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1
（一）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概念
警察行政执法，是指在实现国家警察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警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警察行政法律规范，以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服务社会的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治安、交通、消防、出入境、边防管理等行政行为[2]。规范警察执法即是对其执法的控制，狭义上说仅是指从法律、法规方面规范警察行政执法的行为和制约警察行政执法的违法违规行为[3]。本文所讨论的是广义的范畴，即所有警察行政执法所应遵循的规范和对执法行为的全面有效制约的规范，其中包括了狭义的法律保障。警察行政执法规范既可以看成是一切用于规制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与非法律方面的保障，也可以看成是以这些保障为载体的规范化的过程。可以看出，警察行政执法活动是由出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目的、法律法规授予警察的权力和警察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三方面组成[4]，所以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可以认为是对于这一活动中的三个要素———权力、目的和手段从静态规范到动态规范二者结合的产物。
（二）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内容
1.静态（形式）规范内容。
行政执法的规范形式通常主要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但实际的行政执法活动所依据的规范，其载体显然要广泛得多，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成文的行政法原则及规则、政府政策甚至司法判例都会不同程度地成为行政执法规范的载体，对行政执法产生依据意义和指导作用[5]。这些共同构成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静态内容，也可以说是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形式内容。
2.动态（实质）规范内容。
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动态内容即是对警察行政权力规范化的过程，是将静态的规范用于规制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动态实践，这也是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实质内容。
（三）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特点
1.广泛性与针对性的结合。
警察行政执法主要是警察机关在国家的治安行政管理过程中实施警察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警察行政所涉及的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广泛性；警察行政执法属于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大多是针对具体的人员和具体的事件所采取的行政行为，因而警察行政执法规范同时又有具体性和针对性。
2.强制性与任意性的结合。
警察行政执法规范中的一些法律性的保障是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警察行政执法如果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会受到强制性的制裁。但是也有一些规范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却不是强制性的，比如行政执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警察在执法中会默认将其作为规范自身执法的蓝本，但是却没有强制性。还有一些执法中的弹性规则，警察在行政执法中可以灵活运用，但是也不具有强制性。
3.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结合。
警察行政执法规范是法治工具而非法律工具，在体现一部分的法律功能与作用的同时也蕴涵一定的价值引导，它不是生硬的法条和刻板的文字，而是中国现代法治与德治共同表达的人文关怀体现。如果说法的力量能入骨，那么德的力量能入心，警察行政执法规范应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从根本上使警察行政执法不仅符合法律规定，而且更加体现法律精神和价值。
4.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结合。
一切用于规制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与非法律方面的保障只具有静态性，而只有以这些保障为载体对警察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动态过程才是完整的警察行政执法规范体系。
二、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现状分析
（一）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在法治环境、法治水平、法治观念上还和先进的法治国家差距甚远，主观和客观原因共同导致了法治存在很大的缺口和漏洞，警察行政执法规范作为法治中的一部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表现在：
1.警察行政执法规范有众多的法律渊源，其规模庞杂数量巨大，很容易造成法律冲突的问题，使得警察行政执法在规范上有法却不能依法执行，立法混乱、分散、滞后、笼统，没有科学合理的结构，警察行政执法权力的来源也不能完全清晰明确地规定。
2.弹性的警察行政执法规范可以带来高效的执法效率，也可以带来严重的滥权问题，特权执法、人情执法、劣质执法、不公执法……让警察行政执法规范化的道路步履艰难。
3.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缺乏明确的程序性的规定，这样很容易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增加行政成本、给腐败滋生温床……尽管这样那样的制度如公开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等填充着程序规范的空白，规范警察恣意地行使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权力，但是，大量的具体的执法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性规定，警察权力的行使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
4.警察行政执法规范中的监督机制仍旧有待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也没有广泛建立。
5.警察行政执法规范中关于责任的规定不能与权力相一致，权责不一致必然导致失衡的状态，过轻的责任容易导致权力的倾斜，造成滥权；过重的责任又会增加许多行政不作为的可能，亦不是想要的结果。
6.警察行政执法的主体因素也极大程度上影响着规范化的进程，法治观念不强、公正执法的理念匮乏、程序优先意识的缺失、执法水平的低下、人权保障意识淡薄……都是造成阻碍警察行政执法规范化的绊脚石。
（二）规范警察行政执法的意义
1.构建中国特色和谐法治社会的需要。
法治社会，治权才是关键；和谐社会，平衡才是根本。中国特色的和谐法治社会需要以平衡论法律价值为引导，这与现代行政法律的调整目标相一致，核心是控权而目的是平衡，求发展。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就是平衡警察执法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键所在，是平衡论精神在警察执法领域的体现。
2.人民警察尽职尽责工作的实践需要。
警察行政执法也需要权责一致、标准明晰的规范，这样有利于工作的发展，也有利于行政合作人利益的保障[6]。权力来源法定、执法遵从依据、程序科学透明、监督机制完善、违法必然追究，制定这样的警察行政执法规范才能全方位科学地用于实践中，避免出现权责不清、程序不明、效率低下、暗箱操作的执法老问题。
3.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需要。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
、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念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依法行政，规范警察行政执法，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又是这个法治时代民主的呼唤。
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现实需要。
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建设要求政府从决策到执行以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上来，警察的行政执法是国家权力执行和推进政府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警察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规范警察行政执法与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特点于一身的法治政府的建设需要不谋而合。
三、警察行政执法三要素之规范
（一）规范警察行政执法权力
通过公权和私权对警察行政执法的权力进行共同规范，赋权的同时更要限权。公权规范方面是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行政权对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和制约；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社会自治组织对于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和制约则是私权方面的规范。公权与私权的合力规范是加大规范力度、深度、广度的可行性办法，规范警察行政执法权力是对警察行政执法活动三要素之一的权力要素进行了规范。
（二）规范警察行政执法目的
端正警察行政执法的目的，是把握警察行政执法活动正确方向性的关键和开始。树立正确的警察行政执法理念，执法为民、服务大众；提高警察行政执法水平，使执法更加专业、高效；提升警察行政执法形象，权威而又不失亲和；有助于警察行政执法能力的提高和执法威信的建立，并使得警察行政执法权力在正确的导向下正确并且科学的使用。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2
市委同意召开今天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实际，对全市开展政法系统“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
今年4月27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利用半年时间，在全国集中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5月23日，省政法委下发了《全省政法系统“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方案》的通知，对我省开展专项整改活动进行部署。为把我市政法系统先进性教育活动引向深入，确保取行实效，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决定，从现在起，利用半年的时间，在全市政法系统组织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总的要求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执法为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规范执法行为为主要内容，集中整改执法队伍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政法队伍素质，严密执法规范，加强行为监督，确保执法公正。通过专项整改活动，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执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和政法队伍的满意度有较大提高。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专项整改的基础上，用三年左右时间，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把各项执法活动纳入规范、有序的轨道，为实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下面，围绕如何组织开展好“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我讲三个问题：
一、提高认识、认清形势，迅速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
这次中央和省委决定开展的专项整改活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的重要部署。当前，我市政法系统总的执法形势是好的，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但从先进性教育活动查摆情况和人民群众的反映看，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执法不公上。产生的原因除了有政法干警个人思想、作风、素质、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机制不善造成的。执法工作只有在规范的状态下运行，才能做到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已成为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是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需要。当前，全市正在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对我们政法系统而言，党组织的先进性，党员的先进性，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执法公正上。能否真正坚持执法为公，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不仅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且关系到党的性质、宗旨，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我市政法队伍中，共产党员占70%以上，只有我们政法系统中的共产党员的执法水平高了，才能带动整个政法队伍执法水平的提高，才能确保执法公正，才能保证先进性教育取得实效。
二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政法部门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执法行为不规范，就会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很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谈不上以人为本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只有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才能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执法为民。
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执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干警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在我们身上体现出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就会更真切地感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规范才能公正。只有我们整改自身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问题，规范执法行为，才能树立司法权威，增强内信力，担负起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任。
四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的发展，需要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当前，我市正处于二次创业的重要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是我们各级政法部门的重要现职。执法不公正就会侵害和伤害创业者和投资者的权益和感情，就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影响到域外投资*的信心，影响到我市工业企业的改革与振兴，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是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需要。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政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加强政法机关的执法能力，需要高素质的执法队伍。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不仅体现在政法机关的政治素质上，更是体现地执法水平上。执法公正是执法水平的重要部分，只要执法公正就能提高执法水平。目前我市政法干警的执法水平与当今社会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迫切需要规范执法行为，确保执法公正，提高政法机关的执法水平，提高政法机关的执法能力。
总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党和人民对政法机关的基本要求，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中央和省委部署的这次专项整改活动，抓住了政法工作的根本和政法队伍建设的关健，是确保政法系统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对于政法系统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要求，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迅速行动，下大力气抓紧抓实抓好专项整改活动。
二、突出重点、明确任务，切实加大执法整改工作的力度
为了搞好专项整改工作，市政法委制定了工作方案，各级政法部门要从本部门实际出发，围绕工作方案，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坚持以规范执法行为为主要内容，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工作最突出的问题，着重对执法权力相对集中的部门、岗位和容易发生问题的执法环节，认真进行整改，确保取得实效。
1、规范执法行为，必须认真查找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全市各级政法部门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依法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大力加强民事行政司法工作，切实提高了行政管理和法律服务水平，为维护我市市场经济秩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市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不良思想和价值观念不断地侵蚀政法队伍、侵蚀司法活动，导致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个人主义、金钱主义膨胀，违法乱纪屡屡发生。主要体现在：
一是徇私枉法，权钱交易。主要表现为部分干警滥用手中权力，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
二是违规违法办案，执法不文明。主要表现为部分干警特权思想严重，办案不负责任，非法插手经济纠纷，搞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
三是，执法不作为。主要表现为部分干警漠视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
四是地方部门保护，违法干预办案。主要表现为个别地方、部门不遵守司法活动，不履行生效裁决，不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等。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败坏了政法队伍的声誉，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彻底整改。各级政法部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上面四个方面的问题为重点，注重从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分析评议和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中查找问题；从涉法涉诉案件中查找问题；从查处的干警违法违纪案件中查找问题；从人民群众的投诉和反映中查找问题；从人大、政协及社会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查找问题；从新闻媒体披露的执法不公的案例中查找问题；从执法权力相对集中、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点部门、重点单位，以及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执法环节、重点执法岗位和工作人员中查找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认真进行整改。
2、规范执法行为，必须抓住重点岗位和环节。
这次专项整改活动，要以权力相对集中、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执法岗位的执法活动为重点。执法中的问题往往产生于权力相对集中的部门，侧重于几个重点办案环节。我们各级政法部门都要紧紧抓住那些容易产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容易产生违规办案、不文明执法，容易发生、执法不作为的重点部门、重点环节进生整改和规范。这些重点岗位和环节在我们各个政法部门各有不同，具体地说，就是
－－－审判机关的民商事案件审判和执行环节；
－－－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和职务犯罪侦查环节；
－－－公安机关的治安、交通、出入境管理、经济犯罪侦查和变更强制措施等环节；
－－－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劳教部门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解教等环节。
各级政法部门都要集中抓一、二个重点办案单位，抓几个重点办案环节，认真回顾执法活动情况，注意从社会各界的反映中，从群众的批评意见中，特别是从错案中，深入查找这些部门每项执法活动及其重点环节，每类执法岗位及每个执法人员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改和规范。
3、规范执法行为，必须解决执法中的突出问题。
这次专项整改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集中解决当前执法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各级政法部门要从重要岗位和环节入手，找准问题、解决问题。要重点解决以下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一是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滥用执法权力，徇私枉法，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问题；
二是干警特权思想严重，耍威风、不文明执法伤害群众感情问题；
三是办案不负责任，证据收集马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运用错误，文书制作粗糙，造成错案问题；
四是非法插手经济纠纷、超期、超范围扣押款物不返还问题；
五是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漠视群众疾苦，对群众求助不予理睬的“不作为”问题；
六是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打骂体罚服刑在教人员问题；
七是对罪犯和劳教人员减刑（减期）、假释、监（所）外执行、解教问题；
八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执法活动问题等。
各级政法部门要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该纠正的纠正，该查处的查处，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4、规范执法行为，必须建设和落实工作制度。
规范执法行为，保护执法公正，关键是要突出制度的建设和落实。各政法部门要从本部门的重点岗位和环节的最基本要求抓起，认真检查各项执法工作制度和行为规范，该修改补充的及时修改补充，无制度规范可循的尽快动手制定，健全和严密各项执法制度和规范。
一是健全和规范执法制约制度。要进一步防止执法随意性，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依照法律规定，对执法活动中的每个具体环节都作出严密细致的规定，减少外部因素的干扰，加强制约，堵塞漏洞。
二是健全和规范办案办事依法公开制度。凡是有条件实行执法工作信息化管理的地方都要尽快实行信息化管理，以公开化和信息化促进规范化，增强政法工作的透明度。
三是健全与规范执法责任追究制。要进一步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执法行为规范，严密流程管理，落实监督责任；与健全完善执法制度和行为规范相配套，建立健全对不执行制度和规范行为的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三、精心组织，着实措施，确保执法整改活动取得实效
这次专项整改活动是全市政法工作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各级政法部门要将其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巩固成果的重大措施，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务求实效。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这次专项整改活动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党委政法委负责组织实施，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各级政法委要加强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适时召开调度会，进行督导检查，督促落实，推动工作。各级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对本系统、本部门的整改工作要负总责，分管领导抓落实。要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和领导责任制，逐级逐人明确分工，把责任落实到人头。对发现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各级政法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调查，依法依纪追究责任。要充分发挥执法执纪监督员的作用，组织听取意见。
2、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要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经典著作，开展法律知识和业务专题教育。市委政法委要组织公检法司“四长”，结合专项整改活动，分别作法律知识和业务专题教育报告。深入开展向金光镇、丁树达、石成军等我省政法战线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选择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不断提高广大政法干警搞好整改的自觉性。
3、注重实效抓好结合。要坚持求真务实，认真抓好每一阶段的工作，找准各部门、各执法岗位和各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哪个工作环节薄弱就重点加强哪个环节，对重点问题采取过硬措施进行整改，务必解决问题。要注重把专项整改活动与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涉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结合起来。每名党员干部都要认真查一查，执法为民的观念树得牢不牢，法治意识强不强，执法水平高不高，在各项工作中是否发挥了党员的表率作用？要把普遍整改与重点整改结合起来。这次专项整改活动的重点是抓住本部门的突出问题，下功夫解决一、二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使专项整改活动取得实效。要把内部整改和改善外部执法环境结合起来。在专项整改同时，要注意解决政法部门执法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司法保障不力的问题，为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加强基层政法班子建设。要结合专项整改活动，分析基层政法部门领导班子现状，对存在的问题认真解决，该调整、交流的进行调整交流，该诫勉教育的进行诫勉教育。注意把那些坚持执法为民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特别是要注意从源头上把好基层班子的素质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基层班子的执法素质。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3
公民结社权是社会团体得以生成的权利来源。结社自由缘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制社会结构。亚里士多德先验性地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参与社会团体生活，是优良的生活。结社可以使社会民众通过团体的社会力量完成个人无力完成的社会事业，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政党政治是人民政治结社自由的产物，政党组织是社会群体为了同一价值目标和政治理念而从事政治活动的团体。团体成员遵循的共同价值体现在团体章程中，即政党章程，并为约束成员之行为而实施纪律约束。根据政党制度的不同，发达国家政党党纪类型也不同，一种是以美国政党为代表的松散型党纪，一种是以西欧国家政党为代表的严格型党纪。
严格型党纪的国家政党在党的章程中都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的忠诚义务。在实施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各政党党纪的普遍特点是把严明党纪视为在执政条件下防范执政风险的重要政治保证，或者争取获得执政条件的主要途径。具有执政能力或参与竞选执政地位的各政党，围绕议会选举和选民意向，加大对政党内部的组织纪律控制，严肃党纪，培训党员学习，强化党外社会监督和党内监察监督，维护政党统一和权威。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也不是西方多党制国家联合执政的各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具有中国意蕴的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关系，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在依法治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执政。执政党执政的法律地位由宪法确立，并根据宪法实施国家治理即依宪执政。依宪执政是指执政党依据宪法精神、原则与规范治国理政，按照宪法的逻辑，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核心是树立宪法权威，实施依宪治国。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有宪法根据，而且有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党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实现执政方式法治化，从而提升党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是执政行为在法律意义上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其次是实现政治价值的合法性，即社会民众的一种价值观念的自愿认同、权威分配的自觉服从。执政党的活动包括执政活动和非执政活动。
由于党在国家中居于执政地位，党对全社会的领导主要通过执政活动来实现，即党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依法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控，并通过法定的方式进入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党。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是通过在国家政权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在国家政权之外，更不是在国家政权之上。执政党的具体执政活动是通过其成员的政治行为来实现的。党组织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选派、推荐领导型公务人员，要求组织成员参与各种国家政治活动，表达民众意愿，在国家事务活动中体现党的宗旨和政治理念，将执政党的治国主张贯彻于国家事务管理活动过程中。各级组织和成员必须体现表达、引导和交流的政治功能，即服从党组织的一致性要求，引导社会民众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民众平等地实现对话和民意沟通，保证中央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之间实现信息共享。
基于执政地位，执政党必须严肃党纪，严格党内纪律管束措施，以使党组织和成员都能够按照党章党规和法律的要求，保持政治廉洁，做到行为守纪守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党纪是严格型党纪。执政党将党纪作为完善政党组织建设、强化党内监督、增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治理理念的组织化表达，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内容，为实现执政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了组织纪律上的保证。执政党必须防止党组织成员在履行国家公务行为时发生背离党的宗旨的不廉洁、不自律、权力腐败现象。党纪既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准则，也是评价和处置党员腐败行为的尺度和依据。党纪反腐不仅对公权力廉洁高效运转起着直接的监督作用，而且可以营造出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党的纪律和法规是权力监督的依据和标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肃惩治违纪行为是权力监督的重要方式。通过党内执纪，使监督对象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党员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纪约束。
从维护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视角看，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党纪，是防止党员干部在执掌国家权力时蜕变腐败、侵蚀党组织健康机体的政治保障。对于违反组织纪律、损害组织政治信仰的组织成员，必须施以纪律惩戒，以保障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约束每一位成员，使之具有国家法之外的规范属性。从实证法的视角来看，《条例》具有法技术、法运行的一般特质，并具有确定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因而具备广义法的属性;《条例》虽不符合国家法律的部分标准，但因具备了广义法的特征而获得了社会法和软法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党规应不具备国家法律的地位，因为一旦将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就必须提高党内规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要求，制定起来就要求更加严谨和科学。党规不同于国法的优势恰恰在于其灵活性和及时性。法律是治理成本最高昂的一种规范，其他社会规范解决社会治理的成本低于法律，但社会秩序的形成功能弱于法律。笔者认为，党规党纪虽然不是与国家法律同一层级的社会规范体系，但我国党纪的规范作用对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具有政治保障功能。党纪党规的制定必须强调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因为作为约束各级党组织及其成员的规则，不仅对党内规则，而且对国家法律和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都产生重大影响。
2党纪与法律的关系
世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没有一种政党制度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合适的政党制度与政治体系所处的国情有一定的相关性。从比较政党的视野来看，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竞选结果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关系，但都以宪法为政党活动的最高原则。单一政党无法长期掌控司法机关，国家执法部门与党内执纪机构在组织体制上也不重叠、不交叉，各政党党纪与国家法律分界清晰。各政党都将开除党籍作为处分的最终或最高惩罚;至于行为人是否违犯国家法律，则需根据司法机关的审查来界定。如德国政党的政党纪律同法律规范存在明确而规范的高低、先后关系。德国政党的党纪最高惩罚只限于开除党籍，而不能对其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审查和处置，不能代替司法审查和法律惩罚。因此，德国政党党内纪律约束的政治意义大于其司法意义。由于政党的性质不同于国家机关，因此许多针对公权力(国家)的规范原则，只能修正地适用于政党，政党纪律的贯彻与执行因此具有不同于法律规范的一定特殊性与优先性。
在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国家中，党纪与法律的界限也是分明的，党纪规范的范围就是规范党员的组织行为。在党员担任公职人员期间，所实施的任何政治行为，如有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则由国家司法机关加以追惩，无需政党组织向司法机关移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完善党纪党规，模范守法。《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故此，中国共产党党纪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的调整范围有差别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条例》第五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群体发生引导作用而不发生强制性作用。另外，党纪调整的对象扩展至组织成员的道德品行、思想思维、理想信念、政治信仰等内在精神领域。法律具有确定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在法律调整的效力范围内，任何社会主体，都必须遵守法律，并受法律保护。法律调整的范围是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受约束主体的行为为调整对象，拒绝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相互替代。
3党纪与法律关系的协调机制
3.1党纪与法律关系的协调原则以宪法为最高原则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4
记得一年半之前，行政许可法刚刚颁布，宣传可谓声势浩大，报告讲座铺天盖地，各级领导带头学习，非经考试合格不得上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法律实施前后更是剑拔弩张，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如坐针毡，惟恐自己的饭碗被行政许可法砸掉。可是，法律实施刚过半年，紧张的气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有的威慑力也好象减了一大半，不能不让人怀疑法律的实施似乎也是一阵风。难道是我们当初过高估计了这部法律的杀伤力？还是政府严格执法，转变职能，从根本上减少了纠纷？纵观行政许可法从颁布宣传到实施准备以及正式施行的全过程，我们发现，可能最关键的因素是某些部门和领域的执法者成功规避了行政许可法，使得原本“威力巨大”的法律变得“虎头蛇尾”，最终被虚置。
法律实施之后，特别是审批项目清理接近尾声时，有些机关渐渐意识到，行政许可法虽然厉害，但只要将自己的许可审批行为“更名换姓”，改成诸如“核准”、“备案”等叫法，或者想方设法纳入所谓的“非行政许可的审批”以及“内部审批”、“有关民事权利的审批”，就会安然逃脱行政许可法的规范。
我们不禁要问，制定良好的法律何以被成功规避，立法者的智慧为何总是赶不上执法者呢？这究竟是行政许可法的困惑还是中国法治的悲哀呢？事实上，这不是行政许可法独有的尴尬，而是我们特有的“运动式法治”的一个缩影，是所有规范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难以逃脱的最终命运。
早在8年前行政处罚法颁行时就上演过立法者和执法者“猫捉老鼠”的游戏。当初，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程序被人们誉为中国正当行政程序的新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无数老百姓寄托希望的救命条款。可法律一旦实施，很多按照法律应当听证的处罚决定，却被聪明的执法者排斥在听证范围之外。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指鹿为马”，把性质上属于处罚的行为换个名目，比如法律规定“吊销”许可证必须听证，那我就把所有的吊销决定改称为“注销”或者“撤销”，于是就逃脱了听证程序。比如，较大数额的罚款必须经过听证，那我就把罚款改称“保证金”。汉语词汇如此丰富，语义又是这般微妙，靠文字游戏规避法律看来不是什么难事。法律的实施者恰恰就是如此这般逃脱了立法者的“围追堵截”，成功迈向随意行政的“自由王国”。
看来，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成功预见和防范执法者的规避可能，最终都会落得被架空和虚置这样的结果，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立法者全知全能，预见到所有规避法律的可能；也不能在丰富微妙的汉语词汇中穷尽各种说法；更不能频繁修改刚刚制定的法律。面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法律规避现象，需要从立法、立法解释、执法观念以及司法监督等多方面加以规范和克服。
最重要的是立法者在立法之初就应当有防范执法者规避法律的的意识，即使不能穷尽各种规避的可能，也必须为日后的解释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预留足够空间。特别在规定执法者拥有的权力时，必须明确列举，以防执法者日后扩大解释或者利用立法语言的模糊和立法中所谓的“其他”等条款随意增加自己的权力。如果不能对行政权力加以一一列举，也应当有原则性限制，从外在形式和实质性质上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例如，在规定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强制权力以及行政强制法适用范围时，必须明确该法规定的强制权是行政机关运用物理方法迫使相对人服从行政机关决定和命令的各种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限制人身自由、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即使行政机关日后试图将“双指”、“登记封存”等行为排除在行政强制行为之外，也会因该行为的强制特征而感到力不从心。再比如，当立法者为行政机关设定听证义务时，不能简单地规定“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听证”等条款，因为授予行政机关如此之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异于取消了听证制度，没有行政机关会认为自己的某一行为需要听证，也不可能在自己制定的法规和规章中规定听证的义务。只有立法者预见到行政机关会想方设法规避这项法律时，才可能作出“凡是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相对人在法定时限内提出听证要求的，均应举行听证”的明确规定，也惟有如此规定，才能防范执法者的规避可能。
防范执法者规避法律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立法者针对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必须及时作出明确无误的立法解释，对于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执法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当作出必要的回应，而不是任由执法者自行解释和适用法律。应该看到，目前普遍存在的执法者规避法律的现象与立法者的不作为有直接的关系，这也成为执法者规避法律的通常借口。执法者经常会说，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立法机关又很少及时作出解释，而执法任务不可能等待漫长的立法解释，所以执法者不得不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要进行所谓的“行政解释”。恰恰就是这种行政解释成为规避歪曲立法原意的重要方式。为此，敦促立法者对法律进行及时而必要的解释，杜绝行政机关作为执法者自行解释法律是防范法律被规避的又一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执法者还必须忠实执行法律，遵循法治原则领会立法原意。执法者规避法律的内在动力仍然可以归结为“扩张权力和利益，减少责任和义务”。如果法律已经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即使存在解释的空间，但行政机关为了获得权力和利益，减少责任和义务，执意作出违背立法原意的解释又该当如何呢？这时，已经触及到行政活动的基本原则问题了。执法者忠实执行法律，正确领会立法原意是一项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更是不言自明的法律要求。在行政活动中，执法者本不应该有任何规避法律的权力，即使法律存在缺陷和漏洞，作为公权力主体，也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有利的方面解释和适用法律，而不是规避法律，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公法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可以容忍相对人规避法律的行为，但不能允许行使公权力的执法者规避法律。
我们还应当看到，立法者制定和解释法律的水平，对于防范执法者规避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执法者的观念更新也需要时间。一旦发生规避法律的行为，仍然需要一个超越立法者和执法者意志的第三方居中裁判。如此看来，纠正和遏止规避法律行为的关键是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5
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和经常性工作。由于行政法制建设在我国是相对较新和较薄弱的领域，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程序制度不完善，对行政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论是从意识上还是制度上都有待加强，以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如何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我省从2000年以来，开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探索。省计生委制发了《河南省计生委关于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和《河南省计生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实施办法》，分解了目标、任务，规划了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落实了领导、机构和人员。把严格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并维护公民在生育上的合法权益，建立科学、高效、严谨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体制，提高计划生育法治管理水平，正确执法、文明执法作为我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目标。为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从清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确保行政执法行为主体合法；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建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度，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合法；建立执法监督体系、促进正确执法；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权责统一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在计划生育这一涉及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公民个人的生育权利交汇的特殊领域，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应着力解决好真正树立行政机关权力应受制约的观念；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统一规范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建立科学、系统的考核、监督、评估机制；完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计划生育 行政执法 责任制 实践探索
近年来，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各级政府机关和所辖的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执法职能特点，先后开展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试点和推广工作。我省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也相继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如何在新形式下不断深化、发展、提高，一方面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理论构架中寻找支撑、开拓思路，丰富和完善执法责任制的内容。笔者试就此谈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一、全面准确地理解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必要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又进一步要求“加快推行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和经常性工作。由于行政法制建设在我国是相对较新和较薄弱的领域，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程序制度不完善，对行政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论是从意识上还是制度上都有待加强。从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实际看，行政机关片面重视“权”而忽视“责”。凭执法者个人好恶行使、搁置或拖延职责的现象相当普遍。因为这些行为没有过到应受法律制裁的程序，难以追究法律责任或受到司法监督，而客观上这些不当或轻微的违法行为对管理相对人权益的损害是最常见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办事拖沓、程序繁冗甚至故意刁难、增设障碍的现象求告无门。基于此，行政执法责任制势在必行。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内涵和外延
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最基本准则，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制建设本身发展的结果。依法行政的内涵包含职权法定、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依据法律和职权与职责统一。权力和义务的统一是基本的法律原则，职权与职责统一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理论依据。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它与公民的权利不同。公民的权力是私权，私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但行政机关的职权是公权力，公权力不仅是可以行使而且是必须行使，不能放弃。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实际上也就是赋予行政机关以义务和责任，行政机关必须尽一切力量去保证完成。因此，行政机关的职权从另一角度说，就是职责。放弃职权、不依法行使职权，就是不履行义务，就是失职，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责任的重要部分，专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行政责任。广义的行政责任是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在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和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指行政主体必须按行政法要求进行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另一部分是指行政法主体由于不履行前一种义务而引起的法律后果，即依法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务，而且当事人必须承担。因此，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责任的具体表现方式之一。行政执法责任制不仅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引导、规范、制约和预决，也是对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执法责任的种类包括行政政纪责任和行政侵权责任两种。政纪责任的原因是国家行政机关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责任的形式是行政处分；行政侵权责任的原因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职务过程中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相对人的损害。责任形式以金钱赔偿为主，以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为补充。
（三）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本要求
一是权、责的对应和统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有权即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应追究。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责任并重，这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区别于其它工作程序制度的关键。只有职权而没有责任的规定，与岗位责任制没有多少区别。
二是执法责任要具体。行政执法责任是一利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执法责任制解决是没有正确执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执法行为的责任。因此，必须结合本机关、本部门的实际，规定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责任条款和形式，既要有实质内容，又不能照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解决法律调整之外的行政执法行为损害相对人权益的空档。
三是不能以行政执法责任制替代法律责任或政纪责任。行政执法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不能与其他法律责任或纪律责任相互代替。不能因为承担了行政执法责任而免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如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我省从2000年以来，开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探索。省计生委制发了《河南省计生委关于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和《河南省计生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实施办法》，分解了目标、任务，规划了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落实了领导、机构和人员。一部分市、县（区）计生委也相继制定了具体实施措施。从根本上来看，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为了保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减少或杜绝执法违法或执法不当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把严格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并维护公民在生育上的合法权益，建立科学、高效、严谨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体制，提高计划生育法治管理水平，正确执法、文明执法作为我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目标。把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为落实执法责任制的具体途径，以权、责、利的明确划分和有机统一为中介，从执法主体、执法职能、执法程序、执法监督检查、执法责任、错案追究等各个环节入手，来具体落实和推行执法责任制：
（一）清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确保行政执法行为主体合法
主体合法是保证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有效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决定主体是否合法的因素有：是否是依法设立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是否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针对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实际，重点应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依法清理行政执法主体。尤其是对涉及到实施计划生育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权限进行严格审查，禁止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机构组织从事行政执法。坚决取缔由临时人员组成的小分队、突击队、宣传队等形式。二是严格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全省行使执法人员凡未经行政执法培训和资格考试合格的，一律不发给《行政执法证》或《行政执法监督证》。三是坚持了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明确未出示行政执法证的行政执法行为无效；四是在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中，分解明确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有关执法机构、人员的执法任务、执法依据、执法职能、工作程序制度和执法责任，接受公开监督。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合法
规范性文件一般是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直接依据，对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更大更广泛的影响，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等违法行为也常常借助规范性文件实现。因此，确保规范性文件合法是落实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对此，应重点抓好制定、清理和备案审查三个环节。一是严格依照法定职权，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下级政府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得与上级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政府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抵触。二是在实施执法责任制之初，对计划生育系统制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继续有效和应修改或废止的行文公布；坚持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对照检查原有规范性文件，凡抵触的一律修改或废止。三是制定规范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审查机构、审查程序、审查办法和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全省各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政策法规科（处）负责本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内部职能机构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应先经政策法规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再送办公室核稿。重要的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由政策法规处牵头组织起草并送分管领导审签。
转贴于（三）建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度，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合法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初期，程序违法是导致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无效或行政诉讼败诉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影响行政执法水平的状况，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探索制定计划生育主要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并不断加以总结完善，在实施部门执法责任制过程中，我们把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制度作为基础工作的重点，使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在调查取证、审查、许可、审批、核准、处理、处罚以及复议应诉各环节都有章可循。还制定了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法规规章实施情况报告制度、规范性文章备案审查制度、大案、要案申报制度、法制工作统计制度等内部工作制度。做到外部行政执法程序和内部行政执法程序并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文书是行政执法行为的记录和反映，是开展行政复议的基础，也是行政应诉成败的关键。我们制定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文书格式，并于2001年元月1日起在全省启用。随着国家“一法三规”和我省《条例》的相继颁布或修订，我省以前的行政执法文书格式还将作一些必要调整和完善。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程序和文书，充分发挥了统一协调、监督约束、矫正补充功能，充分保障了管理相对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
（四）建立执法监督体系、促进正确执法
权力缺乏监督，必将导致腐败。有效的监督，可以预防和制约违法行政。应把建立高效运转的监督机制作为实施执法责任制的重要环节，逐步形成以计划生育法制机构为主体，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纪监督、计划生育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群众监督综合发挥作用的监督体系。从1991年开始省人大连续三年对各级政府贯彻实施《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省政协人口组或人口环境委员会每年都要对计划生育执法问题进行调查。省计生委每年要组织全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自查和抽查。对重大的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案件，省计生委坚持事前指导和事后监督。同时，全省广泛开展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活动，公开办事程序和制度，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计划生育和行政违法有奖举报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五）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权责统一
违法的行政行为受到追究和惩治，是落实执法责任制的最终环节，有错必纠，违法必究，才能体现真正的法制精神。由于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绝大多数是由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最容易发生在乡镇一级。执法责任制是否在乡一级落实是执法责任制能否真正落实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我们在全省各级推行的情况下，把县、乡两级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作为重点，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和类型，细化错案追究责任制。每一件错案与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挂钩，对履行职责的考核与年终目标考核和经济奖惩密切相关。从制度上禁止了滥用职权或推诿责任、徇私枉法等情形发生。
三、探索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一种程序法上的制度，仍然应遵循现代国家行政程序法把保障公民权利、扩大民主参与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作为重要目标的模式。在计划生育这一涉及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公民个人的生育权利交汇的特殊领域，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应着力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真正树立行政机关权力应受制约的观念
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首先要清晰地认识到，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一种措施和保障，是对行政主体“权责统一、实施监督、违法必究”的具体体现。它重在对行政主体执法行为指引、规范、制约和预决，其相对应不言而喻的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维护和保护。在以往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过程中，公民的实体和程序权利被忽视，义务繁琐、权利虚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利于防止滥用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防止和惩治腐败，保持政府廉洁，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同时，也是顺应计划生育工作思路、方式转变和“小政府、大服务”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
（二）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何认识和定位最基层的行政执法主体既是立法上的重要问题，也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全国范围而言，在《人口计划生育法》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前，各地法规规定的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有三种：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其中以规定乡镇压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为基层行政执法主体为多，涉及到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行政执法权往往也集中于此。因为具体的管理措施、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行政行为通常是通过最基层的行政执法主体而加诸于管理相对人并影响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这种基础执法权属的差异，导致以上各级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相应职权和职责参差各异。在讲求法制协调统一的法治国家，是极其不和谐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颁布以后，重新确认了县级计划生育基层执法主体地位，这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法制统一的需要。那种认为这是削弱或剥夺乡一级政府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权的观点是不适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三）建立统一规范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
在民主和法制的进程中，只有通过程序的公开与公正才能保证实体权利的公平与民主。就必要性而言，首先，行政执法的完善必须依赖于对执法程序的控制。有行政执法行为就有行政执法程序，但并非所有程序都能合理、迅速、准确有效地实现行政执法的目标；其次，行政执法程序直接影响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第三，随着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复杂化，行政机关的自由载量权越来越大，从实体上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愈益困难，通过行政程序来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就愈显得重要而有成效。
就可行性有言，行政程序法和程序规则的欠缺和薄弱，在我国短期难以根本改变。但行政程序法典化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在条件不具备时，我国已逐渐分别制定了规范几种主要行政行为程序的法律，如《复议法》、《处罚法》等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也可以如法制定。在各省已经有多少深浅不同的尝试的基础上，应该着手对主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进行统一。如：计划生育行政处理、行政奖励、行政许可等外部行政执法程序和一些内部行政执法程序。贯穿以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这三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保障依法行政和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四）建立科学、系统的考核、监督、评估机制
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一督促履行法定职责而建立的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所应承担的惩罚性后果，即法律责任。在我国，行政行为违法的确认有行政确认权、司法确认权和人大确认权。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而言，主要是行政确认权，它是行政机关对自身实行监督而产生的当然权力，包括作为原行政行为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确认，是确定行政执法责任的根本依据。
科学、系统的考核、评议制度应该建立在对执法过程的监督检查和执法效果的评定基础上。过程的考核，重点在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效果的考核，如有无违反“七个不准”的规定和其他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同时，针对不同级别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考核评议的内容和重点应有所侧重。
（五）完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执法过错责任制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延伸和发展。以往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仅能对因错误执法、产生较严重后果的执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在适用上有较大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执法责任制作用的发挥。因此，把过失纳入责任追究的范围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需要。这与《国家赔偿法》对重大过失行为的追偿责任是相一致的。所以，执法过错责任制的追究范围是：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故意或过失造成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其他执法错误的，均应纳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范围。包括对行政复议被撤消或行政诉讼败诉的案件实行责任倒查。对构成执法过错的行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过错和处罚相适应的原则，根据执法过错的程度大小，分别规定处理意见。对应当追究政纪、党纪、法律责任的，移送有关部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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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瑶，《国家赔偿法学习指导书——国家赔偿法（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
8、田瑶，《国家赔偿法学习指导书——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6
「关键词行政法治、行政执法、行政处理、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
行政执法的功能与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执法与立法的关系来分析。立法是执法的前提，是执法的基础，没有立法，无法可执，无从谈执法。执法则是立法实现的途径和保障，没有执法，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等于废纸一堆，立法调控社会关系的目的无从实现。第二，从执法与公民权利、自由的关系来分析。实现、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自由是执法的目的，离开了公民权利、自由，执法就失去了意义，而执法是公民权利、自由实现的手段，没有执法，公民权利、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就可能成为“画饼”，而且随时可能被侵犯，被蚕食，被践踏。第三，从执法与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来分析，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执法的重要任务，离开了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任务，执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社会需要和存在的理由，而执法则是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条件，没有执法，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人们将可能不得不恐惧地生活于某种“无序状态”中。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执法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分析行政执法的作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执法追求的理想目标，不讲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执法将失去灵魂，失去方向，而执法是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保障，没有执法，文明不仅不可能推进，而且还可能向野蛮倒退，回归野蛮。当然，执法本身亦应是文明执法。
一、执法：使法从文本规定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
立法和执法均是法治的基本要素：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为执法提供前提，提供准则，提供依据，为执法主体和执法相对人的行为提供规范，为社会关系的调整提供基准、规则；执法解决法的实施问题，即将立法确立的准则、规范、基准、规则适用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适用于实际的社会关系调整，使法律文本的规定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得到遵守、执行，在各种相应社会关系的发生、进行、变更和消灭的过程中得到贯彻、实现。执法将法律文本规定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这些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律解释、实施行政处理（处理形式主要有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和裁决）、进行行政监督检查、实施行政强制和科处行政处罚。
（一）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将文本规定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然后通过直接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使法律文本的规定得到实际贯彻、执行，这是执法的第一途径。广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形式有决议、决定、规定、规程、公告、通告、布告、命令、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对于法律来说是执行性的，是为执行法律而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因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属于广义执法的范畴。但是，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乃是立法性的，是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确立准则、规范、基准、规则。因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又属于广义立法的范畴，谓之“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是为执行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最终执行法律而将法规、规章，或直接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具体行政行为则是直接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确立的准则、规范、基准、规则，使这些准则、规范、基准、规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因此，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均属于一般行政执法的范畴，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较狭义的行政执法范畴。
立法是有位阶的，执法是有层级的。要将具有高度普遍性、抽象性、原则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的特定人、特定事，必须有一个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直接进行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即执法人员根据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凭借自己对法律规范的解释，直接执行法律。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即使是这种情况，执法的上述过程，即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该过程的行为是由直接执法人员通过自己内心理解、口头表述和书面说明理由等解释法律的非严格程序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是通过制定多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实现的：一个法律出台后，国务院可能制定实施条例；国务院的部委、直属机构可能根据国务院的实施条例和法律本身，以及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可能根据国务院的实施条例和省级人大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实施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甚至乡镇人民政府都可能根据上级政府和本级人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实施性、解释性的规范性文件。当然，为执行某一个法律，各级政府和各相应部门都制定规范性文件是不可能的。对于下级行政机关来说，如果上级的规范性文件已经很具体，本地、本部门又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要加以特别的规定，就没有必要另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否则，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不仅不能使法律规范具体化、明确化，反而可能使某些本来有比较清晰涵义，比较明确界限的问题复杂化、模糊化了，使直接执法人员适用法律时感到困惑，无所适从，甚至使法律规范在层层批转过程中被曲解，被改变立法原意，导致执法违法和执违法之法。
（二）进行法律解释进行法律解释作为执法途径之一，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解释虽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但实际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大多是通过个案，以执法行为说明理由（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的；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其虽有法律解释的功能，但亦有保障法律实现的许多其他功能，如行政命令，制定行政规范，规定行政措施等。因此，进行法律解释是执法的一项独立的手段和途径，不能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混为一谈。作为行政执法手段与途径的法律解释不同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具有立法性质，它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形：其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其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权仅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他国家机关中，只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一般行政执法机关，别说能直接进行法律解释，就是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权力也是不存在的。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进行的所谓“法律解释”，只是适用法律的个案解释，即在将法律条文适用于个案的具体事实时对相应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适用范围（适用于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及可能的例外）的阐释。这是一种广义的法律解释，这种法律解释几乎存在于所有行政执法行为之中。任何行政机关，只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必须进行一定的法律解释。任何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解释权。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进行的法律解释不只是对狭义法律的解释，而是包括对所有其所执行的规范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执法者在执法时适用什么法律文件，就必须解释什么法律文件。这种解释可能是书面的，以行政决定法律文书作为其载体，但更多情况下是口头的：在告知相对人执法行为法律根据的同时，向其说明和解释相应法律规定的含意和适用相应行为的理由。执法者进行的这种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说服”工作：一方面说服行政相对人，使相对人相信相应法律规定是适应于其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所处理的事实的，相应事实是应受该法律规定调整的；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服执法者自己，使自己确信自己在依法行政，自己在按立法者的意志处理相应事务，立法意图在自己的执法行为中得到了实现。
执法者进行这种解释或说服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法律无论如何周密，如何具体，它总会与事实有差距。产生这种差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立法具有普遍性，法是针对某一领域、某一类别的普遍现象，而不是针对特定事实而制定的。普遍性是对各种特定事实的抽象，但却不能包括各种特定事实的各种特定情形；其二，立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是能长时间多次和反复适用的，而不是一时一事一法，不是一法一对象一场合一次性适用。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是建立在对事物未来发展充分的研究和预测的基础上，但事物未来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根据立法者在立法时的设想和设计展开。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执法者适用法律必须以解释法律为前提。他们不能简单地照单下菜或对号入席。他们在适用法律前必须研究法律的普遍性是什么，该普遍性有多大的空间，他们目前所处理的特定事项是否能为该普遍性所包容，他们必须发现立法者做出某项规定的原意是什么，其原意有多长远的考虑，他们现在要采取的措施是否属立法原意的范围。适用法律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发现法律的过程：首先要寻找文字形式的法律条文，然后要发掘解决执法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法律条文所蕴涵的原则、精神，这种发掘即是通过法律解释实现的。
执法者对法律的解释，即发现和发掘法律，是必要的，同时又是有限制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法律在文字规定的后面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且这个范围不是特别确定的，它往往会有一定的张力。之所以有限制，是因为其张力是有限度的，超过了其限度，就是对法律的修改（如果不是篡改的话）。至于法律规定空间和时间范围的张力，则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包括立法目的、法律语言在文字解释上可能的包容度、立法者立法时考虑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立法者立法时未能考虑到但能为立法目的所包容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等。例如，法律制定后，由于某种新事物的出现，对原法律条文必须作某种限制性或扩张性解释，而这种限制性或扩张性解释乃是实现原法律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所必须的，则属立法者未能考虑到但能为立法目的所包容的时间范围。如果不属这种情况：由于新事物的出现，原法律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已显出不适当，需要重新确定立法的目标和任务，就不是执法者进行法律解释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由立法者修改法律方能解决的问题了。
（三）实施行政处理行政执法的主要方式和基本途径之一是实施行政处理。没有行政处理，仅仅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进行法律解释，法律规定不可能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没有行政处理，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在很多情况（不是所有情况）下会失去前提，失去目的和意义，因为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在很多情况（不是所有情况）下是行政处理实现的直接保障，而行政处理乃是立法实现的直接保障。行政处理的主要形式有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
行政许可是立法者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进入一定行业，从事一定职业，生产、经营一定产品或提供一定服务等确定一定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规定只有符合条件者才能进入相应行业，从事相应职业，生产、经营相应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不符合条件者则不被准入的制度。如何保证立法确立的准入条件的实现呢？显然必须通过行政执法者的审批行为（即行政许可行为）。对于立法确立的实体条件，必须通过行政执法者的审查、审核、考试、考核等方式核实、认定；对于立法确立的程序条件，必须通过行政执法者的审批过程、步骤和顺序实现。由此可见，行政许可执法行为是实现立法的安全、秩序、权利、自由的目的、价值的保障。不过，行政许可行为对于实现立法的这些目的、价值也存在着风险：如果行政许可权被执法者滥用，不仅不能保障立法的上述目的、价值的实现，而且可能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健康和国家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强法律对行政许可行为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行政征收是立法者为了维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向国民提供“公共物品”，或为了保障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某种特别需要，而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税或费）或者一定数量财产（动产或不动产）的制度。行政征收立法与行政许可立法一样，不可能自动实现，而必须通过行政执法机关（如税收征收机关等）的行政征收执法行为实现。行政征收主要是指征收税款，除了税收以外，还包括各种规费和各种相当于税的费的征收（如道路保养费、教育附加费等）、以及土地、房屋等各种不动产或动产的征收。实际上，后一种征收―－土地、房屋等财产的征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偿的，在法律上称为“征用”。由于征用是强制性的，且补偿往往不是按市场价格，而是低于市场价格补偿，从而，这种征用并非购买，而是具有征收的性质。在我国，所有土地都属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任何私人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土地征用仅指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在城市，国家“征用”市民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只是收回土地使用权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征用。当然，收回土地使用权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征用，目前将之作为“收回”处理，实际上是很不利于保护相对人基本权利的。
行政给付是立法者为了保障社会公正，增进国民福利所设立的对社会上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帮助和给予一般公民以生育、年老、疾病、死亡等补贴、补助的制度。如对因战、因公死亡和伤残人员抚恤的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失业人员救济制度、农村灾害救济和困难救济制度、国家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助制度，等等。行政给付不同于行政征收：行政征收对于行政机关是职权，对于相对人是义务；而行政给付对于行政机关是职责，对于相对人是权利。行政给付也不同于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以维护秩序；行政给付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困难予以救济和为相对人提供福利，以保障公平。行政给付立法目的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立法本身的公允和平衡：给付对象和给付范围是否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给付标准是否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等；另一方面取决于执法的合法与合理：执法者是否严格按立法确定的给付对象、给付范围和给付标准实施给付，在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是否考虑相关因素和不考虑不相关因素，是否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等。
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同样属于行政处理的范畴，同样是保证立法实现的重要执法手段。在法律机制中，立法者通过授予和确定各种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规范各种社会关系与市场经济关系。从理论上讲，只要立法授予和确定各种不同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权利、义务是合理的、平衡的、明确的，人们又都能自觉依法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相应社会关系和市场经济关系就会处于顺畅、有序的进行状态。然而，在实践中，理论上的假设条件是很难全部存在的，且不要说人人并非都是君子，都会自觉地依法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就是立法者，也并非都是圣贤，能将各种不同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权利、义务都规定得那么合理、平衡和明确。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相互就其权利、义务归属或界限发生争议和纠纷，从而使相应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或失序状态。为了明确争议、纠纷各方的权利义务，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立法者所欲设定的状态，国家除了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专业知识和专门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效率。由于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的这些优势，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四）进行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是立法者为了保证法律的实现而设定的保障机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保障机制是通过直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执法行为而保证立法目标的实现的。例如，行政许可领域的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首先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为被许可人确立的条件、要求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实现。其通过保障被许可人在实施被许可行为过程中对行政许可机关确立的条件、要求及相应义务的执行，从而保障行政许可法的相应立法目标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对依法执法行为的保障，也就谈不上法律实现的保障，因为执法行为是法律实现的中介。当然，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也是执法，但是这种作为法律保障机制的执法与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作为行政处理机制的执法是不同的，作为行政处理机制的执法处于立法与作为法律保障机制的执法的中间环节。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处理这个中间环节是不存在的：法律直接设定相对人的行为规范，相对人进行相应活动直接依法而为，而不是先经过行政机关审批或其他某种行政程序后再为。例如，市容卫生法规规定人们在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交通法规规定人们出行不得在非人行道处横穿马路。显然，人们去公共场所或在马路边行走无须先经过行政许可或先履行其他某种行政程序，其实施相应行为应直接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而不是遵守通过行政执法行为将相关法律规定具体化、特定化的行政行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就是直接保障法律规范的实现，而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即直接适用法律规定，对相对人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
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作为法律实现的保障机制，其功能、作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行政监督检查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的情况的了解、掌握；行政强制是行政主体对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的行政相对人采取某种措施，迫使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或达到与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状态；行政处罚则是行政主体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的行政相对人予以法律制裁，使之今后不再违反，也使其他有相应违法意向的相对人以此为诫，不致再实施相应违法行为。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虽然具体功能、作用不同，但其基本功能和作用是相同的，三者均是保障法律实现，使法从文本规定化为人们实际行为规范的手段和途径。
二、执法：使权利从“应然”变成“实然”
法的根本目的（至少是根本目的之一）是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立法是确认人的权利，界定、明确处在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们的权利的性质、类别、范围和实现途径；执法则是使立法所确立的人的权利，或虽未为立法所确立，但属于人作为人，或作为社会成员所自然应具有的权利得以实现，包括提供权利实现的途径、条件，排除权利实现的障碍，防止权利滥用和制止侵权，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和给予被侵权者以救济等。可见，权利是执法的核心。一切执法行为，如果离开了对相对人权利的辨认、尊重和保障，就会异化成权力滥用，其所执之“法”在形式上可能是“法”，但此种“法”的灵魂已被其扭曲或偷换。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7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包括公民民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都由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民利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规范而有序地行使，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重视法制建设，什么时候人民民主就有保障。最典型的反面例证莫过于“”，无法无天，践踏法制，砸烂公检法，搞所谓的“大民主”，其结果是人人自危，每个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反过来，也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法制的轨道上正确行使自己的民利，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的过程，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法律，并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过程，法治重视和强调公民的依法有序参与。因此，这一过程的本身也是一项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必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民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一种人们向往的社会里，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稳定和秩序，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做了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版权所有
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任何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的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权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法律具有规范相和确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者废止。这种法律所独有的确定性，使人们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清楚地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其有效时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违反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崇高的权威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政策、道德、习惯、宗教规范等等，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但是，必须明确，在一个实行法治的社会中，法律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起着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有力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如果根据不同的社会规范所作出的行为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最终衡量和评判的标准只能是依据法律。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都必须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尊重和服从法律，自觉将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社会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宪法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是全部法律的母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人民权利的保证书，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它也是一切其他法律权威的渊源和保障。因此，维护法律权威首先要维护宪法权威。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要牢固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切实增强宪法观念，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坚决同一切违反宪法规定、破坏宪法权威的行为作斗争，在全社会切实树立起宪法的权威与尊严。也就是必须树立执法和司法权威。法律的目的和宗旨要通过执法司法来实现，法律的权威也要通过执法者的权威来体现。因为在社会上一般人心目中，执法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的化身，代表着法律权威与尊严。如果执法机关威信扫地，司法没有权威，就难以有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方面，要有效克服我国社会公众中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厂“只要有理怎么闹都行”等不讲法制的传统观念，从严执法，对一切违法行为、包括有些自认为“有理”的违法行为严肃处理，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树立执法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执法者要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让执法司法行为令人信服，用公正赢得权威。没有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彰显其权威性，难以起到规范人们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正如英国法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平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如果专门的执法机关尚且不能严格执行法律，怎么能够要求广大公民、社会团体严格遵守法律呢?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凡能做到执法如山，法制的权威与尊严就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就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就能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更需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执法活动中出现的“执行难”、袭警等现象，虽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由于有的执法部门执法不公而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公信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切实解决执法和司法不公的问题，提高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项重要措施。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一场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行动的深刻革命，也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政法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执法司法力量，肩负着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重要使命。全体政法干警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自觉用这一理念指导执法司法行为。努力提高法律素养，是我们政法干警实践依法治国理念的前提和基础。政法机关是专门的执法机关，几乎每天都在与法律打交道。政法工作这种专业性很强的特点，决定了政法干警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学法、知法、懂法，是对每一个政法干警的基本要求。对于政法干警来说，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具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对国家的重要法律法规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二是对与自己履行职责有关的法律法规要熟练掌握、熟练运用。当前，从总体上来说，广大政法干警学习法律的风气很浓，政法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严格执法是法治是依法办事观念对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一部法律，即使立法意图再美好、法律结构再严谨、法律规定再具体、法律条文再完善，但如果执法不严，在现实中得不到切实执行，等于一纸空文。不仅如此，如果执法不严成为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产生对法律的轻视和忽略心理，从而对法律的权威和尊严造成严重损害，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又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两个方面。所谓实体合法，就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前提下，执法机关对执法当事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要严格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不能没有法律依据，也不能任意适用法律。现实当中，一些执法人员把自己和法律划等号，认为“我自己就是法律”，执法的随意性很大，如交警执法中的“开口罚”，有的审批部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等等，这些都是执法理念不端正导致的违法行为，应当按照严格执法的要求认真加以整改。所谓程序合法，就是执法行为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既是严格执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严格执法的重要保障，同时还是遏制执法过程和腐败现象的重要武器。在现实当中，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缺乏程序意识，不重视、不严格遵守执法程序，应当履行通知的手续而不通知，应当告知相对人的权利而不告知，应当举行听证的而不举行，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造成执法不公、引起执法相对人不满的重要原因。因此，执法人员应当切实增强程序意识，自觉做到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执法。这是依法办事原则对执法结果合理性的要求。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严格执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到执行某一部法律，检验我们执法行为合法、正当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执法的结果是否符合这部法律的立法宗旨。强调执法结果符合立法目的，就要强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尤其要克服当前执法环节中存在的部门保护、地方保护、只重视单位利益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比如，罚款作为一项行政处罚，其目的本来是维护某一方面或者领域的社会管理秩序，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却将罚款作为创收谋利的手段，甚至强行制定并分配罚款指标，这就背离了法律设定罚款处罚的初衷。类似这种目的不正当的执法行为，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切实加以克服和纠正。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8
【关键词】行政法治行政执法行政处理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
行政执法的功能与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执法与立法的关系来分析。立法是执法的前提，是执法的基础，没有立法，无法可执，无从谈执法。执法则是立法实现的途径和保障，没有执法，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等于废纸一堆，立法调控社会关系的目的无从实现。第二，从执法与公民权利、自由的关系来分析。实现、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自由是执法的目的，离开了公民权利、自由，执法就失去了意义，而执法是公民权利、自由实现的手段，没有执法，公民权利、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就可能成为“画饼”，而且随时可能被侵犯，被蚕食，被践踏。第三，从执法与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来分析，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执法的重要任务，离开了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任务，执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社会需要和存在的理由，而执法则是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条件，没有执法，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人们可能不得不恐惧地生活于某种“无序状态”中。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执法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分析行政执法的作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执法追求的理想目标，不讲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执法将失去灵魂，失去方向，而执法则是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保障，没有执法，文明不仅不可能推进，而且还可能向野蛮倒退，回归野蛮。当然，执法本身亦应是文明执法。
一、执法：使法从文本规定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
立法和执法均是法治的基本要素：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为执法提供前提，提供准则，提供依据，为执法主体和执法相对人的行为提供规范，为社会关系的调整提供基准、规则；执法解决法的实施问题，即将立法确立的准则、规范、基准、规则适用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适用于实际的社会关系调整，使法律文本的规定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得到遵守、执行，在各种相应社会关系的发生、进行、变更和消灭的过程中得到贯彻、实现。
执法将法律文本规定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这些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律解释、实施行政处理（处理形式主要有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和裁决）、进行行政监督检查、实施行政强制和科处行政处罚。
（一）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将文本规定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然后通过直接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使法律文本的规定得到实际贯彻、执行，这是执法的第一途径。
广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形式有决议、决定、规定、规程、公告、通告、布告、命令、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对于法律来说是执行性的，是为执行法律而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因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属于广义执法的范畴。但是，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乃是立法性的，是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确立准则、规范、基准、规则。因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又属于广义立法的范畴，谓之“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则是为执行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最终执行法律而将法规、规章，或直接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具体行政行为则是直接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确立的准则、规范、基准、规则，使这些准则、规范、基准、规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因此，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均属于一般行政执法的范畴，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较狭义的行政执法范畴。
立法是有位阶的，执法是有层级的。要将具有高度普遍性、抽象性、原则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的特定人、特定事，必须有一个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直接进行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即执法人员根据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凭借自己对法律规范的解释，直接执行法律。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即使是这种情况，执法的上述过程，即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该过程的行为是由直接执法人员通过自己内心理解、口头表述和书面说明理由等解释法律的非严格程序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是通过制定多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实现的：一个法律出台后，国务院可能制定实施条例；国务院的部委、直属机构可能根据国务院的实施条例和法律本身，以及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可能根据国务院的实施条例和省级人大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实施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甚至乡镇人民政府都可能根据上级政府和本级人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实施性、解释性的规范性文件。当然，为执行某一个法律，各级政府和各相应部门都制定规范性文件是不可能的。对于下级行政机关来说，如果上级的规范性文件已经很具体，本地、本部门又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要加以特别的规定，就没有必要另行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否则，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不仅不能使法律规范具体化、明确化，反而可能使某些本来有比较清晰涵义，比较明确界限的问题复杂化、模糊化了，使直接执法人员适用法律时感到困惑，无所适从，甚至使法律规范在层层批转过程中被曲解，被改变立法原意，导致执法违法和执违法之法。
（二）进行法律解释
进行法律解释作为执法途径之一，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解释虽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但实际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大多是通过个案，以执法行为说明理由（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的；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其虽有法律解释的功能，但亦有保障法律实现的许多其他功能，如行政命令，制定行政规范，规定行政措施等。因此，进行法律解释是执法的一项独立的手段和途径，不能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混为一谈。
作为行政执法手段与途径的法律解释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具有立法性质，它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形：其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其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权仅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他国家机关中，只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①]一般行政执法机关，别说能直接进行法律解释，就是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权力也是不存在的。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进行的所谓“法律解释”，只是适用法律的个案解释，即在将法律条文适用于个案的具体事实时对相应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适用范围（适用于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及可能的例外）的阐释。这是一种广义的法律解释，这种法律解释几乎存在于所有行政执法行为之中。任何行政机关，只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必须进行一定的法律解释。任何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解释权。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进行的法律解释不只是对狭义法律的解释，而是包括对所有其所执行的规范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执法者在执法时适用什么法律文件，就必须解释什么法律文件。这种解释可能是书面的，以行政决定法律文书作为其载体，但更多情况下是口头的：在告知相对人执法行为法律根据的同时，向其说明和解释相应法律规定的含意和适用相应行为的理由。执法者进行的这种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说服”工作：一方面说服行政相对人，使相对人相信相应法律规定是适应于其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所处理的事实的，相应事实是应受该法律规定调整的；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服执法者自己，使自己确信自己在依法行政，自己在按立法者的意志处理相应事务，立法意图在自己的执法行为中得到了实现。
执法者进行这种解释或说服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法律无论如何周密，如何具体，它总会与事实有差距。产生这种差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立法具有普遍性，法是针对某一领域、某一类别的普遍现象，而不是针对特定事实而制定的。普遍性是对各种特定事实的抽象，但却不能包括各种特定事实的各种特定情形；其二，立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是能长时间多次和反复适用的，而不是一时一事一法，不是一法一对象一场合一次性适用。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是建立在对事物未来发展充分的研究和预测的基础上，但事物未来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根据立法者在立法时的设想和设计展开。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执法者适用法律必须以解释法律为前提。他们不能简单地照本宣科。他们在适用法律前必须研究法律的普遍性是什么，该普遍性有多大的空间，他们目前所处理的特定事项是否能为该普遍性所包容，他们必须发现立法者做出某项规定的原意是什么，其原意有多长远的考虑，他们现在要采取的措施是否属于立法原意的范围。适用法律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发现法律的过程：首先要寻找文字形式的法律条文，然后要发掘解决执法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法律条文所蕴涵的原则、精神，这种发掘即是通过法律解释实现的。
执法者对法律的解释，即发现和发掘法律，是必要的，同时又是有限制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法律在文字规定的后面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且这个范围不是特别确定的，它往往会有一定的张力。之所以有限制，是因为其张力是有限度的，超过了其限度，就是对法律的修改（如果不是篡改的话）。至于法律规定空间和时间范围的张力，则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包括立法目的、法律语言在文字解释上可能的包容度、立法者立法时考虑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立法者立法时未能考虑到但能为立法目的所包容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等。例如，法律制定后，由于某种新事物的出现，对原法律条文必须作某种限制性或扩张性解释，而这种限制性或扩张性解释乃是实现原法律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所必须的，则属立法者未能考虑到但能为立法目的所包容的时间范围。如果不属这种情况，由于新事物的出现，原法律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已显出不适当，需要重新确定立法的目标和任务，就不是执法者进行法律解释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由立法者修改法律方能解决的问题了。
（三）实施行政处理
行政执法的主要方式和基本途径之一是实施行政处理。没有行政处理，仅仅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进行法律解释，法律规定不可能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没有行政处理，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在很多情况（不是所有情况）下会失去前提，失去目的和意义，因为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在很多情况（不是所有情况）下是行政处理实现的直接保障，而行政处理乃是立法实现的直接保障。
行政处理的主要形式有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
行政许可是立法者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进入一定行业，从事一定职业，生产、经营一定产品或提供一定服务等确定一定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规定只有符合条件者才能进入相应行业，从事相应职业，生产、经营相应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不符合条件者则不被准入的制度。如何保证立法确立的准入条件的实现呢？显然必须通过行政执法者的审批行为（即行政许可行为）。对于立法确立的实体条件，必须通过行政执法者的审查、审核、考试、考核等方式核实、认定；对于立法确立的程序条件，必须通过行政执法者的审批过程、步骤和顺序实现。由此可见，行政许可执法行为是实现立法的安全、秩序、权利、自由的目的、价值的保障。不过，行政许可行为对于实现立法的这些目的、价值也存在着风险：如果行政许可权被执法者滥用，不仅不能保障立法的上述目的、价值的实现，而且可能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健康和国家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强法律对行政许可行为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行政征收是立法者为了维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向国民提供“公共物品”，或为了保障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某种特别需要，而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税或费）或者一定数量财产（动产或不动产）的制度。行政征收立法与行政许可立法一样，不可能自动实现，而必须通过行政执法机关（如税收征收机关等）的行政征收执法行为实现。行政征收主要是指征收税款，除了税收以外，还包括各种规费和各种相当于税的费的征收（如道路保养费、教育附加费等）、以及土地、房屋等各种不动产或动产的征收。实际上，后一种征收—－土地、房屋等财产的征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偿的，在法律上称为“征用”。由于征用是强制性的，且补偿往往不是按市场价格，而是低于市场价格补偿，从而，这种征用并非购买，而是具有征收的性质。在我国，所有土地都属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任何私人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土地征用仅指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在城市，国家“征用”市民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只是收回土地使用权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征用。当然，收回土地使用权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征用，目前将之作为“收回”处理，实际上是很不利于保护相对人基本权利的。
行政给付是立法者为了保障社会公正，增进国民福利所设立的对社会上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帮助和给予一般公民以生育、年老、疾病、死亡等补贴、补助的制度。如对因战、因公死亡和伤残人员抚恤的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失业人员救济制度、农村灾害救济和困难救济制度、国家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助制度，等等。行政给付不同于行政征收：行政征收对于行政机关是职权，对于相对人是义务；而行政给付对于行政机关是职责，对于相对人是权利。行政给付也不同于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以维护秩序；行政给付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困难予以救济和为相对人提供福利，以保障公平。行政给付立法目的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立法本身的公允和平衡：给付对象和给付范围是否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给付标准是否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等；另一方面取决于执法的合法与合理：执法者是否严格按立法确定的给付对象、给付范围和给付标准实施给付，在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是否考虑相关因素和不考虑不相关因素，是否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等。
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同样属于行政处理的范畴，同样是保证立法实现的重要执法手段。在法律机制中，立法者通过授予和确定各种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规范各种社会关系与市场经济关系。从理论上讲，只要立法授予和确定各种不同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权利、义务是合理的、平衡的、明确的，人们又都能自觉依法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相应社会关系和市场经济关系就会处于顺畅、有序的进行状态。然而，在实践中，理论上的假设条件是很难全部存在的，且不要说人人并非都是君子，都会自觉地依法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就是立法者，也并非都是圣贤，能将各种不同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权利、义务都规定得那么合理、平衡和明确。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相互就其权利、义务归属或界限发生争议和纠纷，从而使相应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或失序状态。为了明确争议、纠纷各方的权利义务，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立法者所欲设定的状态，国家除了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专业知识和专门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效率。由于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的这些优势，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四）进行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
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是立法者为了保证法律的实现而设定的保障机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保障机制是通过直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执法行为而保证立法目标的实现的。例如，行政许可领域的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首先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为被许可人确立的条件、要求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实现。其通过保障被许可人在实施被许可行为过程中对行政许可机关确立的条件、要求及相应义务的执行，从而保障行政许可法的相应立法目标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对依法执法行为的保障，也就谈不上法律实现的保障，因为执法行为是法律实现的中介。当然，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也是执法，但是这种作为法律保障机制的执法与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作为行政处理机制的执法是不同的，作为行政处理机制的执法处于立法与作为法律保障机制的执法的中间环节。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处理这个中间环节是不存在的：法律直接设定相对人的行为规范，相对人进行相应活动直接依法而为，而不是先经过行政机关审批或其他某种行政程序后再为。例如，市容卫生法规规定人们在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交通法规规定人们出行不得在非人行道处横穿马路。显然，人们去公共场所或在马路边行走无须先经过行政许可或先履行其他某种行政程序，其实施相应行为应直接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而不是遵守通过行政执法行为将相关法律规定具体化、特定化的行政行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就是直接保障法律规范的实现，而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即直接适用法律规定，对相对人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
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作为法律实现的保障机制，其功能、作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行政监督检查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的情况的了解和掌握；行政强制是行政主体对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的行政相对人采取某种措施，迫使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或达到与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遵守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状态；行政处罚则是行政主体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行政行为确定的要求的行政相对人予以法律制裁，使之今后不再违反，也使其他有相应违法意向的相对人以此为戒，不致再实施相应违法行为。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虽然具体功能、作用不同，但其基本功能和作用是相同的，三者均是保障法律实现，使法从文本规定化为人们实际行为规范的手段和途径。
二、执法：使权利从“应然”变成“实然”
法的根本目的（至少是根本目的之一）是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立法是确认人的权利，界定、明确处在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们的权利的性质、类别、范围和实现途径；执法则是使立法所确立的人的权利，或虽未为立法所确立，但属于人作为人，或作为社会成员所自然应具有的权利得以实现，包括提供权利实现的途径、条件，排除权利实现的障碍，防止权利滥用和制止侵权，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和给予被侵权者以救济等。可见，权利是执法的核心。一切执法行为，如果离开了对相对人权利的辨认、尊重和保障，就会异化成权力滥用，其所执之“法”在形式上可能是“法”，但此种“法”的灵魂已被其扭曲或偷换。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所涉及的相对人的权利是各种各样的，有法定实体权利，有法定程序权利，也有非法定的实体与程序权利（人的自然权利），如生命、自由、财产权和正当程序权，既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非法定的。在特定情况下，即使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执法机关对人作为人，或作为社会成员所自然应具有的这些权利，也不能予以否认和拒绝予以保护。
（一）执法与相对人的法定实体权利
行政执法涉及行政相对人法定实体权利是多种多样的，如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劳动权、自主经营权、自主管理权、接受救济权、领取抚恤金权、获得资助权、申请许可证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等。这些权利的性质、内容和范围都是很不相同的：有些权利具有政治性，有些权利具有经济性，有些权利具有物质内涵，有些权利具有精神内涵，有些权利是概括性的，包括很多具体权利，如人身权可包括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而物权又包括所有权（又可细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项权利）、用益物权（又可细分为地上权、地役权、典权等）、担保物权（又可细分为抵押权、留置权、质权），等等，有些权利则是很具体的，如领取抚恤金权、申请许可证权、因权利被侵犯而获得赔偿权，等等。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者首先应根据实际案情，分清相对人享有的是什么性质、何种内容和何种范围的权利，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行政执法行为以因应之。
西方学者往往根据相对人权利的来源，将权利分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政府特授权利，前者如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谓之Right，后者如获得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最低生活补助等权利，谓之privilege。[②]对于自然权利，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加以保护，防止其被侵犯，排除其行使障碍，以保证其有效实现；对于政府特授权利，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根据国民的需要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和适当地创设（政府特授权利除了可以以法律创设外，也可以以行政法规，甚至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创设）、授予（授予的形式可以是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确认等）和保护（与保护自然权利一样，要防止其被侵犯，排除其行使障碍和保证其有效实现）。将权利分为Right和privilege，在理论上可能比较明确，但在实践中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例如，对于一个人通过生产、经营、受赠、继承等获得的财产与通过行政给付从政府获得的抚恤金、救济金、失业补助等财产的权利性质有时就很难区分，也难于对二者截然区别对待：对于前者往往不只是一个消极保护问题，很多时候也需要审查、许可、登记、确认等行政执法行为介入；对于后者，相应权利虽然是政府授予，但却不是政府的恩赐。在现代社会，privilege与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紧密相联系，如依靠抚恤金、救济金、失业补助等生活的人，失去此种生活来源，其生命、自由即难以维系。因此，政府不能任意决定赋予或取消相对人的privilege。在美国，自上世纪中期以后，取消或剥夺相对人的privilege如同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等Right一样，要适用DueprocessofLaw(正当法律程序)，从而在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对待privilege与对待Right就没有太多的区分了，尽管某些必要的区分仍然存在。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虽然不能对相对人的权利做绝对化的区分，但是进行相对的区分则是必要的。因为法律要求对不同的权利提供不同的保护度，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权利相互发生冲突时，行政执法机关应根据不同权利的性质，协调各个方面的不同利益，使不同权利均得到公正的、平衡的、与其权利性质相适应的保护。实践中对相对人权利的大致可作以下四种主要分类：（1）特定相对人的权利与一般相对人（即社会公众）的权利。例如，在环保执法中，作为特定相对人的企业有生产的权利，作为一般相对人的社会公众有享受优质环境的权利。这两种权利虽然不是对立的，但却可能存在一定的潜在冲突。因为生产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废物、废气、噪音等污染。虽然我们可以要求企业治理污染，将污染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企业完全消除污染。要求企业完全消除污染可能等于要求其停止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根据这两种权利的性质进行协调，正确地选择和确定二者的适当的保护度：环境权通常应优于生产权，但优于的度可能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确定。（2）直接相对人的权利与间接相对人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实施执法行为，往往不仅涉及直接相对人的权利，同时也涉及间接相对人的权利。间接相对人包括相邻人、竞争人、合作人、监护人、被监护人，等等。例如，在治安管理执法中，公安机关拘留一位违法行为人，该被拘留人有一依赖其生活的未成年小孩，该小孩即享有间接相对人的权利：公安机关在拘留相应违法行为人后，应通知小孩其他亲属（如小孩有其他亲属的话）或有关组织（如小孩没有其他亲属的话）照顾他（她），以保护其生命权和健康权，以避免其因无人照顾而饿死、冻死或发生其他事故。又如，在城建、规划管理执法中，城建、规划行政机关批准申请人建筑高层楼房，可能影响与其相邻的居民的采光权。对于这种间接相对人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显然应加以考虑、协调。（3）相对人的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行政相对人的这两种权利实际上是依法律对行政执法机关的不同要求而加以区分的：对于相对人的某种权利，法律仅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予以保护、自己不得侵犯和防止他人对之加以侵犯，此种权利谓之“消极权利”；对于相对人另外一些权利，法律不仅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加以保护和不得侵犯，而且要求行政执法机关积极实施相应行为，促成其实现，此种权利即谓之“积极权利”。例如，相对人在行政执法机关对其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时，其享有的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即是消极权利；而相对人申请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的权利即属积极权利。当然，这里的“消极”和“积极”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对于“消极”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有时也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排除障碍，保障其权利得以实现，如相对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行政执法机关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交通和水电供应；对于“积极”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更是不仅具有积极行为，促其实现的义务，而且具有消极不予侵犯和加以保护的义务。（4）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与非人身、财产权利。在行政执法中，对相对人权利作这种区分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许多法律规定对人的权利的保护首先是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都把对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放在首要的位置。虽然相对人的其他权利也非常重要，例如受教育权、劳动权、选举和被选举权、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对于国民均是必不可少的，某些法律对之未予以足够重视并不适当，但是，这不能否定对人身、财产权利与非人身、财产权利区分的意义，因为这两类权利虽然都同样重要，但其性质和内容毕竟存在区别，因此，在行政执法中对其保护的方式和途径无疑也应有所区别。
（二）执法与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利
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使法律规定的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得以实现既有着与保障相对人实体权利实现的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有着与保障相对人实体权利实现不同的特别意义。这是因为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具有双重价值：一是保障实体权利实现的价值；一是程序权利自身独立的价值。相对人程序权利的第一种价值是比较明显和易于为人们所了解的，如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申辩权等程序权利对于保障相对人实体权利实现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相对人程序权利的第二种价值却不那么明显，不那么为人们所了解。人们只有逐渐消除了在封建专制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时期形成的对政府、官吏及其权力的畏惧、崇拜和绝对服从的心理，逐渐摆脱了旧的臣民意识，逐渐培育起了现代公民人格和较强的人权意识和法治观念，才会对程序权利的独立价值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行政相对人作为与行政主体平等的权利主体，作为国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在行政管理中自然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申辩权等程序权利。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执法，向相对人说明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其意义首先是对相对人人格的尊重。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如果可以不向相对人说明根据、理由，可以不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可以径行决定，径行执行，其行为在实体上即使是向相对人赋予利益，给予好处，但在法律上却是对相对人平等地位的剥夺和对相对人人格的蔑视，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式的态度对待相对人。如果其行为在实体上是给相对人处罚、强制或对其作出其他不利处理，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不向相对人说明根据、理由，不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而径行决定，径行执行，则更是对相对人平等法律地位的否定，而把相对人作为了单纯的行政管理客体：我管你服从，我决定你执行。在相对人程序权利被否定、被剥夺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实体上显然较易于和很可能出现错误，但却不一定绝对和肯定出现错误，然而，这种行政决定的方式对相对人人格权和法律主体资格的侵犯却是绝对和肯定的。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从人权和人格的角度分析和看待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程序权利的独立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国民长期以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和习惯，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往往忽视和不尊重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认为行政行为只要实体没错，走什么程序没关系。相对人对程序权利往往也不看重，认为只要实体利益上不吃亏，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听取自己的意见和向自己说明理由无所谓。至于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如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监督时，虽然一般都既审查行为实体的合法性，也审查行为程序的合法性，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对于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往往只有在导致实体错误时才予以撤销或确认违法，而对于仅仅程序违法，但实体正确的行政行为，则大多予以维持。当然，程序权利的价值也不是绝对的，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一项执法行为时，当然既要考虑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也要考虑程序的成本和相应执法事项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需要在权衡各种相关因素后于法定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选择行为应采取的适当程序。对于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来说，对于程序违法或程序有瑕疵的行政行为，也不能一概予以撤销或确认违法，而应视相应法律规定的程序是强制性的程序还是指导性的程序，是涉及相对人基本权利（如人格权）的程序还是仅涉及行政行为方式、步骤而对相对人权利没有影响或基本没有影响的程序，如属后者，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没有必要一定要撤销相应行政行为或确认该行为违法，而只需提请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补正即可。
（三）执法与相对人的非法定权利
依法行政，如果我们仅理解为依法的明文规定行政，那么，依法行政对于行政执法主体及其执法人员来说，乃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最低的要求。就执法与相对人权利的关系而言，尊重相对人为法律所明定的权利，亦是执法者最基本的、最起码的义务。然而，依法行政，从广义上理解，还包括依法的原则行政，依法的规定所蕴涵的道德精神和理性行政。如果我们从这个基点理解执法与相对人权利的关系，那么，执法者在行政执法中仅尊重和维护相对人的法定权利（法所明文规定的权利）是不够的，执法者还必须尊重和维护虽非为法律所明定，但依据法的原则和精神，相对人所应享有的权利。
相对人的非法定权利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以下三类：其一，相对人某些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健康权等，例如，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对相对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给相对人留下维持其基本生活的财物；在对相对人行政拘留时，如相对人突发疾病，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送其去医院就诊。这是相对人生存权、健康权对执法机关必然发生的义务。相对人违法行为无论如何严重，执法机关都必须尊重和保障相对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否则，将导致相应法律责任。又如，国家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人们不得捕杀野生动物，但在特定情况下，某一野生动物威胁到某人的生命，不杀死该野生动物就不能保住该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杀死野生动物，执法机关就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相对人的生存权高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其二，相对人在遇到困难时获得国家帮助、国家救助的权利。人们在社会中生活，结成一定的群体（包括国家），均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人在有劳动能力、有经济收入时，即有通过纳税等途径为社会做出贡献，帮助他人、救助他人的义务，而在尚无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能力时，如年幼、年老、失业或遇天灾人祸，生活无着时，即应享有接受国家、政府帮助、救助的权利。由于国家、政府是通过公民税收得以维系的，所以相对人获得的国家、政府的帮助、救助，实际上是相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对他的帮助、救助，就同他在生活顺利时通过纳税等途径帮助他人、救助他人一样。相对人的这种权利，有时是由国家法律加以明确规定的，有时法律虽尚未加以规定，政府亦应根据其财政状况，为相对人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救助，使其困难得以一定的缓解或克服。政府对社会上的困难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救助的职责正是源于相对人的相应权利，无论这种权利有无法律的明确规定。当然，政府在履行帮助、救助职责时，如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律规定履行，如无法律明确规定，则应依其自由裁量权履行。其三，相对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享有正当程序保障的权利。正当程序权利过去一直是人们的一项非法定权利，最早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原则。该原则有两项基本规则：一是任何人自己不得做自己的法官；一是任何人做出对他人不利的行为时，应当事先告知他人，听取他人的意见。这项原则后经各国沿用、发展，生发出很多具体规则，确立了公民对于政府，相对人对于行政主体的各种正当程序权利，如申请回避权、要求说明理由权、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要求信息公开权、申诉权、复议权等等。对于这些权利，许多国家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尽可能将之法定化。当然，法律规范的范围总是有限的，法制发达国家虽然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规定了相对人的大量的程序权利，但相对人的正当程序权却不可能为法律所包容。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相对人根据正当程序原则仍享有许多非法定的程序权利，如聘请人参与行政程序，代表自己向行政执法主体陈述、申辩和提出建议的权利，申请行政执法主体调查、鉴定、勘验和及时查阅调查、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的权利等等。至于象我国和其他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国家，相对人的正当程序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则还都处在非法定的状况，仅有少数领域，国家通过制定单行法，将相对人的正当程序权法定化了。如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即规定被处罚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享有要求行政主体说明处罚根据、理由权和陈述权、申辩权，对于特定处罚案件还享有听证权等。在其他领域（如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单行程序法。在这些领域，相对人是否存在正当程序权呢？当然是存在的。行政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当然同样应尊重和保障相对人必要的正当程序权利，如申请回避权、要求说明理由权、陈述权、申辩权等。否则，其执法行为的效力可能受到质疑。在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践中，曾有行政主体行为因未遵守正当程序，侵犯相对人非法定正当程序权而被撤销的例子。[③]不过，我国目前正在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收费法》等各行政领域的单行程序法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相对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将日益法定化。但是，即使如此，即使今后程序法完善了，行政相对人仍然会存在某些非法定的正当程序权利，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仍应尊重和保障相对人的这些非法定的正当程序权利。
转贴于三、执法：使秩序从静态设计转化成动态建构
行政执法的目的既在于保护人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在于维护秩序，维护人们生产、生活和从事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各种活动所必须的秩序。人权和秩序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一方面，人权的实现要求秩序保障：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秩序，人的权利和自由随时有被侵犯的危险，人们将失去预期，失去安全感，一切都可能发生，个人无法控制，人们将不得不在担心和恐惧中生活。另一方面，秩序也依赖于人权而存在，离开了人的权利和自由，秩序将失去任何意义，无论是立法设计的秩序，还是执法维持、建构的秩序，其宗旨都在于保护和发展人权，保护和发展国民的权利和自由。
当然，人权和秩序尽管在基本关系和整体上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但在一定时间、一定场合也会发生局部相互冲突的情形。例如，人们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不顾及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社会公共秩序就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或被破坏；人们如果过分强调秩序，个人权利与自由就可能被忽视，特别是某些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有时会为秩序而秩序，因各种理由（如应付检查、保证领导安全、争创先进等）搞形式主义，而不惜牺牲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由此可见，人权和秩序的统一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通过人们的主动协调而可以自然而然实现的。因此，立法和执法，特别是执法，作为行政关系主导者的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主动地把握和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使二者保持平衡和统一。关于执法与相对人权利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进行了专门讨论，这里我们主要探讨执法与秩序的关系，执法在维护秩序，使秩序从静态设计转化成动态建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当然，我们在讨论秩序时，不能不同时涉及到权利，因为秩序的最终目的是权利。
（一）执法行为与秩序
执法对秩序的建构和维护首先是通过执法行为直接实现的。执法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如人们最常见的审批、许可行为、规划行为、监督检查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行为（包括即时强制和强制执行）等[④]。不论是社会生活秩序，还是经济与市场秩序，没有行政执法行为的保障，都可能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在这种社会秩序状态下，人们将难以正常地生产、工作、生活和进行社会交往。
行政执法行为对秩序的作用其一是建构，其二是维护。秩序建构主要是通过审批、许可行为、规划行为、征收行为、给付行为等实现的。审批、许可通过对市场准入、相对人从事一定职业、行业的资格、资质以及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的质量的审查，发放许可证，确立一定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交往秩序；规划通过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城市和乡镇建设、环境和生态保护等予以科学设计和统一规划，确立不同利益群体在这些领域相互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秩序；征收、给付行为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确立社会“公共物品”提供的秩序和社会保障、社会救济领域的秩序。
秩序维护主要是通过监督检查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行为（包括即时强制和强制执行）等实现的。监督检查对秩序的维护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督促和鞭策，使相应领域的所有相对人感觉到秩序的约束，促使其自觉将其行为纳入秩序的范畴；二是发现违反秩序的行为，及时加以纠正和处理，防止其恶化和蔓延；三是发现秩序本身的缺陷和漏洞，及时加以完善、修补或对某种秩序加以重构，防止形成“恶序”，即侵害人民利益和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行政处罚对秩序的维护作用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特定相对人特定违反秩序行为予以制裁、处理，使被损害的特定秩序得到恢复，并使被处罚人获得教训，不致重犯；二是对一般相对人的警示、教育作用，特别是对有同样或类似违反秩序行为倾向的相对人，行政处罚能对之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使之抑制自己的行为，避免重蹈他人被处罚的覆辙，从而实现维护和保障秩序的目的。行政强制对秩序的维护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采取措施，及时纠正违反秩序的行为（之后再实施行政处罚或不再实施行政处罚）；二是在可能出现违反秩序的情形或状态之前采取措施，防止违反秩序的情形或状态实际发生；三是在行政处罚或行政机关实施其他行政处理行为之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行为为之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对之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保障行政行为构建的行政秩序得以实现。
（二）执法体制、执法方式、执法程序与秩序
如前所述，行政执法行为具有构建、维护和保障秩序的重要作用。但是，执法行为对秩序作用的实际发挥乃是取决于执法体制、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的优劣：好的（民主的、科学的、文明的）执法体制、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可以促进执法行为积极作用的发挥，从而有利于构建、维护和保障秩序；不好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漠视相对人权益的，乃至野蛮的）执法方式、执法体制和执法程序可能妨碍执法行为积极作用的发挥，对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当然，有时在高度集权的执法体制下，运用野蛮的执法方式，漠视相对人权益的简单快捷的执法程序实施的执法行为也可能构建、维护和保障某种有条不紊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是以牺牲相对人人权，牺牲相对人积极性、创造性，牺牲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效率为代价的，从而这种“秩序”只能是暂时性的，最终将因相对人的不满和怨气爆发而终结，使社会经济秩序重新陷入混乱。
执法体制对秩序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但却是重大的和根本性的。就目前在许多领域实行的多头执法体制而言，对经济管理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即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企业，一天之内可能要接待七、八个行政执法部门（如工商、技监、税务、环境、卫生、城建、劳动、市容等）的监督检查，接待往往还要求企业负责人出面。负责人要应付这么多执法检查，要牵扯他（她）多少时间、精力？相对人一个违法行为，有时可能面临好几个执法部门的查处、处罚（所谓“几个戴大盖帽的追一个戴草帽的”），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均要耗费多少成本？至于相对人要申请行政机关许可办一个企业或做一件需经审批的什么事，更是要跑几个，甚至几十个衙门，求爷爷，告奶奶，有时一年半载还办不下来。这种体制能保证什么秩序，社会经济生活岂能不乱。正是基于这种乱象，这几年国务院一直将治理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在抓。在治理和整顿经济秩序中，改革执法体制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此，全国各地陆续推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如联合执法、综合执法、“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政府超市”等。联合执法指几个执法部门联合组织执法机构，统一对相对人进行监督检查，但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对相对人实施处理或处罚行为；综合执法指经有权机关批准，根据统一、精简、效能的原则，由一个执法部门以该部门的名义统一行使几个执法部门的执法职权（主要是行政处罚权）；“一个窗口对外”指行政机关办理审批、许可事项，一项审批、许可无论需要几个内设机构审查，均只由一个机构统一与相对人打交道，均由其受理审批、许可申请，由其送达审批、许可决定；“一站式服务”是指一项审批、许可事项需要几个行政机关办理的，只由其中一个机关受理，由该机关转告有关机关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政府超市”指政府将具有相应审批、许可权的有关行政机关集中在一个政府大厅内，统一、集中办理相应审批、许可事项。
行政执法体制的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大多尚在实验之中，但其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正面作用已经开始显露，其中部分措施已得到法律的确认。例如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规定，行政许可需行政机关内设多个机构办理的，该机关应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对外：统一受理相对人申请和统一向相对人送达许可决定（“一个窗口对外”）；行政许可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相应政府可确定由其中一个部门受理申请，之后转其他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由其统一办理（“一站式服务”）；或由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一个办公大厅内联合、集中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政府超市”）[⑤]。
执法方式、执法程序与执法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任何执法行为，无论是审批、许可，还是监督检查，或者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遵循一定的程序进行。因此，执法行为对秩序的建构、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的方式和程序。过去，我们在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混乱，违法行为猖獗时，往往想到的只是加强行政执法行为的力度，严查重罚，而很少想到如何改革我们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方式和程序，使之保证公开、公正、公平，结果自然是收效甚微。试想，执法行为不公开，暗箱操作，执法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执法行为不公正，不公平，偏私、歧视，厚此薄彼，不讲信用，反复无常，怎么能令行政相对人信服？执法者怎么去纠正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又怎么能建构起市场和社会所需要的秩序？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开始认识到执法方式、执法程序对于保证正确实施执法程序的作用，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对执法方式、执法程序进行改革，注重建立民主、科学、文明的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实践中有关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确立的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改革措施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
其一，为解决程序过繁，效率低下的问题，简化某些行政行为的执法程序，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方便当事人和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当场执法制度。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如相对人违法事实确凿，对之处罚有明确的法定依据，且应给予的处罚较轻（警告或数额较小的罚款：对自然人50元以下，对单位1000元以下），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对于当场作出20元以下罚款或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的，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此外，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执法时作出罚款决定，如当事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也可当场收缴罚款[⑥]。《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时，如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如申请人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行政许可的，应当即告知当事人不受理；如申请人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如申请人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如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⑦]。
其二，为解决多头执法扰民的问题，建立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的执法权的制度。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决定，一个行政机关可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⑧]；《行政许可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级政府可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⑨]。一个行政机关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的执法权，这既是行政执法方式的改革，也是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
其三，为解决执法中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官僚主义和拖延耽搁的问题，确立严格的执法时效制度。例如，《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除可以当场作出决定的以外，应当自受理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除非特别法有另外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时效为两年，相对人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的，行政机关不得再给予行政处罚（除非特别法有另外的规定）。
（三）执法人员的素质与秩序
如前所述，建构和维护秩序是行政执法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之一。行政执法对秩序的建构和维护首先依靠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对秩序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其次，行政执法对秩序的建构和维护还取决于行政执法体制、方式与程序，行政执法体制、方式与程序对秩序的作用较间接些，它通常要通过行政执法行为影响秩序；再次，行政执法对秩序的建构和维护还取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当然，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对秩序的作用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执法体制、行政执法方式与程序对秩序的作用更间接些，它同样要通过行政执法行为，或既通过行政执法行为，也通过行政执法体制、行政执法方式与程序影响秩序。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行政执法各种因素对于建构和维护秩序作用的直接性、间接性并不等于其重要性程度，不是说某种因素作用越直接，该因素就越重要；某种因素作用越间接，该因素就越不重要。实际上，这里讲的作用的直接、间接是就相应因素对秩序作用关系的层次而言，间接作用因素较直接作用因素居于更深层次，从而其对直接作用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行政执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行政执法体制、行政执法方式与程序制约，更受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制约；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仅一定程度地决定行政执法行为，也一定程度地决定行政执法体制、行政执法方式与程序。
决定行政执法质量，影响行政执法作用发挥的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主要包括三类素质：一是政治思想品质素质；二是文化知识和业务能力素质；三是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方面的素质。
行政执法人员政治思想品质素质对行政管理秩序的影响是显然的。首先，执法人员的品行对社会有表率作用，“民以吏为师”，执法者品行不正、行为不端，会给行政相对人作出坏的榜样，形成不好的民风；其次，执法人员的品行影响执法的权威，“身不正而令不行”，执法者自己违法乱纪，要求行政相对人严格遵纪守法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执法者执法语言粗野、行为恶劣，要求行政相对人严格服从管理、令行禁止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再次，执法人员品行不佳，会给违法犯罪分子提供施放“糖衣炮弹”，将其击倒和拉下水的机会。违法犯罪分子、社会黑恶势力如认定、看准某执法人员是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见色忘乎所以的货色，即会通过“钱权交易”、“色权交易”将其收买，让这些腐败分子充当他们违法犯罪活动的“保护伞”。至于某些执法人员不待他人拉下水，自己主动往“水”里跳，以权入股，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这种情况对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则更不自待言。
行政执法人员的文化知识和业务能力素质影响执法质量，从而影响行政管理秩序同样是显然的。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越来越发展，人们从事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行政执法人员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和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的维护者，如果其文化知识和业务能力素质不高，他就无法对相对人依法实施管理和提供服务，也无法对相对人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发现对社会、经济秩序、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可能的隐患，从而迅速、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制裁违法违规行为，消除隐患。同时，在现代社会，法律是很复杂的，执法者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化素质，不可能正确理解所执法律的内容，从而在执法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甚至完全背离法律的目的和宗旨的情况发生。
最后，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方面的素质对于保证行政执法质量，实现行政执法建构、维护秩序的功能和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法律知识自不用说，执法者没有法律知识的功底，怎么理解法律？怎么适用法律？这就如同一个医生，没有医学知识，怎么给人看病、开处方、动手术？一个医生，其医学知识的深浅高低直接决定着他从医的质量；一个行政执法人员，其法律知识的深浅高低直接决定着他执法的质量，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怎样影响其执法，怎样通过其执法行为影响行政管理秩序，则不是那么明显、那么直接、那么不证自明。但是，其影响却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很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这是因为：其一，法律不是僵死的教条，法律是有灵魂的，法律的灵魂即是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而执法者要真正正确理解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必须依赖于其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例如《行政处罚法》的目的是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如果不把握这一立法目的，就可能为惩罚而处罚（不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为财政目的而处罚（不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实施处罚），为构建、维护“一潭死水”的管理秩序而处罚（不是为构建和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秩序而实施处罚）。其二，法律不是法律条文的堆积，法律是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执法者在适用某一法律的某一具体条文时，不仅要正确理解该条文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必须同时考虑相应法律的相关条文，甚至要考虑其他法律的相关条文。例如，行政执法人员在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章的有关条文时，必须同时考虑或适用该《条例》第一章总则的规定与第二章处罚的种类和运用的规定；还必须同时考虑或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在今后《行政程序法》出台后，还必须同时考虑或适用《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而要做到这一点，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是不可能的。其三，法律适用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对号入座地将法条适用于立法者事先设计好的某种确定的情境的活动，法律适用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复杂劳动。首先，法律条文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特别是许多弹性法律概念，如“公共利益”、“社会安全”、“人身健康”以及“情节严重”、“情节轻微”、“重大损失”、“危害不大”等不确定用语，执法者在适用这些概念、用语于具体情境时，有着相当大的斟酌、裁量空间。至于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境，更不是立法者完全能事先设计和确定的，即使立法者能对之事先预测，此种预测也只能是大致的和粗略的，客观世界的变化是无穷尽的，尤其是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简直超乎人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执法者如果没有很强的现代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而只知机械地，死板地适用法律条文，其在执法实践中可能会处处陷于迷茫，其要么会埋怨立法不完善，以至于对相应问题、相应事务以法无明确规定为由推托不管，实施行政不作为；要么随意地胡乱解释法律，曲解或者完全背离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滥用职权，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这样做，最终显然不是维护，而是进一步损害社会、经济秩序。由此可见，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对于保证执法目标、任务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推进行政法治，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的功能和作用，无疑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①]参见《立法法》第42－47条。
[②]关于Right和privilege的区分，可参阅administrativeLawandprocess，byernestGellhorn，BarryB.Boyer，1981，p139—179.
[③]如199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田永案”（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京）1999第4期）和200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刘燕文案”（见《中外法学》（京）2000第4期）。
[④]这里使用的“执法”（行政执法）较广义为窄，不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较狭义为宽，包括行政审批、行政规划和行政强制执行，而不是只限于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行为。
[⑤] 参见《行政许可法》第26条。
[⑥] 参见《行政处罚法》第33、47、48条。
[⑦] 参见《行政许可法》第32、34条。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9
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和经常性工作。由于行政法制建设在我国是相对较新和较薄弱的领域，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程序制度不完善，对行政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论是从意识上还是制度上都有待加强，以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如何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我省从2000年以来，开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探索。省计生委制发了《河南省计生委关于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和《河南省计生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实施办法》，分解了目标、任务，规划了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落实了领导、机构和人员。把严格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并维护公民在生育上的合法权益，建立科学、高效、严谨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体制，提高计划生育法治管理水平，正确执法、文明执法作为我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目标。为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从清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确保行政执法行为主体合法；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建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度，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合法；建立执法监督体系、促进正确执法；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权责统一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在计划生育这一涉及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公民个人的生育权利交汇的特殊领域，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应着力解决好真正树立行政机关权力应受制约的观念；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统一规范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建立科学、系统的考核、监督、评估机制；完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践探索
近年来，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各级政府机关和所辖的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执法职能特点，先后开展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试点和推广工作。我省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也相继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如何在新形式下不断深化、发展、提高，一方面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理论构架中寻找支撑、开拓思路，丰富和完善执法责任制的内容。笔者试就此谈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一、全面准确地理解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必要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又进一步要求“加快推行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和经常性工作。由于行政法制建设在我国是相对较新和较薄弱的领域，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程序制度不完善，对行政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论是从意识上还是制度上都有待加强。从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实际看，行政机关片面重视“权”而忽视“责”。凭执法者个人好恶行使、搁置或拖延职责的现象相当普遍。因为这些行为没有过到应受法律制裁的程序，难以追究法律责任或受到司法监督，而客观上这些不当或轻微的违法行为对管理相对人权益的损害是最常见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办事拖沓、程序繁冗甚至故意刁难、增设障碍的现象求告无门。基于此，行政执法责任制势在必行。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内涵和外延
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最基本准则，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制建设本身发展的结果。依法行政的内涵包含职权法定、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依据法律和职权与职责统一。权力和义务的统一是基本的法律原则，职权与职责统一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理论依据。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它与公民的权利不同。公民的权力是私权，私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但行政机关的职权是公权力，公权力不仅是可以行使而且是必须行使，不能放弃。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实际上也就是赋予行政机关以义务和责任，行政机关必须尽一切力量去保证完成。因此，行政机关的职权从另一角度说，就是职责。放弃职权、不依法行使职权，就是不履行义务，就是失职，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责任的重要部分，专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行政责任。广义的行政责任是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在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和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指行政主体必须按行政法要求进行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另一部分是指行政法主体由于不履行前一种义务而引起的法律后果，即依法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务，而且当事人必须承担。因此，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责任的具体表现方式之一。行政执法责任制不仅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引导、规范、制约和预决，也是对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执法责任的种类包括行政政纪责任和行政侵权责任两种。政纪责任的原因是国家行政机关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责任的形式是行政处分；行政侵权责任的原因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职务过程中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相对人的损害。责任形式以金钱赔偿为主，以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为补充。
（三）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本要求
一是权、责的对应和统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有权即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应追究。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责任并重，这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区别于其它工作程序制度的关键。只有职权而没有责任的规定，与岗位责任制没有多少区别。
二是执法责任要具体。行政执法责任是一利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执法责任制解决是没有正确执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执法行为的责任。因此，必须结合本机关、本部门的实际，规定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责任条款和形式，既要有实质内容，又不能照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解决法律调整之外的行政执法行为损害相对人权益的空档。
三是不能以行政执法责任制替代法律责任或政纪责任。行政执法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不能与其他法律责任或纪律责任相互代替。不能因为承担了行政执法责任而免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二、如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我省从2000年以来，开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探索。省计生委制发了《河南省计生委关于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和《河南省计生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实施办法》，分解了目标、任务，规划了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落实了领导、机构和人员。一部分市、县（区）计生委也相继制定了具体
，实施措施。从根本上来看，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为了保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减少或杜绝执法违法或执法不当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把严格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并维护公民在生育上的合法权益，建立科学、高效、严谨的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体制，提高计划生育法治管理水平，正确执法、文明执法作为我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目标。把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为落实执法责任制的具体途径，以权、责、利的明确划分和有机统一为中介，从执法主体、执法职能、执法程序、执法监督检查、执法责任、错案追究等各个环节入手，来具体落实和推行执法责任制：
（一）清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确保行政执法行为主体合法
主体合法是保证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有效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决定主体是否合法的因素有：是否是依法设立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是否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针对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实际，重点应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依法清理行政执法主体。尤其是对涉及到实施计划生育行政处理和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权限进行严格审查，禁止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机构组织从事行政执法。坚决取缔由临时人员组成的小分队、突击队、宣传队等形式。二是严格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全省行使执法人员凡未经行政执法培训和资格考试合格的，一律不发给《行政执法证》或《行政执法监督证》。三是坚持了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明确未出示行政执法证的行政执法行为无效；四是在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中，分解明确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有关执法机构、人员的执法任务、执法依据、执法职能、工作程序制度和执法责任，接受公开监督。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合法
规范性文件一般是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直接依据，对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更大更广泛的影响，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等违法行为也常常借助规范性文件实现。因此，确保规范性文件合法是落实执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对此，应重点抓好制定、清理和备案审查三个环节。一是严格依照法定职权，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下级政府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得与上级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政府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抵触。二是在实施执法责任制之初，对计划生育系统制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继续有效和应修改或废止的行文公布；坚持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对照检查原有规范性文件，凡抵触的一律修改或废止。三是制定规范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审查机构、审查程序、审查办法和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全省各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政策法规科（处）负责本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内部职能机构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应先经政策法规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再送办公室核稿。重要的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由政策法规处牵头组织起草并送分管领导审签。
（三）建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度，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合法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初期，程序违法是导致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无效或行政诉讼败诉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影响行政执法水平的状况，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探索制定计划生育主要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并不断加以总结完善，在实施部门执法责任制过程中，我们把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制度作为基础工作的重点，使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在调查取证、审查、许可、审批、核准、处理、处罚以及复议应诉各环节都有章可循。还制定了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法规规章实施情况报告制度、规范性文章备案审查制度、大案、要案申报制度、法制工作统计制度等内部工作制度。做到外部行政执法程序和内部行政执法程序并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文书是行政执法行为的记录和反映，是开展行政复议的基础，也是行政应诉成败的关键。我们制定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文书格式，并于2001年元月1日起在全省启用。随着国家“一法三规”和我省《条例》的相继颁布或修订，我省以前的行政执法文书格式还将作一些必要调整和完善。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程序和文书，充分发挥了统一协调、监督约束、矫正补充功能，充分保障了管理相对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
（四）建立执法监督体系、促进正确执法
规范行政执法的意义篇10
[关键词]行政执法政治文明执法体制监督机制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特别是行政执法状况，虽然比以往有很大的改观，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只有大力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制度，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才可望实现。为此，笔者就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其改进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析。
一、当前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行政执法体制不健全、不科学
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科学性与法治性，这主要表现在行政执法权太分散，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也比较混乱。在我国，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企事业或政企合一的单位等都享有行政执法权，而且各个执法机关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导致行政执法职责不清、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同时，行政执法机关行政隶属关系混乱，导致执法不力。这种执法体制现状损害了执法机关的执法权威与效能。
2.行政执法依据存在缺陷
行政行为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行政立法行为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源泉。行政执法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所遵循的依据便是这些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依据存在违法或不当等缺陷恰如水源污染，因此而作的行政执法行为必然先天存在着缺陷。目前行政执法依据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执法依据滞后，存在许多真空领域，致使行政执法无法可依；第二，执法依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原则，对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第三，行政执法依据相互冲突，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有效开展。第四，作为行政执法主要依据的低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着严重的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
3.执法违法现象严重
我国长期以来处于人治社会，在法律工具论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下，法律很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小集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执法者往往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十分严重。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中典型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滥用、超越职权；、行贿受贿、钱权交易；执法态度不认真，不重视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近来频繁出现的以暴力抗执法事件与违法执法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4.短期执法行为突出
短期执法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运动型”执法现象突出。我们经常听到所谓“专项行动”、“百日行动”等执法行为，这些行为似潮起潮落，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第二，“封杀性”执法行为突出。如某地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伤亡严重，当地政府便将该地所有煤矿关闭、整顿，以图“一禁了之”。这种“封杀性”执法显然有悖于行政执法程序，也很难从根本上达到行政执法的目的。
5.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首先，在行政系统内，除行政监督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外，对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通常是由行政执法部门自己负责进行的，执法与执法监督两种职能没有分离，这样，在本位主义和局部利益面前，很难真正自觉树立自律机制。
其次，从外部来说，即从执政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民众及舆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来说，由于党政不分，党的监督也变成了内部监督而异化，“家法”取代“国法”的监督显得无力。而各级权力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尚末建立、健全，使得人大的执法监督职能未能落到实处。同时，由于目前法院在人事、经费等方面受制于地方过多，因此，在监督行政执法过程中，它的行政审判活动受到太多的过问，使得有些地方法院的审判活动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大大弱化了司法监督作用。民众相对于执法机关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
6.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堪忧
行政执法队伍处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的效果。就我国目前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而言，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执法理念滞后。有些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淡漠，缺乏理性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出现行政执法依人不依法、依权不依法的局面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二是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匮乏，执法水平低；三是行政执法机关在进人、用人、考核、任免、奖惩等方面均末完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得一些不适合做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进入行政机关；四是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羁绊，超越、。五是行政执法机关将执法任务委托给社会人员，“编外”人员大量充斥着执法机关。
二、改进与完善行政执法的策略
1.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
首先，要加强完善行政立法，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使行政执法有法可依，对于目前已有的立法，要补正其存在的缺陷，使立法更加科学完善，符合客观实际，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以便促进立法与执法的相互协调。同时严格监督和审查其它规范性文件，将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执行纳入法治轨道。
其次，已有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的的时候，要注意平衡，良法应该适用，恶法应该被排除在适用之外，否则两个法同时适用，将会导致两个执法部门就同一事件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
另外，制定和实施统一规范行政工作程序的《行政程序法》和规范政务公开的《行政公开法》，以及便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强制法》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2.改革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
为确保行政执法机关合法、公开、公正、高效执法，就要结合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的权责，对于不具备相应执法权能的组织，应该一律清退出行政执法领域。尽快建立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责任制度，明确执法权限和岗位职责，严格考评。在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同时，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缓解重复执法的矛盾。如成立综合行政执法总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与省、市、区的行政执法局和执法所形成一种垂直领导的关系，减少地方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工作的不当干预。
3.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就外部监督而言，首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监督检查，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体制的改革，实行执法与执法监督的职能分离。其次，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实行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后，加强社会监督，实行行政公开，增强公众对行政执法的参与，建立一种有效的事中监督途径，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与群众监督。
从内部监督来看，应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错案追究制、行政执法公示制、评议考核制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对规范性文件和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及时纠正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和违法、不当的执法行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依法办理每一个行政复议案件。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能，恪尽职守、敢于碰硬。将行政执法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尽可能在行政机关内部解决。
4.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第一，要使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律高于一切，法律至上的观念。正确处理好严格执法和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坚持合理性原则，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第二，要更新行政执法理念。现代法治是以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公民不仅是权利的主张者和维护者，同时也必然是理性精神自我约束和定位的自律者，对义务和责任的服从与承担不再是外在强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公民理性存在形式和实现权利主张的必要条件，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使公民享有更大的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进一步限制、减少并最终取消各种行政执法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做法，充分赋予并发挥行政职能部门日常管理和执法的规范性操作的作用。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各项业务培训制度，对现有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知识、法律知识的培训并使之制度化，以强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意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同时，要对现有的行政执法队伍进行认真整顿，通过民主评议、社会监督、考试考核等方式，把那些不称职、不适应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坚决清理出行政执法队伍。第四，要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队伍管理的制度建设。录用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切实把住进人关，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形成“强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竟争机制。
综上所述，面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我国必须下决心对行政立法、执法的体制、监督系统及其执法队伍进行深入改革，才能使我国的行政执法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以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论行政执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3，(4).
[2]皮纯协，刘杰.行政执法问题与对策[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