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理论篇1
摘要：本文论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要繁荣昌盛，必须勤奋学习、热爱读书、善于思考。并从如何建立自发性、持续性的社区学习机制，从而引出全民学习的必要性：面对国内外形势，丞待加强学习；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不学习将成为新的文盲；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市民；我市产业结构调理，需要专门人才；终身继续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现实。因此，我们全体市民要与时俱进，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区。首先开展读书活动，建立全民学习的社会机制；其次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探索建设学习型家庭的有效途径；再次要有求知求进求创的精神，为我区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献智献策。总之，广大市民要志存高远，形成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新，自觉奉献的良好风气。为网的繁荣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加倍努力学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兴旺，必须要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作动力。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急关头，越要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既来自于数千年来无数人民的伟大创造与实践，也来自于我们的智慧。而读书与思考，正是智慧之重要源泉。中华民族之所以为礼仪之邦，之所以为文明古国，今天又之所以能走向伟大复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勤奋读书、善于思考的国度。
5月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张，获得广泛的响应。学习型社会是科技高新化、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等开放互动的学习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最终获得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网的飞速发展。因此，我区如何与时俱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区，本文作了初浅的探讨。
面对形势丞待加强学习
同志曾告诫全党：“当前的国际斗争，尽管形式多样，矛盾错综复杂，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才的竞争，是领导者的能力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国内，新世纪、新社会的各方面、各领域的不断变化和进步，使许多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面对国内外形势，全民丞待加强学习。
1、中国加入wto，不学习将成为新的文盲
加入世贸组织后，新型产业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在这种机遇面前，努力提高发展自己的素质已成为必需。今天，企业要成为学习型组织，社会要成为学习型社会，社区亦要成为学习型社区。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高智能计算机、生物技术等似曾高深莫测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已经走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生活在这样日新月异的时代，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已经成为个人终身相伴的一件大事情。在那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为终身学习规划自己的课程，无论老年、成年还是青少年。知识经济的到来，别的姑且不论，仅人的知识结构就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就是不识字的人，但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落伍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盲的重新定义，现代文盲是指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图表的人，不能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和管理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文盲概念，成为一个概念。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更快，新的语言和符号、图表会更多，使现在的语言、符号、图表由现代的前沿水平下降到基础知识的地位，不学习新的语言和符号、图表，就可能成为文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对文盲下了定义，社会和经济系统对人的素质提出了全新要求。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知识更新的速度太慢，就会成为新的文盲。
2、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需要高素质市民
作为跨世纪的新市民，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必须不停地充实和发展自己，学习各种理论，学习文化知识。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对个人来讲，要想获得稳定、较高的收入，就必须培养和激发创造能力。在我们的社会中，传统的体力劳动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技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涌现出了更多的成功者，也造就了大批失败者。各种职业在不断地出现、消失，各种人才在不断更新换代。江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为此，只有不断给自己“充电”顺应潮流才能站稳脚跟，获得成功。党的十六大精神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需要大批高素质市民。
3、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专门人才。
入世将对我区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就业。入世后企业不仅只注重高学历人才，同时更注重人才的通用性和综合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将少于2%。在此基础上，对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的要求必然会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入世后，我区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才争夺战，在许多领域会出现人才匮乏的现实。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将成为我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公务员如有职位空缺，都将严格按照职位要求，采取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一些跨国公司、企事事业单位亦将采取公开招聘、择优录用。这样人人机会均等，地位平等，人人都可以成功，全在自己努力争取。
在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区，也不能一蹴而就，要认真分析社区情况，人员分布、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兴趣爱好等。积极加以引导，趋利避害。
1社区人员基本上是在职干部，能够集中学习和参与社区学习的机会较少；且多数以各自为战为主，他们或在家中自学，或在网络中交流，或在单位学习。
2消费观念的差异，使多数人在读书消费上投入偏少，而在服饰或其他方面的投入却大把出手，引至学习资料缺乏的现象。
3随着高新技术、电子信息化的出现，书本越来越受到冷遇。图象和屏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与时俱进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区。学习型社区的建立已成为政治、经济、信息和文化全球化之后，奠定国家知识资本及保存本土性文化根源的基础，亦是我国迈向学习社会及建立终身学习体制的行动方案之一，因此，如何建立自发性、持续性的社区学习机制，将是我国能否成功提升国家竞争力，全民共同开创二十一世纪新局面的重要关健。
一、开展读书活动，探索建设学习型家庭的途径
1、评选表彰“学习型家庭”活动。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社区要依托文明市民学校、人口学校、家长学校等宣传阵地，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各种读书活动；针对社区内从事科教文卫工作的居民多的特点，邀请他们中的各类优秀人才前来授课。要在社区内积极开展“道德新风、科技学习、消费理念、法律知识、卫生知识”“五进家庭”活动。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家庭美德格言”“写给世纪父母”和“一二三”读书活动，评选表彰“学习型家庭”，召开“学习型家庭”经验交流会，积极探索建设学习型家庭的有效途径。精心设计吸引力强、参与面广、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颖载体，唱响学习型家庭的口号，推出一批学习理念新、爱学习，学习氛围浓、会学习，学习范围广、创造性学习，学习目的性强、学以至用的学习型家庭。引导每个家庭读书、藏书的习惯，要求每个家庭拥有一个书架、订阅两本杂志、300册以上的藏书。在全区营造努力学习，不断进取的氛围，为建设新型社区作贡献。
2、非典时期非常学习法。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发生非典疫情，人们外出的时间少了，在家中的时间相对多了起来，社区要积极响应全国工、青、妇以及新闻出版总署等四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五月份在全国广泛开展家庭读书活动的倡议书》，根据社区非典时期家庭成员外出比较少，留在家中时间比较多的情况，积极倡导广大家庭和全民多读书、读好书，为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活动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认真组织好书源，力争把家庭读书活动引向持久深入。社区要借此东风，将此时当作读书的好时机，组织“读书演讲比赛”，畅谈学习心得，把家庭读书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开展全民读书活动结合起来。制定长期读书、学习计划，为培育整个社区的阅读风气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为全民学习营造良好环境。
二、活到老学到老，建立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1、社区要成为学习型社区。要建立全民学习的社会机制，必须先了解学习型社区的定义。学习型社区的定义：学习型社区的需要兼顾个人成长与社区发展以终身学习体系提供民众学习机会及多元的管道以持续不断的学习，以公共领域的建立促进民众透过沟通与对话来关心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籍由批判与集体行动进行改革，使社会朝向经济进步与社会统合的目标发展。
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学习、学习、再学习，已经成为每个人终身相伴的事情，无论老年、成年还是少年。企业要成为学习型企业、社区在成为学习型社区。学习，终身学习对于人人来说，成为在所难免。要学会适应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
2、学习是终身行为，要坚持不懈。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市的市民必须有更高的目标和更快的前进步伐。社区广大市民必须不断学习，努力做到与时俱进，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要立足区情，发挥社区老干部多、文化素质高的特点，积极鼓励引导他们接受再教育，以老人大学和社区文明市民学校为载体，设立老人研讨班，研究社区各项大事、政治时事，学习新知识，提高社区老人自身素质，陶冶情操。以老人活动中心为载体，成立社区图书室，阅读室、南音社、健身室，为活跃社区文化做出贡献。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的侨乡工作。同时社区要成为学习型的社区，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进一步增强社区的活力、凝聚力、影响力。
三、求知求进求创，为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献智献策。
1、学习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一个现代化社会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统筹全面的思维能力；洞察问题的判断能力；把握未来的预见能力；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和不断开拓的创造能力。这些，是干部素质全面提高后所必须拥有的，是我区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工作高效的基础。因此，牢固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是干部自身成长的必备前提；是造就一支与时俱进的干部队伍的现实要求；更是广大党员团结带领广大群众迎接时代挑战、创造性地开展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迫切需要。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具备这些要求。
2、学习要与创新结合起来。社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为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宽裕型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学习要与创新结合起来，创新才有进步。要适应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确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和全员培训的目标。根据各自不同需求，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的干部培训工作格局。努力推进培训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的创新，提高培训效果。
新的机遇与挑战正不断迎面而来，广大市民要志存高远，形成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造、自觉奉献的良好风气。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传统。开卷有益，益已、益人、益民族、益国家、益未来。让我们行动起来，努力打好为网的繁荣和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建设诚信网，加倍努力学习。
注：参考书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专家辅导报告》
《wto基本知识问答》
社区建设理论篇2
[关键词]心理健康；健康城市；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G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549(2010)12－0011－01
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全球城市化快速发展给城市卫生状况带来的恶劣影响，提出了建设“健康城市”以保障健康为目标的一项全球性战略。健康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保证和促进人的健康。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基本单位，社区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既是连接健康家庭建设活动的平台，也是健康城市建设活动的功能单位。从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看，社区建设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家园，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在健康城市建设中应该以健康社区建设为突破口。在健康社区建设活动中将身体健康建设、心理健康建设和社会健康建设有机地整合到城市健康建设过程当中。
一、心理健康是完整健康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一定意义上看，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相比甚为重要，因为良好的心态往往是一个人成功的核心因素，更是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基石。所谓心理健康就是人的内心世界与客观环境的一种平衡关系，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一种良好关系的维持，即不仅是自我安定感和安心感的获得和确保，还要自我实现，具有为他人的健康服务的能力。心理健康的人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认识、情感、意志、个性等方面都达到较好的适应状态，人际关系和谐，意志品质良好，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更有效地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
二、健康城市的核心是保证人的心理健康
城市的健康应与人的健康相一致、相协调。提供健康食品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而营造健康环境(心理与社会环境)、倡导健康行为(社会与道德行为)则更注重提升人的心理健康、社会健康。这种对应预示着健康城市的建设是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而进行的活动，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生命成长不只是自然生命自然成长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的成长，而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则是精神成长的核心，也是健康城市建设的核心价值地位。因此，健康城市的建设应始终以人的心理健康为目标，应努力遵循“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三、“人的健康”发展对建构“健康城市”的意义
首先，从“人的健康”出发建构“健康城市”的建设思路，有助于达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科技的进步及生活的富裕同步增长，是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要让人们感到“幸福”，否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意义。
其次，从“人的健康”出发建构“健康城市”的建设思路，有助于完成城市功能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国际专家认识到，要做好公共卫生工作，改变人群的健康素质，仅靠卫生部门一家来开展，显然有点势单力薄。卫生部门可以依靠自己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优势，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提供技术上的保障，但完整的健康定义应当是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同时，全社会各人群健康行为的改变，必须有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必须有政策、法律、环境、教育、社区等多个方面的支持，必须强调个人与社会对健康所承担的责任，这样公共卫生的效果才会有保证，人人健康的目标才能达到。
四、“以人为本”
第一，将心理健康建设放在首位。健康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健康发展，而人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来实现。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建设虽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起步越早，成效也就越明显。相对于身体健康而言，目前心理健康建设尚属刚刚起步阶段，发展基础薄弱，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第二，建立健全社区心理健康机构。建立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并与个别或集体心理健康咨询工作相结合，宣传、预防、教育与治疗相结合，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传授一定的自我心理调节机能，帮助解除各种心理障碍，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第三，建立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加强卫生教育和预防疾病方面的工作，加强与心理健康服务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与健康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其他部门和职能之间的联系与协作。
第四，提高儿童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质量。儿童参与将提高和增强为提高儿童生活所采取的干预活动的有效性和质量，并积极促进儿童其他几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和改善。因此，要在实践中探讨和形成社区发展中儿童参与的操作模式，以便最终达到儿童能够自己确定他们的真正需求，亲身介入行动计划的设计、实施及评估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管敏秀，社区健康营造之现状分析与策略研究，台湾铭传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社区建设理论篇3
[关键词]赋权理论；旅游发展；社区参与；能力建设
[中圈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2－5006(2008)09－0022－06
0 引言
目前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的地区一般是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地理和区位的劣势，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也更加突出，旅游发展的优势为他们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契机。旅游业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的城市化，推进乡村社会转型有积极意义。在旅游业中寻找合理的方式，让社区、让农民得到共同的利益和全面的发展实为必要。但实际上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工业和其他产业为基础的现代都市社会，并不是仅仅靠把生产用地变为景区用地、把农民变为旅游生意人以及达致一系列经济指标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发掘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需要各利益群体的协调。如解决不好，还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专注于农村研究的学者认识到对于农村社区的问题，农民自身的问题，仅仅靠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同情心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农民的视角”探究“农民眼中的农村实际”。学者们认识到要对农民的行动做到“投入理解”和“同感解释”，即将自己置身于农民身处的社会环境，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来理解农民，同时按农民自己赋予他们行动的意义来解释农民的行动和农民的态度。
农民被迫进入市场，而他们在市场上得不到任何保障，市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带来了风险和使他们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参与旅游业，实现就地非农化，转移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农民进入市场化所面l临的风险，特别是抵御风险能力差的西部地区农民。相对于其他行业，旅游业则相对容易进入且风险不太大，主要是面对游客提供服务，更进一步的参与是监督政府和企业在自己社区内的发展规划和导向。当然，旅游业的参与门槛也不会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低，以为“旅游业的发展，特别适合于那些经济技术不太发达、教育不太普及的地区。旅游业不像其他产业一样，需要进行全面的技术培训”。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所需要的观念和能力，毕竟是可以通过培养实现的。要提高社区农民在旅游开发各个环节中的参与程度，就离不开社区能力的建设。
赋权理论(empowermenttheory)为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参照。该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盛行于社会工作、妇女研究、贫困研究、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等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赋权方面的研究。有的学者研究了伤残农民工的赋权问题，指出“赋权(empowerment)是赋予权利或权威的过程，是把平等的权利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对象并使之具有维护自身应有权利的能力。透过这一过程，人们变得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和机构，并且努力地加以改变”。赋权，也译作增权、充权、培力、增能等。有学者认为“增权理论强调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倡导个人通过一些中介系统如学校、邻里或其他自愿组织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行民主参与，透过自我实践增强能力(权利)，实现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环境的变迁。在整个理论体系及其工作实践中，‘增权’是核心的概念，它指向获取权利的行动、过程和结果”。
在旅游发展中，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制度安排的原因，相对边缘化的农村社区缺乏实现自我利益主张的权利和能力。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需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发现：没有赋权，社区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是难以达成的。许多国家的社区被置于决策过程之外，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和决定并不是经过他们而作出的，因此而导致了由政府、规划者和开发商执行政策并主动保持可持续性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情形应该由社区赋权来改变。新西兰学者瑞吉纳・斯基文斯(ReginaSeheyvens)在其文章《生态旅游与当地社区的赋权》中，从4个层面提出了赋权的框架，以此用于社区和发展商规划适度参与生态旅游的方式。其赋权框架理论是在弗里德曼(Friedmann)所提出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3个层面赋权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赋权，而成为4个层面。国内关于赋权在旅游领域中的研究还未出现。本文将运用瑞吉纳・斯基文斯(ReginaScheyvens)所提出的面向社区的赋权框架来对中国的西双版纳傣族园、阳朔遇龙河、阳朔世外桃源等旅游社区，分别从经济赋权、心理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4个方面阐述社区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这些案例社区虽然在旅游业的推动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依然需要进一步的赋权和社区能力建设，才能使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区能力得到全面成长，才能实现真正的社区发展。
1 经济赋权：让社区从旅游中广泛受益
经济赋权是旅游最为直接的特征，经济影响是旅游业最显而易见的特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是把旅游所带来的正面经济影响看得尤为重要。
在指导思想上，地方政府把进行旅游开发作为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脱贫奔康的有效途径。在现实中，社区旅游的确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积极性也迅速提高。社区在参与旅游业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农村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
社区建设理论篇4
关键词：学校体育设施；社区体育设施；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4-0083-06
aStudyoftheoryConstructionofSportFacilityShareofSchoolandUrbanCommunityinChina
LiXiaotian1,wanGKaizhen2，LiJingyuan3
(1.GraduateSchool,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Capitalinstitutionofphysicaleducation,Beijing100088,China；
3.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CnteroftheGeneraladministrationofSport,China,Beijing100763,China)
abstract:FirstlytheoriginofChina'sshareofsportfacilitiesbetweenurbancommunityandschoolisdiscussed;thenfromthetheoryofpublicproduct,institutionalchangeandinnovationtheory,thetransactioncosttheory,andthepropertyrighttheoreticalanalysisareabsorbedastheoreticalfoundationoftheissue;basedonthetheorytheissuessolvablearepresented,andattheend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sportfacilityshareofschoolandurbancommunityisconstructed.
Keywords:schoolsportfacilities;communitysportfacilities;theoryconstructionofsportfacilityshare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社区体育设施场地建设落后、设施场地紧缺制约着社区体育的发展，而学校教学安排的特点使学校体育设施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的大部分时间后属于闲置状态，在我国其他地区学校体育设施受到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体育设施建设落后，与之相比之下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人口增长较快，其体育设施场地建设都相对于学校建设滞后。对于这两者体育设施的紧缺与闲置并存的现状来说，通过加快它们的体育设施的建设都不是解决他们体育设施紧缺的权宜之计，也不符合我国的当前国情。从国外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的成功经验来看，实现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解决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发展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的长久之计，还可以给今后我国城市社区、学校体育的体育设施布局、类型的发展提供诸多宝贵的建议。我国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场地共享还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有些地区已逐步实施学校向社区共享体育设施，但毕竟是少数，且他们尚处于试点，还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社区向学校共享体育设施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实施相互共享体育设施存在着众多困难，困难有从宏观层面上的，例如：观念制度层面的、管理体制方面的等等；从微观方面来看，有管理方法的、安全的、资金的、物耗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的共享。
本研究共享理论的问题，研究共享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因此本文引入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作为本文立论基础，并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建构一个体育公共服务理论体系解决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中出现的问题。选择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体育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其主要原因在于：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这一制度的变革基本影响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因此在研究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问题中必须考虑制度因素的影响；2)学校体育设施资源与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决定了其应该由谁来配置，这决定了体育设施共享服务的主体，而公共产品理论为其性质提供了分析的路径和必要的技术；3)体育设施共享服务由谁提供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组织内部提供服务的交易成本太高，那么就需要转到其外部提供，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是为了分析服务提供的内外部效率；4）长时间以来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产权不清，致使体育设施资源富集与贫瘠共存，产权理论对于人们明晰学校、城市体育设施的产权性质提供了分析路径，为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提供理论依据。
1影响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几个关键问题
1.1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问题在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共享过程中，对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属于什么产品，目前研究很少涉及到。这对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特点，它属于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成为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的理由是什么，在使用过程如何体现排他性及竞争性。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对于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帮助意义是什么，学校与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要求两者共享体育设施，那么共享体育设施由谁来
投稿日期：2008-07-03
作者简介：李骁天，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体育。埋单，埋单的原因是什么，由谁来推动共享，由谁来提供共享。此外，站在资源论的角度来看体育设施是资源，那么这种资源的性质是什么、它有那些特点等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这些围绕着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的产品性质的问题对于解决共享中的理论问题以及理论架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一个适合的理论视角去探索这些问题对共享有着重要的意义。
1.2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制度变迁的问题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单位配置资源转向由社会配置资源。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导致体育设施资源紧缺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在社区。社区资源配置由先前的单位配置改为市场、社会配置，社区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已成为由政府主管小区开发商建设的形式，尤其在城市社区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建设形式保障不了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有效配给，社区体育设施用地与建设只是一个美丽的“设想”。在此种建设模式下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受到了限制，需求限制不会造成无需求，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会寻找解决的办法去满足需求。从最早报道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可以发现，共享是社区为了满足居民需求而与学校协商共享体育设施。这时的共享在学校与使用者之间的目的是什么，从宏观角度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它对于学校与学校外部使用者之间意味着什么。现今这种从局部制度改变逐步向全国扩展，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扩展的动力是什么，政府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需要做什么，微观与宏观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都需要解释，站在什么理论、什么角度去解释，需要一个理论去研究上述问题。
1.3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可行性问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衡量共享能否可行的一个标准。毫无疑问，共享体育设施的社会效益是无可厚非的，那么经济效益如何评价，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探寻解决。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发展都遇到了关于设施紧缺的问题，尤其是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设施紧缺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开放的可行性，在这里引入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概念，学校依靠修建设施来缓解设施紧缺，缓解学校与社区使用设施的压力来说不具可行性，这种方式属于组织内部解决。因为一是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去购买体育设施；二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行；三是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要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源不可行。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是组织外部，假如从组织外部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共享，那么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体育设施资源有什么样的差异与共性，假如它们实施共享对于这两个组织的经济效益如何。
1.4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的来源与归属问题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属于教育资源，由政府教育部门来配置，学校行使体育设施的管理权与使用权。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一般属于社区居民、开发商、政府体育部门所有，例如小区中的全民健身路径就是由政府体育部门来配置，小区中的体育场地就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小区中的健身会馆属于开发商。这些设施都属于体育设施，它们性质不同，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所有。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资源，必须了解这些分属不同部门、系统的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这些体育设施资源分属不同的部门、系统为不同的人群服务，它们共享的基础是什么，换句话说“凭什么共享、共享的依据是什么”。学校体育设施由政府教育部门配置，它来源于政府，使用范围却仅限于学校，同样社区体育设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辨别设施资源的来源与归属变得异常重要，这是双方共享资源之前必须明确的问题。资源归属、来源与前面资源性质问题的分析角度不同，前者是说明体育设施为什么共享，是从资源本身产品特点角度说明共享的可能性，而后者是解释资源从何而来，明晰资源使用不应局限在学校或者社区这样的小范围。一个是分析资源的来源及归属，一个是分析资源特点性质，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城市社区、学校共享体育设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2实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
2.1共享理论之一――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公共产品学说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量的产品。[1]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2]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非竞争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边际生产成本为零。这里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2)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数量和质量，这种产品不但是共同消费的，也不存在消费中的拥挤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两个特征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还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在公共产品的两种特征中，非竞争性是其基本特征，由公共产品的自身特点决定，而非排他性则由产品以外的因素决定，如对公路是否收费。广义的准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仅具有公共产品部分特征的产品，又称混合产品；狭义的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利益外溢性特征的产品。有些产品所提供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人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共资源作为准公共品的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3]公共资源是一个资源系统，公共资源的两个特征即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这样描述：一是资源使用不受限制；二是这种资源是稀缺的。为了理解体育设施的公共资源性质，需要认识资源系统和由该系统产生的资源单位，同时对两者加以区别。资源系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而又不损害储存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它通常包括个人在体育设施中使用的时间次数。公共资源的特征决定了资源系统是共同使用的，而资源单位却不是共同使用的，而是有一定竞争性。公共资源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共享性，这一点在很多时候被当作既定的前提而忽略不提；二是非排他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而产生了搭便车问题；三是竞争性，因此而在使用中产生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
2.2共享理论之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该表述是制度的广义概念，包含了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方面。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有两种含义：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二是如何从旧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即新旧制度如何转轨的问题。[4]制度创新被视为制度变迁、制度发展的同义语，用以表达“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的动态过程。制度创新可定义为：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进行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完善现有制度或制定新制度的创造性活动。
关于制度变迁比较著名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5]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型变迁，它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种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或一个团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概括为：1)盈利性。即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2)自发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有关群体对制度不均衡的一种自发性的反应，自发性反应的诱因就是外在利润的存在；3)渐进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为供给主导型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是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以非排他性的产权结构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6]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这两类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它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如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而强制性变迁却面临着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问题的困扰。制度变迁的核心原因在于经济主体希望获取最大的潜在收益。从结果上看，则是非均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制度变迁，而制度安排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对现存的制度理论的更新、制度规则的变革、制度组织的调整、制度设备的改进或对全新的制度的科学合理构建。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相一致，是社会规范的前进运动、优胜劣汰和积极发展，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某些具体制度安排的改进、完善、健全，它的进行一般是渐进式的、程序化的和经常化的。
2.3共享理论之三――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这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初步形成。交易是对人的时间、精力、空闲的配置和耗费。交易成本一般指的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直接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其他费用，或者说是企业在企业之外即市场交易中必须面对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决定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还是在组织之间进行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1)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低时，无论从规模经济还是从治理成本上看，都是市场采购更为有利；2)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高时，则内部组织更为有利；3)对于中间状态的资产专用性来说，这两种成本只有很小的差别，这时很容易出现混合治理，即可以看到，某些企业将从市场上采购，其它企业将自行制造，而两者对当前的对策都会表示出不满意。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了描述或刻画交易的目的而倚重的主要维度是：1)交易重复发生的频率；2)它们受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与种类；3)资产专用性条件。其中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许多可辩驳的含义取决于最后一个维度(资产专用性)，可以说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它用途，并由其使用者重新配置而不牺牲其生产性价值的程度。资产专用性可分为六类：1)场地专用性；2)实物资产专用性；3)人力资产专用性；4)品牌资本；5)奉献性专用资产(专向资产)；6)暂时性专用资产。
2.4共享理论之四――产权理论产权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形式，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产权理论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安排产权结构，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运行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何谓产权？德姆塞茨注重从产权在社会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来阐释产权。他说:“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现在一个基本被认可的定义是：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系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的本质：1）产权是与某一物品或财产有关，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意味两个人不能同时拥有控制同一事物某种相同的权利，特定的产权只能有一个主体。产权虽然与排他性有关，但并非涉及产权就必然是排他性产权，产权可以分为排他性与非排他性产权，下文提到的体育设施的公共产权即是一种非排他性的产权，主体具有多元性；2）产权是一种行为权利，因而是界定人们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这是产权的基本属性。产权的所有者以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所表达的特定方式行使权利，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产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规则明确了交易主体的权利、责任和收益关系；3）产权是一束权利的集合，产权的分解是社会分工发展在产权权能逐渐完善的重要体现，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出资权与经营权的分离；4）产权是可以交易的权利，作为行为权，产权具有现实的与潜在的经济价值，因而具有可交易性，但这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在于该产权排他界线是否真正明晰性。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产权概念具有独立意义，考察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时，引入产权能够较为直观地揭示它的表层权利结构。
3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理论分别治理的问题
3.1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选择公共产品理论目的分析是阐明其共享的必要性。学校、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是在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中来阐述。具有非排除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的物品就是准公共产品，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准公共产品。就非排除性来看，理论上一个学生对学校体育设施的使用并不影响在学校节假日中或者非教学时间社区市民或者学生的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因为体育设施供给随着使用体育设施人数的增加，一方面边际成本并不一定为零，因为人数增加可能会迫使学校增加设施，在维修体育设施资源、管理体育设施等方面花费相当一部分资金，使得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假设边际成本为零，还可能出现拥挤成本。虽然一所学校同时容纳许多人，但体育设施能量或容量的限制而出现拥挤现象，所以拥挤成本不为零。从这两方面来看，体育设施资源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学校、社区体育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或市场提供，但是费用由政府来补偿，也就是政府为共享体育设施资源的费用“埋单”，对学校、社区而言，政府要补偿体育设施资源消耗时发生的费用，但是资源的提供者可以是非政府的机构――学校、社区。这样非政府机构提供的体育设施资源就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进行“交易”，为不同的主体所共享，而共享资源发生的使用费，可以由政府直接拨付给资源提供机构，也可以先拨付给学校，然后向资源提供者支付。
为了理解体育设施资源的公共资源性质，需要认识资源系统和由该系统产生的资源单位，同时对两者加以区别。资源系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而又不损害储存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它通常包括个人在体育设施中使用的时间次数。公共资源的特征决定了资源系统是共同使用的，而资源单位却不是共同使用有一定竞争性。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具有非排他性，不能阻止他人的使用，但在同时间段多人使用会造成拥挤效应，所以学校、社区体育设施是一种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资源。
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是公共资源，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的原因，造成体育设施资源在横向管理中的不能合理流动，形成拥有资源的“贫富悬殊”，这些体育设施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由于隶属管理边界的不同，出现使用权替代所有权行驶管理。以学校体育设施为例来说，学校称之为资源占用者，由于体育设施资源单位存在可分，进而造成学校这个资源的占用者不愿承担体育设施资源提供活动，这里的提供活动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体育设施不供公众使用。忽略了体育设施属于公共资源的这个既定事实，使用公共产品理论为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到共享提供了切实的理论基础。
3.2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的可行性学校向学生提供体育教育中所需的体育设施，社区也向社区居民提供体育设施，但是体育设施供需在学校与社区中是有差异的，学校体育设施供过于求而有的社区则供不应求。对于社区体育设施需求不能被满足时，这种需求应该由社区内部自行解决还是由外部通过市场来满足，也就是交易在内部进行还是在外部进行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决定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还是在组织之间进行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7]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社区、学校而言，体育设施需求由社区、学校内部满足还是由外部满足其交易成本是不同的，要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以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如果把学校内部提供体育设施看作是内部服务，体育设施共享(外部组织向学校提供资源)则可以视为一种外部服务，至于内部服务的成本与外部服务的成本哪个更低则要视“资产专用性”水平而定。如前所述如果专用性水平高，采用内部服务有利，如果专用性水平低则应采用外部服务，而当处于两者之间时应采用混和治理(服务)。由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专用性水平较低。社区、学校难以满足市民、学生需求而的那部分资源应选择外部服务来提供，即通过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服务来完成，其间的交易成本可谓最低。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具有可行性。
3.3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配置中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引入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目的在于制度变迁解决共享中的宏观问题，制度创新理论使宏观中的问题微观化，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变迁在分析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制度的变更，制度创新分析制度变更过程中相对应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其结果应该是什么，而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所以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是对制度创新理论的修正。用制度变迁理论来修正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延伸，是制度变迁的微观层面具体化，以及关注未来体育资源配置制度的形成才是我们最需要的。[8]
制度变迁对于资源配置方式影响颇深。制度分析表明，资源配置的转换和生成是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相互约束的变迁过程。外部制度环境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的必要条件，内部制度安排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充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制度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影响体育设施资源配置转换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转型期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在外生性变量的作用下，正在发生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改变。9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资源配置方式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本身是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从变革的趋势来看，体育制度的变迁将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对体育制度的变迁影响深远，同时也对体育设施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巨大作用。从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短时间内就集中地创造出市场化运作形式，不同程度地把公共体育与市场结合起来，[8]例如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人们的体育需求逐渐由单位体育向社区体育转变，体育设施的供给由单位向社区转变。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体育制度变迁不是单一强制性变迁或者诱因性制度变迁，而是走向强制性变迁与诱因制度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体育设施供给不断的市场化，资源配置由单一的政府配置资源转向了由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这表明体育设施资源不仅可以由政府提供，还可以通过市场提供。因此，当社区体育设施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锻炼需求，而又无法从政府手中获得所需的更多资源时，社区就会转向市场，从市场中获取体育设施资源，同时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者采取互惠互利的办法来取得这些资源的使用，这是当前体育设施资源共享中最常见共享的雏形。这里的市场以必定存在相符的资源为前提，那么存在这个适合的体育设施资源的市场即是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以强制性变迁与诱因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共享。因此在这里对于双方共享必定采用诱因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制度变迁道路，另外从目前学校、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也能昭示出在社区发展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自发性共享的同时，国家将会强制性推动此措施。
上文昭示出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指宏观方面制度的演进过程，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变化与宏观层面不同应是在制度执行层面的创新以解决制度供给的不足，这种创新是以政府部门为主要动力的资源配置管理方法的创新。在教育部门、社区之间资源纵向流动的基础上加强横向资源流动的问题，将学校融入社区的大社区管理理念，这样可以实现，同时在具体方面这些都必须从制度创新的理论角度加以解释。以制度创新的角度去革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在政府管理的层面上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管理，强调在政府领导下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做到“纵向资源配给，横向流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4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归属阻碍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共享的问题之一就是公众对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的产权归属认识不清。我国的学校、社区无论是政府拨款设立的还是企业及行业部门投资设立的，本质上都是纳税人行为的公共体现，纳税人的纳税行为使其有权通过合法形式在其一生中不断获得学校体育设施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目前除私立学校以外，我国公立学校基本上都是我国公民缴纳税金，国家进行二次再分配，分别用于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使用[9]。此外社区体育设施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体育公益金修建，这个就更是应该对外开放，因此基于这一点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国有资产。[10]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目前现状应是所有权与管理使用权分开了。但是这个既定的国有资产的事实不应忽略，它应该成为共享的一个前提。学校有义务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同时社区必须向学校开放体育设施资源。通过产权理论确定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属于国家，学校、社区只负责对其的使用权与管理权，而无所有权，在这里表现出产权的可分割性。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学校、社区是没有权利将准备进入的使用者排除在外，尤其是在学校体育设施处于闲时的时间段内，通过合理、有效地管理方法实现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共享。
4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的理论搭建
对于前面的学校、城市社区共享的理论基础不是单一的理论呈现，而是通过理论融合形成一种理论架构来整合上述这些理论，解决共享中出现的问题，即构筑资源共享机制，即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借助政府制度创新引领学校、社区这两者内区域资源整合，突破现行的横向流动的樊篱。
本文认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应该建构在三门学科的框架下，从四大理论上获得基础性支撑。三门学科指的是经济学、管理学，四大理论指的是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之所以认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应该建构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是因为该理论至少涉及到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问题。
首先，构建教育资源共享理论的目的之一是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我国体育设施资源相对社区体育资源来说非常丰富，因为学校体育设施使用上的特点在学校中却存在着体育设施资源利用不合理，效率低下，甚至浪费的现象。具体而言，学校由于课时安排的原因造成体育设施部分时间闲置的，而社区却存在体育设施少及无体育设施的状况。因此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的构建是为了促进学校与社区在使用体育设施进而上升到使用体育资源合作，实现体育设施资源共享，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紧张与闲置的现实矛盾。
其次，构建教育资源共享理论的目标之一促进社区与学校协调均衡发展。在我国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每一个城市内部也普遍存在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即使是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差距也非常明显。由于各地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差异、管理体制不顺等原因，使得本已存在的区域之间、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不均衡现象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如任其发展，则会延缓社区体育的发展，必然会引发新的体育发展不均衡，社会发展不均衡，甚至会造成诸多社会隐患和矛盾冲突。因此体育设置资源共享理论把目标指向体育发展的不均衡乃至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努力促进社区及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
再次，构建体育资源共享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人的平等与社会公平。自《体育法》产生以来，享受体育的平等权利，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公民的受体育权为《宪法》所保护，公民平等享受体育的权利则由于《体育法》的颁布和实施而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事实人们的体育锻炼的权利还有很多掣肘的地方。
5结语
中国经济社会开始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体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体育资源配置、开发和利用的旧有体制。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对体育的需求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稀少的体育资源与巨大的社会需求形成强烈的反差,矛盾加剧，原有的资源配置的种种不合理暴露无遗[11]。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是解决目前城市社区体育与学校发展中缺乏体育设施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拥有较多的体育资源――体育师资资源、体育设施资源等。这种资源配置的差别造成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不均衡。两者对体育设施使用的时间特点发现这两者之间可以对体育设施进行共享。
那么社区与学校共享需要学校先行，当前共享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使人们认识到共享中出现的问题远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综合、全面、系统分析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揭示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而造成。公共产品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成本交易理论、产权理论无疑是洞悉这些问题的最佳理论与最佳视角。整合这些理论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是解决今后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出现的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目前刚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紧紧围绕着资源共享理论探索共享中宏观与微观管理模式与方法将会促进共享的发展，沿着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对资源进行配置、共享管理，特别是在和谐社会下协调发展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推动城市体育的和谐发展将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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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理论篇5
［关键词］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基层社会管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对苏区的政权建设特别是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力量，积累了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政权建设思想。认真研究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后的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特点
1．将基层政权建设作为苏区政权建设的着重点。
苏维埃共和国先后在1931年、1933年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明确规定：“市苏维埃、乡苏维埃政权，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特别重视基层政权建设，认为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在乡这一级。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1］p343他还强调指出：“乡的工作重心在村。”由于重视基层政权建设，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苏维埃的基层政权就象一张周密的大网，将苏区各级政府与广大民众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就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有效地推进苏区各项工作，苏区也得到了有效的扩大和巩固。
2.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民主的政权。
为体现工农政权的性质，保障广大劳苦民众当家作主，实现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化，中央苏区非常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政治建设。首先，建立和健全民主选举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民主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乡(市)苏维埃的代表，完全由全乡(市)的选民大会选举出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和《苏维埃暂行选举法》都明确规定了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确定工农代表比例、划分选举单位、公布候选人名单、报告苏维埃的工作、注意妇女的当选等相关选举内容。使更多的工农群众积极参与苏维埃的选举，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这一基本政治权利。其次，建立乡（市）代表会议制，推动基层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化。乡（市）代表会议由乡（市）选民依法选举的代表组成，是乡（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苏区在乡（市）普遍建立乡（市）代表会议制，以吸收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基层政权民主管理。一切重大问题和任务的完成必须经过乡（市）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讨论决定，实行议政合一。此外，建立代表联系制度，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和接受群众监督。乡（市）苏维埃的代表，除规定的常驻人员外，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根据代表和居民住所的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每个代表都有固定联系对象，从而保证上级的命令、指示和居民的建议和提案都得到及时的贯彻和反馈。
中央苏区这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建立，使苏区群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享有了民利，受到了苏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3.实行小区域小组织的行政管理，组织形式更符合实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规定了乡（市）苏辖区的管辖纵横范围和管理人口数，而且还规定，由于“级数太多，指挥不便”，必须精简村级组织。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因为少了村级组织反而带来了工作上的困难，随即又逐步恢复了村级组织。《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乡的全境之内，应按照距离远近与居民多少划分若干村。但每乡至多不得超过5个村”。在《乡苏怎样工作》中认为，村“一般以划得小为好，村划得大了不便领导工作”。小区域小组织的乡村级行政管理，是符合当时苏区的实际情况的有效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使得苏维埃密切接近于群众，不因管辖范围太大，而不能够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情况和需求，反而使民众的意见能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得到讨论与解决，为群众参与建设苏区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在乡苏维埃和市苏维埃之下，还组织各种专门的工作委员会，作为乡（市）苏维埃的执行组织，辅助乡（市）苏维埃行使管理职能。委员会分经常组织和临时组织两种，根据工作的经常性与临时性来决定。乡（市）苏维埃下设的各种委员会，可根据工作需要并经上级苏维埃同意后增加或减少，每个乡（市）苏维埃代表必须参加一至两个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吸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委员会，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管理，行使管理国家的主人翁权利。因此，委员会制度是联系广大群众，推进苏维埃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
4.坚持苏维埃政权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谋福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工农兵政府不仅要动员人民进行战争，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如：“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p136—137他强调政府要特别注意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革命的政权，如果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就会失去群众，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3］p136他还专门写了《乡苏怎样工作？》的文章，明确规定乡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是四个“最”，即：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4］p343正是在这种重视民众、关心民众思想的指导下，苏区制定的土地法、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法令和决议，都深得人民拥护。直接来自民众、依靠民众，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发挥它的政权职能，也成为苏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显著特色和优势。
二、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社区建设理论篇6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国内研究文献；述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发展在三十多年间由17.92%上升为53.73%，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与城市的隔阂越来越大，农村建设与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农村社区建设就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了，此后在国家的政策号召和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一种新尝试，无章可循，避不可免的有其自身局限性。本文主要以近几年来的农村社区建设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些文献，总结农村社区建设的得与失，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关于农村社区概念的研究
从我国现有农村社区的文献资料来看，发现最早的研究者是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代表作分别为《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和《江村经济》，他们不仅开创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新历史，还为后来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附带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农村人口流失、城乡差距、官民冲突等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以完成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任务，学者们纷纷投入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徐勇对农村社区所做的定义是：农村社区是有广阔地域，居民聚集程度不高，以村或镇为活动中心，以从事农村活动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徐永祥在《社区发展论》一书中提出“农村社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方式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地域性或者区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般包括人口、文化、组织、地域这四个要素。”张成林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政府为发起者和推动者，以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整合农村社区内外资源，是实现农村的全面现代化并满足农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建设方案。
二、关于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研究
曹传柳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现状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把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为建制村合并型社区模式、建制村型社区模式、多村型社区模式和自然村型社区模式。杜漪以农村社区与城镇距离的远近为划分依据，把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为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袁方成则在评述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之上，从湖北老河市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出发，总结其经验和启示，提出构建“两型”农村社区的创新模式，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不管学者们的观点是否相同，其都应本着为民谋福利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各方面实际条件。正如滕玉成、牟维伟所提出的观点一样：不管何种模式的社区建设，都应该围绕以下基本方向，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把社区规划与社区管理相结合、与地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当地城市一体发展、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立足于完善有关的制度和机制”。
三、关于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与困境的研究
尹利民指出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困局包括“部门取向的差异、农村社区认同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供给不足或缺乏、乡村精英的流失与民间组织的发育不良”。张明锁、贺庆生基于河南四市农村的实证研究上，指出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即“一是资金来源单一、投入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二是居民点建设随意性强，整体布局分散；三是村民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参与度、信任度和满意度较低；四是社区志愿服务滞后；五是农村居民点整治‘被集中、被社区化’问题突出，呈现‘运动化’建设倾向。”周悦、崔炜认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是：领导协调机制不完善、居民有效参与度不高、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以及资金匮乏。司林波则认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出现了“被城市化”问题，即“超越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的、由政府强制推动的村庄撤并问题”。
四、关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吴业苗以城乡一体化为分析视角，指出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信”，又要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陈建胜认为城乡一体化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是要让农村居民享受到现代化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管理型的农村治理结构转变为服务型的社区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是强化农村承接各种社区服务的社区平台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起点。凌新等就认为“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要确立整体意识，变城乡社区‘二元治理’观为‘一体发展’观，创新城乡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宏观环境”。
五、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性研究
实证性研究能够科学、有效地证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情况，从中发现它的不足之处和成功之处。如王媛、黄腾飞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基于全国21省68个村2147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张明锁、贺庆生等学者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困境与突围路径分析――基于河南四市农村的实证研究》等文章，都是通过具体事例来反映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情况，从中揭示出所存在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博士论文，他们对农村社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以社会资本、社区认同、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为研究视角，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陈薇的《空间・权力：社区研究的空间转向》，张卫静的《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山东省莱芜市农村社区建设为个案》（山东大学，2013），张文静的《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与建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等。
六、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学界对农村社区的研究，其成果涉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社区的认识度，又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当然，任何研究只有不断进行自我批评，才能挖掘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因此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值得我们进行及时的改正和反思。第一，当前农村社区的研究多从某一方面进行侧重分析，缺少连贯性和系统性。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农村社区的建设内容与政治、经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而现有文献大都侧重于其中一点，没有系统地进行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对农村社区的系统研究，以增强其理论性和实用性。第二，学者关于农村社区建设主体的研究仍有待加深。就目前来说，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的，体现的是制度性运动，政府在其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不免忽视了其他主体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实践中，除了要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还应该明确农民、民间组织、企业等主体的作用，找出一条适合的多元主体合作建设的道路。第三，学者关于农村社区的比较性研究还不够。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类，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而农村社区建设则徘徊在原点。因此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城市社区建设中找到一些可行的经验来支持农村的社区化建设。第四，当前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还不够，且呈现地区的不平衡性发展。就目前来说，学者们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偏低于理论研究，且大多数研究偏重于经济发达地区，而对于经济水平一般的地区则很少涉及。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地转移部分的注意力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以达到全国各地的均衡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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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传柳.农村社区建设的四种模式及其选择[J].中国民政，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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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方成.“两型”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J].探索，2010（1）：130-134.
[7]滕玉成，牟S伟.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完善的基本方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0（12）.
[8]尹利民.农村社区建设：理论想象与经验困局[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5）.
[9]张明锁，贺庆生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困境与突围路径分析――基于河南四市的实证研究[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3）：9-12.
[10]周悦，崔炜.社会参与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分析与机制构建[J].前言，2012（9）.
[11]司林波.农村社区建设中“被城市化”问题及其防止[J].理论探索，2011（2）.
[12]吴业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12（3）.
[13]陈建胜.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浙江学刊，2011（5）：41.
[14]凌新，周小霞，李广平.城乡一体化视野中的农村社区建设[J].湖北社会科学，2009（12）.
社区建设理论篇7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会资本；有效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38-02
一、已有研究的述评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的社会资本及有效治理等问题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供借鉴：刘娴静，邝凤霞（2006）《重构社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现状，分析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并提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关键点，能够为城市正在深化的社区建设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苗月霞（2007）《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出应该通过发展城市社区自治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和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长远目标。潘泽泉（2008）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困境》一文指出社会资本的弱化和贫穷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原因。近两年的相关研究减少，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总体研究始终不足，并且更多的都在于集中解释概念和指出并描述资本缺失的现实，虽提出一些如何就加强社区社会资本的相关建议，但仍显苍白，现实性和深刻性不够。对于社会资本、社区建设与有效治理三者的关系没有做理论解释，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尝试性地希望引起重视并进一步丰富有关研究。
二、社会资本、社区建设与有效治理三者间的关系逻辑解释
在分析三者关系的过程中，归述社区与社区建设的内容，为现实所参照，这些内容本身来源于现实的归纳和抽象，弄清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从而寻求解决社会资本的构建路径。
（一）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城市较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缺乏，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指出农村社区是一个包含了一定地域风俗文化传统家族等要素，有着天然的所谓血缘地缘以及差序格局。城市社区则由于其开放性导致其人员的异质性和不可知性。中国的“熟人社会”，在人们成为熟人之前也是要经历一个时间过程（如何有效促成并且如何缩短这个过程是要重点研究的），农村因为本身同村邻里久已形成的关系（如亲属关系等）而早已彼此熟知，但是现代社会的城镇化、人口流动等因素都在冲击和瓦解农村里这种旧有的社会资本，目前以及今后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化的浪潮中与人口的流动大潮里，社会微观层面的洗牌导致社区异质性不断增强，而新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没有原始积累或者积累不足。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程度很严重，从现实层面去看很容易发现，像一些规建已久的社区可能由于时间的堆积，内部成员有一定彼此熟悉的联系（但是彼此的信任感等可能依旧不够），形成的一个相对熟人社会的领域，社会资本已有所积累（虽然可能仍显不足）。而城市中新建的社区，其社会资本不足的程度更甚，因为现代新建社区其中的居民并非有如农村村庄长期互动形成那样的社会联系，它开放性很强，最初形成的时候大都是不同的家庭进入，成员们可能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他们通常是互不认识不熟悉的，规范、信任网络、认同都是缺失状态。
总之，迅速的社会变迁导致当下的结果：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新的社会网络尚未建立或不能发挥效用；原有的信任破坏，新的信任尚未形成；原有的合作性被打破，人们倾向于不合作；原有的规范失去效力，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人们没有或者少有认同感，因此缺乏公共情怀。社区社会资本的依托方式或源头发生了改变，新的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即如何随着城市化的步伐，社区建设的跟进去构建社区的社区资本。
（二）逻辑一：社区建设与社会资本
根据朱伟《社会资本：基于社区视域的研究》一文所述：现代对社区的社会资本研究大致有两个观点：一是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二是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目标和取向。
因此，终极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个令居民满意的社区，也就是说社区建设才是我们的目标之所在，而社会资本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解决社区问题的手段与工具，千方百计地希望寻求构建社区社会资本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区，并且在社区成熟以后仍需要社会资本发挥其功能，来使社区有可持续的能力维持自身各方面功能的发展和发挥，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建设和运转的作用就像一个能量源，首先启动整台系统，并且将持续地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
社会资本和其他物质非物质资源一样，均是一个理想意义上完美社区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只有一个社区在其硬件诸方面完备，社会资本等软件性资源也过硬，那么社区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美社区。社区发展到这种先进程度时，在如此一个优良的秩序下，它的社区资本更是不断积聚并且质量也会有很大提升，也会形成一个良性的能量关系循环。
（三）逻辑二：作为隐性逻辑的社区建设与有效治理
该逻辑其实在论述另外两个逻辑时就已发现其踪影，对此做简单的论述以期体现文章整体的完整性。社区建设内涵其实就是其目的，即优良的社区，而一个优良的社区最基本的就是各种设施的完备、生活便利、治安良好等，这些给社区居民以起码的舒适，才能够久居过后产生发自内心的归属感，社区居民之间交往形成熟人网络，进而社会资本积累到较高水平，而较高的社会资本则可为进一步发挥有效治理，即逻辑三所要论述的。所以社区建设本身和社会资本就是一体的，统一性很强——这一点又是逻辑一所述的。
（四）逻辑三：社会资本与有效治理
社区的社会资本重要性具体体现在它内在的特质——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从有效治理方面说来就是社区拥有了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及时地解决自身的问题，并且是相对于没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成本会大大降低。社会资本，即关系网络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说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最好的基础资源。综观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不能简单孤立看待。在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拥有了社会资本的社区就像多了很多手臂，可以把握住有利于社区建设的资源，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优良的社区，它所具备的基本特征要素是较高程度的社会资本，最根本的任务即对自身事务的有效治理，只有提升了自身对处理各方面事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区才能称之为理想意义上的优良社区。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社区不断臻于完美而不断提升的，这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相互促进，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建设本身也是这种关系，综合三点来看，社会资本解决好乃是问题之关键，处于核心位置。
三、社区社会资本构建
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丧失并且得不到补偿，社会活力和社会效率必然受损，城市社区建设就得不到社区居民支持，更无法实现“善治”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主导提出的具体而且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例如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等，这些政策目标的提出要具有长远的生命才行。另外，它本身还应具有不断丰富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适性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因此，从理论上探析社区建设合理的目标模式指导实践是一项迫切任务。
（一）持久地做好社区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完善工作
必须清楚，所要建设的社区是一切为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围绕居民最现实关心、最直接具体的利益。通过各类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的经验参考，本文大致构建这样一个蓝图：便民、亲民、利民，提供人性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的社区，拥有衣食住行，停车、买早点、买菜、看病、社区绿化、保洁、治安等一应俱全的设施和保障，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而舒适的生活环境。这是人们认同感建立的基本保证，使人们交往交流，激发人们的公共关怀，人们开始参与社区事务，这些是社会资本建立的基础。而这项任务必须不断地跟进，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二）培育发展各种组织团体，引导社区成员社区参与
原子化的个人是不足以发挥作用的，必须通过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比如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议事会、小组会议等法定平台为主，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社区志愿者服务对等平台为辅，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提高社区非正式组织的社区资本，组建、培育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另外，信任感的形成，见面交流是第一步，避免社区成员自我封闭、互不交往的办
法也很多，通过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去举办娱乐性活动促进大家交流。
（三）创建社区文化、完善社区规范
社区规范是社区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为社区成员建立基本行为规范，进而使社区成员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则取向。具体方面比如：依法选出社区自治组织，推广社区内部直接选举制度；规范小区日常议事程序，小区主体的活动等。独立性和制度化是公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摆脱随意聚集“群众”的重要一步，上文提出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也旨在此，但必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在它们良好运转的基础上，依靠组织活动带领大家创建文明祥和的社区文化。
四、结论
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它是社会的缩影，建设良好有序的社区又是社会稳定的根基。综合而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迹象表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严重不足与缺失，重建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发育，乃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而通过组织、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乃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有效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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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理论篇8
“助人自助”理念城市管理社区工作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城市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位制趋于解体，城市管理亟待改革，社区的管理模式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社区治理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研究、社区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和非营利组织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
1.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包括了两种理论，一是“行政社区建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单位制解体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因此，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基本路径是以居住规模为核心标准把城市区域划分为若干社区（即居住区），力图通过重建基层党组织及其能力，行政权力向下转移以及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重建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因此，在行政社区建设理论中，社区是一个以居住区为分界基础的行政控制单元，社区关系的主导性质是行政性的。此理论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指导、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核心地位及主导作用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原则。
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治理模式的第二个理论依据是“政府主导论”，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主体呈多元化趋势，但是政府是治理的主要主体。在社区管理的实际运行中，政府通过对社区居委会财务的控制，使其具有行政组织特色。
2.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社区的优先性和自主发展性，认为社区自身的发展才是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所在。强调社区的相对独立性，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是培育社区自身的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力主“去行政化”“还社区于社会”。认为社区内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质不是行政性的，而是情感共同体或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互助关系。
这一结构中典型的两种理论观点是基层民主论和nGo参与建设论。基层民主论强调人民群众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政府发挥指导性作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小社区大服务”的思路进行改革。王琳、宋晓辉认为社区民主决策的主体是全体社区居民，以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决议。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认为党是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是党实现有效社会参与的组织前提。郑杭生教授也指出当今社区建设是在一个陌生人世界中进行的，在陌生人世界中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以党建带动社建，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
nGo参与建设论的学者主要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通常具有五个特性，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些决定了他们和政府、企业不同的角色、地位。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其基本宗旨是满足城市社区公民的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其扮演着把家庭和城市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
这些观点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即源于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以强调行为主体自为核心的自治理论，即公民个体表达权利的自和共同体管理自身事务的自。这一观点对不太重视公民及其组织的自的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符合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
3.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主张政府通过向社会赋权、分权，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由社区内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强化社区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这一治理模式看到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合作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公民社会理论和个权力主体参与共同事务管理的治理理论，理论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混合。
三、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两者间的关系
社区治理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是社区（包括组织、家庭和个人），并具有既定的资源和目标。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相应地，据此得出社区治理的一般性定义，它是一种培育社区秩序、优化社区组织运行、整合社区系统的集体行动，是引导居民、家庭或组织遵守社区规范、协调社区利益关系的过程。总而言之，社区管理就是对社区（居民、家庭、组织和制度）的管理。
社会工作是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归结起来，社会工作是以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困难的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组织和社区等生产和生活单位为工作对象，采取科学的专业手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实现助人自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工作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理应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具有的助人自助的根本价值属性，决定了它会对社区管理工作产生重要作用。
可见，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说，社区治理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兼具个案、团体和社区三大专业方法，所以社区工作治理属于社会工作的应用领域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社区管理还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它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管理的重要推手，这是本研究的立论基础。
具体来说，以“助人自助、服务社会”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兼具“寓服务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的特征，它在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化解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维系社区中个人、家庭、组织、制度和规范的互动，整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它与社区管理在实施内容和主要目标上的契合程度甚高，也成为社区管理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志愿服务的逐渐推广将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培养社区居民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意识，从而对培育整个社会的互助精神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实践
1.以楼门自治为代表的居民自我管理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本居住地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基层社区在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居民自治促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并已实现居住楼宇的自治与管理。而社区公共事务集体决策的居民代表会议制也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尝试。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管理与服务工作，也离不开公众的自我组织化。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社会工作理念指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协商正是在一种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过程实现居民的自我组织化的体现和尝试。可以说，社会工作恰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建立社工与义工的联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
社区应倡导并积极组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例如一些社区实行的“和谐促进员”志愿队伍，正是助人自助理念下的居民自我服务与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现。社会工作者是指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具备系统的助人服务理念、方法与技巧等知识体系，因此其优势主要在于专业性。然而，与现实需求相比较而言，专业社工的力量还相对比较有限，无法全面、深入地面对所有服务对象。因此，志愿者在其中主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批志愿者提供的集体性、目标明确的行动是对专业社工的有效补充。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工作，通过社工倡导与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可使志愿者在自助或助人的实践中与有需要的人士产生互动，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认可与接纳志愿精神，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提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支持存量，从而实现增进个人福祉与增进社会团结的积极功能。
3.动员社区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
社区内各种资源富集，但传统的单位参与和邻里互助的参与模式总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架构，使社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从而造成了社区内资源浪费与资源贫乏并存的尴尬局面。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区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困境，强调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整合社区居委会、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组织的力量，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优化了社区资源配置。从理论上讲，动员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是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有力保证。要促进社区参与的提高，就必须转变“单位参与意识”，培育“社区自治参与意识”。各单位在为社区发展添砖加土的同时，营造一个适宜自身发展的优良社区环境，从而也能为单位组织的长足发展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五、“助人自助”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指导理念
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饱含价值色彩的社会设置，其助人实践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践行其专业价值观的过程。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推手，社区工作者始终坚持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践行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上传递一系列有益于个人、社会的规范性价值。这种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居民互帮互助精神，二是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增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与水准。
强烈的互助与团结精神，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而有序地参与是现代新型公民的全新形象，后者是现代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当前我国社会秩序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运用现代社会工作事业培育社会互助团结精神、新型权责观念以及社会参与意识的工作，进而塑造新型公民是创新社会管理进而逐渐实现善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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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理论篇9
【论文摘要】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目标，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和谐社区建设。随着城市化进程对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是和谐社区的建设。我国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社区工作的发展，使社区建设逐渐由基础设施建设向提升社区服务能力转变。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欠缺和历史条件限制，我国专业社区工作者数量较少，且专业素质十分低下，严重影响了社区服务能力的提升与和谐社区的建构，从而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培养社会工作学生服务能力，把他们培养成专业社会工作者显得十分必要。
1城市化过程中和谐社区建设要求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1．i城市化过程的发展
城市化即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动态过程。城市和农村相比较，城市的建筑集中且高楼大厦林立。城市化除了要求高楼大厦等物质基础外，还需要大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强的城市社区。城市化是物质和精神共同建构的系统工程。高楼大厦构建了城市社区的物质基础，但和谐社区的建设还要从精神角度加以建构。
1：2城市化要求建构和谐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建设是城市化建设的基础。从结构层次来看，城市一般都是市下设区，区下设街道，街道下设社区。从组织角度来看，城市社区不是政府行政机构，而是社区自治组织。但从实际执行来看，我国城市社区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社区作为自治组织的功能是在街道及其上级行政部门领导下实现的。一定的结构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结构，需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相应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稳定功能和社会参与功能，只有城市社区得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些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1．3和谐社区的建构需要提升城市社区的服务能力
和谐社区，就是指社区的资源得到合理运用，社区环境优良，人口结构合理，社区服务能力较高，社区凝聚力、认同感及归属感很强，本社区与他社区及社会环境能够进行良好互动。
社区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社区服务指为社区里的居民提供各种生活及精神服务，或者说服务于社区的一切o从狭义来看，社区服务指对社区内的残疾人、老人、儿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旨在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总体来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量与服务的质都应该得到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的提升，可以充分调动社区资源，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提升社区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实现与他社区的良好互动。使社区成为和谐社区。
2我国社区工作重心转移要求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2．1社区工作重心由社区建设向社区服务转移
我国社区工作经历了一个由社区建设到社区服务的转变过程。我国早期社区工作主要是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组织、人员结构的建设过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居委会是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上的，而社区则是建立在社会化服务基础上的。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要逐渐实现“单位办社会”向“社区办社会”转变。这种转变包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组织、人员的建设。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在居委会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性建设，而社区组织、人员建设随着单位制的解体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探索生建设。随着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组织人员结构的逐渐完善，社区服务逐渐成为社区工作的中心内容。社会发展有一个从结构建立到功能发挥的过程。就社区工作来看，社区建设是结构性建设，而社区服务则是功能性发挥。也就是说，社区工作逐渐经历由社区建设这种结构性变化到社区服务这种功能性发挥的转变，是社会结构建立到功能发挥的发展性过程。
2．2社区服务中心地位的确立要求量与质的提升
随着社区建设向社区服务的转移，社区服务在社区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得到确立。目前来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量与服务的质都应该得到提升。量的提升表现为社区工作者数量规模的扩大，质的提升表现为社区工作者专业素质的提升。首先从广义社区服务来看，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性过程。就社区服务而言，就是要不断完善便民利民服务设施，不断提高便民利民服务的质量，使社区居民的需要得到不断满足。从狭义社区服务来看，社区服务要为社区里的弱势人群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福利服务，以便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由于社会转型的深人，以下岗为标志的结构性失业还在不断出现，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社区下岗职工和经济困难群体不断增多。要改善这些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有更多的专业社区工作者参与进来，提供更充分的社区福利服务，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实现社区的和谐发展。
2．3社区服务需要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随着社区服务在社区建设中中心地位的凸显，必须建立一支宏大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来开展社区服务。有人认为，开展社区服务，只不过是上级政府拨些钱，放点权，盖几个社区服务中心，没有什么难办的，现有社区工作员就足够了，不需要建设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其实不然，社区服务固然需要政府的管理与领导，但由于政府对社区建设是宏观的领导，很多具体方面还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者来提供专业服务。由于居委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工作员专业素质相对低下，不能够提供满足较高层次的社区居民需要的社区服务，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宏大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来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培养的过程。社会工作学生正是接受这种专业培养的群体，他们是建设宏大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最理想的接班人。
3我国城市社区服务队伍量与质的欠缺
3．1服务人员数量不够
目前来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水平还比较低，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城市社区服务队伍的欠缺。首先表现为社区服务人员数量不够。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会是在单位制的基础上运营的，单位给职工提供了很多便利和保障，这减轻了居委会的压力，因此，居委会的人员往往比较少。实行社区改革以后，新设置的社区工作员基本都是直接由居委会人员转变过来。由于单位制的解体，以前由单位给职工提供的便利和保障需要由社区单独来完成，社区工作员显得十分不够。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他们社区服务的人员充足，主要包括社区工作者和志愿服务的义工。由于社区工作开展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往往具有比较稳定的义工团体，这些团体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的义务服务会登记下来，形成时间储蓄，即他们提供义务服务的时间以后就是享受服务的时间，这刺激了更多义工的参与。与之相比，我国参加城市社区服务的义工比较少，几乎都只是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并且参与社区服务的频率也比较低。可见，我国社区服务人员数量还很不够。
3．2服务人员素质不高
我国城市社区服务队伍的欠缺其次表现为社区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由于社区建设起步较晚，社区工作者几乎都是以前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而居委会主要由妇女和一些残疾人担任，由于从业门槛低，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的社区工作知识。这首要表现为社区理论素养的缺乏。他们中很少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社区工作者。从业资格证一定程度可以说明专业素养。从职业认证角度来看，社区工作的专业认证很晚才在少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进行试点，全国性的从业资格认证考试2008年才开始。社区浓厚的地方特色，加上社会工作毕业生不愿到社区就业，造成我国大多数城市社区没有专业的社会工作毕业生，使得城市社区人员的素质极为低下。
要解决城市社区人员素质低下的问题，必须完善社区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制度，对长期不能通过的工作人员实行淘汰制度。
4社会工作学生是城市社区服务的主要后备力量
4．1社会工作学生可以弥补社区服务队伍量的欠缺
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目前，我国已有超过200所高校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学生和毕业生不断增多，逐渐成为城市社区服务队伍的主要后备力量，他们可以弥补社区服务队伍量与质的欠缺。首先，可以弥补社区服务队伍数量的欠缺。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全国性社会工作资格认证考试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就业层次逐渐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毕业生开始到社区就业，壮大了社区服务的队伍。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在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往往都有到社区实习的实践课安排，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也可以在实习督导和社区工作员的指导下进行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这弥补了社区服务队伍数量上的欠缺。
4，2社会工作学生可以弥补社区服务队伍质的欠缺
社会工作学生进入学校以后，将会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系统的学习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理论，掌握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的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对社区服务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我国社区服务队伍由于甚少接受专业理论的训练往往理论知识极为贫乏，只能用简单的方法去推行社区服务。随着社区的发展和社区居民需求的提升，这种简单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必须通过提升社区服务的质量来加以改变。对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借鉴，社会工作学生在经过专业课的学习之后已经十分熟悉。他们能够提供比现有社区工作者提供的更高层次的社区服务，这种高层次的社区服务可以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5社会工作学生社区服务的实践能力相对不足
5．1社会工作学生对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
社会工作学生经过专业学习基本掌握了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的理论知识。由于社区工作是从西方传人的，其经典理论模型基本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区工作基础上的，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由于社会工作学生到社区进行实践和实习的时间较少，它们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如果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社区理论来指导我国社区服务的实践，必然会因为实践环境的差距而导致理论适用性不够，从而犯经验主义错误，不利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因此，社区工作学生应该经常深人社区，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有清晰的了解。
5．2社会工作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实践活动相对较少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使得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还很不够。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设置还很不合理。实践课的安排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西方国家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进行实践课的学习，而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课安排往往很少，一个学期就几节实践课，往往还流于形式，这使得社会工作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实践机会相对较少，阻碍了他们社区服务能力的提升。
可见，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量与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社区工作人员的欠缺，需要社会工作学生加入到社区服务中去，而他们社区服务的能力却相对低下。因此，必须培养他们的社区服务的能力。
社区建设理论篇10
关键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ki.jlny.2016.13.075
1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理论分析
1.1自治理论
自治理论在农村社区自治研究中可以定义为农村社区内部的各种事务均由村民共同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来管理。自治理论着重强调政府与社区内部自治组织之间权利的分配，在社区中形成高度自治的权利主体，这一理论相对比较合理。但这一理论在防止各个权利主体因权力关系而发生冲突方面以及对权力组织的定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1.2新公共管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对政府的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政府作为多元管理主体的核心机构，在社区的事务管理方面，应该扮演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应该去负责政策的制定而不是执行。只有这样，政府才能降低成本，减少规模，有助于社区管理的长远发展。但这一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即过于强调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从而忽略了社区内部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
1.3治理理论
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研究过程中不难发现，治理理论整合了以上两种理论的长处，并避开了它们的缺陷，最终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对治理理论的定义主要包含三个重要观点：一是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和市场无法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自组织机构以第三个补充因素的身份出现是必然的；二是新的治理模式与格局打破了长期存在传统的公私分明的组织界限；三是社会自组织团体的核心机制是信任和合作，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命令和相互之间的竞争。
2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的社区制管理起步较慢，研究农村社区管理的资料大多是个别示范农村的零碎经验，而国内已成型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也大部分是借鉴于城市社区，尚不完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村党支部―社区党小组―党小组组长―党员示范户”为构架的党组织领导运行机制；以“村委会―社区理事会―社区服务站”为构架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以“监督委员会―社区监事会―村民义务监督员”为构架的社区监督运行机制。但实际上，我国管理机构的相关职能并不完善，运行也不是十分的顺畅，可以说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不断改进和完善。
2.2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2.2.1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我国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在社区内部实施自治管理机制。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农村社区内部管理人员思想观念落后，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真正实行民主的社区数量十分有限，甚至有的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社区，导致社区农民的自治功能严重弱化。
2.2.2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且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制度的建设正刚刚起步，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筹资方式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农民自筹资金，缺乏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2.2.3缺乏因地制宜的科学、合理规划随着我国一些农村社区试点的建设取得成功，农村社区建设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开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有些地方以试点的成功做法为模板，盲目的进行模仿，导致农村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实际需求。
2.2.4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我国城市社区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和志愿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体系。与城市相比较而言，农村在社区服务质量上则明显较差，大多数农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以及社会化服务水平等方面相对薄弱，主要是传统的、邻里之间的和救的服务。不仅规模较小，服务水平较低，而且还缺少面向社区居民的物质、精神等多方面需求的服务，不能满足社区居民逐渐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3国外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经验及其启示
3.1国外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经验分析
3.1.1政府主导推动与村民参与相结合：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开始实施“新村运动”，到70年代后期，全国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车，基本公共设施全面完成，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法制水平和道德水平有显著提高，城乡得到了同步发展。韩国的“新村运动”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村运动”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的发展和管理的干预，但又不是完全包办代替。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切实符合农民意愿的建设项目，具体建设方式由社区内部召开村民大会自主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对“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实现了政府主导推动与村民参与相结合；二是“新村运动”提升了政府对农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新村运动”为这些传统政府官员们提供了为村民服务的机会。通过“新村运动”的实施，地方官员的管理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三是“新村运动”促进了农村民主和民间组织的发展。通过实施新村运动，农民民主决策能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增强了农民内部的决策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3.1.2“小政府、大社会”：美国乡村社区自治模式美国的乡村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实行公民自治，美国乡村社区里的事务通常由社区中心进行管理。在每一个社区中心都设有一个委员会作为议事机构，委员会成员是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这些人在当地通常都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能普遍反映社区居民的意愿，有较高的管理、决策水平，对本社区的长远发展有一定的认识。社区内重大事情实行民主决策，由社区居民自己组织社区内的各种活动，自己管理和解决社区中出现的问题，使得社区内居民和组织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与乡村社区自治。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社区自治模式将成为世界各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对完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3.1.3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新农村建设管理模式多年来，全面、平衡、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农业政策的整体目标，德国在新农村建设中也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了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确立了“城乡等值化”理念，并自下而上，由地方社区进行引导，对土地分布的调整，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的改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娱乐设施的配备等方面做出了整体的规划并加以实施。把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同当地独特优势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科学的进行规划，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延伸政府的公共服务到农村，使得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因此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科学的理念引导农村社区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3.2国外的农村社区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少数外国比较完善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综合分析可知，虽然每个国家对农村社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是鉴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国外政府的一些措施是值得学习、借鉴。
3.2.1坚持以农为本从韩国、美国以及欧盟的农村社区管理过程可以发现，都通过把农民看作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坚持以农为本来激发农民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因此对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来说，坚持以农为本是完善农村社区管理的关键。
3.2.2加大财政投入从上述几个国家农村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充沛的资金投入是社区管理体制完善与发展的前提。因此我国政府应增加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财政投入，使各项农村建设项目能够顺利开展，促使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和建设的稳定、长期发展。
3.2.3注重科学规划尽管上述各国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因素使得农村社区发展各异，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进行了充分的、科学的前期规划，使得目标最终得以顺利实现。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地方以及民族的差异，结合当地农民的根本需求，合理的、科学的对我国农村社区的长远发展进行规划。
4完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4.1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社区自治机制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转变政府职能，并建立有效的社区自治机制。使政府逐渐由全能型政府转为主导型政府，使社区逐步承担起由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职能，逐步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行为。构建权责、分工明确的农村社区自治机构，并坚持以民主自治为原则，保证社区的自治性。制定社区的自治标准化章程，保障社区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从满足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出发，广泛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文体教育活动等，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培育社区非政府组织团体，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社区自治功能。
4.2拓宽资金吸纳渠道，建设农村社区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和城市相比具有建设周期长，投入精力大等特点。而资金问题则是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只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的单一渠道，而缺乏有效的投入机制，很难满足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的大量需求。因此，必须创新农村社区管理的资金投入机制，拓宽资金吸纳渠道，除继续逐步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外，还应该增加社会力量的投入。
4.3注重科学的规划引领，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农村社区的所有项目、活动都应先制定规划，把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同当地独特的优势结合起来。规划要强调村民参与，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引导村民参与规划制定的全过程。加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高村民参与农村社区规划的积极性。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统一规划建设村民的居住社区，实行“村改居”的创新发展方向，以城市社区管理方向为目标，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传统农村管理体制的转型。
4.4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建立农村社区多元化服务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逐渐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社区服务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我们应该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结合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特点，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公共服务为根本、社会化服务为主体、志愿为辅助的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对贫困人群、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开展的社会福利与救助；对社区居民提供的便利的社会化服务，如家政服务等；培养社区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组织，鼓励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积极地参与社区管理的志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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