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理论篇1
我国的社区管理是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作为弥补改革中出现的管理缺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政府、理论界以及百姓的高度关注。在经历了近10年的探索之后，反思其运行轨迹，不难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中“政社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街道管理层面，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职能集于一身，其直接后果是现有社区管理体制的确立既未明显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也未从更深层次上提高广大居民的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社区管理仍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府行为。我们通过对国内外诸多城市的考察、研究、对比发现，社区管理组织不同于政府组织，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而由于国情差异，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照搬国外模式。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内，科学地界定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能权限，并将二者有机地衔接起来，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网络式社区管理体系的关键所在。1.理论依据在我国目前特定的社会管理背景下，采取政府推动下的纵向社区管理组织体系与横向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同步与协调发展的纵横相接的网络式社区组织模式，符合现代政府职能转换与市民组织发展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期间，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转型期平稳过渡的基本保证。依据政治学家的观点，现代政治社会中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阶级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等四大方面。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政府职能的结构重心会发生位移，即我们所指的政府职能转换。一般说来，传统社会下的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是阶级统治职能，以后逐渐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服务职能。发生这种位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变换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就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运行规律而言，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相对有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应的是以阶级统治为主的政府职能和由政府从属于公民的一元从属结构向政府与公民的二元分立结构的转变；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阶段，以靠增加投资和劳动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对应的是以社会管理为主的政府职能和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的有限制衡、相对独立的二元结构关系；在后工业社会，以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科技含量和服务功能为核心内容的内涵式经济发展模式则对应着以社会服务为主的政府职能和政府与公民从原先的制衡关系向相互依赖的一体化意义上的一元包容结构的转化。上述转换模式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就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由于各自进入现代社会时的社会制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同，因而前者在社会发展阶段和公民组织发育程度上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它自17世纪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至今一直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发展经济，因此，市场发育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很高。目前，它已走过工业革命的启动阶段、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了现代社会的第三阶段——后工业社会；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由于起步阶段落后的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占居主导地位，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下。近20年来，在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改革之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第二阶段－－工业社会发展阶段。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由早期的发生、发展走向成熟。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由国家和政府强制管理的“公域”日趋缩小，而由公民和社会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手段加以调节与管理的“私域”越来越大，由此，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政府的公民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公民个人以及政府、企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均由政府部门进行统筹安排，公民和社会失去了独立行为的领域。直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快市场经济进程时，公民社会的作用才得以认同。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于大部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公民社会尚处在培育、发展阶段。三是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由社会管理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的转换。与社会发展阶段、公民社会发育状况相适应，多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仍以社会管理为主。上述情况表明，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因国体、政体以及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社会发展存在进程上的“时间差”，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现代社会政府职能的转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具有社会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群众自治组织的发育与成熟。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尚处在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随着政府部分社会职能的转归和企业社会职能的逐步剥离，社区作为承接载体，在社会事务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社区管理组织的发育与成熟是实现社区工作效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从理论上讲，社区管理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系统，是社区内居民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自动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但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仍需要政府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尚处在培育阶段的国情出发，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政府的外力推动，采用政府参与的纵向社区管理组织体系与横向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同步与协调发展的纵横相接的网络式社区组织模式，符合现代政府职能转换与市民组织发展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2.对我国现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分析与思考2.1基本评价：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效果显著。但尚未走出政府职能转换内循环的老路。应该说，从社区建设提出至今，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组织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保证。1998年7月，配合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调整，国务院正式赋予新组建的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指导社区管理工作
，推动社区建设”的职能，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二是将原有的市、区、街纵向城市管理体制引入社区，初步形成了以“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为主要特征，兼具各地特色的社区建设管理组织方式，如青岛市建立了以民政系统为主导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且市、区、街、居四个层次均实行“一把手工程”。石家庄市专门成立了市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全市社区工作的宏观策划、政策研究、综合协调、指导监督等任务。南京鼓楼区委、区政府以社区党建联席会和社区建设发展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将辖区内有影响的部门和单位联接起来，通过确立全区的社区建设目标、确定社区建设的重大项目，协调社区建设中的有关问题等方式，实现社区单位的有效整合等。三是确立了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北京市为例，市政府明确提出了“一确立、两赋予、三分开”的改革思路，即：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统揽辖区内的地区性、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工作；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四是各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区组织的制度创新，例如沈阳市去年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在全市普遍建立新型的基层社区组织结构，包括：建立社区党组织，对不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从事社区服务事业或在民办非企业和小型民办企业工作、以及处于离退休、待岗等情况的党员实行属地管理；建立社区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依法选举产生的居民委员会）；探索建立社区的协商议事机构等。许多城市通过采取选派、招聘、直选等方式，调整居委会人员结构，加强居委会组织制度建设。工、青、妇等社团组织也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将工作的触角延伸至社区。上述实践活动表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组织的基本架构已经初步形成。虽然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组织的发育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以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的现行社区管理体制依旧更多体现的是政府内部职能的转换。因为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依据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改革方针，对基层社会行使全方位的行政管理职能，是政府内部职能部门权限调整的结果。而街道辖区作为操作层面的社区，办事处同时又代表社区居民行使社区自治管理职能。显然，街道管理层面的政社合一，职责不清将直接导致街道办事处的功能错位。近几年，不少城市在探索居委会改革道路时，大多把居委会定位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办事机构上，委员们享受政府补贴。在居委会管辖的社区内，由于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管理动能不足，没有明确法律地位的社区协商议事会的作用也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我们担心，长此以往，这种由政府直接管理社区的做法，将失去依靠社区居民开展社区建设的真正意义。2.2理性思考：澄清认识误区，明确职能定位，建立衔接渠道。2.2.1城市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区别与联系。目前，人们在谈及城市管理时，误将它与政府对城市的行政管理等同起来。实际上，城市管理大致包括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和基础设施管理等四项内容，其中社会管理既包括政府的行政管理，也包括社区的自治管理。虽然两者的管理目标都是要实现区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其管理主体和实施手段却完全不同。城市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主要采用包括政权、法律、政策、纪律等在内的强制性控制方式；而社区自治管理的主体是社区成员，他们对社区的管理主要依赖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非强制力手段，包括习俗、道德、宗教、舆论等一些具体方式的运用。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与社区自治管理体系是一种平行互补关系，它们作为社会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管理体系中居民自管能力的增强，呈现城市行政管理系统趋弱的格局，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服务的位移。2.2.2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定位。依据社会机制“三板块”理论，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之间是一种互补增益的伙伴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以强制（权力运作）方式满足公共利益的机制，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则是以志愿方式满足公共利益的机制。在社会管理体系中，政府与社区管理组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社会治安管理为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通过“社会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预防犯罪是社区管理组织应尽的责任，但打击违法犯罪则属政府的职权范围。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政府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言人，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作为辖区居民的代表，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满足社区成员多元化的需求。显然，两种“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可以大大增强整个社会承担社会需求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既然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系统中的功能与角色不同，科学地界定它们各自的职能权限就成为实践的准则。在社区管理体系中，政府的职能是作为推动主体，通过规划、资金支持和严格的宏观控制与管理，引导社区的发展方向。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职能是作为实施主体，代表当地居民利益，在辖区范围内行使综合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利。2.2.3在街道行政社区，以具有法律地位的半官方性质的社区委员会为连接纽带，构筑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上下对接、纵横交织的强大的城市社区管理网络。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组织呈现“纵强”、“横弱”的不对称发展格局。如果不加大后者的扶持与培育力度，“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将无法实现。社区管理组织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笔者认为，在社区由政府行政管理向居民自治管理的过渡阶段，通过在街道层面组建具有法律地位的半官方的社区委员会，作为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所谓半官方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是指经“社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社区内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团法人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代表所组成的社区综合性管理组织，其中，政府代表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担任，主要起沟通制衡作用，即：负责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社区的民情民意，向社区转达政府对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的意见
和要求，同时对社区管理进行行政督导。社区委员会是非营利性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组织，有正规的章程、组织结构和自治自利。在街道层面组建具有法人地位的半官方的社区管理委员的理由是：_街道虽然是行政社区，但从可操作角度出发，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社区建设操作层。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彼此熟悉，具有实现社区整合的可能性和高于居委会管理资源的地区优势。_现阶段，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推动作用无法替代。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虽然，近几年社区建设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单位制”尚未解体，有关支持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政策也不到位，因此，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发育和创新能力比较脆弱，还无法完全承担在社区工作中主体地位的责任。而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权（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直承担着地区社会工作的责任，具有从事社区工作的传统和经验，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在地区社会事务中负总责的主体地位，使其在社区整合中的能力明显增强。因此，街道办事处代表政府参与社区委员会的工作，既可以发挥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推动作用，也便于指导和培育居民自治组织，使之尽快成长。_为街道体制逐渐向社区体制转换奠定基础。我们始终认为，政府直接参与社区管理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最终还要将社区管理的权力归还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应该说，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给“政社分离”提供了佳机。此时，理性地把社区从政府概念中剥离出来，通过街道层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开展“社区工作”，不仅有利于精简后的街道办事处实现“政事、政社”分离，更好地行使政府职责，也为日后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的过渡创造条件。_有国内外经验可供借鉴。近几年，我们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规划项目《城市社区发展国际比较研究》课题过程中，通过对国内外城市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半官方性质的社区委员会已经成为政府介入社区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它作为沟通政府与市民的桥梁和纽带，在代表居民利益和意见、推动横向联合、组织社区资助和互助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社区多元整合工作中的基本力量。就北京情况而言，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已于1998年6月率先在街道层面组建了全市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组织——月坛社区建设协会。作为半官方的社区管理组织，该协会正在积极探索替代政府机构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的有效途径。可见，通过半官方性质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实现街道层面城市管理与社区管理的有机结合，从理论和实践操作上都是可行的。3.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3.1按照机构层次分明、职责明确的原则，健全市、区、街纵向社区建设管理组织体系。3.1.1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市级社区建设领导机构。配合地方政府机构的调整和改革，尽快落实市级社区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新建社区建设领导机构应以全国社区指导纲要为依据，结合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社区建设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扶持、教育培训和资金引导等多种途径，把握社区发展方向，引导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同时按照工作职能要求做好相应的督察和组织协调工作。3.1.2发挥区级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为社区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区级社区管理组织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各成员所具有的不同权力和影响力。区级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具有街、居组织不具备的区域行政管理和创造财政收入的职能。要充分发挥区政府对辖区各级、各类单位实施行政管理的组织优势，做好协调工作，实现区域内部的资源共享工作。并创造条件，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吸引企业服务社区以扩大税源，增加税收，为社区建设奠定物质基础。3.1.3实行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双轨并行”的管理组织模式。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除了继续做好政府赋予的地区行政管理工作之外，应该积极支持与配合社区管理委员会探索社区自治管理的有效途径。街道办事处应与社区管理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就社区发展的重大问题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确定长期和当前的工作计划，商讨、协调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事宜等。街道办事处的社区工作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居委会主要是指导职能；对政府有关部门则主要发挥统筹协调监督职能。此外，街道还将代表政府对社区中的福利对象提供社会保障。现阶段，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街道办事处的并行机构，其性质为半官方组织。其主要职能一是统筹规划：根据全国社区建设指导纲要和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要求和指导，结合社区自身实际情况，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作出统一规划，确定社区发展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与任务。二是组织协调：依据确立的目标、任务，利用灵活有效的机制和手段，通过招标、竞标等方式落实任务责任者。同时负责协调社区内外各相关部门关系，保证社区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三是监督调控：以管理职责为依据，以相关的法规和协议合同为准则，对社区管理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使其符合社区管理的目标和要求。虽然，目前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管理委员在并行运作过程中，可能暂时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但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所行使的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终会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而日益缩小，而社区委员会作为政府与市民进行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将替代街道办事处全面行使对社区的综合管理职能。这一阶段可能尚待时日，但它却代表着社区组织的发展方向。3.2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横向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网络。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的变革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1）建立和完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2）按照议事层与执行层相分离的原则，对居民委员会组织进行改造。应该重新确认居委会在社区建设中的议事地位，而将其办事职能从中分离出去，交由社区工作者承担。改造后的居委会成员应由辖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社会工作者、政府高级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表、业主委员会代表以及居民中有声望并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的人员等经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除了主任外，其他成员工作以社会兼职为主，在自愿的基础上，义务为居民服务。考虑到居委会几十年的工作惯例，还不能一
步到位，可以在现有社区服务管理委员会、居民议事会或顾问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过渡，即暂时实行居委会与上述组织的“双轨运行”机制，待社区工作者队伍成熟或运行机制完善之后，再将议事组织通过选举转换为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的居民委员会，现有居委会组织则转换为社区工作办公室，由职业的社区工作者承担具体的工作任务。（3）建立社区工作办公室。它是居委会试行议事层和执行层分离后，专司由居委会委派、承担社区具体工作职能的办事机构。社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社区工作者组成。他们必须符合招聘条件，通过竞聘方式，由居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社区工作者作为职业，其收入所得：一是通过与政府签订契约合同，由政府支付劳务报酬，二是社会捐赠，三是服务收费。除了上述综合性社区管理组织外，还要在社区建立党支部，实行党员登记制度，以便充分发挥包括在职党员在内的全体党员在社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共青团、妇联、少先队等组织，也要积极探索组织管理与属地化管理相结合的新办法，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形式对其成员实行民主化管理。改革后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由于合理地划分职能权限，将不同的责任按照其事务性质交由不同的组织和部门承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居委会的行政工作模式，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新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组建之后，将形成以社区党支部为领导核心，居民代表大会决议，居民委员会议事，社区工作者办事，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各司其职，恪尽职守的社区管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理论篇2
关键词：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0-27（5）
1社区、社区发展模式和我国社区研究的历程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他在1887年发表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社区是指那些有着共同价值取向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自此，西方国家社会学家对社区和社区研究的解释有很多，不外两大类：一类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另一类是地区性的观点。由于西方国家历史原因，形成了西方社会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区发展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3种：以美国为代表的社区自治型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
我国的社区理论研究起源于吴文藻先生，在他的倡导下，社区及社区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吴文藻积极推动社区理论本土化研究，视社区研究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一条重要路径，他主张运用英国的功能主义学派理论和方法研究社区，不仅如此，还鼓励学生们针对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继吴文藻先生之后，费孝通先生也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于1993年8月在《略谈中国的社会学》一文中提出，所谓社区，就是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体。社区中的人们以多种社会关系的结合方式，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的社会实体。他主张社区研究和社区工作模式要在借鉴别国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本土化。1949年以后，新中国物资匮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我国制定了《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街道办事处是市或市辖区的派出机构，是我国城市中最基层的行政组织，除此之外设立居民委员会，属于城市居民自治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居委会并未体现出多少居民自治的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越来越重视基层群众自我管理工作，之前建立的街居制管理模式显得过于行政化，官僚化，使国家财政吃紧，办事效率低，不能做到真正地为民服务。基层社区管理受到重视。2011年“两会”期间，总理提出了要将政府的工作重心从社会建设转移到社会管理中来，强调了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作用，并且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新概念，充分体现了发展民生的重要意义。在国务院的大力倡导下，各地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迅速行动起来，我国各地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在积极探索，力求在借鉴别国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管理新型治理模式。先后出现了上海社区建设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模式；哈尔滨政府主导型模式；沈阳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自制模式；在沈阳模式基础上，江汉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贵州省贵阳市也乘此东风，开始了城市基层社区管理改体制改革。
2贵州省贵阳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
2.1借鉴哈尔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哈尔滨模式，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在社区管理中，强调了社区党委和区政府的领导地位，要求以党和政府为核心，强化民政部门的职能，增强各行政部门在工作上的协调和社会各界的参与，此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社区设立专门的社区管理机构，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社会行政和社会服务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分配和管理。
2.2借鉴上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上海模式的本质是半自治半政府主导型，其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市、区两级政府的一部分管理职能剥离出来分给街道办事处，这样就增强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政府减压，还能通过合理的分权，提升下属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便于在其职能范围内进行创新，以此提高工作效率。
2.3借鉴沈阳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沈阳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社区组织自治型模式，其理念是将社区管理定位于居民自治并且强化社区的自主决定权。它将城区的政府组织结构引入社区，形成了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委员会的共同管理的格局，并且通过调整社区规模，强化社区的管理、服务以及监督职能，增加政府投入，逐步建立起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的，政府指导和监督，社区居民主动参与以及进行自治管理的大社区。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来讲，不仅有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使其管理上更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又通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委员会等居民自治机构体现了社区居民民主参与。
2.4借鉴江汉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武汉市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建立起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社区协商议事会，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理念。2010年2月，贵阳市出台了《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从比较流行的“街居制”过渡到“社区制”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在小河区、金阳新区开始了“贵阳特色”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贵阳市借此次改革，希望能突破原有滞后的街居制管理模式，建立起全新的基层社区管理结构，通过在贵阳市小河区、金阳新区城市进行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分析并且解决目前贵阳市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此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
3贵阳市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特色
3.1变“四级管理”为“三级管理”。
三级管理模式其实质就是撤销原来的街道办事处，成立社区服务中心，整合原街道办事处和原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将“街居制”管理模式逐步过渡到“社区制”。这有利于社区治理模式朝着“扁平化管理”的方向发展。
3.2增强社区基层党建工作。
贵阳市此次改革的一个亮点就是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具体做法是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社区党委组织，社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实行选任制，社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单位是区党委，基层社区党委对社区的党务工作负责，并在每个社区底下的居民委员会中设立党支部，党支部负责居委会日常的党务工作并定期向社区党委汇报，基层党组织网络得到逐步完善。使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工作变得更为便捷。
3.3实行区域网格化管理创新，优化人力资源。
贵阳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变化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定位社区的功能，合理设立社区服务中心。这种以地域功能为标准划分社区的方法，很好地改善了社区的管理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改良了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的地域层级关系，社区服务中心是按照一定规模的地域划分建立起来的，每个社区服务中心所管辖的范围内又依据人口数量、人口类型、治安管理因素设立了若干个居委会，打破了原来“一社一居”的形式，开始实行“一社多居”，居委会成员由社区居民通过选举担任，选举出来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由于本身就是社区居民，可以在工作中充分关注到基层民众的利益。再者，通过选举出来的工作人员由于不是国家公务员正式编制，只需对他们支付少量的补贴即可，不需要发放固定工资，这样也节约了国家开支，改善了之前岗位众多，人浮于事的状况。
3.4剥离经济职能，强化社区服务建设。
贵阳市新成立的社区服务中心，作为区政府的直属副科级事业单位，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平台，不直接承担区域经济发展职责，突出服务功能，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开展工作。将原来的经济职能剥离出来，这样不仅精简了人员配置，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减轻，还能使社区服务中心专心做好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做到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4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考
我国非常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社区传统工作难以适应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社区社会工作是新生事物，如何在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合理介入社区社会工作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4.1加强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步，社会工作在社区活动中的开展就失去持久生存和发展内在条件，我们认为可以尝试从这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4.1.1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要实现科学化、正规化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吸收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介入社区工作
全国各省市社会工作专业每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是很多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2012年第一批毕业，要把这些学生吸收进城市基层社区工作，就要制定更灵活的就业政策，而不是现在所谓逢进必考的就业模式。只有制定更灵活的就业政策，在不久的时间内，才会从根本上改观现在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专业化队伍的问题。
4.1.2建立社会工作统一准入和资格认证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还应该对从事社会工作的从业人员进行统一招聘和管理，并且要确立一个资格认证和凭证上岗制度，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这点毋庸质疑，在国外，社会工作者是要经过数年的实习培训才能走上工作岗位。我国对社会工作的职业资格认证方面，有一个国家社会工作师资格认证考试，在城市基层社区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中，可以规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社会工作师从业资格，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如没有社会工作执业资格，应在两年内拥有执业资格，对已经拥有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工作人员，也需要定期对他们进行业务上的考察，避免产生“一劳永逸”，不求上进的情况发生；在人员和职称管理上，要在民政部门单独设立社会工作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对社会工作者进行注册登记和管理，规范他们的日常工作行为。通过这样的改革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更能保证社会工作在社区管理中更好地嵌入。
4.1.3明确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职责
在城市基层社区服务中心里，社区工作者承担了很多行政性事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做好社区的日常工作以及季节性和临时突击性任务，这样就使社区工作者的精力不能完全放在走访居民住户，了解居民的实际生活情况。针对以上问题，一是要尽可能地减少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行政性事务，让他们把心思和精力完全放在社区服务上面，提高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的质量；二是明确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当好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居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区的社会工作者要通过积极走访及时地将居民的诉求和意愿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监督；三是要明确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和定位，规范社区服务中心办理居民事务和受理居民诉求的工作流程和办法，并对社区日常事务，专项社工服务和居民利益诉求等内容进行梳理和分类，使社区居民自治与政府行政管理在工作衔接上形成规范、稳定和有效的工作机制。
4.2提升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和自治意识
随着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已经显得愈来愈明显，各社区服务中心也都在尝试着制定措施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当前，全国各地城市基层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处于积极探索过程中，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居民的实际参与度不是很高，具体表现在居民对社区服务中心实施的很多便民服务在平时都充耳不闻，到自己有了实际困难了才会想到去找社区服务中心寻求帮助。居民一直都是在被动地接受社区的帮助，很少主动与社区有关部门配合，给社区的服务工作支招，居民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这就很容易使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趋于形式化。要采取积极有力措施，提高社区居民“建设社区”、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管理的热情，让社区居民产生自我认同感和主人翁感，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管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好社区居民自治的资源配套建设，政府要在社区的运行经费上加大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拓展服务资源，在居民公益设施的建设上利用招标建造如市民广场、公园、公共厕所、体育场、市民活动中心等基础硬件设施，确保满足社区的正常运转和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
4.3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管理
要使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和志愿组织，为其介入和发展提供平台。我国在社区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在中介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这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与现实的需要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为此，必须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力量参与城市基层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
4.3.1政府部门要积极支持非营利组织发展参与城市基层社区建设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些原来由政府部门负责的任务下放到社区，而社区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管理，并且还影响其自治功能的发挥。因此，政府需要转变管理观念，大力鼓励和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让非营利组织承担一些职责，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压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还可以更好的整合社会资源，还原社区的自治功能，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提升服务质量。
4.3.2充分发挥志愿者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管理的作用，培养高质量的社区服务人员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
建立健全招募社区事务和社区管理志愿者的制度，是壮大和规范志愿者队伍的第一步。只有招募到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才能使志愿活动顺利开展。在人员的招募过程中应该拓宽渠道，面向社会招募爱心人士。为此，多渠道多方式做好社区志愿者招募工作，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在志愿者开展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定期的指导和培训，实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要向志愿者灌输志愿服务的目标的和宗旨，提高志愿者的内在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要培养志愿者的工作技巧和实际能力，确保服务效果。
4.3.3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志愿者的激励机制，稳定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
要想解决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稳定问题，必须建立健全必要的激励机制，使志愿者能够通过提供服务实现自我价值，更加努力工作。这就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建立激励机制：物质方面的激励机制，如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补贴等。精神方面的激励机制，如定期组织看电影，出游等活动，给志愿者发放纪念品，开展评优表彰活动，颁发荣誉证书，节日时对志愿者主动关心祝福，使之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提高服务积极性和服务质量。
4.4注意调整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管理的策略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管理的时候，需要针对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法策略。社会工作的初期介入，可以以方法介入为主。因为无论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干部，还是居委会工作人员，他们习惯运用的是以往行政化的工作方法，加上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高，所以面对今天社区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时，经常因为传统方法无效、低效而产生困扰。为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扮演教育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所谓教育者，主要是教授一些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帮助他们准确评估居民的需求，运用专业知识策划和设计服务方案，协助社区的工作人员执行方案，评估成效，让其在行动中学习和反思。这些过程所产生的有效性，能够较好地促成社区工作者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另眼相看”，从而激发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专业，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
社会工作的中期介入可以以理念介入为主。专业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方法与个案、小组工作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强烈的社会改革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正义、民主、参与、制度取向、社会责任感等价值取向。社会工作在介入初期注重方法获得初步认可后，就可以逐渐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逐渐引入到社区实践中去。这时社会工作者需要扮演“倡导者”的角色，一方面帮助社区工作人员理解社区互助行为背后的涵义，以及对“助人者”和“受助者”的积极意义，倡导建立关怀社区；另一方面，让他们学会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角度分析问题，学会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讨论问题，带动他们自我意识、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全面提升，从观念层面接纳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后期介入，可以以吸纳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无论方法的介入，理念的介入，都是针对那些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区工作者的。我国经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建设工作，有明确的岗位专业要求。在现行的城市基层社区人才队伍中，经过系统专业培训的人员偏少。而经过系统学习过的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又学非所用，聘用的部分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却没有从事社区建设或福利工作，较多的是从事行政工作。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社区服务中心架构内组建新的社会工作部门，使社工专业人士能够在新部门的领导下，形成“专业团队”，既有分工，又有协调与合作，既有行政工作，又有转换深入第一线的要求，并强调运用“整合社会工作”实务，发挥专业的综合优势，满足社区多元化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袁方，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4]侯玉兰，侯亚非.国外社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5]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6]丁茂战.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0）.
[7]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1994，（1）.
[8]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0，（5）.
[9]陈泽水.美国社会化社区管理模式探析与思考[J].江西行政学院院报，2005，（7）.
城市社区理论篇3
一、社会转型导致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社区治理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伴随着社会转型,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体制发展变化的影响,城市社区的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由党和政府单一管理主体逐渐演变成包括社区党组织、政府、居民委员会、社区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在内的多元化管理主体。
1.城市社区居民结构及居民需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后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社区居民近乎同质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逐渐异质化,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减效或失灵。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城市居民由“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区人”。据中国民政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市人口结构已出现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动趋势,即人口老龄化、“无单位归属人员”日益增多以及外来人口增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公民自主意识逐渐提高,产生了对获取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不仅要求社区为其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社会支持,而且要求社区能够充分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安全以及公共服务。比如,人口老龄化势必要求每个社区都要为众多的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提供良好的文体娱乐、医疗保健和公共安全等服务;“无单位归属人员”的增多,客观上要求城市发挥更大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外来人口的增多给城市社区的环境整洁、治安秩序、计划生育、人口管理、就业安置等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等等。社区居民不再一味地被动等待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而是开始主动参与社区的政治、社会等各项事务,使社区成为其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平台。因此,无论是满足多元化的居民需求,还是实现多元化的居民管理或自治都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走向多元化。
2.城市社区利益主体和实现方式的多元化。首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原来依附于政府的企事业单位正式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并进驻社区。其次,单位组织与个人间的分离,使单位不再是个人利益的唯一载体,还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利益载体如物业管理公司等。再次,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居民或其组织都有在社区范围表达自己利益参与社区管理的内在要求,除社区居委会以外,还出现了业主委员会等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是一个个性化的经济,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促使了社会个体自主意识的复苏与增强,公民自愿参与政治以保护个体利益的趋势也随之增强。社区居民不再视社区为单一居住功能的场所,而是将其看作利益表达的平台。为了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和利益保护的能力,地位或利益相近的群体就有可能组织起来,形成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随着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单一的纵向利益实现方式已不适应现实需求,加强社区内各组织间的横向利益联系的必要性日渐明显,需要形成由多元主体组成并相互作用的社区治理网络来保证纵向和横向利益的实现。
3.城市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组织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功能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企业剥离了其不该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同时,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也从政府职能中分化出来。”①社区承接了政府和单位转移出来的社会职能,服务对象由“无单位人”等特殊群体转向全体居民,服务内容也扩大到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城市的社区治理功能开始超强发挥,社区从单纯的生活居住区,逐步演变为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种服务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服务逐步形成便民利民、社会保障和社会化服务三大系统,承担多项服务功能。据统计,目前社区居委会承担的工作任务大都达到了100多项,涉及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宣传教育、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文明达标、收费收款等十多个门类,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委托或交办的。诸多的社区服务项目靠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政府管理主体显然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措施,鼓励多渠道发展各种经济形式、各种服务内容的社区服务业,构建城市社区服务网络。提供服务的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各种区域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组织,确定各类社会组织间的合理的功能分化和功能定位,由多元化主体共同承担起对社区治理的责任。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角色分析
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运行方式有很大差别,要想使它们围绕社区管理和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发挥整合性力量,首先要定位好它们各自的角色,即明确各自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但目前,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的多元性仍然不够,已有的多元主体在角色扮演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党组织角色存在“缺位”现象。首先,党组织依靠行政体系和自身组织体系在社区治理中变成了一个行政化的领导力量,直接进行管理工作,限制了其他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空间。其次,党组织在基层社区的渗透力不强,汲取的群众力量不足。虽然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党员的管理应当由单位和所在社区共同负责,所有离退休党员和外来人口中的党员,其组织关系都应当转入所居住的社区居委会。”②但实际上党员居民跟社区党委的联系很少,部分党委没有充分调动党员居民进行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没有发动党员居民联系群众,因此在社区治理中有脱离群众之嫌。
2.政府角色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首先,政府角色存在“越位”现象。政府专力于实干和执行,超权限行使权力,大量介入到应当由社区居委会或社区服务组织管理的事务,插手社区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内部事务。比如政府对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审核和提名,甚至任命;用行政命令、检查评比等方式直接干预社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政府对社区的财政投入不当增强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等。其次,政府角色存在“缺位”现象。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没有行使好自己应有的职权,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决策和指导,主要表现为:制度建设不力,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总体指导框架设计及制度的程序性设计不到位,导致社区发展因制度不全而出现诸多问题;指导监督不力,政府主管部门或工作人员不习惯,也不善于对社区居委会和非营利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往往重其对政府部门任务的协助,而忽视对其自身运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监督,忽视了对社区居民自治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进一步完善的探究;“资投入”不到位,对社区福利性和公益的财政投资不仅规模小、数量少,而且多为临时性投入,缺乏专门的预算,操作也不够规范。
3.社区居委会角色存在“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首先,在行政职能上“错位”。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因为其身份、任职、薪水以及各种费用均由政府决定,被看作政府行政组织在基层社区的延伸和代表,其主要精力用于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俨然扮演着“准政府”的角色。其次,在企业行为上“越位”。居委会承担着很多便民服务工作,如代收公用事业费、报纸等典型的企业行为,但这些工作超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居委会自治的精力。再次,在居民自治上“缺位”。居委会对居民的动员不够,居民主动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也不足,再加上政府对居委会的考核主要看其“行政业绩”,缺少对其自治的绩效考核,从而导致居民自治的弱化倾向。
4.营利性组织角色存在“离心”现象。首先,与政府的根本目标相背离。政府的社区治理目标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而物业管理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其次,与居委会之间对“好事”争利和对“坏事”扯皮。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某些事务方面存在“多头管理”现象,由于缺乏相关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居委会对物业管理公司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再次,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缺乏对话机制而有恃无恐。许多社区里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缺乏业主的自主管理机制,居民对物业管理公司的行为缺乏约束机制,致使一些经营水平差甚至损害业主利益的物业管理公司也不会面临被业主委员会解雇的风险。
5.非营利性组织角色存在“力不从心”现象。首先,缺乏法律法规上的明确定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界定不够准确,影响服务效果,如业主委员会难以正常运转,志愿者组织进入社区存在难度等。其次,数量太少且发育不全,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大量需求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再次,大多是在政府管理和资助下建立的,自身缺乏资金支持,很难形成有独立意志的参与主体。
6.居民角色存在“漠不关心”现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是社区发展的基础、动力和保证,居民在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监督评估等方面应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低,对社区治理“漠不关心”:从主观上看,对社区管理缺乏积极性,存在严重的“搭便车”心理。社区居民对政府和单位的依赖性较强,对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缺乏积极性,对社区各种组织活动极少参加,即使参与也仅是形式上和被动意义上的,居民自发组织或提议的活动几乎没有。居民收入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对社区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越低。从客观上看,居民参与的渠道不畅。社区群众性参与制度不健全,对社区居民参与的内容、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远远滞后于社区发展的需要和社区居民参与的需要。已经制定的一些相关制度则过于原则、笼统,缺少程序性和技术性规定,保障措施也偏少。社区居委会在现实中的“异化”现象,造成居民对其认同性低,不能当其为自己的“人”,信任感的缺乏造成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淡薄,直接导致了社区自治难以实现。业主委员会是沟通政府与市场的桥梁,是居民表达意愿和自治的重要机构,但由于现实中业主委员会的缺位,使居民参与缺乏相应的平台。
三、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设想
1.搭建社区治理的互动网络。社区是一个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含义的地域区划概念,社区治理是各类社区主体、各种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社区治理要将社区中的行政力量、自治力量、社会力量联结在一起,构筑成执政党网络、行政网络、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四位一体的互动网络结构。如上海市结合“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已初步形成了“党工委领导+行政管理+社区共治+小区自治”的社区治理格局。③四位一体的社区治理互动网络结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党的网络对其他三个网络起到统领作用,因为党的网络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组织网络,它以其独特的政治优势和行动能力能起到统筹协调、领导各方的作用。其次,各治理主体在网络中各司其职。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传统的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上下结合多元互动的新型横向网络结构,使“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再次,各治理主体通过网络实现良性互动。各治理主体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节点”,各“节点”通过加强联系,推动整个社区管理网络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治理模式。
2.理顺社区治理的互动关系。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具体目标任务、运作机制及作用方式等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矛盾。社区党组织应发挥核心作用,理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因掌握资源不同而相互之间存在依赖关系。随着社区管理事务的增多,党和政府不可能事必躬亲,必然寻求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帮助与合作。民间组织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经政府授权以后才能进入社区工作,赢得其他治理主体的信任与合作。经济组织进入社区治理是政府稳定和发展社区的需要,但其进入须经其他相关治理主体的评估和推动。居民实现自治必须成为自治组织的成员并积极投入社区治理。其次,因善治目标相同而相互之间存在平等合作关系。“秩序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伙伴关系的社会”。④我国社区治理是在党和政府推动下逐渐走向自治,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信任与互惠为理性价值取向,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平等合作,协商共同目标、相互交换资源以及相互贡献出自己的能力,以实现单个主体难以达到的善治目标。再次,因力量不对称而相互之间存在动态博弈关系。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居委会的关系应由领导被领导的关系转向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三者分别从社区治理、自治治理和专业治理的角度,在相互间的博弈中共同推进我国现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实际上是合同契约关系,二者之间平衡关系的保持需要居委会加以协调,由政府基层管理机构充当仲裁人角色,必要时则需要司法系统的介入。
3.完善社区治理的互动机制。社区治理是多个主体间针对社会公共问题而开展的分工合作协商的共治过程。为了在尽量满足各治理主体的目标的同时达到社区善治的总目标,需要完善社区治理的互动机制。
首先,完善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党在社区治理中处于思想领导、政策指导和组织保证地位。要加强社区党建工作,进行组织渗透、人员渗透和功能渗透,充分发动群众,增强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意识。党要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重心下移和分权机制。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掌舵人即总协调人,要掌握社区建设的方针政策宣传权、社区建设的规划管理和协调权、社区重大事务决策权以及对社区组织的监督权等,确定和指导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政府要由“划桨者”变为“掌舵者”,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能交给市场的社区事务尽可能交给企业经营并加以规范;凡是能交给社区自治组织的事务,政府要下放权力并赋予其自治权限;凡是能交给第三部门的事务,政府要积极扶持并加强合作。
其次,完善社区治理的市场机制。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政府要将大量可以通过市场化、企业化方式运作或由中介组织承担的事务分离出去,让营利性组织通过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为社区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以市场机制冲击或消解社区管理的公益性目标,或以有偿服务完全代替低偿、无偿服务。政府要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契约机制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政策、法规及思想教育等途径,防止市场机制在公共领域的泛化。政府要引导企业依法规范自身的行为,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培养自身的公益精神,为社区居民带来优质的商品和服务甚至一定的就业岗位,更好地推动社区的发展。
再次,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居民进行社区自治,必须有意志表达的政治和行政保障。社区组织是居民深度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公共事务处理的有效渠道。政府要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建立健全社区组织体制与管理制度,完善民意表达机制。特别要大力培育和发展非营利性自治组织,通过法律规定、政策引导、财政支持、技术指导、转移政府职能等手段,授权或赋予其一定的角色以及提升其作用,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社区公共利益的协调。可以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使这两个组织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一起成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机构。为了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政府必须设计使居民个人利益与社区紧密相连的制度,使居民能够从社区获得公共产品、服务或个人福利。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各种活动,就社区治理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商社区治理大计。
最后,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治理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急需用法律形式加以说明和规范。因此,党和政府要修订和完善现行的社区治理法规政策,保障社区各治理主体依法合作:要以法律形式更加具体地明确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社区自治的法人地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划定其与政府行为的职责与权限;要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条例》,明确物业管理公司作为经济性管理实体受居委会协调和监督,受业主委员会监督,对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进行更加明确的保障;要以立法形式确立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地位,明确其与政府部门、市场组织的关系,统一制定扶持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相应法规来规范非营利性组织的服务标准、规则及有关从业人员资格,使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进入法制化的轨道⑤;要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居民进行社区治理的合法权利,拓宽和保障居民民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
综上所述,现实的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系统或网络背景下进行的,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在四位一体的网络结构中,通过党和政府、社区居委会、营利性企业、非营利性企业、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调动社区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最终走向“善治”。
注释:
①吴海燕:《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多中心治理初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页。
②夏建中:《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7页。
③顾燕峰:《社区治理的发展和党建工作的转型》,《党政论坛》,2009年第1期,第37页。
④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城市社区理论篇4
关键词:政府;社区;社区管理;功能定位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管理是指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健康发展的过程，是对社区工作的总体概括。[1]社区管理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力量，二是政府的力量。从目前的实践看，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开展，政府支持不力或包办过多(行政化倾向)，是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普遍的现象，而这一问题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已影响了社区建设走向深入。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找到社区管理的出路，推动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何进行功能定位的问题。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首先表现为社区建设运动是由政府发起和组织的。政府还通过制定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建设、规范社区行为，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指导；其次，政府均有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具体负责社区管理工作，为社区提供管理和服务；第三政府为社区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运用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社区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硬件建设水平，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社区改造，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得到推进和改善；最后，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协调者和控制者。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在中国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渐渐让渡出部分权力，其改革目标是扮演规划者角色。这里说的协调者，是指政府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引导和监管，逐渐由过去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向总体规划协调的间接调控方式过渡。
（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实际来看，政府在其角色的扮演和行政职能的行使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总体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可以概括为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和权限，是超职责、超权限的行政过程。[2]
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行政因素向社区弥漫式渗透，使自组织力量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包揽社区事务必然导致政府承担所有的成本；社区行政化,政府成为社区的惟一资源来源，社区居民没有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政府的无限责任诱发了社区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本地社区内资源的聚集。
政府职能的缺位主要表现在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培育不到位，对社区内的非政府专业性社团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这些非盈利的服务性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政府缺位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少。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出现一些违章建筑、马路市场以及乱收费、乱罚款等屡禁不止的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地域发展不平衡，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参与程度不高。
政府行为的“错位”主要是指政府混淆了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特别是把社区的社会建设当做经济建设来抓，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府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重管理、轻服务”现象相当普遍；社区组织的职能错位。我国现行社区组织中除了政府机构、居委会以外，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单位组织，他们往往隶属于各自不同的上级单位，社区内的许多单位处于半封闭状态，“单位办社会”现象十分严重。
鉴于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当前存在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我们必须定位好政府在社区管理的地位。
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定位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导致作为社区建设的两大主体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功能失调、角色错位。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进行定位。
（一）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当发挥适当的主导作用。表现为：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的推广，用政策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聚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政府发挥主导推动作用直接目标是支持具体社区活动的开展，而深层目标则是促进社区资源的开放和动员，促进社区成员的参与。因此，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应是：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积极发挥引导推进作用，在负起相应责任的同时，决不可“越位”、过度参与包办。
各级政府是我国社会管理中最具控制力的政权组织，能有效地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准确而有效地引导社区建设的方向，合理运用场地、设备和资源，限制任何偏离社区建设总目标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保障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各级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和政策、提供管理和服务、组织协调服务和动员社区参与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二）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
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建设的基础，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平台、场所，因此建立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是社区建设的关键。笔者认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街道办事处层面构建社区组织的网络结构—社区理事会。社区理事会在成员组成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包括街道办事处的代表、驻街政府职能部门的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等，其负责人由街道办事处代表兼任。社区理事会建立后将成为社区运行的主体组织，其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和监督。
其次，培养专业性社区工作者。社区建设需要大批政治素质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推进社区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的发展，协调社会关系，在服务社会成员、推进社会互助、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安全阀和推进器的作用，因此作为城市政府应积极开展培养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工作。[3]
（三）政府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政事分开的有效载体，要按照行业职能“同类项合并”的原则，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界面，逐步将现在由行政机构承担的一些技术性、服务性、事务性工作进行彻底的剥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承担，而不要再层层下放到社区。
笔者认为首先要取消挂社团的“挂靠制”，保证社团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其次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对于从事社团活动的个人，无论是对其所在组织实行完全税收优惠、部分税收优惠，还是完全税收，都要完全按照个人收入的多少，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4]第三要完善社团的有关法规政策，政府是社团组织的后盾，负有为社团提供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责任；最后要充分发挥社团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区建设中，政府、社团和居民共同参与，明确定位，合理分工。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倡导者，社团是社区建设的具体操作者和组织者，是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居民则是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基础。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要理顺三者的关系，加快社团的发展，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另外政府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理，从法律上保护社团的合法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引导建设与社区需要相符合的新型社团。
城市社区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切实的指导，方能健康发展，这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政府职能作用发挥得充分、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与质量，这一点必须引起方方面面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孟华.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泰山学院学报，2003，1.104页
[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153页
城市社区理论篇5
关键词：学校体育设施；社区体育设施；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4-0083-06
aStudyoftheoryConstructionofSportFacilityShareofSchoolandUrbanCommunityinChina
LiXiaotian1,wanGKaizhen2，LiJingyuan3
(1.GraduateSchool,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Capitalinstitutionofphysicaleducation,Beijing100088,China；
3.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CnteroftheGeneraladministrationofSport,China,Beijing100763,China)
abstract:FirstlytheoriginofChina'sshareofsportfacilitiesbetweenurbancommunityandschoolisdiscussed;thenfromthetheoryofpublicproduct,institutionalchangeandinnovationtheory,thetransactioncosttheory,andthepropertyrighttheoreticalanalysisareabsorbedastheoreticalfoundationoftheissue;basedonthetheorytheissuessolvablearepresented,andattheend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sportfacilityshareofschoolandurbancommunityisconstructed.
Keywords:schoolsportfacilities;communitysportfacilities;theoryconstructionofsportfacilityshare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社区体育设施场地建设落后、设施场地紧缺制约着社区体育的发展，而学校教学安排的特点使学校体育设施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的大部分时间后属于闲置状态，在我国其他地区学校体育设施受到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体育设施建设落后，与之相比之下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人口增长较快，其体育设施场地建设都相对于学校建设滞后。对于这两者体育设施的紧缺与闲置并存的现状来说，通过加快它们的体育设施的建设都不是解决他们体育设施紧缺的权宜之计，也不符合我国的当前国情。从国外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的成功经验来看，实现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解决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发展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的长久之计，还可以给今后我国城市社区、学校体育的体育设施布局、类型的发展提供诸多宝贵的建议。我国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场地共享还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有些地区已逐步实施学校向社区共享体育设施，但毕竟是少数，且他们尚处于试点，还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社区向学校共享体育设施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实施相互共享体育设施存在着众多困难，困难有从宏观层面上的，例如：观念制度层面的、管理体制方面的等等；从微观方面来看，有管理方法的、安全的、资金的、物耗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的共享。
本研究共享理论的问题，研究共享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因此本文引入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作为本文立论基础，并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建构一个体育公共服务理论体系解决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中出现的问题。选择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体育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其主要原因在于：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这一制度的变革基本影响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因此在研究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问题中必须考虑制度因素的影响；2)学校体育设施资源与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决定了其应该由谁来配置，这决定了体育设施共享服务的主体，而公共产品理论为其性质提供了分析的路径和必要的技术；3)体育设施共享服务由谁提供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组织内部提供服务的交易成本太高，那么就需要转到其外部提供，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是为了分析服务提供的内外部效率；4）长时间以来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产权不清，致使体育设施资源富集与贫瘠共存，产权理论对于人们明晰学校、城市体育设施的产权性质提供了分析路径，为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提供理论依据。
1影响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几个关键问题
1.1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问题在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共享过程中，对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属于什么产品，目前研究很少涉及到。这对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特点，它属于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成为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的理由是什么，在使用过程如何体现排他性及竞争性。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对于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帮助意义是什么，学校与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要求两者共享体育设施，那么共享体育设施由谁来
投稿日期：2008-07-03
作者简介：李骁天，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体育。埋单，埋单的原因是什么，由谁来推动共享，由谁来提供共享。此外，站在资源论的角度来看体育设施是资源，那么这种资源的性质是什么、它有那些特点等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这些围绕着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的产品性质的问题对于解决共享中的理论问题以及理论架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一个适合的理论视角去探索这些问题对共享有着重要的意义。
1.2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制度变迁的问题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单位配置资源转向由社会配置资源。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导致体育设施资源紧缺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在社区。社区资源配置由先前的单位配置改为市场、社会配置，社区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已成为由政府主管小区开发商建设的形式，尤其在城市社区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建设形式保障不了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有效配给，社区体育设施用地与建设只是一个美丽的“设想”。在此种建设模式下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受到了限制，需求限制不会造成无需求，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会寻找解决的办法去满足需求。从最早报道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可以发现，共享是社区为了满足居民需求而与学校协商共享体育设施。这时的共享在学校与使用者之间的目的是什么，从宏观角度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它对于学校与学校外部使用者之间意味着什么。现今这种从局部制度改变逐步向全国扩展，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扩展的动力是什么，政府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需要做什么，微观与宏观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都需要解释，站在什么理论、什么角度去解释，需要一个理论去研究上述问题。
1.3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可行性问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衡量共享能否可行的一个标准。毫无疑问，共享体育设施的社会效益是无可厚非的，那么经济效益如何评价，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探寻解决。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发展都遇到了关于设施紧缺的问题，尤其是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设施紧缺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开放的可行性，在这里引入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概念，学校依靠修建设施来缓解设施紧缺，缓解学校与社区使用设施的压力来说不具可行性，这种方式属于组织内部解决。因为一是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去购买体育设施；二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行；三是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要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源不可行。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是组织外部，假如从组织外部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共享，那么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体育设施资源有什么样的差异与共性，假如它们实施共享对于这两个组织的经济效益如何。
1.4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的来源与归属问题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属于教育资源，由政府教育部门来配置，学校行使体育设施的管理权与使用权。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一般属于社区居民、开发商、政府体育部门所有，例如小区中的全民健身路径就是由政府体育部门来配置，小区中的体育场地就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小区中的健身会馆属于开发商。这些设施都属于体育设施，它们性质不同，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所有。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资源，必须了解这些分属不同部门、系统的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这些体育设施资源分属不同的部门、系统为不同的人群服务，它们共享的基础是什么，换句话说“凭什么共享、共享的依据是什么”。学校体育设施由政府教育部门配置，它来源于政府，使用范围却仅限于学校，同样社区体育设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辨别设施资源的来源与归属变得异常重要，这是双方共享资源之前必须明确的问题。资源归属、来源与前面资源性质问题的分析角度不同，前者是说明体育设施为什么共享，是从资源本身产品特点角度说明共享的可能性，而后者是解释资源从何而来，明晰资源使用不应局限在学校或者社区这样的小范围。一个是分析资源的来源及归属，一个是分析资源特点性质，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城市社区、学校共享体育设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2实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
2.1共享理论之一――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公共产品学说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量的产品。[1]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2]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非竞争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边际生产成本为零。这里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2)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数量和质量，这种产品不但是共同消费的，也不存在消费中的拥挤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两个特征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还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在公共产品的两种特征中，非竞争性是其基本特征，由公共产品的自身特点决定，而非排他性则由产品以外的因素决定，如对公路是否收费。广义的准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仅具有公共产品部分特征的产品，又称混合产品；狭义的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利益外溢性特征的产品。有些产品所提供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人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共资源作为准公共品的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3]公共资源是一个资源系统，公共资源的两个特征即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这样描述：一是资源使用不受限制；二是这种资源是稀缺的。为了理解体育设施的公共资源性质，需要认识资源系统和由该系统产生的资源单位，同时对两者加以区别。资源系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而又不损害储存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它通常包括个人在体育设施中使用的时间次数。公共资源的特征决定了资源系统是共同使用的，而资源单位却不是共同使用的，而是有一定竞争性。公共资源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共享性，这一点在很多时候被当作既定的前提而忽略不提；二是非排他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而产生了搭便车问题；三是竞争性，因此而在使用中产生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
2.2共享理论之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该表述是制度的广义概念，包含了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方面。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有两种含义：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二是如何从旧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即新旧制度如何转轨的问题。[4]制度创新被视为制度变迁、制度发展的同义语，用以表达“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的动态过程。制度创新可定义为：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进行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完善现有制度或制定新制度的创造性活动。
关于制度变迁比较著名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5]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型变迁，它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种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或一个团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概括为：1)盈利性。即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2)自发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有关群体对制度不均衡的一种自发性的反应，自发性反应的诱因就是外在利润的存在；3)渐进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为供给主导型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是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以非排他性的产权结构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6]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这两类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它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如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而强制性变迁却面临着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问题的困扰。制度变迁的核心原因在于经济主体希望获取最大的潜在收益。从结果上看，则是非均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制度变迁，而制度安排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对现存的制度理论的更新、制度规则的变革、制度组织的调整、制度设备的改进或对全新的制度的科学合理构建。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相一致，是社会规范的前进运动、优胜劣汰和积极发展，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某些具体制度安排的改进、完善、健全，它的进行一般是渐进式的、程序化的和经常化的。
2.3共享理论之三――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这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初步形成。交易是对人的时间、精力、空闲的配置和耗费。交易成本一般指的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直接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其他费用，或者说是企业在企业之外即市场交易中必须面对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决定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还是在组织之间进行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1)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低时，无论从规模经济还是从治理成本上看，都是市场采购更为有利；2)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高时，则内部组织更为有利；3)对于中间状态的资产专用性来说，这两种成本只有很小的差别，这时很容易出现混合治理，即可以看到，某些企业将从市场上采购，其它企业将自行制造，而两者对当前的对策都会表示出不满意。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了描述或刻画交易的目的而倚重的主要维度是：1)交易重复发生的频率；2)它们受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与种类；3)资产专用性条件。其中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许多可辩驳的含义取决于最后一个维度(资产专用性)，可以说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它用途，并由其使用者重新配置而不牺牲其生产性价值的程度。资产专用性可分为六类：1)场地专用性；2)实物资产专用性；3)人力资产专用性；4)品牌资本；5)奉献性专用资产(专向资产)；6)暂时性专用资产。
2.4共享理论之四――产权理论产权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形式，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产权理论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安排产权结构，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运行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何谓产权？德姆塞茨注重从产权在社会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来阐释产权。他说:“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现在一个基本被认可的定义是：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系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的本质：1）产权是与某一物品或财产有关，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意味两个人不能同时拥有控制同一事物某种相同的权利，特定的产权只能有一个主体。产权虽然与排他性有关，但并非涉及产权就必然是排他性产权，产权可以分为排他性与非排他性产权，下文提到的体育设施的公共产权即是一种非排他性的产权，主体具有多元性；2）产权是一种行为权利，因而是界定人们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这是产权的基本属性。产权的所有者以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所表达的特定方式行使权利，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产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规则明确了交易主体的权利、责任和收益关系；3）产权是一束权利的集合，产权的分解是社会分工发展在产权权能逐渐完善的重要体现，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出资权与经营权的分离；4）产权是可以交易的权利，作为行为权，产权具有现实的与潜在的经济价值，因而具有可交易性，但这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在于该产权排他界线是否真正明晰性。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产权概念具有独立意义，考察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时，引入产权能够较为直观地揭示它的表层权利结构。
3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理论分别治理的问题
3.1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选择公共产品理论目的分析是阐明其共享的必要性。学校、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是在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中来阐述。具有非排除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的物品就是准公共产品，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准公共产品。就非排除性来看，理论上一个学生对学校体育设施的使用并不影响在学校节假日中或者非教学时间社区市民或者学生的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因为体育设施供给随着使用体育设施人数的增加，一方面边际成本并不一定为零，因为人数增加可能会迫使学校增加设施，在维修体育设施资源、管理体育设施等方面花费相当一部分资金，使得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假设边际成本为零，还可能出现拥挤成本。虽然一所学校同时容纳许多人，但体育设施能量或容量的限制而出现拥挤现象，所以拥挤成本不为零。从这两方面来看，体育设施资源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学校、社区体育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或市场提供，但是费用由政府来补偿，也就是政府为共享体育设施资源的费用“埋单”，对学校、社区而言，政府要补偿体育设施资源消耗时发生的费用，但是资源的提供者可以是非政府的机构――学校、社区。这样非政府机构提供的体育设施资源就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进行“交易”，为不同的主体所共享，而共享资源发生的使用费，可以由政府直接拨付给资源提供机构，也可以先拨付给学校，然后向资源提供者支付。
为了理解体育设施资源的公共资源性质，需要认识资源系统和由该系统产生的资源单位，同时对两者加以区别。资源系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而又不损害储存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它通常包括个人在体育设施中使用的时间次数。公共资源的特征决定了资源系统是共同使用的，而资源单位却不是共同使用有一定竞争性。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具有非排他性，不能阻止他人的使用，但在同时间段多人使用会造成拥挤效应，所以学校、社区体育设施是一种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资源。
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是公共资源，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的原因，造成体育设施资源在横向管理中的不能合理流动，形成拥有资源的“贫富悬殊”，这些体育设施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由于隶属管理边界的不同，出现使用权替代所有权行驶管理。以学校体育设施为例来说，学校称之为资源占用者，由于体育设施资源单位存在可分，进而造成学校这个资源的占用者不愿承担体育设施资源提供活动，这里的提供活动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体育设施不供公众使用。忽略了体育设施属于公共资源的这个既定事实，使用公共产品理论为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到共享提供了切实的理论基础。
3.2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的可行性学校向学生提供体育教育中所需的体育设施，社区也向社区居民提供体育设施，但是体育设施供需在学校与社区中是有差异的，学校体育设施供过于求而有的社区则供不应求。对于社区体育设施需求不能被满足时，这种需求应该由社区内部自行解决还是由外部通过市场来满足，也就是交易在内部进行还是在外部进行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决定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还是在组织之间进行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7]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社区、学校而言，体育设施需求由社区、学校内部满足还是由外部满足其交易成本是不同的，要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以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如果把学校内部提供体育设施看作是内部服务，体育设施共享(外部组织向学校提供资源)则可以视为一种外部服务，至于内部服务的成本与外部服务的成本哪个更低则要视“资产专用性”水平而定。如前所述如果专用性水平高，采用内部服务有利，如果专用性水平低则应采用外部服务，而当处于两者之间时应采用混和治理(服务)。由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专用性水平较低。社区、学校难以满足市民、学生需求而的那部分资源应选择外部服务来提供，即通过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服务来完成，其间的交易成本可谓最低。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具有可行性。
3.3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配置中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引入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目的在于制度变迁解决共享中的宏观问题，制度创新理论使宏观中的问题微观化，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变迁在分析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制度的变更，制度创新分析制度变更过程中相对应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其结果应该是什么，而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所以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是对制度创新理论的修正。用制度变迁理论来修正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延伸，是制度变迁的微观层面具体化，以及关注未来体育资源配置制度的形成才是我们最需要的。[8]
制度变迁对于资源配置方式影响颇深。制度分析表明，资源配置的转换和生成是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相互约束的变迁过程。外部制度环境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的必要条件，内部制度安排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充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制度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影响体育设施资源配置转换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转型期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在外生性变量的作用下，正在发生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改变。9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资源配置方式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本身是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从变革的趋势来看，体育制度的变迁将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对体育制度的变迁影响深远，同时也对体育设施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巨大作用。从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短时间内就集中地创造出市场化运作形式，不同程度地把公共体育与市场结合起来，[8]例如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人们的体育需求逐渐由单位体育向社区体育转变，体育设施的供给由单位向社区转变。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体育制度变迁不是单一强制性变迁或者诱因性制度变迁，而是走向强制性变迁与诱因制度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体育设施供给不断的市场化，资源配置由单一的政府配置资源转向了由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这表明体育设施资源不仅可以由政府提供，还可以通过市场提供。因此，当社区体育设施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锻炼需求，而又无法从政府手中获得所需的更多资源时，社区就会转向市场，从市场中获取体育设施资源，同时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者采取互惠互利的办法来取得这些资源的使用，这是当前体育设施资源共享中最常见共享的雏形。这里的市场以必定存在相符的资源为前提，那么存在这个适合的体育设施资源的市场即是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以强制性变迁与诱因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共享。因此在这里对于双方共享必定采用诱因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制度变迁道路，另外从目前学校、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也能昭示出在社区发展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自发性共享的同时，国家将会强制性推动此措施。
上文昭示出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指宏观方面制度的演进过程，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变化与宏观层面不同应是在制度执行层面的创新以解决制度供给的不足，这种创新是以政府部门为主要动力的资源配置管理方法的创新。在教育部门、社区之间资源纵向流动的基础上加强横向资源流动的问题，将学校融入社区的大社区管理理念，这样可以实现，同时在具体方面这些都必须从制度创新的理论角度加以解释。以制度创新的角度去革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在政府管理的层面上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管理，强调在政府领导下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做到“纵向资源配给，横向流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4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归属阻碍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共享的问题之一就是公众对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的产权归属认识不清。我国的学校、社区无论是政府拨款设立的还是企业及行业部门投资设立的，本质上都是纳税人行为的公共体现，纳税人的纳税行为使其有权通过合法形式在其一生中不断获得学校体育设施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目前除私立学校以外，我国公立学校基本上都是我国公民缴纳税金，国家进行二次再分配，分别用于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使用[9]。此外社区体育设施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体育公益金修建，这个就更是应该对外开放，因此基于这一点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国有资产。[10]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目前现状应是所有权与管理使用权分开了。但是这个既定的国有资产的事实不应忽略，它应该成为共享的一个前提。学校有义务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同时社区必须向学校开放体育设施资源。通过产权理论确定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属于国家，学校、社区只负责对其的使用权与管理权，而无所有权，在这里表现出产权的可分割性。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学校、社区是没有权利将准备进入的使用者排除在外，尤其是在学校体育设施处于闲时的时间段内，通过合理、有效地管理方法实现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共享。
4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的理论搭建
对于前面的学校、城市社区共享的理论基础不是单一的理论呈现，而是通过理论融合形成一种理论架构来整合上述这些理论，解决共享中出现的问题，即构筑资源共享机制，即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借助政府制度创新引领学校、社区这两者内区域资源整合，突破现行的横向流动的樊篱。
本文认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应该建构在三门学科的框架下，从四大理论上获得基础性支撑。三门学科指的是经济学、管理学，四大理论指的是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之所以认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应该建构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是因为该理论至少涉及到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问题。
首先，构建教育资源共享理论的目的之一是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我国体育设施资源相对社区体育资源来说非常丰富，因为学校体育设施使用上的特点在学校中却存在着体育设施资源利用不合理，效率低下，甚至浪费的现象。具体而言，学校由于课时安排的原因造成体育设施部分时间闲置的，而社区却存在体育设施少及无体育设施的状况。因此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的构建是为了促进学校与社区在使用体育设施进而上升到使用体育资源合作，实现体育设施资源共享，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紧张与闲置的现实矛盾。
其次，构建教育资源共享理论的目标之一促进社区与学校协调均衡发展。在我国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每一个城市内部也普遍存在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即使是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差距也非常明显。由于各地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差异、管理体制不顺等原因，使得本已存在的区域之间、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不均衡现象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如任其发展，则会延缓社区体育的发展，必然会引发新的体育发展不均衡，社会发展不均衡，甚至会造成诸多社会隐患和矛盾冲突。因此体育设置资源共享理论把目标指向体育发展的不均衡乃至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努力促进社区及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
再次，构建体育资源共享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人的平等与社会公平。自《体育法》产生以来，享受体育的平等权利，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公民的受体育权为《宪法》所保护，公民平等享受体育的权利则由于《体育法》的颁布和实施而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事实人们的体育锻炼的权利还有很多掣肘的地方。
5结语
中国经济社会开始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体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体育资源配置、开发和利用的旧有体制。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对体育的需求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稀少的体育资源与巨大的社会需求形成强烈的反差,矛盾加剧，原有的资源配置的种种不合理暴露无遗[11]。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是解决目前城市社区体育与学校发展中缺乏体育设施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拥有较多的体育资源――体育师资资源、体育设施资源等。这种资源配置的差别造成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不均衡。两者对体育设施使用的时间特点发现这两者之间可以对体育设施进行共享。
那么社区与学校共享需要学校先行，当前共享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使人们认识到共享中出现的问题远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综合、全面、系统分析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揭示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而造成。公共产品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成本交易理论、产权理论无疑是洞悉这些问题的最佳理论与最佳视角。整合这些理论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是解决今后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出现的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目前刚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紧紧围绕着资源共享理论探索共享中宏观与微观管理模式与方法将会促进共享的发展，沿着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对资源进行配置、共享管理，特别是在和谐社会下协调发展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推动城市体育的和谐发展将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雷晓康.公共物品提供模式的理论分析［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116.
［2］陈聪.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7.
［3］熊红芳.公共资源制度变迁研究［D］.中南政法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163.
［4］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275.
［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6］贾英健.社会哲学视野中的制度创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47(2):37-40.
［7］袁义才.公共产品的产权经济学分析［J］.江汉论坛,2003(6)：25-28.
［8］袁旦.中国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研究［D］.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2005:133-155.
［9］解晓东.试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必要性与可能模式［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6):21-24.
城市社区理论篇6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管理；问题；对策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管理体制还不健全
建设和谐城市社区首先要解决社区管理体制的问题。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但由于受“政社不分”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这样就导致了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足，社会组织很难正常发育。
（二）社区成员参与不足，自治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的社区自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二是社区成员缺乏自治意识，社区参与普遍不足，影响了社区自治工作的推进。这主要是针对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成员和社区中介组织而言的。他们所参与的往往是一些由政府设计的项目，所谓参与也多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由于参与渠道不畅，社区成员的力量也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社区归属感较弱。
（三）社区服务主体单一，服务内容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服务主体单一。健全的社区服务体系，其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要有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基层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专业服务组织，还要有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但由于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资金、资源有限，整体实力不强，在参与社区服务时势单力薄，未能有效发挥服务主体的作用，导致城市社区服务主体单一。
（四）诸多因素制约社区文化建设
由于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在建设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已成为阻碍社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城市社区文化发展面临困境，甚至影响和谐社区建设工作。另外，社区教育形式单一、教育内容无法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也是社区文化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制约社区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人才资源匮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途径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克服当前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客观需要。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体制基础上，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一）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实现社区多元治理
城市基层政府要转变职能，解决“越位”、“缺位”的现象。就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而言，政府应通过转变职能，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理顺与社区的关系，使政府行政和社区民主自治有效结合、协调发展。要明确街道、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责，政府部门把该由自己管理的事情管好，不推给社区。城市基层政府组织要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社会工作（如社区保障、环卫清扫、计划生育、社区服务、群众文化等）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给社区去办。要淡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要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承担起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责任。要进一步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二）完善城市社区自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
要理顺政府部门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多指导、多协调、多服务，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的工作不要推给居委会，以减轻居委会工作负担。社区居委会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上，增强社区自治能力。要坚持扩大基层民主，不断完善社区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居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激发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在文明社区创建中的主力军作用。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发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首先要培育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拓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渠道，做到“大家的事情大家议、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等组织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社区中介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加强沟通，整合利益，促进居民参与。
（三）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创新社区服务机制
在当前的社区管理中，要完善社区服务首先要促进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通过制订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合法地位和法律支持。要为非政府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支持可以体现在资金、项目、场地、税收等方面，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政府也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服务方面的能力。要发挥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骨干作用，这是完善城市社区服务的重要保证。社区居委会在开展社区服务活动时应将重点放在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为社区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方面。
城市社区理论篇7
关键词：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影响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
一、产生背景
1、时代背景
19世纪中叶，随着城市物质资源的不断积累，西方进入了城市化的轨道，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但当时的城市建设是有限的，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化问题，导致城市环境不断恶化，社会矛盾不断尖锐。
此时一些理论家开始探讨，探讨的观点分为几个方面：是放弃老城重建新城还是对老城加以规划和改造；新城的建造应如何进行，旧城的改造又如何进行，是横向对城市加以建设还是纵向对城市加以建设。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针对资本主义城市的城乡对立而提出众多改革方案。如：托马斯在16世纪提出的“乌托邦”；康帕内拉在1602年著作的《太阳城》，傅立叶以名为“法朗吉”生产者联合会为单位的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等；罗伯特·欧文在19世纪初提出建立“新协合村”。
2、人物背景
埃比尼泽·霍华德（1850～1928），20世纪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风景规划与设计师，“花园城市”之父，英国“田园城市”运动创始人。1850年生于伦敦，1928年卒于韦林。
霍华德当过职员、速记员、记者，曾在美国经营农场。他了解、同情贫苦市民的生活状况，针对当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膨胀和生活条件恶化，于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提出建设新型城市的方案。
二、理论内容
1、概念
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所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
2、理论
霍华德关于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1)疏散过分拥挤的城市人口，使居民返回乡村。他认为此举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
(2)建设新型城市，即建设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同乡村的美好环境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田园城市。这种城市的增长要遵循有助于城市的发展、美化和方便。当城市人口增长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要建设另一座田园城市。若干个田园城市，环绕一个中心城市（人口为5～8万人）布置，形成城市组群──社会城市。遍布全国的将是无数个城市组群。城市组群中每一座城镇在行政管理上是独立的，而各城镇的居民实际上属于社会城市的一个社区。
(3)改革土地制度，使地价的增值归开发者集体所有。
3、内容
霍华德设想的田园城市是一个占地2400hm2、人口为3.2万人的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城区平面呈圆形，中央是一个公园，由六条主干道路从中心向外辐射，把城区分为六个扇形地区。在其核心部位布置一些独立的公共建筑。在城市直径外的1/3处设一条环形的林荫大道，并以此形成补充性的城市公园，在此两侧均为居住用地。在居住建筑地区中，布置学校和教堂，在城区的最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和市场。
当田园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则由若干个这样的田园城市围绕一个占地4860hm2、人口为5.8万人的中心城市形成社会城市。其中每个城市之间设置永久的隔离绿带，并通过放射交织的道路、环形的市际铁路、从中心城市向各田园城市放射的上面有道路的地下铁道和市际运河来相互联系。通过上述各种规划，将城市和乡村的各自特点吸取过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生活方式。所以说田园城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城市——乡村磁铁”。
图1霍华德田园城市
4、实践
(1)莱奇沃斯
莱奇沃斯被设计成由绿带包围的相当于四分之一同心圆的扇形。城区划分为住宅区、工业区、公共活动区等。最重要的是，有一条1英里长的交通轴穿过位于中间的公共活动区，通向火车站，这为实现用郊外的工业区将外部农村与内部中心相连从而形成一个城市群(社会城市)提供了可能。
(2)韦林
韦林田园城市与莱奇沃思相似，城区被一条主干道和两条紧挨的东西向通道分成四个部分，位于西南部的是市民区和商业区，东部的两个区为工业区，西北部绿化带。
图2莱奇沃斯区位图图3莱奇沃斯城市中心区道路网图4韦林区位图
5、影响
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广泛且深远。从城市运动到卫星城建设，到战后新城运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城市主义”无不受到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从广度上来讲，田园城市理论影响到了除英国之外的其它许多国家。美国在其影响下有过田园城市运动，在理念上把田园城市的基本原则与广泛意义上的区域规划结合了起来，并导致“邻里单元”与“瑞本模式”两个新概念的出现。在法国，在巴黎周围出现了类似的田园城市，之后又在巴黎四周建成了高密度住宅区作为卫星城。此外，在日本与澳大利亚，城市规划方面都可以看到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
田园城市理论的对于西方战后城市规划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主张，其核心是，西方战后城市规划体系就是建立在的基础上；第二，田园城市的“城镇——乡村磁力”以区域平衡发展作为必要条件，战后新城运动是现代城市规划走向区域的开端；第三，战后的新城建设成为引发新的规划原则和设计概念的实验场所。
三、对现代城市影响
1、规划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在现代城市规划时被赋予更多内容，结合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各种城市概念，并融入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理论内容更加全面。田园城市强调“以人为本”，以最大程度的满足居民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需求，是一种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环境宜人的人居环境。现代田园城市具备以下特征：
城市规模适度。霍华德在田园城市理论中对城市的规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的大面积绿地有效的限制了城市的无限扩张，中心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停止扩张，转而建设卫星城市。
经济运转高效。田园城市要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运转，要以最少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运转，应该是“循环城市”“低碳城市”“高效城市”，建立资源节约型城市。
社会健康和谐。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结合了“城市－乡村”的优点，田园城市还应拥有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自然生态良好。田园城市要保护城市的自然特色和景观，使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使城市与自然充分融合，实现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目标。
城市发展可持续。田园城市讲究可持续发展，讲究合理配置资源，满足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只图眼前利益掠夺自然资源，也不因自身的发展破坏生态环境，要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协调、可持续。
2、实例分析
成都市规划方案中明确，城市和产业发展必须以市域生态本底为基础和前提，根据成都市域不同区域资源禀赋。
(1)规划市域总体功能分区。其中：
旅游重镇“生态屏障”：龙门山、龙泉山是成都市的生态屏障，也是旅游产业的重点发展区。范围包括彭州、都江堰、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双流、龙泉驿、青白江、金堂的山区。
农田区域“城在田中”：彭州、都江堰、郫县、温江、崇州、大邑、邛崃和蒲江以平原为主，是成都市都江堰精华灌区、基本农田集中分布区，城镇布局应注重显山露水，充分体现“城在田中”。
中心城区“园在城中”：中心城区，重点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形成“园在城中”的城市布局。
扩展区域“城田相融”：扩展型发展区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的区域。范围包括成都市域东部的新都、青白江、金堂、龙泉驿、双流和新津以丘陵为主的地区。
(2)五大区域产业合作：在成都经济区范围内，规划了成德绵、成资遂、成眉乐、成雅和成阿五个区域产业合作区，其中：成德绵合作区主要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为主；成资遂合作区主要以汽车制造、旅游产业合作为主；成眉乐合作区主要以新材料和石化下游产业合作为主；成雅、成阿合作区主要以旅游产业合作为主。在区域合作基础上形成产业功能合理分工、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合理布局、生态环境充分协调的一体化格局。
(3)13个市管区统筹发展：产业功能区分市管产业功能区和区（市）县管产业功能区。按照战略性重点产业功能，成都市共划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区、金融总部商务区东部新城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区、北部新城现代商贸综合功能区、西部新城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198”生态及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龙门山、龙泉山生态旅游综合功能区、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新能源产业功能区、新材料产业功能区、石化产业功能区、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国际铁路物流枢纽功能区13个市管产业功能区。规划同时还初步确定了市管产业功能区的选址、范围和定位，提出了资源配置方案。
参考文献：
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
浅析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潍坊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11)
城市社区理论篇8
【关键词】西部地区城市化城市财政公共财政政策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推
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效应。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区域发展中充当着增长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规模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可以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反过来又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前提,工业化的发展又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城市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新世纪之初,城市化问题再次升温,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意义,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更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理论历来是科学研究的热点,并涌现出许多着名的城市研究学者和一系列城市研究理论。从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理论的理论演进,体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结构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的农民学习模型、线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论包括推—拉理论、人口迁移转变假说、配第—克拉克定理;非均衡增长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生态学派理论包括田园城市论、古典人类生态学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山水城市论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没有必要局限在“大小”之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以及它们的协调发展,将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刘福垣认为,城市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能笼统用一个标准来判断,更不宜抑大崇小,或崇大抑小。朱铁臻认为,单纯强调发展“大”或“小”都不太切合实际。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城市化的目标,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分流,那种人为地控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取的。蔡宇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应放开,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人为地限制某一类城市的发展,而鼓励另一类城市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应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共同前进的过程。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起步晚、水平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呈现出低速发展的缓慢态势。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滞后,使得国民经济运行缺乏重要的依托和载体,大量生产要素分散于农村,结构松散,布局混乱,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国民经济长期外延扩张,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轴,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西部地区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和经济发展落后,使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西部城市化就是要把经济增长极交给城市,充分发挥城市的先导效应,通过城市化的发展来驱动经济发展,以城市经济带动地区经济。(
众所周知,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干旱缺水等生态问题相当严峻。自然条件固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但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部地区人口分布过于分散,至少从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一是人口分散,不能有效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外部性实行集约化生产,降低了西部地区的资源利用率,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规模扩张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推动,加剧了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比较典型的就是过度放牧、过度砍伐。二是人口分散使生态环境大面积遭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给生态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三是提高了西部地区城市建设水平,缩小了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如前所述,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结构。首先,在一个地区,大、中、小城市通过交通通讯设施的连接,相互搭配、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功能比较完备的空间系统。与此相适应,各个城市会由于城市基本功能的差异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类型,不同类型的经济会随着城市功能的协调而协调,产生一种既有分工又有系统整合的效果。其次,在一个城市内部,城市功能的发挥要求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目前,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市体系不完善。一方面,大城市规模偏小、数量不足。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从城市本身看,城市的“极化效应”不突出,限制了城市在促进产业集中、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数量偏少,又造成了西部地区城市体系在空间上的断档,很多地区不能受到大城市“润泽”。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分布过于分散,不能与大城市很好地协调配合。因此,只有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改善西部地区的城市结构与分布,才能有效地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结构的完善,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综观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然而,与我国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状况相比,目前,西部地区仍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2004年全国城市水平为40%,而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25.7%,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于14.3个百分点。所以,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
城市的发展不是随机的,而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应该具有较好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一切不顾实际的化、分散化,搞所谓的“城市群”、“城市带”,都有违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给社会造成巨大浪费。合理的城市体系应该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基本目标,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结构体系。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城市建设并没有普遍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城市的功能认识模糊,在城市建设中仍然沿袭传统思想观念。在大城市的建设上,强调“项目型”、“基地型”,把城市当作一个工厂,而不是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在小城镇的建设上,强调“村村冒烟”、“村村通路、通水、通电”,单纯追求覆盖率,不重视与中心城市的协调。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之滞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西部城市化,追求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通过加速城市化,带动地区发展,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率的提高,合理设置西部地区城市建设规划,离不开财政经济政策的支撑,离不开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合理配比。发挥财政经济职能作用,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壮大财政实力,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财政制度创新、壮大财政实力,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多方筹措资金,完善资本运行机制;管好用好建设资金等任务。财政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对西部地区城市化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地界定财政职能和活动范围。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解决市场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情,通过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此财政要退出竞争性领域,起活动范围主要是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公共效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保证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加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建设等。
第二,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合理适度的中央转移支付是促进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支持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应将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归并为均等化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真正实现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按照建立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对现行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进行调整,扩大一般性过渡期转移支付总量。
第三,适当赋予西部地区城市立法机构一定的税权。有必要适当赋予西部城市一定的税权,包括地方税种的立法权、税法解释权、地方税种的税目、税率、征收方法的调整权、地方税的减免权。
第四,立足西部地区实际,分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有合理统一的规划,需要有梯次分明的实施步骤,各地区必须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开发政策,结合各省市地区的实际,逐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合理经营城市,发展城市,壮大城市。
第五,要创造让市场经济发挥更大作用的体制条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现代股份制经济,用市发行股票从资本市场上吸引大量东部沿海的资金进入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城市化进程。
第六,科学经营城市,合理规划城市财政收支,量力而行,提高城市规模和质量,离不开各项财政经济政的的协调配合,离不开发挥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的积极发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入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学好政策、用好政策,激发各项政策的潜能,力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七,改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方式。今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严格限制在有利于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领域: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教育。
参考文献:
[1]刘学敏.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版),2004.10:88、108、166.
[2]刘勇.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版).
[3]王雅莉.城市化经济运行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1版).
[4]张跃平.制度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第1版).
[5]高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版).
[6]牛凤瑞等.西部大开发聚集在城镇.北京: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第1版),2002,9:243、84、86.
[7]孙铁军.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21.
[8]柳叶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论.工业经济出版社,1993:385.
[9]郎咸平.城市经济学.中国工业经济出版社,2000:103.
[10]侯岩.二元经济下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45、63.
[11]高鸿业.微观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23.
[12]孙铁军.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68.
[13]李文伟.中国就业发展报告.2004:54.
[14]lotus.amoests.labourandcapital`sstudy.1998:25、54.
[15]高本权、吕志敏.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2001:384、385、386.
[16]庞凤喜.世界经济发展简史.1997:46.
[17]陈共.财政学.2004:411.
[18]朱青,王庆成.国家税收.1997:74.
城市社区理论篇9
大家下午好!
我是07社工班的学生巩鲜妮,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区照顾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对策研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一是因为目前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关注养老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我个人对养老服务的兴趣。我的学年论文就是研究老年社区照顾的,题为《从“我国老年人的恋家情结”视角看老年社区照顾的开展》,而毕业论文就是对学年论文的深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浅薄研究能够为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肖云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肖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下面我就把论文选题背景,写作基本思路以及存在不足向各位老师作如下简要陈述: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数量的减少,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快速老龄化的现状。在我国城市社区快速蓬勃发展,社区服务功能日益扩展和凸现的背景下,如何以社区为依托和载体,使之承担和发挥其养老服务功能,成为理论和实践上需要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较之初期的研究已逐渐走向深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从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集中在社区的境况、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养老工作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优势视角、增能理论也开始得到了初步应有。以社区照顾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也有不少,但目前运用的深入和全面分析尚不多见。虽然这些相关研究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都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多数研究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出发,比如对我国老年人身体状况、生活状况的调查等;问题的分析多数也仅仅局限在浅层次的空洞层面,分析还不够深刻细致,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问题解决,太过注重养老的物质层面,而忽略内心和精神层面;在方案的提出方面,考虑不够全面,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的层面,很多措施抽象而不具体,也难以落实,同时也缺乏可行性。
因此,我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结合当前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全面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在社区照顾理论的应用和深入下,重点从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经济实力等方面着手,针对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初步提出建设性对策。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社区照顾理论的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社区照顾理论下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对策。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社区照顾理论的来源、相关概念、内涵及特点。旨在增加对该理论的理解。
第二部分主要在大量文献的查阅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概括了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总体现状。主要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方式呈现多样;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环境日趋优化。
第三部分主要提出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1)对社区养老服务认识不足(2)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较少(3)缺乏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服务质量不高(4)社区医疗有待加强(5)政策法制不健全(6)资金缺乏且来源渠道单一。并对其进行了原因分析。
最后一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策略: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高社区养老的意识2、丰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3、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培养,提高服务质量4、加强社区医疗水平5、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6、多渠道的筹集资金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法,
首先本文是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
其次,本人对重庆市部分社区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对象注意了地域代表性。最后,对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原因,并提出几点可行的建议。
本文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人力和时间有限,不能对各社区进行大范围的调查,改进与验证。
城市社区理论篇10
关键词：新城市主义；宜居；城市格局；防城江两岸
中图分类号：tU9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08303
1引言
“宜居城市”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一个城市是否宜居，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或相对于过去而言的[1]。宜居城市服务对象是人，无论是国外的广袤城市、田园城市、邻里单位还是国内，都是以人为本进行城市规划。因此，“宜居城市”必须要将居住、生活、休憩、文化等各个复杂要素的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人-城市-自然”的和谐共生[2]。自然环境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基础，人文环境是“宜居城市”发展的深化[3]。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是西方学者把人本理念融入规划设计实践的一次成功探索[4]。新城市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重塑多样性、人性化、社区感的城镇生活氛围[5]。新城市主义理论核心是以全局观为背景，把功能多样性、社区感、可支付性、人性尺度等传统价值标准与当今的现实生活环境有机结合，创造和谐、平衡的生活和工作社区，赋予城市、社区勃勃生机[6]。本文欲将新城市主义运动思想运用到防城江两岸城市设计中，构成具有城市特色的滨海宜居城市。
2防城江两岸城市设计背景
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防城港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将以彰显城市风貌特色，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创造一个健康宜居、富有活力且具有凝聚力和地域感的城市为目标。
防城江是防城港市的母亲河，发源于十万大山南麓，全长98km，流域面积843km2，天然落差160m。沿途汇集了扶隆江、大录江、华石江等较多支流，流经扶隆、那勤、大录、华石、附城、防城等乡镇。沿江拐角回旋、滩多、流急。防城江自上而下，依次建有小峰水库、长岐引水坝和木头滩拦河坝等水利工程，承担防城港市城市供水、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综合利用任务。它承载了防城的历史和未来。其沿岸的城市滨水区域必将成为防城港市的魅力和凝聚力所在，它是城市的主要开放空间，具有城市“门户”和“窗口”作用（图1）。
防城江及其两岸地区位于防城港市西侧，包括防城老城区、沙潭区与西岸新区沿江区域，是未来防城港市的发展中心城区，是城市“中部兴起”战略的核心地区。根据中心城发展的主要方向为“双连东拓西延”，形成“中部兴起，两翼腾飞”的发展态势，在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因防城江两岸拥有滨江滨海的双重资源环境优势、土地储备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使其可以成为防城港市建设宜居城市的切入点和试验区。
3防城江两岸现状分析
规划区是东盟合作前沿和桥头堡的防城港市中心区，连接着防城老城区和CBD中心区，背靠十万大山，其水系包括河西新区的水营沟、城区北面的长歧左干渠，南北向连接长歧左干渠和防城江的洗珠河，以及城区东面南北向流入防城江的那傍河，水系非常发达。具有山水城市的生态景观格局和肌理，即群山环抱，内部河网密布。
防城江两岸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记载了防城港由“历史的防城”到“现代的港城”的历史时序与变迁，目前两岸地区多为未建设用地，绿化情况良好，环境优美。现状建有伯南公园、灵峰寺，是城区重要的绿轴、“蓝带”。规划区包括“梦幻北部湾”等多个岛屿及多处自然堤岸和江心滩涂。
4“宜居”城市格局设计
新城市主义主张从区域的宏观角度来探讨社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日益恶化的居住环境。其理论包含区域、城市和社区、街道与建筑三个层次。并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nD）和公交主导发展模式（toD）等有关现代城市空间重构的典型模式[7]。
4.1邻里社区布局
新城市主义倡导许多独特的设计理念，其中最突出地反映在对社区的组织和建构上。邻里、分区和走廊成为“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基本组织元素，构筑出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规划区根据新城市主义思想作出邻里社区布局，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多样化来容纳不同收入和年龄的社会阶层人群，促进社会包容和群体交流，增进社区活力，以此满足居民交往，达到宜居的目的（图2）。
4.2多样化社区设计
在保护滨水旧城整体风貌的前提下，根据地段的不同特点，进行整治和修缮，并通过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布局、绿化和公共空间系统，改善居住环境，满足环境宜居。
4.2.1洗珠河生态社区
洗珠河位于老城区，是防城江的一条支流，是流经防城的重要河流。洗珠河两岸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依山傍水，造就了此地住区自然生态条件得天独厚。为提供生态居住社区，设计以邻里中心布局，规划各种不同类型的住宅，住区通过建筑空间形态及绿廊系统的合理布局，运用“借景”等景观设计手法，将山体的葱郁生动景象为住区所用，结合各类天然、人工水体为居民创造城市绿洲。
4.2.2河西传统街区式社区
河西新区位于老城区的河南岸，四水环绕，地势相对平坦，是古闬寨和历史防城的遗址区。河西新区要传承闬寨古城、历史防城的历史风貌，同时，在城市功能上弥补防城区城市功能的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城市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有着传承历史，继往开来的双重重任。布局上，打造老城新区的城市轴线，并沿城市轴线，以传统街区式邻里社区布局，在街区中设计商业和各种城市配套服务设施，构成河西新区传统邻里社区。
4.2.3滨江公园社区
规划分区有着优越的生态景观环境。诸如完整的自然生态岸线、刘芳英大岭般的山体、临潭水库、水坡水库流出的小河。保留这些自然山水景观，以“生态链接”把“山体-生态水岸-小河”链接成“滨江都市公园”，营造出生态、文化的“滨江都市公园”式的宜居最优空间。在邻里社区的布局中，把“邻里社区”布局在“滨江都市公园”里，构成滨江公园社区的宜居城市（图3）。
4.3街区与建筑设计
4.3.1街区设计
（1）历史街区设计。中山路历史悠久，对于防城港有着深刻的意义，沿路不少建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末年代，防城主要历史文化遗址之一的禤家祠就位于街区内。为形成中山历史特色风情商业街，通过“修旧如旧，穿衣戴帽”等立面改造手法改造，并增添步行驻留广场，配置绿化、座椅、小型雕塑、废物箱等街道家具，以丰富步行街的布局，为购物者提供休息驻留空间；力图将传统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使市民感到中山路历史街区在有序、有机地发展，不断地创造一个为人们认同的相容、共存、和谐、舒适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
（2）滨江BLoCK街区。BLoCK街区是目前国际上较先进的一种城市开发理念，它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社区规划理论。BLoCK街区的概念来源于美国，BLoCK是5个英文单词的缩写：B-Business（商业），L-Lifefallow（休闲），o-open（开放），C-Crowd（人群），K-Kind（亲和），BLoCK是居住区和商业的集中融合[8]（图4）。
河东地区是防城港市CBD的滨江区，有着丰富的滨江水岸、岛屿等最优的滨水空间，是城市轴线的形象打造和集中展示区域。河东地区邻里社区的布局，沿城市轴线，以BLoCK街区的模式布局，强化城市轴线的商业、休闲、诗意生活氛围；文化景观形象，塑造以BLoCK街区引领滨江都市生活。
4.3.2建筑更新
规划区拥有代表老城区形象的代表性建筑，其代表了防城的生活界面，设计通过拆除布局混乱、立面效果差的建筑，以传统风格民居重建，完成区域形象建筑展示墙。打通河堤街，使之成为区域生活、文化、商贸、美食、旅游的旅游走廊，形成沿江建筑风貌展示廊道。沿江空间界面通过对建筑及环境的空间形态、道路系统、公共活动空间的统一规划与设计，力求营造出具有传统滨江小镇韵味的特色商业业态。
参考文献：
[1]林柯余，袁奇峰.宜居城市建设视角下的城市特色营造与追寻[J].现代城市研究，2010（6）：35～43.
[2]王东.增强城市实力，建设宜居城市[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28～30.
[3]李丽萍.关于宜居城市的理论探讨[J].城市发展研究，2006（2）：76～80.
[4]丁文静.新城市主义的人本理念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城市问题，2006（3）：89～93.
[5]王慧.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与实践、理想与现实[J].国外城市规划，2002（3）：35～38.
[6]张忠国，季洁.新城市主义理念在小城镇规划中的应用[J].城市问题，2011（10）：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