“价值实体”这一事物是存在的，价值实体理论研究是不能取消的。如果认为现实中不存在价值实体，那么只能认为现实中的交易价格及其变化纯粹由供求关系决定，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过程中的关系只有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只有调节供求关系一种途径。结果怎样呢?西方经济曾一度陷入全面的滞胀就是证明。须知，促使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决不是仅仅调节供求关系就可以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改进分工协作格局亦即构造科学合理的组织生态。然而，要改进分工协作格局亦即构造科学合理的组织生态，就必须深入研究价值实体亦即深入研究劳动及其过程，从而构造科学合理的价值实体理论。
显然，效用即使用价值包括资源(土地、生产资料等)。因此，确立价值实体是活劳动而不是效用。包括否定价值实体是资源。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资源也是价值实体。这是又一个误区。下面我们将要谈到，化解成本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由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说，化解成本的劳动是价值实体之一。显然。成本包括投入的资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带来成本节约，由此我们可以也必须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价值源泉之一。但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这里的“配置”应理解为动词，于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一种劳动。由此可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价值源泉之一，并不能也没有证明资源是价值实体，而只能证明活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一种活劳动)是价值实体。
(二)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本小节讨论“价值实体”概念的外延。马克思说过，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今天看来，马克思关于价值实体外延的划分太窄了，必须加以扩展，这几乎是当今学界一致的认识。关于此，笔者的观点是：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创造价值，都是价值实体的外延。具体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大类：
第一，生产价值的劳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和为生产商品直接服务的劳动。这部分劳动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的劳动大体相当。这部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而必须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这没有什么疑问。
第二，化解成本的劳动。所谓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将化解成本的劳动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其正确性可由成本化解理论和对“生产价值的劳动”这一概念加以逻辑引伸来证明：拙文《成本化解初探》证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都是在对生产成本的化解过程中生成的，它们都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替代，因此化解成本的劳动所化解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最终都是生产价值的成本；此外，显然有：化解生产价值的成本等价于生产价值，化解生产价值成本的劳动等价于生产价值的劳动；因此，化解成本的劳动应当列入价值实体的外延。
第三，保护价值的劳动。保护价值的劳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二是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显然，对已创造出的价值，如果不加以保护，那么就会灭失，因此保护价值等价于生产价值。此外，保护价值的劳动与化解成本的劳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自然灾害和掠夺行为可能降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就此来说，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就是一种化解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劳动。其区别在于：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本身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即使将“自然灾害和掠夺行为可能降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这一点略而不论，防止和救助自然灾害的劳动与防止和克服人与人之间掠夺行为的劳动本身仍有存在的必要。正因为保护价值的劳动具有独立性，因此我们将其列入价值实体外延的第三个大类。
上述三大类劳动，不仅包含了一产、二产和三产等人们常说的三大产业的劳动，而且包含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劳动、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劳动，甚至还包含军队、警察等被称之为“暴力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因为这些劳动或者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或者是化解成本的劳动，或者是保护价值的劳动。对此。一些学者可能有异议。尤其是暴力机关，可能成为统治集团压迫人民的工具。难道他们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吗?我的回答是：阶级压迫(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是在人群分裂为利益集团的社会阶段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因而也是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只不过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暴力机关不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更是保护价值的手段；此外，笔者并不否认，暴力机关可能成为统治集团掠夺人民的工具，但这最多只能证明这类劳动有负面作用(正因为此，本小节的标题有“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这个限制词)，然而又有哪类劳动是没有负面作用的?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暴力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应列入价值实体外延范围。
以往理论认为，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条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种说法会导致逻辑悖论。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资本也是创造价值的条件。于是，在价值生成的作用上，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与资本没有区别；于是，如果认定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是掠夺，那么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参与价值分配也是掠夺!——这就是悖论。我们必须论证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不仅是创造价值的条件)；我们发现了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化解过程与规律，发现了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形态——组织生态及其演化过程，我们也就证明了这部分劳动就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劳动。这样，我们就可能构造科学的、逻辑一致的价值实体理论。
(三)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
如果说前两小节是从“质”的角度讨论“价值实体”，那么，本小节就是从“量”的角度讨论“价值实体”。许多学者著文，把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成是价值实体的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笔者的观点是：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
一些学者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实体的量，往往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作为根据，对此笔者有异议。马克思写道：“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这里马克思明确说“‘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本意是：价值实体的量是劳动量。诚然，马克思也提到“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从计量技巧角度说的，而不是从“价值实体”角度说的；作为技巧角度的计量，只能计量有形的东西亦即价值实体的量的表现；劳动时间当然是价值实体的量的表现，但价值实体的量还有其他多种表现。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唯有劳动量才是价值实体的量，其他一切量(包括劳动时间)都只是价值实体量的表现。
本节第一小节，已经强调“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的区别，但那是从“质”的角度来强调的。这里，我们再一次强调“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的区别，这是从“量”的角度来强调的。因为只有从“量”的角度将“价值实体”与“价值表现”区别开来，我们才能获得科学的价值计量理论。综观学界对价值问题的讨论，争论最多和最不成熟的就是价值计量理论。其所以如此，笔者以为原因不在“价值计量”，而在“价值实体”，只有弄清“计量什么”，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计量”。须知，价值实体的量只有唯一的一种即劳动量，但价值实体在量方面的表现则有多种，正因为此，现实中的价值计量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决不是用劳动时间这一个种类可以概括。
三、价值计量
价值计量是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难点。只有深入研究价值计量理论，才有可能真正确立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才能将劳动价值论真正应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价值计量悖论及其启示
在对价值计量这一课题进行探索中，笔者发现一个悖论，可称之为“价值计量悖论”，表达如下：一方面，顾名思义。“价值计量”是对“价值实体”进行计量；但是，另一方面，在逻辑上，“价值实体”不可计量。这一悖论包括对立的两个论点。其中前一个论点直接从概念本身引出，因而用不着多作解说，需要说明的是后一论点。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中，劳动没有异化为价值，因此在计划经济中也就不存在价值计量(只存在劳动计量)。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显然，“劳动异化为价值”这句话表明：价值不可用劳动量来计量(否则劳动也就没有异化)；且，劳动量=价值实体的量；于是，结论必然是：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不可计量!显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涵盖了现存的所有经济形式，而我们证明：在计划经济中，不存在价值计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不可计量。于是，悖论中的后一个论点得到说明，上述悖论成立。
应当指出，价值计量悖论对价值计量这一课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科学史上，悖论的出现往往是科学发现的先导。这里的原因在于：有些悖论是假矛盾，其看似对立的两个论点之间往往存在可以游刃的缝隙——这一缝隙可能就是正确认识和表述问题的途径；而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和表述问题，那么离解决问题(亦即做出科学发现)就不远了。容易看出，上述价值计量悖论两个论点之间也有一缝隙，那就是：“价值实体不可计量”并不否定“价值实体的表现可计量”。于是，我们获得了价值计量问题的正确认识：必须区分“价值实体”与“价值实体的表现”，通过计量“价值实体的表现”从而间接计量“价值实体”。
那么，价值实体的表现有哪些?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又有哪些?考察现实的市场交易不难看出：价值实体可表现为各类商品，可表现为各种劳务，甚至还可表现为政府所生产的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的公务，如此等等。总之，一切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劳务都是价值实体的表现。至于说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亦即上述商品、劳务等等的量，那就更复杂了。例如，商品量的单位，有的用克(重量单位)，有的用尺(长度单位)，有的用立方(体积单位)……又如，劳务量的单位，有的用时间(计时方式)，有的用其他单位(计件方式)……此外，无论是商品的量还是劳务的量，不仅有数量的要求，而且还有品质的要求；不仅有内在品质的要求，甚至还有外在包装(包括从事劳务的人的特殊穿着)的要求。上述种种，都是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由此，我们也就证明了上一节的论断：现实中的价值计量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决不是用劳动时间这一个种类可以概括。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价值规律做点讨论。以往，价值规律被表述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其所以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称之为价值规律，是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毋庸置疑，价格当然是价值即价值实体的表现，但是，如上所述，价值实体的表现决不止价格这一种，因此价值规律也就决不止“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这一种表达。于是，可以将各种商品和各种劳务对应“价格”，可获得价值规律的第二种表达：各种商品和各种劳务(价值表现)围绕价值(实体)波动；也可以将上述各种“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对应“价格”，又可获得价值规律的第三种表达：各种“价值实体的表现的量”围绕价值(实体的量)波动。——这样，价值规律就不是单维度规律，而是三维度即立体规律。
(二)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
如上所述，价值的表现及其量是如此丰富复杂，因而价值计量也是如此丰富复杂。那么，这如此丰富复杂的价值计量，现实中又是怎样实现(操作)的?在这方面，契约经济学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答案。
据资料，“契约经济学是近20年来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主流经济学最有前途的研究突破方向之一”。契约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显然，交易活动的实质就是确定被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比价，因而交易的本质是价值计量。契约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都看作一种契约关系，也就是肯定任何一次价值计量都是一种契约的签订和履行。契约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如前所述，价值实体的表现及其量是丰富复杂的，因此，价值计量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甚至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通用模式。然而，“契约是一种合意……所谓合意是指，签约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显然，从价值计量角度来说，所谓“意见一致的状态”，就是对价值实体的表现及其量的规定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可见，任何一次契约的签订都是一次特殊具体的价值计量，只有这样的特殊具体的价值计量才能适应丰富复杂的情况，因而才是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
如前所述，价值计量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公式，甚至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通用模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价值计量不能分类、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当然，前面已经肯定，价值计量的基本方式是也只能是契约方式，这就是说，价值计量的分类实质就是契约的分类，价值计量的规律实质就是契约过程的规律。关于此，契约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就分类来说，契约可分为商品交易契约和劳务交易契约。可分为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可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现代契约……如此等等。就规律来说，有所谓逆向选择模型、信号传递模型、信息筛选模型、事后的道德风险模型……如此等等。
价值计量的方式亦即契约是发展的。据契约经济学的考证，人类经历了原始人(史前社会)的契约、古典式契约、新古典式契约和现代契约等发展阶段。价值计量方式亦即契约的发展，根源于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促使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比价、价值计量工具和技术以及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从而迫使价值计量方式亦即契约发生变化。
(三)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
价值计量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契约签订和履行的制度环境。尽管“契约是一种合意”即“签约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但是，任何一种契约都要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甚至“当事人的意见”本身也隐含着制度环境的制约。制度环境包括法律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市场上的交易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物质商品本身，而是依附于这些商品的权利。然而，权利一般是由法律规定的。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受到习俗、道德、信仰等意识形态影响，由当事人签订的契约必然体现着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状况。因此，制度环境也是价值计量理论需要研究的内容。”
四、价值分配
价值分配是价值理论的应用和归宿。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之所以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见，探讨价值分配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价值分配与其他价值活动的关系
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学界提出并讨论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据说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称之为“分离论”。这种观点认为，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两个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在因果关系层次上联系在一起”，价值分配不能由价值创造来决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被称之为“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必须“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统一起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与理论，必须有其相对应的价值理论”。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显然，如果“分离论”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无所谓按劳分配，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通过研究劳动价值论来改进和完善价值分配政策；如果“统一论”是正确的，那么现实中就只有价值计量而没有价值分配，理论上也就只需研究“价值计量”而不需要研究“价值分配”。本文下面的研究将证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有关系，但那只是间接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有一个桥梁)；这样一种间接关系的性质，既有“统一性”也有“分离性”。由此可见，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其错误首先在提出的问题(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本身，正因为提出的问题本身不正确，其对问题的回答就不可能正确。
实践表明，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因此，与价值分配有直接关系的不是价值创造，而是价值计量。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与价值创造不同，价值创造的主体只是活劳动，但价值交易则不限于活劳动之间交易，还有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易、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易。正因为此，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没有直接关系，价值分配与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才有直接关系。更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其所以需要价值计量即价值交易这一座桥梁，其原因正在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因为劳动异化为价值，才有物化劳动(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易，才需要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这两种分配形式。一句话，才需要建立与价值创造理论、价值计量理论相区别的价值分配理论。
(二)价值计量中的矛盾
既然价值分配与价值计量有直接关系，那么，确立价值分配的正确原则，就应当对价值计量作更深入的考察。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价值计量过程中至少存在三大类矛盾，这三大类矛盾及其解决，决定着价值分配的正确原则。
第一，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本文第一节已经说明，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全部活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包括生产价值的劳动、化解成本的劳动和保护价值的劳动。与此相应，这里的“产业”是广义的，指包括上述三类劳动在内的所有行业。市场经济是分工协作经济，分工产生各个产(行)业，通过市场交易(价值计量活动)各个产(行)业实现协作。大家知道，被交易商品i(劳务)中的价值量是指物化在商品(劳务)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因此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生产的商品活劳动含量少，因而物化的价值量也少。在市场经济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迫使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的价值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转移。显然，所谓“转移”就是被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这种无偿占有最终(或大部)是资本所有者占有，但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劳动之间的交易过程即价值计量过程——这就是各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
第二，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关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做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本文不可能再说什么。近年来，笔者发现，人类生活方式是迂回生产方式，这一方式发展到近代已进入自我完善阶段(完善的标志是人类原则上退出直接生产过程)。逻辑分析表明，迂回生产方式要自我完善，必然要求迂回生产方式人格化(只有这样它才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资本是价值增值的价值，因而是迂回生产方式人格化的天然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资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存在资本，那么也就必然存在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易，存在资本对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偿占有现象——这就是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
第三，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有简单与复杂之分，“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计量比例，只能通过变化不定的市场交易确定，并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因而是固定的指标。这就是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价值计量过程，也存在一部分劳动者无偿(通过形式上公平的交易)占有另一部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可能性——这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矛盾。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篇10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家对每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从对价值论的定义、财富观、价值表现、价格形成方面着手，比较分析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内在联系，并提出启示。
一、关于价值论的论述
价值论是指经济学家对商品价值的形成的观点。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的基础，没有正确的价值论，经济学其他的理论就很难说明经济现象。
价值论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价值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写什么东西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价值论必然会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观点。
资本主义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密切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逼迫被雇用阶级为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阶级为了证明其占有剩余价值的合理性，把剩余价值说成是企业利润，并由资本本身带来。于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下，效用价值论自然被提出。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商品满足消费者能力决定，而不是由劳动创造，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价值论从商品交换入手，通过描述物物交换的关系揭示了其背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即否定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而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与之相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段价值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价值的认识上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进行社会建设，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因此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下，劳动价值论成为人民进行按劳分配的依据。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区分出必要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不愿承认和企图回避、否认的。因为一旦承认了劳动价值论，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现实中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不断开放的，因此在思想领域，我国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惧怕任何批评和挑战，也随时准备吸纳新的科学思想以充实发展自己。一些西方经济学虽然其立场不同，但其对于商品的某些论断是正确的。
二、关于财富的源泉
劳动价值论是从亚当·斯密提出到大卫·李嘉图发展再到卡尔·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人类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来源，但其并不否认商品使用价值的来源不仅包括人类结晶了的活劳动还包括自然界，例如，马克思提出“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效用价值论首先由萨伊等人提出，效用价值论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商品价值由该商品效用决定的，效用是指物品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效用论着重点在于人的主观感受，但是人的主观感受不可能离开事物使用价值凭空做出结论，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一致认为商品价值建立在商品使用价值基础上，在这一点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其相似处。
可以看出，在对财富源泉的问题上，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都认为财富其源泉是自然界和人类劳动，虽然效用价值论没有直接阐述，但是它认为只要对人有效用的对象即便可称为财富，对人有效用的对象无非是自然界天生就有的和人类后天创造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具有相似点，承认财富源泉即承认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作用。劳动价值论认为使用价值是价值基础，而效用价值论也肯定使用价值的基础，因为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可以去使用它从中得到效用。因此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基础。
三、关于价值货币表现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值由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即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这一点上，劳动价值并未否认价格浮动的现象。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也说过，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又如马克思在批判韦斯顿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写道：“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使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是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在这里，马克思明确阐述需求和供给对商品价格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商品的价值有着精辟的概述，它一方面坚持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它论述中阐述了需求和供给也会决定价值。这看上去似乎矛盾，为什么价值既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又由需求与供给决定呢？其实在说明前者时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在内，即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基础上，生产的商品才能全部实现其价值。如果需求和供给不等，例如需求小于供给，该商品被社会承认的价值就会少于该物品内实际凝结的劳动量，其单个商品的价值就会少于该商品的实际凝结的劳动量；反之亦然。因此，这与西方经济学价格决定理论有着相似之处。
效用价值认为价值表现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不论是商品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它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物的有用性，即满足需要和欲望的能力。物品的使用价值既反映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程度，也是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的重要依据。物品的使用价值相对于消费者越大，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越高；反之，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越低。由于物品的使用价值相对于消费者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从而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随物品量的增加而减少。价格与物品需求量的反向关系即需求基本规律。物品的需求价格不同于成本价格，它不由价值所决定，而受使用价值的影响。物品的使用价值同价值的矛盾，在需求与供给关系上表现为需求价格同成本价格的矛盾。物品的需求价格受使用价值及其边际递减性质的影响，不是对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价值规律的否定。
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对于价值表现都有自己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对价格的观点更着重生产商品的过程来推断其价格。而效用价值论更偏重于从商品的销售环节推断价格，虽然都是对商品价格的看法，但是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而已，都是对市场经济价格现象的正确理解。
四、关于价格形成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最终商品的价值有三部分组成：原有固定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通常所指c+v+m。在商品的形成过程中，不是简单的价值转移过程，而是很复杂的价值先消化再生产的过程，在复杂的转变过程，必须要依靠一些生产要素做为生产条件，例如进行农业生产必须要拥有土地以及买种子化肥的资金做为生产条件，进行工业生产就必须拥有购买厂房的资金以及建厂房的土地、资金、技术、土地作为进行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以及价值形成的过程中像催化剂一样使得人类劳动物化到新的商品中去，为活劳动转化为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客观的条件。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利息、地租都是从剩余价值里占有的，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以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为基础，效用是指物品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但商品的边际效用也会随着商品的消费数量逐渐增多出现递减。当消费者在消费他最后一单位商品，此时他愿付出的价格就是商品的价格。序数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就是体现边际效用的工具，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关于商品价格形成对比，效用价值论更偏重把价格有决定权给需求方，而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与此种观点相悖的现象，例如对于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行业，油价更多受供给方供给量的影响，而消费方在定价能力很弱因此用效用价值论中的价格形成理论很难解释此现象。
虽然从表面看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着其对立的一面，但是在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上，二者又具有联系。劳动价值论是从供给上面研究以及具体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它其实是给商品的价格规定了一个下限即商品的成本。如果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下限，生产商就得亏本，除非该生产商想转行，否则他不会看着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下限。因此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成本决定了价格，成本低或高，价格就会跌或涨。效用价值论是从需求上面研究以及具体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商品消费者只有当消费者认为商品的效用大于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才会从钱包拿出钱来购买，因此消费者的自身效用是商品价格的上限，如果商品价格大于消费者所认为的效用，消费就不会购买；而生产商就不能完成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换，从而价值实现不了，生产商一样会倒闭。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商品的效用会决定商品的价格。因此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对于商品的价格形成的有着统一的地方，这样的认识为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种种现象提供解释。
五、对分析两种价值论的两点启示
1、劳动价值主要研究对象是商品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规律。可以说劳动价值论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而效用价值论主要通过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解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通过数学方法使得经济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我们认识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提供较科学的工具，笔者认为，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则下，同时要吸取西方效用价值中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成份更好的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
2、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再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时花费在单个标准质量商品上的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时间在内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而与他们的自然属性毫无共同的地方，这些所谓的社会职能就是社会劳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商品的价值概念的发明是为了更好的社会分工。而交换价值由商品的共有的东西来衡量，这个共有的东西就是内化的劳动量。但与之相适应的效用价值论，则认为这个共有的东西是消费者的个人效用。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它们都曾认价值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分工，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