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1
【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跨国企业集团日益发展，为了不断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如何对其分支机构进行有效管理成为其重点关注问题。为推动财务管理不断创新、合理控制成本、实现高效运作，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推崇。
二、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概述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共享服务的一个分支。共享服务是一种将一部分现有的经营职能集中到一个新的半自主的业务单元的合作战略，这个业务单元就像在公开市场展开竞争的企业一样，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目的是提高效率、创造价值、节约成本以及提高对内部客户的服务质量。
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则是对财务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主要是依托信息技术通过财务流程再造将一些分散的、重复的基本财务业务集中到一个新的财务组织即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进行统一处理，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推崇和实施的一种管理模式，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全球500强企业90%以上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该模式，如微软、iBm、摩托罗拉等。据统计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美国企业平均降低成本50%，欧洲则为35-40%。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在国外开展并已经运用了近30年，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该模式在国内引入较晚，其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些大型企业做到了全国层面的共享，有些企业达到了区域共享，也有部分企业形成了虚拟共享。
三、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优势
（一）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在设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前各个地区的业务单元都要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而通过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集中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后，有利于实现规模效应，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
（二）有利于提高效率，专注于企业核心业务
通过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可以把原本复杂的工作变得细分化、标准化、流程化，企业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各业务单元管理者可以从繁杂的非核心业务工作中解脱出来，将自己的精力专注于有更高附加值的核心业务上，从而有利于保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三）有利于强化企业财务管控能力
随着企业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分（子）公司都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财务组织。而其各自的财务核算和处理流程并非完全一致，这样就会导致集团管理者对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难进行监控。而通过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建立统一的财务标准和核算流程，在强大的信息技术系统支持下，实时生成各分（子）公司的财务信息，则能有效地强化总部对各业务单元的财务管控能力。
四、企业集团成功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要点分析
（一）实施前期应该做好的准备工作
1、获取管理层及员工的支持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实施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深层次的财务变革，它的影响面较广，不仅涉及到业务活动、人员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总要环节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也会深入影响到参与人员的切身利益。会改变他们固有的工作习惯或模式，实施过程中会面临新的挑战和阻力。因此要成功实施变革的关键在于获得管理层的支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实施该模式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2、正确选址及业务内容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立通常会选择一个新的地点，低成本是选址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业务内容进行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具有以下特征的业务：第一类是在各个业务单元中具有普遍性的任务，例如日常资金管理和账务处理。第二类是具有相同属性，大量重复发生的业务例如采购、销售等。第三类是具有专业化、标准的业务，例如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
3、选择正确的实施方式
目前常见的实施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全面实施，即全地区全业务一次性纳入共享中心，用全新的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代替传统的财务模式。②试点实施，即先选择在一个地方实施，建立示范模型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③逐步实施，需要首先制定完整的方案和计划，然后按照项目计划去逐步推广实施。企业的组织机构、业务内容、资源等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因此在实施方式的选择上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实施要注重循序渐进、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积极应对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积累经验。
（二）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点
1、财务流程再造
从本质上来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财务流程再造的过程，即对财务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重新设计，把财务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进行细分判断识别哪些流程交由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来集中处理，同时制定统一的业务处理标准，在集团层面实现业务流程标准化，为将来业务流程管理及绩效考核提供一定标准。原本复杂的业务通过流程的标准化后可以被分解为一个个标准的业务模块，当有新业务出现时可以再现有模块中迅速选择适当的处理方式，可以提高业务处理的速度与效率。
2、信息技术系统支持
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是一项实施难度较大的工程，涉及面广、专业性较强、管理理念较先进，因此需要有统一的技术支撑。搭建统一的信息技术系统是财务共享服务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一般包括企业eRp系统、网上支付、影响管理系统等。
3、制定服务水平协议
正如企业的经营运转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作之前也需要制定服务水平协议。具体来说，首先要明确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类型；其次要界定提供服务的方式及双方之间的责任；再次对具体的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其所依据的业绩标准进行协商谈判；最后对整个流程进行简要回顾以确保达到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五、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地域性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提供服务范围将进一步扩展，这种新型的财务管理模式其发展空间是十分广阔的，并且在将来的财务业务处理中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特点、权衡利弊，正确运用实施该模式为企业增值。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2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
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宪政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3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宪政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宪政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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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4
论文关键词公产行政公产制度公物制度
行政公产制度是行政法学上的重要内容，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一起构成行政手段系统。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对行政公产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法国行政公产概念的历史发展概况
法国的行政公产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五大发展阶段：
（一）旧制时期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旧制时期，当时的法国法律制度没有把国王的财产区分为公产和私产，国王的一切财产受到特别的保护。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可以认为国王的全部财产都是公产。
（二）法国大革命时期
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1790年11月22日和12月1日的两个命令，使得封建帝国时期属于国王所有的财产，最终属于法国全体民众享有。包括不动产和其他的物权，但不包括税收权利在内。国民财产可以作为取得时效的标的，但没有把国有财产区分为公产和私产。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全部国有财产属于私产范畴。
（三）拿破仑民法典时期
在拿破仑执政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即拿破仑民法典对国有财产的规定很简单，尽管它使用了公产一词，但是却仍然没有把国有财产区分为公产和私产。因此在拿破仑时期，法国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公产制度。
（四）19世纪后期
在19世纪，首先由民法学者在理论上提出了公产与私产的区别。第戎法院院长V.普鲁东在1833年所著《公产论》一书中认为，在政治共同体的财产中有一些是公共的财产，供一般公众使用。他理解为非生产性财产为公产；是生产性的可以用以谋取利益的财产为私产。该种理论认为公产是根据自然性质属于公众使用的财产，例如道路、河川等。由此法国公产制度开始确立，但是出其在当时还具有民法学和政治学上的烙印。
（五）20世纪的发展
在该时期，法国行政法理论界认为，公产的范围不仅限于自然性质属于公众使用的财产，也包括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指定作为公用的财产在内，根据某项财产所履行的功能决定它是否是公产。此外，以往认为公产是非生产性财产，不能产生收益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认为公产制度不完全排除政府可以取得收益。伴随着公产理论的不断发展，法国的公产制度由此变得复杂化。在法国现实法上，公产受公法的支配，由行政法院管辖。私产受私法的支配，由普通法院管辖。
二、法国行政公产的概念
公产一词虽然最早出现于法国的行政法学中，但是如何区别公产与私产，如何给公产下定义，在法国行政法学界长期以来无明确的概念。虽然法国有将公产做列举式阐释的传统，例如，19十九世纪四十年末，法国民法改革起草委员会以建议的方式提出关于公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后被理论界广泛认可和采用，普遍认为政府的下列财产比如：为公众直接使用的财物、作为公物使用的财物属于公产。然而，以列举方式来区分公产和私产仍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在实践中，法国行政法院通过在具体判例中，根据财物的作用不同来定义一物是公产还是私产。如果政府为了自己类似于私人的需求而享有支配权的财物，那么该财物被认为是私产，该财物服受私法的规范，可以被依法转让、设定抵押，可以依据法律关于时效取得的规定，获得该财物所有权；如果是政府直接管理并用于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财物，那么该财物被认为是公产，因此，可以将公物概念界定为：“由行政主体所直接管理的、用于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财产或公共设施”，其包括公用物与共用物，前者是使用于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时的财物，后者是使用在社会民众生产或生活上的财物。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只有法国学者将行政公产认为是一种财产。
三、法国行政公产的分类
关于法国行政公产的分类，法国行政法称公共公产为公众直接使用公产，是指公众直接利用公产本身而言，通常与公务用公产相区别。而且与公产发生接触的物体亦被看做是公产。公共公产直接以提供社会公共福利为目的并供一般公众共同使用的公产其无须特别的许可。公共公产涉及公路、广场、海滩、水道等广泛领域。公共公产只在使用内容上有明确的规定，不需要特别的许可，如果公众遵守相应的规则，则该有权使用该公共公产。反之异言，需有政府的特别许可才能使用。此外，公共公产的附属物均适用有关法律关于公共公产本身的规定。
公务公产是指政府本身履行其行政职务过程中，由行政公务人员自行使用的公产。例如，政府办公大楼、办公物品和设备均属于该类财物。公务公产具有使用上的限制性，只提供给行政公务人员履行职务时使用，私人无该类财物的使用权。公务公产大致两类分为：一是履行特定职务时使用的公务公产，如警察履行职务时使用的警械、警服，军队使用的军事基地、军事用品；二是政府公务人员办公时使用的公务公产，如办公室、办公用品。此外，办公大楼等构成行政公务公产的基本建筑物，根据主流观点也属于公务公产范畴。
四、我国的行政公物制度的概念和范围
（一）我国行政公物制度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公物仍是一个学术上的概念，还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用语出现在具体的法律法规里进行使用，但是仔细研究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可以发现有不少体现学术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公产概念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以及预算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我们不难发现具有数量不少的类似于法国公产制度内涵的规范性条文。以上现行法律为构建我国的行政公产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法律基础。有观点认为，我国以上这些现行法律关于行政主体对公物权利属性问题，可以直接以现行宪法相关条款为依据，将行政主体享有的这种权利界定为“公法上的所有权”，其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团体所享有。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学术界，主流观点普遍认为，行政公产是指由政府以及政府委托授权某些具有履行行政职务的社会组织，为了履行职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享有所有权或进行实际管理的财产。这一观点主要以下几点含义，一是行政公产的存在必须是为了公用的目的；二是行政公产必须由行政主体所有或者实际管理控制；三是行政公产是一种可被政府自主支配的财产。
此外，行政主体在其所有权以外而享有的其他权利，例如地役权、用益物权等则不属于公产范畴。由于行政主体行使所有权的公物，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行政等权力机关在履行实施职务行为时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条件，或者是在为社会民众的生活、生产履行职务过程中提供便利，并非基于牟取某种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我国的行政公物不应包括基于国有资产而产生其他衍生物。
（二）我国行政公物制度的范围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类似法国公产制度的行政公物制度，因此，关于我国行政公物的范围，只能从一些现行的具体法律中寻找相关的法律条文，《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国有资产管理行为”。另外，在我国大量存在的事业单位中，其依法享有所有权和事件管理控制的大量财物，依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其参与管理了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管理活动，从以上我国对国有资产范围的相关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暂行办法》都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类似于法国公产制度所称的公产，包括国家调拨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各级政府接受的捐赠和其他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一切归为国家所有和管理支配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以及我国的公物甚至还包括从国有企业等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主体所产生的财产。
正如某学者所指出，在法国行政法中，行政公产制度将行政主体所享有和管理的财产分为公产与私产，行政主体的私产在原则上受私法支配，但是其取得、转让与使用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议会、审计机关与上级机关的监督，并不是完全适用私法规则。由此可见，即使同是政府所享有的财产，并不能全部归于公产，法国行政主体的私产或私人所有物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与公物是不同，不应当属于“公物”范畴。而我国台湾有的行政法学者则认为：“所谓广义之公物，乃指国家或自治团体，直接或间接为达成行政目的，所必需之一切财产而言。”该种观点将各种被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而所有或管理的财产归为行政公物的范畴。
但是，我们主流观点以及从行政公物法的一般原理来看，结合我国现行的关于国有资产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我们认为并非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所有属于国有资产的财物都属于行政公物的范围，行政公物的范围应当主要限定在国有资产中的固定资产部分，这样才是相对比较合理。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5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论文联盟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j]，涉外税务，2003，(5)
[8]l甘功仁，论纳税人的税收使用监督权[j]，税务研究，2004，(1)
[9]油晓峰，王志芳，税收契约与纳税人权利之保护[j]，税务研究，2007，(2)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6
关键词：公共品私人品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230-02
公共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或服务，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能被私有化的绝不是公共品；也不是用来交换的一般产品或商品，能用来交换的物品或服务，绝不会称为公共品，是不可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的。
一、什么是公共品
1.公共品概念的提出。对于公共品（publicgoods），不少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研究者把公共品译称其为“公共财货”、“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益物品、集体产品和社会产品等。
中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公共品”一词最早是由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提出。
对于什么是公共品，中外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所下的定义大同小异，而在表述上却不尽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anthonySamuelson1915.5.15―2009.12.14），他在1954年、1955年分别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理论的图式探讨”中提出并部分地解决了公共品理论上的一些核心问题。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品定义为是这样一种产品，即“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这一描述就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品的经典定义。他认为，公共品的两个关键特征是，增加一个人消费服务所追加的成本为零（非相克性），不排除他人享用（非相斥性）。他并以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来界定公共品的概念：Xnj=X，即表示第i个人对第nj种产品的消费等于第nj种产品的总量；它区别于个人对私人消费产品（privateconsumptiongoods）的消费：Xj=X，即表示所有个人对第j种产品的消费之和等于第j种产品的总量。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认为，公共品是指“在对该商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
奥尔森则把公共品定义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个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也就是说，公共品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一个人消费某种物品时，另一个人同时也消费它，消费的边际成本却不会增加，亦即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对公共品的一个可选择的定义是：“能以零的边际成本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物品。”任何产品，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某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品。
1965年，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所谓俱乐部产品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如收费路桥以及公共游泳池、电影院、图书馆等；还有一类是与俱乐部产品相反的共同资源公共品，是指在消费上有竞争性，但却无法有效排他的产品，如公共渔场、公共牧场等。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公共品统称为准公共品。准公共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当消费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出现“拥挤”问题。布坎南在该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品是“纯公共品”。
斯蒂格利茨对公共品的定义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加，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
从中国国内的经济学教科书来看，一般把公共品定义为，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和服务。
根据公共品的概念，一般把国防、外交、立法、司法和政府的公安、环保、工商行政管理以及从事行政管理的各部门所提供的服务，称为纯公共品；把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应用科学研究、体育、农林技术推广、自来水、供电、邮政、市政建设、铁路、港口、码头、城市公共交通等向社会提供的物品，称为准公共品（亦称混合品）。顾笑然则认为把准公共定义为准私人品更为准确。
与公共品相对应的是私人品，即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所谓竞争性，是指一个人消费了某种物品将会减少其他人消费该物品的数量。所谓排他性，是指一个人使用或消费某个物品必然排斥他人对这个物品的消费，只有付费才可以使用。即他人不能同时使用或消费该物品，比如，一件衣服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以上的人穿在身上。
二、对公共品的置疑
在西方，公共品理论上的研究虽有数百年的历史，对公共品这一概念在实际使用时基本是明确的，但在界定公共品的概念上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直接影响了对公共品的范围、分类以及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的研究。
一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公共品包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故在表述公共品的概念时，则认为公共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另一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这两个措辞所表述的内容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同义词重复使用。即认为公共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需要的产品。并根据产出的不同形式，把政府提供的产出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品，即政府产出的产品形式；另一种是公共服务，即政府产出的服务形式。在经济学中，产出可以分为产品和服务两种形式。它们的区别却在于：产品是有形的产出，而服务是无形的产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可以在时间、空间上相分离，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是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有些产出是有形的，如所供应的水、电、气等；有些产出则是无形的，如教育、医疗、保健等。按此逻辑推理，有形的公共产出应是公共产品，无形的公共产出则应是公共服务，但二者都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公共需要的行为。
也有一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在经济学中所创造和使用的公共品这一措辞，是具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并不是从政府产出的产品物质形式去定义的。萨缪尔逊（萨缪尔逊，《经济学》82页，1192~1203页）在阐释公共品这一概念时，并不是将其当做政府行为的一种结果，而是当做具有特定性质的一类物品。他在说明公共品时，所使用的例子有国防、安全、灯塔、法治和秩序、交通设施、医疗保健、环境以及科研与教育等。在他的分析中，公共品并不是因其产出的实物形式而与公共服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是将私人产品作为对应概念。在他看来，具有积极的或者正的外部效果的产出才是公共品，不存在外部效果的产出则是私人产品。萨缪尔逊在论述公共品和私人产品这一对概念的同时，还进一步使用了市场产品和集体产品这一对概念。市场产品是由市场决策、配置而产出的，而集体产品则是由政治和政府决策而产出的。由此可见，所谓公共品和私人产品是针对产出的特定属性而言的，而所谓的市场产品和集体产品则是针对产出的机制、方式和制度而言的。
还有不少经济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国家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国家契约论等）、不同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制度层面、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对公共品的本质属性与特征进行探究与置疑，或是从公共品的提供者或消费者角度入手对公共品定义提出置疑，认为产品提供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很多制度性的因素，而非基于产品的本质属性，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因素却决定着政府供给水平和供给范围，影响着人们对某种产品效用评价的高低。因而，认为仅从提供者或消费品的角度很难准确定义公共品。
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都采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标准来定义公共品，但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这两个标准还不能准确反映公共品的本质属性，因为这两个标准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并不能完全成为界定公共品的充分条件。
三、对公共品的理解
公共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或服务，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能被私有化的，只能称准私人品；也不是用来交换的一般产品或商品，能被用来交换的，只可称为准私人品，是不可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的。
对于公共品的理解，最好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一，公共品在提供上具有非竞争性。这就意味着公共品为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同时消费，而多增加一个人消费对其他人所造成的边际成本为零。其二，公共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一个人或一些社会成员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享用。其三，公共品在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公共品是向全社会人员共同提供的、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的特点，其效用为整个地区或城市的全体居民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个地区或城市、某些个人或企业享用。而准公共品则只是部分地区、部分城市、部分居民所共享、共同受益或集体消费。其四，公共品在享用上的免费性。公共品是人们在取得公共品时所得和所费之间完全不对称，而在享用公共品的使用价值时一般采用免费方式。而准公共品则是采取收费方式，若收费则称为准私人品。其五，公共品在享用范围上的空间性。公共品是全社会的全部居民受益。而准公共品只是在某地区内、某城市内的居民受益，而不在某地区、某城市内的居民不受益或受益较少。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学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乔林碧，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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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双敏.公共事业管理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王善迈.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7
关键词：互联网+新常态财务管理职能转型
一、互联网+新常态的概述
（一）“互联网+”的概述
国内“互联网+”新理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11月于扬在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的发言。“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传统而言，“互联网+”即为“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并非两者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平台，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间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短短几年的时间，“互联网+”已经改造并影响了许多行业，当前大众所熟悉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itFin）、在线旅游、在线影视、在线房产等行业均为“互联网+”的杰作。
（二）新常态的概述
新常态，简而言之，即为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新常态一词最早由主席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行程中提及，其发言：“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一词全面、准确地对中国经济现状及特点做出了概括和描述。新常态理念为：顺应经济发展态势，把握新阶段发展特征，剖析所面临的挑战，企业转型创新是必然之路。
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分析
（一）财务管理面临金融风险增大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外企涌入国内，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世界金融自由将会导致中国税率完全开放，外汇管制解除，货币实现自由兑换。这必然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与国际经济交接，但同时也将增加国内企业的外部金融风险，使得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金融风险增大。因而，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如何缓解和解决日渐增大的金融风险是其重要工作，但在互联网+新常态背景下，传统的财务管理已经无法解决该问题。
（二）企业财务管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下，企业为求在市场中立足和发展，就需要与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保持同样增长速度。作为财务管理者，在此市场经济环境下，就需要对其做出的决策负责，应预先预见经济市场的各种变化趋势及走向，避免因与市场经济节奏脱轨而导致决策失误，给企业带去巨大损失。纵观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情况，国内企业间及国内企业与外企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互联网+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但其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市场挑战，这就给财务管理提出难题，如何适应当前环境和进行转变是其重要任务。
（三）企业整体利润下降，财务管理亟需转变职能
新常态背景下，企业面对产能过程、竞争激烈，低层次产品需求萎缩的现状，企业利润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2014年，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增速同比下降8.9%吗，年度利润增速创下1998年以来新低。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944亿元，比上年下降了21.9%；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7.5亿元，下降2.7%；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981.4亿元，下降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726.1亿元，下降1.5%；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221.6亿元，增长3.7%。另外的，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2604.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58.2%；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55609.2亿元，增长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5340.6亿元，增长13.5%。总体而言，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9个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略有增长，12个行业则出现下降。在此背景下，企业转向新的利润增长点是其生存的唯一选择。而这就决定着，财务管理必须转变自身职能，以适应企业寻找新利润增长点的需要，进而帮助企业提高获利能力。
三、互联网+新常态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职能的转变路径
（一）财务管理向管理会计转变
在互联网+新常态时代背景下，企业财务部门应脱离附属职能部门的约束，转变成企业内部核心职能部门，并将重点工作放在管理会计能力的加强上，简而言之，就是要将财务管理职能向管理会计能力转变。加强管理会计对企业有着重要作用，财务部门只有不断推进管理会计工作，才能预测企业业务经营状况、预算企业业务计划，并根据预测和预算结果出具企业财务分析报表为业务部门考核提供正确有效的信息与数据支撑，与业务部门成为企业内部强强联手的合作伙伴，而非各行其是、各就其职。
实际上，西方企业早就实现了财务管理职能向管理会计的转变，比如国外开发的平衡计分卡、aBC作业成本法等已进入我国的这些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就是在管理会计工作作用下出现的。这些工具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战略层面的管理，帮助企业实现更精细化的财务管理。与西方先进企业相比，国内企业刚从粗放式告诉发展阶段过滤到精细化管理阶段，还未有西方先进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成果，甚至还未有其一半成果，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必须将重点放在内部管理上，而不是照搬西方先进企业将重点放在战略层面管理上，以我国企业目前的实力而言还难以完全驾驭战略层面管理。
另外，在互联网+新常态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将面临一个快速调整和剧烈变革的时期。在该时期中，国内企业每年或每半年都应结合市场经济变化或进程进行内部各种管理调整，尤其是财务管理结构调整，以改变企业组织结构、财务管理模式等。为此，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转变不仅具有一定重要性，还是我国国情下的一种必然结果。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是指围绕企业管理模式改变和调整中心一系列管理会计工作。管理会计工作内容包含从企业预测到企业计划预算、企业管理会计核算，再到管理会计分析与输出管理会计报告，最终支持业务部门绩效考核的一个循环过程。
（二）财务管理向数字化管理转变
在互联网+新常态下，任何事物都要求创新。对我国企业而言，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跟上互联网思维与步伐，创新和调整企业管理模式（以财务管理模式创新和调整为主）、营销模式、组织架构与产品研发模式等。比如对于制造业而言，近几年来制造业的市场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纺织业的市场更加不景气，然而在讲求新常态理念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制造业最要紧的就是创新自己的思维，走互联网+制造业的道路，尽快完成数字化改造，继而在制造业中实现数字化工厂，用信息数字技术说话，实现制造业的飞腾。
互联网+之下，当前是一个数字化时代，需用数据说话；新常态下，当前则是一个创新和改造的时代，需寻找新的发展创新点。因而，国内企业财务管理职能向数字化管理转变是必要的，也是时代变化下的必然结果。
（三）财务管理向财务共享服务转变
在互联网+新常态思维模式下，传统企业后台职能部门，包括人事、财务、it都应从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中脱颖而出，转变为共享服务模式。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影响下，未来企业都将变成移动化的企业，那么企业财务管理向财务共享服务转变就显得更加有必要了。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职能要向财务共享服务转变，需要通过三个步骤实现：第一步，通过引入财务共享，提升企业基础财务工作效率，并做到至少解放60%以上的财务工作人员，给其自由，使其发挥自身潜能帮助企业投入到管理会计与战略支持中；第二部，在第一步骤完成后，企业应帮助被解放的财务工作人员提升管理会计技能，具体的应对其进行专业培训；第三步，企业需要赋予财务部更多权力，让其更自由发展，尤其是发挥财务部重要职能，帮助企业实现兼并、收购、上市、重组等资本运作活动。基于此，有能力的企业，就需要结合企业情况开发适合企业的财务共享服务平台，尤其是集团公司，更需要开发财务共享服务平台，或直接运用用友网络新开发出的nC6财务共享服务平台。
国内最早实现该转变且取得重要成绩的是海尔公司，海尔财务总监于2008-2012年就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引出共享服务，大大提升了海尔公司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不仅如此，海尔还解放出66%的财会人员，并结合人单合一，加大数据管理，其管理会计阶段也进行地很好。海尔的先进创新值得其它企业学习与借鉴。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新常态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职能的转变是时展必然结果，国内企业只有进行财务管理职能转变，才能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企业才能重新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并在激烈市场环境中立足和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春红.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财务转型探讨[J].中国总会计师，2015（5）：86-87
[2]郭湘.浅析当前形势下企业财务管理职能转变[J].现代经济信息，2012（7）：140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8
〔关键词〕服务供应链；信息共享；合作关系；企业绩效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9.005
〔中图分类号〕F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9-0025-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虽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尚低于发达国家。尽管如此，服务业比重日趋增大仍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客观趋势，服务经济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2011年我国三大产业中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已达431%[1]。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服务业的经营许可，以金融、保险、通信、旅游和物流等服务领域为重点的新一轮开放，将对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服务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带来的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在我国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服务性企业能否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可以准确迅速地满足顾客的需求。为此，服务性企业有必要采取科学的运作管理方法来保证顾客需求的有效满足，从而可以高质量、低成本且快速地应对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以获得持久性的竞争优势，服务供应链管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供应链管理理论，以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为基础，以上下游企业间的战略合作为手段，对提高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制造性企业提高企业绩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而随着服务业的兴起，针对提供服务性产品的服务业企业而言，能否利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是近几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服务供应链管理最早起始于anderson等人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啤酒游戏”的“抵押服务游戏”（mortgageservicegame）实验，结果表明“牛鞭效应”同样存在于服务供应链中，由此标志着服务供应链管理研究的诞生[3]。大量的有关针对制造性企业供应链而开展的研究表明，信息共享与企业合作能有效弱化“牛鞭效应”，提高供应链环境下的企业绩效[4-5]。那么对于服务供应链而言，信息共享与企业合作能否有效改善企业绩效，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本文以服务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信息共享、合作关系及企业绩效的结构模型，利用对国内服务性企业的调研数据统计分析来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服务性企业有效实施供应链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1概念模型
供应链被认为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的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6]。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应建立在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协同管理的基础上，而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协同的基础是节点企业之间实施有效的信息共享策略。供应链间的信息共享是指在特定交易过程或合作中，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7]。供应链中的成员，其本身都是独立的企业或组织，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而且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合作大多是以一种动态联盟的方式存在的。各自利益追求的不同和动态合作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企业之间信息传递和共享内容的不完整性，因此如何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进而实施有效的信息共享策略是管理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服务供应链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目前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认为，服务供应链是应用产品供应链的思想管理与服务有关的产品或服务，其基本内容包含从最早的供应商到最后的客户中发生的信息管理、流程管理、能力管理、服务绩效和资金管理[8]，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供应链管理的思想去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而根本途径则在于通过加强服务供应链上不同服务生产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企业间的信息共享程度来实现这一目的。
关于企业绩效，财务绩效无疑是最基本的指标，在文献[9-11]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均把财务绩效指标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对于服务性企业而言，除了财务绩效以外，最重要的绩效变量当属服务质量。多年来，围绕服务质量的讨论层出不穷，多数研究表明服务质量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关键要素之一[12]。因此，本文研究除了考虑企业的财务绩效以外，还将考虑企业的服务质量这个绩效维度的测量，并试图构建反映供应链环境下，服务企业信息共享、合作关系对服务质量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由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H1：服务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服务供应链企业合作关系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服务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对服务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服务供应链企业合作关系对服务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服务质量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了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供应链上的企业通常会签订一些契约和协议来约束各自的行为，建立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来共同维护供应链系统的利益，从而达到改善自身利益的目的。特别是，对于提供服务这种无形产品的服务供应链及企业而言，由于其提供的产品具有无形性和不可存储性等特征，所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则表现的更加强烈，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来保障供应链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有效的合作应建立在合作双方充分的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而信息共享程度的加深发过来又可以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如文献[13]就讨论了供应链上的企业如何通过构建基于eDi的信息共享平台来实现供应链企业合作应对突变风险的效率；文献[14]则更是提出了构建供应链信息工厂的设想，以此来加强供应链上企业的信息共享程度，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服务供应链企业信息共享与合作关系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服务供应链信息共享、合作关系与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
2验证性分析
2.1问卷与调研描述
本次调研的问卷共分为基本情况、信息共享、合作关
系、服务质量和企业财务绩效5个方面。基本情况部分包括企业类型、企业所属行业、员工人数、受访者性别、学历、职位及工作年限等7个题项；信息共享部分包括信息可获性、信息失真或扭曲、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私有信息共享等5个题项；合作关系包含企业目标的相互融合、资源与技术的互补性、共同努力、决策互惠、有效沟通、战略合作伙伴和相互信任等7个题项；服务质量部分包含服务承诺实现率、顾客响应速度、顾客投诉率和适应顾客需求变化的能力等4个题项；财务绩效部分包含资产收益、投资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等3个题项。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9
关键词:奢侈品商品经济概念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实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可以通过有形实物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简而言之,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车、游艇、珠宝、服装等,一般传统的奢侈品都属于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通过无形服务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没有特定的实物形态,其价值往往通过消费者接受服务消费时所获得的无形体验和感受而实现,例如健身、社交、休闲、美容、旅游、美食、体验等,相对于传统的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应当是现代生活中一类新兴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
根据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资本性奢侈品与资源性奢侈品。
资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过对物品的拥有可以实现保值或带来增值的奢侈产品,消费者拥有这类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费,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宝首饰、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等;资本性奢侈品可以通过占有、收藏方式拥有,并可进行估值抵押融资。资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产中过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会资源并最终用于消费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的最终效用明确在于消费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车、时装、腕表、箱包等。资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费的方式拥有,一般很难实现保值性融资,同时它们相对于普通商品,在生产制作中会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资源。
(五)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
根据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一次性奢侈品与重复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费过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妆品等,这类奢侈品只能经历一次性消费,其产品实物形态随消费而消耗及消亡。重复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多次循环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装、皮具、钟表、眼镜等,这类奢侈品虽然多次重复地使用直至其实物形态的毁损灭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应该明确的是,这种分类方式从逻辑划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复性奢侈品只是属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级子概念,而与消耗性奢侈品相对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将其理解为可无限次循环使用的重复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关奢侈品的分类中,新兴的服务性奢侈品是否已脱离了对奢侈品内在实物价值珍稀性的本质范畴或属性范围,应当值得关注。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出现和兴起的康体、美容、健身、休闲以及太空旅游、极地观光等服务性奢侈产品,消费者在体验和享受中同样会含有实物价值的体现,如专业器械、专业护理、精心服务、技术指导、优美环境等等,无不体现出服务性奢侈品中所含实物、资源价值的珍贵性与稀缺性。因此,服务性奢侈品同样具有奢侈品在实物价值上的稀有珍贵性和在无形价值上的外在彰显性两大本质属性。
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
奢侈品是在一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品类型,它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客观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态和社会现象。在现代市场商品经济体系中,奢侈品与其他类别的商品或产业一样,是现代商品经济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由于行业尖端资本的聚合、私人物质财富的集中,以及人们对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显的心理需求或对某种个性化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客观存在,为现代奢侈品经济的发展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供需关系,并且已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以参与各方互惠为条件、以劳动产品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称,而奢侈品经济之所以可以相对独立地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市场主导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产业或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精细分工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定商品营销市场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经济是一种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费商品或服务产业体系。由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分级的细化,以及客观存在的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档次和消费层次的个性需要,使得奢侈品从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来,以其“质优价高,满足尖端消费群体的个性需求”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产业体系。其次,奢侈品经济的运行体系具有区别于普通商品的独特运行机制。奢侈品的生产制作、营销宣传、包装运输、售后服务、消费体验等商品运动过程与生产流通环节,均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标准往往明显优于行业或国家的相关质量标准,尤其在原料、工艺、技术和个等资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业的珍稀性、独创性、领先性等特点。再者,奢侈品经济具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系统属性。奢侈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关系的调整与运行,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部门体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调整与运行的经济规律和产业要求。
奢侈品经济是集奢侈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流转、营销宣传、消费文化等于一体的系统产业运行集成,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部门,其特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周期性形成了独立的产业循环运行机制。同时它所带来的促进产业发展水平、创新商品制造工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个需求、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导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理论上而言,任何一个行业或品类的商品与服务,都有可能产生各自领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产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从原料选择还是制作工艺上,以及在同类产品生产所需各类资源的优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着相应行业内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投入上也要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奢侈品生产中产品品质与工艺技术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适用的高新技术会梯度转移推广至其它同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中,这必然有助于推动同类产品行业发展水平的改良升级。在奢侈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其在包装、存储、运输、营销等各流通环节上,较其它同类产品具有更高的品质和工艺要求,这些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品质要求,无疑有助于促进奢侈品产业在社会经济协作关系基础上的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奢侈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奢侈产品的拥有和消费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它能够更多地带动其它相关专业性强的社会服务和产品消费的需求,如奢侈服饰消费带来的服装保养、专业洗涤、品质维护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奢侈豪宅消费带来家政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服务需求……,这些产生于奢侈品消费过程的衍生性社会服务需求,将会延伸奢侈品经济的产业链条和范围。
参考文献:
1.[德]维尔纳•桑巴特,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德]沃尔冈•拉茨勒,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和特点篇10
[关键词]虚拟财产；债权；知识产权；物权
一、虚拟财产的概念及特征
法学界通说认为虚拟财产的概念主要有两种。广义的概念侧重于“虚拟”，认为虚拟财产是网络虚拟空间中的非物化、数字化的一种财产形式。狭义的虚拟财产更侧重于“财产”。认为狭义的虚拟财产是网民、网络游戏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账号及累积的“装备”、“货币”、“宠物”等财产。
虚拟财产的特征主要有：
1.虚拟性。虚拟财产首先要满足虚拟的特征。虚拟财产对网络虚拟环境有着依赖性，必须要存在于网络虚拟环境中。这一特性也是虚拟财产区别于现实财产的本质区别。
2.价值性。虚拟财产虽然存在于网络虚拟环境中，但是几乎所有虚拟财产都凝聚了所有人的精力、时间甚至是金钱，因此虚拟财产具有价值性。
3.可交易性。各款游戏中交易场和拍卖场的设置使虚拟财产可以通过买卖的方式在玩家和游戏服务商、玩家之间转让，游戏玩家可以做“生意”。而且虚拟财产也可以通过离线交易的方式在玩家之间转让。
二、虚拟财产的属性
（一）债权说
该学说认为，虚拟财产的重点不在于虚拟物品的本身，而在于它所反映的网络游戏服务合同关系，即在网络游戏玩家与网络游戏运营商之间是一种提供游戏产品及服务的合同关系。因此，虚拟财产是债权存在的凭证，是玩家得以请求服务商为其提供特定服务内容的证据。
债权说很好地说明了游戏玩家与网络游戏运营商之间的特定关系，又能够体现出虚拟财产的期限性问题，依据合同关系确实能解决一部分虚拟财产的问题，但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
1.仅凭借网络游戏玩家与网络游戏运营商之间的服务合同就认定虚拟财产属于债权性质，似有混淆用户与服务商之间的服务关系以及用户与虚拟财产之间的支配关系之嫌。
2.债权说将虚拟财产仅仅看作是合同关系的表征，认为虚拟财产是运营商提供服务内容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忽视了虚拟财产本身独立的价值。
3.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是相对权，债权人只能依照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向特定债务人主张权利。但虚拟财产不仅可以向网络游戏运营商主张权利，还具有一定的对世性，即排除他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不法侵害。
因此，债权说无法完全准确说明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二）知识产权说
这种学说认为，虚拟财产属于智力成果，因为从法理层面来看虚拟财产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并需要一定的载体，故虚拟财产应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但虚拟财产和知识产权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1.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知识形态领域中创造的精神产品，其没有具体的形态，不占有一定的空间，具有非物质性。但虚拟财产并不完全“虚拟”，如台湾地区法务部函释中所说虚拟财产是以电磁记录形式存储于游戏服务器上，具有物质性。
2.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并且期限是由法律规定的，超过该期限，这一权利就自行消失，相关的知识产品会为全人类共同使用。而虚拟财产的期限却是由网络游戏是否运行决定的。一旦网络游戏停止运行，该网络游戏上的虚拟财产即告消失，任何人都不会有使用该虚拟财产的机会。
3.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其作为一种专有权在空间上的效力并不是无限的，要受到地域的限制，其效力只限于本国境内。而虚拟财产不具有地域的限制，只要在某一地区能够运行该网络游戏其对虚拟财产的权利就不会受到限制。
故将虚拟财产认定为知识产权甚为不妥。
（三）物权说
此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本质上是电磁记录数据，应属于无形物。玩家付出了精力、时间等劳动性投入或者直接通过货币购买而取得，享有当然的物权。物权是由法律确认的主体对物依法享有的支配权利，权利人在法定的范围内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
要确定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应先明确其作为客体的法律关系，并着眼于其自身的法律特征。
1.网络游戏中的各种虚拟财产都是网络游戏玩家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而取得的，因此游戏玩家应该成为这些虚拟财产的权利主体，而义务主体则应是包括网络游戏运营商在内的其他不特定人。运营商和其他义务主体都对游戏玩家的虚拟财产负有不得侵犯的消极义务。并且运营商还负有对玩家的虚拟财产进行妥善保管的义务。这点是由虚拟财产独特存在方式决定的，虽然这和传统的物权有所区别，但这并不妨碍其符合对世权的性质。
2.游戏玩家对其取得的虚拟财产享有直接支配的权利。权利内容包括凭自己的意愿决定对虚拟财产进行转让、交易、赠予甚至抛弃。即游戏玩家对虚拟财产享有所有权。之所以说网络游戏玩家享有的是所有权，而不是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也不是用益物权中的使用权，是因为所有权能重在物的使用价值，而在网络环境中，玩家不仅可以使用，还可以转让，交易虚拟财产。而用益物权重在对物的使用收益，不包括处分。因此，游戏玩家对虚拟财产享有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