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分类篇1
[论文关键词]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概念
一、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概念
“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共同构成法律监督职能,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范畴。二是指法律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检察系统内部各功能主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或者为了保障和促进法律监督职能而形成的关系。这两层涵义是有联系的。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监督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应当由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所决定,理应是对它的全面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层涵义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不过从本文写作的目的来说,从第二个层面来界定法律监督内部关系更为恰当。因为法律监督各项权能之间的联系最终仍然要通过构建合乎其要求的主体关系来实现。此外,主体关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权能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且要考虑更多的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与权能之间的联系无关,但是对权能的有效发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中的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一词采用第二个层面的涵义。
这一涵义包括了以下两层内容:
1.法律监督关系是指检察系统内部各个功能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一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语,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如在哲学领域,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起主动作用的事物。法学中的主体是与法律关系一词紧密联系的,确指法律关系中的人。如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中的主体并不考虑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而是特指所有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业务部门(机构)和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这些部门内的职能人员。
2.法律监督关系是指各个功能主体之间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或者为了保障、实现法律监督职能而产生的关系。每一个功能主体在对外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难免要与其他的主体发生关系,比如下级与上级、侦查与批捕,等等。为了确保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在检察系统内部还存在对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部门,它们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实际内容。
学术领域对每一个概念的界定都与界定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范围直接关联,本文的这种界定也是由本文的写作任务和目的决定的。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从一个超然的角度来阐述、介绍或者评价检察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是要研究如何使法律监督主体与法律监督职能更为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换言之,就是要研究解决如何更好地促进检察系统提升整个系统的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而一个系统能力的提升不仅仅取决于单个个体的能力,同时取决于多种内部结构与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正是这些对于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来说是必须解决和协调的关系组成了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外延,这也是笔者对法律监督内部关系进行上述定义和界定的理由和根据。这同时也体现了研究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重要意义。
二、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分类
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内部关系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既有相同性或者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据此,对主体进行分类,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和归纳的前提和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进行了四个向度的分类:
(一)第一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内部关系的现实性程度。据此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应然关系。本文中的应然关系又包括两种类别,第一种是从社会发展和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客观要求出发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理想型关系;第二种是综合上述客观要求、当前的客观实际状况即实现要求的客观条件得出的应然关系,不妨称其为现实型关系。2.实然关系,即当前内部关系的实际状况。
(二)第二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大小,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四大类:1.个体与部门、机关之间的关系;2.部门之间的关系;3.部门和机关之间的关系;4.机关之间的关系。
(三)第三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发生关系的主体之级别,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1.级别相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2.级别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四)第四个向度的分类依据是主体之间发生关系的时点。此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1.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2.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中发生的关系;3.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之后发生的关系。
上述四种不同分类下产生的类别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是彼此在外延上往往存在交叉。如机关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履行职能之前发生的关系,也可能是之中、之后发生的关系;既可能是同级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同级别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的类别关系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处理原则和方式,比如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关系与同职能的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三是同一类别关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原则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同是上下级部门关系,侦查职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在处理原则上就存在差异。
总之,内部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一方面需要我们条分缕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归纳、整理和概括,对共性的东西进行归类和抽象。为此,根据上述分类,笔者拟定了如下的行文思路:以对理想型应然关系的研究为起点,通过对实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最终
探讨和构建现实型应然关系。以第二种分类产生的四种关系作为分析各种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每一种关系的分析中,再根据第三、第四种分类对各种具体关系进行探讨。
三、衡量法律监督内部关系优劣的依据和标准
要探讨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首先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依据什么能够断定我们得出的这种模式就是法律监督内部关系的应然模式?这就如同我们判定一个党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然在先的要有一个标准和依据。笔者认为,判定某种模式是应然模式的依据在于:它能够使法律监督各项权能和谐且更好地得到履行,充分发挥其作用。因为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使命和设置的意义就在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依据和标准又可以具体分化为四个内涵:
(一)各项权能在运行中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目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一项权力最初都是基于管理某种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即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集权时代,权力为私人所有,其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性质也并没有被抹煞。相反,任何忽视了权力服务社会之客观任务和性质或者用权不慎的王朝,终会被社会和人民所抛弃。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个人作为一级主体,通过古典个人主义的繁荣获得了与社会这一主体同等的地位与价值,权力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在此基础上日益得到重视。每一项权力的设置都应该是为了管理或者解决某种公共事务,这是社会和立法设置该项权能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权能得以更好履行的基本标志也就在于它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设置它的目的和赋予它的任务。
(二)各项权能在实际运行中能够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具有效率观和效益观,司法活动也不例外。这作为法律监督权能履行得更好的标志,无需多言。
(三)各项权能之间能够实现一种有效的配合,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
与其他刑事机关不同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具有多样性,从侦查、批捕到,还有诉讼监督和职务犯罪预防。这些权能之间会存在某些联系,比如某种对立、制约或者互长关系等。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些客观联系,在此基础上对各项权能进行组合和优化配置,即有可能形成一种高效的整体合力。通过这样的组合与配置,每一种权能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四)法律监督各项权能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形成一种良性的整体合力
法律监督分类篇2
第二条本办法规定的各类卫生监督员是指依照上述法律、法规聘任的在法定监督范围内进行卫生监督的食品卫生监督员、传染病管理监督员、药品监督员、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化妆品卫生监督员、放射防护监督员、学校卫生监督员等不同类别监督员。
第三条国家实行卫生监督员资格考试、在职培训、工作考核和任免制度。县以上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对卫生监督员进行统一管理。
第四条各类卫生监督员由聘任机关发给全国统一的证件、证章。
第二章资格
第五条卫生行政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必须经卫生监督员资格考试合格，方可受聘为卫生监督员。
第六条具备下列条件者方可参加卫生监督员资格考试：
（一）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监督管理实践经验：
1．从事卫生防疫或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具有科员以上职务的卫生行政人员；
2．从事卫生防疫或药检工作一年以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或已取得医（技）士以上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经省辖市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关法律知识培训合格。
第七条卫生行政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卫生监督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后，经法律、法规授权机关聘任方可成为相应专业的卫生监督员。
第三章任免
第八条卫生监督员在下列机构中聘任：
（一）县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有关部门卫生主管机构；
（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防治和药检机构，必要时也可从乡镇（街道）一级卫生机构中聘任。
第九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为完成特定的卫生监督任务可从全国聘任国家特派的卫生监督员。
第十条为辅助卫生监督员执行监督职责，可依据法律、法规规定聘任助理监督员或检查员。
第十一条下列情况之一不得被聘任为卫生监督员：
（一）非在职人员；
（二）专职实验室的检验人员；
（三）因健康原因不能胜任卫生监督任务的人员；
（四）省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为不宜从事担任卫生监督管理和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
药品监督员的聘任，不受本条所列（一）、（二）项所限。
第十二条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对所聘卫生监督员的业务水平、法律知识和执法情况进行考核。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依法直接撤免或建议原聘任机关撤免：
（一）不符合有关卫生法律、法规规定聘任的人员；
（二）经资格考试、工作考核不合格的人员；
（三）不接受指定的业务培训或培训考试不合格的人员；
（四）在卫生监督和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中，有违纪违法行为并受过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的人员。
第十三条各类卫生监督员资格考试、在职培训和工作考核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离、退休或调离卫生监督岗位的卫生监督员，由原聘任机关办理解聘手续。
被撤免和解聘的卫生监督员由原聘任机关收回其卫生监督员证件、证章、帽徽、标志等，并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四章职责
第十五条各类卫生监督员在法定范围内，根据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行使下列监督职权：
（一）依法进行预防性和经常性卫生监督管理；
（二）对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单位及经营药品的个体工商户的药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抽验；
（三）进行现场调查和监督记录，依法取证和索取有关资料；
（四）进行现场采样，提出检测项目；
（五）对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理；
（六）参加对有害人体健康事故、假药案和疫情的调查处理；
（七）宣传卫生法规和业务知识，指导、协助有关部门对有关人员进行卫生和药品知识培训；
（八）执行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管理机构或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其它监督任务。
第十六条各类卫生监督员必须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项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工作程序等。
第十七条各类卫生监督员必须做到：
（一）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实事求是；
（二）忠于职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风纪严谨，证件齐全，着装整齐，文明执法，恪守职业道德；
（四）遵守监督执法程序、标准、规范和制度；
（五）取证及时、完善，方法科学、手段合法；
（六）执法文书书写规范，手续完备；
（七）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
（八）不与被监督者建立经济关系，不担任被监督者的顾问或在被监督单位兼职；
法律监督分类篇3
关键词：监督行政法制；行政责任；行政救济；范畴
监督行政法制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由于现代行政活动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多样，行政权力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在行政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偏差，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从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必须按照现代法治原则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偏差，明确和追究责任，及时和公正地对因行政偏差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救济。这既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特别需要加强研究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明确概念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故本文对行政责任、监督行政、行政救济等监督行政法制的若干重要范畴试作探讨。
一、关于行政责任
（一）关于行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于行政责任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如某些行政管理学者是将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也包括在行政责任范畴内的。即使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也见解各异。例如，前苏联行政法学者的如下“权威”定义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译介进来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行政责任意味着行政处分的适用和实现。它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狭义理解或是广义理解，行政责任毕竟是行政强制的一部分。”〔1〕按此说法，行政责任是仅由相对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传统的“管理论”的观点，尽管早已过时，但它带来的影响现在仍不可忽视。
又如，在我国曾影响很大的《法学词典》甚至将违反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的后果也纳入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又包括纪律责任，将行政责任定义为“实施法律或企业事业单位规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内务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这种将私人行政与公共行政混同一体的早期做法，现在看来太过宽泛，显然不当。
有的学者借用西方某些行政法著述的观点，将行政责任单纯视为国家赔偿责任。〔3〕这种定义显然过于狭窄，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行政责任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看：就内涵来看，是指行政违法即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外延来看，行政责任的行为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即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责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4〕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广义的理解。
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5〕这种观点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和较多赞同者。
按上述狭义理解的行政责任，其主要特征有：1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或其他什么责任。它不是基于道义或约定产生的，而是由法律（行政法）单方设定的。2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3行政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有其相对特殊的内容和承责条件。行政责任不能代替其他责任，其他责任也不能取代行政责任。4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外部责任，它不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如接受行政处罚），也不包括行政主体内部的责任（如受到政纪处分）。
（二）关于行政责任的构成、种类和形式
探讨行政责任的构成，旨在便于确认行政违法的后果及其性质，解决应否追究和追究哪种行政责任的问题。为此，需要着重考察行政责任的如下4个构成要件：1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包括某些行政不当行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3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是由行政违法行为（包括部分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的；4必须是法定的应予以追究的由该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种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已取得较多共识的有如下三种划分方法：
1划分为国家（行政）侵权责任和国家（行政）合同责任
这是英国行政法对行政责任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英国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当局及其雇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被诉后都应由普通法院管辖且确定有责任后由国家承担责任，行政当局违反行政合同应负赔偿责任，如因社会公益而单方改变行政合同条款则应予以补偿。简言之，行政责任通常因行政当局的侵权或违约而产生且应由国家予以赔偿或补偿。此种划分方法也为许多国家行政法学者所普遍接受。〔6〕
2划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前者是指针对具体实施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者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责令承担一定赔偿额等等，它通过惩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后者是指对因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各种有效补救，它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方面。
3划分为制裁性行政责任、强制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这三类法律责任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和有所区别的。其中的强制性行政责任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和执行罚。
行政责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其中有一些例外也作为民事责任形式）。具体而言，可采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如下八类：1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是非财产性质的最轻微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2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也是非财产性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3履行职务。这种责任由行政失职者具体承担。4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本身有义务撤消，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撤消，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消。5纠正不当。此即行政不当行为要予以矫正的责任。6返还权益。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或不当剥夺，因而撤消或变更该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时，必须返还相对方的权益。7恢复原状，在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相对人的物品损坏时，行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8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财产责任；而且这也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给予该相对人权利补救的一种形式。〔7〕
（三）关于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
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是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实务中大量存在和较有难度的问题，但在学界争论较小。对此，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在确定行政责任的基础上，有权机关强制负有责任的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我国，法定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国家机关有三类，即：1权力机关。例如，它可用“撤消”的手段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的责任。2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表现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追究下级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的行政责任，监督职能机关有权追究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等等，而且适用各种责任形式。3司法机关。例如，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有权通过裁判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的实践来看，追究行政责任必须坚持如下四项原则：其一，责任法定原则。必须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才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且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二，责任自负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三，法律责任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原则。有的学者也将这项原则称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为追究责任应与该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相一致，还应考虑是否具有从轻、从重或免除的条件。其四，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政责任的免除，是指虽然符合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但根据某些法定条件或理由，追究机关决定不追究作出该行为者的行政责任。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免除；另一种是特定免除（又称豁免），其条件是法定的，其性质是强制的。
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行政责任主体的更换，即行政责任从一个主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原责任者的行政责任为另一主体所继受。这种转继关系实为转移人与继受人之间的行政责任转换关系。对此，需要明确如下几点：1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法定的，不是由行为人擅自决定的。2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有条件的，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行政责任的转继。从主体条件上看，行政责任的转移人和继受人限于行政主体，而不发生在个人之间；从时间条件上看，处于行政责任已被确定，但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际；从客观条件上看，出现了导致行政责任转继的某些法律事实，例如该行政主体被撤消、合并。3行政责任的转继应当公开明确，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监督，不利于确保有关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补救。
行政责任的消灭，是指行政责任被确定后，因某些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撤消）。它与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责任的转继比较，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区别在于：一是行政责任的免除发生在责任确定过程中，而行政责任的消灭发生在责任被确定以后；二是行政责任的转继发生在责任确定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之时，而导致责任消灭的法律事实之一却是行政责任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监督行政
（一）关于监督行政的概念与特征
在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谈到监督问题：其一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行政执法者进行的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而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进行的监督检查，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一的行政监督检查，它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范畴；其二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监督者对行政进行的监督，即有监督权的组织和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现代行政法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
在上述后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行政法学者又按自己对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等要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题目的侧重，而对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和表述。例如，从对监督主体范围的理解之角度看，除了“行政监督”这个概念已约定俗成地被理解为仅指“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内部监督”而较少歧见以外〔8〕，学者们对行政法上的监督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监督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大致分为五种：1最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2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按此种理解，罗豪才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行为”、应松年教授近著称之为“对行政的监督”）；3较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4较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5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按此种理解，王连昌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皮纯协教授主编书称之为“行政法制监督”、朱维究教授主编书称之为“政府法制监督”）。〔9〕
笔者认为，作广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而其中“监督行政”的表述比较简明，其实际含义就是“对行政的监督”（但其中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的监督）。对此试作如下简要分析：1与行政（关系）相对应的互补范畴乃是监督行政（关系），它们构成了行政法的一对基础性范畴；2监督行政的行为实施者包括行政外部监督者和行政内部监督者，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对行政的监督主体框架；3行政内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内部监督，或者说行政机关对其内部的监督）也常常约定俗成地简称行政监督，是一种外延较窄的概念，它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行政外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外部监督，或者说外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延较宽的概念，它既包括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的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又包括非国家权力性监督的政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等等。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看，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也程度不同地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许多原先属于所谓事实现象的监督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进程（如公民对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行为随着新的环保立法出台）而开始演变为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可说是此类监督纳入现代行政法研究范畴的原因之一。〔10〕从上述广义理解的角度，笔者赞同将监督行政定义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过程的监督。〔11〕
按上述定义，监督行政主要有五个特征：1从性质上看，监督行政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监督主体多元多样化，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二是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3监督对象比较确定，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包括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4监督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主体活动的全过程，又包括行政主体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各方面。5从行为程序来看，监督行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权力性监督行为）须严格遵行某些法定程序，属于要式监督行为。
（二）关于监督行政的法治意义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促进依法行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积极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已加入该公约）。〔12〕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人民，故其应当对人民负责；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以及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从根本上说也体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监督权。行政权力是一种范围广、影响大的公权力，既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可能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或作出其他违法失职行为而致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即监督行政法制，对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故监督行政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失衡、失控和异化，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实现监督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效能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多重的深远意义，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监督行政的原则
监督行政的原则是指导监督行政行为全过程的。对此，我国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就监督行政提出如下十项基本原则：1经常性原则；2普遍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公正性原则；5具体性原则；6明确性原则；7有效性原则；8实际性原则；9灵活性原则；10公开性原则。〔13〕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如下八项原则：1高位原则，即应通过立法赋予监督职能机构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职权，增强其权威性；2强效原则，即应使监督职能机构拥有强硬、高效和完备的监督手段；3专职原则，即应切实做到监督机构必须专司监督之职，不要兼司他职；4独立原则，即应使监督者在人、财、物和监督工作等方面具有必要的自主独立性，不因这方面因素受制于被监督者；5网络原则，即形成以人大监督委员会牵头的网络化监督组织体系；6民主原则，即充分发挥派、人民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传媒和人民群众在监督工作中的特殊作用；7责任原则，即从制度上、组织上明确规定对某一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由谁负责及其失职责任，做到“监督者受监督”；8保障原则，即从各个方面对监督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对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予以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保障。〔14〕这些原则的覆盖面广、涵括性强，对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监督行政行为的分类
监督行政行为是多元化、多样化、按一定方式有机结合而成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其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些分类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从主体、对象、范围、内容、程序、效力等角度作出如下分类：
-按监督的主体，可分为：1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2非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执政党、参政党和统战组织的监督，社团组织的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的监督，中介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公民的监督。
-按监督的对象，可分为：1侧重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2侧重于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财产申报；3既对行政机关又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行政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
-按监督的范围，可分为：1对抽象行为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宪法第67条第七项的规定）；2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如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中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撤消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
-按监督的内容，可分为：1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2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监督；3对行政主体行为合目的性的监督。
-按监督程序（顺序、时间），可分为：1事前预防性监督，如设立专门行政程序，权力机关组织人民代表视察行政机关的工作并提出建议，等等；2事后纠错性和补救性监督，如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行政赔偿，等等；3行为全过程监督，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的各种监督措施。
-按监督行为的法律效力，可分为：1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如机力机关作出的撤消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撤消判决，等等；2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但会产生政治影响力等其作用，且经转化也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如政党、社团、传媒、民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等等。〔15〕
三、关于行政救济
从已经介绍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行政救济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救济概念在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情况是：
在英国，“权利依赖救济”（威廉。韦德《行政法》第六编开篇语）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救济制度已成为当代英国行政法的重要制度，救济概念也是其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代英国法中的救济分为三大类：一是普通私法救济，包括损害赔偿、禁制令（injunciton）、宣告令（Declaration）等救济措施；二是公法上的特别救济（prerogativeremedies），主要有人身保护令、调卷令（Cd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强制令（mandamus）等救济措施；三是特殊的法定救济，它有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救济。这些救济措施都有其特殊的程序，它们分别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施。例如，强制令就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的履行职责判决，它专门用来对付行政机关的错误的不作为（相比之下，调卷令和禁令则用来对付错误的作为）。在英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往往都用较多的篇章讨论救济问题，而一般不使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之类概念（如前述威廉。韦德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等权威著作均如此）。
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行政程序法在美国行政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行政程序与行政法上的权力（即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司法审查（也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已并列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一些重要的美国行政法学教科书来看，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大致包括“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和“监督行政制度”这样两大部分内容（有的也将行政程序从后者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而形成三大部分内容），一般也不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司法审查这个概念为题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简言之，在美国行政法中，监督概念已涵括了狭义的救济概念，监督行政制度是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重点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
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监督（其实际含义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行政的概念）是一个普遍使用和含义广泛的重要范畴，它“首先是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行政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行政监督不仅是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考查行政行为的目的性”，“监督的目的是保障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而存在和运作”，它“因监督执行者的不同分为内部或外部监督”：“行政内部监督首先是对人和物的监督，……另一种方式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行政外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各种法律救济，同时包括议会监督，在地方上则是地方代表监督，……还可以包括由审计署进行的预算监督和由公众进行的监督”。〔16〕此外，197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共有8章，其中第6章就是法律救济程序。可见，德国行政法中的救济概念是与监督概念密切联系且与后者相比较少使用和较为狭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救济已涵括于行政监督范畴之内了。
在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大都很少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也鲜有著述列出行政救济的专题章节进行讨论。目前较有影响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专著、综述和词典中，都未列专门章节论述行政救济，而一般是各有侧重和取舍地采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对行政的监督等概念以专章甚至专编进行论述，其具体内容大致有行政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行政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补偿等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教科书和专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已有一些中青年行政法学者借鉴英、法等国行政法学理论，在自己的著述中开始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且专题论述行政救济的论文和著作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若干篇（本），行政救济范畴的使用和研究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从已出专著来看，所论述的行政救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三大部分，大致涵括在广义的监督行政的范畴之内。
由上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现代日本行政法已兼具两大法系的特点）和我国的行政法学中，各国学者对行政救济与监督行政（或曰监督行政行为、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法制监督）这两个用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有所不同，但总的看它们是密切联系、含义相近、交叉很大、重点不同、常可通用的概念。例如，从狭义上说，监督行政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偏差的预防和纠正，它犹如“事前、事中审查”；而行政救济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偏差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结果的恢复和补救，它犹如“事后审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有所区别和各有侧重的。大体而言，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我国行政法学与德国行政法学最为接近，许多行政法学著述也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来使用救济与监督之概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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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讯员[n].人民日报1998-10-6（1）
〔13〕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75-577.
〔14〕黎国智，王连昌，莫于川。强化和完善我国监督法制的宏观思考[a]理论建设[C].北京：1994.2.
法律监督分类篇4
关键词：宪法监督模式 理论基础 法律传统 历史际遇 司法体制
一、差异性的存在
宪法监督模式是宪法监督理念的制度化，是宪法监督中各要素在具体组合和运行时所呈现出的不同范式。宪法监督理念要付诸实践，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现代国家对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相同的安排，这些现实中的宪法监督制度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和观察角度，可以形成各自不同的宪法监督模式。如根据宪法监督权力的集中程度，可将宪法监督分为集中型(或集权型、奥地利型)和分散型(或分权型、美国型)两大模式，这种分法最先由意大利宪法学家莫罗·卡佩莱蒂(mawr~)Coppelletti)提出…：根据宪法监督权限范围的大小，宪法监督模式又可分为全职式、多职式和少职式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方法是由我国学者杜钢建先提出来的；而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又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分法，将宪法监督模式分为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和专门机关监督型；另一类是四分法，即将三分法中的专门机关监督型再细分为宪法法院监督型和宪法委员会监督型。本文出于差别性研究的需要，采纳四分法之说。
(一)立法机关监督模式。这种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模式，即英国模式和前苏联模式。英国模式基于立法机关的至上性，认为立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限制。英国从未有任何一部法律对违宪审查问题作过规定，实践中一旦有了违宪问题，也只能通过议会自己来解决，议会可以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性法律在内的任何法律文件，通过日常的立法活动以及积极的法律修改、法律调节活动，忠实地维护宪法的尊严，保持宪法各项基本原则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前苏联模式强调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与司法只不过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报告工作，不允许有高踞其上或与之平行的机关存在，因此在前苏联的宪法监督制度中，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
(二)司法机关监督模式。该模式滥觞于l803年美国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的判决，故亦可称之为美国模式、马歇尔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负责(一般是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由于其司法性极强，与普通的司法管辖无本质区别，同等地存在于整个司法系殊对待。其监督的提起一般是来自具体案件中3"-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监督的方式也就只能是事后审查，而没有纯抽象的就法论法的事前审查。所以美国模式下的宪法监督，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司法审查。该模式在拉美国家、英联邦国家、北欧及希腊、瑞士、日本等国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三)宪法委员会监督模式。这是法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确立并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特有模式，故又称之为法国模式。第四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miteconstitutionne1，它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主要职能并非违宪审查，而是对议会两院的意见分歧进行协调，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nseilconslitutionne1，从字面上看又可译为“宪法评议会”，还有人译为“宪政院”。当然，第五共和国委员会的变化决非停留在文字游戏上，而是在职权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宪法监督机构，兼政治性与司法性于一身．
一方面，积极地对政治问题作出判断(如裁决有关选举事项、确认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在总统采取重大行动时接受总统的咨询等)，不像美国模式那样回避政治问题(如在最经典的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大法官便是借助于程序性违宪的裁决驳回诉求，回避了从实体上正面回答尖锐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它在裁决选举争议时采取的程序规则与普通法院的无异但它只进行抽象的事前审查，且内容范围较窄，有违宪请求权的主体也有限。
(四)宪法法院监督模式该模式由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提出，并于l920年发轫于奥地利，后被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故又称之为凯尔森模式、奥地利模式或欧洲模式。宪法法院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是一个专设的裁决宪法争端的监督机关。这与法国模式相似，但它与法国模式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引入了美国模式的许多做法．具有较强的司法性，如在监督原则上坚持公开原则；在管辖范围上不仅进行抽象的违宪审查，还进行附带的具体审查或民间的宪法诉愿审查；在监督方式上，不仅有事前审查，而且有事后审查；在监督内容上，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审查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则只进行秘密的抽象的事前的和歧视性的审查，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各国对宪法监督模式的不同选择，决非纸上谈兵的结果，而是与各国宪政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休戚相关，主要涉及到法律理论、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和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
二、模式差异与理论基础
法律监督分类篇5
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
权力不受监督和控制，就会被滥用。在我国，行政执法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重要形式，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偏离法治轨道，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导致专横、滋生腐败等一系列不良后果的产生，从而行政管理的目标也难于实现，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各国均建立起强大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但是执法机制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行政法制的进程。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我国的监督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因此，强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观念，促使行政执法真正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提高执法水平，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 行政执法监督的基本理论
1.1行政执法的含义
就行政执法一词的概念而言，在我国各个学者有着不同的阐述。例如，许崇德教授认为，“行政执法是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总体而言的。因此，它包括了全部的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既包括中央政府的总体活动，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所有活动，其中有行政决策行为、行政立法行为及执行法律和实施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行为。”而罗豪才、应松年教授对行政执法则有较广义的观点：“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行为，是主管行政机关依法采取的具体的直接影响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个人、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从以上对行政执法的含义中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执法具体的分为两类：一类为制定规范行为；一类为直接实施法律和行政规范的行为。
1.2行政执法监督的含义
行政执法监督具有广义、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广义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作为监督主体。对作为监督对象的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的活动。而狭义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对行政执法主体及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监察和督促，依法追究违法执法的机关、组织与行政公务人员法律责任的活动。但从实际的运用中，我们更倾向于广义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认为广义上的概念能更好地反映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1.3行政执法监督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行政执法监督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分类：
(1)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这是根据监督主体享有监督权的属性不同进行的分类。国家监督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社会监督又称非国家机关的监督，通常是指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新闻舆论媒体、人民群众等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的监督。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监督权不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只是一种具有法律影响力的活动。
(2)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这是根据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是否属于同一组织系统进行的分类。
内部监督是指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约束机制，是各种监督中最经常、最直接的监督。它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等。而外部监督是指由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作为监督主体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的监督。它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是紧密联系的。内部监督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的，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以一定的外部监督为前提，离不开外部制约的社会环境；外部监督也离不开自我约束的作用。只有把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的结合起来，让二者各自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最终达到监督的目的。
(3)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这是根据监督的阶段性不同进行的分类。
事前监督，是指监督主体为防患于未然，在行政执法行为开始之前依法实施的监督，是一种预防性或防范性的监督。事中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行政执法行为在实施之中进行的监督，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是一种追踪性的监督。事后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完结后进行的监督，是一种补救性或惩戒性的监督。
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是监督的3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将事前监督的防范性与事后监督的补救性结合起来，构筑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密切配合的监督防线，保证行政执法过程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以收到良好的监督效果。
2 我国目前行政执法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宪法规定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框架式是完善的，基本理念也体现了民主和法制的原则。但是，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制度与地方政府订立行政法规权力并行，从而执法依据时常出现偏倚，使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威性没有真正的确立起来，而且又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以及传统体制的约束，宪法规定的法制原则在实践中并未完全落实。在具体问题上表现为有法不依、违法不严、执法不纠、越权处罚、无权处罚等现象时有发生。但归纳而言，主要促存在以下问题。
2.1行政立法不到位
“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现象存在。由于立法工作缺乏一些必要的可行性研究，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以后，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适用；有些出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缺乏衔接，对有些问题之间的矛盾缺乏协调，造成执法人员无所适从；有的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制定的实施细则出台滞后，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对违法的行政执法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或者规定得不十分明确，或者没有规定，造成执法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2.2行政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
(1)行政执法机关设置较混乱。既有政府部门，又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单位；既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又有临时性的非常设机构；既有行政机关，又有事业单位行使执法权的情况。
(2)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应该设立的机构没有设立，如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活动中行使着重要的职权，但在部分县、区政府里却没有机构、编制，致使行政职权无法行使。有的行政执法领域下属执法机构直属上级。缺乏执法本身应有的权威性，执法活动难以开展，这些情况都是在执法队伍中非常常见的现象。
(3)有些执法领域一直处于多部门、多头管理、上下错位和职责重叠的困扰之中，另外还有一些因政策变化而产生的非常设性机构管理的现象。
(4)行政执法监督力度不大。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报告、检查、约束机制，造成地方政府对各级行政执法主体、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监督不力，出现“走过场”、“护短”等有错难纠的现象。
2.3行政执法队伍素质不高，存在着执法不严的问题
①政治素质不高。作为执法者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增强拒腐蚀能力要强。但有些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犯法，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导致行政执法难严，直接影响行政执法效果。②业务素质不高。有些行政执法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有的甚至聘用临时人员执法，他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不懂法律。作为执法人员，自己本身就是法盲，这样的执法人员怎么能严格执法。
3 行政执法监督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3.1行政执法体制不顺
行政执法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的，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一些执法单位尤其是县、区一级设立的执法机构实行的是，罚款、收费直接与本身的经济利益挂钩，多罚多收多得，少罚少收少得，这就势必造成有些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乱收费、乱罚款。这些不良的现象给我们的执法队伍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3.2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监督力度不够
行政执法监督是严格、公正执法的保障。行政执法权同其他权力一样，缺少监督制约就会滥用，就会产生腐败。从监督体制上来说，目前一些行政执法机关还没有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有一些地方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机关没有设立法制机构，或者法制机构人员较少，法律业务素质较低，经费不足，不能适应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需要。
3.3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普遍低下
(1)个别执法人员思想道德素质较差。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注重政治学习和自身修养，甚至把执法权当作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工具。
(2)有些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业务素质较低。主要原因是平时学习培训不够。对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不熟悉，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因此在平时执法工作中，执法不懂法，执法犯法，用一个违法执法行为去纠正另一个违法行为。甚至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3.4社会环境因素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影响
近年来，通过一些深入细致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离依法治国的要求差距还比较大，有法不依的状况还比较严重。而且在我们的行政执法队伍中也确实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员，成为违法犯罪分子任意驱使的工具，有的甚至和犯罪分子同流合污，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
4 全面完善行政执法工作，解决行政执法难点问题的有效对策
(1)改进和健全权力机关的监督。尽管权力机关的监督在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中居于最高地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权力机关的监督在立法和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权力机关监督作用的发挥和监督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必须改进和健全权力机关的监督。
(2)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进行行政执法监督体制改革，同时实现执法与执法间的职能分离，这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分离，即在同一个机关内，行使管理权和监督权的机构与人员必须分离开，不进行一般的行政管理活动；另一种是完全分离。即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监督机关分别设置，组建综合性的行政监督机关，而且在组织体系上、财政关系上以及人事关系上，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3)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首先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其次，实行政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三，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实行法官统一考试和统一选任制度，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审判作风好的精明强干的行政审判队伍。同时也要强化法官的职业保障，并逐步实现法官负责制。
(4)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由于广大行政执法人员是整个行政执法工作的最终落实者，无论是传统的“管制型”行政执法，还是代表现代行政方向的“服务型”行政执法，广大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高低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而言，尤为如此。所以，首先要进一步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对录用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其次，要实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制度，在行政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中，将法制观念的强弱、掌握法律知识的程度、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提高队伍素质。
法律监督分类篇6
关键词：社会团体反思法监督机制自律
社会团体监督机制的研究，是在我国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涉及到市民社会在我国的全面得以建立，从而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设立起中介的桥梁，而且也真正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近年来，社会团体蓬勃发展，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然而社团作为自治型的民间组织，一方面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严格控制型管理机制，使得社团的活动空间受到极大束缚，社团的效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规对社团的建立设置的"高门槛"，未经合法登记的社团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由于制度的缺失和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登记机关对此只能放任而无法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社团立法所确立的监督管理机制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建立一套适应社团发展需要\能充分发挥社团协调功能的新型监督机制。
一、反思法的研究方法
德国学者弗兰茨o奥本海预言"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1]法律对社会行为的规制应由直接规制转为间接规制，通过社会自身的自律性和自我运作性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法的功能应限定于组织、程序、管理权限再分配等规制领域之内。[2]
德国学者图依布纳（Guntherteubner）在1983年发表的力作《现代法的实质性要素和反思性要素》中，提出法律演进的三个类型，即形式法、实质法和反思法。图依布纳认为，形式法的特色在于强调个人主义与自主性的完善，以及私人活动领域的确立。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的成长和政府规制的兴起，开始出现法律"再实质化"（rematerialization）的倾向，实质法强调国家进行"有目的的、有目标指向的干预"(purposive,goal-orientedintervention)[3]。但是，由于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子系统，它并不能整合社会其他的所有子系统，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功能性分化日益加强，法律对一些社会问题不再总能有效处理。这时反思法（reflexivelaw）应运而生。反思法通过创建"受规制的自治"(regulatedautonomy)，采取了一个介于形式法和实质法间的中间立场。一方面，反思法让个人自主决定自己的事项。另一方面，反思法通过建立引导个人行为的程序机制来干预社会运作过程。[4]
通过对反思法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反思法理论对社团监督机制的建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社团监督机制也应以创建"受规制的自治"为原则。社团立法应为社团行为创建一套合理的程序机制，给社团以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让社团实现自我管理；社团可以通过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对其行为进行自律，在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进行自我约束，确保社团会员单位的公共意愿能够合法实现；行政机关依法对社团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监督的重点应在于社团自律不能实现时，对社团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处，对其他社会利益进行救济，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对其他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社会监督体系，从而对社团自治行为进行全面监督。
二、立法监督
目前我国社团立法在行政法规和规章层面主要有：1998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1998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民政部单独或者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主要规章：民政部的规章和其他规定主要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政部主管的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等；民政部和公安部共同的规章有《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民政部与科技部联合制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等。
在法律层面主要有：《工会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其他法律中对各种职业团体、行业组织做出了规范的还有教师法、律师法、执业医师法、注册会计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体育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等。在法律这一位阶中，对相应行业、部门的社团组织作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如律师法第五章"律师协会"以专章对职业协会进行了规范，对律师协会的性质、组织、会员、职责等做出了比较明确规定。
上述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的社团法律体系：首先，是综合性的法律规范，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其次又具有各种职业性、行业性的专门法律，此外还有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该法律体系仍很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如立法层次不高，三个综合性法律规范仍仅仅是行政法规，缺乏纲领性的基本法律；有关各类职业性、行业性社团的法律层面立法也是从属于该类职业立法，而不是专门针对此类社团的立法。
因此我国必须重新整合现有法律规范。首先，结社作为我国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应当由一部基本法律--社会团体法进行全面的调整与规范。在社会团体法中应规定如下内容：有关社团的一般规定（性质、范畴、主管机关等）；社团的设立（登记的效力、条件、提交的文件等），社团章程必须具备的内容等）；社团的一般管理制度（社团内部机构，财务制度，章程的修改等）；社团的解散与合并；社团的监督（主要是行政监督的形式和程序）。其次，在社会团体法这一基本法律之下，制定和完善调整各类社团法律、法规。法律层面如证券业协会法、律师协会法、行业协会法等。对具体的该类社团的职能、内部机构设置、会员权利和义务、与其他社团的协作监督及其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在此基础上由法规、规章做出配套规定来具体贯彻和实施上位法律，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出补充规定。从而形成一套以结社法为普通法，以各类社团立法为特别法，以相应的法规、规章为配套规定的多层次且有机统一的社团法律制度。
三、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体系的建立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行政监督的内容，行政监督的机关和行政监督的程序。
首先，行政监督的内容。目前法律法规对社团的管理十分强调登记管理。社会团体的成立，必须依法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的社会团体为非法组织。这种严格的登记制度将大量的社团排除在合法登记之外，现行社团法规以是否登记为主要标准来划分社团的"合法"与"非法"，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未经登记的社团生存的法律资格。但这只能说明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不具有合法律性，却不能表明它们一定不具有正当性。[5]
对于社会团体,政府的功能主要是提供一个常规而有序的法律和制度环境.给予社会团体相当的活动自由度,在社会团体的活动的确侵犯公共利益的时候才给予法律途径的处理。所以，行政机关对社团的监督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符合条件的社团进行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我们应采取自愿登记制。社团可以自由设立，其成立无须政府核准。社团基本法只需规定社团成立的基本原则即可。如规定社团成立目的宗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社团成立应遵循自愿原则，且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等[6]。对于自愿进行登记的社团，如果具备法人条件，可登记为法人社团。因此依法成立的社团可分为登记社团和未登记社团。登记的社团分为法人社团和非法人社团。取消原来未进行登记即为非法社团的规定。其二，对社团存续期间的各项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对社团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相应处罚。改变以前"政策上严格，实施上放任"的管理状态。
其次，行政监督的机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民政部门是唯一的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由此可见，社团管理条例确立了社团的双重管理体制，其实施者，一重是政府社团登记管理部门，一重是相关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且实质上是以后者为主的体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这种双重管理体制逐渐显现出不协调之处，成为社团健康发展的桎梏，不利于社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社会团体管理的政府部门，加强对各类社会团体的依法管理与监督，同时授权社团联合会行使原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部分职能。这虽然也是一种双重管理，但此种双重管理制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重是社会团体联合会，第二重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联合会对社团进行直接管理，专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部除登记之外对社团实施间接管理。这样可以真正发挥治理的功效，从而实现善治。
社会团体部的内部结构可进行如下设置：秘书处；理事会：基金会理事会，综合性社团理事会，职业性社团理事会，行业性社团理事会，其他社团理事会等；权益救济机构。各理事会成员为各社团联合会。
秘书处职责：登记机构主要负责社团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备案；实施年度检查；
理事会职责：主要负责全国或本地区社团的发展规划、布局调整、政策制订和协调管理；配合秘书处进行登记监督管理、指导各类社团开展活动；会同秘书处负责各类社团的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
权益救济机构：行政救济。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社团给予行政处罚。
再次，行政监督的程序。
第一，报告和检查。政府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怀疑某社团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章程的，可以要求该社团就业务活动状况或者财产状况提交报告，也可以派遣政府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进入该社团的事务所或者设施，并检查其业务活动状况、财产状况或者账簿、文件和其他资料；政府主管机关根据前述规定进行检查时，政府主管机关应当要求其官员向社团的负责人员出示一份文件，说明其享有前述检查权利的充分理由；执行检查的工作人员，应当持有表明其身份的证明，并且必须向有关人员出示。
第二，命令改进。政府主管机关认为社团的设立没有满足法定要求，或者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章程中法定内容的规定，或者其业务活动显然欠缺合理性，可以命令该社团在一定期限内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完善改进。
第三，命令解散。如果社团没有履行前述改进义务，同时政府主管机关无法以其他手段达到监督目的，或者社团三年以上没有提交法定提交的业务报告、负责人员名册等或者章程等，政府主管机关可以命令社团解散，撤销其对该社团的登记。在一定条件下，行政主管机关可以直接决定解散社团，如社团违反了法律、法规或章程法定内容的强行性规定，并且即使命令改进也无法期待能够因此发生改进，同时无法以其他手段达到监督目的，这是政府主管机关应当可以无须先行命令改进而直接做出解散社团的决定。
第四，行政罚款。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在发现社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行为的情况下，在做出上述两种处罚决定的同时，可对社团及主要责任人员进行相应的罚款。
四、社团内部监督制度
在美国，随着公用事业民营化浪潮的兴起以及混合行政（mixedadministration）观念的出现，公法学者针对通过社团的自我规制来实现公共职能进行了广泛讨论。我国社会学者张静也以法团主义为理论参照，认为社会团体的自我规制可以避免国家的过分介入，借助社团的专业知识、信息、经验和判断，从而有效地执行国家政策，降低规制成本[7]。社团自我规制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创建合理有效的社团内部监督制度，包括内部监督规范的建立和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首先，内部监督规范的建立。
任何一个社团都应制定用以约束自己成员（董事、员工）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参与社团活动的个人都可以注意到潜在的不当行为与权利滥用。如禁止为个人谋取利益，禁止非常规交易，要求董事、干部和员工使用便宜合理的交通工具和选择价格中等的住所等；同时，社团章程是社团活动的基本行为规范，章程应在社团管理部门备案，对章程的修改，应当由社团成员代表大会做出决议。对章程中重要事项的修改应经社团管理部门批准。
其次，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有了良好的内部自我约束的制度，我们应寻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团内部管理体制，否则规范只能会形同虚设，难以得到遵守和执行。
我们可以运用公司法的原理在达到一定规模的社团内部设立如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代表大会等机构，并明确各机构的职权和职责。对此已有其他国家立法做出了典范，如《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1998年第7号法律）：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应当设置理事三人以上，监事一人以上。理事与监事构成负责人员。理事在一切事务上代表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但是章程可以限制理事的代表权。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的事务，由理事过半数决定，但是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监事的职责为：监督由理事的业务执行状况；监督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上二项规定的监督活动时，发现了关于业务活动或者财产的不当行为或者违反法律、法令或者章程的重要情况的，向社员大会或者政府主管机关报告；如果为了提交前项规定的报告有必要，召集社员大会；就理事的业务执行的状况以及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的财产状况向理事提出建议。监事不得在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中同时担任理事或者工作人员[8]。
匈牙利公益组织法（《关于公益组织的1997年第156号法律》）对国内公益组织也设立了类似的制度：公益组织内设执行机关、代表机关和监察机关（一个公益组织的年度收入超过500万匈牙利元的，应当设立独立于管理机关的监察机关。监察机关自行规定决定其内部工作程序。监察机关对公益组织的事业活动和管理进行监督）[9]。
由这些国家立法经验可以看出，在社团内部设立监事或监事会对社团活动进行必要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社团法中对监事和监事会的设立，监事的任职条件，监事职责、职权、任期等做出一般性规范，由各个社团在其章程中对本社团的监事制度做出具体规定。
除上述在社团内部设立管理机构，由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外，我们还可以设立专业社团组织专门从事社团监督活动。如美国有一种称之为"看门狗"的npo组织，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监督npo的活动，对一些npo加以评判、品头论足、"找碴"。这类专业监督对某一社团来说，可以说是外部监督，但对社团整体来说，仍属自律机制，是内部监督的形式之一[10]。
五、社会监督
财政与税收的优惠是政府扶持社团组织发展的主要措施，同时也成为规制、监督社团组织的有力手段[11]。由于社团是非营利的、自治性的组织体，其财政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因此，相关财政税收立法就成为关系到社团组织存续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问题。例如，出于扶持的目的，政府可以对社团组织非营利、公益性的活动如捐赠给予免税待遇，或者不将其列为纳税主体。此外，政府对社团组织资本与财务的规制还包含对其盈余分配、财政年度支出比例、行政开支比例、投资活动等事项的管理与规范。例如，募捐行为必须符合法定标准，需要在特定机关登记并得到许可；社团必须每年将其总资产的一个固定比例用于公益事业；社团组织可以或者不可以在某一领域投资等等。
除了在相关财政税法中对社团做出特别规定外，在社团法中亦有必要对社团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如明确社团的各项收入，费用开支及会计账目等，同时应要求社团定期向社团主管部门提交财务报告，并由社团登记的事务所所在地的税务主管机关进行税务审计。对预算资助的利用由国家审计署监督。
信息披露制度。如美国学者Fellman所言：社团组织在先天上即具有反托拉斯法的"爆发力"[12]。由于社团组织的行为天然地接近于联合行为，其也就必然内在地隐含着不正当竞争、垄断的风险。而且由于社团的组织统一，相对于一般的不法竞争行为而言，社团决议的执行更富有效率，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13]。因此社团的重大活动信息尤其是关系其他主体重大利益的活动的实施应及时向社团主管部门备案，向社会披露社团的重大信息，一定条件下应在实施之前予以公布，除非该信息的公布会损害社团的根本利益。对可能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社团重大活动举措，公布实施之前还应举行听证会，提高社团业务的透明度。
社会团体的信用制度。伴随全国信用制度的建立，我们同时应建立加强社团信用制度的建设。此外，各新闻媒体应发挥重要监督作用。
结论：社团的监督机制应该由立法监督、行政监督、社团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四方面组成。首先，要进行社团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团的性质、宗旨、职能、地位及权利义务等，使社团的运行和管理有法可依。其次，要依法进行行政监督管理。由具有法定监督权的机关依法对社团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再次，应加强社团的自律，要注重章程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合理优化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最后，要进行广泛的社会监督。目前社会监督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应发挥会计、审计、税务、评估和新闻等部门的作用，让社团处于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之下，让社团业务透明信息公开，促进社团健康发展。在推进我国社会团体结构优化的进程中，还应加强社会团体设立和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14]
注释：
[1]弗兰茨o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0页。
[2]朱芒：《依法行政，应依何法行政》，《法学》，1999年第11期。
[3]Guntherteubner,SubstantiveandReflexiveelementsinmodernLaw,LawandSocietyReviewVol.17no.2,1983,p.240.
[4]岑剑梅：《反思法在现代社团治理中的意义--兼评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案》，《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6]如法国非营利社团法（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载明其生效日期为1901年7月1日）：第三条规定"成立社团所要实现的目的是被禁止的，违反法律、善良风俗的，或者其目的是危害国家领土和政府的共和政体的，该社团是无效的。"
[7]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8]《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1998年第7号法律）：第15－20条。资料来源.cn/Chinese/Resources/ngolaw.asp。
[9]匈牙利公益组织法（《关于公益组织的1997年第156号法律》）：第10条，第11条第1款。资料来源.cn/Chinese/Resources/ngolaw.asp
[10]商玉生、朱传一：《中国民间公益组织自律与互律之路》，/cnindex/zhtibd/10zhn/12.htm。
[11]李娟：《对完善我国社团调节机制的立法思考》，《法治时代》2004年第1期。
[12]转引自苏永钦：《经济法的挑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85页。
法律监督分类篇7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实施五年多时间了，五年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是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目前，在行政诉讼中实行检察监督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理论上不够成熟，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因此，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拟就检察监督的地位、方式、范围及抗诉等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1)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处于原告地位;(2)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3)还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从提起诉讼的角度来看，它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它又行使法律监督者的职能。国外立法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英国，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基本方式是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情形并规定应有检察长参加的案件，检察长应该参加。英国总检察长提起诉讼或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都以总检察长作为诉讼形式上的原告人。在英王诉讼中，由有关的部充当原告人或被告人，如果没有这样的部，总检察长充当诉讼中的原告人或被告人〔1〕.在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就是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他们分别是行政诉讼的参加人。〔2〕可见，在德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代表原告，也不代表政府，而是依法代表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始终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而不等同于一般诉讼当事人，无论是提起诉讼还是参加诉讼，其法律地位只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这是国家干预原则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实行干预的目的是保证行政审判机关正确行使审判权，确保行政裁判的公正、合法，保证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检察机关依法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那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确保行政诉讼法的顺利实施，这是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任务。
第三，这是由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参加诉讼时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在提起诉讼时则处于原告的地位。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仍然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与当事人提起诉讼不同。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来源于其法律监督的职能，是由其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因而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既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又是对行政相对人放弃诉权的行为的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是处于一般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
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它既享有行政诉讼活动程序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又享有实体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裁判是否合法、正确。因此，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应该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诉讼权利主要包括:(1)有权提起诉讼;(2)有权在行政诉讼的任何阶段参加诉讼;(3)有权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4)有权查阅案卷、审查证据;(5)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并对案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下发表意见;(6)有权对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并提出修改意见;(7)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8)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二审裁判提出抗诉。诉讼义务主要包括:(1)严格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办案;(2)不影响行政审判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3)保持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之争。〔3〕转贴于
二、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由此可见，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提出抗诉这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抗诉方式之外，是否还可以采取其他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如提起诉讼、参加诉讼等，对此，法学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有的肯定，有的否定，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我们认为，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和目的任务，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既包括提起诉讼，又包括参加诉讼，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在总则中用专门的条文规定，其目的就在于行政检察监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是实施全面的、完整的法律监督，而不是局部的、有限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审判结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而且还要监督诉前的起诉行为和诉讼的全过程。如果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仅限于事后的抗诉监督则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全面开展。
第二，由于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在行政相对人不敢或无力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就会被迫放弃诉权或改变自己的诉讼请求，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责任就难以追究。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不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而出现无人就全部损害提起诉讼的情况。此外，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当被告，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降格执法，这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使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在上述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
第四，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需要，由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是基于法律监督权，而不是基于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行政诉权，因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实施所必需。从起诉这一环节开始对行政诉讼实行检察监督，对于保证行政相对人诉权的实现，协助行政审判机关做好审查受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对行政案件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否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直接关系到该违法行为是否接受司法审查，因此，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不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在案件受理后再进行监督，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对行政诉讼实行事前的监督，以切实保障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
第五，检察机关采取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是国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监督方式。在英国，英国的总检察长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令或作出确认判决;对于公民的告发，总检察长也可在审查后由公民以总检察长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这方面的诉讼。如前所述，在德国，检察机关有权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等等。1985年9月公布的波兰检察院法第45条规定，检察官要监督行政法律的实施，并要求提起这类案件的诉讼。检察官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参加进去。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典第337条第4款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同意检察长的抗议，检察长有权从这一决定通知在30天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参加诉讼。〔4〕
除了上述三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之外，有的同志还提出，检察机关应采取支持起诉方式。我们认为，支持起诉不应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支持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的，要支持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由检察院支持当事人起诉，实际上是把民事诉讼法第15条确定的支持起诉的原则应用到行政诉讼法中来，支持起诉的实质是一种社会监督的方式，而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既然有权实行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其效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了社会监督的方式，因而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监督方式。〔5〕
三、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问题，我国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对此认识也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的行政案件实行全面的监督，有的同志则认为只能对一部分行政案件实行重点的监督，但对应当实行检察监督的一部分行政案件如何界定，又存在不同的观点:(1)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公益性的行政案件”，以及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参与的“重大个人权益的行政案件”;(2)另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应根据诉讼请求来确定，只有在行政相对人不便或不敢起诉并且案情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才属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3)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三大类案件:一是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后果比较严重并且受害人又放弃诉权的行政案件;二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重大行政案件;三是涉外的行政诉讼案件。〔6〕
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我们认为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权限问题。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务行为，体现了国家意志，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它的监督权限是不受限制的，对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有权进行监督。不论行政案件的性质如何，也不论是什么种类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依法自行决定是否实行法律监督，在监督的范围上不受任何限制。
第二，在行政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行政检察监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人员缺乏，经验不足，又缺少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应当分阶段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将全部的行政案件纳入监督的范围，这是因为:(1)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的范围较为广泛，种类复杂，检察机关如果要对全部的行政案件进行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2)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并没有出现诉讼障碍，诉讼活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没有发生违法行为，因此，检察机关没有实行法律监督的必要。(3)行政诉权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是否行使或怎样行使应由行政相对人自行选择，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监督时应当尊重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和处分权，正确处理国家干预与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和处分的关系。
第三，借鉴国外确定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立法规定。在英国，法律规定了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长在下述情况下参与行政诉讼:(1)凡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戒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2)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关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经检察长许可后，私人和地方机关可以假借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3)选举法院审理有关选举的案件时，需有公共控诉局长的代表参加，选举法院关于选举中有无不法行为向高级法院的报告，须抄送检察长，以便研究决定是否实行控诉。〔7〕
在现阶段，我们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既要注意检察机关有权实行全面的监督，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又要从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监督，监督范围又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把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结合起来，把应有状态和现有状态结合起来，实行全面监督和重点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以此来确定我国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目前，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情况出发，考虑到作为监督对象的行政案件的客观情况，如案件的性质、影响、复杂程度等等，将行政检察监督限定在以下范围之内:
(1)涉及到社会公益的行政案件。(2)行政违法后果严重，案情重大，而无人提起的行政案件。这里的案情重大，包括损害严重的案件和情节恶劣的案件。(3)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行政案件。(4)具有涉外因素的行政案件。因为这类案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5)行政审判机关或行政诉讼当事人要求检察机关参加，检察机关也认为有必要参加的行政案件。(6)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监督的其他重大的行政案件。主要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行政案件。
四、行政检察监督中的抗诉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有权提出抗诉，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从立法上予以确认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为了具体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途径和方式。关于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虽然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是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但是，由于立法规定过于简略，很不完善，致使检察机关在行使抗诉权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以及司法解释的精神，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出发，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抗诉权的立法规定，抗诉权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抗诉权;二是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三是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即包括抗诉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监督权，是三种监督权力的统一体。
(一)提出抗诉权 提出抗诉权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应拓宽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二是应确定能够提出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1.关于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建议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规定具体设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但是，对抗诉主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缺陷。《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只有上级检察机关才能成为抗诉主体，而同级检察机关不能行使抗诉权，只享有提出抗诉的建议权，不能直接成为抗诉的主体。这一规定给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其一，抗诉权过于集中，容易造成抗而不决的现象。由于大量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生在基层人民法院，抗诉权就会集中在分检、市检以上的检察机关，由于这些机关没有直接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对案情不熟悉，再加上交通、办案时间和数量条件的限制，因而难以及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
其二，在监督实践中，抗诉任务将主要集中在省一级检察机关，而省一级检察机关在对全省检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还得应付大量的抗诉案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难以及时和有效地行使抗诉权。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行政检察监督的顺利进行，应当拓宽行使抗诉权的主体范围，赋予同级检察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抗诉主体而不是抗诉的建议主体，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切实可行的。在理论上，同级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同级检察院享有抗诉权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职权划分问题。在实践上，同级检察院监督同级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案情熟悉并且交通等条件便利，有利于迅速及时地纠正错误的行政裁判。
2关于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问题。在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抗诉权时，应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行政审判机关作出的行政判决如果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论是哪一种类的行政判决，都可以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而行政裁定的种类较多，情况比较复杂，按照是否涉及行政案件的结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行政案件进行根本性的处理，对行政诉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直接涉及到案件的结论问题，如终止诉讼裁定、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准许原告撤诉的裁定等，这三种行政裁定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审判结论，但间接确认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类只是涉及诉讼程序或与诉讼有关的具体问题，对案件的结论不发生影响。如中止诉讼裁定、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裁定等。我们认为，在行政裁定的众多种类中，检察机关只能针对第一类行政裁定提起抗诉，不能针对第二类行政裁定提出抗诉。因此，在行使法定的抗诉权时，应当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定种类，这样在实践中才有利于我们有效地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8〕
(二)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抗诉权的行使不仅包括对确有错误的违法的行政裁决有权提出抗诉，而且还包括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关于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问题，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只是明确了在抗诉案件的审理中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种监督形式，对于其他监督形式未作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抗诉案件审理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派出人员的称谓问题，以及在法庭上的席位设置问题，在开庭时享有哪些具体权利等等。(2)抗诉案件的具体审理方式应如何确定。(3)抗诉案件审理中的一些具体的程序问题，如案卷移送问题、抗诉书的送达及期限问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行使的抗诉权应当延续到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检察机关应依法享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在实践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抗诉案件的再审判决、裁定仍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能否进行监督，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主要理由有:
第一，应当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简单地、孤立和静止地看待某一种监督权力，目前立法所确认的抗诉权应当包括提出抗诉——事前的监督权、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事中的监督权和在抗诉案件审结后实行法律监督——事后的监督权，我们不能将抗诉权这三方面的内容分割开来。
第二，在审判实践中，对抗诉案件审结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通过行使申诉权要求再一次再审。而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发现抗诉案件的裁决违法而无权实行监督的话，检察机关在这方面的监督权还不如当事人的申诉权，这样背离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宗旨和目的，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9〕
注:
〔1〕〔2〕〔4〕〔7〕参见柯汉民主编:《民事行政检察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27页。
〔3〕参见王德意等主编:《行政诉讼实务导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207～241页。
法律监督分类篇8
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05-02
一、社会监督的含义及种类
（一）社会监督的含义
社会监督，即非国家机关的监督，是指由各政党、各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与国家机关作为监督主体依法获得监督权力的权力监督不同，社会监督通常是由国家机关以外的政治或社会组织和公民进行的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监督。
（二）社会监督的种类
根据主体的不同，社会监督可划分为：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一方面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以充分发挥全体党员与党组织在党的监督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有关党内监督的规章制度，以充分发挥党内监督机制的功能。二是社会组织的监督，主要指人民政协、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三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指由人民群众直接进行的法律监督，这种监督的主体是公民个人，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政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四是法律职业的监督，法律职业专指律师和法学家，由于他们专门从事法律职业，拥有关于法律的专门知识，其在法律监督体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五是新闻舆论的监督，指由新闻舆论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新闻工作者以其职业敏感，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甚至是进行无孔不入的报道。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社会监督在民事审判制度中的优越性及可行性
（一）我国现行监督机制的弊端
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实质上是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根据监督制约权的行使主体的不同，可将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分为当事人监督制约机制，法院监督制约机制，检察院监督制约机制，其他诉讼参与人监督制约机制以及人大监督制约机制。而在现行环境条件下，监督制约机制得以实现的最普遍的形式莫过于法院监督制约机制与检察院监督制约机制，而这两种监督制约机制一定程度上又有弊端，具体表现如下。
1.法院自身监督机制缺乏自律性
法院自身行使对自己的监督权，此时法院既是审判权的行使者，又是监督者，自身成为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重合体。在两者身份相重合的条件下，很难做到公平、公正、有效地监督。这种监督制约机制对自身缺乏一种力度，也缺乏一种自律性。
2.检察院监督制约机制实现的局限性
从检察院的性质来看，检察院是法律规定的监督机关，它应对一切法律实施活动进行监督，以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的实施。在实践中，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审判活动的监督其最多实现于其对生效判决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而且这种监督权大部分情况下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并没有与现实中的审判制度接轨且得以有效地实施。
（二）社会监督的优越性
以上两种监督方式都属于权力监督，从我国现行的监督制度运行状况来看，权力监督仍然存在“重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不重视下级对上级或同级之间的监督”，也没有重视到社会监督的重要性。社会监督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揭露、预防、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保障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实施，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促进公务活动的合法、合理、有效。社会监督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自上而下的非国家性质的监督。相比之下，社会监督就体现出来一定的优越性。其具体表现在。
1.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社会监督又称公众监督。社会监督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派、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及新闻工作者。社会监督主体参与的广泛性，突破了我国先前的权力监督的纵向结构模式，一定程度上而言，社会监督是平面式的、外部式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提高司法公信舆论监督，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有效监督途径。社会监督使民事审判有序、规范的进行，可以使当事人在投入了一定的诉讼成本的条件下尽快的达到一定的诉讼目的。这样使社会中原本失衡的权利义务模式得以有效维护，因此，社会监督这种方式的有效介入，是当事人权利得以真正实现的有效途径。
2.社会监督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
社会监督的优越性不仅仅体现在监督主体的广泛性，而且还体现在监督渠道具有公开透明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于社会监督的实现形式上，由于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在主体被赋予相应的监督权利之后，此时的主体处于一种行使权利的状态，而不是权力状态，其行使的方式更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
我们常说国家权力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其原因在于它有国家机器这种强制力作为后盾，而当权利主体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权力的实现公开而透明时，其同样具有一种威慑。因为广泛的主体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利且能够切实实施时，他能对社会中的病态得以有效的医治，从而使之恢复正常秩序。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审判体制下，社会监督这种方式若得以实施，其效果不仅明显而且具有及时性。
（三）社会监督的可行性
社会监督的介入不是空穴来风，其存在有其必然性，其实行落实也具有一定的社会需求性及可行性。
1.社会监督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作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是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寻求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权行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也应受到人民及其经人民直接或间接授权的其他监督主体的监督和制约，这亦是社会监督的已介入民事诉讼审判的法律依据。
法律监督分类篇9
关键词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规制
伴随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在不断的提升。随之而来也伴随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问题，其中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事件就严重的影响了公民的生活，导致公民出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利于我国社会和谐发展，这也是本次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划分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范畴及行为特点
（一）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社会侵害性大体系结构复杂
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由于是团伙作案类型，因此其手段非常丰富，犯罪途径也非常庞大，很难进行监督和管理，以至于实际的犯罪行为不受控制，对于被害人的资本侵害性也非常巨大。发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庞大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体系结构，影响了实际法律监督和管理的科学性，造成了复杂又难以捋顺的问题。由于网络经济犯罪的模式存在法律监督和管理的盲区，导致法律适用性存在问题。
（二）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作案手法更加先进
网络类型的经济涉众型犯罪很难确定其性质，因为实际的市场交易工作比较模糊，无法进行犯罪行为和正常交易的确认，导致出现了难以管理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作案的手法非常先进导致的，在实际的作案过程中由能够通过多元化的网络模式进行隐藏，也导致实际的犯罪情况存在更多的欺诈性质，被害人因为虚假的高额度资本收益蒙蔽了双眼，导致层出不穷的网络经济犯罪案件发生。
（三）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问题繁多
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的案件属于新兴的犯罪方式和方法，因此在传统的法律监督和管理体系中缺失明确的定位和定义，出现了设计多种法律条文的问题，也造成经济法制管理内容与实际犯罪情况不符的问题，甚至出现法律适用程度不足或者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非法的集资和经营模式，以及欺诈等行为造成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二、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体系存在缺失
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的类型比较复杂，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呈现出比较高的发生几率，严重的影响了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甚至对于国家整体的经济调控政策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于社会政策各方面的阻碍和压力。针对我国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法律监督与管理工作理念和认知不全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一）非法收集大众存款法律监督范畴不清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收集大众存款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监督范畴界定，导致出现干礼范畴不清晰的问题，严重了影响了法律监督和管理和制度的优化需求，甚至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和及效率，导致时间的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从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观察能够发现，我国对于经济犯罪行为的界定存在模糊的情况，对于实际存在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更是没有明确的认定，导致实际的工作开展出现了问题，影响了非法收集大众存款的犯罪行为比较猖獗。
（二）法律监督范畴划分不清容易引发新型犯罪
我国社会当下的刑罚和民事法规对于实际的民间和网络金融工作内容没有明确的责任和惩罚孩子读划分，导致更多途径和种类的经济犯罪问题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直接让我国社会大众和相关经济发展行业受到了发展的威胁，长期保持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严重的制约了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需求，甚至导致我国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发展呈现出萎靡的状态。对于民间的网络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和观察，能够发现其自发性的特征，由于投机性和操作的不规范情况，严重的阻碍了这种经济行为的健康发展，导致实际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出现落后和弊端性问题。
（三）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缺失法律判定依据
我国社会当下对于处理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监督管理体系，导致其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够选择科学的方式进行约束，这种法律监督和管理的工作特征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进步需求，也导致出现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网络金融经济犯罪问题。上述情况是直接导致被害人出现经济损失的主要问题，甚至严重的影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增加了社会各层面和阶级的矛盾，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好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实现对网络经济犯罪的约束和管理需求，应当针对非法的收集大众资本进行严厉的惩罚，明确实际的法律界定内容。
（四）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存在理念认知发展确实问题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处于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阶段，针对于实际存在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导致只有违法时间发生时才能够发现问题，也阻碍了网络经济的法律监管质量。正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市场经济造成的影响，明确未来网络经济犯罪问题的管理和法律界定，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现代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管理工作缺乏了长远的考量，对于实际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工作缺乏前瞻性，严重的阻碍了法律进步和社会市场经济收益提升的需求。
三、完善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体系
重视完善当下对于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的法律监管工作体系，能够保证实际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工作落实到每个细节，提升我国社会整体的市场经济发展安全质量，并且能够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促进我国社会市场经济长久的发展和进步。完善相对应的立法体系，并重视对其中内容的调整，能够满足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在良好的监督与管理氛围下实现维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的目标。
（一）修正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法律监管内容
修正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的法律监管内容，能够实现对市场经济整体工作的法律监管的质量提升需求，并且能够针对存在的威胁公共存款安全的问题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解决。通过本次研究发现，现代市场经济逐渐倾向于网络金融的发展模式，希望能够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进行金融工作的管理，针对非法收集和获得大众存款进行概念的理顺，重视对其法律控制制度的研究，掌握其中存在的内涵性价值，保证我国社会实际的金融交易在良好、合法的环境下进行，并提供充足的法律、法规制度保护公民的合法经济权益。与此同时，还应当针对司法中存在的细节进行规划，以此实现对相关违法事件的管理。
（二）提升立法指导作用促进民间网络融资合法经营
灰色的金融环境和氛围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社会网络融资合法化发展的需求，在长期的成长阶段凸显出很多问题，应当适当的调整科学的策略和建议，实现对整体工作内容的优化需求，进而降低民众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问题，也能够更好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帮助和辅助，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相关的融资和信贷工作顺利进行。关注到网络发展的迅速效果，应当实现对金融工作的全面监督和管理，在具体执行相关工作细节的过程当中进行有效的调整，让目前的信贷机制不会局限在管理陈旧的模式当中，而是具备良好的改革理念和认知，从法律监督和管理的角度进行整体工作的优化处理。
（三）完善被害人维权体系制定合理化赃款处理法则
针对网络经济案件进行处理，需要关注到细节的处理法则内容，进行科学的运用才能够保证为被害人维护合法权益的目标。在实际的维权管理工作过程当中，应当积极的进行证据资料的收集，保证能够针对每个项目的犯罪行为制定科学的法律监督和管理条纹，进而促进法律监管制度和体系优化及完善。通过创新的模式能够实现对涉案款项和金额的管理，进而选择合理的方式进行资本的统筹和划分，减少不必要的资本浪费情况，并且能够通过创新的方式和规则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并且能够尽早、尽快的为被害者回收尽可能完整的资金，实现法律对罪犯心理层面的监督和管理。
（四）完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
经济罪犯情况法律监管体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支持也促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进入了全面的网络时代，完善了当下的网络运营的体系。本次研究就针对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选择良好的方式进行网络经济发展的管理，保证实际工作开展的顺利行，并达成经济法律监管工作的完善与管理需求。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符合当下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但同时也存在安全风险，构建良好、科学的网络法规监管制度和体系，能够满足实际的网络经济管理需求，并且能够对当下还不全面的网络经济进行约束，提升人们的权益保护意识。
四、结论
法律监督分类篇10
____2年以来，县检察院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理念，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法律监督工作有力，公平正义得到维护
县人民检察院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一是加强了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通过立案监督，有效防止和纠正执法不严的问题，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防止错捕错诉、漏捕漏诉，确保案件不枉不纵。____2年以来，依法监督立案2件，监督撤案2件；纠正漏捕1____人，纠正漏诉21人。二是加强了审判活动监督。通过提起抗诉、发出《检察建议》等形式，依法开展审判监督。____2年以来，共办理各类民事申诉案件77件，其中提请滁州市检察院抗诉案件____件7人，发出各类检察建议23件。三是加强了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通过落实检察官信箱等制度，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建设看守所远程提讯系统，实现了刑事执行检察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静态监督向动态监督、结果监督向过程监督的转变。四是加强了国家工作人员履职情况监督。打造“技侦一体”的立体式智慧型侦查办案新模式，注重发现和查办滥用公权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行为。____2年以来，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71件91人，其中贪污贿赂案件51件____4人，渎职侵权案件20件27人。
（二）队伍建设得到加强，监督能力不断提升
一是抓理念转变，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检察职业道德等教育活动，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增强了检察干警依法监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抓学习培训，提升执法办案能力。围绕“岗位能力”和“创新能力”，分批次组织干警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三是抓人才培养，建设优秀检察队伍，目前县检察院在职干警7____人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达____4人，有5人取得硕士学位，取得检察官资格的55人，法警____人。
（三）监督机制有创新，内部监督有制约
一是加强内部监督制约。通过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举报、侦查、批捕、不同诉讼环节的相互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全面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等举措，有效防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不规范、不文明现象的发生。二是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监督。在依法向人代会报告年度检察工作的基础上，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观摩庭审，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深化检察长接待日活动，开通检察长电子信箱，促进了法律监督工作的公开透明。三是推行检务公开。在全省率先建成“一站式”检务公开服务大厅，完成了检察机关门户网站改造，开通了官方微博、微信和手机短信平台，把新媒体作为检务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重要渠道，实现了从“要我公开”到“我要公开”，从“自觉公开”到“制度公开”的成功转变。
经过调研，我们认为县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成绩显著，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监督的意识有待增强
一方面，少数检察干警对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监督氛围还不够浓厚，有的部门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到位，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督的意识不强。
（二）法律监督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
一是法律监督工作开展还较为被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及外部协调配合机制建设步伐不快，监督线索来源不多、监督信息掌握不全、同步监督乏力。二是监督方式比较单一。依赖于侦查机关的移送材料，监督视野较为狭窄。三是监督力度有待加强。受公检法三家的业务考核指标限制，被监督单位难免存在抵触情绪。
（三）法律监督的能力水平有待提升
一是干警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一些新招录的年轻干警的监督能力和经验不足，对执法、司法活动中的违法问题不能及时发现，或者有所发现但提出的监督意见、抗诉质量不高。二是办理的部分案件的社会效果还不够理想。刑事、行政抗诉案件偏少，对简易程序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以及审判活动的监督都还比较薄弱。
（一）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不断提高监督质量
加大对立案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的工作力度。一是要全方位开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监督，着力改变民事审判监督相对薄弱的状况。二是着力监督对严重刑事犯罪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该立案而不立案、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三是着力监督刑罚的执行及监管，依法纠正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做好纠防超期羁押工作。四是进一步加大抗诉力度，提高抗诉质量，依法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五是进一步加强自侦案件的监督，做到依法办案，保障人权。六是针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开展必要的专项监督活动，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二）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增强监督实效
完善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行为要加大追究力度。继续完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推行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深化检务公开。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各项制度规范落实到每一个执法环节，把执法活动纳入制度的有效约束之中。正确处理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纪检监察机关的关系，既要分工负责，又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做到监督中有配合、配合中有监督，严格公正执法、畅通诉讼渠道，提高监督实效。
（三）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提升监督能力
当前，刑事犯罪案件仍处高发阶段，导致县检察院干警客观上忙于办案，忽视了监督工作。建议县检察院要继续加强检察队伍建设，调整和加强检察官队伍，克服重办案、轻监督，重配合、轻制约的观念。努力提高青年干警政治思想和检察业务素质，建设一支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的检察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