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的形式篇1
督：就其对国家机关活动的合法性的监督而言.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对立法活动的监督
对立法活动的监督，是指对一切有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在制定、修改、补充或废止法律、法规、规章等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即立法监督。在我国，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立法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4）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5）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6）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二、对行政活动的监督
（1）对行政活动的监督，是指对国家各级行政机关适用法的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即行政监督。在我国，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
（2）国家权力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活动的监督，主要有：（1）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2）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3）国家权力机关还通过对同级行政机关领导及其他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罢免、撤职等措施，进行人事监督；通过审查、批准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编制及执行情况，对政府进行计划和财政监督；通过听取专题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方式，对政府重大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进行监督。
（4）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基于隶属关系，通过报告工作、执法检查、备案批准等方式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上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关系如下：（1）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2）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5）审计机关的监督。审计监督通过审查会计账目和有关经济资料的方式，对有关财政、财务的活动进行监督。
（6）监察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是监察部门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效能和清正廉洁两方面进行的监督。各级监察机关的职权如下：（1）监察部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行政监察工作。（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领导下，主管本行政区的行政监察工作。
（7）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它通过行使检察权对行政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8）人民法院的监督。人民法院对行政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的某些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三、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定职权对各级司法机关实施法律、法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的检查、监察、督促活动。就其对象而言，主要是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两大系统进行的监督。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对同级司法机关的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对产生它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各自的权限通过人事任免、听取工作报告、执法监督、评议以及个案监督等方式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1）上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2）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 法律监督 立案监督 侦查监督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其内容包括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刑事审判监督。
一、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敢于监督意识不够。首先表现在受传统陈旧执法观念的影响,担心监督严了影响关系,怕得罪人而表现为重办案轻监督、重配合轻制约,从而影响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其次表现为执法观念仍需与时俱进,大局意识、服务意识仍需进一步加强,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与人民群众的要求尚有差距。
二是善于监督的方法不多。在监督的方法上,有时还停留在坐堂审案的被动监督,缺乏运用多种手段实施主动跟踪监督;在监督内容上,重视对实体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监督,忽视对程序上的执法行为、执法过程、执法效果的监督,因而时常导致执法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的出现。
三是履行监督的法律手段不足。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最常用方式是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但如果被建议、被纠正机关或单位不接受、不执行,或者不反馈,则检察机关没有相应的法律手段来保证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被顺利执行与落实,使监督的权威和效果失去保障。
二、刑事诉讼监督工作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针对监督意识上不够要做到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法律监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现代法治意识,坚决纠正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陈旧执法观念;增强保障人权意识,坚持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增强法律监督意识,提高依法履行职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要突出重点,加大力度,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重点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在刑事诉讼监督中,重点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和违法插手经济纠纷、不该立案而立案以及判决畸轻畸重等问题。从制约司法公正的重点环节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人手,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推动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我们要继续加强学习,增强队伍整体素质。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方面,要通过强有力的教育引导措施,使全体干警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公平公正意识,认真自觉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努力提高检察人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不断提高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能力。
(二)在监督的方式上注重
1.对被监督的部门以各种形式有效拓展对其的监督渠道,例如通过与被监督部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了解他们工作中的难点,这些难点往往就是他们让容易犯错的地方、害怕被监督的地方,只有让这些地方暴露无遗,才能够在监督时处于主动状态,防范于未然。此外,监督落实后要有反馈,这样才能积累经验,各地检察院也要互相交流,将其在主动监督上的方法相互比较,那样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才能够做得更好,形成遇事能快速反应,在第一时间里就能做出有效判断的思维模式。
2.保证案件质量是检察监督的生命线,规范案件流程则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关键。通过研究被监督部门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对其程序上的执法行为、执法过程、执法效果的监督,确保执法目的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多种渠道扩充监督的法律手段不足问题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3
现行宪法(1982)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在内容上与之前几部宪法相比较,有了很大的改进与完善,使宪法监督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体上从四个方面确立了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①明确宪法地位，表明其最高性。通过对宪法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为宪法监督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提供了保障，也表明宪法监督机关的权威来源于宪法这一根本法的赋予。②明确宪法的规范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追究方式，如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撤消违宪的法律法规，使其产生的法律效力丧失掉、不批准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这实际上是宪法监督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③明确宪法监督主体及职权。《宪法》第62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同时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审查权、批准权、改变权、撤消权和罢免权”任何一项制度要落到实处，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予以实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也不例外。④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有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就要针对不同的立法主体，不同的立法性质采取相应的监督方式。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总体上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①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许多学者认为应当设置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使宪法监督成为专门机关的专门活动。当前宪法监督主体的设置缺乏科学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作为立法机关，由其作为宪法监督主体，实际上成了自己立法自己监督，显然有损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与实效性。②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这是由于全国人大是采取会议的形式来召开，而全国人大每年仅举行一次例会，常委会也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各常设专门委员会又无权主动行使宪法监督权，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监督不连续，使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③宪法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这是笔者认为的现行宪法监督体制最大的弊端。宪法本本身虽确立了大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但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具体的监督标准，使变得模糊不清，难于运作，实践时遇到极大困难。笔者认为，一部好的法律，一项好的制度，只有通过具体的实施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为人们所感知、所贯彻，否则最终将成为一纸空文。作为贯彻与体现宪法的最高权威与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监督制度，其实施与否，更是倍受关注。当前宪法监督存在的诸多不足中，最应引起注意的便是宪法监督缺乏程序制度，这使大体上成型的宪法监督制度却难以付诸实施。
二、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缺失的反思
正如李忠教授所述：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的载体，是连接宪法监督机关和社会现实的桥梁。离开了宪法监督程序，宪法监督将寸步难行。同时李忠教授还针对宪法监督程序的重要性，举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例子：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议程安排上出现严重的程序错误，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先，国务院总理产生在后。也就是说，在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还兼任着总理，这就与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相悖，但由于缺少事前审查程序，这一错误也未得以及时发现和纠正。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纵使明确了宪法监督主体，但如何具体实施监督？监督的方式就具体如何操作呢？无疑都成了纸上谈兵，从而也使得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可见宪法监督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障宪法规定的实体内容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违宪给以处理和制裁时更要遵循一定的规程和步骤。实际上，现行宪法不仅在关于一定行为的合宪性监督方面缺乏程序性规定，而且对规定堪称详细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方面，同样也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上就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那么立法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偏差呢？宪法监督程序何以被立法者遗漏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①宪法监督实体制度仍不完善，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尚未树立。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使的法律在政治生活说权威性一直难以树立，宪法同样如此。一直到1982年新宪法的制订，才有了大体上确立起来的宪法监督制度。然而由于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效力性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上尚未形成，使得宪法监督制度同样不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未取得立法者的重视，在宪法监督实体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更是直接缺失。②受千百年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宪法监督程序同其他任何的法律程序一样，都不应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应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人们在选择时更侧重于实体上去构建宪法监督制度，倾向于用实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去实现宪法监督的立法目的。而实际上忽视了作为桥梁的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构建，宪法监督已然举步维艰。③宪法本身存在的原因。一般说来，大多数宪法条款都无需专门机关适用。尤其是部分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宪法序言中的叙述性条款、具体规则中的提倡性条款等，这就会造成既然宪法本身许多条款不具有可实施性，那么宪法监督也没有必要规定具体程序的假象。对于宪法的规范性条款,宪法又不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注：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而我国却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④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误解。这里一定范围，笔者认为也包括学术界及立法者中的部分同志。正如王广辉教授在《通向宪政之路》一书中指出：有人认为，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对法律法规合宪性的审查是有程序可遵循的。这种程序就是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规定的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审查议案的程序。实际上，从这一程序的内容可见，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局限于审查议案，而非宪法监督。即使审查议案的程序设计与宪法监督的程序设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性，然而有共性也必然存在各自的特殊性，二者毕竟是不能合二为一或相互取代的。
三,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设计
宪法监督程序作为宪法监督机关在行使宪法监督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式与步骤，其具体设计时最根本的出发点应当立足于监督对象，即宪法监督程序应适应具体是实体内容，主要包括：行使违宪审查权、审查法律，法规合宪性、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职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及进行宪法审判等。从宪法监督的内容来看，宪法监督程序与我们日常所谈的三大诉讼程序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两种程序的性质不同。宪法监督程序主要涉及宪法构建下的政府权力的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政府非法干预。而三大诉讼程序则是一般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②宪法监督程序采取独特的审查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③审查的表现形式不同。宪法监督程序采取书面审查为主，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也采取审判的方式。而三大诉讼则一般以审判为审查形式。可见宪法监督程序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下与三大诉讼程序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仅仅从三大诉讼程序着手，生搬硬套，宪法监督程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具体而言，宪法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其表现出的独特性应包括：①法定性。即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赋予监督主体进行宪法监督应当遵循的程序，其依据是宪法，其程序规则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它是宪法监督主体履行职责的保障，是不能随意变更的。②特定适用性，即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二者相互依存。宪法监督程序仅仅适用于宪法监督，不适用于对其他性质案件的处理和裁定。同样宪法监督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宪法监督程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③程序性。作为一项具体的程序来强调其程序性，实际上是强调，在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上，必须要将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落到实处，形成一个完整的宪法监督行为的过程。从而使宪法监督程序的环节能有机整合于一体，既必要也合理，对违宪的事实予以准确的裁判和处理。
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与非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和借鉴有关国家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应针对不同的审查内容，及法律法规和特定行为两类，作出不同内容的设计：
1，程序中的启动环节。
启动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程序的第一个环节。如同汽车的发动。在实行宪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一般采取宪法控诉的模式。如德国宪法第93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乡镇或乡镇协会由于公共权力或某一法律侵犯了他的某项基本权利或自治权利，可以提出宪法申诉。俄罗斯、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方式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一般而言宪法法院是不能实行职权主义主动审理的。美国的做法比较特别，采取调卷令的的启动模式。而法国的做法，则更值得我们借鉴，其采取的是法定提交的模式，即规定法律法规在颁布、执行之前，必须提交给特定的机关即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可见基于议会制的法国模式与我国当前宪法监督体制是较为接近的。当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针对的就是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而审查主体又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而若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是可取的，虽然显得被动却行之有效。但是如若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就显得余力不足了。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毕竟与法国的议会制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人大代表意志的普遍性、人大机构设置的广泛性等，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针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同时针对有关行为合宪性审查也可以采取申请的方式，即赋予公民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向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提起审查申请，并由该专门委员会作出是否提交与人大审查的决定。
2，程序中的受理环节。
宪法监督程序启动后要正常进行，必须是要启动的理由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认可，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是否可以得到受理，这是监督程序的第二个环节。
受理环节在不同宪法监督体制的国家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一方面表现为受理机关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受理的具体条件不同。对此德国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规定当事人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解决的宪法性争议的申请，依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是规定，必须符合两个条件：①是以书面形式提出。②必须注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对此，西班牙等国还强调了有关当事人诉讼资格的问题，以及为了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美国采取的穷尽其他救济方式的原则，当然穷尽原则的适用是有相当严格限制的。
针对受理环节，笔者认为主要是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对法律法规的审查主张法定提交，宪法监督机关就必须依法作出审查，因此并不存在受理的问题。在受理的具体要件上，是否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口头方式同样应当适用，甚而要考虑少数民族可以采取本民族语言提出申请的权利。当然说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则是应当具备的，此外还应当考虑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这对分析行为的合宪性也是相当重要的。
3，程序中的具体审查环节。
这是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所在，是最主要的关键部分。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往往被称为宪法诉讼的审理程序，主要包括证据认定、具体审判规则、时效制度、审级制度等问题。这样的程序设计类似于普通诉讼程序，德国的做法即是如此。而在议会制国家，这一程序又被称为审议程序，往往包括召集议会、听证程序、具体审议程序等。当然，这种审议程序也被某些司法审查制国家所采用，如《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宪法监督程序。
在我国由于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方式，所以具体审查程序要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审查方式适用于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笔者认为，引入审议程序是有必要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将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问题提交于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从而，由此进入审议程序，根据有关材料的内容及相关证据，并且允许行为人做相应的陈述，通过会议和表决的形式作出是否合宪的决定。
4，程序中的判决与决定环节。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4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运用中理论与实践的碰撞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存在现状
人民检察院开展民事行政检察业务以来,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检察工作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抗诉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注意摸索经验,讲求监督效果,探索出一种与法律赋予的抗诉职能相并行的监督方式——对于一审生效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证据充足、适用法律不当或存在漏判等问题的申诉案件,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法院再审或另案审理,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予以纠正和弥补,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证。
对于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来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包涵着法律监督的内容,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却不具有法定的法律监督形式。它是以非法律监督的形式从事监督的内容,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背离。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进行法律监督的唯一手段,是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然而在民事审判中出现的诸如程序方面的轻微违法等一般问题;在执行程序中出现的诸如对判决或裁定的执行极可能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并不能通过这种单一的手段得到解决。
(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实践中存在问题之原因探讨
1、现行立法的保守与粗略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业务难以开展的法律障碍。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这一方面则显得过于谨慎、甚至保守,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使得采用和开展民事检察建议工作困难重重。
2、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力失衡是民事检察工作难以开展的体制障碍。民事检察监督权如何设置,直接关系到民事检察工作的实际效果,关系到具体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具体运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但在实践中只不过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条件,更不要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了。且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否采纳以及何时答复,法律未作明文规定。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法律含义“暧昧”监督方式,法院当然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种监督意见由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设置,不仅严重挫伤了监督者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达不到监督权设置的预期目的。因此在体制上保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均衡并使之得到立法确认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业务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3、检法两家的认识分歧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业务难以开展的观念障碍。从法院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形成的在民事诉讼中的独家办案、强调内部监督制约为主的格局,使之难以接受民事检察监督这一外部监督形式,甚至规避正面监督。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的情况下,发展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工作阻力重重。
二、检察建议在司法监督的作用
依据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检察现阶段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将检察建议分为三种类型:
1、纠错型检察建议。是指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及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的民事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2、督办型检察建议。是指在办理民事行政检察具体案件过程中,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建议该机关予以改正的民事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3、服务型检察建议。是指在办理民事行政检察具体案件过程中,对法人、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存在的具体问题,建议该单位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予以回复的民事行政检察法律文书。
三、完善民行检察建议监督的必要性
民行检察建议监督作为检察机关强化公正执法的补充和拓展法律监督的新方式,有利于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和强化,它能弥补立法的缺陷,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减少抗诉案件、解决审级矛盾,更有利于加强审判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因此,应赋予民行检察建议监督民行检察建议监督相应的法律地位。但目前民行检察建议监督在立法上还未得到应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它的法律效力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民行检察建议监督还不是一种有效力的法律监督。再者民行检察建议监督还未形成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反而需要审判机关的支持、配合甚至认可,使民行检察建议监督难以发挥有效力的法律监督作用。针对规范、完善运用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提几点如下建议。
1、将检察建议纳入法律规范,确立相应的法律地位。为了使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有效地运用,充分发挥其启动法院再审和纠错、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的重要作用,建议立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形式确认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予以明文规定。同时,要制定具体的操作规范,做到名正言顺,才能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情形的民事执行活动,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并通过提出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同级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法检两家进一步规范检察建议对审判的法律监督,促进法检两家对检察建议实施的共同认识。
2、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通过实践证明,运用检察建议启动法院的再审改判和纠错,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有效方式。这一作法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应当给予肯定。目前,由于这一作法未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应当极力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督机制,加强对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在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意见》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应当依法履行,不得滥用监督权力;检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应当追究责任人员的纪律和法律责任。”,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检察监督行为违法法律或者检察纪律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书面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回复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建议正确的,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及时纠正。”《意见》加强对检察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落实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3、检察建议自身应规范、严谨。作为一种法律文书,首先格式必须规范,内容必须详实,语句必须严谨,适用方法要得当,决不能粗制滥用。检察建议的直接对象必须是原判决裁定的法院。内容上必须详实、客观地叙述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或采用的证据或适用的法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依照法律应当怎么判决裁定,有鲜明的观点和意见。同时语句表述要准确,逻辑结构要严谨。
4、适用条件和范围要准确。运用检察建议的条件和范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作了明确规定,主要靠在办案中认真的掌握、灵活运用。特别是运用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察件的条件掌握,对于“五类重点案件”不宜用检察建议启动再审。我们认为,检察建议目前在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操作尚不规范、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一种尝试。只适用于诉讼标的不大,法律关系明确,经与原审法院协商,法院对再审和事实依法都认可一致的案件。尽管诉讼标的不大、法律关系明确,但与原审法院意见形不成共识的,不宜适用检察建议。对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或者对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未影响实体处理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5
一、监督职权逐步加强，“橡皮图章”的形象正在改变二是监督形式上有新突破，各地人大创造了许多新的监督形式，拓展了监督领域。被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目前大面积采用的有四种，即：1983年从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开先河的执法检查；1986年从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区人大常委会推开的代表评议；1988年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推开的述职评议；在接待和处理司法案件的来信来访中形成的个案监督。这四种方式的创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地方人大权力机关作用的发挥，提高了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也推动了全国人大监督职权的行使。
三是总结实践经验，制定地方性监督法规，把监督职权的履行规范化。受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建议拟定监督法精神的鼓舞，各省和有立法权的市的人大加紧总结工作经验，深入研究监督职权的履行情况，完善监督新形式，剔除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悖于人大工作特征的做法，保留、细化、提炼有助于加强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制定出了地方性监督法规，有综合监督的，有单项监督的，使新的监督形式法律化，监督工作走向规范，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监督法提供了参考。
二、监督实效十分有限，制约能力仍然较低
地方人大监督职权的履行，从过去不敢言监督到今天敢动真格，人大的作用已得到明显加强。但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看，仍具有普遍软弱的一面，对“一府两院”权力的制约苍白无力，宪法和法律确定的职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
第一，人大掌着监督职权不敢作为。一是在地方工作中一些地方党委及其领导习惯于包揽具体事务的管理，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马上就会关联到党委及其领导，触及是否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敏感领域，不敢监督；二是在工作决策中党政联席的现象较多，人大无法在党政共同的一个决定、一个会议、一个文件、一个问题、一项工作、一件事情中把党委与政府截然分开，不能监督；三是在地方政治格局中标志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个人地位和权力的主要是领导们在党委的职位排序，但现实中，从事人大工作的领导进不了党委班子，而政府一、二把手在党委身居要职，形成了人大常委会与政府实际排位的倒挂和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错位，不便监督；四是在地方人事安排中，把党委、政府组成人员里因年龄而不能升迁的领导安排到人大任职，不管口头上怎样宣传，人到船头马到站的思想客观存在，大多数人已不思积极进取，故而避免实质性的监督。
第二，法律确定的监督职权残缺不全。一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比如罢免权，在什么情况下人大可以罢免由它产生的“一府两院”组成人员，法律规定不明确，权力活动空间太大，反而不便行使。二是法律规定有上则无下则，看似监督有权实际无权。比如听取并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报告未被批准，说明代表对执行机关的工作不满意，人大如何处置，法律没有规定，人大监督失去了威严。三是许多法律法规强制性特征不足，是法律又像政策，侧重强调应怎么办、要怎么办，对不执行法律或违法的行为却无惩罚性规定，人大没有办法监督这些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四是没有法律措施确保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威慑性。从法理上讲，人大的决定和决议具有法律属性，是不能触犯的，一经触犯必须受到追究。但人大决定或决议的事情“一府两院”不去执行，或违反决定决议办事，人大拿什么去追究，法律恰好“缺席”。如有的“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还没有交人代会审议通过，报告中今后的工作已经在执行，无论该报告是否通过或修改，都已没有法律意义，人大如何是好，法律没有规定。
第三，人大自身履行监督职权的能力不强。首先，人大代表普遍为兼职，日常忙于各自的工作，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关注宪法、法律的实施，履行代表职务力不从心。其次，人大机构不健全，委员会力量不强；担负主要监督职能的人大常委会机关编制和人员紧缺，工作力量大都不足。再次，监督者整体结构不合理，行使职权的素质不高，难当监督大任。
三、增强信心，排除困难，为履行好法定权力不懈努力
1．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大监督，提高地方党委对人大履行监督职权的认识。党委领导、支持人大履行监督职权，就是监督“一府两院”为民用权、为民谋利，体现党的执政本质；就是党自己通过国家根本制度行使执政权力，人大的监督越到位，党的执政就越有力。因此，地方党委应重点加强政治领导，强化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加快执政方式的转变，改变包揽或直接监督行政、司法工作的做法，支持人大行使包括监督权在内的法定职权，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主法制的根本渠道，实施对“一府两院”的法律和工作监督。
2．完善法律法规，为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权提供操作依据。人大应加速完善法律，使监督职权富有刚性，便于使用，用而有力。在监督法还不能出台的情况下，着重完善现有法律中有关人大监督的刚性规定，增强监督实效，把“橡皮图章”和“软人大”的形象变为历史的陈迹。
3．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人大行使职权的水平。应继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快人大工作的改革，优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扩大专职比例，突出专业化和知识化，提高监督制约水平；应加快充实人大工作机构，建立常规监督专业队伍，规范工作职能，明晰监督职权，强化经常性监督。
4．敢于作为，在作为中加强监督职能。地方人大应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下，敢于行使宪法和法律职责，监督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通过敢监督、能监督、会监督、出实效，落实监督职权。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6
关键词：检察权；行政权；依据；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44-02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将其监督职能拓展到行政领域，既符合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律监督职能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但目前我国行政检察监督制度还存着诸多不足，影响了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
一、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依据
（一）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符合检察权的内在属性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检察权的内在属性也必然存在差异。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不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议行合一”，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并不在同一层级上。人民代表大会在权力层级方面位于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机关之上，其对其他国家机关只能从宏观角度进行监督，而无法实现经常性、具体化的监督。因此，为防止因缺乏有效监督而导致的权力滥用，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常规性权力监督机关来承担监督职责。而从国家机关体系的构架上讲，我国的立法权是高于行政权、检察权、审判权等其他国家权力的，这种权力配置决定了我国的诸种权力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而权力天然具有自我扩张和膨胀的趋势，一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将必然导致权力失衡和权力滥用，因此，需要有专门的机关来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状况进行监控，以权力制约权力。毫无疑问，在目前我国的国家机关设置框架之下，检察机关承担这一法律监督职责是最适当的，同时，也符合宪法中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
（二）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符合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方式
在目前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等内部监督形式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软弱无力的现实情况下，毫无疑问，外部监督应当更加有力，应当在行政监督方面起到主要作用。而外部监督包括公众评价、媒体报道、人大监督等多种不同的形式与途径，但这些监督方式也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在街头巷尾口口相传的公众评价没有任何约束力，刚性不足导致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对之视而不见。新闻媒体的报道虽能起到引起关注的作用，却也并非启动法定监督程序的必然条件，在很多时候，仍然无法有力监督行政权的行使。而正如前文所述，人大监督不可能太过具体，只能在宏观的层面上进行。而与这些外部监督途径相比，检察机关具有中立性、独立性、权威性、主动性等优势和特色，因而也能更好地承担起监督行政权的作用。
（三）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符合当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
纵观世界各国，由于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与定性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国家里检察权的性质也有所区别。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这种监督在力度和宽度方面都呈现一种逐渐扩张的趋势。比如，在英国，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长得作为公众代表监督行政机关，并对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提讼。在德国，按照《联邦行政法院法》之规定，联邦高级检察官可以作为公益代表参加到行政诉讼程序中，通过对案件的参与和诉讼活动来达到监督行政权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因此，检察权监督行政权不但可以制约行政权力，保护公共利益，而且也符合当今世界各国法治建设的趋势。
二、当前检察权监督行政权面临的困境
（一）检察机关的自身定位问题导致其监督行政权功能弱化
在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中，“重刑诉而轻监督，重刑事而轻行政”的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影响了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其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发展。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法治理念的滞后，当前我国还远未实现司法独立，无论在人事安排还是财政供给方面，检察机关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垂直管理，而是要受制甚至听命于地方或者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附庸，司法机关自身本应具有的中立立场和独立品格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检察机关不敢、不能、不愿履行监督行政机关的职能也就很正常了。如此一来，检察资源的配置出现偏差，过分集中于刑事案件的办理，而忽略了对于行政权运行的约束与监督。另外，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储备不足、素养不高也使检察机关在面对当前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难以应付。由于以上原因，引发了很多人对于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诟病和质疑，甚至有人要求取消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这样，行政检察监督举步维艰，被进一步边缘化。
（二）现行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导致检察权监督行政权法律依据不足
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且过于分散，主要散见于《行政诉讼法》和多个司法解释中，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缺陷。目前，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最主要方式是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但是，这种方式不具有预防性，仅是事后监督，且仅适用于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结果。由于抗诉理由规定不明、对抗诉对象的规定过于简单、对抗诉期限没有进行必要限制等明显缺陷，致使行政抗诉具体实施起来依据不足。另外，关于在行政再审程序中检察院的诉讼地位的规定也并不十分明确，目前的主要依据仅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人民检察院行政案件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但是此规则的效力层次不高，只属于司法解释而非法律，从而导致法院的认可度不高，也影响了检察权监督行政权职能的实现。
（三）检察建议法律地位不明导致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约束力不足
检察建议是指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相关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存在违法、违规等问题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建议该机关及时强化管理、修正错误、追究责任的行为。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弥补立法上的遗漏，提高办案效率，协调检法两家的关系。但是，在目前我国的法律框架之下，检察建议还不是法定的监督形式，至今也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法律建议权。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检察建议并不具有法定性、程序性和约束性的特征，所以，检察建议也只能是“建议”而已，而不能要求对方必须执行。在检察机关出于监督行政权的需要向审判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时，法院可以拒绝接受而且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样当然很可能会使检察建议面临形同虚设的困境[1]。
三、加强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路径
（一）从着重监督审判权转变为监督审判权与行政权并重
当前，检察机关往往重点监督审判权的行使是否合法正当，却忽视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实际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实质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制约，目的是保障被监督的公权力得到合法行使。而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背后都是强大的国家力量，他们都是具体实施法律的公权机关，面对相对人，都明显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一旦违法，都会危害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无论从违法可能性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行政权并不亚于审判权。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厚此薄彼，甚至把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排除在检察监督范围之外。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对监督审判权与监督行政权等量齐观，在法律监督职能上实现从单一监督审判权向同时监督审判权与监督行政权转变。
（二）从单纯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后监督与过程监督并重
从现行的法律框架来看，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是以事后监督为主，只有审判程序告一段落才有可能启动监督程序，这应当是基于审判权独立行使以及平衡诉讼结构的考虑。而行政权与审判权无论是在根本性质还是在运行方式方面都存在重大区别，因此，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不应当仅局限于事后监督。当然，行政权与检察监督权之间必须有必要的界限，而且也需要保证行政权运行的效率。但是由于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相对于行政相对人近乎绝对的强势地位，以及行政行为即时生效的特点，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则很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除了对行政权的事后检察监督之外，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也应进行行政过程中的监督。
（三）从以法律规则为主的监督转变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并重
法律规则是具体的，而法律原则是制定法律规则的指导性准则，是对法的精神的高度浓缩，体现了法律的基本价值，比法律规则更具抽象性，适用的范围也更加宽泛。而法律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则天然具有滞后性，不可能立即满足现实的需求。因此，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行政权往往位于超前于法律规定的前沿地带，容易造成行政法制真空，使行政权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这样，也就更需要相应的法律监督。而此时检察机关仅依据法律规则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常常是软弱无力，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把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广泛适用性的法律原则作为依据。因此，在法律规则滞后时，行政主体须以法律原则为行为准则，不得与法律原则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发生明显的背离和冲突。这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对尚无行政法律规范依据的新的行政领域进行法律监督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四）从只监督具体行政行为转变为监督具体行政行为与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并重
现行体制下，行政检察监督主要体现在对进入诉讼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而对于大量的、对公民权益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抽象行政行为则几乎无能为力。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行政主体颁行的这些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适用性，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并可以反复适用，所以，如果其本身违法或违宪，则很可能比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危害程度更严重、影响面更广，会衍生出大量的行政违法行为，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破坏法制统一，进而削弱到法律的权威性。而且，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专门性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完全有必要对抽象行政行为实行具体的法律监督。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毕竟具有“准立法行为”的性质，为了保持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合理界限与距离，对于有违法嫌疑的抽象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并不必自行审查。可以采用提请国家权力机关审议的方式，由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赋予的权限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从而使检察监督与权力机关违宪审查相互衔接，使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由虚变实，由弱变强，而不再仅停留在纸面。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7
1.1建立专业化社会监督程序的理论基础
1.1.1民主政治理论是专业化社会监督程序的政治理论基础
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与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理论的契合，可以使人大引入社会法律专业人士介入地方立法监督具有政治可行性。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3]在我国发展“参与式民主”，当然不能套用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在立法监督关系中，国家也离不开公民的政治参与。当然，全民性的立法监督对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调动社会法律专业阶层的精英人士，参与立法过程和立法结果的监督，却是现实和可行的。我们将法律专业人士通过合理的运行机制与人大对地方立法监督程序结合起来，使专业化的社会人士发挥地方立法监督作用，使地方立法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正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理论的创新发展。
1.1.2宪法监督理论构成专业化社会监督程序的法理基础
我国宪法在地方立法监督机制上确立了监督体系，明确规定“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备案”。这一备案要求，就为人大常委会对地方立法监督提出了程序建设要求，需要权力机关深化备案程序，完善备案制度。同时，宪法对于公民参与监督也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一，明确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二，明确了选民的罢免权，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使国家机关的最终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监督，也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应有内涵，具有宪法基础。
1.2专业化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监督的优势分析
专业化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监督可以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第一，专业化公民参与立法过程监督具有优势。通过对某项立法的全程参与和情况的了解，在座谈、听证、论证等参与形式中，发挥专业特长，对哪些是可以立法的、哪些是应当立法的、哪些是不应当立法的、具体规则设计的对错等作出明确判断，提出有理有据的处理建议，从利益中立者角度监督立法机关正确确立立法选题、制定立法计划和规划、制订立法草案，促使立法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和立法质量。第二，专业化公民在立法实施监督方面更能发挥作用。专业化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监督的重要特点是利用其对立法的研究成果来为立法监督服务。他们参与立法监督最直接的动力是来自于自身对某个特定法律的研究，以及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的认识。一部法律出台之后，是否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有效实施，是否符合立法目标，一般社会公众都会很少自觉地去关心，只有对某个法律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人才会不断地去跟踪，关注其产生的问题，并从理论上去加以分析，探讨改进的方法，并依此向立法机关提出监督建议。第三，专业化公民参与立法结果监督方面优势更明显。一项地方性法规、规章是否违反宪法、法律和上位法，是否可以建议国家权力机关予以审查，一般的公民是没有办法作出准确判断的，只有法律专业化公民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较准确的判断，才能提出较科学的立法审查建议，启动立法审查监督，才能推动立法机关不断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和经常性的废、改和立的工作。
2地方立法的专业化社会监督程序构建
2.1国外立法公民参与监督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2.1.1对立法过程的公民参与监督程序的保障是促进地方立法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都注重立法过程的公民参与监督程序，注重公民参与立法的程序性权利保障，公民在立法过程中享有知情权、评论权、听证权、意见反馈权，评论权，这些权利明显体现出立法监督程序性特质。对立法过程的公民参与监督程序的保障是促进地方立法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化程度高，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要求联邦政府和州、郡（县）、市各级政府都要遵循《联邦行政程序法》和《信息自由法》。《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除国际、外交、人事等事务外，其他公共政策都要求必须有公众参与，违反此原则则属无效原则。”[4]
2.1.2各国公民参与立法监督表现出专业化、专家化态势
如美国立法中越来越表现出专家咨询与公民参与的结合。专家咨询是政府为了一些专门领域获得更精确的政策制定依据，采用召开研讨会或委托专家论证等形式，邀请某领域政策研究所或学会的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或进行专业研究。专家的咨询意见及评估报告往往是美国政府提交公民参与的政策方案的重要依据。德国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草案，由联邦议会的专业委员会举办专家听证会，听证会的代表可能是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也有协会代表。日本的审议会制度是一种社会专家参与立法的机制，它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力过分向行政机关倾斜，由负责法规起草工作部的部长，聘请政府以外的包括已经退休的政务官及专家、记者、行业代表等民间人士，对决策草案进行审议，目的是通过立法程序上的民主性来获得民众对法案的普遍支持。
2.1.3各国都注重公民违宪审查启动权和公民违宪审查的诉讼参与程序
普通公民作为违宪审查启动主体，根据其受理机关的不同，主要有美国型与德国型。美国建立的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司法审查模式，要求审查规范性文件合宪性的前提是必须有具体的诉讼案件发生。在一般诉讼中，当事人提出对本案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置疑，受理法院才获得对之进行违宪审查的机会。自1803年后的205年的司法审查实践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共计宣告州立法和地方性法例1089件违宪无效，占总量的86%以上[5]。德国进行具体审查包括两种情况：第一，在普通诉讼中，案件的当事人认为该案件适用的法律违反宪法时，可以向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第二，通过违宪诉讼。当公民在穷尽了一切法律救济途径后，仍然认为自己由基本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及其相近权利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可以向联邦提起违宪审查诉讼以求得救济。从38个国家的制度的研究表明，19个国家的职能权限中都列举了地方立法的监督权。
2.2地方立法的专业化社会监督程序构建
2.2.1主管部门
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为主管主体地位。宪法和立法法中已经明确了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主体地位，我们在制度设定中也不能违背这一法定前提，要突出人大常委会主管主体地位。第一，监督项目由人大常委会提出。第二，专业化社会监督主体由人大常委会来确定。第三，监督结论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
2.2.2专业化公民的确定程序
可以采用三种形式：一是专业机构推荐。目前我国法律专业机构较多，主要有高等法学专业院系、法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党政机关法律专门部门。人大主管部门可以请这些专业机构推荐相关专家人选，形成专家库。具体推荐程序包括个人申请、专业机构推荐意见、主管部门审核。确定符合专业需求、有合理时间安排的专家，列入专家库，作为立法监督专家备选人。二是主管部门委托或指定。主管部门在所掌握的法律专家或相关专业专家中，委托或指定具体人，作为专题立法项目的监督参与人。三是以课题招标形式确定。人大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年度的立法任务和法规审查任务安排，确立需监督项目，然后采用课题招标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开招标，选择参与监督程序的专业人士。
2.2.3介入立法监督的时间程序
地方立法的专业化社会监督应当贯穿某项立法的全过程，应在前期准备、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各阶段都表现出监督的介入。前期准备阶段介入，是指在立法项目的征集阶段、立法规划调查阶段、立法计划草案初步方案形成后，立法部门都可以根据情况，组织专家座谈、询问、论证。立法过程监督介入，首先是在法规草案的起草阶段吸收专业人士参加起草小组，发挥监督作用，其次是在法律案的审议阶段，专业人士参与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发挥监督作用。立法结果监督介入，主要是指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审查阶段介入。目前专业化人士介入备案阶段的监督更具有现实意义。人大主管部门可以区分地方性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和具体法律实施中存在问题得审查，采取专业化社会监督得手段，提出审查任务，明确专业化人士介入时间。
2.2.4专业化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监督形式
可以采用五种形式：一是讨论。讨论形式一般分为两种，即会议形式和书面征求意见形式。二是论证。专业人士参与重要法规草案讨论，依据专业水平，进行讨论、证明，提出立法取舍建议。三是听证。专业人士参与法规草案审议听证，提出问题和意见建议。四是审查启动建议。专业人士可以代表公民行使地方立法的违法审查建议权。五是课题形式的法规审查。主管部门根据地方立法审查任务需求，制作招标课题，向社会公开招标，确立法规审查承担人。采用招标公告、投标书、主管部门审查确认、任务完成要求、结论提交等具体程序完成。
2.2.5监督结论及效力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监督执法运作机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说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法律监督说理的实质就是要求检察机关自行揭开执法办案的神秘面纱,不仅要将执法的“果”公诸于众,更要将执法的“因”阐释清楚,将检察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主动置于公众的视野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猜疑,达到执法和谐、司法和谐、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说理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维护和谐司法、保障弱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口头说理不够规范、书面说理流于形式等问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就检察机关如何提高法律监督说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概念及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对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意义
目前,虽然司法界对大力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已达成共识,但并为给出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性规定,笔者认为,法律监督说理机制可概括为检察机关在开展业务工作中,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对具体案件、法律监督过程的处理结果所依据的理由进行分析、阐述及说明,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能够明白处理决定的原因和依据,从而为当事人和有关机关提供了一个与检察机关对话交流的平台,通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论理和透彻阐述,使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心悦诚服,有效减少因执法不公开、不透明,而造成的执法误解,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良性执法运作机制。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有不捕说理、不诉说理、民行抗诉说理、申诉和解说理等,并逐步被推广灵活运用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成为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一个重要抓手,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监督说理是诉讼和谐的关键
诉讼和谐主要体现在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当事人与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和谐三个方面。过去,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活动时,对监督事项往往只是简单地说明审查的结果,对于是如何审查、分析和作出判断却很少有充分的阐述,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执法方式既容易造成司法擅断,也容易引起当事人及其他办案机关对检察机关执法公正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执法不和谐因素的产生。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检察机关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向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有理有据地解释法律监督过程中涉及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从而促使当事人、其他办案机关理解支持检察机关的决定,达到诉讼和谐的良好效果。
(二)法律监督说理是定纷止争的良策
众所周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在于矛盾和纷争,而自古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治本之策就是“说理——心服”的纠纷解决机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说理正是从“理”的角度出发论证观点,针对如不捕、不诉等易引发被害人误解、社会矛盾的问题,以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设身处地的向被害人一方把道理讲清、讲透、说明,彻底解开被害人一方的心结,使其心悦诚服,从而达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的良好效果。
(三)法律监督说理是强化法律监督的保障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永恒工作主题,而要想开展好法律监督说理工作,就要有道理可讲,要有能力让人信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缜密思考的基础上,仅凭经验、仅凭感觉的草率决定是坚决行不通的。因此,只有办案过程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认定事实严格依据证明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正确无误,才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所作决定,让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口服心更服。可见,法律监督说理无形中对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以宁德市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为例,管中窥豹,谈谈当前法律监督说理工作中应引起重视、需要完善的几个问题: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9
关键词：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完善；历史考察
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一）建国初期：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初创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检察机关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监督职权。在1951年颁布施行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享有的7项职权，其中包括行政执法检察和行政公诉权。1954年《宪法》第81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同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8条、第9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根据上述各项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检察机关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负有监督职责。
（二）之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否定
后，检察机关得到恢复和重建。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在其第43条规定中，仍沿用1954年《宪法》第81条的表述，继续赋予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但是，1982年《宪法》修改了这一表述，其第129条只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不再享有行政执法监督权。同样，这一时期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没有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作出相关规定。从这一时期的法律规定来看，检察权中是否包涵行政执法监督权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行政执法行为也就被立法排除在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之外。
（三）1989年至今：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探索
1989年，我国颁布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权。从此，以行政诉讼监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逐步开展起来，特别是2010年第二次民行检察工作会议之后，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积累了有益经验。除行政诉讼监督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也在这一时期相应建立，这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之后，在200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对“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中案件移送程序进行了完善。201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法制办等8个部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就“两法衔接”工作中检察、行政执法、公安、监察等国家机关的职责、程序等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这标志着“两法衔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随着“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建立，将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置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之内，体现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法治原理与政治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越行政处罚的检察监督机制本身的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不仅在制度建设上具有重大突破，而且在实践中，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一些省（区）检察机关从2012年起相继开展了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山西省检察机关自2013年5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试点工作，截止2013年底，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行政执法监督案件562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就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积极进行沟通协调，作出了一些制度性安排。例如，江西省检察院与江西省政府法制办于2015年7月2日联合发文《关于检察机关和政府法制机构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试行）》，就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的重点、原则、方式、与政府法制机构的协调配合、监督结果运用等作出了相应规定。可以说，各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实践探索，不仅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适用于刑事侦查、行政诉讼之中，而且还适当地扩大到诉讼外的行政执法活动，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二、当前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规定的缺陷
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依据，散见于《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中，法条表述较为原则，没有实质性规定，更没有详细具体的制度规范可供司法实践遵照执行。可以说，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仅是停留在宪法层面，法律层面的依据不足特别是对行政执法过程的监督几近空白。监督依据效力不足。由于现行法律对于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致使实务中，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所发出的检察建议多是依据《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相关条款，以及与政府或相关行政部门会签的文件。前者有检察机关自我授权之嫌，后者法律效力层次较低。
（二）监督手段的不足
行政执法刑事检察监督范围有限。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有刑事检察监督和非刑事检察监督两条路径。而其中的刑事检察监督路径，主要是通过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来实施，其存在着范围相对较窄的缺陷。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毕竟只有极少数的行政违法行为才构成刑事犯罪，而更多的乱作为、不作为等行政违法行为并没有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是，如果对这些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不予以监督制约，则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更有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最终演变成刑事犯罪。行政执法非刑事检察监督力度不够。主在表现为：一是检察建议刚性不足。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履职中发现的违法行政行为，可以通过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相关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但仅仅依靠检察建议这种柔性的监督方式很难达到有效的监督目的。二是未赋予必要的调查手段。实践中,检察机关调阅行政执法卷宗难的现象还较普遍存在，影响了行政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尤其是在对发现的行政违法线索进行初步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实施监督的必要手段，所以容易出现相关证据不足导致无法成案等情形。
（三）实践操作的困境
线索来源短缺，成案率低。目前，检察机关受理的行政执法监督案件线索，大多数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数量少，这就使得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领域各个环节内可能存在的违法行政行为并不能受到全面的监督。另外，目前“两法衔接”工作机制虽然在许多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间得以建立，但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信息仍无法及时传递给检察机关，导致监督机制运行不畅，检察机关的监督效能也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工作方式难转变，未形成综合效能。目前，虽然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非刑事路径有多种，但实践中检察机关普遍推广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方式，主要是督促履职。全国民行检察工作会议之后，督促履职的范围有所扩大，开展的力度也有所强化，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监督方式仅限于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形进行监督，没有对办案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监督，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
三、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鉴于当前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监督依据效力不足，有必要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该制度予以清晰规定。可以说，修改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构建我国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法律基础。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启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程序，检察机关有必要利用这一契机，在组织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的职权、行使权力的程序以及相关的权利救济等内容。
（二）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手段
一是探索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权，使之成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重要手段，既符合公权力互相制衡的法治原理，也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权对行政执行权的制约作用，有效地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决定，授权检察机关在部分省（区、市）、部分行政执法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可以预见，随着该项改革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行政机关因乱作为、不作为等违法行为而成为诉讼被告的风险将明显加大，这对行政机关具有较大的震摄作用，有利于促进其自觉依法行政与严格执法。二是完善检察建议制度。一方面，检察机关不仅要对履职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出督促纠正的建议；另一方面，还应对履职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在制度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或漏洞提出建议，排除滋生犯罪隐患，铲除犯罪土壤。同时，鉴于检察建议是一种柔性监督方式，为落实检察建议，应建立完善检察建议跟踪制度，促进行政机关按照检察建议要求对行政违法行为与管理漏洞进行整改，增进检察建议的权威性。三是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调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调查权，是强化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重要措施。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询问当事人、相关证人，扣押有关书证、物证，以及委托检验、鉴定重要物证等方式搜集、固定证据，并依托上述调查，作出相应的监督决定。
（三）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法律监督的形式篇10
列宁检察思想对我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监狱检察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关键词】
列宁检察思想监狱检察
列宁的检察思想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实践中产生的。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苏联检察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在苏联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它对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检察机关在列宁检察理论的指引下，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检察实践。
一、监狱检察监督方式的中国化
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派驻检察院的设置是监狱检察监督权能得以有效实现的形式。为了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我国检察机关内部设置了监狱检察部门，在大型监狱或者监狱集中的地方设置了派出检察院，在大多数监狱、看守所设立了检察室，专门负责对监狱刑罚执行活动、监管改造活动以及监狱羁押被监管人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现场、直接监督。列宁曾提到检察机关对剥夺自由场所的羁押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通过从外部社会到监狱视察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监督。我国采取派驻检察方式，这是中国检察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监督模式。检察派驻监管场所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具有中国特色，是监狱检察工作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
二、监狱检察领导体制的中国化
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是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我国监狱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相关内容，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监狱检察工作和推进检察体制改革与发展。列宁曾提出，检察机关只有不受地方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力，才能保证全国范围内的法制统一。因此，在检察机关必须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也就是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检察机关接受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与指挥，全体检察长受总检察长领导。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与苏联领导体制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建国初期，我国借鉴了列宁的有关思想，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我国在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和双重领导体制的选择上，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然后到否定之否定的长期而艰难的探索和反复的实践过程。在借鉴和学习列宁的检察思想理论下，我国根据的政体制度和具体的国情状况建立和创新了监所检察领导体制。派出检察院和派驻监所检察室作为我们检察机关实施刑罚执行监督的基本组织形式。要发挥派驻监狱检察机构在我国监所检察工作中作用，我们必须理顺好监所检察部门的领导体制。
三、监狱检察制约机制的中国化
监狱检察机关制约机制担负着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解决监狱检察监督中干扰、妨碍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不利因素；二是为保障检察权的合法运行，在容易产生监所检察权滥用和腐败的环节设置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是一个建立在和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行使，各种权力之间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面对地方权力的扩张与的影响，列宁曾设计了一个全方位的权力制约机制，他的权力制约思想主要通过行政监察、司法检察中反映出来。我国监狱检察权同样也需受到相关权力的相互制约，才能保证检察权的合法运行。
四、监狱检察监督职能的中国化
列宁领导设立的苏维埃检察机关的基本功能表现为一般法律监督和司法监督，也就是检察机关具有追诉犯罪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职责。其中，法律监督是苏维埃检察机关的最基本的职能，其它追诉犯罪的职能都是围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行的。列宁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包括一切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都有权进行检举与纠察，检察机关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般监督”。我国没有照搬苏联检察机关实行的一般监督模式，而是更为恰当地运用了专门监督，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更适合我国的特点。我国在建国初期，曾将一般监督规定在宪法和检察组织法中，但在试行过程中，曾犯了教条主义思想错误，假借一般监督来反对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专门监督是我国监狱检察制度的首要特色，检察机关内部专门设立了监所检察部门和专门的检察官，专门负责监督监狱。检察机关监督实行的是限于依法规定范围的专门法律监督，这是根据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我国在吸纳外来法制文化的过程中将其本土化的趋势。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由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监狱进行监督，这也是中国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