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1
案例一
属主体执法还是非主体执法
【案情】
2007年4月某日，市监察支队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某楼顶一大型广告牌存在事故隐患。监察支队立即派员到现场，经检查发现举报属实，广告牌危及行人安全。监察支队确定立案调查取证。随后下达了责令改正文书，并要求进行安全评估。整改到期后，监察支队对事故隐患消除情况进行复查，发现既未采取任何措施，也未进行安全评估。经研究决定，监察支队下达了强制性拆除的执法文书。
在此案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按照市政府的“三定方案”，广告牌的管理属市政部门，安监部门进行检查并下达改正文书的行为属于越权执法；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告牌的设立属于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安全生产法》规定，安监部门对广告牌存在安全隐患情况进行查处是法定职权，不属于越权执法。
【评析】
该案件分歧的焦点是，该执法行为属于主体执法还是非主体执法?是否属于主体执法的关键是广告牌的设立是否属于生产经营活动。据调查，该广告牌设立的目的是用于出租，出租属于经营行为。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某市监察支队依法查处广告牌事故隐患，属法定职权。
依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监察支队查处出租广告牌存在的事故隐患，权责法定。因此，在执法监察工作中，要以单位从事活动的性质确定是否属执法检查的范围，不因单位管理机构的属性确定是否属执法检查的范围，是本案留下的启示。
案例二
再议越位处罚
【案情】
2006年11月，某市安监局监察支队，在对一化工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厂有一建筑施工工地，施工队伍的安全防护用具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随之，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建安条例》下达责令限期改正文书，之后进行复查时发现逾期未改，下达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罚款5万元处罚，建筑施工队伍不服处罚，申请听证。听证结果撤销该次行政处罚。
【评析】
施工队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建安条例》第六十八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所以安监部门依据《建安条例》给予施工队伍处罚不当。
实施处罚的安监局认为有三点依据可以给予处罚：
一、《建安条例》是《安全生产法》的配套法规，安监部门是该法规的执法主体之一。其总则第一条已经明确说明，“为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制定本条例”。可见。《建安条例》并没只根据《建筑法》制定，也未规定执法主体只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二、《建安条例》的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安监部门的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三、《建安条例》的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权限属安监部门。“施工单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地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与处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法定职权决定。”
依据《安全生产法》制定的有关行业的安全管理条例，安监部门不一定是必然的执法主体，主要是不能行使行政处罚权。例如《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在第一条中同样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制定本条例”，但安监部门并不是《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的处罚主体。《煤矿安全监察条例》明确根据“《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制定本条例”，煤炭局却不是该条例的执法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适用《建安条例》中的某些条款(比如事故调查处理规定)，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整部《建安条例》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主体。
况且，我国在行政处罚中，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实行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对同一环节不允许也不可能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相同处罚权的执法主体，以避免职能交叉。
《建安条例》中对安监机关的职责规定是“依照《安全生产法》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依照《安全生产法》规定”是前置条件，限制了安监机关的职责权限。即《安全生产法》有条文规定的，我们可以实施行政处罚，《安全生产法》中没有规定的，我们不能执行实施行政处罚。我们安监部门能适用的条款主要体现在《安全生产法》及明确由安监部门行使监管权和处罚权的法律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就涉及安监、交通、质监、公安、环保等多个执法主体，而安监部门不可能适用该条例中所有处罚条款。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2
第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以下简称事故发生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等有关责任人员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本规定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属于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所确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属于非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经财务、税务部门核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
第五条《条例》所称的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依照下列情形认定：
（一）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属于迟报；
（二）因过失对应当上报的事故或者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内容遗漏未报的，属于漏报；
（三）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的，属于谎报；
（四）故意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并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属于瞒报。
第六条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决定：
（一）对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决定；
（二）对发生重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三）对发生较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四）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指定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条对煤矿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决定；
（二）对发生重大事故和较大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
（三）对发生一般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所属分局决定。
上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指定下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第八条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第九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十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6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第十二条事故发生单位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没有贻误事故抢救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的，处2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处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事故发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谎报、瞒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二）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隐匿资金、财产、销毁有关证据、资料，或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9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100％的罚款。
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负有责任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3人以上6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6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10人以上15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7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7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15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7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7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特别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十九条法律、行政法规对发生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规定的罚款幅度与本规定不同的，按照较高的幅度处以罚款，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罚款。
第二十条违反《条例》和本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有两种以上应当处以罚款的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分别裁量，合并作出处罚决定。
第二十一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其他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3
【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建设领域；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7月22日，某市发生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造成施工人员2人死亡、2人重伤。该市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81条的规定分别对负有安全责任的该项目建筑企业负责人、监理单位负责人处以5万元、2万元的罚款。此后，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64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57条的规定，给予负有安全责任的该项目建筑企业、监理单位20万元、15万元罚款的处罚决定。该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认为其已经接受了市安监局的处罚并缴纳了罚款，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向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他们各自的行政处罚。
二、一事不再罚的概念
（一）理论来源
一事不再罚，源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或刑事诉讼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处罚中应该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概念
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给出的概念是：“一事不再罚是指对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处罚。”
浙江大学教授朱新力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应指对相对人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除法律（包括法律精神，下同）另有规定者外，行政主体对该相对人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该定义包含：（1）对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对相对人一次处罚成立后，任何行政主体（包括原行政主体，下同）不得对相对人再进行处罚（包括补充处罚）。即使原处罚是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必须经法定程序对其效力予以否定后方能对相对人重新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2）一次处罚原则上只能给予一种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3）作为例外，已经一次处罚，其他行政主体仍可依不同法律规定之性质不同的处罚种类甚至同一种类在合理限度内为第二次处罚。
浙江大学法学硕士陈无风对一事不再罚的内涵解释为，“一般而言，对于组织或个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给与一次处罚，但一个行为若违反了多个没有竟合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可以依据不同的规范给予多次不同种类的处罚。”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刘德生认为，一事不再罚应有以下3个方面的涵义：（1）同一行政机关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的处罚；（2）不同机关依据不同理由和法律规范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同种类（如罚款）的行政处罚；（3）违法行为已受到刑罚后，除法律规定或特殊情况外，不得再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这里的范围增加了刑罚外的不再罚内容。
“一事”的理解和界定。“一事”指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或同一违法行为。（1）在违法构成上界定。一事在构成要件上，只符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如果符合两个及以上违法行为的构成，则不属一事。（2）对违法既遂、未遂的界定。违法既遂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某种违法行为构成的全部要件。如违法占地建房，从准备材料到施工直至建成。对既遂行为，应将整个过程视为“一事”，不能再分预备，实施数个行政处罚；违法未遂指已着手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违法行为。如违法建房，已着手清理现场开始施工被发现制止。由于行为人已开始实施行为，构成违法，也应定“一事”处罚。（3）对连续违法行为的界定。连续违法行为指出于同一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符合数个违法构成的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触犯同一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如建设单位违法建设完成了a楼，再违法进行B楼、C楼的建设。对连续行为以行政机关发现并处罚为界限来界定是否属“一事”。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连同以前数次连续行为，界定在“一事”范围内。如行为人受处罚后再实施连续违法行为，则界定为“第二事”。（4）对继续行为的界定。继续行为指某种违法行为从开始到终止前，在时间上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如执法人员开始调查发现违法建设盖到第二层，第二次调查发现盖到第8层，第三次发现已盖到第18层。对继续行为，不分时间长短，都界定为“一事”；（5）对牵连行为的界定。牵连行为指出于一个违法目的，而违法方式或结果又牵连地构成其他违法，对牵连行为也宜界定为“一事”作出处罚。
“不再罚”的界定。不再罚指对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不得给予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界定不再罚，应把握以下几点：（1）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再对行为人作出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2）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处罚时，如没有法律规定和特殊情况，应在法律相应规定的诸处罚种类中选择一种处罚形式进行处罚，不得给两种以上的处罚；（3）不再罚指不得给予行为人两次以上的罚款，不包括在一次处罚中给予行为人两种以上的处罚。
三、一事不再罚的构成要件
从上文概念中，可以概括出一事不再罚以下4个要件：
（一）行政相人相同。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指向的行政相对人相同。对法人单位的处罚和对该单位负责人作为自然人的处罚，应为两个相对人。如文首案例中建筑企业、监理企业和其负责人，则为不同的行政相对人。
（二）违法行为相同。以立案调查终结时的时间点为终点，以违法行为开始为起点，其中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为一个违法行为。一个行为的多重解读，应区别情况分析，如没有任何手续的房地产开发销售行为，同时违反了土地法、城乡规划法、建筑法、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由于这些法规没有竞合关系，其中法定的违法行为可判断为4个以上的违法行为。
（三）依据相同，或具竞合关系。《行政处罚法》第24条没有提到依据问题，姜明安的概念中也没有提到，一些专家的解释提到这个问题。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由同一机关的处罚，一般会依据同一依据或接近的依据。如果是不同依据的处罚，则可能涉及到对违法行为界定的变化，即法规的不竞合，从而不适用本原则。法规的竟合，属于例外，对此还有争议。
（四）处罚种类相同。《行政处罚法》第24条仅仅提到罚款，罚款可以重复交纳。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重复执行的几率不高，行政机关一般也不常用。所以，限制罚款的重复就成了一事不再罚原则规范的核心问题了。刑罚使用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也不得对同一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主体的相同或不同，在以上条件下作出的行政处罚，均不影响一事再罚的构成。
四、从立法精神全面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新力认为，从法理上说，一事不再罚存在的主要理由为：第一，行政法生活安定的需要。为了在实体上对违法相对人进行相当的制裁而不断开启处罚程序必然导致民众对法行为可预测性的丧失，导致行政法安定生活的恐惧，导致公众丧失对国家决定权威的尊重和服从。第二，对价和比例的要求。基于公民人格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发展，相对人基于违法的行为已受国家处罚相当于个人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从对价原理和平衡功能出发，国家不应再次启动处罚程序，否则个人必成为国家权力鱼肉的客体。第三，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的需要。民众与国家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也有存在空间，一事不再罚原则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另外，已受行政处罚相对人相信国家不会再就同一违法再予追究仍属人之常情的期待。
《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一事不再罚款的适用规则等规定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一事不再罚的精神。有关专家披露当时立法考虑：现行体制下简单规定一事不再罚的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影响行政管理效能。这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考虑的问题。但一事不再罚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体现，于是针对执法中最突出的乱罚款问题规定了一事不再罚款。
过分的强调一事不再罚，容易形成行政管理的一些弊端。行政处罚中，由于行政主体间有不同的行政任务，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容易阻碍不同行政主体间制裁功能的全面实现。为克服此类缺陷，适当允许第二次处罚实有必要。另外，目前我国立法所确立的部分行政处罚种类并不纯真，有些处罚类型象责令停产停业除达到制裁目的外，还兼有防止违法者继续违法等功能，实行一事不再罚有时可能阻碍此种非制裁功能的实现。在法规竞合情形下，无论采用“最先查处机关处罚，其他机关不得再予处罚”，还是“择一从重处罚，其他机关不得再予处罚”方案，都可能影响某些制裁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如果杜绝其他行政机关依据不同法律依据的罚款处罚，可能将其引向作出诸如吊销资质、拆除违法建筑等更为严厉的处罚，处罚会成本上升，在此情况下，行政处罚相对人宁愿接受罚款的处罚。国外已有理念不同的一事再罚的立法。如奥地利1950年颁布的《行政罚法》第22条规定：“行政被告以各种独立之行为违反不同之行政义务时，或一行为而牵涉数罪名，而应各别处罚时应予各别处罚。”
因此，强调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一事不再罚的同时，发挥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是行政执法中两个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目标。任何偏废都是有悖于立法精神的。
在国家正式立法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前，将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解和落实重点放在制止乱罚款、重复罚款的范围，更接近《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目前中国的执法环境。否则的话，行政机关在适用行政处罚时左右为难，难以发挥其社会管理作用。
五、建设行政处罚中具体适用的问题
城乡建设领域，涉及法律法规多，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体制、机构全国各地也各不相同，行政处罚中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更为复杂。
广义的城乡建设领域，涵盖了国土、城乡规划、建设、环保、市政、市容、园林、绿化、交通、综合执法等行政主管部门，狭义的至少包括除国土、环保、交通外的其他部门，其中涉及的法律法规更是众多。
如何避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实现建设行政执行法的合法、适当、便民，成为全国建设系统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其中，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就是一个避免因事权交叉引发重复处罚的尝试，尽管因法律、行政法规立法不到位，及执法中执法人员素质等问题，城管综合执法问题较多，引发社会诸多批评，但用体制改革解决一事不再罚的思路，比简单地依靠行政机关的自觉性解决问题好，也符合当初《行政处罚法》立法时的构想。
此外的建设行政管理体制，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城乡建设部，主管全国规划、建设、房产管理等工作，省住建厅统一管理建设和住房等事务，而市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职能较为复杂，有住建合并的，还有规划建设合并的，而市政、市容、园林、绿化与建设的分与合各地不一。目前西安市城乡建设的体制为：建设主要负责建筑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资质和项目管理、村镇建设、城建计划，和住房、规划、市政、园林等分开，城管综合执法综合了市容、园林和没有手续的违反规划法规的查处等执法权，建设执法主体更趋多元化。区县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大多为规划建设分离，其他多合并。有些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还将村镇建设部分管理和处罚权授予乡镇人民政府。
这样，建设行政处罚主体的级别就有中央部级、省（直辖市）级、市级、区县级、乡镇，而有关法律法规在设定处罚时一般授权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处罚权，这样容易产生执法权的重叠，在管辖权交叉情况下难免产生重复处罚现象。
建设部《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建法[2011]6号），第七条规定“依法应当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出处罚，并需要处以罚款的，由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样，可减少重复罚款的发生。
即使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业管理法律法规，一个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中也涉一个行为的多次处罚的设定，其中可能涉及法规的竟合问题。
（一）建设领域行政处罚面对一事不再罚的疑难问题
对没有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建设单位的处罚中一事不再罚的适用难以判断。根据《建筑法》八条，施工许可证办理需要8个条件：（1）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2）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3）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4）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除了第八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外，其他条件分别涉及了《土地法》、《城乡规划法》、《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征用条例》、《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有关违法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而《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没有领取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设定了包括罚款在内的处罚（《建筑法》第64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7条），其中依据《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相对人没有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的处罚，在法律依据适用中和《建筑法》系以外的《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保法》的处罚有没有法律规范竟合？会不会构成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建筑法系内的处罚，尽管处罚主体同一，在处罚依据上也存在是否与《招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等处罚规定的法律规范竟合问题。
个人观点认为，在对无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政处罚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处罚，与其他行政机关依据《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保法》进行处罚，属于法规不竟合，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建筑业管理内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没有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行为的处罚，与依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等对没有办理招投标手续、没有施工图设计审查、开工前没有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等的处罚规范有一定的竞合关系，在处罚时择一从重处罚较符合一事不再罚原则。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对联合执法创新的意义
但建设领域行政处罚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个没有办理任何基本建设手续的违法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和销售，会全部或部分违反《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房地产管理法》等不同法律，要同时接受国土、规划、环保、建设、房产等行政机关的罚款处罚，尽管不违背一事不再罚的立法精神不符，也容易造成执法成本的上升，执法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考《治安管理法》十六条中“分别裁决，合并执行”的方式，由这些行政主体联合进行调查取证、联合处罚，并在罚款数额上合并执行，统一进入所在地财政罚没帐户。行政相对人的申辩、听证、复议、诉讼权救济权的行使，也相对方面些。
在西安城建系统的行政处罚中，曾进行过联合执法的尝试。2001年11月26日，西安市建委、城市规划管理局、土地管理局、房产管理局联合发出通告，对未办理土地、规划、建设手续以及未得取得房屋销（预）售证擅自施工并非法销（预）售房屋的丽景苑小区、秦龙泉小区、西航花园等项目，责令立即停止一切违法建设及销售活动，接受有关部门进一步处理。但由诸多部门对一个违法建设项目共同处罚款的案例还不多，在今后的违法建设项目的行政处罚中，可以尝试“分别裁决，合并处罚”的联合处罚模式，以提高行政处罚效率和效果，也便于行政相对人依法寻求行政救济的合法权益。
联合执法模式优于城管综合执法模式的地方，在于它在不改变有关法律赋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法定职权的情况下，减少执法成本，可以通过合并处罚控制罚款的总数量，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依法救济。这种模式在一些城市拆除违法建设中曾广泛地使用过，但在涉及罚款的处罚中使用较少，大概因为计入财政罚没金的政绩上有所不便。所以，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及相关权威部门牵头才可有效推行。
六、立法趋势及建议
（一）趋势
鉴于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合理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理论薄弱，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表述不够完整，理解各异，执法中容易引起争议，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也不好把握。但一事不灾罚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在我们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上意义重大。
在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立法中，对一事不再罚的学理研究、立法规范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课题。在各级政府在执法实践中，也将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创造出既维护法律尊严、规范社会管理和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又能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执法模式。
（二）建议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行政处罚法》第24条涉及“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容作出法律解释，以释疑解惑，有利于执法和息诉。
【参考资料】
[1]姜明安，余凌云.行政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20.
[2]陈无风.穿行于一罚与多罚之间―论一事不再原则的内涵[J].行政法学研究，2006，（2）：58―64.
[3]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J].法学，2001，（11）.
[4]刘德生.谈一事不再罚原则[eB/oL].
http：///html/article/200707/05/255286.shtml.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4
根据《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海关行政处罚有以下几种:
一、警告
海关警告,是海关向海关行政违法的当事人提出谴责和告诫,使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以后不再重犯的处罚。警告属于申诫罚,是国家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正式作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警告的影响主要是给当事人形成一定的心里压力,造成名誉的损失,面对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警告是所有行政处罚种类种最轻的一种,适用于那些违法行为较轻、危害程度不大的违法行为。在许多违法行为责任的阶梯性设定中,警告是作为最低的一个处罚阶梯。警告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相配合适用。
警告属于一种无裁量幅度的处罚种类。
二、罚款
海关罚款是指海关强迫违法的当事人缴纳一定的金额,通过使其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警示其今后不再发生违法行为。
罚款是海关行政处罚适用中比较普遍,适用频率较高的处罚种类。这也是和海关行政违法行为多涉及经济利益有关,例如,走私一般都是一种牟利行为,剥夺当事人一定的财产权利,正是击中其要害的一种处罚手段,以警士其今后不犯。
罚款属于一种带有自由裁量的处罚种类。法律、行政法规在设定或规定处罚的同时,一般作出了处罚幅度的规定。对处罚幅度的规定有两种方式:(1)直接规定具体限额范围,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的,没收走私货物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出100万元以下罚款。”此处,就直接设定了100万元的最高处罚限额。(二)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相关联,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偷逃应纳税款但未逃避许可证件管理,走私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应纳税款3倍以下罚款。”这里罚款的数额与走私分子偷逃的税款相关联,一般偷逃税款越多处罚越重。这种处罚设定较好地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另外,从罚款处罚本身来讲,它往往也是可以选择的。从海关目前的罚款条款规定来看,一般是作“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所以,罚款经常和其他处罚种类配合使用,海关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处罚决定或者不处罚决定。
三、没收
没收处罚是海关依法将违法当事人的非法进出境的货物、物品以及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收归公有的处罚。没收包括两部分:一是没收走私货物等非法财产;二是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属于一种无自由裁量的处罚种类。凡是查证的非法财产和违法所得应当全部没收。确实无法实现没收的,也要追缴相当于没收财产的等价价款。
海关应予没收的非法财产主要有:走私货物、物品、运输工具,进出境环节查获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物品;当事人非法持有的“红油”、“三无船舶”、“无进口证明的汽车”等。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行为人实施走私行为、违规行为,以及其他应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收益。它属于违法行为的不当得利。违法者不应当通过违法行为获利,这既是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也是法律的一种原则。所以,海关对任何违法行为只要有违法所得的,都应当没收。
没收和罚款都属于财产罚的种类,有时他们的客观表现形式是相同的。例如,当海关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时,在执行中可能和罚款的执行并无区别,都是要求当事人交付一定的货币。但它们在法律上存在两点本质的区别:(1)罚款处罚的对象事人:而没收更针对非法货物和非法财产本身。也就是说,罚款肯定是非法当事人的财产,而没收就不一定。例如,没收走私货物,在很多案件中,走私分子走私他人的财产,这些财产便作为走私货物被没收,而不论此前是否为走私分子所有;再如,没收多次走私的运输工具,有的走私分子多次利用他人的船只进行走私,那么海关有人不论船只的所有人是否为走私分子而对船只予以没收。(2)罚款一般需要由违法分子在其合法财产中进行支付,使剥夺当事人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而没收的财产带有“非法”性质,所以,一般认为剥夺的是当事人对非法财产的占有。
四、暂停给当事人某项权利
暂停给当事人某项权利,是指企业或者自然人经海关允许从事有关业务后,由于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而由海关作出在一定期限内剥夺其从业或者执业权利的处罚。根据《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可以暂停报关企业的报关业务,暂停报关人员的报告执业和暂停经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从事有关业务。暂停期限一般是6个月以下。
暂时停止给当事人某项权利,是在保留当事人从业或执业资格前提下,暂时停止其一段时间的从业或执业,使其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促使其进行整改或者反省,以达到惩罚目的。这种处罚属于行为罚的一种,处罚力度往往要大于罚款和没收等财产罚,当事人所承受的经济损失往往更为严重。因为罚款和没收使违法当事人损失的财产价值是一定的,违法当事人可以通过以后的生产、经营来继续积累;而行为法中的责令停产停业使违法当事人在一定时期丧失经营、从业的权利,其业务开展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五、终止当事人的某项权利
该项处罚是指海关依法剥夺当事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的权利或者执业资格,也是行为罚的一种。海关一般是撤销海关注册,取消报关从业资格。针对主体也是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和经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终止当事人的某项权利时海关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企业的破产,报关员失业。所以,只能针对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主要对以下违法行为采取这种措施:
(1)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和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构成走私犯罪或者1年内有2次以上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以撤销其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
(2)1年内3人次以上被海关暂停执业的;
(3)被海关暂停从事有关业务或执业,恢复从事有关业务或者执业后1年内再次发生《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
(4)报关企业、报关人员非法他人报关或者超出海关准予的从业范围进行报关活动,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
(5)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得重新注册登记为报关企业或取得报关从业资格。
六、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自然人实施短期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处罚。
根据《海关法》的规定,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在法律、行政法规等的授权范围内,其既可以行使公安机关的部分职权,也可以实施海关的部分职权。
2004年11月1日新实施的《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即赋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的治安处罚权。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处罚条例》第六条规定:“抗拒、阻碍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法执行职务的,由设在直属海关、隶属海关的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抗拒、阻碍其他海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应当报告地方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国家授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该项权利,主要是由于在现实执法中缉私警察遇到抗拒、阻碍执法的情事后,限于过去职权所限,不能对违法人员及时给予制裁,必须请求地方公安机关协助,可能造成执法被动和错失良机。同时,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属于公安机构的序列,所以,在执行治安处罚权上不存在执法主体资格的障碍,只是尚未有职权授予。
缉私警察实施行政拘留和海关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虽然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但两者有所不同。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是对确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制裁的措施,目的是现实惩罚教育功能;海关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时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目的是排除和防止海关调查可能出现的执法妨碍或者社会危害,例如嫌疑人潜逃、销毁证据,甚至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使保障调查顺利进行的手段。
七、收缴
国家授权海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行使收缴的权利。收缴类似于没收,但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往往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存在障碍,但有关财务又必须收归国有的情况下采取的。
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收缴适用以下情况:
(1)不满14周岁或者不予处罚的精神病人,携带、邮寄国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这些当事人由于生理的原因,国家法律规定不得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但海关又不能允许违禁品过关,所以就适用收缴。
(2)走私违法事实基本清楚,但无法查清当事人的,海关可以收缴走私货物。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水上偷运环节,有的走私分子为了逃避惩罚,在海关缉私艇上船检查前就跳船逃跑,海关无法查清走私当事人,但走私事实基本清楚。因为当事人不清,所以难以作出行政处罚。但走私货物必须及时处理,所以,国家授权海关予以收缴。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5
关键词：农药管理;法律法规;存在问题;对策
我国现在农药管理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是国务院1997年5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该《条例》对“农药”的定义作了明确的阐述,对农药的登记、生产、经营、使用及其罚则也都作了规定,2001年11月29日又进行了修订。相关法规农业部1999年4月27日出台,并于2002年和2004年2次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但在执法实践中,体会到,农药管理涉及的知识面广、专业性强,而农业部门管理农药所依靠的仅仅是一部《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效力不大,威慑性不强,并且存在农药管理处罚条款设置不严、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此列举,以资相关人士商榷,促进立法完善。
1农药管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1有关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一是《农药管理条例》中对农药经营的某些规定已不符合当前实际[1]。《条例》第十八条写明“下列单位可以经营农药:”这一条款的制定是依据《条例》颁布时的国情,而在颁布后的10多年间,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条款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目前,机构改革已经将企事分开,一切经营实体都已经脱离原事业单位,国家财政供给的事业单位已经不能开展经营活动。而供销合作社也早已解散。相反,近年发展起来的农资连锁企业却很多,经营范围则包含了种子、农药和肥料等。《条例》第十九条虽然明确了经营农药要求的几个条件,但是并没有明确由农业部门设置行政许可。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业部门制定了农药经营资格证(事实上颁发农药经营资格证也多是变通的作法,经营者都是个体工商户),在国家许可法出台后,各地相继取消了这一做法。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不罚”原则,无法禁止其他单位经营农药。如不允许他人经营农药,则应在条例中明确:禁止《条例》第十八条中规定以外的一切单位和个人经营,并规定擅自经营的法律责任(处罚条款)。否则,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毫无意义。二是行政处罚法限额规定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颁布于1996年,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工资水平与现在差别都很大,所以那时制定了50元、1000元这一门槛,时隔10多年之后仍用这一标准,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符,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大大增加了执法成本。
1.2《条例》基本条款与罚则条款不呼应,处罚引用条款难
一是对经营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行为,罚则中有明确条款,但无对应的基本条款。法律文书要求规范,逻辑性强,讲究证据确凿、违法明晰、处罚有依,但《条例》中对经营扩大登记范围、乱用名称这类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的违法行为,处罚条款清晰,但却没有对应的基本条款,当事人违反了哪一条却相当难写。《条例》罚则第四十条第三项:经营标签残缺不清或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但在处罚决定中,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却无法写清,很明显,当事人违法了,当事人经营的产品是在生产阶段违反登记相关规定,对经营者,条例中《农药经营》这一章第二十条明确了“禁止收购、销售无登记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质量标准和产品合格证的农药”,未提及“销售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处罚文书中写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就不好写。二是对经营者违法推荐使用导致的药害、损失、事故等罚则中没有作出处罚规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但在罚则中却没有对应的条款,导致很多违法推荐使用后出现损失的投诉无法处罚。实践中,很多农药使用者是按照农药经营者的推荐购买和使用农药的,包括用什么农药、用多大剂量一般都是由经营者说了算。由于农药经营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导致农药
[1] [2] [3]
严重超量使用、超范围使用十分普遍,因此产生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而在处理这类投诉案件时,往往难以对经营当事人处以罚款。除非农药本身有问题,而即使农药有问题,因为导致事故的农药价值可能很小,处罚往往也很轻,没有给违法经营者造成威慑,也不便于保护受害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行政处罚法》中“其他经济组织”概念不明,对个体工商户处罚难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行政处罚法》并未对“其他组织”作出明确定义。根据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处罚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罚有明显不同。对公民处罚超过元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超过元就不宜当场收缴。目前农药经营者多是家庭经营,营业执照多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照《条例》,一般违法者经营数额不大,罚款数额也就在数百元不等,如果以公民个人违法论处,显然程序不能采用简易程序,如果以其他组织论处,则又有不同意见,因为“其他经济组织”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只得按照一般程序查处,违法现象难以得到及时纠正,行政执法成本明显加大。实践中,国家工商局在对辽宁局的答复(工商个字第号)中认为可以引用《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依据这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应属“个体经济组织”。对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当场处罚的个体工商户,应按“其他组织”处罚。但这种做法在农业部门还没有定论,政府的法治机构也不赞同。
.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涉及的但需要管理的有关问题
一是经营者将农药与食品混置问题。在市场检查中经常发现农药经营者往往同时经营食品或饲料,但二者或三者往往又摆放在一处,有的是仅没有混放却同处一室相邻而置,有的是虽不在一室却二室相通,不同气味互串,甚至也有混放一处的现象。这些明显不符合安全规定的现象,虽然多次警告,但效果不佳。因为执法人员找不到任何处罚的法律依据。二是农药包装容器的处置问题在农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池塘、沟渠,甚至水井旁,经常看到使用过的农药容器随处乱扔。如此乱相,给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人不寒而栗。毕竟农药大多是有毒的物品,农药容器也不可能被使用者清洗得绝对干净,随处拾起一只农药容器总是会闻到刺鼻的气味,给环境安全带来隐患。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更没有处罚的条款。
对策
.广泛征求意见,修改《条例》,完善未涉及的内容
《条例》的修改应建立在广泛征求执法者、管理相对人、环保领域、法律界等人士的意见,从加强农药管理对环境保护贡献的角度来看,最好将《条例》上升为“法”。这样可以突破《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罚款数额的限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对不负责任将农药与食品或饲料混置的经营者,应处以较大幅度的罚款,以提高其违法成本,促进其责任意识的增强。很多国家农药容器都实行由生产者负责回收的规定,具体要求可由产品经营者负责,对于不按规定回收的可由对其有管辖权的省级农业部门直接处罚生产单位。在法规中须明确违法推荐使用农药的,由管理机关处以高额罚款,对推荐违法使用造成中毒、污染事故等后果的制定出相应更为严厉的罚则。
.设定较高的处罚底线,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威慑力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6
第一条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四条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及时、准确地完成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发生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配合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参加事故调查处理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互相配合，提高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效率。
第六条工会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处理，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报告和依法调查处理。
第八条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中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察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二章事故报告
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依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通知公安机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和人民检察院：
（一）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二）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三）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接到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
必要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
第十一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第十二条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三条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十五条事故发生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其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
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十七条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根据事故的情况，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犯罪嫌疑人逃匿的，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追捕归案。
第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值班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受理事故报告和举报。
第三章事故调查
第十九条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二十条上级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由下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事故。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因事故伤亡人数变化导致事故等级发生变化，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由上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另行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调查，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派人参加。
第二十二条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
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
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第二十三条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二十四条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第二十五条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二）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三）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四）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五）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第二十六条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第二十八条事故调查组成员在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诚信公正、恪尽职守，遵守事故调查组的纪律，保守事故调查的秘密。
未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允许，事故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有关事故的信息。
第二十九条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
第三十条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
第三十一条事故调查报告报送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后，事故调查工作即告结束。事故调查的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第四章事故处理
第三十二条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特别重大事故，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
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批复，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应当接受工会和职工的监督。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三）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
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第三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三）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
（四）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第四十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对事故发生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有关人员，依法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岗位证书；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为发生事故的单位提供虚假证明的中介机构，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及其相关人员的执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在事故调查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事故调查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事故调查工作有重大疏漏的；
（二）包庇、袒护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故意拖延或者拒绝落实经批复的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意见的，由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规定的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社会影响恶劣的事故，国务院或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认为需要调查处理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生的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7
关键词行政处罚防雷装置设计审核违法撤销
作者简介：贾晋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法学硕士，武汉市气象局，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李F，武汉市气象局。
一、典型案例引入
二、案例中“撤销”处罚的法律适用评价
（一）从法律适用理由进行评价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第二十七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显然，对此款法律条文的正确适用，需理解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轻微和违法者已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三个要件必须同时满足。
“以人为本”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本案中，建设方未按法律规定申报防雷装置审核，此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防雷装置设计缺失或未达国家相关标准，建筑物防雷隐患突出，随时有可能遭到雷击并威胁人身财产安全。这与我国《宪法》所赋予的保护居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精神背道而驰。人的生命无价，所有法律都应保障生命的庄严和神圣。建设方以非法私利对抗国家的法律及政策，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危害了行政处罚制度。本案中出现了建筑物已在建设过程中但建设方还未及时申请防雷装置审批的情形，破坏了国家行政审批制度的完整。因此，本案中建设方的违法行为不应视为程度轻微。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后果，不能只把经济因素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笔者认为，维护、遵守法律规范，遵守法律义务的自觉性丧失可能会带来比经济方面更严重的危害。违法行为若及时纠正则不予行政处罚，因此认为“及时”纠正的时间节点是在行政处罚作出前。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已作出，建设方才去补办审批，超过了这一时间节点。至此，笔者认为建设方的违法行为虽没有造成直接经济上的危害，但不属轻微且未及时纠正，气象主管机构据引《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来“撤销”处罚，缺乏法律理由。
（二）从适用结果进行评价
不予行政处罚和撤销行政处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不予行政处罚是免除了违法行为违法性，是指因有法定事由存在，行政机关依法对有某种违法行为的当事人不适用行政处罚的情形。尽管违法行为在外在形式上与某种违法行为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仍然不失为合法行为。而撤销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可见，撤销行政处罚适用的情形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是由于行政机关自身错误，导致行政行为缺乏所应具备的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三要素的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不予行政处罚和撤销行政处罚的区别在于：前者决定的作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而后者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前者作出是因为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对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而后者以因为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的过错为前置条件。本案中，气象主管部门的“撤销”行为的理由是违法者的补办相关防雷装置设计审核行为，但此行为发生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因此，“撤销”行为存在错误。
三、案例中“撤销”处罚行为损害的法益
“撤销”处罚行为损害的法益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法律的权威性。法律一经颁布就应严格遵守并有效执行。本案中，对未申报防雷装置行政审核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是合法有效的。但是，行政处罚作出后，基于违法者的补救行为而撤销行政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实质上，建设方的违法行为并没有得到任何处罚，法律没有得到正确实施，法律的权威性受到了来自违法行政行为的挑战。第二是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拘束力。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即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在行政行为成立后，即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有关人或组织必须遵守、服从。主要表现为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拘束力。执法者无合法理由随意“撤销”处罚决定侵害了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拘束力。第三是公共利益。由于建设方延误报审防雷装置设计方案，导致部分防雷装置设计留下难以补救的安全隐患，考虑到雷电灾害巨大的破坏力，建筑物在投入使用后人身及财产安全等公共利益将可能受到严重损害。罚款的目的是为了惩罚建设方的违法拖延报审行为，从而对其所带来的公共安全隐患进行一种象征性物质补偿。执法者的“撤销”处罚行为实际上是取消了这种补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第四是国家财产。《行政处罚法》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行政处罚成立后，罚款应直接上缴国家财政，所有权归属国家，该笔金额的性质应理解为国家财产，因此“撤销”处罚决定实际上是对国家财产的一种非法处分，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被司法部门认定为犯罪。四、案例中“撤销”处罚行为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
防雷行政执法既具有一般行政执法的共性，也具有基于防雷安全领域的特殊性。气象主管机构无合法理由“撤销”自身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不仅构成违法，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还严重侵害了法律权威性和法治精神。虽然，公民法制意识提升已逐渐形成行政执法的合法性的重要监督来源。但是，建设单位作为“撤销”处罚的受益方，守法意识被淡化和模糊，无法有效实施监督权利。执法实践中，多个建筑物都来自同一建设方的情况较多，如果他们认为无论行政处罚是否做出，只要最后获得行政审批，之前的行政处罚便可以撤销，那么防雷行政执法的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部分建设方未及时申报建筑物防雷装置审批，建筑物开工数月后甚至几近完工时才将申报材料交至审批窗口。依据行政行为的比例原则，届时将建筑物强制拆除再要求建设单位申报审批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建筑物防雷装置设计错过了技术评价的最佳时间。对于建筑物已施工部分的防雷装置的设计问题的整改已十分困难，建筑物内人身财产安全将存在长期隐患。对防雷装置设计风险防控的作用也大打折扣，后期补救不仅会耗时耗力，防护效果上也不尽人意。再加上建设方之间的互相比较心理以及共同传递的“打擦边球”心态，更是使得以后的防雷执法工作步履维艰。
五、案例中“撤销”处罚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来自执法环境
建筑物建设开工须保证设计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标准，防雷装置属于建筑物的构成部分，所以开工前应确保防雷装置设计安全达标。从建筑物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作用来看，防雷装置设计审批应在建筑物施工之前。在实践操作中，一些省份的建设部门明确规定建设项目获得施工许可证前应通过防雷装置设计方案审查。而其他省份在政策上则缺乏有力的支持。
另据《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负责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核的是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审核需建设单位提交的材料包括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报告。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气象主管机构认可的报告出具机构是其下设的防雷中心。由于技术服务需要建设方承担一定的费用，难免会让建设方对气象主管机构既从事技术服务又从事行政执法的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延误了设计技术评价的时间和报送行政审批的时间，同时也超出了行政执法处理决定作出的期限。
此外，相关科普、法律宣传工作不到位。一些建设方并没有认识到防雷装置之于建筑物的重要性，简单认为报审只是跑流程而已，对此并不重视。虽然《气象法》很早就授予气象主管机构防雷行政执法权，但至今仍有建设方存在抵触，在执法过程中采取不配合的态度。
（二）来自执法者
执法者虽然对防雷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内容比较熟悉，但对正确理解法律涵义，如何正确适用法律还没有较好掌握。其次是工作理念存在偏差，忽视了防雷执法和建设流程上的前后有机关联，单纯从是否办理防雷装置报审流程考虑问题，破坏了执法的规范操作程序，产生的严重后果不仅违法甚至可能犯罪，致使今后的执法活动变得十分被动，降低了执法工作的整体效率。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8
第一条为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范围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市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市技术监督局”）是本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全市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区、县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市技术监督局的指导下做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工商、商检、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的产品质量管理工作。
第四条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国内外先进标准。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行政监督
第五条积极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
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向有关认证机构申请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
第六条本市对未列入国家生产许可证目录的重要产品和涉及人身安全、健康的产品，可以实行准产证制度。
实行准产证制度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条本市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抽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以监督抽查为主，并定期公告检查结果的监督检查制度。
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全市性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由市技术监督局统一编制、下达。
区、县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所属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报市技术监督局备案。
第九条产品质量检验的依据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被检验的产品无前款所规定标准的，按该产品明示的质量标准进行检验。
产品数量达不到国家抽样规定数量的，按市技术监督局规定的抽样原则抽取实物检验。
第十条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后，应当将检查结果告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
市技术监督局应当定期对产品质量检查结果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机构，必须具备必要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市技术监督局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产品质量检验工作。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检验，不得伪造检验数据和检验结论，并对其出具的检验报告负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监督抽查所需的费用由同级财政拨款，不得向被抽查者收取。
定期检查所需费用，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监督抽查和定期检查费用包括检验费和检查结果公告费。
第十三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和复制有关的发票、凭证、帐册、广告、商务函电和其他有关资料；
（二）进入生产场地、产品仓库或者存放地；
（三）封存或者扣押可能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并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章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四条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第十五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
（三）根据产品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有相应的标明；
（四）限期使用的产品，有标明的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六）实施生产许可证或者准产证的，有许可证或者准产证证号。
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
第十六条机器设备、仪器仪表、结构复杂的耐用消费品，应当附有安装、使用、维修和保养的说明书。
第十七条剧毒、危险、易碎、储运中不能倒置以及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必须符合相应要求，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标明储运注意事项。
第十八条销售者销售的进口产品，应当用中文标明产品名称、产地以及进口商或者总经销者名称、地址；关系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对使用、维护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应当附有中文说明书；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有中文注明的失效日期；用进口散件组装或者分装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用中文注明组装或者分装厂的厂名、厂址。
第十九条销售者应当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其他标识。
销售者应当根据产品特点采取必要的保管措施，保持所销售产品的质量。
第二十条生产者、销售者不得生产或者销售下列产品：
（一）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二）失效、变质的产品；
（三）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
（四）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产品；
（五）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
第二十一条销售者对其售出产品的质量实行先行负责。
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
（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
（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
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
第二十二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进口产品的进口商追偿。进口产品的进口商有权依法向提供进口产品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第二十三条为销售者提供场地、设施或者组织展销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不能指明瑕疵、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虽能指明，但用户、消费者难以查找的，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二十条所列产品行为者提供场地、设施。场地、设施的提供者发现使用者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向有关部门举报，不得纵容、庇护。
第二十四条产品标识的印制者在承印、制作产品标识时，应当查验有关证明，不得印制和提供虚假的产品标识，不得向非委托人提品标识。
第四章社会监督
第二十五条用户、消费者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查询，向技术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申诉，生产者、销售者和有关部门应当受理，并负责处理。
第二十六条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就消费者反映的产品质量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负责处理；参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支持消费者对因产品质量造成的损害向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新闻舆论单位对产品质量实行社会监督，利用舆论工具向用户、消费者介绍产品质量知识，宣传有关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揭露产品生产、销售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二十条所列产品的，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人要求保密的，有关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和销售收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给予经营者行政处分；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产品已经售出的，责令限期追回，予以没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没收销售收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给予经营者行政处分；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产品的加工、制作的；
（二）根据职业要求，能够或者应当辨认产品不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
（三）国家或者本市有关部门已经公告有关产品不得销售而继续销售的；
（四）用户、消费者已向销售者反映产品存在或者已经发生危害而继续销售的；
（五）有其他证据证明销售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
第三十一条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销售收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销售收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给予经营者行政处分；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质量证明等质量标志的产品的，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销售收入。
生产者、销售者伪造产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质量证明等质量标志的，责令公开更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销售收入，可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伪造、冒用、涂改生产许可证证号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四条对违反产品准产证制度的行为，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生产实行产品准产证管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产品价值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二)销售实行产品准产证管理而无产品准产证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产品销售收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三)转让产品准产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吊销产品准产证；
(四)伪造、冒用、涂改产品准产证的，收缴其产品准产证，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产品价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五)未保持企业质量体系或者未保证产品质量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或者仍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的，吊销产品准产证。
第三十五条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销售收入。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没收产品和销售收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经营者行政处分；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以行贿、受贿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销、采购本条例第二十条所列产品，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可以并处销售收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标识的印制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停止印制和提供，没收非法印制或者提供的产品和销售收入，可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产品存在瑕疵，但未作说明的，责令改正，可以没收销售收入，并处销售收入一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伪造检验数据或者伪造检验结论的，责令更正，处以所收检验费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产品质量检验资格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被监督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提供或者隐匿、转移、毁灭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资料的，对单位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启封或者转移被封存产品的，对单位可以处该产品销售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该产品的销售价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场地、设施的提供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其提供场地、设施所取得的非法收入，可以处非法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有本条例所列违法行为，无销售收入或者因销售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致使销售收入难以确认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罚款金额在五百元以下，事实清楚，被处罚人无异议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可以当场处罚。
第四十五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时，应当开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按规定上缴财政。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规定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决定，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处罚，由市技术监督局决定。法律、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四十七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行使监督检查权。
第四十八条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解决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各方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四十九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
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包庇违法行为的，由其所在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包庇、纵容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二十条所列产品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9
第二条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三条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中央管理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中央管理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中央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并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第六条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
(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六)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八)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九)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十)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十一)有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十二)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提供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文件、资料。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45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煤矿企业应当以矿(井)为单位，在申请领取煤炭生产许可证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八条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统一的式样。
第九条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满前3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3年。
第十条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许可证档案管理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
第十一条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每年向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其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和管理情况。
第十二条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建筑施工企业、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煤矿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企业不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十四条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十五条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不得索取或者接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十六条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实施监察。
第十七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二)发现企业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生产活动，不依法处理的；
(三)发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依法处理的；
(四)接到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举报后，不及时处理的；
(五)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索取或者接受企业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补办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接受转让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进行生产的企业，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逾期不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经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继续进行生产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条例篇10
关键词：法律规范，冲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法》；解决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98-02
我国“法律打架”的现象在行政法领域尤为突出。行政法由于自身形式上的特点，如无统一的法典、制定主体众多、形式广泛且内容富于变动，决定了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占据国内法律冲突的绝大多数。法律冲突可以定义为：“两个以上的竞争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一致的社会现象。”即法律规定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法律规定之间不一致、法律规定相互抵触等现象。《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诸多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关系，法条的冲突使得执法人员面对问题无所适从。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中的法律规范冲突现象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冲突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第73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和相应犯罪行为的表述完全一致。而《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以及《刑法》对上述“引诱、容留、介绍他人的”和“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的”都没有明确解释。类似的情况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还有第40条、第42条、第52条、第60条、第6l条等。办案人员无法确认嫌疑人的行为究竟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这些条文一般要求从情节、数额（量）大小，危害后果等方面来区分违法犯罪行为的定性，但是从两部法律的相关法条上看，具体的情节轻重、危害后果的程度没有较为明显的界限，导致基层实务部门在处理案件时，对于违法行为的定性时常会发生争议，罪与非罪的判断，往往不能一蹴而就。因为担心放纵犯罪遭受群众责难，很多时候宁愿“就高不就低”，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许多行为多被定为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就高不就低”的处理方式显然偏离了法治的正确目标，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条款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允许例外的规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0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从50元以下罚款扩大到了200元以下罚款。提高当场处罚的数额有扩张警察权力之嫌。《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处罚。由此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处罚法》是冲突的。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他行政执法专门法律之间的冲突
《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与其他单行法律衔接之缺憾。这表现在，我国现行的其他法律中明确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而“有关规定”在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或者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找不到相应规定或者没有规定。还有的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规定不一致，存在适用冲突。如《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法犯罪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24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48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实践不得超过8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因此，同样是一般违法人员，因适用法律不同，就会“享受不同的待遇”，两者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律规范冲突的根源
（一）立法主体多元化及立法权限不清是根本原因
行政执法的法律缺乏规范、立法主体分散、法律渊源众多造成众多的法律规范冲突。从绝对数量看，我国立法主体有300多个，如此广泛、众多的立法主体必然成为我国法律规范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各种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差异、冲突，是产生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的经济根源
“立法的实质在于分配国家的利益资源，而国家的利益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之间存在分权、我国立法对利益需求缺乏严格规制的背景下，地方有可能在相应的法律规制中扩大自己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利益，部门也可能把自己的利益纳入规范中予以保障。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利益多元化呈不断发展趋势，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然产生不同的立法需求。如果下位法在制定时把利益向部门或地方倾斜，就极易产生与上位法的冲突。”
（三）上位法的原则性与下位法的具体化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规范冲突的技术原因
就中央立法而言，由于受“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指导，往往对法律关系仅作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差。而地方立法尤其是执行性地方立法，为了便于适用、便对中央立法予以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
三、确立控制法律规范冲突的规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上的法律规范冲突现象导致了行政执法的混乱，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降低了警察执法的行政效率。而且还增加了警察执法的成本和民众法律风险。“当行政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有一系列的规则予以控制。我国的《立法法》第78条至第86条分别规定了五条规则，即：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至上的规则；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的规则；同位法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的规则；不溯及既往的规则以及各位阶法之间不一致并且不能依据效力高低确定适用时'由裁决机关裁决的规则。除这些规则之外还有待于确立一些新的规则。”
（一）行为地法优于人地法
行为地法是指行为发生地所属法域的执法依据，人地法是指行政相对人所在地所属法域的执法依据。当行政执法机关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相对人的所在地与其行为地不一致时，应优先适用当事人行为发生地的执法依据。例如各省之间关于劳教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个外省违法人员来甲省发生治安违法行为，该行为能否适用劳动教养甲省的规定与该违法人员户籍地省份规定不一样，此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就应当优先适用甲省的劳动教养规定。当然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面临废除，举此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二）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
行为时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作出特定行为时的法，处理时法是指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相对人进行处理或裁判时的法。“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规则的含义是指，当相对人行为时的行政法律规范与该行为受到处理时的行政法律规范不一致，优先适用行为时的法律规范。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了噪音扰民和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违法行为，根据“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规则就不能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该法生效前得类似行为，这也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的体现。
（三）行为地法优于人地法
人地法是指个人户籍所在地法或组织成立地法，行为地法一般是指相对人行为发生地法，但当存在两个或以上，的相对人行为发生地时，则是指相对人行为和行政机关行为共同发生地，即争议发生地。“行为地法优于人地法”的含义为：在全国范围内，若两地的法律规范对同一事项作了不同规定，此时应当以相对人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法律规范为依据。换言之，属地法与属人法相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法。我国各地大多都有地方性的治安法律规范，当出现违法行为时应当适用违法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所在地的法律规范，而非违法行为人户籍地的法律规范，违法行为人以其户籍地法律规范规定与行为地不一致作为辩解理由不能被采用。
（四）有利法优于不利法
有利法优于不利法规则，包括从新兼从轻规则以及从新兼从优规则，前者是指有利的情形是新法能够减轻负担行政行为的程度，后者则是指有利的情形是新法能够优于授益行政行为的程度。本质上该规则是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的变体，即出现处理时的法与行为时的法不一致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行为时法，而是看看适用哪个对相对人更有利，如果适用处理时法更有利的，则适用处理时法。如前文所述，对于偷越国边境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幅度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故应当对违法行为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又如某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前实施了盗窃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后被抓获。该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最低可以处警告，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最低可拘留5日，根据本原则就应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甲进行处罚。
（五）《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条件优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