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职责篇1
关键词：职业教育;企业;责任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0-0260-03
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承担的利益相关者和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同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获得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赞誉。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属于企业的外部责任，企业要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培训人才，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角度看，企业应该在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企业在职业教育宏观政策制定、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一、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Corporate）作为以实现投资人、客户、员工、社会大众的利益最大化为使命，通过提品或服务换取收入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根本，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企业之间存在着严峻的竞争，也存在着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能够使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不是程度高的自动化、技术先进的设备，而是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所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一个企业要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在激烈的行业竞争里获胜，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形成这种竞争力的关键就是拥有属于企业自己的一批充满激情、富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在实现个人职业设计目标的同时，不断为企业创造新的财富增长点的优秀员工。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总体要求中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可见，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培养优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需求达成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现代职业教育在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二、国际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
国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涉及领域广、力度大、形式多样、效果显著，国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因、方式、成功的经验，能够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企业的参与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德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德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表现在以“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解决了其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双元制”模式在企业界的积极参与下形成，有浓厚的企业文化根基，其成长、成熟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学校、企业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主要特征是：私企与国家开办的职业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在这种“双元制”下企业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1）教学程序的主导。在职业教育教学阶段，德国“双元制”是由企业来安排学生的教学和实践的时间分配，在中等教育阶段有60%～70%的教学和实践都在企业开展，一般学制为2年至3年半;而高等职业教育教学阶段则会安排50%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学习和培训，一般学制为3年;从学习地点的选择看，企业建立有专门的培训基地，这些基地都具有高度的仿真性，还配备高科技的教学场所，学生不但可以接受理论知识的讲授，还可以在实践场所进行实践教学，也可进行短期的上岗培训;在教学过程中，各企业都有着完善的培养资料，按照专业类别编写各专业统一的培养计划及规则，例如联邦政府颁布的全德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及其附件――企业《培训框架计划》就是企业培养学生的重要依据;在师资力量上，企业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用企业员工作为指导教师，员工隶属于企业，必须要有2至5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要通过相应的考核，取得培训师资格，这些“师傅”不但有丰富的经验，也会依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指导，注重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2）培训费用主导。德国“双元制”体制下，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职业教育经费。由于企业是主要的职业教育受益人，因此一般将学生的培养费用计入企业经营成本，而政府在职业教育培养中付出的经费只是很少的一部分。（3）立法上的主导：企业一旦参与职业教育，就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以保障国家、企业、学生的相关利益及教学效果。例如《联邦职业教育法》、《手工业条例》、《职业培训条例》及其附件――企业《培训框架计划》和《职业培训合同》等法律和法规，都是企业必须要遵守的。企业传统的培养模式不受国家干涉，反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德国企业也以参与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企业人才为己任，逐步确立了“双元制”在德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2.新加坡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新加坡采用的是教学工厂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基础上，考虑本国的国情，较好地适应了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要求。目前新加坡的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都采用教学工厂模式。这种教学工厂的主要特点是：教学工厂即职业教育学校，但根据职业教育的要求来设计，具有企业的某些特质，不但环境优美、设备先进，还具有企业化管理的相关特征，很好的将校园与企业结合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以及学习、工作态度，而学校也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师生进行创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也使得教学工厂的教学效果非常好。教学工厂以“双师型”的师资队伍为依托，教师不但要精通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践，更好地进行职业素质培养。
3.澳大利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澳大利亚目前采用最多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taFe模式，taFe（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也就是技术与继续教育，是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基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通常受政府监督，教学质量较高，目前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化人才。taFe培养模式下，学校教学没有太多的限制，参与学习的学生可以是各个年龄段、各个专业背景有学习需求的人。taFe建立了专业学习包，提供全日制、半日制、函授等多种授课形式，只要学习者进行相关的学习拿到规定的学分，学校就会为其颁发相应结业证书。这种方式比较灵活，覆盖面较广，也使得职业教育迅速普及。学习包当中规定的内容由政府官员、企业专家、学校老师、学者等参与制定，保障了科学性、合理性，也发挥了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主导作用。taFe模式同时注重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在国家培训局的监督指导下，培养方案不断得到完善，教学质量也日益提高。
三、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
我国在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中一直在以立法形式推动企业参与，在职业教育中的企业地位、作用以及校企合作育人等方面都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从事技术工种的职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第三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规定，企业要强化职工培训，提高职工素质。要继续办好已有职业院校，企业可以联合举办职业院校，也可以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企业有责任接受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方面做出如下规定：健全企业参与制度。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要有机构或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对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其办学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求的，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对职业院校自办的、以服务学生实习实训为主要目的企业或经营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支持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培训人才，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各地区、行业，对职业教育企业责任及参与方面也做出过不少的规定，学校在校企合作方面也制定了比较有行之有效的相关制度。但目前，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积极性和利好的认知还不够，在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的落实环节上，企业真正实际参与职业教育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
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获得社会赞誉，实现企业、社会和自然环境共同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对职业院校的责任，就是协助职业院校共同完成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任务。在宏观层面上，行业专业指导委员会、行业协会和企业有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责任，包括不同专业领域的市场人才需求预测，专业标准制定、人才培养规格研究等。在微观层面上，行业企业应参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构建、教学内容的设置、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招生就业等诸多方面，在招生―培养―就业全过程中真正实现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职业教育企业责任的主要途径就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使学校教育功能与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企业在实现职业教育责任的同时，从职业院校得到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可以从深度合作的职业院校优先招聘专业技术人才;借助合作院校的师资力量，系统培训企业员工，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还可以借助职业院校师资力量解决企业的技术攻关和科技研发工作。职业教育企业责任的实现具体表现在校企合作的具体措施中。
1.企业主动参与学校的招生。职业院校的招生应实施分类多元化招生。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研究企业人才需求结构和标准，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和标准，在招生宣传、新生录取等关键环节让未来的“客户”参与，使企业的人才标准和需求渗透到学校工作中，让学生入学前对企业人才标准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企业参与招生，也有利于企业订单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的推动。
2.企业参与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制订。职业院校设置专业离不开市场需求的调研，只有准确分析和预测未来职业岗位需求，合理制订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够真正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行业企业应介入专业调研、新专业设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调整等环节，因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对以上工作的推动具有先天的优势和责任。
3.校企共同制订课程内容。确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后，关键是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即制订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特别是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研究方面，要与职业标准对接，与企业实际工作需要对接。企业和学校共同研究确定与职业标准对接的课程内容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4.校企协同实施教育教学。职业院校要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在教学场所的设计上为学生提供边学边做、模拟演练或真题真做环境;企业在学校设立工作室、厂房、车间，企业技术人员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训环节;把某些实训教学环节可以直接安排到企业生产车间，技术人员可担任现场指导师傅，学生以准员工的身份参与企业生产、管理、服务工作，使教学过程融于生产过程。校企共同实施教学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品格修养，使学生更早的了解企业文化。
5.校企共同培养教师实践能力。校企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关系到职业教育能否肩负起培育技能型人才的教育使命。目前，职业院校在招聘教师时还是更注重学历层次，在实践经历方面我国还没有统一要求和标准，所以企业在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职业院校应形成完善的教师赴企业锻炼机制，企业积极开拓职业院校教师的实践岗位，与学校共同培养教师的实践能力。
6.校企共同开展学生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鉴定和测评，也是对教育教学效果的检验。职业教育质量如何，从学生是否达到毕业要求，是否满足企业人才需求标准，是否达到职业岗位标准，是否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所以企业应该在培养学生的不同阶段，按企业用人标准考核评价学生，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五、几点建议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是办好职业教育的突出特色，而且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和企业需求的对接度。职业教育的企业责任重大，但企业还没有完全融入职业教育，没有全面树立这份社会责任感，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权利和责任应具有一致性，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1.国家和地方政府从政策层面进一步鼓励和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能够科学准确地评价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贡献度，使企业正确树立参与职业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院校进一步做好职业教育企业责任的宣传和推动工作，让更多的企业感受到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在合作中实现企业人才储备和人才水平的提升，同时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3.院校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搭建多维校企合作平台，有效融通学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使企业与学校合作育人过程中看到企业更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德国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及成本效益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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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职责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刚性
作者简介：孙霞（1978-），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法律。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省助）“我国职业教育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编号：SJZZ_0092），主持人：孙霞。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9-0015-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充分表明国家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着法治进程和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现行《职业教育法》在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配置、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已经严重滞后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本文在对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内涵、缺乏刚性的表征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刚性构建的意见建议，以期为健全完善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提供参考。
一、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基本内涵
从学理上讲，法律规范由三部分组成，即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一般规定实施何种行为可以适用该法律规范；处理是行为规范本身的基本要素，规定人们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制裁是法律规范中规定行为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时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一方面，法律责任相当于法律义务；另一方面，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1]法律规定了人们应当遵从的行为范式，同时规定了违反这一范式需要承担的责任及其方式和程序，以期实现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和指引，从而形成“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模式，实现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任何法律都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法律文本往往在实践中无法被付诸实施。一部法律缺少了法律责任条款，就缺乏了刚性，就很难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法律责任作为由违法者本人依法承担的责任，是国家对违法者的否定性评价，并通过国家授权的专门机关予以认定和追究，追究的方式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
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是在实施职业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基于职业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对象范围等特点，职业教育法律责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也区别于一般的教育法律责任。在界定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含义的时候，应当在综合职业教育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相关主体、主观要件和客观行为的基础上进行。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是指职业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了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了职业教育违法行为，造成了职业教育权益损害，或违反了职业教育行政合同和职业教育民事合同的约定，破坏了法律上或合同中约定的法律关系，或者主观上虽无故意或者过失，但按照实质公平原则应承担补偿性、惩罚性或其他性质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否定性法律后果[2]。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是保障职业教育顺利进行，维护相关主体职业教育合法权益，监督约束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职业教育机关、企业及有关个人的有效手段。纵观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以及职业教育发展较早的德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法》，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有法律责任这一部分。通过比较可以明显发现，我国的《职业教育法》缺少“法律责任”的专门规定，而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一个部门法中都是很难想象的。
二、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缺乏刚性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9月开始实施，至今已有20年之久。该法在体系结构上包括总则、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实施、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和附则五部分内容，共计四十条。应当说，该法的制定实施对于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推动全国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作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该法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在法律适用中的刚性不足，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设计，也没有“法律责任”这一专门的章节规定，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进而影响到职业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职业教育法律责任规则体系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虽然对职业教育的主体、实施及保障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但从整体上看，有些内容过于原则、简单，对于职业教育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等内容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多为指导性、倡导性内容，缺乏可操作性。《职业教育法》第39条规定，在职业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应当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但“具体由谁处罚、处罚的对象、处罚的方式和处罚的内容均未明晰，这就导致职业教育法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从而导致实践中职业教育管理混乱，缺乏责任追究。”[3]由此可见，现行《职业教育法》没有明确规定对违反职业教育法的相应处罚措施，只是原则性概括性地规定违反教育法规定的，应按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固然《职业教育法》是教育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职业教育法》有其自身的特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占有较大比重，由此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并不能完全由职业教育机构承担，相关的社会组织必须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4]《教育法》不可能对所有违反《职业教育法》的行为都给出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在实践中给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可乘之机，从而对职业教育法律的贯彻执行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缺乏强制性
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通常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5]。但在《职业教育法》中，有不少法律条款只有假定和处理两部分内容，而对制裁和责任未予提及，导致一些法律行为主体虽违反法律规定但却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的经费。但如果有单位或者个人触犯该条款，如何处理、谁来处理、该处理谁，采取何种方式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都不得而知，也只能到其他法律法规中去寻找处罚的依据，如果找不到就很难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理，进而影响到义务的正确有效履行。《职业教育法》中还存在一些僵尸条款，如在条文中表述为“可以、鼓励、应当、酌情、适当、一定比例”等倡导性或模糊性语言，对于违反此类条文或明显达不到相应标准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后果或法律责任，导致这些内容本身缺乏约束力和强制性，难以适用。例如，《职业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规定。《教育法》第四十条虽然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但两部法律中对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没有依法为职工或者准备录用的人员接受培训提供经费或者便利条件的行为，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从而导致出现此类行为时无从问责或问责不力。
（三）职业教育法律责任主体不清晰，缺乏追责对象
一些法律条文对法律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治主体规定也不明确，导致实践中权责不清甚至相互推诿，最终也使得一些法律条文沦为一纸空文。“在教育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局面，政府未能按《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兑现人均教育经费，举办者未按规定保证教育拨款，管理者未按规定实施有效管理与监督，受教育者、监督者毫无办法。”[6]关于法律责任主体不清晰，一方面表现为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追究主体不清晰，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等之间权责不清、界限不明，致使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执法主体模糊。根据《职业教育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但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规、规章等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监督、管理职责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或相关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之处，从而导致职业教育领域产生执法冲突、执法错位或者执法缺位。例如，对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变造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的学校，是由学校的审批机关即教育行政部门处罚，还是由职业资格证书的审批管理机关即劳动行政部门处罚，就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另一方面，表现为承担职业教育违法责任的主体不清晰。例如，《职业教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组织、公民个人，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该条款对在学生实习过程中受到伤害引起的法律责任应由何主体承担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此情形，是依照《教育法》追究学校的法律责任还是依照《劳动法》追究实训单位的责任，实践中争议很大。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法》由于追责条款的缺失，在实践中缺乏刚性和威慑力，是一部没有“牙齿”的法律。
（四）职业教育法律监督不完善，缺乏执行力
“广义上讲，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政治党派、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新闻媒介、社会舆论等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对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情况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7]离开了法律监督，法制就不完善，在社会上也往往得不到良好的执行。《职业教育法》缺乏对职业教育执法监督的专门规定，对执法监督的主体、程序、范围和权力界限等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执法监督主体不明确，导致对职业教育违法违规行为缺乏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及时有效监督。例如，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但由于没有明确不执行上述条款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加之缺乏有效的责任监管，导致实践中违反该条款克扣职业教育经费而不受追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在实践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职业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同时也依据《教育法》对职业教育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重合，政府既做运动员也做裁判员，其执法主体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商榷。加之执法程序、方式和权限的缺失，也容易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三、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刚性制度构建的几点意见
实践证明，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有效保障。随着职业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教育立法的滞后性、抽象性、不周延性等缺陷日益凸显。“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捉襟见肘，无法为职业教育的新发展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和时代性的引领，暴露出诸多难以克服的深层次问题。”[8]基于此，《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也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上日程。职业教育立法应当立足职业教育发展现实需要，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由于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相关规定的缺失，直接导致《职业教育法》在实际运行中缺乏刚性，既破坏了该部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也严重影响了其执行力，这也是《职业教育法》修订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必须强化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刚性制度构建，确保该法在实际运行中能够严格落实到位，而不至于沦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一）建立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体系
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是由《教育法》为母法，以及由其所派生的一系列单行教育法律法规组成的，其中《职业教育法》是该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职业教育具有为生产服务的直接性、职业性、实践性的特点，因此职业教育具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有必要在《教育法》之下，构建规范职业教育的法律体系。”[9]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对职业教育法律责任都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为职业教育相关主体明确自身法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尚有缺陷。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教育法》、《劳动法》以及各种“决定”、“意见”、“条例”中，由于法律冲突、部门协调、体制不顺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职业教育法律责任难以落实到位，我们应当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在法律层面对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制度体系进行科学有效的规范，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具体的体例设置上，建议改变该法体例过于简单、原则、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位的现象，将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置于最后一章附则之前，与前面各章节确定的权利义务相呼应，这也是各部门法立法的通行做法。在法律责任的逻辑结构上，应参照一般立法体系和表述要求，形成完整的包括假定、处理、法律后果等内容的框架体系。在法律责任的内容上，既应当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处罚幅度，也应当包括责任追究的具体程序。在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上，根据职业教育法律关系特点，既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应包括刑事责任。在语言表述上，应提高表述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尽量规避使用“鼓励、酌情、可以”等倡导性、政策性语言，避免法律责任含糊不清，可操作性、执行力和规范性不强的现象发生。同时，除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明确各种法律责任外，还应当规定有兜底性条款，以便最大限度体现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要求，适应职业教育法治发展的需要。
（二）明确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具体内容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大量的企业和职业教育院校深度合作，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其中，职业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职业教育机构和企业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具体的内容设置上，应当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区分不同法律责任主体，明确其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从而为相应主体确立强制指引。
首先，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方面。“兴办职业教育是政府的职能，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加大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力度，加强领导，加强检查，通过督导、评估，保证职业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0]《职业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该条规定本来是希望相关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共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由于各部门职责不清，职能交叉，对职业教育多头管理，最后导致政出多门或者相互推诿的现象。在职业教育法律责任方面，笔者建议，有必要对各个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权限做一个明确的划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做到责任到人。该部分内容中应当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将保证职业教育机构办学、经费保障以及治理乱收费、乱招生、乱颁发学历证书等权限划归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加大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在法律追究方面，既包括内部的行政处罚，也包括外部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其次，在职业教育机构法律责任方面。职业教育学校和培训机构是职业教育的具体组织实施者，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实体，有效规范其教学行为和教学管理，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其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规范职业教育市场秩序、维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在具体条文设计上，应规定职业教育机构存在侵犯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违法办学行为以及乱收费、乱颁发学历证书等行为时，职业教育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其中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在企业法律责任方面。企业承担着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是职业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的教学紧密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11]没有企业的配合、参与，职业教育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所以必须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在确定企业法律责任时，应当既要突出其在为实习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保障实习期间学生安全、提升实践技能的责任，同时也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避免因法律责任过重而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在确定其法律责任时应将重点放在实习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上。实践中，实习分为短期实习和顶岗实习。短期实习时间相对较短，针对实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实习生人身安全等问题，因实习生与用人单位和教育培训机构均存在法律关系，学校作为学生的管理者和实习活动的组织者，应对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承担相应责任；企业作为实习场所的提供者和劳动成果的获得者，亦应对实习生的人身伤害承担相应责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教育培训机构和企业应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者内部关于分担责任或免除一方责任的约定，不能构成对实习生损害赔偿的免责理由。顶岗实习中，如果出现实习生伤害情况则相对比较复杂，顶岗实习的岗位有可能是职业教育学校安排，也可能是学生自己寻找，有的甚至领取报酬，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对于此种情况，如在工作过程中造成实习生人身损害，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处理。
（三）完善职业教育法律监督制度
职业教育法律监督，是指有监督权的各种主体，对宪法中规定的有关教育条款、职业教育法规、教育规章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正确实施实行的监督，以及对地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在本地区范围正确实施实行的检查和督促，其目的是防止职业教育法制实施的不当和滥用，保障依法治教的顺利实现[12]。任何一项制度，缺少了监督，就会形同虚设。我国《职业教育法》之所以落实得不好，除了法律责任规定不明晰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执法监督力度不够。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制度是职业教育法治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职业教育发展得好的国家，一般都确立了一整套有关职业教育法实施的监督体系，例如，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职业教育立法就明确规定设置监督部门。我国应深入分析研究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实际情况，结合国外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先进经验做法，制定出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执法监督机制，为职业教育责任的有效落实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一，明确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的主体。这是确保《职业教育法》能够贯彻实施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法》的执法主体，除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包括与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相关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监察部门、工商部门和物价部门等，各相关部门都应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履行好行政监管职责。同时，还应当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职责，也就是要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执行《职业教育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业教育监管行为进行监督。有学者还建议，应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列入《职业教育法》第三章“职业教育的实施”中[13]。另外，“作为各行业的民间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因其较强的专业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部门和人大执法监督的不足，因此，可以赋予有条件的行业协会以一定的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权。”[14]
第二，推进职业教育执法检查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执法监督权限和范围，如权力机关对职业教育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应当侧重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制定活动的监督、定期进行执法检查及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向人大报告职业教育法律实施情况，以及人大代表对教育工作的日常监督等。行政机关的监督重点应当侧重于办学经费到位情况、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执行情况、企业职业培训资质和执行情况、职业教育机构依法办学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促进职业教育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依法办学。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是人民法院依据《职业教育法》，受理、审理职业教育方面的法律纠纷，依法作出裁判。同时，强化各主体执法监督的衔接与配合，避免出现多头干预或者出现问题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
第三，完善责任追究程序和救济条款。完善的立法需要强有力的执法作保障，但法律责任的刚性并不意味着执法的蛮横。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在明确职业教育法律责任的同时，应当规定追究责任的具体程序，为依法确定法律责任提供程序保障，尤其是应当明确被追责主体在被处罚前应当享有听证的权利，为当事人提供申辩的机会。同时，应明确被追究对象可以通过法定方式寻求救济，如可以申请仲裁，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通过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保障职业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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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向东，卢双盈.职业教育学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4.
职业教育职责篇3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社会安全；教育公平
中等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加快技能人才开发，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战略决策；是推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大举措；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阵地。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应更多地肩负起社会的责任。
一、中等职业教育应肩负起解决“三农”问题、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责任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绕党和国家的一个难题，也是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使农民掌握除了耕田种地之外更多的劳动技能，以便使他们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后，具备更强的生存本领。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实行城乡统筹，一方面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两多两少”现象：即富余劳动力多，转移出去的少；体力型转移出去的多，技能型转移出去的少。开展“阳光培训工程”，打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平台，正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更需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使广大的新型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这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因此，积极推进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大力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积极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和“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为各有关人才培训部门和单位提供师资力量、技术装备和就业服务信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要落实这一重大历史决策，就必须突破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资源、人才、科技、体制四大瓶颈，因为化解资源、科技等瓶颈制约的根本靠人才。要把加快技能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的重点，培养出大批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员，发挥出人力资源的“摇篮”功能。
中等职业学校还要根据当地经济建设特色的需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彰显特色。培育特色经济、发展配套经济、壮大园区经济、兼顾民营经济，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办学方针，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举的路子，不断探索构建技能型培养管理模式，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使服务当地经济建设的特色功能愈加明显。要进一步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从学科本位向职业能力转变。要建立完善的人才需求的分析预测机制、教学培养机制和就业安置服务机制，使培养出的技术人才与地方经济需要相匹配，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二、中等职业教育应肩负起缓解就业压力的责任
目前社会就业工作的现状让用人单位和就业者都感到有些无奈和尴尬，出现了用人单位大喊招工难，而需要就业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却在感叹就业难。这是由于用人单位希望招到有较高素质并具有一定技能的技工，但绝大多数下岗工人只有单一的、甚至是早已过时的那点技能；同样，有些农民工也除了耕田种地外只有劳动力，没有其它劳动技能。要想方设法满足用人单位较高层次的用工需要，有效地解决用人单位招工要求高和就业人员素质低的矛盾，较好地推进劳动就业工作的开展。而中等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饭碗”教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更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中等职业教育的门槛低，受教育者不受年龄限制，使最大多数人接受中职教育成为可能。事实上，只有依托强大的教育资源优势和坚实的就业保障渠道培养人才，为学生提供最新、最前沿和最实用的技能教育，才会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当前，中等职业教育要根据就业市场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学校资源，突破学历教育模式的制约，坚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下岗再就业培训的这些政府工程上，中等职业学校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为那些需要就业的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培训服务，为政府分忧解难。
三、中等职业教育应肩负起社会安全的责任
到中等职业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多是学历学科教育的困难者，许多学生是伴随着批评和歧视成长的。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也有一部分是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城镇学生，父母下岗离异的也占一定比例，故有人把职业教育称作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再则家庭也重视不够，这在每年的开学和放假时家长的关注度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学生由于生活状况不好，学习成绩差，家庭和社会关爱不够，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因素，甚至是敌视。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引导和纠正，今后必将会危害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平安和谐的障碍。因此中等职业教育相比高中和高等教育应担负更多的社会安全责任。要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塑造学生的自尊自信心，使其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大量事实表明，对无条件升入高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讲，“精英教育”对他们关上了门，而职业教育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却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以新的希望，为其提供了一条同样通往成功和幸福的大道。
中等职业教育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避免未形成免疫力的未成年人过早地进入社会，与不法分子混在一起学坏。要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加强青少年素质教育，培养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颓废思想的侵蚀，远离黄、赌、毒等不良嗜好，将其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的社会有用之才。
中等职业教育应当从招生一人、成才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安定一方的工作循环中，为地方建设平安社会尽到应该尽的社会责任。
四、中等职业教育应肩负起教育公平的责任
社会现实决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接受精英教育，从社会需求多元化的角度看，中等职业教育有其它教育不可替代的职能。要通过中等职业教育来实现多元化的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因为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基本上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有初中文化程度即可入学。国家已经出台的《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对接受中职教育的困难学生还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助，这些优惠政策的推行可以资助和吸纳更多不能升入高中学习的初中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和贫困生接受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宽容”给所有在义务教育中失去自信的未成年人提供了一次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收到了“送出一人，脱贫一户；培养一人，带动一片”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公平是实现平安和谐的主要因素，有了公平就有了平安和谐的基础。
总之，中等职业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社会需求、缓解就业压力，保障社会安全，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战场。党中央已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中等职业教育更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责任，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应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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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职责篇4
作为学校的掌舵者，我认为，能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看我们校长有没有责任心。人民群众把一所学校交给校长来进行管理，校长就必须具有对学校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把“责任”二字刻在心中。
校长，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风险，但更多的是一种奉献。办负责任的教育，校长的职业素养至关重要。
坚定的政治素养校长的政治思想素质是灵魂，决定着一所学校的办学方向。校长只有树立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的发展观，端正办学思想，才能引领教职工走教育改革发展之路，才能使学校教育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校长的政治思想素质是推动自身成长的精神支柱和工作动力。一个校长有没有事业心，奉献精神，是衡量他是否称职的重要条件。校长要不断完善自我，一身正气，不断传递正能量，才能正确把握学校发展的方向。
领导力和思考力，对学校负责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应该具备全面的领导能力，对学校进行科学定位，形成自己的治校思想，遵循教育规律，确定发展目标，使每一位教师都发展，让每一位学生都成才。
校长要勤于思考，具有创新意识，推动学校走上改革发展之路。同时，校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抓教学质量，抓常规落实，抓队伍建设，引领教师发扬“高度负责、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办学精神，形成学校教育教学的良好态势。
组织管理能力，对班子负责
校长的管理思想要落实到教育教学活动中，首先要依靠班子成员。校长要会努力打造一个相互信任、团结和谐的领导班子，随时掌控班子成员的思想和行动，提高执行力，实现管理效能最大化。
学校发展需要动力，那么动力在哪里？动力在于问题。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因此，要提高班子成员的执行力，除了常规要求之外，还应要求班子成员用好“问题工作法”。班子成员每人每天要发现一个问题，并予以解决，并由此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日积月累，不但使各项工作日趋完善，班子成员也得到成长锻炼。
指导能力，对教师负责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有关教育与教学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总是与师资培养问题有联系的，如果得不到足够数量合格的教师，任何最使人钦佩的改革也势必要在实践中失败。”当前的课程改革呼唤着教师专业化成长，教师专业化成长既是一种认识状态，又是一个发展的观念；既是一个奋斗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直接影响着课改的成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未来。
校长要始终把教师培养工作抓在手中。首先要亲自制定并实施好培训计划，我们设计了五个梯次的专业培养计划，确定了“三年能过关，五年成能手，十年成骨干，十五年成带头人，二十年成专家”的培养目标。建立科学的培训学习制度，积极搭建平台，广铺路子，走出去请进来，使教师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加强校本培训，校长亲临指导，组织开展好每周一课活动、同课异构活动、教学开放日活动，积极听课、评课、指导。此外，校长应帮助教师树立“问题就是课题”的教学研究思想，开展好小课题研究活动，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突出问题。
服务能力，对学生负责
社会发展需要人，更需要既能适应社会发展又能助推社会发展的人――人才。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我认为教育其实就是一个过滤器，又是一个助推器。一个自然人来到学校，通过接受适合发展的教育，将自身的各种陋习过滤，并不断完善自我，不断累积正能量，被打造成为一个能够传播文明、传递正能量的社会人，最终投放到社会，不断释放正能量，助推社会文明进步。
校长应该首先帮助学生解决好上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很多学生对此认识模糊，学无动力，我就给学生做了一次题为“奋发有为求上进，树新立风学做人”的报告。我说：“上学是为人生幸福奠基的，也就是学做人的，基础打好了，就会幸福生活一辈子，那么我们应该学做怎样的人呢？”我又讲：“我们应该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任，应该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习惯的人。”通过这次报告，学生明确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学习起来更加有干劲。
校长应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叶圣陶先生说：“学生跟种子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力，老师能做到的只是供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和照料，让他们自己成长。”为了使每个学生都成才，我们设立了“学生心理辅导室”，分级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创办了家长学校，开展“5+2走访活动”等，关注他们、关爱他们，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职业教育职责篇5
发挥政府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作用。职业教育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中应发挥规划、指导、投入和监督的作用。在规划方面，政府要统筹配置职教资源，包括职业院校布局，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各级政府应承担不同的统筹任务，资源统筹应以市级政府为重点。在指导方面，政府要平衡老百姓对学历教育需求和企业对产业技术人才需求；要办好一些示范性职业院校，以此带动其他职业院校和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投入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按照《职教法》规定，制定职业学校生均费用，对中职全额供养。在监督方面，中央、省、市、县应承担不同的责任，中央一级应通过立法和宏观政策指导，省级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具体制度实施中央政策，县市一级则要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对于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举办的职业院校，政府要加强监督和指导。
改革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当前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混乱，教育部门和人保部门共同管理职业教育，出现政出多门、管理多头、统筹困难、资源浪费等现象。为此，建议统筹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关于统筹管理的层级，有人认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统筹的关键在中央一级，即从国务院、教育部开始到基层，形成系统的管理体制；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统筹重心在地市一级，因此，从地市层面统筹教育部门和人保部门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而针对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中职与高职分开管理的现状，建议应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中职和高职，目前，湖南省教育厅已经实现中职、高职统一管理。在职业教育微观管理体制层面，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建设职业教育品牌与特色；实施职教师资队伍分类管理，建立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特点的职教师资评审制度；以市地为单位进行专业统筹和学校的布局调整。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措施，大家建议应从招生制度改革、学位体系建立、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招生体制方面，建议削减高考入学比例，试点高职单招，提高中职生进入高职比例，降低普通高中学生进入高职的比例。在学位体系方面，建议打通职业教育通往大学和研究生的通道，增加专业学位、减少科学学位的比例；建议在本科院校中建立专业硕士学位，高职学生毕业后直接攻读这一学位，学制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两年；在学历教育之外建立“现代学徒工制度”，面向一线生产技术人员，招收没有经过技术培训的产业工人，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对学徒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在课程方面，要统筹设计中职和高职课程，避免学生学习的重复与浪费，提高中高职衔接的教育教学质量。
建立符合职业教育要求的职教师资人事管理制度。当前职教师资人事管理与普通高中一致，这种管理方式忽视了职教师资的特殊性，不利于职教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影响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建议改革职教师资人事管理制度，应建立职业院校文化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分类管理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聘请企业技能型人才，送职业学校教师去企业实践；改革职业学校工资管理制度等。为解决技能型人才入编问题，安徽淮北市允许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的技能型人才先入编，进校三年后通过考试获取教师资格证书。重庆市南岸区也在政策上给予职业学校新任专业技术教师一定的优惠，即可以在聘任后的一定时间内拿到教师资格证书。
职业教育职责篇6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其核心内涵就是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因此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态度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系列问题层出不穷，诸如粮食安全、网络攻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国际秩序和人类的生存。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本着互信互利的态度，为了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致力于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
“命\共同体”的维系与完善，需要所有公民个体的热情奉献。正如美国现代人本主义学者拉蒙特（Lamont）所认为的，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以及与他人的自由合作可以在地球上建构一个“永恒的和平与美好状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走向一种真正的生活形式”，以实现“创造性工作和幸福生活的最大化”。英国社会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一个好的社区”或是“生活文化”，不仅应为其中的人们提供生活空间，而且还需要积极地鼓励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使其能够“有意识地贡献于社会质量的提高”。他进一步指出，“不管我们最初来自哪里，我们都需要倾听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声音”，……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从来不确定有什么会赋予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去倾听和思考现成的，并利用我们能够得到的。可以看出，个体的“主动参与”是“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
而高素质的公民责任意识是其“主动参与”的先决条件，这就引致教育的重要使命。从《学会生存》到《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再到《教育2030行动框架》，每一时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教育文件都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严峻挑战时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重要期望。在新的时期，教育必须通过进一步变革，积极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需求。正如《教育2030行动框架》所指出的“教育应以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友好与和平为目标”，为此必须通过“系统干预、教师培训、课程改革与教学支持”等“优质教育”措施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总系统的一个分支，同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与维系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整个人力资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因素。但是，面对当前全球的各种挑战，仅仅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经不足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性维系，而是需要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如团队合作、绿色技能、工匠精神等。为此，《教育2030行动框架》同样规定了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行动策略。《框架》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应该超越束缚毕业生适应快速变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具体工作技能”，转而更加强调发展学生的“高水平认知和非认知或转移技能”，因此，职业教育的合作伙伴必须参与制定高质量的课程方案，使其包括“工作相关的技能”和“非认知或转移技能”。其中，“非认知或转移技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系尤为关键。面对当前国际变幻莫测的复杂形势以及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社会问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各项“非认知技能”均衡了由科技理性主导的“具体工作技能”所带来的非均衡状态，进而提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固程度和质量水平。然而，在工作实践中，这些“非认知技能”仍需服务于具体的职业，而不是凌驾于职业之上，因此，必须蕴于职业教育实践中加以系统地培养，这就需要高质量的整合性课程方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便迎合了这一综合课程改革的需要，它通过各种模式与路径将不同类型的能力素养尤其是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融合在一起，加以整体性的培养，从而塑造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合格的职业公民。
职业教育职责篇7
法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法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拥有完善的教育体制，自古以来就诞生了一批批杰出的人才。法国教育的发展也是比较全面的，不仅有体制完善的初等教育，也具有水平较高的高等教育。更具有为全民所认可的独具特色的职业教育。
继2010年欧盟通过《欧洲2020战略》之后，法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纷纷提出终身学习理念，主张发展职业教育。所谓的终身学习理念是指把初始教育与继续教育结合起来。这里的初始教育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校的全日制正规教育以及在学徒培训中心进行的非正规教育。继续教育以多种形式对初始教育进行补充。以期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而法国的职业教育指的是在初始教育或继续教育阶段，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来学习知识与技能，从而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法的职业教育分为初始职业教育和继续职业教育两类。也就是说法国的职业教育贯穿于初始教育和继续教育两个阶段，分正规与非正规两种类型。
在法国接受职业教育主要有三条途径，亦即：作为全日制在校生在相关学校[中学、大学、工程师院校及其它大学校）接受正规职业教育；作为学徒在培训中心接受非正规职业教育；作为求职人员或企业职员在各类培训机构培训接受非正规职业教育。
法国职业教育还有其特有的文凭设定，即“五级职业文凭”。职业文凭由低向高分别为：职业能力证书（cap）和职业学习证书（Bep），初中毕业后学习2年获得，为v级文凭；职业高中会考证书（BrdCpro），初中毕业后学习3年获得，为iv级文凭；大学技术文凭（DUt）和高级技术员证书（BtS），高中毕业后学习2年获得，为Ⅲ级文凭；职业学士文凭（Licencepro），高中毕业后学习3年获得，为ii级文凭；职业硕士（masterpro）或工程师文凭（titred'ingenieur），高中毕业后学习5年获得，为i级文凭。
从以上法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已经拥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接受职业教育的途径再到职业文凭的划分，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法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历史
自17至18世纪，法国就出现了高等专科学校，最早开办的高等专科学校是军事院校。路易十五于1720创办炮兵学校，拿破仑就毕业于此。之后又相继开办军事工程学校、造船学校和骑兵学校。
在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代，建立了“帝国大学”，法国的高等专科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拿破仑下台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停滞状态。直到19世纪末，高等教育的发展才得到复兴。
1881年，法国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兴办职业学校，称之为国立初等职业学校（enp）。1887年1月26日的法律又规定成立工商实科学校（epCi），之后备类职业院校纷纷兴建。与高等专科学校相比，这类职业院校与我国的职业院校更加相似。
法国从1911年开始设立职业能力证书。1919年法国颁布了在法国教育史上有“技术教育的”之称的《阿斯蒂埃法案》，确立职业教育框架。规定了职业培训的强制性。
1971年法国颁布了技术教育指导法，为了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1975年的阿比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关系。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改革。法国1983-1985年了《为民主的初中而斗争》、《21世纪前夕的高中及其教育》、《提高青年人的职业水平和社会地位》、《高等教育法》、《对未来教育的建议》等政策性文件。至此职业教育的改革更加深入。
1998年法国提出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工作纲要》，进一步为改革法国的职业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与举措。
但是在法国一直以来职业教育的地位也不高，为了改变职业教育的形象，在教育部的倡导下，法国在1999年举办了一次“职业教育新形象”的电视专题节目，掀起了提高职业教育的运动。
进入21世纪以后，法国也一如既往地不断进行职业教育改革。在欧盟的整体框架下继续谋求职业教育的发展。
政府在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责任研究
从法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其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在法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支持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
政府给予的政策法规保障。法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几经波折的。纵观法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当政的政府都能看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的。虽然从1881年开始就有了以国家名义兴办的职业学校，但是在当时职业院校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多大重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数量才约2.5万人。当时大多数青年就业时都未经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直到1919年的《阿斯蒂埃法案》，法国的职业教育才迎来了国家立法支持的春天。这个法案对于法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1966年出台《关于创建大学技术学院的法令》，设置大学技术文凭；1971年颁布了技术教育指导法，以此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1985年颁布《关于创建职业高中和设置职业高中会考的法令》，设置职业高中会考文凭1999年颁布《关于职业学士的法令》，对职业学士方面内容作出相关规定；2002年出台《关于国家硕士文凭的法令》，明确提出职业硕士文凭。；2013年的《重建基础教育规划与导向法》，规定帮助求职者接受职业培训。2013年又出台了《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提出职业高等教育录取政策分别向技术高中和职业高中毕业生倾斜的政策。
这些法令法规有效的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据。
政府方针的指向性。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机构，它所制定的方针正是全国全社会所关注的，也是企业与民众所依托的重要指向性依据。政府对哪个产业或哪个地区政策上的倾斜无不关系着众多人的利益。因此政府在方针制定上对职业教育给予重视与否也直接关系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在法国职业教育发展之初，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并不是很大，也并未出台过很多关于鼓钪耙到逃发展的方针政策，这也是法国职业教育在早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政府才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出台了一系列的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方针。政府的方针也影响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接受。从而促使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行动的指向性。单单是立法保障与方针指引也并不能消除法国民众心中固有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长久以来一直存在这样的观念，那就是认为职业学校是用来接受那些不具接受普通教育能力学生的场所。所以职业教育在法国的地位一度较低。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观念，法国政府在一面出台法规保护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权益的同时又通过实际行动不断向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今日的职业教育与以往的不同，今日的职业教育是向着“职业教育极（polesd’enseignementprofessionnel”发展的教育。所谓的“极”指的是尖端，亦即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突出发展。形成特色专业或特色学校。
在实际行动方面法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法国在1999年3月4日至4月4日间举办了一次“职业教育新形象”的电视专题节目。这次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职业教育以往的形象，为职业教育提升地位。这次活动就是在法国教育部的倡导下进行的。从而掀起了提高职业教育的运动。
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组织展览、讲座，安排学生和家长同企业家会见等活动。法国就业指导信息中心也开设热线电话，为所有关心职教的人提供咨询。政府试图通过这些活动，使社会更加了解职业教育，吸引更多的青年走职业教育的途径。据1997年3月的调查显示，法国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的失业率要低于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目前法国的失业率也是困扰法国的一个重要难题，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希望通过职业教育改革来减少失业率。
职业教育职责篇8
关键词：新常态；校企合作；校企文化融合；责任教育
中图分类号：F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98(2016)04(a)-190-03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减速不减势、提质又增效的新常态“，质量”一词成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词。在新常态的牵引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行业企业加快增质提升，必然牵动新生产核心要素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人才供给首先要实现中高端。面对“新常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定力在哪里？总理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要走校企结合、产结融合、突出实战和应用的办学路子”“、要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不仅要围绕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公共服务要求和扶贫攻坚需要，培养大批怀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而且要让受教育者牢固树立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等职业精神，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能力和服务能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2015年，教育部制定和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两个文件，专门强调“要将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相融合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独特作用，推进优秀产业文化进教育、企业文化进校园、职业文化进课堂”。从总理的讲话和近年来密集出台的国家新政来看“，优质”“、精品”源于校企双方为劳动者共同培养的负责任的职业精神，未来社会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已不仅是“操作型”技能人才，而是更加注重具有良好职业精神、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追求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高度融合”是未来高职教育服务经济新常态的一大重要着力点。从文化育人的角度看，加强学生职业素质养成教育已成为高职办学的重要使命。如何提升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关键要看市场最需要怎样的企业，企业最需要学生什么样的素质。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们的需要层次从基本的“生存”递升到“生活”及“生命”的更高层面，人们更加关注“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可以说，重视责任与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未来。因此，新形势下加强责任教育尤为重要。
1新常态下加强高职责任教育的价值
1.1培养学生优秀的职业素质
责任教育与学生职业素质养成密不可分。责任心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综合体现，是一种心灵的内化、一种心灵的自觉和勇于担当的精神[1]。职业素质是劳动者对社会职业了解与适应能力的一种综合表现，也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胜任岗位资格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经验、态度等综合素质，是从事专门工作的人自身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通常可表现为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职业个性、职业能力、职业文化等[2]。学生职业素质的养成，是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教化抽象到内省的过程。而责任既是品质，也是职业素质养成的载体，是促进学生从“学校人”变为“社会人”“、职业人”的内驱力。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职业培训专家和多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咨询顾问沃尔特•米勒考察了诸多成功人士以后发现，决定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智商、领导力、沟通技巧、组织能力、控制能力等，而是责任——是一种努力行动、使事情的结果变得更积极的心理“。每一个人在工作中都应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准位置，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和工作形式有了相当的了解，自然就会明白自己在这个位置上的责任是什么了，并且也会明白自己所逃避责任的后果是什么。”沃尔特•米勒在《这是我的错》一书中指出，成功的职业工作者始终坚持以责任为主导，他们的优秀职业素养离不开责任认知、责任践行到责任内化的过程。放眼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这些职教强国除了本身具备职业教育的先进模式和有效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劳动者身上严谨、认真、负责的精神，甚至是这些“刻板的职业素养”成就了精品制造的高质量。
1.2构建校企共同的愿景与理念
现实中学校的办学理念与企业的价值追求总是存在差异。学校追求“教育本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企业追求“利润本位”，为生存而谋。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价值不对等导致校企合作难深入、难持久，往往出现高职院校对职业教育“一头热”，企业则偏冷的现象。要有效解决这些困境，除了大力推进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建设外，也要重视最根本的两个主体——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价值融合与利益统一。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学校和企业更加重视人的发展、人的价值输出与贡献。责任，成为让两者耦合的良好纽带。对于学校发展与企业经营而言，责任都是十分重要的价值信条，企业最需要忠诚、敬业、做事有办法的员工，学校则最希望建成负责、尽责、让人民满意的学校。加强责任教育，从内部看有利于培养优质的学生，从外部看则打破了校企之间的认同障碍，打通了价值互通的渠道，构建起“以人为中心，以质量为导向，以法治为准绳，实现双方创新协同发展”的共同愿景与理念。
2高职责任教育的内涵与范畴
高职责任教育包含的内容较广，分法不一。笔者认为，高职责任教育应与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衔接起来。高职责任主要包含学校的价值使命责任、依法办学责任和人才培养责任，反映了面向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是我们党对新时期国家、社会、公民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全面概括，也包括三个层面。从内涵与机理分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价值使命责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同质相吸；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坚持依法办学，其依法办学责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同频共振；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己任，其培养学生爱国、爱岗、爱社会、爱人民的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凝为一体。因此，加强高职责任教育本质上即是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两者内涵一致，范畴相当。从面向学生个体的责任教育而言，高职责任教育应包含四方面：一是爱国责任，体现为学生是否具有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二是敬业责任，体现为学生对企业是否忠诚、爱岗、对企业和自己负责等；三是诚信责任，体现为学生在社会活动中是否做人诚实、遵守信诺等；四是友爱责任，体现为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是否友善待人、懂得感恩等。爱国、敬业、诚信、友爱责任既是高职院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的精华要素，也是企业文化的内核与灵魂。加强学生四方面的责任教育，有利于校企文化互相融合，协同育人。
3校企双方共同推动学生责任教育的方法探索
责任教育是项系统工程，校企之间需要拧成一股绳，在共同的价值与利益追求上推进育人工作。文化融合是个重要的平台与手段。所谓校企文化融合，是指通过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相互渗透创设一种凸显职业教育特色的教育情境，使其包含的课程体系与教育方式更加关注企业岗位需求和学生技能的提高的价值取向。从校企文化融合的视角分析，高职学生责任教育可以从顶层机制建设和精神、物质、制度、行为文化融合等方面进行设计与实践。
3.1前提——创新校企协同育人的顶层机制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色，也是职业教育不断实践与成功的模式。然而，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关键原因在于一部分校企合作并未给企业带来长远的人才红利。如传统的“2+1”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因为缺少对学生需求调研及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在培养合作末期显现出“学生对岗位认同感低”“、留不住学生”等问题，这无疑将削弱校企合作的稳固性。要让企业主动参与责任育人工作，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角度入手，加强校企协同育人的优越性设计，实现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德国“双元制”“、现代学徒制”是深化产教合作、校企协同育人的典型范本。这种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十分强调发挥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进行了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等顶层路径设计，建立了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联动开发机制、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机制、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衔接机制等。推进责任教育，基础前提是创新校企协同育人的顶层机制，把产教融合作为基本理念贯穿到新时期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层面，发挥企业人才培养重要主体作用，从而形成双向育人的合力。如苏州建雄职业技术学院以“定岗双元”为依托，使校企联合育人换发新动力。在每年高考录取新生报到后，企业在学院选人、学生选岗，学院与企业、企业与学生签订三方定岗培养协议，使学生一入学就形成“学生兼学徒”的双身份意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凸显“学校+企业”的双主体地位，为学校和企业共同推进以责任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提供先天性的机制条件。
3.2核心——推动精神文化融合
推进责任教育，校企之间促进精神文化融合是核心。因上文在剖析责任的内涵与范畴时论述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等品质是校企文化的共通点，故可以从这四个角度设计融合的路径与方法。如下表所示，高职院校精神文化在培育、提炼和形成过程中，应当吸收优秀企业文化培养“职业人”的责任要素，把企业崇尚的团队精神、质量意识、诚信理念等融入到校风、学风、教风中去，企业文化在渗入校园文化中，也应尊重高校育人的基本属性。秉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扬博爱、慈善的人道主义精神。校企双方只有互相取其精华，才能实现责任教育的价值驱动。
3.3环境——推动物质文化融合
有效的教育离不开环境的润化与熏陶，加强责任教育同时需要校企双方推进物质层面的融合，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环境空间里营造想负责、能负责、敢负责的文化氛围。如围绕爱国责任主题，除了结合时代主题营造的爱国主义氛围外，还可以结合学校的优秀校友、典型人物等，打造“中国梦，我的梦”主题故事墙、校友林等，增强文化的可及性与感染力；围绕敬业责任，在校企共建的生产实训基地、技术服务和产品开发中心、技能工作室、创业教育实践平台等体现职业工作特色的场所充分融入质量、安全、创新、执行等文化元素；围绕诚信责任，倡导学生建立无人看守诚信小店，在校园、企业定点布置随手借、随手还的“责任伞”，引导学生在无人监督的环境中自觉养成诚信意识；围绕友善责任，积极营造志愿服务和礼仪文化环境，在学生社区、食堂、工作室等职业素质日常养成基地，主动宣传感恩、奉献、互助、进步的精神。
3.4保障——推动制度文化融合
制度是施行价值理念的保障。校企之间在坚守依法治校、依法治企的基础上，需要互相吸收各自制度管理的优势，取长补短，融合推进。学校可以借鉴把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引入校园管理中，引入企业iSo9000质量体系、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实行责任与奖学金、学分挂钩制度。如安徽省教育厅出台《关于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将社会责任教育培养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毕业要求中明确社会责任方面的规定，设立相应的学分，制定学分认定办法。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在学生文明寝室建设中引入“6s管理模式”，增强责任教育的日常养成。企业作为学生教育的“另一元”，也应吸纳教育管理的特点与优势，注重因材施教，遵循学生的成长个性，主动融入学校的分类培养、分层教学及育人的相关制度，把制度的刚性和教育的柔性结合起来。
3.5载体——推动行为文化融合
职业行为是责任教育的载体，践行责任理念需要校企双方围绕“学生”这个本质对象进行行为文化融合。校企双方可以通过“活动”为纽带促进双方行为文化融合。如高职院校举办“明责讲堂”，以“明责激励人生”为主题，邀请企业名家、创业星秀、职场达人、能工巧匠等行业里负责、敬业、乐业的人物为学生讲述人生故事，传递责任精神，打通“懵懂的在校学生”与“负责的职业人”之间的模范学习桥梁。又如学校以“磨炼学生精品、质量意识”为目的，组织精品团日活动评比活动、优良学风标兵班集体评选、以班级为单位的模拟分公司形象pK赛、创业创新创效大赛等，帮助学生融入团队、追求卓越。再如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大学生职场训练营，以“生存挑战”、“职场磨炼”的方式增强学生的职业意识，在活动教育中实现从“要我负责”到“我要负责”的转变等。学生的责任教育只有在校企文化融合背景下才能发挥最大价值，许多高职院校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与金融机构建立银领学院，实行“职业化教育、员工化管理”的学生管理机制，建立校企通用的学生礼仪规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发起深圳大学生“创交会”，在创业教育中塑造学生精神；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罗蒙电商合作，开发基于“双十一”平台的《网络营销实战演练》课程，学生在“双十一”期间由实践指导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指导，在客服工作中培养敬业、诚信、以客户为中心为责任素养。由上所述，校企文化融合使责任教育更能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各高职院校还要针对各自实际与特点，推动校企之间在体制机制设计、精神、物质、制度、行为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以培育负责任的“职业人”为目标，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为未来的“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新开.高职校企文化融合路径研究——以高职生职业素质的养成为视角[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职业教育职责篇9
关键词立德树人职业责任感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5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这是对十七大“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教育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人是一切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归宿。“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教育强国梦、民族复兴梦的客观要求。
古人云，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提出，指明了教育既要“树”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和熟练专业技能的“人”，更要“立”作风优良，品德高尚的“德”。把“立德”摆在“树人”之前，意蕴着教育应更加重视学生品德的塑造、德行的培养。高职院校作为为社会输送高级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顺应时代要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首先要转变育人思想，摆脱职业教育传统的“造器”思维，树立新的“塑人”理念，着眼学生的品行培育，关注学生内在修养的提升和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1全面理解“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
中国历来强调“德”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三不朽的象征，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立德有德、实现道德理想；其次是追求事业成功、建立功勋大业；再次是著书立说、有思想有知识。把“立德”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德”是做人的根本，是一个人成才的根基。西汉的《管子・权修》强调：“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表明树人蕴含着培养人成长、成才之意。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明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知彻底，就能说服人。”全面理解“立德树人”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才能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质。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一是阐明了教育的努力方向：即首先“立德”然后“树人”。“立德”从广义上来说，既是对教育主体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教育对象提出的要求，包括立师德、立生德。在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的师德水平对学生起着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而师德水平是需要不断学习和自我修炼的。教师师德水平高尚，才能以身示范引领学生、感召学生、感染学生、鼓舞学生，并以自身潜在的道德力量鞭策学生重视个人修养，加强品德修为。因此，立师德是立生德的根本，也是确保立生德成效的关键。二是阐明了教育的有效途径：即通过“立德”来“树人。每一个教育对象都是有生命、有思想、有一定精神追求的个体，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以职业道德的要求作为自身言行举止的参照标准，能使学生感受到作为社会有道德标准的具体存在，过有道德水准的生活，才是人之为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职业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给学生一个饭碗，掌握在社会谋生，立身社会的基本技能。从长远来说，教育应该是让学生终身受益、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事业。仅有技能，只能生存；拥有德行，才能幸福。三是阐明了教育的最终目的：即“立德”的目的是为了“树人”。无论是德行的培养还是技能的传授，都受益于同一个教育个体。德行与技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有道德原则、道德水平、道德境界的学生在未来的职业领域才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人格完善的人。
《资治通鉴》写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既强调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也强调成长要素的全面性，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中心，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成为有责任感、正义感、道德感的人为目标，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立”社会主义、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德”，“树”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的“人”。医学是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服务的神圣事业，医学生未来从事的职业与病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对高职医学生“德”的培养就是要侧重于帮助医学生树立良好的医德，“立医德、树良医”就是新时期医卫类高职院校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具体体现。
2立德树人与医学生职业责任感培养的关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人的社会性最主要最基本的体现就在于人的责任性。一定意义上，道德就是自觉履行责任，培养自己道德责任感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责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主观追求。责任感作为道德的内核，它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主体自我的一般规定，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职业责任感是主体对自我所从事职业内部行为要求的自觉感知和职业操守的自觉遵守，是主体的职业认同、价值取向在职业领域的表达。医学生职业责任感培养是以未来医学生将从事的医疗卫生工作为指向，在现阶段培养医学生对其责任对象生命健康负责的自觉意识，明确对自己、病人、国家和社会所应承担的医学责任，建立在医务工作中履行职责的情感态度，并自愿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过失后果的教育活动。医学生职业责任感培养是医卫类院校医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帮助医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和约束个人职业行为的重要途径。
人的生命具有一维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因此医学是一项严谨的事业。医务工作与其他职业相比，对职业主体责任感的要求更高。医学职业责任感要求医务工作者公平对待每一位患者，将仁心、仁术施于患者，服务于患者的健康。安徽医专学生在进行临床见习中，为系统了解患者对医护工作者的职业素养需求对8家医院的812位住院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患者对医护工作者职业素养需求的诸多因素中，职业责任感排在首位。“责任心”是病患对医务工作者的最高期待，“德”是病患考查医务工作者职业素养的首要标准。在当前国内医疗环境恶化、伤医事件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的形势下，医学生群体职业责任感整体弱化的状况，令人堪忧。因此，加强医学生职业责任感培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内在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期待的道德支撑，是推动医学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应有之义。
3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医学生职业责任感培养的意义
高职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简单的“技能教育”、“饭碗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一台台有用的机器，而是为社会培养用人文素养和专业技能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今天的医学生是未来医疗卫生队伍的主力军，今天的医德教育将成为指导医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道德指向，也将成为影响未来整个医疗行业职业作风的道德基础。“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医无德者，不堪为医”“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医学精神，因此以立德树人为切入点研究医学生职业责任感培养，对于提升医疗整体服务质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3.1职业责任感是医学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
职业责任感作为社会责任感的具体体现，与社会责任感之间是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因而社会责任的承担需要职业责任的自觉履行。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构成的现代医学模式下，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才能促使医务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不仅关注病，更关注病症背后的人，重视对病人的精神安抚和心理安慰，尽最大努力为病人的身体健康实施医疗救助，从而构筑起和谐的医患关系。因此，强化以职业责任感为核心的医德教育，是培养优秀医学人才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内在诉求，是医学生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
3.2职业责任感是医学生遵守医学职业道德的内在前提
职业道德是以职业责任为核心的综合价值体系，履行职业责任是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医学生誓言》的字里行间无不表达了医学生所应承担的责任及所应具有的强烈责任感，为医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华益慰、林巧稚、吴孟超、钟南山等医学大师身上无不彰显了高度的医学责任感和使命感。责任感既是一个人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人回报社会的基础。具备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医学生就会在职业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对病患投入仁爱的职业情感，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是个人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内在驱动。
3.3职业责任感是医学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精神支撑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每一个人作为具体的社会存在，都有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内在渴望，这些需要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使人的潜能得以提升，人的理想得以实现的高级需要，是个体精神成人的价值体现。职业是个人成长成才成功的平台，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担当。拥有良好的道德自律，明确自己的职业使命，才能以职业标准要求自己，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树立正确的职业追求，不断将实现自我化为一种持久的内在自觉，朝着既定目标不懈努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职院校培养医学生“学会负责、能够负责”的能力既是承载职业责任的本质要求，也是医学教育应贯穿的核心内容，是医学生献身社会的必备素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骆郁廷，郭莉.立德树人的实现路径及有效机制[J].思想教育研究，2013（7）.
[3]方晓珍.高校“立德树人”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6）.
职业教育职责篇1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佛山528300）
摘要：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完善职业教育的国家决策与管理制度，建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与保障制度，构建普职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外部配套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建构起了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体系，对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1-0083-05
所谓职业教育国家制度①，即国家公权力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层面针对职业教育所做出的总体制度设计。从上世纪末开始，鉴于职业教育对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作用，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积极介入职业教育，通过完善职业教育的国家决策与管理制度，投入制度建设经费，制定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与保障制度，构建普职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外部配套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强化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干预力度，建构起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体系。
一、美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基本构成
（一）职业教育国家决策与管理制度
美国构建了一整套复杂的职业教育国家决策制度。首先是职业教育的决策主体多元。美国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决定了国会、总统、法院都可以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总统可以通过政策、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判例来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其次是决策过程多样。以行政系统为例，大致有几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由职业教育相关代表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总统顾问从中挑选较佳方案供总统选择；一种是自上而下，总统或总统助理物色一批专家组建政策班子，研究职业教育重大问题；一种是上下结合，总统决策班子与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研究与行动。但无论哪种方式，做重大决策时都会举行听证会，并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咨询民意，特别是代表职业教育各方利益的各种社团、智库的意见，形成一种“共识型”的国家决策模式。同时，联邦政府在决策机制中设立了专业性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家职业教育咨询委员会，以保障国家决策的科学性。
联邦不直接管理职业教育事务，而是由州负责。州一般会设立由政府人员、企业代表、社会代表等各界成员组成的职教委员会或类似机构，负责制定全州的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规划等。联邦主要通过联邦委托②、立法优先③、制定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开展绩效评估等多种手段，引导各州向国家教育目标、国家标准看齐，从而实现国家干预。简单地说，联邦“掌舵”而不“划桨”，通过间接干预、与州合作管理职业教育。
为减轻负担，联邦越来越多的职业教育管理职能或业务被“外包”出去，即原来由政府负责的管理职能现在转由私营部门或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执行。例如，在奥巴马政府之前，联邦教育雇佣承包机构为学生提供贷款服务（贷款由私人机构审查与发放，联邦提供担保并给予私营企业补贴）。这种方式使企业获得补贴和利润，学生获得多样性选择，政府则降低了监管费用，有效抑制了官僚机构的膨胀。目前，类似的教育“外包”业务不断增加，公私合作管理职业教育的模式成为美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新常态。
（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
联邦强调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国家责任”，并通过法律加以保障。早在189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莫雷尔法》由国库资金直接资助各州职业教育。以后的《斯密斯·休斯法》、《职业教育法》、《卡尔·帕金斯法》等法律都要求联邦向各州及职业教育学校提供拨款。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联邦针对职业教育更是不断有大手笔投入。例如，投入80亿美元启动面向社区学院的“从社区学院到职场基金”（CommunityCollegetoCareerFund）。除了面向地方政府与学校的资助外，联邦还在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社区学院的学生可以通过申请联邦奖助学金、联邦贷款及税收抵免来支付学费。最近通过的“美国机会税收抵免（americanopportunitytaxCredit）计划”更使得社区学院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可实现完全免费。稳定的联邦投入与高额的资助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有力地保障了职业教育面向人人。
联邦在保持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同时，还注意运用政策手段、经济杠杆、宣传理念等多种方式撬动各方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构建了职业教育投入的分担机制。对于地方政府，联邦大部分职业教育项目都要求州提供配套资金；对于企业，除了政策要求企业履行教育培训责任之外，联邦还运用减免税收、发放补贴及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对于社会组织，联邦积极宣传教育改革理念，推动社会组织捐资，例如奥巴马为改进社区学院与企业的联系，向企业界代表广泛宣传并发出倡议，一些社会组织如阿斯本机构等纷纷捐资响应。
（三）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与保障制度
美国联邦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建立了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与保障制度。一是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及成绩测量体系。1990年，《帕金斯法Ⅱ》明确要求各州开发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及成就水平测验；1994年，《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要求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应保证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获得高标准的技能；2006年，《帕金斯法iV》要求各州通过实施与企业标准相一致的测验，报告学生技术技能的达标情况；2012年，《投资美国的未来——生涯与技术教育改革蓝图》提出各州使用统一的参与和绩效指标，同时将教育数据连接到国家纵向数据系统。统一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开始建构起来。二是职业教育国家评估与绩效问责机制。联邦成立了国家职业教育评估机构（naVe），对州和地方职业教育工作进行周期性评估。同时，注重推动一些中介组织对重大职教项目质量的调查与评估。例如联邦“从学校到工作项目”（Swt）办公室主动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提交项目评估报告。在绩效方面，联邦负责的职业教育项目一般会列明申请者需要完成的核心指标以及各项奖惩措施，对于达不到联邦要求的单位，联邦将撤回资助。同时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汇报制度，资金使用者必须公开汇报资金用途。统一的标准体系与绩效评估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整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质量，规范了职业教育办学。
（四）职业教育机构体系
美国实施职业教育的机构主要包括综合中学、地区性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技术学校、社区学院和企业主办的培训中心或学校等。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主要融合在综合中学中。高等教育阶段，主要由社区学院进行职业教育。在美国，联邦非常注意推动中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之间、职业教育机构与普通教育机构之间、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衔接工作，构建了以课程和学分衔接合作为基础的衔接机制。早在1994年，美国《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就提出要建设一个从学校到工作的国家框架体系，以帮助美国高中及高中后青年能更好地接受就业训练。1998年，《帕金斯法Ⅲ》提出企业要与教育机构拟定合作培训项目和课程。2012年，《投资美国的未来——生涯与技术教育改革蓝图》提出，在中职教育阶段，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开发必须由中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行业技能组织、培训机构以及其他职业教育相关方共同完成。同时，中高等教育机构、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必须签订学分衔接互认合作协议。通过共同开发的课程及对接协议，美国学生可以在获得高中文凭的同时，通过企业提供的岗位实训机会获得行业公认的技能证书，还可以通过修习过的职业教育课程、学徒培训、企业实习经历等获得高等教育学分。这样，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校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实现了衔接，学生可以在高中、职业教育与培训院校、社区学院、大学、就业市场之间自由流动，总体上构建了一种横向上相互渗透，纵向上一体贯通，与劳动力市场充分对接的职业教育体系。
（五）职业教育外部支撑制度
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教育外部公共政策的支撑，例如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技能标准制度等，以保证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在美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制定较早，较为完善。从业人员要想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才能，之后还要通过相应的专业考试。联邦和州等相关政府部门都有权审批、管理、发放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政府委托或授权一些专业技术协会为具有职业资格的本专业人员提供具体服务。至于劳动力的技能标准，美国在1994年即颁布了国家技能标准制度，提出实施统一的国家技能标准，并委托国家技能标准推进委员会（naSS）组织实施。迄今为止，naSS及其合作伙伴（一般是行会、产业组织）已经开发了制造业专业、信息通信业等一系列国家技能标准。
二、美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构建的特点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联邦与地方职责划分
在美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中，联邦政府的职责相当明确，主要是在宏观方面起到决策、促进、监管、保障的作用。首先，联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总策划师，从宏观上指导职业教育的发展。联邦通过职业教育决策与管理制度，积极主动地发起教育改革，制定法律，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近年来，美国由联邦发起的职业教育改革层出不穷，如“职业技术教育计划”（Cet）和“美国未来技能计划”（Skillforamerica＇sFuture）等项目。联邦制定的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多种多样，且法律出台间隔频率越来越短，如《帕金斯法》等涉及职业教育的法案已历经多次修订。其次，联邦通过投入与绩效机制扮演着教育资源提供者与监督者的角色。一方面，联邦政府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的教育资助；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对这些资助的用途进行严格监督，并要求接受资助的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接受联邦资助的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对联邦提出的国家教育目标负责，使州和地方政府不得不接受联邦的引导。再次，联邦通过政策倾斜强力保障教育公平。历次帕金斯法修订案都规定要保留一定比例的拨款（州要提供配套基金）用于帮助单亲家庭、妇女、贫穷学生获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总而言之，联邦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决策者、总策划师、监督者与促进者，积极地介入到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强大的宏观引导功能。
在实现国家引导的同时，联邦大力鼓励地方创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首先，是从投入上越来越多地运用竞争性拨款作为手段，以推动州做出制度创新。例如《帕金斯法Ⅳ》将制度创新作为各州从联邦领取法案拨款的条件，抽取法案拨款的十分之一设立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基金。其次，是发挥示范效应。对职业教育创新成果显著的地方，联邦在各种场合高调宣传，如由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点名表扬或访问考察，同时保证联邦绩效奖励向其倾斜等，总之要使示范者“名利双收”。再次，是在评估上只划定“核心指标”，给地方留足因地制宜的空间。例如，《帕金斯法案Ⅲ》只规定了项目评估的核心指标，其他指标则由州和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与上级协商确定。总体上，这些做法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创新的热情，推动美国职业教育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国家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制度建设机制，合理地平衡了中央和地方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权利关系，明确了双方职责，极大地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建立一个有序但不失灵活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
（二）“市场运作”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实现市场与国家责任共担
美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实现了“自由市场”与“强大国家”的同构。在这一制度体系内，市场机制与强大的国家干预共存。首先，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运用的诸如标准化、绩效衡量、竞争性拨款、公私合营等手段都是市场运作的方法。同时，职业教育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方式、专业设置等也都是市场运作的。一般而言，市场机制可以增强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满足不同层次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但市场机制运作下的职业教育会存在弱势群体难以获得职业教育支持、职业教育市场分割严重、职业教育主体各自为政等问题，同时美国劳动力流动率很高，导致个人、企业及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长期投资。企业会考虑培训需求的短期性，将培训视为一种花费而不是投资，年轻人也不愿参加培训，因为看不到长期效益。一些美国企业主宁愿用机器的标准化代替人的标准化，通过生产的标准化解决劳动力教育与培训的问题。可见，仅靠市场机制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
对此，美国的做法是一方面坚持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国家干预通过几种方式进行：一是鼓励。联邦政府通过拨付专项资金、各种税收优惠、行政补贴等各种形式促进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或鼓励个人接受培训。二是整合。如前文所述，联邦通过整合课程与学分衔接制度，构建了学校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机制。三是督促与保障。政府制定一系列法律及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对接。1982年联邦颁布《联合培训方案》，明确了企业对职业培训的参与；1994年，《从学校到工作法案》以法律形式固化了美国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义务；2013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投入80亿美元用于帮助社区大学与企业界建立全新的伙伴关系。四是强制。2012年《投资美国的未来——生涯与技术教育改革蓝图》要求职业教育课程必须与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美国各州要确定高增长行业的职业需求，作为各区域内生涯与技术教育项目的关注点。强大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可以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弥补部分职业教育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能激发职业教育的活力，使职业教育办学不至于丧失灵活性与多样性。
（三）“国家问责”与“社会表达”相结合，形成国家与社会凝聚共识机制
通过对美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构成的分析，可以看到，联邦政府通过建立标准、开展评估、实施绩效管理等方式，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职业教育国家问责机制，有力地规范了职业教育办学。同时也可以看到，美国职业教育的管理、服务、监督并不仅靠国家政府机构，而是大量吸纳社会组织的参与，公私合作管理、监督、提供服务已经成为美国职业教育相当常见的现象。例如，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许多社会组织承担了联邦政府诸如分配资金、进行课程开发、组织活动等一些管理职能；在职业教育国家决策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国家职业教育咨询委员会、评估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决策，制定政策，推动立法；在保障职业教育发展质量方面，社会组织通过naSS等机构广泛参与质量评估、制定职业能力标准、组织认证；另外，社会组织还承担了一定的收集、职业教育信息的功能。总之，社会组织在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占有相当分量的发言权，形成了社会表达与国家问责相结合的制度机制，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发展职业教育。
三、思考与启示
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中央和地方权责不明确、国家与企业共同承担责任、推进国家技能供给体系的机制尚未建立、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还很薄弱等诸多问题。在这些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社会、教育的发展差别较大。这种情况造成职业教育一方面需要国家进行统筹安排，以建构相对统一的职业教育技能供给体系，同时维护教育公平；但另一方面忽视地区差异，采用全国“一刀切”的教育政策也不适宜。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发挥两个积极性。一是要建立国家层面的决策与管理制度，如国家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国家层面的协调形式，应该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二是要建立稳定的职业教育国家拨款与资助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的可支付性；三是要建立职业教育的国家问责制度，要明确地方发展职业教育的标准、指标、奖惩措施，推动形成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效应④；四是要从资源和名誉方面采取多种手段鼓励地方创新，在中央负责的职业教育项目拨款中要明确支持地方创新的资金比例，对地方创新进行示范推广等。
其次，要建立国家与市场合理分担职业教育发展责任的国家制度体系。我国与美国一样，劳动力流动速度较快、规模较大，这是导致许多企业、地方政府、个人不愿意参与和接受职业教育的原因。同时，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完全依靠国家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也不切实际。因此，应建立国家和市场合理分担职业教育发展责任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投入分担制度；二是建立职业院校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共享、共治、共有制度；三是可以在职业教育领域尝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新形式的融资与办学手段，大力鼓励私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再次，要建立国家与社会组织共同协商指导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体系。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如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国家及各省职教协会、各类行业协会以及一些第三方组织等，都在职业教育领域发挥着参与决策、管理、评估、推广的作用。可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与社会组织共同协商指导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体系。一是将国家决策与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吸收社会组织代表设置专业性的决策咨询机构，形成国家决策咨询机制；二是将国家问责与社会评价结合起来，在国家职业教育评估中吸收第三方组织参与，实现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估的制度化；三是将国家管理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可将一部分职业教育管理职能，如颁发证书等下放给社会组织，构建公私合作提供职业教育管理与服务的制度机制。
注释：
①关于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目前学术界尚无权威界定。臧志军博士在《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即各国中央或联邦政府为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与不同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博弈后建立起来的由参与主体构成的组织网络以及这一网络的运行规则”。这个定义强调了国家制度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同时强调了国家制度构成是中央与不同部门和地方博弈的过程。笔者认为，所谓国家制度“本质上是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见
参考文献[3]），这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些零散的制度设计，而是一组制度的集合。因此，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可以简单定义为“国家公权力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层面针对职业教育所做出的总体制度设计”。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建构不仅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博弈的过程。
②联邦委托：联邦拨款一般会设定一些条件，为获得拨款就需要接受联邦的要求。
③立法优先：基于国家至上原则，联邦法律优先于州和地方政府的法规。因此，国家可以制定基本政策，要求各州贯彻实施。
④标尺竞争：参赛者为获得某项标的而会努力竞争。这里指中央为地方政府划定职业教育发展的指标以及对完成指标与否的奖惩措施，驱动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以完成中央的职业教育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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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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