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1
关键词：财务共享大智移云流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企业间的融合重组越发频繁，并且规模不断增大。如何通过高效的管理机制，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技术、运作流程以及更多的利润是研究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共享理念”在财务领域的扩展使得财务共享应运而生。财务共享平台是一个体系性的管理工具，是一种新型的财务管理思想。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主导）时代已然到来，这为会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工具，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财务共享平台的建设和发展，为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管控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那么“大智移云”时代到来对企业财务共享平台建设到底有何影响？有何改进？优点在哪？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财务共享的定义及理论综述
早在1993年，RobedGunn等人就首先提出了共享服务的概念，认为共享服务是公司试图从分散管理和少的层级结构中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新管理理念，其核心思想在于提供服务时共享组织的成员和技术等资源。财务共享服务，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将一种分散于各业务单位、重复性高、易于标准化的财务业务进行流程再造与标准化，并集中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统一进行处理，达到降低成本、提升客户满意度、改进服务质量、提升业务处理效率目的的作业管理模式。
近几年，财务共享服务已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在财务共享流程再造研究方面，张瑞君等通过分析中兴通讯十年的财务共享服务变革之路，提炼和明确了财务共享服务构建流程再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何瑛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集团实施财务共享服务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流程管理，还提出了在云计算背景下企业财务流程再造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张真昊等以费用报销为例对基于云的财务共享服务模式进行设计。在“大智移云”对财务共享平台影响方面，程平等通过一系列文章分析了大数据对于企业财务决策、资金管理、库存管理、固定资产更新、云会计aiS构建等方面的影响。万家盛等构建了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云平台框架，深入分析企业云会计对于企业财务共享服务的影响。
综观上述文献，在“大智移云”技术对企业财务共享平台业务流程再造的影响方面有很多研究，但大多在概念内涵、特点创新等方面，特别是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构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财务流程再造的过程，所以在“大智移云”时代，探讨企业财务共享平台业务流程再造的相关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大智移云”时代企业财务共享平台业务流程再造
（一）企业原有的应付账款流程。根据埃森哲全球共享服务业务调查表（见下页表1），共享服务中最先实施的几项业务依次是应付账款、总账、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工资、费用报销、财务报告、人力资源、信用管理和客户信息服务等，其中应付账款业务实施共享服务的比例为83%，由此可见应付账款共享服务是共享服务中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本文选取应付账款流程再造进行研究。
从图1可以看出，该应付账款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下环节：（1）业务部门发出采购申请，采购部门审核之后将订单发给供应商；（2）订购单复联交给仓库存底；（3）订购单交给应付账款管理部门存底；（4）供应商发货给仓库；（5）仓库收到货后，将收货收据返给供应商；（6）仓库收到货，查验后，将验收单交给应付款部门；（7）供应商将发票交给应付账款管理部门；（8）供应商向应付账款管理部门发出付款通知；（9）应付账款管理部门向供应商付款。从上述流程可以看出，从采购部向供应商提出购买申请，发出订单开始到最后应付账款管理中心向供应商付款，总共是9个环节，企业的应付账款管理部门只有在订购单、仓库验收单、供应商发票三者核对一致时才会向供应商付款。在此流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单据核对工作，以及大量的核对人员和较长的核对时间，会增加企业此项流程活动的成本。如果可以进行应付账款流程重组，将会大大降低此项业务成本，提高企业效率。
（二）“大智移云”时代企业财务共享平台业务流程再造。
1.设计总体思路与目标。积极运用“大智移云”时代的各项技术和工具，构建企业应付账款共享机制，建立应付账款共享管理平台，减少此项流程中的人员、费投入，在确保企业资金安全的情况下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效率。
2.大智移云时代下的财务共享平台。“大智移云”是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综合利用，使之互通互联，服务社会的一种便捷、高效的发展常态，是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技术载体和推动力。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交融渗透，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有望掀起新一轮产业变革。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交融渗透的信息时代下，企业的业务过程、组织结构、人员安排、战略规划以及经营信息发生了很多改变，其中，能够实现信息共享是信息化时代的核心，借助信息平台，我们可以对企业进行重复业务的的集中处理，业务流程的设计与重组，实施标准化工作程序，设计业务评价，完善业务处理目标等，就能够达到财务共享平台模式的目标，来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信息化时代实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云平台”构建。按照niSt（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公布的云计算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支持以广泛、便利、按需方式，通过网络访问可配置的共享计算资源池（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与服务）的计算方式。在这个资源池中，计算资源分布式存在。无论身处何地，资源以共享资源池的方式统一管理。利用虚拟化技术，将资源分享给不同用户，资源的放置、管理与分配策略对用户透明，这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云平台”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财务共享中心是基于“规模经济”效应，将分散于各业务单位、重复性高、易于标准化的财务业务进行流程再造与标准化，并集中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统一进行处理。财务共享中心和各分子公司位于不同地方，共享中心整合各分子公司相关财务内容。云平台为共享服务中心提供会计核算平台，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良好的存储能力与计算能力，只要有网络，客户便能访问云计算的服务。
在财务共享中心“云平台”上，财务共享中心和总公司、分子公司进行着企业业务相关的数据交换、业务数据处理、数据共享。企业领导和相关人员在云平台上进行授权与业务审批，不同企业之间也可以在云平台按照权限实现数据共享。
（2）大数据技术应用。企业经过多年运营，会积累种类繁多并庞大的数据。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些数据便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云会计平台是企业进行大数据决策的基础，基于云会计平台，在抽取、转换、加载通过企业运营所形成的大量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后，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手段分析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进行财务决策。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采购、销售、固定资产、库存、商品价格以及外部的银行、税务、财政等部门的数据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建立企业财务共享云会计平台，可以使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大量数据存储，同时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依据企业的财务决策要求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发现数据的关联性并转化为企业决策所需要的数据，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案例分析――长虹财务共享云中心应付账款流程。
（1）长虹财务共享云中心构建。长虹集团在未实行财务共享前，采用的是分散独立核算的财务组织方式，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2004年以后，长虹的规模快速扩张、业务类型和管理层级相继增加，分公司、子公司的多套财务机构使集团财务人员与管理费用快速膨胀，财务流程的繁杂导致了工作效率降低，大量的财务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应付基础会计核算业务，形成的连锁反应则是集团在对业务的财务信息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重复设备投资规模加大、内控风险上升，多个独立、粗放而臃肿的财务“小流程”使总部统一协调财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增加盈利的代价就是加大风险。与此同时，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集团的运转呈现低效率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长虹走上财务共享的道路。
2008年，长虹建立财务共享中心，会计核算自此迈入了基于广域网的信息化时代。4年后，长虹又开始探索基于智能时代云技术背景下的财务管理研究，并逐步构建了基于智能时代的集团公司财务云管理体系。长虹依托云计算等技术变革手段，在原有财务共享模式基础上，通过建设数据标准、梳理单据标准、再造业务流程、嵌入审核节点等举措，期望实现财务共享的升级，达到数据规范、采集高效、自动处理、智能输出；由于其凭证电子化、数据颗粒化、存储云端化、业务处理去物理化、产品输出可灵活组合等特性，与云的变幻莫测、自由组合、无所不在等特征极其相似，因而将这种财务管理模式形象地称之为“财务云”。
（2）长虹财务云中心应付账款流程。为解决由集团规模扩大、业务扩张所引起的问题，长虹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变革手段，建立财务共享信息云平台。在长虹财务云中心，有应付账款管理组，专门处理集团下属200多家子公司的应付账款业务：一是建立了采购供应链平台，长虹在供应商管理系统中材料（物料）需求计划，供应商按照自己的权限可以在系统中察看材料的具体信息，通过商务谈判完成议价并签订购销合同后，长虹就会在其eRp系统创建相应的采购订单。二是长虹收货后会在eRp系统进行收货确认，定期或即时在SRm（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收货材料（物料）凭证。与此同时，供应商可以在系统中就自己的发货数据与SRm系统的收货数据进行比对查验，结果一致后在金税系统中选择开具发票，长虹通过合力中税系统抽取软件抽取发票信息并发送至结算对账平台，定时匹配发票和结算单，匹配成功后，打印匹配通知书，然后连同发票一起邮寄长虹。三是结算对账平台，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将供应商发票电子信息提交税务认证系统进行认证，将认证通过的发票发送给SRm系统完成自动记账核算，并按账期通过银企互联平成付款。四是长虹收到供应商发票后在SRm系统进行签收归档，SRm系统结算数据供购销双方进行核对和确认。
（3）长虹财务云中心流程再造应用价值分析。一是成本降低，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财务云中心的自动化程度大幅上升，标准化程度高，手工处理业务锐减，单位人员耗用大幅下降，按照可比成本测算，业务经办年均节约人力资源成本超过1800万元，且处理时间大大降低，处理效率提高，效率提升7%以上。二是降低风险，提高集团管控能力。长虹建立财务云中心之后，通过重新梳理新业务形成新的处理流程的风险控制节点、审核节点，制定标准的风险控制逻辑、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标准化业务流程，将风险控制点嵌入流程并固化到信息系统中，从而在风险控制方面形成了事前、事中、事后的有效监管体系（特别是事中全业务过程风险监管），实现了有效的风险管控，从而提高了集团管控能力。三是“大智移云”时代下，财务共享实现进一步升级。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撑，长虹在原财务共享的基础上，通^凭证无纸化、要素精确化、数据标准化、内控实效化等举措，对各类经济业务活动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应用等更加信息化和自动化，实现了无纸化、去人化、智能化等目标。经过全口径、全业务的云采集和智能的云处理之后，信息系统存储了大量的标准数据，财务云成为了长虹的数据中心。可以提供财务指标及其业务动因分析，为使用单位提供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据产品，提示预警，创造价值。通过财务云的建设，成功地打造了财务共享的升级版。
三、结论
财务共享服务是实现公司内各流程标准化和精简化的一种创新手段，也是企业整合财务运作、再造管理流程的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目前，共享服务管理模式成为跨国企业集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利器；在“大智移云”时代背景下，各企业的财务共享平台也实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升级，通过对“大智移云”时代企业财务共享平台业务流程再造进行研究，并选取长虹财务云中心应付账款流程为例进行分析，通过流程再造，升级后的财务共享中心能够在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和集团风险管控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并且这种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可以被其他大中型企业所借鉴。
参考文献：
[1]张瑞君，陈虎，张永冀.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关键因素研究――基于中兴通讯集团管理实践[J].会计研究，2010，（07）.
[2]何瑛.基于云计算的企业集团财务流程再造的路径与方向[J].管理世界，2013，（14）：182-183.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2
abstract:financialtransferpaymentisaninter-governmentallocationofpublicfinancialresourceswhosemainaimistoequalizepublicservices,whichmeansequalshareofpublicmaterialsandservicessoastoencouragecoordinationofregional,ruralandurbaneconomies.itseemsthattheregimeoffinancialtransferpaymentinpresentchinaisagainsttheaimofequalizationinmanyrespectsandthusisnotconducivetoequalshareofthefruitsofthereform.
keywords:financialtransferpayment;publicmaterials;equalization;fruitsofthereform;share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内涵解析
依公共财政理论，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是供应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含公共服务）具有不同于私人物品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影响任何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即公共物品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二是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不能有效排除不愿为公共物品支付费用的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由于公共物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如果公共物品交由私人在市场上提供，就会出现自己不提供而希望他人提供、自己免费享用的“搭便车”现象，导致公共物品市场供应不足或根本没有供应，出现市场失灵，因此一般认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提供即政府提供，而不能由私人在市场中提供。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后，可以征税的方式强制公共物品消费者支付费用，以解决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所存在的收费难题。实际上像国防这种消费上的边际成本为零的纯公共物品是很少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属准公共物品，如水电气、基础设施、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公园、博物馆等，这其中有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如水电气、城市公交等，有的具有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所说的公益事业的公益性质如教育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这些准公共物品在容量范围内才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并且可以有效排除不愿支付费用者，因此，准公共物品的部分成本可以市场收费的方式向受益者收取。
国家通过强制征税或市场收费等方式为公共物品的供应筹集资金，形成公共财政资源，然后在不同公共物品提供者之间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实际上，公共物品是由不同级别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分别提供的，因此有必要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间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公共财政资源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间进行分配包括三个层次并分别对应三项基本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所谓分税制财政体制，是指在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财政体制。这里所谓的事权，指各级政府承担的事务性职责，显示国家政治权力在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划分。这本来属于宪政而不是财政问题，但在公共财政框架中，这些事务性职责被解读为供应公共物品的职责，因而，应得到相应的财力保障。分税财政体制的基本意义就在于通过划分税种使承担公共物品供应职责的各级政府拥有自主财源，能够根据本地居民的偏好自主决定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范围与数量。可见，分税财政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体现财政分权思想并追求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好处，如制约权力，遏制任何政府对公共开支的垄断从而出现使用上的低效率等［1］。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只是对公共财政资源的初次分配。按税种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税所筹集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向本地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需要；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由于税源充沛，通过同样税种所筹集的财政收入非常可观，超过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需要。换句话说，分税财政体制可能在政府间造成财力不均衡现象。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纵向财力不均衡，即不同级别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同，财权与事权不平衡；其二是横向财力不均衡，即同一级别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同，财权与事权不平衡。这种财力不均衡导致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要么减少公共物品的供应，要么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为公共物品融资（这正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的原因）。
分税制所带来的政府间财力不均衡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它的存在以分税制为前提，实质是在分税制对公共财政资源进行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政府间利益格局基础上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再分配。体现财政分权思想的分税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利益相对独立并因此而拥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主财源。只是因为按税种划分的各级政府的自主财源，可能产生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均衡现象，才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解决。其实，财政均衡目标在财政集权制下可以方便地实现，即由中央政府集中全国的财政收入再分配给各级地方政府。不过在财政集权制下，地方政府被视作中央政府的附庸，没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和独立的人格，中央政府分配财政资源给地方政府是按中央意志进行的，并不存在转移支付制度。此外，在财政学中，财政支出被分为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分为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的转移支付仅指政府间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单向转移，不包括对个人（家庭、企业等）的转移支付。这种政府间公共财政资金的单向转移，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包括财政资金在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多数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涉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只有少数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涉及下级对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上解）和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三）预算制度预算制度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及调整等程序解决公共财政资源在不同公共物品中的配置，决定政府向居民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种类和数量。不同的预算安排意味着不同的公共物品组合。由于公共物品是由政府部门及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具体提供的，因此预算的实质就是在各政府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间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政府间分配和再分配公共财政资源，为预算分配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保障。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
一般认为，均衡财政能力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包括纵向财政均衡与横向财政均衡。
纵向财政均衡指各级政府所拥有的财力与其所承担的事务性职责大体平衡，即财权与事权平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责任大体相当。每一级政府都依法或依上级政府的委托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履行这些职责必须有相应的资金保证，纵向财政均衡的目标旨在为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提供资金保障和制度保障。虽然各级政府依法承担的职责是不能放弃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保障，必将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可见纵向财政均衡的目标是由政府职能的法定性和不可放弃性所决定的。
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中，政府职能被表述为财政职能。虽然政府（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因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并不完全一致，但两者大体上存在对应关系。按照马斯格雷夫的观点，国家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稳定经济、收入再分配三项。宏观经济稳定职能即一般所谓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只能归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拥有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垄断权。收入再分配职能也主要归中央政府，因为如果地方政府主导收入再分配的话，实施积极的收入再分配的地区将吸引更多低收入者并使高收入者移出该地区，结果导致收入分配政策失败。因此，地方政府主要行使资源配置职能，即将公共财政资源用于生产或资助生产公共物品并提供给辖区居民［2］。由于中央政府不仅负责提供如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的职能，而且承担宏观经济调控及收入再分配职能，因此在通过分税制进行公共财政资源的初次分配时，更多地向中央政府倾斜，结果导致中央政府集中的财政资源大大超过其履行职能所需，而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所获自主财力远不能满足其承担职能的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分配是导致纵向财政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且在我国，由于法律上对各级政府事权划分不甚明晰，上级政府往往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职责交给下级政府办理，而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则倾向于掌控更多财源。这种事权下沉、财权上浮（向上集中）的现象加剧了政府间财力不均衡现象，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其事权与财权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严重影响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实现纵向财政均衡目标上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我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困境、债务规模过大的主要原因。
横向财政均衡是指同一级别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能力基本相同，旨在使同级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均等化。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水平取决于政府所掌控的公共财政资源的规模。例如我国经济上的落后使得我国政府以前对义务教育这一公共物品所承担的责任有限。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开始具备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财政能力。横向财政均衡的目标只是使同级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相同，但这一公共服务水平本身并不是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决定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税负水平密切相关，税法的制定就决定了一国的全部产出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比例。横向财政均衡的目标是在一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财政资源规模既定的前提下，使不同的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水平基本相同。在我国，分税制对公共财政资源划一的分配办法必将使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通过自主财源所集中的财政收入差别较大，从而使不同地区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不尽相同。均等化的目标就是通过财政资源从财力较强的地区向财力较弱的地区的转移支付来平衡这种财力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三种情形：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我国称上解）、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除德国等少数国家建立了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外，多数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只涉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这里的问题是均等化目标如何通过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实现？这除了要求应根据提供相同水平公共物品的不同财政能力决定对同级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数额外，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央政府集中足够的公共财政资源以使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不具有提供均等化所要求的公共物品水平的财政能力，否则单靠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无法实现均等化目标的，还必须辅之以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即相对提供均等化公共物品而财力有余的地方政府应将多余的财力上解给上级政府。可见，理论上讲，仅靠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也可实现均等化目标，而不必诉诸横向转移支付。但如果因此而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分税制而拥有的自主财源非常有限的话，那么通过分税制而实行财政分权的意义将遭到削弱，因此应辅之以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上解），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只是将上解上级政府的财政资金直接转移给同级政府，没有存在的必然性。
公共物品均等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公共物品均等化意味着社会公平，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公平分享，对这一目标的任何偏离都可能影响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公共物品均等化应以居民对公共物品的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而这种人均消费水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因此公共物品均等化就意味着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基本相同，其制度含义就是原则上应按人均财政支出水平计算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均等化目标并不要求不同地区居民所消费的公共物品在种类、数量与质量方面都相同，而是人均消费水平相同。因为不同地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具有差异性，例如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京津、京沪、广深对城际快速列车有消费需求，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则只是满足客货运输的基本需要，高速度所带来的高消费已经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所需求的消费水平。农村需要水利设施和农业科技服务等，而城镇则需要城市交通、公园及绿化等市政建设。此外，相同的公共物品在不同地区的提供成本是不同的，例如在高原地区与在平原地区修建相同质量的道路的成本就不同，在城市和农村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的成本也会因为人工成本的差异而不同。这样，相同的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可能因为公共物品成本上的差异并不一定带来相同的人均公共物品消费水平。尽管如此，我们仍强烈主张，象多数国家如德国等一样，以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来衡量公共物品均等化目标。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众多公共物品而言，成本因素所带来的有利与不利可能相互抵消，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可能并没有想象的大，而且要精确测算各种因素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程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不赞同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因素法”，“因素法”不仅人为地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复杂化，而且可能成为利益博弈的目标而影响制度的公平性与稳定性。
不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的角度而是从公共物品供应的角度评价均等化目标是否更为可取？例如把公共物品分解为具体项目，分别计算各地提供相同水平的公共物品所需的成本即财政支出数额，累加在一起即可得出各地为实现均等化目标所需的财政支出数额并可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其转移支付数额。表面上看，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首先是可能有效克服成本因素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其次，不同的公共物品其受益者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受益者的人数可能与各地的总人口正相关，也可能不相干，分项计算比不考虑公共物品的具体项目而按总人口计算实现均等化目标所需的财政支出数额似乎更科学。然而分项计算的问题更多。首先是各地居民对公共物品偏好的差异性决定了缺乏界定相同的公共物品消费水平的一致性基础。其次，如教育、医疗等大多数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实际受益人数都与总人口正相关，因此以总人口为基础计算而不是按医院床位数、在校学生人数等实际项目计算所需财政支出数额并非没有道理。相反，按具体项目计算有可能演变为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或者对不合理现实的迁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分项计算仍然需要确定同一公共物品的相同消费水平的衡量标准，这一衡量标准仍然离不开以总人口为基础的平均消费水平，比如每1万人的床位数、在校学生人数、公路长度等。问题的实质是，公共物品的均等化本身这就意味着一国的全体居民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获益程度基本相同，因此均等化目标最终还是以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衡量。
与均等化目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宏观经济调控与均等化目标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制多数是背离均等化目标的，例如宏观调控的非均衡发展目标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资源向优先发展地区倾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应该以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后的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实施，同样地方政府在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只能于财政转移支付后所实际拥有的财力限度内实施。换句话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捍卫社会公平即公共物品均等化为基本目标而原则上不承担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体现在预算安排中。这种定位使宏观调控不致干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目标，但也表明以均等化所指示的公共财政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并非公共财政制度的唯一目标，也不具绝对优先性，为矫正市场失灵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允许公共财政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其实，转移支付本身也不是以均等化为惟一目标，例如附条件的转移支付很多时候就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的。
除财政均衡目标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否还存在其他目标？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附条件的转移支付（专项补助）主要不是以均等化为目标，其中的某些补助项目就旨在贯彻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专项转移支付由于限定了用途，地方政府只能用于指定的用途，不能挪作他用，实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即用来实现中央政府认为必须保证的某些基本公共物品。专项转移支付有时用来弥补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产生的跨辖区的外溢性。但专项转移支付比例过大不仅蚕食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使分税制所体现的财政分权有名无实，而且可能使均等化目标不能实现，因此理论界更倾向于不附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这种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均等化为目标，但在我国还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及边境地区提高转移支付数额，表明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渗进了政治目标。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意义
以公共物品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宪政基础之一是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权利并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享有权利，不仅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平等权利，而且包括享受公共物品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居住在何处，都有权享有均等化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这本应是平等原则题中应有之义，但遗憾的是我们通常关注私法性权利的平等和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忽略了同等重要的享有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事实上，虽然福利水平不同，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资源占整个国民产出的比例不尽相同，但即使最低福利水平国家也占有相当比例，这表明一国的经济资源用于公共物品的部分相对于用于私人物品的部分并非无足轻重，在福利国家前者甚至远高于后者。因此对公共物品的平等消费权利其意义不亚于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
公民平等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即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国《基本法》明定“公民生存条件一致性”为公民权利［3］。可以想象，强大的国防、良好的治安不仅能够强有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且也是谋求个人的发展所必须的外部环境，因而也有利于公民发展权的实现。此外，很多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道路交通、水电气、通信设施、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虽然与公民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直接关系不大，但与经济发展及公民个人的发展关系极大。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设施，缩短了市场参与者的空间距离，极大地方便了市场中物资、人员及信息的交流，是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基础条件，也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与物质保障。政府直接为个人提供的（准）公共服务，如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不仅为公民发展权的实现提供了条件，而且缩减了公民在参与市场竞争时由于外在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的起点不公平，有利于公民个人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总之，平等享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即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另外一个宪政基础就是基本人权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保障各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涉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体种类的安排，这是预算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保障以政府辖区为界的居民的集体人权，并经预算制度间接保障公民的个体人权。
公民依据宪法平等享有公共物品的权利使公民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有力保障，对于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整个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必然伴随的一个现象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突出，改革发展成果并没有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公平分享。这种状况不改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从改革发展中获益，能够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已经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既包括市场所提供的私人物品的公平分享，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公平分享。公共物品更有理由公平分享，因为私人物品的公平分享可能一定程度上牺牲市场效率，但公共物品本来就不是由市场提供的，不直接涉及市场效率问题，并且依公共物品的本质公共物品不属于特定社会成员的私人产权范围，理应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享。市场提供效率，政府提供公平，这话虽不完全正确，例如政府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而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很多时候需要依靠资源与权利的倾斜配置，对效率的考量压倒了对公平的追求，但有关公共财政资源分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基本目标已成理论界的共识。如果私人物品的分配即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维护市场效率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则是必然的选择。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象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成为维护社会公平的坚实的制度基础。
公民平等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对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意义重大。简单地指责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机制导致少数社会成员从改革发展中获益更多可能是不理性的。实质上讲，众多社会成员较少从改革发展中获益其主要原因恰恰是这些社会成员没能平等分享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二个，其一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公共财政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二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游离于公共财政体制之外，很少分享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之初，为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并因此而实施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地理条件优越，劳动力素质较高，自然成为优先发展地区，财政政策向东部倾斜，除为吸引外资而按地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沿海开放区）实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外，公共财政资源也向东部倾斜，这不仅体现在中央政府以自己所拥有的财力更多地投向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而且体现在当时的包干财政体制所定的有利于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中央与地方财政资源的分配方案中。向东部倾斜的财政政策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由此所导致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了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重大障碍之一。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改革发展中获益，极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于是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中西部经济，并不一定依靠财政政策上的倾斜，例如改革户口制度、建立统一市场，让劳动力、资金等自由流动就能促进中西部发展。但是中西部落后的公共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水电气供应、通信设施等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中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一定程度的财政倾斜政策还是必要的，这主要指中央政府以转移支付后的财力更多投向中西部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则不讲倾斜、坚持以均等化为基本目标，税收制度如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也以公平为目标以便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回归公平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居民开始实现宪法所保障的平等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意味着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也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且在这一过程中不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历史原因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游离于财政体制之外，农村居民较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从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处于社会的底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家财政主要涉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缴财政，相应地国有企业所需资金全部由财政拨款。而集体经济由于集体性质，与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当然不能实行类似国有企业的统收统支办法。当时的财政，其基础是国家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类同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关系，较少具有公共财政性质。于是很自然，国家财政资源主要投向国有经济相对集中的城镇地区，为城镇提供公共物品。至于集体经济集中的农村地区，则被视为是体制之外的，国家财政除依法征税外，不直接参与集体经济的盈余分配，当然也就不承担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国家财政每年也安排少量资金用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水利设施及农田整治，但被称为“支农资金”，表明国家财政在农村地区提供公共物品仅属援助性质，并非政府的当然义务。那么，农村地区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是通过什么方式提供的呢？实际上是由集体经济组织自己提供的，而为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所需资金则是通过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取“村提留、乡统筹”即“三提五统”等收费方式筹集的。资料表明，不仅农村地区一般公共物品，连本应属于各级政府职责范围的公共物品如乡政府人员工资、中小学教员工资及作为国防力量组成部分的民兵训练费都主要来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取的统筹款［4］。这种财政上对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内外有别的做法，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不具有合理性。例如国家利用农产品统购统销办法即人为制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办法为国家的工业化即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那么国家财政就有理由为农村地区提供公共物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财政逐步转向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平等分享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公共财政框架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意义就在于为这种平等分享提供制度保证，而这种平等分享本身就是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公共物品的公平分享。因此，带歧视性的视农村为体制外的财政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照耀广大农村地区，如农业税收的废除、“三提五统”等收费的取消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等，均表明农村居民从游离于财政体制之外到开始进入体制内，财政的受益群体不再限于少数社会成员而是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逐步巩固。上述措施对于农村居民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应当看到，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分享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如社会保障、就业机会、教育服务、医疗服务、道路交通、水电气供应、通信设施等诸多方面，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仍被称为“支农支出”，表明使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部分社会成员从财政支出中受益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均等化为基本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来是上述意义上公共财政制度的制度支撑，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
四、我国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为配合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而逐步建立的。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了维护原包干财政体制下地方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制度和原体制补助、上解及结算制度。1995年财政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标志着以均等化公共服务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正式建立，以后每年根据情况变化修订完善后重新公布，但整个制度结构没有根本变化，2002年后改称《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此外我国还存在种类众多的专项补助。这样，我国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及上解、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
（一）税收返还1994年开始，我国从原来的包干财政体制改行分税制，将增值税改为共享税、消费税改为中央税，影响了原体制下地方既得利益。为了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中央财政对地方实行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收入（消费税75%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并以此作为以后中央对地方返还基数。1994年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5］。此外，2002年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属中央税和地方税。2002年开始，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改为共享税。为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规定以2001年为基期，按改革方案所确定的分享范围和比例计算，地方分享的所得税收入，如果小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差额部分由中央作为基数返还地方［6］，此项税收返还一般称所得税基数返还。
（二）原体制补助或上解指原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或地方对中央的上解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维持不变。中央政府的这种补助不规定专门用途，地方政府可用于经常性支出［7］。
（三）专项补助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条件（通常是限定用途或需要地方配套资金）的专项拨款。地方政府对专项补助只能用于指定的用途，如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
（四）财力性转移支付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实行的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由地方统筹安排，不需地方财政配套。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其中重点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对省级地方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主要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8］。用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而不是实际财政收支差额确定财政缺口，旨在保证计算的客观性，防止地方政府为争取投资资金而减免税收，去争取更大数额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系数表明，除非中央财政有足够的资金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地方的财政缺口不能得到完全弥补。按规定，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适当提高转移支付系数［9］。
五、从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角度看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有人认为分税财政体制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间差距的日益扩大［10］，但实际上分税制只是有关政府间公共财政资源的初次分配，其目标是财政分权而不是均等化公共物品，只要存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形成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不平衡，真正以财政均衡为目标的制度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才是财政均衡的制度保证。不可否认，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均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包括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从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角度看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涉及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均等化目标实现程度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西部大开发、区域经济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可能需要财政资源倾斜性配置，但应限制在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后的自身财力重点投向西部或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不能偏离均等化目标。
从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视角看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需要检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对均等化目标的背离。由于现行转移支付不涉及横向转移支付且主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均等化目标实现的前提应该是中央集中大部分财政收入、任何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不致超过其财政需求。就现在的分税制安排而言，重要税种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均被列为共享税且中央分享比例大于地方，因此现行分税制决定的财力分配有利于均等化目标的实现。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及上解被认为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而不是以均等化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因此应逐步取消。客观地讲，增值税基数返还因返还数额固定，在分税制改革的头几年占整个转移支付的比例较大，使转移支付均等化目标难于实现。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增值税基数返还与所得税基数返还占整个转移支付的比例越来越小，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日益减少。原体制补助及上解占转移支付的比例极小，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有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增值税消费税增量返还部分，因为其返还数额不固定，随两税收入增加而增长，可能成为背离均等化目标的主要因素。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包含的种类繁多的专项补助，注重中央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均等化目标，可能是背离均等化目标的重要因素。居民所享有的公共物品及服务水平最终取决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即愿意以多大比例的资源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关注既定规模的公共资源在各级政府间公平分配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开始有能力提供原先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及服务，如我国各级政府原先对义务教育承担较有限的责任而现在则承担几乎全部责任。不断增加的公共物品项目暂时无法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之中，由此形成数目众多的专项转移支付。这些专项转移支付虽不以均等化为目标，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且不必然背离均等化目标。为了不干扰均等化目标，应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应专项补助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我国现行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明确以均等化为目标，转移支付数额的计算所考虑的众多因素均与均等化目标有关或是基于均等化目标而提出，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被认为是今后制定《转移支付法》的基础，并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随每年的修订而不断完善，日益接近均等化目标。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以财政收入的增量为资金保证，可以预见将会成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最主要部分，并因此使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接近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目标，促进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3
【关键词】企业管理财务管理财务共享
一、企业财务共享建设的重要性的契机
共享服务比较权威的解释是布莱恩.伯杰伦在《共享服务精要》中给出的定义：“共享服务是一种将一部分现有的经营职能集中到一个新的半自主的业务单元的合作战略，这个业务单元就像在公开市场展开竞争的企业一样，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目的是提高效率、创造价值、节约成本以及提供对母公司内部客户的服务质量。”
企业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传统的分散模式下，财务人员的数量就会变得非常庞大，分散在各地与各个机构。总部在统一调控时费时费力，各地人员在理解上还存在较大偏差，分支机构人员单独进行核算，管理控制，不同企业的财务人员不能共用，企业成本也迅速增长；财务人员还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基础核算工作，财务的工作质量、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由于上述弊端，财务共享服务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财务共享服务的应运而生也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分布式的办公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的运用优化了组织结构、规范了流程、提升流程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或创造价值，才使得财务共享能以市场视角为内外部客户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服务。财务共享服务将原分散到集团内部各基层业务单位的财务基本业务集中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统一处理，通过网络为分布在企业集团内不同地区的业务单位提供标准化、流程化、高效率、低成本的共享服务，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财务共享的基本模式大致可分为服务型和管控型。服务型致力于交易处理服务的平台搭建，管控型则整合了基础处理和财务监督管理职能。目前结合本公司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了服务模式。按总账、费用、资金等为主模块建立财务共享中心。
二、现阶段企业财务共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共享职责划分不清楚
目前企业按会计工作的几个重点部分，将财务共享分为：总账中心、信用中心、收入款中心、费用中心等。而对于不熟悉财务分类的人员，例如业务员，如想知道报销何时能到账，就存在到底应该咨询费用中心还是收付款中心呢？想对应的对于费用报销不能及时到账的Kpi到底是由费用中心承担还是收付款中心呢？也有可能是费用中心已提交单据，付款中心也进行了付款，但由于总账中心做账时间的原因，造成了账面的记账延迟。此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各个中心间职责的划分问题及各自处理事务缺乏及时性。
因此，需要处理好财务共享机构定位和各个共享机构的职责划分，各个共享机构作为企业财务部门的不同分类既有区别又有很多方面需要相互配合，要明确各个机构的职责，避免出现“真空地带”。
（二）财务共享缺乏激励机制
设置共享中心后，员工的工作变得相对单一了。在传统模式下，会计人员有机会从应收、应付、总账等方面进行岗位轮换。而设置了共享中心后，中心的人员的工作就会单一的变成仅应收或者仅费用审核等等的内容，相对于之前的分类，可能在员工的职业发展方面缺乏了吸引力，如费用中心人员整天在与各种报销、发票等打交道，工作繁琐又相对枯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注重如何建设激励机制，让财务共享的参与者更积极。
（三）财务共享机制流程未实现标准化
对于财务共享机制的新兴事物，企业缺乏可直接借鉴的内容。各个共享中心由于内容性质的差异，流程也会存在不同。统一的、标准化的会计核算规则与业务处理流程，是成功实施财务集中核算的关键，应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后续统一处理规则和流程。但是，财务共享中心在建成之初，仅仅是人员的集中，而人员由于前期的操作习惯等不同，难免在操作同类型的事项时，存在不同的操作方式。
（四）财务共享缺乏考核机制
各个共享中心由于工作的内容缺乏可比性，每一种考核方法都有其独特性，很难用同一个考核标准去评定共享中心的优劣。例如如果只设置标准为100件，超过标准量享受浮动工资的方式作为考核标准。此种方式运用在付款中心可能很适用，但是在费用共享中心实际操作中，仅仅按件数去考核人员的工作，遇到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或者附件比较繁琐的单据就会占用员工大量的时间，而因为件数少影响到操作人员的绩效。同样。在总账中心单单以每月完成凭证的多少去考核员工也显得有点脱离实际。
三、优化企业财务共享建设的对策研究
（一）明确企业财务共享中的职责分工
对于职责分工的具体划分，企业应定期检查各个共享中心的内容，避免工作的重复性。如果财务工作的内容需要不同中心进行合作，可以制定一个完善的流程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工作或无人提供相关内容的窘境。虽然共享中心分为总账、费用、资金等但其实各个共享中心都是有关联性的，增进大家沟通非常重要。每个月组织各个共享中心的管理人员开会集中处理中心协作问题。因此，在日常的管理中，应尽量多运用现代化的沟通工具，有问题及时联系沟通处理。根据公司目前现有的eRp架构，建议把各个共享中心与eRp架构中的内容相结合，例如付款中心、费用中心操作ap（应付）模块，信用中心操作aR（应收）模块，总账中心负责GL（总账）模块。例如当费用发生后，实物单据传递至费用中心，费用中心人员完成审核后在ap模块中完成凭证，业务单据通过影像扫描系统扫描生成，一张张影像单据携带条形码形成新的虚拟实物流，通过网络实时传递到付款中心。付款中心人员在接收到影像单据后核对费用中心的凭证内容，进行付款。最后实物单据传递至总账中心进行统一装订。在此过程中涉及到三个共享中心的分工合作，各个中心人员要及时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传递至下一个环节。
（二）营造良好的财务共享激励机制
企业按共享中心不同性质，设置不同的激励机制与评分标准，引导员工树立岗位责任意识和职业风险意识，强化团队协作和沟通服务。虽然采用共享中心模式后财务人员很难能横向的发展其他财务共享中心的内容，不利于财务人员的全面发展，但是可以通过激励员工对于本共享中心的内容进行纵向的思考而发展出某方面的专项人才。同时，企业出于人员成本的考虑，对于某些比较简单的共享中心的内容，在人员需求时可不必消耗太多的人力成本去招募高端人员，用更合理的人力成本去构建共享中心，同时给予较低层人员一定的学习环境激励他们自我增值。
（三）加快标准化流程的建设
随着共享中心的不断发展需求，通过流程再造和优化，每个岗位之间的接口更为标准，流程运转过程更加高效和透明。标准化的流程单元使得每个业务单位对业务能力的要求大幅降低，人员的培训能够迅速完成。首先，寻找关键流程，将关键流程运用专业工具表述出来，流程图与文字的结合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其次，对流程表述进行分析，此时除了实际业务操作人员还需要借助流程专家的建议实际操作人员对流程有深刻的了解但往往缺乏优化流程的动力和能力，此时流程专家就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最后，流程优化后需要一个稳定期，在此期间需要加强对流程的检查和控制，以确保始终按新的流程方案进行运作。例如，企业费用报销原始单据从费用中心转送至付款中心的流程就是在变化后，形成了目前的影像传送模式。最初，使用快递方式进行传送存在原件丢失和泄漏的风险，而后改成了影像传送模式，然而，影像模式存在查询单据费时费力的问题，在后期运行过程中，费用中心增加了条形码识别和控制。这才形成了目前的单据流转模式。
（四）推进考核机制的建设
随着共享中心的人员磨合期结束，企业选用“卡普兰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进行绩效管理。各个共享中心在这四个方面的考核会根据自己中心的特点进行微调。例如，总账中心的考核侧重财务、学习成长方面；信用中心侧重客户方面等等
总之，财务共享服务的发展潜移默化第影响着财务行业的发展。优化流程是当前的新研究课题，建立财务共享中心，有效实施财务共享服务，相信未来的财务，一定是共享服务的天下。
参考文献
[1]袁林华.《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模式问题探析》.《中外企业家》.2015年第36期.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4
内容摘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深刻理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及了解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之间的关系,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
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其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全体公民具有同等权利共同享有由政府提供的满足人们需要的公共服务。然而,在现阶段是否真的能够共同享有?公共服务指的是哪些?应当指出,由于我国公民所处地域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并不是绝对的平均化,而是在承认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适度差异的基础上,分别享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内容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目标和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提供过程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现阶段公共服务所包含的内容,我国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服务是指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生产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公共医疗、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
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促使资源在各个部门合理流动,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全体公民应该具有均等的机会享有公共服务。因此,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各级政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得各地区政府的财政能力参差不齐。因此,目前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大致统一的公共服务。表1通过整理1996-2007年各地区有关数据,以各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权数,分别计算出各年份衡量公共服务水平的三个指标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数和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重的标准差,将之除以各年份对应指标的全国平均数,得出各指标1996-2007年的标准离差率,分析我国近年来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状况。
表1中,从数据的横向分析,我国各地区人均教育经费相差较大,标准离差率大部分都在0.5以上,各地区的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数相差最小,标准离差率都在0.3以下,各地区的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重比较适中,大都在0.4左右。从数据的纵向分析,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张数的标准离差率呈逐年降低的趋势,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重的标准离差率则变化不稳定,2000年和2007年的标准离差率超过了0.5,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人均教育经费标准离差率比较均匀,1998-2005年标准离差率都超过了0.5,2001年高达0.7264,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可以看出,虽然各地区提供的公共服务更为完善,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不断缩小,但是现阶段各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差异仍然是较大的。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意义
(一)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大部分是地区性公共服务,所以必须合理调节各地区的财力,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能够利用利益诱导机制,但是各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是绝对的。因而只有依靠政府调节才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为保证,因此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调节各政府间财政能力的重要工具,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途径。
(二)纵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比较分析
各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其财政能力息息相关,以人均财力作为衡量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本文整理1996-2007年的有关数据,计算出各年份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总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离差率,如表2所示。其中人均财政收入的标准离差率代表转移支付前各地区公共财政能力的不平衡程度,人均财政总收入标准离差率代表中央对地方补助后地区间公共财政能力的差异程度,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离差率代表各地区间总转移支付后财政能力的差异程度。通过以上三个标准离差率的数据分析我国现阶段纵向及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
根据表2数据,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比较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政总收入的标准离差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而且缩小的程度越来越大,但2003年反而扩大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
人均财政收入标准离差率大多在0.8以上,说明我国各地区初始收入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人均财政支出较人均财政收入的标准离差率小,说明在整体转移支付制度下,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是不断缩小的,而且数据表示,总的转移支付使各地区的公共财政能力差异保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但是各地区在接受总转移支付以后,财政能力的差异仍然超过了0.5。转移支付对于改变我国各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作用比较小,即平均缩小差异的28%,最高也仅为37.2%。
最后一列数据可看出,由于中央加强了对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中央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在整个转移支付制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我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效果比较好,而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比较小,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转移支付制度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目前我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比较大,通过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比较分析,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结合两者的优点,使转移支付制度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溶沧,焦国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创新[J].财贸经济,2002(6)
2.王祖强,郑剑锋,包浩斌.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研究―基于1997-2008年中国内地的实证分析[J].西部论坛,2009,19(6)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5
关键词：财务共享中心 意义 内控
1.什么是企业财务共享
所谓完全意义上的企业财务共享，应该是指企业财务管理中除融资、资金计划、管理会计、成本管理、财务规划等业务外，其他所有财务核算、资金收支、报表编制等业务全部共享的财务业务共享，也就是传统财务业务的共享，这样，就将企业原有的财务部门从繁忙的日常业务中解脱出来，企业原有的财务部门就变成了正真意义上的业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2.建立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意义
因此，从目前财务共享的企业来看企业财务共享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有效的解决了现代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财务管控的问题为企业规模化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财务管控是企业管控的传统手段，财务管控的手段涉及采购、生产和销售的方方面面，但是支付控制往往被视为企业财务管控的基础和底线，一些非生产型的企业，支付、报表及税务管理，几乎就是财务管理的全部。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就显得意义重大。
2.2大大提高了企业财务核算的统一性、规范性、有效的落实了企业的财务核算制度；企业在外的分支机构的发展壮大之后，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加以控制，往往容易自成体系，如何使这些分支机构牢牢控制在企业集团的管控之内，也是一些企业集团公司煞费苦心的一件事。建立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应该是一个有效的非人为的管控方式。
财务共享中心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支付的审核，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账务处理，按照统一的模式要求业务的规范，企业集团的各分支机构就像连锁经营的分店一样，按照企业的统一模式在财务上进行内部管控，使企业集团的政令上下通达、统一，企业集团的政策和方针落实起来也更加迅速、有效，这也是企业快速发展的根基。
2.3大大提高了企业财务核算和支付的效率，有效的提高了效率：现代的信息技术是企业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基础，财务共享中心的信息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影像系统、支付审批系统、财务核算系统和网银支付系统，这些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和处理效率将直接影响财务共享中心处理业务的效率，过去由于财务核算业务分散在企业集团的各下属公司，导致信息系统的开放和运维分散也分散在各公司。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可以从效率和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调动企业信息系统的有效资源，开发出高效准确的财务信息自动化的软件。
另一方面，财务人员的流水化作业，也有利于财务核算的标准化和精细化操作，使得财务人员能够对本身负责的业务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操作起来也更加熟练，效率和准确性也更高。
2.4财务共享中心的成立，将各公司的财务人员从繁重的财务核算业务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将财务与业务更好的结合起来，探索财务管理的有效途径：传统的企业财务往往将核算、报表和税务业务作为财务管理的重点，有些企业的财务总监往往会埋头于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无法自拔，审核凭证、审核报表占据了财务负责人的大部分时间，其实这些工作均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规范，可以用信息系统或者操作规范加以落实，将这些重复性强的工作交给擅长规范化管理的财务共享中心，企业的财务总监就有时间从事对企业管理增加值更加高的工作中，比如成本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财务规划管理等工作中，使财务管理工作与业务管理和企业发展工作更加紧密的结合，发挥财务管理更大的功效。
2.5财务共享中心同时也是历练财务人员的有效场所，让财务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企业财务核算的核心内容，也只有在财务共享中心可以实现。
2.6企业实施财务共享对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财务共享的建设是建立在强大的信息系统的基础上的，一般人认为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最具备的是需要是全程无纸化，其实财务共享是建立在业务处理方式的统一和信息化系统的统一的基础上的。
2.7财务共享实际上也促进了企业业务及管理的统一和一致，对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企业实施财务共享客观上对前段业务有统一管理的要求，例如文档的统一管理、合同的统一管理、供应商的统一管理、收入的统一管理、应收款的统一管理、资金的统一管理、信息系统的统一管理，这些问题，理想的状态时在企业实施财务共享之前完成这些业务的统一管理，实现管理流程的统一，但是，现实中企业一般是在实施企业财务共享的过程中，才发现前段业务的统一规范与管理的必要性，无形中也对前段业务的统一规范与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企业实现财务共享是现代企业管理提升和管理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财务共享这种管理模式的诞生，是建立在企业信息化系统相对成熟的基础上的，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信息系统的至少需要统一实施的影像系统、审批流转系统、财务系统，需要实现网银付款指令的批量生成和自动付款。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在实施过程中对业务和信息化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管理和内控工作的提升上，内控工作是困扰大中型企业集团扩张的制约因素之一，财务共享的实现，以及其他业务统一管理平台的实现，应该说为大中型企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石慧.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S1期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6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因；建议和策略
在我国现行多级政府和财政体制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相关政策的差异，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相应地，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双轨制”，传统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也是以“市民”和“农民”严格区分开的，居民依据其自身的户籍身份不同，将获得截然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因此被体制性地固化和加剧，正是这种制度缺陷的存在使农村和城市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一、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一）关于对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理解
1.关于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
所谓“公共服务”是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服务，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所有居民都应有机会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基本”的含义是指提供是保障民众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体现在最为根本的生存、发展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确定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界定，并且也不应仅仅局限于经常性项目。现阶段，我们应该把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服务作为现阶段的“基本”，具体来讲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2.均等化内涵的界定
“均等化”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是均衡、相等。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均等只能是大致相等，而不可能是绝对、完全的相等。下面从均等化的内容和标准两方面来分析均等化的内涵。
（1）均等化的内容。均等化的内容包含两方面：一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如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即每一个公民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城市或是乡村，享受的义务教育和医疗救助等公共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大体相等。但二者相比较而言，结果均等更为重要一些。我国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既包括机会的不均等，也包括结果的不均等。
（2）均等化的标准。均等化的标准有三，一是最低标准，“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的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力”。二是中等均等，即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达到平均水平。三是最高标准，即结果均等，即实现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三个标准并不矛盾，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首先要实现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提高到中等水平，最后才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水平一致。在现阶段，我们只能从最低标准做起。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原因分析
1.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根本打破
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国家1958年划分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隔离墙，开始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由此带来了乡就业、居住、税费、教育、医疗、社保、卫生、土地、参军、消费、人才、金等诸多二元歧视制度或管理，阻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困难和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制约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2.政府间事权财权划不对等
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实行的是政治上垂直管理、经济上分权的管理体制，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得财权相对集中，而我国政府规模庞大，宪法原则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做出了规定，但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加以明确划分，所以中国政府在公共服务制度安排方面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特殊问题。
（l）事权划分的不合理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主要是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这也属于政府失灵现象。政府的“越位”行为，是指本应由企业或私人承担的竞争性项目投资，政府却介入承担，有些部门甚至还对企业行为进行直接干预，企业自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政府的“缺位”行为，是指本应由政府来管的事情(主要表现在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农业投入、社会保障投入方面)政府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由于中央与地方在执行中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划分不规范，事权长期下移，存在错位现象。同时，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划分随意性较大，造成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出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格局。
（2）税权划分的不合理导致基层政府财力不足。分税制改革以后，虽然把税种在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进行了划分，仍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与规范化的分税制尚有一定距离。主要体现在：第一，税种划分“重中央轻地方”，地方税权偏小且不完整。根据成功国家的经验，完善的分税制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事权自主地决定所辖的税种。而我国主要的、收入高的税种划归中央财政，零散的、难以征收的、收入少的、不稳定的税种划归地方财政。中央的税收呈现税种少而税收多的特点，地方的税收呈现税种多、收入少的特点。划分给地方的固定收入普遍增长较慢，划分给中央的收入普遍增长较快。第二，省以下分税制不完善。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确定的是中央与省政府之间的分税制财政关系。省以下的分税却是有名无实，下级政府受到上级政府过多的财政管制，基层政府行使职权的物质基础越来越薄弱。地方各级政府间较少实行按事权划分财政收支的分权式财政管理体制，县级财政没有独立的税种收入，财政收入无保障，乡镇政府在农业税全面免除之后，几乎没有财源可言。
3.中国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两种类型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即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向下级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一般占到全部转移支付资金的50%以上。这样可以给予下级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权，也有利于基层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安排财政支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中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只是作为财力性转移支付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非常小。
（2）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我国省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办法，主要形式包括原体制补助、转移支付补助、增加工资补助、结算补助、其他补助和专项补助。大部分地区省市两级都以县级单位为对象，实施多次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资金规模有限，尽管增幅不小，但绝对值仍然偏小。从县级财政得到的转移支付构成来看，专项拨款约占半数左右，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偏低。加之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不透明，力度也不够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级财政问题，部分贫困地区基层财政收支矛盾仍然较为突出。
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议和策略
（一）明确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职责
为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首先需要合理界定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基本职责。一般而言，受益范围遍及全国或跨地区、地方无力承担或不适宜由地方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大江大河治理、大型生态农业保护工程、带有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点农业科技开发及大型粮棉基地建设、全国性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环境保护等；受益范围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如本辖区范围的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区域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辖区道路建设等；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应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并应根据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如基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等。
（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主要侧重于控制功能，存在着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不足、专项补助政策导向不突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为保障县乡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供给，需要对现行转移支付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强化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一是提高财力性转移支付比例及其均等化功效。增加对县乡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探索建立县乡财政基本财力保障制度。二是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大江大河治理、扶贫开发投入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切实保证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效率。
（三）制定基本服务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范围
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理应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必须要向纳税人报告这些支出的效果。因此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建立激励约束兼顾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引入外部考评机制，引导社会中介机构和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进行。
四、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任重而道远，还需政府和农民以及社会其他力量的不断努力。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将有利于缓解或改善当前面临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状况。从新的思路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和重构，是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内在要求。多方位、多层次的满足农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不仅是充分保障农民的包括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公民权的必然要求，也是让农民也能成为改革开放成果的受益群体，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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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m].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王泽彩.财政均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探索[J].财政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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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7
如何调整和改进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建立健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机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实现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在对政府间收入划分体制改革背景、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体制和现状分析后认为，近期是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度向地方分散财力，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一、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基本评价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阶段特征
规范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历来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收支划分主要经历了十多次体制调整和变化，其基本取向都是沿着集权与分权关系判断与选择这条线来进行的。过度的集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阻碍地方基本职能的发挥，而过度的分权又会导致中央政府宏观控制力下降，实现其必要职能能力的削弱。因此，寻求适当集权与分权的体制，是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变革和完善的主要动因与基本走向。
从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基本佐证这一趋势判断。建国初期至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之前，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1950—1952年)阶段，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适应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需要。第二阶段，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3—1978年)，实行了“总额分成”为主要特征的各类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适当分权型体制。这类体制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调动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积极性。第三阶段，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0—1993年)，在经济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是改革的主要基调。适应这种改革要求，政府间财政体制逐步走向分权性体制。以“分灶吃饭”为典型的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不断增长，中央财政的财力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对各地区的财政调节能力明显减弱。
以上三个阶段的财政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国家的政治形势，推动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背景下是客观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来看，大致是沿着从集权向分权这条主线推进的，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走向分权的步伐更大，在充分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是弱化了中央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二是强化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包干制阻碍了流动性，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模糊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不利于税收制度的优化。有鉴于此，财政包干制已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ii]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及全面推行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其改革初衷是要建立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各级政府适当分权的财政关系。与“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相比，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向适当集权的方向改进，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基本内容包括：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在认真总结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XX年中央又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各省也相应出台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化和完善，除少数特殊行业和企业外，打破了原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进一步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
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缺陷
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1.2％下降到11.2％，财政职能作用不断消弱，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或者隐形的赤字，财政困难已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从1994年至XX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长1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
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1994年到XX年，中央财政收入从2906亿元增加到8583亿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财政收入从2312亿元增加到7803亿元，增加了2.37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来的50％左右，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2386亿元，到XX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7362亿元，增加了2.09倍。从转移支付结构来看，逐渐增加了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因此，基本上维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iii]
总体上看，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初步构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在许多关键之处仍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一是照顾既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使改革流于形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两税增量改革之路，日后几乎所有财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都纷纷效仿，过多增量改革路径的选择，回避了改革的诸多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二是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成为日后深化改革的羁绊。1994年分税制财政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存在着“内外不清”、“上下不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弊端，虽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操作上仍保留和延续了“基数+增长+分成”的传统做法。时至今日，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一直制约着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三是以集中中央政府财权为出发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重新步入了“集权”与“分权”的怪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度，削弱诸侯经济实力，采取一种“倒轧账”方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规模比例，在零和博弈状态下，中央政府增加的财力无疑就是地方政府减少的财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而忽略事权的及时调整，不知不觉中步入“集权”与“分权”的怪圈。[iv]
(二)当前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994年，中央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随后，湖北省对地、市、州也实行了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将市、州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省级固定收入、地市州固定收入、省与地市州共享收入。XX年，省政府根据中央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精神，再次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该体制运行至今。
案例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XX年，省对**市财政体制作了相应调整。主要内容,一是实行企业税收属地征管。从XX年起，将中央下划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和省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7种小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下放到市，实行属地征管，从而解决了以往多头征税问题，理顺了税收征管体制。
二是扩大税收分享范围。在中央对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增量分享的基础上，省里除对市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享外，还将增值税25％部分和营业税纳入分享范围。与中央的分享改革一样，省调整体制实质是增量分享，即以XX年为基期年，统一实行省与市分享增量。其具体分享比例是：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XX年地方50％部分省分享20％、市分享30％，XX年地方40％部分省分享15％、市分享25％，XX年至今省、市分享比例与XX年相同；②增值税25％部分省分享8％、市分享17％;③营业税省分享30％、市分享70％;④7种小税以XX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实行定额上解省，未实行增量分享。
三是改变所得税基数核定办法。省对省级、市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以XX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对企业所得税，省级以XX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市以XX年实际完成数乘以XX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XX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如果以后年度市的“四税”收入达不到核定的基数，省相应扣减对市的基数返还或调增市的基数上解。
从XX年省对**市财政体制调整以来的运转情况看，这次体制调整实质上是保存量、分增量，但形式上是对“四税”全额分级入库，资金上平时给予调度，这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和可用财力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从财力上讲，XX—XX年三年间，省净集中**市增量资金累计23亿余元，平均每年7亿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央和省集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2、省对县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XX年以前，实行的是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XX年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体制，随后，也相应确立了省对县(市)的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其运行情况：
从XX年起，全省所有市、县(市)财政体制统一按鄂政发〔XX〕29号和〔XX〕50号及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市不再完成所属县(市)税种和新增集中县(市)财力，省、市、县(市)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个人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增值税按中央75％，省8％，市(县市)17％比例分，省同时分享相应的税收返还增量；营业税按省30％，市(县市)70％比例分享执行；七个小税种按确定的定额上交省财政。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对68个县市区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以XX年为基数，XX—XX年新增上交省的增量，全额返还县市区，用于支持县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
3、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调查了解，目前全省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实行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市区财政收入范围的体制。对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市级收入，对区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区级收入，然后核定收支基数，对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收不抵支的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的比例分成或超收全留。
二是实行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将市、区收入捆在一起，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
案例2：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XX年地级随州市成立后，从XX年起，对曾都区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的收入划分体制。
1、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1)市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5％，农业税30％，地税收入40％，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基金收入、规费收入等；(2)区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0％，地税收入60％，农业税70％，农业特产税100％，区属范围内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非税收入等。
2、基数计算。以1997、1998、1999三年的实际完成数和XX年的计划数加权平均数递增10％作为XX年收入基数，对区财政收入超基数部分，市、区2:8分成；短收入基数部分，市、区2:8负担。
3、定额补助。区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部分为市对区的定额补助。XX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和省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调整，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完善。
4、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了解，全省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各有特色，但大同小异，其主要体制模式有三种：一是实行“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贴、超收全留”的收入划分体制；二是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短收自补或短收分担”的体制；三是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递增包干上交”的体制。
案例3：随州市曾都区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根据税费改革及上级财政体制变化后的实际，XX年，曾都区调整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基数全额返还”的新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将乡镇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省级收入、区级收入、镇级收入，其中区、镇级收入范围分别为：
1、区级收入：耕地占用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2、镇级收入：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25％，一般营业税70％，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镇教育费附加、契税等8项收入的100％及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3、收入基数确定：按上述税种和比例将XX—XX年实际完成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收入基数。
(三)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运转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所变化。我省现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按转移支付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或者叫均等化转移支付，根据均等化目标设计，专项转移支付也叫专项拨款，是有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主要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构成。均衡性转移支付额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用公式表示为：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额=(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采用XX年统计资料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乡镇数量等数据分别建立线形回归模型计算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试点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具体支付数额分别设立公式计算确定。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等。分别按公式计算确定支付数额。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从1995年的1.75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到XX年已达到23.5亿元，增长12倍，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9.20亿元，占39%；激励性转移支付3亿元，占13%政策性转移支付11.3亿元，占48%。
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省还设计了一些补助下级财政专门的转移支付，称为专项转移支付。目前省对下的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有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粮食直补转移支付等。专项性转移支付数额根据各种款项的性质考虑相关因素综合确定。
案例4：省对潜江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XX年至XX年湖北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额分别为3925万元、3607万元、6418万元、5694万元、15227万元、31895万元，分别占潜江市可用财力的12.36％、9.7％、14.82％、12.35％、26.48％、42.65％，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XX年至XX年为零，XX年50万元，XX年1800万元，XX年6599万元；专项性转移支付XX年至XX年分别为3446万元，2470万元，2840万元，2360万元，4073万元，6792万元；其他转移支付分别为479万元，1137万元，3542万元，3284万元，9354万元，18504万元。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快，但专项性转移支付增量不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很大。
二、当前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省财力集中度较高，过分强调集中收入，忽略了事权的调整，制约了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1、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十多年以来，中央、省收入占比大幅度提高，地方收入逐年下滑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中央、省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增强中央和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随州市XX年中央、省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3％、1.7％，到XX年上升为44.9％、9.5％，分别提高21.6、7.8个百分点；而地方收入的比重下降了29.4个百分点。加上垂直管理部门(如工商、药监局、交通)收取的专项收入，中央、省级收入所占比重将更大。
2、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的增量大部分集中到了中央、省，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营业税是与经济增长最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较大。如随州市XX年这四项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41.4％，XX年达到68.6％，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中央、省与地方共享，且中央、省分享比例相对过高，消费税全部归中央，税收增量大头都集中到中央、省。如随州市，XX年中央、省分享了这四项税收的61.8％，XX年达到72.1％，增长10.3个百分点，绝对额增长130％。尽管中央对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量实行1：0.3系数返还，省对集中的增量给予返还，但由于中央计算增量返还实行环比计算法，省实行增量返还只给予3年优惠期，地方分享的收入比重仍然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税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失去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XX年中央、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主体税种所得税，中央分享60％、省分享15％；对增值税、营业税，省分享8％、30％；随后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对超基数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担，进一步扩大了主体税种的分成范围。由于主体税种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体且比重不断提高，对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有违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4、税权过分集中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
当前开征的税种绝大多数由中央立法开征，省级只对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而且这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也很难实现，使得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税收立法权、政策的制定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上级收入、实现宏观调控，但对地方利益考虑不够。
(二)地方财力留成偏低，难以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基层财政日趋困难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不断集中财力。如随州XX年以来，上划收入年均递增19.4％，从XX的20763万元，增长到XX年的50476万元(参见表2)。财力上移的同时，事权呈现不断下移的态势。如民兵训练、预备役部队经费、武警部队营房建设等。目前，地方政府担负的事权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困难与日俱增。根据XX年省财政厅开展的基本保障能力调查分析，随州市按标准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近亿元，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达2亿元。人均财力仅为1.7万元，仅仅只够维持工资的发放。
2、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薄弱，缺乏基本稳定的自主财力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断下降，地方支出需要过多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央及省不断加大集中财力力度，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差，收支缺口逐渐拉大，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也逐年增大。以随州为例，XX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34333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47；到XX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42460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3，比XX年下降0.17(参见表1)。由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中央及少量转移支付来勉强维持地方运转。加之目前中央及省转移支付制度仍然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基数法痕迹过重，专项资金比例过大，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等，使得基层财政处在“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表1]XX—XX年随州市财政自给系数[v](单位：万元)
年份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地方财政自给系数
XX34333733690.47
XX36021880990.41
XX441101032790.43
XX448161145200.39
XX424601424260.30
[表2]XX—XX年随州市上划收入变化情况表[vi]
年份划收入(万元)递增幅度(％)年均增幅(％)
XX2076310.219.4
XX3075548.1
XX29680-3.5
XX4485951.1
XX5047612.5
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刚性强，财政平衡难度大。
由于地方财政财力规模小，事权范围大，形成支出结构刚性强，调整难度大，从地方本级支出结构看，基本上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农业、科学、教育等法定支出，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支出各占1/3。人员经费是必须确保的项目，农业、教育、科学等支出项目，相关法律规定其必须按照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安排。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都是近两年中央出台的重要支出政策，必须落实到位。所以，从目前的地方支出结构上看，没有调整的余地。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维持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压力较大
由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各项事业，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借入大量资金或出面担保贷款，形成了巨额债务负担。截止到XX年末，湖北省各级政府债务余额836亿元，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7倍。其中县乡政府债务余额45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54％，为当年县乡地方财政收入的5.3倍。全省逾期债务余额387亿元，占债务总额的46％，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25倍[vii]。日益膨胀的政府债务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力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三)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稳定、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保障
1、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具体和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2、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较大
目前，省对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相对而言较规范，大多设立了公式，透明度和科学性均有所提高。但专项拨款范围过宽，几乎覆盖所有的支出科目；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接受人大监督。
3、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影响了拨付进度和政策落实到位
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组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加重了本级财政的困难。
4、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调节功能微弱
中央、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大部分是按分税制以前的基数返还的税款，不仅起不到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因体制中包含了过去体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在逐年滚动的过程中，不合理因素还呈逐渐扩大趋势。目前，转移支付办法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不周、考虑不足，使得省级财政向市(县)级财政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偏小，同时市(县)政府基本上处于简单的收入接收者地位，对市(县)政府供应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激励机制，无法有效地促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县)政府的积极性，财政均衡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即使在同一省份或城市，不同地区间的人均支出水平相差悬殊。
(四)财政收入征管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1、国税、地税、财政机构分设，征管协调困难大，成本高
一是国税、地税分设，税务人员分散，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没得到有效缓解。受财政体制(即“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影响，现行国税、地税基层征管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对有限的税务人员随着大量征管机构的设置，造成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有的基层税务所甚至只有2—3人，根本上形不成征管合力。二是国税、地税并行运行，税收成本增高。除了税务部门固定运行费用的增加外，为保持各级税务机构正常运转，征管成本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相当比例的边远地区税务所一年所征收的税收收入还不及保持税务所正常运转的税务支出。而且，从纳税人角度讲，全国90％以上纳税人往往要同时向国、地税办理涉税事项，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2、国税、地税征管权限相互交叉，地方政府难以合理组织收入
国税、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不仅存在纳税人的大量交叉重叠、税种的交叉，所征收的税种之间更是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两套税务机构围绕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进行的征管活动，人为地割裂了各税种之间的有机联系。国税、地税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争”、“抢”税源，税收流失严重。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个体零散税收，哪一边征税少、税负轻，就“靠”向哪一边申报缴纳，而另一边也不可能去督促纳税人重新按规定缴纳，形成税收流失。而不易于征管地方(如边远地区、征管难度大的地方等)的税收，国税、地税都不愿意去征管，形成税收征管“真空”，造成税收流失。分头征收、多头管理、重复检查，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组织收入。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收入体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
(一)基本思路
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重要内容在于正确处理收入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适时选择合适的财政收入的集中度和分散度。集中程度高一点比较好，还是分散程度高一点比较好，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而定，其中，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是要考虑的主要方面。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演变的历程，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进行了多次调整，都较好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其财政体制亦选择了不同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也都较好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与分散选择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选择标准的。从原则上讲，财政收入划分上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一是要保证中央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要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政府需要有一个财力集中的阶段来推动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和阶段后，政府应适当地放权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有效率地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启动阶段，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建设，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市场难以集中资源，必须由政府通过计划手段集中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来引导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已有能力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此时政府就应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市场，财力应适当分散。
我国经济改革之前，财政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看是偏重于集权的，收入划分自然是以中央集中为主。改期开放的初期，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快速放权的过程，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称“两个比重”)迅速降低，并由此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影响了中央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预期调控目标是，中央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比重提高到60%，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0%[viii]。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以来，中央财力大幅度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了XX年的55%。同时，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2.6%，提高到XX年的19.3%[ix]，已基本上达到20%与60%的既定目标。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意味着两个比重在此后一个时期应当保持“基本稳定”，而非“继续提高”。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自动向上集中财力的效应，如果维持现行体制不变，“两个比重”将持续不断提高，形成财政收入大幅向上集中，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比例逐年下降的局面。财力过度向上集中，既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地方有效履行行政职能，保证基层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鉴于目前“两个比重”基本达到或即将超过调控目标，国家已具备了相当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新时期财政体制完善的主要任务。
作为财政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功能是弥补体制在收入划分上的不足，协调各级政府的预算平衡，在财政体制的收入划分功能中，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因此，增强地方政府财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看，只能靠体制的完善来解决，不能过多依靠强化转移支付功能。同时，现行的转移支付在运行上也有诸多不是：一是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对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二是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的执行造成较大冲击。三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因此，当前的财政体制通过提高财力集中程度，进而将集中的财力以转移支付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而代行一部分体制功能的做法是一种被动的、低效率的无奈选择。
基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央财力的实际状况，近期应是适时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具体可考虑：一是在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将个别税种适当调低中央和省级的分享比例，相应调高地方，特别是市县的分享比例。二是对于个别中央预算固定收入，如消费税，通过与地方分享，使地方相应增加部分收入。从中长期目标来看，仍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二)具体建议
1、合理调整收入结构，切实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XX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XX年达到2.5万亿元，到XX年突破了3万亿元，[x]三年三个台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省级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适当让度部分财力，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财力条件已基本具备。因此，在确保中央和省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按照公平、规范、简便的原则，减少地方税收上划基数，适当调增地方收入分成比例，切实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2、合理调整事权范围，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改变地方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状况。根据公共品受益范围原则，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道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品，进行合理划分。凡属中央和省政府承担的政府支出，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财力保障，不得转嫁给市、县财政。凡委托市、县政府承办的事务，要足额安排专项拨款，不留资金缺口或要求地方配套。凡属于共同事务，应根据受益程序，并考虑市、县财政的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负担比例，积极探索共同事务的经费负担办法，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3、认真清理乡镇债务，努力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要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分清债务类型，落实偿债责任。对属于落实中央和省级事权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承担化债责任；对关闭乡镇“五小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给予国有企业改制相同的优惠政策支持化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解决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比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支持化债，妥善处理各项债务。要建立举债约束机制，控制产生新的债务。对县乡举债的审批实行上收一级管理，对举借外债要由省级统一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4、强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以科学的分配方法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使地方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当年的财力安排，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5、深化税费和机构改革，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8
关键词：道路客运；财务共享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2
一、引言
近年来，道路客运企业（下称“客运企业”）纷纷实施并购重组，随着并购的实施，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层级多，规模大，在管理上就存在一定困难。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下，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成本高，运营效率低，资金监控能力弱，财务核算标准不统一，数据提取难度大，会计信息质量低等方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纵观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的做法，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财政部的《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中关于“分公司、子公司数量多、分布广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应当探索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会计工作的集中，逐步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规定为我国企业探索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对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理解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以下简称“共享模式”）是指利用标准化管理原理，将各分公司的财务业务分割成可以重复操作、统一管理的模块，然后对整个集团公司业务流程进行改造，实现信息共享、管理共享、人员共享、运营共享的会计和报告业务管理方式。“管理共享”即通过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对所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计记录和报告进行规范和统一；“人员共享”即集团与分公司或办事处共享财务、会计人员，节省人力投入；“信息共享”即将位于不同区域的会计业务通过网络化技术实现财务分析数据的共享；“运营共享”即在统一的财务政策和融资框架下，全球统一运营，节约集团整体的财务成本和提升运营效率[1]。
共享模式是集信息技术、组织管理、服务管理和绩效管理等多种管理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管理模式，实施的目的是通过对传统模式的变革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增强企业整合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实施共享模式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财务共享服务已经成为财务管理模式发展新趋势。在国内，中兴通讯、海尔等企业都已经建立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从国内外企业实施共享模式的效果看，该模式对集团化企业具有积极意义。
1.减少人力成本，降低企业运作成本。财务共享将企业集团的财务流程规范化、统一化和标准化，一般会精简重复建设的财务部门或合并部分核算岗位，缩减财务人员数量有效节约了人工成本。中国电信在2008年实施财务共享，其以广东电信为试点，五年内服务的各级业务单位达到33个，提升财务共享的集约运营流程整体效率达到25%以上，直接成本节约超过千万元。
2.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水平
共享模式有利于先进技术的采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共享模式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使企业财务部门脱离繁琐、低值的财务核算，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决策支持、预算管理、资金管理等高值工作中去，为业务的发展和领导决策提供财务支持，从而提升了财务的服务水平。
3.信息提取快捷，传递实时、透明，会计信息质量得到保证
在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集团的各级公司均设置独立的财务部门，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必然存在财务信息共享困难、信息传递速度慢、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而共享模式对所有子公司均采用相同的标准作业流程，废除冗余的步骤和流程，且大部分财务信息均来源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因此，以上问题会得到较好解决。
4.提升企业内控水平，增强风险管控能力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经济业务的复杂多变，抵抗风险能力、提高内控水平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财政部等部委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就上市公司对内控有效性自我评价和中介结构的外部评价提出了具体要求。可见，政府明确要求企业的信息质量要有保证、财务工作开展要更加规范。实施财务共享正是注重企业整体规划，统一标准，强化事前控制，强调数据集成，能实现系统有机整合，消除信息孤岛，可以有效解决信息质量和财务规范问题，进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增强企业集团抗风险能力。
四、客运企业实施共享模式的条件
1.实施共享模式是客运企业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
开篇已经讲到，伴随客运企业兼并重组而产生了一些突出问题。以笔者所在公司为例，自2007年开始，公司通过并购对省内和市内非自营线路回收自营，为了增强竞争力，公司近年来实施转型升级，多元发展。每增加一个子公司都需增加1-2名会计人员。截止2016年上半年，公司的子分公司37家，两级财务机构18个，财务人员已达120多人，虽然如此，财务人员还是不足，而招聘难度又很大。
因各县区公司会计人员的工作经验的差别，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各自的职业判断不同，各单位对同质化业务的处理也不尽相同。
另外，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母公司对报表的上报时效要求很高，而且日常统计报表繁多。在某项具体工作上，从总部下达要求到各单位上报资料，再到最终审核定稿，往往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财务部门疲于应付日常核算和统计工作，不能很好的发挥管理会计角色。
这些现象将会导致财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人工成本高、会计信息质量低、财务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存在对传统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改进的内在需求。
2.客运企业具备实施共享模式的条件
（1）企业规模、业务同质化和管理者意愿为实施共享模式创造了条件。并购重组使很多客运企业形成了集团化规模，而且基本上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发挥协同效应而实施的横向并购。在同行业内，各属下公司业务的同质化程度很高，可以采用相同的规则和标准进行批量和集中处理。同时，管理层也希望通过更为先进的管理方式来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从而降本增效，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2）信息化程度及后续改进能够满足共享模式的技术要求。随着现代化it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部分客运企业的信息化工作已普遍推进，信息系统的发展为财务共享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目前，大部分客运企业已经使用了统一的会计核算系统，该系统集成了账务处理模块，报表编制模块，预算管理模块，资产管理模块、应收应付款管理模块等。笔者所在公司，除统一使用用友nC核算系统外，已经开发和运营的信息系统还包括客运经营管理系统，统一采购管理系统，车队综合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和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等。当然这些系统的有些功能还不能满足管理需求，需要改进，而且当前的信息系统并不是专为实施财务共享开发的，还不能完全符合共享模式的实施条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开发，比如财务分析系统、报账系统、影像系统等。
（3）财务制度的标准化为统一核算提供了制度依据。在大型客运企业中，财务制度的统一制定和执行已经得到有效实施。部分企业也专门制定了财务核算手册，对具体业务提出了统一处理要求，在全集团范围内执行。当然，实施财务共享还需要进一步对业务流程和财务流程进行梳理和再造。
（4）资金收付、费用报销等已实现电子化。目前，客运企业普遍都采用收支两条线资金管理模式，而且将集团内所有的收支账户均纳入现金池管理平台，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统一调配和统筹使用。这种资金管理方式可以实现资金集中、批量支付和进行费用报销。
五、对客运企业实施共享模式要点的探讨
1.前期准备工作
共享模式的变革需要时间与空间，不可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谨慎实施。实施前，做好前期的分析和准备工作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对企业现状进行分析，明确财务共享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主要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人员编制及效率分析等；另一方面，对实施财务共享中心的成本效益进行具体的、综合性分析；其次，必须争取得到基层员工、各业务部门和公司高层的理解、支持和推动。
2.服务模式和组织结构的选择
从已经开展共享服务的企业看，共享服务有基本模式、市场模式、高级市场模式和独立经营模式等四种模式。基本模式主要是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公司行政管理工作的合并操作。客运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特点以及公司的条件采用适合自己的模式。
笔者认为，客运企业属于特许经营行业，行业特点非常明显且经营的空间范围基本局限在本省区域内，如果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通过对外提供有偿服务抵偿共享中心成本的市场模式或许可行性不高，因此，建议客运企业考虑选择基本模式。
至于共享模式的组织结构选择，可将共享服务中心与业务部门作为平行的两个部门。这种结构既满足了各业务板块个性化发展需求，又发挥了共享服务的规模效应。服务中心内部的组织架构可按照财务内容分应收组，应付组，费用组，总账组等结构来搭建。
3.共享业务的选择
财务业务是企业共享业务的重要组成要素，财务管理涵盖的资金管理、成本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都可以纳入财务共享中心。陈虎、李颖在《对我国务共享服务行业的调查报告》中提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可以包括会计核算的全部业务，比如具备标准化程度高、重复性、周期性特点的应付、应收、资产、费用等会计核算工作，以及具有管理控制职能的财务报告提供、现金管理、成本管理等工作[2]。
客运企业在选择财务共享业务时，可以考虑将业务量大而同质的业务、具有普遍性、专业化标准的业务以及为公司提供管理决策的业务纳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处理。比如：对车辆的维修材料、备品配件及票款结算的应付业务；外站未结算票款的应收业务；车辆采购、系统开发、工程施工等资产业务；日常费用报销业务及各种车辆承包模式的会计核算工作都可以作为共享业务在共享中心进行集中处理，这些业务具有标准化程度高、重复性、周期性的特点。对财务报告提供、财务数据统计和财务分析，运输业务的税务筹划、资金管理和运输成本管理等具有管控职能的工作也可以纳入共享中心处理。对于除运输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比如笔者所在公司的旅游、房地产、广告、驾培等业务，因行业差异比较大，可暂时不纳入共享中心。
4.财务人员的配置
实施共享模式就需要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配备足够的人员，并进行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第一是确定人员的数量、对应岗位和具体岗位职责；第二是对财务人员的薪酬待遇进行筹划；第三要建立相应的人事考核制度及职位胜任能力评价体系；第四要建立财务人员晋升通道；第五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持续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应涉及管理能力、交际能力、专业技能、操作流程及综合素质的提升等方面。
5.制度统一和流程再造
在共享模式下，需要重新制定或修定原来的财务制度，按照新要求建立标准化的财务制度；同时，需要对原有业务和财务处理流程进行重新审视、分析和改造，制定严谨、统一、精简的流程，并将其固化下来，要做好共享中心内部的财务流程和共享中心与子分公司的财务流程对接，细化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并落实相关责任。
6.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
张庆龙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有效运行的保障措施》中提到：“FSSC（财务共享中心）在建成之后，必须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具体包括业务风险、系统风险以及人员流失风险的管理”[3]。所以，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以下问题。
（1）政策、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建立和运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要有配套的政策法规支撑，包括运输行业的法律法规，与财务相关的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甚至公司法等。这些政策、法律法规的某些要求，可能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组织机构、核算流程等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有些流程的使用受限，从而削弱财务共享服务的优势。
（2）解决好人的问题。实施财务共享可能会因为对财务人员的裁剪和减少某些管理人员的权限而导致员工反对和抵制的情况。这将极大地影响财务共享服务实施的进度和效果。因此，要做好宣传，积极化解员工的负面情绪。
（3）信息化建设。实施财务共享的基础条件之一是企业必须具备强大的信息化水平。在初次构建和实施共享模式时，应当从整体上和发展角度对财务信息系统进行规划。除建设良好的it系统外，要把系统、流程与管理进行有机整合。也就是说，财务系统既要满足当前的财务共享需求，还要能够适应未来的业务发展需求。
（4）网络和安全保障问题。一方面是网络和通讯保障问题。财务共享模式对网络化的信息系统和通讯技术有很强的依赖性，如果网络通讯出问题，就可能造成损失。所以，必须保障网络稳定、畅通。另一方面是数据安全问题。建立共享模式后，要确保数据传输、保存和使用的安全。公司要建立制度防火墙，建立完善的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制定严格的使用审批权限。同时，要加强对所有业务人员信息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六、结束语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是财务管理的创新，经实践检验，它是提高企业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高效的财务管理模式。在客运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为解决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以尝试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但同时，也不能期望该模式能够解决所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谨慎实施。
参考文献：
[1]冒维华.S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
[2]陈虎，李颖著.财务共享服务行业的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165-02
随着互联网+网络时代的经济的推进，国内大多数企业正在经历业务结构化转型。当企业大幅度地转变经营思路与业务管理模式时，财务部门面临压力也在加大，转型节奏也在加快。未来的3至5年，将是中国企业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个变革与调整期。
新时代下企业从过去三年规划转换为每几个月就要做一次企业战略、组织架构、业务结构和资本运作的重新构架。这种变化背后需要财务部门尽快完成内部与外部的变革。财务部门应该加快实现财务数据信息化、财务服务共享化、财务支付便利化、财务终端移动化等，使财务管理部门职能由基础财务核算，向业务财务和战略财务转型，同时也完成自身的角色转变。
一、财务数据信息化
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对财务管理信息化创新，为企业增强实力打下基础。具体而言，财务管理信息化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财务管理信息化
1.财务资本化管理的需要。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财务管理信息化日渐显著，为企业中需要信息的人提供重要依据。基于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中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是知识技术与人力资源，只有在这两个关键点上下功夫才能确保企业财务管理对经营决策有用。也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源资本化。
2.财务管理货币电子化的需要。基于互联网+经济环境，财务管理外延不断的变化，其功能与结构都不大稳定。网络经济环境下的财务交易大都是电子货币，许多企业都是使用货币和非货币两种手段同时进行，使用多元化的计量模式。
3.财务管理无形资产管理的需要。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企业中的无形资产比例与重要性正逐步增高，比如著作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都是网络经济环境下企业发展重要的动力，也是应该纳入到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范畴。
（二）财务管理云端化
协同集中管理是财务管理信息化中最为基本的思想，在企业中构建出一个核心的中心数据库或云平台，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依据。财务管理只有在云端管理环境下，才可能将公司的财务管理在弹指之间做出准确的判断。现有的财务管理的数据已经涉及方方面面的数据，只有通过统一数据源，才可能做到数据的统一协调和调度。
（三）基于互联网+的财务决策
基于上面的信息化、云架构，我们可以构建出综合的分析体系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策支持。为了让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决策系统可以提供一套科学合理的分析体系，为决策者提供企业经营风险、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获利的大小。
二、财务服务共享化
为了实现财务数据的共享化，企业应投资建设共享服务平台，实现财务与业务的融合，以及财务与企业生态系统的共享，帮助企业集团管控企业绩效管理、内控与风险管理、资金管理、会计管理、财务会计等全面财务系统。
首先，财务共享服务平台解决的是企业一系列重复性的基础财务工作。将原有的财务系统的应收应付、固定资产、薪资核算、总账报表等模块与资金的软件和银企直连的功能，支持共享集中，进行资金收付。
其次，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把费用报销或者费用报账系统，纳入到共享服务中心上，支持费用报销和对公、对私报账共享服务作业。以前，大部分企业这个领域的信息化是空白的，都是依靠手工完成的，因此企业需要新增这类软件产品。
第三，共享服务要在企业运行起来，还必须解决原始单证的问题。比如，异地原始单证怎么流转到共享服务中心，以完成审批流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享服务中使用的软件系统必须有影像管理系统，支持异地分支机构把原始单证扫描成影像文件，通过影像系统传输到共享服务中心。影像系统、扫描系统、条形码和二维码应用，将是共享服务it工具必须的一个功能和应用。
第四，共享服务意味着企业财务作业模式正在发生变更，因此必须要有一个软件工具或者一个模块，来支持共享服务中心人员的工作作业。共享服务作业平台能看到所有分支机构流转过来的所有类型业务单据，包括收款单、付款单、报销单、资金收付款等等。
第五，大型企业进行共享服务it系统建设的时候，还必须要重视业务与财务一体化的问题。因为如果财务共享平台与企业的业务系统不集成，单据流转不到共享服务中心的财务系统，共享服务就无法开展。
三、财务支付便利化
在互联网+环境下，国家不断地调整政策，企业应实现财务结算支持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直接报销打款，远程票据打印，从而实现财务所有收支的全部电子信息化。以互联网为独立载体的财务理财的便利化工具提供给财务经理，甚至非财务经理也能够进行适当的协同操作。
四、财务终端工具移动化
财务支撑软件将支持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让相关人员随时可以在手机上可以完成报销的发起、审核、电子票据、网络电子发票等，同时财务人员可以随时处理账务、编制报表等一系列的工作，从而实现企业在满足现代化的财务管理服务中共享的移动特征。
五、技术实施的方式
服务开放。提供标准、安全的财务系统信息服务，提供开放的接口服务，支撑第三方系统调用，支持用户级扩展；云端一体化的开发环境，使用HtmL5和phoneGap可以简单并无（下转第167页）（上接第165页）压力地进行全面的云应用程序开发和服务。HtmL5对系统无框架要求并能够自适应，可以通过现有的工作流程和开发环境，创造最开放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前端开放。提供前端页面HtmL5集成框架，能够同时满足ioS和android的软件功能体验一致性。通过以上的技术，可以实现“所见所得”的配置移动互联网的应用程序的界面、业务流程和手机端的本地调用能力。而且智能表单拥有跨平台的能力，因此可以做到一次配置，同时满足于android和ioS的同步。由于一切配置基于云端，可以减低升级的频率，增加用户的满意度。新东网提供了必要的组件如：用户管理、智能表单、系统管理、工作流组件和大数据分析能力。
应用开放。通过应用规范约束的系统应用和第三方应用能够方便地在系统中安装和卸载。
决策支持。多维度报表提供决策依据：企业可便捷查询下属各单位的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规范HR作业流程，提升工作效率：规范建立各部门基础人事、薪酬核算、招聘培训等HR业务流程和体系；企业集中管控，加强内部控制：集团集中管控，分公司独立运营；HR信息局部隔离，整体共享；企业建立统一管理平台：统一基础资料，实现定岗定编，建立职务体系。
六、未来展望及发展趋势
首先，财务将朝着集成化、智能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财务应更好地满足企业加强财务管理的需求。随着网络版网络软件的不断推出，从财务会计的单纯记录和反映扩展到与解析过去、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财务共享的应收和应付篇10
(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公共财政原理,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政府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和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轨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结论(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17页),首先政府在生产和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由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一做法必须是一种例外,而非惯例。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而且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合情合理。其次,政府必须停止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一种法律上的保证。最后,提供社会保障是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但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应该主要针对最需要保护的那些脆弱的群体,政府不应为了使所有的人获得足够的生活标准而提供慷慨的保障,而是有必要强化个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更大的责任心。
2.按分职治事、受益范围和法制原则依法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分职治事是指在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按效率原则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对政府有充足理由承担的事务,在政府内部按照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上一级政府、凡是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中央政府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受益范围原则是指政府行使政治经济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时,若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则应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若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居民和企业则应划归某一级地方政府。法制原则是指各级政府事权的确认、划分、行使及调整等应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并保持相对稳定性。根据上述原则和中国国情,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及主导作用应主要包括:(1)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GDp分配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调节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宏观经济结构偏差,促进并保持总供求和部门结构的大体均衡,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行;(3)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有效承担起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4)调节GDp分配结构和组织社会保障,从全国着眼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范围内,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5)调控各地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6)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7)自觉组织和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8)维护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9)维护全国的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主要包括:(1)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收入分配关系等具有区域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根据本地区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数量和质量,合理确定税收和非税收规模及其各自内部的结构,并将其按预算程序转化为各项地方公共支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服务;(3)调节本地区内部的协调发展和维护社会安定;(4)维护地区内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5)组织和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培育和完善区域内各类市场;(6)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法律政策,完成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对各级政府的共有事权尤其是在基础结构(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信电话、治山治水等生产性基础设施)领域的共有事权,也应按照项目分级管理和费用分级负担原则,进行合理具体地划分。
3.国家通过立法,而不是行政干预,来建立政府间责权利关系的准则。
从世界有关国家的经验看,不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间责权利关系都是建立在宪法或相关法律基础上的,责权利关系的调整也按法定程序进行。完善中国的分税制,理顺中国政府间的责权利关系,需要发挥国家立法作用,以宪法、预算法、税法等在内的法律,弱化行政干预,为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奠定可靠的法律基础。
(二)科学划分政府间税种并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完善和规范财政收入体制
1.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考虑到利益分配关系调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今后一个时期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应采取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在“十五”期间适当调整某些税种中央和地方分享办法和比例,逐步扩大过渡期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改变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办法,实行按比例共享或分率共享;二是将个人所得税调整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三是适当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分享比例。上述调整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四是进一步推进省以下分税制体制改革,使市、县级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增强市、县级的财政保障能力。第二步,在“十五”末期至2015年,按照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严格核定各地区的标准化收入和标准化支出,在此基础上实行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
2.通过对现行收费管理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遏制乱收费,理顺政府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一是将部分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用相应的税收取代,进一步完善税制;二是将一部分非政府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界定和规范政府行为;三是取消大量不合理、不合法收费,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分配行为;四是对保留的少量政府收费,实施规范化财政管理,加强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的核心内容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其完善的基本途径,首先是进一步明确转移支付的目标模式,而后通过增量与存量同时并举的微调向目标模式逼近,并适时推进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1.目标模式的选择
现行分税制是存量调节与增量调节两条转移支付系统。存量调节就是为维护既得利益而设置的双向转移支付,自上而下的有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结算补助等多种方法,自下而上的即地方上解。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要求逐步减少以至于消除以“基数法”为依据的为维护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过渡到按客观因素测定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是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二是纵向转移和横向转移的混合模式。我国一向是采取纵向转移模式,单一纵向转移既可以均衡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以体现中央的政策意图。但纵向转移的前提是中央收入居主导地位,具有足以实现均衡目标的财力。在现行分税制下,这里的财力不是指中央组织收入,而是指中央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不仅存量不减,而且随着本地区“两税”的增长而增长,同时中央从增量中集中的财力虽是增长的,但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存量不动而且保持增长,仅靠中央从增量集中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进行纵向转移支付,不仅范围和力度是有限的,而且最终也不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同时并用横向转移模式问题。横向转移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这就是说,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但是,横向转移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新课题,如何设计转移支付公式,如何把握“调富济贫”的分寸,是否会对富裕地区带来负效应以至于影响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等等,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缜密筹划,并通过试点,决定取舍。从当前看,横向转移虽是一种可选择的模式,但仍要立足于纵向转移的完善。
2.纵向转移的微调。
首先是改进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主要是扩大按“经济税基×平均税率”确定标准收入的范围,沿着“单位费用×测定单位数值×成本差异系数”的思路改进标准支出的测算,而当务之急是加强公共支出标准的建设。其次,进一步将维护既得利益的多种调节方法简并为“税收返还”一种方法,而后逐步减少富裕地区税收返还的增量,增加贫困地区税收返还的增量。更为妥善的办法是将税收返还基数逐步纳入按因素法计算的拨款公式,每年纳入一定比例,若干年后全部过渡为按因素法计算的转移支付制度。与此同时,清理现行的专项拨款,改进拨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