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1
[关键词]法治；法治城市；指标体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24-06
随着依法治国在我国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法治”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全国各地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相继设计、推出本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来衡量和推进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
一、法治指数的兴起与发展
法治指数又称法治指标体系、法治（评价、评估）指标等，“指的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意义上建立并运用来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估的一系列相对比较客观量化的标准”[1]。用法律指标体系来量化和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状况源于社会指标运动在国外的兴起。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尝试了用法律指标体系来评价法治[2]。1996年，世界银行推出了全球第一个法治指数，其附属于全球治理指标之下。2006年，“世界正义工程（worldJusticeproject，wJp）”法治指数（以下简称wJp法治指数）开始创建，并于2008年7月了第一个法治指标体系（wJp1.0版）。wJp法治指数的构建以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为基础，旨在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规范，用以指导各国政府、社会、民间组织等共同推进法治发展，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程度的标准。指数力求具备普适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都可以适用[2]。各国专家对该指数的设计做出了贡献，其所设计的法治数据体系是迄今为止全球法治实践过程中最全面的范例[3]。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wJp法治指数迄今已经推出了6.0版，包括9个一级指标：约束政府权力、无腐败、开放性政府、基本权利、安全与秩序、规则执行、民事司法、程序公义、非正式司法。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参与评估[4]。
受其影响，中国香港推出了香港法治指数，由香港大学专家联合社会组织组成团队设计实施。香港法治指数分为质化和量化两大方面，其中质化方面设置了衡量法治的七项指标，在每项指标下又设置了若干二级指标，在数据获取方式上主要采用专家打分、补充采用民众调查方式，这种方法既通过法律精英层反映了法律运转的现状，又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感受，体现了法治运作的整体效果[5]。整个指数评估过程没有任何政府权力干预，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二、国内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发展过程分析
2004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6]，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为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时间表。自2004年起，全国各地方的法治建设实践就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开始了尝试，进行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标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如果说2012年之前，全国各地的法治实践更多的是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进行，那么党的十八提出的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则成为全国从上到下全面推进和深化依法治国举措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改革总目标，使得中国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阶段，进入国家治理阶段，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中最关键的内容[7]。如何“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成为各地法治建设实践新的出发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法治中国建设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将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8]。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进行法治中国建设，而法治中国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并不矛盾，《决定》同时提出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正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后，不少地区都开始调整各自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容，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基础，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并开始向法治城市、法治城区方向转型，着眼于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角度全面衡量地方法治建设的成效，关注法治实施效果，推动本地区法治进程，提高法治水平。这与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
三、典型城市（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分析
在中国，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浙江杭州余杭为代表的法治指数量化评估。2008年起，余杭区在全国率先余杭法治指数，它借鉴wJp法治指数和香港法治指数设计、实施的先进经验，引入由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为核心组成的第三方评估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数字量化方式对年度余杭法治发展水平进行了最直观的全面评价。指数内容涵盖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和社会平安和谐九大方面[5]，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余杭法治指数在全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影响很大，其法治经验更是被提炼、发展，并由此衍生、发展出针对不同对象而设计的专项量化指标体系，如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中国证据法治指数等。另一类指标体系是地方政府专门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而构建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体系构建以《纲要》为本，重点突出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完备和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均是对《纲要》总体指标的具体分解和提炼，客观、综合、全面地评价某一阶段地方政府的法治工作，成为本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的抓手和增长点，典型的代表是深圳。深圳在2008年即出台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于2015年出台修订优化版《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了十个大项，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层层展开，内容更加集中、明确，更具可操作性。
（一）指标设计转型
目前，以wJp法治指数为代表的国际指数（包括香港法治指数）通行的是主观指标占主导地位，原因是这些指数的设计是建立在西方法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公众对法治的预期较为稳定，主观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主观指标具有非理性和波动性特点，在法治尚未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部分社会群体的主观挫折感强，波动性大，主观指标容易被拉低[10]。因此，为了使结果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地反映地区法治的实际情况，我国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从现阶段法治实际出发，采用主客观指标相结合，以客观性指标为主的原则，体现现阶段法治的要求。其中，客观指标的设计以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核心，体现了狭义法治（与民主政治无关的法治）的要求。“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是基础，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1]。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的能力体现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方面，关系着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全民守法既是治理过程的要求，也是治理结果的一种状态，是治理达到“善治”的标志。客观指标相对稳定，能够比较直观地从制度和运行、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等客观方面梳理出法治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开展情况，获得相应数据，分析研究基础建设情况存在的优势和不足，而且客观指标的设计越具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越强，对问题进行整改相对越容易。主观指标设计为法治满意度指标，以社会各阶层的感受为出发点，主要收集不同层面公众的内心主观感受。此项指标的设立能够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度，测评效度高，既可以与客观指标互相验证，也能够体现社会公众对法治建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评价结果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在坚持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同时，指标设计应突出地方特点，以实践为导向，追问和反思地方法治发展和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制度前景[12]。法治实践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是直面问题的第一关口，也是解决问题的直接责任主体。因此地方具有制度创新、改革的原始冲动，这也是法治实践的生命力。鼓励具有地方特色的指标进入体系，就是要鼓励地方创新实践、探索尝试，甚至大胆试错、宽容失败，是为法治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提供试验田。
（二）评估模式转型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就是为了用科学方法来衡量和评价城市法治建设的实际水平和实践程度，如何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就是评估模式问题。评估模式的科学性决定了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决定了社会公众对结果的认可度。首先，在核心指标确定的情况下，具体指标的设计最好由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的专业人士合作进行，各取所长，从技术上确保设计出的指标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兼顾考核和评价需求。其次，由内部自我评价向由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客观评价转型。评估主体的中立是评估结果客观、公正的基本前提[13]。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了第三方评估问题。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的最大价值取向是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国际指数测量的不二选择。一方面，独立第三方超然于法律法规制定与执行的公共部门之外，身份较为中立；另一方面，法治评估专业性强，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缺一不可，为保证质量，评估人员既应熟悉法治评估的相应理论知识、专门方法和技术，还应积累一定的评估实践经验[14]。就目前我国法治发展阶段和实际来看，由政府委托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作为联结政府和公众的桥梁担任独立评估主体、由人大进行监督的模式较为可行。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的调查队可以进行数据采集、统计方面的工作。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培育、成长，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的意识与经验不断成熟，法治的不断进步以及法治评估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未来适当节点完全可以实现国际通行的专业独立第三方评估。
（三）评价结果运用转型
正确对待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从结果中找问题找差距，进而作为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推进地区和国家的法治进程，是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存在的重要意义。
首先，评价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实际上是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使法治建设有“抓手”。因此将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的评价结果按权重比例折算作为年度综合考评法治建设得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不仅可以对各部门实行年度考核，还可以考虑直接与干部奖惩、晋升挂钩。考核重点既包括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情况，也包括各职能部门的法治推进工作，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依法办事的能力，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的自觉性[15]。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城市法治建设水平。
其次，建立法治评价数据库，实现政府内部信息共享。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衡量城市法治建设状况最为直观。通过建立数据库，采集梳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一次为基础，分析地方法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原因，根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将问题交办到相对应的部门，进行研究、解决。数据是鲜活的，可以让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时刻感受到，从而将法治理念和行动融入日常工作中去，让法治成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识。通过对数据反馈按时间顺序的前后对比，及时调整、优化指标的内容、权重等，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匹配。随着评价的持续动态进行和随之进行的工作修正，法治建设就“动起来、活起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再次，评价结果向社会及时公布。法治城市建设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城市法治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受，公众法治素养的高低也影响着城市的法治进程。将法治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是与社会各阶层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城市的实际法治状况，让市民对“法治”的了解更为直观，也培养了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法治信仰，让法治嵌入公众的骨髓，获得公众对“法治”的认同感，同时也是收集公众的法治感受特别是收集问题的过程，反过来又提升了社会公众参与法治城市建设的能力。
五、余论
法治建设绩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每一个地区和城市追求的目标，而整个社会（包括官方与民间）能接受法治、认同法治的基本价值，形成法治的共识，并按照法治方式行事等，也是我们法治社会追求的理想和方向。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和积极运用是法治发展过程的必然要求，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实基础。希望学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能为法治中国的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法治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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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2
【关键词】刑事错案法治指数治理评估中原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D927【文献标识码】a
2012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2012～
2020）》，规划对河南省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部署，其赋予中原经济区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的定位。在经济发展地背景下，中原经济区必然面临转型的过程。面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将出现一定比例的变化和失衡，由此将形成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发挥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变革和完善现有法律调控机制，进而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区域法治环境的治理和优化不仅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局限，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更需要把握区域内各主体间法治环境的状况，有针对性地改良和优化。目前，学者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对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法治环境的定量研究仍然薄弱。因此，建立一个动态、多元、多层面的评价体系，其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法治状况评估指标的演变
域外法治评估指标。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雷蒙德・鲍尔率先提出“社会指标”一词，提出以社会指标来观测社会发展的方法。社会指标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是“在那些通常不易于定量观测或不属于经济学家专业范围的领域内，为我们提供有关社会状况的信息”。①
有关法治指标的雏形可见之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研究，韦伯十分关注社会的秩序问题，秩序是由统治集团的组织和合法性所保证。历史上存在不同统治类型，这些统治类型被它们各自内在的和外在的力量所改变。在理想类型方法的影响下，学者就社会法治形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昂格尔将法律的类型概括为习惯法、官僚型的法以及法律秩序。②习惯法、官僚法和法治秩序是历史上存在的三种法的样态，而每种法的形态之间，都有不同的要素构成，现代社会的法治形态可以从实体内容、机构、方法与职业四个层面来概括。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将不同形态下的法律分为压制型法、管理型法与回应型法。三种类型的法律形态由不同的指标来组成，这些指标包括：法律的目的、合法性、规则、推理、自由裁量权、强制、道德、政治、对服从的期望、参与。③尽管任何复杂的法律秩序永远不会构成一种绝对一贯的体系，而表现出某种混合的特征，但是它的基本状态可能依然比其他法律秩序更接近一种类型的法。④此外，富勒在二战后反思法治失败的教训之余，提出了法治正当性的依据在于法制的内在道德。富勒提出了法制内在道德的八项指标：法律应该具有一般性、公布和公开、不溯及既往、明晰、没有自相矛盾、不能规定不可能之事、法律的连续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⑤
现代社会法治的研究成果为法治指标的具体构成提供了借鉴。但是法治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西方文明下产生的法治指标能否适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就法治而言，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普适性的标准，现有发生的有关法治的探讨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国际社会在推动法治共识中所做出的努力。《新德里宣言》将法治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种条件，并使“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得到实施；法治原则不仅要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程序，但赋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它不能取消基本人权；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权，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体制和通讯网络为客观基础的世界法治秩序构想也促进了法治规范和标准的统一化。世界银行的“善治”指标体系以及“世界正义工程”（theworldJusticeproject），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促进法治在世界各国的施行。从域外法治指标体系的形成来看，指标的设定大多以西方社会对法治理解为基础，其中也夹杂着特定的目的。如世界银行的善治指标体系是用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治理环境，并将其作为发放贷款的依据。因此，借鉴域外法治指标体系，需要考察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法治形成的特殊背景。
域内法治指标评估体系。近年来，以法治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地方法治的运行状况成为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热衷的课题。地方政府在现有的法治框架内，就地方施行法治的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包括余杭、上海、北京、成都、香港。
余杭149模式：2005年，浙江余杭区率先提出了法治余杭、建设法治城区的整体目标。2006年初，该区明确了“法治余杭”建设的要求，建立了从党委、政府、司法、权利保障、市场有序、监督、民主政治、全民素质、社会和谐等层面的评价指标。
上海城市法治化建设指标：上海市法治指标分别为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以及其他指标。其中基础指标是用来测量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以及群众合法权利的保障状况。其他指标包括各类维权组织，消协、业委会等中执政党成员所占比率，市民对法治建设的满意率。⑥
成都法治城市评估指标：2009年，成都市金牛区开展了法治城市的评估指标建设，其指标目录包括：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党委依法执政能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正义；依法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规范经济法治秩序；拓展法律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深化法制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健全法治监督体系，提高监督效能。⑦
北京市评估指标：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工作职能指标、社会状态指标和发展潜力指标等3个一级指标，每项指标再细分具体二级和三级指标，“工作职能指标”用以掌握法治建设现状和相关问题；“社会状态指标”用于考察与法治建设相关的社会反映状态；“发展潜力指标”用于对依法治市未来发展存在的潜力和空间做出考察、分析和预测。⑧
第三，法治运作指标主要考量法治系统内部的运作情况，实施效果以及法治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内容包括：一方面法治系统内部立法运作指标，目标是形成体系合理、结构完备、民主、科学的立法；司法运作指标，目标是形成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法治政府运作指标，目标是形成高效、民主、服务型的法治政府；法律服务运作指标，目标是形成总量扩张、结构优化、领域拓展、水平提升、高度职业化、多层次发展的法律服务业。另一方面，法治系统外部市场运行秩序良好，社会和谐安全，政治治理清明，文化建设成果卓著等。
当然，指标建构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完善的过程，世界正义工程报告的指标体系也是在不断地修改过程中，我们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保持一种未完成形态的心态，推动法治指标体系的修改完善。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涉及所研究的具体个体的全部整体，对于现象的把握必然进行相应地选择，但是经由选择和建构的历史个体满足了论证的逻辑图式，就可以抵消这种相对性，成为可验证和客观的。法治指标体系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无限地接近客观实在的过程。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本文系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河南省区域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252）
【注释】
①转引自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③[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
④[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5～97页。
⑥仇立平：“上海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构想”，《社会》，2003年第3期。
⑦参见《成都市金牛区创建全国法治城市考核评估指标与测评操作体系（试行）》。
⑧王称心，蒋立山：《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116～118页。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3
关键词：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民主参与；法治进程；政府绩效；测评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1―0143―08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活质量测量范围趋于全面和广泛，目前已有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大多都包含了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如经济、环境、社会、基本生存等。作为与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政治生活领域，在以往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中却往往被作为某个一级领域的组成部分，或者干脆被拆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划归到相应的领域，这与政治生活质量在整个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地位明显不相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国政治实践与发展历程不同，各国对政治生活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各国学术研究与相关实践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至今没有制定出一套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活质量测评指标体系。本研究在国内外有关政治生活质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我国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尝试构建一套能准确评价我国政治生活质量的测评体系，并对我国开展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研究的价值做些初步的思考。
一、国内外政治生活质量
评价的相关研究
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研究，是随着生活质量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初政治生活部分并未被研究者们视为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领域，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罗斯托对生活质量的界定：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内容，自然方面即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在罗斯托的理论中，生活质量概念是与经济增长阶段相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产物，政治生活即便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仅仅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随着国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提高，研究者们逐步开始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质量。
澳大利亚学者Henry用well-being对政治生活质量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政治生活质量是基于道德和伦理自由的自主和自治，可以理解为以下结构：（1）能够掌控自己的权利；（2）能够自由决策并有自由决策的权利；（3）能够感受或预见到个体行为对自身或他人造成的影响；（4）具有践行自己决定的能力。当这些维度达到时，个人将不再认为社会中的不公平与非正义的社会实践是理所当然的。
联合国大学学者Harkness在《人类幸福感中的社会和政治指标》一文中指出，政治权利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他将政治生活质量分为三个维度，包括政治参与、公民自由、以及人权与劳工权利，此外他还缜密调查了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的社会福利和政治福利指标，并把调点放在低收入群体对这些指标的感受。他指出：“过去十年里，非货币性的福利指标迅速增加，未来一段时间的持续挑战仍旧停留概念的发展以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上面。在目前的形势下，在国家内部增加微观管理的目标、具体而非抽象的目标可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上佳应对之策”。政治生活质量独立出来，并逐步得到人们的关注。
考察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政治生活质量较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不过国内外的学者曾从很多角度对政治生活质量评价问题进行探讨，这些有益尝试对于我们构建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民主参与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owen等对46个国家生活满意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政治参与、民主的程度与形式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主观福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winters也认为政治参与能让人们对生活更加满意，因为他们会从中感受到自治、能力和关联性，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偏离。在《政治参与与生活质量》一文中，winters提出政治参与和生活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在西方国家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周期性的参与选举、组织政治性团体、参与合法或者非法的抗议活动等等。民众参与政治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政治参与本身并不仅仅以实际的政策结果为惟一衡量标准，它同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他通过实证研究了拉丁美洲地区投票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并特别指出强制性的投票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Dorn等分别从瑞士国内以及国际两个层面对民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尽管Fery和Stutzer发现瑞士的民主对幸福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之前的研究并没有以微观数据为基础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因此缺乏一定的可信性。他们的研究发现，瑞士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民主程度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或许与瑞士广泛普及的民利有关，但是文化差异这一重要因素如果被考虑在内，则会直接影响瑞士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此外，通过分析国际社会调查研究组（iSSp）1998年对28个国家的研究数据发现民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民主直接影响了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他们的这项研究是基于如下假设：高水平的民主将会导致政治更符合选民的偏好，因此可以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同样也可以提高居民的主观福利。最后他们指出当前对民主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很多国家在过去20年都在逐步实现不同程度的民主化。与传统的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对幸福感的影响在转型国家显得相对较弱。通过对民主结构的考察可以发现，民主所产生的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体现。
在《关于民主质量的概述》一文中指出，Dia-mondL等认为“高质量的民主是通过正规合法稳定机制的运作来赋予其公民充分的自由、政治平等以及对公共政策及政策制定者的控制。”这样的政权将满足公民对治理（结果意义上的质量）的期望；它将允许公民、协会、团体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政治平等（内容意义上的质量）；它也将提供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全体公民能通过诸如选举机制来评价政府的表现，而政府机构和官员则确保彼此在法律和宪法上承担责任（程序意义上的质量）。此外，他们确立了民主质量变化的一些重要维度：法治，参与，竞争，垂直以及水平可问责性，公民与政治自由的尊重，政治平等的不断推进与政府回应性。该框架在实施过程中，这些维度也被不断的加以修正与完善，民主在评估的过程中体现了多维度特性，这表明对民主质量这一概念理解的多元性。他们指出，民主质量各个维度之间不仅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存在着此消彼长以及紧张关系，民主政体会因在这些维度的侧重不同而变化。没有一个实用的方法可以建构一个对所有社会都适用的关于民主质量的框架。
除了理论方面的研究，西方一些国家生活质量指标构建中也涉及政治参与的内容。参考国际上的指标体系，并基于所收集到的资料，当前涉及到政治参与方面的指标体系主要有社会进步指数中的政治参与、加拿大政策研究调查网（CanadianpolicyRe-searchnetwork）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民利和参与、加拿大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民主参与、荷兰生活条件指数的社会参与、德国社会指标体系中的参与和公共安全两项指标、加拿大城市联盟（Feder-ationofCanadianmunicipalities，FCm）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巾的公民参与、英国政府审计局地方层面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政治参与等。表1显示的是新西兰社会报告指标体系、德国社会指标体系和英国政府审计局地方层面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有关参与方面的指标。
（二）从法治建设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当前国际国内层面对法治建设与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考察国际层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发现，法治建设一般以公共安全与犯罪的形式体现，一般归属于社会生活质量的范围。表2列举了一些国家关于法治建设的个别指标体系。
在我国的相关实践中，法治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肇始于江阴市的幸福城市建设，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把法治江阴建设作为维护民利的关键举措。以幸福江阴建设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建设保障和促进幸福江阴建设，充分发挥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规范协调作用和制度保障作用，推动幸福江阴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在法治建设的平台上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江阴市先后出台了《建设法治政府三年规划》、《江阴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江阴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等重要文件，重在提高官员依法行政水平。
（三）从政府绩效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morrison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结合澳门的实际，制定了澳门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两部分。与以往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不同的是，该体系将“政府管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其中包括了政府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法律和审判权，国际关系，政府对于性别的种族的年龄的平等施政。公共部门被统称为政府，包括行政部门、法律部门，并具体到政府管制的职能、法治、外交、平等具体的内容，有助于民众对政府各项工作的独立评价，是测量政治生活质量的一项进步。
泰国学者Leelakulthanit在曼谷地区进行了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该研究就生活质量的13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标准式的问卷访谈，其中涉及到民众对泰国政府与曼谷政府的主观评价。菲律宾的社会气象站（SocialweatherStation）长期对生活质量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进行跟踪调查，其中政治维度的内容包括对现任总统的满意度、对目前民主的满意度、对言论自由的满意度和对政治效率的满意度等。
在指标构建与选择上，伦敦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主要测评的是政府绩效。这一指标体系以可持续发展为远景目标，将生活质量作为核心，主要测量政府的绩效：（1）政府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责任（如教育状况、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城市绿化面积等）；（2）政府和市民对于环境和不同群体的尊重（如不同种族的失业率，儿童贫困率，邻里关系满意度等）；（3）科学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如伦敦生态足迹测量水平、二氧化碳排放量等）；（4）最终可获得的积极成果和各种利益（如人均寿命、住房改善状况、工商业繁荣程度等）。通过测评政府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表现，不仅考察输入型指标，而且还特别关注输出型指标。
纪竹荪在《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构建了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统计指标体系，其中社会生活质量方面将“对公务员和公共服务机构的满意度”作为了一项指标，用以测评居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提供的工作质量的主观评价。
（四）国内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实践探索
我国国内目前有关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极少，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始探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践，其中也涉及到居民的政治生活质量。目前在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方面探索较多的是杭州市和广东省，这两个省所设计的政治生活质量方面的评价指标也可以大致归为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三大类（见表3）。
除了以上地区，江阴市在初期制定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虽然未涉及到政治生活质量，但是在此后的幸福江阴建设中，他们不断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法治江阴建设为龙头，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开展了“规范执法合格单位”和“规范执法示范点”活动，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网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基层民主，依法完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和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创新社会建设和管理机制，加强社区、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建设，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
国内政治生活指标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推动人们行使民利和参与民主生活的过程。不难看出，国内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各个维度，突出了“引导民主参与、丰富民主生活”的主题。在“民主参与”“法治建设”“政府绩效”3个领域，既有注重民利的指标（如反映大众享有民利），又有注重法制环境建设的指标（如反映城市法治建设），二级指标以决策公开和民主参与为主。这样的指标设计与安排，可以通过政府决策与群众监督、政务公开与民主参与、依法管理与人民调解、民利与民主氛围等方面的测评，引导各级党委政府不断推进民主决策、改善法治环境、畅通民意渠道、保障民利，进而提升民众的政治生活质量。
（五）小结
基于对已有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客观生活条件的测量和主观满意度的评价相结合已经成为目前生活质量指标构建的趋势，在政治生活质量的评价中明显出现将主客观指标结合起来的趋势。
第二，评价内容的选择要与居民的实际政治生活需求紧密相连，反映现阶段居民关心的政治问题，如投票参与率、民主制度的满意度等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三，政府与民众政治生活质量的改善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焦点，一些体现政府与居民生活质量联系的指标，比如政府腐败、政府满意度等，出现频率较高。
二、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初步建构
（一）构建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
1.生活质量理论。生活质量理论（qualityoflifetheory）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该理论认为在同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追求民众更高的生活质量，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主张用新的指标替代国民收入等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也不下百余种，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来界定。认为生活质量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这里的生活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两方面的内容。第二类是用反映人们生活舒适、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来界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生活质量概念，他们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为研究对象，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物质条件作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好坏已失去根本的效力，因而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情感感受上。第三类是将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相结合界定生活质量。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对其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认同感。
生活质量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一贯看法，将人们关注的视线由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追求生活质量上来，而且这一理论是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辩证关系。政治生活质量属于广义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对于探索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民主政治包含实体的政治制度与理念的政治观念两个层面。政治观念强调的是价值的合理性，在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追求价值的合理性目标，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更新变化，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发展，以及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等等。实体层面的政治制度是程序与形式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完善的制度对民主政治尤为重要，它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前提，是政治权力制衡的机制。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评价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政治生活质量概念的界定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解，以及各自形成的具有不同特点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结合我国居民的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对政治生活质量作进一步的界定。从各种理论与实践探索来看，其共同点就是基本都包含了参与、政治关注度、民主、法治、政府绩效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我们传统上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范围。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政治生活质量界定为：居民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所享有的政治福利（politicalwell-heing），具体体现为民众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实现程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体验。政治生活质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既存的政治生活状态如何，即民众的客观政治福利，可以通过构建客观指标进行测量；二是民众对客观政治福利的主观感受指标，一般表现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等指标。
政治需求是在经济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对政治权力的取得和运用以及对政治过程的参与诉求等方面。较高的政治生活质量，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人的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积极的心理体验，这些方面对个人总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初步构建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对政治生活质量含义的理解，借鉴国内外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本研究构建的政治生活质量部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民主参与、法治进程、政府绩效三大类。根据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系统性原则、科学有效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动态性与前瞻性原则、政策相关性原则、城乡兼顾原则等原则，筛选出3大类22项指标（指标数据基本来源于各类现行的统计年鉴，主要为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会统计年鉴》、《统计局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司法部的统计数据等），构成了政治生活质量的评价体系（见表4）。
1.民主参与类指标。民主参与类指标包括了参与意愿、民主选举与民主结社。其中参与意愿下设民主观念、入党积极性；民主选举包括女性参政率、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率、基层选举参选率；民主结社包括了居民参与程度、社团自主性、万人工会组织数、万人社会组织数四项指标。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切实保障，民主制度才能有效运作。
2.法治进程类指标。法治进程类主要参考了国外的指标构建方法，其中分为法治环境与犯罪。法治环境维度包括了万人律师数、中央机关年颁布的法律数量、法律援助机构数、法治意识四项指标；而犯罪治理则包括公安机关案件结案率、检察机关案件的结案率与人民法院案件结案率。纯粹的民主制度无法实现权力的自我安顿，容易在不断的扩张中走向自我毁灭。强调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治体系为民主失败提供了解毒剂，保证了民主的健康发展。民主与法治的互补不但限制了民力的过分扩张，而且保证了法制体系的自我更新，成为两股相辅相成的力量，决定了民主制度的内在结构。
3.政府绩效类指标。政府绩效包括行政权威、民主管理与依法行政。行政权威主要指政府机关在民众中的威望；民主管理包括政府中的少数民族代表、政府中派代表；依法行政包括万人上访次数、人均年行政复议案件结案率、人均年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率3项指标。考察国外政治生活的质量评价发现，政府绩效评价已纳入其中。因为政府的作为会直接的影响到居民对政治生活的感知与评价，因此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
两方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研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断走向完善，不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综合生活质量测量理论和测量方法，而且生活质量测量各子领域也获得独立发展。近30年来，我国的生活质量研究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上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和普遍认可的生活质量理论体系，尤其在政治生活质量测量方面，专门阐述政治生活质量指标构建、测量和政策价值方面还没有较多的论述和实证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政策价值
政治生活质量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体验息息相关。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首先，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对于民主、自Fh、法治的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其次，政治生活质量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再次，政治生活质量是改革和调整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了民众的民主参与、政府绩效的改善、法治社会的进程，对这些方面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二）理论价值
构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监测和评估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及其变化，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重点的政治生活质量一直是两方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研究中的关注点。但是在我国生活质量的研究中，政治生活质量的概念却罕有提及，对我同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可以为发展我国政治生活质量相关理论提供实证依据。不仅如此，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还可以推动生活质量的内涵和结构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目前生活质量研究主要限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基本生存等方面，关注和研究政治生活质量，可以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五大体系构建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紧紧围绕“发展”的第一要义和“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一个目标，是由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等多个目标构建的一个目标体系。
首先，我们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目标，这就是要培养具有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愿意为其奋斗终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共产主义理想是长远而伟大的，要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过于空泛，远离实际，要从教师和学生的接受水平出发，结合中期教育目标和短期教育目标，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
其次，我们要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中期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有一定专业技能、能在未来承担建设重任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能承担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这个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现代化强国地位的确立，因此，这个目标要自始至终贯彻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开展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最后，我们要依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短期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把远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作为核心目标，也要兼顾教育的层次性与阶段性，注意教育活动中要以学生为本，帮助学生实现个人抱负，完成能力、人格、素质的和谐健康发展，成为具有“高尚品质、高贵精神、高雅气质、高超技能”的优秀学生。
当然，除了上述三个目标外，还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阶段目标、年度目标甚至更短期的目标等，这是依据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及学生的思想状况变化不断调整的，这一系列的目标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者向教育对象实施教育的具体要素。它必须体现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观念，体现教育目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极其丰富，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该体系的主体构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过程中，应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分析和解答现实问题，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以易于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学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以此为契机引导大学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拥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己所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大学生应从中学习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学习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并带着这种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奉行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其内涵深刻、概括精辟，涵盖了三观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众多内容，应将其与道德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引导大学生知行统一，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说涵盖了对社会主义公民的主要要求，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除此以外，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髓、世界通用的道德标准、专业学习教育、素质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法纪教育、感恩教育、职业道德及家庭美德教育等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教育者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将教育信息尽可能全面地传递给大学生。
三、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教育方法是我们传递教育内容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和载体，教育方法的适合与否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的强弱。多种教育方法相结合、相补充，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教育疏导法是我们常用的、传统的教育方法，虽然目前高校强调以人为本、服务育人，但服务育人不是无限制的，一些学生的个别行为确实需要采取管理的手段加以教育，予以警示，这是我们在教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教育方法。但在教育疏导过程中要注意了解事件的起因与过程，不要盲目加以教育，在教育与警戒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学生。
以情感人法是目前较适合社会现状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一种方法。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充分运用各种实例感染人、运用有力的依据说服人、运用体贴关怀的情感打动人，往往会取得比较好的教育效果。
服务育人法是可以较快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教育方法。目前大学生中就业难、家庭经济困难、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是学业困难问题都客观存在，而为大学生做好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高校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开展思想教育的一种方法。但服务育人应该有度，应该在有一定的目标和要求的基础上做好服务工作。
榜样示范法是激励学生积极向上的一种有效手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古今中外的名人到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楷模，从杰出的校友到身边优秀的师生，这些都是我们教育学生的有力榜样。通过这些榜样的奋斗经历和取得成功的经验，可以直接影响和激励学生，激发他们的斗志和前进的力量。
当然，教育方法还有很多种，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丰富的体系，教育者要注意灵活运用教育管理的各种手段，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环环相扣，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构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能否达到一定的目标要求是比较难以衡量的。因此，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十分必要，评价的目的是检验、督促和发展。在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过程中，要建立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效果评价等多个科学评价环节，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循环。
目标评价要将教育目标进行分解，形成阶段性目标，并依据阶段性目标确立具体的评估指标，评估指标再加以分解，圈定权重，评价时主要对照实现目标的程度加以测评，以定性为主。过程评价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过程的评价。活动有没有实施，实施的是否到位，教育的覆盖面如何，过程中受教育者反应如何，活动有无创新等，都属于过程评价范畴。过程评价中要注意积累，处理好即时性评价和历史性评价的关系。效果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后，其对教育对象所产生的作用程度的一种衡量，主要是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评价。可以通过教育对象的精神状态、集体风气、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程度、道德行为表现、参与志愿服务与公益活动情况、学业成绩等进行综合评价。效果评价部分相对难以掌握，可以考虑通过一些具体指标完成，如学生参加社会工作的踊跃程度、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的次数与效果、学生出勤率、学业优秀学生获奖比率等进行一些定量考核。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评价体系，在评价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一些偏差，所以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评价促发展的原则，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尽量减少主观评价色彩。
五、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保障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坚强的保障，人、财、物、环境都十分重要。首先要建立一支可信赖、有能力、有想法、高效率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专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工作部门教师、共青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等。这支队伍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理解如何、对教育内容实施程度如何、教育方法是否得当、对学生的影响力如何都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因此，我们应大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队伍，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与考核，使这支队伍成为一支真正能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除此以外，学校的每一位教职员工都承担着育人的责任，这应该成为高校全体教职员工的共识。要达成这样的共识，不仅需要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各部门、院系领导的强化要求，还需要全校每位教职员工的深刻领会，只有这样行之有效的全员育人机制才能真正建立。此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要加大，硬件设施建设要跟上，还要注意发挥环境育人的重要作用。校园环境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教育功能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园中的各种场所建立人文景观、设立励志格言标语、展示一些温馨提示的话语，充分体现学校的人本关怀，让学生乐于徜徉在校园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需要全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共同努力、不断研究、不断创新。只有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构建一个框架科学严谨、内容丰富全面、在实践中经得起考验的体系才是真正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样的体系才富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才能真正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6-10-19.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5
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和全面深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法治的中央全会，是第一次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决定的中央全会，是第一次确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中央全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勾勒出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让“法治中国”的构想更趋清晰与丰满。《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的“全面”“推进”和“加快”这三个关键词，分别从空间范围、发展方向、和实践速度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法治思维下的“全面”，要求推进依法治国应当面面俱到，而不能片面偏狭;应当环环相扣，而不能相互脱节;应当层层相应，而不能顾此失彼;应当是整体、系统和统一地推进，而不能是局部、分散和对立实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中国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面守法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做到党统领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中央与地方、部门与行业、城市与农村等法治建设的协调推进。
法治思维下的“推进”，应当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依法治国，而绝不能倒退回撤、更张易帜;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依法治国，而绝不能消极懈怠、无所作为;应当扎实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力以赴推进依法治国，而绝不能纸上谈兵、敷衍了事;应当义无反顾前行，而绝不能使依法治国事业半途而废;应当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依法治国，而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法治思维下的“加快”，既指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应当加快，也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应当加快。没有过程的加快，就不可能有实现目标的快速;没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速度，就不可能有加快建成法治中国目标的最终实现。“加快”表面上看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和速度要求，而实质上却是对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实践进程的要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加快”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要求，一是要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追求，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二是要有评价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明确可操作的指标体系;三是要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法治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6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其中的民主法治是这一总要求中第一位的要求。民主法治对于整个总要求具有统领的作用。民主表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必须是广大人民群众。民主体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民利得以实现,使社会能够按照人民的意志来治理，体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法治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保障与路径,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程序保证。民主和法治二者均应体现在所有的各项要求之中。民主或者形象地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于法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我们早就得出了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如何保障民主,如何实现法治,是一个关乎其成败的大事,对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具有根本而重大的影响。
二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原则
民主法治，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必须加以坚持。“民主法治”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等共同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它对整个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或者构成部分来看待，还应将其看作整个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与发展阶段中始终需要坚持的指导精神。在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中,都存在着如何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如阿将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建设中，民主和法治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在尺度。民主法治应该成为我们拟订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原则,成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广泛实践的精神依据与重要准绳。
三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和谐社会当然地以自己的特征与非和谐社会相区别。这些特征之中，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有民主法治。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在其若干特征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谐社会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与发展状态，这种良好的社会状态的显著标志是民主法治完善。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来自民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来自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和谐社会就没有内在动力。只有当人民的民利得到切实保障，人民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者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社会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因此，人民民主的进步程度表征着和谐社会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它的成败。法治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法治建设的状态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机制与过程，最终也制约着和谐社会的能否建立。民主以其终极目标性，法治以其社会进步性，成为和谐社会与非和谐社会区别的关键之所在。
四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目标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育；目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251-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理论和指导思想。因此，新时期高校德育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切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动高校德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自然是高校德育的指导思想。高校德育应当首先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推动高校德育发展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由此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高校德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舞台。高校德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舞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高校德育首要任务。高校德育的对象是大学生，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核心力量之一，大学生的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前途，所以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德育的首要选择。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进行了重要论述，他指出：“当代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1]
二、建立新的德育目标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德育目标主要包括基本目标即培养现代化公民和根本目标即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1.德育的基本目标：培养现代化公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现代化素质的公民，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的公民，必须具有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因此把学生培养成现代化的公民成为高校德育的基本目标。现代化公民的培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高校要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法律教育、道德教育，使大学生成为合格的现代化公民。政治教育主要指基本的政治常识教育，主要包括“国家、政府、政党、阶级或阶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民”等基本现代政治常识的学习与认知；法律教育主要是掌握理解法律的本质、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主要内容；道德教育主要指作为人应该懂得和遵守基本的伦理文明和日常行为规范，基本的伦道德包括诚信、友善，日常行为规范主要指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规范等。
2.德育的根本目标：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追求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价值要求之一，自然是高校德育的根本目标。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发展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3]“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能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价值追求，是高校德育的根本目标。
三、构建科学有效的德育体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指导思想，立足国情，立足高校德育发展现状，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科学有效的德育新体系是高校德育发展必然的路径选择。新的高校德育体系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队伍、学校家庭社会组成的网络等等。
1.构建有效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是高校德育主要载体，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是高校德育具体实施的基本途径之一。高校德育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以新的德育目标为前提，积极进行革新。新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指导思想，以培养现代化公民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政治、法治、道德”三个方面为主要内容进行体系建构。同时要大力推动课程体系的开放化，逐步摆脱只有德育课程里进行德育的狭隘做法，在高校所有的课程体系中合理地融入德育教育，进一步优化德育课程体系。
2.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优良的师资队伍是高校德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德育发展的重要保证。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要走改革开放之路，紧跟世界发展形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稳定灵活的师资队伍，要彻底废除由高校老师主讲德育课程的狭隘观念，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由几个固定的专职教师主讲德育课程的简单落后局面，建立一支由校内外、国内外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代表组成的德育队伍，才是高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高校应该根据本地区本校的实际情况，在深入研究和认真论证、实践的基础上，提出适合实际情况的德育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和具体实施措施，是高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步骤。“改革、开放、民主、科学、专业、以人为本、包容”是新时期高校德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参考因素。
3.建立完善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全方位德育网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国家、社会、公民个人都发生了深刻而具体的变化，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正在进行，这是高校德育的大的时代背景。高校德育是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推动高校德育发展必须适应国情，建立完善国家、学校、社会、家庭全方位德育网络是高校德育有效进行的根本保证。国家方面主要指全面贯彻执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的总方针，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社会方面主要指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学校方面是指学校各部门严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德育氛围；家庭方面主要指家庭成员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提升自己。
新时期高校德育发展的根本保证是认真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领会贯彻执行系列讲话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深化改革，切实遵循高校德育的基本规律，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为基本任务，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大力推动高校德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8
[关键词]“四个全面”；同质共向；深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5―0015―02
“四个全面”承上启下、与时俱进，既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质性和共向性，又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超越。
一、同源共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并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当下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和突出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战略指引。“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具有同质性和共向性。例如，它们都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一总依据；它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它们都致力于解决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它们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行；它们具有共同的战略目标。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国家基本特点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离不开对初级阶段这一现实总依据的判断，四个全面正是基于初级阶段的国情，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战略举措，为顺利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谋划阶段性目标；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与人民群众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谋划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布局与战略框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与推进，必然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上新的飞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致力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它们将理论与实践的重心聚焦于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与领导力量等重大战略问题上，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战略布局的新概括、新抓手；同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立足基本国情，指明了建设现代化国家这条创新之路与复兴之路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四个全面”沿着这条道路进行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相结合，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奋斗的主要目标，最终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作引领，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最后，“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像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建设与改革取得的重要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化事业的新遵循。
二、深化发展
（一）“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加新的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与发展的理论体系。现代化建设实践阔步向前，作为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指导实践的思想先导，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实践的经验阶段性总结，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发展。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对小康社会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之前所提的小康，是一种总体的小康，是发展程度较低的、不均衡的小康，社会发展成果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利益固化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问题依然突出。而“四个全面”提出的不仅仅是由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建成小康社会，而且是建成系统全面的小康社会，这个系统全面体现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是经济上的GDp数值、政治上的民主建设、文化上的提升软实力、社会上的和谐风气与生态上的美丽中国，更是将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全方位的发展与小康。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深化与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改革理论与举措。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涵盖15个改革领域，确立了60项改革目标，确定了330多项改革任务。党的十以来，党中央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与举措。如“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形势判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协同配合推进的全面改革”思想；“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辩证统一的改革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思想等等，我们看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看到了改革必将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仍需深化改革的决心与勇气，不失时机的推进国家关键领域的改革重组，全面深化改革在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同时为构建科学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与体制做出新的贡献。
再次，全面依法治国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法治理念。法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与基石。我们党以加快建设法治中国为目标，作出以法治思维建设现代法治政府、以法治精神建设现代化法治社会、以法治方式推进依法行政的思想，并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战略思想，开启了全面法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是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党建思想的重大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第一次出现在重大战略布局中，体现了当前党建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的推进等等都可以看出对以有思想的深入发展与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二）“四个全面”迈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根本任务、总依据、总布局、总目标等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齐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而面对时代赋予的新课题与新任务，中国道路只有在不断延伸与拓展中才能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个全面”在坚持中国道路的基础上，围绕一个战略目标，构建三大战略举措，集目标与纲领、战略与举措于一体，标注了中国道路的新高度，迈出了复兴之路上的新步伐。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五位一体的国家各领域全方位协调全面的高质量小康，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立足于中国道路的总布局，并实现总布局的每一个方面的飞跃。经济上的体现为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治上体现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文化上体现为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核心价值观，社会建设上体现为创新社会治理，生态上体现为建设美丽中国等。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拓宽中国道路。在党的十八届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心，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思想和论断，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2]，如正确处于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两个方面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就是在坚持中国道路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目标明确了改革的根本方向。第二个目标则是中国道路上的新要求与新目标，它们标注了中国道路的新高度，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动力。改越是进入攻坚区与深水区，越需要全面深入推进，只有推进改革的系统深入，才能铺平与拓展前进的道路。
再次，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一齐为推进道路的前行注入新的动力。十八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依法治国是我们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中国道路只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迈向“强国之路”与“复兴之路”。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中国道路提供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作为中国道路的引路者，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是绝对不会实现的，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的双重保障。
（三）“四个全面”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四个全面”的目标与举措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建立适应当今发展的制度规范、创新国家治理方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确保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完善改革、法治与党建的制度基础。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9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在实践与发展科学发展观下,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关键所在。但是“三农”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下,整体上也面临着经营效益不佳、资产状况持续恶化的困境。要使农村信用社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成为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金融企业,就必须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而法人治理结构则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特征
产权结构是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农村信用社法人内部治理结构主要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农村信用社管理层共同组成。它的运行模式是:设立股东代表大会作为农村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代表大会选举董事组成理事会,董事会是其决策机构,农村信用社行长由董事会提名报上级批准后由董事会聘任,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行使经营管理的职责,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负责监督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和各管理层的行为。农村信用社外部法人治理包括农信社与省联社、银监局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确而合理地配置农村信用社股东、董事会、高管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其有效的制衡关系。
二、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构建原则
(1)目的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总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目的的。我们设计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目的就是在于对现阶段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状况作一个定量的评价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影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要素的分析,提出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
(2)理论性。任何指标体系的设计都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在设计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以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一般理论和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理论为指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设计出好的指标体系。
(3)科学性。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符合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
(4)系统性。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使所选用的所有指标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和内在联系的指标系统,而不应该有任何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孤立指标。
2、指标组成
我们根据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框架基本理论,对构成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的各个基本要素进行因素分解,并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和样本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运作的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
(1)股东结构与股东权利。股权结构是确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这是影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水平和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合理的股权结构是提高法人治理水平的前提。股东权利是体现法人治理水准的主要标志。股东权利包括“自益性”和“公益性”两种。前者是指股东为了自己利益而单独享有的权利,如股东按出资比例可获取相应的股利或股息的权利,农村信用社破产后享有的剩余资产清偿分配权等。衡量股东结构与股东权利的指标有:第一,股权集中率,股权集中率也称股权集中度,是持股比例位居前列的若干位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之和,反映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在若干大股东的集中情况。第二,内部董事和高管层持股率,内部董事和高管层持股率是反映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在农村信用社内部经营班子的集中情况。第三,股东参与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积极性,股东参与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积极性主要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出席率、关心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程度、提出有关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意见和建议等几个方面考察。第四,股东参与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能力,股东参与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能力主要从股东的学历、知识结构、所从事的职业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2)董事会的运作。董事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履行职责与运作效率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合理的董事会结构。二是董事会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三是勤勉高效的工作效率。评价董事会结构与运作的指标有:第一,独立董事参与经营的能力和效果。独立董事除了担任董事职位,不应与农村信用社有直接和密切的商业利益关系。设立独立董事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至少有三方面好处:独立董事不拥有或拥有很少的农村信用社股份,不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较不受内部董事的影响,公正性比较强,可以确保董事会公正决策,防止合谋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不在农村信用社任职,能够对经营层进行更有效的制衡,并客观评价经营层的业绩;独立董事为财务、金融方面的专家学者,具备决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理论,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决策的合理性。第二,外部董事参与经营的能力和效果。外部董事参与经营的能力和效果主要从外部董事的学历、知识结构、从事的职业,对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关心程度以及对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提出的建议是否可行和产生积极效果等几个方面考察。第三,董事会集体决策的能力。董事会集体决策的能力主要从董事的学历、职称、参与相关金融工作的经验,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共同参与农村信用社经营决策的程度,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制定农村信用社经营的重大方针和政策,董事会决议合规率等几个方面考察。第四,董事会决策的效率。董事会决策的效率主要从董事会做出的决策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发展规划、应对市场变化的速度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几个方面考察。
(3)监事会的运作。监事会是对董事会、董事和经营班子等管理人员行使监督职能的机构。评价监事会结构与运作的指标有:第一,外部监事进行监督的能力和效果。外部监事进行监督的能力和效果主要从外部监事占监事会成员比重、学历、职称、知识结构、从事的职业,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监督职责的履行情况等几个方面考察。第二,对董事会的考核与监督。对董事会的考核与监督主要从根据市场情况和上级管理规定制定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策略;花费了必需的时间讨论农村信用社的前途、为处理农村信用社突发危机做好准备、提出和实施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的措施等几个方面考察。第三,对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审计。对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审计是从监事会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决策、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及财务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实施监督、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确保股东及股东大会经营目标的实现等几个方面综合考察得到。
(4)财务监督。从法人治理来看,农村信用社财务是分层的,财务管理是各层次都参与的一种管理行为。评价财务监督的指标有:第一,所有者财务监督。股东作为农村信用社的出资者,在财务监督上拥有审查财务账簿和股东决议以及监督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的权利;股东大会是农村信用社的最高法定权力机关,享有决议权、听取报告权和审核权,股东可审核董事会所提交的财务会计报告,查核监事会对这些财务会计报告及账簿审核后提出的报告。第二,经营者财务监督。董事会是对内管理农村信用社事务、对外代表农村信用社同第三者进行交易活动的执行机构,它接受股东的委托,负责农村信用社的战略和资产经营,董事及董事会实施财务监督的目标主要是保证计划、投资方案、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等科学公平合理,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合理和制定高效可行的农村信用社基本管理制度等。第三,财务经理监督。农村信用社财务经理由董事会委托,具体负责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的日常工作,其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经营管理要求的内部经营管理组织机构;建立经营风险控制系统;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保护农村信用社财产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及时提供会计信息;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农村信用社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
三、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的配套措施
1、进一步完善股本结构
当前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是以县域为单位的区域性金融机构,资本补充的渠道过于单一,资本补充的空间和潜力不大,因此探索一套可行的资本补充机制是保证农村信用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目前股权分散,单个股东持股偏低,部分小股东不关注银行经营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如一些外资银行、国内股份制银行和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另外可以适当提高管理人员的股权比例,达到重股权收益、轻薪金收入的效果。
2、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
要加强董事会的力量,提高董事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提高董事会应对市场变化进行有效决策的能力。企业法人要对金融有所了解和研究、擅长管理的人员参加会议,以保证在董事会能真正发挥作用,履行职责。董事既要最大限度的体现各方利益,又要高效精干,便于组织协调;既要有多元化背景,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又要有一定专业化背景,有独立的专业判断能力。董事长应进一步转换观念,加大授权力度,使行长能够真正行使正常职权,进行经营管理。现行独立董事由提名制产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控制权的股东或董事可能会提名对自己有利的董事,从而导致独立董事不独立。因此独立董事的产生方式应由提名制改为投票竞选制。建议赋予他们一些特殊权利,并有具体法律作为后盾,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3、建立监事会定期办公制度
我们要赋予监事会更大权力,如对业务、财务的审计权,对管理层的监察权,对理事长、农村信用社主任重大决策的否决权等,使监事会行使职责不受制于理事长和主任。同时,监事会也要广泛听取和收集社员的要求、意见和建议,征询各界关于农村信用社的反映特别是服务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及时向理事会和主任提出改进建议,对股东代表大会和全体股东负责。
【参考文献】
[1]高伟: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2]高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J].经济师,2006(8).
[3]侯育彬: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缺陷及改革建议[J].浙江金融,2005(9).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建设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上提及的和谐社会，根本区别是民主法治。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第一背景。
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民主要通过法治来保障实现；法治要通过民主监督去落实。离开民主，法治就会成为少数独裁者口含天宪的借口；离开法治，民主就会变成“家长”们实行人治的挡箭牌。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统一起来，把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使民主法治精神成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
1要努力扩大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范围，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
让民众参与司法是加强我国司法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范围，保证人民陪审员能与职业法官一样实质性地参与案件审判。同时应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尽快确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地位，规范人民监督员的产生程序，并赋予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强有力的监督权利。
公民的政治参与，既是一个实现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只有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公民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利益。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单方面很难有效地协调复杂的利益矛盾。让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或自我管理，既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政治的最高表现。
2推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
在立法方面，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为我国如何立法指明了正确途径。科学立法，首先是要求立法机关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客观情况需要的法律；其次还应当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及时修改和补充，以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在立法上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法制建设上的体现。人权原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3充分推动宪法和其他法律实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十七大指出当前的关键是法律实施问题，即要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使法律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准则。“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因为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基本的保障，否则，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一句空话，法律必然失去尊严和权威，导致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和谐被破坏。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
4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治透明度，建设廉洁政府行政
机关是公权机构，其职权直接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治透明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政府的透明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关系到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关系到公民对政府官员的有效制约，关系到政府自身的廉洁。一个良好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廉洁法治的政府。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廉洁法治的政府，才能真正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的威信，具有最广泛和最坚实的基础。
5“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而建设法治政府正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诉求。
参考文献
[1]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eB/on]http：//cpc.省略/20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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