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人事制度篇1
人事行政体制创新，就是根据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人事行政体系及其运作机制重新进行制度安排，使之适应其他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它要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以及各级政府之间和政策部门之间的各种权力和利益关系。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从人事管理服务理念、工作的对象、范围、手段方式上都要产生深刻的变革。在人事行政体制创新中当前应重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将人事行政的部分职能继续推向市场
职能转变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要突破这一难点，也必须抓住这一重点。转变职能就要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有限政府”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对政府职能的导向作用，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即政府机构的设置要精干高效，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行政职能定位。
近些年来，人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人事管理的对象、范围、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商品和要素纳入市场化占70%以上，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已经开始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完善的过程中，人事行政管理工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建立，仍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人事管理工作必须加快部分职能推向市场的步伐。现在突出的表现是，人才市场功能不够完善，对人才的评价科学机制尚未建立，人才的评价、人才的身份仍然囿于人事行政部门的确定、认可、评定，人才在市场上还受到很多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束缚。人才流动仍然有壁垒存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人才流动中在地域方面、身份方面、档案管理方面、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方面不衔接的制度障碍仍存在，限制人才充分的高效率的流动。人才调配中的地方保护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才的流动。尤其是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配置功能还受到人事行政职能的限制，人才市场的运作仍受到人事行政的支配。
转变政府人事行政管理职能，首先要解决人事行政职能应给市场的、应完全相信市场的，要给予市场，让市场运作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一些人事行政审批制度也要进一步消减，更多地通过社会参与、公平竞争、择优淘劣，减少靠行政手段运作方式。要加快建立现代人事管理制度，用现代人事管理方式实施管理，对工资管理、岗位设计、人员招聘、档案管理等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管理对象中去管理、激励他们。要实现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市场上、社会中招聘人才，人才档案社会流动管理。总之，要按照人才的成长、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管理，使人事工作从对“事”的管理转变到以“人”为中心、开发人的潜质的服务管理。
将人事行政的部分职能，适时适度移向社会
要改革人事行政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解决人事工作中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问题是人事行政体制改革的突出问题。总体表现为政府覆盖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及，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单位的管理高度集中于政府，企事业和社会单位缺乏管理自。人事行政管理要将部分职能移向社会事业承担，在政府进行必要监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治理社会和服务社会。现在的人事各类考试、考务工作，诸如公务员录用考试、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试、各类智力测试、人才评价工作应成立政府监管的考试考务事业组织或建立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来专门进行。对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也应社会化服务，由政府给予适当资助，社会中介组织承担。其培训按照社会事业发展、个人需求意愿来进行，减少政府投入的压力，更多地调动社会团体、个人的积极性。对于上岗专业性强的培训，建立一种国家、社会激励机制，鼓励企业、部门的培训。政府行政管理可建立继续教育研发中心，主要做好制订继续教育宏观规划和有关政策、审批机构、监督检查、必要的资金支持等指导协调工作。要加快事业单位的改革，使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的公益性组织，从而提高人事公共管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采取有效手段强化部分政府职能
首先，人事行政要强化对建立人才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推动作用。政府可以从制度上转变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以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完善、不成熟。人才市场体系还不完备，市场发育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市场还很不规范，有效的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建立，大量的人才资源的配置还不是高效的、科学的。政府需要担当起推进市场化的责任，要帮助人才、企业进入市场，支持人才市场建设，拓展人才市场的空间，扩大市场作用范围，培育完善市场，推进市场的文明进展，确立人才市场的竞争秩序、公平公正交易秩序、法制秩序、道德秩序。
行政人事制度篇2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分子，他在执行公务时，代表所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利益，当然也无需救济制度的保护。但是，公务员在与所在行政机关或政府间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上，却是独立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利益。这种法律关系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一样具有不平等性，即公务员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行政机关以单方面意思表示所作的任何人事行政行为对公务员都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而这种人事行政行为并非都是合法、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政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政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政管理领域的高压政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政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政诉讼法使行政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政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即依靠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政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了《行政监察条例》。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政
处分的救济制度，并有所发展，即规定了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行政救济。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第16章规定，涉及特定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人事行政行为，都可受行政救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至此，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
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指依法可受行政救济的人事行政行为的范围。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可请求行政救济的具体人事行政行为有两类：
1.人事行政处理决定
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要式人事行政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请求行政救济。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有以下几种：
（1）确定公务员级别方面的决定；
（2）录用公务员方面的决定（例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安排到基层工作的决定，行政机关对新录用的公务员经试用后是否合格的决定）；
（3）考核（如年度考核结果的决定）、奖励（如对奖励等级不服等）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包括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及为作出行政处分而采取的措施）；职务升降与职务任免方面的决定；交流方面的决定，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方面的决定；回避方面的决定；工资保险福利方面的决定；辞职辞退和退休方面的决定；其他人事行政处理决定（如关于收受礼品方面的决定，财产申报方面的决定等）。
2.人事行政侵权行为
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一般是指非法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事行政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也往往是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但是，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侵权已有相应的救济形式，并不按人事行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因此，这里的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特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运用职权，以非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非要式单方行政行为。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的人事行政侵权，是指积极、主动实施的人事行政行为，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机关首长对公务员的打击报复，在晋升时向公务员索贿等，都是作为形式的侵权。不作为的人事行政侵权，是指对一定行为的抑制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当确定公务员的级别却不予确定，试用期届满却不作出相应的决定，应予奖励却不予奖励等，都是不作为形式的侵权。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2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请求行政救济。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对侵犯其职务关系上合法权益的任何具体人事行政行为，除依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规定申请救济外，都可依这一规定请求救济。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救济规定的不足，把具体人事行政行为都纳入了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并杜绝了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利用非书面决定形式规避人事行政救济的可能，从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事行政救济的程序
《奖惩暂行规定》、《行政监察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人事行政救济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1.公务员应向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务员对具体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只能向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救济。（1）公务员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申请救济。（2）公务员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请救济。（3）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政监察条例》都规定，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但是，《奖惩暂行规定》却规定，公务员除可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以外，也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由于《奖惩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比上述两个条例高，该两条例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公务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的规定。因此，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或建议的监察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可以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对在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前所采取的停职检查等措施不服的，是向人事行政处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还是向行政处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这类措施与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属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应向行政处分决定救济的机关申请救济。
2.公务员申请救济的期限
申请救济的期限，是指公务员不服具体人事行政行为有权申请救济的时间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救济的，公务员就不能再申请救济了，即使申请了也不会被受理，而只能按一般案件处理。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公务员及时行使救济申请权，避免有关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的麻烦。
（1）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分决定）申请救济的期限为30日，即公务员从收到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次日起30日内有权申请救济。
（2）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申请救济的期限，《行政监察条例》规定为15日，即从收到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次日起15日内有权申请救济。笔者认为，监察建议和监察决定属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这样，《行政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就与《奖惩暂行规定》所规定的申请救济期限为一个月相抵触了，自然应以《奖惩暂行规定》的规定为准。即使不把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视为行政处分决定，而将其视为一般的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规定并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其申请救济的期限也是30日。
（3）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目前尚无规定。今后在加以规定时，按我国立法惯例，应按公务员从知道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期限，并应比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申请救济期限长。在目前，公务员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从知道该行为之日起计算，也不应少于30日。
3.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
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不服，请求原处理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核”；请求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救济的，称“申诉”。公务员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向原处分机关请求救济的，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称“要求复议”，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称“申请复核”；向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称“申诉”。根据《行政监察条例》，对监察决定不服，请求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请求上一级监察机关再次救济的，称“申请复核”。根据该条例，对监察建议不服请求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提出异议”。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请求救济的，称“控告”。笔者认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请求人事行政救济名称的规定，过于繁琐，也太混乱，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应尽早予以统一，可采用人们已比较熟悉也易于接受的“申请复议”这个名称。
4.人事行政救济案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已有比较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1）对不服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根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决定案件的复审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公务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根据该条第3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在15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然不服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2）对不服主管部门行政处分的案件向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应由与原处分机关同一级别的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经复审认为原行政处分决定正确的，应予维持；认为原行政处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对这类人事行政救济案件的处理，监察部于1991年11月30日的《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政处分申诉的办法》，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3）对不服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的案件，监察机关应根据《奖惩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政监察条例》等的规定进行审理。对实施人事行政侵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应作出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对受侵害的公务员，监察机关应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的规定，并参照《行政监察条例》第24条第2、3项的规定予以补救。
除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以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对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应如何处理，我国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四、人事行政赔偿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事行政赔偿制度。以往，我国虽有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做法，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弥补，但却没有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并不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是公务员可以主动请求的，而是作为政治任务以“运动”形式进行的政策性补偿。因此，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在纠正违法或不当人事行政行为的问题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其次，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行政赔偿是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事行政救济不仅仅在于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追究政纪责任，而且还要求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对此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即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该损失。只有这样，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和整个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和人事行政救济这种法律机制，不能使公务员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得到赔偿，那么救济申请权将成为开给公务员的空头支票，人事行政救济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摆设。因此，尽管上述第84条对人事行政赔偿只作出简单地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政赔偿来说只有该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对我国人事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却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五、完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无疑有待完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
1.适用《行政复议条例》
人事行政纠纷有其特殊性，人事行政救济有其相对独立性，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地作出了特殊规定，如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管辖和申请期限等。但是，人事行政纠纷与外部行政纠纷、人事行政救济与行政复议间的共性更多于其个性或差异性。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原则、参加人、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期间与送达的规定，对人事行政救济也是适合的。因此，除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者外，笔者认为人事行政救济可以适用《行政复议条例》的统一规定。当然这需要由立法加以确认。
2.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对人事行政行为是否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在日本，根据《日本公务员法》第90条的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的，不能向法院提讼、请求司法审查。但在美国，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经向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申诉后，可依《美国法典》第7703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讼，请求司法审查。在法国，公务员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人事行政行为，都能以越权之诉向行政法院请求撤销。笔者认为，把具体人事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人事行政救济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在我国也是可行的，也有利于公正、有效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使法治深入人事行政管理。
行政人事制度篇3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2.050
[中图分类号]D6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01
1绩效考核制度的内涵和特点
1.1绩效考核制度的内涵
绩效考核是事业单位依据特定的标准，采用职工测评、通过考勤机签到等方法，评估职工的日常工作状况，继而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这有助于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质量。近年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事业单位进行了改革，对绩效考核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加规范。
1.2绩效考核的特点
全面性。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涉及的考核内容比较多，包括理论知识、技能水平、个人素质考核等；其考核结果量化。传统绩效考核对员工进行了定性评估，而各部门的考核没有既定的标准。当前，行政事i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采用量化的考核方式，以具体的数值形式对员工进行全面测评，使考核标准更加统一、考核体系更加科学。行政事业单位从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业务目标三方面对职工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员工利益挂钩。绩效考核能反映出员工为企业做出的贡献，并以此为依据对其进行晋升、奖励等。
2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考核制度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公众服务需求的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事业单位要想实现发展，提升服务质量，就需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建立属于自己的绩效考核制度，使事业单位时刻处于良性运作的状态，使各部门的职工各司其职，进而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2.1绩效考核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
绩效考核在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当前，事业单位主要采用聘任制，该背景下，逐渐凸显了绩效考核的价值。绩效考核在事业单位人员的聘用中，作用显著，它通过量化考核的方式，提高了人员聘用的质量。借助绩效考核，能够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进行直观性的评估，从而明确了职工的基本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并进行任务分配，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提供助力。
2.2绩效考核是劳动报酬的标准
在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绩效考核制度，可通过对每个职工进行量化评估，对其进行劳动报酬分配。该背景下，绩效考核与单位职工工资、报酬等挂钩，增加部分浮动工资，使职工具备岗位、薪级、绩效工资构成的形式，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日常工作更加积极，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质量，确保了该项工作更加有效，使薪资分配更加公平。
2.3绩效考核为人员培训提供了参考
员工培训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通过绩效考核，可对每个职工的实际工作情况具备明确的认识，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针对性的培训内容，使人员培训的过程更加合理，培训结果也更加有效，使其能够掌握与自身工作岗位相关的各项工作技能，并具备相关的专业素质。
3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考核制度的实践运用
3.1制定了完整的考核指标体系
树立了全面科学的绩效观，学习了外国先进的绩效管理理论，尝试了各种绩效管理方法，制定了完整的考核指标体系。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能够使各级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职工积极参与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将个人的努力与事业单位的发展相衔接，确保了绩效管理过程中规划、实施、考核、评估和反馈等落实到位。并在该过程中，职工依据该考核指标体系，明确了自身的工作价值和意义，并为事业单位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明确了今后的工作目标，与事业单位实现了共同的成长和发展。
3.2采取了合理的评估方法，进行了分类评估
行政事业单位岗位类别包括管理、专业技术和工勤等。不同层级和类型的工作人员都有各自的工作内容、责任和重点。故而，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绩效考核工作中，要依据实际岗位的背景，采取针对性的评估指标，对职工进行科学衡量；应用了不同的考核方法，在评估过程中，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避免了评估过程和结果过于主观。
3.3构建了评估反馈机制，实现了上下级的交流
在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应用绩效考核制度，要讲求交流反馈。采用绩效评估方法，使信息交流和沟通渠道更加的畅通，评估主体与被评估人员之间建构了量化的沟通、互动关系，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使评价过程更加客观、合理。
4结语
绩效考核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内容。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层及人力资源部门，要依据单位的实际发展背景，对绩效考核制度的作用具备清晰的认识，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质量，使其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主要参考文献
行政人事制度篇4
【关键词】公共人事行政/环境/价值/制度
长期以来，公共人事行政被认为是缺乏理论基础的，其研究大多局限于“操作”领域。当前绝大多数的相关教材、专著对它的阐释，几乎都聚焦于公共人事行政的程序、方法、技术与工具等。但是，如果一门学科被降格为对某项“技艺”的操作训练时，这门学科将难以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从而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学科基础，以至于无法构建科学的知识系统，难以建立规范的研究范畴，而没有规范研究范畴的学科是永远不能走向成熟的。有鉴于此，建构公共人事行政的研究范式无疑是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公共人事行政的架构大体是由环境、价值和制度三个层面的因素构建起来的。环境是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外生变量，它的改变引起了公共人事价值的转变；价值是公共人事行政范式架构的核心；价值决定采取何种功能，而功能又依赖于相应的制度来实现，那些回应环境变化而转变了的价值很快就在制度功能及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部门的人事制度都是由价值观所决定的。
一、公共人事行政中的环境、价值与制度
(一)环境：行政生态系统
所谓环境，即系统外部一切要素和条件的总和。根据行政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整个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公共人事行政系统也不例外，它不仅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它自身也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周围，围绕着许多其他要素和子系统，它们构成了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环境。按照里格斯的说法，这些环境要素可以分为五类：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具体而言，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环境是历史传统、现实经济形态、工具与技术、意识形态与习俗的综合。公共人事行政系统与这些环境之间的边界是柔性的、可渗透的，进行着多种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
(二)价值：动力机制
社会的兴盛与式微、人事环境的优化与恶化、人的勤奋与慵懒，重要的根源在于社会动力机制的构建与运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其作为动力源的“动力结构”，即一定的动力机制与相应的由社会主体劳动性质所规定的行为动因的结合[1](第29页)。
公共人事行政也是如此，它的发展也需要强有力的动力机制，而价值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内核。价值问题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也是其他社会科学探讨的普遍话题。对于公共人事行政理论来说，价值问题的研究是公共人事行政学科研究范式的核心。
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是多元跨越与多元共生的统一。多元跨越指公共人事行政中，公共人事价值的发展变化是非阶段性前进的，且新价值是在旧价值内部与其斗争中破土的。它强调的是其动态变化过程。多元共生指公共人事的多元价值依据一定的原则，按照一定的层次关系共同存在，强调静态的存在状态。例如，美国公共人事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后反映出的反政府模式中的个人责任、有限而分权的政府和社区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等新价值，是在与传统亲政府模式中的政治回应、效率、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等价值共生且相互撞击冲突中，以及在冲突的演变中被社会所认同的[2](第8页)。
公共人事行政中的核心动力机制——价值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对价值的感知、认识和施行，以及能否建立起与该价值相适应的人事行政制度。如果这种价值与制度的有意识的结合是有效的，那么它就将极大促进公共人事行政的发展。反之，则必然要求打破不相称的人事行政制度的桎梏，进行制度和功能的创新与更替。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价值逐渐被时代的风尘所湮没，而一些新的价值则在冲突中应运而生。在公共人事行政的环境、价值、功能、制度这个互动的链条当中，价值因素的核心动力机制无法被忽略。
因此，在公共人事行政进行功能、结构和制度的变革之时，应充分考虑到价值回应性，使外在的显性变革(功能、结构和制度上的)与内在的隐性变革(价值与思维模式上的)相一致。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起源于知识的“构造性危机”，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从本质上讲，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人们的行为准则，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理解，公共人事行政中的制度是指有关公共人事行政一系列规则的总称。
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又称内在制度)是自生自发的，是社会价值或组织价值的具体表现形态；正式制度(又称外在制度)则是人为的，是靠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的。公共人事行政中的制度也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公共人事行政制度是由政府制定的对人事行政主体行为进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集合，是公共人事管理的依据。不同的行政人事制度下行政人员的行为不同，造成公共行政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也导致行政效率的不同。因此，行政人事活动对正式制度有着很强的依赖性。非正式行政人事制度是人事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直接反映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心理现象和道德现象。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相对于正式的人事制度，它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其变迁也更为困难。
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都可以被认为是人们追求一定人事行政秩序的结果，人们力图通过这些制度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自由、安全、稳定的空间。如果说在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的构建中，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努力把握未来、减少不确定性；那么非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安排就是人们对原发性规则(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的尊重，依靠这些规则人们构建了整个人事行政秩序。
二、公共人事行政之环境、价值与制度的关系
(一)价值、制度对环境的依赖
作为公共人事行政的三个核心概念之一，环境对于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由环境、价值与制度三者构成的互动循环中，环境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行政人事环境决定了行政人事价值的选择、形成和积淀，进而通过功能选择、制度设计对整个系统发挥作用。可以说，价值和制度二者是依赖于环境而生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共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都是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众所周知，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制度都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所谓专门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的，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事行政，有的只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或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圣人”和“德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共事务的增多，国家职能的扩大，才出现了专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环境的变化催生了整个公共人事行政制度，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使之不断延伸和完善。公共人事行政价值的生成演进亦是如此。环境是通过价值作用于整个公共人事行政制度的，环境塑造价值，而价值决定功能选择和制度设计。
其次，环境不仅决定了公共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还规定了其内在的目标、规模、结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和制度一旦顺应环境的需要产生和建立起来，就要对整个环境做出回应，来调整组织和人员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进而映射到系统的规模、结构，最终促进整个人事行政目标的达成。从数学函数的意义上来讲，环境是一个自变量，而价值和制度都是因变量，它们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事行政环境是价值选择和价值决定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导致了整个人事行政制度的变迁。
再次，人事行政系统中的各种要素，都要从环境中输入。没有环境所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就不能形成，制度也就不能建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边界是柔性的，它不仅要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其内部各子系统间也要进行这种交流。只有通过交换，价值和制度形成的要素才能获取，各种系统内外的资源才能得到整合，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
最后，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与制度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行动决定存在，存在决定思维。环境是随着人们的活动而不断变动的，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公共人事行政环境要求作为意识形态的人事价值作相应的变动，进而反映到人事制度中去。但也应当注意，价值也是分层次的。深层次的价值形态具有超稳定性，对于环境的变化反应也不是那么敏感。受环境改变的只是人们的一些表层观念、思想。因而，对这种具有超稳定性的深层次的价值形态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价值、制度对环境的选择与重塑
虽然公共人事行政环境对其价值和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价值和制度一旦产生，就有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们不仅仅受到环境的影响，还能动地影响着人事行政的环境。就像唐纳德·克林格勒说到的那样，“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与其价值取向有密切的联系。”[3](第41页)人事价值和制度对环境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更多的是能动的改造。这种能动的改造主要体现为人事行政价值、制度对环境的选择与重塑。
(1)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对环境的选择。人事行政价值是人们对于行政人事领域内部的各种行政要素(如人事行政权力、职能、方式)、制度和现象的理解、看法和价值选择的总称。它并非人事行政行为、行政要素和行政制度等概念本身，而是隐藏于行为、制度背后的看法、观念和思考。如前所述，它是作为人事行政系统的一种动力机制而存在的，它是一种人事行政制度得以建立和运作背后的思想根源。作为动力机制和共同的秩序，价值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对行政人事的环境进行挑剔的选择。公共人事行政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必须从环境中摄取各种物质、能量和信息。而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就充当了过滤器的功能——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安排在对外部环境摄取过程中进行取舍，只纳入与自身相关的那一份投入。
(2)价值和制度对环境的重塑。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不仅仅选择环境，更要设法改善、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这种重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价值和制度通过特有的途径和方式(譬如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改善人事行政环境，使环境得到优化。其次，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对环境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可以使人事行政环境按照价值的内在要求和制度的客观需要去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中有“道”、“器”之分，前者指某种自然之理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后者可视为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产生的具体世俗礼治和行为表现。人事行政环境、价值与制度之分就如“道”与“器”之别。举例来说，“官本位”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层级行政部门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顽疾，弊端显见，但是官僚制层级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事行政的价值呢？这是由环境导致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它一定蕴涵着相关人在具体制度环境中的现实思考和利益权衡。而“官本位”的思想也重新塑造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或许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持续如此之久的另一个解释。
(三)价值规划了制度的变迁
制度是按价值所规划的功能要求来设计的，并在新、旧价值的博弈中形成，随价值的变迁而变迁。价值对制度变迁的规划，主要外化为制度的“三性”上：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
制度合理性。即在一个由某种理念支持的制度系统内，其制度是否遵守该理念规定的“逻辑”，所表现出来的功能与价值是否与其“理念”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例如，制度是否体现了制度的本性与目的，是否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完成其目标上是否有效率，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制度的内在规律，制度的外在体现是否真正合逻辑、合规范。
制度合法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得到了较广范围的认同。在韦伯看来，一种秩序系统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其成员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也就是说，合法性表明秩序系统获得了该系统成员的认同和忠诚。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所制定的制度法规就是合法的。所以，制度合法性是指制度的这样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更主要的是来自根据有关价值体系所判定的、由社会成员给予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同的制度规范的可能性或正当性。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制度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另一方面是制度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制度合法性的内涵说到底就是公平与正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第1页)合法性强的制度应该使社会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趋于公平合理。
制度现实性。其内涵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任何制度都必须与它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而谈抽象的制度。其二，任何制度都必须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可运作性，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图景中。其三，任何制度都必须关注其存在及实施成本，成本过于高昂，也会使得制度失去其现实性。
制度的现实性也不完全是客观的，有时候也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由于一项制度给人带来的边际实际净收益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一种制度实行得久了，其收益和成本都可能被低估，当然两者被低估的幅度可能不会一样。一项旧的制度，由于它高昂的制度维持费用和制度功能实现费用，而易于被人们从“弊端”的发现中感受其成本的存在。一个理想的制度模式，由于其高效率而被人们期待着更大的收益，同时也忽略了其高效率同时也意味着高成本。
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制度的非现实性问题的存在，往往就会出现制度乌托邦。这种制度乌托邦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超越历史阶段导致的制度乌托邦；不考虑操作可能性导致的制度乌托邦；不考虑制度成本导致的制度乌托邦，等。
三、功能：公共人事行政的制度与价值的中介
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决定了人事行政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讲，二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但这种作用关系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必须通过一种中介机制——功能。
人事行政的价值对制度的影响，取决于人事行政功能发挥的程度。而功能的发挥，又取决于价值对功能的选择。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互异的价值导致了政府功能领域的不同，从而造就了不同的人事行政制度。借用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系统结构的优化与否直接影响着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而在行政系统中，其横向结构(部门化)和纵向结构(层级化)都是由长期所积淀下来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价值决定了功能的选择与发挥。而通过这种对不同功能的选择和整合，人事行政价值就实现了对制度的重组。
罗纳德·克林格勒与约翰·纳尔班迪合著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一书[2](第5页)将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开发和纪律与惩戒作为公共人事行政的四个必需的基本功能，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人事行政价值，并在不同的具体制度设计中运行，从而促进公共人事行政目标的实现。公共人事行政的这四项功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公共工作职位是稀缺的资源，它决定了上述四项职能的贯彻与基本价值冲突的途径与方式。公共工作职位之所以是稀缺资源，是由于他们的设置受到税收收入和支出水平的约束，公共工作职位的分配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正是这种稀缺性和重要性，使得个人为获得公共工作职位的竞争十分激烈。
人力资源规划的主要目标是预算准备和人力资源计划、在政府官员之间划分与分配工作任务(工作分析、职位分类和工作评估)、决定工作的价值(工资或薪酬)。公共部门人事管理者应承担技术人员、专业人员、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及斡旋者的角色。预算过程表现了政治回应性和效率的价值，科学的工作分类与分析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且有利于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被更多地加以关注。工资与福利制度不仅有利于改善雇员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助于提供评判雇员个人价值的相对客观的经济尺度，同时还能够体现个人权利的价值。
人力资源获取的主要目标是招募、选录和甄补政府雇员。公平就业机会、弱势群体保护行动和劳动力多样化计划对人事管理的功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计划均建立在社会公平和个人权利的价值，以及用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弱势群体保护行动的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由于公共职位是稀缺资源，因而在其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影响人力资源获取功能实现的价值冲突，这些价值是分配公共职位的基础，主要包括回应性、效率、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等。
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目标是适应、培训、激励及评估雇员，提高其知识、技能与能力。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重点和核心，追求工作质量要求雇主在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上给予投资，劳动力的资格条件要求雇员通晓公共服务提供的系统和适应顾客的需求。公共服务系统中的效率价值，为政府应对这些挑战提高了基础。绩效评估体现了个人责任、社会公平、效率和回应性等价值。职业安全与健康则体现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价值观念——对民选官员的回应、行政效率以及雇员权利的保护之间的难以避免的冲突。
纪律与惩戒的主要目标是确立、保证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期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建立惩戒途径与雇员申诉程序；健康、安全以及雇员宪法权利等。纪律与惩戒是人事管理四个核心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其过程体现了行政效率、个人权利与有关组织正义的合理作用的冲突。
总的来看，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四项功能之间是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并且与外部环境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其中，人力资源规划是基础，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蓝图和基石；人力资源获取是手段，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砖石；人力资源开发是核心，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心脏；纪律与惩戒是保障，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安全阀。上述四个方面的功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参考文献】
[1]萧鸿江：《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动力机制与人事环境改造》，载《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美]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行政人事制度篇5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制度建设；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F810.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引言
近几年，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反腐倡廉政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在制定内控制度时要加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管理平衡，从而保证国有资产的绝对安全。
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分析
1.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是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事业单位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与记录，可以有效的提高会计信息整体质量，对提高内控制度建立有着重要的监督与管理作用。
2.加了相关法律制度落实
建立内控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的管理与监督，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落实。让行政管理事业单位可以依照相关法律制度开展相关管理工作，解决行政事业工作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减少由于制度造成的经济损失。
3.确保我国财政资金安全
财政拨款是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每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因此，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可以对财务工作流程进行监督，及时发现财务漏洞，有效减少现象发生，对提高我国财政资金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4.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质量与效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资金流动，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对财务进行管理，这时候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可以有效的缓解财务压力，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经济损失，对提高行政事业单位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二、现阶段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内控制度意识薄弱
内控制度意识薄弱会直接影响内控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在一些事业单位内部，由于员工和会计人员的内控制度意识薄弱，导致相关政策无法有效落实，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内控制度的重要性，只讲求单位发展和经济利益，导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其次就是会计人员的内控制度意识薄弱，在行政单位的日常工作中，会计部门不能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实际业务活动中，对事业单位的决策和经济业务缺乏监督与管理，增加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安全因隐患。
2.内控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现有的内控制度主要是针对有关企业制定的体系和制度，缺乏对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内容的规范和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在管理上仍采用传统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来代替，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虽然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了有关调整，但整体内容缺乏合理性与规范性，导致内控制度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
3.预算管理水平落后
行政事业单位想要提高内控制度整体质量，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预算程序，但由于我国内控制度诞生较晚，再加上涉及的范围广泛，这就很容易导致预算在编制上出现问题。现阶段我国的预算管理主要是参考发达国家，导致整体水平较为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控制度的建立。
4.缺乏内控监督体系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中普遍存在财务人员财务知识陈旧、内控制度意识薄弱的现象，这种弱势队伍，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导致行政事业单位在内控监督体系上缺乏建设力度，尤其在没有内部审计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国家审计部门是无法对会计资料进行真正的监督和审计。
三、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对策
1.加强内控意识培养
为了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首要要强化各部门的内控制度意识，让每一位员工都切实认识内控制度的重要性。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对员工开展内控制度培训，让他们掌握相关内控知识，培养其良好的内部控制意识，从而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
2.加强政府监督与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是政府下属的职能单位，政府部门有权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在此基础上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可以平衡政府和行政单位的管理权力，提升政府监督与管理力度，减少现象发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力度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原有的内控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不管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想要取得更好发展，就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制定新的内控制度，逐层建立内控制度，明确各岗位的工作职能、落实责任，真正的将制度落到实处。
4.加强预算管理制度建立
预算管理主要是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行资金进行管理和分析，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它是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之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制度建立，有效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财政收支情况，将预算控制在一定的范畴之中。完善预算监督体系和执行责任制，从上到下，从员工到管理人员，减少、现象发生。
5.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行政事业单位应该不断的调整企业内部人员结构，加强人员素质培养，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人才选拔体系，定期对财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内控意识进行考核，对专业技能与思想落后的人员进行淘汰，最终为企业选择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提高内控制度建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内控制度建设主要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落实政府的相关政策要求。内控制度建设一方面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也有效的减少了现象的发生，对推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进魁.新形势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的必要性与对策分析[J].财会学习，2016，08：221+224.
行政人事制度篇6
【关键词】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
海事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是打击和制止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强有力的法律手段。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海事行政处罚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这一权力行使得是否得当，对于树立海事管理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执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海事行政执法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下面我们浅谈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控制措施。
一、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
海事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被普遍使用，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海事违法行为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泛、时效性较强，海事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十分具体；第二，海事行为所具有的专业性很强、其影响的地域也比较广阔，现行的海事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海事行政处罚的规定过于僵化；第三，目前我国的海事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因此，海事法律、法规只能授予海事管理机构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案情实际情况，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水域更清洁”目标的实现。
二、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及负面效应
1、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
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具有的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确定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自由裁量。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的行为，应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形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2、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负面效应
已经有学者将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各种类型予以总结如下：不正当的目的；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原因；错误的法律或事实根据；遗忘了其他有关事项；不作为或迟延；背离了既定的判例和习惯。
三、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海事行政处罚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各种类型可能并未涵盖所有的情况，但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对自由裁量施加必要的控制了。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从如下方面着手。
1、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海事法律法规
要处理好海事法律法规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制定的海事法律法规要照顾到各级海事部门对不同等级船舶及单位的不同要求，尤其在处罚金额的制定上要更加切合实际。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早已经开始实施，按照国务院1987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我们期待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尽早出台的同时能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2、提高海事人员行政执法水平
执法人员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海事业务水平，熟练掌握海事法规体系，才能把《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运用得得心应手，才能做到合法、合理、公正。如果没有过硬的业务水平，在行政处罚上就会存在很多的漏洞。比如，执法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要把握好行政相对人的两个违法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在作出处罚时就要考虑择重进行处罚，而不是对两种行为规定处罚幅度的上限分别进行处罚，如未按规定进行船舶进出港签证的行为是因未按《船舶最低配员规定》配足船员的行政行为引起的，那么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就要选择对未按最低配员这一项违法行为处罚幅度的上限进行行政处罚。这需要执法人员熟悉业务和法律知识，如果对业务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好行政处罚的合理性。所以说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是当务之急。有过硬的业务知识，是避免滥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前提。
3、提高海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每位海事执法人员都应该依法行政、秉公执法，即恪守职责、法为准绳、严守程序、裁量公正。每位海事执法人员都应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避免超越职权现象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裁量中不受血缘亲属、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在同等条件下，不会作出悬殊很大的处理和有意的偏向。海事执法队伍要整顿，要提高海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同时要尽快地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不断充实海事行政执法队伍，使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4、健全海事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主体不仅要有党组织、上级机关，还应有航运企业、广大船民，不仅要有外部监督还有外面监督。对已有的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要通过制定内部规范性文件、规章制度进行约束，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对不遵守规章制度、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人采取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奖励。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其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使每项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能做到行之有度、行之有序。同时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
5、坚持和完善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
按照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海事机构应当进行体制改革，制定职能分离制度，对海事行政处罚职能应作如下分离：由执法大队负责检查违法案件、简易程序案件的结案工作，由执法部门负责人对处罚决定进行审核，监督执法人员的工作，督促执法人员违法行政行为。对一般程序的立案、调查、取证、拟写调查报告，由海事管理科负责一般程序案件的结案工作；综合管理科法规员对整个案件进行监督审核，如一些案件处罚的幅度、对象、种类是否合法、合理进行；最后由业务主管领导审核把关。这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制度，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如执法大队与海事管理科应建立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环节，海事管理科应对谈话笔录、证据进行核实，如果存在欠缺应及时提出纠正；而执法大队应对海事管理科作出的处罚幅度是否合理或漏罚提出意见，供海事管理科经办人（法规员）参考，从而制约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
合议制度是指两人以上对某一案件进行探讨最后经多数人通过决议。海事机构规定：对个人罚1万元及以上，对经营人（单位）罚2万元及以上以及对船舶滞留等处罚必须进行集体讨论决定，这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行政救济制度是指行政相对人对他们的处罚有异议或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也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6、建立完美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制度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遏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过程的制度。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的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四、总结
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的一部分，它是海事行政执法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必须的权限，它能使海事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作用。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措施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能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使之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树立海事管理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执法权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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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制度篇7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措施
行政事业单位的主要任务是满足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国家社会经济要想快速的发展就需要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运行效率。借助有效的财务管理手段，可提高行政事业单位流动资金合理化的程度，提高资金的利用价值，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下是笔者对新会计制度下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的分析。目的是提高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有效性，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
1新会计制度推出的背景和意义
第一，立足当前经济发展趋势来分析。国际贸易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些国家蓄意制造纷争，呈现出贸易主义稍有抬头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逐渐减慢的缺失。我国经济立足世界经济发展大环境下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为了提高我国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就需要不断强化国家的财政实力，在保障国有资金和资产健康平稳运行的基础下，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基于此，国家就下发了新会计制度，依靠新会计制度的准则和规范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的管理。第二，立足行政事业单位深化改革层面来分析。当前形势下，各个领域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进程。尤其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更为迅速和紧迫。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方面较多，如单位的机构、体制、人事以及行政等不同方面。我国在行政事业单位立足改革不断推进的形式背景下，更需要深化财务管理改革[1]。依据新推出的《政府会计制度》解决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上存在资金管理不善、资金缺失预算以及资金交接流失等问题。新会计制度的提出可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和预算管理水平极大提升。第三，立足当前反腐斗争任务层面分析。反腐斗争是国家目前正在积极倡导的任务，行政事业单位同样也存在影响中国共产党自身形象的问题。基于此需要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立足新会计制度严惩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腐败之风。
2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2.1财务管理理念认识不完善。新会计制度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管理理念存在认识不全面的问题。表现为部门事业单位忽视了财务管理，没有认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财务管理人员在新旧会计制度之间的衔接环节上存在一定问题，表现为目前行政事业单位下的财务管理人员还是固守原来的管理模式和核算方法，没有全面认识新会计制度有效性，不注意学习，难以跟上新时展的要求。因此行政事业单位的每位成员都需要强化对新会计制度的认识，认真执行新会计制度下的内容[2]。2.2财务预算和控制上缺乏有效控制。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需要的资金主要来源国家的财政拨款，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存在有效地预算和控制，表现为预算编制准确性和合理性较低的问题。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缺少预算的约束，呈现出行政事业单位花钱不节制，心中缺预算等情况，还表现在工程项目中资金随意增加，直接导致超预算的情况出现[3]。2.3财务管理人员自身素质有待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务管理人员在专业性财务管理知识欠缺，如何控制财务信息掌握不清。还有在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上存在相应不足。这样的人员设置直接影响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有效性。分析其以上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本科学历的会计人员严重不足，具有会计师职称的人员更是为数不多。不少财务管理人员是在反复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这样的人员结构不利于专业性财务管理人员团队的打造。还有就是新会计制度下对财务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双核算体系下传统会计人员难以达到要求。2.4资金管理不严谨，专项资金管理有待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在资金管理上存在严谨性缺失的问题。表现为资金支出缺少有效控制，有些行政事业单位存在高消费高支出的问题。在资金管理不严谨的情况下，使人民群众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信任感下降。另外，行政事业单位在资金管理上也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闲置起来的资金不断增多，受不完善管理制度的影响，不能及时盘查闲置资金，出现资金浪费，利用率下降以及对账不符等问题。最后行政事业单位在专项资金的管理上也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财务管理人员在专项资金的分配上存在不严谨的问题，基于此专项资金挪用的情况较为常见。还有就是在专项资金挪用后，为了弥补空缺常出现豆腐渣工程[4]。
3新会计制度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有效措施
3.1全面开展新会计制度的学习，保障新旧制度无缝衔接。针对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对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认识不全面的问题，需要引导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强化对新会计制度的学习，保障新旧会计制度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财务管理人员在学习新会计制度的过程中，可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不断修缮自我，强化自身专业技能。因此各个大型事业单位和县市级行政单位都需要组织财务管理人员参与到新会计制度的学习中来，实施轮流学习的管理模式。针对新会计制度的较高专业性、复杂性、细化性以及高标准高要求的特点，可以邀请该领域上的专家前来开展讲座，如高等院校的会计专业学科带头人、知名专家学者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在学习中可强化对新会计制度的认识，了解新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必要性。这样便于财务管理人员在新旧会计制度上灵活转换和衔接，由此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5]。3.2加强财务预算和控制。加强财务预算和控制需要立足《预算法》，严格按照《预算法》的准则和规范展开预算。财务管理人员需要加强预算各个环节的管理，如预算编制环节、预算执行环节以及预算追加环节。首先，在预算编制环节要合理安排资金预算费用，科学论证分析工程项目开展是否可行。坚决抵制开展不能进行的工程项目，也不能出现预算费用随意增加的现象，避免改变整个预算计划。其次，在预算执行环节，安排预算和决算需要经过同级人大会议审议，在审议通过之后，各个部门需要认真落实自身的工作任务。并且保障各个部门在执行决策时不能出现乱调额度、乱编科目、乱加费用等问题。最后，在预算追加环节，额外项目和经费追加需要严格对待，提高关卡严谨性，禁止出现预算指标大大超出的情况。杜绝出现以领导为借口随机增加经费等问题，追加费用不管是大是小，都需要逐级审批[6]。3.3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素质。针对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需要努力构建一支高素质的财务管理队伍。构建高素质的财务管理队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进一步优化原有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结构。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人员要提高专业性，选拔该素质的人才，提高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结构。优先选拔正规会计专业毕业的人员，可按照以下比例选拔人才，如本科毕业生可占30%，专科和职专毕业生共占30%。这样的人员结构可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性，并能培养该领域上的人才。第二，加强对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定期开展讲座，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爱岗敬业精神，鼓励财务管理人员不断学习，全面提升自身素养。第三，落实加强对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对工作积极、表现优异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一定的表扬和物质奖励，对近期工作懈怠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或一定惩罚。依靠严明的奖惩机制可规范财务管理人员行为，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此外行政事业单位可以举办优秀财务管理人员表彰大会，对表现优异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年度奖励，由此可以增强行政事业单位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7]。3.4立足新会计制度提高核算精准性。新会计制度下需要提高会计核算的精准性。会计由五种要素构成，新会计制度下，需要全面推进五要素的改革。依据会计制度的新模式和带来的新变化提高会计核算的精准性。只有在会计核算精准性提高的基础上，财务管理的水平才能得以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才能不断强化。在核算中要确保原始票据、各种凭证以及记账等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保障核算的精准性。此外要根据会计框架进行核算，借助电算化反复审核每笔核算结果。最后在资产核算管理上要立足新会计制度下，做好新增资产类科目的核算。货币资金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影响会计核算的精准性，因此需要将以前重钱轻物思维管理模式积极转变，强化固定资产管理，在各个环节安排专人负责，如预算、采购、记账等环节[8]。
4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事业单位在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财务管理上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新会计制度下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有效性更是需要不断改革，新会计制度创新了旧会计制度原有模式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立足新时代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需要不断创新原有的工作理念，在全面认识新会计制度基础下，提升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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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制度篇8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的进步，会计内控制度应运而生。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对会计内控制度的使用比较少，并且在操作过程中出现漏洞，使得会计内控制度无法发挥作用。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概念认识，强化人员管理，提高企业执行力度，是确保会计内控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控制度的基本情况
（一）行政事业单位对会计内控制度的概念不强
会计内控制度，可以加强单位的财产使用效率，便于行政单位日常工作。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对会计内控制度认识度不高。主要原因在于诸多行政单位管理者，不了解会计内控制度，未认识到会计内控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未加以重视。甚至各别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误把会计内控制度当作预算控制，从而取消会计内控制度，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会计内控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把控，具有重要意义，优质的内控能力，能够精准的反映出单位的财务状况，帮助单位进行未来决策，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控制度的缺点
目前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对会计内控制度的使用比较少，并且在操作过程中疏忽，容易出现漏洞，小型的行政单位发生管理与财务脱节的现象。因此，会计内控制度会出现混乱，权责不明确，财产使用分配不当的情况。我国的行政单位，对会计内控制度的建立不够重视，资金投入有限，人力资源分配不足，使得会计内控制度的作用未能完全发挥，不能展现会?内控制度在行政事业单位中的作用[1]。
（三）会计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不足
行政事业单位的执行力度不足，导致单位内部管理较差，对日常工作与经济活动的监督较弱，使得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出现混乱现象，会计内控制度失去效用。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普遍重视预算管理部分，忽视对违章犯纪的惩罚，导致单位内部人员自身纪律感不强，影响行政单位的发展。会计内控制度的执行力不足，导致行政单位内部监督能力下降，造成工作中的错误。会计内控制度的实行，需要工作人员的支持，目前我国行政单位核算人员的素质不高，存在兼职现象，未对会计内控制度有良好的认识，导致会计内控制度无法发挥作用。
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控制度的准则
（一）有效性原则
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内控制度，要坚持有效性原则。行政事业单位的各个部门，都需要被会计内控制度制约，单位整体包括领导，都需要严格按照会计内控制度的要求规范自己，任何人不得违反制度，倘若违反制度规定，需要给与对应的处罚，作为警戒，以确保会计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会计内控制度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单位的情况，社会的变化，对会计内控制度进行更新换代，更好的实施会计内控制度。会计内控制度，需要根据单位业务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有效调整，不断的引进新的学科技术，才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生存，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2]。
（二）谨慎性原则
会计内控制度的最大作用，便是帮助行政事业单位规范风险，因此会计内控制度必须坚持谨慎性原则。会计内控制度对单位未来决策的确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将未来存在的危机，测算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提供保护。会计内控制度在实施时，防范危险要放在首位，危险的补救措施放在第二位，将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前进行预测分析，将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公司的经济利益。会计内控制度的谨慎性原则，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未来风险，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全面性原则
会计内控制度，要坚持全面性原则。行政事业单位在会计内控制度的制订当中，要根据公司具体情况，全方面进行考虑，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各个角度、多方面的进行思考，针对行政单位的现存问题，制订对应制度，对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制订相关政策。会计内控制度具有全面性，并非只属于财务部门，而是与各个部门以及所有员工息息相关。会计内控制度既是独立的，也是相应的，在处理行政单位内部问题时，要结合具体情况，互相尊重，站在公平的角度上解决问题，从而加强员工对企业的信服。
四、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控制度的管理措施
（一）加强概念认识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概念认识，有利于会计内控制度发挥作用。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与员工，都需要加强对会计内控制度的认识，积极参与会计内控制度的实施，支持并且指导会计内控制度的建立。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适合企业的会计内控制度。会计内控制度在进行建设时，优先借鉴之前的成功案例，吸取其经验，再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对应需求制定出企业需要的会计内控制度，去帮助行政事业单位处理日常问题，决策未来规划。
（二）强化人员管理
强化人员管理，是会计内控制度实施的关键。行政事业单位在招聘时，选择具备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对于公司内部没有会计资格证的员工，组织员工进行报考，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行政事业单位要强化人员管理，对于未按照要求取得资格证的员工，进行相关制度处理，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符合《会计法》的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会计内控制度发挥作用，要明确员工的岗位职责，避免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行政事业单位，要定期对员工进行业务培训，整体提高人员的素质与技能，提高员工的执行能力，使其积极的参与到会计内控制度的制订中。
（三）提高执行力度
行政事业单位需要提高企业执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实施会计内控制度。人员对于会计内控制度的不重视态度，导致员工的执行力度下降，阻碍会计内控制度发挥效用。行政事业单位，要加强其内部监督机制，对员工的工作进行严格把控，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工作内容的每个步骤，确保制度的有效性。提高员工的执行力度，需要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建立独立的审计部门，监督会计内控制度薄弱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补救，避免给单位造成损失。提高执行力度，使得会计内控制度顺利开展，有利于其在日常工作中发挥效用。
行政人事制度篇9
1和谐社会与行政裁决制度
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石。所以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而在社会纠纷日益增多，人们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裁决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以法定程序，以第三人的身份裁决平等主体之间与行政管理有关的特定民事、经济纠纷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裁决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外解决社会纠纷的新型模式，是“根据社会需求在行政权和司法权充分分立的基础上所做的理性选择”，是“司法诉讼外的一项独具特色的争议解决机制”。因此合理、完善、健全的行政裁决制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首先，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的技术性、专业性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行政管理变得日益技术化，行政职能变得日益专业化，行政机关能够利用所拥有的行政裁决权来解决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因为解决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不仅需要法律知识，还需要有关的行政专门知识和行政经验，而对于缺乏相关行政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优势的法官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同时由于司法权的被动性，公民纠纷的迅速解决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此，对于解决这种技术性和专业性要求相对较高的纠纷，行政机关可以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行政权力及行政管理经验，使纠纷得到公平、合理、迅速的解决。同时行政机关行政权的主动性也弥补了司法权的被动性。以环境污染纠纷为例，“环境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项多在于环境侵害是否发生,发生的程度如何,是否在可容许的限度内,如何进行计算赔偿等。由于环境侵害的间接性,其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借助有关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加以判明”。所以行政机关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的行政裁决权更公平合理客观的处理。
其次，行政裁决适用的程序属于行政程序，其程序的便捷性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价值
“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以最少的牺牲和浪费来尽可能多地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行政裁决适用行政程序，具有准司法性，吸收和容纳了司法程序的内容，但较司法程序要简单快捷，更注重对效率的追求，因此行政裁决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因为行政裁决机关在行政裁决程序中拥有完全的指挥权以及行政权的主动性，使得行政主体既能主动询问当事人，也可以主动的调查证据，科学、及时的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手续，从而加快了纠纷的解决速度，有利于当事人减少繁冗的诉讼，也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可见，“行政裁决是行政活动复杂性、效率性与司法程序公正性的有机结合，也决定了其解决纠纷既要迅捷，纠纷解决的成本又要低廉”。5兼顾了公平的价值目标与效率的价值追求。
再次，行政裁决对部分特定民事纠纷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秩序与国家政治秩序的和谐运行
在一些特定的民事纠纷案件中，不仅涉及到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环境污染纠纷、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等。而司法程序在解决个体纠纷时往往难以顾及到社会公共利益，而行政机关能充分的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综合、全面的发挥行政主体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同时，一些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既是民事的，也是行政的，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同时一并解决民事纠纷，就可以避免法院重复劳动及相互矛盾的认定结果，而且行政机关凭借其拥有的各种裁量权在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中进行协调认定，也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
再次，行政裁决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决定中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还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务员的基本准则。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行政裁决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行政主体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也有利于行政机关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在解决特定民事纠纷时，相关行政主体将服务行政的理念注入行政裁决实施过程中，以专业、快速、经济的纠纷解决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救济，必将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7
2国外行政裁决制度的研究
2.1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行政裁决所制度是极具英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既和行政诉讼有关，也与国家管理有密切联系，是司法制度的辅助制度。
英国行政裁决种类繁多，但其作用主要在于运用裁决所成员的专门知识和特定的规则，公平、公正、公开的解决特定领域的纠纷。其特点主要表现在：（1）在管辖范围上，既管辖行政案件，也管辖民事案件；（2）在组织与运作上，行政裁决所是由法律规定设立的独立自成体系的中立的裁决机构；（3）行政裁决所具有很强的法律专业性和行政专业性；（4）在程序上，主要适用准司法程序，较之司法审判程序简便，规则灵活且费用低廉。
在行政裁决的人员组成上具有独立性。裁判所主席是由大法官任命或由部长从经大法官同意的预定名单人员中任命，其他成员可由裁判主席或部长任命。
在运作程序上，英国没有适用于各行政裁决所的统一的程序法典，而是每种类型的行政裁决所都是由大臣制定一套适用于自己的程序规则。在审理方式上，实行对抗式；在证据规则上，通常不受证据法规则的约束，在给予当事人公平的申辩机会的情况下，也可采纳传闻证据。但进行现场调查时，裁决所须在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救济方面，行政裁决所没有最终裁决权，对裁决不服的救济主要是上诉，但上诉是法律有规定才存在的，上诉的方式主要有向另一裁决所上诉、向部长上诉、从裁决所向法院上诉、没有规定上诉权利或无权上诉等。
2.2美国的行政裁决制度
美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主要的行政机关外，还有许多法律给予一定独立地位的行政机关。独立的控制机构是随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加强而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独立控制委员会就是以其专门性和技术性对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进行解决和管制的。
独立控制委员会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不受政治影响。独立控制委员会采取两党制，不对总统负责，单独决定政策，因此委员会可以依据其专业知识客观公正的处理纠纷；（2）准司法权。独立控制委员会对违法行为具有裁决的权力且不受外界影响；（3）规则的一致连贯性。独立控制委员会是由集体讨论和决议的，需要多数同意，使得规则保持了一致连贯性。
在组织上，独立控制委员会一般由5到7个委员组成。他们的讨论和决议都是集体决议，避免了独任制的缺点。委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的同意后任命。
在权力上，独立控制委员会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同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在程序上，独立控制委员会采用职能分离制度来对正当法律程序予以保障。即同时具有追诉权和裁决权，但分别由不同的人员来行使，且有不同的程序性规定。
在美国的行政裁决制度中，听证制度是被认为是美国行政裁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体内容的体现。正式听证必须公开，但并不是绝对的原则。在程序上，听证制度没有固定的格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行政主体视具体情况可以进行事前听证，事后听证，也可以结合事前听证和事后听证。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然而任何一种听证形式，必须包含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当事人有得到通知及提出辩护的权利，是否具备这两项权利是区别公正程序与不公正程序的分水岭”。10
2.3日本的行政争诉制度
在日本，行政机关依申请，通过特定的程序裁决民事、行政争议的过程，称为行政争诉。行政争诉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1）行政不服申诉；（2）行政审判；（3）特别的不服申诉；（4）当事人争诉。
(1)行政不服审查
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不服审查指的是对行政厅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服向有关行政厅提出，请求审查其处分及行为的违法、不当，纠正及排除违法不当的处分及行为的程序。12
行政不服审查制度作为一项极具日本特色的制度，其作用主要在于，“关于行政厅的违法或不当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通过对国民开设行政厅的不服申诉途径，通过简易而迅速的程序，以谋求国民的权利利益救济，同时确保行政的公正运行”。13
（2）行政审判制度
日本的行政审判制度是模仿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一般是指，“从通常的行政机关系统独立出来的行政委员会或者与此类似的行政机关，通过类似于裁判的程序即准司法程序，来作出一定决定时的该决定本身，或者与该决定有关的程序在内的制度总体”。14但是行政审判制度在日本没有统一的行政审判法律，其规定主要由分散的法律而设置。其主要特征在于审判机关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从而保证了裁决的公正性。
特别的行政不服审查主要适用于特别法律的行政不服审查申诉。
（3）当事人争诉
当事人争诉主要是指，平等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由于争议内容的特殊性，从而由行政机关按照特定程序，解决有关纠纷的制度。当事人争诉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作为对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是否成立的确认，如对地方公共团体课税权归属的纠纷；
②法律规定根据当事人的协议而形成法律关系，但当该协议不能达成时，经一方当事人申请，该法律关系可由有权限的行政机关来形成；
③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时可对关于私人间法律关系的纠纷进行裁决。
关于当事人争诉的程序，主要是由各个单行法律予以规定。
3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和谐因素
3.1行政裁决的法律名称不统一
行政裁决权覆盖了我国社会生活相当大的范围，但是法律名称却不尽相同，尤其是各个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裁决的规定很不统一。就目前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主要有以下几种：（1）处理。如《专利法》第五十七条，《商标法》第五十三条，《土地法》第十六条，《草原法》第十六条；（2）责令。如《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等；（3）调处。如《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规定》第七条；（4）裁决。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三条；（5）裁定。如《商标法》第四十一条。
行政裁决概念的模糊混用造成了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力和责任的不明确，也造成了制度上的不统一及法律的不权威，增加了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3.2行政裁决的范围不明确且有缩小的趋势
综观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其中有关行政裁决的范围的规定所反映的问题比较多。我国法律法规仅笼统的将行政裁决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补偿纠纷、权属纠纷、民间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裁决，也就是说我国对行政裁决的范围主要采用了单行立法明示规定的方式，但是没有明确行政裁决的具体范围，即具体哪些特定的民事纠纷可以进行行政裁决。同时大多数的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有关机关裁决，但有的法律法规只规定有关机关可以裁决，以致于到底由哪个机关裁决并不明确。行政裁决范围的不明确造成了相对人不知向谁申请，也造成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裁决时拖延怠慢，不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中行政管理的需要。
同时，“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逐渐弱化。许多行政机关为了避免重复处理,有放弃调解的意思”，16以致于许多新制定或修改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了行政裁决的内容。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废止了公安机关对民事赔偿的裁决制度，将公安机关享有的行政裁决权修改为了调解处理权。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只有调解，而没有行政裁决的内容，且调解也不是公安交通部门必须的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都没有有关原行业主管部门拥有行政裁决权的规定。有关环境方面，“实践中，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处理也逐渐变成了调解性质，从而严重影响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及时、有效的处理”。17
3.3行政裁决缺少承担相关职能的专门机构
当前，行政机关在行政裁决机构的设置上，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一是由行政机关的法制部门兼管行政裁决；二是行政机关根据所裁决纠纷的性质，确定相关业务部门负责行政裁决；三是在裁决工作量大，专业性较强，裁决的法定时限较短的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专门的裁决机构，如拆迁办。18行政裁决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出现了特定的民事纠纷时，拥有行政权的行政机关要专业、迅速、客观的解决纠纷，但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缺少或笼统的都由一个机构来行使，势必造成行政主体难以客观、公正、迅速的处理纠纷，行政相对人不信任或不愿行政裁决，同时也会增加法院的负担。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行政裁决的机构设置及相关人员的配备没有具体的规定，都是由一般行政主体及执行管理职能的机关兼理。由于一般行政主体相关业务素质和专门法律知识的欠缺，以及执行管理职能的机关人员对行政裁决的生疏，使得行政裁决专门、迅速解决纠纷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行政裁决制度中行政执法与司法主体合二为一也不符合公正的要求。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行为的日益频繁，人们法律权利意识的逐渐提高，特定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目前这种仅由一般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来兼理裁决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及行政管理的需要。
3.4行政裁决的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受到“重实体，轻程序”实用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尚欠成熟的行政程序法学理念的研究，使得我国的行政裁决程序研究更是步履维艰。
就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缺乏独立、完整、统一具体的行政裁决制度。
首先，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比较落后，所以有关行政裁决程序方面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实体法。同时，我国既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没有专门的《行政裁决法》，使得行政裁决程序零星规定于有关法律法规之中，所以行政裁决程序的模糊失衡影响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效力。
其次，现有的行政裁决程序规则并不完整，存在着程序瑕疵。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基本上只有对行政主体资格和救济方面的规定，而对行政主体义务和权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存在瑕疵的程序在实践中易于造成行政主体超越职权、、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等现象的发生。
再次，我国没有统一具体的行政裁决程序。作为一种准司法的行政裁决活动，要实现裁决，司法化的程序设置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行政裁决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与受理、回避与调查、听证与对质、调解与裁决、执行。这样行政裁决的程序才完整。但是从零星散于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可见行政裁决的程序一般包括以下步骤：申请，调查，审查和听证，裁决。但是在实践中，如《安徽省征地补偿争议裁决办法》中将其分为：申请与受理、调查与协调、裁决三部分。可见，行政裁决在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而具体的程序。
“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19，行政裁决作为一项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套独立、完整、统一具体的行政裁决程序为依法行政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完善我国的行政裁决程序。
3.5行政裁决的救济制度不统一
行政救济主要是在行政作用给国家权益造成侵害或负担的情况下，根据该国民的请求，通过一定机关防止和排除其侵害或负担，以保护、救济国民的权益。20根据目前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裁决的救济模式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但是行政复议的很少。行政裁决作为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大多数的都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救济。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的《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对行政机关就赔偿问题所作的裁决不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最高法院2000年的关于行政诉讼新的司法解释，也未排除对上述裁决和强制性补偿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21在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如果对行政裁决结果不服，一般也可以向法院提讼。
而有一部分行政裁决只能就原来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21条规定，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当事人必须执行。如有异议，可以在处理决定作出后，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可见，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对裁决结果不服，可以就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大部分的行政裁决救济都没有包括行政复议。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只规定了对自然资源的权属民事纠纷裁决的救济可以进行行政复议。但是随着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多，行政裁决作用的发挥对行政裁决救济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而目前这种狭隘的行政复议范围显然不利于对行政裁决进行救济。
行政裁决涉及的内容广泛，领域繁多，对于其救济问题大多采用列举式，有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有的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上并没有予以统一，造成在实践操作中更是混乱无序，显然行政裁决救济制度的不统一不利于行政裁决在和谐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完善和谐社会建设中的行政裁决制度的对策
4.1统一其法律名称,明确并适当扩大其范围
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行政裁决法律名称不统一,造成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混乱无序。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笔者建议,按照“行政裁决”来统一命名。因为行政裁决这一概念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通说，易被人们所熟知与运用。同时行政裁决制度是行政机关处于中立地位，居间裁决平等主体特定纠纷的制度。因此，用行政裁决这一概念更科学贴切。
依法行政要求我们行使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依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因此在法律法规中应该首先对行政裁决的事项予以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首先，在立法上对行政裁决权予以明确规定，因为行政裁决制度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体现。为了维护其法律权威性，有必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制定；其次，制定统一的《行政裁决法》，对行政裁决制度做出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尤其是对行政裁决的范围、种类应以明确规定，如特定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哪些机关申请，而不能笼统模糊。同时，对行政裁决制度的一些特殊问题，应以特别规定的方式作出调整。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依法行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六中全会提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因而行政裁决以专业迅速解决纠纷的功能更应得到适当的加强。针对目前在某些方面呈现缩小态势的局面，我们应该适当扩大行政裁决范围，增加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关的行政裁决种类，如：交通纠纷的裁决、治安管理纠纷的裁决，环境污染纠纷的裁决，劳动就业与再就业的裁决，医疗纠纷的裁决等，并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
4.2成立相对独立的行政裁决机构
如前所述，针对我国目前的行政裁决机构的设置情况，笔者建议成立相对独立的行政裁决机构。
4.2.1成立专门的行政裁决机构
在国际上，如英国，设立了很多专门的行政裁判所，有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财产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等。我国目前个别法律也有规定，如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权争议的裁决，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权争议的裁决。因此笔者建议，在一些职权性及民事纠纷繁多的行政裁决领域成立专门的行政裁决机构，如交通运输裁决机构、土地裁决机构、工业产权裁决机构等，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政裁决机构实际上类似于依靠专业知识进行纠纷解决的英国裁判所”。22
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在行政管理中出现的国际民事纠纷，可视情况成立专门的或有独立职能的行政裁决机构。
4.2.2成立有独立职能的行政裁决机构
针对目前我国大多数行政裁决机构的设置情况，可以在大多数领域仍把裁决机构设置在行政机关内部，但应该使其成立为有独立职能的行政裁决机构。其独立职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如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等；还体现在程序上，要严格按照行政裁决的程序进行理性裁决。
4.3进一步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程序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依法行政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有相对独立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因此进一步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程序是改革和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重要内容。所以，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出发，在制度层次上，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统一具体的行政裁决程序。
首先，应该有专门和独立的行政裁决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对于行政裁决程序，应该有专门的条款来规范行政机关的活动，如在《行政裁决法》中予以专门规定。以奥地利为例，“奥地利一般行政程序法也有专门的行政裁决程序”。23
其次，行政裁决程序应该完整化。正如前面所述，行政裁决的程序中应该有对行政主体义务和权限的规定，从而使行政裁决活动的价值得以实现。
再次，行政裁决程序要统一具体，具有可行性。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事实比较清楚，证据确凿且争议不大的纠纷。行政机关在简单调查的基础上，直接采用书面方式进行裁决即可。普通程序主要包括以下程序：
（1）申请与受理程序
作为程序的发动环节，纠纷当事人应首先向行政主体提交申请书和相关的证明材料。申请书一般应以书面形式，特殊情况下也可口头形式。收到申请书后，行政机关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形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不符合条件的，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理由。
（2）回避与调查程序
行政主体在受理申请后，应将申请书副本送达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且另一方当事人应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明材料。行政主体对有关材料进行查证、核实，同时，在调查过程中，应适用回避制度。
（3）听证与对质程序
行政机关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之权利。同时，行政机关应当事人之申请应该组织听证，由当事人陈述理由、辩论、质证，并向证人了解有关情况。在双方当事人对抗的环境中，可以帮助行政主体进行理性裁决。
（4）裁决
行政机关应根据事实和法律及审理情况进行裁决。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及时作出裁决，作为裁决结果最重要的部分裁决理由要具体而充分的作出。如果不是最终裁决，行政主体应当告知当事人能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讼，或诉讼的期限和管辖机关。
（5）送达与执行
裁决作出后要及时送达当事人，此时裁决才发生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不履行的可以由裁决机关依法强制执行。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保证行政裁决客观、合理、公正，完善行政裁决程序意义深远。
4.4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法律救济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四个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体现了我国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同时，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公民提供全面、公正的法律救济也是人权保障的内容。因此完善行政裁决的法律救济制度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人权保障的体现。
4.4.1以民事争议为主，行政问题为辅的案件适用民事诉讼
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的裁决并无异议，当事人不是针对行政裁决机构而，而是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裁决结果不满意。因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本质应该是民事争议。所以笔者建议，应该适用民事诉讼。首先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的权利义务对等，通过民事诉讼可以充分的主张自己的权益。
其次，有利于减少行政机关过多的应诉。行政机关有大量的日常工作，如果都以行政诉讼救济，那么行政机关就会无暇应对而减少裁决的积极性。如果这类民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那么就可以减轻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也可以解决民事争议，这样也更利于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
4.4.2以行政争议为主，民事问题作为附带问题的案件适用行政诉讼
此类案件主要是双方当事人对行政裁决权的行使有异议。应该说当事人主要是针对行政裁决权而的，因此应该属于行政案件，但是这类案件是由民事案件引起的，鉴于此，笔者建议，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首先，我国法律对此应予以规定。因为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类诉讼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因此法律应该规定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其次，法律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行政裁决纠纷的司法变更权。因为法院对错误行政裁决的撤销，只是否认了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司法职权的错误。因此对法院赋予司法变更权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行政和民事争议并重的案件可视争议焦点合理的适用。
4.4.3完善不服行政裁决案件的行政复议制度
在我国《行政复议法》中仅有对行政确权的救济，而其他的救济却没有规定。既然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那么对行政裁决结果不服而进行复议也是可以的。由行政机关复议不仅可以及时纠正作出行政裁决结果的行政机关的错误，而且也减少了行政机关应诉的可能性，减轻了法院的负担，而且从效率的角度而言，行政复议也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同时还可以监督行政机关提高行政裁决的质量。但也应对行政复议作出一些限制，当事人如对行政复议不服，也可以向法院。同时，行政复议是由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而非法律规定必须适用。因此，鉴于我国行政复议范围狭小，尤其是对行政裁决不服进行复议的范围，更应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5结论
法治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控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依法行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多，行政裁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裁决制度，由于存在种种缺陷，显然不能满足人们要求迅速、公正解决纠纷的需求，也不利于行政机关充分发挥依法行政的作用。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研究并完善行政裁决制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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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制度篇10
建立公正的、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实现行政现代化，就必须通过立法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
现代行政程序究竟有哪些制度？或者说为推进行政现代化，我们究竟应建立哪些行政程序制度？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笔者认为，下述行政程序制度可以作为我们优先考虑的范围：
（一）情报公开制度
情报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行政决定及行政机关据以作出相应决定的有关材料，行政统计资料，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制度，办事规则及手续等。所有这些行政情报资料，凡是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和复制。美国《情报自由法》第1条明确规定，每个行政机关对其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办公地点、依法制定的实体、程序规则及其修正、修订、废止、公众向其提出意见、请求及获取情报的地点，都必须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公布；每个行政机关对其尚未公布的政策声明和解释，对公众有影响的行政人员手册以及其裁决案件的最终意见以及行政命令，均应依法允许公众查阅和复制。〔1〕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60-6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私人要求，应向其提供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之程序进行情况的资讯；私人有权获知对该等程序作出之确定性决定；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非保密卷宗、行政档案及记录或取得有关复制、影响资料。〔2〕我国法律目前尚未对情报公开制度作出详细规定，但有关法律文件对其有一些零星的规定。如国务院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规定》要求，行政法规必须公开，在《国务院公报》上登载；〔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等等。
情报公开制度在整个行政程序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价值在于：其一，有利于公民参政。因为知政是参政的前提，而公民要知政，政府活动的情报就必须依法公开，公民能依法获取有关政府的资讯。其二，有利于公民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公民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如申请许可证执照，领取抚恤金、补贴、救济或者申请游行、集会、示威等，都必须先了解有关这些方面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否则，其权利的实现就会遇到各种麻烦，从而造成时间耽搁或人力、财力的无谓损耗，甚至导致相应权利根本无法实现；其三，有利于防止行败。“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温泉，有了情报公开，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无疑能减少腐败；其四，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行政侵害和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有效地寻求救济。旧时专制者最喜爱的统治方式是“愚民政策”（情报不公开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情报不公开，公民对政府的运作全然无知，这样，专制者便可任意侵犯人民的权益而人民无以对抗，无以获得救济。有了情报公开制度，专制就难以存在。公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他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控告政府和取得救济。这样，公民的权益就会获得比较切实地保障。
（二）告知制度
告知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其具体要求是：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事先告知该行为的内容，包括行为的时间、地点、主要过程，作出该行为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相对人对该行为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告知制度通常只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适用前述情报公开制度。此外，告知制度主要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前程序，事中、事后程序中有需要告知相对人的事项，行政主体自然也应告知。但是有关行政行为内容及根据的重要事项，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可采用书面形式，也可采用口头形式，但对于重要事项的告知，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如事后相对人与行政主体是否告知发生争议，行政主体应负举证责任。
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告知制度。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55条规定，由行政主体依职权实施可能损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事先告知相对人，告知应包括程序的实体内容，程序的开始日期，进行程序的部门与程序标的。日本《行政代执行法》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代执行处分，必须事先以文书告知相对人代执行的宗旨，相对人仍不自行履行义务时，应向相对人发出代执行令书，告知其代执行的时间，执行负责人的姓名以及代执行的费用概算。我国《行政处罚法》也明确规定了告知制度，该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告知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尽可能防止和避免行政主体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发生，给相对人权益造成既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害。相对人事前得到行政主体将采取某种行为的信息，如认为其违法、不当，就可能依法采取措施，阻止其行为的发生。其二，有利于减少行政行为的障碍或阻力，保证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许多行政行为的实施，如收税、征用财产、代执行、强制拆迁等，均需相对人的一定配合，事前告知相对人，可使之有一定准备，以便减少行政行为实施的困难。否则，既可能导致行政行为的目标实现不了，也造成相对人利益的不必要的或过分的损害。其三，事前告知也体现了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利益和其人格的一种尊重。
（三）听取陈述和申辩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是与告知制度紧密相衔接的一项行政程序制度。行政主体拟实施一定行政行为，在告知相对人后，相对人可能认为相应行为违法、不当，根本不应实施该行为；也可能认为相应行为虽应实施，但所持事实、法律根据不当；或者虽认为行政行为不存在瑕疵，但其对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方法有所建议、要求。无论属何种情况，行政主体都应认真地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并加以认真的、充分的考虑，如其合理、适当，则应予以采纳；如不合理、不适当，虽不应予以采纳，但应向相对人予以解释、说明。行政主体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一般应记录在案，以作为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证据。
在现代行政程序制度中，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是一项较常见的制度，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或其他行政管理法均规定了这一制度。如德国《行政
程序法》第58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应给予当事人陈述与相应行为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3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处分时，应依法履行让相对人陈述意见的程序。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相对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听取，对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进行复核，经复核认为成立的，应予采纳。该条并且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我国即将出台的《公务员法》及其相关条例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分的行为，亦将规定类似的程序。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的主要价值与告知制度的价值基本相同，其一在于保证行政决定的正确性，尽量避免行政错误的发生；其二在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其三在于尊重相对人的人格尊严。听取陈述、申辩制度是告知制度价值实施的保障，没有听取陈述、申辩制度，告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去意义。
（四）职能分离制度
职能分离制度与前三项制度有所区别，其直接调整的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而是行政机关内部机构和人员的关系。该制度要求将行政机关内部的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于不同的机关或不同的工作人员掌管和行使。例如，法律在规定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时，将调查控告职能与作出处罚裁决的职能分离，要求此两种职能分离属于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工作人员行使。负责调查违法行为事实和提起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不能同时作出行政处罚裁决，行政处罚裁决应由相对独立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作出。
职能分离制度最先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该原则要求任何与争议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参与争议的裁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规定，为行政机关履行调查和职责的官员或其代表不得参与该案或与此案事实上有联系的案件的裁决，对这类案件亦不得提咨询性意见或建议性裁决。我国过去仅在司法领域实行职能分离制度，直到近年才将这一制度引入行政领域。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规定处罚的听证程序和执行程序时确立了职能分离制度，规定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人员不得主持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某些当场处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4〕职能分离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腐败和滥用权力；其二，防止执法人员的偏见，保证行政决定公正、准确；其三，有利于树立行政机关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和消除公众对行政机关偏私的疑虑。
（五）不单方接触制度
不单方接触制度是调整行政主体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如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单独约见一方当事人等），听取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等。不单方接触主要适用于行政裁决行为。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规定，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裁决应为所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使他们能提出和研究各种事实、证据和解决办法；主持接收证据的职员不得与某个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单独征询意见，如需行征询意见，必须向各方当事人发出通知，使所有当事人都有机会参加。除行政裁决外，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时，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为取得同一事项的有竞争性的许可证而向行政机关同时提出申请时，行政机关应为之举行听证，同时听取各方当事人的申请理由和接受、审查其证据，而不能单独与其中一方当事人接触。目前我国涉及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中尚未明确规定不单方接触制度，只在司法程序中有这种要求，如法官审理案件不能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在庭外讨论案件的处理，案件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法官不得采纳由一方当事人提供而未经双方质证的证据。司法程序的这些要求在今后行政程序立法中应予借鉴，当然其严格性和适用范围应加限制。
不单方接触制度有近似于职能分离制度的价值。职能分离制度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分权而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制约；不单方接触则是通过分隔行政机关与外部当事人的不合理联系而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制约。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其一，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一方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而导致行败；其二，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一方当事人不实或情绪化陈述及虚假或片面性证据的影响而形成偏见，导致对其他当事人的不利，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三，维护行政机关在各方当事人心目中的公正形象，减少其对行政决定公正性的疑虑。
（六）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包括三项内容：〔5〕其一，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同一行政机关任职或者不得在同一行政机关内担任双方直接隶属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此外，公务员如有某种法定亲属关系的人员在某行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其不得在该机关内从事某些特定工作，如人事、财务、审计、监察工作等。此种回避称“任职回避”。其二，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公务员不得在原籍县、乡、镇任职。此种回避称“地区回避”。其三，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不得参与该事项的处理。此种回避称“公务回避”。行政程序回避制度中的回避，主要指公务回避。例如，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第7条规定，行政人员执行公务有下列情形者，应自行回避并请求：（1）本人、配偶、血亲、姻亲之尊卑亲属，同祖兄弟姊妹或其他更近之血亲或同等之姻亲参与之案件；（2）养父母或义父母，养子女或义子女、被监护人或责任抚养人之案件；（3）曾为一方当事人之授权人或尚在中之案件；（4）如有其他重要理由存在，足以怀疑其完全公平性时；（5）在诉愿中，曾参与被声明不服之下级官署的裁决者。其他国家，如日本、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的行政程序法亦有类似的回避规定。我国行政法规定的回避范围较窄，法定回避事项限制较严。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回避情形仅有一项：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6〕《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公务回避的范围亦限于：涉及本人或者涉及与本人有法定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情形。〔7〕回避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防止偏私，保障公正。既保障实体的结果公正，又保障程序的形式公正。因此，回避制度是行政程序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行政程序法中有普遍的规定。
（七）记录和决定制度
记录和决定制度的内容是：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其过程应有记录，其最终形成的意见表示应有书面决定，并送达相对人，为相对人所受领。例如，西班牙《行政程序法》规定，凡属（1）限制相对人权利的行为；（2）处理提出诉愿的行为；（3）与以前行政行为不一致的行为；（4）由法律规定的行为；以及（5）成为诉愿对象的行为的中止协议，行政机关必须作记录（第43条）。即使行政机关以口头方式行使职权（非作出裁决），如有必要，亦应由口头接受的下级机构作出书面记载并签字（第41条）。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私人向其提出属其权限之所有事项，有作出决定之义务。我国过去在行政程序中不重视记录和决定制度。行政主体对其行为是否予以书面记载和作出书面决定，随意性很大。这种情况随着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而开始有所改变。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处罚而进行检查、调查、举行听证等均应制作笔录；最后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处罚，必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8〕记录和决定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保证行政行为的严肃性、稳定性，防止行政机关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损害相对人的权益；其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提供顺利进行的条件。主要由行政记录和决定等构成的行政程序案卷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来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缺少这些主要证据就难以给予行政相对人有效的救济；其三，规范化的行政程序记录与行政决定书本身体现着现代行政的文明，是行政现代化的标志。
（八）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的内容是：行政主体作出涉及相对人权益的决定、裁决，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权益有不利影响的决定、裁决，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其事实根据、法律根据或行政主体的政策考虑。除了具体行政行为以外，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在有关政府公报中说明其事实和法律根据。
许多国家和行政程序法均明确规定了说明理由制度，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的书面行为或书面确认的行为，得书面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应说明其决定所考虑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主要理由。行政机关在裁决中，亦得说明其进行裁量时所持的观点。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相对人不利处分时，应向相对人说明有关处分的理由。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124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法律规定应说明理由的，应说明理由，对于下列行为，不论法律有无规定，均应说明理由：（1）以任何方式全部或部分否认、消灭、限制或损害相对人的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课予或加重义务、负担，或给予处罚；（2）对相对人声明异议和申诉人作出决定；（3）作出与相对人要求、建议相反的决定；（4）作出不同于惯常做法的决定；（5）废止、变更或中止以前的行政行为。其他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如荷兰的《基本行政法典》第31条，西班牙的《行政程序法》第43条等亦明确规定了说明理由制度，法国还制定了专门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法》〔9〕。我国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程序的说明理由制度，但个别法律中有所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给予相对人行政处罚，应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和证据，以及处罚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领域确立了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体现对相对人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其二，使相对人明了行政行为的根据、理由，以便于相对人理解相应行为和配合相应行为的实施；其三，体现现代行政文明，有利于树立政府的文明形象。
（九）时效制度
时效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涉及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法律、法规要对之确定明确的时间限制。如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法律法规要规定其申请的时限、审查的时限、决定的时限、送达的时限等；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行为，法律法规要为其规定调查相对人（外部相对人，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或内部相对人，即公务员）违法行为的时限，审查违法违纪事实，证据或听证的时限，作出处罚、处分决定的时限，向相对人送达处罚、处分决定书的时限，执行的时限，等等。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典》共167条，其中有时效、时限、期间规定的即有40条〔10〕。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过去对时效制度不太重视，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很少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时限，这种情况到九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变，如去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有时效、时限规定的有7条〔11〕，如第29条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违法行为的时效为2年；第37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调查检查中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的期限为7日；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向作出处罚时不在场的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期限亦是7日，等等。
时效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保障行政行为及时作出，避免因行政行为的拖延耽搁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其二，防止和避免，提高行政效率；其三，督促行政主体及时作出行政行为，防止因时间拖延而导致有关证据散失、毁灭，或环境、条件变化，影响行政行为作出的准确性；其四，有利于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
（十）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