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1
关键词：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平衡；政治资源配置；公平正义；制度设计；公民社会；意识形态资源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067―03
政治资源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推动使之范畴规范化并被广泛使用，但在我国的研究运用完全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且在概念理论引入中存在不足，很有准确研究的必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需要有一种重要现实价值的资源政治学理论，具体指导政治资源平衡分配并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重组给我国社会结构注入活力，各阶层间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乃至较尖锐利益冲突的背后实质，就是各阶层争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差异过程。掌握经济资源的新社会阶层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提升，他们拥有的政治资源也不断扩大，加剧了政治资源平衡趋势的理性需要。本文试图从政治资源不平衡现象及其社会危害，对政治资源平衡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原则等作初步析解。
一、政治资源是否平衡对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是科学与艺术，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将政治定义为：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孙中山看来，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即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政治二字，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
众人之事，即国家管理的对象，是一种资源。简而言之，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资源。政治资源是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提出权力就是影响力的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拥有最雄厚的政治资源。政治以权力为核心。对权力的剥夺是对个体最大的政治剥夺。从权力资源意义上说，政治就是资源。考察政治资源离不开对经济资源、法律资源、宗教资源、道德资源的考量。政治是经济的反映和集中体现，法律是国家权力下统治者意志的派生，宗教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工具因政治进步而与政治逐步分离，道德则是有利于国家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巩固、政治正常运转的心理基础。政治资源包括政治利益资源、政治道义资源、政治智慧资源、政治人本资源、政治人才资源、政治组织资源、政治实践资源、政治机遇资源、政治制度资源，等等。有论者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是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果，而如果经济资源分配不均与政治资源文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相一致重叠，社会就会在纵向上形成危机。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的手段，而政治资源严重不均却又会导致政治危机。在全球化梯度影响下的“越来越小”的世界，人们之所以努力追求“共和”目标，正是由于政治资源平衡分配的参照系由本国的系统内而扩大到世界范围的更大系统。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资源条件悬殊，导致地区间协调和平衡处理很有必要。在特定系统内需要有平衡术，否则就有可能酿成严重民族矛盾及社会政治问题。
当然，政治资源并非只是政府资源。政治理论表明，政府资源包括狭义的政治资源(行政权力)、人力资源(公务员)、客户资源(企事业单位和公民)、财政资源、资产资源(房产、车辆、办公设备)、信息资源(公文、申报材料、统计数据)等。通过政府资源规划，可以规范行政管理流程，提高公共行政水平，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资源规划要以客户(法人单位和社会公众)为中心，实行政府部门内外部资源优化配置，消除一切无效劳动，提高办事效率、监管水平、服务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有机集成，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能。同时，企业为适应市场，提高竞争力，也要进行资源规划。具体步骤是：首先调研梳理所有可用资源，将资源分类后建立分层体系，再以规范化标准描述编码，形成待开发资源信息平台，最后有效进行系统管理配置。
政治资源有别于政府资源，但政治资源分布也要寻求总体平衡。政府治理的实情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决定于不同的政权性质、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格局、政治资源、政治文化。政治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经被各级政府关注重视。地域经济不平衡虽然表现在纵向、横向等方面，表现出社会等级、受教育程度、政治权力等差异，但是在精英政治影响下还是在不断地寻求适度均衡，避免因经济资源制约经济发展、因政治资源制约政治发展。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趋势就是社会生活不断趋向平衡。政治资源分配也要有相对平衡性。政治资源的平衡或不平衡分布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无论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政治资源量变或增或减，都对政治的稳定和有序运转有重大意义。例如，人口结构和性别比趋于相对平衡，会导致人口和谐、性别和谐。政治资源相对均衡也能够避免引发政治“雷区”。
二、政治资源平衡的路径选择
路径一，公平正义理念的落实。政治资源是政治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前提与基础。政治发展需要消耗一定的政治资源并在消耗中壮大政治资源，这应是一个政治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政治资源配置决定政治稳定，甚至影响政治形态。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这些方式必须体现和落实公平正义的理念。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关系到政治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兴衰成败，政治资源配置的正义格局影响到政治稳定和制度变迁。政治资源的配置除计划(通过权力)与市场两种机制外，还应从法律的和组织的机制来考察判断其优劣。获得公权力后的资源配置优化过程是寻找新平衡的动态过程。优秀政治家总能把政治改革、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并在总量平衡的同时兼顾公平正义理念的落实。
路径二，科学的制度设计。政治资源平衡现象首先源于政治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政治资源分配模式，一是物质性政治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模式，一是精神性政治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模式。不同制度设计模式的漏洞衍生出相应的后果。这是与不同制度设计下政治资源的流失、开发紧密相关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下的配置决定了政治资源的平衡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精神性政治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体现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物质性政治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体现政治价值的现实关怀。政治资源平衡现象还源于对政治资源流失的控制。在科学的制度设计下，对政治资源流失的控制包括对“经济人”理性、路径依赖、信息不对称、制度短缺和素质低劣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在科学的制度设计中，加强政治资源开发，灵活运用诸如政治支配、政治使用、政治沟通、政治转化、政治妥协等，重在整合、参与、引导、自治、创新，确保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高效。
路径三，公民社会的建设。有论者认为，政治资源公平分配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成立的基础和底线，其作用有三：其一，这是民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推进器；其二，这是巩固民主社会的基础，掌握等量政治资源能够将公民权落到实处，保护公民政治地位真正平等，防止向等级社会蜕变；其三，这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保障，掌握同等政治资源保证广泛参与的人民民主，是民主制度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推进力量。在公民社会建设中，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并不限于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还应包括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公民的政治使命就是平衡个人与社会关系，其背景就是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公民社会建设中的政治系统作为开放系统，一直处在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状态，系统与环境保持着正常交换，系统不断接受来自内外环境的足够资源以保持平衡。在经济政治一元化传统影响下，公民社会建没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汇，导致了社会的必要转型。
路径四，注重意识形态资源。意识形态是党强化政治合法性、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力量。任何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都离不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支持。一般地说，执政合法性取决于政府治理能否取得良好的政策绩效，并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大实惠和好处。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动态平衡建立，意味着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权利与应履行的义务更加对称，在意识形态倾向上要更加亲民，更加注意思想政治工作。
三、初步的结论
第一，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要解决好政治资源的预算平衡，不断增加社会认同感。这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政治事业需要更多的“政治人”。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兴趣，内化其信念，外化其行为，解放其思想，提高其觉悟，拥有丰富的政治人力资源，以加速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样适用于政治资源，表现为对权利与义务的设定。和谐社会的政治资源配置得当，包括核心的制度资源优化，基础的财政资源优化，以及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优化川。
第二，构建国民政治、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体系，应不断扩大民主参与。这就需要注重科学的制度设计。应通过扩大民主增量、强化政治放量来推动政治文明进步。要通过政治多元民主参与，以及确定的公共决策程序，使政府决策更具正当性和约束力。在制度设计中也要注意避免民主决策中的扯皮现象和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法治制度设计，透明公正程序，以提高政府威信和社会认同。在制度设计中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共同理想来凝聚人心和力量。
第三，注重分配合理、代表权合法，应不断促进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这是落实公平正义理念的客观要求。首先要体现政治公平的核心价值，具体从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三方面，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把工人阶级执政党的自身政治文明建设提到重要位置，注重制度建党，推进政治文明。其次要加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避免政治资源的垄断性危害。最后要实行政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成为维系或变革特定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开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7-0063-03
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亮点之一。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指出这将是“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1]668“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1]669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执政地位时，也把执政的考验比作“进京赶考”，并希望“考出好成绩”。但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大党、老党纷纷，特别是执政长达70多年的前苏联共产党的事实表明，如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永久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及其决定因素
政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是指推动党的执政资源丰富和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任何一个政党都有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在不同时期其表现也不尽相同。决定政党执政资源建设动力的因素是客观的、多样的和复杂的，主要包括：
一生存环境
生存环境指政党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政党的目标和任务，一般说来包括实现执政或者参与政权、争取选票最大化，实现职位与权力最大化，争取党员的代表性和参与性最大化，为其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这种目标和任务，在客观上严重威胁着统治阶级或阶层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一定的打压。因此，一般说来，生存和发展条件越恶劣、越艰苦，或是竞争越激烈，政党执政资源建设自觉性主动性就越大、动力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因为，如果政党不加强执政资源建设，党的组织和党员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就无法保障，政党的目标和任务也就不可能实现。这在客观上强化和净化了党员的政治信念，增强了政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当政党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或是政党有合法地位，但竞争比较激烈时，这一现象表现得比较突出。
二党的性质与使命
党的性质就是一个政党本身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和与其它阶级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团体质的区别性。这种质的规定性和区别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政党的阶级性、奋斗目标和执政使命。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方向、动力。执政资源建设始终是为党的路线、纲领服务，围绕党的目标和使命展开的。从理论上讲，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奋斗目标、执政使命，就有什么样的执政资源建设动力。因为，执政使命是不同的，不同的使命对政党的要求不同，使命越崇高，责任就越大，对政党的组织能力、资源调控能力要求就越高，对执政资源质量和数量的要求也越高，政党的压力也越大，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就越强。奥勒姆曾经对政党自身及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因作过分析，指出：“现代政党包括一个献身于目标的积极领导集团，推动政党前进是它的目标，而不是个人的人格。”[2]因此，一般来说，党的性质越先进，理想越远大，政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就越强。
三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
[Jp2]这种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外化为执政资源意识即对执政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和态度。具体表现：一是执政资源保护意识。保护执政资源主要是针对那种不为完成执政使命、实现执政目标而导致执政资源非正常流失现象的遏制。事实上，对执政资源的保护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往往造成制度资源的浪费；，，往往造成党的先进性资源流失。二是执政资源开发意识。开发执政资源就是根据时代的变迁寻找执政资源新的生长点。因为执政资源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有些执政资源在今天或不起作用，或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有开发执政资源的意识，只有这样执政资源才能不断增强增大。三是执政资源科学利用意识。科学利用政资源是指将现实形态的执政资源投入到执政活动中去，发挥其所具有的功能，并最终产生出执政效益的一种实践活动。对执政资源进行科学利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执政资源多用性的基本途径。否则，就难以发挥其真正价值。党员干部是政党共同利益和集体目标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一般来说，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责任心越强，执政资源意识就越强，执政资源建设动力就越大。一个政党执政资源短缺，甚至执政资源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对待执政资源的责任意识、危机意识。[Jp]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特征
理论上讲，执政资源建设的基本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党内即政党的自觉性、责任心；另一方面来源于外部环境即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这是执政资源建设的必要条件，两者相互促进。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1党的性质和宗旨为其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根本精神性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与利益集团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的区别。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秉承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或者利益代表的特质，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性质的政党因缺乏历史使命感，仅仅致力于为走上执政舞台的目标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强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发了党建设执政资源的自觉性、主动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3]探寻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我们清晰可见，在党的性质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的指引下，结合不同时期的环境和条件，党的具体任务先后做出了不同的调整，但做出这些调整的原则就是让党的使命得到人民的认可，争取大多数人对党的事业支持，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资源。从局部执政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建设伟大工程”“三三制”政权建设、“精兵简政”，到全面执政时期“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举措的实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自从创立以来，就一直在孜孜追求执政资源和丰富党的执政资源，其间，虽也遇到了一些挫折、犯了一些错误，但其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决心和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为其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内源性动力。
2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心为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责任性动力。党的肌体结构主要是由党员和党的组织及组织制度等要素构成，党员是党的有机体的基本细胞，党的组织是实现党的执政意图的物质载体。执政资源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的条件。党的事业光荣伟大，党的组织和成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追求，使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并因此产生强烈的执政资源意识，这种意识为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责任性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由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和个体成员构成的，一般来说，党的组织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越大，其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就越强，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动力也就越大。反之，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就愈小，其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也就越小。就个体而言，对党越忠诚，事业心越强，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越强，执政资源意识就越强，建设的动力也越大；反之，事业心、责任感越小，执政资源意识就越弱，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越小，甚至还有“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的思想或心理。要看到，在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变异，政治责任感弱化，部分分散、消解了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责任性动力的基本格局。当然，要把这种责任性动力转化为执政资源建设的现实行为，还需要建设科学化的体制和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的外源性动力
政党执政资源建设的外源性动力来源于党外，主要是生存和发展环境等。西方国家实行的是政党政治，通过竞争赢得选票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其竞争压力使各个政党不得不关注执政资源，这主要是政治竞选机制作用的结果。因此，其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政党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西方实行的政党政治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白色恐怖和险恶的战争环境，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执政资源意识，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外部动力。全面执政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政党制度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处于稳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种政党制度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存在政治竞争性政党。从执政资源建设的角度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执政党不存在竞争争夺执政资源的问题，这有利于避免执政资源被分割，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最大限度地利用执政资源，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此，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不像西方那样，来自于政党竞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外在动力主要源于：一是人民群众对党的要求。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肩负着治国安邦的重大责任，群众对党给予了很高的期盼，这种期盼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并转化为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二是派与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这种批评和监督成为党改正错误的契机，并转化为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三是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特别是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客观上也是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四是文化多元化、世界性政党制度西方化，特别是如何防止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图谋的危险，也成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因此，其突出特点是丰富、多元。但是，在执政条件下，在没有在野党、反对党的条件下，这一优势也使我们党在相当大程度上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将人民群众的期盼、派的批评监督、其他政党的经验教训等，这种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压力转化为执政资源建设的现实动力的问题。因为，“没有合法反对党的存在，政党是不会在结构性的、逼迫式的压力下关心什么是大多数人所想所要的东西。”[4]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在外部压力缺失的情况下，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的转化对我们党的发展、执政地位的巩固具有非凡的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建设动力的思考
一必须加强党的性质、宗旨教育，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精神动力
[Jp2]对竞争生存的政党而言，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的外部压力，为其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而稳定的动力源泉。因为竞选过程实际上是争夺执政资源的过程，竞选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执政，关系到自己所代表和维护的社会群体、阶层或阶级的利益能否实现。因此，竞争性“政治市场”使得各政党都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政治市场”为导向，加强其执政资源建设。但是，对已经掌握政权的非竞争性政党来说，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结构与竞争性政党是不同的。在局部执政时期，我党在加强执政资源建设上除了有强大的内在动力，还因为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党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面临威胁，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但在全面执政以后，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因为生存环境改变了，外部压力逐渐减弱，外部生存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党的执政资源建设主要是基于党的性质和政治理想的一种自觉行动。但是这种强大的内在动力，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党的领导人对党的执政资源数量和质量现状的判断，对形势和任务的判断，党员干部对待执政资源的态度等。这种自觉性如果不能保持持久稳定，执政资源建设的结果就具有不确定性。如何保持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内部动力持续性的问题，是我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说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最根本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党还必须加强党的性质、宗旨、理想教育，提高全党加强执政资源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并从制度上使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得以开发，否则，就必然导致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内在动力不足，从而导致对执政资源建设不力，拓展无能，最终将在人民的选择中被淘汰。因此，作为非竞争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持续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内在动力。[Jp]
二必须强化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责任性动力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党员干部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使命感关系到政党执政资源的丰欠。因为，如果一个政党的成员对党的事业漠不关心，就没有相当程度的执政资源意识，就会对执政资源建设漠不关心、对执政资源流失视而不见，就不能对人民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的收集和整合，也不可能制定出符合民众利益诉求的执政纲领，民心资源就会流失。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员的执政资源意识更是党的生命，它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甚至党的生死存亡。因为，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都是执政资源建设的主体。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政党制度使我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存在政治竞争性政党。从执政资源建设的角度看，这种类型的执政党就不存在竞争争夺执政资源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政党掌握了国家机器后，在没有外部压力、政治对手的条件下，少数党员干部就会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甚至作威作福，导致执政资源意识缺失。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正如所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5]如果党员的责任心、使命感缺失，必然导致党员干部执政资源意识淡薄，执政资源建设自觉性就会严重缺失，对执政资源流失就会麻木不仁，党内成员甚至还会形成执政资源“天然丰富”和“‘’不需要搞执政资源建设”的错误认识，从而导致执政资源的非正常流失。“一旦出现执政资源严重缺乏，甚至崩溃，就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甚至江山易帜，人亡政息，这方面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6]因此，作为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必须强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执政资源意识，加强党员干部事业心、责任心教育；必须从制度上规范如何对执政资源进行开发、保护和科学利用，提高党员的执政资源意识，对影响党的形象，造成党的执政资源非正常流失的责任主体坚决惩处，严格责任追究制度，从制度上杜绝执政资源非正常流失和利用不当。
三必须依据党情、国情以及世情的新变化，着力开发转化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
今天的中国，党情、国情和世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态的变化反过来对执政党传统的合法性、渗透力、凝聚力、控制力等提出挑战，给政党建设带来新的压力。”[7]竞争性“政治市场”使得执政党直接面临着现实执政危机，因此，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得政党开发执政资源的外在动力非常突出。但是，作为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主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要求、派的批评监督、一些政党失去政权的经验教训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很显然这种外在压力同竞争性“政治市场”的压力相比是没有现实政权危机，“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8]亨廷顿这种观点或许有点以偏概全，但也的确道出了部分事实。因此，在缺乏外在现实危机的情况下，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外在动力也就存在着能不能及时转化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近年发生的贵州的瓮安事件、广东的乌坎村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等，就是漠视群众呼声的结果。如果不能自觉地将这种外在压力转化为自觉的内在要求，就必然丧失执政资源建设的外在动力，从而导致执政资源建设动力不足。因此，着力开发转化外在动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的重要条件。一是要建立加大派参政议政的力度，使其对执政党的监督制度化、法治化，使党际关系从宏观法规规范，上升到微观法规规范，使多党合作从政策、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制度规范，上升到法律层面上的制度规范，从单一的法律法规，上升到系统性的法律规范；二是要建立民意信息收集，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加强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回应民众的要求，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三是认真研究总结世界上其他一些政党失去执政权的经验教训，及时改进和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
[XCLtiF]
[Ht5"H]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ZK]
[2][奥勒姆政治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77[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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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2-43[ZK]
[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11-07-01[ZK]
[6][厉有国政党执政资源建设的差异与启示[J]信阳师范学报，2013，1[ZK]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3
有些学者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界之所以遭到人类的破坏，根源在于非人类生物没有被赋予像人那样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非人类生物应该像人一样成为道德关怀和考虑的对象，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而人类则应当尊重非人类生物，遵循自然界。应该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饱含了对非人类生物的深切同情，对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乃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是极其荒谬的，论证也是十分虚妄的，而且还存在着实践维度的严重偏失，导致其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忽视人的中心地位，单纯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学者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不可否认，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当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过多地看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质量。但是，说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有些言过其实，甚至是无稽之谈。当追究生态环境恶化的缘起时，我们发现，正是历史上那些追逐群体或个体的特殊利益、满足自身不合理需求的利益主体的不正当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进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而这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过错的利益主体，则基本上出自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才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它们今天国内生态环境的整体良好，完全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种族主义，转移污染，进而毒害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且“先破坏了自然的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把解决生态危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总之，基于后现代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于当前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类整体及其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才真正有可能建设生态文明。
二、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就是要实现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向强调“人—社会—自然”是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及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危害，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建立健全以保护和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规范。也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有助于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事实践活动的生态文明制度，才能保证人们的行为方式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已是公认的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共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包括“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内的若干重大决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些足以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当人们致力于从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两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一个原本缘起于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又具有了相对独立性的问题———生态非正义问题，成了横亘在通向生态文明大道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生态非正义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系列生态不平等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的非正义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非正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生态非正义现象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要人与人之间发生以生态资源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生态非正义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坚持的具有生态负效应的工业发展理念、强制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强制消费的消费方式，终究难逃自然界的报复———生态危机。为了应对生态危机，更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真正危机，即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不限制资本嗜血增值本性的前提下，将剥削、掠夺的对象指向了内部的贫困地区和外部的落后国家，借以转嫁危机，保持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维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发动资源战争、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种族主义，西方发达国家达成了他们的预期，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基本达成也貌似在一国或一地区保护了生态环境。但对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和外部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慢慢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俨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和垃圾推放地。遭遇最惨的是当属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奥康纳就指出:“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往往是那些乡村的穷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没有土地的人，生态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
生态非正义问题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也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大多只能依赖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过掠夺和破坏生态资源来获取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至于人类整体、子孙后代的利益则太遥远，甚至都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和考虑范围。因为“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拉丁美洲深处的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他们的畜群驱赶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变成荒漠……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而对于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又往往急于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急不择路地沿袭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结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但原本已经非常糟糕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蛋糕确实做大了，但由于忽视了社会公平分配，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除了急于摆脱贫困或盲目求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是引起发展中国家出现生态非正义问题的原因之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生态非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不仅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和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弱势群体，而且也造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生态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以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在我国，“此地经济得到发展了却把环境危机转移到了异地;此地排污异地受害;此地环境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异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却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扩张的侵蚀，工业企业相继在农村落户，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农村转移和排放等原因，导致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等。”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危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并非是生活品质的问题。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非正义问题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集中地体现在它们的缘起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非正义问题是一国或一地区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牺牲他国或他地区生态环境的结果。而当生态非正义问题产生以来，它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生产关系的无序或失控状态，生态非正义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坚持以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不仅标示着人际之间生态权责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也标示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也意味着当代人及后来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以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赖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要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生态非正义，实现生态正义。
三、实现生态正义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出路，生态文明标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协调。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基本上都是由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起的。换句话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关于利益这个价值性概念，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当中，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它在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可见，“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斗争，乃至战争的动因、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首先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物质的、经济的利益是引起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起因和最终根源，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重要社会现象，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始原因。”这就决定了，要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正义，即经济关系正义，生态正义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实现生态正义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在试图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为实现生态正义，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根本的保障，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第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在讨论如何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之前，有两点需要明确。其一，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看似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鼓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罢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从根本上变革它的所有制形式，就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强调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但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当然，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制经济存在，是由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毕竟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是直接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它还在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然会引起生态非正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既想保留私有制又奢求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是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话，就应该消灭本国的私有制，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督促他国也消灭私有制。而对于那些亟需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着两难抉择。一方面是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迫切地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不同层次的需求发生矛盾时，以满足最迫切的第一层次需求为准，特别是生存的需要。如果当代人都无法生存了，哪里还会有后来人和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为充分理由，完全不顾及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任何经济形式都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哪怕它已经取得了丰收的成果并让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资本的负效应，特别是生态负效应，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前文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导致生态非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决定，实现生态正义内在地要求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获得平等的尊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势在必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之所以会导致生态非正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有它们即意味着获得了无上的权力，相应地可以占有更多的生态资源、获得更多的生态利益、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承担更少的生态责任。也正因此，当今的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会挖空心思地维护、巩固、加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那些原本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则会想方设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获得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用刚性的制度强制约束权力，使权力真正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即便是做到了在社会成员间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结果也无外乎是换汤不换药。之前不占有而现在获得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开始招摇过市，而那些之前占有现在丧失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则慢慢销声匿迹。因此，要实现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效能，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是关键。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真正将权力关进牢笼，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4
（阜阳师范学院思政部，安徽阜阳236037）
摘要：执政资源主要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各种因素总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开发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实现"角色转换"，树立执政意识；资源开发与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政党生命系统新陈代谢的良性运行；正确处理各资源要素的关系，实现执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注重发挥制度资源作用，保证政党执政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配置；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00-03
“经验”是指由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或认知。不断地从历史经验特别是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把历史经验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是政党不断得以发展的力量之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分化，而且还将有更大分化的超大型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刚刚完成“两个转变”的执政党，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就要求我们去梳理党的历史，并从中总结经验，探索党执政资源开发的规律，以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充其执政资源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执政资源的内涵与特征
资源的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于人们需要而言的所谓“有用性”。“资”就是“有用”“有价值”的东西，是人们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源”就是来源，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对政党来说，所谓的执政资源主要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各种因素总和，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执政党所可调动的资源越多，其执政地位就越巩固，完成执政使命力量就越强大。就政党执政资源而言，其基本特征主要有：
（一）稀缺性
如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征一样，执政资源也不例外。也正因为此，执政资源才成为各政党竭力追逐的对象。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执政资源的大部分资源都属于有限的资源，如果政党不加节制地消耗，就不可避免使政党面临资源短缺等问题。如20世纪的70-80年代，苏联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把国家的有限物力与人力过多地用于军事装备，从而使执政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不断萎缩。加之，由于执政党面临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政党面临资源流失和某些资源的“过时”。因此，政党必须明确执政资源是稀缺的、是会耗竭的，加强对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永恒课题。
（二）系统性
执政资源作为支撑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其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1）执政资源涵盖了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方方面面的要素。（2）各资源要素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依据系统学理论，系统要素之间有能量的交换，以促进系统整体功能的增强。同样，执政资源体系中的要素之间也有能量的交换，一种资源要素的有效开发可以弥补另外一种资源要素的不足。（3）执政资源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资源要素的简单相加，而要考虑各资源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执政资源中各要素的组合越是合理，则政党执政资源的整体功能就越加强大，反之则小。
（三）循环性
在自然界，自然资源需要形成良性的循环，以维护自然界的动态平衡，政党执政资源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执政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是恒定的，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流变。主要包括：一是积累式流变。执政党在执政时总要消耗执政资源。为长期执政，执政党对被消耗的资源必须予以及时的补充。二是萎缩式流变。执政资源是具体的、历史的。有些执政资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失去价值。三是消散式流变。执政党在应用执政资源时，会发生执政资源流失的问题。如在社会转型期，就有信仰资源和民心资源流失的危险。①对于执政党而言，资源不足，就无法长期执政，导致统治系统运作困难，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执政党要正确处理资源流失与资源补给的关系，确保原有资源在“流失”的同时，得到及时的补充，以保持执政资源的良性循环。
（四）可塑性
人类可以对自然资源通过加工、塑造等方式，使资源满足人类的需要，政党执政资源也是如此。政党也可以对执政资源通过加工、塑造等方式，使执政资源为政党的执政服务。“执政资源往往处于‘毛坯’状态，如果没有精细的加工和提炼，就不能成为政党执政的积极要素。”②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配置的历史经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要丰富自身的执政资源，首先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执政意识。具体来说，需要树立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识。
第一，执政安邦的忧患意识。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条件，就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以强烈的执政安邦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锐意进取，知难而进，艰苦奋斗，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无产阶级领导权意识。共产党执政的权力，本质上是人民的权力。这个权力，“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③正如毛泽东多次说过的，共产党人决不争个人的权力，但对人民的权力、无产阶级的权力，是一定要争、一定要掌的。国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惨痛教训表明，放弃党的领导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背离，对党的历史使命的抛弃，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背叛，也就丧失了党的生存权。因此，共产党人的执政意识，首先就要增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意识。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党没有任何私利要谋，执政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利益，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党的执政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唯有如此，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从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提供可靠的来源。
第四，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党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特别是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加之，当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矛盾和问题，如资源消耗过多、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公共服务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因此，树立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努力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资源的开发的可持续性，对于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具有全局效应。
第五，民主法治意识。民大法治意识是指党对民主和法律制度的态度、思想、意识和行为的积极、正确反映。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④同时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⑤因此，党在执政的实践中，必须坚持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以此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三、资源开发与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党生命系统新陈代谢的良性运行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作为一个系统，要获得有效的运作，就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在互动中保持自身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使自身始终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源以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要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系统有效运作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确判断政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战略。同自然资源的开发一样，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准确了解自然状况，以此制定正确自然资源开发规划。政党执政资源开发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6年八大之后，由于对党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判断的双重失误，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八大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195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由于对我国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使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重点逐步偏向以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无休止的的党内外的“政治斗争”使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上，邓小平恢复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党的工作路线恢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党执政开发战略布局的调整和资源开发的重点的转移，并带动了党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等资源的开发。
第二，增强执政资源要素的“弹性”。由于党面临的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某些资源要素的“不合时宜”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提高执政资源要素的适应能力，增强执政资源要素的“弹性”至关重要。以党的意识形态资源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资源创新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不是割裂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实质上也是增强党意识形态资源“弹性”的必要之举。这种“弹性”的增加，不仅增强意识形态资源本身的说服力，同时又有效地带动其他资源要素的开发。
第三，注重新兴资源开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必然引发党所拥有某些资源要素的流失或“不合时宜”，要保持党手中拥有足够的资源，就必须努力培养新的资源增长点。在经济学中，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指市场需要潜力比较大、增长比较快，辐射带动能力强，经过努力可以较快发展的新兴产业，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可以为经济增长启动新的发展引擎，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同样在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中，也有个资源增长点的问题。资源增长点不仅体现在各个资源要素的开发中，如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资源的增长点；在经济资源的开发中，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可以看作经济资源的增长点；在社会资源的开发中，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源的增长点等等。同时在政党整个执政资源的开发中，执政党除了关注要维护自己传统的资源以外，也要注意发现新的资源增长点。如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执政党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来拓展自身的执政资源。网络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资源开发的新手段、新阵地、新渠道。中国共产党可以借助互联网开展电子党务，便于对党员干部进行跟踪教育和管理。同时网络为拓展民众利益诉求渠道，密切党与公众的关系打造了一个新的平台。
四、注重发挥制度资源作用，保证政党执政资源系统的有效运作
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出台的各种规定、要求和条例已经不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制度建设硕果累累。遗憾的是，和这些规定、要求、条例数量上增加的速度相比，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这是不争的事实。”⑥就其主要原因而言，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制度规范不完全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活动涉及的领域更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增多，而相关方面的制度建设并没有及时跟进，这导致不少人感到在一些新问题面前很困惑，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又还没找到。这样的尴尬，反映出党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
二是重视制度要素建设，忽视制度体系建设。由于对制度的认识简单化、有片面性，往往误以为制度要素建设就是制度建设，把制度要素建设看作制度建设的全部，满足于出台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条例，却缺乏系统思维，以致规定、要求、条例之间不但不相衔接，还经常相互矛盾，相互抵消。
三是制度虚置、制度无效运作问题严重。但从根本上说，制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严格实施制度，但如果建立起来的制度不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或是执行起来弹性很大，那么，制度就仍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当前制度的落实情况来看，有些单位制订制度后，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不检查，不落实，制度条文形同虚设，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改变上述状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加大党的制度建设力度。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改革设计规划机构，有序推进改革创新。我们过去曾建立了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这样的机构。但是，体改委撤消之后，类似的机构便长期处在缺位状态。经常采用的往往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员的办法，来应付遇到的迫切问题。作为一种应对方式，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这却不能代替专门的设计规划机构。原因在于，一是这种机构的临时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改革大局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只能就事论事、围绕化解危机开展工作，提升不到设计、谋划整个改革的高度；二是组成人员都从各部门临时抽调而来，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部门倾向。稍不注意，这个机构就有可能变成各部门利益讨价还价的博弈场。很显然，这样的机构是难以担当重任的。因此，建立专门的改革设计规划机构对于党制度的创新和整体推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提高党的制度的系统性，发挥法规制度整体合力的保障机制。一方面要搞好党内单项制度内部结构的衔接，处理好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要搞好党内制度彼此之间的衔接。首先要处理好党内上位法规与下位法规的衔接，凡是背离党章精神的制度，都该废止的要废止、该修订的要修订；其次，提高在党内同等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可考虑定期展开党内制度的清理工作，对相互冲突的制度进行修改、完善，甚至是废止，以提高党内制度的协调性。
3.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执行力。抓好制度执行，既是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使制度执行的监督责任无可推卸。各级领导班子和监督机关要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必须依纪依法处理。党员干部在执行制度上要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制度，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党内形成自觉遵守和维护制度的良好风气。
注释：
①②刘宗洪.执政资源：特点、矛盾及其实践理念[J].探索，2009（2）：32.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02－1503.
④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下册）[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920，922.
⑥张志明.中央党校学员关注的党建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13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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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把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趋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科学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体现了人类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唤醒全民族的生态忧患意识，认清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持之以恒地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尽最大可能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但我们不能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不能忽视自然规律去改变自然环境，更不能牺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地球的面积和空间是有限的，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力更是有一定限度的。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类的活动必须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长久地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观念，作为一种基础的价值导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喝上干净的水、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住上舒适的房子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生态保持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并与人们和谐相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无法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任重而道远。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是基于生态危机、反思传统发展观念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生态文明建。。”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的危害性，愈来愈希望深刻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以及经济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以增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
生态文明，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广义的生态文明，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狭义的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包含普遍意义上的绿色生态文明，更包含政治、文化和道德伦理的生态文明等。就其基本内容来说，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等。所谓生态意识文明，是指人们在对待生态问题时所表现的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念形态，如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的生态意识、生态心理和生态道德等。所谓生态行为文明，是指在先进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念指导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各种活动及其对人们文明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引导和培育。所谓生态制度文明，是指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而形成的一种科学进步的制度形态，如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制订的法律法规等。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及科学发展道路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不仅要积极倡导进步的生态文明思想和观念，而且要推进生态文明意识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延伸。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要走“绿色化”、无害化道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要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并将这一发展战略具体落实到单位、家庭和个人。在社会领域，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以生态文明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保护生态、美化家园、绿化祖国的社会文明新风尚。，生态文明建。。在文化领域，要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摒弃人类自我中心思想，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增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
三、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机制支配下的生产要素及其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与重新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处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下游，因而承接着产业转移和积聚的污染风险，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环境问题。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特点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费增加。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大都走的是一条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能源和重要金属消费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国家提出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探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路，重视重化工业的层次提升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避免一些地方盲目发展和引进重化工业项目造成高能耗和高污染。“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人类要珍惜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索取和利用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这一新的发展思想指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从目的上看，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仅是物质的需要，还包括各个民族的价值及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以及发展不能损害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更不能损害代际之间的资源能源的均衡等。这使我们彻底突破了过去那种单纯为经济增长而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将发展指数放在全局战略的视角上，思考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以及怎样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当代与下代的关系上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之一。循环经济源于生态经济系统的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循环、转化和传递的原理。它一改过去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线性经济增长方式，为把各自孤立的生产环节排放的废物，运用技术工艺措施，将其转化为再生资源和再生产品的“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反馈式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它强调循环经济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它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应置身于该系统之外，而要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如将“退牧还草”、“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循环经济的生产观是，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并循环使用，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良性循环来创造社会财富。循环经济要求我们要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和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起循环生产和消费并重的观念。同时，它还要求通过税收和行政等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特别是，它视自然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需要维护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要在资源承载能力内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
当前，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呵护地球家园、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应高度重视从发展循环经济入手。生产方式要向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使原材料在生产链条中多次、反复、循环利用，以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并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资源无害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首先，要大力加强经济杠杆作用。要在主要产业之间组成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经济链，如规定家电等制造企业要将用户废弃的冰箱、彩电、手机等产品回收处理，以使有关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日后如何再利用问题。其次，要加快立法工作。真正解决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第三，要建立激励机制。加快建设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和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等。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认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就会逐渐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减缓生态环境的破坏速度，使我们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和生存危机，实现永续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6
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建设的核心力量。所谓的人力资源情况，就是企业所有员工的工作效率、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等所有内容的集合，是衡量一个企业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电力供应单位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建设的重点部门，基层供电企业更是与百姓联系作为频繁的单位，是提供电力的关键部门。增强基层供电企业的人力资源整体水平，是提高企业职工素质技能，做好电力供应的基础，也是基层供电企业想要提升行业竞争力，在比拼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虽然近年来，我国各基层供电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人力资源建设在企业管理中的突出地位，并不断增强人力资源建设水平，完善职工的素质修养和技术能力，但是其人才优势仍旧不突出，人力资源建设无法与企业的发展诉求相适应，不利于基层供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国基层供电企业一定要准确了解人力资源建设的内涵，明确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企业在以往人力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强人力资源建设的有效性，提高基层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
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实践;有效对策
1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实践的重要意义
基层供电企业是国家供电单位的重要基础，电力供应与一般的工作不同，它对企业人才的技术能力和素质水平具有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源的重要意义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基础供电企业的人力资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能力更强。具体而言，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实践的重要性如下：
首先，人力资源作为基层供电企业最重要的内容，增强对其的管理建设有助于提高员工的职业技术能力。基层供电企业通过招聘、培训等手段，利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有助于帮助员工更好的认识自己，从而积极学习，提升自己的职业技术能力。
其次，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人力资源是最具价值的资源内容，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不仅有助于规范他们的行为，还能够让他们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在工作中更加积极向上，热情的投入到实际工作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最后，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有助于提升其整体竞争力。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具有高素质和高技术水平的人才能够更好的完善供电质量，从而提高电力附加值。这样一来，基层供电企业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都有了飞速提升，使其获得巨大的优势地位，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2基层供电企业在人力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各电力供应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人力资源建设工作对企业整体实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并不断增强管理力度，加强人员建设。但是建设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使用过程。现如今，基层供电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建设中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人力资源建设理念落后，思想观念陈旧。人力资源建设理念是随着企业竞争加剧而出现的新思想，基层电力供应企业相关领导者对其的认识还存有不足，无法从根本上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意义。再加上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和影响，都使得人力资源建设仍属于粗放型模式，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第二，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战略不相适应。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有效性的发挥不仅要依赖于员工的素质能力，还要与企业的整体战略方针保持一致。但是目前很多基层供电企业的人管规划都处于落后阶段，无法将其与企业的未来发展规划相协调，存在互相矛盾的现象，甚至出现地方制度与整体规划的严重脱节，不利于提升基层供电企业的人力资源建设水平。
第三，缺乏人力资源建设管理的完善制度。众所周知，我国基层供电企业是电力行业供应的基础单位，其涉及到的工作内容繁杂，且对细节工作要求严格。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建设规划，就会导致人管工作的混乱，无法细化责任制，不利于做好职工任务的分配，部门工作不协调，甚至出现遇到问题互相推诿的现象。与此同时，基层单位缺乏资金资源，对职工的培训力度和教育力度都不够，人力资源的综合能力无法得到提高，严重阻碍了基层供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企业职工的技术能力和道德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与一般的企业相比，电力供应企业对员工的技术能力和素质水平具有更高的要求，基础供电企业不仅要为用户提供电能，还要具有良好的技术检修水平，一旦发现用电故障，要能够及时进行维修，在工作中不偷懒，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但是目前的基层电力供应企业员工在综合素质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技术功底不扎实，对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工作中时常出现消极怠工的的现象，素质修养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工作中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
3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实践的有效对策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地看到了基层供电企业在人力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有效降低问题发生的概率，切实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我们一定要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予以完善，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
3.1逐步转变过去的传统思想，加强人们对人力资源建设的认识
想要从根本上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的科学性，就要转变人们的固有思想，提升人们对人管建设的认识度，完善思想建设。具体而言，基层供电企业要革新观念，从大局着眼，在管理过程中贯穿人力资源建设的新思想，朝战略性建设方面转变。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更新人力资源建设的新思想，使其与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相适应，从而做好人员管理，将企业建设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从而做好人力建设工作。
3.2健全完善与人力资源建设有关的制度体系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想要做好任何事情都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作基础，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和管理工作涉及到的内容众多，内部管理事项细化繁杂，就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保证。因此，基层供电企业一定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细化建设项目，全面落实责任制，明确权责，细化规定人力资源建设的主要内容、具体时间、培养方针等等，从而以科学的制度作保障，加强建设的有效性。
3.3明确目标，强化建设
增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的有效性，一定要明确管理计划，找准发展目标，强化人员管理，从根基上夯实建设。具体而言，要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机构的科学性、强化学习培训内容、强化绩效考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设备和信息内容。在人员管理中落实科学的考评制度，成立考核组织，定期开展考核，并成立专门的考评机构，积极组织活动，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正确的目标作依据，不断提高管理能力，从而切实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提高建设水平。
3.4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的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建设的积极开展，一定要以人力资源队伍整体实力的提高为基础，以良好的队伍建设带动企业整体人管力度的完善。对此，基层供电企业一定要做好人员选拔工作，挑选有能力的职工进入企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定期组织职工进行学习，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避免被社会所淘汰。另外，企业还要组织有意义的活动，提高职工的参与热情，坚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存的发展战略，引进能力素质过硬的职工进入企业，派遣后备人才对外进行学习，在提升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完善道德修养，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正确理念，从而提高团队凝聚力，做好人力资源建设工作。
3.5以职务分析为基础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加强基层供电企业人力资源整体实力，完善建设相关制度体系后，人力资源建设的高效性还并没有真正实现。企业要对具有高素质能力的员工进行职务分析，坚持“精简、高效”的人力资源分配原则，结合企业不同部门的员工设置情况和职工的优势技术，合理确定岗位设置，分别对员工实施不同的职位描述，并对那些没有具体工作或实际工作无法量化的岗位进行清理撤销，取消一些无用的单位人员，选拔青年才俊进入企业，将岗位设置与人员技术实现精准匹配，从而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打造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逐步完善的大背景下，基层供电企业一定要增强人力资源建设力度，发挥职工的基础核心地位，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对此，供电企业一定要结合战略目标，制定完善的人力资源建设制度，提高职工的技术能力，并加强宣传教育，从而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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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7
1人力资源信息在催化人力资源流动中的价值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作用之下，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全方位流动而实现，可以说，人力资源流动已成为催化社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要去，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产业结构优化的升级的大背景下，强化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重点关注有关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问题可以说是极为关键的。对于我国而言，“尊重人才”一直以来都是人力资源培养及开发过程中最为基础的思想之一。从相关统计资料数据显示来看，现阶段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正处于不断状态的发展过程当中，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在“量”与“质”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提升，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体系下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极为显著。
2人力资源信息在催化人力资源流动中的基本思路分析
对于企业而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均表现出了极为优越的催化动力。从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源的竞争角度上来说，在一般情况下，薪资待遇优化且科学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及地区对于科技型人才的吸收是最为显著的。结合人力资源信息的这一特性，现阶段绝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均针对人才，特别是高新技术人才的正策划吸引制度，其目的在于主动且积极的实现对各方人才的有效吸引。以美国为例，美国借助于自身客观意义上的优势以及对于高新技术人才优厚的吸引政策，始终重视对国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人才的吸引，由此：①推动了国内产业建设的发展进程；②也使得有关这部分人才的教育经费得到了显著降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美国市场之所以能够在高新技术及多个行业领域始终保持在世界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吸引。丛中，相关工作人员不难认识到这样一个方面的问题：要想真正意义上的占领“人才”高地，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流动机制，最根本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是把握对人力资源信息的有效“催化”，当然，“催化剂”可以是薪资报酬、福利待遇等等多个方面的。
3我国在人力资源信息催化人力资源流动中的实践分析
在我国有关人力资源信息“催化”的实践过程当中，现阶段并没有形成以人才为差异性划分标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简单来说，现阶段有关工资薪酬待遇的衡量仍然严格按照资历或是职位的方式予以划分，与此同时，对于工资薪酬待遇的上调也基本倾向于普遍性的上调，并没有突出人力资源的高增值性属性以及能动性属性。为此，在未来的发展实践当中，针对人力资源构建专门化的收入分配机制，实现这部分人力资源劳动贡献与收入报酬的均衡性发展，是相关工作人员应当予以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换句话来说，有关人力资源信息的传播与应用使得社会大众所面临的就业及择业机会有所明显提升，而信息化发展的加速在人力资源流动过程中所发挥的“催化剂”效益同样是极为显著的。
人力资源信息是人力资源流动的“推动剂”
1人力资源信息催化人力资源流动的必要性分析
在我国国家建设发展不断完善的背景作用之下，现代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使得人力资源信息在企业竞争及整个市场运行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与之相对应的关键作业也是不容小觑的。最为直接的一点表现在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带动着国民经济发展体制下各行业领域建设速度的加快，由此导致各方发展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急剧上升。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现代意义上人力资源的流动走向以及人力资源市场工作的开展均需要以国家贯彻落实的发展战略为切入点，以体制的创新推动管理的创新。
2人力资源信息催化人力资源流动的基本思路分析
①需要加大对企业经营管理、高新技术、农村发展这三个部分人才市场的建设与培养力度，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农村发展的战略优化加大重视，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吸引与调度力度；②在人力资源信息共享机制的运行背景作用之下，我国现阶段应当重点针对人力资源的分布格局以及人力资源支持下的产业发展格局做出详细分析与调整，重点关注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结合的，有关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③基于对政府相关职能部分及机构改革发展以及事业单位整体转型优化实际情况，需要针对现阶段各类型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以及综合实力予以有效提升。
3人力资源信息催化人力资源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相关统计数据分析过程当中不难发现：截止2011年年底为止，全国范围内规模极大的综合型人才市场以突破200个，专门性针对高级人力资源提供中介服务的人才市场已达到300余家，同时有关基础性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更是达到了2000余家。相信通过对这部分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管理机制的健全以及各项法律规范的落实，其在整个人才市场体系规范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于：我国现阶段在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明显缺乏对部级人才市场的建设及发展力度，导致这部分人才市场在有关人力资源信息的获取与利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失效性问题。具体而言，存在于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最为典型的一方面问题在于：人力资源信息及管理工作的开展倾向于一种重复性的工作状态。并且人力资源信息的变动性特征并没有借助于定期化的公布制度予以体现。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我国有关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与改进应当以对人力资源信息的有效利用为前提。在此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人力资源信息处理过程中共享机制的构建。
4人力资源信息催化人力资源流动应采取的措施分析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8
关键词：执政资源；政治资源；执政方略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21-04
资源概念源自经济学。根据资源一词的意义，“资源一词在社会学中被广泛使用，将其引申到政党政治中，就派生出“执政资源”这个概念”，后被延伸引用到政治学范畴、党建学范畴，并形成了执政资源、政治资源等众多衍生概念。据赵中源博士研究，是张立华同志在《党建与人才》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对拓宽新时期执政资源的思考》中首先使用执政资源这一概念的，但对执政资源概念并没有作界定和诠释。从党建的视角使用执政资源概念，是总书记在2004年6月2日的讲话中指出的，即：“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这是“执政资源”概念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在我们党成立83周年前夕，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集体学习，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又一次使用了执政资源这一概念。2004年8月22日，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这里又一次提出了“执政资源”的概念，并在六个党建概念中加上了执政环境。自此，执政资源已经成为执政党党建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建科学化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执政资源的内涵。
一
执政资源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极大深化了党建理论，拓展了党建实践的新视野，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建新布局的背景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自此，对执政资源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的研究和界定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当下对执政资源概念研究和界定，在国内已形成七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李忠杰教授认为，“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
第二种观点：朱兆中教授认为，执政资源是指“政党所必需的能量及其来源。”
第三种观点：黄苇町教授认为，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可以使用的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传媒、人才等多方面资源”。
第四种观点：辛鸣教授认为，“掌握执政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执政资源”。
第五种观点：夏兴有、章传家同志认为，执政资源是“有利于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
第六种观点：秦宣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和得到人民拥护就是其重要的执政资源，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要善于利用国内物力、民族精神、周边环境诸多有利资源，将其予以充分调动，合理配置，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
这些研究有以下可取之处：一，都是从党建理论的视角进行定义，已把资源从经济学、人才学等研究领域在党建理论中加以延伸，已成为纯粹的党建概念。二，已涉及执政资源最为本质的规定。如著名的党建理论专家李忠杰教授所强调的“阶级基础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这是执政党执政资源最为基础性、根本性的元素。三，不仅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发展、成长、壮大来研究执政资源，还触及了国家共产党由执政资源的流失到丧失的教训。黄苇町教授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就多有见述。四，大都强调了文化、精神、传统、风气、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执政资源的作用和功能，这是所有界定的共同点。李忠杰教授在这方面极为重视软实力资源并在定义中加以强调。基于这种思考和研究，我们提出了执政资源的第七种定义。
第七种观点：笔者认为，执政资源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人民根本利益所依靠的客观的、主观的、物质的、文化的、体制的、观念的、历史的、现实的等资源”。我们的研究团队之所以作出这种界定，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第一，执政资源最为关键的是国家政权，不掌握国家政权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及其他资源，因此我们在定义中突出强调了国家政权作为执政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其关键的是实现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这是第一个问题的深化。不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及执政资源，共产党悲剧的教训就是证明。第三，我们吸收了其他定义中的合理因素，特别是李忠杰教授、黄苇町教授、秦宣教授等定义中的积极研究成果。
对笔者这种观点，一些学者也作了引用和介绍。如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陈勇研究员，还有赵中源同志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论》中也作了引用和介绍。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执政资源的定义是在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的研究成果，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重要的精神还没有被吸收进去，这是我们在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拓展执政资源的对策研究》课题时要解决的。
二
为把执政资源研究引向深化并取得共识，切实认识到总书记提出执政资源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又研究了国外学者的界定。从国外的研究看，除原国家有党建学科外，其他国外学者多数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和界定执政资源，据我们查阅，现已形成五种观点：
第一种，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法姆塞茨从研究政党执政成本深化到执政资源，但把党执政资源仅理解为执政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或经济成本，并从经济上对不同政体作了比较，指出：“在民主制度中，现代政府部门在执政成本上所容忍的范围是在GDp总额的30‰～50‰。这种观点虽然还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执政资源，但开始从经济学的视角向政治学过渡或深化，已不是纯经济学的视角了。这个定义对我们研究执政资源很有借鉴意义。研究执政资源必须研究执政成本，现实中我们党很少强调执政成本，导致我们的执政成本、行政成本很大，实质上也是执政资源的流失，这为我们研究执政资源打开了新的思路，提出了研究执政资源的新领域、新问题。
第二种，美国政治学者利普塞特认为，执政资源就是合法性资源，并认为“合法性就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成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认为合法性资源包括先进性资源、宪法与法律资源，这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和界定的。这个研究也有积极意义，执政资源关键是执政合法性资源，这个定义特别强调了政治制度合法性资源，这是有道理的，尤为可贵的是，他认为合法性资源还包括先进性资源。这个见解很深刻，不论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执政资源是因为其具有先进性。对执政资源建设来说，先进性资源尤为重要。总书记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共产党执政规律时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其根本的价值是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尽管美国学者是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但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为我们深入研究执政资源打开了新的视野。
第三种，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从政治学角度指出执政资源就是“制度维系”统治的合法性，统治只有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说是合法资源：“一是必须从下面建立规范秩序，二是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这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和界定执政资源的。这个界定与下面的第五种定义有共性的因素，即都强调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质是制度的合法性。尽管都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但问题抓得准，强调的是制度的“正当性”，而且还需要人们对这个制度的支持和认可。德国学者列出两个条件是政党拥有合法性执政资源的基础条件。当我们研究这个界定时还思考到了悲剧的教训。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正当性”的，但后来人们又为什么反对呢?这说明制度的实现还有一个具体模式问题。由此引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正当性”、可行性，中国特色模式己被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所验证。
第四种，前苏联时比茨基把执政资源等同于政治资源，指出：“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政治资源。”这是从政治学和党建的视角交叉进行界定的，与其说是界定，还不如说是从苏共剧变事实中引出的推断。这个界定对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很有启示。这个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三个问题：其一，制度资源极为重要，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缺乏科学性的结果，这要求和提示其他执政的共产党要在体制上进行研究、创新，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其二，前苏联的“模式”耗尽了其政治资源，其实也耗尽了其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等。其定义很窄，但也有启示。其三，证明了邓小平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旗帜，是伟大的、英明的选择。
第五种，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认为，政党的执政资源是“权力合法”并对权力合法作了论述。执政资源关键是“权力合法性”，如果丧失了权力的合法性，政党就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又何谈执政资源?“执政”实质是“掌权”，没有“权力合法”性就必然丧失合法的执政资源。这个界定对于我们研究执政资源很有启迪，这也是我们在课题研究中要重点关注的难题和关键问题。由此可见，政党的执政资源在国外理论界也是多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这些专家学者对执政资源概念的界定都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国内学者的界定对我们研究执政资源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国外学者尽管不是从党的建设视角上加以界定的，但对执政资源概念的界定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也开辟了我们研究执政资源的思路。
总之，从执政资源概念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观点看，我们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界定，认为执政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利益所依靠的客观的、主观的、物质的、文化的、体制的、观念的、历史的、现实的等资源。”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界定的缺陷和不足，还需要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建理论的精神，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对执政资源的研究更有科学性，以推进党建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三
弄清执政资源的概念后，还要探讨执政资源的特征。对此，刘先春同志、赵中源同志都在其专著中作了深刻研究。我们在吸取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执政资源有以下七个特征：
其一，威慑性。执政资源是政党成为执政党后由权力所带来的，是与执政权力相伴随的，因而具有极大的威慑性。如执政权力及法律就是执政党极其重要的执政资源，它体现统治阶段的意志并为统治阶段服务，要求其他人或利益集团必须服从，否则就会受到权力的惩处或按法律的条款加以限制。
其二，合法性。执政资源由于是与执政党相联系的，是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延伸，进而使执政资源具有合法性。政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利用执政地位、执政权力、执政体制等所制定的政策、所设计的制度安排、所提出的理念等都是合法的。有时尽管是不合理的但也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相连相通的。但必须看到，执政资源的合法性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如果执政党的地位发生改变，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其执政资源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剧变的悲剧已证明这一点，这对我们拓展执政资源建设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流动性。执政资源不是永恒不变的，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因此，我们说执政资源是一种流量。这种流动性表现为两点：一种是执政党自身的主动调整和变动。如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经常主动地调整和修改政策，使之更加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之更能调动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2010年1月31日的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七个1号文件，就极大地改进和调整了以往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可以说是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这是执政党成熟和理性的表现。另一种是执政党忽视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制定了和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及制度设计，引起人民的反感、反对，造成了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资源的流失，而且执政党还不及时加以解决和弥补，最终酿成党群矛盾的激化。
其四，稀缺性。执政资源是稀缺性资源，这是执政资源最为重要的特征。因此说，高明的执政党在执政中都注重提升执政能力，全力推进和拓展、发育其执政资源，使稀缺的执政资源得到及时补充和增加，在执政实践中并对执政资源做合理配置、合理利用，发挥执政资源的最大功效，使执政党不缺乏稀缺的执政资源。
其五，基础性。执政资源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权力运行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是基础性、根本性的建设。一个政党，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拥有和掌握了充足的执政资源，才能顺利实现党的理想和任务。苏联共产党尽管建党多年，又长期执政，但由于忽视了执政资源建设，特别是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最为关键和基础的群众资源，结果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重蹈苏共的悲剧，主要原因是不忘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得执政资源不断拓展，进而牢牢掌握了执政的权力，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地位。
其六，全面性。全面性是指执政资源覆盖整个社会的巨系统，涉及各个方面，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执政资源既有制度层面也有政策层面，既有权力设计也有法律规定，既有国内资源也包括国际资源，既有历史资源也有现实资源，既有物质资源也有精神资源，因此说，执政资源具有全面性特征。苏共剧变的悲剧及我们党的成功实践说明，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不忘执政资源建设，正确认识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从实际出发，全面了解党自身所具有的各类资源的状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开发、利用各类执政资源，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厚的资源，以此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其七，阶级性。政党是现代阶级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执政党的执政资源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执政资源在阶级社会中并不是为所有阶级、阶层服务的，而是为掌握政权的政党服务的。因此说，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就要服从和服务于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使之具有阶级性和阶级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发育和拓展执政资源时，不论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制度的、社会的、政策的等资源，从表面上看是服务于政党本身，但从本质上说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资源从本质上说是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说，执政党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拓展执政资源，其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党在后危机时代，一定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关注民生，扩大内需，体现执政为民理念，采取积极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好党的执政资源，增强党的先进性资源，以此为动力和保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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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9
关键词：公平效率结构政府信息化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关键性时期，从广度上看，我们已经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到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由单纯追求经济方面的GDp转向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深度上看，改革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已经影响到人们的切身经济利益。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就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我国已进入了人均GDp1000美元阶段，如何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信息化的内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解决公平、效率、结构问题。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无公平就无所谓和谐；效率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没有发展就失去了和谐社会存在的意义；结构是和谐社会的保证，公平的实现和效率的获取都依赖于一个良好的秩序，而结构正是秩序的基石。由于我国政治、社会领域等各种条件的约束，社会有序运行所需的法律、体制、机制、秩序、规范、组织、管理等还存在许多问题，体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社会流动性差、利益分配失当等因素制约着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改变那些影响和束缚活力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设定。
推进政府信息化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信息传递速度及方式的改变，为拓宽人们的视野、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公平原则的实现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效率创造了条件；网络的特征在于程序和规范，信息化的过程，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规范的过程，其结果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建立。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平等、民主、法治原则来规范政府行为，而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正是规范政府行为最有效的手段。
政府信息化的积极作用
信息化是指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通过普遍采用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装备，更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信息传递方式、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和社会管理的组织方式，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的方式，以电子政务为标志的政府信息化就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从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化的进程来看，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有效地推进传统的行政组织的改革，使行政组织趋向精干、高效。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统行政组织的重构，使传统的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扁平化。在政府的管理体系中，中间管理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的存在既减缓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又容易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信息技术使决策层与执行层直接沟通，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中间管理层的减少和撤销也可以减少同样的工作量所需要的行政人员。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立全新的行政模式奠定了基础，决策支持系统(DSS)、电子会议系统(emS)、远距离控制等信息技术，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的手段。
其次，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提高行政运作效率。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政府文件、公告、通知等，使公众能迅速地得到政府信息。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安全技术，将政府内部的信息在网上传输，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也可以通过网络传送或反馈信息。政府部门应用信息技术，还可以大大降低信息的传递成本。
第三，降低了政府的行政运作成本，解决政务边际成本递增问题。公众对政府的要求是公正、高效和廉洁。降低政府的行政运作成本，是政府信息化要实现的首要目标之一。在政府信息化的进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得以优化，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得以提高，因而会大大减少行政的运作成本，以至致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在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政务边际成本递增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中各个社会层面的核心管理领域，而政府的信息资源也已经成为了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资源和依据。因此，政府有责任向社会开放信息资源，包括统计数据、计划数据、政策、法规、国际协议数据、管理统计数据，等等。应该通过建立一个稳定、可靠、规范的政府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渠道，让大量的政府信息资源能为社会所用，成为保证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和提高全社会经济运行质量的工具，顺应政府公开施政的国际趋势。
推进政府信息化的相关策略
我国政府信息化工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金字系列工程，一个是政府上网工程。在金字系列工程方面，主要包括：金桥工程、金关工程、金卡工程和金税工程。这几项工程在政府的推动下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上网工程是由信息产业部和相关部委信息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建设的。目前，国务院几乎所有部委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省市区政府也建立了政府网络系统。
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说，我国的政府信息化建设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概括而言，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对政府信息化认识层面的问题、体制层面的问题和技术层面的问题。
关于对政府信息化的认识问题
政府部门要树立这样的理念，即政府信息资源的开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内容之一，信息服务将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必须以政务信息化的推行为契机，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塑。目前，在这个方面比较突出的主要问题是观念滞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向社会提供信息资源服务应该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可是很多干部并没有这种服务意识。同时，政府的工作程序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政府的工作条例中，只有信息保密制度，却无信息资源开放的制度和规定，这种政策上的不协调也在严重地制约政府信息资源的开放与服务的进程。
关于现存体制对政府信息化的影响
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电子政务的建设过程，无不是以法律、法规作为对信息化进程的规范和保障。以美国为例，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文书削减法》（paperworkReductionact）。该法案是一部完整的有关现代政府信息收集、维护、利用和传播的法律，它明确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制定了对政府信息资源实施管理的具体框架，要求将政府信息管理费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文书削减法特别提出了“制定和推行统一、连贯的信息资源管理政策”，要求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监督这一过程，促进信息管理原则、方针和标准的运用。由于我国在政府信息化进程中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这直接影响到政府信息化的规范化进程。
关于政府信息化中技术层面的问题
对于现有的信息资源而言，如果能够推进信息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既可以有效整合原有资源，又能及时开发更新的系统。实现信息资源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关键是树立以信息资源管理为核心的理念，摆脱只注重局部应用或以网络为核心的观念，将各个政府部门信息资源进行后台集中和统一管理。一个完善的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整合政府的内、外网资源，提高政府面向公众的服务能力，形成具有高度互动与协作能力的政府对外办公环境。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是整合信息资源的基础，重点是解决好对分布在政府内网、外网和因特网上的多源异构数据源的整合；二是建立灵活的信息资源的管理机制，使数据获取源、信息管理数量以及信息输出接口等都具备可扩展性。信息资源管理机制的建立，是完善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关键；三是建立迅捷、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机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信息的安全保障系统举足轻重，安全机制是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保障。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信息资源管理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也没有确立子系统之间的有效组合结构和形式。这个问题需要权威部门的统一管理和规划来加以解决。
以上三个层面问题的解决，必将大大推进政府信息化的进程。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增强国际竞争力与综合国力的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化是现代化的标志和关键，而不是现代化的内容。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是发展中国家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极好机遇。和谐社会所具有的高效率，要依靠信息化来实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信息化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信息化就是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同社会发展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过程。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信息传递方式、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式。我们现在面临着精神文明、道德文明建设的历史责任，因此，通过政府信息化进程逐步规范和重塑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结论
综上所述，政府信息化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信息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性环节，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效率、结构问题，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效率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结构是和谐社会的保证。针对我国的国情，研究政府信息化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影响，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意义篇10
关键词：生态城市意义措施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城市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内涵
生态城市建设是运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通过综合协调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改善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良性循环、协调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生态城市建设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一个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更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建设生态城市，就是立足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生态经济理念指导和规范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创新发展机制，寻找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培育发展环境。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区域内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原理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理论，基本出发点是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态，核心是生态经济发展，目标是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二、生态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
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讲，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建设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效益观、消费观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强调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生态城市建设是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建设现代化城市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建设生态城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生态城市是在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等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模式。生态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营造健康怡人的自然环境，还要具有生态高效的经济环境；不仅要有和谐高效的社会环境，更需要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因此，建设生态城市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有利于促进环境质量与现代化进程协调发展，引导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进方向。
2、建设生态城市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载体。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注重人类生活的提高、注重生态文明的培育。因此，建设生态城市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新载体，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3、建设生态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注重经济效益，更加注重人类福利、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建设生态城市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缓解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弥补自然资源的结构性缺陷，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城市建设的具体措施
建设生态城市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生态城市建设进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把握好四个方面。
1、在生态城市建设进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1）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互促双赢，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环境将难以支撑，环境安全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去谈，必须靠发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因此，既要努力克服重发展轻环保的问题，也要坚决防止一谈到环保就放慢发展、甚至不要发展的倾向，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并进。
（2）正确处理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可以使资源能源得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传统经济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造成资源能源的巨大浪费，也致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循环经济根据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三个原则，使得整个经济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末端处理，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少产生废弃物。建设生态城市，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2、在生态城市建设进程中，要注意把握好四个方面。（1）培育生态文化是源动力。要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生态知识普及教育，包括科学的资源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努力提高全社会可持续发展意识。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和政府引导的作用，搭建各类宣传和创建载体，大力倡导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提倡节约和循环利用，把循环理念和生态意识渗透到千家万户，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提倡节约、循环利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
（2）发展生态经济是核心。建设生态城市，关键是走节约型、循环型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就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经济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对策，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用循环经济理念抓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循环经济的自主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