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1
一、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是转变社会管理从被动向主动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工作模式是被动地接受处理事项，将工作重点放在已经出现的个案问题上，这种“救火队”式的工作模式和机制，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矛盾凸显期、社会转型期的需要。由于缺乏对政策调整的适应性研究，以及缺乏对普遍性和共性问题的根源性研究，使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如何将工作从被动作为转向主动为之，也是加强和优化社会管理的思考重点。
其次，当前社会部分群众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存在着“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不信法”的现象，究其原因其中一点归结于有些个案以突破政策为代价才得以解决，这种为个案乱开政策口子的工作方法导致生态恶化，使得群众一窝蜂涌向渠道寻求问题的法外解决。对个案救济事项的过分强调，导致被视为超级救济途径。本市近年来偏重于投诉请求类事项处理的制度建构，连续出台多个以个案维权为中心的制度，如初次核查评估、复查复核、核查终结、积案化解、重信重访治理等，一定程度上使很多群众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首选渠道解决问题，从而强化了这种“不信法”的观念，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第三，中共十提出，社会管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管理格局，也就是说社会管理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鼓励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力。因此，基于以上三点的社会问题和工作的瓶颈，为提高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推动本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发展，根据《条例》等规定，结合上海实际情况，经上海市委、市政府批准，市办2011年12月1日专门成立了人民建议征集机构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努力解决矛盾和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实践。
1.人民群众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拟定的权利法定。我国宪法和法律一贯强调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并从法律上予以固化。如《宪法》第二条、第三十五条、四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等均从不同侧面赋予群众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另外，随着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呼声和期待也日益高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与热情在不断上升。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群众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将不断增强。
2.工作机构承担着汇集民意征集民智的法定职责。国务院《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五）研究、分析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第二十九条规定：“人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有利于行政机关改进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并积极采纳”；第三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对于人反映的有关政策性问题，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完善政策、解决问题的建议”。因此，将渠道的民意集中反映出来并提供给决策层参考是部门的职责所系。
3.矛盾纠纷背后往往折射出大量的倾向性、普遍性和政策性问题。同志在国家局与来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时曾说，“我们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推动研究带有普遍性的政策、制度和工作问题”。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局局长王学军多次强调，要通过看政策、通过研究和完善政策。要着力解决政策不落实的问题。切实抓好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的落实到位。要着力解决政策不完善的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完善或制定新政策，使之与时俱进推动突出问题的成批解决。要着力解决政策不周全的问题，在制定出台政策特别是出台涉及各类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时、兼顾各方利益，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平衡性和关联性，决不可为求得一时、一事、一地问题的解决而引发新的攀比和新的矛盾。中央连续下发的《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都指出，要健全完善政策，注重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要防止因政策不连续、不平衡、不完善和落实不到位引发矛盾纠纷。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坚决避免因决策失误损害群众利益。
4.在渠道加强人民建议征集推动问题批量解决的现实可行性。笔者认为，充分利用工作渠道资源优势，加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从政策层面推动矛盾批量解决具有三大基础条件：一是信息系统为分析研究政策问题提供了技术条件。近年来全国推广的信息系统，可以在技术上将一个特定时期内的问题进行分类统计，依此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为部门研究分析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技术条件。二是开展案件类型化分析可敏锐捕获政策调整动向。如群众反映经济适用房集中交付出现的问题、普通住房标准不合时宜的问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动拆迁问题等都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对大量、反复、同质类型的案件进行整理，就能洞察问题背后的普遍性、倾向性、规律性问题，进而对群众反映的案件背后的政策性问题进行分析，为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三是问题久拖不决往往使法规政策的滞后性问题凸显。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永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实际。问题本身许多就是针对法规政策不完善提出的，如动迁安置标准问题，普通住房标准问题，房屋限购令问题，新疆知青回沪安置问题等，均有待于政策的调整完善。
二、制度化构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路径
制度的功能，通常被概括为联系群众、信息传递、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等方面。制度本质上包含民主参与的政治属性，有的材料直接提出了政策调整的意见或处理行政事务的建议，这些意见或建议常常直接指向特定社会问题的核心地带，可以为决策提供一个异于政府机关的参考视角，甚至成为政府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已经演化为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机制。部门实际上更多承担了一种纠纷救济途径的责任。有的专家学者批评承担过多纠纷救济功能，要求功能本位的回归。笔者认为，从制度构建层面看，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建立信息梯次传递制度。部门要充分调动各种信息，通过对总量、等进行综合分析和专题分析，促进领导机关科学民主决策、推动问题得到源头预防和批量解决。为此，应探索建立基层集中反映问题定期上报制度，以便充分挖掘利用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促进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增强决策民主性，从政策源头遏制问题产生。
2.建立人民建议征集奖励制度。人民建议征集激励机制对于激发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提高群众参与水平至关重要。为此，一是可组建优秀建议人队伍，发放优秀建议人聘书，提高人民建议质量，增强人民建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可定期评选奖励。组织有关专家对征集到的“金点子”进行评审，选出优秀建议，对优秀建议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3.建立人民建议跟踪督办制度。根据国务院《条例》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应当就以下事项向本级人民政府定期提交情况分析报告：（二）转送、督办情况以及各部门采纳改进建议的情况；（三）提出的政策性建议及其被采纳情况”等规定，对涉及政策性问题的专报和摘报逐一跟踪督办，促进人民建议意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批量化解中发挥实效。
主要工作措施：一是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理念，推动事项的分类办理。围绕本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线，分别就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垃圾处置、城区发展、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积极整理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摘报市委市政府决策，抄送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研究论证。同时，区别于投诉请求事项，专门设计了意见建议类事项书面答复格式参考范本，规范基层单位工作，进一步保护和鼓励人民群众提出建议意见的积极性。
二是树立批量化解矛盾的工作理念，推动共性问题的逐步解决。围绕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普遍性、倾向性等共性问题，加强汇集分析和研究论证，对散落在个案中的各类意见建议进行聚合分析，比如违章搭建、城镇拆迁、经济适用房等问题，聚焦问题现象，查找问题源头，分析问题原因，提出对策建议，推动相关城市建设、征收拆迁、住房保障等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具体应对措施。
三是树立源头预防矛盾的工作理念，推动政策性问题的改进完善。着力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出来的政策性问题，分析政策得失，推动政策完善，从源头环节预防同类问题的反复发生。
三、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初步成效和瓶颈
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人民建议意见1万余件，其中，整理重要人民建议摘报90件、人民建议专报16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批示达140余条），有关人民建议经市领导批示后，既促进了这一方面工作，解决了问题，也推动了若干政策法规得到及时完善。
以下4件典型案例可充分说明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对矛盾的解决，创新社会管理的初步成效：
案例一：关于落实《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自来水管线、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责任，推动问题批量解决的建议。
问题提出：自2011年4月1日《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实施以来，群众纷纷反映该《规定》第五十四条至今未得到有效落实，自来水分户表前管线、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责任不清。主要问题为：一是物业服务企业和自来水供水企业相互推诿，居民报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二是答复意见书相互指责，行业内部管理矛盾公开化。如某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在“关于反映供水问题的事项”答复意见中称：你们反映的问题符合《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且供电、供气、有线电视等专业单位早已执行该条规定，唯自来水公司存在不执行该条款的情况。该答复意见将自来水供水管线、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责任归咎为自来水公司的不作为。对此，相关供水企业在对人的同一事项的答复意见中称：按照《物权法》规定，“物业内部水管应由受业主委托管理物业的小区物业部门尽养护维修或更换责任”。“个别物业部门在该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产权及委托管理维修养护法律关系并未改变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卸其应尽的养护维修水管职责，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分析研究：鉴于本市居民住宅建筑面积约5亿平方米，中心城区居民住宅建筑面积约2亿平方米，因供水维修养护责任不明确，此类矛盾还会不断涌现。为切实推动矛盾得到批量解决，市办在深入分析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又对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后发现：其一，《规定》第五十四条与《物权法》有关规定相冲突。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根据上述规定物业管理小区共用的供水设施属业主公用财产，维修管理责任属全体业主。而《规定》第五十四条，将分户表及分户表前供水管线、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责任全部划归供水企业承担，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存在冲突。其二，《规定》第五十四条与《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存在一定矛盾。《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规定：“供水设施在运行中发生故障时，原水供应企业、公共供水企业、自建设施对外供水企业或者供水设施权属单位应当在接报后立即组织抢修”。根据上述规定，小区业委会作为供水设施权属单位和相关供水企业都有责任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组织抢修。而《规定》第五十四条，将分户表及分户表前供水管线、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责任全部划归供水企业承担，与《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存在一定矛盾。其三，目前自来水供水企业在落实《规定》第五十四条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自来水价格中未包括对业主共有公用供水设施养护维修的费用项目。二是小区内有关供水管线、设施设备档案资料没有依规定移交。三是人财物没有充分的保障。
对策建议：有效落实该《规定》，事关法制权威，关乎政府公信，涉及群众日常生活。为此，在充分听取群众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市办提出如下建议：一是由市水务局、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两部门分别下发专门通知，杜绝推诿扯皮。二是维护《规定》第五十四条权威，积极推进本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三是以贯彻执行《规定》第五十四条为契机，逐步理顺居民用水价格和物业服务价格结构。鉴于自来水供水企业的责任范围有所扩大，应适当允许供水企业调整水价；同时，物业服务价格中的部分项目，也应相应作出调整。四是加强部门协同，避免行业内部管理矛盾公开化。
案例二：关于完善《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四十三条切实保障被征地劳动力的社会保险待遇，推动问题批量解决的建议。
问题提出：随着2010年国家《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农村居民社会保险构成了我国公民社会保险的三大基本制度体系。被征地从业人员，因其拥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已被征用、农村居民户籍已转为城镇居民户籍，理应完整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范围之内。而部分用工单位以《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征地人员在一次性缴费年限内就业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可以免缴，……”为依据，拒绝为本市郊区被征地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征地从业人员纷纷，强烈要求政府部门及时调整《暂行办法》相关规定。
研究分析：据了解，截至2011年底，本市被征地从业人员约有9万人。为切实维护被征地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权利，市办对该类问题进行了梳理调研后发现：第一，小城镇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之间的保障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从养老、医疗保险待遇和小城镇缴费比来看本市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保障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第二，本市郊区被征地从业人员按照小城镇社会保险办法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不够合理。目前，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等的社会保障水平都明显高于被征地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处在“低洼地带”。第三，本市郊区被征地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水平未能真正体现“土地换保障”的政策优惠。
对策建议：为推动本市郊区被征地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类矛盾得到批量解决，综合人民群众在渠道中集中反映的各类意见，市办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完善《暂行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将本市郊区被征地从业人员全面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二是将被征地从业人员原有的集体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计入其补充养老基金、补充医疗基金个人账户。三是完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关系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制度。
案例三：关于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第七条督促有关单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推动问题批量解决的建议。
问题提出：2011年6月1日本市修订《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原来的每人每月2.5元增加至30元，有关内容经媒体报道后，社会反响强烈，群众普遍表示欢迎。但是，《若干规定》出台半年多来，部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实际并未兑现，因此引发了诸多矛盾。
研究分析：针对上述情况，市办对该类人民意见建议进行了梳理分析后发现：在“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每人每月2.5元时，大多数市民不太在意；奖励标准提高后，每人每年360元，“比涨一级工资还多”，市民此类利益诉求明显增多。目前《若干规定》第七条落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标准大幅提高，用人单位负担明显加重不愿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二是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性质持有异议。用人单位认为，推行计划生育是政府的法定义务，因此出台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支付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三是劳务派遣等特殊用工形式的职工无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四是因本市《奖励规定》仅属于规范性文件，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对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问题单位缺乏执法依据。
对策建议：第一，加强《若干规定》政策的宣传，积极依法引导用人单位主动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第二，建立该类矛盾的应急处理机制。积极督促指导有关用人单位解决问题。第三，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纳入地方立法计划。确保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执法有据。第四，开展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全面纳入政府公共财政支付范围的专题调研。
案例四：关于明确《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适用范围，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建议。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2
关键词：征地失地农民权利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问题，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新的弱势群体，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失地农民的权利严重受损，形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我国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权利受损的现状及问题
1.征地程序不公开透明，滥用征地权力。
通常政府都是采用“两公告一登记”的方式进行征地工作，即公布征地方案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补偿登记，基本不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政府的私立行为，尤其是在某些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许多政府机关出现了暗箱操作的不法行为，整个征地过程都缺乏民主性，农民参与土地决策的程序不完善以及执行不严格，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本来就粗疏的征地程序制度难以得到认真执行，偏差事件时常发生，农民利益无法保障。尽管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审批权由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行使，但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仍想法设法行使着一定的权力，加之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在征地申报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由于立法上对于土地征收、征用的公益性界定不清，一些地方政府机关任意解释“公共利益”，随意将商业用地纳入公共利益范畴而频繁、大量征地，以致侵害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现象不断出现。
2.征地补偿不公平合理，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货币安置和就业安置是目前主要采用的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除此之外还帮缴纳一定数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表面上看失地农民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权利受损。从失地农民的角度来看，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以十分低廉的价钱就买断了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这可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意味着农民失去了耕种的土地和安居的住所，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即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在种种霸王条款的规定下，农民拿到的补偿费是不能保障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在补偿费标准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加上集体经济组织的实际运行大多不够规范，本来就很少的土地补偿费又常常被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少数人控制，最后能到农民手中的钱是很少的，补偿很不到位。而且一些农民将本已很少的补偿金投资到比较生疏的其他行业后，一旦失败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3.失地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
社会保障制度源于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又服务于社会大生产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改善和提高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社会服务及其措施，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城乡发展不均衡，长期以来对农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多种问题一直缺乏有效的保护，城乡一直处于倾斜发展状态，所以，只有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但是，目前很多地方都是采用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偿费，起初看似一笔很大的安置费，但由于绝大多数农民都以耕地为生，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失去土地之后难以自谋职业，处于弱势的地位。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并没有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如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于是出现了一个“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社会群体。这个“三无”群体是当前制度不合理形成的，这既是一个不合理的，也非常危险的群体，而且人数之多，非常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4.土地征收后争议解决机制的缺陷。
土地的征收与其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必将会导致各种不满和纠纷的出现，这是一个双重利益问题，不仅涉及到失地农民的利益，还关乎整个社会和国家，问题不得到满意的解决，就会产生很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征地过程中引起的各种争议与纠纷，是归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的，行政复议本身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纠错程序，对于行政机关的征地行为以及在征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对被征地人的补偿都不能很好的解决，因为行政复议的实践效果与设想的时候产生巨大差距，所以大多数案件不得不采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机关的各种违背法治的错误做法，是不可能用行政复议得以解决的。在复议无果的情况下，行政诉讼成为最后一道救济程序便自然的成为失地农民最后维护自己权利的方法，实际司法机关受到政府的制约，对于这样“敏感”的案件往往采取不立案或久拖不决的办法进行处理，同时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中，被征地农民的诉讼权受到严重的限制。如不得对农地征收的合法性提起相应的诉讼，这种规定已经违背了司法救济原则，最终迫使失地农民走上了不断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的道路，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形成独立的征地纠纷解决机制，摆脱原有的纠纷解决思路，为失地农民问题的合法解决给与公正的处理。
二、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对策
针对上述出现的失地农民的问题现状，对失地农民的权利保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完善补偿和安置，形成多元化的补偿方式。
《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虽然有法可依，但事实却不尽人意，补偿费用往往过低，所以，第一，必须大幅度提高补偿标准。补偿内容还应多元化，考虑周全。除了补偿《物权法》明确规定的内容外，还要增加农民在土地承包期内正常收益权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要为失地农民做足长远打算，除了保障失地农民日常生活，还要考虑其就业问题，是否有另谋职业能力。第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和完善安置措施，以“土地换保障”的思路，形成一个安置新模式，即以社会保险安置为重点与安置形式多样化结合的失地农民安置的模式。改变传统的一次性安置费发放模式，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之中，使失地农民得到长期保障，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使失地农民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
2.进一步落实和规范土地的征收程序。
土地的征收审批程序是，用地人进行申请，行政机关审批通过后，就确定了对这一块土地的征收，上述做法显然剥夺了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协商权、申诉权，程序不合理性和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让失地农民不可避免地处于毫不知情的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健全土地征收程度，完善土地征收的公示程序，增加事前公告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土地征收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书面形式在被征用土地所在的村、组或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公告。这是一种事后公告，百害而无一利。土地征收的过程应当公开、透明。必须变事后公告为事前公告，让农民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权益，并对征地行为进行监督。在对征地申请审批前，应将申请人拟征地的范围、用途等有关事项予以公告，社会公众和被征地人无异议时，才进行审查批准。在申请获得批准后、补偿方案确定前，应再次进行公告，听取相关各方的意见。这样就能够较早的保护被征地人的权利，让其有充足了解有关征地的各个事项，对征地事项的异议早提出，减少了征地后对相关问题的争议，同时也为征地机关节约了成本。在征地的实际操作中，为保证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要规范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遵守物权变更的公示原则。相关法律、法规对土地征收的主体、客体、对象、条件、方式、范围、具体步骤等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以此约束公共权力，规范政府行为，限制集体经济组织以各种形式侵蚀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用。
3.征地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实现多元化救济途径。
多元化的救济途径是权利保障的前提条件，保障征收公正合法的必要条件是建立公平的裁决机制和有效的监督，在此条件之下，异议权、申诉权、诉讼权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此来保证征地纠纷问题的合理解决。目前我国出现征地纠纷问题一般是由政府直接解决，这个解决途径表面上看是非常合理及高效率的，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公平的因素，因为在土地征收程序中，行政机关既是决策者又是具体征地事项的执行者，很自然的为了自身利益而滥用行政权，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所以不能将政府的行政裁决作为唯一的解决纠纷渠道，应拓宽解纷路径，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增加第三方土地征收问题仲裁机构，这个机构的人员是独立于政府与农民之外的人员，组成人员是律师，专业的仲裁专家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必须先经过行政救济，后司法救济，只有对行政裁决不满的，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农民获得充分救济的体现，充分避免政府在征地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有效的保证其公正性，同时也符合中国法治社会的特征，促进了中国的司法改革。
4.进一步加快完善立法工作。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建立多种法律来保障失地农民的权利，如《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但是却缺乏针对性，不够完善。为此，必须要完善立法，如《失地农民保障法》，这样，如果农民权利受到侵犯，就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也必须遵守此法律，以此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受侵犯，征地之后的生活有所保障。不管具体建立哪一部法律，都必须包含有以下内容：首先完善征地的程序和制度，确立执法主体，避免多头执法的现象。其次明确征地的补偿标准，确保失地农民的物质生活保障，以及多种社会保障措施，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等。最后是要保证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确保其身份的顺利转变，进行必要的就业培训，使其具有就业技能，转换角色，顺利的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三、小结
在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失地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出现了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新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国家应不断的完善立法，只有上升到法律层次，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保障。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解决好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造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亚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以重庆市为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7.
[2]董炯.国家、公民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9.
[3]杨世建.土地征收与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1（16）：3441.
[4]金波.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制度完善的法律路径[J].商业时代，2010（20）：90.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3
2014年2月底，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要求打破阻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而社会保障制度的无缝对接就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因而研究中央政府和京津冀三地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在法律约束下推进社会保障对接协作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保障公民社会保障基本权益与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现实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了区域合作。这时期的协作集中于经济协作、物资协作、信息交流以及成立日常工作机构方面。此后，京津冀各职能部门以京津冀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陆续就质监、旅游、信息化、人才开发等领域建立了对口协调联系机制，通过制度化的集体磋商沟通机制、双边或多边沟通来解决区域合作发展中的具体障碍[1]（p.200）。这一时期由于京津冀的合作尚未涉及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流动，因此，三地间社会保障协作工作相对较少。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京津冀区域合作不断加深。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最高规格组织机构。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地区间经济合作，而是以产业转移承接为主的跨区域协作，因而劳动力的大量跨区域流动成为新常态。保障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可便携、不受损成为促进劳动力积极流动的重要前提。“以人为本”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政府理应保障各地区劳动者享有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服务。同年，京津冀政府提出构建三地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平台的政策目标。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接必须依靠政府间建立社会保障协作机制来解决。因此，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对接协作就成为政府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与必备职能。
二、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制约因素
在主导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过程中，由于三地政府间协作存在法制化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缺失、社会保障制度间的政策法规冲突与障碍、异地社会保障服务标准化及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协作推进的幅度与效果大大受到制约。
（一）京津冀法制化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缺失
京津冀政府间协作大多建立在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管理三地的沟通协作。1988年，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建立了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京津冀建立了三省市信息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5年，京津冀建立了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制度。2008年，京津冀建立了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沟通产业规划等信息[1]（p.203）。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目前京津冀政府缺乏具有实际职权的社会保障协作机构。
区域社会保障协作应建立在统一的决策权和行政管理权基础之上，政府应通过法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规范与引导。当前这种地区间的联席会议制度缺乏法制化治理方式，不利于保障京津冀合作协商机制的权利行使。京津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工作联席会议是区域内正式的层次最高的综合性治理机构。但由于参与者（各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职能属性使其不具备决策和管理的性质，调控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中央和京津冀政府转变职能，特别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后，更应破除地方利益保护思维，增强对于社会保障协作管理机构建设的认识。
（二）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冲突性、障碍性规定
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内生环境、统筹层次差异等影响，京津冀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冲突性规定以及影响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的障碍性规定。这是阻碍京津冀政府推进社会保障协作发展的客观障碍。
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间冲突性的政策规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京津冀社会保障费用征缴管理规定不统一。以养老保险为例，2011年京津冀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分别为17.7%，22.9%和22.4%。京津冀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规定也存在细节差异。按相关计发办法规定，河北省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北京、天津并不采用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而是用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这直接导致缴费额的不同[2]（p.146）。此外，三地社会保障费用征缴体制也不相同，北京和天津是社保中心负责征缴，河北则是地税负责征缴。第二，京津冀对于异地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政策存在分歧。京津冀社会保障政策中对于“中人”退休群体的时点界定均不同，导致各地方政府在接受异地“中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对其异地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产生分歧。
社会保障制度对接中障碍性的政策规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政策规定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按12%进行转移。京津冀在遵循国家《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基础上，规定统筹基金按12%转移[3]。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在实际操作中未按原来20%的比例全额转出，会导致转移的统筹基金不足以支付转入地尤其是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资金需求，对当地造成很大的财政支付压力。由于统筹基金账户与当地月平均工资有关，而与个人贡献不挂钩，这造成个体之间在缴费贡献与享受权益对应关系方面以及地方之间养老责任的模糊化，进而导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时不能合理界定贡献以及职工福利的部分损失。第二，政策规定跨省流动就业人员待遇领取地确认的前提条件为须在本地工作的缴费年限超过10年。由于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该政策会导致个人在工作地按照较高的标准缴纳了养老保险费，退休时却回到户籍所在地按照当地相对较低的标准领取养老金，缴费阶段所做出的社保贡献与退休后的社保待遇之间不对等。上述两方面均不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提出的劳动力无障碍自由流动的目标实现。
（三）京津冀社会保障异地服务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不足
产业结构调整给京津冀带来了大量的地区间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目前，三地社会保障业务服务还未实现标准化，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尚未建立，这无疑制约着政府间社会保障协同对接以及一体化建设的推进。第一，社会保障服务的非标准化。京津冀社会保障服务中还存在着业务经办表格不统一、数据缺乏一致性等问题。例如，异地就医管理服务存在参保地和就医地医保目录不统一问题。在转移接续方面，异地养老手续制度不健全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无法顺利接续，退休者的养老权益无法得到落实。第二，社会保障经办技术条件不足。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能力的提高与先进的技术条件密不可分。社会保障统一信息化平台建设的缺失导致京津冀社会保障信息难以共享、个人的社保信息数据重复录入、系统稳定性差等问题。从基层的调研情况看，有些社会保障业务还停留在手工阶段，部分电子化信息录入也存在着信息质量不高的问题，信息化的程度和效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这从技术层面制约了管理部门提高服务效率，进而成为影响转移接续和全国性统筹的技术障碍。第三，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业务量增加，社保经办管理人员的数量及业务能力都相对不足。一部分工作人员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电子信息平台多险种、多层次地为服务对象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的要求。这对提高管理效率和协同发展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欧盟社会保障协作的经验借鉴
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协作较为成功的典范。欧盟在法治基础上通过超国家治理机构来调控和监督区域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遵循开放式协调等规则实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之间的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对于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建立超国家治理机构进行区域间社会保障管理
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如《巴黎条约》、《罗马条约》、《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等为欧盟社会保障协作提供法律基础，以保护跨国流动公民享受社会保障权益，并依据欧盟层面的法律法规建立了跨国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欧盟机构之间在决策方面形成了密切的磋商、合作和调解机制，以使任何制度和决策程序设计都能够在成员国的控制力及其必要与有效的合作之间寻求到平衡。欧盟主要机构包括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是主要代表欧盟整体利益的超国家机构[4]（p.93）。
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决策与立法机构。它由代表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及其代表构成，主要代表成员国的利益[5]。欧洲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构成，具有最高的政治级别。因而在欧盟理事会解决不了的政策问题通常要提交到欧洲理事会来解决。欧洲议会拥有部分立法权以及咨询与监督的权力。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执行机构，在社会保障协调相关事项上，欧盟委员会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立法动议”，即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和维护欧盟及其公民利益的目标，负责起草关于欧盟立法的新建议。欧盟进行社会保障协调的法律基础是基础条约，只提供框架性和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因而欧盟颁布了大量二级立法以规制其具体执行，如《第883/2004号条例》（在社会保障协调领域主要是条例）。作为欧盟的最高法院，欧洲法院主要从司法角度保障欧盟法律的有效贯彻及实施，不仅有权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条例进行解释，而且有权对条例条款的有效性进行解释[6]。
（二）通过一系列法规确定社会保障权益转移对接原则
为了既能尊重各成员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权，又能解决劳动者自由流动时的社会保障问题，欧盟先后通过了若干协调成员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例和指令。2004年以前，欧盟就其社会保障协调颁布了《欧共体1408/71号条例》和《欧共体574/72号条例》即“社会保障对接条例”，解决了跨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转移问题。该对接条例旨在寻求各成员国间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共同原则，以确保各成员国个体行为不会对在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产生重复保障或者遗漏等消极影响[7]。
虽然欧盟后来又对这两个条例进行了修正，但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一是平等待遇原则，欧盟成员国不得对共同体公民实行歧视性政策。二是各成员国公民的生活保障权利按照其所在工作国的规定执行，如针对养老保险的协调问题规定当事人以工作地为标准加入该国的社会保障计划。三是各成员国公民的社会保险实行“积累原则”，劳动者在任何成员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年数都应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可，养老保险投保者在各国的缴费年限必须连续计算。欧盟社会保障法令提出“最后接管”原则，即当事人退休前所工作的最后一个成员国将负责“接管”当事人在各成员国的那些零散的、少于一年的养老保险期限[8]。四是社会保障权利的“可出口性”，即成员国公民可以把在甲成员国得到的社会保障权益“携带”到乙成员国。由于欧盟实行“谁保险谁负责”的体制，所以劳动者“携带”原有社会保障权益跨国就业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工作所在国的社保开支，欧盟成员国需要做的只是实行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9]（p.38）。
（三）以开放式协调管理方式促进社会保障协作
2004年后，欧盟新成员国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与原成员国存在较大差距，难以与欧盟已有制度政策规则相统一[10]。2011年12月，欧盟理事会确定了欧盟层面养老金“开放式协调机制”的共同目标[7]。开放式协调意在尽可能地保留各成员国以及次国家主体自主性的同时，实现解决问题的共同战略。各成员国在实践中根据财政实力与老龄化负担水平等具体国情调整本国的养老金政策，以缩小各国之间养老金政策的差距。同时，制定欧盟层面统一的行动方针，列出成员国实现其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的时间表，确保成员国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同时规定各国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不能偏离欧盟制定的统一目标和行动方针，要根据这些目标方针和建议，结合本国国情做出养老金发展战略报告，由欧盟对其进行监测和评估比较。欧盟通过引入对成员国具有软性约束的“开放式协调”的治理模式，促进了各成员国在养老保险政策领域的合作与趋同。
（四）管理服务标准化及构建信息技术统一平台
为方便跨国就业人员的自由流动，欧盟在社会保障领域实施相对标准化的管理和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例如，2003年欧盟委员会在医疗保障领域建立和发展跨欧洲网络，建议已经引入医疗保险卡的成员国实行统一的eHiC表格（以下简称e表格）。e表格包含信息获取申请、社保接续、社保记录、待遇证明、应对特殊情况以及费用报销等统一信息。根据平等对待原则，携带eHiC的个人跨国就医时有权享受和当地国民相同的医疗服务，医院通过网络传输进行即时核实认证。如果公民忘记携带或丢失了eHiC，可要求其医疗保险机构传真或电邮一份临时替代证件，其医疗费用可以立即或回国后得到报销[11]。
四、实现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策略选择
京津冀政府要从大局出发，积极转变发展思维与国家战略对接，与同级政府规划政策相衔接，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尽快形成社会保障利益协同机制，共同突破社会保障协作的制度困境，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协作关系，依法建立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新阶段，流动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依靠政府间建立合作机制来维护。京津冀区域治理应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规划，在京津冀地方政府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打破各省市区的狭隘的地方利益界限，以立法形式建立中央与两市一省政府间的社会保障合作机制。
借鉴欧盟实践经验，京津冀应依法建立具有实际行政权能的专门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处理跨地区的社会保障事务。应对各级区域利益主体权责范围进行规定，包括协同发展的目标体系、适用范围、资金来源、监督评价等。管理机构可由三地的社会保障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归为一个大部门进行管理，增强管理机构的综合管理功能。应加强京津冀社会保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和各方利益的公平分享。同时还要尽快建立京津冀两市一省高层领导定期会晤制度，在已有的京津、津冀间合作领导小组基础上，建立三地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对接机制，定期沟通协调，推动京津冀协作向纵深发展。京津冀社会保障机构可适度集中形成垂直型经办管理机构。实行适度集中的垂直管理机制后，机构整合职能和流程高度统一，能够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同时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将社会保障协同工作纳入考核内容之中。
（二）清理京津冀间互相冲突的法规政策，创新社会保障异地转移接续办法
建立京津冀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政策信息交流平台，对现有社会保障政策法规中的诸多冲突按照类别加以梳理。对于短期内不能清理的规定，可以先归类再提出解决方案。对于因为制度体系不同无法对接的具体制度，可先定下解决的原则，在协调制度框架下解决。
1.建立京津冀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折算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建立在三地政府利益与流动劳动力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为避免跨区域流动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利受损，同时保障转入转出地的社保基金平衡、免受冲击，可借鉴欧盟对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待遇进行“分段计算”的原则来保障个人社会保障权利的连续性。欧盟“分段计算”的基本思路是“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即劳动者在不同地区工作时，其缴费记录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妥善保存，待其要向其他地区流动时，可到当地的社保机构办理一个结算手续并取得相关证明，当其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凭借这些以往的记录在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领取养老金。对于统筹账户的转移，目前较好的办法是根据劳动者实际参保缴费状况分段计算并通过福利差异折算，确保社会统筹关系的正常转移并据此计算社会统筹的养老金待遇[3]。这样，三地就能够实现区域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互通互认，使劳动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养老保障权益都得到承认。
2.对京津冀社会保障对接中的受损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中人”群体是流动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这个群体在转移接续中造成的社会保障权益损失不容忽视。这就要求三地在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中，要适时建立养老金权益与责任划分机制，对“中人”由于制度规定不同而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担。“中人”为当地的统筹基金做过贡献，政府应在跨地区转移接续中准确估算并明确自身责任，通过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保障“中人”基础养老金权益，进而有效减轻因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而带来的地区利益冲突。可考虑将其纳入财政管理以便有益于解决制度对接中的问题，这样可使“中人”群体参保的各统筹区域通过区域间的结算机制共同负担流动就业者的养老成本。此外，由于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做实账户规定方面的差异而造成流动劳动力的待遇损失，可通过中央财政的现有调剂基金来解决。
3.巩固和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越高，越能增强社保基金的调剂功能，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地区间社会保障利益冲突。在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的时期，京津冀可先把三地的统筹层次真正落实到省级。同时，政府应建立健全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专项调剂基金，其可以由中央财政投入和一部分向上集中管理的统筹基金构成。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具体表现之一[12]。在合理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责任分担比例的基础上，中央层面应通过专项调剂基金协调京津冀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方面的差异[13]。
（三）完善流动劳动力相关管理和服务，建立社会保障关系信息技术平台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4
大学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优质后备军，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其切身相关利益一直以来都备受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从研究现状看，目前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方面的研究不足，或是在有关大学生的医疗保险研究中有所涉及，或是对大学生大病医疗救助的研究。鉴于此，项目组对上海市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进行了调研，旨在揭示其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并试图为完善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研究背景
这里主要透过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变迁，总结上海市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1.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变迁
1953年1月，卫生部的《关于公费医疗的几项规定》将大学及专科学生纳入公费医疗预防的范围，这表明大学生开始享受公费医疗制度。
大学生公费医疗制度下，受益大学生群体有限，且实行高校自管的办法，各高校学生实际享受的医疗待遇差别较大，大学生一旦患大病重病社会共济能力较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上海于2007年出台了《关于完善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07年《完善意见》）。一方面，实现了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对全市大学生的全覆盖；另一方面，促使大学生医疗保障由学校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型。
为了进一步统筹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10月25日印发了《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指导意见》）。根据国务院《指导意见》的文件精神，2011年7月20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将本市大学生纳入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这意味着大学生的医疗保障被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上海市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变化
2007年《完善意见》的实施细则规定，大学生门诊大病包括重症尿毒症门诊透析，恶性肿瘤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同位素抗肿瘤治疗、介入抗肿瘤治疗、中医药抗肿瘤治疗以及必要的相关检查，精神病以及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的门诊治疗。2011年《关于将本市大学生纳入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沿用该大学生门诊大病范围。
通过2007年和2011年的改革，上海市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有以下改进：一是，覆盖面扩大。公费医疗制度只覆盖公办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本专科大学生（含研究生）。2007年《完善意见》出台以后，扩展到包括民办高校、系统行业办高校的本专科生以及各高校的高职生。二是，设立专门的大病统筹资金。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不同公立高校之间缺乏大病统筹，一旦出现大病重病学生，高校负担较重。2007年《完善意见》实施以后，设立了专门的住院及门诊大病医疗统筹资金，并实行全市集中统筹管理。大学生因门诊大病发生的符合本市大学生医疗保障有关规定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市财政划拨的统筹资金支付。2011年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后，改为由居民医保基金支付。三是，简化了大学生大病就医和结算流程。公费医疗保障制度下，大学生需对治疗大病发生的费用先行垫付，回校后凭医院收据和医疗费用明细账单经审核后报销。2007年《完善意见》实施以后，大学生大病治疗发生的符合本市大学生医疗保障有关规定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费用，由定点医院记账后，向所在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免去了大学生垫付大病治疗费用再进行报销的程序。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者的结果主要进行定量分析，后者的结果主要进行定性分析。
问卷调查以松江大学城七所高校和杨浦大学城四所高校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根据这11所高校的实际人数，按比例选取800名大学生为样本，发放问卷800份。经过对问卷的后期检查，发现部分问卷基本信息不明或答题不符合规范予以剔除，最终实际有效问卷796份，实际有效率99.5%。在有效样本中，性别比例基本均衡，男生占46.36%，女生占53.64%；层次分别合理，本科生占48.35%，研究生占36.02%，博士占15.63%。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大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大学生对门诊大病待遇政策了解程度和信心，商业保险参保意愿，校园大病捐助等。
深度访谈以校医务室负责人、学工办工作人员、患大病的大学生和医疗保障中心工作人员为访谈对象，采用半结构型的访谈方式进行。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患大病学生人数统计、各类大病病种患病人数，门诊大病就医与结算政策，大学生参加商业保险情况，大病救助基金及对患大病学生的救助额度。
三、上海市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问题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上海市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高校宣传工作存在不足，大学生对门诊大病待遇政策的了解少
高校是连接大学生和国家的纽带，在向大学生传达国家大病医保政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普遍存在着宣传不足的问题。学校的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健康常识方面，对大病的相关宣传较少。虽然校医务室会在走廊张贴有关大病报销程序和定点医院的海报，但并不全面。
由于了解渠道有限和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大学生对门诊大病待遇政策的了解程度不荣乐观。例如，一患恶性肿瘤的同学在自己被确诊以后，才问清门诊大病待遇和报销程序。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79.9%的大学生不知道到校医务室开具住院及门诊大病结算凭证所需证件及材料；12.5%的大学生只是知道所需的部分证件及材料；只有7.6%的大学生清楚知道所需证件及材料。
2.大学生抵御大病风险能力较弱，参加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月生活费用在500元以下的占1%，在500元～1000元的占33.8%，在1000元～1500元的最多，占到38.2%，1500元以上的占18%，其中75.6%的被调查者的主要经济来源来自父母及亲属。68.78%学生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样的经济承受能力基本可以支撑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但难以抵抗大病风险。大学生一旦发生大病，不仅阻碍其顺利完成学业，也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虽然大学生抵御大病风险能力较弱，但是大学生群体普遍身体素质较好、患大病机率小的特征，致使参加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统计结果显示，69%的大学生就医频率在2次以下，21.3%的大学生年就医频率在3—5次之间，只有4.7%的大学生年就医频率在5次以上，5%的大学生记不清楚。大学生患病的种类主要集中在感冒、发烧等日常小病。这表明大学生群体身体素质较好，患大病机率小。但这也使大部分大学生心存侥幸，认为大病离自己很遥远，因而参加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如表1所示）
3.缺乏有效的大病救助机制，大病医疗保障体系间缺乏有效衔接
被调查者中有高达93.97%的学生碰到过为患严重疾病学生募捐，这表明大病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当询问如果碰到为患严重疾病学生募捐的情况，有87.9%的学生表示会为募捐对象募捐。这一数字说明，学生中的互助意识还是强的。然而，通过以往案例发现，校园募捐到的资金对患大病学生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加之校园募捐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作为长久之计。这也说明建立一个有效的大学生大病救助机制势在必行。
目前大学生的大病医疗保障体系主要以医疗保险为主体，以医疗救助和商业保险为补充。在实际运行中，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体系间相互独立，缺乏有效的衔接：发生的符合医疗保险门诊大病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负责记账和报销；患大病大学生若购买了商业保险，需出院后携带相关凭证到学校负责商业保险的相关部门进行商业理赔，例如，华东政法大学是由学生事务中心负责，复旦大学是研工部、学工部负责；经济困难的患大病学生则需到所在学校、上海红十字会或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
4.享受门诊大病待遇须以个人缴费为前提，大病报销范围有限
患大病大学生享受门诊大病待遇需以个人缴费为前提，即患大病大学生若不缴费，就不能享受大病待遇。即使补缴，属于零星缴费的范畴，设置等待期，等待期满后方可享受居民门诊大病医保待遇。
重大疾病在一定程度上与遗传基因和生活习惯有关，且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因此，大病医疗保障须强调预防又治止于蔓延。然而，根据2007年《完善意见》的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大学生医疗保险门诊大病范围主要包括重症尿毒症门诊透析，恶性肿瘤化学治疗，精神病以及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大疾病的门诊治疗。有些花费较大的病种不在门诊大病的可报销范围，例如，良性肿瘤、结肠炎、乙肝等就被排除在外。
5.大病就医可选择的定点医院有限，转诊就医手续繁琐
通过统计分析各高校患大病学生人数和各类大病病种患病人数发现，大学生所患大病病种主要集中在恶性肿瘤和精神疾病。事实上，各高校选定的定点医院虽然包括了各级医疗机构，但多为综合类医院，专业性不强，医疗设备和服务水平不能完全满足患大病大学生的治疗需求，且数额有限。
大学生需门诊大病治疗的，需由医院出具大病医疗证明，然后学生在校医院办理大病结算凭证在指定医院就诊。除此之外，大病具有治疗时间长的特点，然而门诊大病结算凭证有效期仅为6个月，超过有效期后需要继续医疗或在6个月内需要转诊的，应重新开具门诊大病凭证。具体转诊就医程序如图1所示。
四、对策
根据前文关于大学生大病医疗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以下改进的建议。
1.高校做好大病的宣传工作，大学生提升自我预防的意识
针对学校大病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建议学校加强对大病预防及大病医疗保障的宣传工作。例如，在医务室走廊放置宣传手册、宣传页，在墙壁上张贴宣传海报，内容应包括大病病种和如何发现及预防，学校开具门诊大病结算凭证所需材料，报销程序及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同时在学校网页上公示相关内容。更重要的是，大学生需提高大学生的自我预防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应主动去了解相关的信息，包括相关的政策文件、各种宣传资料等。不能只有在遇到问题时，再去了解，这样只会误人误事。除此之外大学生应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经常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和抵抗力，远离疾病的侵害。
2.健全大病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各层次间的衔接
正所谓“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入困境”。针对大部分学生抵抗大病风险能力弱、参加商业保险积极性不高和缺乏有效大病救助机制，建议高校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根据本校近几年患大病学生的平均人数购买商业大病保险，并建立专门的大病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对于超出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待遇的报销限额，依然没有经济能力继续医治的大学生，承担资金兜底的责任，以全方位减轻患大病学生治疗的经济负担。关于商业大病保险和大病医疗救助的资金来源问题，学校可以在校友捐赠中划出一部分，同时鼓励民间组织、企业家多向高校捐助。
大病具有病情严重、病期较长、费用高昂三大特征，对于患者来说需要相应的绿色通道，以便获得及时的诊疗。因此，针对大病医疗保障体系间缺乏有效衔接，建议协同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等支付方式的改革，例如建立大病商业保险和大病医疗救助与定点医疗机构的理赔、救助合作关系，以切实为大学生提供温馨、便捷的服务。
3.取消门诊大病待遇的“门槛”，适当增加大病报销范围
2011年，上海市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后，大学生实行个人缴费，大学生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纳入居民医保，其政府补助按原标准（2007年《完善意见》，住院及门诊大病医疗统筹基金由市财政按每生每年度50元的标准划拨至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核拨至居民医保基金统筹使用。在实际操作中，患大病大学生享受门诊大病待遇需以个人缴费为前提，即使补缴，也需等待3个月，才可享受居民医保待遇。笔者认为市政府已针对大学生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缴费进行了补助，解决了大病医疗统筹资金的来源问题，因此，建议取消享受门诊大病待遇的“门槛”，以切实保障大学生的大病医保权益。
针对大病报销范围有限的问题，建议根据大学生普通门诊费用的结余，适当扩大大学生大病报销范围，将有些花费较大的病种纳入门诊大病的可报销范围，例如良性肿瘤，乙肝，急性肺炎，肾炎和急性阑尾炎等。
4.合理选定和增加定点医院，优化报销程序
针对各高校规定的定点医院有限、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建议各高校在选定定点医院时根据近几年患大病学生的患病病种和人数确定，或者通过征求患大病学生意见确定，而不是直接划定比较好的综合类医院。除此之外，可以借鉴所在区选定的定点医院，适当增加定点医院的数量和范围。
针对结算凭证有效期短的问题，建议适当延长结算凭证的有效期，例如，将结算凭证有效期延长为一年。针对报销程序繁琐的问题，建议借鉴城镇居民的就医办法，为大学生办理医疗保险卡，实现网络转入和转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注释：
①11所高校样本分配如下：华东政法大学（80份）、上海外国语大学（75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85份）、上海东华大学（105份）、上海视觉艺术学院（30份）、上海立信会计学院（50份）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40份）、复旦大学（105份）、同济大学（100份）、上海财经大学（70份）、上海理工大学（60份）。
参考文献：
[1]仇雨临.医疗保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陈文辉.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发展模式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虞文嫣.我国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研究[D].复旦大学，2012
[4]赵永生、尹阳娜、李雯雯等.北京市大学生医疗保险现状调查及政策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6（09）
[5]李恒全，孙泽华，安晴.大学生大病救助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五所高校为例[J].管理观察，2008（17）
注：本文章系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社会调研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
路聪（1989—），女，汉族，河南开封，华东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万璐（1988—），女，汉族，山东青岛，华东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5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认真做好我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按照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政府纠风办、市审计局、市卫生局、市地方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丽江市中心支行8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丽江市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丽劳社〔20__〕58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党的十七大和云南省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为指导，以保证基金安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的，以纠正、查处和预防违规违纪问题，完善基金管理监督政策，规范基础管理，健全监督机制为重点，切实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更好地维护基金安全，确保社会保障功能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通过专项治理，促进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经办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进一步强化基金征缴，实现应收尽收；方便群众领取，防止欺诈骗保；规范内部管理，严禁挤占挪用；投资运营安全，实现保值增值；加强监督检查，做到监管有力。
二、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县级成立“__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县级领导小组）。县级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财政局、县监察局、县政府纠风办、县审计局、县卫生局、县地方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__县支行等部门和单位组成。
（一）成立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马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严开志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成员：吴安银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政府纠风办主任
刘建华县审计局局长
骆恩祥县卫生局副局长
彭沛泉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会军县纪委纠风室主任
梅雪峰县纪委监察局派出第四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分局局长
李顺科人民银行__县支行副行长
杨登朝县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马建华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郭劲松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朱朝兵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股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__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日常工作，办公室组成人员为：
主任：严开志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副主任：郭劲松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宋福兴县财政局社会保险科科长
白光仙县地方税务局规费科科长
张会军县纪委纠风室主任
成员：李明耀县社会保险局局长
赵勇县医疗保险管理局副局长
杨春华县劳动和就业服务局局长
李昌华县审计局财政金融股股长
王华荣县卫生局办公室主任
冯迎华人民银行__县支行监察室主任
联络员：朱朝兵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股股长
（二）领导小
组工作职责研究制定__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对我县专项治理进行检查指导，交流和通报情况，总结推广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市级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
（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综合协调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督促指导我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县监察局、纠风办：配合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做好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开展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以及查处社会保险基金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县财政局、人民银行__县支行、县地税局、县审计局、县卫生局：按照各自职责，在县级领导小组的协调指导下，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四）工作安排
1.研究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状况，研究阶段性工作安排；通报我县各成员单位工作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政策措施的建议。遇有重大问题及时研究。
领导小组会议由组长或组长委托副组长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会后形成会议纪要。
2.开展调研和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计划和工作进展情况安排调研检查，并对自查自纠的情况进行抽查。
3.加强信息交流。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搜集专项治理信息，编发工作简报，加强工作交流和指导。
三、范围和内容
专项治理的范围是：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
专项治理的内容是：解决基金征缴、支付和管理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不依法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及时征缴社会保险费；收入不按规定入帐、隐瞒、转移社会保险费收入；自行制定征缴优惠政策，造成社会保险费应收未收的问题。
（二）不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政策，擅自扩大使用范围；不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或管理失职，致使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按规定及时结算医疗费用，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益；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采取欺诈手法套取、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问题。
（三）不按规定开设银行帐户、传递票据、划转资金和进行会计核算，个人账户不按规定记录，基金不按规定归集的问题。
（四）不按规定存储结余基金，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利率政策，或违规投资造成基金损失；历史遗留的挤占挪用基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基金安全缺乏保障的问题。
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经办和管理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以下专项治理工作。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检查治理：
（一）缴费核定环节是否存在不依法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问题。
1.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无违反政策规定少核、漏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导致基金收入减少。
2.是否存在地方政府及部门自行制定征缴优惠政策，造成社会保险费应收未收问题。
（二）基金支付使用环节：
1.是否存在违反基金支付政策，扩大基金使用项目及范围，擅自提高支付标准违规支付使用基金。
2.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或管理失职，致使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
3.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及时结算医疗保险费用，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益。
4.是否存在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问题以及相关单位、个人有无采取欺诈手法套取、骗取社会保险基金问题。
（三）基金管理环节：
1.是否存在违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户存款账户及违规存储基金。
2.是否存在个人账户不按规定记录和基金不按规定归集的问题。
3.是否存在会计行为不规范、会计核算不标准问题。
4.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5.是否存在历史遗留挤占挪用基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
6.是否存在劳动保障事务机构等中介组织代缴社会保险费及截留挤占、贪污社会保险费和违规乱收服务费问题。
县地方税务局负责检查治理：
1.是否存在不及时征收社会保险费问题。
2.是否存在违规减征、缓征、免征社会保险费问题。
3.是否存在征缴社会保险费收入未按规定及时划入财政专户管理问题。
4.是否存在违规截留、隐瞒、转移社会保险费收入问题。
5.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县财政局负责检查治理：
1.是否存在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核算的社会保险费及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资金未按规定入账及隐瞒、转移收入等问题。
2.是否存在违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存款账户及违规存储结余基金问题。
3.是否存在动用财政专户存款结余基金违规投资问题。
4.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划转资金问题。
5.是否存在社会保险财政专户基金会计核算不规范、不标准问题。
6.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__县支行负责检查治理：
1.是否存在违反支付结算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按规定传递票据、划转资金问题。
2.各商业银行是否存在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利率政策，少计、漏计付基金利息问题。
3.承担受托发放离退休费用及失业保险金的商业银行是否存在应支付款项不及时分配计入个人帐户及截留、隐瞒、转移、贪污社会保险基金问题。
4.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县纪委监察局、县政府纠风办、县纪委监察局派出第四纪工委监察分局任务及职责：配合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做好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开展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以及查处社会保险基金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县审计局、县卫生局任务及职责：按照各自职责，在县级领导小组的协调指导下，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专项治理配合工作。
四、步骤和方法
专项治理工作从20__年9月开始，20__年9月底结束，分为四个阶段：
（一）部署启动阶段（20__年9—10月）。
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成立__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结合本县实际制定具体方案，组织实施专项治理工作。
（二）自查自纠阶段（20__年10月—20
__年4月）。县级领导小组按照专项治理范围和内容，组织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经办和管理的部门，开展自查自纠。一是对以前检查、审计发现至今尚未纠正整改的问题分类梳理，根据发生时间、性质和责任提出处理意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坚决予以纠正。对于历史遗留已经造成损失确实无法回收的资金，属于政府及有关部门挤占挪用的，由同级政府偿还；同级政府偿还确有困难的，逐级上报审批作核销处理，同时应依纪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二是认真排查新的问题，能纠正的要及时纠正；立即纠正确有困难的要制定整改计划，限期整改。对贪污、截留、挤占、挪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要坚决依法查处，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三是针对各种基金违规问题，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政策，健全基金经办管理机构内部控制制度。
对自查自纠阶段的工作，县级领导小组要加强督查，随时掌握情况，加强工作指导。自查自纠阶段结束后，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管理部门及其他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自查自纠结果写出自查报告并填制报表，报同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查报告要对本系统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自查、检查中发现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及分布情况，问题形成原因、整改措施及纠正结果和针对存在问题所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政策，所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建立保障基金安全长效机制的意见和建议等要作详细的阐述。县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本级情况汇总后报市级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检查验收阶段（20__年5-6月）。
县级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全县自查自纠工作的检查，检查面要达到100％。检查的重点是自查自纠是否认真，存在的问题是否纠正；基金风险隐患是否进行了排查和防范；规章制度和内部管理是否得到完善，对维护基金安全、建立保障基金安全长效机制是否提出意见。通过检查，了解是否有走过场的问题，对工作不认真、整改不彻底的，要督促整改；对弄虚作假，隐瞒问题的，要通报批评，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纪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四）迎接省、市级领导小组抽查及总结报告阶段（20__年7-9月）。
在县级检查的基础上，作好迎接省、市级检查的准备。在省级、市级检查的基础上，县级领导小组根据各成员单位上报的检查综合报告，汇总报表和县级自查情况报表，结合对各单位检查结果，全面总结我县专项治理工作，客观评价基金管理现状，总结专项治理的做法和成效，提出加强体制、机制、制度建设，深化源头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9月20日前向市级领导小组报送专项治理工作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重要性和开展专项治理的必要性，把这项工作纳入本单位议事日程和督办事项，掌握进展情况，及时加强指导，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并为专项治理提供必要条件，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6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对策研究
中国自1986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探索，于1992年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概念。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对《指导意见》从法律层面予以确定，至此中国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自政府行政立法到人大立法的重大转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对农民的养老保险覆盖，标志着实现亿万农民“老有所养”的梦想已为时不远。然而从各地试点及农民收入水平低的现状来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进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当前及时进行分析总结，并借鉴发达国家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采取针对性措施，已是时不我待。
一、影响新农保推进的几个问题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自《指导意见》实施至2009年末，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的320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列入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按照国家统计局和人保部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末全国人口133474万人，农村人口为71288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8691万人，占农村人口的12.2%，年末实际新增参保农民3096万人，其中被征地农民参保约增加1200万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民约为19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66%。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5%；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0%，城镇为36.5%；2009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显然在农民较低的收入和较高的食品消费支出下，农民还要应对子女教育、疾病等其他方面支出，抑制了参保需求。同时各地试点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在机构建设、信息标准建设等方面缺乏协调和统一，既不利于国家建立农保数据库，又不利于对信息进行管理和利用，还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隐性浪费。新农保推进在以下几个方面遇到阻力：
（一）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抑制了参保需求增长
新农保首次将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给予财政补贴，这对引导新农保开展有一定的示范功效，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又大大迈进了一步。然而《指导意见》在保障功能上采取低水平要求，以个人缴费为主，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所占比例较低。保障水平低导致新农保在不同地区进展存在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因农民收入水平较高，新农保普遍开展得较好，参保率超过90%，保障功能基本具备。然而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新农保吸引力不强，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一些乡村几乎没有集体经济，不能为农民养老保险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集体补助难以进入个人账户；地方财力不足，支持力度有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部分农民生活、子女读书的开支都难以保证，显然没有多余的钱缴纳养老保险金，农民多选择较低档次缴费，受预期领取养老金金额低的影响，致使到2009年底试点地的参保率勉强超过了60%。
（二）制度缺陷影响推进速度
《社会保险法》将《指导意见》的原则和做法在法律上予以确定，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有了法律依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社会保险法》并没有在政府投入及强制农民参保等方面作进一步要求，虽然有问题的复杂性，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力度肯定受到影响。另外，《指导意见》设定了低保障水平，《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但对地方财政如何支持缺乏规定，使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力度不够，影响到中央、地方财政预算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加大投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提升空间受到压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纳费养老保险，设定了不同缴费档次，实行多缴多受益，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保富不保穷”倾向，贫困农民所获益处相对较少，降低了参加纳费养老保险的意愿。新农保与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和土地养老保障在制度设计上没能形成配套关系，传统的“养儿防老”、“土地防老”意识影响了新农保的推进。
（三）基金分割管理，保值增值困难，降低了新农保的吸引力
《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基金的管理，采取以县级为单位的分割管理模式。这种分散的属地管理模式导致管理幅度变宽，管理对象增加，管理难度加大，即使《社会保险法》规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也可能会出现监管不到位而出现违规形象。并且，基金运行形式单一，目前农保基金保值增值只能是靠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升值空间有限；同时以县级为单位的基金管理模式决定了基金规模小，也难以进行多样化投资。另外，易受通货膨胀影响，基金风险增加，甚至导致基金缩水，降低了保障功效。
（四）保险制度、管理机构分割影响新农保的转移接续
一方面，中国公民的养老保险按参保对象，存在适用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民等不同的保险制度，并由政府不同部门管理运作。另一方面，农民在身份上存在农民工、在校大学生、失地农民和在乡务农农民等多重情况，在不同时期其身份存在变化，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存在不同的适用模式和管理机构。由于不同机构分头管理和缺乏信息化标准，医疗、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手续办理起来较为复杂，也会影响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五）宣传不足妨碍了业务发展
新农保工作量大，涉及信息收集、账户管理等诸多事项。县级农保机构虽为新组建的专职机构，但受编制限制，人手少，大多只能处理政策事务；具体事务需依靠乡村一级社保人员办理，而乡村一级人员多为临时抽调组成，缺乏独立性，工作效率受到影响，难以长期发挥作用。试点中，政策宣传普遍存在不到位、不全面，宣传方式简单，业务办理力度不足，解释不够；另外部分农民受文化水平限制及传统养老观念影响，认识滞后，认为到期领取的养老金很少，土地和家庭保障仍是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主要手段，没必要办理农村养老保险。
二、发达国家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启示
在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发达国家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保险制度。虽然各国国情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作为国家基础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立法先行。政府在模式选择、组织实施、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全过程进行立法规定。例如，德国在1957年制定了《农民老年援助法》，1995年根据《农业社会改革法》又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日本于1959年颁发了《国民养老金法》，为了提高农民年老后的生活水平，1970年制订了《农民养老金法》。二是强制推行，包括强制规定政府投入预算和强制推行。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首先强制性规定政府投入预算，积极主导，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工作顺利实施。三是政府财政投入比例高。例如，德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占缴费比例的70%；法国农民的养老保险金占农村社会保险预算的60%；日本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份额在43%以上。四是管理机构健全，监管有力。发达国家基本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规范实施，很少有基金被挤占、挪用等情况。
中国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已经具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逐步提高保障标准”等建议，就是要通过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养老保险建设，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建设，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政府在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保险法》将在2010年7月1日实施，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十二五”期间全覆盖，比原先预定2020年完成的目标大大提前。从完成比例和保障功效上看，新农保建设任重道远，而从时间上看又是迫在眉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按照《社会保险法》和《规划建议》的要求，积极发挥主导功能，加速推进。
（一）将新农保建设当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剂
《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切实将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到主要依靠内需推动，特别是农村需求推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影响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按照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地履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对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应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估计，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践上转变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通过大力推进新农保建设，发挥新农保的保障功能，调动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使农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
中国分对象设计的公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建立城乡统筹、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世界通行做法，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当前要联系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设计，建议将农村养老保险区分为纳费型养老制度与非纳费型养老制度，贫困农民的养老保险初期以非纳费保险为主，主要由财政支出，待收入差距不大时再统一为纳费型养老制度，并积极探索建立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的模式。政府需对现行分类制度加以分析研究，着手建立不分对象、可有层次、最终统一的公民养老保险制度。不分对象是将现行适用不同对象的养老保险制度合并为一部针对所有公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可有层次是指通过建立合理保障指标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民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设定层次，但不应差别太大；最终统一是条件成熟时建立涵盖全体公民的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完善社会保障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是由政府部门分工负责管理，不便于公民办理具体事项，同时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当前要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行梳理，将新农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五保等事项整合为一个基层机构负责或主要由一个基层机构负责，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一个基层机构负责或主要负责，不仅可以减少工作量，还可减少农民办理新农保的麻烦，使农民在认识上认定新农保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是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从长期看，鉴于社会保障工作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所起的重大作用，要考虑将社会保障分部门分工负责整合为一个部门或主要由一个部门负责，适时成立国家社会保障部，规范征缴、转移接续和基金管理，并与金融、公安等部门进行信息共享。
（四）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比例，提高保障水平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承担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围绕《规划建议》提出的“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建议，中央政府要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通过财政收入的增加和逐步降低政府行政支出等手段，将增加基础养老金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规定中央政府在预算中不断增加新农保支出比重；增强地方财权，提高地方政府在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补贴比例；壮大集体经济，制定集体补助进入新农保账户的制度；逐步降低个人缴费比例，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制定社会资金进入新农保的办法。
（五）加大宣传引导，完善信息系统建设
新农保政策性强、涉及数亿农民。试点中采取引导农民自愿参加而非强制参保，固然有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让农民了解政策，积极自愿投保成为开展新农保试点及今后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要采取能让广大农民群众听得懂、易理解、好接受的途径和方式，宣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提高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识，增强农民的自我保障意识，推进新农保工作健康发展。
统一的农保管理软件是新农保能够正常开展的必要条件，而目前国家还没有推出管理软件，各省、市的试点地区的管理软件也是五花八门，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化标准，不仅为数据的统计带来困难，也使转移接续和今后统一管理受到制约。政府围绕《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强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建设，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实现精确管理”的目标，开发全国通用的新农保系统软件。通过完善软件建设，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参保农民的开户、缴费、转移接续、发放、销户等事项的统一管理，同时为决策、监督提供数据平台。
（六）加强监管，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按照《社会保险法》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体制和机制，使监管落到实处，发挥作用。逐步改变当前以县为单位的基金管理体制，探索实施基金省管模式，积极开展基金的增值渠道和运用方向的研究，并对基金的增值渠道、运用方向、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监督等建立明确的规章，规范操作行为，以法制形式将农民这一合法权利确定下来。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农村需求的有力举措，是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功与否的基础工作。农民走上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之路，也就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中国农村也必将迎来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彻底变革，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能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戴卫东.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7(1).
2、王红领.发达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eb/ol].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2/17/159848.html,2009-02-17.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7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障；法律保护；法律
一、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法律保护现状
1.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面临的困难
第一，二元医疗保障体制的影响。建国后，我国以户籍为标准，在全国分别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是集体保障为主，国家适当扶持，城市实行的是国家――单位负责制。由于国家在城乡医疗保障中承担的责任不同，加之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二元割裂的状态。第二，医疗环境问题严重。我国的医疗（卫生）问题、医药问题和医疗保障问题等“三医”问题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医院收费高，服务和管理水平不尽人意；药品价格“虚高”久攻不下；城镇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三，农民工医疗保障观念相对滞后。目前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在以家庭保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保障体制下成长，有的因流动性强，在异地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回报，不愿参加医疗保障。因此，农民工并没有在心目中及时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观念。
二、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存在的法律问题
1.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立法保护的不足
社会保障地方立法差异大。一方面，适用主体差别对待，险种内容规定不一。不少地方性社会保障立法所规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内容也不完整，许多地方就没有农民工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各地缴费基数规定不统一。由于地方“各自为政”的政策规定，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内容千差万别。这种现状直接损害着地区之间的公平竞争，进而阻碍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统一。
2.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执法保护的缺陷
第一，行政主管部门执法效率低。现行的农民工医疗保障管理体制仍是多部门交叉分管、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既缺乏宏观调控，又欠缺综合平衡，造成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效率低下，不利于及时保障农民工权益。第二，民间组织发展不充分。我国的民间组织数量不多，并且通常是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发展起来的，在很多时候，有着同政府部门相似的管理无效率、权力行使无边界、责任主体严重缺位等弊端，而且内部管理水平低，社会监督少，享受优待多而承担义务少。第三，医疗保障监督机制乏力。专门监督机制欠缺，社会监督系统的权责安排过于笼统，没能具体指出相关监督主体所应享有的监督权利和义务。
3.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司法救济困难
第一，寻求救济的主体资格范围过窄。其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申请人或原告资格限定严格，即必须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其经办机构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这就排除了社会团体的公益诉讼。而现实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很难为自身权益讨回公道。第二，审判程序存在诸多弊端。首先，仲裁或复议前置程序虽然缓解了法院的压力，但其环节过多，程序复杂而漫长，加之其与行政权联系密切，不利于农民工医疗保障争议的迅速解决。其次，以民事程序解决医疗保障争议不尽合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争议中本来就有强弱之分，在社会保险中地位就更加不平衡，将两者纳入民事程序作为平等主体对待显然不合理。第三，以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社会保障争议亦有不足。行政诉讼争议的焦点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农民工的受益权容易被忽视。
三、完善我国法律保护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对策与建议
1.制定《农民工医疗保障法规》
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具有国家强制性、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由于人大立法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尽快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制定《农民工医疗保障法规》。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种“物质保障权”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权，也是《农民工医疗保障法规》的法律依据，要坚持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共同责任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
2.加强农民工医疗保障的执法保护
第一，提高执法效率。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官员问责机制和个人责任追究制度，充分保护农民工医疗保障权的实现。规范医疗保障行政执法，加强征缴力度，采取有效的强制手段制约企业逃费、避费行为，保证保险费及时足额征缴，努力确保医疗保障基金到位，安全。第二，合理划分各管理机构的职能。从内部机制上来看，医疗保障分为决策机关、行政机关和具体经办机关。医疗保障应实行行政管理和具体事务管理分开原则，三机构在分权原则上应保持互相独立，且经办机构应独立于行政系统，以保证基金的充分而有效利用。第三，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第四，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培育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与社会环境，扩展民间组织的数量、质量和组织能力，让民间组织可以在医疗保障事务中担当推动者和参与者。
3.强化农民工医疗保障监督机制
第一，在既有的行政监督体制下，进一步优化和整合行政监督资源，建立医疗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协调机制，该机制可以是一个非常设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医疗保险监督委员会。第二，突出专门监督。应根据实际，建立由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农民工代表和专家等组成的医疗保障监督委员会，依法加强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监督第三，在监督方式上，应通过劳动保障年检、日常巡视监察、举报专查和开展专项检查等各种监察形式，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应建立长效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控制侵权现象，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
4.健全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司法救济制度
第一，推行简易程序，增设特别程序，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可以根据个案需求采取不同的简易程序模式，从而既能够保障公正，保护当事人权益，又能够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在推行简易程序时，可以在审判中增加特别程序以利于审判的顺利进行。完善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让特定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到医疗保障审判中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要严格在法定的时间内处理农民工因拖欠工资问题提起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第二，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在医疗保障违法不作为纠纷中，农民工作为原告仅对事实结果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对少交、不交或迟交的行为负举证责任；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作为事实的理由负主要的证明责任。在医疗保障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因涉及某些技术鉴定或专业鉴定，也要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第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的经验，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在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争议中，应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特别是工会组织的作用这样有助于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有助于集体解决争议，有助于解决医疗保障争议中的一些技术性难题。（作者单位：中共衢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参考文献：
[1]李长健，王Z.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立法比较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2）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8
一、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政企职能不分、体制不理顺是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最根本的问题。由于我区是属于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经济体制，致使检察机关在经费问题上不独立。有时检察机关办案时涉及到林业局利益时，就不得不考虑大局利益，在上级检察机关不断下达查办案件指标的情况下，一方面既要考虑林业局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贯彻执行上级院的要求和决定，常常使我们陷于两难的境地。办案阻力大、干扰多，有法难依，办案难度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政企合一”的体制是造成检察机关“执法难”的根本因素，影响了执法的深度和广度，既不利于检察机关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也不利于我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体制不理顺是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最直接的问题。
（二）经济体制转变，犯罪主体缩小是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区改革的不断深入，先是建筑、工程、水暖等单位实施股份制，今年林场的储木场等单位也即将转制，造成国有单位减少，私有化成分加大，不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范围，我院查办职务犯罪案源减少；加之，我区属于政企合一的体制，犯罪主体身份不清，难以分辨，进一步增加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难度。
（三）工资待遇低下，经费不保障是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最现实问题。检察机关经费问题，历来是制约检察机关业务发展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的主要问题，也是摆在我区检察机关面前的最大困难。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工资、工作条件、设备等各项经费开支均依赖当地林业局。由于近年来受林业经济危困的影响，检察经费逐年压缩，随意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保障检察机关人员开支和一般的办公需要亦属不易。经费保障地区差异较大，我院干警工资还不及地区政法干警的零头，福利待遇更是没有。由于经费不足，致使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无法进行外出查证和追逃，使得一些案件线索想办办不了，有时发现重大案件线索，需要立即外调的，办案干警就自掏腰包垫付。长此以往，这种情况极大地挫伤了干警的积极性。此外，现代侦查手段及设备落后，科技含量低，与上级的工作要求存在很大差距，这也是困扰检察机关发展，造成“执法难”的重要因素。由于现代侦查手段及设备落后、匮乏，对及时发现线索、固定证据起着制约作用，就会发生证据灭失，放纵犯罪。
（四）队伍人员缺编，结构不合理是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主要问题。我院经省核定编制27人，现有编制22人，由于有2名内退人员占编，实际有干警20人。由于我区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不能吸引高层次人才，进人又不能降低《检察官法》规定的标准，所以一直在缺编的情况下进行各项检察工作，有的干警肩负几项任务，常常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工作，身体状况和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利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权的充分行使。而且干警的年龄机构已经趋于老化，最年轻的检察官也已接近35岁，人才断档，给整个检察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急需补充后继力量。
（五）司法解释抵触，立法不完善是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又一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检、法两家的司法解释不能达到统一是困扰检察干警办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院办理的案件由于移送到法院，法院执行的是高法的司法解释，两家的司法解释有时存在抵触会造成干警无所适从。另外，由于林区改革不断深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使检察干警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难以分辨，无法作到有法可依，不能确保检察权的充分行使。
二、解决影响我区检察机关“执法难”的对策
（一）实行政企分开，理顺体制。政企合一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林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林业局对检察机关人、财、物的管理，已经严重束缚了检察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实行政企分开，是顺应民意，合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打击犯罪、惩治腐败具有重要作用。建议上级要加大林区理顺体制工作，加快政企分开的进度，促进林区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二）建立合理、完善的经费物质保障体系机制。坚实的物质基础是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经济保障。要从制度和体系上保证检察机关经费的落实。建议检察院的经费，客观、全面、足额地落实到财政预算中，干警真正兑现公务员工资，待遇，要保证这些经费按时、足额发放。加强和完善现代侦查设备和手段。同时要根据检察发展的需要和从优待警的要求，逐年增加检察机关的经费投入，保证部门正常运转的基本经费，保证办案经费，解决干警子女家属及住房问题，解决干警的后顾之忧，增强干警工作的积极性，使干警能够安心工作，把住思想关口。增加干警的培训经费，全面提升干警的业务和文化素质，优化队伍整体功能，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
（三）充实人员，优化检察队伍。针对我院缺编、人员老化情况严重的情况，建议上级院可以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对进人的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放宽到大专以上学历，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原则，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以解决我院缺编严重，干警超负荷工作，体力和精力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繁重的检察工作的需要的问题。
（四）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力度。针对我区查办职务犯罪主体缩小，案源匮乏的情况，建议上级检察机关取消下达查办案件硬性指标的限制。在认真贯彻上级院关于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部署要求的情况下，坚持违法必究，有案必办，决不姑息。同时，加大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广开宣传渠道，铸牢警示教育防线。深入基层单位，积极主动按照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帮助堵塞预防工作漏洞，加强预防工作制度建设。以此推动我区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断向前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创建社会主义新林区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9
丰硕的成果
政府性债务审计：基本摸清2012年底和2013年6月底我省四级政府性债务的底子。
【成果】通过审计反映了近两年地方政府加强债务管理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风险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举借和资金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党和国家及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工作得到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表扬。
【新闻延伸】2013年7月，国务院由审计署统一组织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对中央、省、市、县、乡政府性债务进行一次全面审计。我省按照“摸清底数，反映问题，揭示风险，提出建议”的总体思路、“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的原则，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高质量地完成了此项审计任务。此次政府性债务审计增加了中央和乡镇的审计，涵盖了全部政府系统，是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审计。
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揭示了保障房投资、建设、分配、运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成果】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对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了跟踪审计，促进了惠民政策的落实和完善。及时启动了全省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新闻延伸】保障性住房问题全社会高度关注，审计署统一组织对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进行跟踪审计。重点关注目标任务分解完成情况，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工程质量管理情况和保障性住房分配运行情况，保证中央部署和要求落实到位。我省按照统一部署，狠抓落实，确保完成。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管理使用情况审计：被列入我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五项治理”之一。
【成果】审计结果被省委列入我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五项治理”之一。
【新闻延伸】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我省对部分省级部门2013年“三公经费”及会议费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和抽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三公经费”支出超预算、在会议费中列支其他费用等。审计结果表明，涉及单位“三公经费”及会议费支出总额较2012年同期有所下降。
专项资金审计：共审计资金管理单位和项目706个。
【成果】通过审计，对加强民生、生态建设等专项资金和行业管理，落实惠民政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新闻延伸】2013年我省对关系民生的社保、住房、文教卫、三农、资源环保等，拓宽领域，找准项目，持续推进。统一组织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陕南移民搬迁、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渭河及汉丹江流域综合治理专项资金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查出直接责任问题金额9亿元。
【成果】对1827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审计；省经济责任审计局正式批复成立。
【新闻延伸】我省认真贯彻中办、国办规定和我省实施办法，加大与各专业审计“结合审”力度，推进“任中审”、任期内“轮审”和县（区）、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同步审”。
其他
财政审计：财政审计工作成效受到各级政府的肯定，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得到各级人大的好评。
投资、灾后恢复重建和外资审计：核减投资金额65亿元。
金融、企业审计：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收入分配等政策规定的落实。
自身建设：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彻底排查“”方面存在的问题，狠抓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廉政建设取得进展；审计队伍素质逐渐增强；机关建设持续深化。
鲜明的特色
1.审计成效更加明显
2.审计整改取得突破。全年审计项目在审期间整改金额达18亿元，同比增长150%。省厅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作了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整改工作情况报告，走在了全国审计机关的前列。省委、省政府领导、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我省审计工作落实“重在整改”等要求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3.政务公开保持领先。审计结果公告的篇数同比增长160%，继续以年度1号审计公告形式，向社会了上年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整改情况。
4.审计业务管理更加规范。全省连续多年未发生行政复议、裁决和涉诉案件。加强以现场实施为重点的审计项目全程管理。修订了《审计业务会议实施办法》等制度，开展了计划立项评估、项目招标，跟踪审理、集中审理，对项目稽核评估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进行通报等审计管理创新。
5.审计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省厅初步建成并启用了地方税务、农信社审计分析系统、审计对象数据库系统，制定了金审工程应用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办法。
展望2014
新思路新看点
2014年全省审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及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中心，以监督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为基础，着力反映公共资金使用、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部门履职尽责情况，促进理好财、用好权、尽好责，履行好审计法定职责，努力实现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审计监督全覆盖。
审计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家利益捍卫者、经济发展“安全员”、公共资金守护者、权力运行“紧箍咒”、反腐败利剑和深化改革“催化剂”的作用，为推动“三个陕西”建设，确保陕西经济健康、平稳、持续发展，打造陕西经济升级版做出积极贡献。
审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按照赵正永书记和娄勤俭省长的指示精神，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认真履行好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公共财政资金的“守护者”；加强审计队伍能力建设，实现全覆盖监督，更好地为建设“三个陕西”保驾护航。
下实劲求实效
全省审计会议作出的工作部署，为2014年审计事业发展指明目标方向。为了做到审计覆盖范围“广”、反映情况“准”、查处问题“深”、原因分析“透”、措施建议“实”，重点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有序推进。审计全覆盖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二、紧盯重点。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确定审计的重点领域和关注的重点问题。对重点对象每年审计一次、其他对象五年至少审计一次，对重点地区、部门、单位及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
三、协作配合。树立审计系统内部“一盘棋”思想；上下联动、跨区域联合审计。以财政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为平台，加大对各专业领域审计项目的整合力度，实现“同步安排、一次进点、协同实施、成果共用、分别报告”。
四、狠抓整改。执行省政府颁布实施的审计整改工作暂行办法，将审计整改落实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和单位年度目标责任的考核内容，纳入对各级政府及部门单位的行政问责机制。省厅去年开始向省人大常委会作整改报告，有条件的市县也可开展此项工作。
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及建议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农村社会保障法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参考文献：
1.朱崇实。社会保障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崔秀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环境条件［J］。当代经济，2004（1）
3.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
4.申长永。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J］。集团经济。2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