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1
旧制度中资产的期末计价均按实际成本,对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可以提取投资风险准备。而新制度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市价低于成本的部分,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应当在期末时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分别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账务处理
旧制度中规定,保险公司如有经国务院特批对外进行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以前投出的目前尚未收回的长期股权投资,可以增设“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进行会计核算,但对于具体的账务处理没有做出规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而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放宽,保险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乃至直接进入证券市场,都将成为其实现保险资金保值增值、链接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新制度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入帐价值、成本法和权益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当然这是针对所有的金融企业)。
(三)固定资产的入帐价值
新旧制度对于购入固定资产的入帐价值规定相同,而对于另外几种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
1.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旧制度规定按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记账,而新制度规定“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入帐价值。”
2.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旧制度规定按评估确认的原价记账,而新制度规定“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作为入帐价值。”
3.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旧制度规定按租赁协议确定的设备价款、发生的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支出记账,而新制度规定“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帐价值。如果租赁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比例等于或小于30%的,在租赁开始日,企业也可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4.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的固定资产,旧制度规定按原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加上由于改建、扩建而增加的支出,减去改建、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记账,而新制度规定“按原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由于改建、扩建而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支出,减去改建、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作为入帐价值。”
5.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旧制度规定按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根据所提供的有关凭据记账,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发生的各项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而新制度规定“1.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本论文由整理提供2.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如下顺序确定其入账价值:(1)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2)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入账价值。3.如受赠的系旧的固定资产,按照上述方法确认的价值,减去按该项资产的新旧程度估计的价值损耗后的余额,作为入账价值。”
6.盘盈的固定资产,旧制度规定按重置完全价值记账,而新制度根据其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是否存在活跃市场采取与捐赠固定资产类似的原则确定入账价值。
7.新制度还规定:“经批准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按调出单位的账面价值加上发生的运输费、安装费等相关费用,作为入账价值。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中,还应当包括金融企业为取得固定资产而交纳的契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等相关税费。”这在旧制度中均未说明。
(四)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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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旧制度规定:“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的,按不超过受益年限的期限摊销。”而新制度规定:“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期不应超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其他情况新旧制度的规定一致。
(五)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处理
新制度与旧制度相比,在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上有以下几点变化:
1.旧制度规定,长期待摊费用是摊销期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各项费用,包括开办费、摊销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租入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以及摊销期限在1年以上的其他摊销费用。新制度对于长期待摊费用规定的概念一样,但范围有所缩小,主要是不再包括开办费(在开始经营的当月直接计入损益)以及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发生时直接计入损益),并且明确指出:“应当由本期负担的借款利息、租金等,不得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
2.旧制度规定:“开办费应当从公司开始经营的当月起,按不超过5年的期限平均摊销;如开办费不大的,也可在开始经营的当月一次摊销。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应在大修理间隔期内平均摊销;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应在租赁期内平均摊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而新制度规定:“长期待摊费用应当单独核算,在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内分期平均摊销。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应当在租赁期限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孰短的期限内平均摊销;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应当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对于旧制度规定的开办费,新制度规定:“除购建固定资产以外,所有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待金融企业开始经营的当月起一次计入开始经营当月的损益。”此项规定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3.新制度增加了如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其他单位发行股票支付的手续费或佣金等相关费用,减去股票发行冻结期间的利息收入后的余额,从发行股票的溢价中不够抵销的,或者无溢价的,若金额较小,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若金额较大,可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不超过2年的期限内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4.新制度规定,如果长期待摊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应当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
新制度对借款费用资本化做了详细规定,与旧制度相比,有以下变化:
1.旧制度规定,长期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汇兑损失等借款费用,属于筹建期间的,计入开办费;属于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之前发生的,计入有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除上述情况之外的,计入当期损益。而新制度规定,除为购建固定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外,其他借款费用均应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新制度规定,在以下3个条件同时具备时,金融企业为购建某项固定资产而借入的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汇兑差额应当开始资本化,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的成本:(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只包括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开始。旧制度对此没有规定。
3.新制度还对资本化率、以非借款方式募集资金专项用于购建某项固定资产、某项建造的固定资产各部分分别完工、某项固定资产的购建发生非正常中断以及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这些在旧制度中均无规定。
(七)短期投资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新制度规定,短期投资的利息,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已记入“应收利息”的除外。而旧制度中规定,除已计入“应收利息”科目的以外,短期债券投资的利息收入一般应于收到时确认为投资收益。
(八)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主要有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两种方法下会计处理有很大区别,所确定的各期所得税费用也不同。旧制度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用应付税款法计算缴纳所得税。而新制度规定:“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或者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的核算。”如果保险公司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那么,就需要增加“递延税款”科目。
(九)外币业务核算
新制度对外币业务核算的主要变化有:
1.旧制度中规定,采用外汇分账制的公司,应设置“货币兑换”科目,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及有关外币账户的联系均通过“货币兑换”科目核算。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新制度中规定:“采用外币分账制核算的金融企业,应按业务发生时的各种原币填制凭证、登记帐簿、编制会计报表。金融企业发生结售汇、外币买卖以及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及账务间的联系均通过‘外币买卖’科目,并按业务发生时的汇率记账。‘外币买卖’科目应采用多栏式账簿,同时记录外币金额、汇率等。”
2.旧制度规定,对于采用外汇统账制的公司,月份终了,其按照月末汇率折合的人民币金额与原账面人民币金额之间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属于筹建期间的,计入开办费;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借款产生的汇兑损益,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前计入该项在建固定资产成本;除上述情况外,均计入当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期损益。新制度则规定:“采用外币统账制核算的金融企业,应分别记账本位币和各种外币进行明细核算。各种外币账户的外币余额,期末时应当按照期末汇率折合为记账本位币。按照期末汇率折合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账面记账本位币金额之间的差额,作为汇兑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属于筹建期间的,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属于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借款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进行处理。”
3.新制度对外币报表折算作了规定,要求金融企业应将以原币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折算为人民币。具体折算方法如下:资产负债表,除权益类项目外,其他项目按照期末汇率折合为人民币;权益类项目按照历史汇率折合为人民币。不同汇率之间形成的差额,作为外币折算差额单列项目反映。利润表,按期末汇率折合为人民币。而旧制度中对此没有做出规定。
(十)增加了会计调整
新制度对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处理做了详细规定:对于会计政策变更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或未来适用法。会计估计变更时,不需要计算变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也不需要重编以前年度会计报表,但应当对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估计进行处理。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调整事项,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应当如同资产负债表所属期间发生的事项一样,做出相关账务处理,并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编制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其相关附表和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内容,但不包括现金流量表正表)作相应的调整。资产负债表日以后才发生或存在非调整事项,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其内容、估计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如无法做出估计,应当说明其原因。旧制度对此均未涉及。
(十一)增加了或有事项的处理
新制度对或有事项做了详细规定,指出金融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但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或有负债形成的原因,预计产生的财务影响(如无法预计,应当说明理由),以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旧制度对此未涉及。
(十二)增加了对会计报表附注的规范
旧制度规定,公司的财务报告由会计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没有对会计报表附注进行规范。而新制度规定:“金融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不要求编制和提供财务情况说明书的金融企业除外)。”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2
本文从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特点出发，围绕国有金融控股公司采取集中管控的必要性展开讨论，阐述总会计师委派制在集中管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尝试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有金融控股公司；总会计师委派制；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9-0111-03
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申和强化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消国企中的行政级别，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增强活力。在政府转变职能、国企转型定位的大背景下，作为公有制经济典型代表的国有企业，如何切实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其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必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金融控股公司组织结构复杂，财务特征显著，对一国的金融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控股公司就像一个大型的集团军，母公司是集团军司令，子公司是前线部队。为了确保整个集团经营运作的有效性，充分发挥整体效应，母公司必须建立起对子公司有效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国有金融控股企业兼具国有企业与金融企业的特质，这种调控机制的建立较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更为重要和迫切。
总会计师，被视为国有企业三驾马车之一，自出现至今在国企的改革和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总会计师不断被赋予新的职能和定位，在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和日常经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必然在接下来的历史变革中担负更为光荣和艰巨的使命。本文尝试探讨总会计师委派制在国有金融控股公司财务集中管控过程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能够在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变革中得到印证。
1金融控股公司财务集中管控的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至今，全球金融发展摒弃严格的分业经营与监管，开始走向混业经营，同时出现了三大不同的混业经营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银行母公司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其中，金融控股公司因其更能体现现代金融管理的效率与竞争而成为发展的主流。广义上讲，金融控股公司就是金融控股集团（FinancialConglomerates），根据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委员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服务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狭义上讲，金融控股公司专指金融控股集团的控股母公司。本文采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主要经营对象，从事货币和信用等业务的特殊企业联合体，产业独特，组织结构复杂，其财务调控又有自身的行业独特性和运行规律。金融控股公司的这种特殊性在内在机理和表现形式上都独立于一般企业集团的调控理论。从财务调控的角度看，金融控股公司呈现出以母公司财务调控为核心，以资本和财务关系调控为主要内容，以风险调控为显著特征的财务管理特点，以及分层性、联动性、放大性、行政性的财务调控机制特征。学者卢鸿在其专著《现代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论》中揭示，系统方法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的考察对象、求得最佳功能的科学方法。据此思路分析，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务调控机制可以视为由资本子系统、财务关系子系统、财务信息子系统和财务调控方法子系统组成。
金融控股母公司自身经营金融业务，同时担负对子公司的财务调控。母公司在集团中承担了“宏观调控者”的重要角色。作为调控主体，母公司应通过建立资本调控和财务关系调控两个机制，实施对子公司以及集团的财务调控。资本调控容易理解，实操中主要依靠战略布局等实现，它是母子公司之间连接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一种相对硬性的调控；财务关系的调控则是从财务治理体系建立以及财务文化建设等方面对子公司实施财务调控，从而使集团内各财务主体实现财务责权利的结合、财务结构的合理、财务文化的统一以及利益主体财务关系的和谐，是一种相对软性的调控，也为资本调控提供实现的保障。
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特点决定了其财务调控机制与单一经济个体相比，更加突出集中一体化的调控原则。金融控股公司实施财务调控必须摒弃单纯财务观点，用系统论的思想，立足于整个集团，多方考虑，通过建立全方位的财务调控体系来实现统一调控。既要对集团各层级公司在管理上分级分权，明确各自重点和管理权限，建立起既能强调集中统一发挥整体优势，又能够调动各层次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财务调控机制；既要在调控中考虑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与组织管理、所有的部门、岗位和员工，又要运用多元手段和方法实施监控措施。资本集约化经营是金融控股公司最本质的功能，而金融控股公司最重要的优势是实现协同效应，促进收益的多元化和风险的分散化。要达到这种财务与资本调控的和谐统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实行财务集中管控，尤其是在国有控股公司。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直接行使出资人权利，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2总会计师委派制是国有金融控股集团财务集中管控的必然选择
总会计师是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负责财务工作的人员，通常指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资格和工作经验，在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分工负责企业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投融资及产权管理、经营成果管理、重大财务事项监管等工作，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一定程序被任命为总会计师的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国资委颁布的《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办法》的定义，总会计师负有四项基本职责：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和重大财务事项监督等，此为总会计师的根本职责所在。与之对应的又拥有四方面的权限：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参与权、重大决策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权、财务人员配备的人事建设权和企业大额资金支出联签字权等。
总会计师作为会计管理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在战略规划管理、企业价值管理、流程系统管理、业绩评价管理、经济秩序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等方面必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会计师不是一般的会计人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务管理人员，也绝不仅仅只是“会计的总头”。不但要组织领导本单位的财务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还要参与本单位重要经济问题的分析和决策，力争成为企业价值的创造者、资本运营的设计师及财务创新的引路人。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角度去理解，总会计师也可以被看做是由特定的专业人员担任的高级监督、管理人员。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总会计师具有双重角色：公司治理层面，总会计师代表所有者利益，主要履行监督职责，旨在保障所有者利益和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公司管理层面，总会计师是企业财务会计系统的当家人，是财务资源调配的第一把关人，是总经理的智囊团和合作伙伴。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重在业务开展；总会计师相对独立的负责财务会计系统的运行。可见，总会计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的承担着对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负责的使命，较一般意义上财务负责人仅对企业一把手负责、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固有短板，更具备代表所有者权益、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督权的先天条件，也成为实施财务集中管控过程中最有效和直接的首选手段。
在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实行总会计师委派制也是借鉴国际先进财务管理经验的必然选择。财务总监委派制是世界各大跨国公司进行财务集权管理的基本方式之一。因具有实时控制性、审计经常性、反馈及时性、高度专业性和独立性等特点，可帮助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的财务集中控制。通过委派财务总监，母公司实际通过行政的调控手段，直接参与决策，参与被控公司的管理，约束其财务行为，实现母公司对子公司各项财务活动的调控。
财务总监委派制的具体方式可按母公司与各经营本部及子公司之间的隶属关系、管理权限、逐级委派各级财务总监。其具体做法一般是：由委派单位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财务总监的人选，委派、参评、奖惩等管理职责，所委派财务总监的人事、工资待遇由原委派单位负责。由委派单位明确所委派财务总监的职责和权限。
一般而言，委派财务总监的职责应包括：负责组织、领导派驻单位的财务管理、预算管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工作；参与派驻单位重要经济业务活动的分析和决策；负责组织编制和执行派驻单位各类预算和信贷计划等。为了切实发挥委派财务总监的作用，委派财务总监还必须要具有制止经营本部或子公司负责人违规行为及制止无效时向总部汇报的权力。此外，金融控股集团还要建立与财务总监委派制相配套的各项制度，如对委派财务总监的资格确认制度、业绩考核制度、奖惩制度、报告制度、述职制度、培训制度以及轮换制度等，以保证财务总监委派制的顺利实施。
3总会计师委派制的实施建议
财务总监委派制对国有金融控股公司的集中管控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受此启发，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采取总会计师委派制的形式，强化对各分子公司的会计监督约束机制，确保会计信息质量，健全内部控制，整合管理资源，防范经营风险，提高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的有效性，加强总会计师队伍建设，保障总会计师依法履行职责和行使职权。
（1）在母公司设立总会计师办公室，专职负责总会计师的委派、日常管理、绩效考核等工作。
①定期组织召开被委派总会计师会议，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
②听取和评审被委派总会计师季（年）度工作述职。
③负责总会计师日常业务考核，配合人力资源部进行总会计师年度综合考核评价。每年年底，对委派的总会计师进行全面考核，根据日常业务考核和干部考核结果进行年度绩效薪金兑现。
④及时协调解决总会计师日常工作过程中的问题，加强对委派总会计师的业务指导。
（2）委派的总会计师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母公司党组统一管理，保证其监督与参与管理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①总会计师为分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协助分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工作，直接对母公司和分子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
②在分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中，不得设置与总会计师职权重叠的职位。分子公司董事会不再另行聘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委派的总会计师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③委派的总会计师的人事关系转入受派单位，工资、社会保险以及各项福利待遇由受派单位负责，并统一执行公司有关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规定。
④委派的总会计师实行定期轮换。如任期三年，经考核合格可连任或转任，但在同一分子公司连任不得超过六年。
⑤总会计师调离或免职后不再享有原任职权限，但对任职期间行使职权事项仍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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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3
一、期货经纪公司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相应的法规制度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可能是由于期货业与、饮食同为服务业，业务形式相近的缘故，期货经纪公司执行《旅游、饮食服务业会计制度》。当时，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无章可循，对期货业务的确认与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对费用的归集随意性很强，会计核算混乱可想而知。而反映会计信息的会计报表没有统一的格式，企业之间的信息可比性非常差。
1997年3月，财政部颁布了《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对规范我国商品期货交易财务行为，优化期货市场财务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只采用条例的形式对业务规范指引，但是由于对相关的名称进行了概念性的规范，如保证金、结算保证金、交易保证金、浮动盈亏、平仓盈亏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期货业的规范发展。
《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有非常重要而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期货经纪公司的性质，并对具体的期货业务进行了规范。如对交易所缴纳的会员资格费作为长期投资；与期货交易所及客户之间的保证金往来款项，分别通过应收款和应付款核算；收到期货交易所转来的结算准备金存款利息，视同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处理；对客户交存的保证金，不再计付利息，所得利息收入计入期货经纪公司的损益；按手续费收入减去应付期货交易所手续费后的净收入的5％提取交易损失准备金，计入营业费用，并作为一项长期负债，单独核算；向客户收取的手续费全额计入营业收入，应付期货交易所的手续费计入营业支出。除此之外，对客户的开户、交易、结算、手续费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有很多制度一直沿用了下来，只是发展得更具体、更而已。
1997年7月，有鉴于《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对有些尚未加以明确，不便于实务操作，财政部又了《关于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其中涉及期货经纪公司的主要有招聘临时工作人员（即现在业内的经纪人）的劳务费及因错单交易产生的平仓盈亏的处理规定。对不属于期货经纪公司正式职工的临时招聘工作人员劳务费，如以提成佣金方式从营业费用中列支，最高不得超过手续费净收入4％的比例，超过部分予以纳税调整；如以工资名义支付，纳入企业工资总额管理；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支付，均应依法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期货经纪公司因错单交易，必须尽快平仓，造成的客户交易损失，按《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处理；如实现平仓盈利，应列作营业外收入，但客户提出请求的除外；对有关当事人按规定赔偿的款项，期货经纪公司应列作营业外收入处理。
2000年11月底，财政部颁布了《期货经纪公司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这也是期货经纪公司现今正在执行的非常重要的会计制度。《暂行规定》对期货经纪公司的期货业务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从而也基本结束了执行《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的。《暂行规定》就期货业务设置了规范的会计科目，并对会计科目的使用作了具体的指引。针对期货业务的特殊性，对会计实务处理有明确的阐述，详细地规范了会计业务核算办法。如会员资格费投资、交纳席位占用费、收取客户保证金、结算盈亏、实物交割、交纳年会费、提取与使用期货风险准备和对客户发生的质押等业务都有明细的实务处理指引；日常业务费用归集统一使用“营业费用”科目，有关银行的发生的费用和资金利息归集为“财务费用”科目，对费用的归集与确认简单明了；会计报表有规范统一的格式（后来实际参照的是证监会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年度报告与格式》），同业之间的会计信息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监管机构能通过期货经纪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制订监管措施。
2001年11月底，财政部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适用范围包括期货经纪公司。但是，期货经纪公司并未贯彻实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缺乏对期货业务的具体实务指引，操作性还不如《暂行规定》强；另一方面是期货经纪公司的行业属性并未明确属于金融企业，反而实施金融业会计制度，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资产状况会产生一定的，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部分期货经纪公司的资产状况。因此，至今期货经纪公司的会计制度并没有真正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此外，中国证监会也颁布了一些与期货经纪公司会计制度相关的制度，如《期货经纪公司年度报告参考内容与格式》、《关于做好期货经纪公司年度审计和报告工作的通知》、《关于对〈期货经纪公司年度报告参考内容与格式〉作出部分调整的通知》、《期货经纪公司治理准则》以及中国证监会期货部组织编写的《期货经纪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指南》等。
二、期货经纪公司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
我国期货经纪公司经过清理整顿期之后，特别是随着国家监管部门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已经越来越规范。如保证金封闭运行管理，从管理制度上杜绝了期货经纪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可能；最近的提高期货经纪公司在交易所的结算准备金最低余额制度，已经使得期货经纪公司在充分考虑市场风险的前提下，越来越注重加强自身的法人结构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降低经营风险，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然而，在这些可喜变化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重视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行会计制度欠缺统一性、完整性
我国期货经纪公司的会计制度主要执行《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暂行规定》。由于《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主要是从会计标准去规范，对期货业会计实务操作性不强，而《暂行规定》仅是一套简单的会计核算办法。因此，从期货业务的经营特点出发，特别是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经纪公司的会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的会计科目尽管都是参照《暂行规定》设置，但是由于会计科目没有统一编码，会计电算化核算使用的科目编码就五花八门。另外，不同的期货经纪公司对其下属的营业部内部资金往来核算就有不同的核算办法（《暂行规定》没有相关规定），有的通过设置“内部往来”科目，有的通过应收应付项目等。
（二）现行会计制度对业务核算欠缺精确性
会计制度对业务的反映，从会计专业的角度而言，总是力求精确的，并能恰当地反映经济业务的性质。但是，根据《暂行规定》，笔者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不足：1对期货交易的会员资格费处理，作为一项长期投资（具体的处理是长期股权投资），实在是牵强。因为会员资格费并不具有长期投资的性质，使用此科目核算会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对“长期投资”的误解。2对风险准备金的处理，目前的核算办法将期货经纪公司从手续费收入中计提的风险准备金，将其看作为一项负债。此种处理是从预计负债的观点出发，即基于期货行业的高风险，客户发生的穿仓损失时有发生，因而事前从收入中预提可以防患未然。但是，目前的处理，对期货经纪公司非常不利，因为至少国家税务总局并不赞同此处理办法，风险准备金还是非税前列支的项目。通过形式看本质，笔者认为，风险准备金更具有所有者权益性质，因此将风险准备金列入负债类不妥。3对目前期货经纪公司第二大收入的资金利息收入的处理，列入“财务费用”科目，完全“淹没”了真正发生的财务费用。由此可见，现行会计制度对业务核算处理多方面表现不够精确。
（三）期货经纪公司之间的信息可比性差
这几年，我国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稳步趋升，但是令人惊诧的是期货经纪公司的盈利并非同步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期货经纪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更加普遍，综合手续费率在降低；另一方面是期货业务特有的高比例返佣，期货居间人和经纪人的佣金占手续费收入的比例在不断提高，所以尽管有些公司手续费收入增加，但是佣金支出的更多。正是由于期货经纪公司会计处理对的高比例佣金支出迫于无奈，占业务支出很大比例的佣金处理只能各显神通。如有的公司列入工资或劳务成本，有的通过开具发票冲账，处理更极端的是直接冲减手续费收入，连营业税也省了。由此可想而知，期货经纪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的可比性之差，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三、期货经纪公司会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与国际同行相比，职能还有诸多不健全之处。国际上的期货经纪公司，大部分定性为服务公司，属于金融，具有经纪、场外交易、基金管理、咨询顾问、委托理财等职能，而且不同的期货经纪公司各具特色。此外，国外的期货经纪公司实行多级制，有交易所会员与非交易所会员、结算会员与非结算会员之分，各期货经纪公司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多级体系中进行自我定位，相互分工协作。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国内期货业务与境外的接轨越来越紧密，新业务必将更多地推出，因此，期货经纪公司的职能将会增多，业务范围也一定会扩大，建立与之配套的会计制度已是大势所趋。我国期货经纪公司的目标是金融企业。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有《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那么期货经纪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只是时间的。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由于目前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缺乏对期货业的具体指引，操作性不强，大有必要进行补充或制订衔接问题指引。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五方面进行补充规定：
（一）规范会计科目，统一科目编码
由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目前主要执行的《暂行规定》只是对期货业务核算进行简单的规范，随着期货自营、委托理财、基金管理等业务开展，会计核算还需要增加新的科目，如期货自营业务可能增加资产类科目“自营期货”，损益类科目“自营期货收入”等。另外，为了便于会计电算化，统一会计科目编码十分重要。《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银行、证券都有统一规范的科目编码，当然期货业务与之相同的科目，可以与之统一科目名称与编码，不同的科目就需要重新编码，并对相同类的科目规范统一使用。
（二）调整现行制度确认不精确的事项
前文在会计制度不足中分析了对期货业务核算不精确的方面，笔者建议修订制度对之进行调整。鉴于期货行业的特殊性，对“期货会员资格投资”单独作为一级会计科目核算，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项，属于长期资产类，即不再通过长期投资混合使用。“风险准备”调整为所有者权益类，目前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基本上都是按照手续费收入的5％计提，因此实际上尽管很多公司账面亏损，但是若把风险准备金调整到净资本项目，只要能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的公司，其净资本依然可以不断增加，这样可以客观地反映期货经纪公司的保值增值。期货经纪公司的资金利息收入，从“财务费用”调整到“利息收入”科目，这也是我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已有规定的做法。
（三）规范期货经纪公司居间人、经纪人佣金的核算制度
目前，由于期货业的特殊情况，国家相关制度迟迟未能规范居间人、经纪人的定义，所以尽管期货行业的“居间人”、“经纪人”等早已成业内的俗语，但是期货经纪公司对之操作非常谨慎，比如把经纪人叫投资顾问。对居间人、经纪人的佣金核算与管理也小心翼翼，也许正因为这样，使得期货经纪公司这部分佣金支出会计处理杂乱无章，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笔者建议，不妨从会计制度统一规范设置“佣金支出”科目，作为营业支出项目在利润表中单独反映。当然，涉及到居间人、经纪人个人所得税的按照国家税法，期货经纪公司代扣代缴。通过规范会计科目核算支出的佣金，可以大大增强期货经纪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特别是对期货业务的恶性竞争将有所遏制。期货市场谁是“害群之马”一目了然，便于监管机构有效地制订监管措施。
（四）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我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最先从上市的金融企业开始执行，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对执行该制度的企业“大瘦身”。由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详细地规范了“八项”减值准备，实行减值准备可以大大去掉企业“肉身”的外表，当然也对企业利润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有些还需通过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以前年度的利润。期货经纪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是由于企业规模偏小，需要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不多，相信影响并不会很大，反而对期货经纪公司以后的发展更加有益，使其轻装上阵，资产财务状况更好。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4
关键词：国有金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管理模式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2-0082-05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模式架构的选择
从国内和国际经验看，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不外乎“三层次”体系和“两层次”体系两种，两种管理模式各有优劣。笔者以为，在我国宜选用的“三层次”模式应为中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金融控股企业――金融企业，可供选择的两层次模式应为中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金融企业。“三层次”体系中第二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是关键，应做到，第一，应是纯粹控股公司，而不能从事其他的生产经营活动，其通过产权交易、资产重组实现授权经营的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第二，不是出资企业的上级，不是翻板的主管部门，而是以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对投入企业的产权进行管理和运营，不再干预企业其他经营活动。“三层次”体系实现了金融国资监管的政企分开，有利于国有金融资产运营的专门化和加强监管力度，但委托环节较多，实践中也存在第二层对出资企业干预过多的问题。“三层次”体系中的金融资产管理控股公司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将对国有金融企业的控制权力移交给它，以往的一些机构予以撤销，这样就实现了人权、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政府对于国有金融资产的经营运作、形态转换和各项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金融资产管理控股公司的有效运作。这些公司应该遵循公司治理的一般原则，构建与产权制度相适应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笔者以为，在我国，无论由哪个机构履行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职责，实行“三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都是较优选择。具体设想如下：
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出资人代表负责制订国有金融战略和确定国有金融布局，负责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重大决策；行使金融机构经营者选择权，监督国有金融机构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职责，并进行业绩考核；制定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薪酬方案；制定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负责国有金融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等。金融控股公司授权经营国有金融资产，负责本级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以下，以及所属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和薪酬、绩效考核等；系统内党建工作。金融企业与金融控股公司之间以资本为纽带，依据《公司法》按照市场化原则具体经营国有金融资产。“三层次”的管理模式架构如上图：
二、新模式下的出资人代表选择
(一)现有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管理国有金融资产的缺陷
1 国资委接管国有金融资产使债权人和债务人“角色重置”
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的债权人，如果由同一家管理机构行使所有者权益，就会存在利益冲突。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分开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依据法律加紧对债务人的债务追偿；债务人也因要承担不偿债的法律责任而加紧“努力”，而将国有金融资产划归国资委，债权人和债务人在某种意义上合为一体，这样会增加利益冲突。
我国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国有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的资金提供者。资料显示：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产的90％来自银行贷款。长期以来，银行代替财政成为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支持社会平稳改革，而代价就是银行不良贷款的积累和银行改革的滞后。将国有金融资产交给国资委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将承担“制度转换成本”：1980－1990年，物资企业和国营商业企业改革，造成银行上千亿元贷款呆账；1990年后，特别是“三年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工业企业“抓大放小”兼并、重组、破产，转制企业达到国有企业的80％左右，这些企业原占有的贷款基本上都损失了，数字在万亿元以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从纺织压锭开始，到关闭“五小”，关闭1997年以来供大于求的企业、行业，致使这些被调整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普遍在50％以上。将国有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赋予国资委，国有企业在偿还债务上会更加“有恃无恐”，还会造成银行定向放贷的压力加大、国有企业回避自身改革等诸多问题。
2 金融监管部门接管国有金融资产将导致“裁判员”兼任“运动员”
金融监管部门是金融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对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实施行业监管，主要任务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按“规则”运行，如果将监管者与所有者身份合而为一，将导致“利益关联”而从根本上损害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以银监会为例，银监会根据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银监会监管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增进市场信心；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的了解；努力减少金融犯罪。银监会对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只有将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结合起来，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如果将国有银行资产划归银监会，银监会就会陷入裁判员兼任运动员的尴尬境地。这相当于一个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样式的监管机制。
3 央行自身的职能设置有一定的限制
人民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只有短短20年的时间。但是，在这20年里，人民银行的职能并非一成不变，其先后经历了1992年证监会、1998年保监会的分立；2003年又决定成立银监会，将原来由人民银行行使的对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移交给新设立的银监会。人民银行的分拆对促进货币政策的稳定和金融监管的完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有益于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加强央行独立性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央行的独立性来看，我国目前还有很大的差距；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深入，混业经营也必将随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外资银行的进入而成为大势所趋，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决定了央行只能放弃监管的职能而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将本质上不属于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有利于其独立、专注地执行货币政策。
4 中司仅是“金融国资委”的可能雏形
目前，中司的形式为国有独资公司，其唯一
的出资人为国务院。成立中司不是“财政划拨”，而是“一种资本投资，是要讲回报的”，中司性质为国有独资投资公司，目的是支持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国家注资的安全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现在的趋势看，中司如果能够进一步做实，将成为一只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看得见的手”。但是，由于国资委不负责管理金融类国有资产，显然中司也不应该属于国资委的管理范围，这样一来国有金融资产还是没有明确的所有者代表，它的使命局限在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力争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最终的目的是督促商业银行改革，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中司的成立，只是一种“金融国资委”的可能雏形，加上财政部、央行、银监会等都是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成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性管理机构，使国有金融资产所有权直接实体化。
(二)专设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的必要性
金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家要达到金融控制的目的，必须加强对数量巨大的国有金融资产进行专门的、强化的管理，这对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国有金融资产具有高风险性。国有金融资产与国有资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国有金融资产的高风险性。和一般工商企业一样，国有金融企业业务经营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我发展。但是，由于国有金融企业的中介地位使其受社会经济的影响比一般工商企业大得多，系统性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资金可得性风险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其中尤以系统性风险为最。所以，国有金融资产操作的高风险性要求成立专门性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金融资产进行有效管理，以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有效地维护金融安全。
其次，我国国有金融资产未能实现人格化的管理。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组成任何形式的财产权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将财产权利还原为个人权利，实现人格化，产权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寻找到真正的逻辑起点。在单一国有产权结构下，国家作为唯一投资者的这种国有独资形式，没有实现产权人格化，以致国有金融产权主体缺位，产权关系模糊，权责利关系不对称。在渐进式的改革之后，国有金融产权被逐步分割，国有金融产权没有明确的出资人代表，没有专门的机构代表国家在内部监督和管理国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管理，保障国有股权的安全和收益，任何部门又都不对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和经营成果负责任，使得所有者实际上的缺位。这是国有金融产权管理体制难以调整到位的重要瓶颈，急需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填补这一管理真空。
最后，现有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政出多门。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领域则存在着明显的“多龙治水”现象。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不统一，所有者缺位，是目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一大弊端。涉及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部门有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委员会、审计署、中央组织部等。所有者缺位，易滋生内部人控制，导致收益内部化，金融风险外部化的经营行为。
(三)小结
单独设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可以部分解决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职能与公共管理职能冲突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有金融企业的行政化色彩。当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与国有非金融资产管理存在利益冲突时，也可以在管理上形成制衡。此外，虽然我国国有金融资产在国有资本总量中的比重只有17.56％，但国有金融总资产达27万多亿元，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且金融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国有企业，风险大、点多、线长、面广。因此，有必要由单独设立的机构――可考虑命名为“金融国资委”――行使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职责。
三、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机构设计
(一)金融国资委的具体设计
金融国资委应由国务院设立，和国资委一样，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成立金融国资委会，委员会可以统筹考虑国有金融资产布局和规划，提高国有金融资产的运营效率；可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够兼顾市场公平与公正；委员会办公室通过授权经营，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监管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离。
从目前来看，金融国资委主任应由财政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来兼任，也就是说，金融国资委要在财政部金融司的基础上组建，在业务上接受财政部的领导和监督。理由如下：一是财政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代表国家对国有金融企业有关财务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涉及产权变动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批，具有较好的机构、人力资源和开展业务的基础；二是国外有很多国家是由财政部对国有金融资产履行所有者职能，这些国家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三是可以实现现有人力资源和机构资源的有效利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操作起来比较容易；四是较少的利益冲突。财政部与中央银行、行业监管机构或国资委相比，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没有行业监管职能，作为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更超脱一些；五是财政部门是国家金融风险事实上的最终承担者，宏观金融风险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当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无论是私人金融机构还是国有金融机构，财政都将承担最终的风险，因此，由财政部门管理国有金融资产，统筹考虑个别机构的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能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宏观金融安全。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具体设计
金融控股公司代表国家履行国有金融的资产所有权。在“三层次”模式中，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特殊；是介于政府和国有金融企业之间的一个缓冲层，是在政府部门和国有金融企业之间设立的隔离带，可以防止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的、过多的行政干预。
就我国目前的现实，2007年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司)可担此大任。中司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中司当前所从事的外汇投资业务以境外金融组合产品为主。公司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中司除要实现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外，还兼职收缩当前金融系统流动性，对抗宏观经济波动的任务。当前，中司已经成为一个大型金融控股集团。未来的中司，应该定位我国“三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的高度市场化的超大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部分外汇储备、国有银行等在内的国有金融资产，成为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中枢。
(三)金融企业的具体设计
目前，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已取得实质性突破和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后，在委托――机制中实现科学的激励约束和金融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方面，我们应继续不断地推动金融资产重组
和公司制改革。
1 资产管理公司向投资公司转型
2004年财政部规定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进行商业收购、委托和定向投资，它们在当前的证券公司的改革和重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华融、东方和信达公司接管了德隆系、汉唐证券和润发证券等金融机构，今后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将越来越少，可以由存款保险公司负责，也可以由其中的一家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由财政部管理。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和管理体制的完善，把以不良资产处置和服务为核心业务转为具有投资银行功能的综合性现代金融企业。
2 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法人地位
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改变，价格机制逐步走向正轨，价格扭曲的情况有所好转，同时我国财政情况不断改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加大，有能力替代政策性银行的部分工作。所以要明确金融企业所具有的法人地位，让他们面向市场，运用现代商业管理手段，设立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其中国家账户从事政策性业务，体现国家政策性导向和政府意图，采用优惠的利率和费率，银行账户包括各类自营业务，采用市场利率或费率，由银行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3 扶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成为金融控股集团
为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应对混业经营的国际金融发展趋势，提高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应加快培育组建全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使其成为能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抗衡的力量。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入保险、证券有很大的优势和必要性。各大商业银行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绝对控股和成为大股东的形式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作为搭建金融集团公司构架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四、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制度设计
在“金融国资委――中间层机构――基层国有金融企业”三层结构中，在总体设计思路的基础上，我们设想了各层的制度设计要点。
(一)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总体设计思路
在设计新的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权力行使方式时，我们可将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后的金融国资委看作国外大公司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事务的终极股东，将金融国资委下属的中间层机构(国有资产控股经营公司或中间层公司)设计成为公司董事会(或德国公司的监事会)，将基层公司(即一般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作为国外大公司的Ceo(或德国公司的董事会)。
在新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架构内，金融国资委作为终极股东仅保留少量公司决策权，主要从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宏观经济的研究；中间层机构在金融国资委的监控下参与国有金融企业的管理事务，重点解决基层国有金融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监督考核问题，同时缓冲政府官员对基层国有金融企业的直接干预；基层国有金融企业管理人员拥有相对完整的经营自。我们相信，按照该思路重新设计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将在促使新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更加科学、合理地行使自己的出资人权力的同时，显著提高我国国有金融企业的整体运行效率。
(二)金融国资委制度设计要点
金融国资委应该采取非常设性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形式。为了避免增加新的委托关系，委员会成员应主要由现任政府官员兼任。
金融国资委每年至少召开四次全体委员会议，每次会议均应形成会议纪要，未来组织部门考察干部时，该会议纪要作为必查内容之一。
金融国资委下属的职能机构的编制应当尽可能精简，部分职能可有偿外包给社会中介机构。
金融国资委拥有聘任中间层机构负责人的权力，但中间层机构负责人一旦被聘任，金融国资委不得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解除其职务(与《公司法》对公司董事的聘任规定类似)。
金融国资委工作人员不得兼任中间层机构负责人。
金融国资委可依法指导、检查中间层机构日常工作，但不得直接对基层公司的经营性事务发表决策性意见。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设计要点
明确规定中间层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每一基层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制定有针对性的激励、约束方案，并负责进行考核。
中间层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应与其管辖的国有企业运行状况适当挂钩。为了鼓励中间层机构促进国有资本的退出，可将国有资本退出后一定时间内该企业的税收增长计算在中间层机构负责人的考核指标中。
中间层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必须高度精简，2-5人即可，连续任期不得超过6年；其余人员面向社会自主招聘，采用合同制管理；鼓励中间层机构将必需的研究、审计、法律等职能外包给社会中介机构。
中间层机构既可以是事业单位编制，也可以是特殊的国有独资企业。中间层机构虽然为金融国资委的下属机构，但应具有独立编制和法定职责。政府(或人大)应尽可能通过立法等方式明确规定中间层机构的主要职责。
中间层机构人员不得兼任基层公司负责人；中间层机构派出的董事也不得兼任基层公司的董事长，但中间层机构派出的董事应尽可能兼任基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基层公司监事会主席。
如果基层公司为公司制企业，则中间层机构选派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总数的1／3。
除非事先得到金融国资委的授权，否则，中间层机构不得作为基层公司产权转让、整体合资合作等重大产权处置事项的谈判主体；但中间层机构应全程参与谈判，并就产权转让价格的合理性等事项出具专项审查报告，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基层公司和金融国资委均可作为谈判主体(或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但不论谁作为谈判主体，都必须在谈判开始的第一时间通知中间层机构参与，否则中间层机构有权拒绝出具专项审查报告。
中间层机构不得进行新的实业性投资。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5
金融企业，是指执行业务需要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授予的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包括执业需取得银行业务许可证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财务公司等;执业需取得证券业务许可证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执业需取得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各类保险公司等。
二、目前金融企业的会计概况及问题
金融企业上市，将构造一个市场举足轻重的蓝筹板块。由于行业的特性，金融企业比一般企业资产规模大、收益稳定，更由于行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金融企业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大。与此相应的是金融企业在证券市场的特殊地位。在海外证券市场中，金融股以其回报稳定、股本规模大等特点，成为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无论是美国的Jp摩根，日本的富士银行，还是香港的汇丰控股，对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和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香港，汇丰控股的股价涨跌，直接影响到港股的人气。金融类上市公司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相比具有规模大、服务内容特殊、负债比率高、运作的金融资产风险大、经营区域分散、电算化程度高、大量涉及普通居民的切身利益等特点。与国际金融类上市公司相比，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还存在着法规不健全、资本充足率过低、内部控制薄弱等问题。同时，我国的会计、审计有关制度呆坏帐分类不细，准备金率不高，致使我国金融企业在动作中存在着不良资产得不到及时化解、审计准则不健全、注册会计师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准不高、提供的审计报告可信度不强、各种风险不能充分揭示等问题。现行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制度尚不能充分反映金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投资者难以据此正确判断投资风险，因此投资金融类上市公司有着特殊的风险。为了从金融机构的复杂性出发，强调金融企业上市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和充分，特别是对资产质量、内控机制和一些与一般上市公司不一样的会计科目加强了解。
三、我国正对金融企业会计问题的解决方法
目前，中国证监会已经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1-6号，主要的披露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资产质量状况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资产质量是衡量一家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申请发行上市的金融企业，首先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的一般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如此，所有的企业都要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及其他规定的要求，对各项资产的可能损失，提足各项损失准备，即应收款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等。对金融企业来说，还要严格按照各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2）敏感性会计信息。金融企业的敏感性会计科目，主要是指那些能够反映公司资产质量与经营状况、揭示潜在风险的科目。这些科目的内容对投资者的判断和投资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3）内控机制的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企业内控机制，涉及其稳健经营和防范风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以往我国许多金融企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内控机制不健全有关。金融企业申请发行上市，应该向投资者披露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状况。如，以往产生许多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是否已经改变，违规操作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当年公司盈利性如何，以及如果保证盈利等。只有把这些都向投资者进行充分披露，才能树立起投资者的信心。为了保证申请上市的金融企业很好的遵守上述重要内容的信息披露，除要求金融企业自觉履行相应义务外，还要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考虑是否有必要让企业聘请境外中介机构，出示验证报告，以做备考。投资者在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尤其是其中的商业银行进行投资决策时，应同时关注收益性及其成长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等各个方面。银行发行上市所公布的招股说明书，是投资者是可靠和最全面的资料来源，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解析，以考察该银行的投资价值所在。主要分析以下要点。（1）收益及其增长情况。首先根据公布的财务数据看银行的收益情况，如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2）安全性状况，主要是银行的资产状况。由于商业银行目前仍然以信贷业务为主，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的状况基本上决定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这也是我国所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3）流动性状况。一般情况下，银行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但流动性危机一旦发生，则可能引发挤兑，造成商业银行信誉受损。因此，银行总是把流动性管理作为经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现代信用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量日趋扩大，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日趋复杂，金融活动不仅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而且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金融因素成为与土地、资本、劳动同等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金融的发展对会计所产生的直接需求，有力地推动着会计的发展。经济和金融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金融企业会计作为金融企业部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对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反映、经济业绩的评价、经营过程的控制、金融业务发展前景的预测以及参与企业金融决策等职能的发挥，促使金融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保证其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四、国际贸易给企业会计的启示
交易和贸易的经常化、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市场、消费、生产、投资国际化，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和金融的国际化，这又使得世界性的会计标准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会计国际化的基本特征是趋同化，在趋同化的过程中，必然地要经历比较、借鉴、协调到标准化进而进一步趋同的几个过程。
我国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所掀起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相关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中国会计标准与国际准则存在较多差异，并且形式上也是以会计制度为主，而不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准则形式。在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立以前，中国银行业的会计业务遵循着三种不同的会计规范：《金融企业会计制度》（1993年版）、《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版）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1993年-2000年，商业银行会计业务主要遵循1993年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2003年，2001版《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在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采用;2004年，财务重组之后的中行和建行也采用了2001版《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除中信、光大、广发行外，其他行都采用了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从2005年起，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采用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并且，已经上市的五家银行，还需要根据证监会要求，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调整;同时，在海外上市或准备上市的商业银行，已经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年报。
然而在旧会计准则下，银行会计政策有很多缺陷，其主要缺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备抵科目设置较少，可能导致虚增资产，影响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其资产质量状况的准确判断;银行业金融机构未及时如实预计或有事项损失，可能虚增利润，影响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其盈利能力的判断;银行业金融机构不编制反映重大事项的会计报表附注，影响中小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
针对这些缺陷，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做了合理的调整。新准则在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的变革具有深远意义，与银行业务发展息息相关。其中与银行业务关系最紧密、影响最大的有四项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3号――金融资产转移》、《24号――套期保值》、《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其他准则，如《资产减值》、《所得税》、《或有事项》等涉及金融资产方面都与现行准则和制度有较大的变化。与现行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比较，新会计准则在资产、负债、权益项目的定义、分类、确认和计量等方面存在较多差异。新准则不仅给银行的会计核算带来重大变化，还将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信息披露、信息系统乃至公司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新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为切入点，首先介绍了新会计准则出台的国际背景和我国金融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演变过程，对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和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对我国银行会计标准顺利过渡的实践有所裨益。
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还正式了由1项会计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组成的一整套新会计准则体系，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对于银行业来讲，这次会计制度改革的深度和宽度远远超过1992年的“两则”、“两制”，向商业银行会计标准的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对我国银行业的经济管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我国金融企业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既要积极主动地适应、融合、接轨“国际惯例”，又不能不顾自身实际一味盲从，而是要认真研究、采取妥当的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1]徐平.强化企业会计风险管理与控制的若干思考[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07）
[2]程广华.现代企业会计风险控制刍议[J].企业技术开发.2007（01）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6
关键词：金融控股风险监管内部风险管理外部风险监管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涵
金融控股公司既是金融企业的一种结合方式,也是金融企业集团的一种经营管理体制。根据1999年2月国际三大监管部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组成的金融论坛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
二、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成因
金融控股公司因为其日益庞大的规模、复杂的内部结构以及大量的内部冲突,其风险也与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安全与稳定息息相关。其风险成因既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风险也有基于中国国情产生的特殊风险
(一)多重财务杠杆与资本重复计算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资本为纽带而形成的母子公司控股结构的金融集团。母公司的资本通过投资控股对子公司形成支配权,从而形成一种双重财务杠杆;子公司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控股资本继续投向次级子公司,并且有可能使这种资金链条关系重复发展下去,形成多重财务杠杆。”①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重复计算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的重复计算而导致其资本不足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集团“净”或“合并”的偿付能力远低于集团成员“名义”偿付能力之和,即有限的资本要承担多倍于自身的风险。
(二)关联交易风险
关联交易是指“金融企业集团内被管制实体直接或间接地依于同一集团内部的其他实体来履行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支付性或非支付性债务所进行的任何交易。”②但一旦“防火墙”失效或者根本没有“防火墙”的情况下,内部关联交易极易积聚风险,最后可能引发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支付危机。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风险与监管风险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的规定,“无法可依”从而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和业务经营带来制度上的隐患,使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风险增大。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公司涉及不同行业,由不同的监管部门按照不同的监管标准、方法和监管政策进行共同监管。如果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必然将会给金融控股公司的某些业务经营埋下风险隐患。
(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面临着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重大问题,这些都不利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健康发展,也加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
三、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督
(一)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1.优化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风险控制的关键,同时它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还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治理必须与外部治理相结合,通过外部治理来影响内部治理,实现内外部交换从而加强外部环境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检查监督。
2.构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机制。金融控股公司要形成有助于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使得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具有激励约束兼容性;从内部控制环境、控制手段、信息与沟通以及控制目标等方面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强风险识别、评估与预测——风险防范与控制——风险转移和补救等风险流程管理,适当运用会计核算方法识别风险,努力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之间的均衡与协同。
3.构建“防火墙”制度防止风险传递。在金融混业经营中,“防火墙”是指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持股、业务、管理人员等方面的限制,在母公司和附属机构之间已经附属机构相互之间设置屏障,旨在割断各种业务之间的风险传递,以防止风险互相传染。我国当前应当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设计、关联交易以及高管等方面加大“防火墙”制度构建,以防范利益冲突、规避风险传递的不良效应。
(二)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外部风险监管制度
1.市场准入风险监管。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是高风险经营的企业,如果有一些不合格的成员或者不遵守规则的成员进入该领域,很容易使得一国金融市场发生竞争无序、关联交易过度等准入风险。故
此需要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由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经营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依法进行审查和批准,从而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
2.资本充足率风险监管。资本充足率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自身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是安全性考察考察重要指标。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构建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的监管框架:(1)最低资本要求,在并表基础上剔除重复计算的资本充足率;(2)监管检查,监管当局应建立机制,重点监控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与经营情况;(3)市场纪律,实现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
3.市场退出风险监管。与一般企业不同,金融控股公司的推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较大,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金融安全。过去通行的“法人有限责任”制度运用于金融控股公司容易产生较大的子公司推出风险,“加重控股公司责任”成为控制金融控股子公司退出风险的有效手段,其核心在于让控股公司承担出资额之外的超越有限责任的责任。
注释:
①孙大利,等.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分析和管理研究.生产力研究.2002(2).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7
近期一系列文献表明，家族控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且控制性家族往往采用金字塔。结构(pyramidalstructure)①控制集团中的各个公司(Laportaetal.,1999;Claessens,DjankovandLang,2000;FaccioandLang,2002;BarcaandBecht,2001;Khanna,2000;attig,GadhoumandLang,2003)。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证券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我国这些民营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也多采用金字塔方式对企业集团内的各个公司进行控制（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Fan,wongandZhang,2005)，许多集团甚至通过金字塔结构形成了备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系（例如“中科系”、“德隆系”、“格林柯尔系”、“农凯系”等）。金字塔结构可以使控股股东用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取较大的控制权，并便利形成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morck、wolfenzon和Yeung(2005)甚至大胆地推测，由于金字塔的乘数效应，少数富豪家族可以通过金字塔实现对一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并从自身利益出发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然而，结果不能作为原因，金字塔结构为何存在？这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引起各方关注的问题截至目前仍悬而未决(almeidaandwolfenzon,2006)。本文将结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所处的金融发展环境，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金字塔结构所造成的控制权(votingrights)与现金流量权(cashflowrights)的分离，以及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然而，这些研究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控制方式（例如交叉持股）在形成两权分离中的不同作用，也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方式（例如平行结构）在形成内部市场中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其他方式，金字塔结构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环境下，缓解融资约束。这是因为，与平行结构相比，金字塔结构可以产生杠杆效应，通过子公司的债务融资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进而增加企业集团控制财富的规模。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这种杠杆效应越大。例如，在民营企业集团中，控制集团往往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贷款，以贷款再去成立或收购其他公司的股权，这时的企业集团就表现为金字塔结构。进一步，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担保及重复担保的方式获得贷款③。然而，质押、担保仅仅是企业获取贷款的方式，金字塔结构才是企业集团扩大信贷规模的关键。
本文认为，上述解释对外部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受到较大约束的中国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经济已经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在尚不完善的各种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无论在债务融资还是权益融资方面都受到更多的体制性歧视（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周国良，2007），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④。因此，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各种方式缓解融资约束。不发达的借贷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地区与行政双重分割的商业银行借贷体系则为民营企业通过金字塔结构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以我国深沪两市2003～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即ipo）的8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提供了支持上述解释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集团的金字塔层级越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越大，越可能构造更多的金字塔层级。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关于金字塔结构的成因给出了一个更具普适性的解释，对已有文献无法解释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其次，本文为外部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近年来，以Laporta等(1997；1999)为代表的一批文献将制度环境引入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内生性反应，并提供了跨国比较的经验证据。本文针对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比较分析，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之间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对已有的跨国比较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也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可以运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获取较多的银行贷款，从而提高了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该结论意味着对集团客户整体借贷风险控制的必要性⑤。另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金字塔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制度诱因，只有进一步健全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才是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对样本和数据特征进行描述；实证检验的结果及相关分析在第五部分给出；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评述
已有的研究认为在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下，控股股东通过设立金字塔可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进而通过“掏空(tunneling)”或“防御(entrenchment)”来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利(Bebchuk,Kraakmanandtriantis,200;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但这一解释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为何采用金字塔的形式而不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例如交叉持股）？已有经验证据表明世界上的金字塔结构比交叉持股更普遍(Laportaetal.,1999)；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会产生严重的问题⑥，金字塔的形式为何还会普遍存在？因为，在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小股东会给予很高的折价，从而使控股股东承担成本(Jensenandmeckling,1976)；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almeidaandwolfenzon,2006)。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形成企业集团⑦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Khanna和palepu(1997,2000)认为企业集团形成的内部市场可以形成对外部不完善市场的补充（如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等）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提出了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支持与掏空”理论，他们指出，当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利时，控股股东会通过向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以支持上市公司。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企业可以利用集团的资源作为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战略手段(CestoneandFumagalli,2001)。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企业会选择金字塔结构而不是采用平行结构，因为采用平行结构同样可以形成企业集团，实现对不完善外部市场的补充。
注意到了以上研究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Fan、wong和Zhang(2005)通过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提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同时，该文对国有企业的金字塔结构也给出了与以上迥异的解释，认为国有企业设立更多的金字塔层级的目的在于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almeida和wolfenzon(2006)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以及平行结构的形成原因，他们认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地区金字塔具有融资优势和收益优势，因此会更广泛地被采用。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大多是从控制权私利或内部市场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权益融资形成的问题。Laporta等(1999)指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可能是由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结构决定的。在“银行主导(bank-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债务融资，从而使控股股东没有动机通过出售股权来获取权益融资，同时也让政府没有动机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在“市场主导(market-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权益融资，迫使控股股东放弃控制权进行权益融资，而且在这些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就变得相对重要。所以，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更加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反映出这些国家的企业依赖债务融资而不是权益融资，尽管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解释⑧。
然而，这一解释可能更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的来源主要是债务融资，而且是短期债务融资(Filatotchevandmickiewicz,2001;Giannetti,2003;Fan,titmanandtwite,2003)。另外，在企业集团中往往只有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其他的都是非上市公司。对于集团中的非上市公司来说，由于无法在权益市场获取权益融资，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鉴于债务融资在企业融资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解释金字塔结构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外部融资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是证券市场上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而在中国，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系统，都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前者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而后者的贷款主要发放对象是国有企业。
中国在1990年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并随后取得了迅速发展，2002年底，其资本总量已经在世界排名第11位。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其发展速度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相吻合⑨。截至2005年底，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只有1422家，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个人）只有381家。而且中国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在资本总量还是在交易量占Gnp的比重上都远远小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Lapona等(1997)用49个国家的样本对证券融资占Gn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发现平均水平是40%，而在中国这一比重只有16%(allen,QianandQian,2005)。
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在企业外部融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证券市场在中国企业融资中的作用仍远远小于银行系统。并且，由于存在大量的投机和内部交易，导致证券市场在分派资源方面效率低下(allen,QianandQian,200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底中国企业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累计融资为6700亿元人民币，债券融资只有860亿元，而银行贷款却高达99370亿元。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5%，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权益融资只占企业全部融资额的10%～20%(Fan,RuiandZhao,2006)。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系统比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中地位要重要得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11%，甚至高于德国的水平(0.99%)。然而，如果只考虑民营企业，这一比例下降至0.24%，这表明大部分的银行信贷被发放给了国有企业。
另外，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限制，比如融资渠道、市场准入等。Brandt和Li(2003)指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公司在外部融资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劣势地位。Fan,wong和Zhang(2007)也指出，中国有关法规对待民营企业是不公正的，其中包括对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条件更苛刻，而且中国的金融部门同样不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刚开始发展，存在众多不规范之处。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1)中小型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较少，从银行获取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能力有限，而金融机构事实上还存在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信贷政策偏好的差别；(2)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手续繁杂，耗时过长，致使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3)民间借贷风险大、成本高；(4)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形成，担保机构少，品种单一，制度不健全，难以满足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5)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加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缺失，造成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惜贷”和社会资金对民营企业的“惜投”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比国有企业更强的外部融资约束，企业很难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方式获得充足的外部资金。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外部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或朋友借款，以及私人贷款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相比于平行结构，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最大的不同就是杠杆效应（或乘数效应），这里的杠杆效应是指处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控股股东可以用少量的自有资金控制大量的外部资金，包括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即使金字塔结构中不存在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债务融资的杠杆效应仍会增加整个企业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的规模，扩大控股股东的财富效应，金字塔的链条越长，控股股东用同样财富控制的资产规模就会越大。我们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假如，控股股东拥有的财富为100，假定银行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向公司贷款的规模不超过其自有权益资本的规模，并假定公司的外部权益融资为0。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其100%的股份，a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00，则a公司的总资产为200；然后，a公司以其50%的资产去投资B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每家公司对外投资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不得超过50%），仍占其100%的股份，B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同样为100，则B公司的总资产也为200。在该种组织结构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控制了400(200+200)的总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平行结构），若仍保持100%的控股地位，然后，再通过a、B两公司向银行贷款，由于最高贷款额度均为50，在该种情况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了200(100+100)的财富。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控股股东持有100%的股份⑩，即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字塔结构仍然可以发挥杠杆效应，扩大整个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
当金字塔结构中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时，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会更明显。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该公司50%的股份，则a公司的资产为200；然后，a以其50%的资产进一步去投资B公司，仍占其50%的股份，则B公司的资产也为200；a、B两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均为200，其资产均扩大至4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可以控制800(400+400)的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若仍保持50%的控股地位，则a、B两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100；a、B两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贷款最高额度均为100，其总资产均扩大至2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400(200+200)的财富（刘启亮、李增泉、姚易伟，2006）。这个例子只分析了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当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进一步增加时，这种杠杆效应会更加显著，金字塔结构与平行结构的差异就会表现得越明显。
进一步，我们从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角度来分析金字塔结构的债务融资优势。继续以上面提到的a、B公司为例，两个公司的总资产均为200，而且资产负债率保持50%，假设a公司持有B公司的权益比例为，如果母公司的合并报表只需要抵消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权益（不存在其他抵消会计处理），则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表示为200/(400-100)。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为0时，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50%；随着的上升，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也会上升(11)，当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全部的权益时，资产负债率上升为2/3，高于单个公司的50%。从此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集团中单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变，金字塔机构的杠杆效应仍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也随之上升。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集团客户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了银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企业集团新设立的层级还能不能获取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国有银行监管一处课题组(2003)对于4家国有银行上海分行发生信贷关系的69家企业集团的调查统计表明，目前的企业集团信贷管理制度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尽管各分行对企业集团主要是通过实施统一授信来控制和防范风险，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集团的所属关系比较复杂，集团成员增加迅速，银行无法掌握集团（关联）客户整体情况。因此，银行往往更关注对每个具体的借款主体进行授信管理，集团统一授信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另外，银行与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系统无法有效控制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预计企业集团仍有动机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借款规模，而且通过相互担保、粉饰报表、抽调资金等方式增加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使金字塔的杠杆效应发挥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以下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会越高。
企业的融资约束是与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显著相关的。Rajan和Zingles(1995)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通过减轻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更加容易的获取外部资金(Demirguc-Kuntandmaksimovic,1998)，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Love(2001)对金融发展在减轻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会随着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江伟和李斌(2006)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其他投资机会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提供了金融发展减轻企业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鉴于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企业能够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获取更多的外部债务融资，进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因此，通过验证是否在融资约束更强的地区存在更多的金字塔层级就能为本文的解释提供经验证据。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来讲并不发达，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特征
1.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深沪两市2003～2006年ipo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定义的民营上市公司是根据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来确定的，只有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一个或几个），我们才认为该公司是民营上市公司。选择2003～200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为，2003年以前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无法取得。根据2003年最新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12)，发行人应以方框图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根据对民营企业的定义，本文共选取了97家样本公司，剔除其中一些有海外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存在大量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以及一些实际是集体所有制的公司，最终确定了88个样本公司，其中2003年有16家，2004年有39家，2005年6家，2006年27家。这种各年分布并不均匀的情况，与2003年到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有很大关系。
本文需要验证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由于非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无法取得，本文对此关系的研究只追溯到上市公司，即以上市公司作为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而对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之间关系的验证则可分别追溯到上市公司与最终控制人。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及年报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数据库；金字塔层级数据根据招股说明书中以方框图形式披露的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以及上市公司控制控股子公司的数据手工整理得出；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有关财务数据均来自招股说明书。
本文所采用的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Depth)数据，包括我国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另外，本文使用的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等来自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另外，本文所采用的其他变量的数据全部来自“wind资讯”，其中公司财务数据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数据，即如果一家公司2003年上市，则采用的财务数据截止日期为2002年12月31日，依此类推。
2.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
(1)金字塔层级
已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在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结构中，控制性大股东位于金字塔最顶端，上市公司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然而本文的数据统计发现，大多上市公司处于金字塔结构的第一层或第二层。上市公司所在层级情况如表1所示，处于第一层的上市公司有31家，占35.23%；处于第二层的有52家，占59.09%；而处于第三层的只有5家。
对金字塔层级的计算，参照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如果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存在多个链条控制关系，则选用最长的控制链，然后用最终控制人与该公司之间的层级数代表该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复杂程度。当最终控制人只控制一层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之间存在另外一家公司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对于上市公司所控子公司的层级数计算也参考这一方法，当上市公司不存在控股子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只有一层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
通过此方法，本文计算了所有样本公司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表1给出了这些样本公司的层级数统计情况。从表中看出，在所有88家样本公司中，4家(4.55%)被最终控制人直接控制，30家(34.09%)公司存在两层的金字塔结构，44家(50%)公司存在三层的金字塔结构，10家(11.36%)公司存在四层的金字塔结构。可以看出，金字塔结构在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两层与三层的金字塔结构是最普遍的。这些特征与Fan,wong和Zhang(2007)的发现是基本一致的。
若以上市公司作为最顶层的公司，由表1可以发现，不存在控股子公司的上市公司有12家，仅占13.64%，有64家(72.73%)的上市公司控制了一层子公司，另有12家(13.64%)的上市公司控制着两层子公司。
另外，本文样本中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控制，如果追溯到家族而不仅仅是最终控制人，这些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例如威尔科技(13)(0020016)所在的企业集团，由家族共同持有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100%，再由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威尔科技60%，所以控制家族的控制权并没有超过现金流量权。表2给出了本文样本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情况，可以看出，当追溯到整个家族时，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为0.85，全体样本的偏离程度为0.88。可见，本文样本中民营企业集团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债务融资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2)融资约束
本文使用金融发展程度来度量各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主要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Goldsmith,1969)。国内一些学者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时也仿照这一做法，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从4个角度来衡量各地的金融发展程度，包括：(1)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2)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3)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各地区其他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4)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获得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GDp的比值。
其中前两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度(Depth)，第三个指标用来衡量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第四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对于这些变量，本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指标，如2003年上市的公司，采用2002年的指标，依此类推。但由于2005年的金融发展深度数据无法取得，本文采用最近年度即2004年的数据作为2005年该指标的近似度量。从表4的描述统计中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以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为例，该指标的均值为1.25，最小值为0.71，最大值为2.40。这一统计结果与卢峰和姚洋(2004)以及江伟和李斌(2006)的统计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3)负债比率
对企业负债率的高低本文采用多个指标进行衡量。由于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且，在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通过大量的关联交易来相互占用资金，在报表上表现为应付款项的增加。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以及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SDa)来衡量企业的负债率水平。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企业集团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获取债务融资。表4列出了本文样本公司的负债率指标的统计描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
（二）模型设计
1.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为了检验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负债率会越高，本文提出模型一：
其中，被解释变量负债率(LeVeRaGe)包括总资产负债率(tLa)，银行借款／总资产(tDa)，长期借款／总资产(LDa)，短期借款／总资产(SDa)4个指标；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因为无法获取非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财务的合并报表数据，因此对于这部分检验，我们的研究样本只限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
参照已有的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郭鹏飞、孙培源，2003），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因素、行业因素与宏观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公司的成长性(GRt)、净资产报酬率(Ro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所在行业(inD)以及制度变量—市场化程度(maRKet)。
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即净资产报酬率越高，公司会有更多的内源融资，因而资产负债率越低，本文预计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报酬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可能更多的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因此本文预计负债率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于已有的研究并未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
2.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为了检验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本文提出模型二：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分别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两个方面。解释变量(inDeX)包括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
Laporta等(1999)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解释股权集中与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almeida和wolfenzon(2006)也指出，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金字塔结构的链条会更长。因此，本文的模型中引入了法律制度环境变量(Law)，作为对投资者保护程度度量，并预计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Fan,wong和Zhang(2007)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因此，本文引入了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wealth)这一控制变量，并预计符号为负。
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权益报酬率(Roe)、公司规模(SiZ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和公司所在行业变量(inD)。由于目前研究金字塔层级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本文预计以上这些变量会对金字塔结构的层级产生影响，但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表4为本文主要连续型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五、结果及分析
（一）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1.单变量分析
表5描述了按层级数进行统计的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由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和其他几个负债率指标高度相关，且统计结果基本相同，因此表5只列出了层级数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的统计结果。从中不难发现，层级数为1的样本有16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平均值为0.21；层级数为2的样本有63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为0.27；层级数为3的样本有9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率高达0.32。这些统计结果初步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整个企业集团的负债率越高，金字塔结构发挥了债务融资的杠杆作用。
2.多变量分析表6是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行业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越多，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tLa)越高，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另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整个集团的银行借款(tDa)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集团通过所控制的子公司获取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建立的层级数越多，从银行获取的信贷总额也就越大。并且进一步证据表明，短期借款比率(SDa)与长期借款比率(LDa)分别与金字塔层级呈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的单尾检验（这种较弱的显著性可能与本文的样本数量太小有一定关系）。该结果说明，建立金字塔层级越多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
总之，表6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一，企业集团设立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该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越多，这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同时也说明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放大整个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来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二）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1.单变量分析
表7给出了各个省份的样本分布以及相对应的金字塔层级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融资约束较强的省份，如广西，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多，平均为2层；而在融资约束较弱的省份，如北京，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少，平均仅为1.25层。如果按金融发展程度把样本公司分成三部分，可以发现，第一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0.77，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2；第二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04，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1.94；第三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77，金字塔层级平均数为1.81。该结果初步表明，在融资约束越强的地区，企业集团有更强的动机建立复杂的金字塔结构。
2.多变量分析表8和表9是运用模型二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其中表8中的企业集团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9中的企业集团则进一步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如表8所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股权结构与行业等变量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金融发展程度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pD)与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指标是显著的，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15%显著水平的单尾检验。表9是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所有金融发展程度指标都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3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金字塔层级数显著负相关。这一系列结果表明，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就会越多，该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二。
在控制变量中，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与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该结果并不支持已有的投资者保护与金字塔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另外，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也不稳定，该结果并不能完全支持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结论，即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越多，所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会越少。这说明，尤其是在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从投资者保护或者权益融资的角度，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规模(Size)大体与层级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Roe)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对金字塔层级数的影响不稳定，只有在整个企业集团的分析中，分别与层级数呈显著的负与正的相关关系。
总之，表8和表9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差的地区，企业存在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的企业会设立层级更多的金字塔结构。结合对模型一的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企业集团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来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三）进一步研究
金字塔结构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规模，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然而，另一方面，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增加了企业集团整体的信贷风险，也增加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成本。因此，金字塔结构整体上为上市公司带来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字塔结构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检验了企业经营业绩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衡量，主要引入了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会计业绩，用资产净利率(Roa)来衡量；一是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用公司上市首日的市场回报率(DRetURn)与公司上市后一年的年累计收益率(YRetURn)来衡量。其中，年累计收益率由该公司的月收益率计算得出，由于2006年上市的公司上市不足一年，无法计算年累计收益率，因此在该部分的分析中本文只得到55个样本。
表10为本文对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Roa)与市场表现(DRetURn和YRetURn)均与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层级越高，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会越差，包括会计业绩与市场表现。这一经验证据表明，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并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正面的效应。当然，本文提供的这一证据较为简单，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并不能完全反映金字塔结构的特征(14)，本文还使用了加权层级数(wLaYeRS)对本文两个模型做进一步的验证。具体来讲，本文以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级的总净资产(15)规模为权重，对金字塔结构层级数进行加权平均，这一指标把金字塔结构层级长度与宽度结合在了一起。以上市公司600352所在企业集团为例，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层级数为3，其中第一层总净资产为30321.93元，第二层总净资产为7885.54元，第三层总净资产为850.80元，计算其加权层级数为(30321.93×1＋7885.54×2＋850.80×3)／(30321.93十7885.54＋850.80)，即1.25层。表4的描述性统计中给出了按这一方法计算得出的上市公司所控制企业集团的加权层级数统计情况。
表11为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加权金字塔层级数(wLaYeRS)与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
表12和表13分别列出了融资约束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表12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13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可以发现，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和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个指标均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也都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单尾检验；当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时，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些结果与表8和表9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表明前文关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结构的分析和结论是稳健的。
为了避免内生性的问题，即企业集团的整体负债率可能也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本文采用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进一步进行验证，即把模型二中金字塔层级数的预测值代入模型一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4。从中可以看出，预测层级数(pLaYeRS)与负债率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通常与当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即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弱（樊刚、王小鲁，2004），因此，金融发展程度与企业债务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较弱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可能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包括借贷资金支持在内的各项资助，从而可能会弱化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16)。但是，由于该因素对金融发展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正好反向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从而会弱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即该因素会导致我们更难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公司金字塔结构层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市场化程度通常与政府干预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在研究模型中加入的市场化程度(maRKet)这一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该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考虑到该因素的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结论
产权理论认为，制度是解释组织结构的逻辑起点。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民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解释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认为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放大了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从而更能适应存在融资约束的金融市场环境。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权集中与债务融资依赖往往是并存的，而且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基于以上两点，本文的解释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以我国证券市场2003～2006年间公开发行股票的88家民营企业集团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首先，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该结果说明了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其次，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层级也就越多，这表明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该发现对金字塔结构的权益融资解释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由融资约束诱致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提高了整个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银行对企业集团的借贷风险，因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规范企业集团的融资行为，并完善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以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有研究表明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的企业集团会阻碍外部资本市场的发展，甚至通过游说政府，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变革(RajanandZingales,2003;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因此，进一步研究金字塔结构是不是低效率的，是适应了外部的金融发展环境还是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注释
①金字塔结构指拥有某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而这一家公司又持有另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这一过程可以被多次重复。与金字塔结构相对应的是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是指一家公司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而这些公司不再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
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04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民营上市公司数为212家，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的1/4强，其总市值占沪市的11.34%，流通市值占沪市的16.28%（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
③由德隆系上市公司的公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上述现象。德隆集团除了通过上市公司直接从证券市场上融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上市公司以贷款担保、抵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其中，新疆屯河有2.9亿元大额存单被质押，对外担保约8.58亿元，9.96亿元资产被抵押；合金投资被集团其他公司占用资金1.8亿元，未披露的担保4.82亿元，其控股子公司1.44亿元国债被德恒证券挪用；天山股份对外担保超过2.5亿元，3亿多元表外银行贷款被用作委托理财；重庆实业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5.11亿元，占净资产的183.8%，其中逾期担保1.08亿元。可以看出，在这些被占用的资金中，上市公司自身的资金只占少数，多数的资金是通过担保的形式，由德隆的其他关联公司从银行获得。
④当然，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来自于民营企业内部。例如，有调查表明，民营企业自身信用和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是造成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主要内部原因（《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4》第357页）。
⑤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相关文件包括：银监办发(2003)69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防范关系人贷款及关联企业贷款风险的通知》、银监会2003年第5号令《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04)51号文《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
⑥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越大，股东和外部小股东的问题会越严重(Laportaetal.,1999;Claessensetal.,2002)。
⑦这些企业集团通常采用金字塔结构。
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同时存在比较发达的权益市场与银行系统。
⑨2001～2005年，中国的GDp以约每年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而股市却陷入了长期低迷。
⑩Laporta等(1999)并未考虑金字塔结构中的全资子公司。
(11)随着的上升，母公司从外部获取的权益融资减少。因此，金字塔结构中的上一层级持有下一层级的股权比例可能是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之间的权衡。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金字塔结构中的股权集中现象，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一解释进行展开论述。
(12)2003年3月24日中国证监会重新修订和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2003年修订）》第五节第三十九条规定，发行人应以方框图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
(13)资料来源：2004年招股说明书。
(14)例如，若最终控制人以相同的资产来构造相同层级的金字塔结构，资产在各层级的分布就会对其吸收的外部资金产生影响。在维持集团内各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同的情况下，分布在底端的资产越多，整个集团吸收的外部资金越多。即，公司对外投资占其净资产的比重越大，该公司通过子公司获取的外部借款越多。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8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挑战;监管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挑战
尽管我国立法目前尚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以明确定位,但我国事实上已存在各种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一是以集团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母公司不再是经营机构,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控股机构,全资或控股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以及各种实业公司,如中信控股、光大控股等。二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母公司是主要经营某种金融业务的银行、信托、证券或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或者直接由母公司参加另一种或多种金融业务,如中国银行的中银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三是以实业公司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其特点是,在金融机构增资扩股中,产业资本、民营资本投资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类金融机构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企业集团对金融机构投资不受限制,这类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较快,如宝钢、山东电力、海尔以及泛海系、爱建系、东方系、德隆系、万向系、希望系、金信系、农凯系在内的家族。
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方面,我国目前实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同时,为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初步建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即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但这种安排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存在监管空白和盲区。首先,尽管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但是对事实存在的以实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无法监管,造成监管盲区;对其他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在控股公司整体风险方面还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其次,分业监管这些金融控股公司时会产生许多问题,如不同的子公司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易出现重复监管;金融控股公司会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进行转移资产,以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再次,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
对以集团公司为主体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信为例,按照我国现在的监管模式,中信旗下分业经营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但中信控股公司不是一级被监管的机构。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尚未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对其整体监管的法律依据和标准更是缺乏,如控股公司负责人往往是下属被控股金融子公司的实际掌门人,掌握了资金的调度权和日常经营决策权,但监管部门无法对其进行任职资格的监管,形成监管真空。在这种监管真空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就不能被监管者和投资者所了解,其透明度也较差,而且也会出现资本重复计算、财务杠杆过高、内部交易等问题,集团的违规操作就可能无法纳入到金融监管者的管辖范围之内。另外,在这种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各监管机构缺乏协调,难以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进行评价,对其整体风险缺乏认识和控制。
对以实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德隆集团,其控股的金融子公司各自接受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的相应监管,而对于集团本身,在目前的机构监管模式下,无法对其进行监管,造成严重的监管缺失和风险。德隆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
应建立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但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相关法律的重大调整,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如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先行设立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金融控股公司解禁整备法》。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条件
成熟后再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这样不仅有助于节省立法成本,而且有助于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融合,减少法律制度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也减轻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法律体系的整体冲击,为实现平稳过渡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现阶段,建议先行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定义,从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内部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与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为依法监管提供依据。同时,修改和完善现行《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向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过渡。
(二)确立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模式
目前国际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牵头监管模式,即根据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在多个监管机构中指定一家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者,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整体监管,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功能监管。如美国的伞型监管模式。第二种是统一监管模式(也称一体化监管模式),由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业。如日本、英国等。第三种是分业监管模式,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层面暂未监管,而是对控股公司内部各金融子公司进行分业监管。上述监管模式有各自的特点。一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是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很难说哪一种监管模式是最优的,而应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选择,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首先,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实施统一监管所必要的一些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统一监管的需要,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作为被监管对象的金融业尚未达到能够适应统一监管的水平,因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实行统一监管模式的时机尚未成熟。
其次,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特点,同时具有多种金融功能的实现手段,而且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子公司、信托投资子公司、保险子公司或证券子公司也可能同时具有实现某种金融功能的手段,己很难用传统的纯粹的机构监管方式对金融创新下的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了。金融业务创新使金融机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机构监管方式有可能出现监管空白。而采用功能监管方式,由于金融功能是相对稳定的,尽管金融功能实现方式互相组合、千变万化,但是只要金融监管方式随着其金融功能作出制度安排,就可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功能监管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有利于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有效地防止金融风险的跨行业感染与积聚。
再次,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功能监管的基础上,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的风险不可小视,必须明确对其的牵头监管者,负责对其整个公司层面的业务规范、风险控制,以保证金融控股公司以安全和健康的方式运行,防止其经营状况威胁到关联存款机构的生存。同时,负责牵头完善监管当局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建立协调机制,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因此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选择上,可借鉴美国模式,采取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模式,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层面上由牵头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子公司则由各监管机构进行功能监管。牵头监管机构可确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将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制度化,进一步完善相互沟通的机制、方式和内容。协调各自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举措,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
随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综合经营和规模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随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金融法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在现实需要、理论认证充分的时机,将监管模式由牵头模式过渡到“一体化监管”,如英国、日本模式。
(三)明确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重点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内容,应充分考虑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风险,借鉴巴塞尔联合论坛《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及欧盟的最新指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应确定市场准入的标准和要求,如股东适格性、最低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等。并建立
市场退出机制,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变更、重组和终止事项、退出程序等,对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援救行为作出一定的限制,并规定当子公司的危机可能殃及母公司、或海外子公司被当地政府收购时,应作破产处理。
2?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
在对其下属各金融子公司本身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的同时,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提出要求。一是要解决资本重复计算问题。在计算存款机构本身的资本充足率时,原则上应将其对控股公司内其他子公司的股权投资从其资本中扣除,并规定哪些投资应从核心资本中扣除,哪些应从附属资本中扣除;在计算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时,应在并表基础上进行,未并表子公司的投资应从总资本中扣除。二是应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最低资本充足率,并对此作连续动态的监管。三是建立有效的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评估机制。
3?严格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不仅是导致风险传递从而威胁存款机构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引发利益冲突、产生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严格规范,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交易种类、交易条件等作出限制性规定,如对存款机构与关联企业之间交易的限制,以及对存款机构在与集团成员共享资源时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对由利益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的控制;对集团内部交易进行量上的限制。
4?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集中度的控制
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并不是单个子公司风险的简单叠加,而是存在相互对冲和相互加大的效应,为了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在总体上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些特定交易对象、地区、部门和金融市场,应对其风险集中度进行控制,建立风险集中情况的分析和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按照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业务、同一客户、同一币种、同一市场等进行风险集中度的测量。并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与集团外单一交易对象的总的交易金额进行控制,规定此类交易金额不得超过控股公司总资本一定比例,或超过一定比例时需向监管当局报告。同时建立内部防火墙,防止风险的过度聚集。
5?建立防火墙制度,防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传递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错综复杂的资本结构、集团内部交易以及信息、商誉等的共享,极易导致集团内部的风险传递,并可能进而将风险蔓延至其他金融机构,影响金融稳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一是建立法人防火墙,设置独立法人实体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经营,以区隔各自风险传递。二是建立一般防火墙,如信息防火墙、人事防火墙、业务防火墙、资金防火墙制度等。在防火墙制度设计上,应结合我国目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实际,以适度从严、着力于风险防范、分类设置和重点保护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为原则。
6?建立金融控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制度
建议以“适当适宜原则”为基础,结合现有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制度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建立对金融控股公司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制度。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及金融子公司的高管人员品行和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对控股公司和子公司高管人员相互兼职加以适当的限制。同时对在不受监管的其他子公司的任职的、但同时对整个集团或受监管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高管人员予以关注。
7?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9
关键词: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风险与优势制度设计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在金融全能化浪潮趋势下,经历了出于金融防范风险而建立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和法规体系到今天实践创新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及国有商业银行等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这很显然是金融领域的新探索,但金融立法上的空白要求我们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规范其发展。
一、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理性分析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二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从事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监管环境和经营文化下,为适应扩大了的金融业务范围而创建的一类金融企业。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土壤:
(一)国际趋势。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回顾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格局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业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再经过中、长期的金融创新与融合的演变。成功的典例是美国和日本。经历“金融大爆炸”结束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转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整合,吸收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势,摒弃两者的缺陷,向更兼容的模式发展。
(二)自身机制。风险和效率是金融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我国的金融立法更强调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实施严格分业经营管理。随着入世承诺的兑现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我们唯有在提高金融竞争力和效益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与安全。正如学者所说的“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市场地位的逐步确立,不断追求利润,是金融控股公司产生的微观原因”。
(三)实践探索。目前我国全面实行混业经营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如缺乏一元化无法满足在全面的混业下各金融领域界限淡化的要求;资本市场上透明度低尤其是证券市场,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脆弱;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不完善。如果实现“一步到位”混业经营则极易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实践中,四大国有银行纷纷建立金融公司。此外,光大、中信等也是我国实力较强的金融控股公司,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
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与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有其自身合理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风险,这是事物的二元论,存在的价值正是其优劣的博弈结果。
(一)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优势
1.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增加某一金融服务产品的数量,如扩大银行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以吸收更多的存款,来降低成本;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如利用同一个银行网点同时销售证券、保险、基金等不同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
2.金融创新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使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成为有机整体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各业务间不受或少受限制,使金融部门内部各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并衍生出新的金融业务,从而促进金融创新。
3.风险分散优势: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来统一调度资金,通过多元化、综合化经营,分散单一业务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合理的投资组合来转移风险。在集团层次设立统一的风险监管机构,提高子公司风险控制的有效性,降低控制风险的成本。
4.便捷优势:这主要是针对客户来说的,即“一站式金融服务”亦称“金融超市”,就是将各种金融商品和服务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消费者进入一家金融超市就可以同时进行储蓄、信贷、信用卡、保险、基金、股票等多种金融交易。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风险
1.资本金的重复计算
资本是金融机构存在的生命源,是抵御风险的缓冲器,是债权人利益的终极保证。然而为了实现资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容易出现资本金重复计算的问题。通常表现为:(1)集团公司拨付子公司的资本金在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2)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和相互投资,造成资本金多次计算。同一笔资本金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最终会导致集团的整体风险。
2.内部关联交易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交叉持股关系和繁复的资金链,使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成为经营策略的重要内容。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担保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关联交易,无形中使控股公司的各个法人形成了一个债务链。此外,关联交易还增加了各子公司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如果发生内幕交易必然会妨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3.风险传播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一旦出现风险,会随着各公司的内部交易相互传递,引爆整个集团公司处于风险之中。风险传播可细分为风险传递和传染两个方面。传递效应是指金融控股公司个别成员的危机将通过错综复杂的有形、无形联系外溢、回波层层放大,殃及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升级为系统风险。传染效应是指即便金融控股公司只对子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集团成员间也已经设置了防火墙,外界仍会因某一成员的危机而对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的经营稳健和信用能力下降。传染效应源于外界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传递效应的担忧,反过来又加剧了传递效应。如金融控股公司往往基于维护集团整体声誉的考虑,调度资金救助濒危子公司,这本身就可能成为风险传递的渠道。
4.监管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质是冲破现有监管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淡化金融公司的界限,强化母子公司的信息交流。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式的监管: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以及监管的标准和范围各不相同,不利于监管机构互相协调行动,形成严密的“防火墙”,隔离风险的传递。但是母子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却弱化公司的监管,造成“监管真空”,为委托问题提供方便,进而诱发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环境的动荡。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设计
金融公司会计制度篇10
一、证券业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必要性
2004年1月1日起，《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在中国所有的证券公司实行，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新制度给证券业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适用于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等。
以前证券公司主要执行的是1999年颁布的《证券公司会计制度一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这一会计制度虽然对于规范证券公司的会计核算，反映证券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然而，时隔近5年，该制度已在很多方面不合时宜;证券公司无论从公司规模，还是从业务拓展;无论是公司内部管理，还是政府监管层的监管要求;无论是我国会计制度本身的改革和发展，还是广大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关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会计制度亦不能真实反应券商的实际经营情况;不能满足广大投资者对证券业会计信息的需求。另外，自从我国加入wto以后，证券行业在国内、国际的竞争也在加剧，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证券公司会计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在实施方面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方式。即首先于2002年1月1日起在上市的金融企业(包括上市的证券公司)和外资金融企业实施;2004年1月1日起在所有金融企业(包括证券公司)执行。
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与1999年颁布的《证券公司会计制度》相比更加详尽、规范、严谨。这对于提高我国证券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增强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防范金融风险，促进我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有着重要意义。从宏观意义上来讲，证券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必将提高证券行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全面提升证券公司在社会中的公信力;从微观意义上来看，证券公司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必将促进证券行业在具体经济业务的处理上，采用更为谨慎的会计政策，同时在会计信息的披露上，将更加及时、充分和完整。这不仅可以夯实证券企业的资产，挤干利润中的水分，还可以及时提示证券企业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大大增加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执行对证券业的影响
在新制度实施以后，给券商带来的影响是在预料之中的，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究竟会给国内证券公司带来哪些影响，证券公司又将如何应对是业内人士所关心的。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两年来对证券业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产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券商的资产“缩水”严重众所周知，2001年下半年，股市进入连续几年的熊市阶段，证券公司开始全面陷入困境，历史遗留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国内券商的不良资产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之前，证券公司需要计提的准备大致只有坏账准备、投资风险准备两项。但新的会计制度重新对资产进行了定义，由此引起券商多项资产核算方法的改变。新制度中，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根据资产的定义，当企业某项资产不能或者可能丧失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时，就有必要转销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因此，新会计制度中扩大了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把计提范围扩大到了8项，增加的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抵债资产减值准备(如有)等等。计提减值准备不仅范围扩大了，而且提取的比率也需要提高，这些都会导致资产的缩水。这在一定程度补上了可钻的空子，减少了虚报资产的可能性.以海通证券为例，2004年海通证券的坏账准备金是19.45亿，与2003年报的4551万元相差了19亿。这显然给券商带来不小的压力。总体而言，证券公司总的资产规模会大大缩水，甚至不少券商净资产可能出现负数。券商资产规模的大幅缩水，引发的后果将是，有的券商因取得主承销商资格、银行间拆借市场的资质、开展业务创新(如券商发债)的门槛与公司总资产、利润、净资本紧密挂钩，而面临丧失资质的风险，有的甚至会出现破产。
(二)利润水分将进一步被压缩
除了资产规模的大幅缩水外，新增的预计负债科目、调整会计处理方法等新变化，在弥补以往会计制度的不足、对券商的资产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压缩券商利润中的水分。如增设的“预计负债”科目明确规定，证券公司的预计对外负债包括提供担保、商业承兑票据贴现、未决诉讼等或有事项产生的负债。又如，规定要求开办费不再按照5年期限分期摊销，除购建固定资产应予资本化的费用外，所有筹建期间发生的费用，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在证券公司开始经营当月一次计入损益。这些都将增加券商的费用开支，挤压利润中的水分。从目前券商的经营状况看，规定中对券商利润影响最大的是有关自营方面的要求。如规定取消了自营证券跌价损失科目，但增设了资产损失科目，要求证券公司按规定提取应计入损益的各项减值准备，其中包括自营证券跌价准备、坏账准备等等。一方面将资产损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和明确;另一方面也更为合理。因为原有的自营证券跌价损失只有发生在自营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才计提，而新制度规定，自营无论盈利，券商必须按股票市价与成本孰低原则来计提自营证券跌价准备，此举将有效避免券商利用会计规则掩盖自营业务潜亏的现状。因此，从总体情况看，规定势必对券商利润产生影响，但是，最终的结果还需看各家券商的执行尺度的松紧。同时，也因证券公司而异，如果有些券公司早已严格按照计提标准执行，则影响并不大。
(三)对资产管理业务清理规范使券商委托理财的真实情况显露出来
在原有会计制度下，一些未到期限的委托理财项目，即便亏损也不用做出跌价减值准备，更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中，而是作为表外业务来核算，因此可能掩盖了本已严重的问题。普通人很难从报表中辨别券商委托理财业务的真实情况。
新会计制度对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进行清理规范，对于风险和收益仍由证券公司承担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应严格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公司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进行核算，并在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转入表内反映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具体情况。这使券商难以再掩盖委托理财的潜亏。这些明确的要求，显然会使券商委托理财的真实情况显露出来。
申银万国2004年上半年亏损2.51亿元，其巨亏的关键原因在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亏损2.65亿元;资产减值损失计提1.75亿元。细看申银万国2004年年报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其中受托投资管理收益一栏，2003年被调整为亏损21亿，2004年亏损继续扩大为26亿。委托理财的巨额亏损.直接导致未分配利润2003年为一27.74亿，2004年为-28.4亿;股东权益2003年为14.4亿元，2004年为13.8亿元。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2003年为240亿元，2004年为178亿元，共缩水60多亿元。根据某券商的内部报告，我国券商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大约在2000亿。业内人士测算，2000亿规模的亏损大致在300亿，券商的不良资产率也在40%-50%;左右。
三、新形势下券商的发展对策
(一)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成为当务之急
新制度的实施，要求会计人员更新会计知识，转变会计观念，提高职业判断能力。新制度与现行制度的重要不同之一是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八项减值准备的计提比率。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质，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综合能力，高度的敏感性和较强的洞察力。因此，会计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学习，才能适应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从整体上看，当前券商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有一定的差距，努力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成为券商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完善内控制度，加强风险管理
对比新旧制度可以看出，不良资产或受托理财规模越大，受到的影响将越大。因此，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对资产和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目前已经建立的一系列内控制度外，还应特别加强对风险的控制和建立预警机制。券商风险问题是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主要由于一些证券公司的历史包袱较重、长期违规经营、缺乏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以及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券商应加强内部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对保证金、投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进行全方位的自查和监管，清理传统的委托理财，杜绝挪用客户保证金、国债欠库等违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促使证券公司的各项业务开展趋于规范。当前，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对资产和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三)合理利用会计规则，灵活处理有关业务
与原证券公司会计制度相比，《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证券公司依据自身情况，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其经营特点的会计政策，并更多地运用“专业判断”。而新会计制度中部分会计处理方法仍存在回旋的余地，比如新增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预计负债等项目，都有赖于会计人员的判断和智慧。实际运作中，可充分利用会计上这种合理的“游戏规则”进行相应准备的计提等工作，根据公司不同阶段的具体经营情况灵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