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的核心篇1
[关键词]“三权三抵押”；农村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14年1月30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实施《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拉开了嘉善县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大幕。在总体方案中，嘉善县委县府结合实际，提出了创新“三权三抵押”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在全省率先推出了融合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和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三大权为一体的农村综合产权抵押产品。2014年10月嘉善县被列为全省县（市、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示范试点县之一。
1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时代意义
在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迅速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嘉善整体的统筹城乡综合发展水平位列全省第七，全市第一，率先进入全面融合阶段。但是，相对城市，嘉善农村的经济发展还相对滞后，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还相对困难；农民融资需求强烈，却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物，导致农村市场资金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缺口；农业规模经营还不成气候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关键就在于激活农村资源，把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让农村“沉睡资源”变成“活动资金”。推进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关键就是要通过改革激活农民手中的资源，让资源确定为产权，让产权转化为资本，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发展资金短缺和农民自主创业融资难问题，才能推进耕地有效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1.1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迫切要求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发展，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不断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化。农村产权作为依附于农民身份上的权属，长久以来一直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瓶颈障碍，通过有效确权赋能，破除城乡两张皮现状，让农民放心带权入城，将为城乡一体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1.2科学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措施
党的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宏伟目标，实现收入倍增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通过有效激活农民手中的各项产权，赋予农民最为充分的产权权能，确保农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利，使农民具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能力。让沉淀的农村产权激活形成有形的发展资本，让农民用自己的产权转变形成自己的创业资本，将为农民持续增收创造充分条件。
1.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助推器”、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定心丸”、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和引导农民放心进城的“保险带”。通过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城乡发展上实现产业兴、生活好、社会稳和通道畅，将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筑牢最强基础。
1.4依法规范村域治理的必要手段
村域治理是全面依法治理的关键领域和重点内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在于实现农村资产向资本的有效转化，有利于全面构建农村产权确权赋能、活权运转和交易服务三大机制，建立和完善权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严格、分配规范、流转顺畅的更具活力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规范产权流转运行规则，将为城乡健康有序发展注入最强保障。
2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嘉善实践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内容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主要抓手，通过“确权赋能、活权运转、有效保权”，从强化“三权”确权着手，以“三权三抵押”为切入点，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改革红利效应逐步得到显现，改革工作进入健康有序推进的轨道。
2.1“三权三抵押”的含义
“三权三抵押”是指：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和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允许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以所持有的农村集体经济股权为抵押担保物，在明确合法用途的前提下申请办理抵押贷款，原则上以已完成股改且具备收益分配条件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准入范围。
第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在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基础上，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用活土地经营权，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明确合法用途的前提下抵押，以推进现代规模农业发展。
第三，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允许农民以依法取得的农村住房财产权作为抵押物，在明确合法用途的前提下申请办理抵押担保贷款，原则上在通过农房集聚形成的有条件的城乡一体新社区范围先行先试，条件成熟后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
第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为充分挖掘农村产权权能，允许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一种或者几种产权进行综合抵押贷款。
2.2完善农村三权确权赋能机制
第一，把好确权关，把权能明晰到位。确权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通过多年努力，嘉善县农村三权确权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县土地承包权确权面积达到34.11万亩，完成土地流转面积14.59万亩；118个村级组织117个完成股改，对24.33亿元集体资产进行彻底清产核资，并全面推行股权静态管理，12个经济强村率先开展收益分配，累计股经分红总量达7935.52万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面积达到770余万平方米。据统计测算，全县农村三权确权后价值约150亿元左右，巨大的存量产权基本实现了明晰到户和确权到人。
第二，把好登记关，把权属备案到位。产权登记备案是确权的具体形式。根据部门分工，明确了县农经局为集体经济股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部门，县住建局和国土局分别为住房财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单位。根据抵押工作要求，由县农经局和住建局承担了各自权种抵押登记职能，并首创办理了三权抵押他项权证。依托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对20亩以上土地规模流转经营权进行登记，并增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功能。通过登记备案，建立了完整的农村产权档案信息系统，实现了动态登记和规范管理同步运作。
第三，把好颁证关，把权益保障到位。权证颁发是农民产权权能的实现形式。全县在股改同时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权证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确权发证69203本，并同步开展流转经营权证发放；农村宅基地使用已确权发证67940本，在此基础上启动农民住房财产权证发证工作。在农村三权“确权、登记、颁证”三到位同时，同步实现“权可抵押、权随人走、带权入城”，让农民权益在改革过程中不受侵犯，得到充分保护。
2.3深化农村三权活权运转机制
2.3.1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
2009年，嘉兴市在全省范围内率先试点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当年出台了《嘉善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设在县农经局的农村土地流转中心和县农商行分别开办了抵押登记和贷款办理业务。
第一，实行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前提是规范农村土地流转。2009年，嘉善县出台《关于加快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2009年年底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9个镇（街道）流转服务所和103个农村服务站全部挂牌成立。2010年5月，全县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正式启用了农村土地流转网络平台，实现农村土地流转三级网络实时动态管理。确保了土地流转情况实时可查，流转去向用途清晰可见，金融机构服务有据可依。
第二，实行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放贷流程。嘉善县农商行是首个探索实施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构建起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放贷流程。只有凭抵押登记部门县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出具的《嘉善县农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证》，并通过农业部门和县农商行审查后，县农商行方能放款。并考虑到嘉善实际情况依托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平台，县农商行在实际操作中还将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范围扩大至流转土地剩余年限租金、地上（含地下）附着物价值及流转土地预期收入等，有效提高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价值及其应用价值。
2.3.2深化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改革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继承权。允许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后予以工商登记，明确其法人地位，建立法人治理机制，保障集体经济收益权。完善集体资产经营机制，鼓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社员、企业等主体合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一，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贷款改革主要得益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2004年，李家社区率先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股改有效拓展了农民的收入渠道，李家社区去年村级可支配收入达到1139万元，连续第五年排名全县第一。自2004年以来，李家社区农民人均收入从13352元增加到20500元，年均分配收益在200万元以上，其中2013年分配了352.1万元，人均享受分红突破2400元，使得股东财产性收入比重达到15%，远远高于全县平均水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改革基底的强度。李家社区能够在全县范围内率先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贷款改革，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正源于此。
第二，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抵押贷款改革前提在于推进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2004年李家社区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到目前我县117个村集体中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对村级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如有创业、生产经营、消费等信贷需求，可凭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本人家庭人员相关资料提出贷款申请，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股权评估价值的70%，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以内，最长不超过3年。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在办理股权抵押登记后，金融机构就可以发放贷款。农户在办理股权抵押贷款后，并不影响继续享受分红，而且只要按时还清贷款，仍可继续申请新一轮贷款，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户创业融资的可持续性，使农户手中的“硬本本”成为随时可用的“活资产”。对于村级集体经济而言，随着股权证能够转化成“活资产”，通过活权赋能将为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全面提速提供有力支撑。
2.3.3探索农村宅基地确权和农房抵押改革
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截至2015年年底，全县宅基地应发证面积881.98公顷（13229.7亩），已发证面积871.01公顷（13065.2亩），发证率98.76%；应发证宗地80258宗，已发宗地79281宗，发证率98.78%。需要按新方法更新宗地25000宗，已更新宗地12812宗，更新比例51.25%。
完善农村住房财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和抵押工作在城乡一体新社区率先开展。桃源新住户都是将原来在农村的住房经过置换后居住在桃源新，但是在申请农业贷款方面尚未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仍受限于传统信贷模式。通过改革建立农房登记管理办法和抵押工作相关规定，桃源新的房子也能像城里房子一样抵押贷款，截至目前，已办理单数44单，发放贷款650万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解决的不仅是农户贷款难题，更是对农房改造集聚的一次改革延伸。凭借此项改革，桃源新住户也有了自己的“产权经济”，住房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所，而是可用于创业致富的活资产，让农民享受到的是金融方面的均等化待遇，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扣上了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内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后一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构成了嘉善农民手中最重要的“三权”，如今的“三权”都能用以抵押贷款，意味着农民具备了更富多样性的融资手段，夯实了农民创业致富的经济基础，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民市民化，这对于加快推进示范点城乡统筹先行区建设意义尤为深远。
2.4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特点
第一，统。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类型看，嘉善推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所选取的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和农村房屋产权是三项最重要的农村产权，它更大的亮点和创新在于率先把将三权统为一体，形成三权自由组合抵押贷款；从抵押贷款对象来看，嘉善县在推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县农商银行、农业银行、村镇银行和邮储银行四家涉农金融机构全部参与承办相关抵押贷款金融业务，并且实现了将人民银行组织四家涉农金融机构抓抵押贷款和农经局牵头住建局、统计局等单位抓确权登记两条主线统一起来。
第二，惠。农村产权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改革为了人民，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嘉善县推进的“三权三抵押”改革工作真正做到了“惠民”“为民”。主要表现：优惠的贷款利息。针对农民在创业、生产经营、消费等信贷有效需求，四大涉农金融机构出台了资金优先解决、利率适度优惠、办贷程序简化等配套优惠政策，农民通过“三权”，即可获取一般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利率按银行利率定价，根据信用程度等级给予适当优惠，利率通常比商业银行利率低20%左右。
第三，稳。这里的“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风险防范体系上注重“稳”。由于嘉善县是个国土面积仅有500多平方千米的小县，再加上并村重组后，各个乡村居住相当集中，金融机构通过向各村派驻信贷员，通过走访调查，能够熟悉掌握村里每户家庭的信用等级和经营状况，从而降低了银行抵押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在推进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过程中追求“稳”。嘉善县根据现实条件采取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进的做法，从而坚持了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如在推进农村产权交易权种方面，针对10大类交易品种，嘉善采取从易到难分两批次推进，实现了又稳又快又好的推进。
第四，便。无须抵押担保，与全国各地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相比，“三权三抵押”只要求农民拥有“三权”及家庭成员相关材料即可直接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实现了用自己的产权解决自己的资产，有效解决了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审批快，通常农民申请抵押贷款，需要通过层层审批许可，不仅耗时耗力，甚至延误农民创业、生产经营，而“三权三抵押”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在办理产权抵押登记后，就直接发放贷款，从而简化了抵押贷款手续流程，方便了农民创业。
第五，全。形成比较完整的改革体系和办法，环环相扣。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已于2009年发文实施。经过调研论证，已经初步形成整套改革方案体系：《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农村住房抵押贷款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深化完善嘉善县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改革方案等。当前，嘉善的综合产权抵押贷款已初步取得成效。截至2015年2月底，已累计发放抵押贷款155单，金额达1.897亿元，让改革红利充分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3关于完善“三权三抵押”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3.1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是坚持于法周延的原则。处理好依法办事和改革创新的关系，进一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依法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确保改革工作程序严明和手续规范；三是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从镇域村域实际出发，精心组织、稳妥推进，确保农村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将改革工作与统筹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探索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紧密结合，构建农村股份合作制长效运行模式，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2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克服的障碍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一项民生改革工程，这项改革由于涉及面广、历史沿革长、运行推进复杂，又事关农民群众和村级集体根本利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复杂性，深刻认识改革遇到的障碍。
第一，思想认识障碍对改革有序推进产生的影响。思想认识是改革工作的必要前提，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基层干部群众不理解的情况，怕烦畏难的情绪还时有存在，越到改革的深水区，越是缺乏钉钉子的精神，面对复杂的改革过程，攻难克险的精气神不足，影响了改革有序推进。
第二，政策支撑障碍对改革稳步推进产生的影响。目前法律法规对农村产权相关规定还相对滞后，中央深改工作意见和相关改革文件虽然明确了诸多改革信号，但在后续推进中具体改革事项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出现纠纷时会呈现有政策文件但无法可依情况，影响了改革稳步推进。
第三，推进力量障碍对改革深入推进产生的影响。从目前推进这项改革配备力量分析，镇一级力量还显得配备不足，推进工作专业人员相对缺乏，这项工作又需要丰富的农村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也要熟悉法律法规和农村政策。而开展此项改革相关力量储备不够，影响了改革深入推进。
3.3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3.3.1农村产权确权方面
推进三权三抵押前提在于确权到位、权属清晰，目前三大权在确权过程均涉及部分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土地承包权方面主要是因在二轮承包时工作不规范，有放弃手续不齐全的、有权证面积与实有面积不符的、有空间位置不明的、有登记簿不健全的等，尤其是搞两田制的乡镇问题更多，有个别村、组承包权证还没有下发的，还有跨社承包的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历史问题不解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无法推进，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权主要涉及土地集体补偿费不到位、三资管理不规范等遗留问题和确权的静态化时间截点问题。实行静态化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过去了或者十年过去了，新生儿越来越多，年纪大的越来越少，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原来确定的时间截点就显得不合理了，那么按照什么时间截点来确定人口股呢？
第三，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权主要涉及违法用地和违章建房等遗留问题。在桃源新和李家社区均遇到由于土地耕占税未交纳导致宅基地使用证无法办理，进而影响到住房财产权确权和抵押工作顺利开展，全县部分城乡一体新社区均涉及这一问题。
3.3.2深化活权运转工作方面
在确权基础上，全面建立“三权”流通交易平台。
第一，要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支持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制和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度。要进一步规范工商企业租地行为，引导农户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共生共赢，促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第二，要盘活农村集体经济股权。要探索股权继承、有偿退出和内部转让相关机制，推进股权社员配股，鼓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社员、企业等主体合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集体股权抵押贷款工作，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解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贷款的难题。
第三，要激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在依法、自愿、有偿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宅基地在县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条件置换、有偿使用、有偿退出机制。同时，要积极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转让，可选择基础条件相对好的村，在较小范围内试行，并适时在符合条件区域进一步扩大改革面，条件成熟后全面铺开。
3.3.3有偿退出的条件问题
假如有村民想利用有偿退出分配集体资产怎么办？退出时集体股的股价是按照原始股价还是市场股价？市场股价由谁来评估？
3.3.4法律法规红线问题
目前法律法规对农村产权相关规定还相对滞后，中央深改工作意见虽然明确了诸多改革信号，但在后续推进中，涉及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风险防范体系设计中，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无法律依据处置，带来一定政策风险；涉及农村集体经济股权还未明确可以外部转让，抵押风险目前还停留在内部处置；农村产权交易中涉及继承、转让、有偿退出和置换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出现纠纷易出现有政策文件但无法可依情况。
3.3.5矛盾谁来解决的问题
在深化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中，涉及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等出现矛盾纠纷应由哪个机构来协调解决？遇到灾害没有办法还贷，银行获得抵押物后怎么办？万一集体资产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后是否需要村民共同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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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嘉善县农村住房抵押贷款实施办法（试行）[Z].2014.
[10]嘉善县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附：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Z].2014.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2
论文关键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是加强产学研结合，促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研结合的新型技术创新组织，有利于提高产学研结合的组织化程度，在战略层面建立持续稳定、有法律保障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整合产业技术创新资源，引导创新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有利于保障科研与生产紧密衔接，实现创新成果的快速产业化；有利于促进技术集成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产权工作是保障联盟长效稳定发展的关键。联盟的创立是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联盟的核心任务是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形成产业技术标准。在核心技术产生的基础上出现了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核心技术的保护和内部共享；二是权利的归属；三是利益的分配。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保持联盟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结合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化是保持联盟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核心技术研发过程中及时申请专利或以技术秘密进行保护，进行全程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核心技术形成后确定其权利归属，采取许可使用和转化收益分配的办法，使利益得到了合理的分配，保护联盟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了联盟长效稳定的发展。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产权发展研究是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的保障。行业的获利能力是衡量行业核心竞争的关键因素，核心技术的产生并不等于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的产生不能直接提升行业的获利能力。在产生核心技术后，积极的将技术知识产权化，在取得多项知识产权后，积极的进行科学的知识产权战略设计，将知识产权的优势转化成市场优势，逐步提高行业的获利能力，最终提升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黑龙江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产权工作现状
近年来，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黑龙江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和重点高校、科研机构，成立了10余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成立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几乎涵盖了黑龙江省所有优势支柱产业。联盟成立后围绕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签订了一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项目正在积极的研究实验中，部分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联盟初步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政策环境不够完善。有利于联盟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尚未到位，宏观政策提倡多，具体政策支持少；二是联盟的组织形式比较松散。大多只落在纸面，行为短期化、形式化，往往各方只是以获取资源为主，大多数企业的目的是为了从大学、科研院所获得技术解决方案，而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从企业拿到科研经费，没有真正形成合作的长效机制；三是推进联盟工作尚未形成合力。缺乏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和有效安排，往往造成本来就匮乏的技术创新要素分散、交叉、重复，难以集成并聚焦在产业持续创新链上，难以对黑龙江省优势支柱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重大作用。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工作在黑龙江省尚处于起步阶段，联盟的知识产权工作也仅仅处于纸面协议阶段。调研过程中发现，在联盟成立的合作协议中大多都将知识产权的管理列为协议的一部分，对专利的权属、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划分，但在联盟常设机构中却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的人员和部门，没有设立专项基金用于知识产权工作，联盟成立至今没有相关的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等业务产生。
三、黑龙江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产权发展思路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联盟知识产权工作体系的构建为基础，以产业共性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生为重点，以发挥联盟的组织形式的优势为主线，以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形成和优势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目标，完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机制、明晰知识产权归属，以企业的创新需求为纽带，不断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不断提升优势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加快推进“八大经济区”建设和实施“十大工程”，为构建创新性省份提供有力支撑。
(二)发展目标
建立健全的联盟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建立，知识产权权属明确，逐步完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在生物医药、煤炭开采、石油石化、食品加工、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优势支柱产业形成一批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一批重要的行业技术标准，以联盟为组织单位承担一批重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以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为依托，使黑龙江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持续稳定发展，形成稳定的产业技术创新链，持续为联盟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形成一批行业自主专利群(网)。培育5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为全国的试点示范单位，使黑龙江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知识产权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三)发展重点
1．健全联盟知识产权制度。根据联盟的实际明确联盟知识产权涵盖的范围，明确联盟共同出资、成员自筹经费、国家资助等资金来源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定知识产权保密制度，签订技术保密协议或条款。明确联盟知识产权共享和实施技术转移制度，制定严密的利益分配机制，对联盟内部成员退出和新成员加入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国外成员的联盟应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联盟涉及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众多单位，必须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才能确保联盟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2．以知识产权引导技术研发和科研项目。将知识产权工作融入技术研发的全过程，提高科技研发的效率和效益。研发前注重专利检索和信息资源的利用，研发中进行全程的知识产权跟踪，确保研发阶段成果得到保护，研发成功后要积极利用知识产权进行成果保护，注重知识产权转化和许可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
3．利用联盟成员单位行业集中、研究领域相似的特点。集合联盟成员的优势，以联盟为依托，建立行业知识产权信息中心。采取灵活的方式吸纳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利检索人员，加强对重点关注领域专利的查阅和研究，定期行业关注领域专利研究报告，提高联盟成员单位的利用专利文献的意识，提升联盟成员单位利用专利文献的能力。
4．立足于企业群的创新需求，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和技术瓶颈，制定技术开发的方向，充分查阅、研究专利文献，确定研究的国际突破点，明确核心专利和专利群的方向。在取得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后，积极将技术成果专利化，针对核心专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从战略高度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通过知识产权的共享和实施技术转移，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依托，建立持续稳定的产业技术创新链，不断取得行业发展急需的核心技术，形成产业专利群，使联盟成员单位更有效地利用专利战略占领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
5．充分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形式，展开联盟成员单位的全面的合作。联盟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充分利用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和智力优势，加强企业科研队伍的建设，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吸纳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加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高校、科研机构应利用企业的优势，加快自身知识产权的转化和产业化，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6．积极申请国家科技计戈Ⅱ项目。联盟应从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申请并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并根据自身的需求，积极向主管部门反应，争取立项。要严格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联盟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所有。联盟组织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应依据联盟协议在项目申请书和任务书中约定成果和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许可实施及利益分配，以及联盟解散或成员退出的知识产权处理方案。对于知识产权约定不明确的项目不予立项。如联盟及课题承担单位违反成果和知识产权的权益分配约定，5年内不得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组织实施。联盟对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有向国内其他单位有偿或无偿许可实施的义务。联盟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向境外转让或许可独占实施的，须报科技部批准。
7．在注重核心技术研发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内、国际标准的制定，在优势支柱产业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标准。在联盟内推进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8．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注重商业秘密和国防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外合作的知识产权审查和管理。联盟的核心技术尽量采取专利的形式进行保护，并针对核心专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建立联盟知识产权巡查机制，加强成员单位知识产权的保护。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联盟联络员制度
针对每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指派专人负责与相关部门对联盟成员单位的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方面日常协调工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创建联盟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的快速通道，在遭遇知识产权纠纷时，要帮助和支持企业积极应对，为其提供及时可靠的技术、法律分析，并给予维权援助资金支持。政府应充分利用职能部门的优势，针对联盟开展知识产权的培训，尤其是联盟成员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定期组织联盟与省外相关联盟进行知识产权管理的经验交流。
(二)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根据黑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的建设目标，积极进行引导和扶持，把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与区域支柱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引导联盟的知识产权工作为我省的总体战略服务。加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对联盟的倾斜，对联盟提出的产业重大创新需求，可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并直接委托联盟组织实施，指导并监督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工作。引导和监督联盟根据具体积极的进行成果扩散，提高整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加大扶持力度
指导联盟建立知识产权信息中心，积极为联盟培训知识产权检索人员，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加强对全省优势支柱产业技术领域，如装备制造业、石油石化产业等领域的知识产权发展趋势和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状况研究，及时知识产权预警信息。指导重点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国外知识产权壁垒，化解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并对重点企业科研立项、技术攻关、产品开发、专利申请、以及技术进出口、专利侵权纠纷等起到参谋作用。
(四)积极协调联盟内部成员的关系
引导联盟成员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产业技术创新链的构建。积极协调联盟内部的知识产权纠纷，促进联盟知识产权共享和技术转移，监督联盟使行业共性技术向行业内部扩散．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3
成员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在研究集体组织的效率的文献中是一个传统领域。在合作社研究中，从Le.Vay（1983）开始，成员的异质性开始受到关注；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成员异质性已经引起了许多农业合作社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加入wto以后农业逐步与世界接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中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浙江等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运而生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黄祖辉等，2001；张晓山，2004；徐旭初，2005）。从形成过程来看，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生产大户、运销大户、龙头企业、供销社等少数“带头人”在获利机会的驱使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同时各级政府出于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的关注，也积极参与到其中。基于此，现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所有权上呈现一些鲜明的共性：产权的股资本化态势明显，少数大的出资者与多数小的出资者并存；少数带头人组成合作社的理事会，掌握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等事务的决策权；在提取了公共积累后，主要采取以出资额和交易量（额）的方式分配合作社的盈余（黄祖辉等，2001；张晓山，2004；徐旭初；2005）。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所有权上为什么会呈现上述特征?如何评价现阶段的所有权安排?本文希望从成员异质性的视角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以增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的认识。
二、资源禀赋与成员的异质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自然资源：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施以后，农民获得了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农民有动力也有能力经营好自己承包的土地。然而，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承包的土地规模不大，加之土地流转不畅，规模经营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相当困难，生产大户的数量相对而言较少。（2）资本资源：受“城市化发展战略倾向”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十分有限，加之农民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相当困难，多数小规模农户的资本资源匮乏。合作社作为一种从事农产品销售和加工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资本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而且逐步增加。在小农户资本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拥有资本资源并且愿意对合作社投资的成员数量有限。（3）人力资源：在农产品普遍过剩的情形下，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并有效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是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了生存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两类成员的需求必不可少：一类是擅长农产品营销的运销户，一类是经营管理人才。小农户由于规模有限，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成为这两类人，人力资源对合作社而言也是稀缺资源。（4）社会资源：在农村社区，非正式制度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处理诸多事务，比如，对内协调社员行为，对外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打交道等。在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良好社会资源（威望，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员必不可少。然而，农村社区里的“精英”人物也是稀缺的。
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成员参与合作社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在合作社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差别的。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户而言，他们只有有限的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是缺乏的，由他们组织创建合作组织的可能性较小。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而言，普通农户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作为集体而言存在“外部利润”分配到个人部分是非常有限的，为了获得不多的收益而花费成本、承担风险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大多数普通农户主要充当惠顾者的角色，目的是通过合作社获得产品销售的帕累托改进，他们是合作社的普通社员。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产品普遍过剩、农业产业化浪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形成的，很多合作社从一开始都具有纵向合作的色彩，对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强烈。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生产大户，掌握一定农产品销售渠道的运销大户，农民社区里的“精英”人物，以及拥有一定资本实力和管理能力的龙头企业和供销社，才有能力组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同业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同时，也只有组织和个人有动力创建合作社，在借助合作社促进个人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市场和组织管理才能等资源的分享使其他参与者也获得好处。与此同时，一些涉农部门（农技部门，基层组织等）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或者经济利益考虑，也会利用所掌握的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个人和组织由于能够意识到合作组织的优越性，愿意面对风险，能够承担创建成本或运作成本，是合作社创建的主导力量。他们是合作社的主要所有者和控制者，为合作社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是合作社的核心社员。
由此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契约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中，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成员的要素投入、参与目的、对合作社的贡献以及所承担的风险不同，进而形成异质性的社员结构：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
三、异质性社员结构下的财产所有权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作为签约人的企业参与者必须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要素拥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没有产权的人是无权签约的。这意味着，明确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没有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从合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所有权是指经济主体对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要素或资源（资本）的初始所有权。狭义的财产所有权指的是股权，广义的财产所有权既包括股权，也包括债权和人力资本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在企业具体体现为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是由所有权主体享有的。至于分享比例和权重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如资本结构、法律和习俗、要素的供求关系、资产的专用性和流动性、风险态度等，不同企业会有很大的不同。
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的异质性社员结构必然会影响其产权安排。少数核心成员是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稀缺的关键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何确保其对投入要素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合作社按照社员的产品交易量（额）来安排产权结构，核心成员对其所投入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要素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自然难以体现。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要素，从产权的属性上归其所有者占有，但一旦核心成员将其投入到合作社很难排除其他社员的使用和收益，比如，社员可以通过参加合作社分享运销户的销售渠道、生产大户的技术、精英人物的社会关系等资源，并获得这些资源的部分收益。在对其所投入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要素产权残缺的条件下，由于对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贡献难以直接进行量化，核心成员必然倾向于资本化的产权结构。通过占有合作社相对多数出资额，核心成员可以获得合作社的实际控制权，进而通过有利的剩余分配方式实现对投入合作社的稀缺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普通社员对这种产权安排也是能接受的，原因在于，在农产品普遍过剩、“卖难”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大多数普通社员最关心的是农产品的销售和收益问题，只要核心社员控制下的合作社能够解决普通社员的市场进入和价格改进问题，他们就没有太大的异议。事实上，很多普通社员正是意识到资金、技术、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等资源对他们而言的不可获得性，而基本认可核心成员占有相对多数出资额的产权结构。
在采用资本化的产权结构条件下，普通社员要获得社员资格一般要支付一定的出资额。这既是核心成员的“强制”行为，因为通过让普通社员出资的方式可以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然而，核心成员不会让普通社员支付很多出资额，因为这样会稀释他们的部分权益。这也是普通成员的“自愿”行为，因为通过出资不仅可以获得合作社的使用权，还可以取得对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权；然而，出于资本有限和不愿承担过多风险等因素，普通社员一般也不会出资很多。对通过出资的方式投入合作社的资本金，普通社员拥有占有权（在社员退出合作社时，很多合作社的章程都规定可以退回入社资金）、使用权（可以向合作社投售产品和使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等）和收益权（按出资额分配盈余），但一般没有转让权。由此可见，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采用资本化的产权结构必然形成少数大的出资者（核心成员）与多数小的出资者（普通社员）并存的格局。资本化的产权安排界定了社员的出资额和相应的财产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但没有赋予财产的转让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所有权，是异质性社员结构下不同类型社员“博弈”的结果，也是被不同类型社员所共同接受的一种“均衡”结果。当然，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财产所有权（股权）也会发生相应调整。
四、异质性社员结构下的企业所有权
企业是由不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企业所有权显然不等于财产所有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张维迎（1996）将企业所有权理解为“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所谓企业剩余索取权（ResidualClaims）是指对企业总收入扣除所有固定合约所要求的支付后的剩余额的要求权；而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1），意指在企业合约中所未明确的状态出现的相机处理权和决策权。本部分接下来采纳张维迎的观点，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两个方面来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企业所有权。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
除了获得合作社的使用权以外，对社员而言参与合作社的价值还在于分享合作社的剩余。剩余索取权是相对于合同收益权而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指的是对合作社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产品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后的余额（盈余）的要求权。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大部分合作社都把部分盈余作为公共积累留在合作社，扩大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能力，保持合作社的持续发展。以浙江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包括风险金、公积金和公益金三部分。提取公共积累以后的合作社盈余一般都分配到社员个人。因此，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的分析，可以从对公共积累的剩余索取权和对分配到社员的盈余的索取权两个方面着手。
由于盈余允许部分或者全部作为公共积累保留，合作社的剩余自然延续到多个时期。在剩余延续到多个时期的情况下，要在每一个时期末客观地度量每一个社员对公共积累的索取份额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首先需要追踪每个社员在每一个时期内的投资和产品交易量（额）；然而真正困难的是计算与该投资和产品交易量（额）相对应的公共积累的分配份额，并且让社员据此能够预期其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对公共积累的任何分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会额外地增加度量的难度。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核心成员由于对合作社进行了较多的专用资产投资，已经跟合作社“捆绑”在一起了。合作社可以利用公共积累和普通社员的出资作为预先支付，以达到把普通社员和合作社连接在一起的目的。由于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员的预期行为，公共积累把普通社员与合作社利益“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成了抵制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上面提及的度量问题虽然不能明显排除社员间索取权转让，但是转让只有在同时满足双方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由于受让者的交易量可能与出让者的交易量不同，其他社员将会受到转让结果的影响；因此，社员的私人转让行为在规模较小的合作社里一般是禁止的。对公共积累的剩余索取权缺乏明确的分割，必然导致社员对这部分剩余索取权的不完全性：没有权利通过资产处置来减少公共积累份额，对清算残值也没有索取权，也不能转让剩余索取权。这种排除对公共积累剩余索取进行评估的合约安排，节省了“讨价还价”等交易成本，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是有利的。
对分配到社员个人的盈余的索取权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剩余索取的基础（依据）的确定，也就是这部分盈余如何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由于社员与合作社存在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比如，一个社员可能在向合作社提供产品和资本金的同时从合作社购买投入品，这使得多重索取基础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只考虑两种剩余索取基础－－产品和货币资本的话，至少有以下四种剩余索取基础安排：（1）产品交易和资本供给作为独立的剩余索取依据。对任何一种索取基础而言，都没有事前的支付，合作社的剩余在社员之间的分配在每一个时期结束时通过讨价还价过程进行。（2）产品交易和资本供给两种索取基础“捆绑”在一起。社员按比例把资本贡献和产品交易有效结合在一起，单一的产品交易和资本供给都不是剩余索取的基础。（3）对资本支付固定回报。比如，按照银行利率或者社员普遍接受的一个回报率对资本支付固定回报。资本不再参与剩余分配，所有的剩余在社员之间按照产品交易量（额）进行分配。（4）对产品支付固定回报。比如，合作社根据市场情形“随行就市”或者社员之间认可的其他合同形式对产品支付收益。支付产品的固定回报以后，剩余将按照资本贡献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由于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的要素贡献不同，他们对剩余索取基础的要求自然不同：核心成员希望资本在合作社的剩余索取中发挥主导作用；而普通成员则希望产品在合作社的剩余索取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第一种索取基础安排而言，事后的讨价还价过程成本高昂；而且，事先对索取的不确定性会对社员的行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安排难以被接受。让资本获得固定回报，剩余按产品交易进行分配，同样难以接受：一方面，核心成员贡献了合作社的主要资本，承担了大部分风险，而没有对最终剩余的索取权，他们（生产大户除外）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在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经营的自然控制权条件下，普通社员对扣除资本的固定回报以后的剩余难以把握，他们既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也不愿意承担获得信息的成本。那么，权衡和取舍的结果是在剩下的两种制度安排中进行选择。由于核心成员考虑的问题是，在确保其投入的资本获得满意的剩余索取权的同时调动普通社员的积极性并避免其机会主义行为发生；而普通社员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如何获得产品销售的稳定可靠的回报的前提下尽可能参与合作社的剩余分配。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基础的安排只可能是，对产品支付固定回报，最终剩余按资本投入进行分配；社员需要投入资本后才能获得产品交易权，这样产品供给和资本供给这两种索取基础事实上“捆绑”在一起。资本供给剩余索取安排通过资本化的产权结构安排予以体现。由此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财产所有权上的资本化态势，实际上是剩余索取权的外在体现。
出于“公平”和保护生产者社员利益的考虑，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规定“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法律的实施无疑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安排带来影响：对于拥有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而没有多少交易量的核心成员而言，如果坚持法律规定，必然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使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因此，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尊重合作社成员基于资源禀赋和角色差异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法律规定作为合作社获得政策和资金扶持的重要先决条件，循序渐进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制度调整。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合作社的章程、合同等“契约”中由于未来不确定性而无法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核心成员提供了合作社创建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由于“先天”掌握合作社经营管理所需要的一些资源，比如市场渠道、社会关系和企业家才能等，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生产经营上的自然控制权。通过资本化的产权安排后，合作社的社员绝大部分都是合作社的出资者；但是，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的相对多数出资额，普通成员一般只拥有少量出资额。由于拥有相对集中的多数出资额，核心成员更有可能获得与经营管理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而普通社员由于出资分散和个体出资单薄，多数将与出资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投票、异议和退出）留给自己，将与经营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委托给主要由核心成员组成的管理者。从管理者的选择角度来看，当社员成为合作社股东时，剩余控制权可以派生出两个子控制权：一是社员在合作社的管理者选择方面具有最终控制权－－选择控制权；二是管理层一旦被任命就具有合作社经营方面的控制权－－经营控制权。选择控制权使得社员有权决定是自己还是别人、是甲社员还是乙社员来行使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在缺乏外部企业家市场的情况下，社员只能在合作社的内部选择管理者。核心成员由于在合作社创建和发展中提供了关键生产要素和专用资产，承担了合作社创建的组织成本和经营风险，他们理所当然希望拥有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所以他们会选择自己作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普通成员由于自身不具备管理者的素质，多数一般不会选自己当管理者；选别人的话也倾向于选择核心成员：一是核心成员相对更具备管理能力，二是核心成员对合作社进行了较多的投入，相对更可信。这样，无论是从能力的角度、还是股份的角度以及选择的角度，核心成员都顺理成章地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获得合作社的自然控制权的同时拥有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权。普通社员也拥有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主要体现在与其拥有的合作社的出资相对应的选择控制权，比如投票、异议和退出等，但是，这种剩余控制权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有限的。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4
清产核资是企业所有权人对企业的各类资金、权益、债务等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进行确认的过程。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是企业的所有权人在不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的前提下掌握企业经营状况的有效手段。因为任何一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都会导致企业资产的变化，在会计报表上就显示为负债的增减、所有者权益的增减以及企业总资产的增减。诚然，任何企业都是营利性的组织，都要以合法前提下的赢利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首要目的是检查企业的总资产是否比最初投入的资产减少了，并且检查这种减少是否合理——即检查总资产的有形流失问题。而清产核资的最终目的是检查企业总资产在增涨的前提下增涨的幅度是否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否则这种增涨是不经济的增涨，等于是总资产的无形流失。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核查帐务、现有资金，确定损溢情况，进行资产重估，进而确定资产总值。
进行清产核资工作，理论上程序应由企业的所有权人发起，而不能由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发起——当然，所有权人与直接经营者为同一特定主体(1)时没有必要进行启动程序人的区分，因为任何的自营机构都不会损害自身利益。这就产生了一个所有权人在清产核资问题上如何对待企业的心理问题。因为进行清产核资是一个客观行为，而清产核资的结果的产生却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结果。任何所有权人都不会希望自己的企业有亏损，都希望盈利，并且希望盈利幅度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在企业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更希望盈利幅度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因此希望对企业的总资产进行确定，并时时进行监控，以防止资产缩水。针对企业所有权人的上述心理特征，本人认为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要从以下两个大方面着手。
第一个大方面是规范企业的会计制度。所有权人首先要规范企业报表的统一性，因为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企业报表的不统一。这就要求企业的所有权人在清产核资的过程中注意审查报表在一段时间内是否是连续一致的，中间有无间断，间断的原因以及间断被恢复后报表是否继续保持一致等问题，使报表体系首先有一个历史性的统一。在保证企业报表的历史性统一的基础上，审查企业在同一时段内的报表体系是否一致——如审查企业上交统计局的统计报表、上交国税局、地税局的税务报表、交予贷款银行的资产流转报表、向上级单位提交的经营报表、对公众和下级的报告等是否统一，有无差别(1)。但以上两个统一性审查只是形式上的清产核资，本人认为，在形式审核的基础上还要对企业进行实质的清产核资。具体来说，在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过程中，主要应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审核。第一，是否物证相符，即对企业现有实物进行清点，在此基础上将清点的结果与记帐凭证进行核对，看是否一致。第二，是否帐帐相帐符，即审核企业的明细帐与总帐是否一致，一定时间内的同类帐是否连续、衔接。第三，是否帐证相符，即在帐帐相符的基础上，审核记帐凭证与实际所做的帐是否一致，帐上的每笔数据是否都有相应的记帐凭证存在，相对应的记帐凭证有无更改、涂抹等可能使凭证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情形存在。第四，是否帐表相符，即审核企业所做的帐是否与企业上交的报表相一致。总之，要通过一切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企业的清产核资进行审核。
第二个大方面是建立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常认为清产核资行为只是一个确认企业所有权人权益的问题，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建立的过程中章程的规定是否能够有效的、顺利的实施的问题，两者是互不相干的。但本人却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清产核资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限于将原有企业改制为公司，也包括在改制过程中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监管机制、人事制度以及资产保护制度(1)等。这些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清产核资的顺利进行。同时，清产核资的开展是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契机，通过清产核资的有效进行，确定企业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范围，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准备。
最后探讨一下进行清产核资的学理上的原因。由于进行清产核资不是企业所有权人单方的行为，是其与企业直接经营者的互动性的过程，因而不能过于强硬，采取的方法也不应过于僵化。在维持工作原则的基础上，尊重经营者的意见、照顾经营者的情绪是极其必要的。这就要求企业所有权人不能随意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而必须有选择、有理由、有步骤的进行。尽管各国实践中在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企业经营者借清产核资之机、利用清产核资过程内的混乱侵吞企业现有实际资产，或者用故意更改企业报表、记帐凭证等方式减少企业的帐面资产；更有甚者上述两种方式双管齐下。探究企业直接经营者上述行为的心理，本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不健全所致。企业直接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总会面对利益的双重选择问题，即经营过程中是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还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手段能解决的问题，涉及到具体的企业直接经营者的个人价值取向问题和个人心理问题。这种虚化的、隐性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普通的劝导、教育解决，只有建立与这种心理针锋相对的机制。这类机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大类是惩戒机制，另一大类是激励机制。从当前实践的效果上看，惩戒机制并不适用于营利性的企业(1)，只可能适用于行政部门(2)，这就使激励机制在企业中的健全与完善成为必要。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5
正如商品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一样，权力则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就生活在一种权力网络的社会之中。国家通常包括三大要素：统治权、人民和土地。其中，统治权居于核心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常将国家等同于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又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其中，政治权力又居于特殊地位，它对国家成员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和难以抗衡的特征。本文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政治权力。
权力依靠某种资源而产生，而一旦产生以后又成为可供利用的资源。根据权力的拥有者，权力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并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
权力体现着支配性，任何时候都不会均衡分布。在权力网络中，总是由一部分人，甚至个别人占有较多权力资源，从而处于权力中心。对于权力中心，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权力内核。由权力内核，一层层推己及人、由近至远可称之为权力的边层，从而构成内核——边层权力结构。因此，内核——边层的设定来自于这样一种事实或假设：权力反映支配——服从关系。在任何一个共同体里，都不可能每个人占有均等的权力资源，也不可能每个人同时作出决定，因而权力的占有及其影响是有差别和层次的。无论是帝国，还是多元民主国家，都有一个拥有最高和最多权力的首脑，区别仅仅在于首脑是否受到制约。
在由统治权、人民、领土构成的国家里，统治权居支配地位。但是，即使在极权制下，统治者也不可能垄断所有权力资源，对所有人产生同样的支配、控制和影响力量。人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受动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国家的决定者。由此就会产生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
面对领土，统治者行使管辖主权。统治者在管辖领土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相应的组织、机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支付一定的成本。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般都实行分级管理。由此就会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结构中，中央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居于主导地位。但地方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存在，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央，特别是那些权力来自民众的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性更强。
由权力网络结构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是我们研究中国改革的基本分析框架。
历史延续性：内核——边层结构
现有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大多参照前东欧和苏联国家。这种对比可以反映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特色，但无法解释为什么选择某一道路，并形成其特色。本文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受其内在逻辑的影响。其重要因素就是内核——边层权力结构的历史延续性。
中国最大的历史传统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专制集权国家。西方学者大多从专制集权的角度解释中国，然而这些研究都是以国家完全遮蔽社会、强调单一的集权控制为分析前提的，没有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内在权力结构及其变化，也很难有效地解释中国改革，以致于有学者只好将改革时期称之为“后全能主义”时代。与所谓“后现代主义”等概念一样，“后”实际上是缺乏对变革社会进入深入分析的偷懒的模糊性提法。
自秦开始，中国便被称之帝国，即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集权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内核是血缘性的小农家户经济。专制集权制度在相当程度来自于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根据对权力资源的占有和权力的影响程度，国家和社会形成以皇权为内核的边层结构。这种内核——边层结构与家长制由近及远的差序结构相似。在帝国体制下，尽管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可以支配、控制和影响社会和地方，但并不能完全遮蔽社会和地方，社会和地方仍然存在一定的自主空间，并有可能与权力内核发生互动。而且乡村基层社会和边远地方成为皇权控制最薄弱的边层。当处于内核的皇权腐败衰弱或对社会剥夺过度之时，就会出现农民反抗和地方反叛。这一方面可能填覆皇权，另一方面可能促使皇权改善统治。
进入近代以来，内核——边层的权力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权力内核无法应对外部冲击，并处于经常性更迭状态；二是权力边层发生着新的变化，传统帝国依赖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同时，内核——边层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交通、信息、军事、官僚系统等技术条件得以改进，国家统治权日益向社会和地方深入和延伸，国家行政权和管辖地趋于一体。另一方面，统治成本愈来愈大，并由于革命动员和外部影响，激起基层社会和地方的广泛反抗。往往革命正是从权力边缘和统治最薄弱的乡村社会和边远地区开始的。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是为内核——边层权力结构所支配的。
革命后建立的新统治是将高度离散的社会整合为统一国家的过程，也是改造社会并在改造过程中使权力日趋集中的过程。首先是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经济权力向国家或准国家的集体集中。然后是社会关系改造，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取决于国家分配。通过改造，形成国家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但即使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中，内核——边层结构仍然存在。
可控的放权式改革：边层启动与内核调控
中国改革为什么会发生，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改革前的中国缺乏深入的认识。经济学只是简单地称其为计划经济体制。从政治学角度看，比较流行的是全能主义。事实上，改革前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体制，至少在农村没有“庇护——依赖”机制。改革前，权力内核并不是主要依靠强力控制，相反则是大量的社会动员。所以，从权力结构看，改革前的中国实际是一种统制主义，即权力内核受单一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支配，这正是“包产到户”尽管1950年代后期便产生并不断抬头而反复受到压制的重要原因所在。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分权式改革。这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从开始并没有分权的明确意识。只是随着单一体制难以为继，新的权力内核才考虑下放权力。而且权力内核在“放权”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与那种多元权力互动基础上且有明确制度预期的分权不同，是在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中发生和发展的“放权式改革”。放权式改革一方面来自于基层社会基于生存理性对统制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基于新的权力内核对统制主义及集权制的深刻反思。权力内核的放权改革与边层冲击形成互动。因为边层启动的改革带来明显的收益。这就是新的权力内核最担忧也是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得到明显解决，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推动着制度创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样化的取向，使中国改革从技术性变革走向制度性创新。
放权式改革的重要制度后果就是分析，即变垄断性的单一权力为分享性的多样性权力。放权式改革的分权后果还表现在政权系统内部。在权力的核心层，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只是单个人意志，领导集体的作用愈来愈大。政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使权力，最重要的是地方获得愈来愈多的自主权。当然放权改革必然带来分权后果，但分权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即权力内核有可能在分权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控制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利益同一性的社会发生分化，出现利益主体多样化，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甚至社会断裂。但由于权力内核的有效调控，即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放权的渐进性等改革方略，使得中国改革始终能够平稳进行。在中国，权力内核对放权式改革加以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替代性手段，即首先发育新要素来取代旧要素，并运用新要素承接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整合社会。随着改革深化，权力内核愈来愈注重通过控制和分配资源调整利益关系并控制社会。正因为如此，放权式改革并未削弱权力内核的核心控制力，正是这种核心控制力，使中国的改革能够在高速推进的过程中保持总体性稳定。
内核与边层的互动：放权式改革推进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依次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是适应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适应边层的改革，将局部经验提升到全国性政策，进行扩展性改革；其二是引导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通过主动性试验，加深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建立宏观体制架构，推进改革；其三是自变性互动，即权力内核在适应性和引导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吸引力，从而成为改革的主动推动者。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6
一、不适合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
1.没有研发与销售的企业，不管人员如何庞大，产值如何惊人，都没有导入人力资源管理的必要。
2.员工总数不到100人，年产值不足一千万的企业，也没有必要导入人力资源管理。
3.股东不把公司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当成第一项考核指标的企业，不适合引进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当股东把成长性当做唯一追求的指标时，导入人力资源管理就不是明智的选择。
然而，一个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实施管理转型，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基本要件，更是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当然，没有精钢钻不要揽瓷器活。即使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六大板块乱熟于心，如果不了解中等家族企业的特点就开药方，最大的可能是不得其门而入，最糟的可能是整个企业停摆。
我们说，聪明人是见微知著，了解原理规律之人；有经验的人是知道历史重要从而先从全面了解历史着手的人；而有才能的人就是不仅了解历史脉络、权力现状、运行轨迹，而且知道核心元素及源动力，能勾勒理想远景，并有确切功力影响系统朝理想远景前进的人。下面先罗列出中等家族企业的普遍特征：
二、中等家族企业的普遍特征
一个规模发展到中等的家族企业首先必定有一个权力核心，他（她）选择项目的眼光长远、人员配置合理、资金运筹精细、场地规划合理、设备配置实用高效、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及售后服务都比较顺畅。可以说，在商海中是九死一生的弄潮儿，也是这个社会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但这样的企业在进一步发展中，必定面临两个绕不过去的坎：
1.权力核心的超级自信导致企业走向快速扩张进而力不能及进而全面失控的绝路。权力核心在面对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劝告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两难陷阱：如果职业经理人比我还高明，你为何自己不去创办一个成功的企业；既然你不比我高明，我为何要听你的。因此，全面引入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障碍，首先是权力核心的轻视乃至反感。
2.因人设定岗位职责是家族企业赖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外来招聘人员只是补缺拾遗。从情感到归宿，都决定了没有一视同仁的制度来合理调配两类人员的考核升迁。
三、在切入中等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前，要自我设立两条高压线
1.只有绩效考核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剂
很多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的公司，面对中等家族企业的权力核心，总是讲绩效考核作为诱饵。当然，孤立的绩效考核如果做得合理，在短期内也能提升士气，提高效率。但没有科学的岗位规划，严谨的岗位职责说明，单纯绩效考核提升的效率怎样传导到企业的利润上去呢。比如说：生产效率提高了，但：
1.1市场预测不准，生产库存急剧增加；
1.2检验指标不全面，导致退货急剧上升；
1.3采购考核指标不配套，原材料供应出问题；
1.4销售不好，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生产总量被限定，工人工资反而降低了。
1.5等等等等。
2.方便领导的管理制度是糟糕的制度
前面说过，家族企业的权力核心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定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了如臂使指的管理体系，各家族成员也在这个体系中找到并适应了某个位置。这是一个靠血缘来支撑的管理核心。相当于封建王朝的内务府，而对外来聘用人员的管理制度，当然是方便领导管理的制度。之所以说这是糟糕的制度，还不是从人文关怀这样的层面来评说的。
2.1方便领导管理的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就是对下属有规范，对领导没有规范，至少没有严格规范的制度。这就像修建一座大厦，砖石堟瓦必须纹丝不动，但大梁却可以摇摆一样荒唐可笑。
2.2方便领导管理的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保持领导层稳定的制度。换句话来说，制度决定了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前提条件是领导层的稳定。
2.3方便领导管理的制度从逻辑上来可以归纳到礼仪的范畴中去，只是管理内涵的一小部分。
3.在此边界条件下，自我定位就是立足之本：人力资源管理是家族企业权力核心的参谋之一，其详细解析如下：
3.1根据现状准确描绘出公司现有岗位设置及目前胜任的岗位职责是最基础的工作；
3.2拿出一个在此基础上精心细致规划的岗位初步完善图，指出岗位职责的欠缺项及必然导致的运行缺陷供权力核心体会。如果权力核心对此满意，必定支持下一阶段工作。
3.3从权力核心拿到公司近期发展规划，根据发展规划与岗位现状，提出岗位修正程序及财务预算。如果权力核心满意，会召集你与财务等高层协商，根据协商结果修正岗位调整执行程序交权力核心批准。如果权力核心批准执行，执行结果也很满意，权力核心必定支持再下一阶段工作。
3.4这时候，可以将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岗位培训考核、岗位福利待遇及升迁制度，当然还有这些制度能平稳运行需要的机构人员、场地、设备配备清单、财务预算拿出来交权力核心审核批准。如果领导批准，人力资源管理导入该企业才迈进了门槛。这个时候，人事经理的位置应该从家族元老里让出来了。
3.5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证已有的成果平稳运行是关键：包括人力资源的基本架构到位；岗位绩效考核能顺利及时开展；岗位福利待遇能照章执行；岗位培训也能初见成效。此时，权力核心如果对这阶段的工作满意，应该会把公司的中长期规划透漏出来，并支持下一阶段的工作。
3.6此时，全面调整公司岗位设置，着重规划产品研发、品质保证、销售三个环节的岗位责任，保证衔接清晰、责任明确无盲点、无重叠；反过来对岗位从业人员资格提出清晰、可操作的要求；从中长远规划的可实现要求，全面更新每个岗位的考核指标、考核周期及奖惩措施。从关键岗位到普通岗位，逐渐把因人设岗变化为因岗用人！如果能顺利过渡到这一步，权力核心将因为你的才能而折服。他（她）将放心地把人事权全面移交到你手里。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7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传统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直接冲突，并直接威胁我国数以万计出口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传统的低价、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能耗的出口增长模式将受到国际市场的更多夹击，必须从传统的价格竞争模式向高科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低碳模式实现转变；另―方面，部分国外产业和企业对中国市场倚重加大，以滥用专利许可等不公平贸易方式抢占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极大冲击。这些因素迫使我国业界客观理性地分析我国企业发展模式、战略、优势、劣势，加速实施以企业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转型升级为核心的“蓝海战略”，摆脱低水平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加速控制并掌握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逐步实现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全方位提升。而这一战略的成功又直接取决于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企业专利、品牌、渠道等综合能力提升。
我国业界面临的专利形势
随着我国企业涉外经济贸易和投资活动的不断深入，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已经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以全球跨国公司为主的专利权人及其联盟利用专利问题对我国企业进行围追堵截，近年来采取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方式加大在华的专利战略实施，使我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专利战中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应付，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处处掣肘的不利地位，并形成了低端压制的局面，极大地妨碍我国产业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
战略上 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专利权人加紧实施在中国的专利布局。在现代国际市场竞争中，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在维护企业竞争实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之间竞争已从成本和价格逐渐转向专利技术。国外跨国公司的通行做法是“产品未动，专利先行”，企业的目标市场首先就关键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待市场条件成熟，通过专利侵权诉讼的形式来打击目标市场国家的企业，达到垄断目标市场，或者通过专利联盟的形式向目标市场企业收取高额专利使用费，从而获得收益并控制目标市场。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外国权利人在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8879件，是国内权利人发明专利授权量的1.3倍，在国内重点发展的通讯、信息、生物、制药等产业领域，跨国公司更是进行了重点布局。其中，美国作为全球第一专利大国，为在中国市场占领先机，申请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在中国的专利数量一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00-2010年间，美国申请人在中国的公开和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增加了4倍多，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8％，这些专利发明专利主要分布在计算机、通信、生物医药和半导体四大技术领域，显示出美国跨国公司对这些领域高度重视并正在加速进行专利布局。
在完成专利布局之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专利权联盟通过统一定价、划分市场从而形成特定产品的行业垄断来实现其自主知识产权权利主张，主要采用对非联盟企业和相关使用方进行专利许可授权来收取专利使用费实现专利权收益。否则，对相关侵权方提起专利诉讼，通过法律途径保证其权利主张。
近年来，专利权联盟的日益增多以及维权力度的加大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以家电产业为例，伴随着我国家电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连续多年的大幅增长，国外专利权人开始关注该领域的权利主张，目前主要集中在DVD、彩电等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例如DVD领域6c、3c等专利权联盟在物理格式、视频格式、著作权保护、mpeG技术、音频解码技术的专利主张和彩电领域的法国汤姆逊公司、加拿大tri-Vision公司在信号控制、屏幕显示、生产工艺、彩电节目分级控制方面技术的专利主张，等等。
战术上国外专利权人加大了专利维权力度。随着我国更大程度上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以及重要的出口平台，近年来，国际主要跨国公司及相应的专利权联盟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市场，全面实施其专利战略来实现其知识产权收益。主要策略为，从传统的产品市场获取转向知识产权市场获取；从生产环节获取转向销售环节获取；从整体推进到重点突破这三种策略分步实施，逐步推进。
首先，国外知识产权联盟通过向各国海关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申请、与相关行业中介组织签署专利许可授权协议、通过国际双边、诸边、多边框架来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协定，并敦促东道国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式来帮助其实现权利主张。自2006年以来，欧美等国家通过wto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就我国海关、质检、知识产权问题频频提交问题清单，敦促我国政府改善知识产权市场环境，确保其相关知识产权利益的实现。
其次，专利权联盟将实施触角由生产厂家逐渐转向市场销售集中的下游零售商，在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对生产企业实施专利许可时，将专利付费环节下移，改为由主要销售商(含进口商、经销商等)同专利权联盟签订销售协议，并负责支付专利费用。
最后，根据由于全球生产商、零售商、市场结构的分布和特点不同，专利权联盟从先期的整体推进，逐步转向采取直接与重点生产厂家签订专利权许可授权协议辅以出口确认文件的方式，直接向主要生产企业收取知识产权使用费，以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知识产权权利主张。近期，以索尼为代表的相关专利权人正在尝试通过与我国主流彩电生产企业成立合作公司的形式来实现其专利权收益，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对我国业界的影响 以专利权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知识产权专利人在全球不同场合确立和强化其“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的国际战略，其用意首先在于垄断专利权的使用进而达到市场准入的控制；其次，收取相应的专利许可使用费，获得巨额垄断商业利益；最后，通过专利标准化来对全球产业进行引导和控制，使其始终处于行业的尖端地位。例如，DVD产业领域，以6C、3C为目的的专利权联盟为达到垄断国际市场的目的，拒绝给我国部分企业专利许可，使我国企业不能顺利生产、出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鼎天集团投资2亿元的DVDi业园因未获得专利许可而被迫关闭。
国外专利权联盟用自主核心专利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后，采取无端拒绝许可、设定畸高许可价格、无视专利地域性原则和权利穷竭规则、把零部件供应商应当支付的专利费转嫁给整机装配企业、强迫下游企
业只得从专利池管理人那里购买一揽子许可、以专利侵权为由滥发律师函或者滥提诉讼等方式来进行恶意维权。而我国由于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少、水平低，因此，整体产业水平处于落后的阶段，这也直接锁定我国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低端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专利权联盟过度维权对我国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产量大、利润薄；生产和贸易主体结构以外资企业为主；内资企业出口在全行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无力进行自主研发，最终落人“低端锁定”地位等等。与此同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三资企业在品牌及技术实力等方面均强于内资企业，因此，应对国外专利纠纷的能力一般也强于内资企业。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外贸出口中以三资企业为代表的加工贸易额始终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在DVD等部分产品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据绝对的控制地位。
关注企业专利能力提升
基于目前国内外专利形势的发展，我国企业自主专利少、专利商业应用经验缺乏的弊端必将成为企业未来健康、稳定发展的隐患，因此，现阶段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能力提升。
提升自主专利的创造能力 首先，在企业技术开发、投资决策中，结合市场热点对相关专利信息的系统检索、系统分析，以便充分了解本行业领域中专利技术的现状、重点专利技术生命周期、专利技术发展趋势、核心专利分布等，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寻找研究起点，可以为科研选题提供决策依据，避免重复投入财力、物力和人力，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次，要加大自主专利的研发和控制力度，在核心专利链条上取得突破。在当今竞争形势下，任何一个产品是由若干个专利来构成，其中有些是制造该产品所必须的核心专利，也就是所说的核心专利链条。在这方面，我国企业必须加大力度，这是目前形势下我国企业突破专利联盟围堵的有效武器，只有通过对核心专利的控制才能与国外专利联盟开展谈判，实现专利的交叉许可使用和市场空间的拓展。最后，加强对不同国家专利法律层面的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专利的成果开发方面加大法律方面的认可力度，积极尝试利用专利立法来拓展自主专利核心技术的拥有量。
提升自主专利的商业运用能力现阶段，我国企业总体来说在专利保有量方面处于劣势，尤其是在一些核心关键专利领域。因此，我们的策略主要是学习、消化、应对。根据时机逐步转向应用层面，同时，要依据专利的价值来设计专利商业应用的战略。目前，国外知识产权联盟是我国企业专利战略学习的标杆。
首先，在资金方面，将自主专利作为质押物进行商业融资以便专利的资本化进而形成专利融资能力，最大限度解决自主专利创造的缺血问题。这是我国产业界、金融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专利实现产业化的不到8％，专利资本化更是无法兑现。
其次，专利标准方面，在部分我国拥有较强专利基础的产业领域，争取建立以我为主的专利标准，不断加大我国企业对专利标准的制定和掌控，增加我国企业在该领域的发言权和主动性。
最后，充分利用核心专利的筹码来开展对外谈判，由于我国目前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专利小国，尤其在产业的核心专利拥有量方面，因此，必须利用我国自主核心专利和庞大市场为条件和专利联盟谈判，为企业获得一个稳定、合理的专利付费条件，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提升自主专利保护和管理能力首先，企业要提高自主专利保护能力。一方面，企业要有专利意识，积极在国内外主要市场为企业自主专利进行商标注册，取得法律保障地位，同时要将专利使用费用问题处理好，否则，将可能为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现有的合法手段加大对自主专利的保护。比如，利用海关的知识产权备案系统等手段及时对各种侵权行为进行有效制止。根据海关统计，2010年，中国海关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共终止放行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进出口货物约2.3万批，其中被扣留的约2.1万批，相比2009年分别下降了65.75％和67.98％。其中，海关扣留的涉及侵犯专利权的商品货物占数量及价值的比重由2009年的不足1％分别上升到3.29％和6.37％。其次，企业要有较强的维权观念，具体表现在积极打击国内外相关企业对我侵权行为和不合理的侵权诉讼。从目前情况来看，现在国内企业更多的是作为“被告”参与进来，主动去进行对外侵权诉讼的占少数，这客观上与我国自主专利的拥有量和企业自身专利意识相关。由于我国企业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在面临来自外资企业的诉讼中，胜出的概率非常低。根据海关统计，2010年海关共对来自33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了法律保护，其中，中国排名第六(见图)，这也从侧面说明国外企业更懂得利用合法手段来维权。最后，企业要全面树立自身专利管理制度。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做久，必须从开始就树立适合自身的专利管理制度和战略，把专利的分类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企业专利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
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专利战略的逐步推进和深化，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将成为专利权联盟的重点关注对象，这客观要求我国企业未雨绸缪，在专利意识、创造、商业运用能力等方面尽快提升、及早应对。可喜的是，我国企业在经历市场教训和自身内在需要的双重压力之下，专利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专利创造能力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提升。因此，必须从专利的策略应对和综合运用方面进行部署和提升，以便为我国企业发展提供缓冲的时间并实现赶超。
建立企业专利团队，提升企业专利创造能力 当今，全球市场竞争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对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竞争。也就是说，谁掌握的自主核心专利越多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因此，企业首先应建立自身专利团队和战略，加大对行业知识产权和专利发展的研究，摸清专利链条中的核心环节，找准研发创新的方向；其次，企业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比重，并积极与外国企业、国内科研院所、大学等机构进行联合研发，提升合作研发的效率；再次，应加大对目前产业专利的研究力度，实现原创专利质量的不断提升和渐进突破；最后，从体制机制上要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形成自主专利创造的良好氛围。
采取多种方式拓宽企业专利运营平台 专利的商业运营是决定专利商业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也是整个专利创造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企业要采取多种方式盘活企业专利资产，促使其商业价值的充分开发。比如，企业以专利资产为标的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同时引入利益相关方建立风险多方共担机制；建立专利转让、许可、信贷、实施等机制来推动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组建产业专利联盟等方式促进专利的商业应用；充分利用专利权交易所等形式的专利经营机构盘活企业专利资产，并推进专利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 专利权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体制、政策方面做出全方位的突破和努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缓解环境和资源的压力都需要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因此，我国应以自主知识产权建设为切入点，从不同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配套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逐步建设以基础性核心发明专利为主体，生产、营销、售后服务体系建设为支撑的创新体系，力争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专利创造能力提升方面有所突破。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8
一、指导思想
强化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会计行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会计核算和监督职能，维护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以村级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制度和干部队伍的勤政廉政建设，推进农村民主化、法制化建设进程，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实施范围
纳入“村级会计中心”核算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包括村民委员会、村级实业公司（包括与村民委员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和行使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村级经济组织）和村属生产队。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三个不变”的原则。即集体资产所有权不变、财务独立运行体制不变、资金管理权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变。
（二）坚持集中核算和规范管理的原则。即集中管理会计从业人员（包括会计和出纳）、集中处理帐务和集中村级财务公开；规范银行帐户开设和使用，统一委派出纳人员。
（三）坚持会计责任主体不变的原则。按村民委员会、村级实业公司和村属生产队分别记账，各自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性质不变，分别对其提供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四、基本模式
通过委托“村级会计中心”代管，实现村级财务集中核算管理。
（一）运作模式
按照“委托代管、集中记帐；规范帐户、分户核算；集中会计、委派出纳；日常监管、季度公布”的要求运行。
“委托代管、集中记帐”是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与“村级会计中心”签订委托书，将本组织财务收支业务委托“村级会计中心”进行会计核算；“规范账户、分户核算”是指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银行帐户进行规范管理。“村级会计中心”应按不同性质的账户分别设置账簿，进行会计账务处理；“集中会计、委派出纳”，是指负责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业务的会计由“村级会计中心”负责组织集中办公，并对各村派出出纳人员，实行就地办公；“日常监管、季度公布”是指“村级会计中心”负责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财务审批规定实施日常监督，并按季度公开各村（队）财务收支情况。
（二）监管模式
各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本镇“村级会计中心”实施归口管理。区财政局会同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对其相关业务进行指导监督。
五、工作措施
（一）建立“村级会计中心”
“村级会计中心”由各镇负责建立，隶属于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对中心的会计人员（包括会计、出纳）实行集中管理，负责对村派出纳人员；协助各村（队）编制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协助拟定村（队）财务审批权限；审核各类财务收支；集中处理会计核算业务；编制财务报告，执行村级财务公开。
（二）清理银行帐户与资产债务
各村负责对本村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银行帐户进行清理，原则上保留（开设）三个银行帐户，分别提供村民委员会、村级实业公司和村属生产队使用，其他账户予以撤销。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和债务进行盘点、清理、核实，并编制清册。
（三）审定重大经济事项财务审批权限
“村级会计中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协助村（队）依法拟定村级重大经济事项财务审批权限，报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协助各村民委员会审定村级财务重大事项审批权限。
（四）编制年度财务收支计划
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及时编制本组织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村级会计中心”应予以协助。年度财务收支计划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送“村级会计中心”备案。
（五）签署委托核算协议书
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会同“村级会计中心”拟定和签署委托核算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六、实施步骤
（一）各镇应建立村级集体资产清理领导小组，指导纳入“村级会计中心”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银行账户和资产债务清理工作，做到账账、账表、账款、账据、账实相符，并编制相应的资产债务清查清单，由村民委员会确认。清理后的债权债务主体性质不变。
（二）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及时做好委托核算和相关配套工作，及时制定本组织日常财务事项审批制度及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并报送“村级会计中心”备案。
（三）主持签署委托核算协议书。由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主持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别与“村级会计中心”签订委托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交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备案。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9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067-02
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又决定着公司经营绩效。公司治理问题是困扰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城市商业银行迈入上市公司的行列，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虽有所改善，但产权结构不合理，不完善，“三会”职能普遍弱化，难以发挥决策层的作用，使治理效率仍然不高。公司股权结构，对于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构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银行的组织运行效率低下。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一开始就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的，但是其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即国有成分占有绝对多数，据统计，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平均持股为32%，最高的达到60%，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根本没有话语权。地方政府对银行经营的直接干预和控制。股权结构单一，不科学，不仅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而且降低了银行的组织运行效率。
2.主体责权不明确，组织机构运作不规范银行董事会与经营班子、法定代表人职责不清，权责不明，导致银行内部制约机制失效；有的董事长与行长造成董事长直接经营，行长没有相应的权力，或者行长权力过大，缺乏董事会的约束；股东大会、监事会及内部审计部门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经营班子缺乏精神团结的合力，导致内部管理失控，政令不畅通，隐藏着较大的风险。
3.经营行为短期化，影响商业银行长足发展。银行管理层市场经营意识淡薄，经营思想缺乏长远的谋略、决策行为缺乏科学化和制度化。银行迫于地方政府压力发放大额贷款，违背了城市商业银行是“市民和中小企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服务特色。
4.主体的责权不对称，内控失衡。城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高度集中的特点决定，地方政府是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主管部门，因而银行经营班子首先是对政府负责，其次才是对商业银行本身负责。银行内部起核心作用的董事多是经营班子成员，没有建立起对经营班子的激励约束机制，商业银行对经营管理造成重大损失，经营班子成员不承担直接责任，也不影响其个人的经济利益。由于责权严重分离，导致内部管理失控。银行为了创造“业绩”，完成政府下达的存款及利润指标，不计成本，置风险不顾违规经营，盲目扩大业务规模；为了掩盖其经营风险，弄虚作假，使会计核算严重失真；银行贷款多人审批，无人承担责任，资产质量低下，职工吃银行大锅饭的现象十分严重。
二、成因分析
1.股权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和运作方式。产权制度问题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从城市商业银行整体股权结构调查显示，国有股权占比为33%，其中单户最大的股东是地方财政股权，占比为11%~30%。其非国有股权占比58%，自然人股权占比约8%。从股权结构看，城市商业银行是一个国有股权高度集中的地方性银行，其中地方财政又是其最大的股东，因而当地政府控制了银行经营班子的任免权，并实行任期制。由于城市商业银行是政府管理的产物，因而经营目标和运作方式带有浓厚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角度的考虑，自然会要求城市商业银行在其政策导向下办理一些具有政府倾向性的业务，这些业务中相当部分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相背，由此使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上处于两难境地，难免导致经营行为短期化，长此以往将直接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生存基础和发展后劲。
2.产权所有者缺位，商业银行难以建立科学的制衡关系。从银行董事会层面上看，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董事、董事长形式上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实际上均是由地方政府任命的。他们均无拥有充分的股权，只是资本所有者的人，而不是资本所有者本身。由于国家对国有资产实行多部门管理，缺乏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专职部门。城市商业银行这一特殊的产权制度安排，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同时“三会四权”也难以充分发挥监督管理职能作用，使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不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和制衡的关系以保证商业银行有效运行。
3.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未发挥，经营效率不高。合理的产权结构能建立有效的产权机制，充分发挥出激励和约束功能，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商业银行经营者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对经营者的行为激励和约束必须是经济性和法律两方面。由于中国的传统银行行政文化氛围所形成的行政等级化和“官本位”的激励机制，财产人的权力、义务及责任很难到位。一是人主动维护股东利益责任感不强。有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班子不是对银行本身负责，而是对政府负责，人首先关心的是与政府关系，其次才是银行经营实际的业绩。缺乏维护对股东利益和银行长远利益内在的动力。二是银行没有自主经营的意识和经济利益，政府的社会效益目标凌驾于银行的经营效益目标之上。经营者的货币报酬只是所有报酬形式的很小部份，经营者更关心另一种报酬即行政提拔等非量化报酬方式。由于分配机制存在较大的缺陷，使得激励机制长期失效，因此，要强化激励与约束就必须对经营者实现经济利益的货币化和契约化。
三、建议及对策
1.构建特色化股权结构，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科学化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又决定着公司经营绩效。鉴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的问题，应构建特色化的股权结构。因此，在城市商业银行特色产权的构建中应该重点考虑股权的分散性，逐步减持国有股，构建由国家、机构投资者（外资）、中小企业、职工等共同持有的多元化股权结构。例如，上海银行经过2000年和2002年两次增资扩股后，股份总额从16亿股增至26亿股，不仅提高了股本规模，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占比分别由增资扩股前的29.25%、34.17%、5%、31.58%调整为28.06%、29.65%、18%和24.29%。这样，上海银行通过引进外资股、法人股，有助于形成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通过降低国有股比例，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科学化，不仅从股权结构安排上避免政府对银行经营的直接干预和控制，避免某个股东对银行运作的控制，而且可以加速经营治理理念的更新、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和经营治理体制的完善。
2.充实和调整股权结构，强化产权约束机制。银行制度改革与创新首先应从产权制度入首，建立产权约束机制，使产权发挥出高效率。从提高城市商业银行产权运作效率看，股权必须实行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和社会化。一是增加非国有企业股份和个人股的比重，使地方性银行的资本来源结构多元化。城市商业银行在增资扩股中，应减少国有股份持股比重，并允许提高非国有股份和个人股份的持股比重，使之建立一个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银行制度，并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通过经济利益引导股东自觉维护所有者权益，督促城市商业银行合规经营和稳健发展。二是成立地方性银行控股公司，代替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行使在地方性银行的国有控股的权益，依法取得剩余索取权。城市商业银行才能摆脱地方政府对其经营活动的过多干预，地方政府按照出资额度多少依据公司法规定行使相应权利和获取收益。从而城市商业银行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按照市场规则所赋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事自主的经营活动。因此调整和充实股权结构是城市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产权约束机制根本途径。
3.实行年薪制度，造就合格的银行家。商业银行经营者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必须是经济性和法律的。在出资者和经营者的关系中，要强化激励与约束就必须实行责权利的清晰化的和制度化，即对经营者的业绩实现利益的货币化和契约化。应建立对经营者业绩奖励的年薪制，将经营者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是切实将银行领导人形象向银行家形象转变，打破行政级别界限，增强对股东和社会的责任感。二是实行业绩奖励和责任追究制度，将经营者与经营业绩挂钩，而且与职工工资分开，有利于经营者与职工利益相分离，强化了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三是建立银行家选拔、聘用和考核机制，经营者竞争上岗，废除领导职位终身制，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格局。四是让经营者持有一定股权，或将收入一定比例折合成相应股权，明确经营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给予其最大行为的利益激励，使其行为目标达到产权所有者的意愿。
4.健全稽查监督体系，确保其安全运营。健全有效的稽核监督体系是有效防范风险的组织保证。城市商业银行以强化法人管理体制为前提、以全面有效的监督方式为手段，以稽核处罚权为保障的稽核监督体系。为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的需要，改变稽核工作过去单纯的核查账目和会计凭证及账表证是否相符的老套路，向四个重点内容转移。一是建立稽核制度规程，重点建立向董事会负责的稽核监督工作制度，董事会授权的赋予稽核经济处罚权，明确权利和责任，使稽核监督有据可依，保证稽核工作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二是稽核评价重点是对内控制度本身检查评价，确保城市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三是对城市商业银行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等内控活动检查评价。监督各项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是稽核结果与经济利益挂钩。稽核部门将处罚内容的量化指标，嵌入分配体系，奖优罚劣，对稽核监督的效果起到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欧明刚.城市商业银行问题研究――公司治理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2]陆跃祥.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产权制度的核心篇10
内容摘要:文章以产权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品牌内核问题,指出共用性产权是区域品牌的核心特征,区域品牌内核是一个层次性内核,以区域价值观为区域品牌的内核是区域品牌竞争力之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区域品牌的外在作用形式。
关键词:区域品牌内核外在作用形式
目前,关于品牌发展与品牌经营的研究正成为企业经济研究的重点。研究人员试图从品牌作用机理的角度分析品牌的内在核心竞争力及其外在市场竞争力。然而,关于品牌作用机理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以下理论内核之下,即品牌理论研究是一种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品牌理论研究。关于共有产权基础上的区域品牌理论研究,尚未形成成熟的分析范式。本文试图从共用性产权角度探讨区域品牌的内核及其外在作用形式。
文献综述及评价
关于区域品牌的界定,现有的研究资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倾向于从品牌的外在形式角度进行界定,将区域品牌界定为“区域品牌是区域内具有共同产业特征的品牌”。这种区域品牌界定给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区域品牌并不是一个具有实质运用特征的资产运用范畴,只是一种区域产业的共同个性特征的总结。消费者只能获知区域产业的整体特征,并不能获得一个明确的单一品牌信息。如德国的制造业是一个生产过程严谨、质量稳定的产业。这种产业评价方式提供一个准确的信息,即德国制造业是一个拥有较好质量信息的区域品牌产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区域性品牌。二是从私有产权角度分析区域品牌内涵,将区域品牌认定为“区域性共同使用的单一品牌”。这种品牌理论界定方法,将区域品牌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资产,是企业完全控制的核心经济资源。从私有产权角度界定区域品牌,揭示了品牌的本质属性,即私有产权是区域品牌的核心。区域品牌的其他权利延伸,并没有改变这一核心范畴,只是变更区域品牌的外在形式。确切的说,区域品牌是一个不断更换外衣的个体,外衣是其外在形式,本质特征内核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区域品牌界定,并没有很好的考虑品牌的区域性特征,及品牌权利开放性问题。
区域品牌的内涵界定
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区域品牌的界定,并没有准确揭示区域品牌的最本质特征,即区域品牌是一种建立在共用产权基础上的品牌,是区域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使用的共用性品牌。这种区域品牌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核心产权的共用性
区域品牌具有共用性产权特征,即其产权并没有独立控制在某一个经济组织的手中,区域中所有符合区域品牌使用标准的企业,都可以使用区域品牌进行市场营销活动。这说明,区域品牌的核心产权具有产权不明晰特征,产权并没有直接归属于某一特定企业,区域中所有从事品牌产品开发及管理的企业都拥有产权。因而,区域品牌核心产权具有共用性特征。核心产权具有共用性特征是区域品牌的核心,也是区域品牌不断发展壮大优势之所在。
(二)区域品牌的开放性
品牌的使用权利并不需要严格的授权。区域品牌的使用主要以质量标准审核作为基准,对于完全按照区域品牌运作标准进行市场开发的企业,都可以使用区域品牌进行市场推广活动。而那些没有使用共同质量标准进行产品生产的企业,其品牌使用能力将受到限制,其经济行为将受到市场的制约。
(三)区域品牌的扩张性
品牌的扩张性是指品牌产权权利的不断发展壮大。与私有产权品牌相比,区域品牌产权处于不断扩张状态。由于区域品牌只是明确品牌的核心产权,对产权的其他附加权利并没有加以约束,导致其其他附加权利处于不断扩张阶段。品牌使用者在满足区域品牌核心产权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企业发展需要,不断开发附加权利,来提高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区域品牌的内核分析
区域品牌的内核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品牌的竞争力因素,只有充分了解区域品牌的竞争力因素,才能获得完整的内核。区域品牌的竞争力在于塑造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供依据。消费者可以通过信任品牌进而信任品牌产品,形成品牌信赖,并做出正确的品牌选择。区域品牌的竞争力分析,为导出区域品牌的内核提供理论基础。
(一)区域品牌的内核和私有产权品牌的内核比较
品牌基础理论研究表明,品牌竞争力核心在于塑造完整的价值观,为建立品牌信赖提供基础,为降低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提供依据。消费者通过信任品牌进而信任品牌产品,以此来减少品牌产品鉴定和比较成本。这说明,品牌竞争力核心在于塑造企业价值观。基于私有产权的品牌,是企业自有品牌,容易解决品牌的企业价值观问题。企业可以通过制定并实施完整的企业价值观,加强市场销售宣传,以品牌作为外在表现形式,来表现品牌中所包涵的企业价值观信息。企业的品牌宣传和推广行为,就是塑造企业价值观的过程。因而,企业价值观是私有产权品牌的核心,也是其概念中的内核。
私有产权品牌的内核能否也代表区域品牌的内核?关于此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区域品牌的内核和私有产权品牌的内核有很大的区别。之所以会有此结论,在于私有产权品牌的理论基础和区域品牌的理论基础有很大区别。私有品牌的理论基础为私有产权,而区域品牌的理论基础为共有产权。产权理论研究表明,产权是一种权利约束,是各种权利的组合,其中所用权为基础,其他权利为附加权利。私有品牌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剩余收益索取权等。由于私有品牌的剩余收益索取权全部归于品牌所有权拥有者,因而能提高品牌所有者的发展热情。私有品牌所有者为了提高品牌竞争力,会赋予品牌价值内涵,来推介企业的价值观信息。而共有产权基础上的区域品牌,其产权并不属于某一个体企业,而是由所有从事区域品牌开发的企业所共同拥有。每一个独立企业都拥有不完整的品牌产权,即拥有不完整的所有权和部分剩余收益索取权等附加权利。这说明,单一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具体行为的约束力较低,无法实施完整的产权制约。因而,单一企业的价值观不能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品牌。这也就意味着单一企业的价值观对区域品牌的作用能力较低,影响力较弱。因此,以企业价值观作为区域品牌的内核是不可能实现的结果。
(二)区域品牌的内核界定
区域品牌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区域品牌的内核是一种层次性内核,是一种建立在共用性非完整产权基础上,以区域产品共同质量特征及文化信息为重点的区域价值观。区域品牌的内核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品牌的质量内核为区域产品所具有的共同质量信息。质量内核是指区域产品所具有的相同质量信息。由于区域产品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其产品质量具有相似的共性特征。质量特征是区域品牌共同开发的基础,是区域品牌竞争力之所在。如海南农产品品牌,产品的纯天然性是一个共同质量特征,为海南农产品创建区域品牌提供基础。共同质量性特征,是区域品牌内核的一个主要层面。
2.区域品牌的资源内核为区域产品所具有的优势自然资源信息。作为区域品牌发展基础的产品,通常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即都包含区域特定的自然资源特征。自然资源优势是区域产品发展的基础,是区域产品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区域产品所无法复制的信息,是产品竞争力源泉。
3.区域品牌的文化内核为地区特有的文化信息。品牌产品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物形态的固定性产品,还是一种携带区域文化信息的产品。文化特征不仅表现为严谨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设计等生产文化,还表示为区域内所有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文化。区域文化是一种共同行为发展模式信息,包括生产工艺的同一性、生产理念的同样性、产品质量检验的高要求性等文化内涵。
4.区域品牌的产权内核为共用性非完整产权。区域品牌的产权主要表现为所有权被虚化,其所有权并不是由某一独立企业拥有,而是由所有从事产品开发的企业共同拥有。区域中的每一个从事品牌产品生产的企业,都可能获得品牌的部分所有权,所有权并不具有完全排他性。而区域品牌的使用权,具有较为广泛的开放性特征,任何符合品牌使用标准指标的企业,都可以使用区域品牌进行市场推广。区域品牌的剩余收益索取权,将由各企业独立控制,并不是由一个独立企业完全控制。因而,区域品牌是一个共用性的非完整性产权。
区域品牌的外在作用形式
(一)单一品牌制
单一品牌制是指区域品牌是一个具体存在的独立品牌,是一个在市场竞争中独立存在的单一品牌。作为一个市场竞争品牌,单一品牌将承载着区域品牌的所有内在价值信息,并通过单一品牌形式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过程。单一品牌在承载区域价值观时,主要突出区域品牌所承载的共同产品质量信息。消费者对区域品牌的认识,只限于感知单一品牌的总体质量信息层面,并不能准确获知每一个生产企业的个性化信息。因而,共同质量信息是其竞争力的源泉,也是区分其他地区产品质量的关键。产品的竞争力优势,主要在于共同质量信息的塑造,非单一产品个性化质量差异。
(二)虚拟品牌制
虚拟品牌制是指产品开发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品牌,而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虚拟品牌。例如海南农产品品牌,就是一个区域性虚拟品牌。消费者并没有直接感知一个独立的实际存在的海南农产品品牌,只是感知概念上的虚拟品牌。消费者由于相信产地来源于海南的农产品质量,因而认可这些产品品牌。“海南农产品”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区域产品的虚拟品牌,是一个可以从市场上感知的品牌。对于虚拟品牌而言,品牌的价值及其内核将主要由所有从事产品品牌开发的企业产品共性特征组成。如消费者通过消费海南企业品牌产品,来感知海南农产品的共性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来深化对海南农产品的认识,并进而形成品牌信赖。虚拟品牌是区域品牌的一种特殊作用形式,也是一种承载区域产品共性质量信息的品牌形式。虚拟品牌的竞争力核心在于产地质量差异信息。消费者通常通过产地区别,来判定虚拟品牌的质量差异,来区分品牌价值。
(三)主副品牌制
主副品牌制是指两个品牌的组合,其中一个为主品牌,一个为副品牌。主品牌可以是区域品牌,也可以是企业品牌。副品牌既可以是企业品牌,也可以是区域品牌。在主副品牌作用形式中,各品牌的作用完全不同,其重点主要根据企业品牌价值与区域品牌价值的含量大小来确定。如区域品牌的价值含量较高,则区域品牌将成为主品牌;若企业品牌的价值含量较高,则企业品牌将成为主品牌。由于主副品牌制涉及两个品牌的组合,因而,其宣传重点不同。区域品牌的宣传重点将体现在区域产品共性质量信息上,而不是特定企业产品质量信息。消费者通过区域品牌来判定主副品牌的价值。主副品牌中的企业品牌,将是区域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之间差异的表现,体现一种同类产品中的不同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差异信息,而不是区域产品质量差异信息。在主副品牌形式下,消费者的消费选择的初始点,在于区域产品质量差异,而非企业产品质量差异。因而,主副品牌的价值诉求重点,应是区域产品共性质量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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