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1
新媒体共开设一个，即微信公众号“X”。安排专人专人进行公众号的日常维护，“X”公众号的开设旨在打造公众交流平台，宣传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农副产品、特色旅游，促进更好更快发展。“X”微信公众号创建于2016年5月11日，共推送信息85条，内容包括公共空间治理专栏、党建专栏、民生公众专栏等多个方面。今年以来信息推送频率达到一周一条，进一步加强了与网民的互动沟通，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对待批评，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缓解疑惑，以认真负责的精神解决了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增强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也加强了老百姓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同时也提升了政府办事效率。
经过认真仔细的排查我镇政务新媒体不存在出现严重表述错误的问题；未曾泄露国家机密；未曾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内容；未曾因内容不当引发严重负面舆情；目前微信公众号正常运行，上次信息时间为为4月27日，无“僵尸”、“睡眠”等问题；通过“水美临淮”微信公众号能够实现与网民有效互动，不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等弄虚作假的行为。
下一步我镇将从下面几个方面做好政务新媒体工作：
一是加强平台建设。坚持质量优先、管理先行，打造权威、反应灵敏的政务新媒体平台。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水美临淮”公众号责任主体，避免出现开而不管、管不到位的问题。
二是严格审核管理。建立明确规范的工作程序，指定专人专岗负责相关政务信息工作，建立信息审核机制，严格把关内容。政务新媒体要紧密围绕政府部门职能定位，及时政务信息，尤其是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政策信息、服务信息，不得与政府职能没有直接关联的信息。重大信息要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批同意，避免出现不当言论。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2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广告法》以及《关于处置非法集资活动中加强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总体要求，通过采取行政监管和司法处罚等综合管理措施，坚决清理整顿各种非法金融业务广告，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势头，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
二、清理范围
（一）非法集资类广告。包括含有或者涉及下列活动内容并在新闻媒体上的广告：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非金融单位和个人以支付或变相支付利息、红利或者给予定期分配实物等融资活动；房地产、产权式商铺的售后包租、返租销售、产权任意分割拆零等活动；内部职工股、原始股、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未经过证监会核准，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活动；以购买商品或者发展会员名义获利的活动；其他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社会集资活动。
（二）虚假贷款类广告。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非金融单位和个人（不含政府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新闻媒体上的“抵押贷款”、“担保贷款”、“票据贴现”、“信用卡套现”、“倒贷”、“垫贷”、“加贷”等贷款类广告，以及典当、寄卖、寄售等行业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而的广告等。
（三）非法金融中介和咨询类广告。包括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擅自在新闻媒体上的涉及投资咨询、金融咨询、贷款服务、代客理财、代办金融业务活动的广告。
（四）户外广告。包括涉及上述非法金融业务的户外条幅、牌匾、门市招贴、传单等。
三、实施步骤
清理整顿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自查自纠阶段。各地和新闻媒体主管部门要组织各媒体学习和宣传有关金融法律法规，金融监管部门要给予必要的指导。在学习宣传的基础上，各媒体（含户外媒体的管理单位）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自查自纠，并自行停发和撤除各类非法金融业务广告。（责任主体：宣传部、广电局、各新闻媒体）
（二）第二阶段，依法查处阶段。对11月11日前没有停发和撤除的非法金融业务广告者、广告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联合调查和取缔，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涉及贷款、金融中介业务以及与集资活动有关内容的各类户外广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要限期予以拆除。涉嫌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案件的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启动非法集资联席会议机制，研究决定由广告者承担连带经济责任。（责任主体：工商局、银监局、公安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三）第三阶段，总结验收阶段。各地和相关行业主（监）管部门要在11月20日前完成清理整顿和上报工作。清理整顿结束后，各部门要将行动情况形成材料上报市处非办，市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对各地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验收。（责任主体：宣传部、广电局、工商局、银监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处非办）
四、责任分工
（一）广告者要切实增强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履行广告“三审”制度。在广告审查过程中，认为广告中含有贷款、金融中介业务以及与集资活动有关的内容，需查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对金融机构可以查验金融许可证，对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查验省政府金融办批文），对广告主不能提供证明文件的，要停止并拒绝广告，同时主动向行政主（兼）管部门报告。
（二）广电、新闻出版等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媒体广告经营业务的监督、管理和指导。主动研究涉及非法金融业务广告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对媒体擅自非法金融业务广告的行为要及时叫停。同时，要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会同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专题教育和指导活动，切实增强广告者（媒体）、相关部门的金融法制观念以及识别非法金融业务广告的能力。
（三）工商部门要加大对非法金融业务广告的监管和查处力度。各级工商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从事贷款咨询、担保管理等业务的中介机构的日常巡查和监管，坚决取缔无照经营的中介机构。对发现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中介机构，要发现一起，依法查处一起；涉嫌犯罪的，要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对没有进行金融业务前置审批的社会企业，不得在工商注册登记时核准法律法规禁止的业务范围，对无金融业务经营权而金融服务广告、其他虚假违法金融服务广告的中介机构要坚决依法予以查处。
（四）银监部门要积极协调工商、新闻宣传等行政主（监）管部门，严厉打击有关非法金融业务经营、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动员各方力量，及时收集、举报有关“贷款广告”的案件线索并协助做好查处、纠正工作。必要时可提请有关广告主体进一步明确审核查验广告内容与广告业务经营范围的义务和责任。对典型的虚假“贷款广告”，要督促其重新审查并更正告示，同时向其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责令处理意见建议。对因非法集资广告引起的，要及时启动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机制，研究决定由广告者承担连带经济责任的有关问题。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一部署。此次专项行动要集中领导，统一部署，分步实施。市政府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赵桂英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市长助理、秘书长蔺波担任，办公室设在市处非办。各地专项行动的开展，也要在各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并成立领导小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落实专门部门、落实专人进行负责。市处非办要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3
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契机，认真执行《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分阶段地开展保健食品广告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打防并重的方针，通过各部门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综合治理机制。通过整治，使重点媒介、重点地区的违法保健食品广告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使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保健食品广告得到有效遏制。结合专项整治，完善广告监管执法机制，增强消费者对虚假违法广告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营造规范有序、和谐健康、公平竞争的广告市场环境。
二、整治内容
（一）整治范围：
全市各媒体的保健食品广告，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的保健食品广告，超市、药店、保健食品专卖店等店堂的保健食品广告，户外广告、车身以及街头小报中的保健食品广告。
（二）整治重点：
1、虚假的保健食品广告；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生产销售或禁止广告的保健食品广告；
3、未经批准擅自或超出审批(备案)内容的保健食品广告；
4、伪造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使用过期文号的保健食品广告；
5、产品功效或适宜人群超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范围的保健食品广告；
6、利用国家机关、医疗机构、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医师、消费者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功效作证明的保健食品广告；
7、宣传治疗作用、含有与药品相混淆用语的保健食品广告；
8、与其他保健食品进行功效对比的保健食品广告；
9、以新闻形式包括利用健康专题节目（栏目）的保健食品广告；
10、以讲座形式促销的保健食品广告。
三、整治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6月10日前）。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做好保健食品广告专项整治行动的贯彻部署和动员宣传。通过新闻媒介，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媒介安排一定量的公益广告进行广泛宣传，积极营造开展专项整治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自查自纠阶段（2009年6月15日前）。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做好保健食品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的自查、自纠、自律工作。各媒体、广告经营单位以及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次专项整治的要求，针对本单位存在的虚假违法广告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自查自纠，全面停播所有违法广告，彻底清除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净化广告市场经营环境。
（三）执法检查阶段（2009年6月15日—2009年11月20日）。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做好对保健食品广告的监测和对违法保健食品广告的查处工作。要加强对主要媒体的广告监测工作，增加广告监测的频率和效率，对监测中发现的违法保健食品广告，该责令修改的责令修改，该停止的停止。对于情节严重的要立案查处，必要时向社会公开曝光。
（四）总结阶段（2009年11月15日—2009年11月25日）。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做好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总结和情况分析。各所（分局）于2009年11月25日前将书面总结材料上报市局。
四、整治要求
（一）执法透明公正，进一步加大对违法保健食品广告的处罚力度。
市局将加强保健食品的集中监测和日常检查，明确监测的重点区域和问题多发的媒体，及时掌握保健食品广告动态，对监测发现的虚假违法广告，做到早制止、早查处。市局可以指定办理案件，各所（分局）务必全力查办。
1、自查自纠阶段以后，通过广告监测、执法检查、上级交办、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消费者申诉举报等途径发现的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在通知媒体单位立即停止的同时，工商部门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一律予以立案查处，一律按法律法规规定，处以广告费用五倍的处罚。
2、对擅自篡改或超出批准内容、情节严重的虚假违法广告，建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撤销其广告审批文号。
3、对影响恶劣的虚假违法保健食品的广告主、广告者，要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央宣传部等十一部委《违法广告公告制度》规定在媒体上予以公开曝光。
4、一个月内被查获三起违法保健食品广告的，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停止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业务的实施意见》，对媒介单位一律做出暂停保健食品广告业务三个月的处罚，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一律做出暂停广告业务三个月的处罚，并在媒介上予以公开曝光。
5、对情节严重、屡查屡犯的媒介单位，要行使行政建议权。向媒介主管部门、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建议追究报纸、频道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6、对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的，一律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
一是要发挥由市工商局牵头，宣传、药监、卫生、广电等部门参与的虚假广告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制度、监管互动制度的作用。要形成打击虚假违法广告的合力，保证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取得成效。二是要加大对虚假违法广告的行政处罚力度，同时及时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案件查处情况反馈给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助、配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保健食品广告的生产、经销者的管理，从源头上治理虚假违法保健食品广告。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4
【摘要】新媒体为医患关系传播及沟通创造了有效的互动平台，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医患关系传播中，新媒体发挥着监督与制约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加强医患双方沟通与理解、普及医学及卫生科学知识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有失偏颇和公正报道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发挥新媒体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正面效用，提升新媒体医患关系传播效果，应掌握新媒体传播医患关系信息的特点，规避新媒体传播的弊端，采取客观公正及时报道医患纠纷事件、正确处理好正面与负面报道的关系、增强新媒体报道信息的社会责任感等措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医患关系。
关键词新媒体；医患关系；传播效果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人们一提及“医患关系”首先想到的是“紧张”，接着映人人们脑海的是以往发生的“哈医大一院血案”“温岭杀医事件”“湘潭产妇事件”等一连串医疗事件，这给原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上，医患关系纠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离不开新媒体的渲染报道。与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呈现信息主体多元化，舆论内容片面化，传播方式迅速化等特点，给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发挥新媒体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有效促进作用，回避其消极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提升新媒体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传播效果的具体措施，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媒体医患关系传播的特点
（一）信息主体的多元化
2015年2月3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增速最快的手机网民总数达5.57亿，从2013年的81%增至2014年的85.8%；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其中，手机微博客用户数为1.71亿，与2013年底相比下降了7.1%。随着以手机微博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兴起，人们进入“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容易成为网络信息的、评论和传播者。网络舆论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制造舆论热点和话题，医患关系领域也不例外。一旦发生医疗事件，网民利用手机媒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消息上传网络，引起网民的极大关注和讨论，针对医疗纠纷的言论嘈杂和无序，增加了新媒体网络舆论引导和管控难度。
（二）信息内容的随意、零碎化
网络言论的虚拟化和匿名性，为人们宣泄内心情绪提供了最佳场所，也为故意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言论提供了温床，使网络上的言语常常夸大其词、人云亦云跟帖和回帖，很容易出现偏激、低俗倾向的言论。这种随意的舆论信息，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且带来的破坏影响力是巨大的。曾经有新浪微博“@wiliam好勤奋”一条“手术非常成功，但是病人死了，哈哈”的消息，并配了一张医生摘下口罩的自拍像。这条微博激起了网友愤慨和不满情绪；后来博主自己解释向网友道歉，这只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自己本非医生。可见，这种随意诋毁医生形象的虚假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下会时常发生，有时却愈演愈烈，对和谐医患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一旦造成就难以恢复原有名誉。
（三）传播方式的迅速化
与传统媒体严格的“把关人”审核不同，新媒体的开放、互动性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消息、观点。新媒体语境下舆论消息传播得快、消失得也快。现实中的某个事件、某段话、某个镜头、某张图都可能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通过不断地转发、跟帖、回帖和评论，舆论扩散越来越大，产生“雪球效应”，进而带动传统媒体跟进、挖掘新的事实，推动舆论或话题向更多领域蔓延，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成为全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其影响是始料未及的，甚至上升到影响国家制度层面的高度。例如，卫生部、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就是为缓和紧张的医患关系，维护医院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出台的文件。
二、新媒体医患关系传播的正面效果
（一）监督与制约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众所周知，舆论监督是新媒体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互联网、微博、QQ等新媒体迅速将有悖于社会准则的行为公之于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伐，形成舆论压力确保遵守社会规范@。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短缺、供不应求，医疗行业还处于卖方市场的垄断阶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医疗卫生体制也出现了较为市场化改革，医疗卫生单位将经济考核指标作为内外部激励机制，导致某些医院为实现医院创收，过度实行“以药养医”“掠夺式诊疗”，导致医院偏离公益性质轨道，使得医患关系愈演愈烈。新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对一些医生“收红包”“拿回扣”“过度治疗”“开大处方”等非法现象进行曝光，推动医院及医生改进医德医风建设，监督和制约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增强公众维护自身健康权利意识，保障公众的医疗健康知情权，塑造良好医患关系，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二）加强医患双方沟通与理解
良好的医患沟通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重要“桥梁”和“纽带”。据中山大学一项关于促进医患关系良好发展措施评价研究显示，有近1/3左右的人选择“提供更多的医患沟通渠道”作为发展良好医患关系的措施。可见，医患关系沟通逐渐被大家所重视。近年来，“好大夫在线”的兴起为医患交流提供了最佳医疗咨询平台，医生实名制注册与患者进行疾病、心理的交流，为病人答疑解惑，疏导病情。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在线交流方式的病人与医生态度都较文明，医生得到医学知识的传播和职业的认同，病人得到病隋疑惑的解答和心灵的慰藉，医患双方得到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很少会产生医患矛盾。患者可以通过网上在线，查询自己所就诊科室、就诊医生、了解就诊程序、预约就诊、名医专长等详细的资料信息，对规范就医程序和提高就医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三）普及医学及卫生科学知识
医患关系紧张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科学知识缺乏了解有着紧密联系。一方面，医学是一门很深奥且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一般普通大众对医疗信息掌握有限，对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认识不足，认为病人花钱治病一到医院就能痊愈，即便是患者自身过错，也会误认为医院及医生造成的。另一方面，新媒体拥有众多纷繁复杂的医疗信息和瀚海如烟的医学知识，既有最新的医学前沿、疾病预防和诊断、疾病症状描述、药物使用禁忌事项等医疗科学知识，也有诸如2012年网络盛传的“抢购无碘盐”事件的伪科学垃圾信息。普通大众因掌握的医疗科学知识有限，对伪科学的垃圾信息缺乏辨别能力，一旦出现伪科学的东西，医生及时运用新媒体力量澄清和科学的医学知识，以避免伪科学抢占先机，坑害缺乏医学常识的百姓。对常见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医生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传播医疗科学知识，扫除伪科学生存的土壤，给科学医疗知识传播营造好的环境。
三、新媒体医患关系传播的消极效果
（一）丑化医院群体形象
新媒体传播的便捷性特点，使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博、手机媒体、博客、微信、QQ和论坛等方式将身边发生的医患矛盾、就医感受等消息进行传播。传统媒体也习惯于从新媒体传播信息中寻找新闻线索，进而跟踪报道和挖掘新闻事实，让新媒体成为传统媒体的信息源。某些患者也将自己就医过程中的不良感受、悲愤经历等发到网络上宣泄内心不满情绪。观众的猎奇和同情弱者心理，使这种消息极易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好奇进行快速传播。一方面，这种消息削弱了公众对医院及医生的信任度，增加猜疑心理；另一方面，诸如“深圳缝肛门”“八毛钱”等医疗事件，因媒体夸大失实报道，丑化医院群体形象，使原本较小的医患矛盾经过媒体渲染之后，有可能演化成医患冲突，严重影响医患信任关系。
（二）正面报道的舆论引导不足
新闻媒体是公众认识世界与社会，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媒体所塑造的公众舆论是公众观点、行为形成的重要土壤。根据对有关医患关系认识差异调查的文献分析可知，媒体报道的取向影响公众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正面的报道对医患关系具有积极作用，负面的报道对医患关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目前医患关系报道总体上偏向让人感觉是弱势群体的患方，一些新闻媒体有时罔顾事实，不管院方及医生是否遵守医疗操作规范程序以及患者是否遵守医嘱吩咐等情形，一味偏袒患者，在未经调查和实证的情形下，就擅自作出偏向患方的论断，对医院群体形象产生极大破坏，加剧医患矛盾的升级。这种偏向患者一方的追求“轰动效应”有失公允的新闻报道理念，不利于社会正确舆论的引导和管控，给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三）忽视社会责任和社会效果
新闻报道是新媒体的职责所在，任何一条新闻播报既有积极效果的一面，也有负面效果的另一面。任何富有正义和责任感的媒体，都会对社会发生的新闻事件客观、公正、及时跟进报道，以追求新闻报道的积极社会效应，以及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可是在某些医患纠纷事件中，有些无良媒体为吸引“观众眼球”和追求“轰动效应”，不惜违背新闻职业伦理道德，对某些医患纠纷不做深入细致客观报道，从而引起不良社会反应，加剧了医患关系紧张；对某些偏见性、甚至错误性报道不进行纠正，反而跟风炒作，使错误信息任意传播，对医患矛盾激化推波助澜。对待某些理应鼓励赞扬的医患关系，却鲜见媒体热衷报道，采取回避、不关注、不回应的消极态度，对正义之声选择视而不见、集体失语态度。这种忽视社会效果和社会责任的媒体报道，为医患关系的误解埋下伏笔。
四、提升新媒体医患关系传播的效果途径
（一）客观公正及时报道医患纠纷事件
客观、真实、公正是新闻报道基本要求和准则。但在医患纠纷事件中，某些媒体不经调查，先人为主、主观臆断、夸大其词、偏袒一方，是一种违背新闻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这些不当舆论直接影响到医疗工作的正常秩序，也影响到医患关系的和谐，酿成医患信任危机。面对医患纠纷事件，媒体要及时、客观和公正报道，而且又不能仅止于客观报道以免陷入被误解的“火上浇油”尴尬境地，应以“新闻框架”理论为指导，适当引入第三方观点，不先人为主，让各方说话、让事实说话，倾力分析医疗纠纷事件发生原委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倡导理性沟通解决医患纠纷，多传递些温情，少一些冷漠。
（二）正确处理好正面与负面报道的关系
正面报道医务人员忠于职业、服务于患者，弘扬优秀人物无私奉献精神的先进事迹典型，让社会知晓医务人员的优秀一面，为和谐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每一次社会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总能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医务工作人员穿行于危难人群之间，无私奉献，急救受难群众，媒体大力报道这种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时医患关系非常和谐；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个别媒体人受经济因素驱使，作出有悖于事实的偏见性报道，丑化了医院群体形象。媒体要正确处理好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关系，厘清主流和支流关系，认识到绝大部分医务人员是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的主流，只有少数医务人员出现消极腐败、医疗工作态度差等损害广大患者利益的行为，多做正面形象报道，正确引导医患关系舆论。
（三）增强新媒体报道信息的社会责任感
新媒体要坚持职业规范道德、提升自身职业修养，追求社会正面效果等原则报道医疗纠纷事件，发挥传播医患沟通信息、承担起普及医学知识、整合社会舆论的功能，承担自身应有的社会责任，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意义重大。在日常报道中，新媒体要反映社会医务人员群体先进典型一面，挖掘其可赞扬的新闻热点，增进人们对医务工作人员的了解和支持，增进人们对医务工作人员的好感。面临每一次医疗纠纷事件，要坚决抵制歪曲事实、恶意煽情的报道行为，综合考虑报道该事件所要追求的效应及权衡所产生的后果。在播报医患纠纷事件过程中要澄清医患纠纷事实，鼓励医患双方加强沟通理解解决纠纷，贯穿人文精神，倾注人文情怀，多一些温情报道，少一些冷漠评论，避免误会而产生医患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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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王军医患纠纷报道中现存的问题及其破解【J】．新闻传播，2014(5):235-238
⑤黄春峰，黄奕祥胡正路医患信任调查及其影响因素浅析【J】，医学与哲学，2011(4):20-22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5
最近几例媒体侵犯名人名誉权案件，纷纷以名人败诉而结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部肖夏林名誉权案，2003年12月4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终审判决：余秋雨败诉。虽然该案中余秋雨称肖夏林文中提到的深圳送别墅给他属无中生有，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但法院认为，肖夏林将“深圳送别墅”作为一个事实来采用，目的是论证“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这一观点。无论上述传言是真是假，社会公众对余秋雨“作为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与“深圳送他别墅”的看法和评价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即“这是文化商品化的正常表现”和“文化行为实际是为牟取经济利益”，所以肖夏林文中虽有不妥，但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的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侵害。无独有偶，2003年9月25日申思诉某报社侵害其名誉权案，申思的诉讼请求在终审中也被否定。该案是某报社对申思为停车事宜与他人发生争执的报道而引起的，争议焦点是该系列报道中有关申思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内容是否严重失实，导致申思名誉受损害。法院认为，该报社的后续文章报道了申思报案的真实情况，对前侵权后果作了适当补救，确定报社以赔礼道歉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申思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之前，范志毅状告媒体诋毁其参与，虽“查无实据”，但同样败北。
对于上述的名誉纠纷案，黄瑚认为它们开启了“适当限制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大门。①公众人物是掌握话语权的“强势群体”，他们在遭受可能的名誉毁损时，可以站出来有力反驳。和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具有强得多的自卫能力。另一方面，公众人物享有更多的社会关注，也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理应受到比普通人更多的监督。
因为相对人是公众人物，传媒在抗辩新闻侵害名誉权时，是否就多了个砝码？近期的判例指明了这一方向，但在立法中予以表现还有待时日。我国现有法律中还没有公众人物这一概念，《民法典（草案）》原有这样的规定：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不构成新闻侵权。但该草案于2002年底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删除了这条。如何把握好名人官司，尚在判例探索阶段。
为此，笔者愿就如何在我国法律中寻找“尚方宝剑”，或借鉴其他国家的侵权法规，通过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指引，减少侵权诉讼或在此类纠纷案件中胜算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的具体内容
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是指媒体的新闻活动虽然给他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该行为依法不构成侵权行为的情形。由于新闻采访和报道需要一定的周期，这就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这些需要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的有严格条件限制的抗辩事由在此无用武之地。过硬的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主要是指以下五点中的一点或数点：
1.内容真实
内容真实是指新闻媒体发表的新闻作品主要内容真实，符合客观实际。英国普通法、日本法律等也把真实性视为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事由。但在司法实践中，真实性辩护较难操作，知道某事是真实的和在法院证明该事的真实性，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通常只有原告有作出必要证明的权利，但原告不会让被告轻而易举地确立其辩护理由。
于是，日本法律把“对真实性的误信”作为真实性证明。一旦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新闻媒体必须举出证据，证明记者为了确认该信息已赴实地进行过调查或对本人进行过充分核实采访，说明当时因为何种原因，的确相信所采访报道的事件是事实。对这种情况，法院多判定记者系对真实性的“误信”，可以免责。②
“内容真实”在我国法律中主要理解为“基本真实”。1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8条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里强调的是“基本真实”，在特定的情况下，允许某些细枝末节的失实。何谓“基本真实”，视具体案件作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中，虽然内容基本真实，但只要有侮辱性的内容，同样不能成为抗辩事由。对此，《解答》第6条也有规定：“文章反映的内容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在新闻实践中，记者没有侦察权、审问权，要他们对每一个细节都确证无疑是不现实的。在上述申思名誉权纠纷中，撇开其公众人物这一因素，文章内容也符合“基本真实”这一抗辩事由。连续报道中申思与保安争执的主要事实属实，写申思没有报案是记者实地调查过程中没有恶意的失误，不含侮辱性质，且在接下来的连续报道中对之作了更正。可见，内容“基本真实”也可作为该纠纷中传媒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
2.公正评论
西方许多国家都将“公正评论”作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美国禁止诽谤法中，公正评论辩护的独特之处主要包括：第一，其强调基于事实的意见而非对事实本身的报道这一特质；第二，其范围宽延，允许评论各种公共利益事宜而非仅仅限于带有公开性质的活动。③美国公正评论特许权较宽泛，即使对于带有夸张、不合逻辑、讽刺挖苦甚至有误的评论，如基本事实都可证明它们的合理性，便一律受到保护。但在两种情况下公正评论辩护无效，一是恶意会使公正评论辩护无效，这里指的恶意只能从检查传播者在公布于众时的动机上认定，而不得仅仅从公布者或发言者选择的词语中推论出恶意。二是，如果评论或意见是建立在重大事实错误的基础上，公正评论辩护同样无效。
对于相同的新闻事实，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同，应该允许媒体有不同评论，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怎样才算公正评论？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客观标准论。有学者认为：“评论不得侮辱他人人格，是指批评只应限于事实和对事实本身的评论，而不应伤及被批评者的人格。”④第二，主观标准论。有学者认为：“新闻媒体在发表新闻评论时，应考虑到评论的对象与公共利益有关……新闻记者的评论是善意的，是根据客观事实作出的。相反，如果违背了以上原则和要求，则不能成为抗辩事由。”⑤第三，主客观相结合标准论。这一观点认为仅仅从客观或主观方面某个角度来判别某一段评论是否属于公正评论，是片面的。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结合起来，公正评论包括客观公正和主观善意两个方面。“所谓公正，是指批评应当对事不对人，对被批评者不存在偏见或者歧视；所谓善意，是指批评者并不知道其批评、评论带有诽谤性、侮辱性，并不想损害被批评者的名誉。⑥”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新闻侵权问题上，对公正评论作了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据此，我国公正评论的界限主要为两条：一是所依据的事实基本属实，如果事实不存在，批评、评论没有根据，或者以评论修改事实，就不能成为抗辩事由；二是不得侮辱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人格。在此范围之内，评论观点不一，言辞偏激，或者爱好各异，都不应成为侵权理由。
从上述“解释”看出，我国现在关于公正评论的规定还只限于对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行批评或者评论。美国等国家的禁止诽谤法中的公正评论，是指公众对于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对于一切进入公共领域的事物，包括文化艺术作品、科技成果以及形形的消费品等，享有自由评论的权利，公正评论范围要比我们宽广得多。希望我国的立法在这方面得以拓宽和完善。
3.新闻作品具有权威性来源
特定权威部门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及其配套、辅助，是属于较个人名誉权更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当新闻媒体根据权威部门的结论或材料进行报道而被控有损他人名誉时，新闻媒体可以其消息有权威来源作为抗辩事由。如，某报依照公安机关的指令刊登对某人的通缉令，后该通缉令被认定为误发，此时的受害人只能要求公安机关承担相应责任，而不能同时要求该报承担所谓的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是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条规定表明，新闻作品具有权威性来源能成为新闻侵害他人名誉权案的抗辩事由，只要报道的依据是国家机关的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例如法院的判决、裁定，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审计机关、技术管理部门的鉴定等，如果事后发现有关文书和职权行为有误，不能要求新闻单位对报道承担名誉侵权责任。但是，这类报道必须客观准确，很有责任感地披露权威信息。报道虽可压缩、节略，但内容必须与国家机关的文书或职权行为的意思完全一致，不歪曲，不添加别的意思。否则，新闻单位或记者就要对这些自己修改的内容单独承担责任。
上述1998年《解释》第6条接着还明确规定：“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就是说，如果报道与权威消息来源有出入，或权威消息已作纠正而新闻媒体不作相应改正的，仍要承担侵权责任。
4.当事人同意公布
新闻作品的发表只要获得当事人同意，即使发表后侵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也可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⑦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第583条规定：“对于有关诽谤事项之公布，当事人表示同意时，就该人主张受诽谤而提起的诉讼，有完全之抗辩。”在名誉权保护领域，当事人同意公布作为抗辩事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当事人同意公布在我国侵害名誉权纠纷中同样作为一个重要的抗辩事由，如今，新闻媒体在报道活动中比较重视这一点，以此来规避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时下一些媒体有这样的内部规定，要求摄影记者摄影时征得当事人同意，并说明这照片将在报纸上发表。记者采写批评性报道后，在媒体上发表前应给当事人过目、确认，这些规定已成为宣传纪律。这样为日后可能因此而引起的侵权纠纷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抗辩事由。
在实践中，有些传媒工作者认为，新闻报道的许多稿件是直接以当事人的陈述为内容的，在采访时，该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视为事先同意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欠慎重，因为所谓“当事人的陈述”并不等于事先同意，此时新闻报道稿件尚未正式产生，当事人对记者撰写的稿件仍然享有修改权、补充权、建议部分删除权甚至整体否定权。媒体应当把对当事人同意公布作为抗辩事由的做法规范化。正如有学者主张的那样，把当事人同意公布作为抗辩事由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作为受害人表示的竿意甘瞧湔媸档囊馑迹而不是受到欺诈、胁迫等而表示的不真实的意思；（2）行为人不得具有显著的恶意；（3）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权事实的内容不超过受害人同意的内容和范围；（4）受害人同意的意思表示一般应当在发表有关不利于其名誉的事实之前作出，事后的同意是一种追认，也可承认其效力。”⑧这里的受害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事人。当然，对于这种情况，新闻媒体应该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作品的发表是获得当事人同意的，否则就不能构成抗辩事由。
5.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认定中，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是主要的抗辩事由。新闻媒体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阴暗的东西进行揭露、鞭挞，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名誉权保护制度又保障民事主体应有的社会评价不受非法侵害。应当说，名誉权保护制度和舆论监督机制在根本的价值取向方面是一致的，但两者在很多情形下又有可能发生冲突。有学者认为，在认定特定行为究竟属于正当舆论监督还是侵害名誉权行为时，应对公众人物、公共事务、对法人的报道给予更多的言论自由；而对于非公共人物、私人事务、自然人的事务报道则应当更加强调对当事人的名誉权保护。⑨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制度设计的唯一做法是尽力实现对名誉权与言论自由这两种权利的平衡保护，对新闻报道因属于舆论监督而进行无原则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判断新闻报道究竟属于正当的舆论监督还是侵害名誉权行为，归根到底还是看所谓的舆论监督是否具有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才能作为新闻侵权纠纷中的抗辩事由。如张德才诉《淮海晚报》社名誉侵权案。1999年7月28日，江苏省淮阴市《淮海晚报》接群众投诉后，该报女记者沈国良到实地采访，写出《你抽水我放水你过路我收费》的报道，对该市国家重点工程西绕城段公路，遭张德才等村民强行接下国家抽水业务却白天抽水夜里放水多要国家抽水费等行为进行曝光。但张以没直接参加打“循环水”等为由，声称报道侵犯了其名誉权，提讼。法院判决认为，报社对原告等人的错误行为进行曝光是履行其舆论监督职责，文中个别情节和措词虽不够准确，但报道的主要内容没有失实，亦没有侮辱、贬低原告人格，而且文章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故该文对原告的名誉不构成侵害。
理解、运用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的现实意义
1.媒体可以不用谈“新闻官司”色变
通常衡量公民的名誉权是否受到侵害，是从侵权行为所构成的四个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的过错来进行认定。构成要件运用的是普遍约束机制，具有整齐划一性，它为人们圈画了一个不可作出的行为规范，在主观状态、行为性质方面设定了一些禁止要素，一旦媒体逾越了这个范围，在新闻活动中加入了这些禁止性要素，就说明媒体的新闻活动已构成侵权行为，应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媒体一听到相对人说报道失实或就某个字眼打官司，心里已先自觉理亏，因为这类官司媒体输的居多。
但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则启发人们进行既是个性化又具超脱性的思考，跳出了事实考证的浅层面。抗辩事由理论从种种特殊、例外的情形出发，突破新闻侵权构成要件所设定的一般规律，阻断了将有争议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惯性，从而保护了合法正当的行为，指明了可为的行为范围。例如，一家报纸未经某人的同意，就刊登了该人的私生活信息，如果用责任构成要件来套，这无疑是侵权行为；但是一旦查明社会公众对此人有浓厚的、合理的兴趣，这个报道行为即丧失侵权行为的特征，成为正当合法的行为。⑩可见，社会公众的合理兴趣（公共利益的具体化）在该案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排除了当事人个人的利益，使符合社会公众合理兴趣，即公共利益的报道行为脱离新闻侵权论者的追究。
随着媒体对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的进一步理解、运用，以及这方面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媒体会逐步对侵害名誉权的纠纷、新闻官司胸有成竹，也敢于对新闻官司说“不”。
2.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原告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提讼，要求媒体承担侵权责任，是行使其诉权的表现，但某些原告滥用诉权以提高自身知名度的情况下，媒体即使胜诉也要倒贴时间、金钱和精力，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则能够对案件发挥积极指引功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抗辩事由使当事人以及法官知道应当怎样做和不应当怎样做，从而在事前建立预测和筛选机制，防止诉讼的发生或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率和公正。通过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指引，潜在的原告（即所谓“受害人”）对照自己的权益被“侵犯”的情况，可以知道从法律意义上讲，自身权益是否真正受到了非法侵犯，一旦提讼能否胜诉，从而预测案件审理终结时的前景。理性的潜在原告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利害关系权衡，将会作出如下选择：侵犯人的行为符合抗辩事由，自己就不；反之就。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步，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就达到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理性的潜在原告据此作出不的判断，不仅当事人自己得以避免为打官司而破财伤神，也使法院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减少了无谓的资源耗费；另一方面，潜在的原告一旦据此作出了的判断，就说明至少在“受害人”自己看来，法律应当保护其正当权益，并对媒体的行为作出否定的价值判断，法院将司法资源分配给这种案件无疑是有效的利用。在这里，我们看到，新闻侵犯名誉权抗辩事由有塑造理性原告的功能。不仅如此，该抗辩事由也给法官和被告提供了参考价值较高的固定模式：法官据此可以在立案时审查案件的可诉性，进而拒绝受理或驳回，以阻止恶意诉讼的继续进行；被告据此可以按部就班地准备证据材料，争取在诉讼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或在认识到抗辩理由不足时，减少对抗的心理。由于抗辩事由的积极指引，将能够节约诸多的诉讼成本，避免或减缓侵权诉讼对新闻舆论监督造成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见，理解、运用好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有利于降低社会处理新闻侵权过程中的运行成本，将有力地促进信息流通，维护舆论监督。
注释：
①转引自《余秋雨的法律苦旅：开启宽待舆论之门》，载于《解放日报》2003年9月25日
②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第110～11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③（美）t・巴顿・卡特等著，黄列译：《大众传播法概要》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第2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⑤顾理平著：《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第20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⑥孙立：《新闻机构在新闻侵权中的责任豁免》，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1期
⑦曹瑞林编著：《新闻媒介侵权损害赔偿》第151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⑧张新宝著：《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第16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6
据媒体报道，常州外国语学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家长怀疑与一路之隔的化工厂污染土地有关。事件被曝光后，常州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调查组，并表示对环境污染“零容忍”。这种迅速响应公众关切的态度值得肯定，但常州“毒地事件”绝不能交由当地自查自纠。
尽管常州市方面言之凿凿，又是“依法处置”，又是“绝不姑息”，但从市政府新闻办18日凌晨作出的回应来看，完全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此前央视曝出，该校很多学生因为环境污染，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493人出现皮炎、湿疹等环境异常反应，但到了官方口中，这些仅仅只是“给周边学校学生、老师的正常学习和教学带来一定影响”。其次，媒体披露的一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学校临近土地污染严重，氯苯等污染物超标近10万倍。而当地政府却表示，“相关地块土壤修复调整工程通过验收，检测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要求”。回应的最后，还特别强调除个别人员请假、转学外，“其余学生教师全部到校，学校教学秩序正常”。这样的言语，不禁让人想到那句熟悉的“家属情绪基本稳定”。
“毒地事件”曝光以来，常州市政府新闻办的轻描淡写，与媒体报道中问题的严重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难免使人怀疑当地是否在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常州外国语学校选址存在一系列涉嫌违规之处。其一，国家规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一般认为至少在300米以上，但学校与原常隆化工厂地块只隔一条马路，实际距离还不到100米。其二，环评报告中只考虑了氨氮、重金属、pH值等常规的污染物指标，却没有考虑到农药的成分，而原常隆化工厂恰恰就是生产克百威、灭多威等剧毒农药。其三，学校开始施工的时间比环评批复时间整整提前了7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是谁给了学校“先上车，后补票”的底气，监管部门为何失语，同样值得追问。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7
一、激发药患纠纷的首要诱因
（一）从主观上看，运营企业方面的要素。一是单个运营企业在发卖药品时责任心不强，对一些非凡消费群体未进行事前讯问病史，发卖药品时未细心交待忌讳、留意事项等，以及用药给药路子等呈现错误；二是消费都所持的执业医师处方书写缺项、笔迹潦草等，形成发错药的景象，或无处方所开的药品而用其他药品替代“移花接木”等景象，招致局部药物不合理使用；三是局部药学从业人员“顾客是天主”的理念不强，效劳不自动，缺乏耐性、立场僵硬等；四是局部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常识但是硬、职业品德程度不高，缺乏需要的根本本质；加之，因为药种类类较繁复，招致发卖药品出过失；四是单个运营企业不严厉依照《药品运营质量治理标准》进行标准治理，如私自在不具有运营资历的单元或小我手中购进了假劣药品招致发作药害变乱。
（二）从客观上看，消费者方面的要素。一是消费者本质良莠不齐，有的消费者主张的小我好处与国度有关药事律例相矛盾，有的患者重药轻医，以为企业依据处方购置的药品没有到达预期的医治结果而以为是药质量量问题，一旦本身好处或不合理要求得不到知足就发怨言或投诉；二是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消费者往往都是货比三家，当然购置药品也不破例，面临统一种药品在分歧的企业购置，价钱略有分歧，而要求要求退药，在药品运营进程中，经常见的退药景象，是最轻易直接形成的药患纠纷之一，一些得不到本人幻想的后果的消费者以为本身是弱势群体，就会投诉企业；三是药品不良反响是药品本身具有的属性，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消费者往往对药品不良反响常识调查较少，一旦服药后发生了不良反响，以为是药质量量问题而激发药患纠纷。
（三）从社会角度看，其他方面的要素。一是一旦发作药患纠纷，运营企业为了息事宁人，把影响化解到最小，往往接纳暗里了却的方法处理纠纷，形成当事人得陇望蜀；二是一旦发作药患纠纷后，起首受益方会实时向本地主管部分投诉、告发，相关主管部分处置不实时；三是主管部分对平安用药常识宣传及新闻媒体对“药品是非凡商品”这个行业的风险性和非凡要求性宣传不敷，形成大众对平安用药的相关常识调查和知晓面较少；四是药患交流沟通少，消费者法制观念、自我维护认识加强，而现行维权渠道又特殊疏通，消费者动辄给社会新闻媒体报料、投诉，加之局部新闻媒体不客观、不具体的报道，招致大众对药质量量的质疑，是惹起药患纠纷频发的诱因之一。
二、防备与化解办法
（一）完美律例，健全机制。一是国度相关行业主管部分应本着以报酬本的准则，着手草拟关于药品不良反响的赔偿机制；二是患者对药品不良反响自身应具有知情权，作为运营者在发卖药品时该当奉告其服用后能够会发生的结果，使患者能明白运用后的结果，正视生命景象的复杂性与用药行为的风险性；三是在现行司法律例的框架下，行业主管部分标准进步行业准入“门槛”，增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催促企业进步本身标准治理程度，对各类违法行为应进行从重处分，特殊是对各类轻易形成药患纠纷的违法运营行为，要进行处分和严峻袭击；四是国度应标准新闻媒体言论监视行为，增强对社会言论监视任务的准确指导，要求各新闻媒体对峙做到报道客观、公平、具体、真实。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8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确保自查自纠工作不走过场
1.认真宣传发动。X月X日，市局召开自查自纠阶段工作动员大会，宣布《XX市工商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第二阶段(自查自纠阶段)具体工作安排》，局长作动员报告，驻市局行评组长作重要讲话，基层单位代表作表态发言，对全系统自查自纠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和安排。各县(市)局、市局各单位认真落实市局安排，层层动员发动，要求全系统干部职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市局还通过门户网站、办公平台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全面宣传工商部门的职责范围、服务措施，介绍政风行风建设情况，公开政风行风建设承诺，发动社会各界帮助工商部门自查自纠。
2.做到领导带头。市局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做好表率。市局专门就市局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征求意见，共收集意见、建议X条。市局主要负责人带头自查自纠，第一个上交自查自纠报告，其他各位局领导也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在机关支部讨论会上，各位局领导带头发言、剖析，谈问题，话整改。各县(市)局、市局各分局班子成员，也按照市局要求，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为带动系统干部自查自纠树立了榜样。
3.加强督办检查。为了强化自查自纠工作，市局专门下发《关于对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进行检查督导的通知》，对检查范围、检查项目、检查标准、检查要求作出统一规定。X月X-X日，市局组成X个检查组，分别由局领导带队，对各县(市)局、市局各分局的行评工作，进行检查督导，肯定成绩，查找问题，督促整改。市局行评办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X份《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督办通知书》，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核实、整改、反馈。各县(市)局、市局各分局也按照市局要求，对下设或内设机构进行认真检查，查缺补漏，对工作不落实或效果不明显的单位，专门跟踪督促，帮助提高认识、强化措施，直至取得成效。
(二)精心组织，内查外调，全面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
1.认真自查。以查执行不力，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查不文明执法，纠正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查执法不规范，纠正强势执法、唯利执法和越权执法的问题;查财务管理不规范，纠正财务不公开的问题;查收费不规范，纠正搭车收取、不公开收费，在监管对象中吃、拿、卡、要、赊、抵、报的问题等五查五纠为重点，全系统各单位和干部职工，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撰写单位和个人自查自纠报告。部分单位还专门召开支部会议，对查找的问题进行相互评查，开展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全系统共撰写自查报告X份，其中，单位X份，个人X份。
2.全面外调。一是全面回访征求意见。认真组织清理去年以来行政处罚、12315实名投诉举报和信访情况，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领导带队，组成专班，进行全面回访，深入了解工商部门行政处罚、消保维权和信访工作情况，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或建议X条。
二是全面走访征求意见。制定《XX市工商局走访市场主体须知》，对全市所有市场主体进行了分级走访，市局各位领导亲自带队走访，宣传工商部门服务市场主体的举措、成效，真心征求市场主体对工商部门的意见或建议，适时为市场主体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市局专门印刷《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文件汇编》、《征求意见函》和征求意见专用信封(载明回信地址，贴足邮票)各X万份，上门发放到城区各市场主体手中。目前，城区收到回函X份，其中，署名回函X份，对工商工作满意度为X%，收集意见或建议X条。
三是加强沟通征求意见。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职能部门联系，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确保建议、提案办结率、见面率均达到X%。X月X日，就如何办理重点提案，市局分管领导带队，上门征求部分政协委员意见。X月X日，市局专门召开市政协三届四次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向市政协领导和委员集中报告今年XX件提案的办理情况，同时汇报今年以来的工商工作，进一步征求意见或建议X条，获得到会领导和提案人的赞扬。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9
一、民事诉讼异于其他诉讼的特质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具有特定性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发生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法》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反观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前者针对的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这是刑事诉讼的主要形态)以及自诉人提起自诉的、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后者针对的则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认为被告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所发生的案件。行政诉讼直接需要判明被告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某些情况下还涉及合理性)问题，刑事诉讼除自诉案件外也涉及检察权、侦查权等公权力的行使问题。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平等原则，但诉讼两造仍旧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原告是相对人而被告是行政主体);《刑事诉讼法》则只规定了要保证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以及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并未明确规定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上的平等。《民事诉讼法》则不同，由于明确了仅私法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就限定了两造的地位必然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解决的纠纷也只能是私法上的财产关系纠纷或/和人身关系纠纷，其具有明显的“私”的属性;就程序进行而言，《民事诉讼法》也明确实行平等原则。这样无论从纠纷的主体、纠纷的内容抑或纠纷主体的诉讼地位而言，民事诉讼的“私”的属性都与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公”的属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民事诉讼更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民事诉讼有两大基石，即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基于处分权主义的要求，“原告享有可以要求审判、特定并限定审判对象的权能以及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意思不经判决终结诉讼的权能”［3］229，因此当事人可以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可以申请撤诉，也可以在诉讼中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者接受法院的调解。基于辩论主义的要求，“只有当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院才能予以认定;对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必须照此予以认定;原则上只能就当事者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4］139。此外，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还拥有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比如合意缩短举证期限，合意将本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申请适用简易程序，等等。一言以蔽之，整个民事诉讼中充斥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反观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则迥然有别。尽管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与原有的自诉案件原则上可以进行调解或者和解的规定相结合③，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其仍旧排斥以调解或者和解的方式来侵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进行制裁的权力。行政诉讼主要解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核心是要判断公权力的行使究竟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所以《行政诉讼法》第60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原则上不适用调解，而和解虽然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但在《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得到明确规定。
(三)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相对柔和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的败诉方当事人受到的往往是财产利益的贬损(当然，在人身关系诉讼中也有可能受到身份上的不利益，比如丧失监护权)，对其人身本身则不存在不利益。即使是在执行中，人身也不能成为执行标的。而在刑事诉讼中，被判决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则往往可能受到人身方面的不利益，从被限制、剥夺自由乃至被剥夺生命等等不一而足，而财产上的不利益仅仅是以附加刑的面貌出现的。自由和生命对于一个个体而言都是其生存所需的基本人权，一旦失去就不可能再恢复原状。行政诉讼尽管不会直接判令原告承担责任，但是一旦原告败诉，则诉讼所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要么继续对其维持不利的影响，要么将对其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具体行政行为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既有可能对原告的财产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对原告(公民)的人身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有德国学者评价道:“公开性在刑事诉讼和宪法诉讼中，比起很少引起非参与人兴趣的民事诉讼来说，具有更重大的实践意义。”［5］146
二、媒体过度监督对民事诉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极易造成对当事人隐私的侵犯
前已述及，民事诉讼是以“私”的纠纷为解决对象的，相对于解决“公”的纠纷的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更应该保持一种谦和性。中国人传统上就存在“厌讼”的心理，同时基于面子、社会评价等因素的考量，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官司被广而告之，而更希望在法庭之内求得纠纷的“案结事了”。但是，目前社会上盛行的一种乐于窥探他人隐私的不良取向，却使得当事人不得不在很多场合下被动地承受媒体很多时候是添油加醋，甚至是无中生有式的宣传报道。有学者明确指出:“惟民事诉讼究竟与刑事诉讼性质不同，若完全忽视诉讼当事人之隐私权而无限制公开于世，亦非妥当。所以在立法政策上，必须兼顾法院审判公开之公益性，及保护私人隐私权之必要性，采折中立法。于法院审判期日，法庭应允许第三人进入法庭旁听，至于记者、电视台、广播公司在法庭录音摄影，公然传播于社会大众之行为，应受禁止。”［6］55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些情形是当事人一方自行爆料的结果，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而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能以损害对方或第三方的权利为代价。尽管目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还没有达到令社会完全满意的程度，而当事人对司法不公又缺乏更为通畅的救济渠道，所以求助媒体往往成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从未来构建更加和谐的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角度出发，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法院还是一方当事人，在未经双方当事人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加限制地让媒体介入(特别是针对案件事实本身的详细报道)应当是予以否定的。
(二)极易导致对审判权的不当干涉
“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审判公开的同时，又可能对另一重要的法制原则———司法独立构成威胁”［7］。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两个法条明确了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其他任何主体(包括媒体)在内都不得干涉。法院是我国的法定审判机关，负有通过司法方式最终解决纠纷的职责。尽管媒体通过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司法腐败，促使法院正当行使审判权来公正地解决纠纷，但是从根本上讲，媒体不能替代法院来解决纠纷。媒体既不具备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通常也不具备具有法律理论素养与审判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很难期待其能够对纠纷解决形成公平合理的方案。如果放任媒体对民事诉讼的过度监督———特别是针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监督———将有可能导致与过去饱受诟病的审判委员会的不当内部干预相似的不当外部干预。
三、“三公开”背景下媒体对民事诉讼有限监督机制的构建
2014年两会期间，院长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全面推进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公开，防止暗箱操作。”［8］这也表明在新一届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法院系统将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积极推进“阳光司法”。但是，公开审判制度与合理地限制媒体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并不矛盾。我们要破除诉讼的神秘感，降低民众接近司法的障碍，从根本上消弭各种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切不能以牺牲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理念与国家审判权的配置为代价。因此，未来我们所需要的是构建一种媒体对民事诉讼的有限监督机制。
(一)应继续肯定媒体享有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权
在“三公开”的背景之下，公开审判制度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这也意味着媒体这个“无冕之王”将迎来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新的春天。前面虽已述及，基于民事诉讼的特质，过度的媒体监督将对民事诉讼产生不可避免的重大消极影响，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彻底将媒体摈除在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主体范围之外，而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实现媒体监督与民事诉讼的良性互动。通过监督，一方面督促法院正当行使审判权，通过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真正实现纠纷的公正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曝光各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与违纪违法行为，纯洁民事审判队伍，使权力的行使始终不偏离健康的轨道。
(二)媒体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应被加以必要的限制
1．合理限制媒体对案件事实的采访报道尽管媒体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应被加以肯定，但是为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以及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离婚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外，其他类型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希望媒体介入的，应当由法庭决定对媒体的采访报道进行必要的限制。对于文字性采访报道，要对当事人及案件事实中所涉及的一些较为敏感的情节做必要的技术处理，刊发的报道一定要确保新闻所要求的客观真实，坚决杜绝记者自身的猜测性、推断性表述。其实，通过媒体对案件本身的采访报道，已经足以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形成一种威慑，监督的作用依然能够实现，所以没有必要再为了吸引眼球而过分地去报道那些与公正审理案件无关的内容。此外，对于公开的裁判文书，法院应就其中的当事人信息以及不可或者不宜公开的内容进行技术处理，从而为媒体进行正当的报道提供适宜的原始材料。对于视频和/或图片类报道，要特别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这里的隐私不仅仅是指代《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法意义上的隐私，而是包括当事人不愿公之于众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和证人的面貌、案件的争议事实、其他实物类证据，等等。以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为例，“《法院组织法》第169条的规定只许可‘开庭公开’，其虽然许可媒体代表参加，但禁止以公开放映和电视录制为目的进行任何声音录制、电影拍摄和电视录制工作……在辩论前和后以及间歇通常法院允许进行广播和电视的录制和转播”［9］69。而反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运作的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虽然方便了公众对庭审的了解，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更多地考虑当事人对于是否向全社会公开自己的形象以及纠纷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不利于约束媒体的监督行为。因为法院自己都不重视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自然无法对媒体提出严格的要求。所以，有必要在今后从法院视频直播系统的改良和控制着手，对媒体的视频类报道进行必要的合理限制。但是，对于民事公益诉讼而言，由于其关涉公共利益，相对于单纯的个人利益而言更容易影响到社会上不特定多主体的权益，所以上述限制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应做必要让步，即允许媒体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地客观采访报道。对于庭审中的偷录偷拍行为，应坚决禁止。偷录偷拍是目前被各家媒体广泛采用的一种采访报道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与我国民事诉讼的庭审秩序是相冲突的。根据庭审秩序的要求，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录音、录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未征得法庭许可进行录音录像必须禁止，以此来保证正常的法庭秩序不被破坏并彰显法律的威严。如果在庭审之中或者庭审以外，法院工作人员的、与民事诉讼有关的行为涉嫌违反职业道德、党纪政纪或者违法犯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监督应当予以肯定。但是，鉴于最终判断行为性质的不是媒体而是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所以媒体通过偷录偷拍所获得的视听资料在公之于众前应非常慎重，一方面宜采取必要的技术处理(如图像的马赛克处理、变声处理等)，另一方面应避免断章取义造成不可挽回的失误。2．绝对禁止媒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当干预媒体本身的职责是客观报道事实，将思考的空间更多地留给受众。尽管媒体从业者自身也会有某种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不能透过媒体的监督不当地强加给受众并最终对审判权的行使造成干涉。但是，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媒体不当干预司法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轰动一时的郑州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涉嫌交通肇事一案为例④，就很能说明问题。张金柱一案如果纯粹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可能罪不至死，但是最后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法院不得不基于这种媒体监督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而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尽管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是因媒体监督造成影响审判权行使的负面效应同样适用于民事诉讼。2014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谈到当天公布的四起典型民事案例时就指出:“这些案例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借鉴意义是，无论社会舆论如何评价，只有详细审阅双方当事人证据、认真听取双方辩论的法官才最有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进而言之，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依据证据、依据法律做出自己的判断，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10］民事诉讼由于遵循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所以其认定的事实并不必然是客观发生的生活事实，而是经过加工了的“法律真实”，而适用的法律也并不必然就是“应当”适用的法律，所以在通过调解、和解结案或者通过推定、自认等方式来认定事实，以及当事人处分其实体权利(放弃、变更或者认诺)的情况下，法院对案件的处理将大大异于对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处理方式(后两者往往不存在当事人让步的问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更加严格)。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彭宇案中，笔者认为对于被告彭宇是否撞人，如果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的发生，则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原告承担败诉不利的风险。但是，如果从纯粹朴素的感情出发，某些媒体可能就会对这一诉讼法上运用证明责任判案的方式嗤之以鼻，并以诸如“撞人也不担责”“老年人的权益应该如何保护”“社会道德沦丧”等字眼来挑战法院的审判权，并直接就案件应当如何下判按照自己的评价做出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本来是法官严格行使审判权遵循民事诉讼法理所做出的判断，却有可能受制于媒体的这些“编外”法官的指手画脚被冠以“错案”“冤案”的大帽子，最终以法官被迫让步而告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媒体这种干涉审判权的过度监督往往是经由法官的上级(可能是同一单位内部的上级，也可能是同一系统内抑或系统外的上级)的压力而转嫁到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身上，是一种间接的干涉。所以，我们必须重塑司法权威，扭转媒体过度监督所带来的民事诉讼审判权虚置的状态，明确《宪法》所规定的审判权独立行使不受干涉的规定不容挑战，逐渐减少乃至根除体制内对审判权行使的干涉，从而让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媒体的评论(目前还无法阻止媒体对案件的评论，所以精神上的干预还将存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按照法律与理性最终做出判决，而不再被过度监督所左右。
四、结论
新媒体自查自纠报告篇10
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是农村夏收、秋收期间的一大顽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产生火灾隐患，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为进一步优化我市道路交通环境，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现将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成立组织
为切实加强对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工作的领导，市政府成立由主管副市长任组长，监察、纠风、交通、公安、公路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领导小组。各县（市、区）政府和各乡（镇、办事处、场）也要成立相应领导组织，形成市、县、乡（镇、办事处、场）三级政府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的三级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县（市、区）政府主导作用和交通、公安、公路部门主力军作用及相关职能部门协同作用，加强领导，严密组织，各尽其职，各负其责，确保完成夏秋两季禁打禁晒工作任务。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要加大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采取通告、发表电视讲话、张贴标语、悬挂横幅、流动宣传车等形式，大力宣传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的严重危害性和《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规。公路沿途各乡村要成立流动宣传小组，深入到田间地头对村民进行宣传动员。要运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方法，采取劝说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各个乡（镇、办事处、场）、村（组）和每一户提出具体要求，使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不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堆放杂物和建筑材料，确保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工作顺利开展。
三、制定方案，明确责任
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究制定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监察、纠风、公安、交通、公路、新闻媒体等部门在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工作中的职责任务。各县（市、区）、乡（镇、办事处、场）行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主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组织专业督查和巡逻队伍，具体负责本辖区国道、省道、县乡公路上的打场晒粮工作;监察部门对制止不力、失职渎职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要实行效能告诫，并追究责任；交通、公路部门要组织路政人员加强巡逻，落实管理责任；公安部门对干扰禁止打场晒粮的治安案件要进行查处。各部门要密切协作，形成合力，齐抓共管，保证公路禁打禁晒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要将干线公路、县乡公路、村村通工程道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分路段将禁打禁晒任务落实到村、组和个人，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责任追究，确保夏秋两季禁打禁晒工作取得实效。
四、强化督查，规范管理
夏秋两季，市政府将抽调监察、纠风、交通、公安、公路、新闻媒体等部门人员组成督查组，上路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督查情况要向市政府定期汇报。市属新闻媒体要开设专栏，定期公布督查情况。对工作不力，出现打场晒粮现象的路段，由新闻单位予以曝光，并对相关乡（镇、办事处、场）通报批评，实施效能告诫。因工作不力造成公路交通堵塞，发生安全事故的，追究所在县（市、区）、乡（镇、办事处、场）领导的责任。
五、明确实施时间，形成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