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逻辑篇1
【关键词】政治文化；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家国同构
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的是从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再到国家和社会的顺序发展过程，可以把这看做是中国人个体行为逻辑的重要路径选择方式。如果把这一行动路径用来分析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能够明显的看出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逻辑也不断地显示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嵌入式影响。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基本分析
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体系都有其产生、发展和适用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是与其传统的政治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其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也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我们必须重视文化的作用，正视传统政治文化的各种影响。
二、关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分析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分析
小农经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它最大的特点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和家族的存在是小农经济生存的必要条件，家长（族长）是其最直接的权威。对于自身力量弱小的个体农民来说，其生存状况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靠天吃饭”，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恩赐吃饭”。小农经济养成人们对于土地和农业的依赖，养成人们对于家庭家族的依赖以及崇古崇老崇长的依赖和附从心理。
宗法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基础。由于小农经济基础的特点，农民自身利益的伸张和维护必须要靠关系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和宗族力量。因而，宗族成为封建社会控制个人和家庭的最基本社会单元，在此基础上封建社会不断固化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法意识不断强化。这种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在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中产生了家国同构的奇妙效应，宗法制成为国家意识传递和国家自我修复的重要组织基础。
儒家学说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儒家学说由孔子发端后经过后儒诸子的补充发展，在理论体系上兼收并蓄道、法、释诸家所长，在逻辑上注重伦理道德、纲常秩序，强调“为政以德”，“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通过伦理权力化而达到权力伦理化，高度的契合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从而确立了它在当时中国社会无可摇动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儒家学说的治国理民体系的不断成熟和完善，造就了中国社会“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传统政治文化信仰。
小农经济、宗法制和儒学交织成相互关联、稳固僵滞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自然的小农经济模式要求相应的宗法制社会构造来保护，宗法制的社会构造又催生出儒家伦理化的政治规范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儒家伦理化的政治规范与意识形态又不断维护和加强自然的小农经济方式和宗法制的社会架构，这种“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的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孕育的土壤。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分析
“家国同构”的国家观念。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家长”统治之下，等级秩序尊卑有别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人们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以道德伦理、纲常秩序为指向，“三纲五常”成为最基本的政治统治秩序，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家国同构”中的国家意识和家族认同强烈的塑造出对于权力的崇拜和依附。
“君主民本”的政治思想。“君主民本”是中国传统社会处理君民关系的具体政治实践方式。虽然当时广泛流行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但是其“贵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是把政治共同体看作是“君”和“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和“民”作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组成要素密不可分、互相支撑。广大臣民长期在“君主教化”之下，兼“以孝治天下”，把忠君爱父作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格，个人的权利毫无概念。
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君主民本”的封建集权专制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臣民文化”得到不但的张扬，对皇权的崇敬，对明君、清官的期盼，都是基于对“神秘权威”的认同，从而导致国家、君王的政治权力得到无限制扩大，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治意识。经过漫长传统社会的孕育，以权力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特性，从而出现了中国社会至今无法有效摆脱的一个怪圈――即使要打倒旧的权威，也必须通过树立相同的新的权威来实现。
三、地方主义的行动逻辑和解释
（一）地方主义的内容与表现
地方主义是指在处理地方局部和全国整体的关系上，罔顾中央政策的统一性，片面强调地方情况的特殊性，不服从中央的统一规划和安排，把地方的局部利益放在全国的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倾向。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在处理与中央的“上对下”决策的关系中采取“下对上”对策的方式对中央政策和精神的违背，是在根本上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不断的经济分权，地方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增强，并且在日益多元的利益分化中逐渐形成了地方自己独特的利益取向，这些利益取向常常导致地方对中央各项政策的阳奉阴违，常常因为地方主义而不顾全国大局。
可以说，地方主义在当前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市场发挥主体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可忽视的障碍。地方主义及其各种变形的“大行其道”，除了政策分权的差异性和以GDp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机制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地方主义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着地方的行动逻辑。
（二）地方主义行动逻辑的解释――基于“家国同构”的复制和放大
我们认为，地方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是处于“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格局之中――国家政府和个人这“两头“很小，地方家族或基层组织这个“中间”很大。“天高皇帝远”、“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意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就是他所直接受影响的生活地区和工作单位对他的利益的谋取和保护是怎样的，至于其他的诸如更上一层的国家和社会需要就是仿佛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了。
中国人生活的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深受儒家文化“家国同构”下的家族主义传统的影响。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之，推己及人”等都是这种同构模式的一些具体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生活的基本单位首先是家庭，个人在家庭中体验到的一切可以相应的放到对国家关系的理解上。“国家被认为是个人和家庭的延长，因而孝悌这种家庭伦理也就具有了作为国家伦理乃至天下伦理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从处理个人生活的家庭关系开始的，然后由家庭推延到国家，最后再到天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所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几乎是包含中国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伦理。因此，地方主义所受的传统文化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家国同构”的家族主义模式背景下中国家庭的价值和行为取向。
我们已经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形态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按照家庭父系血缘关系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社会，以家庭内的基本伦理关系为起点，推及到其他社会群体以及国家关系之中。因而，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被建构的过程中是没有宏观与微观的细致划分的，只有“家国同构”的“复制”和“放大”的关系，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伦理规范基本相互渗透，“家庭、社会、国家”是一个不断复制和放大的连续共同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中国人对群体社会所做的连续共同性思考，也是对“家国同构”的重要注解。
这种“家国同构”的家族主义传统对地方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它将地方政府和组织自己所在的地区及其利益作为整个“地方大家庭”的目标，在每一个行政区划层级上产生了很难拒绝的地方利益情结，为地方主义提供了价值支持，催生了地方主义行为的产生。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家国同构”的家族主义推延到中央地方关系之中，由封建社会的“封建割据”和“占山为王”，表现为今天的“地方主义”。
传统文化逻辑篇2
关键词：数字电路设计；现代数字逻辑设计方法；数字电路教学改革；转换真值表
中图分类号：tn710?34；tp30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3X（2014）07?0139?04
Researchonthenecessityofchangeindigitalcircuitdesignmethod
basedonCpLD/FpGa
SHUanGKai，CaiHong?ming
（CollegeofGeophysics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Beijing），Beijing102249，China）
abstract：applicationoflarge?scaleprogrammablelogicdevicehasbroughtgreatflexibilitytodigitalsystemdesign.theintroductionofstandardlogicdesignlanguagehasgreatlychangedthedesignmethod，designprocessanddesignconceptsoftraditionaldigitalsystem.asatechnicalfoundationteachinglinkintheuniversity，itshouldbeadjustedaccordingly.theproblemsofthetraditionaldesignapproachandadvantagesofmodernlogicdesignmethodsarecomparedthroughthecombinationallogicandsequentiallogicdesignexamples.Bycontrast，themodernlogicdesigntechniqueshasreplacedthetraditionalmethodofdigitalsystemdesignandbecomethemainstreamofthedigitalcircuitdesign，whichistheinevitabletrendofdevelopmentofelectronictechnology.
Keyword：digitalcircuitdesign；moderndigitallogicdesignmethod；digitalcircuitteachingreform；conversiontruthtable
0引言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一直在积极探索新的电子电路设计方法，并在设计方法、工具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电子技术设计领域，可编程逻辑器件（如CpLD、FpGa）的应用，已得到广泛的普及，这些器件为数字系统的设计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这些器件可以通过类似软件编程的方式对其硬件结构和工作方式进行重构，从而使硬件设计像软件设计那样方便快捷。这就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数字系统设计方法、设计过程和设计观念，促进了数字逻辑电路设计技术的迅速发展。本文通过几个设计实例的对比阐述一个道理，随着数字电路中先进设计方法的引入，高等学校中数字电子技术的教学内容必须随之得到改善，使之与技术进步相互适应[1?3]。
数字电路根据逻辑功能的特点，分成两类，一类叫组合逻辑电路（简称组合电路），另一类是时序逻辑电路（简称时序电路）。组合逻辑电路在逻辑功能上的特点是任意时刻的输出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与电路初态无关。而时序逻辑电路任意时刻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信号，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本文从这两方面就传统手工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1组合逻辑设计中传统设计方法与可编程逻辑
设计方法的对比
列真值表，逻辑关系式，逻辑化简是组合逻辑设计的几个重要步骤。但这一经典的组合逻辑设计步骤并不总是必须的。实现特定逻辑功能的逻辑电路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使逻辑电路的设计更简洁，通过各种方法对逻辑表达式进行化简是必要的。组合电路设计就是用最简单的逻辑电路实现给定逻辑表达式。在满足逻辑功能和技术要求基础上，力求电路简单、可靠。实现组合逻辑函数可采用基本门电路，也可采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
例1：三个人表决一件事情，结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这一逻辑问题[4?5]。在“三人表决”问题中，将三个人的意见分别设置为逻辑变量a、B、C，只能有同意或不同意两种意见。将表决结果设置为逻辑函数F，结果也只有“通过”与“不通过”两种情况。
传统的逻辑设计需要由下面的4个步骤完成：
（1）列真值表
对于逻辑变量a、B、C，设同意为逻辑1，不同意为逻辑0。对于逻辑函数F，设表决通过为逻辑1，不通过为逻辑0。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输入变量不同取值组合与函数值间的对应关系列成表，得到函数的真值表如表1所示。
表1例1的真值表（共有23=8行）
[a＼&B＼&C＼&F＼&0＼&0＼&0＼&0＼&0＼&0＼&1＼&0＼&0＼&1＼&0＼&0＼&0＼&1＼&1＼&1＼&1＼&0＼&0＼&0＼&1＼&0＼&1＼&1＼&1＼&1＼&0＼&1＼&1＼&1＼&1＼&1＼&]
（2）列逻辑函数表达式
三人表决器的逻辑表达式为：
[F=aBC+aBC+aBC+aBC]（1）
设n为上式中的逻辑项数，这时，共有逻辑项[n=C23+C33=4]项。
（3）逻辑化简
三人表决器的逻辑表达式可化简为：
[F=BC+aC+aB]
（4）画出逻辑电路图如图1所示。
尽管上面的分析看上去没有错误，但上例中的“三人表决器”设计给学生一个误导，好像按照上述的设计步骤就可以进行组合逻辑设计了。可以推导，若表决人数用[p]来表示，逻辑表达式的项数为[np=k=p2+1pCkp，]其中[Ckp]为逻辑项的组合数。以[p=7]为例，这时表1中的表项为27=128项，式（1）中的逻辑项数n变为[n7=C47+C57+C67+C77=64]。
图1例1的逻辑图
显然，随着表决者数量的增加，逻辑项数急剧增加，真值表不易绘制，逻辑公式无法手工书写，逻辑化简也非常困难。
多数表决器的逻辑公式由于过多的项数不易采用公式法化简。如果采用卡诺图化简法也会因输入变量过多而导致传统化简方法失效。
标准逻辑设计语言的出现给大规模逻辑设计带来了新的希望。硬件描述语言（HDL）的采用可以使设计者的精力集中于所设计的逻辑本身，不必过多的考虑如何实现这个逻辑以及需要用哪些定型的逻辑模块。这在以往中小规模集成电路逻辑设计与大规模可编程逻辑设计方法上产生了本质的差别。Verilog是一种以文本形式来描述数字系统硬件结构和行为的语言，用它可以表示逻辑电路图、逻辑表达式，还可以表示数字逻辑系统所完成的逻辑功能。在此，用Verilog设计一个“七人表决”逻辑，以考察采用现代逻辑设计方法较传统设计方法的优势。
在表决器的设计中，关键是对输入变量中为1的表决结果进行计数，如果把全部的逻辑状态列表分析，势必存在冗余的设计资源。根据多数表决的性质，考虑采用加法逻辑来统计表决结果，之后再判决加法器输出中1的个数即可实现该逻辑。Verilog设计如图2所示。
图2七人表决的Verilog逻辑
在“七人表决”逻辑中，不再专注于每个逻辑变量状态的变化，只抓住关键问题多数表决有效，并用条件操作符“？”设计出所需的Verilog行为逻辑，剩下的实现问题交由计算机综合（synthesis）。可以看到，采用标准化的硬件描述语言，能有效地避开以往组合逻辑设计中逐一考察每个输入逻辑状态所带来的逻辑状态分析的爆炸，从而可以用较短的设计时间得到正确的逻辑输出。众所周知，加法器、比较器都是传统的组合逻辑教学内容，但以往的教学中由于采用手工分析方法，很难把这些不同的逻辑设计内容综合考虑进来。笔者认为，现代逻辑设计方法的引入将逐渐转化人们对传统逻辑设计中的关注点，势必引起逻辑设计教学方法的更新。有必要加大逻辑功能综合设计的内容，减少元器件级逻辑单元选型在教学中的比例。
2时序逻辑设计中传统设计方法与现代可编程
逻辑设计方法的对比
数字电路的另一类设计内容是时序逻辑设计。时序逻辑设计分为同步与异步时序逻辑设计。一般地，同步时序逻辑设计的难度要高于异步时序逻辑。因此，也在时序逻辑电路设计上占有较多的学时。如果在教学改革中仅把可编程逻辑设计作为传统时序逻辑设计内容的补充，不但不能使学生体会到先进的计算机辅助逻辑设计所带来的便捷，还可能使学生按照传统的手工时序逻辑设计步骤去理解可编程时序逻辑，导致时序逻辑设计的复杂化，增加逻辑验证的成本。因此，有必要探讨传统设计方法与现代逻辑设计方法之间的差别。下面根据一个典型的时序逻辑设计来说明。
例2：试设计一个序列编码检测器[6?7]，当检测到输入信号出现110序列时，电路输出1，否则输出0。
这个序列编码检测器如果按照传统的时序设计步骤，将会异常繁琐：
（1）由给定的逻辑功能建立原始状态图和原始状态表
从给定的逻辑功能可知，电路有一个输入信号a和一个输出信号Y，电路功能是对输入信号a的编码序列进行检测，一旦检测到信号a出现连续编码为110的序列时，输出为1，检测到其他编码序列时，输出为0。
设电路的初始状态为a，如图3中箭头所指。在此状态下，电路输出[Y=0，]这时可能的输入有[a=0]和[a=1]两种情况。当Cp脉冲相应边沿到来时，若[a=0，]则是收到0，应保持在状态a不变；若[a=1，]则转向状态[b，]表示电路收到一个1。当在状态[b]时，若输入[a=0，]则表明连续输入编码为10，不是110，则应回到初始状态[a，]重新开始检测；若[a=1，]则进入状态[c，]表示已连续收到两个1。在状态[c]时，若a=0，表明已收到序列编码110，则输出[Y=1，]并进入状态d；若[a=1，]则收到的编码为111，应保持在状态[c]不变，看下一个编码输入是否为[a=0；]由于尚未收到最后的0，故输出仍为0。在状态[d，]若输入[a=0，]则应回到状态[a，]重新开始检测；若[a=1，]电路应转向状态[b，]表示在收到110之后又重新收到一个1，已进入下一轮检测；在[d]状态下，无论[a]为何值，输出[Y]均为0。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图3所示的原始状态图和表2所示的原始状态表。
图3例2的原始状态图
表2例2的原始状态表
[现态
[（Sn）]＼&次态/输出[Sn+1Y]＼&现态
[（Sn）]＼&次态/输出[Sn+1Y]＼&[a=0]＼&[a=1]＼&[a=0]＼&[a=1]＼&[a]
[b]＼&[a/0]
[a/0]＼&[b/0]
[c/0]＼&[c]
[d]＼&[d1]
[a/0]＼&[c/0]
[b/0]＼&]
（2）状态化简
观察表2现态栏中[a]和[d]两行可以看出，当[a=0]和[a=1]时，分别具有相同的次态[a、][b]及相同的输出0，因此，[a]和[d]是等价状态，可以合并。最后得到化简后的状态表，见表3。
表3例2经化简的状态表
[现态
[（Sn）]＼&次态/输出[Sn+1Y]＼&现态
[（Sn）]＼&次态/输出[Sn+1Y]＼&[a=0]＼&[a=1]＼&[a=0]＼&[a=1]＼&[a]
[b]＼&[a/0]
[a/0]＼&[b/0]
[c/0]＼&[c]
＼&[a1]
＼&[c/0]
＼&]
（3）状态分配
化简后的状态有三个，可以用2位二进制代码组合（00，01，10，11）中的任意三个代码表示，用两个触发器组成电路。观察表3，当输入信号a=1时，有abc的变化顺序，当a=0时，又存在ca的变化。综合两方面考虑，这里采取00011100的变化顺序，会使其中的组合电路相对简单。于是，令a=00，b=01，c=11，得到状态分配后的状态图，如图4所示。
图4例2状态分配后的状态图
（4）选择触发器类型
这里选用逻辑功能较强的JK触发器可以得到较简化的组合电路。
（5）确定激励方程组和输出方程组
用JK触发器设计时序电路时，电路的激励方程需要间接导出。表4所示的JK触发器特性表提供了在不同现态和输入条件下所对应的次态。而在时序电路设计时，状态表已列出现态到次态的转换关系，希望推导出触发器的激励条件。所以需将特性表做适当变换，以给定的状态转换为条件，列出所需求的输入信号，称为激励表。根据表4建立的JK触发器激励表如表5所示。表中的[x]表示其逻辑值与该行的状态转换无关。
表4JK触发器特性表
[[Qn]＼&[J]＼&[K]＼&[Qn+1]＼&[Qn]＼&[J]＼&[K]＼&[Qn+1]＼&0＼&0＼&0＼&0＼&1＼&0＼&0＼&1＼&0＼&0＼&1＼&0＼&1＼&0＼&1＼&0＼&0＼&1＼&0＼&1＼&1＼&1＼&0＼&1＼&0＼&1＼&1＼&1＼&1＼&1＼&1＼&0＼&]
表5JK触发器的激励表
[[Qn]＼&[Qn+1]＼&[J]＼&[K]＼&[Qn]＼&[Qn+1]＼&[J]＼&[K]＼&0＼&0＼&0＼&[x]＼&1＼&0＼&[x]＼&1＼&0＼&1＼&1＼&[x]＼&1＼&1＼&[x]＼&0＼&]
根据图4和表5可以列出状态转换真值表及两个触发器所要求的激励信号，见表6。
表6例2的状态转换真值表及激励信号
[[Qn1]＼&[Qn0]＼&[a]＼&[Qn+11]＼&[Qn+10]＼&[Y]＼&激励信号＼&[J1]＼&[K1]＼&[J0]＼&[K0]＼&0＼&0＼&0＼&0＼&0＼&0＼&0＼&[x]＼&0＼&[x]＼&0＼&0＼&1＼&0＼&1＼&0＼&0＼&[x]＼&1＼&[x]＼&0＼&1＼&0＼&0＼&0＼&0＼&0＼&[x]＼&[x]＼&1＼&0＼&1＼&1＼&1＼&1＼&0＼&1＼&[x]＼&[x]＼&0＼&1＼&1＼&0＼&0＼&0＼&1＼&[x]＼&1＼&[x]＼&1＼&1＼&1＼&1＼&1＼&1＼&0＼&[x]＼&0＼&[x]＼&0＼&]
据此，分别画出两个触发器的输入J、K和电路输出Y的卡诺图，如图5所示。图中，不使用的状态均以无关项x填入。
图5激励信号及输出信号的卡诺图
化简后得到激励方程组和输出方程。
[J1=Q0aK1=aJ0=aK0=aY=Q1a]
（6）画出逻辑图，并检查自启动能力
根据激励方程组和输出方程画出逻辑图，如图6所示。
图6例2的逻辑图
如果发现所设计的电路不能自启动，还应修改设计，直到能自启动为止。
由上面所列举的设计方法可以想见，继续增加检测位数会使逻辑设计更加复杂。
从上例可以看到，传统的时序逻辑设计方法尽管可以用来实现时序逻辑的设计，但设计步骤不仅复杂且需要设计者大费周折。可以预见，使用传统的时序逻辑设计方法设计复杂时序电路的难度很大。那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教学与现代逻辑设计技术接轨呢？
时序电路也被称为有限状态机（FSm）[6，8]，因为它们的功能行为可以用有限的状态个数来表示。在与可编程逻辑设计的对比分析中，这里采用FSm设计这个序列检测器。
根据图3的状态转换图（采用图4中化简的状态转换图亦可），给逻辑状态[a，b，c，d]分别分配以Gray编码（00，01，11，10）。之所以采用Gray编码方法，是可以省掉序列检测中的计数检测。序列检测器的FSm逻辑如图7所示。经仿真验证，符合设计要求。
图7例2的FSm实现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传统时序逻辑设计以人工逻辑分析为基础，现有逻辑器件为基础构件，历经基本逻辑方程转换及最后的状态验证等多个环节，设计周期长，仅适合设计小规模、时序简单的逻辑单元[9]；现代标准逻辑设计语言的设计方法以逻辑状态转换本身为要点，从逻辑门与触发器级逻辑设计上升的行为逻辑设计，更易于用来设计复杂的现代大规模时序逻辑。
3结论
现代逻辑设计方法的引入将逐渐转化人们对传统逻辑设计的关注点，大学基础教学中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也应随着这一技术的引入更新它的内容，改变传统逻辑设计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可以预见，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引入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数字电子技术的教学模式。现代逻辑设计概念的引入，减少手工逻辑设计方法的比重、增加现代数字电路设计方法，注重基本概念的灵活运用都是数字电路教学改革的选题。广泛开展现代逻辑设计方法的研究，势必带来逻辑设计方法教学的变革。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做好改革的思想准备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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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逻辑篇3
一、纲举目张：突破答题瓶颈的基本要求
非选择题的备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考查考生理论知识的储备与运用，而且考查考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关注考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过程，特别是科学思维方法的形成与运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是确立答题逻辑的关键。答题逻辑不清，实质是思维方法的问题。坚持能力立意的高考试题，特别注重考生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比较等思维能力的考查。考生逻辑思维（特别是演绎思维）的欠缺，是当前考生非选择题得分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确立答题逻辑，“有话好好说，把话说清楚”，是解答非选择题的基本要求。这里的答题逻辑，是指审题和解题的思路。答题逻辑分为“大逻辑”和“小逻辑”。“大逻辑”是指要点之间的逻辑，包括有几个要点，要点之间如何排列。基于材料信息和问题呈现方式的不同，答题“大逻辑”主要有四种：“事实”逻辑、“问题”逻辑、“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小逻辑”是指要点自身的逻辑，即要点如何展开，包括有几个关键词，如何排列。基于设问指向不同，答题“小逻辑”各异，如描述事物，要求概括“是什么”；阐释事物，要求说明“怎么样”；论证问题，要求分析“为什么”；探究问题，要求回答“怎么办”；等等。不论哪种指向，组织答案时，都要求将学科理论与材料信息结合起来进行演绎分析。其中，在论证问题时，还需要采用“三段论”推理的范式。
“大逻辑”强调“构思”，说的是从哪些层次回答问题，“大逻辑”合理，意味着答案层次清晰、环环相扣；“小逻辑”强调“构答”，说的是这些层次如何展开，“小逻辑”合理，表明论证充分、思维缜密。
纲举目张，“大逻辑”引领“小逻辑”，“小逻辑”呼应“大逻辑”，答好非选择题，两者缺一不可。就当前备考实际来说，答题“大逻辑”是考生的软肋，亟待提高。在备考中，既要重视答题的“小逻辑”，更要重视答题的“大逻辑”。如何确立答题的“大逻辑”是当前解题指导的重要方面。
二、题组反思：掌握答题逻辑的基本方法
1.概括材料信息，基于“事实”逻辑答题
信息素养是现代信息社会对学生素养提出的基本要求，高考试题关注信息处理能力，考查学生将信息转化为有价值资源的能力。提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是考试说明规定的基本能力。因此，基于材料信息，依据“事实”逻辑展开分析是答题的基本要求和“铁门坎”。以2016年全国文综卷Ⅱ第39题第（2）问为例：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有的人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颠覆英雄、歪曲历史、消解崇高，如胡诌“堵枪眼不合情理”“‘火烧’违背生理学”“炸碉堡为虚构”等。凡此种种混淆是非的谣言借助网络等传媒随意传播，一些网民盲目跟风、随手转发。这种抹黑英雄形象的谣传引起了一些人历史认知混乱和价值观迷失。
还原历史、守护英雄、捍卫崇高，就是守护良知、正义和精神家园。战场上多次负伤的志愿军老战士李继德动情地说：“堵枪眼时，我在现场！”当年的老排长郭安民挺身直言，燃烧弹点燃伪装草，“大火整整了二十多分钟，始终一动不动”。的生前战友郅顺义多次口述力证，舍身炸碉堡，就在他的掩护之下……
结合材料和《文化生活》知识，探究如何守护英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0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3.35，难度0.34，属于中等难度（0.30～0.70）试题。考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简单照搬教材关于如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要点，不会结合材料信息，从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出发分析问题，导致得分偏低。
[试题分析]从设问指向看，本题属于探究措施题。解答此类试题，一定要针对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提出的措施一定要有学科理论依据，答案要点应采用演绎式表述，即把抽象的理论知识演绎到具体的材料信息中，形成具体措施。
本题材料反映的问题是：有人捏造抹黑英雄形象的谣言有人误信并传播谣言英雄形象被抹黑，价值信念动摇、迷失。针对上述问题，从正面来“立”，首先是“拒绝”，即不信谣（教材理论：提高辨别不同性质文化的眼力，增强抵御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的能力。表述时要结合材料信息加以演绎）；其次是“抵制”，不仅不转发谣言，而且要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事实真相、批驳错误言论；再次是“宣传”，即奏响主旋律，利用大众传媒传播英雄事迹，宣传和弘扬英雄精神。
大逻辑：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三个层次：拒绝抵制宣传）
小逻辑：基于材料信息和理论依据进行演绎分析（调用关键词回答怎么办）
[参考答案]尊重历史事实，增强辨别信息真伪、抵御落后文化和错误言论的能力。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英雄事迹，抵制和批驳肆意抹黑英雄、歪曲历史的言行。大力宣传英雄精神，使群众懂得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继承和弘扬英雄精神。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描述信息、探究措施类问题多以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材料信息较为丰富，信息呈现较为具体，材料信息的层次决定答题的层次，材料信息的逻辑直接“呼应”试题的答案。由于这类问题一般没有较为固定的“理论”逻辑支撑，或者说需要考生依据材料信息的逻辑临场重构理论逻辑。因此，忠实于材料信息、基于“事实”逻辑调动和运用知识储备，是解答此类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2016年全国文综试卷中，基于“事实”逻辑答题的典型试题还有如卷Ⅲ第38题第（1）问：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国家应如何为“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和保障。本题的“大逻辑”有三大层次：一是中央是如何做的；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如何做的；三是国务院（发改委）是如何做的。“小逻辑”为：概括材料信息+演绎分析。
2.分解设问层次，基于“问题”逻辑答题
作为选拔性考试，近年来高考试题经常设置较为复杂的设问，以保持一定的难度和必要的区分度。对于此类问题，切莫“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需要灵活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合理分解复杂设问，“化繁为简”，在分解设问的基础上形成“问题”逻辑，引领问题的分析，做到“条分缕析”。回顾全国新课标试卷，最为经典的是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Ⅰ第39题第（1）问：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纪录片《记住乡愁》于2015年元旦在央视首播。该片选取100多个传统村落，围绕中华美德的千百年传承，一集一村落，一村一传奇，采取纪实手法讲述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有坚守精忠报国、宁死不屈民族气节的，有传承诚信为本、诚实待人村风的，有秉持积善成德、助人为乐精神的，有倡导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有崇尚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
《记住乡愁》的播出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古建筑学者将其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历史学者认为《记住乡愁》呈现了一幅生动的乡村历史画卷，民俗学者从节目中看到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社会学者强调汲取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智慧和经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对此加以说明。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2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60，难度0.22，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考生答题时存在的问题是，理论依据（时政知识）不熟悉，设问指向把握不住，问题的层次分解不到位，答题逻辑混乱。
[试题分析]本题属于复杂的关系论证题，设问较为复杂，需要考生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分解设问层次，然后结合材料信息，调用学科（时政）理论展开论证。设问要求说明“记住乡愁（a）”“传承中华传统美德（B）”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的作用。先分解：一是B何以影响C？（思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a何以影响C？（思路：记住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综合：a、B何以影响C？具体分析如下：
依据《文化生活》理论，文化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要建立“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必须引入“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亦即：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乡愁”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混合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上传奇故事的记忆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依恋等。材料将“记住乡愁”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联，设问将“记住乡愁”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并提，已经提示了建立“乡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路径，亦即：记住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立起“乡愁”“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后，再回归论题，阐明“记住乡愁（a）”“传承中华传统美德（B）”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的意义，即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
大逻辑：基于设问分解的“问题”逻辑（三大层次，先分述后综述）
小逻辑：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参考答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大前提），中华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小前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结论①，分述：BC）。乡愁反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恋之情（小前提），体现了当代人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愿望和期盼（结论②，分述：aB）；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总结论，总述：a+BC）。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归因论证类问题多以基于设问分解的“问题”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材料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完全支撑问题的回答，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也较为宽泛，而设问中蕴含的信息较为丰富，答题时需要进一步分解设问的层次，然后调动和运用相应的学科知识展开分析。
2014年北京卷第38题第（4）问也具有典型性，值得大家关注：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相关知识，说明传统上由政府政投资兴建地铁，现在为什么要通过市场化引入民间资本。本题的“大逻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什么要改变地铁投资方式（由财政全额投资到“ppp模式”）？第二层，为什么要引入民间资本修建地铁？第三层，为什么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民间资本？小逻辑为：必然性分析+重要性分析（关键词：财政、民间资本、市场化手段）。
3.拓展知识层次，基于“理论”逻辑答题
高考试题的每个问题要求考生运用的知识类别一般会指明清楚，或宏观布局，或微观具体。为考查考生对理论掌握的深度，考查考生阐释事物的能力，命题人经常设置基于某一具体知识阐释某一问题的问题。考查的具体知识，往往是学科中思维含量大、逻辑层次强的核心主干知识。每年高考都有此类试题，且多为哲学试题。回答此类试题，既需要考生提取材料中的关键信息，也需要考生拓展具体知识的层次确立“理论”逻辑展开分析。以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Ⅱ第39题第（1）问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克服经济力、军力、政治组织力等远远弱于日本的困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爱国将领，“狼牙山五壮士”“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壮丽史诗。
在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始终支撑和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极其残暴、极其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合材料，运用意识能动作用的知识说明抗战精神对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0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60，难度0.22，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考生答题时存在的问题是，运用意识能动作用的知识结合材料信息演绎分析不到位。
[试题分析]本题要求考生运用哲学具体知识演绎分析事物，属于阐释类问题。意识的能动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能动的反作用又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二是对人的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2014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Ⅲ第39题，是要求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分析教学观念的作用，主要考查“指导作用”；而本题要求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来分析抗战精神的作用，主要考查“调节与控制作用”。本题答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述原理；第二层次，结合“调节与控制作用”演绎抗战精神的作用，即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第三层次，结合材料分析抗战精神作为精神动力的具体表现，即激发斗志、增强信心，克服困难、持久抗战。
大逻辑：基于知识拓展的“理论”逻辑（围绕意识的能动作用展开）
小逻辑：理论依据+演绎分析（理论隐藏在材料分析之中，概念转换+保留关键词）
[参考答案]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抗战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抗战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激励中国人民克服国力弱、武器装备落后等困难，坚持持久抗战，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阐释类设问多以基于知识拓展的“理论”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要求考生对知识本身有深刻的理解，而且着力考查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分析的能力，对思维深度有较高的要求，考生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层次性决定了演绎分析的深度和层次性。
2016年全国文综三套试卷都有此类试题，如卷Ⅱ第39题第（2）问：扶贫先扶“精气神”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重要经验，运用文化对经济作用的知识说明这一经验的合理性。卷Ⅰ第39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价值观的知识，对否认英雄的错误言论加以批驳。卷Ⅲ第39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追求真理的知识说明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发现疟疾新疗法的。
考生在答题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设问中限定的“具体知识”的范围、层次把握不全面、不深刻：二是习惯归纳分析，不习惯演绎分析，演绎思维的基本方法掌握不到位。演绎分析的基本方法：第一步，根据试题要求，找到需要运用的一般理论（哲学原理或方法论）；第二步，以理论要点为线索，按图索骥，在试题材料中寻找与理论要点相对应的有效信息；第三步，用材料中的具体信息“置换”理论要点中的抽象概念及关系（类似于数学中的“代入法”），实现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的转化，从而将理论要点转换成试题答案要点。
4.联系社会实际，基于“生活”逻辑答题
新课标政治试卷，经常设置开放性试题，强调综合性和创新性，侧重考查考生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和应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现象和问题，具备综合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回顾全国新课标试卷，历年的第39题第（3）问多为此类问题，最为经典的是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Ⅰ第38题第（2）问的“如何用好财政赤字资金”。
2013年我国GDp增速为7.7%，2014年为7.4%。2015年我国GDp增长目标调低为7%。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做了加力增效的部署，其中，2015年财政预算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财政赤字率指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国际上财政赤字率安全警戒线为3%）
结合材料和所学经济知识，说明应该如何用好财政赤字资金。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8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50，难度0.18，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是近几年内难度最大的非选择题。多数考生只能答出财政的三个作用，得分很难超过3分。
[试题分析]高中生对财政并不陌生，不论是历史学科，还是政治学科，对财政都有集中讲解，因此，财政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本题的特殊性在于，材料没有揭示财政赤字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无事实依据），设问没有提出可用的具体知识，属于“双无”（无具体材料信息、无明确理论依据）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生掌握财政赤字资金的“常识”，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用好财政赤字资金，需要从财政赤字资金的性质角度来论证，还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注意财政赤字资金的公平性。从客观实际来看，用好财政赤字资金，首先需要做好预算，这就需要优化预算赤字资金支出结构，优化即能够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其次是管理到位，要把赤字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赤字资金的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再次是注重公平，与企业资金不同的是，财政赤字资金安排属于再分配范畴，要更加注重公平，即需要遵循财政分配原则，维护赤字资金支出的公平性。
大逻辑：基于现实问题的“生活”逻辑（熟悉财政赤字资金使用的“常识”）
小逻辑：调用关键词回答怎么办（计划、管理、公平）
[参考答案]化赤字资金支出结构，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加强赤字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遵循财政分配原则，维护赤字资金支出的公平性。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开放性问题多以基于现实问题的“生活”逻辑回答，其突出特点是试题既没有太多的具体材料信息支撑，也没有具体的知识范围提示。从试题的答案来看，探讨解决问题的措施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既要结合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信息，又要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探究的结论不拘泥于基本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对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具体演绎。回答此类问题，要求考生运用各种方法寻找理论支撑，并将理论推演到具体实践中，重新组织储存在自己记忆中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创造性思维，这对学生的综合知识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达到这一层次，需要考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时代主题和社会实际，积淀生活常识，形成学科素养。
传统文化逻辑篇4
作者简介:王欣（1983-），女，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指挥信息系统效能评估；姚佩阳（1960-），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指挥控制系统、作战指挥、数据链；周翔翔（1982-），男，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指挥控制系统、协同决策；张杰勇（1983-），男，浙江湖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化指挥控制建模与仿真。
文章编号:1001-9081（2011）08-02033-04doi:10.3724/Sp.J.1087.2011.02033
（空军工程大学电讯工程学院，西安710077）
（）
摘要:从信息传输不确定性的角度，研究了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将指挥信息系统网络分为物理层和逻辑层，阐述了信息传输与物理层、逻辑层之间的关系。考虑节点、链路的有效工作概率、时延、逻辑连接、物理连接等因素，使用自信息表示信息传输的不确定性，进而得到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结合作战指挥关系设计实验，实验结果反映了各种因素对信息传输能力的影响作用，表明所提出的方法兼顾了信息传输中的可达性、时效性和正确性需求。
关键词:指挥信息系统；信息传输能力；不确定性；有效传输概率
中图分类号:tn915;tp393.06文献标志码:a
evaluationoninformationtransmissionabilityof
commandinformationsystemnetwork
wanGXin,Yaopei-yang,ZHoUXiang-xiang,ZHanGJie-yong
（telecommunicationengineeringinstitute,airForceengineering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77,China）
abstract:theinformationtransmissionabilityofcommandinformationsystemwasanalyzedfromtheangleofuncertainty.thecommandinformationsystemnetworkwasdividedintophysicallayerandlogicallayer,andrelationshipsbetweeninformationtransmissionandthelayerswereexpounded.theeffectiveworkingprobabilityofnodesandlinks,timedelay,logicallinksandphysicallinksweretakenintoaccount.theinformationquantitywasusedtomeasuretheuncertaintyofinformationtransmission,andthentheinformationtransmissionabilityofcommandinformationsystemwaseduced.theexperimentwasdesignedusingcombatcommandrelationship,andinfluencesofthesefactorsaboveoninformationtransmissionabilitywerereflected.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evaluationmethodtakethedemandofconnectivity,timelinessandcorrectnessininformationtransmissionintoconsideration.
Keywords:commandinformationsystem;informationtransmittingability;uncertainty;effectivetransmittingprobability
0引言
指挥信息系统是军队指挥活动中，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为保障指挥人员实施指挥活动而构建的军事信息系统［1］，为作战实施提供信息、通信、指控等服务。大量作战信息通过指挥信息系统网络在各作战节点间有序传输，形成从信息到决策再到火力打击的优势转换，对作战进程推进和作战效能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评估，对指导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和作战评估极具意义。
评估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通常从系统网络的吞吐量、连通概率、安全性、抗扰性、生存性、传输时延和误信率［2-4］等方面进行。从作战信息传输需求来看，最重要的是保证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可达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需求出发，对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进行评估。
1定义和假设
定义1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是指信息能够从发送节点及时准确地传输至接收节点的能力。
该定义考虑到了信息传输中的时延、传输中出错的概率和可达性，即节点间的连通概率。
在研究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传输能力时，可以将指挥信息系统网络视为具有特殊信息服务功能的通信网络，认为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主要由传感器节点、指控节点和作战节点组成。本文借鉴文献［5］中网络分层的概念，将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看作是由物理层和逻辑层构成的双层网络。
定义2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物理层是指由各节点和实际的物理通信链路连接而成的物理网络。
定义3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逻辑层是指由各节点和节点间信息传输关系连接而成的逻辑网络。
称物理层的节点连接关系为物理连接，逻辑层的节点连接关系为逻辑连接，其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本文认为，在作战指挥过程中的信息传输，是指由于作战的信息需求，在各类信息产生节点和信息使用节点之间的传输，在此过程中作为转发节点的各节点之间，不存在信息传输的关系，即：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中的每一节点只与特定的部分节点有信息传输关系。因此，在评估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时，不需要考虑物理层所有节点之间的信息传输能力，而只需在逻辑层考虑存在逻辑连接的节点间的信息传输能力。
信息能够在节点间及时准确传输的能力，通常用信息在节点间及时准确传输的概率表征。既然可以用概率来表征，那么它就必然存在不确定性［6］，所以本文用不确定性来度量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
图1物理层与逻辑层对应图示
本文评估是基于以下几点假设进行的：
1）物理层与逻辑层的网络模型为简单无向图，信息在物理链路和逻辑连接中是双向传输的；
2）每个节点、物理链路只有有效工作和失效两种状态，且节点和物理链路的失效都是互为统计独立的；
3）网络中的节点和物理链路以一定的概率有效工作，有效工作指：无故障、无阻塞，同时保证信息在传输中准确无误。
2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评估方法
2.1信息在节点间有效传输的概率表示
假设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物理层由节点集合V{v1,v2,…,vn}和物理链路集合e{e1,e2,…,em}构成，逻辑连接集合L{lij|iδ的传输路径是无效传输路径。
信息在节点vi、vj之间有效传输概率pij可以通过求解系统网络在所有可能状态下的信息有效传输概率得出。通过求解节点vi、vj之间满足s≤δ的全部路由集Rij，可以得到节点vi、vj之间的不交化网络状态集Zij，具体算法参见文献［8］。令路由集Rij中出现的全部节点构成集合Vij，物理链路构成集合eij。若不交化网络状态集Zij中的某一状态zt对应的有效节点集为Vt，失效节点集tVij－Vt，有效物理链路集合为et，失效物理链路集合teij－et，则该状态的概率表达式如式（1）：
pt∏vx∈Vtpvx×∏ey∈etpey×∏vx∈t（1－pvx）×∏ey∈t（1－pey）（1）
其中：pvx为节点vx的有效工作概率，pey为链路ey的有效工作概率。
由此得到计算节点vi，vj间信息能够有效传输的概率pij：
pijpvi×pvj×∑zt∈Zijpt（2）
其中pvi、pvj为节点vi、vj的有效工作概率。
如果考虑到节点和链路的物理备份，假设链路ey有gy条备份链路，其有效传输概率也为pey，则该链路ey实际的有效传输概率［9］为pey′1－（1－pey）gy+1。同理，假设节点vx有gx个备份节点，则节点vx实际的有效传输概率为pvx′1－（1－pvx）gx+1。在计算中，可以用pvx′和pey′代替式（1）和（2）中的pvx和pey。
当且仅当路由集Rij中的所有路由为不交叉路由，即任意两条路由都不经过共同的节点时，可以通过式（3）计算pij：
pijpvi×pvj×［1－∏r∈Rij（1－pr）］（3）
其中pr是路由r∈Rij的有效传输概率，若路由r由节点集合Vr和链路集合er构成，则：
pr∏vx∈Vrpvx×∏ey∈erpey（4）
2.2信息传输的不确定性表示
设Xij为节点vi，vj之间信息传输状况的随机变量，Xij只能取0（信息无法及时准确传输）和1（信息能及时准确传输）两个值，Xij的概率分布见表1。
表1信息传输状况概率分布表
本文使用i（Xij）－lnpij来表示节点间传输的不确定性，i（Xij）是信息能及时准确传输这一事件发生的自信息。i（Xij）是pij的递减函数，pij越接近1，说明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它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就越小。
当pij0时i∞，这在计算上是需要避免的，所以给出一个概率下限pmin，当pij0时，令i（Xij）－lnpmin。即：
i（Xij）－lnpij,pij≠0
－lnpmin,pij0（5）
概率下限pmin是节点间的最小有效传输概率，要求对pij≠0，满足pmin≤pij。由2.1节有效传输概率计算方法可知，当节点间仅有一条有效连通路径且其跳数sδ时，有效传输概率最小，不交化状态集中只有唯一的状态，VtVij，eteij。令pvminmin{pvx|vx∈V}，peminmin{pey|ey∈e}，则：
pmin（pemin）δ（pvmin）δ+1（6）
由此得到系统总的传输不确定性为：
i∑lij∈Lwiji（Xij）（7）
其中wij为节点vi和vj之间信息传输的权重。wij可以通过多种方法［10］得到，本文根据vi和vj间信息传输量大小计算wij，令
wijQij/Q（8）
其中：Qij为vi和vj间信息传输量，Q∑ni1∑nj>iQij为整个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中的信息传输量。
2.3信息传输能力
设C（0≤C
C1－（i－imin）/imax（9）
其中：imax为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的最大不确定性，imin为系统的最小传输不确定性。通过式（9）计算的C值在（0,1）上，当网络完全不连通时，C有最小值Cimin/imax；当网络为全连通网络时，C有最大值，且最大值趋近于1。下面分别计算imin和imax。
由式（2）可知，pij≤pvi×pvj，可令
pijmaxpvi×pvj（10）
故系统的最小传输不确定性imin为：
imin－∑lij∈Lwijln（pijmax）（11）
对i,j，有pmin≤pij，即i（Xij）≤－lnpmin，又因为∑lij∈Lwij1，结合式（7），可得imax为：
imax－lnpmin（12）
3实验及分析
实验1以节点间的作战指挥关系作为逻辑连接，为简化计算，将指挥信息系统网络分为三级，即传感器和作战节点、中间级指控节点和总指控节点。按传统作战指挥原则的要求，逻辑连接关系采用树型连接［9］，指挥信息系统网络逻辑连接和物理连接关系如图2所示，本文不考虑节点和物理链路备份。
图2指挥信息系统网络逻辑连接和物理连接关系图
设定节点vi和vj之间逻辑连接lij的权重为wij，wij取值如表2所示。
表2逻辑连接权重表
为简化计算，假设节点的有效工作概率全部相等，取pvx0.98，x1,2,…,16；假设物理链路的有效工作概率全部相等，取pey0.95，y1,2,…,25。计算阈值δ取2和3的情况下，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
若取阈值δ2，则pmin0.849，imax0.163，imin0.040，求得i0.047，信息传输能力C0.959。
若取阈值δ3，则pmin0.791，imax0.235，imin0.040，求得i0.042，信息传输能力C0.993。
随着阈值δ取值的增加，指挥信息系统网络总的传输不确定性i相应减少，这是因为δ取值增加使得节点间的路由也可能增加，节点间有效传输概率相应增加。
实验2使用图3（a）、（b）所示的指挥信息系统网络逻辑连接关系，通过逐步增加物理链路的数目，来观察具有相同节点数和不同逻辑连接数的指挥信息系统网络，其物理连接变化给信息传输能力带来的影响。令初始条件下的物理连接与逻辑连接相同，可以通过随机的方式和特定方式增加物理连接，其定方式是：首先增加同级节点之间的连接，再增加相邻上下级节点之间的连接，最后增加顶层节点和底层节点之间的连接。
为简化计算，令每条逻辑连接的权重均相等。以链路节点比刻画物理链路数量的增加情况，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随链路节点比增加的变化状况如图4（a）、（b）所示。
可见，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是链路节点比的递增函数，无论随机方式还是特定方式，在链路节点比增至2之前都有较高的增长速率，而在链路节点比超过3之后增长速率逐渐下降。网络逻辑连接关系和链路增加顺序是影响信息传输能力变化的主要因素：网络逻辑连接数量越少，信息传输能力越高，且信息传输能力受物理链路变化的影响越小。
图3指挥信息系统网络逻辑连接关系图
图4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变化图
实验3使用如图5（a）、（b）所示的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物理连接关系，通过逐步增加逻辑连接的数目，来观察具有相同节点数和不同物理连接数的指挥信息系统网络，其逻辑连接变化给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带来的影响。令初始条件下的逻辑连接与图3（a）逻辑连接相同，可以通过随机的方式和特定方式增加逻辑连接，其定方式是：首先增加同级节点之间的连接，再增加相邻上下级节点之间的连接，最后增加顶层节点和底层节点之间的连接。
为简化计算，令每条逻辑连接的权重均相等。使用逻辑连接数与节点数的比值刻画逻辑连接数量的增加情况，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随该比值增加的变化状况如图6（a）、（b）所示。
图5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物理连接关系图
图6指挥信息系统网络信息传输能力变化图
可见，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大体上是逻辑连接数与节点数比值的递减函数，但通常不会单调递减。如果新加入的逻辑连接对应的节点间有对应的物理连接，则变化曲线可能呈现局部上升的情况。网络物理连接关系和逻辑连接增加顺序是影响信息传输能力变化的主要因素：网络物理连接数量越少，信息传输能力越低，且信息传输能力受逻辑连接变化的影响越小。
在信息化时代作战需求下，网络逻辑连接通常不再是简单的树型连接，而注重加强节点间的交互协同［9］。如果要求指挥信息系统网络的信息传输能力达到特定数值，则逻辑连接数量的增加要求更丰富的物理连接；反之，若逻辑连接数量减少，也可以减少物理连接的数量。同时，根据逻辑层的连接关系，只要合理设计物理层的连接关系，就能以最少的物理链路，达到需要的信息传输质量，实现节省费用的目的。
4结语
指挥信息系统是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中枢，信息传输能力评估是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课题。本文从不确定性角度，提出了一种具体的定量评估方法。该方法考虑了指挥信息系统节点间实际的信息传输关系（逻辑连接）和物理链路设置（物理连接），兼顾信息传输中的可达性、时效性和正确性，最后用仿真方法进行了验证。该方法也可进一步用于网络部署优化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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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逻辑篇5
［关键词］社会；逻辑；广告语；作用；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163-02
1“逻辑”一词的来历
“逻辑”一词,源于古希腊文(逻各斯),原意是理性、规律、思想、理智等。在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民族社会差异实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包括人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思维活动及与之相连的语言文字不仅有全人类的共性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民族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表明,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思想传统,“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逼迫出来的”。因之,周礼全先生认为：“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是任何正确认识和任何科学都必须应用和遵守的,因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正确地反映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下,没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逻辑。但是,另一方面,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和某些个人的产物,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因此,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科分类,逻辑学是与数、理、化、天、地、生并立的7大基础学科之一,它的主要应用领域有两个大的方面：与科学技术,特别是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紧密结合；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社会生活是逻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源泉。
2逻辑在当代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曾倡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学点逻辑,学点语法修辞,不难看出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全国人民开展了对逻辑语言的学习,一度的使逻辑和语言的环境得到净化。
毋庸讳言,人们不学逻辑也能使用逻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懂逻辑就不能很好地掌握学习的方法,很好地认识问题,很好地讨论问题,很好地认识谬误和反驳诡辩。因此,学习逻辑是为了把“熟知的东西”变为“认识的东西”,进而更好地、更加自觉地运用逻辑,从而表明逻辑的“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然而,事实上真正的对逻辑语言学的学习与研究似乎也仅限于逻辑学工作者。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语言不规范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不论是法律条文、经济合同、决策论证、广告说明,还是官员讲话、大众传媒,几乎时时处处都能感到概念不明确、推理不正确、论证不科学、语言不规范的现象。这些逻辑语言方面的问题妨害着人们的正常生活,有时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3逻辑语言混乱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哲学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智慧,而且是最高的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是诗不是思。”黑格尔说：“哲学要按照一个必然性去研究一个对象,当然不仅是按照主观方面的必然性或是表面的序列和分类等,而是要按照对象的内在本质的必然性,去就对象加以阐明或证明。”哲学就好比我们社会,而逻辑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哲学必须用到逻辑,逻辑也离不开哲学。小到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广告语,由于概念的不明确,语言的不规范对当今社会已然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广告业也呈现出一片大好的前景。铺天盖地的广告渗透社会,其中公益者凤毛麟角。各种广告语也更是广为流传,为了突现自己产品的特性,广告策划人不得不“适度的夸张”,所以这“适度的夸张”所引发的思维错乱则是炫人眼目。
几年前,曾有广告语“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乍一看,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仔细的琢磨一下,你就会发现此判断有一前提,即十三亿人都还愚昧。不难推定,除始作俑者至愚至昧,权威审查者也缺乏逻辑头脑,以致听不见“聪明起来”的弦外之音或许还自诩聪明。但凡用一点逻辑思维去思考一下,是绝对可以避免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
再例如“今年爸妈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前句“不收礼”,而下句却自相矛盾。这种典型反逻辑的造句,成为稚童朗诵的首选乃至家喻户晓,已非“一亿人如何聪明”的问题,而是引导全社会胡乱表述的范本。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与无广场的“某广场”、无山丘的“某山庄”、近在眼前的“维也纳风情名邸”、小镇角落的“珠宝城”相比,最令人惊骇的当属文化产品“某某王朝”。王朝专指一个朝代而非一个帝王。唐朝皇帝统姓李,宋朝帝统姓赵,清朝帝统姓爱新觉罗。若一帝一朝,则中华历史多出数百王朝。荧屏隆重推出《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类,足显“王朝情结”病入膏肓,绝非逻辑所能诠释。
再说说商家的“买一送一”的促销策略。古人经商就清楚,买一件商品,再送同一件商品,两“一”对等。但现实超市大桶精制油捆小瓶色拉油,各种体育品牌买鞋送袜,房产商允诺买别墅送车库或花园,均称“买一送一”。如此买西瓜送芝麻,买汽车送手帕,则半价优惠的促销手段毫无意义。问题是“送”到现在,消费者已经默认。对“一”的理解觉得无奈,但是对“一”的做法和解释居然还欣然接受,没有人想到用逻辑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挑一个说法,数字起点的逻辑性已无迹可寻。随着网络小说《零距离接触》的流行,“零距离接触”一词的使用频率也直线上升。零距离即无距离,即便夫妻也不可能时刻保持。但此“零距离”荣登大雅之堂,又引发“零距离换乘”、“零距离交流”、“零距离贴近”等连锁反应。但无论如何,“近”不是“零”,“交融”也不是“零”,不知其“一”再不知其“零”,数学思维的逻辑看似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真担心在不久的将来数理逻辑将自我消解。
中华民族本有逻辑思维的传统。如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的伟大恰是点明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差异而绝非“诡辩”。现代科学的昌明,特别是公之于众的刑案侦破,无不包含逻辑教育。可见。逻辑的地位是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
4逻辑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指导意义
运用正确的逻辑形式,遵循逻辑规律和规则,即合乎逻辑,是正确思维必要条件。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是否自觉,思维都必须合乎逻辑。逻辑,对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正确地进行思维,准确地表达思想,搞好各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逻辑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
(1)在重大的政治经济概念中,一些无知无畏的“大家”也硬是要来个“锦上添花”。如“可持续性发展”,内涵主要是“满足当代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但社会认知的广泛性令人怀疑,仅一次性餐具木筷屡禁未绝就可证明。更有县级领导慷慨陈词：“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不断发展,快速发展!”在他的理解倡导中,无非就是“”的另一种更为“宏观现代”的阐述。可持续发展是真理,我们要可持续发展,但是没有逻辑的歪曲真理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只有学会逻辑,运用正确的逻辑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理的真谛。
(2)在司法上,我国的一些司法判决存在以下问题,那就是法官不公开其判决理由,不展示其判决形成的过程,其判决缺乏充分论证,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只有判决没有判决理由。这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某些立法和司法人员没有逻辑意识,缺乏逻辑素养,缺乏逻辑能力。逻辑是关于思维之矛盾性和必然性的一门学问。它要求思维所维持无矛盾性,一致性或确定性,要求推理或论证具有必然性、充分性。逻辑性是全部理性要求的底线。没有逻辑性就没有理性可言。没有逻辑性的法律是不科学的,不讲逻辑、不说理的司法判决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要积极学习和掌握逻辑理论,遵循逻辑规律,运用逻辑的工具以保证司法的公正。
(3)在经济领域同样需要逻辑的指导,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想认识并成功地驾驭它,经济管理者就不能不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在这方面,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经济学、心理学、法律学、数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而把逻辑学看得较为疏远。其实,逻辑与经济不是“远亲”,而是近邻。逻辑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因此,培养经济工作者的创新思维是十分重要的。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不是无关的成对立的,相反,逻辑思维能力是创新人才的必要条件和必须具备的素质。
(4)在社会实践过程仍然需要逻辑的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认识指导实践需要经过中介,即根据一定的认识制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然后在实践中实施之。为了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实现预期目标,必须对计划和方案进行逻辑论证。首先,该计划和方案是否符合已知的科学理论？实施该计划和该方案能否有效地实现目标？计划和方案的实施需要具备哪些主观和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什么不利情况？这些情况出现后又应采取什么补救措施？等等。所有这些都应在事前进行周密的逻辑论证,以确认计划和方案的科学性、合目的性、可行性和灵敏性。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原有计划和方案作适当修正。修正哪些？怎样修正？也必须进行逻辑论证。其三,计划和方案在实践中成功或失败之后,需要及时总结,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或教训来,以指导新的实践活动。这也离不开逻辑论证。因此,掌握基本的逻辑论证方法,能有效保障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减少或避免实践活动的失误。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体制深刻改革、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的大潮,人们思想活动的逻辑性、多变性、差异性、独立性增强,价值取向呈多样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逻辑学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思维条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养成善于进行逻辑分析的思维习惯,清除思维混乱。人们的逻辑思维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就会更好地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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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逻辑篇6
[关键词]中国大陆；逻辑学；研究；教学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4）01-0043-04
逻辑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早在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逻辑学划为相对于技术科学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逻辑学同时也是具有极强应用性的工具性学科，尤其是近百年以来，不仅哲学社会科学从理论创新和方法选择上深受逻辑学的影响，而且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也广泛应用逻辑学进行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从而深刻推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都十分注重逻辑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绝大多数科技、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把逻辑学列为通识教育的基本课程。
中国大陆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49年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在大学也有逻辑学课程的教学，不幸的是开始前后就停止了大学“逻辑学”课程，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研究也停止了。1978年之后，各高校逐渐再次把“逻辑学”引进大学课堂。从整体上看中国大陆逻辑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逻辑学研究
1.1取得的主要成绩
近30多年来，我国大陆的逻辑学研究与教学，其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学会蓬勃发展、队伍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逻辑学研究与教学队伍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人数翻了数倍，而且科班出身（毕业于逻辑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等）的人员也占了绝大多数。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前，由于对逻辑学“形而上学”的误解，中国大陆很少关注逻辑学。即使那些从20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从事逻辑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也因为规避政治而大多停止了研究。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的科学研究开始新的行动，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一批逻辑学老前辈马上开始着手开展逻辑学研究。在这一年的5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在北京主办了首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并讨论成立逻辑学学会。1979年，全国逻辑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大陆的逻辑学研究与教学走向正轨。随后，中国逻辑学会先后设置了十多个专业委员会，一些省市也成立省级逻辑学学会[1]。从1978年至今，中国逻辑学会主持召开了7次全国逻辑学大会，各专业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上百次的逻辑专题研讨会。会员也逐年增加，从最初百余人发展到目前的一千余人。目前，中国大陆最活跃的逻辑学学人大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大多数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有效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够追踪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课题。
2）学术交流不断加强。近30年来，中国大陆逻辑学界加大了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加大了与台湾、香港、澳门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如举办了世界符号学与逻辑学大会（清华大学）；先后已经举办了7届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研讨会；各高校举办的国际性逻辑学研讨会每年都有2～5次，其中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每年都举办等[2]。近些年，中国大陆逻辑学研究与教学人员，开始十分注重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一些国际著名的逻辑学刊物上。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逻辑学家也纷纷来华访问、教学，甚至从事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
3）逻辑学的学术研究长足进步。从1978年成立中国逻辑学会以来，中国大陆的逻辑学学术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了从单一的形式逻辑研究到现代逻辑研究的转型。从20世纪40、50年代后，世界逻辑学学术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形式逻辑（主要包括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为主题的演绎逻辑等）转向了以数理逻辑为主体的现代逻辑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逻辑学界明确提出了“逻辑研究现代化”和“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口号。在这一口号引领下，我国逻辑学研究与教学逐渐实现了以现代逻辑研究问题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3]。（2）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看，从1978年到2013年，发表的以逻辑为主题的论文已经达到了30余万篇、以逻辑学为主题的论文已经达到万余篇、含有“逻辑”篇名的论文4万余篇（41699篇，截止到2014-1-4）。在4万篇含“逻辑”篇名的论文中，关键词最多的是：逻辑、模糊逻辑、逻辑起点、逻辑思维、描述逻辑、内在逻辑、逻辑结构、逻辑关系、形式逻辑、逻辑分析、资本逻辑、辩证逻辑、仿真、逻辑函数、可编程逻辑器件、模糊控制、推理、历史逻辑、多值逻辑、数字逻辑、法律逻辑、实践逻辑、逻辑学、模态逻辑、非形式逻辑、逻辑设计、卡诺图、数理逻辑、行动逻辑等，刊登这些论文的期刊主要有《思维与智慧》、《哲学动态》、《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哲学研究》、《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计算机学报》、《毕节学院学报》、《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自然辩证法研究》、《模糊系统与数学》等。由此看来，我国的逻辑学学术研究已经基本走向多元化、现代化和丰富化。（3）出版了大量的逻辑学著作。从中国图书馆馆藏书籍看，1978年以来出版的含有“逻辑”题名的书籍有4735种，1978～2011年分别为19、25、45、29、45、48、63、69、91、83、74、90、98、81、79、78、165、59、70、74、75、125、106、114、180、193、264、370、454、501、504、569、434、37等。当然这些著作中，大部分属于逻辑学研究的各专题研究，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逻辑学研究，可能属于逻辑思维应用于其它学科领域或实践的研究。这说明近30多年来，我国逻辑学著作出版的丰富化、应用化和广泛化。（4）完成了大量的逻辑学科学研究项目。在发表的以逻辑为主题的论文中，得到各级研究项目资助的论文占20%，其中资助最多的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9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4995）、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306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1138）、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8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62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58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515）、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43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340）、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306）等。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统计库查询，从1991年～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逻辑学研究项目就有191项。这充分说明，我国逻辑学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4）逻辑学教学及其研究得到普及。经过30多年的努力，逻辑与逻辑思维已经深入人心，这不仅是对逻辑学界而言，而且是对社会实践、社会大众而言。在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注重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思维素质的培养已经成为重大和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中，逻辑学教学得到广泛普及。一些高校普遍在一些文科类专业，如哲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开设逻辑学课程，或者在一些工科类专业，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工程设计等学科开始应用逻辑课程，或者面向全校开设逻辑学通识课程或选修课程。这不仅促进了逻辑学的普及化，也推动了逻辑学的应用研究与教学研究。
5）逻辑学研究与教学平台不断壮大。目前，我国设置有逻辑学博士点12个、硕士点32个，逻辑学本科专业3个（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建设有教育部逻辑学研究基地和编辑出版我国逻辑学研究的唯一学术期刊《逻辑学研究》。在全国30多所高校设置有逻辑学研究所（室、中心），全国开设逻辑学课程的高校达到2000多所、从事逻辑教学的人员2200多人。
1.2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逻辑学研究与教学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飞跃，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1）逻辑学的学科地位有待加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科分类中，逻辑学与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并列为七大基础学科。而在我国由于受到哲学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影响，逻辑学被列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只有在教育部的有关科研规划中才设置为一级学科目录，但没有得到全社会、整个学术界的认同。在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大学专业设置按一级学科设置与组织教学，逻辑学的学科特性将被淹没在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中，其地位和特点将被严重削弱。目前，一些高校的逻辑学硕士点，在一级学科设置招生和教学改革中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哲学，没有逻辑学了。
2）逻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没有打通联系。我国大陆的逻辑学学会和逻辑学研究，基本上被圈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与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现代逻辑研究重要相关领域，如应用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工程等，基本没有联系。一些在数学界、计算机学科界很有盛名的逻辑学专家，不属于逻辑学界、不参加逻辑学学会的活动、甚至不知道中国逻辑学会，中国数学学会的数理逻辑研究会与中国逻辑学会也缺乏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中国逻辑学研究的水平。
3）逻辑学研究与教学的平台有待加强。目前，我国逻辑学博士点布局十分不合理，一些有逻辑学博士招生资格的高校却没有高水平教师、而有高水平教师的学校却又没有博士招生资格，因校设置博士招生的体制严重制约了我国逻辑学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同时，我国逻辑学研究专业刊物只有中山大学主办的《逻辑学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学术信息传递慢、学术交流不畅，严重影响逻辑学研究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4）国际交流尚有困难。近30多年，中国逻辑学会及其各二级研究会、各逻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设置单位，大力推进与国外逻辑学界的交流联系，开展学术活动，有效推进了中国逻辑学研究人员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但由于体制、学术等诸多原因，我国逻辑学界的国际流，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待加强。
2逻辑学教学
近30多年来，中国大陆逻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围绕大学逻辑学课程教学与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取得的主要成绩
1）从教材建设来看。中国大陆逻辑学教材建设20多年来，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时期。时间大约从1977年到1980年。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批大学生走进大学校园时，不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很难看到“逻辑学”书籍或教材，教师匆忙中找出一些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逻辑学教材或书籍，直接翻印出来或作一些文字修订再翻印，就作为大学逻辑学课程的教材。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教材是金岳霖教授主编的《形式逻辑》，此书初稿完成于1963年，1979年出版，到2000年已经发行印刷22次、达50万册，不仅对中国大陆逻辑教育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直接推动了中国大陆逻辑学科学研究的再次繁荣。
第二阶段，繁荣时期。时间大约从1982年到1999年。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全面恢复，学校、专业和学生人数都大量增加，为满足教学需要，处于第一线的逻辑学教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逻辑学教材，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教材达320余种，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从事过逻辑教学的人大多编辑或参与编辑过逻辑学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影响较大的也有十几种，如吴家国教授主编的《普通逻辑》、十院校组编的《逻辑学》、苏天辅教授著的《形式逻辑》、崔清田教授主编的《形式逻辑》等。
第三阶段，创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教材有：何向东教授主编的《逻辑学教程》、梁庆寅教授主编的《传统与现代逻辑概论》、宋文坚教授主编的《逻辑学》和黄华新教授等主编的《新逻辑学》等。最近，由何向东、任晓明教授等作为首席专家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工作书系《逻辑学教程》也将出版发行。这些教材的基本特色就是加强了现代逻辑的份量，尤其对一阶命题逻辑演算都作了系统的演绎，力求把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最基础、也是最本质的内容传授给学生。目前在中国大陆大学逻辑通识教育中，最具影响力的可能就是由何向东教授主编的《逻辑学教程》。该教材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教育部推荐使用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4]。全书共11章，包括绪论、逻辑的基本规律、命题逻辑、词项逻辑、现代谓词逻辑、科学逻辑方法、逻辑语用学、论证、非形式谬误等内容。该教材特点是：一是注重吸收以往逻辑学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二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考虑逻辑学的学科属性和科学定位，又要考虑教学需要和实践实际应用；三是有机统一的编写体例，即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和适用性的四者统一，教学内容、教材结构和教学方法三者统一，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二者统一[5]。
2）从教学改革来看。我国逻辑学教学改革呈现以下特点：（1）逻辑学教育教学研讨会逐渐增多。全国逻辑学学会和各专门（专业）、各地分会都十分注重逻辑学教育教学研究和讨论，不仅在逻辑学会议中设置逻辑学教育教学的专题或主题，而且全国和部分省市还多次组织召开了逻辑学教育教学学术研讨会；（2）联系各专业的逻辑学发展逐渐深入。如联系经济学专业的经济逻辑教学改革、联系法学专业的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联系哲学专业的逻辑学哲学教学改革、联系教学论的教育逻辑学改革等，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力[6]。
3）从专业教学来看。专业的逻辑学教学有了艰难的起步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开设逻辑学本科专业，近20年培养出150多名逻辑学专门人才；从国家开始恢复硕士教育开始，逻辑学硕士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现在全国已设有逻辑专业硕士点或招收逻辑学研究生的学校、单位近50个，每年能培养逻辑学硕士近百人；中国大陆具备设置逻辑学博士点资格的单位有十多个，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大学、东北大学等。但有些单位由于师资缺乏，没有设置逻辑学专业，也没有招收逻辑学博士研究生，如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大致每年可培养近20名逻辑学博士。近20多以来，中国大陆大致有40%的逻辑学硕士、70%的逻辑学博士毕业后从事高校逻辑学研究与教学。目前在中国大陆逻辑学界活跃的中青年逻辑学学者大多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逻辑学专业教育与培养。
2.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国外逻辑科学研究与教学水平相比，中国逻辑学教学研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受中国大陆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学科外部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逻辑科学界在逻辑学教育教学方面重视不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逻辑学教材体系的建设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7]。从内容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高等院校的逻辑学教材大多讲的还是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传统逻辑，尽管传统逻辑有接近日常语言、接近日常思维、通俗易懂、比较直观等优点，但从根本上局限了以数理逻辑为代表的现代逻辑科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应用与发展，限制了中国大陆逻辑学教学科学教育价值的根本提高；从教学方式方法上看，逻辑学是高度抽象的思维科学，其讲解与传授有相当的难度，现代逻辑的教学更是如此，这就要求逻辑学教育教学工作者要注重方式方法的使用与创新，而中国大陆高校逻辑学教育教学还停留在“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份教案、一本教科书、一张嘴”的五个一、填鸭式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上，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大陆逻辑科学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了逻辑科学的传播与应用，造成逻辑科学的地位、天地萎缩[8]。鉴于此，实施和进行面向21世纪的、一系列的逻辑学教材与教学范式（主要包括教学理论、方式、方法等）研究与建设，就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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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逻辑篇7
【关键词】逻辑/广义与狭义/一元论/多元论/工具主义
【正文】
一、广义的逻辑与狭义的逻辑
什么是逻辑？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要将各种各样冠以“逻辑”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明确清晰的“逻辑”的定义之下，这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不妨先对逻辑发展史作一简单考察。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集其前人研究之大成，写成了逻辑巨著《工具论》（由亚氏的六部著作编排而成：《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辨谬篇》）。虽然在亚氏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逻辑”这一名称，也没有明确地以“逻辑”这一术语命名其学说，但是，历史事实是，亚氏使形式逻辑从哲学、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门以推理为中心，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独立的科学。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亚氏之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即逍遥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亚氏的形式逻辑理论——逍遥学派的德奥弗拉斯特和欧德慕给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推理形式增补了一些新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命题逻辑问题，斯多葛学派克里西普斯等人则构造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不同的命题逻辑理论。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近代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他在总结前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在批判了经院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后，以其古典归纳逻辑名著《新工具》为标志，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础。
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对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另一种新的思辩逻辑——辩证逻辑。
与此同时，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在发展与变化中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数理逻辑阶段。数理逻辑也称符号逻辑，或谓狭义的现代逻辑，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他主张建立“表意的、普遍的语言”来研究思维问题，使推理的有效性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莱布尼兹的这些设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并未实现，但他提出的“把逻辑加以数学化”的伟大构想，对逻辑学发展的贡献却是意义深远的，正如逻辑史家肖尔兹所说，“人们提起莱布尼兹的名字就好象在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生的逻辑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现就是采作逻辑斯蒂形式的现代精确逻辑。”（注：肖尔兹著，张家龙译：《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莱氏之后，经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哈米尔顿、德摩根的研究，英国数学家布尔于1847年建立了逻辑代数，这是第一个成功的数理逻辑系统。1879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部88页的著作中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个初步自足的、包括命题演算在内的谓词演算公理系统，从而创建了现代数理逻辑。之后，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和怀特海于1910年发表了三大卷的《数学原理》，建立了带等词的一阶谓词系统，从而使得数理逻辑成熟与发展起来。
上述数理逻辑，以两个演算——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作为核心，被称之为现代形式逻辑或狭义的现代逻辑。在当代，以现代逻辑为基础，将现代逻辑应用于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从而出现了广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
从以上对古代、近代、现当代逻辑学说发展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逻辑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至少包括了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传统演绎逻辑、以数理逻辑为核心及基础的现代逻辑及其分支、归纳逻辑、辩证逻辑等等，而这些逻辑相互之间的特性又是十分不同甚至十分对立的。所以，要用一个明确的定义把这些历史上所谓的逻辑都包含进去，确实是很难的。事实上，“逻辑”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的，逻辑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英国逻辑学家哈克在谈到逻辑的范围时，认为逻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科群，其分支主要包括如下：
1.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2.经典逻辑：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
3.扩展的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识论逻辑、优选逻辑、命令句逻辑、问题逻辑
4.异常的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自由逻辑
5.归纳逻辑（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在这里，哈克所谓的“扩展的逻辑”，是指在经典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中增加一些相应的公理、规则及其新的逻辑算子，使其形式系统扩展到一些原为非形式的推演，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现代逻辑分支；至于“异常的逻辑”，则是指其形成过程一方面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的词汇，但另一方面，这些系统又对经典逻辑的公理与规则进行了限制甚至根本性的修改，从而使之脱离了经典逻辑的轨道的那些现代逻辑分支。“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统称为“非经典逻辑”。
以哈克的上述分类为基础，从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逻辑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因此，逻辑的范围是有宽有窄的：首先，逻辑指经典逻辑，即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不严格地，也可以叫数理逻辑，这是最“标准”、最“正统”的逻辑，也是最狭义的逻辑；其次，逻辑还包括现代非经典逻辑，不严格地，也可以叫哲学逻辑，即哈克所讲的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再次，逻辑还包括传统演绎逻辑，它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关于非模态的直言命题及其演绎推理的直观理论，其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词项（概念）、命题、推理、证明特别是三段论等。此外，逻辑还可以包括归纳逻辑（包括现代归纳逻辑与传统归纳法）、辩证逻辑。将逻辑局限于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这就是狭义的逻辑，而将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则是广义的逻辑。以这一取向为标准，狭义的逻辑基本上可以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学，即如何将有效的推理形式从无效的推理形式中区分开来的科学”这一定义，而广义的逻辑则可以基本上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及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这一定义。
由此可见，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层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逻辑学的不同层面及不同涵义：
(1)从现代逻辑的视野看，逻辑学的发展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过程。这一点上面已有论述，此不多说。
(2)从逻辑学兼具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角度，可以确切地把逻辑分成纯逻辑与应用逻辑两大层面。可以说，纯逻辑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机械性装置（例如公理与推导规则），它们只展示推理论证的结构而不与某一具体领域或学科挂钩，是“通论”性的，而应用逻辑则是将纯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主题，从而将这一具体主题与纯逻辑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的逻辑系统，它相当于逻辑的某一“分论”。在纯逻辑这一层面，还可以分成理论逻辑与元逻辑，所谓元逻辑，是以逻辑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是刻划、研究逻辑系统形式面貌与形式性质的逻辑学科，它研究诸如逻辑系统的一致性、可满足性、完全性等等。不言而喻，元逻辑之外的纯逻辑部分，统称为理论逻辑。以这种分法为基础，如果说纯逻辑是狭义的逻辑的话，则应用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
(3)从逻辑学对表达式意义的不同研究层次，可以把逻辑分成外延逻辑、内涵逻辑与语言逻辑。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对语言表达式（词或句子）意义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表达式的外延上，认为表达式的外延就是其意义（如认为词的意义就是其所指，句子的意义就是其真值），因此，它们是外延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其外延上，认为不仅要研究表达式的外延，也要研究表达式的内涵，这样的逻辑就是内涵逻辑。可以看出，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语形或语义层面，而实际上，表达式总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使用的，因此，逻辑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研究还可以也应该深入到语言表达式的具体的使用中去，对其进行语用研究，这一考虑，就促成了所谓的自然语言逻辑或语言逻辑的研究。所谓自然语言逻辑，按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分析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的科学。因此，如果说狭义的逻辑是一种语形或语义逻辑、它们只研究语形或语义推理的话，则广义的逻辑则是一种语用逻辑，它还要研究语用推理。
二、现代逻辑背景下的逻辑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当代，现代逻辑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态势，逻辑学正在从单一学科逐步形成为由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诸多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的逻辑科学。现代逻辑发展的这一趋势，就使得一方面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各种各样的逻辑系统不断涌现，比如，既有作为经典逻辑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也有作为对经典逻辑的扩展或背离的非经典逻辑。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逻辑或经典逻辑所具有的直观性，非经典逻辑系统越来越远离直观甚至在某些意义上与直观相背。在这种背景下，逻辑学家就必然面临如下需要回答的问题：
(1)逻辑系统有无正确与不正确之分？说一个逻辑系统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是什么意思？
(2)是否一定要期望一个逻辑系统成为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或者说，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即在一个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吗？
(3)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其中的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是相互对立的？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区分出了关于逻辑的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主义。
不管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都认为逻辑系统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逻辑系统的正确与否依赖于“相对于系统本身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与“系统外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是否一致。如果某一逻辑系统中的有效的形式论证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有效的非形式论证相一致，并且那些在某一系统中逻辑地真的合式公式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也逻辑地真的陈述相一致，则该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为不正确的。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一元论认为只有一个唯一地在此意义下正确的逻辑系统，而多元论则认为存在多个如此的逻辑系统。
工具主义则认为，谈论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正确或不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的逻辑系统，“正确的”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就工具主义来说，他们只允许这样一个“内部”问题：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是“完善的”(Sound)？即是说，逻辑系统的定理或语法地有效的论证是否全部地并且唯一地是在该系统内逻辑地真或有效的？（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多元论又可以分为总体多元论与局部多元论。局部多元论认为，不同的逻辑系统是由于应用于讨论的不同领域而形成的，因此，局部多元论把系统外的有效性和逻辑真理从而也把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看作是讨论的一个特定领域，认为一个论证并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而是在讨论中有效的，所以，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而总体多元论则持有与一元论相同的假定：逻辑原理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因此，一个逻辑系统应该是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
就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元论者强迫人们在经典系统与异常系统中二者择一，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扩展的逻辑都是正确的。因此，一元论者断言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在是否正确地代表了系统外的有效论证或逻辑真理的形式上是相互对立的，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两者在某一或其他途径下的对立只是表面的。
就逻辑科学发展的现实而言，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道路，也是逻辑科学特别是逻辑系统发展由比较单一走向丰富多样的过程。以传统逻辑来说，它来自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推理的实际，可以说是对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传统逻辑的内容是比较直观的，与现实也是比较吻合的。而经典逻辑是传统逻辑的现展阶段，是以形式化的方法对传统逻辑理论特别是推理理论的新的研究，因此，与传统逻辑一样，经典逻辑的内容仍是具有直观基础的——经典逻辑的公理与定理大都可以在日常思维中找到相对应的思维与推理的实例予以佐证，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与解释也不会感到与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过于异常。所以，在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层面，用“系统内的有效性”与“系统外的有效性”的一致来说明一个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合适的，这种说明的实质就是要求逻辑系统这种“主观”的产物与思维的客观实际相一致。
相对而言，在经典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非经典逻辑，它的直观性、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就大大不如经典逻辑，甚至与经典逻辑背道而驰。以模态命题系统为例（应该说，相对而言，模态命题逻辑在非经典逻辑中是较为直观的），如果说系统t满足对模态逻辑系统的直观要求，它所断定的是没有争论的一些结论的话，则系统S4、S5就难以说具有直观性以及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了：在系统S4和S5中都出现了模态算子的重叠，因而象pp、pp这样的公式大量出现，而这些公式几乎没有什么直观性。至于非经典逻辑中的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它们离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更远，更显得“反常”。同时，同一个领域比如模态逻辑或时态逻辑，由于方法和着眼点不同，可以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作出逻辑系统无正确性可言、逻辑系统纯粹只是人们思考的工具的工具主义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应该说，工具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它看到了逻辑系统特别是各种非经典逻辑系统远离日常思维与推理和作为“纯思维产物”的高度抽象性，看到了逻辑学家在建构各种逻辑系统时的高度的创造性或“主观能动性”。但是，另一方面，从本质来看，工具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它完全抹杀了逻辑系统建构的客观基础，否定了逻辑系统最终是人们特别是逻辑学家的主观对思维实际、推理实际的反映。这种观点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逻辑无用论，最终取消逻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和逻辑科学的学科性质的。
而一元论对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理解过于狭窄，也过于严厉，这种观点难以解释在今天各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之间相互并存、互为补充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尽管任何逻辑系统都是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但是，它们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否则，它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最终难以存在下去），所以，逻辑系统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正确地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不正确的。应该说，这一点是一元论与多元论都可以同意的，但是，在承认这一说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正确地反映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是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层次的：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普遍、一般的（比如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也可以是比较特殊、具体的（比如某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它所反映的就是相对于某一特定主题或领域的特定的思维与推理）；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直观、与日常较为吻合的，也可以是相对来说较为抽象、远离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多样的，不可绝对化和唯一化。所以，我认为，一元论坚持“只有一个正确的、唯一的逻辑”是不妥的，相反，多元论的观点则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按哈克的分析把非经典逻辑分成“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的话，那么，很显然，扩展的逻辑是以经典逻辑为基础，将经典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而形成的对经典逻辑的扩充，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斥、对立的情况，它们都可以是“正确的”。至于“异常的逻辑”，它的某些性质与特征确实可能与经典逻辑不同甚至相矛盾（例如在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中排中律的失效等等），因此，它们有“对立”的地方，但就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相比而言，它们的对立或不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而从整个系统的性质来看，它们的互通之处更多，因此，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之间的所谓“对立”之处，恰恰是该异常逻辑分支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对某一问题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处理和解决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经典逻辑的意义不在于“否定”了经典逻辑的某些定理或规则，而在于对经典逻辑忽略了的或无法处理的地方进行了自己的独特的处理。所以，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之间的“对立”是表面上的，其实质是它们之间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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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逻辑篇8
关键词：高中生物课程；“遗传与进化”模块；逻辑体系；小进化
abstract:thetheoreticalsystemofmoderngeneticsisaxiomsystemwithscientifictruthasthelogicalstartingpoint.atthesametime，thedevelopmentofgeneticsprovidelogicalbasisfortheresearchofsmallevolution.thecontentsystemofhereditaryandevolutionmoduleintheBiologyCurriculumStandardsinGeneralSeniormiddleSchools（experimentaledition）isconstructedaccordingtologicalregulations.inthedevelopmentalcoursesofgeneticsandevolutionism，scientistshaveusedmanyscientificwayswhichhaveveryhigheducationalvaluesforscientificrealization.teachingmaterialscouldbewritteninaccordancewithlogicallinesorwithhistoricallinesofsubjectdevelopment，whichhasitsownsignificance.andthecombinationofabstractthinkingandthinkinginimagesshowstheimportantvaluesofthinkingtraininginthismodule.
Keywords:biologyinseniormiddleschools；hereditaryandevolutionmodule；logicalsystem；smallevolution
关于生物课程内容体系的建构，作者曾在《高中生物课程内容建构及稳态与环境模块的分析》一文中作过讨论，认为像“遗传与进化”模块的内容，可以按形式逻辑的方法，确定若干科学事实或概念作为逻辑起点，通过演绎推理构建一个公理化的体系。[1]本文拟对此做一具体分析。
一、现代遗传学理论的构建
科学研究首先要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感性认识。孟德尔正是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获得了大量经验材料。但是，感性材料的获得只是认识的第一步，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达到理性认识。这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材料。如何处理？首先要概括总结出这些经验材料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这需要科学抽象。所谓科学抽象，就是人们运用思维能力，透过事物的各种现象，抽取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科学抽象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第一步是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形成概念，就是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所谓“感性上的具体”，就是人们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混沌的表象；所谓“抽象的规定”，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孟德尔正是从豌豆大量具体的遗传性状（如花的颜色、子叶是否饱满、植株的高矮等）中，抽象出“相对性状”的概念，并进一步把它区分为“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第二步，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建构规律、原理，就是从“抽象的规定”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思维中的具体”不同于“感性上的具体”，感性材料已不再是各种事实的混沌的总和，而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有组织的知识。孟德尔就是依据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等概念，总结出了分离现象和自由组合现象。整个过程从逻辑方法的角度看，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前提是若干科学事实，结论是从前提中通过推理得到一般规律。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科学抽象与逻辑方法是同一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侧面。一方面，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抽象形成科学概念的过程；另一方面，认识过程是一个运用逻辑方法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
认识了分离现象和自由组合现象后，孟德尔没有停步，他开始建立遗传因子假说。在科学研究中，当对科学事实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通过理论思维的能动作用，运用各种理论思维方法进行整理和加工，建立科学假说。这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环节和一般方法。在孟德尔所处的时代，科学界盛行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牛顿的方法。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第一条科学方法规则，就是简单性原则。[2]对“简单性原则”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意见。牛顿和孟德尔所运用的简单性原则的含义，是事物内部的简单性，即认为在对自然的认识中，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比较可取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种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设最少。”[3]近代科学中，道尔顿首先在19世纪初按照简单性原则，把宏观的、高层次的、凭感官能觉察但认识还不够清楚的化学物质的多样性、复杂性，分解成数量无限多而种类比较少的微观的、低层次的、感官不能直接察觉的物质最小微粒──原子（当时道尔顿的认识），再以原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来理解、说明、解释化学物质的形态、结构、功能和属性的无限多样性、复杂性，达到对化学物质和化学变化的全面、深刻的认识，从而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孟德尔在创建其遗传因子假说的过程中，有否借鉴道尔顿的原子论认识模式，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运用简单性原则取得了成功。他建立了遗传因子成对存在的模型并创造了符号体系予以表达，以有限种类基因的无限组合，解释了无限种生命形式的存在。
假说虽然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知识依据，但毕竟不同于科学理论，它带有一定的猜测性和或然性。因此，在建立起假说后，孟德尔又运用演绎推理以测交实验验证其遗传因子假说。演绎推理是进行逻辑证明的一种重要方法，是运用一般原理对具体事物进行推论并作出科学预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必要环节。
由此可见，孟德尔工作的开拓性，除了正确选择材料和采用统计方法，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抽象出科学概念，建立假说，创造符号体系予以表达并与有计划的实验相结合。这种方法自伽利略和牛顿以来在物理学中一直被使用，但在当时的生物学中无人知晓。这可能是孟德尔的工作没有被与他同时代的最优秀的生物学家所认同的原因。但正是这种方法的建立使遗传学不断取得进展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逻辑方法来分析，遗传因子假说的逻辑起点是分离现象的自由组合现象，概括得出这两个现象时孟德尔使用的归纳方法是简单枚举法，即根据若干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而无一反例，于是推论得出该类对象都具有这种属性的结论。简单枚举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带有某种程度的或然性，不能作为科学理论来使用，只能提供尚需进一步加以研究和验证的一种假定。为了从根本上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必须努力发现某种属性与某类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能够确定某属性是该类对象所必然具有的，那么其推论就最终成立了。这样，推理方法也就由简单枚举法过渡到科学归纳法了。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成果，最终证明了孟德尔假说的正确性，因为它们根据对遗传现象和遗传物质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推定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具有普遍性。至此，孟德尔假说才被确立为遗传学理论。
其实，经过分子遗传学的建立这一场“科学革命”后，现代遗传学的“范式”与经典遗传学已经完全不同了。现代遗传学的逻辑起点是三个方面的科学事实，一是有性生殖细胞的形成和受精作用（特别是这些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二是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每个染色体都是由特定的Dna链和蛋白质组成的；三是遗传物质对遗传信息的储存、传递和表达（分子遗传学中心法则）。通过对这三方面所发现的科学事实的综合，建构起了现代遗传学理论。而前面所述的遗传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已经成为历史。
二、进化理论构建的科学方法
达尔文进化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肯定生物是进化的，二是说明生物进化的机理。对于“生物是进化的”这个结论，达尔文在自己的环球考察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主要运用归纳法得出。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发现提供了新的证据。迄今未遇到反例。因此可以说，自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进化论取得了胜利。对“生物进化的机理”，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理论解释。现在有许多异议，但尚未有一个理论可以取而代之。对此，我们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做一分析。
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四个科学事实：过度繁殖、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隔离。达尔文以它们为基础，通过与人工选择的类比，依据因果关系而建立起理论体系。在作为逻辑起点的四个科学事实中，过度繁殖和生存斗争，可以通过观察直接证实；对遗传变异，现代科学研究也已充分证明，在各种生物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突变，遗传多态现象（polymorphism）广泛存在；隔离阻断了基因交流，对于小种群来说，确实能使物种分化，这已成为珍稀动物保护中建立“种群通道”的理论依据。现在的争议在选择理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通过与“人工选择”的类比而建立的，因此仅仅是一种推断。人工选择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是实验上可控的原理。把这样一种原理扩展成普遍意义上的原理，是否可以？而且到目前为止，人们除了在多倍体植物中发生的一些例子外，在可以观察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出现过新物种。所以，通过自然选择产生新物种尚缺乏实证。因此，一些人从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的角度，对自然选择学说提出了质疑。伴随对生物进化过程中物种演变认识的深入，遗传学家歌德斯密特（R.B.Goldshmidt）在1940年提出了“大进化”和“小进化”的概念。1944年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G.Simpson）对此概念又做了修正并给予明确定义，认为小进化（microevolution）考察进化过程中物种内性状维持或变异的规律，大进化（macroevolution）则研究物种规模演变的特征。达尔文和他以后的许多进化论者把生物个体看作是进化的单位，但小进化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实际上，进化的单位，对无性生殖的生物是无性繁殖系，对有性繁殖的生物是通过有性生殖联系起来的种群。这样，在遗传学研究成果的直接推动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发生了一次大的改造，主要体现在选择的效果不再是“生”或“死”的问题，而变成了在生物的繁衍过程中，突变基因对种群基因库分布（某突变基因和与它同源的等位野生型基因在种群总基因数中的比例）的影响大小的问题；生物进化的单位不再是生物个体，而是扩展到种群。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次重要修正，人们把这次修正后的达尔文进化论称为“现代综合论”（themodernsynthesis）。
现代进化理论对小进化的研究，以遗传平衡定律（Hardy-weinberg定律，1908）为基础，引进适合度（fitness）和选择系数（selectivecoefficient）的概念后，为自然选择学说提供了可靠的逻辑基础和定量概念，是自然选择学说的重要发展。现在许多生物学家接受选择理论，正是因为遗传学在这个方面的发展。然而，对现代综合论，基于种群遗传学基础之上的小进化模式是否可以解释物种形成和高级分类群起源等大进化现象，多年来一直是进化生物学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古生物学研究证明生物的大进化过程并不总是与环境的变迁相一致。例如，我国云南澄江动物群化石揭示的寒武纪大爆发之类的进化现象（还包括大绝灭现象）告诉我们，进化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表现为阶段性的过程，最初是以迅速形成几种主要类群的方式爆发性地形成类群的阶段，然后是缓慢的物种形成和在每个类群内对不同栖息地逐渐适应的阶段，最后是衰落和绝灭阶段。因此，进化不仅是由环境的变化和生存斗争决定的，它还受生命系统内部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大进化，更是如此。
从控制论的角度看，生命系统的稳态是反馈调节的结果。生命系统可能通过负反馈调节而保持稳态，也可能通过正反馈调节打破原有的稳态，从而建立新的稳态或趋于毁灭。因此，选择并非只是自然的选择，生命系统作为自组织系统，对系统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自身干预，如作为进化单位的种群内部的性选择对基因频率的影响等。从热力学的角度看，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的孤立系统的熵增加，是一个退化的过程。20世纪中叶诞生的非平衡态热力学，说明生命系统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系统。它们的结构都是耗散结构，因而可以发生“熵减少”的个体生长发育和系统进化过程，同时其中也可以包含局部的熵增加过程。所以，任何生命系统都在大量偶然的随机因素中发展着，并不只是适应环境的变化。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而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三、“遗传与进化”模块逻辑体系的构建
（一）模块体系构建的逻辑方法
《标准》对“遗传与进化”模块的知识体系，没有按遗传学和进化论的发展历史线索构建，而以逻辑线索构建，形成一个公理化的体系。公理化体系的特点是先提供不容置疑的科学事实或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然后主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通过判断、推理、证明来建构，其逻辑形式包括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顺序和逻辑终点四个基本环节。
1.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形成理论的起点，它必须是：①对事物最简单和最一般的本质规定；②能构成所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③包含事物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例如，经典遗传学中的“相对性状”“基因”等概念，就是经典遗传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2.逻辑中介。逻辑中介是联结起点和终点之间由一系列的概念、模型所组成的中间环节。它具有以下特点：①起沟通和联结的作用，能把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联结起来，构成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整体；②以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依据，不能任意跳跃。例如，经典遗传学中的表现型、基因型、等位基因等概念和模型，就是经典遗传学理论的逻辑中介。
3.逻辑顺序。逻辑顺序是概念、模型、原理之间前后相继或相互隶属的关系。确定逻辑顺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①从属性的联系方式，如相对性状与显性性状、隐性性状之间，基因型与纯合子、杂合子之间的联系，按照这种方式确定的逻辑顺序主要反映客观事物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②继起式的联系方式，如相对性状与分离现象、自由组合现象、等位基因与基因的分离规律之间的联系，按照这种方式确定的逻辑顺序大体上与客观事物的发展顺序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历史相一致。
4.逻辑终点。逻辑终点意味着一个特定范围内的认识上升周期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新的认识上升周期的开始。思维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上升运动，一方面是对客观事物和实际过程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具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
（二）模块逻辑体系的构建
1.第一个逻辑起点──“专题1.遗传的细胞基础”
现代遗传学的第一个逻辑起点是有性生殖细胞的形成和受精作用（特别是这些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因此，《标准》安排了“举例说明配子的形成过程”和“举例说明受精过程”这两个知识点，重点在“阐明细胞的减数分裂并模拟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
2.第二个逻辑起点──“专题2.遗传的分子基础”
其中的“总结人类对遗传物质的探索过程”“概述Dna分子结构的主要特点”这两个知识点，说明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每个染色体都是由特定的Dna链和蛋白质组成的。
3.第三个逻辑起点──分子遗传学的中心法则
围绕中心法则，“专题2.遗传的分子基础”安排了“说明基因和遗传信息的关系”“概述Dna分子的复制”“概述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等内容。
4.得出第一个理论──“专题3.遗传的基本规律”
先通过“分析孟德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然后以上述三个逻辑起点为基础，来“阐明基因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这里的逻辑证明和“分子与细胞”模块不同，那里是通过“使用显微镜观察多种多样的细胞”等活动来证明没有反例，而这里是通过“专题1.遗传的细胞基础”和“专题2.遗传的分子基础”，来阐明基因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的内在必然性。
5.得出第二个理论──“专题4.生物的变异”
以前述三个逻辑起点为基础，再根据遗传的基本规律进行推理，便可“举例说出基因重组及其意义”“举例说明基因突变的特征和原因”“简述染色体结构变异和数目变异”。
6.从遗传学出发讨论进化问题
从遗传学出发来讨论进化机理，主要在小进化的范畴。所以安排了“用数学方法讨论基因频率的变化”的活动建议。然而小进化能否说明大进化，还有许多争议，所以《标准》只是要求通过“搜集生物进化理论发展的资料”活动，“说明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至于对“生物是进化的”这个问题，因已为现代社会普遍接受，初中也已涉及，所以《标准》只在初中的基础上安排了一个知识点：“概述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形成”。
考虑到遗传学和进化论发展中的科学认识模式和方法所具有的教育价值，《标准》又安排了“总结人类对遗传物质的探索过程”“分析孟德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探讨生物进化观点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内容。
当然，在编写教材时，可以有不同的体系。例如，对遗传学的内容，既可以根据现代遗传学理论体系构建，也可以根据遗传学发展史上的学科思想和方法构建。
四、“遗传与进化”模块的思维方式特点分析
自孟德尔开始，遗传学便使用模型来表征概念及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例如，“表现型”就是一种实物模型，相当于生物体某性状的模式标本；减数分裂图解、染色体图解等则属于模拟模型。这些都是物质模型。而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蛋白质合成示意图等属于具象模型，“基因型”和杂交过程图解等属于抽象模型，二者都是思想模型。基因型，其实质是“基因组成模型”，它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生物体中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基因组成。杂交过程图解是理想化的过程模型，它按遗传学规律把杂交过程简化，用以反映和解释杂交试验的过程和结果，并通过演绎推理来预测某些杂交试验的结果。
模型属于表象。过去的生物学课程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往往只重视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而忽视对表象的研究。而认知心理学家一般认为，表象是更适合于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认知成分。众所周知，想象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性思维形式，而它正是大脑对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因此，在教学改革中许多教师提倡要发挥生物学图解教学的功能，其实质就是运用模型来设计新的知识结构，注意通过对表象的操作、加工而实现的思维活动。例如，在遗传学问题解决中，人们经常使用模型方法。利用模型方法解决问题，需先建立模型，简称生物建模。所谓建模，就是要寻找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然后依据模型进行推导、计算，作出预测。其过程在实质上是一个需要概念思维和表象思维参与的过程。我们以2003年全国高考“理综”卷第26题为例说明。题目是：“小麦品种是纯合体，生产上用种子繁殖，现要选育矮秆（aa）、抗病（BB）的小麦新品种；马铃薯品种是杂合体（有一对基因杂合即可称为杂合体），生产上通常用块茎繁殖，现要选育黄肉（Yy）、抗病（Rr）的马铃薯新品种。请分别设计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程序以及马铃薯品种间杂交育种程序。要求用遗传图解表示并加以简要说明。（写出包括亲本在内的前三代即可。）”运用模型方法解题程序如下表所示。
我们可以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双重编码理论对这个思维过程进行分析。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结构存在两个系统──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二者之间存在三个重要的联结关系：一是言语刺激与表象刺激之间的表达联结，在上表中，“（1）分析变量”这一步骤建构了这个联结，如“矮秆或高秆”对应“aa或a_”；二是言语系统与表象系统之间的指称联结，上表中的“（2）构建亲本基因组合模型”步骤完成了这个联结，如小麦亲本“矮秆不抗病”对应“aabb”；三是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内部的联想联结，这是在“（3）推导杂交过程”和“（4）作出预测”中完成的，这两步既有运用言语的思维，又有运用表象（模型）的思维。根据双重编码理论，第一步骤中的表达意义即言语刺激和表象刺激之间的联结，来自对外在事件、字词或表象的熟悉感，表达意义以经验作为基础；第二步骤中的指称意义指相应的表象表达的激活或相应言语表达的激活，它来自言语系统与表象系统之间的相互激活和相互作用；最后两个步骤中的联想意义是分别在言语系统或表象系统本系统内的一种深层次表达，它依靠本系统内的联想网络结构赋予认知者以意义，这个过程在表象系统和言语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从整个问题解决过程来看，遗传学建模问题对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其根本原因可能也在这里，它需要言语和表象两个系统共同作用才能完成。
在思维方式中，以科学概念为思维材料而进行的思维是科学抽象思维，以表象为思维材料进行的思维是科学形象思维。上述遗传学问题解决思维过程的特点在于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这正是“遗传与进化”模块的重要思维训练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余自强.高中生物课程内容建构及稳态与环境模块的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04，24（9）：54.
传统文化逻辑篇9
什么是逻辑？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要将各种各样冠以“逻辑”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明确清晰的“逻辑”的定义之下，这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不妨先对逻辑发展史作一简单考察。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集其前人研究之大成，写成了逻辑巨著《工具论》（由亚氏的六部著作编排而成：《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辨谬篇》）。虽然在亚氏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逻辑”这一名称，也没有明确地以“逻辑”这一术语命名其学说，但是，历史事实是，亚氏使形式逻辑从哲学、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门以推理为中心，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心的独立的科学。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亚氏之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即逍遥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亚氏的形式逻辑理论——逍遥学派的德奥弗拉斯特和欧德慕给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推理形式增补了一些新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命题逻辑问题，斯多葛学派克里西普斯等人则构造了一个与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不同的命题逻辑理论。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近代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他在总结前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在批判了经院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之后，以其古典归纳逻辑名著《新工具》为标志，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础。
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对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另一种新的思辩逻辑——辩证逻辑。
与此同时，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在发展与变化中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数理逻辑阶段。数理逻辑也称符号逻辑，或谓狭义的现代逻辑，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他主张建立“表意的、普遍的语言”来研究思维问题，使推理的有效性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莱布尼兹的这些设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并未实现，但他提出的“把逻辑加以数学化”的伟大构想，对逻辑学发展的贡献却是意义深远的，正如逻辑史家肖尔兹所说，“人们提起莱布尼兹的名字就好象在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生的逻辑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现就是采作逻辑斯蒂形式的现代精确逻辑。”（注：肖尔兹著，张家龙译：《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莱氏之后，经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哈米尔顿、德摩根的研究，英国数学家布尔于1847年建立了逻辑代数，这是第一个成功的数理逻辑系统。1879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部88页的著作中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个初步自足的、包括命题演算在内的谓词演算公理系统，从而创建了现代数理逻辑。之后，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和怀特海于1910年发表了三大卷的《数学原理》，建立了带等词的一阶谓词系统，从而使得数理逻辑成熟与发展起来。
上述数理逻辑，以两个演算——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作为核心，被称之为现代形式逻辑或狭义的现代逻辑。在当代，以现代逻辑为基础，将现代逻辑应用于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从而出现了广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
从以上对古代、近代、现当代逻辑学说发展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逻辑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至少包括了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传统演绎逻辑、以数理逻辑为核心及基础的现代逻辑及其分支、归纳逻辑、辩证逻辑等等，而这些逻辑相互之间的特性又是十分不同甚至十分对立的。所以，要用一个明确的定义把这些历史上所谓的逻辑都包含进去，确实是很难的。事实上，“逻辑”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的，逻辑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英国逻辑学家哈克在谈到逻辑的范围时，认为逻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科群，其分支主要包括如下：
1.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2.经典逻辑：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
3.扩展的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识论逻辑、优选逻辑、命令句逻辑、问题逻辑
4.异常的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自由逻辑
5.归纳逻辑（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在这里，哈克所谓的“扩展的逻辑”，是指在经典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中增加一些相应的公理、规则及其新的逻辑算子，使其形式系统扩展到一些原为非形式的推演，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现代逻辑分支；至于“异常的逻辑”，则是指其形成过程一方面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的词汇，但另一方面，这些系统又对经典逻辑的公理与规则进行了限制甚至根本性的修改，从而使之脱离了经典逻辑的轨道的那些现代逻辑分支。“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统称为“非经典逻辑”。
以哈克的上述分类为基础，从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逻辑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因此，逻辑的范围是有宽有窄的：首先，逻辑指经典逻辑，即二值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不严格地，也可以叫数理逻辑，这是最“标准”、最“正统”的逻辑，也是最狭义的逻辑；其次，逻辑还包括现代非经典逻辑，不严格地，也可以叫哲学逻辑，即哈克所讲的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再次，逻辑还包括传统演绎逻辑，它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关于非模态的直言命题及其演绎推理的直观理论，其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词项（概念）、命题、推理、证明特别是三段论等。此外，逻辑还可以包括归纳逻辑（包括现代归纳逻辑与传统归纳法）、辩证逻辑。将逻辑局限于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这就是狭义的逻辑，而将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则是广义的逻辑。以这一取向为标准，狭义的逻辑基本上可以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学，即如何将有效的推理形式从无效的推理形式中区分开来的科学”这一定义，而广义的逻辑则可以基本上对应于“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及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这一定义。
由此可见，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层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逻辑学的不同层面及不同涵义：
(1)从现代逻辑的视野看，逻辑学的发展从古到今的过程是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过程。这一点上面已有论述，此不多说。
(2)从逻辑学兼具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角度，可以确切地把逻辑分成纯逻辑与应用逻辑两大层面。可以说，纯逻辑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机械性装置（例如公理与推导规则），它们只展示推理论证的结构而不与某一具体领域或学科挂钩，是“通论”性的，而应用逻辑则是将纯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主题，从而将这一具体主题与纯逻辑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的逻辑系统，它相当于逻辑的某一“分论”。在纯逻辑这一层面，还可以分成理论逻辑与元逻辑，所谓元逻辑，是以逻辑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是刻划、研究逻辑系统形式面貌与形式性质的逻辑学科，它研究诸如逻辑系统的一致性、可满足性、完全性等等。不言而喻，元逻辑之外的纯逻辑部分，统称为理论逻辑。以这种分法为基础，如果说纯逻辑是狭义的逻辑的话，则应用逻辑就是广义的逻辑。
(3)从逻辑学对表达式意义的不同研究层次，可以把逻辑分成外延逻辑、内涵逻辑与语言逻辑。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对语言表达式（词或句子）意义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表达式的外延上，认为表达式的外延就是其意义（如认为词的意义就是其所指，句子的意义就是其真值），因此，它们是外延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其外延上，认为不仅要研究表达式的外延，也要研究表达式的内涵，这样的逻辑就是内涵逻辑。可以看出，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对表达式意义的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语形或语义层面，而实际上，表达式总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使用的，因此，逻辑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研究还可以也应该深入到语言表达式的具体的使用中去，对其进行语用研究，这一考虑，就促成了所谓的自然语言逻辑或语言逻辑的研究。所谓自然语言逻辑，按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分析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的科学。因此，如果说狭义的逻辑是一种语形或语义逻辑、它们只研究语形或语义推理的话，则广义的逻辑则是一种语用逻辑，它还要研究语用推理。
二、现代逻辑背景下的逻辑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当代，现代逻辑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态势，逻辑学正在从单一学科逐步形成为由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诸多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的逻辑科学。现代逻辑发展的这一趋势，就使得一方面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逻辑分支、各种各样的逻辑系统不断涌现，比如，既有作为经典逻辑的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也有作为对经典逻辑的扩展或背离的非经典逻辑。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逻辑或经典逻辑所具有的直观性，非经典逻辑系统越来越远离直观甚至在某些意义上与直观相背。在这种背景下，逻辑学家就必然面临如下需要回答的问题：
(1)逻辑系统有无正确与不正确之分？说一个逻辑系统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是什么意思？
(2)是否一定要期望一个逻辑系统成为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或者说，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即在一个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吗？
(3)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其中的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是相互对立的？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区分出了关于逻辑的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主义。
不管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都认为逻辑系统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逻辑系统的正确与否依赖于“相对于系统本身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与“系统外的有效性或逻辑真理”是否一致。如果某一逻辑系统中的有效的形式论证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有效的非形式论证相一致，并且那些在某一系统中逻辑地真的合式公式与那些在系统外的意义上也逻辑地真的陈述相一致，则该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为不正确的。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一元论认为只有一个唯一地在此意义下正确的逻辑系统，而多元论则认为存在多个如此的逻辑系统。
工具主义则认为，谈论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正确或不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所谓正确或不正确的逻辑系统，“正确的”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就工具主义来说，他们只允许这样一个“内部”问题：一个逻辑系统是否是“完善的”(Sound)？即是说，逻辑系统的定理或语法地有效的论证是否全部地并且唯一地是在该系统内逻辑地真或有效的？（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多元论又可以分为总体多元论与局部多元论。局部多元论认为，不同的逻辑系统是由于应用于讨论的不同领域而形成的，因此，局部多元论把系统外的有效性和逻辑真理从而也把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看作是讨论的一个特定领域，认为一个论证并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而是在讨论中有效的，所以，逻辑可以是局部地正确的，即在某一特定的讨论区域内正确的。而总体多元论则持有与一元论相同的假定：逻辑原理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因此，一个逻辑系统应该是总体应用的即可以应用于代表任何主题的推理的。
就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特别是异常逻辑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元论者强迫人们在经典系统与异常系统中二者择一，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扩展的逻辑都是正确的。因此，一元论者断言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在是否正确地代表了系统外的有效论证或逻辑真理的形式上是相互对立的，而多元论者则认为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两者在某一或其他途径下的对立只是表面的。
就逻辑科学发展的现实而言，从传统逻辑到经典逻辑再到非经典逻辑的道路，也是逻辑科学特别是逻辑系统发展由比较单一走向丰富多样的过程。以传统逻辑来说，它来自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推理的实际，可以说是对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传统逻辑的内容是比较直观的，与现实也是比较吻合的。而经典逻辑是传统逻辑的现展阶段，是以形式化的方法对传统逻辑理论特别是推理理论的新的研究，因此，与传统逻辑一样，经典逻辑的内容仍是具有直观基础的——经典逻辑的公理与定理大都可以在日常思维中找到相对应的思维与推理的实例予以佐证，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与解释也不会感到与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过于异常。所以，在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层面，用“系统内的有效性”与“系统外的有效性”的一致来说明一个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合适的，这种说明的实质就是要求逻辑系统这种“主观”的产物与思维的客观实际相一致。
相对而言，在经典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非经典逻辑，它的直观性、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就大大不如经典逻辑，甚至与经典逻辑背道而驰。以模态命题系统为例（应该说，相对而言，模态命题逻辑在非经典逻辑中是较为直观的），如果说系统t满足对模态逻辑系统的直观要求，它所断定的是没有争论的一些结论的话，则系统S4、S5就难以说具有直观性以及与人们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吻合性了：在系统S4和S5中都出现了模态算子的重叠，因而象pp、pp这样的公式大量出现，而这些公式几乎没有什么直观性。至于非经典逻辑中的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它们离人们的日常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更远，更显得“反常”。同时，同一个领域比如模态逻辑或时态逻辑，由于方法和着眼点不同，可以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作出逻辑系统无正确性可言、逻辑系统纯粹只是人们思考的工具的工具主义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应该说，工具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它看到了逻辑系统特别是各种非经典逻辑系统远离日常思维与推理和作为“纯思维产物”的高度抽象性，看到了逻辑学家在建构各种逻辑系统时的高度的创造性或“主观能动性”。但是，另一方面，从本质来看，工具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它完全抹杀了逻辑系统建构的客观基础，否定了逻辑系统最终是人们特别是逻辑学家的主观对思维实际、推理实际的反映。这种观点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逻辑无用论，最终取消逻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和逻辑科学的学科性质的。
而一元论对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的理解过于狭窄，也过于严厉，这种观点难以解释在今天各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之间相互并存、互为补充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尽管任何逻辑系统都是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但是，它们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否则，它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最终难以存在下去），所以，逻辑系统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正确地反映了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逻辑系统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不正确的。应该说，这一点是一元论与多元论都可以同意的，但是，在承认这一说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正确地反映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的实际”是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层次的：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普遍、一般的（比如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也可以是比较特殊、具体的（比如某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它所反映的就是相对于某一特定主题或领域的特定的思维与推理）；逻辑系统对人类思维特别是推理实际的反映可以是比较直观、与日常较为吻合的，也可以是相对来说较为抽象、远离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逻辑系统的“正确性”是多样的，不可绝对化和唯一化。所以，我认为，一元论坚持“只有一个正确的、唯一的逻辑”是不妥的，相反，多元论的观点则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按哈克的分析把非经典逻辑分成“扩展的逻辑”与“异常的逻辑”的话，那么，很显然，扩展的逻辑是以经典逻辑为基础，将经典逻辑理论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而形成的对经典逻辑的扩充，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斥、对立的情况，它们都可以是“正确的”。至于“异常的逻辑”，它的某些性质与特征确实可能与经典逻辑不同甚至相矛盾（例如在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中排中律的失效等等），因此，它们有“对立”的地方，但就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相比而言，它们的对立或不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而从整个系统的性质来看，它们的互通之处更多，因此，经典逻辑与某一异常逻辑分支之间的所谓“对立”之处，恰恰是该异常逻辑分支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对某一问题的不同于经典逻辑的处理和解决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经典逻辑的意义不在于“否定”了经典逻辑的某些定理或规则，而在于对经典逻辑忽略了的或无法处理的地方进行了自己的独特的处理。所以，经典逻辑与异常逻辑之间的“对立”是表面上的，其实质是它们之间的互补。
【内容提要】逻辑学的发展是多层面的，逻辑的涵义也是分层次的，逻辑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对现代逻辑背景下出现的关于逻辑的一元论、多元论与工具主义要作具体分析。事实上，每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来说，多元论更符合现代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
【关键词】逻辑/广义与狭义/一元论/多元论/工具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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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逻辑篇10
经过10余年的探索、实践和改革，我国独立学院逐步走上正轨，独立学院以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模式，逐步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接受。正因为独立学院特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我国独立学院普遍重视实践教学，而对于像逻辑学这样的基础课程重视不够，未将逻辑学列入教学计划中，或者只在法学、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等少部分专业中开设。通过近几年在独立学院教授逻辑学课程，笔者发现，在独立学院开设的逻辑学课程从体系上讲属于传统逻辑范畴，主要包括词项、命题、推理等思维形式，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进行正确思维的基本规律，以及定义、划分、限制等简单的逻辑方法。由于逻辑学的抽象性，致使相当多的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感到枯燥、难懂，也不知如何应用于实践。同时，由于教学内容受教材限制，未能结合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和专业特点教学，逻辑学课程仍以纯理论讲授为主。针对我国独立学院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独立学院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应该基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快逻辑学的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一、教学对象：文科类专业作为基础课开设，其他专业作为选修课开设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列为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地位等同的七大基础学科，足以见逻辑学在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王路教授在《逻辑基础》一书中认为：“学习逻辑学的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学习逻辑，掌握一些专门的技术和方法，从而使我们能够应用这些技术和方法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另一类是通过学习逻辑，培养一种逻辑的眼界和意识，从而使这种眼界和意识成为我们知识结构中的构成要素，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1]可见，逻辑学虽然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科学，但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逻辑学的生命在于联系思维实际，逻辑学的力量在于指导实践。在独立学院开设的逻辑学课程，不仅包括必然性的演绎推理，也包括或然性的归纳、类比推理。逻辑学对于思维的意义不在于学了逻辑之后人才会思维，而在于逻辑可以使思维成为自觉的活动。
因此，在我国的独立学院中，广泛开设逻辑学课程，不但有助于推进我国大学生的素质教育，而且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措施。独立学院受限于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和学生的知识结构等，开设逻辑学的独立学院较少，开设逻辑学的专业也较少。一般而言，在法学专业中开设法律逻辑，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开设形式逻辑，某些独立学院也在管理类专业中开设了逻辑学。然而，逻辑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教会学生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能够较好地表述和论证观点，揭露政治和理论上的谬误。无论学习何种专业，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行业，这些能力都是大学生所应必备的，因此，在独立学院开设逻辑学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像其他一些重点高校一样，将逻辑学开设为全校的公共课程，对于独立学院而言，似乎不大现实。因此，笔者认为，结合独立学院的实际，应将逻辑学开设为文科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即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财务管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等文科类专业中普遍开设逻辑学；在独立学院全校范围内将逻辑学作为选修课开设。
二、教学内容：结合专业特点，以传统逻辑为主，辅以现代逻辑教学
逻辑学的发展阶段来看，逻辑学主要包括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传统逻辑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以三段论为核心的形式逻辑体系，现代逻辑是用形式化的方法来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现代逻辑是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使用符号语言来研究词项、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构成严密的符号系统；而传统逻辑很少使用到符号语言，与自然语言更为接近。[2]目前，在独立学院开设的逻辑学课程从体系上讲属于传统逻辑范畴，主要包括词项、命题、推理等思维形式，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进行正确思维的基本规律，以及定义、划分、限制等简单的逻辑方法。另外，逻辑学的教学仍然以自然语言为主，较少涉及语言符号，基本不涉及形式化的教学，甚至自然演绎推理的内容也未涉及。
笔者认为，目前，独立学院逻辑学的教学仍然应该以传统逻辑的教学为主，因为传统逻辑中关于词项和三段论的研究对于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在自然语言中的两个语句“有学生是三好学生”和“有学生不是三好学生”，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两个语句是矛盾关系，即“有学生是三好学生”为真时，“有学生不是三好学生”一定为假，反之亦然。然而，在逻辑学中，这两个语句并不是矛盾关系，只是下反对关系，即当“有学生是三好学生”为假时，可得到“有学生不是三好学生”为真；当“有学生是三好学生”为真时，“有学生不是三好学生”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学生知道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即蕴含命题）由肯定前件可以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可以否定前件；但是，当出现必要条件假言命题时，仍然由肯定前件去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去否定前件，这显然不成立。所以，传统逻辑对词项、命题、推理的分析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能够提升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独立学院的大学生，理论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传统逻辑的知识与自然语言更为接近，学生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当然，独立学院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不能仅限于传统逻辑，也应该辅以现代逻辑的少量内容。现代逻辑毕竟是新发展出来的成果，作为逻辑学这一课程，应该简单地对其作介绍，特别是命题逻辑的相关内容。独立学院的部分大学生数学基础薄弱，对纯符号化的理论很惧怕，但是，正因为这一点，需要引入自然演绎的推理。自然演绎的推理与自然语言有部分联系，推理过程非常严密，通过该部分内容的教学，能够训练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形成严密的思维。目前，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开设逻辑学课程的各专业讲授内容没有多大差别，未能结合专业特点选择教学内容。笔者认为，除了以传统逻辑为主，辅以现代逻辑以外，也应该结合专业特点适当让学生了解逻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可以将博弈逻辑、认知推理的简单理论融入到逻辑学教学中，特别是融入到经济类专业、管理类专业和法学类专业的逻辑学教学中。#p#分页标题#e#
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重视案例和实践教学
课程内容本身是否生动，在教学活动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本身感兴趣，他就会深入地去掌握该学科各方面的知识，否则，学生只能被动地、勉强地去学习相关的知识。逻辑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一些内容涉及符号化，不甚符合学生的实际需要，而独立学院的学生感兴趣于实践性课程，对基础课程兴致不高，所以对逻辑学这门学科兴趣更不高。美国教育家西蒙斯说：“如果教师能适当地用一种令人愉快而又认真的方式教授的话，那么所有的科学知识，就其本质的关联性来说，都充满着趣味。”[3]因此，一定要根据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采用有力手段激发学生学习逻辑学的兴趣。那么，如何才能激发独立学院学生学习逻辑学的兴趣呢？笔者认为，在逻辑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案例、实践教学。
1.启发式教学要充分利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的一种教学指导思想。例如，在绪论课的教学中巧妙引入以后学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凭已有的知识仍然可以解决问题，教师要听取学生的解答思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真有假型的推理题可以作为绪论课启发式教学的一个案例：有金、银、铅三个匣子，有一副肖像放在其中一个匣子中，每个匣子上面刻着一句话，并且这三句话中只有一句是真话。金匣子上刻着：肖像不在此匣子中；银匣子上刻着：肖像在金匣子中；铅匣子上刻着：肖像不在此匣子中。请问，肖像在哪一只匣子里？哪一句话是真话？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分析、猜想、讨论、争辩、验证，从而寻找出正确答案。并且对比学生的解答方法，给出运用逻辑学知识解答的简便方法，激发学生学习逻辑学的兴趣。在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启发式教学应该贯穿始终。例如，讲到词项之间的关系时，先给出三个简单词项“车”“火车”“车厢”，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表示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收集学生的不同意见。然后，通过讲解属种关系与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区分，让学生从不同意见中寻找出正确答案。显而易见，独立学院的学生面对逻辑学这一门较为枯燥的课程时，启发式教学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2.巧用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有生动的情节、丰富的情感，通过历史典故讲解知识，能很快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可以较快地进入教学情境中。形象思维在独立学院的学生中居于重要地位，他们在认识事物时常常只习惯于停留在表象上，但求知欲望旺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要因势利导，帮助学生从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例如讲到二难推理时，可以通过音频、视频资料播放历史上发生的相关典故。“如果此酒是长生不老的仙酒，那么陛下杀不死我；如果此酒只是普通的酒，那么我罪不至死；此酒或者是长生不老的仙酒，或者只是普通的酒，所以，或者陛下杀不死我，或者我罪不至死”，通过引入此类案例，学生对二难推理有了一定了解，也能激发深入学习的兴趣。通过典故“扛竹竿进城”、“半费之讼”等典故教会学生破斥二难推理的方法，特别是以二难破斥二难的方法。[4]通过“鲁班发明锯子”等典故引出类比推理的教学，[5]通过“东施效颦”等历史典故告诉学生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通过“焚猪验尸”等典故让学生学会应用类比推理。将此类历史典故运用于教学的过程中，容易把趣味性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从典故的情节解释逐步过渡到更为深入的逻辑内涵的解读。
3.利用游戏提高学生参与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给学生提供主动参与的机会。课堂教学活动，不应该只是教师个人的思维活动，而应该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才能称之为成功的课堂教学活动。在逻辑学的课堂中设置一些简单的游戏环节，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进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逻辑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入简单的博弈游戏。游戏是这样的：教师让上课的每个学生写下一个数字（介于1到100之间的整数），然后教师把所有的数字平均一下，再乘以2/3，假定这个数字为a，那么，给出最接近a这个数字的同学就是赢家，将获得奖品。诸如此类的游戏，每个同学都可以参加，不会涉及能力的问题，也带有一定的激励机制。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能够集中学习的注意力，带着好奇的心态去学习后面的课程，提升学习逻辑学的兴趣。同时，将逻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博弈逻辑）介绍给学生。另外，在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也可以设置部分认知推理的题目，通过游戏和表演的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