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的概念篇1
〔关键词〕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共识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79-13
作为当前政治和法律话语中的核心内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对学界、政界来说都是新的，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重要概念。也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这几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找到法治中国的建设路径并实现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在现代国家，正确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而且也成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影响力权力。在此要求下，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构造法治意识形态。法治不纯粹是法律人的事情，更主要它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行为方式。随着执政党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倡导，在中国的政治话语系统中频繁出现了法治以及法治所修饰的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党的十以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并初步形成着法治话语系统。〔1〕但是，按照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规律，只有这些概念之间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至少是不相互矛盾，才能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具有影响力，任何的矛盾和龃龉都势必会影响意识形态功能和效用的发挥。党的十确定了“推进”模式的法治建设，然而“推进”法治建设的前提，首先是要求在意识形态中形成法治共识，然后运用法治言辞进行思维决策，进而才能在行为中凝聚“推进”法治建设的力量。
实然，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些作为法治意识形态核心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所谓“法治”就很有可能是纯粹的修辞而难以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推进。然而对此我们必须搞清，“同时推进”的前提就是，必须处理好法治与执政党、法治与改革、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府的关系。如果在还未搞清楚这几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就很有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从而分散法治中国建设所需要的聚合力。因而，研究法治、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等概念的具体内涵，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准确厘定，在当前的法治建设中极为必要。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尝试从政治法理学的角度，并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体目标，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推进的方案，诠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
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概念使用及其意义
中国法学研究者对法治认识的进步，可以从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概念的演进及其理解过程中得到体现。三者之间，法治国家的概念出现较早，大约1980年代受德国“法治国”概念的影响，就有学者使用法治国家的概念。从而把法治当成法治国，即法治国家。此观点认为，只要执政党依法治国，各部门、各领域都依法办事，公民也都依法行为、遵守法纪，就可以建成法治国家。在此理解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而人群也被划分为官和民，只要官民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国家的局面就会形成。那时的人们，对于国家垄断社会的权力的事实视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如中国早期的法治概念，没有理论系统，只是从无法无天的教训中，或者说只是在中西制度的简单对比中看到法治优于人治、法治可以避免专断与任性的优势。可以说，中国学者对现代法治的认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深化，这其中也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常与中国官方或学者之间在法治问题上的对话。然而此过程却明显存在这一问题：即西方人所言谈的法治与中国人的理解总是有所区别。在大家都接受法治是约束权力的共识下，人们对法治还是各自表述的。西方人对中国讲法治，离不开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而中国人谈法治要么刻意回避这一敏感问题，要么全盘接受西方法治的这一概念。实际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中国立场的回答，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国人不是不清楚法治的概念，只是不能完全接受西方语境的法治概念。
（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概念演变
法治国家的概念发展至今，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改革形势下进行创新，有时候法治国家虽然依然是指法治状态的普遍性，但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同时使用的场景下含义已经限缩，主要是指执政党对待法治的态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即法治国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更主要的是，法治国家之法治是有价值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谐秩序是一切权力行使所追求的目标。在人民的观念下，超越政党利益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捍卫江山应该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富强、发展、和谐、爱国的价值的基础上来实现。因而，任何政党、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成了法治国家的标准。政党控制下的公共权力行使也必须以此为目标。
1990年代，在宽泛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概念中，虽然偶尔也有人研究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但并没将此作为主要内容。比如，没有制定具体的政党组织法、行为法和程序法，执政者与法律的关系等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法治国家的概念基本是在模糊意义上被当成了法治的全部内容，法治国家的概念被泛化了，即只要是关于法治的研究都是在研究法治国家。由于没有专注于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研究，因而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纠缠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的本质并非孰大孰小，而是如何处理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执政党执政的标志就是领导包括立法、行政在内的主要公权力。即使是西方法治国家也不能逃出政党领导的窠臼，否则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情况下，没有执政党对法治的觉悟和认同，法治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要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但也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执政党不遵守法律，法治国家就难以形成。人民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是，在法治理想之下，执政党需要完善领导方式；需要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需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说，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什么是法治是清楚的，绝对不是不了解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是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我们之所以没有接受西方人的法治观念，也是因为我们已经看清楚了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与中国现实政治的不融洽性。
此时，依法办事的法治原则在政府权力研究中却得到张扬，而法治建设的亮点也聚集到了政府法制方面。政府本来就是法律的执行机关，严格依法办事也就在学界和政界基本达成共识。也正是在此背景和思想之下，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政府概念受到了政治界、法学界的青睐。然而，这并不是说，法治政府建设在这些年是没有问题的。总的来说，政府的权力太大，有些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比如发改委；而有些权力本来应该属于人民代表大会，比如预算和税收。这些都是在探讨法治政府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199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法治观念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法制政府逐步演变为法治政府。概念从语义的角度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意识形态的簇拥之下所产生的修辞意义。而法制政府、政府法制和法治政府概念至今仍被混合使用，说明人们心目中还残留着各自不同的法治理想。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执政党提出要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国家由政党掌握、权力主要由政府行使的观念被接受。尤其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分野，使人们意识到，国家和政府不是全能的，应该退出一部分公共权力――那些不应该由政府管理或者政府管不好的领域，应该还权力于社会组织，实行社会自治。正是在此背景之下，逐步产生着法治社会概念的探讨，并作为法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一，为越来越多的国人使用。
在笔者看来，人们正是在分析社会主义之“社会”时，发现了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理论；而在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时候，发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分。“‘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sociare（社会），意指联合或共享。在罗马和后来的中世纪法律中与之相关的较为专业的术语是societas。这个词既有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的意味，也意指自由人之间基于一致同意而订立契约的一种法律观念。在此‘社会’（socil）一词有两种清楚分明的含义，这两种含义都暗含了‘社会主义’一词较为晚近的用法。‘社会’既可以指自由的公民之间的一种较为正式的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也可以指同伴之间的情感关系。”〔2〕从法律上的用法和契约上的用法来说，社会一词意味着不同于国家事务的通过法律和契约的自治，而国家主要是基于权力的管理或治理；但从理论上看，社会与民主以及人民联系更加紧密。社会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并反对无政府主义。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分野，理论预设也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划分，国家权力不能侵蚀公民权利，而公民权利却会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权利对权力的法律制约。而要形成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就需要培育法治社会，也只有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平衡发展中，才能有法治中国。
当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概念研究还不够深入的时候，又出现了法治中国的概念。尽管对这一概念的论证还在进一步完善，但人们已经在逻辑上大体搞清，法治中国是上位概念，其内容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而中国法学界对法治认识视野的开拓，可以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中国等概念的演变中窥见。法治中国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在更宽广的范围内用系统的视角讨论法治问题，在此，现代法治国家与中国古代的“家国一体”管理体制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家国一体中虽然也有王法，但是，皇权之下的江山是最为重要的。为捍卫“朕”之江山，掌权者设置了一套完整的权力系统。而对皇权的绝对捍卫，也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之公平正义的认识。公民之自由权利，人民对公共权利的民主参与等在皇权之下都是次要的。例如晚清所进行的改革，皇权已经坐在革命爆发的火山口上，却还想着大清王朝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在权力中心之下，行政权力、司法权力都是在“替”朕看家护院。这也就是说，只要是执政者依然秉持着“权力中心论”，法治中国的建设就永远是一个神话。
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有些学者看到，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依然还存在着一些社会“自治”，而我们今天强调法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中国古代的经验。只是古代自治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和乡规民约。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所控制的国家权力、政府所控制的公共权力以及社会组织所掌握的自治权力，都需要运用法律来统摄，并且所有的国家权力也都不能侵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权力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传统的依据习惯来治理的社会也必须由包含着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制度替代。然而，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直接对撞以后，人们发现，代表国家的政府并不适合在所有问题上都直接插手进行管理。虽然权力的极度扩张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符合人之本性的行为。但是这样做，一方面权力行使会产生大量的寻租现象，权力腐败直接导致压制，从而激化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直接面对公民权利，公民的“暴力”式反压制也就直接面对国家，并使得国家与公民之间成为矛盾的双方。这就正如社会学家发现，国家垄断所有的权力并不好，很多事情国家完全可以不管，交给社会组织来管理效果更好。这样，就出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正当性，并且这里的社会不能是乌合之众，而是必须是法律关系主体，这也就应运而生着“社会民主”“社会自治”等概念，并直接构成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在此意义上，法治社会概念的出现，使社会的进步摆脱革命方式，如像文森特所分析的，“20世纪90年代对其自身进行反思从而得以幸存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大体上都是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将以这种形式存在。”〔3〕在笔者看来，法治社会可以说是表征中国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核心概念。
（二）法治修辞表达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定力〔4〕
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当前出现了诸多与法治搭配的系列法治语词，诸如，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体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中国、法治理论体系、法治实施保障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等。此修辞表达一方面标志着法治话语已经成为系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执政党坚持依法治国，改善执政方式的坚强定力。〔5〕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体现在由司法改革牵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由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所引领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法治不仅是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了改革的目标。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乃至公民个人一体参加，共同在“国家与政党、政府与市场、国家、社会和公民”三维层面上掀起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蓬勃之势。落实在顶层设计上，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而此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也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分别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明确。可以说，现实的中国已经聚集了气势磅礴的“法治思潮”在本文中，笔者拟在中性意义上对“法治思潮”一词进行界定和使用。因为一方面，话语语词作为意识形态的“排头兵”，直接彰显着法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缺少法治启蒙，当前的法治思潮还不能完全说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衍生的理性思考，政党、政府及社会公众都会很容易在各自主观理解及利益驱动下，对法治进行“不当利用”或“过度消费”。具体相关论述可参见陈金钊《法治共识形成的难题――对当代中国“法治思潮”的观察》一文，《法学论坛》2014年第3期。，而且，在2020年实现法治中国也成为正在推进的事业。
在法治国家之下，法治政府更应该依法而为，同时由于执政党权力很大，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一部分必须转化为政府的权力也应该由政府部门去依法行使，进而实现“政治问题”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虽然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获得了执政党的认可，并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一体建设”的过程中，却很少有涉及二者关系和效力范围的直接探讨，而只是在顶层设计中进行着理论尝试，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实践就是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构。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中央高层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做了具体的表述，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笔者认为，该五个方面的表述还必须建基于特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进而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引下，构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五个子系统的理念和灵魂。〔9〕因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就需要执政党转变意识形态，树立依法执政的观念。执政党依法执政构成了整体意义上法治中国，并通过政府依法行政得以贯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不仅是抵御西方顽固势力妄图利用法治的概念，来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党行为必须依法而为。没有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不可能有法治国家。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执政才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就是看执政党的权力是否接受法律的约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多方参与，一样可以建设法治国家。并且在现实情况下中国只有走这样的法治之路，才是成本最小――引起社会动荡的几率较小和选择最优――具有切实可行性的路径。
此外，我们之所以把法治国家当成整体的统领，法治政府作为法治中建设的关键，还因为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能否真正地放权于社会、把权利当成法治的本位关系到法治中国能否真正推进下去。从国务院一系列权力清单的做法来看，真的要放权，但仅仅把权力放到下级机关还有问题。因为很多权力实际上应该是回归社会的。有些权力由上级下放到下级，对社会来说并不能改变权力本位的实质。我们看到，有些权力已经社会化了，但是，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有的就是政府的附庸，人们还是把有些所谓的社会组织看成是政府。因而，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把有些所谓的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彻底的切割，不能使社会组织还依附于行政机关。像以政府名义设立的各级评奖、各种项目的立项，机动车验审等等，好像已经交给社会组织了，但这里面的权力运作太厉害。这些“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也很大。政府放权给社会组织，这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支持，但是，法治社会到底该如何运行，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政府在应该放权与社会权利分割时，政府的法律监督要及时跟上。目前很多人对法治社会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来使用。含混的理论理解也就无法催生明晰的行动方案，最终使得作为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重要途径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美好的愿景而失去执行力。“一体建设”绝不是说着三个概念是重合的，在这一组相似概念中，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公权力之间的推诿辞让或重复管理，将会在更高的层面和更长远的角度，展示着中国法治的前景。
（二）在“基础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中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2
关键词：执政能力；治国理政能力：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029-05
党的十以来，领导的党中央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2014年10月，《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并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和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种外文出版发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治国理政”作为一个词语，几乎成为国内外关注当代中国的观察窗口。治国理政是新阶段党的执政实践的具体运作，那么，治国理政能力与执政能力有没有区别？两者是什么关系？树立治国理政能力的概念又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求教于同仁。
一、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
政党政治实践中，执政能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它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显现并受到重视，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带有明显的历史特点。一方面，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实践，使国内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情况造成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环境，传统的执政方式和能力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时段里，国际上政党执政失败事件呈井喷现象，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大党老党失去了连续几十年的执政地位，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也接二连三地丢掉了政权，东欧剧变、苏共失败引发连锁的世界性“政治地震”，执政考验把政党能力强弱问题推到了世界舞台的风口浪尖上。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逐渐促使中国共产党聚焦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查阅文献资料可以知道，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时，党中央就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问题予以重视，大会报告中提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1989年12月，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但从认识发展看，聚焦执政能力问题还有一个过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要求，2000年5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适应新情况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一项任务确定下来。自此开始，执政能力问题被明确提上议程。2003年2月，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深刻总结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议通过的决定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执政能力建设提升为贯穿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线。
由上可见，执政能力问题的凸显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逐渐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回应。同时，也正因为聚焦执政能力建设，才使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建设形成了新的方向和实践内容，如研究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思考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构建执政理论体系等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中国实际和时展的结合。从党的建设历史实践看，自20世纪40年代运动起，党的建设就奠定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格局，党执政后的历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格局开展的。执政能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问题，它在实践中提出来并形成相关思想。不仅丰富了党的建设传统理论，而且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
执政能力非常重要，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实践深入发展又推动理论不断创新。在继续重视执政能力问题的同时，有必要把治国理政能力问题提出来。目前，“治国理政能力”还没有在文献资料中作为明确的概念出现，但党的十以来近四年的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到治国理政这个点上。主流媒体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核心概念的宣传报道和理论研究文章大量推出，“治国理政能力”应合乎逻辑地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树立起来。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从理论上辨分它们的异同很有必要。
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有着紧密的关联。执政的涵义是指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侧重点在权力配置；治国理政的涵义是指政党安排国家事务和处置政治关系，侧重点在利益调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党领导人民在不断探索中建设国家，构成其治国理政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而且还作为领导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党既要保证国家政权的健康运转，还要担负起引领社会统筹协调和谐发展的使命。这个逻辑表明，执政是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治国理政依靠执政权力来实施。因此，执政活动是治国理政实践的组成部分，治国理政内含执政活动，两者相辅相成。
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的主要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辨分：其一，两个概念的属性不同。从执政能力提出的思想逻辑看，这个概念属于党的建设范畴。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论述，在领导人报告和相关文件中都归人党的建设内容。而治国理政能力是国家建设层面上的范畴，不能简单与党的建设层面的执政能力概念相等同。其二，两个概念的范围不同。执政能力特指围绕执掌政权进行活动的能力，治国理政能力则涉及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活动，范围更广，内涵更宽。执政活动不能囊括治国理政活动的全部，执政能力不能代表治国理政能力。其三，两个概念的取向不同。执政能力的取向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治国理政能力的取向是理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执政机制为国家和社会运转机制的重要部分。但只是其中之一。基于这些差异的辨分，可以认为：治国理政能力与执政能力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两个概念的关联决定了治国理政能力包含执政能力，两个概念的区别决定了执政能力不能等同于治国理政能力。
二、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到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
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两个概念的异同表明，它们既不是否定关系，也不是替代关系。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是党的建设永恒的任务。它在党的建设中的主线地位不能动摇。因此，提出和强调治国理政能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以党的十六大作为正式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起点，迄今15年过去了，全党对执政能力建设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思想上也形成了深刻的认识，实践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要求进一步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实现创新。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部署，体现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到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思想和实践飞跃。
我们不妨看看党的十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走向，有三条轨迹在近四年的实践中显示得十分清晰。一条是社会层面上的政治动员，集中体现在以“中国梦”为号召，形成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并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人民群众传递正能量，团结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另一条是政党层面上的全面从严治党，集中体现在部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序列推进的整党整风，重点转变党风，注重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制度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从严管党治党为更有力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再一条是国家层面上的现代治理，集中体现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以及筹谋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规划方案、时间进度、行动路线、实践步骤和操作措施，运用战略思维，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家和地方治理、城市和乡村治理以及基层治理、环境治理等良性发展。这三条轨迹显示的主要走向，创造出党的十以来近四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新发展的生动景象。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后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大亮点。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全面从严治党论述十分丰富，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深刻思想和观点。使党的建设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依然为反复强调，重视程度不低于以往。值得指出的是，分析相关论述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更多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强调执政能力问题，这是思想认识的超越。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3
《决定》文本中的治理
“治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本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更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决定》还在多处论说中提到了“治理”，并且展开了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论述。
具体而言，在引言和结束语以外，《决定》文本包括十六小节、总共六十条的内容。作为一个关键术语，“治理”在《决定》先后出现了24次，分布在第一（2），第二（7），第四（总）、（14）和（15），第五（总），第八（29），第十一（40），第十二（42），第十三（总）、（47）和（50），第十四（总）和（53），共14处。从构词方式来看，作为关键术语的治理，在《决定》文本中也有不同的情形。更确切地说，总共出现24次的“治理”，实际上有16种构词方式。除了国家治理（重复2次，但其中1次又构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府治理（2次）、法人治理结构（3次）、社会治理（3次）、社会治理体制（2次）有极少重复使用以外，其他的用法竟无一重复。这表明，作为关键术语的治理，在《决定》文本中的分布既多且广，而构词方式更是复杂多样。
同时，这些构词方式以及位置分布又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学特征。如果综合考虑词语依存和概念依存的关系，关注治理作为一个关键性概念的使用方式，就会得到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从简单的数量关系来看，包括有治理作为关键词的段落，总字数为2037，而《决定》文本的总字数，除简短的引言和结束语以外，共有21428字。也就是说，有关治理的论述，所在的自然段的字数相当于全文的1/10左右。但从自然段的分布来看，却涉及总共16个小节中的9个小节，进入了6项分论中的5项，60条具体论述中的10条。就此而言，作为关键词的治理，其分布又是相对均衡的。也就是说，作为关键词，尽管治理所出现的频率远低于那些名列前茅的高频词，如与改革直接关联的关键词，包括改革（137）、市场（81）和经济（74），以及改革矛头所向的关键词如机制（183），体制（115）和体系（68）等，但其分布却相对广泛。
其次，从中央文件所强调的“五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体系来看，治理作为关键词在其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治理在这五大领域均成为重要的关键术语，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治理在这五大领域中具有一种重要的联结作用。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的使用又有相对聚集的一面。如图1所示，治理在社会建设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相关论述也最多。这无疑说明，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在社会建设领域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决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同时，这一描述性结果实际上还提示着另一种反向观察，《决定》文本中没有提到治理问题或没有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所使用的领域，主要是《决定》文本所新增的“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领导”两个论题范畴。在这两个论题领域，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由下而上的服从，显然要远重于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包含着的多元参与和平等互动的内涵。
再次，以24次的频率出现在14处且体现为16种构词方式的“治理”，可以用图2所示的矩阵加以归纳。治理作为关键词而与其他实词组合而成的词组所指称的对象物，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类，又可以划分为与路径和战略有关的方略问题以及与技术、手段和策略有关的方法问题。分析发现，在治理的4种构词方式中，宏观和方略维度交叉形成的五种构词方式，正是《决定》文本首次以正式的政治文件方式加以采纳的关键术语，并且进一步上升为重要概念的名词组合。一向作为学术概念的“治理”，第一次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更高层次和法理高度，成就了改革理论和改革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决定》文本中有关治理的表述既多且泛，实际上还突显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的又一种独特的优势。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具有的关联性、包容性和跨域性，是其他那些政治名词或与执政活动有关的术语，如统治和管理、执政与施政、领导与引领等，所无法替代的；同时，这也突出了治理所具有的普适性和普遍性，这更是那些内涵的狭隘和外延的逼仄的术语和概念所无法比拟的。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提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所应当具有的开放空间和学习能力。
关于治理问题的框架性理解
必须指出，《决定》文本中有关治理问题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由此形成了有关治理理论的一个完整框架。当《决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示着我们，应当从这个总目标的设定出发去理解和解读《决定》的基本逻辑和全部内容。
文本形式上的定位尽管可以加深理解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的意义，但还必须对《决定》文本进一步解读以弄清治理作为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其框架关联。这种解读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综合解读《决定》中有关治理问题的论述，以归纳和综合的方式，发现和呈现这些论述中的逻辑关联；二是系统解读《决定》的全部论述，依据治理理论的概念体系，分析和梳理这些论述之于治理理论体系的关联特征和嵌套关系，进而发现和呈现《决定》文本所阐发的治理理论。
就此而论，《决定》文本中最为引人注目且日后必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至深且巨的论说无疑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表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种整体性的表达，但显然又有不同的侧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要完善和发展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也就是现行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即革除现行制度中那些有碍于制度持续完善和长久发展的弊端和弊病；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就是要在过往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行的制度，革除那些处于深层结构和交错状态的弊端和弊病。而要实现这一点，无疑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对于以往所强调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的“四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非物质层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强调了在改革开放取得非凡物质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度建设的新目标；相对于以往所推行的渐进性、单维型改革策略，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以“国家治理”主题突显全面深化改革的统摄性、配套性和持续性，要统筹兼顾和协调推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相对于以往注重国家发展的总量规模、数据指标和物化形态，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激发活力、鼓励创造和公平分享，这是要造就社会大众心情舒畅、精神欢愉、工作创意、生活惬意的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设定，《决定》还全面论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构成。新年伊始，又发表文章，强调“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完整地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体系，图3即是根据这些论述而生成的一个空间化概念图示。从中可以看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健全和配套发展，将是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重点所在，其核心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法规建设，其关键就是民主治理。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国家治理体系。
实施和运用完备的制度法规从事国家事务的管理，包括治党治军治国，包括完成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包括处置内政外交国防事务的职责，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政府部门必须严格按章办事、依法办事，履行作为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国家治理能力就体现在这样的履职执政行为之中，政府治理首先就要治理政府。同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科学有效的治理还意味着要实现全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要有一系列方式方法的健全和完善，要注重解放思想，解放社会活力和解放社会生产力。
依据治理的概念框架来阅读《决定》文本，当可发现，《决定》对国家治理所要面对的“国家与社会”和“政府与市场”两大关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论说。从事治理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所谓良好的治理，必须妥善处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这三大结构性要素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家治理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对于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中国而言，“国家-政府”无疑具有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以往长期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国家-政府”的强大，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仍然为“国家-政府”带来了丰富的施政资源和实力，而且还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府”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市场与社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决定》鲜明地提出了处理市场与社会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原则。一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决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在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决定》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也正是在这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的根本任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体制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和条件，而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逼和牵引，社会体制改革的挑战和压力，汇集在一起，共同指向了“国家-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而言，《决定》着重在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提供了处理上述两对核心关系的系统方案。易言之，对于“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成为了支配和贯穿《决定》基本内容的逻辑线索。《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务和改革事项，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妥善处理“国家-社会”与“政府-市场”这两个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就当下的治理现状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有待全面研究和系统解决的国家治理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繁复且艰巨的改革工作。例如，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如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效能，如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公众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以凝聚最广泛的民众意见，如何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完善制度建设以保证人民民利，如何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等等。《决定》对这些问题均作出了实质性的回应。
概括言之，在国家层面，要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协商民主，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把司法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政府层面，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加大反腐力度；在市场层面，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决定》已经列出的这些改革决定和改革事项，必将在未来年代里决定性地改变“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关系，必将极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4
在温德沙伊德和早期的耶林(Jhering)的思想中,萨维尼的“民族精神”的痕迹已经微乎其微了,耶林还曾在《当代罗马法精神》第一册中批判“民族精神”。他认为,法律不是民族精神的结果,因为民族精神无法解释罗马法为何会变成德国法的事实,他提出了“经由罗马法,超越罗马法”的口号,在耶林看来罗马法中有实质的普遍的法律原理,这些原理可以适用到其他国家的法律,因此,耶林认为罗马法比民族精神更有价值。耶林的前期思想达到了建构法学的顶峰,他的法学方法是“自然历史的方法”,他效法自然科学的方法,意图从法律发展的历史中探求法律的本质,通过对材料的逻辑论述和建构性补充去接近法的精神实质。耶林说“法学成为了一门尽管其对象的实证性,却仍然可以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内称之为自然科学之科学。”
耶林将法学区分为较低层次的法学和较高层次的法学,较低层次的法学关心的是日常生活、实际问题而较高层次的法学的任务则是发掘法律概念之种类,并且完全清楚地看清楚这些概念,在完全而无瑕疵的纯粹性与理想的美貌中看清楚这些概念。而要达到较高法学的层次,需要通过分析、集中和建构三个层次。首先,分析是指对已经先行存在的法律规范和判例进行概念上的分解,将实证法的素材还原成为无法再细分的基本单位,从具体的规范中找出一般性的因素来。之后,就是将发现的一般性的规则通过逻辑的方式集中简化的过程,就是将多数的法律规则还原成为作为其基础的原则的过程。最后的建构阶段是质的简化阶段,通过自然历史的方法的运用,形成一个以法律体系为外在表现的法学身体。经过这个素材的体系整理过程,法律素材被提升了一个较高的凝聚状态,较低层次的法学就脱胎换骨成为了较高层次的法学。较高层次的法学就是建构法学体系的法学,法学体系是“实证素材实际上最完美的形式,是新的素材永不枯竭的来源,也是法律继续发展的锁钥。”
二、公法中概念法学思想
真正的用法学的方法研究行政法学问题是从概念法学派开始的,直至萨维尼历史法学派时期,法学家可以用法学方法去研究国家问题,萨维尼就认为:“国家法是对国家宪制进行体系化的阐述,无论如何也不能纳入到法学范畴,因为它只是以现实存在的国家为基础,而法学却是把国家看作一个行动者。”但是在概念法学派学者的观念中,“因为法律只被当作是纯粹逻辑的形式看待,所以私法的建构无需附带什么条件即可被公法所采纳应用。”格贝尔(Gerber)和他的“精神遗嘱的继承人”拉邦德将普赫塔概念法学的建构性方法在公法学中发扬光大起来。他们都曾是优秀的私法学者,对私法法学方法有深刻的掌握。格贝尔是普赫塔的学生,在转入公法研究之前,在他的著名私法著作《德意志私法体系》中,格贝尔提出:要不断地把历史性的东西和教义性的东西分离开,尤其要把国家法的和政治性的东西分离开;不要松散的汇编,而要严格成体系的建造;不要有机的发展,而要逻辑的分析和纯粹法学因素的建构。转入公法的研究后,他轻车熟路地将这一整套私法“建构的法学方法”引入到公法学当中。格贝尔完成了公法学范式的转变,他认为企图通过历史学的、统计学、哲学的和政治的方法来建立德意志一般国家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尝试,他认为应该将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点等障碍的和多余的东西通通清除出去,“需要对教义的基本概念进行更清晰更具体的详细阐明”,“创立一个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形态体现为统一的基本思想的发展。”在格贝尔建立的公法学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霍布斯利维坦中最高统治者的身影,国家权力归属于君主,国民必须服从国家,屈从于权力之下。国家权力在法律上的表达是统治,法律的核心是意志权力和统治概念。
拉邦德继承了格贝尔的法学方法,“以实定的宪法——即一八一七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本,以法释义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法。”拉邦德认为科学的认识必须根据认识的目的,采取一个特殊的观点来进行区分与抽象,从而没有能全面掌握一切现象的科学,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公法学要想按照逻辑建立一个周延的体系,必须以实证法为观察素材,而排除政治和历史等法外因素的影响,“价值和目的论的考察方法被认为是非法学的,因为目的位于概念的彼岸”。法学与政治的功能不同,其对象是有效法(delegelata),是要对现行有效的实证法进行分析;而政治的任务是要处理如何产生未来更好的法(delegeferenda)。将两者混同,便会造成在法学中使用价值判断来讨论实证法的危险,也会混淆政治上理想的法与实证法。拉邦德对实在的法律素材的整理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用逻辑思维活动,对现有的法律素材进行分析概括构成法律制度,并将各个法律规定还原为一般概念,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结论,他将这个过程做了如下经典概括:“实证法的释义学科学的任务在于建立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e),由个别的法律条款到更加普遍的概念,而且,另一方面,在于从这些概念中获得其法律效果。除了研究先前的实证法法条,也就是说,(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知识和掌握手头的材料,释义学的任务是一种纯逻辑性的,知识性的活动。为了履行这种任务,除了逻辑之外没有别的途径,什么都无法取代逻辑在通向这个结果上的地位。”拉邦德用如上方法,目的在于构造“一个适合重新建构实在法和旨在对这些实在法进行解释的概念和原则体系。”
麦耶(Georgmeyer)在1883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教科书》的序文部分明确表示本书以行政法(Verwaltungsrecht)为内容,而非行政政策(Verwaltungspolitik);本书完全严守法的方法而为研究之基础,其发展仍以法概念及法原则为主导,非再以泛泛之观察为政治性的考虑。奥托•迈耶是概念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行政法学形式理论”奠定了整个现代行政法学的基础,他首次详细而贴近实务地论述了行政法总论可能具有的内涵,尤其是关于行政处分的成立要件、瑕疵、效力、付款、实效,以及公法上之违法行为、损害赔偿等内容,以概念法学的法学方法,完成他的精深研究。
三、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公法中的概念体系构造的形成
格贝尔、拉邦德的后继者继承了概念法学的实证的方法论,并开创了行政法学的新纪元。其中,奥托•迈耶提出的“行政法学形式理论”奠定了整个现代行政法学的基础,其后的行政法学的学科体系沿用着迈耶的行政法学的框架。奥托•迈耶将概念法学的操作方法(以民法学为参照)应用到行政法学中去。奥托•迈耶按着概念法学严格逻辑方法,排除了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以法治国家的思想为理念,建构了一个基于某种观点而将庞大、复杂的行政活动或现象予以归类的行政法体系。迈耶“取向于特有的法理念,将行政法的整体内容做体系性的开展与结合安排。”他立足于当时的君主立体与自由主义思想之下,将“依法律支配”之概念体系化,建立起行政法学之基本构造。他认为,当行政法透过清楚之概念与结构分类表现出来时,则诸多高权措施就能够被形式化而受到规律。“行政于法律之下,基于法律,执行法律”是其体系构造的基础,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他借鉴司法制度创立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阿基米得支点”般的工具性概念,他所建立的这套行政法体系是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的中心,沿着一个严密的逻辑而展开的,即“行政处分公法、外部法关系、高权、目的性权利侵害有法律救济可能(撤销诉讼)”。后来的行政法学者将迈耶当时未解决或未考虑到的行政活动现象,仿照迈耶的具体行政行为体系,不断地将所有的行政活动可能的样态,用不同的行为形式将其概念化、类型化,并赋予这些抽象后的类型化的行为以具体的法律效果。这样就形成了围绕着以行政行为形式为核心的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方法,后世学者称之为“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德国学者w.迈耶认为:“对行政活动的法形式的研究价值可以在法治国家原理中找到根据。行政法学对行政活动的法形式的归纳整理,不仅是宪法上法治国家原则的形式性要求,而且在方法论上是保障法治国家合理性的要求。这是因为,通过对各种行为形式基准的设定,才能实现法律适用的平等性、法的预测可能性”。这套理论的行政法教义学的成熟,行政法学形成了一套经由行政行为形式理论而建立的不具有渗透性的、封闭的、自足的行政法理论体系。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边界；学术概念；学科研究队伍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01－03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建立，从此走上了学科建设的规范化发展道路。在不到30年的短暂实践中，学科建设获得了空前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经验积累与理论探索、理论形成与开拓、理论发展与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但是无庸质疑，学科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笔者拟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对学科建设中存在问题进行检点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检点是批判性的、反省性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反思意识，批判的目的是澄清问题；同时它又是建设性的，它要求我们不仅找出问题，还要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目的在于明确努力方向，知所取径。
一、问题检点
1．学术概念需力求精准
在学科话语系统建构过程中，基本范畴和概念系统占据重要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诞生以来，在理论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学科特色的学术话语，如思想和行为、内化与外化、言传和身教、疏通与引导、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等，这些基本的学术话语已经逐渐为学界内外所使用、所认同。
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学术话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概念、范畴的严谨度欠缺，自洽性不足。在一些重要的教科书中，有些基本概念的涵义没有做到贯通一致，在同一本教科书、同一部研究专著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其涵义所指大不相同。一些基本范畴的使用随意，一些重要概念带有较大的含混性。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根本方法、原则方法，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根本原则、具体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法论等概念的区分缺少严格的、科学的界定、阐释和区别论证。因而不同的研究者虽然使用相同的概念，但是对这些基本概念涵义的理解却不一致、用法也不统一。由于概念的混乱，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难求专业精深，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术语的随意使用、随意替换和有意无意的混用倾向，正在危害着学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2．学科边界需更加明晰
每门学科都应有自己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研究边界清晰、研究领域相对明确是学科之间区分的关键环节，也是学科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研究哪些领域，这一问题在学界需进一步统一意见。
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边界不清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学科向外开拓研究领域迅猛，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疆域过宽，主干学科发展受到制约，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发展。其突出表现是毕业论文选题过于宽泛。通过对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调研和整理，发现有些学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已经超出学科的研究领域，有些毕业生论文的选题偏离学科甚远，有些选题甚至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毫无关系。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设置随意。通过对一些招生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招生方向的分析，可以发现学科研究方向多种多样，与其他学科重叠现象严重，有些方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系并不紧密，如“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社会主义治国理论”等现象普遍存在。
研究生论文选题和研究方向设置，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对学科而言，研究边界模糊，没有较为明晰的研究边界、盲目的论域扩张，看似学科发展红红火火，实则存在着较大隐患。
3．研究方式需重审与转换
研究方式的重审与转换是成熟理论通常的发展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学科研究的日渐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面临着研究方式的重审与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式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是理论式研究。即从抽象的、理论的层次和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研究。目前，理论研究这种对学术探索活动起重要作用的方式并没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学科建设共同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清理；部分专业研究者陶醉于自我思辨，从概念中来到概念中去，论题越来越玄、论证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小众化；一部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博士生中有一部分是在职攻读，对实践中的问题还没有从经验中进行理论抽象和理论思考的思维习惯，研究论文缺少理论的视角和理论的深度。
二是问题式研究。注重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管理部门，多采取经验概括、案例分析、工作总结的研究方式。目前，真正占有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多角度的“以问题为取向”的实证分析较少，且理论提升不足，普遍推广性低，应用性不强。
以上两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式各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都存在着自身潜在的、隐性的不足。二者结合，优势互补，才能处理好把握理论与面向现实、借鉴继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谋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原因分析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之外，主要是学科发展的历史短学术沉淀不足、学科的复杂性使学科发展举步艰难、研究队伍存在着“短板”等原因。
1．学科建立时间较短，许多理论问题未及充分争鸣讨论
一是一些领域、某些问题，没有形成研究者群体。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我们反复读到的只有少数学者的文章。二是研究领域遍地开花，研究问题没有向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集中。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快速发展使学科的科学研究彰显局促。据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全国设立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03个，思想政治教育44家，一级学科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453个。［1］大批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建立，对学科发展充实了生力军，从长远来看，必然会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蓬勃发展。但是，每年大量的教学工作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研究精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论坛滞后于讲坛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许多事关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长期搁置，无暇理睬。
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使学科具有不成熟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复杂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看，它是在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科；二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言，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等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三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言，他们具有多样性、层次性特征，各项需求和精神生活具有多样化、综合性；四是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而言，涉及认知、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内化、外化、反馈等环节，由观念到行为转变的不可度量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复杂性、综合性特征在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广阔舞台的同时，也提出了颇多挑战、要求和问题，需要学者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继续不懈求索。
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队伍自身存在着“短板”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这支队伍中的大部分导师是热爱这个专业的，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力和智慧。思想政治教育的蓬勃发展，与他们全力以赴的奉献精神分不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研究者“出身”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其他学科或自然科学学科。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中，固着于原有学科的思维方式。由于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不同，对学习者的思维训练不同，使出身于不同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师多少都带着他们原有学科的知识背景、原有学科的思维习惯的烙印。对原有学科思维方式的熟悉，使他们轻车熟路地运用原来学科的概念诠释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问题，用原有的知识系统架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我们从现在所使用的教科书和读到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专著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研究者所具有的原有学科的思维习惯和知识系统。一个学科建立的初始阶段的“借鉴模式”不可避免，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会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形成的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色的话语体系、专有的概念系统、独有特色的研究方式慢慢地溶解和替代。
有些研究者（包括一些博士生）对学科的价值认同度不高，他们虽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信心不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不能构成一门学科。因此，时常“身在曹营心在汉”。显然，没有对学科的热爱与对学科价值的关注和认同，希望取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大发展是一句空话。
三、对策思考
1．增强自觉的学术精神
学术精神的本质是崇尚真理、讲求科学，在科学实践和论证的基础上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在学术批判中推陈出新、创新知识。因此，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认真求实的学术精神、严谨严格的治学风格。学术研究于研究者不仅是职业，也是事业和志业，研究者对学术研究需常怀敬畏之心，才能做到端正学风，求真、求实、自省、自警，尊重学术。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只有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学术责任，聚焦关乎时展的大问题，将基础理论与实际工作并重，学科建设与政策建言同行。通过自己的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扫除研究中的随意、空泛、庸俗等弊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品位、文化品位，不断推陈出新、返本开新，不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反思、批判、自省，树立学术创新意识，力戒浮躁心态，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
2．谋求学科的规范发展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粗放式、自发式、经验式的发展转向精细化、自觉式、科学化的规范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提倡规范发展，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应该具有相对明晰的研究方向、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和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的需要。提倡规范式发展，就是在学术活动过程中遵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则。规范发展才能遏制学术混乱与无序，才能繁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原有基础上更系统地发展。
谋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范发展，需要处理好学科的独立品性与借鉴发展的关系。一要有“学科意识”。所谓“学科意识”，是指研究者和学界同仁需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独立的学科，从学科的高度予以建设与对待，将之作为学者的学术基地和精神家园，避免随意突破学科边界、混淆概念、刻求新意的学风；二要打破学科壁垒，不能有“门户之见”。所谓打破学科壁垒，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者需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开拓国际视野。在有效“整合”中实现创新，不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自身规律的认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独立的学科体系。
3．建立学术的争鸣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匮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批评不多，围绕某一重要问题展开学术争鸣更少，研究者经常的状态是忙于自己观点的阐述，无暇旁顾，可能也与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问题有关。真正的学术争鸣是着眼于学术繁荣和学科建设，心平气和地切磋。就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而言，理论讨论阻隔、学科建设争鸣不足，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缺乏应有的活力。许多学科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真理经由争论得来。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是推进学术发展的关键步骤，没有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学术的繁荣和增进共识是不可能的。缺乏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不仅导致了学术的平庸和困顿，而且抑制了学术创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谋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健康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水平离不开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宽容的学术心态，积极进行学术商榷和深度交流，达到充分的学术探究、思想交锋、平等对话，互相取长补短，避免曲解和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在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中才会以更高的学术品位呈现于学林。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处于初建阶段。一门学科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众多研究者长时间的努力和携手共进。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经过学界同仁近30年的系统建设和努力，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就历史长河而言，这不过是短暂的瞬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刚刚开始在学科层面上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尚未完全明确，研究对象、学科性质还在讨论，学科建设的许多核心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处于初建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势头迅猛，但毕竟刚刚起步不久，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尤其是切中中国现实的、为中国大众乐于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仍需要加强建设，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6
一、何谓“社会管理”
自从社会管理创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后，社会管理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社科领域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前所未有。但是，由于构成这一词语的“社会”和“管理”两个语素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的参照语境下，有不同的定义，社会管理的概念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何谓“社会管理”，学者通常如此定义：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观念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而广义的观念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而官方学者则从我国现实政策层面对“社会管理”从内涵、任务、主体、目的诸方面进行了“质”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格局中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2]
有法学学者基于“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概念是思维的工具”的常识判断，以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实定法中“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的分布及法规范中“社会管理”概念在具体法语境中使用的差异及特点进行辨析研究后，认为：社会管理并非一个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概念；社会管理既是一个时髦的政策用语，也是一个严肃的法律概念。我国的实定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确实存在不足，并进而指出，“社会管理立法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与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加之社会管理法治化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它呼唤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3]，因此，在十报告中将之前社会管理的有关表述加入了“法治保障”，标志着当前和今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都是“社会管理法治化”，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亟需进一步予以辨明厘清。
二、我国现存的“社会管理”的不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社会管理是一个老问题，是任何一个形态的社会都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但是，“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当前这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旧的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妥善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4]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空前的社会变革，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突出矛盾和问题。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5000美元，意味着我国已经从中低收入阶段跨入中上收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交织时期，现实中突出的问题矛盾表现在：人民矛盾和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上访和多样多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既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但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公共安全事故频发，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突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管理服务问题突出；互联网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分配机制不够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缺乏有效流动机制，阶层分化停滞、结构固化；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等。
面对社会领域复杂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现存的“社会管理”模式沿袭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完全适应的方面。这种“社会管理”的目标是“服从”与“管制”，而不是“服务”；管理主体是“国家”或“政府”，而不是“社会”；管理的方式单纯依靠垂直、纵向的政府的行政权力，而缺乏自下而上的“权利”管理，即缺乏社会主体的动员与参与、缺乏公民民主管理、缺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与协商；管理客体不是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或提供物质的、精神的服务而是被管理者的思想或私人活动；它注重的是“威权”而不是“威信”，管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管理方式或方法是命令、指令。这种模式因其以国家强力实施的社会治理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在计划经济年代具有极大的优势。
但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自由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继续以“权力时代”的社会管理模式管理“权利时代”，就必然会出现诸多问题，管理越位、错位、缺位不可避免，甚至这些错位、越位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会成为社会矛盾爆发的激发点。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7
第一、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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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页。
[3]同前，第557-558页。
[4]同前，7-10页。
[5]同前，第15-19页。
[6]同前，第10页。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8
【关键词】三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特征/意义
一、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发展过程
所谓文明，通常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种有益成果的总称，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开化程度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态。政治文明，则通常是指与政治愚昧、政治野蛮相对立的政治进步状态，即人类社会自国家形成以来所创造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所创造和形成的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中当家作主或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至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和理论就正式提了出来。但是，我国三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却有着一个比较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先后继承关系。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是，他却有着十分丰富的相关论述。他的政治文明思想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两个部分。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一大特点。他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这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是建国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建立这样的国家的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并且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1](362)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这个共和国的领导者、革命的对象与任务、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他还论述了国体和政体及其相互关系。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365)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思考和论述，可视为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思考。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相关著作中。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主义时期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665)。(2)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1](665)。(3)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特点，即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1](760)。即是说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4)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存在着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和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应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即民主和专政的办法。(5)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存在的某些局限性。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1](768—769)
2.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
邓小平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相应论述主要有：(1)论述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他多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政治上发展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2)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内容。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种人民民主，不仅包括政治民主而且包括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等范畴。(3)论述了民主和法制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他同时指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2](2·189)(4)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2](358)(5)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标准，即“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3·213)。(6)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3·177-180)(7)指出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2·168)可见，邓小平关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从其丰富的内容来看，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相互结合和辩证统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
转贴于 3.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
江泽民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他的主要论述有：(1)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概念和构想。其中最重要、最明确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91年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这些基本要求，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国家长治久安。”第二次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次更加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民主政治”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在这两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论述中他第一次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科学涵义、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并精辟地论证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说经济发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那么与政治发展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就呼之欲出了。(2)总结了建党80年来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把它归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见于2000年初江泽民在广东高州的讲话、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等文献资料。(3)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200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江泽民是把生产力、人民民主、社会稳定、群众利益等四个方面作为判断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优劣的四个标准。(4)率先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对其内容作了简单划分。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他说：“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5)率先使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把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主要内容。2002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他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至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就正式地相对完整地提了出来。
4.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理论内容
综上所述，根据三代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条件是要始终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目标是要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或者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要加强、完善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第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途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冒进和右的危险，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重要意义
1.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和发展了“两个文明”的理论。长期以来，我们只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提法和理论。而对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密切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制度范畴，一直缺少一个科学、准确的概括，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恰恰是对社会政治制度范畴的文明成果非常准确、科学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的论述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为这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为今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榜样。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经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政治文明”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也没有来得及发表这方面的论著，更没有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问题，但都没有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和理论。因此，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提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必将推动社会科学领域更加全面的发展。
2.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摆脱了后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被动局面。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认识不足，相关的具体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没有跟上，一些好传统、好经验、好做法，没有及时上升为稳定的具体制度，从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这无疑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3.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被提到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等重要、相互并列的高度，必将实现我国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其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赋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崭新生动的丰富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用了“六个更加”作为目标和要求。其中在“民主更加健全”的具体目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加以论述，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的顺利实现，必将对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到那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和较量也将发生很大的改观。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将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8.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9
关键词：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综述
对农民的法治意识进行研究，首先要对法治意识这个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法治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法治的观念、知识、思想和心态的总称，它主要是指民众对法律的情感、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和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这种意识属于较高层次的意识，它反映的是公民对法律规范认识水平的高低以及由于此种认识而产生的对法律情感的好恶，法治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健康运转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农民的法治意识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情感、对法效果的期待、对法行为的评价、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看法等。
一直以来，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着中国发展的大局。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是其中的重点问题。加强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学界对农民法治观念大量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综述，期望能让研究者对前期的研究成果有个比较系统的总览，进而对学界下一步的农民法治观念研究提供支撑。
一、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的背景
新时期，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乡一体化与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以及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还落后于城镇居民，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加强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研究，提高和改善农民法治观念，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环节。
新形势下，国家的法治化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培养农民正确的法治意识，引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生产活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围绕做好“三农”工作，要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农民的法治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法律精神与文化，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村的法治化进程，而且是和谐农村构建中持续发生作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农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也比较淡薄，对法律的认识程度不够，在面对法律现象时不能正确认识事件性质，更不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法律抵抗不法侵犯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的甚至因不知法、不懂法而陷入法律制裁之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培养新农民。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必然选择。培养社会主义新时期下的新农民，必须不断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必须在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的同时加大力度培养农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使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农民在思想上做到懂法、知法，在行为上做到守法、护法，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农民法治观念基本现状与问题研究
王永明、李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中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现状作了积极与消极方面的分析。其积极方面体现在：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法治意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长时期的普法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农民对法律、法治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农民法治观念现状的消极方面包括有：轻法意识、轻诉避讼意识、重情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意识、清官意识等。
陶爱萍在《对农民法治意识及其现状的再认识――来自江苏农村的实证究》中提到，当前，我国农民的传统法律观念正逐步被现代法治意识所取代，这也是我国农民法治意识的积极发展方面，主要包括有：1.农民对法与法治并非一无所知，当前农民对法律与法治的了解逐渐增多，对其认识也较以往全面、科学;2.农民对法与法治不再排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治理念逐渐被农民认同和接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共识;3.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超过了权力、政策以及乡规民俗和习惯，大多数农民都不再“轻法”;4.农民的守法意识有了很大提高;5.农民对待诉讼的态度逐渐理性。
刘荣华在《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教育研究》一文中从农民接受法律教育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法治观念现状，其观点主要有：1.受教育者主体法律素质偏低;2.教育者主体缺失;3.教育方法缺少多样性;4.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5.教育环境复杂等方面。
张建华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法治意识问题研究》中对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也概括为：1.缺乏对法律的有效认知和认同;2.轻法意识普遍存在;3.重权力而轻权利;4.畏法意识也有存在;5.避讼息诉意识仍很普遍;6.人治意识影响依然较深。
李育全、马雁在《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中针对农民法治观念中的几大误区进行概括论述，主要观点有：1.在农民的法治观念中，相信人比相信法律更重要，缺乏法律至上的观念;2.相信政策比法律更有效，农民对政策持肯定态度，而对法律持怀疑态度;3.农民的道德情感重于法律理性，法律道德化的倾向十分明显;4.农民主动参与法治建设的程度还很低，被动适应我国社会法治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性改变;5.希望严惩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和渴望实现法治的愿望与潜意识中规避法律的双重法律心理并存;6.农民相对更注重法律调整的结果，而轻视法律调整的过程。
李友谊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改进对策》中，以我国新农村建设为背景，分析在这一进程中农民法治意识存在的问题。其观点主要包括：1.农民法治观念整体上比较淡薄。一方面，法律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农民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权利意识淡薄，缺乏维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完善;3.农村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比较弱;4.农村民主法律制度不健全。
三、增强农民法治观念解决的对策研究
王春伟，郭国庆，丁照勇在《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思考》中针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加强农民法治意识提出如下对策：1.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夯实经济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建设;2.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治基础;3.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打好文化基础。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活动内容;4.大力发展农村学校教育;5.继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6.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制度基础;7.完善农村法制体系建设，健全法制基础。
李育全、马雁在《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中提到，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要做到：1.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引导农民致富奔小康，“一手抓”农民法律素质的培养;2.加强乡村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依法治村、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为农民树立守法、用法的典范形象;3.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引导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理性精神，提高法治意识，塑造新型的现代农民;4.加强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农村法治环境，引导农民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
贾翠，张国民在《新时期农民法制观念教育的路径探析》中对于解决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农民法治观念提出对策分析：1.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农村法制法规建设;2.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农村普法队伍建设;3.注重适当投入，促进农村普法硬件建设;4.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活动;5.搞好基础工程，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
戚忠娇、王河在《提高农民法治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中，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提高农民法治素质提出了对策分析：首先，健全法律运行机制，使农民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其次，改善普法方式。最后，为贫困农民提供特别法律援助。
王传开在《我国新时期农民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从宏观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制定农民法制教育规划;深化农村法制教育活动;建设农村法制教育队伍;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加强农村法治服务力度;强化农民工会组织建设。
四、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的不足之处
以上观点对于我国农民法治观念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农民法治观念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借鉴。但是在这些观点研究中，对于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往往只是侧重于进行法治宣传。但是法治观念的形成不只是单向的教育和灌输过程，它同样需要受众自觉接受的意识。所以片面强调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考虑农民的心理反应，教育与宣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五、我的研究思路
对农民法治观念进行研究，首先对法治观念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分析研究这一现象的背景，并阐述其必要性。其次，对当前构建法治社会进程中，农民法治观念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主要包括：缺乏对法律的有效认同;人治意识影响较深;法律道德化的倾向明显;重权力而轻权利;法治教育环节问题较多。最后，根据农民法治意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夯实经济基础;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治基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制度基础;提高农民思想意识，引导自觉接受法治教育;完善农村法制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法制环境。（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永明，李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J].学术交流，2010，01：57-61.
[2]陶爱萍.对农民法治意识及其现状的再认识――来自江苏农村的实证研究[J].行政与法，2008，12：67-70.
[3]刘荣华.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教育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张建华.村民自治进程中法治意识问题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3.
[5]李育全，马雁.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89-93.
[6]李友谊.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改进对策[J].前沿，2013，07：36-39.
[7]王春伟，郭国庆，丁照勇.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思考[J].理论月刊，2009，09：166-170.
[8]贾翠，张国民.新时期农民法制观念教育的路径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09：121-122.
法治建设的概念篇10
第一重境界：关系营销
第二重境界：循证营销
第三重境界：概念营销
国内医药企业的处方药营销几乎全部停留在第一重境界；绝大部分外资和/或合资企业的营销属于第二重境界；个别有远见卓识的外资和/或合资企业采用了第三重境界的营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骄人业绩。
靠第一重境界的关系（带金）营销完成原始积累的国内企业，如果不提升营销的水平，就必然会在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落败。
概念营销并非是外企的专利，只要有想法、有办法，国内的产品同样可以进行成功的概念策划。
成功的处方药概念营销能够确定新的竞争框架，在众多的竞品中脱颖而出，达到迅速在医生心目中确定领先地位的效果。
处方药概念营销分类：
1、疗法概念：
定义：一种新的治疗常规或标准（类似于临床治疗指南或真正发展为指南）。
策略：1、将自己的产品置于疗法概念中的有利位置；
2、向临床医生推广该疗法；
3、临床接受了该疗法则自然确定了该产品的竞争地位。
案例：北京萌蒂（专业生产治疗癌痛的处方药）推出的《癌痛治疗三阶梯》，遵循根据个体病情轻重逐级给药的原则：
轻度疼痛给予非阿片类（代表药物为意施丁），为第一阶梯；
中度疼痛给予弱阿片类（代表药物为奇曼丁），为第二阶梯；
重度疼痛给予强阿片类（代表药物为美施康定），为第三阶梯。
《癌痛治疗三阶梯》因为有理有据，又能简化临床医生的处方选择过程，在作为一种治疗规范在全国推广后，迅速地被临床接受，从而确定了萌蒂的意施丁、奇曼丁、美施康定等多个产品的竞争地位，营销取得极大的成功。
2、机理概念：
定义：对药物发生作用的原理进行提炼，创造新的概念。
策略：1、深度挖掘该产品发挥药理作用的各个环节，找出关键点；
2、全面梳理临床分类标准和概念，找出机会点；
3、用上述关键点弥补机会点，并赋予逻辑的概念名称。
案例：杨森吗叮啉的“胃动力”。吗叮啉为外周多巴胺受体阻滞剂，直接作用于胃肠壁，可增加食管下部括约肌张力，防止胃-食管反流，增强胃蠕动，促进胃排空，协调胃与十二指肠运动，抑制恶心、呕吐，并能有效地防止胆汁反流。上述的都是药理和生理学专业术语，这些专业词汇虽然医生都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不容易记忆，所以杨森经过加工，提炼出一个词“胃动力”，“胃动力”指的是胃肠道平滑肌蠕动，是一个生理学范畴的概念，但是经过提炼和后续推广，胃动力不足从一种消化不良的内在表现变成了病因，变成了一种分类标准，并快速造就了吗叮啉的成功。“胃动力”概念的成功还表现为很容易被普通消费者接受，吗叮啉转为otC后这个概念更是被表达的淋漓尽致，为营销成功立下汉马功劳。
发展处方药概念的总体思路：
处方药的概念发展不能信马由缰，必须遵循严密的流程，总体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建立假设
2、搜集证据
3、建立逻辑
建立假设：结合市场机会、临床进展、竞品策略对产品进行深入分析，寻找关键点和机会点，提出概念假设；
搜集证据：在此概念下寻找证据，搜集国内外专业文献，听取专家意见，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罗列出a类B类和C类证据；
建立逻辑：对所有证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提炼出概念。
最终的概念必须符合以下评价指标：科学性；创新性；引导性；
科学性指的是不但要有循证依据，还要符合逻辑，这样才能够被专业人士接受；创新性指的是不但概念新颖，还要符合国内外主要学术潮流；引导性是最终目的，指的是或者在新概念中明确自己的竞争地位，或者成为新概念的代表药物。
发展处方药概念的原则和方法：
一个原则
必须坚持以科学证据为本的原则。
处方药的概念发展不是一个创意过程，而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像目前很多otC尤其是保健品那样凭空编撰概念是行不通的。
三个方法
1、联合其他产品共同形成治疗常规并赋予临床学或医学哲学高度的概念
如通过医学模式由生理学治疗模式向社会-生理-心理模式的转变，可以带动抗抑郁药的推广。如癌痛治疗三阶梯。
2、 将生化、生理、解剖学的机理运用到临床
如上述的吗叮啉。
3、 对现有临床概念进行梳理和整合，创造新的概念
如笔者2003年为丽珠的“达吉”创造的新的消化不良概念“酶缺乏性消化不良”。丽珠销售的韩国产品“达吉”含有多种消化酶和熊去氧胆酸，其中多种酶能够在消化道内精确定位释放，可以说，在消化酶制剂中“达吉”确实是一个好产品，此不赘述。此前，丽珠以200万人民币的年服务费聘请一家著名外资广告公司制定了推广策略，主推消化酶的精确释放优势，市场反应不佳。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达吉”面临的难题不是在消化酶品类中的地位问题，而是整个消化酶品类整体低迷的问题。当时的消化不良医学分类有两种（如图）：一是分为器质性和功能性；一是分为动力性和化学性。如右图所示，这种分类对“达吉”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分类中没有提到酶缺乏，“达吉”没有根基，不容易被医生想起；第二，即便是“达吉”能够成为化学性消化不良竞争框架中的的代表产品，和动力性的、器质性的也是并列、对立、排斥的关系，和吗叮啉会形成直接的竞争。
进一步对国内专家进行深访，发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所谓的化学性消化不良其实就是消化酶缺乏造成的；第二，消化酶缺乏与否与其它分类不排斥，也就是说，动力性的，器质性的和功能性的消化不良都有可能有消化酶缺乏，当然也可能不缺乏。
现在的情况比较明朗，那就是推出“酶缺乏性消化不良”概念，把消化不良分为酶缺乏性和酶不缺乏性，其中酶缺乏性消化不良与器质性、功能性和动力性是交叉关系，而不是并列排斥关系，把“达吉”定位为“治疗酶缺乏性消化不良的第一选择”，含有多种消化酶，精确定位释放等产品特点作为支持理由。“达吉”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不可或缺的治疗药物，和其他治疗胃病的药物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变成了联合用药关系。将原来的化学性消化不良概念淡化。
小结：
处方药概念营销的意义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