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1
关键字：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手段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目标
1、必要性：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如果仅由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社会经济不稳定，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2、重要性：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二、我国的宏观调控仍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业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明显。二是基本建设贷款继续增加，贷款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三是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依然相当紧张，电力迎峰度夏的形势严峻。四是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依然较大。五是粮食供求总量和品种结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粮食库存下降较快。
上述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反复出现，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这些“深层原因”归纳起来，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不完善，机制转换滞后，增长方式粗放。不真正解决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就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就随时可能再度出现。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这次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从这个要求来看，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刻，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必须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按照“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下更大的功夫来促进结构调整，推进各项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轨道。
宏观调控还要继续进行。我们在取得初步成效，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很有必要冷静地审视一下目前宏观调控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是很难量化的，只能进行“定性分析”。所谓宏观调控本来是一项着眼于总量平衡的市场化举措，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实施间接的经济调控，尽量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宏观调控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经验告诉我们，行政性调控比起市场性调控往往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调节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手段来谨慎地干预市场，是成本最低的。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应做到“与时俱进”，多一些创新，少一些守旧；多一些市场，少一些行政；多一些规则，少一些命令；多一些法治，少一些人为；多一些间接，少一些直接。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其中应该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1、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联系与区别
(1)区别：
①内涵和外延不同。经济手段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常见的经济手段有制定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等）。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法律手段主要包括经济立法、经济执法、法律监督等。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制度、行政规章和条例等。
②地位不同。经济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法律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都不能有效调节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节。
③特点不同。经济手段调节具有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间接性的特点。法律手段对经济具有经济普遍的约束力和严格的强制性，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的规定性。行政手段具有直接、迅速和强制性的特点。
(2)联系：三种手段各有特长，各有特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运用这三种手段时，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2、走出宏观调控的认识误区
(1)把宏观调控看成只是靠行政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三种手段各有特长，各有特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运用这三种手段时，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不能认为宏观调控就是靠行政手段。
(2)把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立起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这些会带来经济的波动和资源的浪费，引起社会矛盾，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的，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因此，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续地发展，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宏观调控，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3)认为只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宏观调控。
在当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宏观调控，只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的，更有成效。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 渐进转变 控制 调节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方式的渐进性转变是中国改革成功、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计划经济主导时期以控为主的宏观调控
1978--1991年中国的改革是初步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期间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三次治理和控制，也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第一次：1980---1981年，以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稳定物价为主的宏观调控。为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加快经济发展，1979年4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主要通过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调整价格结构等措施，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在此同时，通过加强物价管理、控制集团购买力、严格财政管理、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压缩基建投资等直接的行政措施控制经济过热。
第二次：1985--1986年，以压缩总需求、稳定物价为主的宏观调控。1984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投资和消费出现了双膨胀；1985年价格改革从结构调整向放开价格转换，在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刺激下，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趋势。1985年开始，中央政府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发放奖金、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控制贷款规模等指令性的行政手段来压缩总需求，稳定市场物价，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才开始大幅回落。为避免经济滑坡，1986年中央政府又逐步放松银根，结束了这次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主要是以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上涨，压缩总需求，没有从根本上理顺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流通市场、价格体系和信贷市场的混乱秩序，因此本次调控是不彻底的，经济中潜伏着再次过热的因素。
第三次：1989--1991年，以压缩总需求、抑制严重通货膨胀为主的宏观调控。伴随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使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合理方向的宏观管理体系还未建立，从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大量商品的放开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导致物价不稳定。1988年经济中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双膨胀、明显的通货膨胀和信贷规模过大等问题。有鉴于此，1988年底国家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到1991年底，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国民经济在经历短暂的萧条后基本恢复正常。这次宏观调控大量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常用的行政命令手段，而且力度和频度远超过前两次宏观调控，致使经济出现下滑，市场疲软，工业效益低下。
综上所述，在1978--1991年间，在传统的计划调控体系逐步减弱的情况下，由于宏观管理体系改革的滞后，经济手段没有相应的传导机制，宏观调控仍基本是以计划行政手段为主，对经济主要是以控制为主。
二、市场经济主导时期以调为主的宏观调控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因素迅速成长，市场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期间政府主要进行了四次宏观调控。
第一次：1993--1994年，以治理金融秩序、压缩总需求、稳定物价为主的宏观调控。1992年开始，伴随税利分流、股份制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一些地方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由于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放开，出现了计划外乱集资、乱拆借等现象，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加强，建材价格上涨较猛。1993年6月24日，中央提出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本次宏观调控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物价体制改革来消除原有体制的弊端，将调控和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尝试使用调整利率、发行国债等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时，也使用控制货币发行、纠正违章拆借、制止乱集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增长等行政手段来增强宏观调控的效力。到1997年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成功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二次：1998--2003年，以防止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为主的宏观调控。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开始告别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宏观经济开始出现消费疲软、增长乏力的问题。为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1998年中国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新一轮宏观调控。1992年开始建立的宏观调控体系已见雏形。因此，本次宏观调控更多地使用了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包括通过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政策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加快农业、教育、房地产业、通讯等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财政政策上通过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和税收优惠的倾斜来配合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上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连续多次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2003年成功走出了经济周期的低谷，GDp增长率达到10％。
第三次：2003--2008年，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的推出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经济结构趋同化、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利益驱使下钢铁、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发展迅速，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加入wto使对外贸易的发展迅速加快，但长期的外贸顺差也引发了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等新问题。
200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土地管理到推进土地有偿使用的改革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促进农业生产，出台了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等一系列重要措施。通过提高住房贷款首付比例、13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8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措施来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调控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运用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关税政策、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等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问题，调整产业结构。
在日益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支持下，本次宏观调控注重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以调节经济结构为主要目的，运用多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经济连续五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
第四次：2008--2010年，以保增长、扩内需、促转变为主的宏观调控。在国际经济环境趋冷和上一轮从紧宏观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出口增幅、GDp增速、工业增速等指标明显回落。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政策，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40000亿元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保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在上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出台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高城乡居民收a，7／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宏观调控是伴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实施的，对计划、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开始运用经济手段和多样化的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的运行，对经济主要是以调节为主。
三、宏观调控由控制到调节的渐进性转变与启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可以发现，宏观调控的类型演变与经济体制演变进程密切相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面控制逐步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总量调节。这两个阶段的宏观调控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3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明确规定，与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方式有关的原国家计委（现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员会（现与原对外经贸部合并，称“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四个部门为宏观调控部门。以上四个部门是否就拥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其它相关部门是否也拥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法律没有做进一步明确规定。2003年，国务院提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由此国土资源部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部门之一。房地产调控权的配置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的。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哪些国家机关享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金融及产业政策几大类，分别出台与十几个不同政策制定机关，中央宏观调控主体过于分散。如作为金融领域管理机关的人民银行则偏重于防范金融风险，出台的政策往往旨在防止房价过高出现泡沫或防止房价过度下跌而影响国内金融秩序。而建设部门作为房地产业的主管部门，则希望房地产业能保持一个高速发展水平。由于部门立场差别，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相互消弱的弊端，很难形成调控的合理，影响调控效果。再者，房地产调控权主体过多，控权力就过于分散，当发生情况，需要担当责任时，有可能发生各个部门相互推矮或者无人承担责任的现象，最后产生了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的房地产宏观调控。
二、调控政策不够全面
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性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内容的正确，二是政策范围的合理，三是政策手段的协调性。但是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策内容的不准确
宏观调控是市场失灵或缺陷时，政府运用经济等相关政策的一种干预手段，是对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市场机制的及时有效的补充，以有助于市场正常运行。宏观调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替代市场机制，也不能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和管理。宏观调控应该是间接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能直接指挥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干预经济自由。
（二）政策范围的不合理
宏观调控的范围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在每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范围也是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从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温和调控期和严厉调控期两个阶段的调控目标都是抑制房价上涨。但是在该阶段政策实施之后，其效果并不明显。调控政策脱离了市场，政策范围划定不合理是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是导致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房价问题的解决应该以“实现供需结构的相对平衡”为切入点，在着力增加住房供给数量、优化供给结构的同时也要注重加强对投资、投机需求的抑制。
（三）调控手段相对单一
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三种调控手段的内容和方式不同，针对的对象和任务也有所不同，如经济手段，通过调整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来影响经济行为的一种宏观管理手段。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税收、土地等经济机制来引导房地产经济的良好运转，实现房地产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它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分配。行政手段，具有强烈的政府意志，是政府采取带着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国家经济的手段。法律手段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宏观调控，不论是制定国家计划，还是产业政策，或者实施行政干预，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这些手段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不同阶段、对象、以及范围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运用，这样才可以起到积极、及时、有效的效果。一般来讲，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法律手段为保障、行政手段为辅。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与一般市场的特殊性，涉及的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调节，需要政府的供给，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趋于复杂化，用单一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出现相互冲突和消弱调控效果。
三、调控政策程序不完善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4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5
当前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一是调控理念传统化。从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历史情况看，宏观调控理念的基本点就是整治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调控部门一旦发现GDp的增速或Cpi的上涨速度超过某一“容忍度”，就出台种种行政禁令以及效果微乎其微的所谓市场化手段，没有将调控的重心集中在对市场机制形成的刺激上。笔者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必须立足于宏观，要从制约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机制着手，不能被几个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表现所左右。近些年来，宏观调控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有所成就，但在促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方面乏善可陈。由此，经济运行必然会一次次陷入调控――反弹――再调控的怪圈中。如果传统的宏观调控理念不转变，如果市场机制改革继续裹足不前，宏观调控必然是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单纯的宏观调控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上转移出来，更多地关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建设。
二是调控缺乏前瞻性。从2007年至今，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密度、深度和广度是空前未有的，我们在感叹政府驾驭市场水平的同时，也感受到调控缺乏前瞻性，调控效果具有缓慢性和受众的麻木性。缺乏前瞻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调控的“超短期化”倾向越来越突出。过去，宏观调控的着眼点侧重于长期，想的是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又怎么样，想的是如何翻两番。后来，宏观调控的着眼点逐步演变为中期，主要想的是三年以后怎么样，五年以后又怎么样。再后来，宏观调控主要侧重于近期，想的是一年以后怎么样，两年以后怎么样；而现在，调控的着眼点则为当期，想的是下个季度怎么样，甚至下个月怎么样。结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短期的调控上面，没有时间抓大事，没有时间抓长远问题，有关决策部门总是在忙于“救火”，总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措施，没有给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调整空间，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
三是调控手段简单化。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手段可以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多样化的手段选择和组合运用，也有财政、税收、利率、汇率、信贷规模、行政命令、计划等调控工具选择使用。但是，由于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思路过于传统。所以，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短期的调控政策遭遇到了空前的体制性困境。比如，货币政策和加息、降息通常是决策当局惯用的手段和工具。但是，这些手段和工具主要是侧重于总量失衡，对于结构性失衡的调控作用不大。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专家开出的药方通常是要求央行加息。但是，加息在抑制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反弹方面效果有限。相反，负面效果却是直接的，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恶化。由此，在经济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决策部门经常动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包括价格管制、严格项目审批、贷款规模控制等行政调控手段经常被反复使用，而且屡试不爽。然而，在宏观调控忽略其战略意义――增加市场机制改革的空间的前提下，即使短期效果明显的行政调控，也经常会陷入“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其效果通常也会被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所抵消。
四是调控时机把握不当。调控时机的把握和选择，对于调控积极效果的取得具有关键意义。就近期宏观调控的情况来看，调控时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调控时机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调控部门之间在调控政策上难以达成一致，争吵扯皮，贻误战机。二是一些部门对外部经济影响的认识不深。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部门忽略了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联，认为中国经济不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可以做到独善其身。所以，在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放松警惕，依然固守传统思路，经济预警能力较低。比如，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危机影响较大的情况下，一些部门依然认为次贷危机是一个独立事件，对我国的影响有限，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即使到了2008年8月，某些决策权威仍然公开宣称抑制通货膨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调控政策上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三是一些调控部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把握不准。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偏执地认为，无论世界经济调整不调整，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长久的通货膨胀。但是，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却认识不到位。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可以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的类型主要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外部输入型、资产泡沫型。就本轮通货膨胀而言，其性质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致力于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一些部门认识不清，将之定位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结果出台的调控措施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五是调控的灵活性不足。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完善调控政策措施，适时适度地进行主动预调和微调，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升宏观调控灵活性。笔者认为，这里的“灵活性”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及时性，更是一个政策组合概念。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调控政策、调控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相对于过去，近些年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显著增强。但是，相对于经济金融运行的要求，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我们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是明显不足的。具体表现为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只从有利于本部门、本系统管理的角度来制定调控政策，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尤其是，调控的灵活性要求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一刀切”。事实上，历次调控中的许多调控政策都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一些调控政策如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大多都是“一个口径”，“统一口径”的政策不分地区差异、经济差异、区域差异、企业差异等因素，一刀下去，要么相关产业、企业遭受重创，要么政策在各地的执行中走了样。
六是调控政策的自主性不足。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是一项严肃性、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工作，它建立在调控部门审慎独立判断的基础之上。但是，观察近期出台的一些重大调控政策，总是海外机构预测在先，而政府政策出台在后的“有趣”现象。难道是调控部门的智慧不够，相关政策只能依赖于海外机构的判断？还是相关政府部门对自己的智慧没有把握，而借助通过海外机构试探市场反应？笔者无法定论。但是，这个问题揭示出，政府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必须独立自主，不能为任何人、任何机构所左右。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环境
宏观调控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失衡的修正，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且，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在国内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经济运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提升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宏观调控注重设置产品产量等具体指标。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探索，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进一步调整并逐渐完善。1993年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财政、外贸进出口和外汇储备、商品零售、物价、经济效益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经数次调整，1997年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党的十六大以后，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同时也说明，未来的宏观调控不仅要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要将改善民生、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二是宏观调控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调整阶段，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发达国家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已基本宣告终结，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可能越来越短，而我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我国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启动内需，将一个主要为外部经济服务的经济体转变为主要为内部经济服务的经济体，建立消费型社会，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因此，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直接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是宏观调控的内涵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结构性调控。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此，未来的调控不能幻想一蹴而就，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世界经济运行的趋势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宏观调控必须既立足于国内市场的运行变化，更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变化，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宏观调控既要注重宏观层面，更要注重微观层面；既要注重经济增长，又要注重增加就业；既要注重总量平衡，又要注重结构调整。四是市场性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提升宏观调控能力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取向应定位于：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淡化行政调控，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规范和稳定各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预测水平，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加强立法，在法律规范下实施宏观调控活动，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法制化、透明化水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转变宏观调控理念，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转变宏观调控理念，就是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从传统的紧盯GDp增速和Cpi涨幅等指标转变为重点关注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率提高、民生的改善和环境保护；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在制度变革和市场机制形成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有关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和支配权力的分配。宏观调控主要是一种政策导向作用，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同步发生作用并对经济运行因势利导的过程。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就目前的宏观调控而言，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都必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尽快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政府调控部门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为此，宏观调控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政策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忽视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和市场机制建立，把体制和机制效应摆在首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经济金融危机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经济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的快速增长。
转变调控思路，调控重点由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控转变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主要表现为总量调控，调控措施主要落实在总量层次上。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结构问题非常突出，往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出现总量失衡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是导致我国出现经济效率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问题严重、对外贸易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对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的严重威胁。因此，宏观调控不仅要实行总量调控，而且要进行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的结构调控，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就要求宏观调控不搞“一刀切”，而是实行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下，宏观调控要有进有退，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经济增长质量“升”上去。比如，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往往来势猛、见效快，但却容易越权，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比如，用投资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短期效果明显，但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用消费拉动经济，尽管短期会出现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但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提高调控质量
调控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质量和调控能力。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完善调控机制。要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一是要强化预警机制。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进行前瞻性研究的转变，要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宏观分析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灵活运用各种数理模型，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做出科学分析判断，提出预警方案，防止苗头性、局部性问题转变为现实性、系统性问题。二是要强化协调机制。为了解决宏观调控政策操作中反应不快，部门、地方之间不协调的矛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1）通过构建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全面准确并及时畅达；（2）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完善与转换，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3）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注重运用信息手段重塑工作流程，突出协调，形成机制。三是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现行宏观调控体系缺少监督和检查机制，难以迅速地发现并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为此，应着手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超脱的监督检查机构，专司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检查，有助于形成切实有效的制约而不会使监督流于形式。
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完善相关政策协调机制
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组合和协调，是提升调控能力的关键。未来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组合，进一步完善相关调控政策的协调机制。其一，要建立健全规划、财政、货币、贸易、信贷、产业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国民经济规划应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总体要求，这是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保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传导；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二，要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财政部、中央银行、银监会、发改委等宏观调控部门应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从整体利益和经济大局出发，加强调控的协调和配合，杜绝部门利益和争吵扯皮，摒弃部门政策的所谓“独立性”，充分发挥综合政策效应。发改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财政部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调整政策工具运用，提高调控政策效能
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推进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为解决财政部发行短期国债缺少动力、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短期国债作为操作工具的矛盾，短期国债可不列入当年国债发行计划，财政账户出现临时性头寸不足时，财政部可发行短期国债用于周转。
加强宏观调控的法制化建设，确保宏观调控的规范和公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逐步用法律方式稳定和规范宏观调控，通过法律、法规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调控机构的活动，加快宏观调控法制化建设步伐。从现实看，有些调控政策措施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如此，关键问题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宏观调控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要求。宏观调控的法制化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从法律上给予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6
论文摘要：2008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面对危机，各国政府均实施了救市方案，我国运用了宏观调控的各项手段，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各项政策手段对于经济目标的作用力不同，所以应该制定宏观调控手段综合协调制度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一、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目标的实现造成反作用的冲击，使宏观调控达到综合协调，除了应以遵守宏观调控法原则为基础，具体来说应该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上面已经述及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应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要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规划、实施、协调等工作，也是由这几个经济职能机构共同来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上建立起综合协调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一，在制定决策时，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进行沟通，向其他部门论证自己部门实施此项决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说明这项政策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及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必须与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部门进行协商，以取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确定的政策，由相关专家及部门进行评估，明确利弊，在国务院批准此项政策后，针对此项决策将要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一套预警方案，由此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及颁布流程，确保此项措施不对其他部门的决策造成破坏性作用，以致影响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二，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调控权，其使用的经济变量如利率、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变量对价格、成本及利润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经济、市场主体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国家立法机关及审判机关为核心，针对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权力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且各部门之间达到相互监督与制约。
结语：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吕忠梅、陈虹著：《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綦赞超：《浅谈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清华学术期刊，2007年第二期
注释：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7
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8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主要依赖行政和计划手段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取向”的改革模式建立以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78到199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1978到1981年、1982到1986年和1987到1991年三次经济波动,相继采取了1980到1981年的调整、1986年的“软着陆”,以及1989到1990年的“治理整顿”和“双紧”政策。
1992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期间经历了1993到1996年的通货膨胀,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2003到2004年的局部过热,以及2005年至2008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偏热,相继采取了1993到1997年的紧缩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到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2004到2007年的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以及2007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1、1978到1983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78到1983年,我国处于短缺的经济状态,随着计划控制的放松和价格改革的推进,这一时期所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此时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主要采用行政和计划的方法。
这一时期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增长迅速,致使经济大起大落。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37%,GDp增长11.7%,成为1978到1981年经济波动的波峰。而在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降低20.6%,GDp增长率为5.2%,且零售物价指数(Rpi)回落到2.4%,成为这次经济波动的波谷。但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1982到1983年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同时,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在此六年期间,宏观调控大目标都是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没有形成,整顿手段都是单一的行政手段。
2、1984到1986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84到1986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1984年中央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15.3%的经济增长率,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23.8%。这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较大,市场物价上升,但新成立的央行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造成了年底以后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这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零售物价指数(Rpi)和消费物价指数(Cpi)分别高达8.8%和9.3%,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198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增大,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2.8%。1985年实行了货币、信贷“双紧”政策,这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1986年,固定政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同比仅增长16.7%,GDp增长率也随之降到8.8%,成为这一时期的波谷。
1984到1986年的宏观调控依然处于短缺时代,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另外,政策调整过于频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致使经济波动较大。
3、1987到1991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87到1988年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198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986年进一步放缓,同比增长仅为16.5%,但由于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GDp的增长仍旧高达11.6%,构成新的经济波动的波峰。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情况下,物价水平重新上涨。1988年的Rpi和Cpi分别高达18.5%和18.8%,形成了80年代的最高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
1989到1991年,经济呈现下滑趋势。从1988年的10月份起,中国开始实行从严的“治理整顿”,价格增速迅速下降。198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11%,Rpi同比上涨17.8%,GDp仅增长4.1%。198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4.2%,1990年为3.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从1991年开始,固定政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6%,GDp增长率达到9.2%。
1987到1991年是我国第一次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一方面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行政性办法,开创了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使用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组合,导致经济增长急剧减速。
4、1993到1997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年各地的经济发展再次加速,经济增长率达到14.2%,1993到1994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保持在13.5%和12.6%。到199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3.2%,而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就达到21.7%,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前几次相比,这五年间的宏观调控就稍显成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不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是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二是注重不同政策间的相互配合;三是对付经济过热没有实行“双紧”,而是“适度从紧”;四是在贯彻实施方案后,注重了政策使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在受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外部意外冲击影响时,就显得缺乏应变性、灵活性。
5、1998到2003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一直持续到2002到2003年,才逐步改变了经济减速和物价负增长的局面。
从1997年10月开始,我国物价总水平开始下滑,到1998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出现负增长,为-2.1%;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而在1998年的上半年,中国供不应求的商品为零,供过于求的商品达25.8%,供求平衡的商品占74.2%。到1999年,社会供需总量已经明显不平衡。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
这六年期间的宏观调控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针对具体经济形势,灵活调整既定政策;二是注重运用各种手段,形成合力;三是政策间搭配出现矛盾,减弱了合力。另外,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互矛盾。
6、2004到2007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十六大以来的五年,在全球化推动下,国民经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创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繁荣时间最长的记录,极大地增加了国民财富。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的困扰,在四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首次达到1%,2004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步入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
在2004到2007年间,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到2006年之间适当增加了中央预算基本建设资金,分别增加50亿元、100亿元、100亿元,2007年拟增加250亿元。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中,连续10次调整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至7.47%,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调至4.14%。1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7.5个百分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
2004到2007年的宏观调控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深化了财政税收和相关体制改革,注重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二是注重财政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构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中的带动作用;三是财政政策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四是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协同效应;五是密切关注并适度影响资产价格变化;六是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在逐步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但总体来看,过去的调控对短期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考虑比较多,属于比较单纯的宏观调控。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这种情形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方法理论。
2、加强形势研究分析和预测,完善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
我国宏观调控的显著特点是认真进行跟踪分析研究,进行科学预测,及时把握经济形势走向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动向,密切跟踪观察并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情况,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局部性问题并及早加以防范,适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控,提高了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可以说,科学预测形势,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果断处理,实行预防性调控,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3、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目标排序和政策重心
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我国既注重经济发展,又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既注重内部均衡,又注重对外均衡。这尤其适应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
在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上,注重最终目标与中间目标兼顾,既注重总量调节,又注重结构优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不仅存在总量矛盾,同时也存在结构和体制矛盾,有必要将结构和体制因素作为实现总量目标的中间目标。
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我国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相搭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相结合,标本兼治,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4、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调控工具和手段组合,不断改进调控方式
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市场发育并不充分,因此,我国在继续协调搭配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注意了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相互结合。在充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常规经济手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适当运用行政和法律等必要的辅助手段,并注重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深化改革相结合,探索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
在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适时适度进行了渐进式的“微调”、“预调”,提高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应变性,努力做到连续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应变性的有机结合。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虽然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经济从偏快向过热转变的压力仍然比较大。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足,需要经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促进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发挥,而且现行财政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推动投资的意愿强,不利于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执行。
由于地方政府转型不到位,其发展理念、行为方式与中央宏观调控的方针不一致,很多地方政府依然将GDp增长、增加投资等作为工作的重心,造成了投资过度、无需竞争等问题,致使中央宏观调控在地方政府这一环节无法顺利地传导。
此外,现阶段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市场化改革任务,我国市场化改革还远未到位,且行政手段的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措施,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对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东琪、宋立: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2).
[2]陈东琪、宋立:党的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和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11).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9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宏观调控历史演进有效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2006年年均经济增长9.7%。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波动，现今的宏观调控体系正是在治理经济波动的政策实践基础上不断演进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演进历程
1.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阶段（1978年～1986年）。这一阶段，“”刚结束不久，我国百业待兴，正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但随着计划控制的松动和价格改革的推进，原来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对此，我国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财政政策和行政性货币政策。表现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引导上，就是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对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强制性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由于调控手段较为单一，在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使得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尝试性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阶段（1987年～1991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政府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尝试性地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调控经济，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可应用的经验，仍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等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下手段多样的宏观调控阶段（1992年～1997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我国已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此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开始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等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同时却又缺乏必要的应变性、灵活性，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冲击面前，就显得无所适从。
4.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使用的宏观调控阶段（1998年～2003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针对具体经济形势，政府灵活调整既定政策，并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间的矛盾却又减弱了合力，比如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增税政策，这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从而减弱了政策组合使用的预期效果。
5.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宏观调控阶段（2004年～现在）。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又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以及外资流入偏多等“局部过热”的苗头。对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态势的同时，政府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
但2007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较为特殊。为了应对2006年出现的经济局部过热问题，从2007年开始，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调整为“适度从紧”，年内曾10次调高存款准备金，4次提高人民币基准利息率。并在年底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调控目标，最终将宏观调控的取向由“双稳健”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Cpi仍在高位运行。从总体上看，2008年宏观调控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在调控目标上，“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对比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目标，显然又增加了新的难度。
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综观30年来的宏观调控历程，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调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响实际调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调控过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政府在治理经济波动时往往用力过猛。这种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急刹车”，就是典型的调控过度，它所引起的经济剧烈波动，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熨平”。其次是调控不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国民经济进入持续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加快，投资率迅速回升，从2000年的35.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2.7%，年平均41.2%。面对投资增长过快,调控政策没有及时有力地干预,最终引发了经济的局部过热。
2.经济转型期投资体制的缺陷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扩张的目标往往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目标。结果是全国各地争上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项目,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
其次,在投资决策的主体上,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指标而产生投资冲动,结果造成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扮演经济主体角色，最终的收入分配又向政府、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资金转入投资领域，必然带来投资过快增长。
3.宏观调控运行机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机制缺陷和观念转变不及时，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化需要，不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并对其做出适时反应，结果延误了最佳调控时机，这就降低了调控的有效性，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为国际市场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有效的宏观调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虽然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两大政策在配合运用、相辅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1.进一步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建立健全预调微调机制。科学的调控方式是一国宏观调控政策趋于成熟的标志。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建立一种预调微调机制。进行预调，是要防止调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经济运行中的“急刹车”。进行微调，主要是注意调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这就要求我们敏锐地观察经济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并以此来选择时机，及时调控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变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要特别注意各主要经济指标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以确定预调措施在什么时机出台。
2.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由于宏观调控的对象、环境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一些投机者，往往利用调控政策的不健全打“球”，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例如当前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总量问题，而且更要注意优化结构，关键是要“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3.财政、货币政策与相关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并重。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各职能部门在出台政策时不能相互掣肘，而应该彼此配套、相互协调。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组合使用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组合”是我国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阶段性产物，它能够完成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任务，但它也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体制的回归，这种为调控经济付出的体制成本应尽量减少。
调控政策的选取一定要有长远考虑，短期措施只能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况和现象，要治本，还得从中长期政策着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压力问题，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是长期以来资本边际报酬率过高、劳动和土地的边际报酬率过低的失衡结果，它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如果不辅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频繁动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将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参考文献:
[1]本文涉及的有关数据，均根据相关年份的《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来
[2]《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2008年3月26日国务院第2次常务会议通过
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篇10
一、调控龙头：国家发改委
在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居于宏观调控权力体系的核心，其独一无二的定位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中央的机构改革及官方文件中多次显示出发改委稳居中央部委宏观调控权力序列的“头把交椅”。多次机构改革方案中与相关文件中，在“三部门”或“四部门”时期，关于宏观调控部门的论述都明确的指明了发改委（包括其前身计委）的“领头羊”身份。在2008年最新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中央提出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其中无论是在各宏观调控部门的改革方向上，还是在核心宏观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文件都将发改委列为宏观调控部门的排序之首。更加说明问题的是，即使在央行和财政部各自的“三定”方案中关于宏观调控部门的“健全协调机制”部分，都一致性地将发改委列在第一位。这既源于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在我国各种调控手段中一贯的独特地位，也源于央行和财政部对中央“语调”的高度服从，无论如何在中央部委这一层面，发改委强有力的权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发改委的职权范围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充当“领头羊”。发改委以下三项职责最体现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其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其二，承担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等重要规划的责任。其三，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平衡工作。可见，发改委的职权范围涵盖了极其重要的规划、投资管理与产业政策三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事关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方向、总量与结构等方面最为关键的领域，经济发展目标、路径以及多项经济指标与其都密不可分；发改委还在价格、重要商品总量平衡、节能减排等方面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第三，发改委的特殊功能注定使其在当下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风口浪尖”。相对于央行和财政部，发改委具有二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央行与财政部分别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量和结构，二者对于经济的介入作用同样具有跨地区、跨产业的“宏观”效应，但与发改委比较，后者还有一种超越一般性宏观作用的“增值”作用，表现在：其一，发改委的规划职能相对于财政手段和货币工具而言更具引导性，财政与货币两只手都是围绕既定的规划与目标进行实施与落实的；其二，发改委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产业上的协调，也有区域上的协调；既协调改革，又协调发展；既有整体目标的协调，又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协调，可以说在发改委各项职能的表述中都可以找到“协调”的字眼。引导功能使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而协调功能则赋予了发改委的综合性角色；二者中的任一方面都足以将发改委推向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场景的最前台。
二、调控的“钱袋子”：财政部
财政部是国务院综合管理国家财政收支，并主管财税政策和实施财政监督的职能性部门。由于享有财政政策介入宏观经济的工具性优势，财政部我国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部门之一，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通过对财政部各项现有职能逐一检索分析，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的大致有：宏观职能法律文本、中央财政的收支、税收、财政管理等工作。而财政部的内设机构从更微观的角度体现了在财政部的宏观调控职能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部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特有定位：
第一，宏观调控职能的综合性强。从各内设机构中可知，与拟订与实施财政政策直接相关的机构有综合司、条法司、税政司、关税司、预算司、国库司，这几个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尤其体现了财政部在调控中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第二，可用的财政政策手段多样。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特殊领域，财政部可以运用多元化的财政手段进行专门性调控。
第三，财政政策受众面广泛。除去综合性强的内设机构外，财政部还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了专门性机构，这些机构涉及了经济建设、农业、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企业、金融、国防等方面，几乎涵盖了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所有的关键领域。
综上，财政部自成立以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愈发显性，财政部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前述分析揭示，职能上，财政部拥有多种具体财政工具；机构设置上，财政部的绝大部分内设机构都与宏观调控有关联，并且分工明确。这些信息明晰地表明财政部的主要权力都指涉宏观经济的多个方面，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提供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成积极与有利作用，就是财政部的主要目标与准确定位。
三、货币政策调控：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包括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介入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方式。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后，其目标定位已经比较明确，即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与提供金融服务，并一直延续至今。在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新“三定”方案并未改变这种格局，但透露出一些新的信号与趋势。在职能调整方面，央行要“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且，要“加强综合协调并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研究、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重大问题的职责。”新方案还增加了央行“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的职能，金融稳定局被赋予了新职能――“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机构设置方面，新“三定”方案在内设机构中新设立了汇率司，并赋予其“跟踪监测全球金融市场汇率变化；研究、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等职责。外部关系方面，新方案明确了金融政策及监管政策的协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与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建立健全协调机制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
根据2003年和2008年两次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的角色已经明朗化：第一，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货币政策职能更强化，汇率将更多的成为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这源于经济的跨国性日益突出。第三，“协调”成为央行的重要作业，除央行内部货币政策工具之间，如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需要协调外，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之间的协调，央行的金融政策与财政部门的财税政策的配合，包括央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之间的协同等，都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四、商务介入宏观经济：商务部
商务部前身是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成立时整合了三方面的权力，分别是原国家经贸委的内贸管理、对外经济协调和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权，国家计委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职权。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按照一般思维，商务部所辖范围更多是流通领域，与宏观调控无涉。但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商务部在现实中的功能与，可以发现其与宏观调控有着以下联结点：
第一，从商务部职责范围来看，其主管事项与投资、产业、消费、价格、进出口等重要宏观经济指标都有联系，其中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需求几乎与商务部每一项工作都紧密相关。
第二，在行使权力的方式上，商务部可以通过拟订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政策，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拟订国内贸易发展规划等方式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三，从近年商务部的对外资的政策文件来看，23号文、50号文、171号文都是针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是整个房地产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而《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涉及宏观调控审核和备案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8]54号）更是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工作的表现。
五、土地调控：国土资源部
随着我国经济出现的众多诘难与新形势，国土资源部的微观管理职能逐渐显示出宏观化的趋势，其政策标志是国务院于2004年、2006年分别公布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从新“三定”方案中反映出，国土部参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将土地纳入宏观调控中考量的背景有三：其一，当下我国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房价过快增长、盲目投资情况严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不够等原因，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我国相关领域调控的效果并不充分；其二，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尤其是近年来土地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土地供应对劳动力、资金、能源等方面的投入量和投入方向有能力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其三，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使对经济领域的调控往往需要多重政策的合力，在我国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系统的手段是一个国家介入经济的有效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