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1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激发员工的才智，培育员工的忠诚度，成为组织必须关注的重点。出于提升人力资源的价值的考虑，组织必须实施和加强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同时，组织架构的创新孕育出不少新的组织形式，如企业集团经营中形成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就是组织复杂变革的结果。财务共享中心在实现组织财务人员的集中与管理、集团层面财务制度的标准化和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起积极作用，但同时又给组织的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财务共享服务和职业生涯管理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RobertGunn（1997）最早提出共享服务的概念；Bergeron在分析了大量财务共享服务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moller认为：共享服务必须有一个独立组织实体即共享服务中心为企业集团内的不只一个业务单位（分公司、子公司或业务部门）提供明确的财务活动支持。在国内，张瑞君等（2010）提出了构建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策略，回顾了国内外共享服务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并应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兴通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归纳出创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方法论及其目的。陈虎等（2008）发表系列文章分别介绍了财务共享的具体内容，揭示财务共享服务项目成功的秘诀、，还分析了财务共享中心绩效管理与评估的视角和特征。庄莹（2011）对我国财务共享服务的发展动力、存在问题及组织结构的优化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尝试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考评体系；林志刚（2010）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中人力资源发展及员工队伍建设进行了探索。在国外，美国学者罗宾斯对职业生涯进行了界定；施恩教授又进一步将职业生涯分为内生涯和外生涯，并提出了“职业锚”理论；约翰·霍兰德提出了职业性向理论，根据大多数人的个性特征，区分为六种职业类型：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经营型和传统型。在国内，对职业生涯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领域，涉及较多是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近年来，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开始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这个有效工具，研究对象定位于企业及各类职业人群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周文霞等（2006）以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多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工作卷入关系，研究结果证明了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刘莉莉以知识员工的需求特征为出发点，运用组织支持理论分析了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知识员工的心理和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费黎艳（2011）分析了财会人员职业生涯现状，指出了财会人员职业生涯管理的目标与管理对象，并研究了规划实现的路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组织架构创新的产物，作为特殊的组织形式，其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有别于其他组织，但这类研究成果目前缺乏，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三、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员工及职业生涯管理
（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及其员工共享服务中心是组织创新的产物，指将组织整个范围内的共同职能集中，统一形成一个标准化业务部门，实现高质量、低成本地向组织的各个业务、职能部门提供专业服务的一种作业管理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实现人员、技术等资源的共享。其中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具有代表性，它是将组织范围内涉及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标准化业务从组织中单列出来，成立财务共享中心，为组织各个业务单位提供服务，它是组织财务部门的组织创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中，充分激发各类技术人才的工作热忱和创造性是关键，员工是财务共享中心的核心要素。和传统财务工作相比，共享中心的员工存在工作强度大，工作机械、单一等特点，容易产生工作倦怠、情绪化等状况，进而出现人员不稳定、高流失，组织绩效下降等后果。为了避免这种消极影响，充分实现共享中心的职能，中心的员工个人发展和组织的战略目标一定要紧密相结合，观念再造、业务再造和人员再造相结合，特别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尤为重要，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组织特征决定了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复杂性。
（1）财务共享中心业务的单调性与员工专业技能的单一化。共享服务改变传统的组织结构。在共享服务模式下，组织内部一些易于标准化的财务业务得到集中处理、归并，这样能使部分财务人员从会计核算等简单的基础业务中解脱出来，投入到有关经营决策的财务分析管理中，归并后的标准化的财务业务处理就构成传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主要业务，它为组织提供非常重要、决策基础的会计信息数据，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必须满足可靠性、相关性、清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等。所以对财务会计工作责任心要求非常高，造成财务共享中心的员工身心长期高度紧张，业务的重复、单一化使得员工知识结构单一，缺陷明显，长期不能有效优化，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同时个人提升、自我价值实现机会也较少。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员工工作性质是由职业生涯基础决定的，具有服从性、有秩序性、有效率性和实际性。
（2）共享中心员工呈现年龄跨度小、人数多、竞争激烈等特征。经济发达国家，财务共享服务工作的人员年龄跨度相对较大。作为组织架构创新的新生事物，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我国孕育、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客观形成一方面共享中心员工主要以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且大多数从事财务的基础工作。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业务一般呈现规模化特点，不可避免对同样岗位在某个时间段集中招聘大量员工。另一方面大多数员工都会有职业发展诉求，这种主观诉求与共享中心在有限的时间区段内职位提升机会有限的客观现实产生冲突，竞争势必激烈，即共享中心员工在现阶段集体出现职业瓶颈。这种职业瓶颈与会计人员结构特征、共享中心的工作特点的内部环境密切相关。
（3）组织双轨制的结构形式造成共享中心员工流动的壁垒。组织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通常会采用双轨制的员工管理模式，一般会将财务共享中心的员工作为体制外的员工对待，区别于组织内其他的体制内员工，这种制度设计限制了两类员工在组织内的良性互动，从而带来财务共享中心员工职业上升通道的困难。
（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员工职业生涯管理主要表现在：
（1）基于职业锚理论的多重职业生涯规划。美国教授施恩的职业锚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能力和动机密不可分，个人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一般会坚持其核心价值观，员工进行职业选择、定位和调整的过程就是在寻找个人的职业锚。职业锚大概有五种类型，即管理能力型、技术能力型、安全型、创作型和自主型。共享中心员工个性化的禀赋、需要及核心价值观，决定了对于即使同样岗位，不同员工的职业自我感也会不同，工作压力及对工作情境的要求也不同。在这种情景下，以组织为中心的单一的职业生涯规划，不会缓解或解决员工的职业瓶颈。如果采用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员工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员工薪酬由其管理层级的高低决定，突出管理能力型职业锚类型，而忽视其他类型，那么就会出现“官本位”现象，员工就会趋向管理岗位，只有有限的员工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大部分共享中心的员工或自感职业成长太慢，或自感自己的另类需求无法满足，这种“玻璃天花板”效应造成员工对组织承诺的降低。所以，财务共享中心应根据职业锚理论，以组织和员工个人协调为中心，提供多种职业发展路径。不仅对某一岗位的职业发展设置多种发展道路，还要对不同职业锚人员设计不同职业发展道路，即多重职业生涯通道，在职业发展阶梯的宽度、速度和长度上尽量多样化。如双阶梯模式下组织为员工提供管理生涯和专业技术生涯两种，组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开发更多内容的多阶梯模式，对专业技术作更详细的划分，为专业人员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2）完成传统共享中心向领先共享服务中心的转变。与传统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相比，领先的共享服务中心更强调拓展共享中心业务类型，把业务分为基本业务和增值业务，基本业务主要包括基本会计账务处理、财务报表编制等，增值业务包括税务管理、信用管理、合同管理和财务信息统计分析等。在提高业务财务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建立战略财务管理体系，挖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因为共享服务中心业务的多样化、结构的多层次化能提升员工的综合财务能力，建立和完善共享中心员工科学的财务知识和技能结构，更有利于共享中心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同时，员工的综合财务知识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也能促进共享中心绩效的提高，产生良性互动效应。四川电信财务共享中心是集团首批财务共享建设试点单位，中心把各种核算岗位业务融合，把日常基本成本核算和营销成本、人工成本、工程资产、收入税金等多种业务贯通，全方位提升中心员工综合能力；在基本核算工作基础上，鼓励员工承担支撑类岗位“助理”角色，学习掌握诸如流程管理、报表管理、资金管理等更加广阔的领域知识，尝试承担项目助理角色，协助其他部门开展重大项目攻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共享中心应设置一定的基层管理岗位。科学的管理跨度有利于团队的管理，所以财务共享中心应根据组织和中心的需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层次的基层管理岗位，不仅能为员工创造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丰富员工的专业生涯规划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利于组织和中心基于会计财务的业务特性划分财会员工的职业层次，通过这种层次的划分和优化，形成基于业务的发展通道，进行更好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如四川电信财务共享中心根据员工技能水平、综合素质测，设置初入级、标准级、专家级、资深级等四个岗位技能等级，突出专业化与发展层级的结合。同时建立特别“助理”岗位，面向共享中心核算岗位员工选拔“助理”，“助理”岗位有一半时间仍保持会计核算，另外时间协助所助理的其他岗位人员进行相关支撑业务工作，如流程再造、资金管理等，其业绩考核由其核算工作岗位和所担任助理岗位工作评价两部分构成，试用期二个月，结束后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继续担任“助理”岗位。
（4）拓展员工在共享中心外部的发展机会。在不影响共享中心业务的前提下，财务共享中心要以人为本，以开阔的胸怀，支持鼓励员工在中心以外的组织内部其他业务职能部门的合理、有序流动。否则，如果靠卡、扣、封等手段限制中心员工的流动，将长期积蓄中心内部的负面情绪，激化冲突，降低组织绩效。另外，要丰富共享心专业以外工作内容，引导员工借助部门和组织提供的大舞台，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中心还要主动的进行挖掘培养，源源不断向公司其他部门推荐优秀人才，建立优秀员工的选拔输出机制，完善职业生涯管理水平。
（5）不断建立与完善共享中心的轮岗制度。为保持员工对于工作的持久热情，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应考虑员工的轮岗周期、轮岗顺序，建立整体队伍的稳定轮岗机制。轮岗制度可以使组织的管理更具弹性，每次的岗位轮换对财务共享中心的员工都是一次新的生动的业务体验。轮岗制度能够持续激活员工的潜能，克服以前在熟悉环境中产生的惰性。财务共享中心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层级较少，更有利于轮岗制度的实施。
四、结论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组织绩效提高和组织发展影响重大，需要引起组织、共享中心各级管理人员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组织对此应有基本思路和战略规划，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人员优胜劣汰机制以及员工转型等事项充分酝酿，周密设计，科学实施。有效沟通、积极培训、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以及领导者的适当承诺是实践所证实的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有效手段。组织及共享中心的领导者要热情与员工坦诚沟通，充分聆听和考虑员工合理的利益诉求，这种有效的沟通能消除员工无边际的揣测和盲目的不信任，从而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个清晰的未来。有针对性的积极培训能够提升员工的综合财务能力，掌握面对未来挑战的工具，拓展未来的职业之路。
参考文献：
[1]陈虎：《财务共享服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2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
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宪政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
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宪政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
[1]刘剑文，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4
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7
邓子基，财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2
胡怡建税收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
樊丽明等，税收法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05
贾康，关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3）
张馨，税收公共化：财政公共化的起源与基点[j]，涉外税务，2003，（5）
l甘功仁，论纳税人的税收使用监督权[j]，税务研究，2004，（1）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3
关键词：共享服务理念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信息化
企业的财务共享服务理念，主要指将企业的多个分、子公司的财务管理，通过系统、标准、完整的共享服务集中起来，这个组织就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它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是目前公认的财务部门实现信息化管理的最好方法之一。在集团公司财务管理方面，经常运用共享服务中心的管理模式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
一、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功能
作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财务管理、总账核算、资产管理、存货核算、工程核算、费用报销、资金集中管理、集中财务报告等一些基础性的业务。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最大化地通过标准化提升管理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水平。其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实现财务信息的整合
企业的基础性财务工作都是通过财务共享中心的具有专业水平的会计人员实行，可以减小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使其把重心转移在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上。另外，在财务预算管理、资金核算以及制定运用政策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完整、准确的数据信息。
（二）强化监督控制
大多数企业基层单位的财务管理都受到人际关系和内部环境的潜在影响。在运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以后，由于其直接属于总部管理，同时财务工作程序的不同，使得业务掌握在不同财务工作人员的手中，财务工作面对的不是固定的业务工作者，这样就可以减小的可能性。
（三）控制企业生产成本，提升管理水平
在企业的发展规模不断壮大时，其财务工作量也会随之增大，这时运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实行统一管理，财务工作就会保持稳定。如果成立新的分公司或者是收购其他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就可以为其提供财务支持，降低财务审计支出，节约培训资金等。
（四）提高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的准确率和质量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财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更加专业，因而可以提供更加优质的财务信息管理服务。
二、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会计事务处理信息系统。企业的会计事务信息系统主要处理和解决公司的财务业务，其经常是由几个作用不相同的分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会处理自身特定的会计数据，它们之间相互传递信息和储存信息，形成一个统一的数据处理系统。
2.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的财务信息系统主要处理企业的结构化财务问题，使其更加规范，形成固定的处理模式。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以企业会计信息系统，以及有关财务处理系统提供的数据作为其处理的依据，对公司的财务结构化问题实行自动或者是半自动的处理，它的主要目标是把企业的目光引向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方向。
3.企业财务决策支持系统。在目前的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大都是半结构化或者是非结构化的，这些问题都比较难以精准预测，而且对其的处理方法也不是固定的，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就需要企业的财务决策支持系统处理这些问题。这一系统是一种变换性很强的交互式it财务系统，财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模型，详细提供各种方案，为企业管理层制定符合实际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4.集团企业组织互联系统。企业财务管理的组织互联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把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的财务以及相关信息互动连接起来，保证集团企业的生产、决策、经营各个环节都能够顺利进行。
（二）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信息化特征
1.采用先进的现代财务管理技术。企业财务管理运用远程网络化财务管理等多种先进管理技术，利用信息平台和现代网络技术把不同地区的分公司运用网络连接起来，就可以完成财务数据信息的远程处理，保证信息的及时传送，远程财务审计和监控等业务都可以同步实现。
2.合理有效的集团财务管理。集团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不仅包括财务会计核算、还有运营成本、财务信息分析和统计、集团财务管理等多项不同的作用。集团企业财务信息化进行数据的集中处理和解决，进而能够实现合理有效地财务信息管理。
3.运用科学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集团企业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交互式极强的信息系统，它可以将财务会计事务处理系统、管理处理系统、财务决策支持系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协助财务管理人员识别存在的问题，还可以运用把辅助信息资源和实际状况相结合的方式，使财务管理人员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寻求机会。
三、建设集团公司财务信息化管理共享服务中心的对策
当前，许多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流程和会计核算制度基本都实现了集中统一，为了进一步为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更深层次地变革财务管理流程，就需要基于共享服务理念，建立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便能够为多个不同的子公司提供财务服务，进而实现财务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和专业化。集团公司建设财务共享中心的具体对策如下：
（一）构建财务服务共享中心的总体结构，实现财务信息化管理
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总体结构可以根据如下的步骤构建：一级结构是集团总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二级结构根据企业的最重要财务业务类别，可以分成主要经营业务一、主要经营业务二、信息化、标准化共享服务中心。如果集团公司财务部门已经在使用eRp信息系统，依据其每种业务的不同模块，还可以在不同的二级服务中心下再详细设立三级共享服务中心，主要有：企业物资、运营成本、总资产、财务会计、股权、风险控制、财务预算等多个子中心。这样一来，集团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管理人员就对自己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有效支持财务管理的运营。另外，借助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集团总部的每项发展战略和财务管理都能够及时传递到不同分公司的财务管理层，进而实现财务管理的信息化。
（二）构建实业集团公司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流程与制度体系，实现财务信息化管理
要实现集团公司财务的信息化管理，就要进一步健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流程和制度体系，这需要涉及相关的财务管理内部流程，还要结合与流程有关的所有财务管理，并进行科学调整，运用eRp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集团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流程和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流程规范、岗位职责、财务管理方式、财务考核制度。财务流程规范是指主要业务程序和操作规范，业务审批程序等，同时将内部控制的有关规范融入在eRp系统中。财务工作岗位职责指根据企业流水线生产以后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范围和生产要求。财务管理方式主要是指企业工作人员的报账管理、财务会计档案管理以及有关配套制度的规范。财务考核制度主要有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行时的具体评价和内部考核制度等。
（三）借助it技术支持，实现集团公司财务的信息化管理
要使集团公司财务的管理实现信息化，就需要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把财务会计系统、资金系统、以及eRp等系统连接起来，把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制定的相关财务规范都渗透到这些系统当中。一方面就是处理实物票据和财务工作单据之间的传递问题，运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平台，把实物票据传递给各分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者，在epR运行以后，财务业务单据都可以用电子版来传递，这样就可以为集团公司的远程审核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就是财务绩效测评问题的处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管理人员要和不同分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及时沟通交流，同时为其做好相应的财务支持和服务，进一步实行绩效测评系统，增强财务服务意识，进而实现集团公司财务的信息化管理。
四、结束语
伴随着共享服务理念在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广泛运用，各大企业对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实现也越来越重视，财务管理系统在集团公司财务管理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加重要。因此，集团公司就要充分发挥共享服务理念的作用，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整体规划和发展思路，处理财务工作在现代网路技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现集团公司财务的信息化管理。
参考文献：
[1]陈玉静.企业集团财务集约化管理与财务共享服务探讨[J].新财经（理论版），2013，（1）：210.
[2]马殷春.基于SaaS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应用对策研究[J].镇江高专学报，2013，（4）：46-48.
[3]费春勇，顾治国.财务共享中心it系统解决方案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8）：31-33.
[4]陈莲子，杨美琴.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协同模式探究[J].企业导报，2014，（24）：83-83，70.
[5]李咏雪.优化企业财务运作实现财务信息共享[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4）：39-41.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4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2年7月，国务院颁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首次阐明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确定为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和公共文化体育等八个领域，明确制定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间表。这是我国政府的首部基本公共服务规划，标志着我国在进入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后，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理念上升为国家实践，使之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
现行财税体制不完善是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财力逐渐弱化，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4年的40.5%猛降到1993年的22%，严重影响其职能的发挥。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就是把各项税种按一定原则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制度。它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税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成功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分税制在促进了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这一比例为55.7%），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但是，这一具有明显集权倾向的改革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1．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问题，通过规范财政收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占比。但是，分税制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基本延续了原有的划分范围，且只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细致的界定，因而在具体操作中许多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分配给了下级政府，于是就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即“财权上移、事权下移”、“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收支格局[2]。近10年来，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比则从2000年的63.5%上升至2011年的84.84%，特别是在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方面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分担比例严重失衡。例如，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医疗卫生服务，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仅负担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30%，其余70%都由地方政府负担；而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在公共卫生支出中的占比，澳大利亚为59.4%，新西兰为100%，美国为69.5%，法国、德国、荷兰分别为99.8%、96.4%和96.2%。2011年，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分别为3248.6、1747.78、4715.77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分别为15117.06、6296.17、10641.41亿元，是中央支出的4.65、3.60、2.26倍。这反映出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不够明确，使得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承担的职责转移给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必然结果是严重限制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一些欠发达地区以及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难以承担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只能愈益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来提供公共产品，致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数量和质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为了缓解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不惜代价扩大财源，使得收费、批地、举债等行为泛滥，土地出让金连创新高，几度占据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高达70%以上。“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投资过热，城市迅速扩张，政府债务剧增，既扭曲了正常的收入分配关系，又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2.地方税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国内实际开征的税收项目19种，其中有11种划归地方税种，虽然税种不少，但较为分散，除了营业税、所得税外均为小额税种，缺乏大宗、稳定的支柱性财源。因为在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比较便利、收入充足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而留给地方的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征收范围偏窄，征管难度较大，税额少且不稳定，难以形成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不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区域经济。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广大县乡财政本级收入显著下降，基层政府运行困难。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滞后，客观上刺激或迫使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通过行政性收费、土地有偿出让、罚没收入等非税方式谋求更多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使得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非理增长。2011年，全国地方非税收入高达11342.75亿元，比上年增长43.4%，非税收入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21.6%。2012年上半年，广东省税收收入同比增长4.3%，而非税收收入增长32.4%，全省有10个市非税收收入占比30％～40%，其中茂名和云浮高达44%和42%。大量资金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必然对国家正常的财政秩序带来严重影响。
3．转移支付制度欠合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旨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均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2011年，我国地方财政本级收入52433.86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92415.48亿元）的比重为56.7%，可见中央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当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与统筹城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突出问题：一是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逐年增大，但总体仍然偏小，不能根本上缓解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地方财政支出低速增长与改善民生等刚性需求持续增长的矛盾，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全国各地区间财力差距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受到明显制约。二是专项转移支付种类繁多，设置欠科学合理。目前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达几百项，覆盖面过宽，重点不突出，且大多数项目需要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致使自身财力困难、配套能力低但又急需资金的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助。
构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主要对策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向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责无旁贷，而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必须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构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税体制。
1．明确划分财权事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基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建立健全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是目前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保障。应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一般来说，中央政府除负责国防、外交、司法等国际国内政治事务外，还具有宏观调控经济运行、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统筹安排社会事业等经济职能，地方政府则主要负担本地行政管理、基础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事务。所以，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性质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承担与本地区事务相关的费用；对于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则应分清主次，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加大中央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社会保障的支出责任。因为社会保障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地方财力十分有限，无法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甚至连基本的公共服务也难以保障。因此要提高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并逐步过渡到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服务，以加快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2．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能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偏低的直接原因是财政投入不足，而财政投入不足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制约：一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二是地方财力不够。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无法享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一定的税收自。中央政府可在税收立法范围内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种选择权和税率调整权，尤其是在地方独享税课征上有更多的自和更大的灵活性。为此，应明确界定地方税种，优化税种结构，科学安排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适当扩大地方与民生关系密切、具有区域特性税种的分享比例，稳妥推进房产税、资源税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增加地方收入，逐步确立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发挥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和培育地方支柱财源的作用。同时，要加强税收信息管理、税源监控、税收征管队伍建设，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以满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5
一、扩大增值税征收的行业范围
从理论上讲，增值税是一个中性、公平、完整的系统，应包含广泛的内容，征收范围越具普遍性，越有利于其优越性的发挥。从主要国家的税制演变过程来看，营业税先于增值税出现，因此，当前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营改增”的过程。并且，多数国家“营改增”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进的。因此，我国的“营改增”也采取了分步实施方案，目前到了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时候。
（一）“营改增”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
以世界上最早开征增值税的法国为例，1954年法国开始推进“营改增”，当时只在工业生产和商品批发环节，对工业产品征收增值税；1966年开始将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商品零售环节，但农民可选择是否缴纳增值税；到1968年增值税征收范围已经包括生产制造、批发、零售各环节，对所有商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增值税制度；1978年进一步扩大到与经济、生产直接有关的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等自由职业者。发展至今，法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包括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即法国境内所有有偿提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都缴纳增值税。从多数国家“营改增”历程来看，增值税适用的范围关键要与税收管理水平相适应，在管理水平达不到的情况下，不急于将所有服务都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如对货物生产不产生影响、多属于个人消费的服务，可暂时不征收增值税，但同生产经营关系密切的服务则必须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扩大“营改增”行业范围
遵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中关于“试点地区先在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业开展试点”的规定，绝大多数试点地区的“营改增”试点行业采取了“1+6”的模式，即1个大行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6个现代服务小行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以及鉴证咨询等领域。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反映，上海等试点地区的交通运输、物流、财产租赁及研发和技术行业的企业普遍认为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这主要是与过去征收营业税相比，税率提高所致。从全社会来看，由于增值税纳税范围的扩大，增值税的“链条”被延长，增值税特有的环环抵扣内部制约作用得到增强，企业的总体税负降低，增值税中得到较好发挥。据税务部门初步统计，2012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宁波、安徽、福建、厦门、湖北、广东、深圳12个实行“营改增”的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共计减税超过400亿元。应该说，上述行业经过试点已经积累了实施经验，具备了在全国推行的条件。
对于其他行业，如邮电通信业、建筑及房地产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商业模式与网络系统都是全国联网的，如果开展业务的一端被纳入试点地区，而另外一端仍缴纳营业税，则行业整体税负是增加的。因此，这些行业更适合在全国范围同时推行，而不是逐省铺开。
二、调整增值税税率结构
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直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税收负担。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当前的增值税税率水平适中，但税率结构不合理，长远看不利于公平各行业间税收负担。
（一）我国当前税率水平适中
从税率水平来看，据经合组织最新调查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值税税率为19%，其中平均标准增值税税率高于21%的欧盟成员国有21个。与这相比，当前我国17%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并不高。
（二）税率结构不合理
增值税作为一个中性化税种，从理论上说应该采用单一税率。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大多数国家的税率设定了多个档次，但主要分为三档：一是出口商品的零税率，二是适用于具有必需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低税率（如食品，药品，水电气的供应和交通等），三是适用于其他一般产品和服务的标准税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增值税实行特定的计税方法，部分国家如德国在设置低档增值税税率时不针对某个环节，而是对某类产品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从上游到下游的各个环节全部实行低档税率。如对食品实行低税率就包括了粮食、肉、蛋类、蔬菜及其制成品，这种做法避免了上一个环节实行低税率少交纳的税款由下一个环节负担的问题。
但我国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税率分为多数销售或进口货物适用的17%，粮食供应、食用植物油、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报纸、杂志、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适用的13%和出口货物零税率三个档次。而“营改增”方案又在此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其中，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适用11%税率，其他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6%税率。
不合理的税率结构，从长远看是不利于公平各行业间的税收负担。“营改增”虽然使更多的行业转为交纳增值税，企业外购的更多商品和服务被允许抵扣，这与“营改增”之前相比，由于抵扣范围扩大，多数企业的税负确实减轻了。但长期来看，过多的税率档次，会使不同税率行业间的税负存在差距，尤其是对于适用高税率的行业而言，由于上游环节产品实行低档税率，下游环节实行一般税率，从而造成因税款抵扣不充分带来的税负不公平。
根据其它国家的增值税税率水平和结构，可见，当前我国的增值税税率水平适中，但税率结构有待完善，应在整合部分行业税率、减少税率档次的基础上，对具有必需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实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切实减轻居民的税负。
三、减轻小企业增值税税负
随着“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改征增值税，虽然我国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了3%的增值税税率，但规定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使该类纳税人得不到充分抵扣，进而加重了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小企业发展。
（一）主要国家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规定
在征收增值税的国家，也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分。对于一般纳税人，各国的规定都是一样，需要按照增值税税率缴纳增值税，且享受进项税抵扣。但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各国的规定却存在较大差别，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德国、奥地利等国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不申报缴纳增值税，也不能抵扣前期税款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如果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允许抵扣前期增值税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是法国等国家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超过起征点的需要缴纳增值税，允许进项税抵扣；三是日本等国对纳税销售额低于一定金额的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征税制度，进项允许抵扣。
（二）我国对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
在我国，按照年销售额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其中，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是生产兼营批发零售的为50万元以下（含本数）；从事批发零售的80万元以下（含本数）。对于一般纳税人遵循增值税环环抵扣的原则，允许其抵扣进项税额；而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我国采取简易征收办法，应纳税额等于销售额乘以3%的征收率，且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这一做法主要是鉴于当前税收征管水平有限，从防止企业逃税的角度规定的。虽然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低于一般纳税人，但由于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使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并不轻松，尤其是对于增加值率低的小规模纳税人，有时其税负甚至要高于一般纳税人，极易造成不同规模企业间税负的不公平。对此，为了有效减轻小企业负担，更好地支持小企业发展，未来改革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放宽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逐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允许小规模纳税人进项抵扣。
四、在调整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基本保持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稳定
我国现行“营改增”试点方案回避了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成调整问题，但“营改增”如果在全国推行，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正视，究竟是下调中央的分成比例，还是上调地方分成比例，是决策部门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多数国家增值税收入归中央
从国际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把增值税作为中央税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大部分增值税收入划归中央，以此保证中央在宏观上具有主导性分配地位。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增值税被作为中央专享税。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高度集中的分税制国家中，作为事关经济稳定，再分配潜力较大的增值税，通常被划为中央专享税。如在英国的分税制框架中，增值税是中央预算的基本收入之一；澳大利亚更是将增值税全部划归中央，并将其作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二是增值税被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以共享税为主的国家，增值税往往被当成经济协调器运用，最典型的国家是德国。在德国，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分享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联邦和州双方财力的变化协商调整。从其变化趋势看，虽然联邦的分享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到1999年联邦仅占52%，但各州得到的增值税收入还需进行二次分配，其中的3/4需按照居民人数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其余的1/4则按照财政横向分配的原则分配给贫困州。可见，虽然在德国地方的增值税分成比例是上升的，但从本质上讲，地方所获得的增值税大部分还是用作调节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不是归地方自用的（见表1）。
（二）未来应继续保持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不变
按照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规定，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营改增”后原来全部属于地方的营业税就变成了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中，中央分得75%，地方分得25%，地方的“蛋糕”被人为缩小，地方推进“营改增”的积极性自然也不高。为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回避了这一问题，规定：试点期间保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分别入库；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收，按现行财政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负担。但是，如果“营改增”在全国推行，由“营改增”所带来的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的调整也是决策部门必须面对的。那么，究竟是上调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还是下调地方分享比例，或者维持现状？我们认为，应该在维持现有增值税分成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上调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至中央，来平衡地方因此项改革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维持现行增值税分成比例，以利于协调区域间发展。从减小改革阻力的角度讲，应该相应上调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但这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利的。当前增值税的共享已造成各地为追求财政收入而争上项目、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上调地方分成比例，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损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拉大区域间发展差距。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6
【关键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征收管理，相关建议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发展及现状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国务院将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10省市。2013年12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对改征增值税后应税服务范围的确定、税率的设定等方面作了相应调整，此文件于2014年1月1日起执行。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内，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邮电业服务，税率为11%;提供现代服务业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除外），税率为6%。通过拟定几档不同的税率，在纳税人整体税负水平不增加的情况下，将营业税逐步并入增值税中，使得征管工作能够平稳过渡。铁路运输业和邮电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后，相关劳务属于应税劳务，比照《增值税暂行条例》中一般规定执行。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推行，在税收上带来了许多成效。其一是优化了税制，避免了重复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大流转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在已纳入试点的116万户纳税人中，超过95%的纳税人税负不同程度的下降，减税规模约为251亿元，平均减税幅度为31%。其中：试点小规模纳税人大多由原营业税5%的适用税率降为增值税3%的征收率，且按不含税价格计征，税负较原来下降40%左右;试点一般纳税人税负下降的面也超过了70%。其二是扩大了内需，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持续深入，增值税抵扣链条的逐步完整、纳税人整体税负的下降，增值税税制特有的良税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三是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试点企业用于技术服务支出产生的进项税额准予抵扣，使得企业不会因为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而背负沉重的负担。其四是改善了出口企业税负，出口退税横向扩展明显，退税范围由货物向服务领域扩展，技术咨询和转让等开始享受免税政策，国际运输和研发、设计服务也被纳入出口零税率范围。这两项主要政策变化，增加了享受出口退税的产品种类，有效降低了出口企业税负，提高了服务类和货物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中存在的问题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系统化的巨大工程，在其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第一是分税制税收征管基础受到挑战，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提出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征管制度性安排，增值税这个全国最大的税种毫无悬念的划归为共享税，确定的分配比例是75%：25%，中央政府占大部分。绝大部分营业税归由地方政府支配是这个标准出台的前置条件。营业税则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除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归属中央，其他均归属地方财政。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深入持续推进，属于地方大税种的营业税每年都在大幅萎缩，当初设置改革分配比例的基础已经受到巨大挑战。在各地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财政支出大幅提高的当下，随着营业税的取消，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将被切断，地方财政收入无法保障出现缺口，这对地方财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会让地方政府更加依靠土地和资源。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重构问题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征管制度安排性方面面临的首要难题。第二是征管模式上，营业税由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和管理，是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最大税种，而增值税则由各级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和管理。对服务业由征营业税改为征增值税，自然会涉及到税收征收管理机构变化的问题，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就牵出了对国家税务机关和地方税务机关管辖权和管辖范围进行重构的问题。改革后如果确定由地税机关负责增值税新增部分的征收管理，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现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不过会出现同一税种由两个税务机关共同征管的局面，不便于业务指导和规范。第三是基层征管力度薄弱，“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自行申报、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展成果，提升服务质量，搭建方便纳税人操作的申报征收信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纳税人主动纳税的意愿，但也会受到纳税人个人素质和法律意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7
【关键词】云计算；财务流程再造；财务共享；财务云服务
一、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嵌入云计算的价值分析
随着企业资产规模的不断膨胀，资金链条的拉长和地域分布的广泛，传统的职能型企业财务流程所提供的信息在相关性、重要性和及时性等重要的价值特征内容已无法满足企业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用流程再造的思想指导财会人员重建并控制财务流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随着企业传统财务流程缺陷的暴露和信息技术的革新，基于财务信息化建设进行企业财务流程优化与再造已成为企业未来财务流程的发展趋势。云计算技术是财务信息化技术中新兴起的高科技平台服务技术，嵌入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是达到建立财务共享服务组织模式的有效路径，在提升企业价值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
（一）嵌入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
云计算是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提供基础架构、平台、软件等服务为形式，整合企业中大规模可扩展的计算、存储、数据、应用等分布式计算资源，进行协同工作的超级计算模式。云计算及云平台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将成为未来企业获取服务和信息的主导方式。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云计算的投入占企业年度投入的25%，2013年云计算投入约占30%以上。
目前，中国部分企业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嵌入云计算的财务流程再造，从而把财务共享服务送入云端。例如，中国移动的“大云”、中国联通的“互联云”、中国电信的“e云”等基于云服务的财务流程已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推进了企业的价值延伸，同时促进了其他企业财务转型和革新的步伐。在3G时代加速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融合，借助云技术快速占据产业发展的主导地位，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和协同效应的发挥。
（二）嵌入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
云计算所提供的资源比企业自己所能提供和管理的资源更廉价。企业通过云计算将各种计算、存储、数据、应用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实现多层次虚拟与抽象，从而将大规模的计算资源以优质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客户。嵌入云计算将使企业摆脱复杂的底层硬件逻辑、网络协议、软件架构的束缚，企业借助云计算服务通过虚拟化将企业实际财务活动资源迁入云端，实现资源的按需分配和自动增长，从而有效节约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应用成本。嵌入云计算后的企业财务流程中的管理成本主要包含对云资源的安全管理和升级维护，应用成本主要包含开发企业自身管理系统和购买其他应用软件方面。企业的数据资源迁入云端后，由云计算服务商帮助管理企业数据资源和提供企业所需的应用软件，从而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
（三）嵌入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便于企业共享资源
财务流程再造包括简化、标准化、共享服务和外包逐步递进四个阶段，当企业在集团范围内每推进一个阶段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财务共享服务是实现企业内各流程标准化和精简化的一种创新手段，也是企业整合财务运作、再造管理流程的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目标就是建立以财务共享服务为中心的财务共享服务组织模式。
云计算凭借其灵活性和伸缩性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扩展的虚拟财务环境，方便企业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虚拟化和共享资源，大大提高了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基于云服务减少了企业服务器的数量、节省了空间、电能和污染。通过云计算建立虚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企业财务流程未来的发展方向。基于云计算的财务共享组织模式不需要将财务人员集中到同一地点，而是直接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将不同地理位置的服务功能和机构进行连接，运行全面电子化和网络化，便于企业资源共享。
此外，云计算提供企业内部不同文件格式之间的转换和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访，提高企业内部的协作。这使企业使用数据时不再受存储数据的物理地址和获取数据的实际时间束缚。
二、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嵌入云计算的主要阻力
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凭借其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实现协同效应、降低企业成本、便于资源共享等多方面优势已成为国内很多企业再造财务流程的首选。但是，由于云计算技术及商业应用时间不长，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面临诸如财务资源的安全性、数据所有权、信息可靠性及客户定制程度等不同程度的隐患问题。这使得“云应用”在企业财务流程再造中的推广遇到阻力，如果云计算技术中的阻力不符合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精髓，就使企业有可能面临高失败率的财务风险。因此，在推广嵌入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时必须全面掌握可能的隐患和面临的阻力。企业财务资源安全性问题，即企业财务资源的安全和隐私问题就是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所面临的主要阻力。
企业财务资源嵌入“财务云服务”平台后，企业数据将存储在云端，如何保证企业的财务数据不被非法访问和泄露是推广“财务云服务”系统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云计算背景下，企业财务资源的安全和隐私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云服务下企业财务资源的应用。企业财务资源数据和应用托管在云服务平台面临着安全与隐私的双重风险，主要包括多企业环境下的来自云计算服务商和其他企业的未授权访问、数据访问控制、隐私保护和身份管理问题。2.云计算服务平台本身的技术问题。云计算服务的业务规模扩大和企业用户的增多有可能使企业“财务云服务”平台易受黑客攻击。3.云计算平台提供服务的滥用。随着构建财务服务共享企业数量的增多，基于云计算环境下的企业财务服务的共享化、规模化特征使得企业财务资源的安全问题放大。与此同时，云计算下企业财务资源的动态供应、虚拟化等特征给相关审计部门带来不便。
虚拟化的财务计算和财务资源存储方式的技术架构使得云平台的安全性备受关注。因此，在防止云计算所提供企业财务资源被当作恶意的网络攻击工具或不良信息的传播渠道方面，企业的“财务云服务”必须从云安全技术体系、云安全标准体系、云安全标准评测体系三大方面着手。企业“财务云服务”的安全技术体系旨在保护企业财务数据资源的安全和隐私，重点解决虚拟化应用、多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带来的隐患问题。企业“财务云服务”平台的安全标准和测评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构建“财务云服务”的安全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解决安全目标验证、安全服务等级测评问题。
最后，嵌入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缺乏完善的第三方云计算安全评估、监测和管理机制，这也是实施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嵌入云计算的安全性无法得到全面保证的一个因素。只有通过建立针对云计算服务水平和合法性的监督管理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财务云服务”的安全运行和有序发展。因此，完善云计算技术，构建第三方云计算安全评估、监测和管理机制，同时尽快取得政府对云计算的支持是消除企业财务流程再造中安全问题阻力的重要策略，是完善企业“财务云服务”安全运行的有效保障。
三、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实施路径
财务流程再造作为一种管理理念与方法越来越受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涉及战略规划、组织管理、信息系统、流程管理、人员管理和变革管理六大方面。与企业核心业务流程相比，财务流程属于辅助业务流程，其辅助功能的重新优化和再造能有效提高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达到规模经济。基于共享服务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是企业对辅业务的创新的变革，构建企业财务共享服务组织模式的目的就是财务流程再造。
（一）构建“财务云服务”系统
一般来讲，企业财务流程实施再造与转型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更新企业财务系统，提高财务决策的主导地位；二是面向经营，提供服务；三是优化财务组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但是，以财务共享服务为导向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是企业整合财务运作的一种新兴制度安排，是实现企业内部流程标准化，提高企业精细化管理的一种创新机制。这种颠覆传统财务会计的工作方式要求财务人员必须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还要求财务流程的处理效率革新。基于云计算建设的财务流程再造关注信息管理模式的变革、财务体制重构、财务与业务的整合等内容正好满足了建立财务共享服务组织模式的要求。
以共享服务为目的、云计算为基础的“财务云服务”在动态观、内外结构观和价值创造观方面均能实现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和实同企业协同效应的目标。企业必须通过持续的财务流程再造和it协同整合，逐步实现财务集中、财务协同、财务共享向“财务云服务”的彻底转型。建立财务共享服务组织模式的首要步骤就是将企业财务流程嵌入云端，摆脱空间和时间的束缚，实现随时随地任意迁入。
（二）妥善完成既定eRp系统向“财务云服务”的转型
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随时随地迁入云端，这种嵌入云计算的信息技术使企业的关注点从信息系统的维护转向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的创新。但是，基于云计算的财务共享服务流程本身存在诸如安全性、数据所有权、可靠性、客户订制程度等较多风险和隐患，因此，就企业目前层面来讲，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比较稳妥的路径是从企业已经建立起来的比较成熟的既定Rep系统逐步转向“云服务”。这种企业财务流程再造路径在业界已经达到共识，在“云服务”下，传统的集中和控制不再是企业流程再造的核心内容，财务共享服务发展起来的协同和共享将是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主旋律，是实现企业财务精细化管理的重要路径。
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从既定eRp系统转向“财务云服务”优化路径如图1所示。
传统的财务集中模式尽管能达到标准统一、操作规范、控制集中等目标，但在实际财务流程中反应迟缓、远离经营、缺乏效率、灵活性差，在财务流程再造过程中转向财务协同时，有效实现了资源、关系和技术的协同效应，提供了有效的决策，但同时使企业面临财务观念、会计流程和再造和会计职能的转变问题，在进一步转向财务共享后，有效实现了经营独立、提供服务、降低成本和协同合作的目标，但同时带来了企业财务活动中沟通不畅、人员转型缓慢、管理变革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在既定eRp系统转向“云服务”之后，企业财务流程成功不但实现了财务集中、财务协同和财务共享，同时大大降低了企业财务管理总成本，实现财务数据资源随时接入和财务预算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升级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大大提高了企业财务竞争力和业务效率。
（三）探索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动阻力并关注企业风险
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代表者勒温提出“力场模型”，用来分析企业财务流程再造过程中的动阻力因素。“力场模型”通过动态调整使企业财务流程再造从企业现实状态向企业目标状态推进。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必须关注企业构建“云服务”平台面临的动阻力因素。因此，我国企业可以结合切身的财务流程和运营状况构建云端服务下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动阻力模型”，提炼力场要素，找出影响我国企业成功实施财务流程再造的内、外部压力及动力和阻力，并分析动阻力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过程，以保证畅通实现基于云计算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达到建立共享财务服务组织模式的目的。
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关键因素是关注企业战略、企业组织、企业业务流程、企业人员及企业信息技术系统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各自变化。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由既定的eRp系统转向“财务云服务”后，这些关键因素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关键因素的变化又会导致企业的管理和控制、信息治理和管理模式、财务体制重构、财务协同控制、虚拟财务团队管理等内、外部机制的职能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使企业面临新的风险。因此，“云服务”背景下的企业财务流程再造必须关注企业新风险的形成原因、风险传导的机理和风险传导模式，从而从战略层面、组织层面和执行层面等建立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以保证“财务云服务”平台的健康运行。企业只有不断地探索企业财务流程再造的动阻力并关注风险才能提高企业实施财务流程再造的成功几率，完成“财务云服务”平台下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构建，实现降低管理成本、信息共享的服务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吉义.云计算：从概念到平台[J].电信科学，2009（12）.
[2]李心合.信息化与财务流程再造[J].财务与会计，2008（2）.
[3]刘玮.云计算应用及其安全问题研究[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2（10）.
[4]罗军舟.云计算：体系架构与关键技术[J].通信学报，2011（7）.
[5]李伯虎，等.一种基于云计算理念的网络化建模与仿真平台[J].系统仿真学报，2009（9）.
[6]何瑛.企业财务流程再造新趋势：财务共享服务[J].财会通讯，2010（2）.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8
【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跨国企业集团日益发展，为了不断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如何对其分支机构进行有效管理成为其重点关注问题。为推动财务管理不断创新、合理控制成本、实现高效运作，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推崇。
二、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概述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共享服务的一个分支。共享服务是一种将一部分现有的经营职能集中到一个新的半自主的业务单元的合作战略，这个业务单元就像在公开市场展开竞争的企业一样，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目的是提高效率、创造价值、节约成本以及提高对内部客户的服务质量。
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则是对财务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主要是依托信息技术通过财务流程再造将一些分散的、重复的基本财务业务集中到一个新的财务组织即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统一处理，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推崇和实施的一种管理模式，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全球500强企业90%以上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该模式，如微软、iBm、摩托罗拉等。据统计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美国企业平均降低成本50%，欧洲则为35-40%。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在国外开展并已经运用了近30年，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该模式在国内引入较晚，其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些大型企业做到了全国层面的共享，有些企业达到了区域共享，也有部分企业形成了虚拟共享。
三、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优势
（一）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在设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前各个地区的业务单元都要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而通过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集中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后，有利于实现规模效应，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
（二）有利于提高效率，专注于企业核心业务
通过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可以把原本复杂的工作变得细分化、标准化、流程化，企业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各业务单元管理者可以从繁杂的非核心业务工作中解脱出来，将自己的精力专注于有更高附加值的核心业务上，从而有利于保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三）有利于强化企业财务管控能力
随着企业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分（子）公司都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财务组织。而其各自的财务核算和处理流程并非完全一致，这样就会导致集团管理者对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难进行监控。而通过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建立统一的财务标准和核算流程，在强大的信息技术系统支持下，实时生成各分（子）公司的财务信息，则能有效地强化总部对各业务单元的财务管控能力。
四、企业集团成功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要点分析
（一）实施前期应该做好的准备工作
1、获取管理层及员工的支持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实施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深层次的财务变革，它的影响面较广，不仅涉及到业务活动、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总要环节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也会深入影响到参与人员的切身利益。会改变他们固有的工作习惯或模式，实施过程中会面临新的挑战和阻力。因此要成功实施变革的关键在于获得管理层的支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实施该模式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2、正确选址及业务内容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通常会选择一个新的地点，低成本是选址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业务内容进行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具有以下特征的业务：第一类是在各个业务单元中具有普遍性的任务，例如日常资金管理和账务处理。第二类是具有相同属性，大量重复发生的业务例如采购、销售等。第三类是具有专业化、标准的业务，例如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
3、选择正确的实施方式
目前常见的实施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全面实施，即全地区全业务一次性纳入共享中心，用全新的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代替传统的财务模式。②试点实施，即先选择在一个地方实施，建立示范模型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③逐步实施，需要首先制定完整的方案和计划，然后按照项目计划去逐步推广实施。企业的组织机构、业务内容、资源等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因此在实施方式的选择上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实施要注重循序渐进、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积极应对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积累经验。
（二）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点
1、财务流程再造
从本质上来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财务流程再造的过程，即对财务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重新设计，把财务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进行细分判断识别哪些流程交由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来集中处理，同时制定统一的业务处理标准，在集团层面实现业务流程标准化，为将来业务流程管理及绩效考核提供一定标准。原本复杂的业务通过流程的标准化后可以被分解为一个个标准的业务模块，当有新业务出现时可以再现有模块中迅速选择适当的处理方式，可以提高业务处理的速度与效率。
2、信息技术系统支持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是一项实施难度较大的工程，涉及面广、专业性较强、管理理念较先进，因此需要有统一的技术支撑。搭建统一的信息技术系统是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一般包括企业eRp系统、网上支付、影响管理系统等。
3、制定服务水平协议
正如企业的经营运转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作之前也需要制定服务水平协议。具体来说，首先要明确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类型；其次要界定提供服务的方式及双方之间的责任；再次对具体的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其所依据的业绩标准进行协商谈判；最后对整个流程进行简要回顾以确保达到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五、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地域性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提供服务范围将进一步扩展，这种新型的财务管理模式其发展空间是十分广阔的，并且在将来的财务业务处理中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特点、权衡利弊，正确运用实施该模式为企业增值。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9
关键词:纳税;纳税权利;权利保护
近年来,纳税人权利得到了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保护,然而在我国的税法学研究领域,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让纳税人最大可能地履行纳税义务,畸轻纳税人权利,导致自觉纳税意识淡薄,征税成本过高。因此,正确认识纳税人税收权利保护理论,完善和实现我国税收管理中纳税人权利保护,无论是对我国税收法学研究,还是对我国税收法律实践,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政治学分析――社会契约论对税收的解释社会契约论认为,税收实际上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人民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国家的上述要求。纳税与征税两者的逻辑关系是:先有人民同意纳税,而后有国家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应以人民愿意纳税为前提,也即国家征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税收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一契约中,纳税人实际上是作为买方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或服务,享有买方的权利,其权利包括缴纳适当税款的权利、对政府财政或预算支出的监督权、享受良好的税收服务的权利、税收行政复议的权利。在税收契约中,政府实际担当了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权利包括收取一定税款、按时收取税款的权利,对偷、逃税款等违约行为的处罚权。
第二,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经济学分析――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考察。“公共财政”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支出体现为社会的“公共”支出;二是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三是政府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在量上是一致的。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支出用于社会“公共”方面成为“公共财政”下政府支出的基本方向,这些列入政府支出的事项多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层次,主要是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由于政府支出的范围主要限于为社会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能获得全部收益却需要承担全部成本,这就要求有一种与政府支出这种性质相一致的财政收入。由于税收取得的无偿性和与之对应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享用的免费,使税收实际上成为社会成员为获得公共需要的满足或为消费公共产品与服务而被强制性支付的一种费用,成为公共财政下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民众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税务部门则是向民众征集税收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的具体执行者。围绕公共产品的供给,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具有鲜明市场经济色彩的权利义务关系:纳税人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也享有向政府索取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权利;政府依法取得税收,又承担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义务。正因为如此,纳税人权利及对此权利的保护有了其存在的根由。
第三,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学分析。首先,权利与义务理论。权利和义务是法学领域的两个基本范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同样适用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纳税人权利和义务之中,纳税人的权利需以纳税人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纳税人行使权利须以履行纳税人的法定义务为条件,而且要在义务的范围内行使权利。长期以来只强调“纳税人义务”和“税收义务论”,这与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相矛盾的,没有不享有权利的义务,也没有不负担义务的权利。其次,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核心问题,决定着税权行使的基本理念,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具体配置。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与国家达成意识表示一致,从而订立契约(宪法及税法),一国之民众转让自己部分财产权利以构成国家之财政收入,从而供国家组织“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之所需。国家与人民之间由此建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人民因纳税要求并享有公共产品的权利;国家因征税负有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由于债务关系说主张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具有对等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以税收法律关系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为认识的起点,对纳税人权利与国家和征税机关的税权正确定位,进一步规范国家和征税机关的税权,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是分别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三个视角对纳税人权利保护予以考察,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契约论确立的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是纳税人权利存在的根本基础;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物品理论使得纳税人权利在经济学领域进一步得到了考量;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治思想是纳税人权利实现的理论前提,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作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税收债务作为“公法之债”应该而且也必须以国家公权力作为实现保障。总之,纳税人的权利有着坚实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上的理论支撑。在现代社会下,不应当仅仅强调纳税人应当负有的纳税义务,更应尊重与保护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这样才能协调征、纳税间的法律关系,促进征、纳税收关系的和谐。
二、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实现途径
当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于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规定差距并不大,但历史及现实的因素共同造成了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我国纳税人一直以纳税义务人的身份出现和存在,畸重纳税义务,畸轻纳税人权利,使既有的纳税人权利具有不确定性与不完整性。笔者认为,现阶段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实现途径可以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税收立法,有效保障纳税人权利。发达国家大多以法律的形式将纳税人权利明确和固定下来,如美国虽然具有判例法的传统,但在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上,却已经全部实现了法典化,对征税的种类、额度、程序,以及税款的使用均有详尽的规定,做到了实体与程序立法并重。与之相比较,我国的税收法律存在着税收保护体系不完备、税收立法权无限地全面地授权行政机关、程序立法滞后等问题。要从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等层面入手,健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律体系,树立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观念,充分认识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同时加强司法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二,加强税务管理权的有效监督制约,避免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在美国,征税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法规的全面规制,目的在于规范税务机关行政行为,避免其滥用行政权力,从而保护纳税人权利。如美国纳税人在与税务机关稽查部或征收部官员进行会谈时可以依法就会谈内容进行完整录音等。但在我国,税务机关的税收管理权力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依赖于个人价值判断标准、感情取向,这些情况的存在无疑加大了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难度。
第三,不断进行机制创新,建立和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纳税人权利保护是一项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系统工程。主要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摸索,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他们在机制建设和创新方面的许多做法,对我们纳税人权利保护都有较大的操作意义。如提供情报制度、完善税收诉讼制度、税务情报保护制度、有效的税收宣传制度、对侵权行为实行严厉的惩罚制度等。实践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托这些制度,把纳税人的相关权利置于严格的制度保护之下,使纳税人权利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当然,我国目前也建立了相应的一些制度,但由于缺乏梳理、尚未形成体系,无形中增加了纳税人权利保护操作上的难度。
第四,优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社会外部环境。首先,要借鉴国外优质办税服务的做法,完善税收征管,提高办税效率。如引进先进的电话报税、多媒体报税系统等,尽可能节约纳税和征税成本,为纳税人提供最大的方便。其次,加强和改进税收宣传,把阶段性、临时性的宣传变成长期性、制度化的宣传。如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先进媒体、学校教育、税务研讨等切实有效的方式进行税收宣传教育,以提高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再次,自觉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把为纳税人服务真正纳入税收征管工作的首要环节。要切实做好纳税人投诉的受理工作,像发达国家那样给予纳税人更多的知情权,让纳税人交“明白税”、“放心税”。
参考文献:
1、油晓峰,王志芳.税收契约与纳税人权利之保护[J].税务研究,2007(2).
2、庞凤喜.论“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J].财贸经济,1999(10).
3、武丽,肖钢.论纳税人权利及其实现[J].财政研究,2008(3).
4、朱青.关于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点看法[J].中国税务,2009(12).
财务共享服务特征篇10
一、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财政政策是促进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因为财政政策是国家文化产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力武器。
(一)财政是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物质基础
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于享有这种文化成果和接受这种文化认同的群体来说,具有经济学所称的显着的外部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等公共品特性。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无偿或低收费地为公众服务,具有全民性和健康文化价值的导向性,其存在和发展不以盈利为目的,这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便具有了公共性,应当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为满足这些文化公共品的公共需要,就必须通过财政筹集必要的资金和制定公共文化建设的财税收扶持政策,这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财政收入便成为政府履行这一职责的物质基础。
(二)财政是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制度保障
文化权益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之一,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把文化权益纳入人权范畴,提出人人有权通过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自己的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是个人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中不可剥夺的一部分。《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建立起设施比较齐全、产品比较丰富、服务质量较高、机制比较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鲜明地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进行了深入阐述和全面部署。现阶段我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也有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而运用财政收入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也是政府提供良好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所在。
(三)财政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
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财政既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落实产业政策的一种基本工具。财政收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投资人的利益和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影响着产业的供求关系,引导着资源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的配置。对于文化中的产业部分;财政支出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文化产业的资产支持力度,对文化产业投产的财政资金充裕,文化产业就会有长足发展,更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财政是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调控器。财政政策以能够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税收政策通过实行出口退税、进口关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政策而对本国弱小产业进行保护,同时实施税收扶持政策而加快本国弱小产业的成长壮大,降低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为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赢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最终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国外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当今世界各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朝阳产业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有的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高比重,可以说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兴起中的“黄金产业”。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包括税收政策以期抢占制高点,不仅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提升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软实力。
(一)政府加大财政投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5%增长到约17.9%。
(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1.实施“培植创造型文化产业和刺激艺术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世界各国运用税收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税收优惠政策使投资者能够尽可能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而提高投资效益,由此而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使全社会更多的资金在税收优惠的诱导下源源不断地流向文化产业,而随着税源的日益丰裕,政府将会在文化产业税基的稳步拓展和扩张之中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世界范围内有关培植创造型文化产业和刺激艺术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其方法和策略固然多种多样,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于艺术家的税收激励措施,无论艺术家居住在何地,其作品销售所得享有所得税税收豁免。二是基于地域类税收激励措施,在指定的“艺术区”内生活或工作的艺术家就其作品销售所得免征所得税。三是基于产业类税收激励措施,指定的“创造型”产业(如电影,电视和录音制品等),根据国家规定就其生产数额和发生的相关费用享受税收抵免。
2.对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采取差异很大的税率标准。在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上,世界各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采取差异很大的税率标准,把政策寓于税收之中。这种有差别的税收政策较好地发挥了调控文化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如英国对书籍报刊实行零增值税,将其作为和食品、儿童用品并列的不多的免增值税的商品之一。如果本国公司向其他征收增值税的国家进口图书,所支付的税金可向有关部门索回,书籍报刊还享有免征进口税的优惠。在法国,所有的经济企业都要交18.6%的增值税,而文化企业仅交7%的增值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严格地把城市文化产业和城市公益性文化事业区分开来,并采取不同的文化经济政策。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标,主要出版校刊、教材和学术着作,选题的取舍首先要看学术水平和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效益。英国政府给予一些大学出版社以慈善机构地位,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他们的经营全部是免税的。一些国家对城市中的公共广播、电视及非赢利性的文化团体也免征赋税。
3.实施差别税率是各国政府运用税收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普遍做法。例如,美国对不同出版单位、不同出版物实行不同的税率以调节出版资源配置、引导出版业向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联邦政府对营利性出版单位并没有特殊优惠政策,完全根据其利润多少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在15%-34%之间;有些州政府对营利性出版单位征收不高于12%的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对出版物不征收商品销售税,但有些州对出版物征收销售税,税率一般在3%-7.5%之间。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联邦政府则不仅不征税,还给予某些资助。美国对出口图书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先征后退,对进口图书也免征进口税。此外,美国实行出版物邮寄费用优惠政策,书刊邮寄费用比其他邮品优惠30%。又如,瑞典增值税对不同情况分设三级税率:25%、12%和6%。其中对从事创作活动的人出售自己的创作产品和进口的艺术作品、收藏品适用12%的税率;而对其他文化产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劳务适用6%的税率,这些商品和劳务包括:面向公众发行的报纸以及类似的广播等文化传播业(通常报纸每周至少要出一期),音乐会、马戏表演、戏剧、芭蕾舞、歌剧等文化活动,图书馆、博物馆提供的劳务和按照版权法的规定授予或颁布文学艺术方面的权利。
三、借鉴国外财税收政策经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具体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了到2015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10项主要目标,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综合运用行政、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多种手段和政策措施着力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基本思路。为此,在借鉴国外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财政政策。
(一)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对文化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与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