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1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
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http://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其在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推进，社区必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中维护社会和谐安定、保障民生公平权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承接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石。
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割裂,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迟缓、消费增长乏力、“两栖人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基层治理的内容虽与农村社区存在细微差异，但是面对相同的宏观背景和社会挑战，城乡社区在运行机制、治理目标等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因此，城乡间要素流动加剧所带来的城市流动人口监管和综合治理混乱，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以及社会保障等基层改革的尖锐矛盾，都亟待我国在社区层面构建出有效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民主处理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机制。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为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自2003年以来坚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改革为取向，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作为“四大基础工程”重要内容，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推动了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在基层治理方面，成都市注重社区变革的时序性，从基础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创新村级民主治理机制，使得农村社区能够获得与城市社区相同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构建了调节居民内部纠纷、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平台，解决了许多原来由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基层改革尖锐问题，有效弥补了政府和社会在社会运转中的空白和失灵，对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社区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成都村级治理机制的发展轨迹
（一）基本历程
2008年底，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建议》和《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理顺农村社区组织职能关系、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思路，在全市农村初步构建了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框架。
2010年初，成都市相继出台了《成都市村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试行）》、《成都市村民议事会议事导则（试行）》、《成都市村民委员会工作导则（试行）》以及《加强和完善村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的试行办法》四项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配套制度，保证村民议事会规范化运行，促进村委会转变工作职能。2010年9月，政府出台了《关于村级事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补充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级治理的监督职能，初步形成系统性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1年6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以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为目标，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和加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健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努力构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居)民委员会
转贴于http://
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城乡社区民主治理机制。
（二）具体措施
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路，创新在于通过成立村民议事会作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目的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即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相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
1、以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治理机制运行
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运转的基础与保证。2008年起，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全市范围内的建制村和涉农社区提供不低于20万元（2011年专项资金最低标准已调整为25万元以上）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资金。为照顾相对落后地区，成都市确立了不同的市、县财政配额。中心城区由区财政全额安排，近郊区（县）财政按市与区（县）5:5的比例安排，远郊县（市）财政按市与县（市）7:3的比例安排，各级政府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确保资金对农村倾斜，成都市进一步规定各级政府应以2008年为基数，将每年新增的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村级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可以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向城投公司融资7倍杠杆率的专项资金。2009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共预算村级专项资金7.1亿元，投向近远郊区县的有6.7亿元，其中市财政下拨4.2亿元。确定的专项资金项目超过13000项，平均每个村（涉农社区）经费达到25万元。截止2010年7月，已核准融资的村（社区）88个，共融资金额1.2亿元。
2、以推行村民议事会构建民主决策机制
村民议事会的建立起初是应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尔后与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紧密关联，形成了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村民议事会作为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村级自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有序协调。自2008年成都市、区（县）两级财政为村（社区）提供每年不少于20万元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后，这一专项经费“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完全由村民及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政府的决策仅限于制度安排、财政保障和项目规范，充分赋予村民议事会决策、管理和监督公共服务项目的权力，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民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民主议定项目，通过走访摸底、问卷调查、投票计分等方法，由村民集体决定项目内容和实施次序，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二是民主监督项目，村民议事会或监事会，定期对项目的实施和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三是民主评议项目，完成项目都要经过“三评”：一评是否达到合同要求，二评村民http://是否满意，三评如何改进提高。
3、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成都市通过理顺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重叠关系，一方面促进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使其由原来的决策、执行功能转变为领导和监督社区组织发展，将精力放在把握国家政策方针、维系群众关系、加强社区监管和自身发展建设，提高了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倒逼”村委会职能转变，使其在承接上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同时，成为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执行村民（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的决定的行动机构。在理顺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方面，考虑到村委会不仅是村级事务的管理机制，还是集体经济法人代表的双重角色，成都市积极推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其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转贴于http://
4、以多元供给渠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社区多元治理的结构在于政府和社会基于各自的权利、利益和责任，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上，共同构建稳定的选择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成都市克服原有依托村两委负责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思路，将现阶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划分成7大类59小类，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分为政府为主、村自治组织为主、市场为主的供给主体，以“公共性服务政府承担、福利性服务社会承担适度补贴、经营性服务探索市场化供给”为原则，采用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由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并负责实施；采用村级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或村民议事会自主决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采用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运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政府负责规制与监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
三、成都社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社区民主治理机制有利于缓解多方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上下互动”的治理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探索。成都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优于完全“自上而下”的传统体制，使改革过程中每一个措施具体落实到空间时能够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大程度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赢得发展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这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和改革内容架构、保证国家科学发展前提下的民主。当党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时，群众“自下而上”能够自觉地加以执行，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防止利益被剥夺，赢得效益最大化。
第二，村民议事会有利于发挥自治组织功能，形成民主决策平台。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一直是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突破口，使其成为村民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改变了原有村级自治组织的弱势地位。村民议事会在实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化解了基层群众的内部纠纷，解决原来由政府出面做不好、做不了的“家务事”。成都的经验表明村民议事会作为代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村级自治组织，完全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调节内部矛盾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民主决策平台，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第三，专项公共资金有利于明确社区治理目标，增强基层治理效果。成都市在推动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引导社区民众广泛参与区域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建设，明确了公民参与社http://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社区居民获得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真正乐于参加民主决策事务。从治理效果来看，这20多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经费，对于短期改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增进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效果看似并不明显，但是这笔完全由村民自主决定怎么花、怎么用的经费，让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提高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为政府治理改革赢取了宝贵的民众信任基础。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引导治理结构改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基层民主治理改革的内涵在于将不同质的公共职能分别赋予相应性质的组织加以承担，理顺村级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虽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这种既“掌舵”又“划桨”的做法，不仅承担了极高的社会转贴于http://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2
abstract:Urbanizationhasledtothepeasantallocationcommunity,alsobroughtrestructuringofthecommunityorganization,land-lostfarmerstosafeguard,propertymanagement,andsoonaseriesofmanagementandserviceofnewquestionsatthesametime.BasedontheconstructionofChangzhoucitypeasantallocationcommunity,thearticledescribesthesituation,analysestheexistingproblems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
关键词：农民安置型社区管理服务建议
Keywords:peasantallocationcommunitymanagementserviceSuggestions
作者简介：卢雷（1981.5―）男.汉族.江苏新沂人.常州工学院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行政管理。
一、农民安置型社区的涵义及个案情况
（一）问题缘起和基本概念
在我国诸多城市化水平相对和农民失地比例较高的地区，催生了大量的农民安置型社区。城市化的进程虽然可以顷刻之间改变农村村落社区的格局和景观，却不能让历经久远的农村村社即刻化解和消失在这种变迁之中[1]。在各地实施“撤村建居”、建设农民安置型社区的过程中，社区组织机构和职能的建构、物业管理、外来人口的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提升等问题随即凸现出来，成为制约着社区建设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区”一词是由英文Community翻译得来的，一般认为，“社区”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来的，而中文“社区”一词是20世纪30年代初以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原意首创的[2]。在社会学意义上，社区应该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文中社区是指以居委会为依托的地域性社会系统，具体指社区居委会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生活共同体。
农民安置型社区是研究的中心概念。西方经典理论在阐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型中，并没有涉及到过渡形态的共同体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与城市化的意义[2]。国内学者曾使用过“城乡边缘社区”、“转型社区”、“拆迁安置社区”等概念来命名相类似的社会共同体。在这里，农民安置型社区特指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和“撤村建居”的过程中，在土地被征地后由政府统一规划、出资兴建，被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组成主要居住人口，共同生活并遵守相应的社会规范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民安置型社区既是一种新兴的社区、又是一类特色鲜明的新型社区，和传统农村村社有着很大的差异。相比之下，传统农村村社则是以传统威权以及血缘地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在生产生活上相互协调功能的人群聚合体，村民在经济利益、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等诸多方面对自己的村落有很强的依赖关系[3]。
（二）BG街道社区管理服务的概况及特点
BG街道地处于常州市西郊，其前身是BG乡政府，所辖6个行政村具有典型的传统农村村社的特征。自2003年起，根据常州政府规划，BG乡政府由常州市郊区划归常州市钟楼区管辖，撤乡成立BG街道，后又经政府申请，市、省审批，BG乡规划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全部土地被政府征用开发。建设初期，实施“撤村”，各村委会保留并继续运作；过渡时期，在房地产开发和新建农民安置住宅小区的建设基础上，采取了村委会增挂社区居委会的牌，但两套体系运行，工作内容和侧重点不同；成熟阶段彻底摘掉村的“帽子”，原有的村委会彻底转变成为社区居委会。另外，原有的村级集体资产加以集中，采取成立BG街道股份制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办法进行市场化经营，主抓经济、反哺社区，农民按照规定持有公司股份，从而实现“村级资产量化”、“撤村建居”、“农民持股进城”，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则涵盖了除发展经济之外的社会事务全方面的管理。
因农民全部失去土地，房屋将全部拆迁，农民则按计划集中迁居到由BG街道建造星港花苑等6个大型农民安置住宅小区，按地域划分成立了星港花苑、运河苑等社区居委会。农民安置型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呈现迥异于城市社区的特点。
1.管理和服务的硬件设施建设到位，功能健全
由于农民安置型社区是新兴社区，在社区规划和建设、硬件及其配套设施使用的数量和功能方面都优于一般的城市社区。
2.社区居住人口管理复杂化
目前对两类不同的居住人群采用了分开居住、区分管理的方法：对原住农民采用了打破原行政村的限制、混合居住的方法，如星港花苑社区内的安置农民来自金家、仕庄、港顶等6个行政村；对外来人员实行集中居住管理的做法。实际上，社区原住农民和外来人员处在一种杂居状态，管理难度大。
3.社区管理动态性和过渡性较为明显
社区管理动态性和过渡性是和农民安置型社区的建设现状是紧密联系的。目前BG街道所属的农民安置型社区多数处于建设期或基本建成期，从管理职能上看，目前的农民安置型社区仍然保留了行政村的职能；从工作重点上看，社区管理者把主要力量投入到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等问题上，和谐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服务拓展等方面尚在起步阶段。
4.失地农民的安置和就业问题凸显
安置失地农民，并帮助其解决再就业是农民安置型社区的职能之一。目前，社区安置失地农民和促进就业问题出现了服务对象、服务方法多元化、情况复杂化的特点。如在过渡阶段，费用构成和领取上仍比较复杂，如年长的失地农民按规定每月从尚未完全撤销的村委会领取200元/人的养老金，另每月从社区居委会领取160元/人的低保金。
二、农民安置型社区管理和服务结构和运行机制
在“撤村建居”过程中，BG街道根据农民安置型社区的建设规划和目前的实际状况，总结经验做法，初步形成了农民安置型社区管理和服务“四加三”的特色模式，统一管理、统分并举。
（一）构建“四加三”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
“四”指的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三”指的是物业公司、社区民间组织、和新市民管理委员会。尽管“四”和“三”在职能和责任、权力和义务方面有明显界限，但在承担社区管理职能和服务方面，它们是相互合作、紧密联系的。相对来说，“四”承担更多的是管理职能，“三”更多发挥的是服务职能。
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社区管理的决策机构、权力机构，处理选举、讨论重大问题。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的领导机构，领导和监督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鼓励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干部交叉挂职。社区居委会是组织居民开展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执行机构，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贯彻居民代表大会决议。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是协调机构，成员一般是由社区内有社会威望的居民和驻区单位负责人，负责对内、对外各种社区事务的协调，协助居委会开展工作。“新市民”管理委员会是社区常设机构，负责外来人口各方面的具体管理工作。社区民间组织协助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提供各类中介服务，是组织社区群众开展活动的有效载体。社区民间组织接近居民，机制灵活，威信高，有助于帮助社区居民形成社区凝聚力。物业公司是社区物业管理和服务的主要承担者。
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费用主要依靠街道拨款，今后可以实现各种渠道和措施实现社区经费的“自收自支”，尽量做到收支平衡。BG街道已将社区内的店面房、社区活动和服务设施交由为社区居委会管理，可以通过出租等方式获得一定的公共收入，为社区管理和服务提供可靠稳定的经济保障。收入要用于社区内失地农民的养老金补贴；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正常运行的经费支出；补贴物业公司在社区环境整治、管理的费用支出；组织居民开展文化活动的费用；帮扶社区内弱势群体，开展社会救助等支出。
（二）“四加三”模式的运行分析
“四加三”模式和一般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相比，在社区管理和服务组织机构设置方面，少了业主委员会，而增加了“新市民委员会”和社区民间组织。在BG街道的农民安置型社区，把“新市民委员会”纳入管理组织机构，是因为社区内居住大量的外来人员，需要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社区民间组织则比较特殊，它是农民安置型社区管理和服务新载体，是弥补政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足的有益补充，承担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般认为，城市社区组织机构的主要矛盾是：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而在BG街道的调查的情况是，社区居民多数是由大多数原住地的村民转变而来，“社区意识”和“业主意识”不强，即便组织建立社区居民兼职的业主委员会，也未必由专职人员组成的、管理意识自觉、管理职责明确、有一定管理权威的居民委员会可能更能有效地代表、维护业主的利益。因此，让居民代表大会和居民委员会同时行使业主代表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权。由居委会选择、聘用物业公司，并就服务项目、标准、价格同物业公司谈判签约，居委会对全体居民负责，物业公司对居委会负责，居民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就彻底理顺了，加之社区所属的配套设施均由街道出资兴建，也消除了产权上的争议。“四加三”的模式克服目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的不足，可以理顺三种社区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避免了社区内部各组织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有利于形成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实施效果良好。
三、社区管理和服务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尽管“四加三”的特色模式运行顺畅，效果良好，但仍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制约着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发展。
（一）社区管理经费问题
经费的短缺导致了农民安置型社区在管理和服务工作捉襟见肘，突出体现在社区居委会综合经费和城管建设经费。除了星港花苑社区外，其他农民安置型社区却没有这两项财政经费保障，原因是原行政村有集体资产，不能坐吃财政。实际上，BG街道的所有土地被征用规划为省级经济开发区用地，土地全部被征用，原行政村已没有集体资产可言。
因此，在社区绿化、保洁和居委会运作、服务和活动的经费应该尽快给予安排政府财政支持。另外，随着农民安置型社区内“新市民”的日渐增多，政府应该考虑在新市民的教育和管理费用上给予支持。
（二）失地农民的就业服务的问题
在失地农民就业服务的问题上，目前的做法是社区居委会牵头，利用社区内现有的硬件设施平台定期举办就业技能培训班，帮助农民转变就业观念；通过与当地开发区内的用人企业需要直接对接；组织失地农民就业洽谈会、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今后在失地农民就业服务问题上，一方面街道、居委会和社区民间组织应该加强沟通和联系，利用目前农民安置型社区建设的契机，大力推动社区内第三产业的发展，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组织应该继续在制定就业政策、提供就业信息、进行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方面给予失地农民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建立完善农民就业信息库，实行信息化管理，及时了解和反馈失地农民就业的状况。
（三）外来人员的管理问题
在处理外来人口管理的问题上，目前社区的基本做法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员区别管理。失地农民把安置房出租给外来人员，不登记、不交税费，流动性大，常住人口的情况难以掌握，给社区的社会治安和环境管理等方面带来了难度，增加了社区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今后可以把外来人口的管理逐渐融入到社区管理体制之中，具体可采用双层管理的方法：即在BG街道层面上建立的“新市民”管理委员会，各个社区设立分会负责各社区内的外来人口管理问题；“新市民”管理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工作人员由社区内的外来人员在民主自治的基础上通过选举产生，实施自治；“新市民”管理委员会分会在具体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事务上，属地管辖，接受所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领导，在政策、业务等方面接受“新市民”管理委员会的指导。
（四）社区物业管理的问题
社区物业管理的问题突出表现社区居委会成立物业公司来提供社区的物业管理服务，管理费用由社区居委会支付，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安置型社区不具备实施物业管理收费的条件，大部分是失地农民，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交纳社区物业管理费的意识和习惯，无法进行社区物业管理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
今后可以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方面，在社区内设立物业公司，负责提供社区日常物业服务，物业公司运作的初期不收取物业费，管理经费由社区居委会支付，实现物业管理主体的转移；另一方面物业公司是独立运作的经营企业，今后可以分阶段收取合理的物业管理费，物业收费可以从收取少量的物业费，不足由居委会补贴逐步向完全市场化定价过渡，这既可以培养农民付费购买公共服务的意识，又可以缓解物业管理经费紧张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1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3
一、抓协调配合，促综合治理。
一是做好改制企业“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过程中，育龄妇女的移交衔接工作。针对下岗职工、人户分离住户中的育龄妇女流动性大等难点，社区按照街道的要求，对已婚育龄人口逐人登记，并将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按现居住地编入自管小组，和常住已婚育龄妇女同管理同服务。二是协调发挥部门作用，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社区为辖区相关部门提供必需的表、册、卡，制作统一的办证通知书，为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孕环情服务，并与流出地搞好信息通报。协调派出所在查验流动人口暂住证、流动人口房屋租赁合同的同时，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工商所在查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年鉴营业执照的同时，查验业主及从业人员的婚育证明。各相关部门每季度互通信息共同调整卡册一次，做到卡册与实际一致。
二、抓经常管理，促温馨服务。
社区计生工作人员每周巡视一遍居民楼院和沿街门点，月例会时对流动人口信息变动情况进行汇总，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及时上门，提供温馨服务。凡流入人口社区为其上门送1份《流动人口须知》，发1张《流动人口亲情服务卡》，并当面向其解释说明办证、验证、孕环情服务等管理内容和注意事项，属经商者为其提供经商信息及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事宜；是打零工的，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为其免费提供务工信息；是已婚无孩待孕妇女为其办理《生育保健服务证》，并发放1份《帮您做到优生优育》、孕期保健和科学育儿宣传品。未采取中长效节育措施的服务对象，社区指导其到区计生服务站采取适宜有效节育措施。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确有实际困难的，社区、街道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摸清其婚育状况后，现住地为其代办暂时性证件，延缓办证时间。流动人口携带子女的，为其就近入托入学牵线搭桥联系，真正使流动人口感受到他乡遇知音的温馨服务。
三、抓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挖掘社区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社区“德艺康”老年艺术团的作用，使流动人口闲有所好，闲有所乐。社区艺术团将好人好事、计生政策法规、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编成小品、快板、贤孝，如快板《少生快富》，贤孝《计划生育好》等节目走街串户广泛宣传，深受流动人群的欢迎。社区以此为切入点，积极引导流入人员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极大地增进了与常住人口的感情交流，很自然地将流动人口的管理融入到了社区生育文化之中。
四、开展关爱活动，提供维权服务。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4
【关键词】公益服务园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
党的十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为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和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确定了明确的方向。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并将“创新方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作为“惠及人民群众、深化社会领域改革的重大措施”。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又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引导有效需求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事、政社分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浦东新区公益服务园建设历程的追踪，从中探索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新途径。
浦东新区公益服务园是中国大陆首个公益组织集聚的创意、创业园区，于2008年试运行，2009年12月正式开园。目前园区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共有39家公益机构入驻，其中包括4家基金会、1家研究中心和34家公益机构。4年多来，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公益生态，众多优秀机构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该公益服务园于2012年荣获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上海市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等奖项。从其成立、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一、公益服务园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转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深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的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的形态结构、组织方式和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由政府集中统一组织的社会生活，正逐步向由政府、市场和社会等部门共同组织过渡，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市场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和介入社会治理。但是，市场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公共服务项目无法完全按照市场配置的方式来完成，也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此，应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来帮助政府满足公众的各种需要，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需要和诉求。民间资源不仅包括资金和物质等有形资源，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职业精神和社会创新，通过公共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三方的合作，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化为广义的社会治理，由原来的一员管理转化为多元治理，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市场的经营性管理以及社会的自治式管理，并逐步形成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之间自主、合作、互补、依赖的关系[1]。
二、公益服务园的成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有益探索
浦东新区长期以来就非常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自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新区一直致力于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在“小政府”的体制下，浦东新区致力于培育与之相匹配的“大社会”，不断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和扶持力度。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交由社会。“政社分开”带来了更多的“政社互动”、“政社合作”，也为普通百姓带来了更为优质多样的公共服务。
浦东新区政府将社会组织视为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载体，从认识导向、政策扶持、经费保障等各个方面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将培育本土社会组织与引进（区外的）社会组织相结合，使一大批具有公益精神和专业理念的社会组织在浦东落地生根，渐成规模，日益在新区社会建设中担当重任；同时，在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方面也多方尝试，积极探索，寻求既具有浦东特色、又符合社会组织自身规律的发展模式。由原来单一的行政式管理和控制转变为统筹规划、政策支持、资金保障、确定准入标准和社会组织遴选等多重角色。
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履行职能的一种新型方式，也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上海是我国内地最早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城市。1995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管理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即“罗山会馆”模式，是中国最早阶段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它打破了以往依靠政府单方面投入和运作的机制。近年来，浦东新区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为突破口，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逐渐重构。2002年，浦东新区在国内率先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并通过契约式管理和第三方专业评估保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质量。除直接购买服务外，浦东新区还采取运营补贴、房屋补贴等多项政策措施支持社会组织发展。仅去年，新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资金就达两亿元。
由于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服务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专业性和可选择等优势，浦东新区政府以政社合作平台为依托，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社合作方式，将涉及政府公共服务、事务性强的部分事项，如教育领域、社会救助等方面，通过公开招标、项目发包、项目申请、委托管理等方式，向各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浦东在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化的同时，在原有“项目直接购买”的基础上，探索引入适度竞争，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公益项目招投标”、“公益创投大赛”等活动。在2009年上海首届社区公益创投大赛中，浦东14家社会组织的15个项目被政府部门认购，政府认同度大为提高。2012年，新区有100多个项目参与了上海市社区公益项目招投标，53个项目成功立项，资金总额超过2000万元。
在浦东公益服务园的酝酿阶段，浦东新区民政局就提出了建立公益服务园的总体构想，并就功能定位、规划设计与发展远景等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在浦东公益服务园的初创阶段，新区财政局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使浦东公益园得以顺利建成并尽快运转，并为入驻公益服务园的社会组织提供房租补贴，解决了社会组织的后顾之忧；2009年，浦东新区的社会组织共有1400多家，但是公益服务园只能容纳20多家社会组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四种类型入驻：一是受政府委托对新区某一行业发展具有统筹管理作用的机构，如新区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二是在全区层面为公益组织提供培训、能力建设、规划设计等支持的机构，如映如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三是专业社工机构，如浦东社工协会、乐群社工服务社；四是具有孵化职能的公益组织，如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入驻机构的遴选标准，决定了公益服务园的总体定位，使公益服务园能够真正发挥引领全区公益事业发展的作用[2]。
三、公益服务园使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和明确
公益服务园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其功能定位和角色边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渐形成了“引领示范、培育孵化”、“自我协调、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服务社会、合作发展共赢”的三大特色功能。由于入驻公益服务园的机构多为枢纽型、支持性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因此，公益服务园利用其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空间支持的优势，对于新兴的小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孵化平台的作用，公益服务园已成为新区社会组织的根据地。例如，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已在全国孵化40多家公益组织。已经孵化出壳的“多背一公斤”、“新途”、“青翼”等社会组织和专业的社工机构，如今成长为业内知名的品牌公益组织。众多社会组织在公益服务园的支持下顺利出壳、不断发展壮大。对于没有进入公益服务园的社会组织而言，公益服务园则发挥着引领示范的作用。
浦东公益服务园建立以后，众多入驻的社会组织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物业管理、卫生保洁、公共空间使用与管理、网络维护等。面对这些公共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处理，而是调动社会组织的自主意识，以社会的方式解决社会的问题；同时，社会组织也表现出了自我协调、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强烈意识。最终由最早入驻公益服务园的10家社会组织发起成立了浦东新区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由其全权负责公益服务园的公共服务，并代表园内机构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后来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演变为浦东新区的公益组织合作交流的平台。
浦东公益服务园既是一个服务平台，其服务内容包括为社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自我服务；也是一个合作互动交流发展的中心，社会组织依据此平台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公益服务园还是新理念、新模式形成、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公益服务园内的从业人员多以高学历、高素质、年轻化、有留学经历的专业人士为主，各家社会组织通常会把全新的公益理念与运行模式与同行分享，并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加以检验、修正和完善。公益理念和运行模式的分享和交流，使公益服务园的公益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和平等化的态势，从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区社会组织发展格局。
四、公益服务园在运转、管理和服务机制及实践领域的创新探索值得借鉴
公益服务园作为社会建设领域的新生事物，离不开制度创新。几年来，浦东新区先后制定了《关于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了《“十二五”期间促进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和《实施细则》，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而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了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模式。在民政部与上海市民政局的支持下，浦东新区率先开展区级行业协会登记即管理模式改革试点，突破行业协会登记的政策瓶颈。除了一如既往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打造社会组织生态链条外，浦东新区还特别注重搭建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在公益园建立了“公益超市”，探索需求、供给回应、供需匹配和价格发现机制。政府强大的支持，使浦东的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发展。2012年，新区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到1500多家，约占上海市社会组织总量的1/7，广泛覆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服务、公益事业等领域。同时，品牌机构壮大，有两家社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44家社会组织被评估为3a至5a级社会组织。
浦东新区公益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六种鲜明的运转、管理和服务机制：专业孵化机制，通过各类支持性社会组织帮助新生的社会组织发展。孵化器这种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成熟模式被引入到社会组织的培育中，处于草创阶段但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小型公益组织，能够在公益服务园中发育、成熟和壮大；规范引领机制，通过先行一步的经验和长期的实践为公益界提供行业准入标准和运行规范；人才输送机制，汇聚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碰撞思想，锻炼能力，打造人才梯队；公共服务机制，通过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为入驻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项目发展机制，优先吸纳面向社区具有项目发展能力的社会组织入驻；供需对接机制，为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的项目合作提供对接平台。
公益服务园还在实践领域实现了四大创新。组织形态的创新，把发展单一的服务性组织拓展到培育枢纽型、支持型、专业性的组织和资助型的基金会，打造多层次的公益生态；服务功能的创新，把简单的场地、资金扶持拓展到能力提升、文化培育、业态完善等多个要素，发挥多元化、复合型服务社会和社区的引擎功能；政府决策的创新，通过有形的物理平台助推政社合作，完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时发现需求，催生新政策，成为相关政策的试验田和助推器；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实现了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再到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自我协调和自我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落到实处。
五、公益服务园为传统产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范例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5
关键词示范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006-1533（2012）16-0008-04
Statusandcountermeasuresforchronicdiseasesmanagementfocusingonestablishingexamplecommunityhealthservicecenter
LiXin-jian
（Shanghaimunicipal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Shanghai,200336）
aBStRaCtthispaperwilldescribethestatusofmanagementforchronicdiseases,suchashypertensionanddiabetes,inShanghaianddiscussmai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managementforchronicdiseasescomparedwithnationalcriterionfocusingonexamplecommunityhealthservicecenter.
KeYwoRDSexamplecommunityhealthservicecenter;establish;status;countermeasure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有关精神，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涵建设，卫生部决定从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活动[1]。旨在利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一批硬件软件达标、机构管理规范、运行机制科学、服务功能完善、社会效果显著、人民群众满意的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整个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考指标体系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病）管理在公共卫生部分占有较大比重。本文将进一步阐述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要求，描述上海在创建工作中所反映出的社区慢病管理上的一些问题以及对策的思考。
1示范社区创建工作中的慢病管理要求
公共卫生服务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对城乡居民健康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的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城乡居民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总结各地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验的基础上，卫生部组织制定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2]（以下简称《2009版规范》）。《2009版规范》确定了10个服务项目，2011年5月制定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3]（以下简称《2011版规范》）扩大到了11个服务项目，两个规范都确定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服务规范。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指导方案[1]中也把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管理作为评价内容。
比较两个不同时间版本的规范可以发现，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管理的基本要求没有大的差别。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考指标体系是在两个规范的基础上，确定了具体的管理和控制目标，这就决定了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
1.1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率
这是一个考评管理覆盖面的指标。考评要求按照当地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以及常住人口，推算出当地高血压患者总人数，要求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本地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覆盖率达到30.0%及以上。
1.2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规范管理率
这是一个考评工作数量和质量的指标，所谓规范就是按照卫生部的规范要求开展管理。即对于已经纳入健康管理的原发性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有4次面对面的随访。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范管理目标是80.0%及以上。
1.3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血压和血糖控制率
这是一个评估管理效果的指标。血压和血糖的达标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管理的主要目的。所谓达标是已经纳入健康管理的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最近一次血压和血糖达到正常范围，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控制率要求是50.0%及以上。
2上海社区慢病管理的现状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6
关键词：社会服务；社区管理；问题；对策
社区工作一直都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社区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过去的社区服务管理仅仅停留在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上面，但是这种社区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新型社区服务管理则应该努力提高工作的范围，努力让社区的所有家庭都能够在社区服务管理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在努力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的同时，政府的服务功能也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加强社区工作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新型社区服务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相关的法律制度缺乏。从目前社区服务管理的现状来看，其开展工作主要借助街道办事处实行，跟我我国现行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我国的街道具有明确的法定地位，在社区的服务与管理中具有直接的作用，较以往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变化和提高。但是在街道的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方面，还缺乏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定和规范，也就是说当前的社区服务和管理的合法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社区职能的增加使得职能范围不清。区域性的影响以及政府职能机构的缺失等造成了当前街道办事处职能的拓张和延伸，街道工作的职能范围在不断增加，但是其缺乏一定的工作重心和规划性，因此社区的服务管理常常陷入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有效的机动性和规划性。这种形势下的城市服务管理显现出明显的弊端那就是使得街道社区的职能范围不清楚，影响了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再加上利益的驱动，急功近利、低迷奢侈等现象常常存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影响。
（三）物质基础薄弱，服务管理质量受到影响。从街道和社区服务管理的经济物质基础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依靠生产自救来实现的，因此在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安排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问题，再加上政府对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直接影响到了社区服务管理的质量水平，不利于社区服务与管理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实行。另外，目前街道的编制和其承担的责任义务不相符也成为影响社区服务与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提高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的福利待遇和综合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进一步加强新型社区服务与管理
（一）进一步加大政府对于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经费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社区服务管理的质量水平，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社区的经济支持力度，为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区的建设并不是社区内部的事情，它需要各方面共同协作和支持，目前政府投资为主。社会各方支持为辅的社区资金筹措机制已经得到了广泛社区的认可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那些积极承办社区服务项目，为社区贡献力量的个人和团体，政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和政策经济方面的支持。
（二）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所谓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它是指在民间自主成立的经过政府批准允许的主动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非盈利性质的服务组织。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公共服务组织除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非营利性和服务性以外，还应该具有合法性。积极培育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符合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将权利下放，把部分属于市场的权利下放给社会，走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化道路，让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既能减轻政府的负担，又能推动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
（三）逐步推进社区工作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社区建设监督机制。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工作与国际接轨势在必行，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是必然趋势。在实行社区工作者资格证书制度的同时，还可以采取“引进一批、培训一批、淘汰一批”的办法，提高社区工作者队伍素质，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管理。建立健全社区建设监督机制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保证社区服务与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公开度。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7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服务在我国农村、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社区服务也是衡量和谐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社区服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管理职能权限、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社区服务资金及相关法律制度方面。因此，社区服务也应在这几方面下功夫。
关于社区服务，学术理论界有多种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持狭义社区服务说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服务是指社区福利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服务，不应该包括商业性服务。与狭义社区服务说不同，持广义社区服务说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服务不仅包括社区福利性、公益性服务，而且包括一定程度的商业性或“准商业性”的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以及为社区内企事业组织提供的后勤保障服务。本文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指广义的社区服务。
一、开展社区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有助于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善政府管理模式
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时期，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迁，在原先政府行政一体化的领域之外，逐渐发育和发展了新的市场经济领域以及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种新形势下，单位办社会的状况开始转变，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单位行为的专业性目标不断弱化，大量社会职能向社区回归和转移。人们由过去隶属单位，依赖单位变为走进社区，依托社区，社区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场所和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单元。在此背景下，承担社会工作任务的社区应时而生并呈快速发展态势。同时，开展社区服务，可以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把具体社会管理工作交给社区承接，以改善政府管理模式，使政府专注于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
(二)有助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网络，维护社会稳定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若认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是指社区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社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现阶段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职能、服务职能和企业剥离出的社会职能，大部分要社区来承接。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网络，需要社区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社区服务应该是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子系统。目前，社区承担了社会保障的大量事务，如政府调查核实辖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失业人员的救助标准、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等以及社会基本生活保障金和救助金的发放，都是通过社区组织落实的；同时，社区还承担了大量的因社会变迁而衍生的新型社会服务项目。因此，开展社区服务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谓意义重大。
(三)有助于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居民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居民与所在的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区作为一个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发挥着独特而又丰富的社会整合功能。其一，社区通过各种类别专业化分工的社区服务项目和服务设施，可满足社区成员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其二，社区内存在着大量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自治性组织和老年书画社、拳操队、读书会等兴趣性团体，可满足人们广泛的社会参与需求。其三，社区中大量存在着邻里互助、相互照顾的传统习俗，同时也不断蕴育出以社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为目标的组织，使社区在“道德共同体”与“情意共同体”的深层意义上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开展社会互助的需求。
二、现阶段我国社区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服务管理职能权限尚未明确
我国社区服务管理是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作为弥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管理缺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政府、理论界以及民众的高度关注。但目前社区管理中“政社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街道管理层面，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职能集于一身，其直接后果就是现有社区管理体制的确立既未明显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也未从更深层次上提高广大居民的民主参与社会管理意识，社区管理仍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府行为。
在城市，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尚未理顺。依据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改革方针，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基层社会行使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能。现实中，街道办事处往往把所辖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这种情况下，居委会实质上是一种“准政府组织”。显然，街道管理层面的政社合一、职责不清将直接导致街道办事处和街道社区的职能错位。同样，在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社区现代的独立的法人行动者，地方党政在难以公开于预村委会选举之后，便利用行政权力控制村的领导人和村的公共治理。村民委员会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的内容，同样扮演着政府附属部门的角色。
(二)社区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社区服务的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社区服务除了民政系统主管的社会福利性社区服务有所拓展以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社区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但这种第三产业在给居民提供生活上某些便利的同时，又因其在居民区占用公共资源而侵害了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居民对这种商业性社区服务的认同度普遍不高，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社会评价普遍低下。“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的统计显示，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业声望列排序为第53位，仅略高于殡仪馆工人、保姆、建筑业民工等。
此外，社区服务从业人员受文化教育的水平偏低，同时缺乏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以武汉市为例：据武汉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2006年的调查统计，在市、区、街道社区工作的人员中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约占l3％，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约占47％，尚有38％的人员只受过初中或小学程度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没有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这种现状严重地制约着社区服务内涵方面的扩大以及服务质量的提高。
(三)社区服务资金不足，资源整合不力
社区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目前，社区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对社区服务的资金投入。社区服务承担着相当部分的社会保障任务，因此政府应是社区服务资金的主要供给者之一。但我国政府投人在整个社区服务资金供给中的比重是偏低的。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投人一般占社区服务资金构成的50％以上。我国政府的这种投人目前最多占30％左右。二是社会捐助资金投入，这是一种非经常性的资金来源。三是有奖募捐基金投入，这成为我国发展社区服务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四是社区服务的自身积累。由于社区服务的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其自身积累能力相当弱小，积累的资金数量"也十分有限。
社区内可供服务的资源分散。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社区内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服务资源，主要供社区内部使用。虽然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社区一部分资源和职能已经归属社会，但是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决定这种归属是一种不完全的归属，因此出现两种状况：一方面是社区内各种设施、资源不能与其他社区共享；另一方面是社区内现有资源使用不饱和，出现闲置浪费现象。因此，加强社区资源整合也是当前社区服务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社区服务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制度化环境不够完善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社区服务发展的重要保证，它不仅关系到社区服务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且对其能否持之以恒深入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在1994年，民政部、国家计委等十四部委就颁发了《关于加快社区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但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中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区服务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契机，这项管理规定的很多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亟待修订。
近年来，出于社区服务发展形势的迫切要求，各级政府有关部f-i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导致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另有部分政策法规虽然较为明晰，但缺乏权威性，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与此同时，社区服务发展所必需的各项具体的规章制度，如社区服务项目的决策、过程的监督、效果的评估等制度，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制度规范的缺位，导致社区服务发展过程中常常处于无章可循的境地，使社区发展缺乏制度化保障。
三、针对市场经济形势下社区服务存在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一)严格界定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介入尺度．明确社区权限要严格界定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职能，政府应该坚持社区服务的福利性，激励社区服务的公益性，合理介入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社区服务事项。把握政府介入的尺度是指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起到主导作用，并表现为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推广，用宏观的手段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聚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在由政府行政管理向居民自治管理的过渡阶段，应建立政府主导型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在城市，通过在街道层面组建具有法律地位的半官方性质的社区管理委员会，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所谓半官方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是指经“社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社区内政府、企事业社团法人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代表所组成的社区综合性管理组织，其中，政府代表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担任，主要负责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社区的民情民意，向社区转达政府对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对社区管理进行行政督导。在农村，进一步完善村民委员会这一主要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地方党政要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管理，不干预村民自治组织的内部事务，同时鼓励其他自组织(如养鸡协会、西瓜协会、蔬菜协会等)的发展，使村民得以借助多样化的自组织在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制度平台上参与村务管理，影响村域公共权力的运作。
(二)加强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
社区服务人才队伍的状况如何，是社区服务得以良性运转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方社区服务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通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各地区已逐渐建立起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以兼职人员为主体、以志愿者为基础的社区服务人才队伍。总体上看，这支队伍尚处于粗放式的追求数量与外延扩张的发展阶段，而其服务的项目内涵、质量及专业化技能尚处于较低水平，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社区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
首先，要在政府指导下，依靠社会教育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在岗的社区服务人员及管理者进行系统的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此外，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设置见习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主任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研究员五个级别，并分别规定其任职资格条件和所享受的待遇。从人事制度改革人手，启动社会工作教育的振兴，激励社会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进修热情，引导社区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走出困境。
其次，应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教育事业，解决社区服务专业人才稀缺的问题。创造条件，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吸引到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中来，努力培养一支富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并掌握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方法和技巧的新型社区服务工作者队伍。同时。还可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做法，积极筹划和实施适用于我国社区服务需求的高等教育专业，为社区服务事业提供人才储备。
最后，要积极引导与鼓励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半官方的群众政治团体运用专业化的社区服务知识和方法介入社区工作事务。在社区服务工作尚无法从这些团体事务中分离出来之前，引导这些半官方、半社会团体的分支部分介入社区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并且这些团体的长期实践经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教育启发作用不可低估。
(三)多方筹集资金，开源节流，提高社区服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社区服务事业资金作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条件，政府有责任投入。从加强社会管理出发，政府应加大社区服务事业资金的投入力度。现阶段，政府应考虑把社区服务业作为政府加强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重点支持建设和改善社区组织的工作用房和老年人、青少年活动场所等公益性服务设施，以及社区服务信息网络等。根据社区服务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不同性质的特点，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还应积极拓宽资金的筹措渠道，通过建设示范项目或以补助、贴息等形式推动更多的资金投入。要研究有利于社区建设投融资的具体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投资社区建设，吸引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捐赠赞助，共同推动社区服务设施的完善。
同时，要在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区服务机构资源的共享和共建，以解决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驻社区机构应将所属文化体育设施向其他社区开放，这样不但增强了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及社会责任感，而且减少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大大提高了社区服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8
关键词：社区信息化；现状分析；智慧社区平台
1.引言
1.1社区信息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前沿和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居民的需求日益丰富，社区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社区成为社会各种矛盾、各种需求的交汇点。社区信息化，就是应用现代通信技术，构筑社区管理、服务、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应用平台和通道，并与现实社区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社区的各个成员充分有效地共享和利用社区信息资源，达到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发挥信息化在提升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推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
1.2智慧社区
所谓智慧社区，其实质就是以社区为对象，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信息化，其目标是让社区居民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更便捷的享受社区服务，推动社区和谐发展，进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关于“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的要求，切实提升城乡社区建设管理水平，张家港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张委办[2014]5号），要求加快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社区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依托电子政务系统和网络资源，整合社区就业、社保、卫生、文化、党建等公共服务信息资源，集成社区各类业务的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2.张家港社区信息化现状
2010年6月，张家港市确立了“1+3+x”的框架模式，实行市、镇、村分级管理，实现综合监管。“1”是指“网上村委会”这一信息公开网站，对村级事务进行电子化表达、网络化展示。突出政务信息公开、全民服务等功能。由各村负责网站栏目内容更新，通知公告，收集反馈意见等。“3”就是指三资监管、干部监管、工程监管三个监督预警系统。作为“网上村委会”的管理区，帮助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动态监管，其生成的基础数据作为门户页面信息来源。“x”指若干在线互动人员（村干部和村民群众）。通过“网上村委会”设置多种形式的互动交流栏目，实现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方便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全程参与、动态监督，也便于村干部对群众提出问题的及时反馈。
2013年8月起，张家港市在市区范围选取花园社区和向阳社区进行试点，开始网上社区平台的上线运行。平台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分别与市行政服务中心、全民服务中心和区镇纪委、社区信箱联通。通过网络，社区居民可以全面了解社区管理和服务信息，及时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建议，方便居民办事。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平台管理模块管理后台，通过办公模块进行网上办公。此外，平台还设置“在线访谈”、“网上调查”等功能，使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回复居民反映的情况，并进行问卷回复的自动统计。
在张家港市已有的社区信息化系统基础上，从全市城乡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的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充分利用已有的社区综合信息平台、市政务云计算中心等信息化资源、成果和基础设施，运用整合、集成和开发等多种方式，将智慧社区构建成为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全新载体和工具平台。
3.张家港智慧社区平台构建
3.1总体框架
智慧社区整体平台以社区为载体，围绕社区居民、商家、物业、业主委员会、义工志愿者等社区参与者，联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相关机关部门，构建一个“多级联动、数据畅通、反应敏捷、效能优化”的社区信息化管理服务体系。
平台主要有三大类用户群，即：社区居民、部门及社区机构和人员、社会服务实体，其管理和服务的需求具有多样化、动态化的特点。因此，从实际出发，对应用规律和功能需求进行概括，设计可持续满足三类用户群体需求的功能总体框架。
3.2智慧社区的系统组成
3.2.1前端展示及服务提供
（1）社区门户网站。
智慧社区门户平台用于和管理全市所有社区管理机构及服务实体的门户站点，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单点登录、站群管理、内容管理、广告管理、互动管理等功能，具备能够容纳若干独立子站点、分布式部署、快速建站等站群部署能力。
社区门户（集群）平台整体采用三层架构，即基础支撑层、业务逻辑层和门户展现层。基础支撑层由基础网络、基础设施和门户数据库平台组成。业务逻辑层包括用于实现站群管理、用户管理、用户认证、信息和管理、问卷投票管理等业务系统及功能模块。门户展现层包括聚合门户和社区门户相关的信息、服务频道、栏目和内容网页，以及客户交互界面，提供web、wap和移动app多种版本。
（2）社区综合服务系统
社区综合服务是面向社区居民、社区管理机构、社区服务实体的综合中介平台。
社区管理机构通过平台进行各类服务事项的组织、分类、核实、；社区服务实体将各自的服务事项自助到平台上，并通过平台获取服务对象提交的订购、预约信息，进行服务响应；社区居民通过平台查找、查看平台的各类服务事项，提交订购、预约信息，对具体服务事项进行评价、评议。
平台针对社区服务机构及区内服务实体的服务事项提供管理和中介、对接服务，对于政府服务事项，引导至政府门户网站相关的服务频道。社区公共类、公益和志愿类服务事项由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收集和。
3.2.2后端管理和业务系统
（1）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平台。
综合治理工作平台，是面向社区管理机构、社区工作人员和机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平台，通过整合、集成已有的社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市政务网综合平台相关业务和资源，开发社区事务管理平台，统一向社区管理机构、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社会综治类、政务协同类和社区事务类业务处理功能，满足日常沟通、办公、办事需要。
社区综治类业务主要通过集成社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来实现，包括综合治理类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上报、分析等业务功能，需要在已有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拓展，适应综治业务向社区下沉和延伸的实际需求。
政务协同类业务主要通过集成政务网综合业务平台功能来实现。由于政务网综合业务平台已经服役多年，可以结合智慧社区建设，构建新一代政务协同云平台，适应跨层级、跨部门、无障碍沟通交流和协同工作的新需求。
（2）社区管理事务平台。
社区事务繁杂，党群、民政、社保、治安、流动人口等工作均需要落地到社区开展，工作的落实、检查、督促情况一般通过各类工作台账来反映，如何增强社区和各级管理部门工作的针对性、计划性、有效性，是智慧社区平台构建面临的现实问题。
社区事务管理平台与上级业务系统密切相关，需要在社区相关业务与信息资源梳理的基础上，通过业务集成、功能挖掘、数据抽取等方法，构建面向社区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事务管理平台。社区工作一般可分为上级业务下沉与社区专职人员挂钩对接和社区统筹开展两类。对于前一类工作，管理平台解决相关业务前端集成，后端交换数据信息的问题；对后一类工作，管理平台解决相关业务的工作计划、组织实施、跟踪报告、检查督促、考核验收、总结评比等资料收集、台账管理的问题。
3.3网络和基础设施
3.3.1网络结构
智慧社区通过租用营运商的城域专网（mpLS-Vpn或mStp），将全市社区（村）节点局域网接入该专网。城域社区专网与市政务网互联，通过统一边界访问政务云计算中心和互联网，实施统一的安全防护。
政务云计算中心提供智慧社区建设所需计算、存储及基础软件等设施资源。社区居民和公益机构、物业、商户等社会服务实体，通过互联网、移动端访问智慧社区门户。各级机关部门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城域专网访问智慧社区门户和业务系统，部分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操作访问和相关的业务应用系统。
3.3.2信息化基础设施
智慧社区配套的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由电信、广电营运商建设运行；另一方面是社区管理和服务机构网上办事、服务、信息采集所需的网络及终端设施。
社区办公业务网是社区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日常办公、处理居民申办事项的工作网；移动终端是为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配备的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在走访采集、比对核查时使用；公共广场大屏和楼道、电梯自助终端，把智慧社区管理和服务推送到居民家门口，一方面滚动显示社区公告、公示和宣教视频、公益广告等内容，另一方面提供一些常用的自助式服务呼叫功能。
3.4社区信息资源平台
社区信息资源平台是城市级基础信息资源平台的前瞻平台，它以社区业务与信息资源管理、共享和交换为目标，通过平台集成服务，构建共享交换、数据库、服务、信息资源规划等平台和GiS与电子地图等软硬件环境；通过部署共享交换中心与前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社区信息资源数据与相关业务平台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
社区实施管理和服务的实体众多，包括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公共事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等，这些部门、机构、组织都需要采集、处理社区人、物、事相关信息和数据，存在着重复采集、数据重叠、互不关联等弊端。构建社区信息资源平台的目的，就是建立和完善社区信息采集机制，加强社区信息资源规划，将社区各类信息纳入集中采集范围，实现“数据一次采集，资源多方共享”。
4.结论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9
企业的社区电子商务管理主要是对商业区、工业区以及住宅区等众多形式的社区中业主进行的服务，根本的媒介是社区网站与呼叫中心，借助对社区附近的产品以及供应商进行统一的整合，并且为社区范围内的个人、家庭以及事业单位开展服务的商业形式。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社区电子商务不仅是企业进行社区管理、探究客户资源，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利用，以此提升企业的经营质量，使以往传统的物业社区管理转变成电子商务、物业服务以及众多经营方式的物业服务管理业务模式，以下是根据物业企业在进行物业管理中运用的电子商务管理的具体业务方式的探究。
一、社区电子商务与以往电子商务模式的对比分析
与另外的电子商务模式相比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社区电子商务服务，可以获得更多的便利，促使物业服务企业的企业效益得到更好的实现，使社区服务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具体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价格更加低廉
社区电子商务主要是商家对消费者进行一站式的服务，省掉了中间的环节。减少了成本的付出。与此同时，借助直接把货送到目的地的方法大大减少了物流的配送费用，减少整体的成本，低廉的成本促使消费者得到服务与产品的价格都比较低。
（二）快捷的购物方式
社会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在社区的网站上选择自己需要的物品进行下单，还可以打电话进行购物选择，与以往的网络购物复杂程序不同的是，在社区的电子商务中进行购物的流程，既简单又快捷，适用于各个阶段的人群。
二、物业服务公司进行社区电子商务的特点
（一）供应商资源上的优势
物业服务企业对社区中的业主有充分的了解，对社区附近的商家所具有的产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物业服务管理企业依据对商家的了解，可以对商家的产品的质量与服务进行系统的评价，得出相应的数据，以此更好的向社区客户进行服务。
（二）信誉度非常好
物业服务公司是社区的服务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在经过长时间的为社区的个人、家庭以及企业的优质服务中，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与信任，由此可以规避客户在网络购物中或者网上交易中发生的不愉快的购物经历，或者是购买的产品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给客户造成一定的风险和损失。在物业服务公司中开展社区的电子商务可以有效规避以上问题的出现。
（三）推广需要的较少的成本费用
在进行推广工作中，物业服务公司可把社区内的广告进行全面的利用，譬如：社区内的公告宣传处、电梯内的平板广告，还可以运用定期向社区的住户发放费用单的方法进行宣传，向社区的业主发放服务广告。物业服务公司的社区电子商务的市场推广使用的宣传成本较为低廉，并且具有及时性和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其他电子商务企业面临的市场推广成本费用高昂的状况。
（四）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
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社区电子商务管理项目的过程中，具备有利的客户资源。物业服务企业在长时间的服务管理中，已经与社区内的住户有了充分的接触与了解，与此同时，全面掌握了社区住户的消费水平、消费能力以及根本的需求或者是潜在的需求。这些因素都会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社会电子商务提供便利，促使物业服务企业更好开展社区电子商务管理。
三、物业服务管理公司开展社区电子商务的业务模式的具体分析
物业服务公司实行社区电子商务的业务模式，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物业服务公司进行社区电子商务的服务中，若想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确保物业服务公司的电子商务服务质量，不仅要向社区的住户提供优质的产品，还要为住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使物业服务公司的社区电子商务更加有序的进行。物业服务公司是社会电子商务最重要的媒介，也是进行社区住户的呼叫中心，因此，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社区电子商务业务模式要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用户体验，这样才可以增强用户对社区网站使用率，逐渐形成一定的用户范围，促进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社区电子商务经营模式更加完善，以此增加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物业服务公司具备自身的行业特点，导致为社区住户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的提升。若想使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社区电子商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成本投入以及市场推广、提供更多的产品的方式，都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物业服务公司缺少对社区服务呼叫中心和社区网站的创新，托付另外的供应商进行社区电子商务中的呼叫中心的改革创新，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也存在对其不能进行有效的维护。
根据以上的论述，在当前的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社区电子商务化的业务模式运行中，重点要对资产进行管理，还要对客户进行深入的发掘，但是当前社区电子商务中对资产没有进行有效、科学的管理，使其没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因此，物业管理服务的公司开展社区电子商务的业务模式是借助与另外的供应商进行整合的方式，为社区中的业主进行产品以及服务，还要运用专业的电子商务的平台的运营单位的呼叫中心和社区的网站当成传输的媒介，物业服务管理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对社区住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社区电子商务的服务得到的佣金。物业服务公司在进行社区电子商务业务模式中负担的责任是对供应商进行管理和发展，并且运用社区的公告栏或者是选择固定的时间对社区内的住户进行投递宣传单，并且对社区的用户进行社区电子商务的宣传与市场推广，在物业服务管理开展的社区电子商务业务模式中，社区的电子商务管理具备非常广的发展空间与发展价值，并且物业服务管理公司对社区电子商务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非常小，并且存在较小的风险性。但是却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使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
在当前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中，已经进行了大范围的社区电子商务化的业务模式，并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并且有多家的物业管理单位对新研发的软件产品（供应链管理、租赁管理、数字化社区、收费管理）进行了全面的应用，使自身的社区电子商务化业务模式的运行更具完善性、有效性，不仅提升了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水平，也促进了物业服务管理公司的服务水平，并且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篇10
社区卫生服务的背景
社区卫生服务是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环节和途径，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与预防保健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对于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优化卫生服务结构，方便群众就医，减轻费用负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9年3月新医改方案提出，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以维护社区居民健康为中心，提供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一般常见病及多发病的初级诊疗服务、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服务。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坚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定位
社区卫生服务以健康为中心，以社区为范围，以家庭为单位，面向全体居民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重点服务人群为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贫困居民等。农村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需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和急诊急救功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要突出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要以社区、家庭和居民为服务对象，及时掌握社区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有计划地实施干预措施和预防保健服务；开展常见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及传染病防治、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老年保健、社区康复、精神卫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为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的综合性健康管理与服务。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体系
为适应社区卫生事业发展和工作性质需要，北京市成立了市、区两级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作为独立法人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别隶属于市、区县卫生局管理。
根据已实施的新社区卫生政策，北京市社区卫生业务管理体系分为四层，分别是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区县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市及区县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分别在市及区县卫生局的领导下工作，同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各级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精神卫生等预防保健部门的业务指导并承担相关工作任务。对于社区卫生站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社区卫生站归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一种是直属区县社区卫生管理中心管理。当前，北京市的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站采用第一种模式，只有极少数独立站直属区县社管中心管理。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内容
按照社区卫生业务管理的模式，社区卫生可以划分为社区卫生服务和社区卫生管理两个层面。
社区卫生服务包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两部分。其中基本医疗服务主要包括：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护理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治疗；社区现场应急救护；家庭出诊、家庭护理、家庭病床等家庭医疗服务；转诊服务；康复医疗服务；以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适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包括：建立健康档案、慢性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老年人保健、免疫接种服务、传染病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精神病人管理、以及社区卫生其他公共卫生服务。
社区卫生管理主要包括业务监管与绩效考核、统计分析应用、社区卫生财务核算与管理等。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采用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即：收入全部上缴；全部支出由财政补助；药品全市统一配送，药品销售零差率；政府统一投入，设备标准化配置。
新医改对社区卫生服务信息化的要求
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重点，构建乡村和社区卫生信息网络平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促进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合作，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及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完善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为落实新医改政策的要求，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北京市自2008年开始建设北京市新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系统目标是：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社区卫生服务环境，加强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监管力度和决策能力；以信息化的手段支持社区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医疗、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的服务；支持实现全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建立；支持市、区社区卫生管理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所辖范围居民健康的信息管理；支持市、区社区卫生管理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人、财、物的综合管理。
新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系统建设将覆盖市卫生局（市社管中心）、16个区县卫生局（区县社管中心）、351家社区卫生中心和2900多个社区卫生站。
据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晖介绍：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应该包括社区卫生业务系统、社区卫生财务系统、药品零差率采购系统，三个系统应该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因为药品零差率采购系统是独立建设的系统，因此，现在所说的北京市新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仅包括社区卫生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两部分。
北京社区卫生信息系统的应用状况
社区卫生信息化将作为一种支撑社区卫生业务以及体制改革的重要技术手段。一方面为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与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社区卫生服务到位、管理到位；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化形成全市常住居民的健康医疗档案，使之真正成为评价老百姓健康水平的手段。
2010年6月，新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试点项目验收，并开始面向全市推广应用。截止2011年3月，该系统已在北京市的8个区县、6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稳定运行。原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基本完成实施推广，顺义、海淀、石景山等区县进展顺利。市级社区卫生平台建立了526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42.9%，超额完成了原计划2010年底20%的建档率任务指标。
新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应用产生了较好的应用效果，社区卫生“六位一体”服务实现了信息化管理，提高了医生工作效率和质量；整合了社区已有健康档案信息，建立了全市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中心；为慢病病人提供规范化的评估与慢病管理流程；实现了业务数据的汇总上传和基于业务明细数据的统计分析，实现了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部分绩效考核功能；实现了社区到医院的预约转诊，方便患者由社区转诊到大医院看病，促进居民合理有序就医。
2010年8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信息化专家，对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信息化工作进行考察后表示：“北京市在较短的时间内，有创造性地建立了很好的社区卫生信息系统，工作很有特色，非常成功。世卫组织可以提供良好的平台，将中国北京的社区卫生信息系统建设经验推介到其他国家”。
未来北京社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前不久，北京市卫生局、市编办、市发改委、市财政等八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卫生改革与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以有利于工作开展、有利于方便居民、有利于加强管理为目标，全面推广应用全市统一的新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并不断完善功能。意见要求到2011年底，建立起以健康档案为基础的覆盖全市社区卫生服务和管理机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搭建完成覆盖全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互联互通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