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1
论文摘要：2002年财政部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以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活动。这样，连同1998年开始执行的对国有事业单位经济活动进行会计核算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我国初步完成了有关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的建设。今年2005年，离2002年已经过去了3年，但我们到底最终要建立怎样的非营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怎样去建立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本文主要讨论和分析了非营利组织财务会计的运行环境、现状，然后先与企业进行比较，用企业会计原理和技术建立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再与事业单位比较，为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abstract:in2002ministryofFinancehadissued"FolkmustSeekstomakeaprofitorganizesaccountingsystem"(tosolicitopinionmanuscript),mustseekstomakeaprofitbythestandardfolkorganization''''saccountantstomove.thus,startedtogetherwith1998tocarryoutcarriesontheaccountingtothestate-ownedinstitutioneconomicactivity"institutionaccountingsystem"and"institutionaccountantsCriterion",ourcountrycompletedinitiallyrelatedhasmustsoughttomakeaprofitorganizesaccountantthestandardtheconstruction.Howestablishesthenon-profitorganization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system?thisarticlemainlydiscussedandanalyzeshasmustsoughttomakeaprofittheorganization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smovementenvironment,thepresentsituation,thencarriedonthecomparisonfirstwiththeenterprise,establishedthenon-profitorganizationwiththeenterpriseaccountingprincipleandthetechnology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thesystem;againcompareswiththeinstitution,forconsummatedourcountrymusttoseektomakeaprofitorganization''''s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thesystemtoprovidesomeconstructiveopinion.
Keywords:mustseekstomakeaprofittheorganizationmovementenvironment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system
前言
把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两大体系，是现代会计的一大特征。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政府及非盈利组织称为预算单位，并按其职能不同分为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可称为政府会计，事业单位会计按其内容和性质可称为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我国采用的这种财政供给型管理方式和报账制会计管理模式是与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对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原有意义上的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政府会计都是对国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进行核算和报告，因而具有相似性，但与企业会计却有明显的差别。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对事业单位采用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向）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模式后，绝大部分国有非盈利单位一改过去纯国拨经费收支的局面，收支项目和内容呈多元化势态，并强调成本核算，从只注重现金收付走上了现金收付与资金使用效率并重的轨道。这一变化使得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政府会计的差别增大，而与企业会计的差别缩小，甚至在很多方面趋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民间非盈利组织及企业兴办的非盈利组织机构不断涌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另方面非盈利组织也利用其可支配的资金结余和技术优势兴办盈利性单位或进行投资。这就使得原来能够划分得非常明确的企业和非盈利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概念公告》第四号《非盈利组织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讲到：本文的对象为非盈利组织，它们的业务以非营利性质为特征，并居统治地位。我们的理解：只有那些具有明显非盈利性质的组织才适用于其的这一概念公告，言外之意：必然存在一些非盈利性不是特别明显的非盈利组织，因此他们建立了适合他们自己的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
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在业务内容和管理方式上的交融与渗透，使得各自适用的会计准则界限变得模糊了。世界在变，我们也不应该落后；构建我国的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的的任务迫在眉睫。
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组织，其运行环境与私人组织的运行环境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组织目标、财务来源、监督与控制、激励机制以及决策受外界的影响程度等方面由于会计和环境的血缘关系，即会计具有反映性，非营利组织会计存在明显的特征。
一、非营利组织的的运行环境
通常，非营利组织与盈利组织的主要区别在非营利组织有以下特征：1、非营利组织从提供者那里以捐赠形式收到大量资金，而这些提供者并不期望收到相应的货币收益。2、非营利组织运行不以盈利为目的。3、非营利组织没有明确的能被出售、转让和赎回的产权利益。其运行环境主要表现为：
（一）组织目标的模糊性和多样性
私人企业以获取利润或收益为组织目标，而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则不同，是每年在财务和其他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或服务。非营利的财务管理，通常关注更多的是财务资源的取得和使用，即关注营运资本的来源和使用、预算情况及现金流量，而不是净利润或每股收益。与私人企业相比，非营利的目标更多样化且较模糊，难以清晰的确定。在非营利组织中，不仅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且经常出现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
（二）财务资源的来源
与私人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来源渠道和方式有所不同。企业主要是依靠投资者的投资和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来筹集财务资源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是通过捐赠和政府拨款取得财务资源。由于非盈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他们通常不区分投入资本和收入。
此外，有些非盈利组织也会和私人组织一样通过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来获取财务资源，但是与私人组织类似的行为却有很大的区别。比如：（1）非盈利组织提品或服务一般是垄断的，如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不存在竞争市场来评价产品或服务的价值。（2）非盈利提品或服务时，虽然也像私人组织一样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但收费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弥补部分成本。因此收费标准的制定通常不考虑产品的或服务的供求关系，并只是以成本为基础。（3）由于非盈利组织产品市场不具备竞争性，所以可提供决策的信息（如价格、利润、市场份额等）较少，造成资源分配的效率低下。
（三）非盈利组织的监管
不像私人企业，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择是否购买产品或服务，投资者根据私人企业的获利情况进行投资活动，这些对企业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在非盈利组织中常常缺乏竞争，资源的提供与产品和服务的受惠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或关联程度较小。非盈利组织的业绩和经营成果计量通常较为困难，非盈利组织不存在盈利动机和盈利指标构成的分配和规范机制，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优胜劣汰。而且，公众对非盈利机构的监督权力往往间接的通过自己的名意代表来反映公众的意愿，或者是通过新闻媒体等其他间接途径来表达意见。这种间接的监督行为要转化为促使非盈利组织的产生的有效压力，往往很难和不准确。
（四）非盈利组织的规则导向
为保证公共资源的被恰当的使用，避免出现不经济、无效地使用公共财务资源的情况，通常采取更严格的法律、法规个其他控制机制进行约束。立法部门、监督部门及法庭的监督形成非常繁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限制，较多的外部权威的存在约束和影响了非盈利组织的运作和程序，导致非盈利组织形成“规则优先”的运作模式。规则导向使得非盈利组织对效率的判断不是基于结果，而是以遵守规则的程度为判断依据。同时，僵化而繁杂的规则体系限制了雇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五）非盈利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
非盈利组织也是官僚制组织，具有以下的特征：森严的等级制度；升迁取决于功绩和技能；长期供职与官僚制度；照规章制度办事；信息的横向沟通较少、信息的获得较复杂和困难；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较快。由于非盈利组织外部存在众多的政治势力，内部有繁多的规则和制度限制，承受着较多的外部影响和压力，使得管理人员在决策过程中拥有较少的自。同时，非盈利组织管理人员对下属和下层机构的权威也相对较小。另外，非盈利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的人，不存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规则和制度上的限制约束着工资、提升等外在激励的作用，激励机制明显不足。
二、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现状及构建的意义
（一）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现状
目前我国非盈利组织正面临各种财务困境，普遍存在着资金匮乏、支出规模较小、收支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更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
1、资金匮乏，收入结构不合理
资金的短缺使得非盈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财力实现为公益服务的社会使命，一些非盈利组织甚至由于资金太少而难以为继。根据调查，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政府提供的财政的财政拨款，补贴和会费收入就占了非营利收入来源的70%以上，其中又以财政拨款和补贴居多。营业性收入仅占收入的6%左右，募捐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仅有百分之二点多。
2、支出规模小，结构不合理
将近90%的非盈利组织每年支出额在50万元以下，甚至有些组织的年支出额不足1000元。在总支出中，真正用于活动或项目的经费相对较低，不到总支出的一半，远低于日本等国的水平。支出结构不合理还体现在非盈利组织往往把绝大部分支出用于短期项目而忽视自身组织能力的建设。
3、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财务管理水平落后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缺乏系统而完整的非盈利组织财务制度。各种财务制度散布于各部门、各行业非盈利组织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相关范是中。由于财务制度不尽完善，相当多的非盈利组织一般不做年度报告，或者随做年度财务报告但无严格审计。非盈利组织中的财务管理同样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水平远远滞后于组织自身的发展，组织中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和财务评价机制。
（二）在我国建立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体系的意义
1、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会计体系是非盈利组织健康发展的保证。
2、建立科学规范的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社会分配的均衡性与公平性，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3、建立科学规范的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是组织机器更加良好地运行，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
4、对我国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充实财务理论，丰富财务管理科学的内容。
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比较
由于会计具有反映性，非盈利组织的环境和企业存在巨大的差异，使非盈利组织会计具备特有而鲜明的的特征。但会计也具有技术属性，非盈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在实务中，企业会计常被作为基准用来评价非盈利组织会计、那么如何利用企业会计有关原理和技术来构建非盈利组织管理体系呢？
（一）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目标
非盈利组织会计有三级目标，即基本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基本目标是保持其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腐败和揭露贪污。中级目标是促进合理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对象包括购买货物或服务付款、借款和偿付债务等。运行良好的非盈利组织对各项业务活动都进行精确地预算或适当地计划，财务会计制度对经适当授权的交易的执行情况进行记录。为此，非盈利组织必须建立成本会计制度进行成本核算，使其能促进经济高速、高效的运行。非盈利组织的会计的高级目标是帮助自己或政府解除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存在于官僚机构对首席执行官的受托责任，解除受托责任的目标可通过增加人披露信息的激励和减少委托人的信息成本来更好的实现。
与企业会计首要目标是决策有用性相比，受托责任是其报告的基石。财务报告是提供给资源提供人易于评价管理当局受托的报告。非盈利组织受托的责任主要强调了对项目受托责任和业绩受托责任进行计量和报告，但也必须对政策受托责任、合法受托责任进行适当地报告。业绩计量不应受利益关系集团的操纵，不含糊且明确的计量是履行受托责任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非盈利组织会计特别强调客观性。
（二）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控制
非盈利组织的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人”，不存在所有者的权益，一般不受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约束。非盈利组织主要是通过法律（规）及合同条款、基金会计和预算控制来替代其所缺乏的市场规则，并对组织进行约束和控制。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恒等式为：资产—负责=净资产（基金余额）；收入—支出=节余。
1、主体和基金
非盈利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以及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很难明确地制定管理者业绩评价标准。结果，与非盈利组织进行协作而发生交易的主体，只能通过在理事机构中寻求代表和对管理决策实施加适当限制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非盈利组织会计广泛使用基金和基金会计。
基金是拥有自我平衡帐户体系的一个财政和会计主体，用于记录现金和其他财务资源、相关负债、剩余权益或余额及其变动，基金帐户的设置应便于遵守特定的法规要求、限定条件和约束条件来开展活动并实现一定目标。非盈利组织会计的显著特征是将会计科目划分成多种基金主体，每一种基金主体都与该组织的委托契约所规定的某一种特定产品或服务有关，但理事会通常会限定基金的使用和基金间的转移。非盈利组织会计通过基金主体来控制时间限制和用途限定的资源，防止管理当局将各种基金混合在一起使用，确保证明非盈利组织遵守了法律和管理要求。
由于基金会计的使用，非盈利组织存在会计主体和报告主体之分，一个报告主体包括多个会计主体。
2、预算、拨款和经费保留款
非盈利组织用预算规则替代了其所缺乏的市场规则，预算在非盈利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预算控制组织的理事会机构负责批准，它是非盈利组织的工作计划中对管理当局在各个方面的活动作出了详细专门指导。预算执行情况的比较信息提供了评价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的基准。
与政府有联系的非盈利组织要有详细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它的预算将纳入政府会计系统，确保政府的行为能力能够符合契约主题的期望。经批准的逐项拨款作为可用于该年度每一项目的款项，都记录会计帐簿中。由于政府基金的用途是有限制的，为了避免任一帐目的支出超过拨款，设置了经费保留款科目进行控制。会计与控制的这一特征确保组织的理事机构意愿不会由于执行差错或执行意图而收到阻挠。然而，预算抑制了管理者的创造和革新的动力。
3、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
在非盈利组织中，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不能象企业会计中那样简单的区分。在非盈利组织会计中，管理会计指预算和控制，它不只为管理当局服务。预算用来表达公共政策和政治偏好，预算是取得宏观经济目标的收入和支出政策工具，预算信息为业绩计量提供标杆。预算和会计是很难进行区分的，它们在说明和解除其和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方面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
（三）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非盈利组织的资产和负债很难进行定义。非盈利组织资产包括自然资产、继承资产、基础资产、国防资产、大量的无形资产等资产。对于某些非盈利组织的资产来说，成本记录、计价方法、会计准则和市价可能并不存在，资产的可靠计量可能是并不存在的，资产的可靠计量可能是困难的，实务中许固定产品是不计折旧的。当由于缺乏可靠计量而使这类资产不能被确认，为了反映这类资产往往以附注的形式来披露。
非盈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可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按资产的用途是否限制可分为限制性资产、非限制性资产，和抵押资产。非盈利组织资产的计量，区分交换性或非交换易获得的资产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式。对交换性获得的资产采用历史成本，或修正的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对于以非交换易获得的资产，以收到的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
（四）收入和支出的确认和计量
非盈利组织在提供其公共物品的垄断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的不付费者照样可以消费，因此需要通过非交换易对其进行融资。这些特征使得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和收入的确认失去了联系，使公共组织的收入和费用进行匹配不可能。同时，由于非盈利组织和公众间的许多交易和事项的非自愿性加剧了收入和费用的非匹配性。另外，非盈利组织的运营报表按资源流动进行计量和确认，不注重计量它的服务和成就。
公共组织的收入分为非交换易收入，交换易收入。其他利得三类。税收、拨款和补助等在内的非交换易使公共组织主要的财务来源。其中非盈利组织的财务来源主要是拨款和补助，但拨款和补助的资源提供者经常提出合格性标准或对提供资源的用途进行限制，只有满足合格性标准才能对拨款和补助进行确认。
非盈利组织的的成本计量重点是“支出”，而非“费用”，即会计期间内为（1）日常运营；（2）资本支出；（3）长期借款本金的偿还和支付利息；（4）拨款或补助支出等目的而支出的财务资源的金额。
（五）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研究方法
与企业会计的实证研究快速发展相比，由于受数据获取途径等因素限制，非盈利组织会计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规范研究阶段。非盈利组织的职能就是确保社会所有的契约能够被有效履行，确保各契约方的合作。非盈利组织本身又是一组契约的组合，当局的任务就是通过协商签订各利益方都满意的契约，并确保契约的有效履行。非盈利组织会计实证研究就是运用契约理论来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对各利益方的影响。桑德运用契约理论来解释和判断非盈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的差异。目前，我国除了侧重进行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研究外，还大力提倡非盈利组织会计实证研究，以便于对会计准则制订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
四、我国的非盈利组织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比较
（一）非盈利组织和事业单位
非营利组织一词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而事业单位却是我国所独有的名词。许多人认为，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事业单位。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不妥之处。
在我国，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事业单位进行界定：一是将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比较，将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从事生产职能作为划分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标准，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备社会生产职能；二是将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比较，将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是否具有行政权力作为区分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标准，事业单位不具备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不具有行政权力。因此，总结起来：事业单位是不具有社会生产职能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其资金供给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或者其他来源，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组织或机构。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四号“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规定，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特征为：（1）大部分资财来源于资财的供应者，他们不期望收回或据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2）业务运营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取利润或利润等价物而提品或劳务；（3）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者权益及其出售、转让或赎回，以及凭借所有权在组织解散时分享一定份额的剩余资财。
通过对两者内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异同：
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不以营利为目的，都不是国家行政单位，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或宗旨。
不同之处主要在于：（1）我国的事业单位主要由国家投资兴办，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或者控制是很严格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事业单位实行统收统支、全额预算，事业单位由国家投资兴办，基本上属于全民所有制；而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可以由政府兴办，可以由私人资助兴办，也可以由社会慈善机构资助兴办，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2）我国的事业单位覆盖面很广，包括科研、文化、教育、卫生、农业、水利、林业以及其他几个类别，有些事业单位虽不是行政部门，但也作为行政部门的补充，有时也行使行政单位的权力，且单位负责人大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因此受制于主管部门。而西方的非营利组织主要集中在一些社会公益性、社会福利性的机构。即使是由政府出资兴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也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我们认为，可以把我国目前的国有事业单位和非国有事业单位统称为非营利组织，以此作为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的唯一核算主体。
（二）我国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因为当今非盈利组织存在国有和非国有，且还存在部门利益、会计制度条块分割信息零散和披露不充分的原因。为建立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的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
1、主张按照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做法来制定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美国主要有两大类会计规范，即政府会计规范与私立部门会计规范。其中，政府会计规范是由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来实施，用以核算与政府相关的各种活动，其适用范围是州和地方政府及其单位，其中包括政府举办的诸如学校、医院等公立非营利组织，但不包括非政府举办的诸如学校、医院等私立非营利组织。而私立部门会计规范主要是由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来制定实施，主要用于各种私立组织如企业，私立非营利组织如同私立企业，由FaSB为其制定会计规范。也就是说在美国，把非营利组织区分为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和私立非营利组织两种，这二者的会计规范是不同的，即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属于政府会计规范，而私立非营利组织属于企业会计规范。
2、可以借鉴但不完全按照美国的做法，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在借鉴美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思路。他们认为：在我国，国有事业单位类似于美国的公立非营利组织，非国有事业单位类似于美国的私立非营利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等。在目前的会计实务中，非国有事业单位执行国有事业单位会计规范(即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由于国有事业单位与非国有事业单位无论是资金来源，还是开展的业务活动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实务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会计规范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的做法，区分情况分别制定。对于己全面走向市场并与财政脱钩的事业单位，经过改制后应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对于继续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并纳入预算管理的国有事业单位，其会计规范仍执行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并将其纳入政府会计的范畴；对于非国有事业单位，其会计核算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政府单位，应单独制定《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予以规范。
目前财政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中明确指出：“本制度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简称非营利组织，下同），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此可见，这个制度草案主要是用于规范非国有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因此，它基本是遵循了第二种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是借鉴美国的做法，借鉴先进的做法没有错，问题是该如何借鉴。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做法，一个国家的会计规范与其国情是分不开的，我们制定会计制度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应该能很好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国有事业单位逐渐的进行改制，与原主管的行政部门脱钩，有自己的经费来源，因此不能简单的把他们并入政府会计体系；而我们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尽管有盈利的目的，如私立学校、私立医院等，因为如果没有利润，民间资本是不会投入到这些本应由政府兴办的社会公共部门的，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民间非营利组织也具有非盈利性和公共性特征，譬如以打工一族的子女为对象的“打工子弟”学校，因此，也不能简单的把他们纳入企业会计规范。
对于第二种观点，它是在充分考虑了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他人的做法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可行性。但制定一项准则或制度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有事业单位与非国有事业单位都要有盈利，但又都不是单纯的向企业那样追求利润，都要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因此，如果将国有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纳入政府会计体系，就与行政单位的单纯性质不相符，同时也与单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不相符，这就使具有同一性质的会计活动发生了人为的割裂。
结束语
总之，一个体系和准则的建立既要有前瞻性，使之能适用未来一段时期；还要考虑到现实实用性，使之能解决现存问题，并能够与现存的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体系，不至增加制定准则的“重置成本”。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和准则，这一体系与准则应适用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目前的国有事业单位和非国有事业单位。考虑到不同性质事业单位的区别，可以借鉴企业会计体系的模式，用企业的会计有关原理和技术，采取准则与制度并存的模式，制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体系，甚至可以根据特殊情况，针对具体的单位制定具体的会计核算办法，这样形成统一与灵活相结合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体系，且可以把现在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包括进来，以充分利用现存制度。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同时也为我的大学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回首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泪水，在此我要对在这四年中给予我在生活和学习上给我以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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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2
【关键词】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及问题，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民间非盈利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影响力也触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面对如地震，海啸等重大社会事件方面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在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增加就业方面也有不错的表现。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间非盈利组织还不够成熟，各项制度尚未完善，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其财务管理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有效的财务管理是民间非盈利组织提高自身透明度，增强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保障。
1当前我国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业务主管单位的领导对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重视不够，监管不力。有的单位领导虽然兼任民间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但对其财务管理不重视，造成了许多开支不符合要求，经费开支不完善，报销审批制度不规范。同时，由于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不少非盈利组织的“一把手”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财务管理问题多多。
1.2财会管理制度执行不力。一是没有组织规范的账簿记账，收入和支出管理混乱。许多民间非盈利组织普遍认为自己不是盈利组织，盈亏是自己的，做不做账无所谓，有的记记流水账，没有原始凭证，有的甚至连流水账都没有。在收入方面不使用财政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在费用的支出方面，虚列公务支出和会议支出，而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各项劳务费用，且大量发放补贴、劳务、奖金、过节补助费用，有时从事业支出列支，有时从专项经费列支，且标准不统一，名目繁多，支出随意。二是成本管理混乱。不重视对成本的管理和控制。
1.3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许多民间非盈利组织的领导人不清楚其自身的会计责任，不注重会计财务制度的构建和监督，部分会计，出纳人员没有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专业素质不高，对会计制度理解不够，不能按照规定来执行会计工作，从而造成了会计账目混乱现象。
1.4民间非盈利组织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当前，我国主要是参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来对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进行管理。还没有制定出台一套完整的专门适用于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制度。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许多具体的财务管理工作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
1.5忽视成本核算，成本管理效率低下。目前，在我国非盈利组织普遍存在重视资金筹集、忽视成本核算的现象。现有的非盈利组织年度会计报表，只反映了年度各项目的期初余额、本年项目收入、本年项目支出，期末余额简单地将服务成本等同于服务支出，没有考察组织开展的各种项目利用资源的效益，无法促进组织的活动和管理的改善。
2、加强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建议
2.1强化业务主管单位的领导对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认识。加大对业务主管单位的领导对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使其认识到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加大对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管理，对其执行情况要实施科学有效的监督，帮助民间非盈利组织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对民间非盈利组织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规范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财务运作，提高财务运作效率。
2.2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行业自律与诚信服务。目前，我国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法规主要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以登记管理为内容的法规，不像国家规范企业那样，既有《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范企业登记管理行为的法规，又有《公司法》等规范企业运作的法规。由于民间非营利组织缺乏运作的法律规范，因此，其行业自律无法进行。为解决此问题，国家应尽快制定“民间非营利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使民间非营利组织从设立、运作到注销的所有活动和整个过程始终处在一个思路统一、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法规体系之内，从根本上堵塞民间非营利组织运作无法可依的漏洞。
2.3提高民间非盈利组织工作成员素质，尤其是管理者和财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在招聘工作人员时，民间非盈利组织应着重考察应聘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确保所招聘的员工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上都能达到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标准。根据实际需要，培养更多综合素质的人才，同时，还要注重培养组织成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其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在吸纳资金、项目运作、会计核算、信息披露、财务分析等各个方面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
2.4建立预算制度，加强成本核算与管理。民间非盈利组织应重视预算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制度，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同时加大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对预算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追踪、监督和评价。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民间非盈利组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当前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财务管理在制度上，具体业务上，人员素质上仍存在较大的问题，要完善和发展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和民间非盈利组织从自身突破，加强自身建设相结合，只有管理先行，才能从各方面确保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正常运作和良性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实现组织目标与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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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3
一是取得合理回报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合作社会计制度制定时在延续了合作社法这一规定的同时，还进一步明确盈余分配后的其余部分按照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的比例分配给社员。出资额参与盈余分配，给规范会计核算造成较大弊端。因为国家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除提供财政扶持资金及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合作社工商注册登记政策，在登记方面既未对成员的出资结构做具体要求，也不需要进行验资，获得工商部门的免费注册登记较为容易，登记时有的虚报上百万注册资金，为自己获取国家财政税收资金扶持和盈余返还创造了便利条件，这给合作社规范会计核算造成困扰的同时，也与合作社所倡导的让每个成员平等地分享劳动成果，体现个体间的横向平等产生了背离。
二是会计核算体系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织，受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极大影响，近年来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很大支持。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作为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主要用于帮助和支持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壮大，通过扶持合作社开展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资及农产品营销、合作社成员培训和技术服务推广等。该项资金作为合作社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与我国现有的其他经营性型组织有着很大区别。但基于该项资金投入的不稳定性考虑，在合作社会计制度构建时，没有对此作针对性科目设置，因此实际会计核算时。合作社收到国家财政补助资金，账面处理为：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专项应付款”科目。合作社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用于项目支出时，账面处理为：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如此核算使得国家财政补助资金既不能在账面上形成合作社财产，又不能通过专用账户反映该项资金的去向。资金用于项目支出后，账面就无法反映，极易造成将合作社资金转入个人口袋，从而使财政扶持资金扶持合作社发展的功效丧失。
三是内部控制问题。《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要求根据会计业务需要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设置会计科目，登记会计账簿，建立健全货币资金、销售业务、采购业务、存货、对外投资业务、固定资产、借款业务等内部控制制度。但是，由于大多数合作社规模较小，组织机构不健全，理念不正确，有些创办者甚至错误地认为合作社是其私有的，成立合作社仅仅为了获取财政挟持、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一人说了算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合作社会计受控于负责人或直接由其直系亲属担任的现象较为严重，不能形成有效内部财务控制及监督，形成负责人一边收钱一边花钱。收入不入账或少入账，截留、挪用各种捐赠款，坐收坐支。对于按要求向社员公开的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以及财务会计报告，只公布最终结果，而不公开具体内容，有的内容社员根本看不懂。也无法起到财务监督的作用。这与合作社财务管理不以合作社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追求成员利益最大化，坚持服务最优原则，为合作社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财务信息，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合作社目标设计产生了严重背离。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规范化的思路及构想。
一是正确确认主体资格，建立完善的盈利分配制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国际比较项目中提出“五特征法”：非营利组织应具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其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是其基本特征。从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相关规定看，农民专业合作社属非营利组织。而人社农民的经济人特性和利益最大化追求，又决定了大部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社发生交易获得盈余分配。因此，分配制度实质是合作社的灵魂，它既是社员参与社内交易的核心激励手段，也是合作社吸引非社员加入的关键制度安排。为此，合作社应在分配上充分体现“社员惠顾返利”原则，使按内部交易额分配成为合作社收益分配的主渠道，在此基础上实行限制性的“注册资本获利”配套分配政策。这样一方面能使合作社按社员账户记载的内部交易额，对社员实行盈余分配，使社员能充分地分享服务成果，体现个体间的横向平等，增强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达到加快合作社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限制性的“注册资本获利”分配，弱化社员出资额大小之间分配作用，从而起到抑制合作社负责人通过过量虚假注资实现对合作社的控制和分配盈余目的。同时，为解决合作社自身发展资金不足导致的可持续发展困难。打开资金制约瓶颈，实行外来资金等价有偿回报分配，使外来资金按非社员账户核算的交易盈余参与分配，提高外来资金的分配水平，提高了外来资本进入的积极性。
二是减少会计核算体系的弹性成分，使其更具刚性化。既然会计制度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定位于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提供基于受托责任的会计信息，因而其一级会计科目的设置在保证会计信息具有客观性、公正型、真实性、准确性和计算的方便性的同时，考虑到众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不大、机构简单、会计人员素质较低、会计专业判断能力低下的现实，若在合作社会计核算体系上留下太多的弹性和扩展空间，使其自行设置会计科目，则极易助长业已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造成合作社会计信息失真。因此，建立相对完善和富有刚性的会计核算体系非常重要。
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的应对措施。
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4
关键词：城市社区；非盈利组织；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4-042-01
体育非盈利组织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性或互益性体育活动的非政府社会组织，包括各类体育社团以及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研究其形成机制，可以更好发展城市社区体育。
一、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形成机制的外部条件
1、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武汉如今正走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经过多年的建设，武汉市在全国城市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这说明武汉市社区居民对于体育相关消费的投入加大、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程度提高、对于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需求增加等。
2、政府相关政策与法规保障
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对到2010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对策措施等作了全面统筹安排。党的十也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2007年随着六城会在武汉市的召开，我市体育场馆建设步伐大幅加快，省、市、区、大专院校又投资20亿元，新建28个、改建12个。2010年11月，武汉市体育局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全年共开展社区体育大型比赛活动共1000多场。
3、良好医疗保障与健康知识普及
国家医疗保障政策使得人们对于健康生活更加有信心，健康知识的普及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其重要性。人们开始有目的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积极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利用城市社区的现有条件，形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也是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
二、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形成机制的内部条件
1、社区居民对于健康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日益增加。进行体育健身的初衷基本上都是自身对于身心健康的追求。
2、社区居民自身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
现代社会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亚健康”人群。人们在享受到快节奏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开始更加注重身体的锻炼。这也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3、社区居民对于他人交流的需求
社区群众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而走到一起，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正好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创造条件。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开展的社区体育互动，极大的增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而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也更加能够促进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
4、社区居民对于生活娱乐的需求
城市居民面临着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压力，而能够找寻生活中的快乐正是对压力的有效释放。在我们调查的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中主要的成员都是上班族，他们都表示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大，需要能够有一个放松心情和身体的地方。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成立，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缓解压力和放松娱乐平台。社区居民对于娱乐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发展。
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形成的动力机制
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外部条件的提高和增强也促进了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形成。通过对武汉市社区居民的访谈了解到，社区居民对于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需求、社区居民共同的体育爱好、与他人交流的愿望促使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三、结论
1、我国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形成的外部条件包括：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府相关政策与法规保障、良好医疗保障与健康知识的普及等。
2、我国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形成的内部条件包括：社区居民对于健康的需求、社区居民自身对体育运动的需求、社区居民对与他人交流的需求、社区居民对于生活娱乐的需求。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形成的动力来自于社区居民对体育组织的需求。
3、在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结果下，才促进了武汉市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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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洪潭.试论社区体育的称谓、特点及功能[J].体育与科学，2000（12）.
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5
非盈利组织财务报告信息披露问题建议
一、非盈利组织的概念解释以及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上对非盈利组织概念没有统一定义，“not-for-profitorganization”即为nop的缩写，中文翻译为“非营利组织”。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非盈利组织的数量日趋增加，其在社会中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迅猛发展，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演化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部门，在社会的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汶川”、“玉树”等严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美国会计学会（aaa）在《非营利组织会计实务委员会报告》中的阐述是：“一般来说区分营利与非营利的关键因素是有没有营利的动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92年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4号“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阐述了非营利组织的三个基本特征：（1）大部分财产来自于不以期望收回财产或者获得经济利益的捐赠者；（2）组织运营的目的不是取得额外的利润而提品服务；（3）没有确定所有者权益的出售转让或赎回，以及在组织清算解散时凭借所有者权益分享剩余权益。我国在2004年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三个特征：（l）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2）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取得经济回报；（3）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这一定义与FaSB的要求基本是相同。综合以上观点，本文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机构。
根据《中国慈善白皮书》（2010）的统计数据，全国正式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已经超过了40万个，加上尚未正式登记注册以及正在准备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合计数超过百万，而前100家公益基金会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50亿元。通过这样的数据，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近几年发生的“郭美美”、“卢美美”事件，直接影响我国公益事业的捐赠步入寒冬，全国捐赠数据显示，“郭美美”、“卢美美”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公众通过慈善组织的捐赠大幅度降低，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怎样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效率、加强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是我们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性问题。
二、我国非盈利组织财务报告及其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体现了巨大的作用和功能，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制约了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及其信息披露机制，阻碍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1.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很多规定简单笼统，没有可操作性，并且对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并不具有强制性。因为没有信息披露的压力的约束，是否披露与获得捐款的金额没有关系，而且部分非营利组织达不到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却很少受到处罚。
2.非营利组织运营管理过度商业化。（1）通过服务的高收费营利。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营利活动，使得组织的目标和宗旨难以避免地带上营利性的痕迹。（2）通过金融资产投资营利。部分基金会将资金投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但又缺少专业投资运营管理和长远规划，风险较高，损害了捐赠人的积极性。
3.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监管体系薄弱。我国大部分非营利组织没有规范的市场，不对社会公众负责，缺少社会公众的问责压力，没有信息公开的动力，基本靠自律，成为是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公开透明的最大障碍。
三、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关于改进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的一些建议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加快体制改革。制度上的缺失会降低社会公众参与慈善公益的积极性，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导致缺少竞争市场对其进行客观地评价，因此需要比盈利企业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包括：（1）完善非营利组织管理监督的相关法规和税收相关法律法规；（2）改革双重管理体制，降低准入门槛。
2.加强社会监督，建立全方位的监管模式。缺乏监管会导致非营利组织的低效率和腐败行为，运营和管理不透明，缺少强制性责任机制，只有暴露出重大问题时才能揭示其内幕信息。政府应当依靠社会力量，逐步建立基于问责、评估、参与、自律、互律框架下的多元化严格的社会监督体系。
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6
【关键词】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胡曼莉事件
一、胡曼莉事件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基本概念
（一）胡曼莉事件简介
1989年5月，胡曼莉为武汉钢铁公司代养孤儿陈斌、陈燕；1992年9月，创办中华绿荫儿童村，该机构在武汉市民政局注册；1995年9月，中华绿荫儿童村迁往福州；1999年7月，丽江民族孤儿学校正式成立，同时“丽江妈妈联谊会”同期成立，此次得到了丽江政府的肯定，美国妈妈联谊会之后总计捐给“丽江妈妈联谊会”35万美金；2001年6月，“美国妈妈联谊会”会长张春华将胡曼莉及“丽江妈妈联谊会”告上法庭，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诉讼之路。2007年2月14日，丽江市民政局做出对“丽江妈妈联谊会”给予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3月12日，丽江市政府做出《关于接管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决定》，决定在4月1日以前正式接管由胡曼莉负责的丽江民族孤儿学校。此事件主要涉及的问题组织是“丽江妈妈联谊会”。
（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概念
非营利组织（npo），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性或互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民间组织。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统称为民间非营利组织。其财务管理目标是，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胡曼莉事件中的“丽江妈妈联谊会”是我国较早成立典型的民间非盈利组织。
（三）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1、非营利性
作为非营利组织，非营利性是它的基本属性。非营利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这种组织不应具有明确的牟利宗旨或动机。这一属性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是被普遍认同的；第二，它不具有利润分配机制。作为非营利组织，不应有分红机制，它可以开展经营活动，但经营所得不能通过任何形式转化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关于这一点，很多国家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不得把经营所得分配给所有者。第三，它的财产及其运作财产的收益不归属任何个人，而属于社会。作为非营利组织，其主要的财产应当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其他公益性的资源，不应来源于市场，所以非营利组织的产权基础不应是私人产权，也不应是国家产权，而应当是基于捐赠等公益资源的公益产权。
2、非政府性
非政府性也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是这类社会组织区别于政府组织的本质属性。非营利组织的非政府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具有自治性，在决策机制上不依赖于政府，在组织上独立于政府；二是具有草根性，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像政府那样的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不是权力的运作机制，而是面向受益者的社会服务机构，是一种网络式、扁平式的组织结构；三是不存在垄断性的权力控制和支配机制，特别是不存在行政垄断性的权力控制。
3、志愿公益性
志愿公益性也是非营利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公益性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主要资源来源于社会，是通过志愿服务和社会捐赠形成的。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源来源于社会，他们的产权基础既不应是私人产权也不会是国家产权，而应当是区别于私人产权和国家产权的新的产权形式（即公益产权）。这种公益产权是基于捐赠和志愿服务形成的、面向提供各种公益性或互益的特殊的产权形式，来源于社会并用之于社会，其运作管理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二、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
1、非营利组织多数规模小、组织不健全、管理滞后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配备、会计制度及核算方式选用等情况多种多样，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丽江妈妈联谊会”内部并未配备专业的会计人员，更不用说规范的会计操作了，基本上是胡曼莉在摸索中管理。
2、相关规章制度不完善，尤其是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缺失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主要体现在捐赠法、审计法、会计法、税法、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方面，严格地讲，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对民间非营利组织进行有效监督的完善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财务监督。现实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颁布了法规政策，但民间非营利组织也是不按规章办事。
此外还有，非营利组织的经济业务类型多，会计人员缺乏项目财务管理经验和理念，会计研究领域缺少针对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等。
三、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问题
1、财务管理与控制制度缺乏
目前，我国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主要参照的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还没有一套完善的适合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财务管理制度。胡曼莉事件中，“丽江妈妈联谊会”内部运转透露出管理者缺乏专业的管理技能，胡曼莉对马立超的解释是她不懂财务知识，但又是由她这个不懂会计的人来管学校的财务工作。
2、会计工作不规范，财务信息缺失透明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其不适用于《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等企业类的会计制度，长期以来使用的都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地方性社团会计制度等行业性会计制度。财会人员素质低下，以及票据不全：面对马立超的质疑，胡曼莉解释说她的会计不懂账，而为丽江民族孤儿学校做账的会计就是当年胡曼莉收养的孤儿陈斌，马立超就派了一名会计去帮她做账，“帮她做了三个月，会计回来说，她的账目非常乱，有些账根本就做不下去”。
3、自律机制和审计制度不健全
由于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不存在利润指标，使得组织很难对自身的运营活动进行评价，进而缺少组织自律机制，多数组织缺乏公布其资金使用情况的意识，不便于组织进行自律和接受外部监督。同时，登记管理部门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审计工作主要是通过年检报告的形式进行的，但年检报告的内容不能反映组织的全部财务状况。在此事件中，丽江地区行署审计局只对“丽江妈妈联谊会”做了两次审计工作，都是在张春华强烈要求下推动的。
四、对策探讨
1、明确财务管理目标
一个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于组织本身的目标。民间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存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他们提供的服务是服从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的。因此在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财会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时，一定要让他们明确自身的使命，从思想上认识到其有别于企事业单位财务的特点。
2、建立内部问责机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责任体系。一是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即理事会、监事会；二是会计责任。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战略目标，资金流动过程，财务管理手段，绩效评估机制等。在法定代表人、成员、从业人员、资助者、受益者、支持者、合作者等相关利害者之间建立问责关系和契约关系，比如资助者的回访机制，资助者和受益者的沟通机制，支持者、合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机制等。通过完善机制的方法来规范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管理和内控体系。为了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及财务运作，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确保国家法规制度的有效执行，避免或降低各种风险，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组织目标，必须做到：一是建立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包括财务机构、财务人员、财务制度、财务计划、财务核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等；二是建立财务会计控制体系，包括内部牵制制度体系、一般要素控制体系（人、财、物）等方面。
3、加强支出费用的管理
组织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非营利性并不是说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而是指其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从事营利活动，而是实现非营利宗旨，用企业的运营方式获取收入，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由于民间非营利组织费用支出所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对于费用的管理，应当按费用的用途分为业务活动费用与管理费用分别进行。业务活动费用的管理应当从社会效益出发，通过规划与监督，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管理费用则应当厉行节约，尽可能控制管理费用占总费用的比重。
4、提高财务报告真实性
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三大主表为：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应明确将财务报告向相关的个人、企业和单位提供，并接受社会的监督。民间非营利组织还应当向业务主管部门报告接受、使用捐赠和资助的有关情况，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同时建立财务监督和评价机制，实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制度。非营利组织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社会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财务会计报告要经过内部和外部审计。管理人员的工资与福利要透明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内外各方面进行统一协调，只有加强内外管理监督，才能不断地提升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认可度，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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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公积金提取比例
一、相关研究文献
财政部《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中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是由本年盈余收益加上其他收入之后扣除其他支出所构成。虽然说合作社盈余分配应该以按交易额（量）分配为主，但是，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实践中，合作社盈余分配并非那么简单或意见完全一致。
早在1844年成立的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就提出了著名的罗虚代尔合作原则，即在产权结构方面，可以用集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股数不限，股金不参与分红，股息不高于银行利息。而Stiglitzz与Josephe.（1996）运用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经济理论，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内外部是怎样实现效用与利润双赢这一结果，得出：合作社实行按比例分担责任和分享盈余的原则，可以达到博弈论中稳定合作解，进而使合作社能得到健康发展。Barton从控制和分配角度，指出合作社是由使用者所有和使用者管理的商业组织，并按照交易额或交易量将收益分配给所有社员。Staatz（1989）指出合作社的剩余决策权和收益权由所有社员共同所有，而并非仅由核心成员代为决策。张菊（2012）指出，主管部门应该督促并帮助合作社建账，并按照《合作社法》进行盈余分配的核算，针对有些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混乱的情况，主管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检查走访。宋言东、蒋秀莲、张雪峰（2008）指出，要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机制，必须首先健全产权机制和完善治理结构，另外还要重视组织成员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的培养以及良好环境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喻国良（2008）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分配有过于向大户集中、财务监管不利等问题。孙亚范（2008，2009）认为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不健全，难以从根本上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合作社应建立健全以“惠顾返还”为主的盈余机制，创新、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国外合作社理论和实践经验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对盈余分配也有着较多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情的差异，直接以国外盈余分配方式在国内运作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就国内而言，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问题研究尚处于较肤浅的阶段，在研究上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在研究地域方面，我国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研究主要偏重于浙江、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及落后地区研究较少，如西部盆地地区。所以本文对四川仁嘉禾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进行了实地调研，拟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析研究，针对该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现状，归纳其存在的问题，分析出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嘉禾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现状分析
（一）资产状况和收益情况良好，发展稳定
从2012年仁寿县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的历史数据来看，其资产总额153.8万元，固定资产103.8万元，流动资产50万元，净资产总额113.35万元，负债为40.45万元，销售收入435.53万元，净利润38.73万元，资产负债率18.67%。2012年仁寿县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可分配盈余37.8万元，提取公积金1.89万元。
（二）合作社成员持股情况
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实行会员费和股份制并存的参会方式，其中农民会员占52%的股份，合作社共有57个农民会员，平均每个农民会员的持股比例0.91%；眉山市宏鹰绿色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占20%的股份，植保员、栽培技术人员和专业大户各占8.33%、8.33%、11.33%。
（三）合作社成员对于分配的了解
在对关于合作社的盈余理解、对合作社决策的程序、权限以及自身的权利了解的调查当中，有近90%的成员表示不理解、不以为意，认为只要参加合作社，得到技术服务、农资服务，并解决好农产品“卖难”的问题，使自己的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就已经非常满足了，至于盈余分配是不是符合规范、符不符合制度，自己的决策权、参与权是否得到落实并不重要。仅有不到10%的人表示了解或部分了解，其中这10%的人群中九成都是管理层人员，而在这部分所谓的“理解者”中，普遍认为合作社盈余就是合作社当年赚的钱（即收入减去支出）。
（四）公积金提取比例
通过对10位管理层进行走访调查显示：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虽按照一定比例（大约5%）对盈余提取了盈余公积金，但没有提取风险金，没有把盈余公积量化为普通社员的公积金份额。对于普通成员走访时，几乎所有成员都反映在涉及退社时，存在着不可以要求分割公共积累，不能够退还成员的个人账户公积金份额等情况，而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五）对大股东的回报方式
通过对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57名普通成员占有出资额的52%，而眉山市宏鹰绿色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占20%的股份，植保员、栽培技术人员和专业大户各占8.33%、8.33%、11.33%，总共占据了48%的资产份额。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对大股东投资的回报方式，采用按股分红的方式。不难看出，绝大部分利润被排名在前的大股东所享有，而大多数的普通成员只能享受合作社的优惠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服务及很少的二次返利。
（六）二次返利形式
调查发现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在二次返利的具体方式方面，最高为56.8%，为现金形式返还的次数占据比例；其次42.3%为年末二次返还优惠的形式；最后0.9%为采用节日礼品的赠送或旅游等形式。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不仅承诺“三包”服务（包培训栽培技术、包免费提供优质品种、包收购），还做出“两承诺”（承诺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承诺水果随到随收），并且采取自己购置钢架大棚，育苗统一培植，随后用培植好的育苗赠送给成员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减轻成员的种植风险。
三、嘉禾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的问题
1.普通成员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比较弱。在合作社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条件下，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制约，形成领办主体和普通社员之间利益的分割，目前形成了有利于领办主体的格局。在访谈中发现普通社员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比较弱，他们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参与决策”往往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并不能更有效地参与合作社的管理和监督，改善他们的收益格局。
2.公积金提取比例的随意性强且混乱。通过对13位管理层进行走访调查，调查显示：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虽按照一定比例（大约5%）对盈余提取了盈余公积金，但没有提取风险金，没有把盈余公积量化为普通社员的公积金份额，这与合作社“章程”中明确提出的盈余公积金提取方法和提取比例10%相去甚远，在对持股比例较高的成员调查时，不少成员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经营有方，才使得合作社的盈余颇丰，而这点与普通成员无关，因此，普通成员不应该享有分享的权利。对于普通成员走访时，几乎所有成员都反映在涉及退社时，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公共积累，是否可以要求退还成员的个人账户公积金份额，《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3.合作社盈余返还不公。通过对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合作社虽有57名成员的出资，但由于出资金额的大小不等，该社采用了不同的回报方式。针对出资较多的大股东投资所采用的是按股分红的方式。由此不难看出，绝大部分利润为排名在前的大股东所享有，而作为普通成员只能享受优惠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服务及很少的二次返利。
4.政策缺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合作社利益分配的基本方向，合作社在利益分配时应当遵照执行，但由于目前没有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的会计制度，加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核算比较混乱，农民从合作社中得到的利益不能准确核算。
（二）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存在问题的原因
1.普通成员对盈余分配不了解，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淡薄。合作社普通成员文化水平不高，对于合作社的长远发展来说就不能站到一定高度来参与制定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颁布以来，政府相关部门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进行宣传，但从调查情况来看，有的合作社社员，尤其是普通社员对这两部法律、制度还不甚了解，至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很多人则更是闻所未闻。
2.合作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在合作社中，由于核心成员持股占有绝对优势，加上普通成员自身能力有限，合作社日常的经营管理、财务决策等大多都由理事会说了算，普通成员根本参与不进去。在制定盈余的分配办法时，核心成员组成的理事会自然会维护出资多、交易量（额）少的核心成员的利益。而一部分普通成员可能不知道应如何分配盈余，另一部分即使知道利益被损害也因维权成本太高，一般都选择了沉默或退出合作社等方式来消极对待。
3.政府部门对合作社财务监督不力。合作社作为法人，其自身虽然有监事会进行内部监督，但内部监督职能难以落实，这是因为合作社被内部人严重控制、普通社员条件和认识有限和监督成本过高等原因。这时，合作社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外部监督，并且政府需要落实做好外部监督的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各项扶持政策来促进合作社的成长，但由于农业方面“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不力，虽然合作社目前迅猛发展，数量也在日益增多，但是政府相关部门对合作社的财务监督并没有做到很好的落实。
四、嘉禾水果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的对策建议
（一）盈余分配机制应坚持以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盈余为主，股利分配为辅
农村专业合作社需要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利润分配方式，在实行股份合作的合作社内部，要坚持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量（额）返还相结合，并且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对此，我国法律已有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由于法律出台滞后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应对法律出台之前成立的合作社根据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对法律出台之后新成立的合作社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章程，确定利润分配方式。
（二）重视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合作社应该利用媒体、网络、培训、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设展板、挂横幅、画漫画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合作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落到实处。其次，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东部发达地区成功的经验，结合自身身处西部、产业结构等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社盈余分配办法，并保证该“办法”符合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也有利于合作社的规范与健康发展。
（三）加强对合作社成员的培训
合作社成员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合作社发展水平，管理层的素质更是影响着合作社发展方向。合作社可以采用远程培训、外地考察实习、出国培训等模式，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包括理事长）的培训工作纳入预算中，并将此项工作制度化、长效化，成为一项有要求、有经费、有考核的日常工作。同时，在合作社内设置培训班，向普通社员讲解与合作社相关的程序、盈余分配的流程、审查以及监督机制。
（四）应健全合作社评估和监督机制
首先，合作社应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便于社员通过成员大会等方式对合作社的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财务会计报告以及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等进行监督。其次，完善盈余分配基础工作，设立每个成员的成员账户，把该成员出资本社的资金、财政补助资金和捐赠财产量化成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并且要实时详细地记载在该成员账户中，这样就可作为成员参与本社分配盈余时和成员退出合作社时退还资金的依据。再次，合作社在主管部门的督促以及帮助下建立账户，并且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行盈余分配的核算。主管部门应该定期针对某些盈余分配制度混乱的合作社进行检查走访。同时，要把盈余分配作为一个评选示范合作社的重要参考指标，要深入普通成员中进行调查，而不是只参考合作社自身的汇报资料。最后，鼓励扶持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也要完善合作社内外部监督机制，对财政扶持的资金进行必须条件的审计与稽查，增强财政支农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的透明度，自觉接受专业审计和群众监督，避免地方和基层财政部门挤占、截留、挪用扶持资金，杜绝违法乱纪现象，使财政扶持发挥出自己相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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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8
【关键词】财务目标；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财务目标通过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的安排来体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为成员提供农资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以实现社员利益的最大化。社员利益的最大化是基于社员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核心（管理层）社员利益和一般社员利益最大化的综合体现，在财务目标设计中，任何偏离都是违背合作社发展宗旨，损害社员利益的。
一、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组织因素
任何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经济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生存、发展和获利。经济组织的财务目标以组织目标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强调公平、资本报酬有限为基础，结合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特殊规律则表现为经济组织在不同的生命周期财务目标的设定规律。
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目标、财务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一）合作社创立阶段
在这一阶段，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生产，提高产量，增加合作社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其财务目标是充分吸收社员入社入股。税后盈余少，基本不提取公积金，可分配盈余全额返还，以满足社员的眼前利益为主。根据调查，有40%左右的合作社采用代销、代购等服务方式吸引社员，合作社收取微量费，甚至不收费而直接返利。这一阶段，合作社社员账户中有股金、交易等记录，很少有可分配盈余返还、可分配盈余分配后剩余的处理记录。社员和非社员之间产品价格差距小，对政府的扶持依赖非常强烈。在合作社成立3-5年内表现特别明显。浙江新成立的合作社多数处在这一发展阶段。
（二）合作社稳定发展阶段
合作社推行统一投入采购与供应、统一生产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策略、统一收购标准与价格等“五统一”的社规社制建设与运行；提高新加入社员入社门槛，如规定新入社社员专业生产规模、提高每股股金或对新入社员规定考察期，提高社员的专业化程度、纯洁性；增加社员产品投售给合作社的比例，增加社员及产品对合作社的依存度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和组织化程度。合作社对社员农产品以经销收购为主，合作社对销售价格有影响力，销售价的变动体现为合作社利益的变动，合作社在产品市场的主体地位逐渐体现，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一阶段，财务目标是提取公积金，以体现社员长期利益，可分配盈余返还60%以上，以体现社员眼前利益。可分配盈余返还以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交易额为主，兼顾资本投入，分配后剩余，按股金量化到社员的公积金比例计入社员账户。合作社社员账户记录逐渐规范，社员账户中有股金变更、交易额、可分配盈余返还等记录，可分配盈余分配后剩余计入社员账户。合作社自身的发展与社员的长远利益、眼前利益处理要合理，对政府的扶持依赖者有所减弱，政府扶持目的是培育合作社经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示范性，成为激励其他合作社成长的手段。各省农业主管部门和供销合作总社评选为示范专业合作社中的佼佼者，逐渐体现出合作社这一阶段的特点。
（三）合作社拓展服务阶段
在巩固上述业务经营、管理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向农业生产领域前中后的拓展，如农业生产资料、良种研发与改良、生产与加工等，合作社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和对农产品深加工，向农业产业链两端深入扩展等。同时，合作社也向其他服务领域拓展，如合作社为社员贷款提供保证、合作社给社员提供小额与短期信用、合作社为社员之间借贷承担中介或保证等金融服务；合作社对农产品或生产过程进行保险等保险服务；合作社产品参与国外竞争等提供外贸服务。合作社社员与非社员的产品价格已经有长期、稳定的区别，合作社的社员股金存在流动性，并能够参与有限度的分配。除产品市场外，合作社也成为其他市场的主体，特别是金融市场，不需政策引导主动要求放贷给合作社的现象出现。这一阶段的财务目标：合作社按高比例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和研发基金，体现合作社长期发展和抗风险的要求。按交易额进行盈余返还，对资本进行有限分红，体现眼前利益和调动劳资两方面的积极性。社员账户中，股金、交易额、可分配盈余返还、可分配盈余，分配后剩余的处理等社员权益基本情况记录清楚，股金、交易额、可分配盈余和量化到社员个人的公积金逐渐体现相关变化。政府扶持目的是将合作社做强，成为市场中真正的竞争主体。在浙江省已经有少数合作社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2005年浙江省财政厅共安排了建立种子加工繁育场、冷库、分检系统和小型加工厂等专项补助资金60多项，已经有少量专业合作社在服务领域，如金融领域进行了拓展。
从静态看，组织成员构成对财务目标的影响较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专业协会+公司（龙头产业）+农户”的运行模式下，理事长由龙头企业或专业公司的人员担任，成员之间利益是有矛盾的，合作社很难为社员谋利，合作社实质是空壳的。如浙江金华某生猪专业合作社由屠宰场（专营的）+合作社+农户（社员），屠宰场每头生猪收取屠宰费15元，社员提出由合作社屠宰，每头屠宰收费2元，屠宰场认为这是违反国家政策，不能乱开生猪屠宰口子，双方陷入矛盾之中。棉麻蚕、少数茶叶合作社和奶牛合作社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一矛盾。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的净利润，提取公积金，由章程规范；提取公积金后余额作为可分配盈余。向社员的盈余返还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由法律规范。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提取公积金的比例，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以税后利润作为可分配盈余进行分配，美其名曰为社员谋利益，这一做法显然过于简单，有悖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般规律，导致了合作社组织运行出现问题。初始发展速度快、持续发展能力弱、再吸收农户少、仅提供低成本的技术信息服务等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长期性。合作社缺乏专业管理人员，合作社发展过渡依赖政府，以套取政府补助资金为目的，道德问题的出现，都与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设计有直接关系。因此，政府在指导、扶持合作社过程中，必须注意合作社的成长规律。引导合作社提取公积金，政府扶持和合作社提取公积金配套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社组织长期利益。
二、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业务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是为社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贮藏服务，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等。
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各项服务，有和经营区分。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不能获利，只在对外交易中获得利润。农业生产资料采购和供应，合作社以为主。合作社根据农户需要农资的数量，集中采购后供应给农户，并结算货款，合作社一般不垫付资金，或垫付资金时间很短。合作社为农资销售和货款结算提供了方便，能够从农资供应商获得集中采购的价格优惠，价格明显比市场价低，货款结算的返利优惠。
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农产品交易方式，影响合作社盈利方式。（1）经销方式。合作社按当地市价预付一定的货款收购农产品，具有产品所有权，对外销售后盈亏都体现在合作社。（2）方式。合作社不对产品收购预付，合作社将社员产品销售收取货款以后，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和经营费用后支付社员款项。（3）自主销售。社员在合作社的组织下进行生产，自己对外销售，货款不通过合作社结算，收到货款后向合作社交一定的管理和经营费用。农产品加工服务方式对盈利的影响。（1）方式。不结算农产品的成本价款，加工完成后，产品所有权仍属于社员，合作社只收加工费；（2）经营方式。首先向社员收购农产品，支付收购款，然后进行生产加工，加工完成后产品所有权属于合作社。
加工和销售环节，在方式下，合作社业务活动中所需资金较少，合作社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比较小，合作社收取管理和经营费用，可以维持日常开支，一般不提取公积金，合作社组织发展十分缓慢，几乎没有盈余分配。在经营方式下，合作社需要与社员之间签订较细的协议，以免合作社侵害社员利益或社员侵害合作社与其他社员的利益。合作社需要较多资金参与销售和加工活动，产品在加工、销售过程中出现的涨、跌、产品霉烂变质、退货、款项结算等均由合作社承担，合作社发生损失的风险大大增加，合作社需要一定的盈利，并提取公积金，并进行盈余分配。
市场行情的好坏和非人力可抗拒的因素，对经营方式有重大的影响。在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时（如禽流感），社员要求合作社采用经营方式包销，以加强合作；当市场行情好转，社员往往会要求合作社采用形式，将行情好转所带来的收益，主要体现为社员的收益，以适度体现社员的经营主体。
农资采购与供应、农产品销售、加工环节，业务合作组织及深入程度，合作社主体的体现和作用的发挥，对合作社盈利和财务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何在业务环节组织更有效的合作，这是合作社发展的难点，也是合作社财务目标设计与实现的难点。
三、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政府行为因素
专业合作社是政府主导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安排。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管理原则，也体现了财务目标的基本要求。“民办”主要体现在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的创立上。明确合作社创立时社员人数和构成要求，不规定合作社设立所需最低资本。对入社社员交纳的股份、出资的形式和无形资产出资限制等均由章程明确；社员有退出合作社，取得记在社员名下股权和盈余的自由。体现了财务目标合作性特征。“民管”体现在合作社管理上，要求完善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和制度，坚持一人一票为主和一人多票为辅的社员大会决策机制，健全财务公开制度，盈余分配彻底由合作社自主决定。体现财务目标管理民主性的要求。“民受益”最终体现为合作社利益归社员所有。合作社利益有合作社交易初始利益，期末盈余利益。合作社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收购不能盈利，让利给社员。合作社对外销售农产品、供应农资获得的返利和收取社员管理费用等是合作社本期盈余的主要部分。合作社本期盈余提取公积金后，作为可分配盈余分配。可分配盈余按与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额，向社员的返利不低于60%。留在合作社内部积累按股金和量化到个人公积金比例记入社员个人名下，保证合作社长远发展需要。“民受益”体现了财务目标终极所有要求。
政府还通过合作社评级、合作社项目申请和相关培训等来诱导合作社财务目标的优化。
从2000年开始，农业部、省和市县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等级评定，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合作社评级的指标和标准也不尽相同。浙江省专业合作社评级中，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将向社员的可分配盈余返还，作为一项评定指标；有近30%的地方政府，同时将提留公积金作为专业合作社评级指标，有两个县、市政府规定了提取风险金、公益金和公积金的比例。说明各级政府对合作社财务目标是关注的，但省级以上示范合作社有提取公积金的规定示范性不够强，同时还规定在星级评定完成后，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对提供虚假星级评定信息的合作社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评定。这些措施，对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财务目标，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合作社项目申请是一项诱导和规范合作社财务目标设定的重要举措。在浙江省合作社项目申请指南中规定，项目申请的前提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分配合理。合作社项目资金补助划拨，要根据项目的财务管理规范进行，诱导合作社按合作社法和章程要求，规范财务目标管理。具体管理上采取资金补助划拨进度和项目实施、检查与项目财务管理保持同步，以促进合作社财务目标实现。
合作社培训是规范财务目标的必要补充措施。合作社思想、财务管理规范的培训是合作社理监事和会计人员培训的必备内容。通过培训学习，明确合作社财务管理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区别，妥善处理中长远财务目标和眼前财务目标的关系，妥善处理监事和普通社员之间的利益，使合作社能够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
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合作社评级的资金补助、合作社项目资金补助和合作社培训资金补助等载体，对合作社财务目标规范诱导，作用效果已经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逐渐体现。
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对专业合作社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分析影响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的因素，对提高政府激励的效果非常有益。在影响专业合作社财务目标因素中，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政府的政策诱导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政府的各项激励措施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阶段性和自身发展规律，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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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9
内容提要: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
（三）“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
法人分类对于民事立法的意义在于为民法典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安排提供支架，合理的法人分类将成为民法典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结构的逻辑线索，《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以法人的类型为支架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14]，将法人制度的民法内容纳入其中。以此反观我国《民法通则》，尽管有关于法人分类的内容，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也试图根据法人的这些不同类型安排关于法人制度的立法。但是《民法通则》的企业法人制度部分九个条文，集中解决的是企业法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法人对外的民事责任承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规则仅一个条文[15]，规范的是这类法人主体资格的取得是否需要登记这一程序。由于在此种分类模式下，同一类型的法人可能需要不同的组织结构与行为规则，而不同类型的法人却可能分享相同的组织结构与行为规则。着眼于民事立法，很难说作为企业法人的工商企业和作为事业单位的城市规划设计院需要不同的规制策略，也不能理解营利性的私立医院和非营利性的公立医院共享同样的调整措施，法人制度的民法意蕴无法凭藉这样的逻辑线索充分展开于立法之中，也就是建立在职能主义分类基础上的我国法人制度立法并未、也无法针对民事主体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法人分门别类设计相应的规则，给出这种分类的民法意义。其中的机理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问题意识不是来自民法需要、并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此分类模式下，不同类型法人的区别体现其在国家构想的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职能，而非民法意义上的民事主体间的互动结构，而民法意欲应对、也能够应对只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下，法人的不同类型自然不能承载法人分类之于民事立法的意义，不能作为民法中的法人制度立法的有效支架，民事立法也无法根据此种分类模式下的法人类型设计法人制度立法的框架。
三、我国民事立法采纳“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同情式理解
深受大陆法系民法影响的中国民事立法为何在法人制度立法上偏离了大陆法系的传统，独辟蹊径，采职能主义的分类模式，渊源于受制于统治经济的、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民法通则》立法者在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当时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
第一，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法人制度以实现国家的目的为首要追求，囿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由此导致的国家对社会的无情吞噬，法学理论长期不承认公、私法的区分，以纵向鸟瞰的视角，界定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结构中的职能是我国民事立法实践的一贯选择，“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成为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依赖性路径。{9}123不仅《民法通则》中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渊源于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而且《民法通则》出台前，我国历次民法典草案中的法人制度设计均着眼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其制度安排均承担着实现国家管制法人行为的使命。《民法通则》颁布前，立法机关曾于1954年-1956年、1962年-1964年7月、1979年-1982年5月先后三次起草民法典。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形成的各个草稿均使用法人概念指称与公民相对的民事主体，同时规定了主管机关对法人的监督权。如1955年10月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稿》第24条规定：“法人在行使民事权利时，受其主管机关的监督。主管机关如发现法人违反法律规定和自己成立的目的时，可根据其具体情况有权加以制止、改组或解散其组织”。1955年10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第23条、1956年12月2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三次草稿）》第20条也做出了基本相同的规定[16]。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形成的民法典草稿虽改变了以法人指称公民之外的民事主体的立法体例，均不再使用法人的概念，但通过民法管制法人行为的意图却得到强化，1963年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初稿）》第13条规定，“工商企业、社会团体的单位，必须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指定机关进行登记，并依照登记项目从事经济活动”o1963年4月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第12条规定，“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必须严格符合主管部门规定和批准的业务范围，不得擅自超越”。1963年6月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第13条规定，“各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不得超越主管部门规定和批准的业务范围”。1963年7月9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以及1964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和196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则以相关条文延续了这一规定[17]。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形成的各个草稿均恢复使用法人概念指称与公民相对的民事主体，开始强调法人的独立性，但不变的是国家试图通过民法管制法人行为的努力，如1980年8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36条规定，“法人在法律规定或主管机关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有权独立地开展业务活动，并有义务全面承担对国家、社会应尽的责任”。该小组1981年4月10日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第25条、1981年7月3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第36条以及1982年5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第38条均延续了上述规定[18]。
第二，厘定国家与国营企业间的关系是《民法通则》的历史使命。法人制度设立之初，立法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界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其主要宗旨在于赋予国营企业以法人地位，实现国营企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民法通则》酝酿的过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之时，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的决策者认为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没有独立性，于是增强国有企业独立性成为此一阶段有关立法和政策的核心关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当时尚没有关于企业组织形态的单行立法，也不能指望通过单行法满足迫切的立法需求。“礼失而求诸野”，立法者没有理性地条分缕析问题性质及其解决之道的从容，《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则被不加选择地赋予了其本不应担当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法人制度既有打破计划经济，强调法人独立身份的特点，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以及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0}立法者认为，从国内来讲，给国营企业以法人地位，有利于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国营企业以国家委托给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政策性亏损和特殊情况，国家财政一般不再负责，这样就可以促使这个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搞活经济。对外来讲，我们建立法人制度，把国营企业跟国库划开，也有利于我们对外交往。明确国营企业的法人地位，其以国家委托它经营管理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就可以避免国家对国营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5}24这第二方面的考虑主要源于对我国政府在国外遭遇之诉讼的回应，由于《民法通则》起草之时我国法律尚未明确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本应由国有企业独立承担的民事责任，往往被外国法院作为国家责任处理，要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结果一旦当事人在国外法院提起针对我国企业的诉讼，或者以我国政府为被告，或者将我国政府作为共同被告[19]。
第三，民事立法对中国特色的追求。立法要有中国特色是制定《民法通则》的首要指导思想，而中国特色则被解读为摆脱罗马法的体系，“推陈出新”[20]。这种思想体现在法人分类问题上，就是要采取有别于传统民法的分类思路。在法人制度设计上摆脱罗马法的体系，“推陈出新”就是要摒弃“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转而以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不同职能作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企业法人，事实上，《民法通则》出台后，学界也将此种分类解读为民事立法中国特色的例证[21]。
第四，民事立法中的直观反映论倾向。“民事立法要通俗易懂，能够为广大群众直接掌握”，即“有些能够避免的用语，在条文中要避免使用，有些不可避免的法律术语，也要尽量使用容易理解的文字”。{11}10经过新中国30多年计划经济以及国家与社会不分的荡涤，传统民法上的财团和社团已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对于普通民众甚至可以说闻所未闻，顺应立法通俗易懂的诉求，财团和社团的分类自然不能成为我国立法的现实选择。而最容易为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的就是，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法人具体形态以直观反映论的方式直接上升为法律上的法人类型。前述《民法通则》出台前的三次民法典起草，尽管法人概念的外延有所变化，但分类思路却一以贯之，都是对现实生活中法人具体形态的直观反映。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考虑，立法上的法人分类应服务于法律上区别对待之需要，对生活实践中的法人具体形态进行抽象，舍弃与法律上区别对待无关的法人具体形态的具体特点，为设计形式化的法人组织结构和行为规则提供前提。我国《民法通则》法人分类只是对生活世界已然存在的法人具体形态的白描和列举，立法上所谓的法人类型不过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法人具体形态，法人分类未着眼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未根据法律调整即法律上的区别对待之需要，着眼于法律意义的赋予，按照法律逻辑重新梳理法人的具体形态，对民事主体互动的结构作形式化的处理。
四、结论：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22]
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区分公法与私法。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律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不同而不同其效果[23]。相较于《民法通则》制定之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家对社会领域的渐次退出，公法与私法区分的观念已经获得认同，法律科学研究渐趋深入，民事立法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形成了规范典型法人形态的诸多单行立法[24]。这些因素提供了民法中法人制度问题意识转换的前提，我们有理由和能力由当初的不问问题性质及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对法人制度面对的问题不加区分地做一揽子解决，转换到现在的以区分问题的性质为前提由法律体系内的不同法部门加以分门别类应对法人制度面对的问题[25]。正在进行的中国民事立法，则为摆脱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法人制度立法思路的转换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遇。但人类的选择毕竟受制于我们的知识和信息，而且，我们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只能是次优的选择，只是在已知的经验中选择问题最少的模式，基于对人类有限理性的充分自觉，本文认为：
首先，将公法人制度从民法上的法人制度中剥离。学理上应采纳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分类，公法组织不是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而设立，活动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对于其活动的基本目的而言，参加民事流转具有不得不为之的辅助性质。故公法组织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专门性和目的性特征，只能拥有和承担与该主体的性质、其活动目的及公共利益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12}173因此，公法人主要活动于政治生活领域，只有从事民事活动时，才被视为私法人，其无法为私人主体所利用。各国均对公法人实行严格的法律创制制度，是否设立公法人，以及赋予何种组织公法人地位，反映出国家特定阶段组织、实施公共事业的意志，体现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方式，具有更强的政策性与现实性。{10}公立机构的组织形式历来是民法不及的范围。将政府机关、政府设立的公共服务机构、政府创设的政治团体分别纳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这是中国民法学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立法中的反映。……无论如何，创设公立机构的依据从来就不是民法，而是国家权力（政府命令、决定、特许、法令）；只是在特定的交易中，有时候需要把公立机构视为民法上的“人”，承认它具有从事交易和承担契约义务的能力。{13}民法只需设立转介规范，承认依公法设立之公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26]。公法人之法人人格的取得从民法中剥离，通过行政法或组织法加以解决，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单纯地解决私人主体联合所面对的问题。
其次，将对法人行为加以管制的功能从民法中剥离。在国家与法人的关系中，由于没有主动推动民法实施的执法主体，民法的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实现对法人行为的管制只能通过单行法实现，而不能通过民法设定法人的职能予以达成。本文不是主张不应对法人行为实施必要的管制，也不是说法人不应有职能上的分别，而是说职能上的分别无法、也不应该通过民法实现。
最后，民法只有采取结构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才能为民事主体平等地通过团体实现自己的目的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但我国民法不应追随俄罗斯模式[27]，而应采取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法人分类模式[28]，并以此为主轴设计法人制度的相关规则，在通过单行法对具体的法人典型形态加以规范的同时，为不同类型的团体取得法人资格提供概括性的兜底通道。
注释:
[1]事业单位法人这一概念就突出地体现了法人分类模式的区分标准选取不当引发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在21世纪的中国，试图用一个定义去概括事业单位的一般属性多半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因为，事业单位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言词定义所能概括的极限。事业单位法人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公立机构的组织和治理应当遵循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而不是民法。”（参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第3页，第27页。）2011年6月2日召开的全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座谈会提出，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参见gov.cn/ldhd/2011-06/02/content-1876045.htm访问时间：2011-06-23。
[2]该草案第8条规定：“私法人可以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此条虽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与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的分类并列，但第10条则将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的分类确定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的下位分类，因此，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的分类即使在该草案也不具有分类模式的意义。参见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
[3]但梁慧星课题组并未以此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只是将公司等企业法人比附为营利法人，而将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捐助法人划归非营利法人，法人类型的区分仅体现为设立原则的不同，如分属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公司与社团分享着相同的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因此，该分类模式对于立法的意义在法人具体制度安排上并未得到体现。（参见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9-104页）。实践中，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也未有成功的立法例，该分类的立法意义主要也在于设立原则、税收优惠等公法领域、而非私法领域对法人的区别对待，因此，该种分类虽对民法学知识体系的完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不能成为中国立法的现实选择，本文对此不做检讨。
[4]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5]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wenku.baidu.com/view/1772687302768e9951e7387a.html访问时间：2011-07-02。
[6]未来民法典应坚持“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学理主张，也是从目的、设立依据、设立原则等国家与法人之关系的纵向鸟瞰视角，归纳此种分类的意义和正当性。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以下。
[7]根据方流芳教授的考证，《民法通则》的法人分类与1963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规定》核定的机构分类是一致的，更准确地说，《民法通则》把1963年创设的单位分类改写为法人分类。参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第6页。
[8]职能与功能不同，职能更多地表征对于主体作用的主观期待，功能则主要是对主体作用的客观描述。
[9]佟柔教授主编的权威教科书虽也认为《民法通则》采取了“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指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标准为是否主要从事营利性活动。（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中企业法人的盈利性与传统民法的营利性是不同的概念，营利性意指法人将所得利益分配于其成员，而在我国，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企业法人，其目的可能是营利，即向成员分配其所得利益，也可能是非营利，如解决特定人员的就业问题。在我国存在追求盈利、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因此，权威教科书的观点是民法学发展初期，学说未臻精致的表现。
[10]这种分类模式还体现在规范非企业法人的四个行政法规，．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社会团体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根据《基金会管理办法》第2条，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
[11]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对法人行为的管制，其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管制法人的行为，而在于管制法人的何种行为、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来落实这种管制。
[12]在北大法律信息网（chinalawinfo.com）中以《民法通则》第36条至第50条为关键词检索，总计获得8个结果，具体为：直接授引《民法通则》第36条裁判的案件共4件，分别是广州市建新五金厂与刘燕琼、高秀珍、肖加明、张瑞芳股东权转让纠纷上诉案；直接援引《民法通则》第39条裁判的案件1件，即北京暴风网际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瑞尔数码公司（realnetworks,inc.）管辖权异议纠纷上诉案；以《民法通则》第44条为参照裁判的案件1件，即淮阳县黄集满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与淮阳县四通镇四通行政村杨楼村东、西组等确认征用土地协议效力纠纷上诉案；直接援引《民法通则》第43条裁判的案件1件，即广州市子凌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彭道仁装修工程欠款纠纷上诉案；直接援引《民法通则》第48条裁判的案件i件，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与上海四方锅炉厂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实际上《民法通则》实施25年来，北大法律信息网仅搜集到5件援引法人制度裁判的案例。本文作者多次利用给法官授课的机会，询问法官援引《民法通则》有关法人制度的规则裁判案件的情况，也得到类似的结论，现行法人制度的规则通过裁判发挥实效的情形十分鲜见。
[13]法人分类的身份法特点即便在企业法人内部也有明显体现。我国企业法人，很长时期在理论上倚重意识形态，强调设立人的身份、所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资金来源的差别，因此，分类上出现了身份法的特点。不同企业法人不仅在设立上有特殊主体要求，并在法律地位上也有所差别，适用不同法律。身份法特点形成的原因在于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建国以来，我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经营为主，集体经营为辅，其经济形式便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并不是营利法人，而是兼以盈利为手段的公法人，通过经济控制追求政治和经济功能，其规范有浓厚的国家行政管理的特征。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14]《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法人制度立法均为三节，即通则、社团和财团。
[15]《民法通则》第50条规定：有独立经费的机关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经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16]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可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29页。
[17]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28、51、101、163页。
[18]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440、499、566页
[19]典型案例为斯考特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产品责任纠纷案（烟花案）。本案当事人为原告：斯考特（受害人父母）。第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被告：产品进口商；第三被告：产品经销商。案情为1975年以来，中国某进出口公司直接向美国出口烟花，其中包括带响的“空中旅行”花炮。1977年7月2日，美国儿童马·斯考特手拿我国出口烟花“空中旅行”准备燃放，其友斯皮门把它点燃。烟花飞向空中时突然转向，朝着站在20码外的他的弟弟狭恩·斯考特飞去，炸伤了他的右眼。受害人的法定代表人（狭恩·斯考特父母）委托律师于1979年6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生产烟花制造商为第一被告，以我国外交部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以烟花进口商远东进口公司和烟花经销商为第二、第三被告，向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600万美元，其中100万为人身损害赔偿,500万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美国驻华使馆送来美国法院传票，传我国外交部长到庭应诉，被我拒绝。美国法院声称，如我方不出庭应诉，美方可根据原告单方面请求，作出不利于被告的缺席判决，并随时对我国在美国财产予以扣押。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一起重大产品责任案。zggjfw.org/index.php/index/content_zh/id/1065访问时间：2010-05-25。
[20]就民事立法的中国特色，佟柔先生指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体系，应该更多地摆脱罗马法的体系，在体系上来一个‘推陈出新”，。参见佟柔：《我国民法科学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载陶希晋主编：《民法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21]关于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企业法人视为我国民事立法特色的观点，参见项淳一：《民法通则的中国特色》，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3期，第3-9页；另见胡康生：《我国的法人制度》，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5期，第7-12页。
[22]《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伪满洲国民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等立法资料均采“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国百年民法典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23]王家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五讲：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参见人民网people.com.cn/gb/14576/15097/2369528.html，访问时间：2010-06-16。
[24]在市场主体法领域，从企业的组织形式角度，我们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从企业所有制角度，我们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乡镇企业法》、《私营企业法》；从资本来源角度，我们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
[25]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号）提出，有必要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26]关于公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更详细的分析参见崔拴林：《论我国私法人分类理念的缺陷与修正》，《法律科学》2011年第4期，第83-94页。
[27]我国无法继受俄罗斯模式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俄罗斯模式与我国的经济形态不相匹配。其对法人的分类是转型时期的产物，明显带有过渡时期的国情特点，既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人分类，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法对法人的分类（参见嫣一美：《俄罗斯当代民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而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法人分类，当然不可取。第二，俄罗斯模式与我国既有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存在严重冲突。俄罗斯民法理论承认法人的设立人对法人财产享有债权、甚至是所有权或其他限制物权。根据我国民事立法（如《公司法》第3条）和民法理论，法人作为权利主体对其财产享有独立财产权，法人的发起人不能依据其发起人身份对法人财产享有任何权利。第三，俄罗斯模式的体系背景与我国民事立法不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属于民商合一性质的法典，将关于商公司等法人具体形态的一般规范也都纳入其中，而我国民事一般法不涉及法人具体形态的规定，这些问题由单行法加以规范。
[28]财团法人可以涵盖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非属公法人（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参见葛云松：《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63页），这使得社团和财团能够对我国既有的法人形态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对于“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最直接的现实挑战是一人公司的出现，但法人制度之主要功能在于解决人们联合时遇到的问题，一人公司由于其成员的单一性，不存在成员间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是法人制度要应对的典型问题。且对于一人公司的规范重点在于赋予其法人资格及法人资格维持的条件，该等问题主要存在于其与外部的关系，已由公司法应对，民法中的法人制度不能容纳一人公司，既无碍于法人制度、也无碍于一人公司制度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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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篇10
关键词：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体系；准则合并
一、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及所属类别
由于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主要规范的是营利组织的会计问题，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主要规范的是政府及政府部门的会计问题，所以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没有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做出界定。具体看来，美国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专门作了界定，并制定了专门的会计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是专门为企业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制定会计准则的组织，在其第4号概念公告——《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的》中，根据与营利组织的对比，将民间非营利组织定义为“符合以下特征的实体：该实体从捐赠者处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捐赠者并不因此而要求得到同等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该实体经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该实体不存在营利组织中的所有者权益问题”。非营利组织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大型组织，如美国红十字会，也包括小型组织，如宗教组织、卫生和福利机构、教育机构等，非营利组织的特征是“志愿性”、“公益性”。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只是针对非营利组织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标准，并没有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做出具体界定。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会计学界使用“非营利事业”的术语（没有特别指出为民间性质），认为非营利事业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不作损益计算，不进行盈余分配；第三，事业的一切剩余财产及权益均为事业所有，在任何情况下，不以任何方式对特定个人给予特殊利益。他们还认为，非营利事业会计实务的最大特点是不作损益计算和不进行盈余分配。“营利事业”和“非营利事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事业的组织形态，而在于创业目的是营利还是非营利。在此我们要强调一下作为组织形式的一种，非营利组织事实上有私立（即民间）和公立之分，如图1所示：
营利组织
企业组织形式
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即民间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
图1
民间非营利组织、政府和企业关系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立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性质相似，其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资金或其他资源提供者在将资源投入到组织中后依旧对这些资产拥有所有权。从这个层面上讲大部分文献中提及的非营利组织事实上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并不包括公立非营利组织。因此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将民间非营利组织定义为符合以下三个特征的实体：（1）该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2）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取得经济回报；（3）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可以看出，第一与第二个特征将民间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区分开来。而第三个特征明确了其与公共部门的差别。
二、建立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的必要性
（一）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包括三大领域，即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活动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作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那么，第三部门就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即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总称或集合。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府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小城市到穷乡僻壤，都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有人员和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营利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都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非营利组织更无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一切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国基本上不存在民间非营利组织，当然也不存在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规范问题。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政府绝对统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和发育。虽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的相对控制依然很强，第三部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但是，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潮流。截止2003年底，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县以上的社会团体由1990年的4560家发展到14.2万家，基金会数量达1200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2.4万家。
然而，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定时期内，并没有得到较好、较快的发展，比如大量的社会团体依然是“官办”的，民间资本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较少；各种类型的基金尽管开始建立，但是民间资金的吸纳和使用受到许多限制；许多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福利机构等被边缘化，地位不高，重视不够，待遇不公，民间资金投入要么望而却步，要么犹豫彷徨。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塞拉蒙教授的理论（1995），私立非营利组织有6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注册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润；(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志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份；(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按此衡量，中国目前符合这6条标准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确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从上述三类组织的情况来看，正规性是必备的条件，而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则就有了分野，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有些非营利组织甚至从事某些营利性活动。至于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则差别更大，从明显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到完全的私人性质，形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七色光谱。这是中国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的落后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制度中就包括会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