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理论篇1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艺术；实践
“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逐渐向全球化趋势发展。传统文化理论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现代艺术审美的需求。现代文学理论是指研究与文学有关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的社会原理。现代艺术实践是建立在现代原理的基础之上，人们通过发觉现代文学理论中的美学基础，以此为灵感，进行艺术设计。因此文章以：“如何将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相结合，创造满足受众需求的高质量设计作品”为研究话题，深度展开研究。
1现代文学理论的特征
1.1强调情感自然流露主张艺术形式自由
和谐发展的年代，现代文学理论中，注重的是情感自然流露。相对于传统文学理论来说，现代文学理论，没有太多政治条框的限制。例如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在市场上依然存在。传统文学理论受资产阶级统治，需要忌讳和隐秘的东西较多，其中最典型的一点就是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通过对比七十年代和现代的建筑艺术设计，可以发现传统文学理论影响下，建筑大多以古典中式建筑为主，且为封闭造型，例如：北京的四合院。而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合入了众多国家的代表元素，图案、色彩、结构等等，且造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长方体的造型。
1.2多种写作手法运用主张艺术创新结合
多种写作手法的运用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上，传统文学理论受经济、生活质量控制，写作手法只能借鉴国内人士的写作技巧。其次，通讯的不发达和信息的封闭性。导致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实现大范围的传播，导致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呈现区域性特征。例如，南方与北方的建筑风格，因为文学思想理论不同，导致建筑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呈现较大的差别。现代文学理论中，呈现的是中西方文学理论结合的状态，因为信息的共享，单一的文学理论基础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因此文学也创作者们通过多种写作手法的结合，实现文学理论的创新。而这一特点，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同样体现，通过多种元素的结合，创造不一样的设计美感[1]。
2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的探讨
2.1现代文学特征与现代艺术特征的相关性
上文在具体讲述现代文学特征时，将文学特征总结为两点：强调情感自然流露主张艺术形式自由和多种写作手法运用主张艺术创新结合。根据调查现代艺术设计，发现两者的特征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现代文学理论引导着社会人群的主观思想和艺术审美，而现代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艺术审美，从而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现代文学特征与现代艺术特征的相关性。例如现代文学理论特征中强调情感自然流露这一特征，在现代艺术设计实践中表现为环保这一理念。绿色出版理念它是一种生态设计理念，受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从9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将绿色生态融入现代艺术设计实现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它从行动和概念上来诠释绿色生产的概念。这是目前我国现代艺术设计原理中的基础概念，中国是人口大国，其资源消耗迅速，全球变暖给世界一个警告，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将绿色融入包装、设计、生产，从而影响更多的人。这是现代文学理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也是现代文学理论在现代艺术实践中的具体表现[2]。
2.2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对应的历时性
现代文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与现代艺术设计所呈现的概念具有同步性。例如，现代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发展，多种艺术写作手法相结合。而现代艺术设计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创新艺术设计作品“鸟巢”鸟巢的设计中包含了中国瓷文化，在装饰材料图案的选择上，采用了西方美学图案“冰裂纹哥窑鼎”。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为基础，融合现代文学理论元素，两者产生的化学反映，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美感。在现代艺术实践中，现代文学理论的运用除了体现在图案文化理论的选择这一方面之外，同时还表现为色彩文化理论的搭配。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偏于含蓄、优雅。所以在颜色的选择上，采用的都是中性柔和的颜色，而西方国家的人群性格热情开放，他们在颜色的选择上会采用厚重夸张的颜色。因此要实现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新，需要结合现代文学理论，以最新思想作为现代艺术设计核心[3]。
3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互文性线索
在现代艺术实践过程中，大多数现代艺术实践都能与现代文学的理论内容相呼应。因此，笔者分析了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实践的历史线索。
3.1形式本体论
当现代艺术从二十世纪初流传到中世纪的三大思潮时，它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艺术。梵高作为现代艺术的奇才，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作为艺术的象征，然后以塞尚为先导，形成了现代艺术的现代主义。而这三个思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三个发展趋势：一是探索现代艺术自律的发展，二是追求现代艺术的非理性。为主要载体的现代艺术的自主性往往需要实践的探索，然后艺术的非理性是艺术的超现实主义的载体。既是艺术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在学校现代艺术学校的实践，以抽象的艺术形式的立体表现，通过生活实践的艺术形式的艺术符号所替代；另一个是主要的表现主义的艺术形式，这种表达特别提到梵高的艺术表达方式的代表，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文学理论的现代艺术实践的相应性能：直观的表演理论，直觉表现论还有从艺术实践所发现的幻觉主义。
3.2观念本体论
现代艺术实践的发展集中在二战后为代表，对第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发展过程中，现代艺术改变了实践的原始概念，在传统的理念之上发展了新兴的思想潮派：例如，行为艺术、极简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实践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特点：颠覆传统艺术观念，消除艺术隔阂；实现多元化的艺术实践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现代艺术的过渡形式的主要阶段，在艺术的过渡过程中，纽约学派的抽象艺术形式的主要性能，如西方国家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艺术家的艺术形式主要是对艺术的主色描写，对各种学者艺术的理论回应。二是后现代艺术实践的进步阶段，“达达波普”艺术实践的发展过程被称为后现代艺术实践。从达达主义阶段发展现代艺术，形成了一种艺术追求方式，体现了艺术发展过程中对广义艺术的具体理解。上述历史的艺术发展了相应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回应，这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斯潘诺斯，有利的代表奥尔塔，等众多学者的文学理论。在现代文学理论和现代艺术与互文性的课程，而不是两者之间可以被观察，也不是一个观察另一个的发展，现代文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现代艺术的实践支持发展观。
4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文学理论具有强调情感自然流露主张艺术形式自由、多种写作手法运用主张艺术创新结合的特征。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具有特征的相关性和对应的历时性。因此要实现现代文学理论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需要以现代文学理论特征作为现代艺术设计外部形式，以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作为现代艺术设计的核心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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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理论篇2
西方现代艺术设计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环境的变化，而且体现在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相比之下，在现代设计发展较晚的中国，自然会以西方设计作为学习的参照。国内曾有很多学者对西方现代设计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从早期的现代建筑到后来的现代工业产品和平面设计，他们对现代设计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1、现代艺术的定义
纵观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不得不说现代艺术是一种行为，传统的艺术是一种简单的再现行为，而现代艺术实际上就是一场“挑衅”，一场带有自己主观感情的挑衅。（大多数现代艺术艺术家创作时是把自己的感情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不注重再现，而只是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情感。）是对过去一种艺术流派的挑衅，批判和否定。墨守成规对现代艺术来说是一种大忌。勃雷东说：“当形式不能向社会挑战、不能搅动社会、不能激发社会去思考、不能去揭露社会落后的时候，或者说，当形式不与旧形式决裂时，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一种艺术流派的“灭亡”意味着另一种艺术流派的“再生”。但是艺术能否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个谜，要靠自认为“时代先锋”的艺术家们不断地努力。新的流派的产生，有时不免有些矫作之嫌。那么，作为欣赏着的大众来说，是否会跟不上这些革新？现代艺术注重的是一种过程，艺术家在艺术行为的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表达，是内心情绪的写照，他们觉得创作的过程是很美妙的事情！但对于欣赏者只能看到作品，无法体会那种创作过程中的美妙。以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为例，作为欣赏者来说，很难体会到作者当时的迷狂的感觉，感受到的只能是作者用笔的力度、色调。
2、现代艺术的意义
现代艺术发展至此，更加关注精神的象征，而不是只模仿自然的和谐，实现了艺术语言的革新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简单说来，既造成了人们视觉革命的冲击，又挑战了官方学院派和社会大众的接受能力。现代艺术是人们视觉领域创造力的一种释放。它的形式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但各种新的形式的出现，也使人们对它的理解越来越困难，这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大约在50年前，西班牙哲学家奥格托可格塞特说过：“从社会学观点讲，当代艺术的特征是把公众分为两种人：懂得它的人和不懂得它的人。”如果考虑到公众对艺术家己经做出的和正在做出的一切不同反应，便会发现，这一论断至今还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公众的表面热衷与内心的拒绝。此外，艺术史学科中出现很多流派，出现许多研究方法，如果在学术上观点一直保持过度一致的话，会导致研究方法的单调和创作缺乏活力，从这种程度上来讲，现代艺术丰富了艺术史等相关学科，人们的视野宽阔了，引进新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不是单纯的形式的变化，新的理论和方法会使整个学术向前发展。但是，有些现代艺术家们没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他们一直企图”创造”艺术史，用着十分机械的方式，而不是去创造艺术品。只是不断地去更新艺术的外观、形式，而没有创造出内容丰富的艺术品。艺术家应该在所处的时代，创造出自己时代的精华，去表达一种思想，去传递一种感情，而不是为了创造艺术史而去破坏之前的艺术流派，去攻击别的艺术门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艺术史的工作者或艺术家们对于科学或者艺术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排他险。他们新颖大胆的艺术创作方法、强烈的言辞总是不断地攻击正统的学术堡垒，从而制造一起起的“艺术事件”。
3、现论对于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启示
3.1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发展规律的启示
从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中我们可以了解现代设计理论发展的社会大环境，这种环境中产生的设计理论必然具有以下规律：
（1）现代设计的发展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行为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些变化通过社会生活各方面逐渐影响设计理论的演变，而这种演变是需要漫长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2）现代设计发展是个革命性的进步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活动空间的扩大，设计理论的内容和范围早已超出以往人类的认知范畴，它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远超出它的负面影响。（3）现代设计的发展多元化和趋同并存。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历史使得他们对设计的理解各有千秋，然而西方发达国家中产生的现代设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领世界各地设计发展的方向。（4）现代设计理论发展是个阶段性和系统性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流设计理论，而不同阶段的设计理论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着设计理论向前发展。
3.2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研究内容的启示
艺术设计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其理论同许多学科如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创造学、社会学、工学、美学、仿生学、科学技术、信息学、教育学等学科既密切联系又存在区别。而现代艺术设计必然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科学进步等因素紧密相关，其他学科的理论也会影响和改变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内容。这里我将理论分为基础性理论和应用性理论。前者需要从哲学、社会学、人文学、美学等角度宏观地有深度地理解艺术设计，它更多探讨价值性、本质性、原理性、伦理性、观念性问题。而应用性理论是从工学、创造学、科学技术、信息学等角度，依托于具体的设计案例，从微观入手，系统地整合设计知识、程序和方法。此外，现代社会的特征如社会工业化都市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等都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到艺术设计中，改变着艺术设计的对象、审美观和社会责任性。
3.3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哲学探讨的启示
从现代化哲学层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设计理论研究中不仅要对各时代学者们的设计观点进行梳理，对各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同时还要从现象中寻找现代设计的本质和规律，了解设计案例背后的连贯性动机或综合性行为，认识到现代人的特点。我们不仅要考虑现代设计应该为人类提供的社会知识和生活质量，它们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对现代人精神气质的塑造，同时从现实角度分析设计人的生存状态和创作心态；思考设计面对人类的态度，在追逐时代步伐的同时如何推动人类的进步。
现代艺术理论篇3
1审美哲学的颠覆——立体主义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派艺术是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总称。他们集中和鲜明地反映了西方现代艺术反对以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审美价值理论和精神实质。现代派艺术之所以一反传统的审美价值理论而建立自己的审美价值理论，是与希腊“美的哲学”辩证发展导致的现代派反理性哲学密切相关。现代派艺术的自我表现、注重个性的品质代替了古典艺术的模仿生活、再现现实；现代派艺术的象征法则代替了传统艺术的典型法则。现代派艺术一反传统的美丽、积极、热情，利用与众不同的形式和色彩等手段向人们呈现了丑恶、扭曲、冷漠等精神内涵。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就是将现代派艺术的精神实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典型代表。
2心理颠覆——超现实主义
现代派艺术发生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审美原则及伦理道德并不能使他们摆脱社会生活所带来的苦闷和压力。古希腊罗马的美学精神、中世纪美学的神性光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就像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既遥远又缥缈。它注定不能成为人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剂良药。而此时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人们的所有愿望。超现实主义者引用了达达主义的怪诞、荒谬，作为自己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此时，现代派艺术在心理上已经对传统的审美理论产生了颠覆。比如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达利受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启发，打破了画面构图的真实逻辑，把各种不相干的形象堆砌在了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梦境。可以说，超现实主义开辟了又一条现代主义的革新之路。
3宗教理论的颠覆——抽象主义
学习艺术史的我们都应该知道，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艺术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因此我们常把中世纪美术称为宗教美术。集中体现中世纪宗教艺术的是建筑艺术，不论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还是巨石建构的罗马教堂，此时期的建筑处处体现着基督教神性的光辉。同样，现代艺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宗教的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它的发展是对传统宗教理论的一种颠覆。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神智论”，神智论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很大，许多现代流派、文学艺术都受其影响。神智论给当时的基督教神学带来极大地冲击，使得当时的人们觉得要么就成为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要么就成为一个非理性的信徒。蒙德里安就是当时神智论的信仰者，蒙德里安认为，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的实质是一样的。不管是风景、建筑还是生物等等，虽然外貌不相同，但他们都有内在的本质，这也成为蒙德里安抽象艺术的起点。
4结语
现代艺术理论篇4
这一时期，以戈登.克雷和阿庇亚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继续在中国传播，后来居上，对中国现代剧坛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首先是左翼剧坛及其理论家，为建立现代剧场艺术，提髙表、导演水平，以极大的热情介绍、研究、汲取斯坦尼的演剧理论。在这方面，张庚和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努力和贡献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如张庚这一时期写的戗剧概论》③、国舞台剧的现阶段》，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舞台实践中坚持的以体验为核心的‘心理写实主义”⑤等，都在介绍与传播斯坦尼的钵验艺术”，建设中国现代表演艺术及其理论上，发挥了先锋作用。此外，洪深、欧阳予倩等著名戏剧艺术家的表演理论和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体验”的美学因素。这在后面的论述中，即可清楚地看出。可以说，三十年代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介绍、研究与探讨,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表演艺术的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它的美学建构与大体走向。然而，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重视，并不排斥人们对其他表演方式与美学倾向的探讨和借鉴。比如，反对写实性地体验角色情感、性格，而主张演员要始终有意识地控制自己。
表演的西方表现派，演剧理论，此时也收入一些戏剧艺术家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并融入他们的表演理论与美学观念之中。向培良是一位突出代表。他在二十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现实主义戏剧批评家，到本时期颇倾心于舞台艺术的研究与探讨。向培良有感于中国舞台艺术的简陋与落后，在戈登.克雷象征主义剧场艺术理论的启示下，试图建构一种与摹写式舞台迥然不同的表现”的表演空间。他在戏剧之基本原理》?等文中，就提出了表现的动作”论。他认为，戏剧主要是以演员的表演，即动作来创造和传达情绪的;但却不是对日常生活动作的简单摹写，而是依从劫作的韵律”。他说，如果演员表演能够显示出动作完美的韵律,那么，牠就在这些动作的线条和节奏中间形成思想的形式，燃起情绪的火焰”。因此，表演的中心就悬在动作的韵律上。”。他称这种能够显示出韵律的动作，为区别于日常生活动作的表现的动作”。谈到演员与角色的关系，向氏认为演员要使观众生出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感觉，但绝不是那个角色的情绪，演员也并没有两重人格。这是因为，演员是以动作的韵律产生情绪，而不是以模仿的情绪去乞取观众的同情”。这样，在舞台上指导着演员表演的，不是情绪而是理智。”这是颇为典型的‘表现派”理论了。
戈登.克雷曾说：在艺术中，没有形式也就不可能有美”，而认为艺术同复制、摹拟生活的写实主义毫不相干。向培良也反对对日常生活动作的模仿，而重视动作的形式、韵律的创造。他说，戏剧并不是人生，却是艺术”。表演者不是生活之粗浅的再现，更不是日常生活之摹拟……；而艺术的目的却使人们能够飞,远远地离开地上的一切限制。”从这种对照中，庶儿可以发现向培良‘表现”的演剧论的美学根源。
不过，如向培良这样倾向鲜明的表现派”表演理论并不多见。这一时期表演理论带有普遍性的美学追求，则是‘体验”与表现”的相互融合。
他们看重斯坦尼斯拉夫斯钵验艺术”，并以此作为建构他们现代表演艺术理论的基础。但是,他们的视野并没有完全为斯坦尼的‘体系”所拘约，丰富的舞台经验与现代戏剧理论修养驱策着他们去广采博取，去充实、改造以至超越斯坦尼的理论，向更科学、更符合舞台艺术美的创造的内在规律的理论境地探索。‘体验”与表现”的融合，就是他们在表演艺术规律的探索中，超越斯氏钵系”的重要体现。张庚在谈到角色创造问题时,就批评了两种倾陆一种把演技看成是一种钝外铄的东西”，而否定‘心理的和感情的要素”;另一种是，有了情感的体验，但在表演时却又无节制地倾倒出来”，以致内在的人格轮廓跟外形方面的步伐和动作和声音，都没有十分明切的表现性。”他是主张，演员既要深入体验角色的情感人格，所谓‘心灵的化装”;又要有自我意识，注意角色内在人格与外形动作的明切的表现性”。后来，他乂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提出了演员审美创造的二元性”问题：‘他必须一方面把经验的力负在自己身上，一方面分析着这些经验。”从而认为，领员创作的情绪契机和理智契机是互相制约的。”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钵验艺术”不讲表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说它重钵验”、一定程度地轻表现”却是大致不差的。张庚把体验”和表现”看成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対立的统一”显然是对斯坦尼‘体验艺术”理论的一种超越。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张庚进而发现了演员在角色创造中所灌溉进去的他自己的生命、个性。他说：真正的演剧艺术家，他在任何的角色中放下了活泼的生命，同时也放下了他的自我。张庚把演员在创造角色时融入进去的他的洎我”，作为衡童真正的演剧艺术家”的必具条件，这也是对斯坦尼的体验。
艺术”理论的一点重要发挥。至少张庚更强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洪深既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的体验派”表演理论有深入地研究与体会，对西方表现派”演剧理论也是颇为谙熟的。因此,在表演上，他也是主张1本验”与‘表现”相结合。在龟影戏剧表演术书中,洪深在考察与批评了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剧坛钵验派”与‘表现派”各执一端的论争之后，指出，演员表演，须有真情绪，另一方面，他的情绪必须受他理智的制裁(指挥)。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情绪愈真愈好”。而洪深心驰神往的是那种‘能管束”和不能管束”之临界线上的儿乎‘失去自主的能力”的表演境界。他认为，只有在这时，才能诱发出演员不能自主的一部分深层动作。‘表演得真正好的，全在这些不能直接作主指挥的部分上面，”即所谓‘伟大的、十分动人的、使人看得要跳起来的表演。”这里，已经接触到演员审美创造的灵感与直觉领域了。在此，洪深又与斯坦尼‘体验艺术”的理想境界沟通了起来：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技术达到天性的下意识的创作”。这就说明，在表演艺术上，洪深虽然主张‘体验”与表现”相结合，但他的基础却是偏重于体验派”的。
欧阳予倩在表演问题上，同样坚持‘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原则。在翻我演戏以来，这部自传性著作中，欧阳予倩谈到演员表演时，认为既要深入角色的人格，也应保持自我意识。他对春柳社”，著名悲剧演员马绛士，因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以至死在舞台上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说，做戏最初要能忘我，拿剧中人的人格换去自己的人格谓之容受”;仅有容受却又不行,在台上要处处觉得自己是剧中人，同时应当把自己的身体当一个傀儡，完全用自己的意识去运用去指挥这傀儡。他的结论是：‘只能容受不能运用便不能得到深切的表演。”作者结合他的舞台经验谈‘体验”与‘表现’w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样触及到表演艺术审美创造的内在奥秘。但欧阳氏在指出演员要体验角色人格运用，更倾心于表现的艺术境界。这，反映了他与洪深在表演艺术上不尽一致的美学追求。
曹禺不仅在戏剧创作上出手不凡，而且也深悉舞台表演。在《雷雨〉序》中，他就论及到林验”与表现”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演员表演既要有‘真情感”做柱石，又要懂得理性的‘节制”。他告诫扮演鲁妈、四凤等角色的演员，要有寘感情”，同时要得收敛运蓄”着自己的精力。要找到自己情感的焦点，然后依着它做基准来合理地调整自己成了有韵味的波纹，不要让情感的狂风卷扫了自己的重心，忘却一举一动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这里已经蕴含着本验”与表现”结合的因素了。他的表演理论的独特、深刻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否认演员的情感体验，但他更为强调角色内在情感有‘节制”的表现，追求那么一种含蓄、深峻，富于美的波纹”与韵味”的诗意表现的境界。
朱光潜则是从现代美学的髙度来阐述‘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表演原则的合理性的。他认为，依据‘心理距离”说所确立的审美原则，适当调整演员与角色之间的情感距离，是演员审美创造成功的重要条件。他认为，无论是狄德罗关于演员应当摆脱一切情感”，只倾听自己的声音”的主张，还是柯末沙耶夫斯基那种獷员应当专心致志地去创造形象”，不必注意自己的表演”的理论，都是走极端的，而真理似乎介于他们二者之间：L个理想的演员应该体验到戏剧情感，却不必像在现实生活当中那样当真，应该做出完全投身在戏剧情境中的样子，却又不要失去自制能力。简言之，与角色的等同应当同时伴随着清醒的判断。”这就是说，演员既分享”，又旁观”的立场，才算恰到好处，方可达到表演的理想境界。因此他认为，比起主张演员不可能也不必去注意和控制自己”那种持相反。
意见的理论，狄德罗的见解更接近真理。应该看到,洪深.欧阳予倩、曹禺等关于‘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表演理论，确实反映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见地与美学追求，有些观点则凝聚着他们丰富的舞台体验的真知与创见。但是，自觉地站在美学的高度，给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表演原则以科学理论阐释，主要还是朱光潜。正是朱光潜的美学理论，触摸到了表演艺术审美创造心理的更深层次。
应该指出，钵验”与表现”相结合的观点，揭示了表演艺术审美创造的内在规律。演员表演面对的是剧场内的观众，首先要造成一种真实的幻觉,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因此演员体验角色的情感与个性就是不可或缺的了。但是,演员表演毕竟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要给观众以欣赏的兴致与美感愉悦，这更是表演艺术的生命所系。如此，演员在体验、感受角色的同时，运用技巧来控制情绪与表演，按照美的规律体现给观众，也就是必要的了。只有把钵验”与‘表现唷机地统一，融合起来，才是演员通向审美创造的自由天地与表演艺术理想境界的可靠阶梯。一切成功的表演和有作为的表演艺术家，都是从这里触摸到表演艺术的内在本质和登上它的辉煌殿堂的。严格地说，即使那些观点偏激的钵验派”与表现派”艺术家，他们在舞台所获得的成就和赞誉，也是不曾完全脱离这一表演艺术的基本规律的。只不过他们的美学追求或偏重于‘体验”或偏向于表现”罢了。很难想象，演员表演毫无自我控制，一任情感的宣泄与泛滥，或者对角色没有任何感受，只靠外在的技巧与表演，能有真正美的创造和产生激动人心的剧场效应的。在三十年代，我国一些戏剧艺术家与理论家，已经比较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和苏联的演剧理论和剧场艺术理论，并结合他们的舞台经验，对表演艺术的实质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讨，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钵验”与表现”相结合。初步认识到了表演艺术审美创造的这一基本特点与规律。这是中国现代演剧理论与表演美学建设上的重要收获。
这一时期，导演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也颇为可观。这主要体现在张庚、欧阳予倩和程砚秋等的有关著述中。
三十年代导演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批判戈登.克雷专制的导演思想,而强凋导演的指导作用。戈登.克雷在现代导演制度、导演理论的创建和倡导上的历史功绩与深远影响，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他和阿庇亚儿乎同时，以卓拔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肯定了导演在舞台艺术中的核心地位与绝对权威。从而引发了现代剧场艺术的一次深刻革命。但是,戈登.克雷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他把导演的作用绝对化了，以至忽视、压制了演员的创造力与其他舞台艺术家的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这一时期的戏剧艺术家和理论家们，不仅接触到戈登.克雷的理论，同时接触到西方其他一些戏剧流派的理论与观念，尤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他们在比较思考与研究中，当然会从戈登.克雷的导演理论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但也更容易看出它的偏颇。张庚就指出，戈登.克雷导演理论的一个显然的缺失，就是过分夸大了导演的作用。在戈登看来，‘只有导演才是艺术家”,演员、画师等舞台工作者和剧作家全是工具”，整个戏剧艺术不过是导演个人的创造罢了”。张庚认为，这是违反艺术创作原则的”。因为导演者不是让集体消极地实行自己的创作指令，而是给剧场中一切创造力以灵感，把他们组织起来,鼓动起他们之间最大的创作意志和热情”。在这个意义上，导演就成了集团的艺术思想的指导者，和表现者。”这一点，张庚显然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理论中受到了启发。斯坦尼早年也是一个导演专制论者，后来他逐渐重视剧本的‘戏剧价值”和演员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一个导演指导论者。美国戏剧理论家海伦.契诺伊就曾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通过在表演艺术上的工作，他从
一个献身于摹写式舞台的导演一专制者，变为一个导演一指导者，他将剧院的核心建立演员身上。从此，他不再强制演员按导演的‘指令”去动作和表演，而是启发、诱导演员积极、主动，充满创作冲动地奔赴戏剧的‘最高任务”。张庚指出，与戈登.克雷专制的导演理论相比，斯坦尼这种统一演出者的全部意见”、激发演员创作积极性的导演方法，才是现在響的方法”。
欧阳予倩也坚持‘指导式”的导演思想。在録演经验谈》一文中，他提出教导式”、讨论式”等的导演方法。他认为这几种导演方法，要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绝对不能死用，目的在纠正演员表演上的错误，帮助他们按照戏剧艺术的规则和导演构思洎由发展”，使他们的才能发挥到极大限度”。毛文麟在演剧改革的儿个根本问题中，谈到导演的职责时，也提出尊重、指导而不是压迫、限制演员和其他舞台艺术家的才能和个性。他说:导演不可去压迫扮演或其他参与者的个性，他一面对于有损舞台全体之调和的举动，不得严厉的矫正他们，一面对于他们的独创力，也应有相当的尊重”。他应该祀他们个性的才能,利用在综合的艺术之下，使尽董发挥”。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导演理论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还是程砚秋的铦剧导演管窥》在这篇论文中，程砚秋在肯定导演至高无上的威权的同时，为防止一意孤行、滥用权威，也提出导演者要有集思广益的“合作力”的修养。而程砚秋的导演理论更辩证、更精当之处，在于他否定了一意孤行、滥用权威的专制导演方式，提出导演‘合作力”的修养之后，又指出导演者洎信力”之不可或缺。这就避免了理论上的片而性。他认为，导演一出戏，一意孤行、滥用权威固然不行;串?靠‘合作力’湎缺乏‘自信力”同样不行。正确的作法是，先要集思广益，把同人的意见，与专家的批评，和自己的主张结合起来，以求以完善的结论;在导演时，则不可犹疑不决，必须
获得普遍的同情,也必须坚持其自信力不稍动摇。他说，前所说的合作力是玄龄善谋，这里所说的自信力是如晦能断，善谋与能断相辅而行，然后可以成戏剧上的贞观之治。”在批判专制式导演方法,提倡指导式的导演思想上,程砚秋的理论似乎更深刻、更完满，因而更富于建设性。
是把导演看成舞台艺术的专制者与独裁者，视演员、舞台美术家等仅仅是供导演役使的消极、被动的;还是把导演看作舞台艺术统一性的指导者，尊重并启发演员和其他舞台艺术家的智慧与创造力；这是两种不同的导演观念与导演路线。前者以戈登.克雷为代表,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美学追求;后者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专注于摹写式舞台幻觉的创造。我国三十年代的导演理论与观念，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在舞台美术研究方面，本时期以介绍和阐述西方现代舞台美术理论为主，认识和理解也在渐趋深入。有些美学见解还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早在二十年代初，宋春舫就已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阿庇亚、戈登.克雷包括舞台美术在内的剧场艺术和演剧理论。三十年代以来，关于舞台美术的研究，也还主要是围绕阿庇亚、戈登.克雷的理论和主张展开、生发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日益增多，理论探讨更为深入罢了。
三十年代初,左翼戏剧家许幸之在近代舞台装置论》一文中，专门介绍了戈登.克雷和阿庇亚在现代舞台美术上所作出的划时代的革新。他认为，戈登.克雷和阿庇亚最早从戏剧的统一性观念来思考与探讨舞台装置，即舞台美术问题的。他特别重视阿庇亚的舞美理论及其舞台灯光创造。阿庇亚认为，演员是舞台的中心。
张庚在戏剧概论中，还介绍了欧洲舞台装置，即舞台美术发展的历史沿革。着重介绍了戈登.克雷、阿庇亚的现代舞台美术理论与观点，肯定他们强调戏剧艺术的统一性，向舞台装置要求洗练和对于整个戏剧的调和，，,故而舞台装饰不再是无理的眩耀，而是戏剧主旋律的强调了。”但他乂批评他们这种象征主义的舞台装饰，只是釉象的线条、色彩和其他许多美的条件的配合”，‘并非实生活的具象”的难美主义”倾向。此外，张庚还介绍了苏联著名导演泰以洛夫构成主义”的舞台装置。他认为这种装置尽了舞台形式发展的一个新功能：铂绘画的舞台装饰走向舞台建筑的桥梁”。不过，他也指出，这种构成舞台过于抽象、机械，不仅往往伤害了剧本的内面要求，而且缺乏色彩”和趣味”。可以看出,张庚对戈登.克雷和泰以洛夫等象征主义舞台美术理论的介绍与批判，是带有现实主义偏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戏剧概论》中，张庚强调舞台美术家的创造性和通晓舞台艺术的才能的见解，却是启人思索的。他认为，剧场美术家不能只完成‘导演所决定的构思，主要地只被服役于演出的形式上技术上的任务”，因为在这场合，演出中缺少了美术家正当的创造意旨”。舞台美术家不是单纯的制作者”，同时是通晓演技的创造者。理想的舞台美术家应兼具导演的水平和见识：‘通晓整个演出工作，获得那参加制作演出台本机会的导演的心得”。而舞台美术的理想境界，则是兼充美术家的导演和兼充导演的美术家的亲密合作。如此，才能期望演出工作上极有兴味的成果”。在这里，张庚看到了在舞台美术的表现方式上，程砚秋与张庚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张庚对象征主义舞台美术形式还存有若千偏见的话，那么程砚秋对之却比较倾情。在舞台美术上，程氏追求一种象征的诗意的审美表现。他在分析、比较了现代通行的儿种布景方式(垂幔、围屏、写实主义)之后，认为写实的布景已是无可挽救地铜坏”、役落”了，而‘乘幔”则是最理想的布景了。它的制法比较简单:只要将布幔五块，或三块，或一块，用铁丝贯穿其上端，围悬于舞台的三面就行。布是灰色或其他中间色。它要变换形式，只要变幻上端铁丝的进行方向即可。比任何布景都神速。就在这清一色的圈子里，情人可以幽会，战士可以肉搏，于纯洁沉静之中，使人觉得有变化无穷的诗意。”这寺意”，就是象征的表现所造成的一种含蓄、隽永的审美境界。
程砚秋所推重的唾幔”布景，实际是戈登.克雷创造的著名条屏布景的一种衍变形式。条屏布景是以许多长方形纸板(或布料)作为基本构件，通过铰链拼合起来，可以任意翻折和摆成各种角度、形状，树立在舞台上。这些条屏以一种中性色调组成，但在灯光的配合下，根据剧情和表演,可以变幻出千变万化、极富诗意的场景，给观众以想象的广阔天地。这种布景方式最能够体现简洁、象征的时代潮流。程砚秋正是在戈登.克雷象征主义舞美观念的启示下，来倡导垂幔”而批评写实布景的。不仅如此，在舞台服饰上，程砚秋也力主象征的方法。他说，在戏剧中，写实主义总是一条死胡同。”写实的布景不行，写实的服饰也是同样的结论。虽然如此，程砚秋并不完全排斥舞台美术象征表现中的某些写实因素。他倾向于象征，而他心目中理想的艺术境界却是象征(写意)与写实之间的微妙融合，所谓‘恰到好处”。正如他在论述舞台灯光时所说：很象写实，但他(它)又是一种暗示，好象写意”；过于写实，则必有许多色光无法应用。过于写意，则又觉怪诞离奇。”
可见，到三十年代，中国舞台美术理论的现象在剧场艺术中，观众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戏剧演出，没有演员的表演固然不行;而没有观众，演员的表演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观众的反映和态度，是检验演出成败的严正法官和维系剧场艺术生命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观众及其心理，就成为剧场艺术理论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观众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我国，关于观众学的研究，真正起步还是始于三十年代。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要算是欧阳予倩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戏剧艺术家，他是熟悉舞台，理解观众的。他对卑视观众，以恶俗的东西去迎合观众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的思想和作法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诅咒观众是大不利益的事，只要真能够对观众负责,观众决不人吝惜同情。观众的程度，当然不齐，若以为观众程度不够就极力拿俗恶的东西去迎合，那在看不起观众,也就看不起自己;结果弄到观众完全失望，戏剧也弄到堕落了。”他认为，观众不是长远可以蒙混的，也不是只会一直往下跑的，只要戏剧能够一步一?步往上，观众的鉴赏力也就会跟着前进,这是毫无疑义的。”他相信，‘只要尊重一点观众的人格，不存蒙混之心，就足以互相提挈以促艺术之上达了”。要尊重观众，不是卑视观众;要引导、提高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中的低级趣味。这是欧阳予倩和其他一些现代戏剧艺术家、理论家从文明戏”失败的痛切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极为珍贵的经验，以至成为本时期观众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马彦祥在戗剧讲座》中，论述戏剧家与观众的关系时，也认为，戏剧家的创作是受着他当时的观众限制的。因此，戏剧家应该重视他的观众，应该时常为了多数的观众而写剧。”然而，这并不是要戏剧家抛开一切，专去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而写作的意思”。他强凋‘戏剧家不应该忘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的使命，而抛弃了对于观众的指导者的地位”，“去俯就观众。”在剧本论中，向培良则强调要表现心理，但并非说牠要迎合观众的心理，投降于观众。反之，应该勇敢地坚决地表现他自己，这才有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希望。”
我们从马彦祥、向培良的理论中，似乎发现他们存在的另一偏向：他们主张引导观众，不要去俯就”和牧降于”观众;那么，究竟还要不要考虑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呢？对这一问题，他们显然有所忽视。然而，这却是关系戏剧生存的更内在、更本质的问题。迎合观众中低级的恶俗的情趣，最终会被观众唾弃而致戏剧于死地;但是，如果只想去指导观众而不顾或者脱离了观众的审美情趣与欣赏习惯，同样会使戏剧失去观众，难以存活下去。对此，曹禺的见解还是深刻的。在《G出〉跋》中，曹禺以他切身的舞台体验指出了重视审美情趣的特殊重要性。他认为，观众是剧场的生命”。戏剧家必须懂得和尊重观众的审美情趣与欣赏水平。他说，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而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怎样一面会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使一个从事于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剧场艺术。如何做到既要‘真实不歪曲”，父能叫观众感到愉快”,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遵重戏剧艺术审美表现的特点与规律。在他看来，适应观众的审美情趣，获得观众的审美认同，这对写戏的人，笆止是个引诱，简直是迫切的需要。”曹禺的理想当然是制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的高尚戏剧;但是，如果二者不得兼顾，他希望还是写一些经得起演的东西，先造出普遍酷爱的戏剧的空气”。他认为，面对中国戏剧‘在在需要提携”的幼稚现状，这是尤为必要的。曹禺对观众审美情趣的重视，反映了他对戏剧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这一点，他与欧阳予倩的见解比较一致:他们都相信、尊重观众，因为他们深知观众才是戏剧的公正法官与生命所系，戏剧的存活与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观众，不能脱离观众的审美参与和审美判断。这是马彦祥、向培良和其他一般戏剧理论家所不及的。
张庚在戕剧概论中，还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剧场建筑的问题。他认为，在理想上，在戏剧艺术的原则上，“观众常常是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中，在随着舞台上所发展的情绪的波浪而波动着。”因此，观众是一面镜子，在它的中间，把整个戏剧的情绪完全反应出来”。他认为，只有在这种观众之前，“戏剧的效果才成为可能，戏剧艺术才能够成文,”这样,剧场的建筑就不能不考虑观众的这种特质”，不能不考虑充分地凋动观众的整个情绪。剧场建筑，首先应当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肃清观众不纯的情绪的淹滓”。剧场建筑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观众的视线可以平安的达到舞台上,不受任何阻碍。他认为,剧场中的包厢”、褛座”等的建筑都是极不合理的:它们不但分散了观众对舞台的注意，并且使观众感到分离，因而是减少反映力童的东西。他还指出，镜框式舞台把观众划分到演剧的范围之外去,也是为现代许多舞台艺术家所猛烈抨击的，并且他们在不断对剧场进行改革，让舞台与观众席相连，把舞台与观众打成一片。他认为，这许多的改革都根据一个理由：观众应当是演剧的一部分。如果把观众从演剧中隔离,就会减杀了戏剧艺术的戏剧的’效果，就会失败。”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剧场建筑及其革新,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从整体上看，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究竟有些什么重要特点呢?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现实主义演剧理论呈现一派蓬勃的生机与日趋深化的态势。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代表的钵验派”演剧理论，在三十年代开始受到我国剧场和戏剧理论界的重视与欢迎，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体验派”演剧艺术，是以第四堵墙”理论为本构架的现实主义演剧。它在此时传入中国并受到青睐，并非偶然:剧场艺术的逐步开展，急需科学的演剧理论的指导；而‘体验派”演剧艺术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正契合了中国特定的时代条件与文化氛围。与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呼应，介绍、研究与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成为这一时期话剧演出与戏剧理论界的一种趋向，产生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的。如张庚、洪深、欧阳予倩、章泥、陈鲤庭、赵丹、金山、郑君里等许多左翼与非左翼的戏剧艺术家、理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坦尼理论与观念的启示。有的则把斯氏理论作为建构他们表、导演艺术大厦的美学基石。可以说，三十年代‘体验派”演剧理论的积极渗透与强大影响，为我国现代剧场艺术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然而却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
其次,尽管如此，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一统天卜?，而是一个多观念、多样化的美学建构。
决定这一时期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外来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演剧理论对中国现代剧场艺术及其理论的强大渗透与影响，已如上述;而以阿庇亚、戈登.克雷剧场艺术理论为代表的象征、表现等形式主义戏剧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仍在继续，而且影响也在不断深化。这一时期，从表、导演艺术到灯光、布景等舞台美术及其理论，儿乎无不受到他们的理论与观念照的。在中国，象征、表现派剧场艺术理论的主要代表者，当推向培良了。他提出并阐述的表现的动作”论，其理论与美学根据就来自戈登.克雷的‘傀儡戏剧”的构想。然而,戈登.克雷和阿庇亚的理论与观念对中国现代剧场艺术及其理论的影响，一般并不那么单纯划一、泾渭分明的，而往往与现实主义或其他理论与观念交织纠结在一起，造成种种复杂的剧场艺术理论形态与多元的美学建构。如与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剧场艺术理论相碰撞、相交汇，在导演思想上，就形成了统一。
演理论上，确立了钵验”与‘表现”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表演美学原则;在舞台美术上，则往往形成象征、写意却并不完全排斥写实的审美追求。中国现代剧场艺术及其理论，正是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钵验派”和以戈登.克雷、阿庇亚为代表的象征、表现派两种不同美学根据的剧场艺术理论相互渗透、作用中而诞生、成长，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的。
第三，民族文化、民族审美意识向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渗透，日见明显与深化。
在现代,任何一种理论或美学思想，借鉴与接受外来异质文化及其影响，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其存活并发展下去，就必须立足于民族的生活与文化之中。深受外来影响的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当然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成长与发展史，借鉴、吸取西方戏剧理论与美学思潮的历史记录，也是民族文化、民族审美怠识日益强化的渗透的过程。
这一时期，民族文化、民族审美意识向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渗透，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艺术写意”的美学因素向表演理论和舞台美术理论的突进。我国古来重和”的哲学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制约着现代表导演艺术家与理论家的思维方式，即：相反相成，取长补短，追求那么一种相兼之美”。于是，‘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表演原则和反对专制、独裁，主张集思广益的指导性”导演思想，便在中国形成了。
然而,民族文化、民族审美意识向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渗透，主要还是体现在接受主体的自主意识的增强上。例如，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对外来理论一般并不是毫无区别地肓目吸纳，而是有所追求、有所选择的。人们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艺术”理论比较欢迎，而对戈登.克雷象征主义剧场艺术观念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人们推重他和阿庇亚提出的舞台艺术统一性的理论主张，和他们在灯光、布景等舞台美术革新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对他专制、独裁的导演思想和对演员作用的贬抑，却是普遍地持批判态度的。
论主体意识的生动反映。而这种主体意识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观念、多样化发展的趋向上。这是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理论，既深受世界现代剧场艺术理论影响，乂与它以形式主义为主的发展潮流不尽一致的最为独特之处。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剧场艺术及其理论走向独立、走向民族化的一片希望之光。
第四，有些戏剧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理论个性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开始形成。
现代艺术理论篇5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自律；文化自信；科际关联；学科演进；学科建设；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艺术学理论的前身是二级学科艺术学。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它亦顺理成章地成为艺术学门下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艺术学理论从二级学科向一级学科的跃升，表明它的学科地位在我国学科体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也意味着中国艺术学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引导、规约学界进行艺术学理论探索的学科自觉行为，扎实推进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工作。
但正如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所说，学科名称的历史和学科本身的历史是两个问题，应该加以区分。[1]（p.6）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直到2011年才正式确立下来，但这门学科的历史无疑要久远得多。因为“不论那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断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2]（p.122）应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不是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的产物，只是给一个学科名称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的历史渊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法国著名学者e.莫兰准确地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一部自己的发展史，从诞生、组建到发展或衰亡。”[3]对于升级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亦存在一部自己的学科发展史。而对这门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能够起到校正发展方向、把握潮流趋势、与时俱进的作用。“一门学科的历史意识，是一门学科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自省性。”[4]艺术学理论学科诞生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复杂的科际关联中，“不但在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中呈现出学科范式历时性转换的运行轨迹，而且在学科性上还带有跨门类艺术和门类艺术学的综合性特征，以及跨文化体系和跨相邻学科的特点。”[5]这喻示着艺术学理论处于各种科际关联的复杂裹缠，并与整体性社会文化思潮构成互动、互进、互渗关系。其学科演进亦必然呈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即历史发展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合力”的结果。这个结果亦可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p.679）本文正是基于恩格斯“合力”论的启发，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整体进程中考察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历程，力求拨开掩盖在学科表层的重重迷雾，深入分析、揭示影响艺术学理论学科演进的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清晰呈现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历史脉络和演进规律，以期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一、单一与多元的角逐
作为综合性、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交叉学科各领又齐头并进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学科内部分支间激烈竞争的态势。单一与多元的角逐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学科演进中突出的一对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艺术学理论的某个交叉学科总是觊觎独擅艺术学研究的所有权，甚至贬低或攻讦其他艺术学交叉学科之价值。这种单一化的研究倾向不但在民族、阶级矛盾异常激化的非常时期如抗战期间对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等艺术社会学论题的极度强调凸显出来，甚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和平年代也往往通过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得以集中展现，诸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内转”（艺术心理学）、“语言论转向”（艺术符号学）、“文化转向”（艺术社会学）、“人类学转向”（艺术人类学）等。但在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因为某个特殊时期对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过分倚重而造成最终的一家独大、独霸学林，其余各家凋零萎缩、一蹶不振的局面。从总体演进来看，构成艺术学理论的各交叉学科之间并不存在谁吃掉谁，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情况，它们在更多的时候是和平共处，构成了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良性互动之格局，以一种多元化的学术姿态得以发展。单一化与多元化的矛盾张力在艺术学学科史进程中有着各种复杂的具体呈现：时而单一化占据上风，比如前述的学术转向，民族矛盾激化时的艺术研究指向；时而多元化势头凶猛，如当代艺术学各交叉学科的齐头并进；更多时候则是两者之间的彼此依托和互进，即可能由某一交叉学科充当艺术学的主导学科，具有一定的强势话语地位，其余交叉学科则受到主导学科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学科话语建构中协同前者，甚至主导学科话语进入到其余交叉学科研究的内部，推动它们的理论转型，但在总体上各交叉学科都受益于彼此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共同推进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这种现象似可用美国学者雅各布逊的“主因”（thedominant）说来概括。①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都曾充当过艺术学理论学科运动中的“主因”。目前看，艺术人类学似乎也起着这样的引领性作用。之所以出现单一化和多元化两股力量的角逐，跟影响或作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是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和具体的文化艺术政策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传导作用。比如“”时期的强意识形态控制，以政治思想统领艺术思想，鼓吹反精英、反个性化的文化意识，造成艺术理论的极度“贫血”并不可避免地滑向“庸俗社会学”的泥潭。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符号学都曾因跟主流文艺思想的格格不入而被打入冷宫。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则是促进艺术创作繁荣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时代推手。其次是艺术学研究内在因素角力使然。辩证来看，艺术“四要素论”（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接受者），艺术活动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表明艺术活动因素的多元性和过程的复杂变易性，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也只能取其中某一角度或方面来展开，不可能替代其他学科的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艺术学交叉学科在艺术学的整体性历史进程来说，其作用是有限的。尽管在某个时期可以偏重于某个交叉学科方向，但绝对不能偏废，而是需要互相倚重和支撑。这体现了艺术和学术发展史中的“反拨”性，即当一种学术思想发展得过于旺盛而极具威胁性时，与之相反的学术倾向就会暗流涌动，以克服其不足。从发展趋势看，艺术学内部各个学科间将更多地呈现多元共生格局。究其原因，一是跟中国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有关。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学人能够宽容、理性地对待异域文化的优长及传播，有利于各种不同艺术学研究思想流派的共同成长。二是符合进入工业化后期社会的新动向。当代社会日益走向开放和多元，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跨区域的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移动互联网、手机微博等新媒体把我们带入到“碎片化”传播时代，信息资源的共生共享成为现实。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强调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已是学界共识。即使是对具有统一的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而言，其研究视域也趋向多元化，而非单一性。三是由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在动因决定。艺术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系统层次性，研究方法的包容性、彼此依存性，都决定了不可能是哪一家独霸天下，哪一种方法绝对权威，而是需要彼此联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向纵深化发展。学科发展本身就存在变革的强烈需要，包容性、共生性的格局势成必然。应该说，多元化和单一化的矛盾始终存在。多元化可能更富有包容性，更有助于艺术学学科的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可能造成学术研究目标的泛化，研究重心的疏离，学科特色的模糊等潜在危机。所以，多元化在某些时候又需要单一化来进行制衡，即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强势话语恰恰是整体艺术学进程多元化的具体表现。艺术学交叉学科分支的交替性发展所呈现的某个历史片段的单一化学科格局，置放在整个学术史进程中正好构成了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因子”，它们都参与着整体性的艺术学理论建构，亦即我们所说的艺术学理论的“层累性”特征。
二、自律与他律的裹缠如果说，单一与多元体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内部交叉学科群间的竞争态势，是学科发展历史长河中较易捕捉的外在表象的话，那么，自律与他律则是隐含在这种表象背后的深流，体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两种价值观取向上的原则性分歧。自律（autonomy）和他律（heteronomy）本是由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一对哲学范畴，后被广泛运用到艺术理论与批评中。美国学者韦勒克、艾伦冠之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艺术史学者则称其为“内向观”和“外向观”。它们通常涉及到艺术学研究中三个根本性的问题：艺术发展的动力何在？艺术创作的价值若何？艺术作品以何种方式存在？[7]对上述三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艺术自律论和艺术他律论的核心内容。艺术自律论认为，艺术发展的动力依靠自身内部的因素，艺术创作以艺术自身为目的，且艺术作品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小宇宙，艺术研究重在解释和分析艺术作品的“本体结构”本身，诸如作品的存在方式、类型、体裁以及韵律、节奏、意向、隐喻、象征、神话等形式因素的价值和意义等。艺术他律论则相反，认为艺术发展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艺术创作要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其主要涉及艺术作品的“经验存在”，根据产生艺术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艺术，致力于艺术家个性、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等等“因果性”的“外在因素”的研究。在对艺术世界规律的探寻过程中，中国学者同样表现出对自律论和他律论两种取向各执一端又交织裹缠的复杂情形。艺术自律与艺术他律构成了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艺术的审美自律性作为艺术独立于科学、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纳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这在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一个毫无疑义的艺术学学科独立发展之前提。从王国维提出“游戏说”和“美的价值在美自身”的观点，到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周作人强调须用艺术和审美方式表现人生，再到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乃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人对艺术审美特性的重视等等，展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本体和审美价值的厚重积淀。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论转向”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精细化操作推动了人们对于艺术世界独特性的体认，巩固了艺术学科的独立地位，更将艺术自律论发挥到极致。它已经构成了具有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传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次，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艺术他律论则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主张艺术为政治改良服务开始，到左翼艺术家团体的“为人生而艺术”，再到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我国文艺的“二为”方针，直至今日文化建设中的“两大一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中的艺术文化产业发展等，其中潜行、贯穿着一种具有充分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又非常强势的中国现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并构成了现当代中国艺术理论的主调。它一方面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文以载道”传统相呼应，形成了关乎政治、关心现实、服务现实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21世纪的文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坐标，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之一员，与社会组织体制的复杂勾连成为学术研究中持续关注的热点。现代艺术学理论一旦与现实相结合，就出现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自己的话语系统。由上可以看出，艺术自律论和艺术他律论这两种艺术思潮几乎同时生成、发展，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甚至相互融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形成了富有活力和张力的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新传统。任何片面强调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观念与方法，都还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反映，在理论上必然陷入误区和死角。而作为超越自律与他律的理论选择，关乎艺术学研究的根本道路，中国学人亦为此进行了自觉且带有原创性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诸如20世纪30年代滕固以风格分析为主，辅以图像分析和文化史叙述，实现了艺术史研究的“内向观”与“外向观”有机结合[8]（p.185），20世纪40年代杨晦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自转”律和“公转”律[9]（p.248-249）等，都给后人以丰富的启迪。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宗白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艺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做了精彩且极富创见的阐释。尤其是《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宗白华提出构成艺术精神的两元――空灵与充实，作为艺术结构中相互对立的两极，正是艺术自律与艺术他律辩证运动的结果。艺术自律赋予了艺术作品“空灵”的精神品格，也即艺术“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色彩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是圆满自足的。艺术他律赋予了艺术作品以“充实”的精神品格，艺术也要从宗教、哲学中获得“深厚热情的灌溉”，“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并要根植“在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10]（p.347-348），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接地气”。只有在艺术自律的基础上，与艺术他律有机结合，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才能在艺术结构中熔铸“空灵”与“充实”为一体：“空”而后“实”，能“空”才能“实”。宗白华的论述充满着深刻的辩证，在他看来，惟有两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将艺术世界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10]（p.352-353）中国当代艺术学人所提出的“通律论”[7]其实在这篇小文里早已给出了答案。
三、实证与思辨的博弈
这是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两条路线之争。现代艺术学理论区别于传统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相邻学科精密方法的横向移植和渗透，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的心理测试、调查问卷、参与观察、数据采样与统计、形式分析等，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指导和规范的操作流程、执行步骤，从而以实证性研究为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结论也大多建立在“实验室数据”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经验论的凭空想象或理论推演。这彻底改变了以黑格尔为代表所采用的思辨方法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美学研究传统，并形成了实验美学先驱费希纳主张采用“自下而上”的科学实证方法新趋势。艺术学也因此由传统的艺术哲学走向精密的艺术科学。如果剥离了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精髓，艺术学跟美学的艺术研究就很难区别开来，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理由就要大打折扣。虽然从思辨走向实证体现了艺术学理论演化的总体趋势，并且西方艺术学理论发展历程确实也是实证方法占据了上风，如艺术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艺术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乃至实验心理学的精准实验室数据等，但思辨方法并没有就此退出艺术学研究的历史舞台，而是如影随形，构成了艺术学研究中阵容强大的人文主义流派。精神分析艺术心理学、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等显然就偏向经验内省和理论思辨，而较少采用实证的方法，卡西尔-朗格的艺术符号学也建立在文化符号哲学的推演基础上，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如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艺术思想更是影响甚大，包括福柯、布尔迪厄、鲍德里亚、赛义德等人也主要走的是思辨性研究路数，当然其也结合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这说明在艺术学研究中实证与思辨并非是绝对的非此即彼、水火不容，而是在相互博弈中吸收着对方的优长，克服着自身的不足，共同推进艺术学理论的破浪前行。具体到我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理论思辨则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研究者“坐而论道”的多，实地躬行的少。这不但在艺术美学、艺术哲学中成为理所当然，甚至在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等带有鲜明实证特色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是如此。许多名之曰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的著述，实际上仍属思辨性的艺术美学范畴，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缺乏对艺术本体细致深入的实证分析。这种研究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们对西方学说的选择性接受，如艺术心理学中对“距离说”、“移情说”的广泛认同。艺术社会学中理论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占优；艺术符号学则奉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为正宗。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隐含着学术研究上的投机取巧心态：因为不需“实验室”数据，只需结合当下艺术现象作一些个体感悟，做一些理论推演或例证，甚至还可完全脱离具体的艺术实践，一个人玄思冥想，构建某个艺术学新学科的庞大体系。真可谓学术捷径。我们不否认学科原理的基础性探讨十分必要，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实质性推进，必然是建立在方法论上的彻底革新和对无数具体研究论域的深度介入和综合提炼之上，而不能只是“空”对“空”，否则它就很可能有“名”无“实”，存在被美学收编的危险。随着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的扩容，其成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大致说来有这样三类：一是美学和文艺学工作者；二是美术、音乐、舞蹈、电影等门类艺术学研究者；三是对艺术感兴趣的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学者。这突出了艺术学理论的跨学科性。上述学者在研究上各有优势，也存在自己的不足：第一、第二类学者的共性是对艺术与审美较为稔熟，区别则在于第一类学者对宏观性、原理性问题较为敏感，擅长抽象思辨和理论提升，缺点则是对门类艺术实践较为隔膜，有时难免隔靴搔痒；第二类学者则有着丰富的门类艺术实践和个案研究经验，不足则是理论思维有所欠缺，容易拘泥于具体细节，就事论事，而不擅长理论提升和总结；第三类学者跳出艺术审美之外看艺术，虽然有所难免会脱离艺术本体，产生有意思的“误读”，但新思维、新方法的介入，又打破了艺术学领地的固有局面，使整个面貌焕然一新。目前来看，不同背景学者涌入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将其原有学科的实证或思辨习惯带进来，有所偏重取舍自难避免，亦使得艺术学研究实证与思辨的方法之争更为激烈，两者的博弈也更显复杂。我国艺术学奠基者之一张道一先生对此的建议是：美学要下来，门类艺术学要上去。所谓“美学要下来”，是指美学文艺学者要进入艺术学研究，必须摒弃脱离艺术实践、坐在书斋里做纯粹思辨的陋习，沉潜于艺术的本体世界中，从鲜活的艺术实践中提取理论的精髓。而“门类艺术学要上去”，则是提醒门类艺术学以及一些实证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在进行艺术学研究时，应在研究门类艺术、充分挖掘个性的基础上，作整体的、综合性的艺术研究。对此张先生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以艺术的整体、共性和总的特征为经；各种各类、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艺术为纬。“没有‘纬’线的研究作基础，不可能有‘经’线的出现，但是只有‘纬’线的研究而无“经”线的串连，也织不出艺术学的‘布’来。”[11]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思辨，才能真正揭示艺术世界的共性和规律；而缺乏思辨做依托的实证，就会只见树叶，不见森林，所谓的艺术学研究就会沦为门类艺术学的机械拼凑。理想的情形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为着共同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事业，放弃成见，取长补短，精诚合作。
四、“向心”与“离心”的困惑从学科发展和建构的动态视角来说，任何一个学科系统都应包含三重界域。这三重界域自内而外构成了三个同心圆。其最核心层是这门学科发展最为成熟的领域。这一层次奠定了这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科学主体等，都已在执著而艰难的学术探索中累积成型，并为学术界所公认。其次是围绕着核心层分布的中间层次。这一层次是正在生成并向成熟学科迈进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层，也可称为学科杂交层。它反映了现代学科跨界发展的活跃度与核心层的外向扩张力。第三层则处在最，亦属跟现实世界联系最为紧密，多学科协作、打破学科界域的超学科层次。这一层次跟学科核心层的联系已显得较为松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强烈的“去学科化”倾向，因为学科作为人为的产物，其对现实的剪裁和抽离是极为明显的。而超学科的动力源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以及对新知识的追求。超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来获得对整体现实世界的认识。[12]它将不同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形式，这一知识形式的特征是较强的公共观点导向和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艺术学理论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亦构成了自内而外，从核心层不断向层扩展的学科系统。其学科阵营是不断扩大的。首先是奠定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理据的核心层，分布有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体现了历史、理论和应用的逻辑分类原则，也是遵循学术惯例的结果。[13]它们也是目前学术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公认度最高的三大分支学科。其次是由核心层向扩展的交叉学科层。通常的学科交叉途径包括以下三种：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14]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就是通过这三种途径产生的。再次是最的超学科研究层。艺术学的超学科研究在当代社会活跃度极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视觉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管理与艺术创意、经济审美化等都凸现了艺术学理论的强烈扩张及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的超学科研究倾向。目前来看，艺术学理论核心层与相邻学科的“缝隙”处，成为不断催生艺术学新学科的活跃地带。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特殊映射，其中包含着心理、社会、文化符号等多个层面，相应亦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且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在向艺术研究领域移植、模仿和渗透，进而发生学术话语间的挪移和借用。研究对象的交叉重合、对相邻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一方面使艺术学理论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使其自身方法论和研究论域独特性被削弱，客观上造成这些艺术学新学科在学科归属上的漂移不定，是以产生“向心”与“离心”间的困惑。“向心”意指上述艺术学新学科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推动了该学科的理论变革和认识进程，在学科性质上偏向于艺术本体，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有机成分。“离心”则指其作为交叉学科对艺术学核心层的疏离，偏向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相邻学科的某种理论疆域。艺术学交叉学科“姓什么”，到底是艺术学分支，还是相邻学科分支，是一个颇费思量且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因思维定势、价值立场的不同往往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就曾对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归属展开了激烈论争。西尔伯曼的社会学立场把艺术社会学看作特殊社会学，视文学艺术为社会事实、社会活动、社会过程。阿多诺的历史哲学立场则认为艺术社会学涉及艺术和社会的整体关系，他从现代艺术的“社会性”和“自律性”之双重特性出发，认为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性，就要辩证地看其“社会性偏离”与自律的程度。“西―阿之争”不仅对那个时代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今天的艺术社会学定义和学科归属仍脱不开他们讨论的范围。[15]再如有人将艺术人类学研究归纳为艺术审美取向、社会学取向和文化学取向三种[16]，“向心”与“离心”的矛盾也极为突出。虽然学科归属之争有时表现得剑拔弩张，但事实上并非是水火不容。例如不同学科取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就曾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为“展示艺术与人类、与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纠缠中的种种关系，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艺术，认识艺术中的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本质表现”[17]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和结论。从某种意义来看，艺术学新学科的定位之争恰恰展现了该学科的开放性和活力。只要不是囿于成见，画地为牢，允许学术上的自由争鸣，真理会越辩越明，彼此歧见的不同专业背景学者也可从对方观点中汲取养料，甚至相互激发、提携，寻找到理论上的共振点。这对一门新学科的成长成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当然对待某个艺术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定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种是向艺术世界圆心驶进的，构成了艺术学理论的分支学科，像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等。这组科学研究艺术学客体的某个方面的目的，并不在于搜集艺术材料作为说明某些一般规律如社会学、心理学或符号学的例证，而是力图揭示这些科学规律（心理学规律、社会学规律等）在艺术活动中的特殊折射，以呈现艺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这时执行对艺术的解释功能的不是艺术本身的外在概念手段如社会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等等的概念手段，而是真正艺术学的概念手段。正如苏联艺术学家齐斯所指出，在艺术学的研究中，不仅应该利用其他科学的原则和材料，艺术学分析的工具不仅应该得到丰富，而且应该根据艺术学本身的传统把这些原则、材料和工具加以提炼。也就是说，其它科学的方法在与艺术学方法的互补关系中，处于隶属地位。“各种方法、各种科学的工具消融在艺术学中，艺术学是使研究艺术的各门科学形成系统的核心”。[18]（p.231）另一种则是向相邻学科核心驶进的，如艺术管理学、艺术伦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法学等，其重心是以艺术领域的事例阐释某些相邻学科原理的，艺术学本身是依附于相邻学科的。当然，情况并非绝对，第二种看似“离心”的交叉学科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亦可以揭示艺术世界某些不为人知的规律，像艺术创意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进入超学科层次，引领我们把握当代社会的创新创意本质，另一方面亦可深度阐释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规律，实现对艺术学理论的“向心”性回归。交叉性艺术学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判别其上位学科充满了变数。
五、“西化”与“中化”的碰撞
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学术本土化和世界化、全球化之间的普遍性矛盾的体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是与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引进同时展开的。外来知识范式向中国学术领域的移植，使得我们在学科分类、知识结构及知识生产制度等方面愈益国际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科制度的本土化等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舶来’性质以及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依附品格’”[19]，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深虑与忧思。内在于学科制度本土化问题的，是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思想、学说和学派的影响与启发，国内不少学者建立了大量“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20]然而事实表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化限定性的理论成果并不适应我国的文化情境，更遑论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了。具体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中西学术交流、交锋和交融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种典范形态。一是援西入中。其在“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大背景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20世纪初和80年代都曾兴起对西方文化典籍的大规模译介和传播，学界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艺术学话语体系，译介、模仿、移植等填补学科理论空缺的权宜之计，很多时候被本末倒置地视为艺术学学科建构的第一要义，许多艺术研究者完全陶醉于对西学话语“首介权”的盲目争夺，并津津乐道。应该说，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概念和命题都是建立在这个中国现代性的整体背景基础上的。二是以西释中。有人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借用西方现代学科的标准和范式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完成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即“旧瓶装新酒”；另一种则是仅仅借用西方现代学科的术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以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精神和脉络为目的，即只具西学的外貌而其实质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21]像滕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研究等，都自觉运用了西方的美学艺术学理论来对中国艺术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体现了上述两种方向。中国现代人文社会学科，总体看都是“以西释中”的产物。它自正式诞生之日便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管在学科建构还是在术语表达上都有很大之不同，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学科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基本稳定，并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统。它注重以西方艺术学理论话语来挖掘、整理中国语境中历史事实所蕴含的相关思想，以期实现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建构的企图和功效，因而更具有确证的功能。三是中西互证。如果说前两者是西学向中学的单向传播的话，那么这种方式便具有了交互性特征，有人称之为“双向阐发法”[22]，即不但要运用西方美学艺术学理论来阐述中国美学艺术学理论，同时也要运用中国美学艺术学理论来印证西方美学艺术学理论。像朱光潜的《诗论》《文艺心理学》，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等都是中西艺术学互证互释的典范。这些研究往往通过对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西方艺术和艺术理论进行比较，广征博引，缜密入思，深入阐析两者的异中之同及同中之异，以把握中西艺术的共性及各自的个性特征，进而彰显中国艺术学的现代性内涵，表达中国艺术学完全媲美于西方艺术理论的价值诉求。虽然中西互证表面上看来是双方平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进入到中西艺术全面系统的跨文化比较层次，“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和壁垒，以新的学术视野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22]，但这种比较印证仍然要以西方艺术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和学术标准，标识着西方艺术学理论在中国艺术理论研究中的强势主导地位。四是中西交融。这属于中西之争中比较理想的形态。其区别于中西互证的是，学术本土化意识更为自觉，倡导一种对等基础上的对话交流，以建设更有普适性、创新性的文化形态。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达到这种境界的当属宗白华。早在“五四”时期，青年宗白华就提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而成为世界新文化的伟大理想：“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23]（p.102），并指出了中国学者在实现这一理想中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别人不能替代的贡献。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学术实践中，宗白华矢志不渝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他对艺术意境、艺术时空、艺术价值、艺术形式的阐发，在中西艺术观的融合与打通上，几乎达到水融、浑然一体的程度。借助于中西艺术学互相的参融和比较，“使双方的独特背景、特征及其深刻内蕴得以扩展，从而实现中西之间的‘对话’”。[24]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间的交互影响和交对话流会越来越频繁，也必然会突破我们习惯性的“中西交流”式思维框架。在这个背景下，中西艺术学理论的碰撞和交流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西方的比较，既成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必要道路，也是中国文化提升自己的文化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的重要方式”[25]，但我们更要突破既有定势的束缚，在一种全球化文化的理论视野中，对中国与东方、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其他文化圈（如非洲、南美）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展开全方位的审视、比较和提炼，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既有中国独特境界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艺术学理论。
六、消解与建构的抵牾
消解和建构呈现了后现代语境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两股相互抵消的力量间的剧烈冲突。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成立，首先是基于以下的理论预设：存在一个普遍的、可以揭示各门艺术共性和规律的艺术本质。而要阐释清楚艺术的本质，必须充分整合现有的研究艺术的各门学科，如门类艺术学和美学等学科资源。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以艺术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艺术学理论。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其依据是在国外只有艺术史、音乐学等学科，“迄今并不存在‘艺术学’概念。”[26]应该说，这种表述基本符合国外后现代语境下的艺术学科实际。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后现代已经导致了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景观，那就是在现代文化中那种作为一切知识根据的“元叙事”已经消解了。科学知识的细分和专业化，形成了一个分化越来越细致和专门的局面。于是，共识也已变得不可能，各门科学的发展越来越缺乏彼此可以沟通的可通约性，而由于总体性已经不复存在，“局部决定论”成为主流。[27]（p.122-128）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文化中，非中心的、不确定的和局部决定论的特征，就使得知识与共识无关，与日常经验和常识无关。布尔迪厄也指出，现代学科制度的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更形成了一种“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这种“专业态度”使知识分子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狭隘的知识领域。[28]（p.43）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上，而无意于对艺术做中心化的、确定性的和整体性的“元叙事”研究。西方学者对艺术学理论意兴阑珊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值得警惕的是，当各门学科都在不断增加自身的科学性，忙于就晦涩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争论时，各种理论已经变得脱离现实，和公共生活日益疏远，陷入狭隘的学科问题，只和专家有关。由此，伴随理论的成功，理论对现实的反应则越发迟钝。这在客观上提出了打破现代学科过于狭窄化、专门化的局限，重新恢复学科与现实、学科与学科之间血脉联系的时代命题。综合性、跨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显然适应了这样的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在向相邻学科开放、与之交叉的同时，还要跨门类艺术形成综合性理论。它“一方面要像一切科学一样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化，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学际关联问题。……必须同时既向内部进军又向外部进军，既强化‘内政’又增进‘外交’。它们必须经受这种强度较大的张力，它们必须同时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问题。”[29]（p.9）探寻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本性必须在强化“内政”（亲缘学科）与增进“外交”（相邻学科）的复杂关联中进行。在强化“内政”中，艺术学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与门类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既发挥其在后两者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又不能被后两者所同化和收编。在增进“外交”中，艺术学又必须既充分借鉴吸收相邻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又坚持艺术本位，避免因无限泛化而导致自我消解的危机。可见，在艺术学理论寻找自身的学科定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消解与建构两股抵牾性力量。消解，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学科分类观念，以及后现代语境下知识碎片化的事实，导致作为综合性的艺术学理论始终存在被门类艺术学或美学收编的生存威胁。建构，则是固有的精细化操作造成各种学科固守一隅、彼此不相往来，并日益丧失对现实问题的灵敏反馈，使得“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艺术学人由此勇敢担负起对各门类艺术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宏观的乃至跨学科或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构显然顺应了解决复杂性艺术问题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打破传统艺术学科霸权，填补学科研究空白，从而使得艺术领域由知识分化、彼此隔离而重新走向综合的有力保证。总体看，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的进程中，虽然面临着学科消解的种种质疑和阻力，但在艺术学整体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大前提下，艺术学理论走向兴盛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徐子方曾深刻地指出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不承认各门类艺术学之间有共性，且这种共性又有可能在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学科即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甚至连‘艺术’一词都会随之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剩下的只能是壁垒分明的美术学、音乐学、戏剧学、电影学等具体的‘门类’学科。不妨设想一下，如此四分五裂，各行其道的‘学科’有什么资格要求得到学科门类的地位呢？”[30]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是否可以说，消解与建构的相互抵牾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始终感受到生存的压力。恰恰是这种压力的存在，才激发出艺术学理论在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境遇中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无限能量。（下转第188页）（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雅各布逊曾以“主因”（thedominant）来概括影响和主导艺术史方向的某种核心艺术因素，其可以在艺术风格和流派，甚至在特定时期的总体艺术面貌中发现。参见周宪《视觉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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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理论篇6
论文摘要：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以一种技术性视角看待艺术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通过指出技术成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区分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现代艺术的出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进人现代社会以来，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生产过程、接受方式到艺术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究竟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些变化，并以此探寻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1936年，本雅明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出了“机械复制”理论，以一种技术性视观解释艺术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肯定了电影、摄影等由机械复制技术产生的艺术。可以说，此书发表为我们提供一种理解现代艺术的认知范式。今天，随着现代科技与艺术日益紧密的结合，重新审视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更能感受其理论的预言性和前瞻性。
艺术的存在问题一直是本雅明关注的焦点。在“机械复制”理论中，他论述了传统艺术的衰落和现代艺术的兴起。阐述过程中，他又进一步区了传统艺术形式和现代艺术形式。在本雅明的理论框架中，现代艺术形式主要指摄影、电影等现代社会中直接产生于机械复制技术的艺术形式，传统艺术形式则是与之相对的传统社会中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音乐、文学等。传统艺术即前工业社会中的艺术形式;但在进人工业社会以后，传统艺术形式逐渐被纳人机械复制体系，与现代艺术形式一起构成了现代艺术。
本雅明解读艺术发展的线索主要是艺术的不同复制方式。首先，他区分了手工复制和机械复制。艺术品从来都是可复制的，前工业社会中人们出于学习、模仿、营利等目的，对艺术品进行手工复制，但是相对于大量的原作来说，复制品的数量很少，只是个别现象，没有影响力，跟原作相比并不具有艺术价值。但在机械复制技术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对艺术品进行大规模的精确的复制，人们面对的艺术品大多都是复制品，原作的存在反倒成了个别现象。在此本雅明又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机械复制艺术，指出:“对绘画进行拍摄复制与在电影摄影棚中对表演过程进行拍摄复制是不同的。}ry7cr3o}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前者那里，被复制品就是一件艺术作品，而复制品并不是艺术品。; cucr3o}这实际上指的是有原作的机械复制和无原作的机械复制。前者主要是指对原作进行复制，例如利用照相技术对绘画、雕塑等艺术进行复制，通过录音技术对音乐作品的复制，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对文学作品的复制等;后者主要指利用摄像机对人、物或事件的实时复制，与对原本的复制不同，它直接取材于现实世界。可以说，这两种机械复制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前者主要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复制，表征的是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形态，后者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复制，表征的是现代艺术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其中以电影为最典型的代表。
把握这两种不同的机械复制方式，对于我们理解艺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现代艺术的发展似乎印证了黑格尔的预言:“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利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善，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ff[2](p132)随着现代社会脚步的日益临近，感觉敏锐的哲学家似乎提前感觉到了艺术的衰亡，但是黑格尔心目中的艺术只是他所际遇的传统艺术，进人了以机械复制为主要手段的工业文明社会以后，传统艺术确实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今社会很难再产生出经典作品，莎士比亚、达芬奇、贝多芬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特别是自杜尚的《泉》被当作艺术品后，传统艺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传统艺术形式衰落之时新的艺术形式崛起了，如摄影、电影、电视等等，它们同样创造出杰出的艺术作品，谁能说《乱世佳人》、《廊桥遗梦》只是毫无价值的商业片，谁能说奥黛丽·赫本、卓别林只是人造的明星呢?在机械复制的社会中，传统的艺术也并没有消失，改变的只是它的存在方式，在新的技术面前它将获得新生，如本雅明所说:“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则在墓门前你推我操。ff(3](p11)
同为机械复制，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传统艺术形式的复制和现代艺术的复制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在现代艺术形式中，复制技术是内在于艺术的，如电影中，摄像机和人一样都是电影的组成要素之一，长镜头、景深镜头等的运用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效果，而在传统艺术形式中，复制技术还是外在于作品的，如对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来讲，采取何种印刷手段并不会给它带来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复制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的数量上，它的进一步发展并不能引起传统艺术形式的同步发展。所以，现代艺术是为复制而复制，复制是它的内在要求，而对于传统艺术形式来说，复制并非是它本身的固有需要，只不过是商业运作强加其上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中的“机械复制”是相对于传统的手工复制而言的现代技术的一种，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机械复制技术本身。本雅明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四十年工业文明刚刚兴起发展之时，当时的技术水平仅限于机械复制技术，所以本雅明的讨论对象也只能是机械复制技术，但是其实这种机械复制的技术代表的是新兴起的现代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如今以数码技术为核心的电脑成像已向以机械复制为基础的摄录成像提出了挑战，然而它仍然处于以机械复制为开端的现代艺术之轴，其发展其实并未脱离本雅明的理论视野。所以说，“机械复制”理论并非局限于机械复制本身，它的理论实质是以一种技术性视观来看待艺术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既囊括了传统艺术，更注重新产生的现代艺术，这对当下的艺术实践同样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雅明以其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了技术的介人对艺术产生的巨大影响，技术主要通过改变艺术的制作和接受进而改变了整个艺术的特质，从而使现代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极为不同的面貌。
第一，现代科技改变了艺术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艺术创作，依赖的完全是艺术家的力量，表现的是艺术家创作个性，依靠他们采取冥思苦想、细心雕琢，有时甚至还要等待灵感的来临，艺术品的物性因素虽然必不可少，如文学创作需要的笔和纸，弹奏音乐所需的乐器，绘画要用的颜料、画笔和画纸等，但这些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较艺术家的构思和物化过程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原作产生以后，大量工人就可借助机器对其进行大批量复制，这个过程不再需要闪烁艺术的火花，艺术由创造性活动变成了一种生产性行为。在现代艺术的生产中，如摄影、唱片、电影等，已没有了原作的存在，机器甚至和人共同参与了创造环节。在现代艺术的典型代表电影中，“在弧光灯下进行表演，并同时满足麦克风的条件，这是第一流的检测要求。ff}4](p33)电影演员要根据镜头的需要来表演。
与戏剧演员相比，由于电影的拍摄是片段性的，所以电影演员不需要全身心的投人，只要扮演好他(她)自己，然后通过后期的剪辑，便能收到好的效果。蒙太奇(montage)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手法，原意为“构成”、“装配”，它不仅运用于电影，在之前出现的先锋派、达达主义绘画中就已有所运用，例如将一些现实的碎片布料、纽扣、报纸等贴人作品之中。在电影中它更是成了创作的一个必要的基本的手段，仅仅由摄像机拍摄下来而未经剪辑的录象就不能算是艺术:“在电影创作中，艺术品多半要基于蒙太奇剪辑才能产生，电影就依赖于这种蒙太奇剪辑”}s]
第二，现代科技建立起新的艺术的接受方式。机械复制技术出现以后，人们对艺术由个体性接受转变为群体性接受，凝神静观为神情涣散所替代，对电影的接受即是典型的例子，人们面对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面已无暇思考，只能沉浸于电影所带来的震惊之中;在对现代绘画的接受中，人们感受到的也是也是一种类似于电影的冲击，其美学感受与传统的绘画极为不同。相比之下，对传统艺术的接受更倾向于一种智性行为，是一种诗意的沉思，在现代艺术中，艺术的接受更加感性化，人们感受到的是艺术的冲击力。更进一步，电影的出现拓宽了人们的认识领域，并改变了人们的感知系统。如同弗洛伊德发现了本能无意识，本雅明指出镜头开拓了人们的视觉无意识:“电影特写镜头延伸了空间，而慢镜头动作则延伸了运动。;ca]
第三，生产和接受的转变引起了艺术自身质的变化。由于艺术品可大量生产复制，原作面对众多的复制品丧失了其权威性，导致了韵味的消失，而艺术品的韵味正是传统艺术区别与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本雅明看来，韵味源于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是神秘而朦胧的，它反射着神性的光辉。随着艺术品数量的增多，展示价值日益压倒膜拜价值，围绕着艺术品的这层神秘的面纱也就被撩起了，这也就意味着艺术由带有神性的创造物变成了世俗的人工物，失去其高贵的出身平民化了;但是，它走向了大众，变为了公共财富，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全新功能的创造物”[io7
“机械复制”理论曾被喻为精神文化领域内的“进化论”，甚至被称为是一种“危险思想”，因为它不仅是对艺术实践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它对传统的艺术理论和人类的认识能力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机械复制技术产生初期，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对摄影、电影等现代艺术形式或否定或视而不见，大都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艺术不仅成为生产性的活动，而且变得具有可装配性，这就打破了传统理论中的“有机体”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好的作品都应该是有机的、完整的:“一个完整的事物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组合精良的情节不应随便地起始和结尾，;[m7
由机械复制技术带来的震惊不仅局限在艺术和艺术理论的范围内，它也在哲学层面上改变了人类对技术及自身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中，理性、秩序快速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日益强大，而在传统的人治领域—艺术中却出现了相反的事情，以摄像机为代表的物成为创作主体的一部分，侵人了人类占统治权的领地，对人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问题还要从科技自身的悖论谈起。一方面，由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和发展，人类探索外在世界奥秘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日益加强，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伸张，出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主客两极化”:“决定性的东西并非是人从迄今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达到了自身，而是整个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因为人成了主体。n[13](p43)人从自然中超拔出来，不再是存在者中的存在者，而是与其它存在者相对的“主体”，其它存在者便成为了“客体”，人作为唯一的主体对诸客体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权和支配力。另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由于技术的意志，自然中的一切包括人类都变成了物质、单纯的材料，也就是意味着一切都齐一化、功能化了，人沦为了物。这一点，在马克思的x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明确地论述过人的异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为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ff[),]
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摄像机有着跟演员同样重要的地位，演员可以不必沉人角色，但必须随时都要照顾到镜头的需要。当导演一个惊讶的镜头时甚至可以不事先通知演员直接去吓他一跳，将其表情拍摄下来便可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较之舞台演员，电影演员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成为导演进行加工整理的的客体，表演者作为人的主体性受到了极大的动摇，沦为表演的机器，人被摄像机物化了。在电影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在既定的影象面前，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幅幅快速的画面，变成观看的容器。
论文关键词：书法，包装，设计，原则
包装设计既是大众传媒活动，又是智力创造过程，或者说是艺术化的智力创造。在现代社会，包装设计一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大众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既是文字语言，又是视觉语言”的书法艺术广泛运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从而使现代包装设计因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而走向广大民众，走向国际市场。
无数成功的现代包装设计事例证明，现代设计所具有的强烈文化特征吸引力来源于古老的民族艺术文化特色。“泸州老窖”和“日本食品”包装（见图示）设计的创新实践就是一个现代设计与传统书法文化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例子。在这两个成功的现代包装设计中，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中国书法艺术成为现代包装设计的重要艺术元素———或者说深层文化根基，为现代包装设计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现代包装设计也使古老的传统书法美学特质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的光辉。
只有从文化的视角深刻理解包装设计与书法艺术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的关系，掌握书法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生成原则，才能把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有机融合，从而使现代包装设计焕发迷人的文化魅力。鉴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诚请读者参考指正。
1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的内在联系
从艺术学角度讲原则，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只要深入考察便会发现二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为什么二者能在现代社会中相融相生？其深层根源就在于二者都包含着对民族文化的归同与价值选择上的趋一。
1.1民族文化的认同
书法艺术之所以能融入现代包装设计，关键在于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二者在文化上的归同。中国书法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在其艺术形质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深厚的华夏民族文化，正如学者所谓“书法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书法是文化的载体或者表现形式。
包装设计从本质上讲，同样是文化的载体或者表现形式。包装设计要赢得市场和民众，离不开思维想象和创造，更离不开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理解、吸收与发挥。包装的色彩、造型只能给予人们视觉的感受，而包装设计体现的文化则能激起民众心灵的共鸣论文格式范文。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认同了包装，实质上是认同了文化。没有文化内涵的包装必然是苍白的。因此，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的内在结合点在于文化，是二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1.2价值追求的趋一
从整个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长河去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书法，不仅是传情、寄感、造意的艺术手段，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价值追求的折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虽然百家并存，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主导地位当属儒家和道家。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两种主流思想的碰撞，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道互补，刚柔相济，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构成了书法艺术的“中和美”、“和为贵”的价值观。
同样，“天人合一”、“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追求也是现代包装设计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在包装设计实践中，一样讲究和谐之美，追求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内在统一。从价值角度讲，包装要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必须充分尊重和考虑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必须依托其所包含的国度文化、企业文化、哲学思考、消费心理等文化信息的传递，实现价值观的趋同，才能赢得消费者。从工具角度讲，包装是产品营销的工具，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给予消费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使包装产品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因此，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追求，这也是二者能够相融相生的内在联系。
2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的关系
书法艺术成功运用于现代包装设计实践，使现代包装设计获得了迷人的文化魅力，也使古老的书法艺术焕发出时代的青春。从一个包装设计的整体构成来考察原则，二者的形式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黑格尔与艺术终结问题
黑格尔之前就出现过关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片言只语。有研究者观察到，在早期关于艺术的历史描述中，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认为，青铜艺术在第121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就停止了。G.瓦萨利1550年出版的《意大利杰出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的生平》描述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时说，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表现了“艺术的终结和完美”(theendandtheperfectionofart)。画家普桑曾经抱怨卡拉瓦乔走到了毁灭绘画的世界；保罗德拉罗奇在1839年观看银版照相法(daguerreotype)时说：“自今日起，绘画已经死亡（fromtodaypaintingisdead)。,这些言论是就某一具体的艺术而言的，并不具有某种艺术史的基本哲学和美学意识，真正从哲学意识的高度提出艺术终结问题的是黑格尔，他在《艺术哲学讲演录》中谈到浪漫艺术时提出了“艺术终结”这个概念。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既与他对艺术史发展进程的历史意识有关，也与他的理念学说的哲学目的论密切相关，并且哲学目的论支撑着他关于艺术史的历史意识。黑格尔写道:“每个人在各种活动中，无论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活动，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有一个任务，要把当时的基本内容意义极其必要的形象制造出来，所以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合适的艺术表现。”p]既然时生了变化，那么表现时代精神的理念的艺术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某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的终结似乎必然导致某种艺术形态的终结。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观点直接来自于这样的认识，即古典艺术在古典雕刻中到达了其高峰，古典艺术是艺术作为时代精神自我意识的最完美表现的历史时期。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的美是时代精神本身的纯粹的感性现象，古希腊的艺术最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的本质目的。黑格尔艺术终结理论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的维度，二是精神的维度，他的艺术终结的概念正是对这两个维度的思考的产物。
从时间维度上讲，古典艺术是古希腊时代的产物，从精神维度上看，希腊古典艺术表现的就是希腊的时代精神和理念，而浪漫艺术则是黑格尔时代的艺术，它在精神意义上体现的是现代浪漫艺术的时代精神和理念。黑格尔尽管认为古典艺术是形式与内容、形象与意义的完美的和谐统_。但他认为，现代的、基督教的文化时代体现了精神理念的更高发展要求，因而优于古代的生活和文化。古希腊的古典艺术体现的是古希腊时期能够意识到的自我意识，现代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是更高发展阶段的自我主体意识。随着现代文化的出现，宗教和哲学开始上升，自我意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强，随着新时代的浪漫艺术的出现，表现性的、概念性的艺术理解开始取代形象化的理解，浪漫艺术反映了自我意识的更伟大更崇高的层面。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浪漫艺术在表现现代自我意识的确定性本质时也同样体现着它自身的局限。绘画、音乐、诗歌是浪漫主义阶段获得完美表现的三种艺术，它们体现了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意识。这种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意识在艺术中的体现是，艺术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物理性的材料和形式，象征艺术是物质超于精神，古典艺术则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于是浪漫艺术就成为了象征艺术的颠倒形式。因而，艺术进步的模式就是，从雕塑的三维性的特征转向绘画的二维性，而音乐则更少物质性，它不再有任何空间维度，而只有时间的维度，雕塑和音乐都不断向诗歌的形式发展。诗歌，尤其是黑格尔时代的德国诗歌和小说写作，被视为时代精神的浪漫主义的完美表现，黑格尔确信，诗歌是时代精神自我意识感性显现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艺术发展到了浪漫时期它就发展到了高峰，人们就再也不能从感性的艺术形象中认识理念，精神进一步摆脱物质的结果必然要转向哲学的概念，最终艺术让位给了哲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的发展模式，黑格尔就提出了“浪漫型艺术的终结”的概念。
其实，黑格尔“浪漫型艺术的终结”的说法似乎并没有断言艺术终将死亡，在《艺术哲学讲演录》的序言中，他写道尽管我们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利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善，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这种似乎充满着悲悼性感叹的预言，虽然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死亡，但又确实成为了此后艺术哲学和美学关于艺术终结的不断阐释的隐喻。
二、黑格尔的预言与20世纪的“艺术终结”理论
黑格尔的预言成为了20世纪关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理论阐释的一个巨大隐喻，一个被不断阐释的话语源头。尽管此后讨论和阐释严格说来并不完全是在黑格尔意义上展开的。然而理论家们用“衰退”或“死亡”、“终结”这样的表述，无疑都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持续和延伸着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曾以循环论的历史观谈到了艺术终结问题。他认为文化和艺术就像植物一样，从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形式开始，在此后的发展中进入一个繁荣期，最后将走向衰落，尤其是随着现代城市和文化艺术的兴起，文化的城市为世界城市所取代，独特的有机风格被平面化的无机景观所取代：“它首先为了它的壮丽的进化的需要，牺牲了它的创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然后为了文明的精神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隆盛时期——这种命定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这种毁灭也必然会使已有的艺术走向终结，文化和艺术走向死亡将在现代时期变成一种必然的宿命。就在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它的《西方的没落》的第二年，S.i.维特基维兹在《绘画的新形式》中也谈到了艺术的终结问题，他认为“艺术的衰退已经出现”气原因有二，一是艺术已经失去了“形而上的”人文关怀，二是现代世界包含的大量剌激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许多艺术作品甚至放弃了对现存世界剌激的反抗。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斯宾格勒相一致的。有所不同的是，斯宾格勒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来看艺术的没落，维特基维兹则是从现代世界对艺术人文关怀的消解和艺术对人文关怀的放弃来看艺术的终结。
在20世纪，首先从哲学高度对黑格尔“艺术终结”问题作出不同阐释的是海德格尔，他把美学的增长与艺术的死亡联系起来:“美学把艺术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广义上的感性理解的对象，当作aisthesis的对象。今天我们把它叫做知觉体验。……然而，经验也许就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这种死亡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的时间。，黑格尔把艺术的终结理解为一种精神的进步，海德格尔则把艺术的死亡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前者把艺术理解为精神进步的阶梯，后者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真理发生形式，并不因为伟大的艺术终结了就终结了它作为真理存在的审美使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如阿多诺等人，也深刻地意识到艺术的终结或死亡问题。阿多诺认为：“今天的美学无力阻止它成为艺术的挽词。它能够避免而且必须避免的是致墓边悼词，即预言所有的东西都将终结，欣赏着过去的成就以及追赶粗野风尚的浪头——这种粗野风尚并不比与美学并行的文化更好或更糟，因为它们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假设艺术已被消灭、已经自取灭亡、消失或完全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
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过去的艺术内涵都必然会被抛弃。艺术可能凭借其内涵在某个崭新的、不同的、摆脱了其粗野文化的社会中而得以幸存。,艺术如黑格尔所预言的那样，可能会进入一个终结或没落的时代，但是，阿多诺坚持认为艺术将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下去。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没有把传统艺术的终结视为艺术的死亡，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解放的可能性。
在当代艺术哲学中，黑格尔的预言也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讨论，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认为，黑格尔对艺术终结的预言在20世纪的艺术发展中仍然富有理论说服力。20世纪以来的艺术已经证明了艺术再现理论和表现理论的终结，尤其是先锋艺术体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提问。“我们进入了一个艺术极为绝对自由的时期，以致艺术似乎只是无限玩弄自身概念花样的一种名字：好像谢林把历史的终结状态当成‘普遍存在的诗歌海洋’的想法是实现了的预言。艺术创作从这一术语的两种意义上说都是其自身的终结：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终结。没有该去的更远的地方。,最近，丹托通过艺术史学科中两个事件即“瓦萨里事件”和“格林伯格(Greenberg)事件”来阐述他的艺术终结的问题。他认为，艺术史的概念无论在瓦萨里那里，还是在格林伯格那里都意味着一种进步：“瓦萨里，把艺术解释为再现的，认为艺术通过‘视觉表面的征服’会变得越来越完美。当移动的图像被证明能够比绘画更好地描绘现实时，绘画的叙事性就终结了。现代主义开始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绘画究竟能够做什么。而且绘画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份。格林伯格根据绘画艺术状况的认同界定了一种新的叙事，而且在表现方式的物质条件中找到了这种叙事。格林伯格的叙事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便终结了。当艺术走向终结时，它就终结了。当艺术不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认识时，艺术也就终结了。,早期现代主义是一种行动的理论，艺术的问题是通过对什么是艺术这样的理论问题来进行的，根本否定艺术的本质在于再现，从而导致了抽象艺术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出现，从而终结了艺术作为知觉相等物的形式，艺术作品走向了“无”，并最终成为了一种哲学问题，哲学取代艺术也就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这种观点与黑格尔的观念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预言更多地来自于他的目的论形而上学，丹托的理论则更多地来自于艺术史哲学意识的经验观察，来自于艺术作为一种哲学解释的经验的理论化。
意大利思想家瓦蒂莫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的角度，结合尼采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克服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等的文化美学观点，并联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论述了艺术终结或死亡的问题。他认为，艺术的死亡就像形而上学的整个遗产一样，不能理解为某种与事物的特定状态相一致的“观念”，或者某种可以用逻辑概念替代的东西。我们应该把艺术的终结或死亡理解为一种事件，理解为一种构成了我们在其中运动的历史的和本体论的星座事件，“这个星座是历史和文化事件之网和从属于它们的、并且同时描述和共同决定了它们的语词之网，就其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东西这个历史意义上说，艺术的死亡与我们有关，而且是我们不简单忽视的某种东西”。1]在他看来，艺术自律性的消解，生活世界的总体美学化、艺术创造性的丧失以及高级现代主义的冷漠美学，都是艺术死亡和终结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后现代大众传媒对艺术的死亡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艺术成为了类似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东西，但却是绝对精神的一种拙劣模仿和绝对精神的反常形式。因此，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大众传媒的审美化和艺术的大众化所导致的艺术的终结和死亡，实际上所终结的是形而上学的美学概念，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艺术的终结。从根本上说，艺术的终结是对西方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形而上学的克服。
艺术终结问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问题和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问题。后现论家杰姆逊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对比中阐述了艺术终结的问题，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广告、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逻辑，康德以来的作为一个自律性的艺术和美学领域已经结束了。[11]博得里拉提出的艺术和美学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曰常生活“超美学”(trans-aesthetics)的理论，阐述了仿像或类像文化时代的艺术终结问题:“在可复制性的过程范围内，真实不仅是可以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的东西，真实变成了超真实之后，（真实和艺术）是否由于完全变成了其他的东西而导致了真实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呢？不。……既然艺术存在于实在的真正中心，艺术也就无所不在。由此，艺术的死亡不仅仅因为它失去了其关键的超验性，而且因为实在本身完全渗透着与其自身结构融为一体的美学因素，使实在本身完全与其影像交融渗透。”[12]这里所体现的更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终结问题，即艺术终结于美学在其他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渗透，终结于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之间边界的消解。
可以说，以上这些对艺术的终结问题的理论阐释与20世纪以来的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紧密相关。在后现代转向或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艺术作品已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独立自足的形式，艺术已经向当代文化的多元话语敞开了其边界。艺术超越了自律性的边界，并终结了自律性艺术，实际上并非终结艺术这种形式。“艺术终结”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艺术终结的理解探讨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
三、艺术理论与艺术世界的终结
随着艺术终结讨论而出现的是“艺术理论的终结”和“艺术世界的终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艺术终结问题的延伸和拓展，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从更大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语境，更深刻地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艺术理论和作为一种场域的艺术世界，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终结”问题。
当代美学把传统的艺术理论视为现代性启蒙运动的历史遗产，一种精心设计的学科体系。要理解新的艺术和审美现象，就必须超越以往的艺术理论体制，因此，艺术理论的终结问题也就成为了艺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艺术理论家V.伯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开始于把艺术视为一种“认识”的16世纪中期。在18世纪的历史中，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特殊”基础，一种摆脱了叙事功能的“纯粹的视觉”艺术。而这种艺术观念都是以高级理论认识的名义和在启蒙运动“巨大的合法性叙事”下出现的。18世纪艺术理论寻找一种支持纯粹审美“自律性”的“外在”物质条件和推论性体制，即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和“艺术史”体制，正是这些条件和体制的存在，自律性艺术的认识和确定才成为了可能。但是，历史上这些似乎能够保证艺术自律和审美自律可能性的体制，现在无法理解和解释现代艺术，尤其是无法理解和解释后现代的艺术。“‘视觉艺术’的研究——由于被人为地限定在狭窄的知识和体制边界内——现在已经涵盖了我在别处称之为由‘大众传媒’社会的‘整体镜面支配’的更广泛的领域；那些被当作艺术史的独立形式来理解的‘艺术理论’，开始于启蒙时期，并在‘高级现代主义’的最近时期中达到顶峰的美学和批评，现在正处于终结状态。在当前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时代里，当今的艺术理论终结在总体上是与再现理论的目标相一致的：一种关于我们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关键形式的符号表达模式和方法的批判性理解。
艺术理论的终结意味着，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高级现代主义的“艺术理论”现在已经处于终结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文化理论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和符号学，表明了那种把艺术视为一种有着“高级”价值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不可能性。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意义生产已不再是独立自足的，艺术不可避免地是“文本间性”，文本的概念已经取代了作品的概念，颠覆了现代主义艺术独立性的假设。所有这些方面，都标志着自律性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终结。以往的艺术理论把艺术区分为美的艺术与实用的艺术，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统治的权力，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发明，并不符合艺术本身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许多艺术的实际。当代哲学诠释学理论家加达默尔尽管没有提出艺术终结的观点，但他对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理解艺术、把艺术视为一种无利害趣味的现论的批判，实际也体现了传统艺术理论终结的理论立场。m接受美学的创始人汉斯罗伯特耀斯认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既打破了古典艺术的界限与范围，同时也颠覆了古典美学的的艺术准则和审美原则。m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挑战和质疑了康德以来的艺术理论概念。20世纪的许多艺术理论或者干脆采取美学取消主义的态度，或者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自律性理论的方式来思考和探讨当代艺术问题，自律性的艺术理论确实“终结”了，这种“终结”显示了后现代转向中的新的艺术理论走向。
如果说，艺术理论的终结所探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化的艺术理论在当今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它无法解释20世纪以来的艺术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那么，“艺术世界终结”的理论则力图在一个更宽泛的语境中，思考当代艺术尤其是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处境和状况。罗伯特摩根感兴趣的是“艺术世界”的终结问题，他所关注的是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正在取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创造性，这使人们无法辨别艺术中有意义的东西与无意义的东西，也无法在一个新的全球的、潜在的文化间的情境中，为我们提供作为个体思想和情感表现的审美意识。首先，罗伯特摩根针对近年来的艺术和艺术批评状况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开始为滑稽可笑的市场策略所支配，当前的文化和经济已不再有利于艺术家们对艺术崇高目标的追求。在日趋商业化的艺术世界中，曾经衡量艺术质量和对艺术作品进行评判的各种杂志、机构也已经失去其应有的艺术立场，成为了为艺术家提高知名度和获得时尚效应的媒体，而不是关于艺术的美学质量的阵地。
其次，艺术世界已经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分化了，艺术世界不再是由具有创造性的人构成的世界，而是成为了购买者的网络，艺术家也不再作为富有创造性的独立群体而存在，艺术家被最没有思想的信息文化收买了，因此，艺术家置身于与广告和最肤浅的娱乐媒体的竞争中。再次，艺术的商业化不仅使艺术家丧失了对艺术质量和美学品格的追求，也使后现代时期的艺术批评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堕落。艺术批评不再依赖于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而是直接挪用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艺术批评成为了一种理论，脱离了作为批评基础的具体的真实感受和经验。“正如摇滚明星麦丹娜的图像具有性符号替代性的显著力量一样，艺术在与理论的关系中也被赋予了一种代用品的作用。换句话说，艺术成为了修辞层面上随意摆弄的起次要作用的东西。艺术符号处于飘浮状态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赛艺术被替代了，我们正在接受的是艺术的符号一没有任何所指的符号，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符号。艺术批评成为了理论符号的游戏，艺术经验的丧失已经导致了艺术批评的终结。
如果说，摩根是在艺术世界终结的悲悼中抵抗艺术世界的终结，试图在自律性的艺术世界和艺术经验中拯救某种高级现代主义美学理论，那么，伯金则是在审视艺术理论的终结中倡导一个更开放的理论立场。摩根对后现论和艺术世界终结问题的批判充满了愤世嫉俗的语言和立场，我们看到了他坚持像现代主义元美学那样的严肃立场，也看到了艺术世界终结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他否定艺术已经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这似乎不符合当代艺术的实际境况。在我看来，他对后现代各种理论的拒斥，也只能把美学和艺术理论封闭在艺术和审美经验空间中。不过，他对艺术世界终结问题的论述，却真实地揭示了当代的艺术状况，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考。
四、终结时代并未“终结”的问题
艺术曾经是高贵的事业，艺术理论曾经是高贵的学问，艺术世界曾经是神秘的领域，美学曾经是自律性的王国。然而，所有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东西，都经由20世纪的先锋艺术、后现代转向中的反艺术倾向和后现代时期的后审美潮流所质疑、消解和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确是终结了。然而，所谓“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结束和消失。“事实上，后期现代主义所经历的时间要比我们从理论上指派给艺术终结的时间更长；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终结的时间拖延就像芝诺的悖论模式，只要我们让它持续下去，不管剩下多长的路程，它总会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那么，艺术最终走向终结，并不因为它已经到达了终点，而是因为它所持续的艺术终结过程，已经变成了某种难以形容的令人烦恼的东西。
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证词成为了此后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阐释的复杂预言，他在做出这个预言时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彻底“结束”，既是“终结”但又并非意味着艺术的真正“死亡”这种双重隐喻，便使“艺术终结”问题成为了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语境进行理解和诠释的问题。既然“终结”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和消失，那么，艺术问题就仍然是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在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时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艺术仍然是人们持续探讨的重要问题，只是这些探讨所采取的不再是以往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方法，探讨问题的语境和解释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们必须承认，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艺术、艺术理论和艺术世界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从概念和理论的角度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解释”的范畴。由此，艺术并不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艺术也未必有永恒不变的所谓本质，产生和创造艺术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艺术世界也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由此，当一种封闭的自律性美学和艺术理论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艺术实践和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碰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困难，因而美学的终结，也就必然会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论题。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现代艺术 辫护 文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发展史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审视，我们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文化批判是以艺术批判作为中心的，“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为之辩护的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有足够的反叛和颠覆性质。它与“否定”紧密相联，二者的结合进而扩张为2p世纪的一种“神话”，广泛植根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之中。以至于欧文·豪认为，要给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认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但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面临着两难困境:“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其困境的认识与此相似，进而他确认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现代主义又与19世纪末叶社会科学的一种通行理论—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不悖一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进行严格的诊断之后，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之间。现代主义运动是当代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阵营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而且，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西方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从而经过百年反叛与颠覆，现代主义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当贝尔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悲观情绪。他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在本质上是经不起冲击的。事实证明:在一味的翻新和反抗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留下一个反叛的外壳;而更随着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沦为一种“中产崇拜”(midcult)。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正因为是保守的，丹尼尔·贝尔就缺少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反抗精神。与贝尔的悲观主义文化情绪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没有采取其对文化既存现象或事实的单面评述的总体文化逻辑，而是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
为现代主义艺术进行辩护，对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阐释是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文化和美学问题主要是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特殊研究领域。而其中，阿多尔诺为现代主义作出的辩护最多。“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相当于一种现代主义理论或先锋派主义理论。现代派艺术理念实际上是阿多尔诺的艺术理想。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什么要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或者说，他们推崇现代主义艺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关键词:关学思想;文艺关学;和谐论;审美关系
为了使人们便于理解和掌握“和谐论”的理论体系，我把自己在学术上的一些追求概述一下:
一、我认为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既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20世纪诞生的一个新兴学科，有的同志说它是中国美学家对世界美学一个独特的创造和贡献，是有道理的。因为时一间短，目前学术界对文艺美学的对象、内容和学科定位，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有益的。我根据长期反复地思考，试从研究视角、方法、对象、内容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界定文艺美学的内涵、性质和学科位置。我认为文艺美学既是哲学美学和艺术部门美学的中介环节，又是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并列学科。但似乎不是美学与文艺学交叉产生的既非美学、又非文艺学的第三种学科，也不是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之一。
因为传统的艺术哲学只有单一的哲学视角和哲学方法，所以文艺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文艺心理学也主要是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它们都着重从一个方面揭示文艺的本质和规律，而文艺美学则将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综合起来，力图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美学规律。它是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的一个新发展。它是整个美学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学术范围和学科性质上是属于美学学科的，同时它又吸收和融合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也可成为彼此互动互补的文艺学的并列学科。
二、在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之间的艺术本质的审美规定上，我也在着力弘扬和发展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古希腊的摹仿再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与主体的素朴统一中偏重于客观本体的认知;古代中国偏于抒情的表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和主体的素朴和谐中偏重于主体心灵的呈现。西方17世纪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对立，特别是康德之后，在自然与人本、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日益转向主体情感的表现。从康德开始客观本体日益转向人类理性主体，以后又擅变为柏格森的生命主体。海德格尔则由康德抽象的主体，走向感性的生存着的“此在”(Dasein)。雅斯贝尔斯则由海德格尔原始的主客体未经分化但又非个体的“此在”，走向“我”这一“非知识性”个体的决定论。如叶秀山同志所分析的:他认为“我”不是由因果律决定的，不是“我”的过去决定了“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决定了“我”的未来，而是“我”吸收了过去和将来，我是决定性的，“我”自己决定我是(什么)。这种“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决定论，把个体主体突现到首要地位。解构主义的德里达，则在否定客体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一切本质、中心，把一切归于个体主体的虚构，它用主观相对主义勾销了客体、绝对和普遍真理。总之他们拒绝传统的客观的理性认识论，拒绝知识哲学，只强调存在、主体、人、生存的个体的本体性，只承认艺术是“存在的本真的”呈现，是人的主体的“呈现”，而否认艺术的客观性、认识性、真理性。这有部分的真理性，但也似更为极端和片面。因而近现代的中国美学，虽然在西方文化、美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极端，而是在曲折中走向更高的和谐。和谐美学的艺术审美本质论综合了古代和近现代的美学并予以辩证的发展，真正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二儿对立，审美地把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客体再现和主体呈现辩证地和谐地统一起来，力图在二者之间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握艺术的审美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艺术是对世界“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也正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1983年我曾写过《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艺术掌握“既不是单纯的物质实践，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思维，而是两者的融合”也就是说，“既与感性实践活动的感性、具体、物质性相联系，又与科学认识活动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相联系，同时在根本上又不同于感性实践和理性认识。它是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认识、情感与理智、具体和抽象、物质实践性和精神息识性的和谐统一”
三、我把艺术审美本质界定为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界定为理性科学认识和%少l伦理实践之间的第三种审美意识，界定为以情感为中介的感知、表象、想象、情感、理解有机统一的心理结构整体。这一规定既吸收了康德在智、情、意的三大划分中把审美判断归于情感领域的论述，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因为美、艺术本身就是真与善和谐统一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真、抛弃善的唯美主义。同时处于这一之间的审美艺术，也防止了把艺术等同于理性科学认识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遏制着把艺术等同于感性伦理实践的意志化理想化倾向。前者貌似于再现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后者一冒充为抒发内心情感、追求主体理想的假浪漫主义，它们都超越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而易于滑入纯理智认识或纯意志实践的非艺术领域。
四,与把美和艺术砍成两撅的观点不同，我把美和艺术、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和艺术的本质，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只有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的区别，而在结构上、本质上是一致的。从美的本质到艺术的本质，从美的形态到艺术的形态，是美学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美的本质是由审美关系决定的，而艺术正是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同样，古代的美是偏于和谐的，古代艺术也是和谐美的古典主义艺术;近代是偏于对立的崇高，近代艺术也是偏于对立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现代反和谐的丑，规范了丑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对立中走向极端化和悖论的荒诞，陶铸了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而新型的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艺术有本质上的一致。美和艺术这种本质上的共性又正好说明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美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理论中介和逻辑环节，而不是脱离美学轨道的第三种学科。<?XmL:nameSpaCepReFiX=o/>
六、我认为重视方法论，是文艺美学作为哲学、美学学科的标志之一。没有深刻的方法论，不能称之为哲学理论，也不能称之为美学理论。我历来主张研究方法是学术科学的生命线。美学要创新美学理论要有原创性，首先方法要创新，要有自己方法论的特点。“和谐论”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以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维为根基，以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主线，展开了一个从艺术的萌芽(亦即其本质的抽象规定)开始，经古代的古典主义、近代对立崇高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丑的现代主义、荒诞的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新型辩证和谐美的社会主义艺术发展的历史画卷。“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又吸收融合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及现代哲学、现代美学的方法。它对美的本质、艺术审美本质的分析，借鉴了系统论的方法，是一种超越对象性思维的关系系统思维。在美的形态和艺术形态的研究上也渗透着现象学的方法、结构主义的精神，它们是在构成美和艺术的各种元素或和谐或对立的矛盾构成上，划分着古典美和艺术、近代崇高和崇高性艺术、现代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艺术的根本差异。结构主义与系统论骨子里也是相通的，它们都可以升华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子以整合和融汇，成为丰富、发展、完善辩证思维的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构成部分。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思维长于纵向动态的历史观照，缺乏横向静态的共时分析。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一种横向、静态、共时的思维模式，20世纪的现代哲学、现代美学也多专注于共时的横向研究。它开始倾向于艺术家研究，后又转向艺术作品论、文本中心论，最后又转向受众中心论。创造美学，特别是文本美学、接受美学，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要内容，但它缺失了黑格尔、马克思宏大的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力图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取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把纵与横、动与静、历时与共时高度融合起来，使之既包括美和艺术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嬗变的多彩画卷，又包括横向的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接受的静态解析，力争成为目前最全面、最丰富、最完整的文艺美学体系。而这种纵横、动静的结合，不仅表现在其内容的组合和构成上，而且渗透于各个范畴、各个观念的分析上，使它纵向中有横向，横向中有纵向;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历时中有共时，共时中有历时。如美和艺术由古代、近代向现代历史的嬗变，是纵向的、历史的、动态的，但对古代、灼_代、现代关和艺术本身的剖析，则是相对静止的、横向的。再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各种艺术样式，既有自己产生、发展、成熟a变的历史，又都是相互并列的姊妹艺术。特别像视觉艺术给画、听觉艺术音乐，几乎和人类同时诞生，也将永伴着人类生存的历史。只要有人类，恐怕就要有绘画和歌声。同时在横向的研究中，也渗透着纵向的历史感。如内容与形式这对古老的范畴，虽然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在古代强调二者素朴的和谐，近代则把二者对立起来，现实主义艺术、再现艺术偏重内容，浪漫主义艺术、表现艺术则偏重形式。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开始把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美学则致力于消解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应把内容与形式更高的辩证和谐作为美和艺术的最高理想。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也如此，一方面要阐明二者一般的美学关系，一方面要揭示其组合的不同的历史原则。古代艺术偏重于情节，古希腊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情节放在第一位，人物处于第二位。中国古代文学富于故事性，人物在故事的演进中展示出来。近代艺术则把人物提到核心的地位，为了塑造典型人物，打破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单一性，甚至剪取和集中一些互不相关的细节，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典型性格。现代主义淡化人物和情节，后现代主义则把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情节可以随意编造。还有艺术是感知表象、情感、想象和理解高度融合的审美心理结构，在历史上也各有偏重，古代艺术倾向于四者平衡协调，近代艺术趋于分裂对立，现实主义更张调感知、表象、理智，浪漫主义更追求情感、想象、理性，表现主义和荒诞艺术则把想象推到幻想、梦想、直觉甚至荒诞离奇的极端，强调本能、无意识和荒诞意识。新型和谐美的社会主义艺术则追求再一次把四者更高更理想地融合起来。这样便形成为一种动静结合、纵横交错、螺旋上升的网络结构，我力图用这种发展着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复杂的网络结构，多视角、多层次、动态的、立体的、全方位地完整地揭示文艺的美学原理和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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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现代艺术理论篇7
现代艺术理论篇8
现代艺术理论篇9
现代艺术理论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