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1
［关键词］贺岁片；“俗”；艺术真实；人性美；情感真实
贺岁片受其影片类型的限制，在当代中国的受众更多的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其次，贺岁片的形成和上映时间与中国春节的民俗紧密联系。因此，贺岁片对影片艺术真实性的追求，就必须植根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的艺术真实，以及在此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普通民众的审美心理。在中国儒道审美文化传统中，艺术真实是源于人性原初的真、善、美的真挚情感。在长期本土审美文化的熏陶中，这种艺术真实观不仅成为大众的审美风尚，而且积淀为一种深层的审美心理。它表现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语境中，便是我们所称谓的“俗”。“俗”，就其审美属性而言，它折射出的是普通民众对人性原初所具有的真、善、美的渴求和认同。
2010年的三部有代表性的贺岁片《让子弹飞》《赵氏孤儿》和《非诚勿扰ⅱ》，却对产生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的艺术真实观——“俗”，进行了片面的误读。在这几部贺岁片中，将“俗”定位于扭曲的人性或者说是人性的负面性。此种解读，无疑与传统的艺术真实观即对人性原初美的肯定构成悖论。同时，也是对人性美的片面式的理解。本文力图通过还原“俗”在中国审美语境中的内涵，对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真实性的定位予以探讨。
2010年贺岁片之“俗”与人性美的悖论——传统艺术真实论的消解2010年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贺岁片，运用电影语言对俗的阐释中，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将人性中的消极面运用电影语言放大。这种放大了的人生中的消极面，成为影片中展示给普通观众的真切的人生，或者说是电影的艺术真实性在此凸显。简而言之，对蕴含人性原初真、善、美的真挚情感的消解，成为决定2010年贺岁片的艺术真实性的重要因素。
《让子弹飞》中，观众透过张牧之高大的英雄形象，看到的是一个绝对腐败的社会与人性的卑劣。张牧之的出场，带出政府内部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民众面对政府的欺压时的懦弱无能。受众在感受张牧之那劫富济贫的豪迈英雄形象时，在心底所被激发的只是仇富心理的膨胀，对社会现状的深深地绝望。张牧之的个人英雄行为的展示，诸如以劫富济贫与腐败政府形成的对抗，让观众在观影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快感与安慰。但是，究其实质，影片对政府官员的贪婪的夸大与民众的懦弱的夸大，成为影片的主旋律。张牧之的英雄形象所代表的人性中的善，在影片的主旋律中被悄然消解。
与姜文在《让子弹飞》中塑造的英雄张牧之相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的负面形象。在历史故事《赵氏孤儿》中，程婴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形象，弘扬了中华民族仁义至上的美德。其中，不乏对友情的忠贞，对权势的无畏抗争，对国家的忠诚。人性中的至真至善至美在这样一个历史故事中得到升华。然而，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这一集聚人性之美的历史英雄形象，却经历了从英雄到一个自私残忍的负面形象的蜕变。陈凯歌在这部影片中，彻底解构了历史上那个集聚人性之美的英雄形象——程婴。在影片的前半部中，程婴为了挽救赵氏孤儿而舍弃了自己儿子的生命，受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历史英雄形象。然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影片将程婴从英雄的神坛上拉了下来：一个内心充满仇恨，处心积虑进行复仇的阴暗形象，在影片中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如此一来，整部影片的主题与历史故事《赵氏孤儿》是背道而驰的。在影片中，导演通过对程婴复仇形象的展示，旨在积极地解构历史上已经树立的集聚人性的真、善、美的程婴的英雄形象。
如果说，《让子弹飞》和《赵氏孤儿》是对人性美的消解，那么冯小刚的《非常勿扰ⅱ》则是对人性原初美所应有的自由和尊严的彻底否定。影片开头李香山的离婚仪式的举行，让笑笑和秦奋对婚姻的神圣性产生了质疑。带着对婚姻和爱情的迷茫，男女主角在各自的生活中行走。在李香山的人生告别仪式上，让深陷情感迷茫的秦奋和笑笑顿悟了人生的意义：活在当下才是重要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李香山为自己的人生不断在奋斗，却在英年之时得了绝症，人生的奋斗成为一场可笑的告别仪式。无论是笑笑对真爱的追求，还是李香山的奋斗人生，其本身都展示了个体对人性美的追求所拥有的自由度及由此突出人性区别于物性的尊严。影片对他们人生的选择的否定，无疑也同时否定了人性美背后人应拥有的自由和尊严，将人性的存在等同于物的被动性的存有。
综观这三部贺岁片，无疑都将关注的视点投向对草根生命群体的关注。三部影片的导演试图通过对人性的大众化模式的解读，以使影片符合民众的审美风尚，即达到“俗”的标准。然而，我们在这里质疑的是，对人性的负面性的过度夸大是否契合当下民众的审美风尚。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艺术真实观的影响下，中国民众所形成的审美心理是对人性原初的真、善、美的认同与追求——“俗”。显而易见，三部贺岁片对“俗”的解读，无疑远离了中国民众对原初的人性美的崇尚，并由此构成一种与人性美的悖论。脱离中国传统审美语境，影片的艺术真实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移甚至是“失真”。
中国当代电影的艺术真实性究竟应该建构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真实性是电影的生命力所在。虽然，电影在中国固然作为一种舶来艺术种类，但是它的受众是中国民众。因此，中国电影的艺术真实性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有着自己对艺术真实特定的界定。
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的艺术真实观——“真”
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对“真”的追求，反而成为艺术最高的境界，形成以真为美的传统。儒道哲学思想是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主要的思想发源地，“真”在儒道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将“真”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境界和人格理想。
在儒家思想中，对“真”的追求落实到“诚”。《中庸》中，将“诚”视为君子人格修养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1］246s诚，作为客观自然的规律，没有诚，就没有万物。所以，作为世界存在形态之一，诚也是君子之本然之性所在。“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238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对“诚”的追求，不仅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而且从更本源的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性本真的关照。在儒家看来，当人返归诚的本性，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境，这是一种更高层意义上的人性本真的返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诚”为指向的人性本真定位在“仁”的基础上，“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1］246仁，按照其最为基本的内涵来解释，就是一种最为本真的合乎礼的同情心。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仁就是人的本真的道德情感。因此，诚作为人性本真，也就是这种人的本真道德情感的呈现。儒家对真的追求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强调对人的真挚情感的表现。《毛诗序》中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在这里，真挚的情感是一切艺术产生的起源。道家思想中对真的追求，也是将对人性本真的探讨作为起点。在道家思想中，将守护天地万物自然本真的天性视为人生存的本然状态。在此基础上，庄子对守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命题：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3］
人对自然本真状态的守护，也就是人性原初所具有的真善美的保有。在庄子看来，人之本性之真的外露就是真挚的情感，它是人回归于其本然应有的存在状态。庄子“贵真”的思想，在后世艺术的创造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艺论著，都将情感的真挚视为艺术创造的本质；《诗品》中提出以真情为内涵的“真美”说，《文心雕龙》则提出“为情而造文”的艺术主张。以至后期，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以真为美”的传统。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无不强调真情作为艺术创作的本质。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思想，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以真为美的审美传统更为强调真情作为艺术真实的本质。在艺术中对真情的强调，积聚了对人性真、善、美的坚守与澄明。更进一步来说，真情在中国的审美文化传统中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底蕴，它是对人性本真的关照与守护。这种以真为美的艺术真实观积淀为中国民众深层的审美心理，使他们将人性原初的真、善、美视为艺术真实性的标准,我们将这种特定的审美心理称之为“俗”。
当代中国贺岁片创作中的“俗”与人性美——中国电影创作的艺术真实性的解读坚守人性原初的真、善、美，体现出了人性的自由存有，由此区别于被动被外界任意改变的物性。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真实观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民众的深层审美心理。
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中国受众接受的艺术真实是在对人性本真予以肯定的基础上的真挚情感。这种真挚情感，它本身就包含着对人性固有的真、善、美的肯定。具体来说，儒家审美文化偏重对将善视为人性本真，而道家审美文化则更为重视人之存在的本然状态——真，并以此为人性本真。儒道对人性本真的认知表现在艺术中，就是将以人性的真、善、美为基础的真情视为艺术真实。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语境中，“俗”与人性本真美从来都是在受众对艺术真实的肯定中得到统一。在艺术作品中，只有表现了人性所应有的真、善、美，即表现人性的本真；才能获得观众在情感真实层面上的体认，才真正可以称之为“俗”。处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语境中，贺岁片的创作应立足于中国受众对艺术真实的特定的理解——包含着人性美的情感真实，影片的艺术真实性才能达到“俗”的层面。
中国当代电影对艺术真实的追求，应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基础，才能够创作出符合中国民众审美风尚的影片。因此，在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对艺术真实性的追求应立足于对人性原初的真、善、美的彰显，以情感真实为内核。唯有如此，电影才能够真正地唤起受众内心深处的人性原初的真、善、美，给予他们人性的真挚关怀。
［参考文献］
［1］来可泓.中庸直解大学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2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美是由一定数量关系造成的和谐”［1］。衡量各部分之间“数”的关系，将细节融入到整个空间中，达到和谐一致的空间表现。亚里士多德指出美是由度量和秩序所组成的，建筑物各部分间的度量关系就是比例。中世纪美学家奥古斯丁说:“数始于一，数以等同和类似而美，数与秩序不可分。”“在美里见出图形，在图形里见出尺度，在尺度里见出数”［1］。每个体现美的设计元素都是以“数”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无论是组合要素本身、各组合要素之间还是某一组合要素与整体之间，无不保持着某种确定的数的制约关系［2］。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无论是在布局规划还是陈列展示上都体现着数的精准，用精确的比例构建舒适的观展空间，做到物、人、空间三者之间的和谐比例秩序。空间的布局上，将展厅、休息区、服务区、工作区之间做到合理的划分，分清主次，布局严整。根据不同功能的展厅调整大小，如画展需要的空间相对较大，需预留出观众引发联想的空间;影音厅则需要较小且隐蔽的密闭空间进行小范围的展示。不同展品要考虑到光照角度，温度湿度的控制，观赏角度等由数值建立起来的展示效果;根据形式美法则，不同的陈列方式会有不同的观展和心理效果，维特鲁威认为美在于对称，对称的基础是比例，只有凭借比例才能获得对称，许多著名博物馆的入口处和大厅设计中都采用对称的柱式布局，给人感受庄重、整齐之美。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少就是多”的原则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应用广泛，琳琅满目的展品让观众的眼球和大脑应接不暇，在空间的设计上要减少过分的装饰，创造简洁的空间感，突出重点，缓解视觉上的疲劳感，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多体现在走廊和休息厅，让观众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获得眼球的修整。
美既是依照科学规则对自然所做的模仿，也是一种对超自然的完美所做的静观［2］。古希腊艺术被称为模仿性艺术，注重模仿现实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应该模仿和展现事物的普遍性和理想性，而非简单地模仿事物的形象。达芬奇说之甚明，模仿是一种忠于自然的研究与发明，因为它重新创造各个单一物象与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模仿又是一种需要技术创新的活动［2］。艺术是在不断的模仿与改革中形成时代特点，继承与发扬在博物馆的空间设计中能够充分彰显出时空感。
1自然的模仿
自然的模仿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但艺术的模仿不是徘徊于自然的外表，而是深入真实的必然性。鲍姆加藤认为所谓模仿自然就是要表现出呈现于感性认识的完善［1］。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借鉴自然元素，如植物动物的图腾使得空间灵活且具有动感，石材木材的铺装配合色调主题和展品相呼应，融入设计与装饰，增添设计的原始性和亲和力。中国文字博物馆设计中的饕餮纹、蟠螭纹的动物图案，象征着28星宿的28片青铜甲骨片组成的碑林都是对自然元素的模仿，是博物馆设计中来自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人们对自然的不断探索与认知，合理地运用自然，把自然带到生活中，也是博物馆设计中需要珍藏的一部分。
2人文的模仿
借鉴传统元素，融合新思想再创造，设计出适合博物馆主题的现代设计元素，是对传统的尊重与发扬。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设计中，入口大厅的棚顶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藻井”的形式，但采用了铝合金材料，并在每个“藻井”方格内采用了浅金字塔式向上升起处理，使得形式更丰富又在功能上使大厅的建筑声学方面更优化;博物馆幕墙的图案化处理，对斗拱抽象化运用的檐口、室内楼梯与平台的护栏所采用的图案装饰都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苏州博物馆的设计配色上则采用苏州江南水乡特有的黑白灰粉墙黛瓦，多处使用六边形的取景窗，营造了园林有的空间层次［3］。传统构建的抽象延续融入环境氛围设计出符合苏州地理人文的主题性博物馆。
3科技的模仿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3
代表当代琵琶音乐艺术发展最高水平的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秉承儒家传统思想之精髓,在他的琵琶艺术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主张万物统一的中和思想,“和为美”,“和为贵”,在其音乐作品中,处处透露出中国人的“中和”审美趋向,推崇阴阳之和,天地之和,自然之和的和谐之美,指出: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将“和”为五音之本的道理做出精辟阐释,追求“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最高艺术境界,同时,还认为:“中和”不同于避免冲突的静态式的传统中庸观,现代意义上的“中和”以共存、共荣的宽容姿态纵观全局。从琵琶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西域文化与华夏文化交融,形成中西合璧的琵琶艺术奇葩,是汉民族音乐艺术的成功嫁接,是华夏传统民族器乐中光彩夺目的乐种,是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乐之后”,其本身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新的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将有更多的撞击和交触,在未来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中,要追根寻源而后兼收并蓄,琵琶艺术的历史正是古往今来无数生命个体参与创造、继承、发展的过程,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整体特征,又显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和中西文化融合的琵琶音乐文化特质。刘德海先生的“世界、中国、自我”、“天、地、人”、“艺术、哲学、科学”的“金三角”艺术思想,儒家的“中正和平,温柔敦厚,仁者爱人”的价值观,道家的“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雅淡远”的自然观,佛家的劝人向善、通达乐观、湛然超脱的深刻禅意等等,都各擅胜场,异彩纷呈,殊途同归,必将推动古老的琵琶艺术文化,真正打开兼收并蓄的思想胸怀,理清继往开来的历史渊源,穿越彼此共鸣的心灵通道,使民乐文化大放异彩于世界。
二、生命之魂的意蕴审美鉴赏
鉴赏武士精神、文人气质、乡土风情的独特写照。古代琵琶武曲(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等)那种威武、铿锵、急促、刚强的武士精神;古代琵琶文曲(如《浔阳月夜》、《青莲乐府》、《月儿高》等)那种幽雅、凝练、清淡、高洁的文人气质;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乡土风情篇》十首小曲那种精致、简洁、朴实、亲切的乡土气息,这些作品都包含了对历史和宗教传说的追踪,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对民间习俗的生动写照,以及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鉴赏意、韵、神的生命体验。意为内涵、意境,是通过演奏者的联想对乐句、节奏、速度、语气、表情进行体验和精心揣摩,找到自我空灵的境界,化为音乐。韵为气韵,是演奏者的音乐表现充满活的生命力,抑、扬、顿、挫、轻、重、疾、徐随内心情感而发,表现出气韵的虚实。神为精神,是音乐表现的核心,要求演奏者对乐曲有个性精神的艺术表达,传其之神。正是通过“形散而神不散”、“虚实对比”、“刚柔相济”、“点线成辉”的艺术手法,传达艺、韵、神的审美意象和境界,心心相印,气韵相随,情感交融,实现人、琴、意三者水乳交融的生命觉悟。鉴赏真、善、美的心灵睿智。音乐为最有感情之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世界最动人的赤子之心。无论是中国的思想家孔子,还是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他们都把音乐的伦理价值、伦理道德与一定的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真善美的评价标准。当代琵琶艺术,以人为本,从真善美出发,追求琵琶演奏的宽厚、圆润、明亮和真挚、纯净、丰满的艺术风格,讲究轮指细密、音色清亮、力度匀称、速度收放自如,以最真的情、最善的意、最美的艺,奏响人类对大自然美好的记忆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刘德海先生起始于80年代先后完成的“人生篇”(5首,即《天鹅》、《秦俑》、《老童》、《春蚕》、《童年》),使人面对大千世界,纷纭世事,而满怀信心;“田园篇”(4首即《一指禅》、《故乡行》、《天池》、《金色的梦》),使人神闲气静,敏儿不倦;“宗教篇”(3首即《白马驮经》、《滴水观音》、《喜庆罗汉》),使人胸无尘埃,澄明至善;“乡土风情篇”(10首即《踏青》、《磨坊》、《纺车》、《陀螺》、《滚铁圈》、《杂耍人》、《木鸭》、《风铃》、《秧歌迪斯科》),使人灵动敏捷,情韵皆生。琵琶音乐对真善美的追求,让人们得到了艺术的享受、道法境界的提升和人生智慧的感悟。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民族文化强国梦的推进,传统琵琶艺术也应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女子十二乐坊组合形式的出现,在品味人文内容蕴涵较多的高雅艺术的同时,又融入民乐时尚化大众化市场化的新潮,使富于生机、充满活力、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古老民乐,同样可以生发出时代新的文化气质,为“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精神基础和价值共识。我们期待着复合了更多的生命体验、高级情感、知识理性内容在内的多元艺术综合和审美取向,与人类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趋势相吻合,使琵琶艺术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结论
琵琶艺术课的鉴赏,挖掘琵琶音乐艺术的丰富宝库,可以提升学生对美的鉴赏能力、联想能力、创造能力,构成艺术教育的“诗意启蒙”。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4
abstract:apparelorfashioncoloristheexternalpresentationofcertainsocialethics,whichpresentsthemoralethicswithspecialmaterialform,therefore,constructsthemoralcontentandvaluesystemascertainculturesymbol.thevaluecontentorsystemofapparelorfashioncolorisinternaldefinedbythesefactors,suchastruthtofalse,goodtoevil,beautytougliness,allofthesehavetheessentialeffectonthepeople’swearingmentalityandidiom.
关键词:服饰色彩;伦理;真善美
Keywords:apparelorfashioncolor;ethics;truth,goodandbeauty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013-02
0引言
服饰作为一定文化的特殊符号表征,一直都在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向人们传达着一定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灌输于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彰显着人们的善恶评价和美丑取舍,从而最终形成人们固有的伦理观念。在服饰的真、善、美表达中,色彩作为服饰最为鲜明和最为本质的构成要素,它所传达出的伦理信息也是最为直观和明显的。
1服饰色彩的真、善、美
所谓“真”是指“客观事物真实存在的属性”。在服饰色彩伦理中,能正确反映着装者的主体本质,实现色彩所赋予的伦理意识与主体的伦理实践相统一便是“真”,否则为“假”。例如,男性总是习惯性地穿上色调比较朴素、冷峻的服装,朴素、冷峻的色调代表着男性角色的理性和沉稳。而女性则配以色调明丽、温婉的服装。明丽、温婉的色调体现着女性甜美与优雅的社会角色认同。因此,这种色彩符号所代表的主观意识与着装者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存在的统一,便是服饰色彩之“真”所应包含的伦理内容。所谓“善”,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社会有利,具有价值的行为”,反之为“恶”。服饰色彩的“善”与“恶”是指服饰色彩所代表的价值内容,并围绕着这个内容所规定出的价值原则或评判标准。以绿色为例,自我国上古时期,绿色就同青色、碧色一起被划为“间”(贱)色的行列。唐朝时期,碧巾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囚犯的头饰,宋代则以带青色头巾为不肖子弟的装束。因为绿在传统价值的集体评价标准上已经深深被打上了“恶”的烙印,即使是在文化多元、思想开放的今天,我们仍很少看到在商店里会有绿色的帽子陈列于柜台之上,其中原因概亦为此。关于“美”的定义,笔者认为:“美的理式与真的理式统一可以见出和谐的性质,美的理式与善的理式的统一可以见出和谐的属性”,所以“美”应该是“真”与“善”的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为美”一直是被普遍认同的美学标准,因此,服饰色彩之美所包含的伦理内容理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能够正确反映着装者的本质属性,如性别区分、社会特征、性格喜好、等内容;其二是指色彩符号所包含的价值意义能够为一定的社会评价标准所接受,或者是有限性的接受。所有这些其实也即是设计艺术学所讲的服饰色彩的“功能”与“形式”高度一致。
2服饰色彩的真、善、美评价
由以上论述可知,服饰色彩所体现的“真”与“善”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于“美”的价值判断上来。但“美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样具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决定了人们要求存“真”去“伪”、弃“恶”扬“善”、趋“美”避“丑”。服饰色彩的“真”与“善”首先必须要是合乎“礼”的“真”与“善”,孔子曾言:“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在儒家看来,衣冠代表着一种社会身份和人格尊严,它体现并维护着社会秩序。带着这种“礼”的规定性,儒家认为:服饰应该以不同的色彩来区分着装主体的社会等级和身份,也即“以色明礼”。为了将这一思想贯彻更加到位,儒家将“执其两端而择其中”的“中庸”思想也渗透与服饰色彩之中,对服饰色彩的量的规定要求人们注意端正、文雅、大方、适度、规矩,另一方面则不喜欢式样怪异、色彩跳跃的服装,任何过分明丽或者对比强烈的着装色彩都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有辱风化”。可以说,这种思想在历史的今天依然对人们的着装心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与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相对应,我国文化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儒家分庭抗礼的相对而言的非主流文化。如墨家、道家、法家文化。道、墨两家认为服饰只是人性的一种外部表现,人的本性在于人的内心自然属性。老子在反对“礼”的规定性时曾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以此为依据他们提出了“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的服饰价值评判标准。受非主流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服饰色彩曾试图在走一条能够维护“礼”的规定性的同时又符合人性之“真”的“和谐”式发展道路。以唐代文官服饰色彩为例,唐代文官服饰注重在多样统一中创造“自然和谐”,以符合服饰之美及审美习惯。唐代文官服饰在大面积使用“正色”的基础上,在纹样和配饰上采取了“间色”点缀的配色方案,避免了色调的单一,这种对服饰色彩所表现出的极大丰富和创造使文官服饰在姿态各异、灿烂多彩的形式中,呈现出博大精深、变幻莫测的美学意蕴。需要指出的是,服饰色彩伦理的这两种评价标准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前者是相对于大众服饰色彩而言的,后者是相对于个体色彩而言的。在这两种评价标准的规定下,主流文化的价值评价指导并约束非主流评价,非主流评价影响和量变着主流文化评价。
3服饰色彩真、善、美的应用分析
随着历史的发展,服饰色彩符号中的封建内容日渐弱化,服饰色彩的真、善、美在继承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时代内容,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这些服饰色彩的真、善、美表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色彩搭配原则的应用,从而最终构筑了当前社会服饰伦理的审美体系。
3.1求“真”的色彩搭配原则按前面的所讲的求“真”的伦理价值诉求,就是要正确反映着装者的主体本质与客观规律,从而达到着装主体主客观的统一,所以“真”不一定就“美”,“美”也不一定是“真”。按着这一要求,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为:服饰的着装主体要根据着装的具体需要实现色彩与个人身份、爱好、性格以及客观实际的需求相吻合,也即色彩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存在相吻合。例,马路清洁工着黄色工作服不一定就“美”,但它却反映出了“真”――安全、警示作用的客观内容。这种求“真”的服饰色彩搭配原则在个人风格形象策划中应用尤为突出。一般来说,色彩所赋予女性的年龄含义是有规律可循的,色彩的纯度和明度越低,其所代表的年龄指向就会越高,反之,就越年轻。因此女性在着装时总是趋向于选择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色彩。虽然这种着装需求可能会因为职业、文化背景、个体需求等多重因素左右,但其整体趋势是不变的、恒定的。
3.2求“善”的色彩搭配原则由于“善”直接和功利相联系,它以社会功利作为标准,如某一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利,或者说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所以“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相联系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色彩一直被认为色彩应该与人的年龄、品行相一致,否则就有“越轨”之嫌,女人艳装过分就会被视为轻浮,男人服饰过“亮”则被认为是浪荡(不“善”)。受外来文化影响,白色目前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哀伤之色的定律,被现代文化赋予了清纯、圣洁与崇高的社会价值含义,因此在现代婚礼中,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是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白色的婚礼服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而我们认为是“善”的,所以也是“美”的。
3.3“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原则这可以说是服饰色彩搭配的最高境界,也是设计师的不懈追求。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真”、“善”与“美”虽有共同之处,但也并非完全统一,所以说要做到“尽善尽美”并非易事,这需要设计师在进行服装设计时不但要考虑到着装者的着装环境,同时也要考虑到着装者的身份与个性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服饰色彩的“真”、“善”、“美”完全就没有统一的可能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服装之美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也就是对服饰色彩的“真”、“善”、“美”的无限靠近的过程。这种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需要着装者在考虑服饰色彩风格是否符合个人风格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着装场合是否与服饰色彩相一致的问题。当两种选择出现矛盾性冲突时,为了着装的目的性需要可能要对个人风格的选取作出牺牲。这一原则在具体的色彩搭配时可以将其与服饰装扮的tpo原则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服饰色彩要体现出着装的时间、地点与场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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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礼记・劝学》.
[8]《老子・检欲》.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5
【关键词】民间;造型;审美;人伦;寓意
继原始美术之后，延续最长，涉及面最广，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所享用的就是民间美术。社会整体文化研究和艺术理论研究不断发展，使现代文化观念趋向多维发展，而民间美术作为传统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关注。我国的民间美术创造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文格局的制约。传统的中国民间审美意识与整个民间社会背景、文化观念长期保持了一种交融渗透、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归根结底在于对“善”的追求。“善”的转换隐身含义又有吉祥、幸福、美满，这类含义在古代观念中又是合道理、惬于意的，故“美”和“善”有互训关系。善还被承载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特别在孔子那里，美与善是统一的，善是更根本的东西，并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自始就注重对人生生命价值的关注，强调合于意的幸福感受，这都是合于人的生命功利目的的善的内容。中国民间美术十分注重物品的人伦性和社会意义，并将此作为美与丑的标准之一。这种审美标准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人伦道德的一种推崇。民间美术创造则主要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情感的表达方面。例如，民间美术经常表现祥瑞题材，表现人们对理想和愿望的追求，大部分内容都是吉祥、富贵、求生、辟邪等，这关系到人生的现实。用一种寓意性的物来表现这种理想。
这种寓意、象征、符号性的表现手法当然是中国民间文化特有的产物。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当时的社会结构，人口比例自然经济以及“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民间美术的性质与特点。我们从民间作品中，可以领悟到广大劳动者的审美心态，感受到朴素的劳动感情，乐观的精神生活，美好的理想追求以及除恶扬善，辟邪扶正，全和圆满，祈求丰收，人丁兴旺，吉祥如意等民间美术中永和不变的主题。它来源于生活有服务于生活，自始至终完整地保持着以往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取得的丰硕成果。民间美术的审美性，功利性，实际上多是生活对民间美术的规定，生产、生活的目的和要求是民间美术创作在文化上和艺术风格上的主导力量，必然地给民间美术的创造深深地打上功利性的烙印。
民间美术风格、语言的质朴，率真是民间美术独特的审美品格和永恒的魅力。这不仅表现在民间美术的内容形式上，同时更重要地表现在内在的精神方面，及创造主体内在人格的朴实无华。从民间美术品的材料选择来看，多是低廉朴素的自然物质，外表看来粗糙不精，但在创制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包含了民众对材料的认识和开发利用。使主观创作意图与材料自然的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遵照自然规律的态度也是民间哲学观念和思维模式使然。民间美术的加工制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就是民间美术的纯真、自然、稚拙的品格，是民间美术创造主、客两忘的境界，是心与物的自然和谐。民众质朴、纯真的心灵是民间美术风格形式质朴特征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根源。民间美术这种质朴率真的淳风之美，张道一先生将其总结为八个字，内容形式上的“真、全、艳、健”和风格特色上的“粗、俗、野、土”。这种总结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民间美术的审美品格。它反映的是作品内外的和谐统一，形式的单纯，感情的真诚，因而才具有永恒的魅力。
民间美术的造型是意象性的造型，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最具典型性的象征性艺术民间美术造型的题材、图案纹样，以及色彩都与人们的观念相关联，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社会的某种关系，具有超出感性形象本来意义之外的内涵。民间美术造型作为视觉性质的符号常借助语言利用谐音来寓意。如:三阳(羊)开泰、喜(喜鹊)上眉(梅)梢，都是取谐音吉意为了讨个“口采”，取个“眉眼”，“说法”、“讲究”也正是民间美术中象征寓意的共用词汇。作为自然界变幻无穷的物理性，视觉的色彩也同样具有寓意吉祥的象征意义。黑、白、赤、黄、青五色被视为“正色”，并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水、木、金、火、土)等相对，也可以反映出人与客观现实的实践关系，以及从中蕴含的现实功利内涵。寓意象征、缘物寄情是民间美术选材、造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传统民间美术对戏曲的滑稽审美特性吸收转化为民间美术上的夸张之皆，表现为人物脸谱化，动物造型稚拙天真，同民间审美心理相和谐;矛盾之趣，表现在造型的不合情理、近于荒唐、令人发笑的滑稽感中;虚拟寓意之美表现为民间美术造型上的图案式构成和借物寓意。在民间美术创作中，民间文化观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同时作用于审美创造主体。历史的角度来自集体意识铸就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或者说是一种先在的规限，现实的情境是传统民间文化观念在个体那里所具有的个人倾向。民间艺人依据自己的主观要求在创作过程中会重新组合、经营文化历史符号。在民间美术造型中，符号化、程式化的造型是通过象征寓意手段，隐喻性的加以表现。用谐音代表某些吉利祥瑞的含义，如“六(鹿)合(鹤)同春”、“三阳(羊)开泰”之类皆是谐音寓意手法。巧妙的寓意象征既说明了历史的积淀和传统，表现了民间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能，也体现了人民群众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6
关键词：美术教学；德育；渗透
我是一名任教十多年的中学美术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发现充分发挥艺术教育渗透德育，非常有利于培养人格健全的全面发展。教师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称，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育好人。教书育人，德育为先。德育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中心，是灵魂。因此，德育是当前学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点。美术课是我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课，其对于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和重视。在美术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从以前重视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提高，到现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能力，从以前的重视临摹到激发学生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去实践的鼓励式的教学，无疑是更科学更人性的进步。但在美术欣赏课这一环节上，我发现还是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美术欣赏课有很多老师会忽略，干脆跳过或了了数语，平淡地一带而过。其实美术欣赏课里的学问大得很，它的内容丰富，涵盖知识面广，如果重视它并把它上好，对于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德育素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初一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欣赏一课中，可以给学生们介绍从建筑上来说，中国布达拉宫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文物建筑群，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一千三百年前的“白色宫殿”高大雄伟，金碧辉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布达拉宫本身就是千余年来藏族传统建筑的智慧和力量的象征，布达拉宫不仅具有宗教性建筑的特点，而且具有政治性建筑的特点，集宗教、政治、历史和艺术诸方面于一身，还是民族团结的体现！学生们的民族团结意识以文化认同为纽带，认识到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这种共有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各民族团结在一起，中华民族才能拥有强大民族凝聚力，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实现共同进步，才能维护祖国统一安全，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团结教育，不仅有利于各民族的青少年了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知识和历史，更能让他们认识、感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增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
在“美术星空”这个欣赏课中，可结合中外的历史来学习。中国古代雕塑历史悠久，有独特成就，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汉唐的陶俑和纪念性雕塑、反映古代人民理想和幻想的佛教雕塑，外国古代雕塑中的古埃及、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塑的突出艺术成就，这些对于美术与文学、音乐、建筑、戏剧的知识都是横向联系相辅相成的。这些优秀的艺术杰作，让人有美的感受和情的感染，它们能吸引学生的审美注意，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使学生从中去发现美、体会美、享受美。
在“传统纹样”、“欢欢喜喜过新年”这两课中让学生感受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既能领略它的古朴之美又惊叹于它日新月异的神奇变化，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无穷生命力。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为荣，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因此激发学生学习传统艺术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热爱传统艺术、热爱祖国的情感。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7
［摘要］《吉祥如意》是新世纪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而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诗意唯美的文字细腻书写端午节的风俗人情，诗情而生动的娓娓讲述更强化着传统节日的文化蕴涵，也是对文化传统的诗意守护。同时，作家还借助儿童语言和心理动态来透视人性本真的善良和爱心，主人公们淡定的生活态度和朴素的生存哲学，既深触人性的仁善之端，也在呼唤着人性的返璞归真。
［关键词］郭文斌；文化传统；诗意守护；人性的温情；返璞归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1）05-0123-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62［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郭文斌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曾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它“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吉祥如意》典型地代表了郭文斌小说的诗化风格和美学追求，散发出纯天然的真、不做作的善、超功利的美。这样的作品宛若优美隽永的乡村牧歌，自然清新，纯净澄明，淡泊宁静，让人陶醉和感动。作家用蘸满诗意的文字还原西部农村的乡风民俗，守护民族文化传统；用饱含温情的语言再现家乡人的质朴单纯，呼唤人性的本真。
一、文化传统的诗意守护
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发展，外来文化、新潮文化以强劲的攻势挑战和抗衡着传统文化。而文学对这种文化观念更新和时尚因素往往更为敏感，也更易于接受。但郭文斌“于纷繁中守持宁静”，诗意地耕耘着传统文化的一方净土。这首先体现在作家对民族传统节日和独特地域风俗的关注上。《吉祥如意》就是一幅端午风俗画，一首端午文化诗。作家用诗意唯美的文字认真细致地叙写着端午节的传统风俗，并与传统文化产生感应和关联，凸显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小说的主人公五月、六月是姐弟俩，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五月是被香醒来的”，这甜蜜的香气来自娘蒸的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它揭开了喜气的端午节风俗画的序幕，也奠定了作品诗意的书写基调。接下来作家依次勾画出家门上插柳枝、花馍馍供神、磕头、吃供品、绑花绳、上山采艾的图景，还穿插了端午节前买香料、缝香包的场面。这一系列乡风民俗经由作家的娓娓讲述，更见其诗情画意和生动有趣，并且蕴含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小说描述的节日习俗对我们来说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说它陌生，是因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已经忽略了许多道风俗习惯的程序；说它熟悉，是因为它触动和牵连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心理基因。我们跟随作家诗意的文字重温传统节日的文化蕴涵，也是让我们的心灵在这醇厚的风情中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
作家用“端午节”这面传统节日的镜子来映照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开起了一扇洞见传统文化内在意蕴的窗子，那就是“吉祥如意”的美好祈福和祝愿。正如小说题目所示，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温暖祥和的审美体验，一种文化传统的亲近感和共通感。小说中写到，爹向天点香，往地上奠米酒，然后极其庄重认真地念了祝词，以示对天地及其孕育万物的虔诚祈颂；五月告诉六月，采艾叶时，只有天的儿子太阳蛋蛋和地的女儿露水蛋蛋两人全在时，采到的艾才叫“吉祥如意”。可见，小说中的人们对天地始终心怀仰慕和敬畏，他们执着坚定地认为天地有吉祥如意而不言。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内涵在作品中的生动体现。作家借人物语言传达自己的温馨祝福；他希望“处处都吉祥”，把吉祥如意的祝福感融入艾中，融进太阳蛋蛋和露水蛋蛋里。这样，“吉祥如意”所代表的深层文化心理和祝福感，就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神秘”和“巨大的审美上的紧张”，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始终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崇尚和敬畏，就像《吉祥如意》中六月的爹在上供时那样庄严和虔诚。阅读《吉祥如意》，我们会获得关于传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更多向往和怀想。
二、人性本真的温情呼唤
沈从文曾长期致力于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搭建
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文斌或许可称得上“当代的沈从文”。《吉祥如意》就是郭文斌怀着赤诚之心搭建的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同样是本真的“人性”。
小说叙事以两个童男童女的视角展开，充满童真童趣的语言和心理，使作品清澈空灵，字里行间透着“人之初”的喜悦。姐弟俩对什么是“童男童女”各抒己见，姐姐五月说童男童女是“铜做的”，弟弟六月说童男童女是“没有当过新娘和新郎的人”。童男童女一起采艾时，六月觉得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美好和可爱的，包括平时憎恶的人，节日的喜庆让他发现“怎么现在就看着地生不憎恶呢”；白云对“蛇不咬善门中人”的笃信，让六月情不自禁地取下自己的香包送给她，并大方地说“喜欢就送给你吧”。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对话，自然而真实地流露在作家笔端，清爽至极，动人至极。这样干净透明的语言投射出人性原初的至善和大爱。如六月采艾时下不了手，因为“一刃子下去，就会有好几个太阳蛋蛋死掉”，六月“觉得这露珠儿太可怜了”。作家通过对儿童心理的生动刻画，展现人性的善良和悲悯，深触人性的仁慈之端，唤起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
除了借助儿童的语言和心理描写来透视人性本真的善良，作家还通过其他方式传递着简单的生活态度和朴素的生存哲学，呼唤人性的返璞归真。小说中的人们物质生活简单甚至贫困，但他们知足常乐，心怀感恩和珍惜。他们感恩生活，发得好的甜醅“就像是好日子一样”；他们珍惜生活，一年才能吃一次花馍馍，却“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在这里，作家着意于展示生活的美好和值得珍重，呈现给我们“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这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应该指向人心最现实的满足感：懂得珍惜拥有的，不去抱怨失去的；对得到的心怀感恩，对得不到的不去奢求。正如六月的娘所说：“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这是一种淡泊物欲的生活态度，一种没有机心的生存哲学，也是作家希望传达的人性本真的理想。
郭文斌认为，人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复杂环境的污染，而他要在写作中“反污染”，以此来“接近生命本意”。“生命本意”可以理解成本真的人性，它会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加而日渐离我们远去，就像露水蛋蛋一样，被成长的手给摇落。正因为这纯美的人性本真是脆弱的，易受污染，所以才需要珍惜、呼唤和挽留。在《吉祥如意》中，郭文斌用平实而诗意的语言，赞美着天真、淳朴、满怀爱心的五月、六月，善良淡泊、乐观豁达的爹娘，描摹着他们那简单、朴素、如世外桃源般地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同时作家更是在用温情的笔调，呼唤人性的本真，“寻找并且挽留住原本属于我们的却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阅读《吉祥如意》的过程，也是净化人性的过程，是接近生命本意的过程。
《吉祥如意》牢牢地扎着文化传统和人性本真之根，没有浮，没有飘，让人读来感到特别踏实和安稳；这也使得小说具有清新脱俗的气质和感人至深的力量。作家在小说结尾深情地写道：“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而我想说，郭文斌的《吉祥如意》把我们的怀念点燃，也把我们心中的吉祥如意点燃。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人性本真，在作家诗意的守护和温情的呼唤下重新被审视和认识，我们旅行已久的心因《吉祥如意》而找到回家的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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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8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2-0047-05
大学是精神的殿堂，道德教育作为调整、规约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精神准则，对大学生精神领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是大学生精神培育的天然领域和可靠路径，积极为大学生的精神奠基是道德教育的发展性使命。
一、道德教育的精神流失
促进大学生的精神发展是教育的核心，因为真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和人生的意义等终极问题交织在一起。…作为培育人德性的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品质及心智习惯，促进其精神成长、精神成人是其重要目标。可由于种种原因，“精神缺失”成为现代道德教育的“中国问题”。
1.宏大叙事与精神遮蔽
我国具有重精神、贵道德的传统，但由于现行大德育较多地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探讨大学生的精神归属问题，对政治信仰、社会本位、道德理想等宏大主题的绝对强调，对意识统领、外在规约、理论灌输等内容手段过于强制，使道德教育更多地悬浮于大学生的个体精神生活与日常情感体验之上，难以形成稳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和精神需要。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一些大学生精神涣散、信仰困惑，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内在精神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适应。当下的道德教育体系对大学生精神培育的目标、功能、内容等悬缺不明，对大学生的精神实践缺少筹划，对大学生应有的基本精神、核心精神等缺少凝练和清楚传播，对大学生存在的精神走低、意志薄弱、境界不高、理想迷失等问题缺少有效干预与引领。道德教育过程过多地着眼于改变和限制大学生的不合理精神需要，过多地强调外在的行为规范和纪律约束，忽视了如何更好地满足其精神需要，压制了大学生自由精神、批判精神、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超越精神等主体精神的生成，削弱了大学生的精神活力，促狭了大学生的精神视野，钝化了大学生的精神创造，延误了大学生的精神耐挫能力、精神复原能力、精神更新能力的锻炼，使得部分大学生无力化解生活积聚的焦躁和抑郁，难以承担和消化外在的精神风暴，造成精神冲突与精神危机的频发，同时也导致道德教育精神的缺失。
2.文化冲浪与精神流沙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精神嬗变使大学生在精神基础上的变动巨大，精神的物化、类化、表浅化日益加剧，物欲的强劲、主体的膨胀、工具理性的盛行、超越品质的遗失，导致部分大学生生命意义的失落、精神创造力的萎缩和高尚精神的放逐。空前开放的文化境域加剧了大学生精神的流浪，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的承传流变，相对封闭统一的文化意志已不复存在，现代社会正在多元文化中经历不断的精神冲浪，充斥着反传统、反理性、反主流的精神气息，传统精神强力稀释，新的精神变动不居，核心精神尚未明确揭示。社会变异加深了大学生的精神困扰，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断裂、异质集聚，加剧了精神的变异，信息化、技术化、市场化、世俗化的洪流冲击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商品化、娱乐化、低俗化、去健康化的精神产品侵蚀着大学生的精神健康，在社会的精神流沙中，大学生的精神难以落地生根，精神的流浪和无根状态加剧了精神危机，出现了有文化没精神、有能力没道德、有知识没视野、有个性没品位、有欲望没底线的生命群体。道德教育急需对当下存在的精神偏误、价值干扰、文化震荡等进行批判与匡正，重视大学生基本精神、核心精神的凝练与培育，并以反思的态度检讨自身的精神取向，引导大学生走出享乐、自私、迷惘的精神泥沼，热忱追求富有精神的生活。
二、道德教育的精神寻求
“真正的教育永远是精神的寻求”，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指向人健康、充盈的精神生活的精神教育，是摆脱当前社会精神危机的唯一出路，道德教育唯有回归精神、传播精神、培育精神才能承担重建精神家园的使命。
1.道德与精神天然契合
道德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唤醒精神”，在传教受教双方的精神相遇中进行精神互勉、精神共享，进而实现精神的再创造。道德与精神共生共荣，讲道德就是人为自己的精神立法。道德文化与精神文化互为你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精神一开始就是生命的表现与表达，所谓“精、气、神”，后来成为伦理学最重要的概念。在德国哲学中，“精神”被当作是包含着“人类整个心灵与道德的存在”，伦理、道德内在于精神之中，并构成精神直接的、主要的、乃至在严格意义上全部的内容。作为培养人品德的精神事业，道德教育必须守护高贵的精神气质，确立精神教育目标，明确传播精神价值，积极褒扬精神成就，并对大学生应有的基本精神与核心精神予以凝练与揭示，以广阔的精神图景激励大学生的精神志向与精神文明。
2.道德教育的精神使命
首先，践行道德教育的精神使命，必须致力于大学生的精神启蒙与唤醒，引导大学生自觉塑造精神自我。提高大学生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期待、自我调节、自我认同能力；引导大学生对自己的精神进行承诺，对自己的精神视界、对学校教育的精神视界、对社会的精神传统、对多元的精神文化进行批判，增强其精神的辨别能力、洞察能力和理解能力，鼓励大学生成为精神高尚的人。其次，培养精神主体。主体是精神存在的宣言，人之为主体，其真正的本质并不在其肌体，而在其意识、精神，在于其所独有的主观能动性，缺失了精神内涵的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更不能成为主体。道德教育应引导大学生学会以精神的方式把握社会人生，使其不断体验和享受到精神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等人类高级的精神状态，促进大学生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道德维度上的主体精神、仁爱精神、合作精神、生态精神、公民精神的全面养成。再次，促进精神实践。“精神是任何教育实践的核心”，本着促进大学生精神的发展性原则，积极开展道德教育的精神实践，确立道德教育的精神祈向，建立健康向上的精神期待，扩展个体的精神生活，积极为大学生搭建精神发展的支架，维护大学生的精神卫生，引导其内部精神状态的调适，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有见识的、敏感的、明智的精神态度去为人处世，凝练并宣传时代的核心精神，养成大学生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协调的“精神稳定因素”。
三、道德教育的精神路向
真、善、美是人精神存在的三种基质，循着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路向，引导大学生走向真、善、美的精神高处，可有效预防大学生精神的消极位移与不良嬗变，实现道德教育精神塑造的使命。
1.道德教育“真”的精神
道德教育的精神基础是“真”，教人求真、学做真人，培育大学生立诚求真、立信求是的精神气质是其应有之意。教人求真，强调道德教育应以真立教、以德树人，面向大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关注其真实的精神需求、精神渴望、精神困惑、精神矛盾、精神利益，建立道德教育的精神特区，允许大学生真实的自我精神表达，以最自然、最保真的路径，辨明大学生的精神来路；尊重大学生精神发展的主观现实，关注其对于世界和生活的精神想象和精神意愿，在传教受教的精神对话、精神诊断、精神批判中把握其精神发展脉搏，获得真实的心灵洞察：施行真教育，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和道德发展规律，以教育者真心、真情、真诚、真言行、真胸襟、真精神，以情真理足的内容与形式将大学生带入精神充实、富于理智挑战的真实的道德教育活动中，引导其正面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惑和冲突，审视自我，叩问灵魂，坦对挫折，攻坚克难，保持做人的本色。
2.道德教育“善”的本质
善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善良是人最为基本、最具人性光辉的精神，道德教育旨在培养人的迫切向善之心、执着为善之能。首先，知善、体善。道德教育应扩大大学生对善的认识和体验，重视培养大学生身上“携带着的人性的种子”，帮助大学生体味、积累生活中善意、善举、善德，培养其求善意识，激发其向善的情感，增长其善良的愿望、驱动其向善之心：学会“善恶评判”，对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高尚与卑劣等行为进行价值判断，通过赞善抑恶、惩恶扬善等培育大学生迫切向善的需要；帮助大学生寻找、理解和运用尽可能多的友善、慈善的形式，丰富其道德上以及精神上的爱人行善的能量。其次，培养大学生选择善良的意志。由于“善”更多地具有利他性与克己性及与“不善”的对抗性，选择善良常需要意志的努力，道德教育应加强大学生的善良意志的淬炼，帮助大学生在私德上不断完善，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向人性的精神性升华。
3.道德教育“美”的境界
美是道德的象征，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的强大源泉，完善的道德人格与精神境界应当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与提升。道德教育应强化求美意识，培育大学生以美立德、以美立心的精神追求。首先，应加强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的审美化建构，提升道德教育的精神魅力。加强道德教育中主体接受的美的设计，使道德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传教受教者视界融合、心灵相通的过程，成为大学生精神发展的愉悦之旅与自由之旅。加强大学生的行为美引导，梳理大学生行为美则，培养其追求美的能愿态度，感受美的敏感心灵，创造美的内在激励，使大学生及早运行于美德相长、美善相乐、以美为荣的轨道上。其次，发展大学生审美判断能力。引导大学生对什么是道德美、什么是道德丑，进行追问与反思，通过赞“美”向荣、审丑知耻等审美锻炼，揭示和警醒其言行和灵魂，培养大学生塑美化丑能力，促进其见美思齐、见不美而自省的精神运动。再次，塑造道德的自由人格精神。美具有令人自由解放的性质，美的投射使道德教育不舍情趣，使生命因无需看守而自由呈示，道德教育不再是对大学生精神的强索，而是纯朴、真诚生命的精神诉求，从而使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获得享受精神成长的快乐与幸福，自觉追求精神的风骨高致和美德的崇高境界，实现人格精神的优秀，走向成就美德之路。
四、道德教育的精神视野
人的道德生命活动存在于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道德教育就是应培养大学生在各个关系中所具有的心理价值感与向善行动力，培养他们能够用精神的尺度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能够在一种正确的精神信念的导引下，去追求一种完善的精神生活。
1.超越自我
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中，包含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两个维度。人与自我的精神维系于人如何处理与调适自身（肉体自我）和自心（精神自我）的关系中，每一个体内部都存在肉体我与精神我、自然我与道德我、存在我与本质我、现实我与理想我之间的自我矛盾、冲突和斗争，道德教育应将人的灵与肉、身与心、与理性等纳人道德调节范围，引领大学生关爱自我、热爱生命、享受生活的同时，超越本我、守望精神、和谐心性、更新自我，维护其心理健康和完整的生命表现，由自然生物存在向人格式的精神道德存在超越。由于个体德性和社会道德规范都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形成的，人与人的道德关系的最基本实践方式是交往，道德教育应回归生活，贴近生活，切实引导大学生的精神交往与人际交往，引导其在公平竞争中的交往，在互助合作中交往，在平等、友爱中交往，在矛盾冲突中交往，通过交往实践，丰富学生道德上以及精神上的爱的能量：培育责任、尊重、理解、合作、同情、信任、仁爱、正直、诚实等基本精神品质。
2.和谐物我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对人类具有无可替代的伦理价值。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最紧要的是和谐物我，充分认识大自然的“赋予性主体”地位，充分肯定其内在价值，确立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伙伴关系，欣赏、敬畏大自然的灵性与美丽，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建设与维护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扼制对大自然地掠夺与侵害；“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与地球的适当关系，而不是自身利益的无休止满足。”道德教育应培育大学生“自然道德”、“生态良心”，超越自私的视野，自觉成为“大自然的善良公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应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只有视自然为人类的伙伴，才能以朗朗的诗心，博爱世间万物，葆有“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的精神气质，才能以悲天悯人、与物为春的情怀尊重与爱护人格化的自然，才能珍惜有限自然，呵护健康自然，将人类的道德关怀延伸到自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睨万物，在热爱自然、建设自然中找回庇护我们身心的美丽家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3.成就大我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9
关键词：音乐文化“天人合一”“寓教于乐”“主客统一”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文化建设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音乐文化建设本身，又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同样也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
具体而言，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又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理论层面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与解读。
一、弘扬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音乐文化精神
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的第一个层面，是弘扬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音乐文化精神。
“天人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学说。”[1]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强调“天人合一”，后者强调天人分立，这正如张贷年、程宜山二位先生所言：“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2]
“天人合一”的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又由“天人合一”的传统音乐文化精神，派生出“中正平和”、“含蓄婉曲”、“亲切真挚”等等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并派生出“形神兼备”、“刚柔相济”、“气韵生动”、“情理结合”、“情景交融”等诸多的传统音乐文化特质。
总而言之，“天人合一”的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强调的是“和谐”二字。显而易见，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首先就要弘扬这种“天人合一”的音乐文化精神，为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提供正能量与软实力，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雄厚的文化支撑与智力之源。
二、弘扬传统的“寓教于乐”的音乐文化精神
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的第二个层面，是弘扬传统的“寓教于乐”的音乐文化精神。
“寓教于乐”，指的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这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乐感文化”，即娱乐论。在汉字中，“音乐”的“乐”与“娱乐”的“乐”是同一个字，二者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音乐即娱乐，娱乐即音乐。
在整个音乐文化建设中，音乐艺术虽然具有普及音乐基本知识、提高人的音乐修养、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美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完美人格等多种文化作用，但是这些文化作用又都要通过娱乐才能得以发挥。可见，“寓教于乐”的重要性之所在。
娱乐又与游戏紧密相连，早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在他所著的《美育书简》一书中就指出：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必须通过“游戏冲动”才能有机统一在一起。人在现实中既受自然力量与物质需要的强迫，又受理性法则的约束与强迫，是不自由的。人只有在娱乐游戏时，才能摆脱自然的强迫与理性的强迫，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实现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所以，人的这种乐游戏的本能，便成为艺术（包括音乐艺术）创作的动机，在这种自由活动中，才的过剩精力才得到了发泄，并从中获得美的愉悦。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又发展了席勒的这一学说，他明确指出：人的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实质上都是一种游戏，美感则是从“游戏”中获得发泄过剩精力的愉悦。他们创造的这一学说被后来的艺术史家合称为“席勒-斯宾塞理论”。
中国传统的“寓教于乐”的音乐文化精神，则与“席勒-斯宾塞理论”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传统的“寓教于乐”的音乐文化精神，是以娱乐为路径与手段，而以教育为宗旨与目的；“席勒-斯宾塞理论”则以娱乐游戏为本质与目的。
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就必须弘扬传统的“寓教于乐”的音乐文化（下转87页）（上接61页）精神，要在农村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的全程中，贯彻“寓教于乐”的精神，让所有的音乐艺术活动的主体，都能自娱自乐、娱人乐人、快乐分享、快乐尽享。让音乐真正成为“娱乐制造”和“制造娱乐”的利器，使其在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中，发挥它独有的重要作用。
三、弘扬传统的“主客统一”的音乐文化精神
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的第三个层面，是弘扬传统的“主客统一”的音乐文化精神。
所谓“主客统一”，指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亦即音乐艺术活动的主体（创作主体、表演主体、欣赏主体）与音乐艺术客体（音乐作品）的统一。这种“主客统一”的音乐文化精神，决定了人品与艺品、人格与艺格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乐如其人”、“要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从艺”、“德艺双馨”、“德高艺劭”等等，都是“主客统一”音乐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与西方传统音乐文化精神中的“主客分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翻开中国音乐史，记载德艺双馨的音乐人的动人故事比比皆是，它们都是“主客统一”音乐文化精神的光辉篇章。例如战国时期古琴演奏家俞伯牙与樵夫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命若江河！“后来钟子期死，伯牙为了谢知音，摔碎古琴，从此不再弹琴，这是音乐人与音乐作品完善统一的范例。又如唐代宫廷乐师雷海青，在安史之乱时被安禄山掠，命期奏乐，雷将乐器琵琶掷地痛哭，以示抗拒，命其奏乐，雷将乐器琵琶掷地痛哭，以示抗拒，被安支解示众，宁死不屈。这也是“主客统一”传统音乐文化精神的光辉典范。
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也必须弘扬传统的“主客统一”的音乐文化精神，使人民群众做到音乐美与自身的心灵美、行为美的有机统一，从而大大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综合文化素质。
综上所述，可见黑龙江新农村音乐文化建设要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就要从弘扬传统的“天人合一”音乐文化精神、弘扬传统的“寓教于乐”音乐文化精神、弘扬传统的“主客统一”音乐文化精神三大层面入手，并力求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篇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①，它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人类社会进步历史上的文脉的承载见证，是各民族悠久历史基因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饱含着丰富民族文化信息含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也会有所改变和发展，特别是在当代文化视野下，有以下体现：
一、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与“非遗”的使命感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于世界东方，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即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民族精神作为推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民族前进发展过程中的精微内在动力。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必须注意到结合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阐释和概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演进出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内容，崇尚刚健有为和中庸的价值观，崇尚道德伦理，讲究天人合一等，这些民族精神在民族文化复兴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不断与时俱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中获得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伦理道德，追捧忠孝仁义，讲求中和，这些道德伦理条约不仅制约了民族大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是族群中人们恪守的维系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尺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伦理道德准条，不仅渗透到民众的观念、信仰、生活风俗、思想情感等各方面，而且与本民族的民间艺术相融合，在族群的艺术审美素养中深深打上了追求伦理道德等民族精神的烙印。同时，这些非遗的艺术形式成为承载民族精神最佳媒介和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得以修养、调整和反思的一个重要场所。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在厚重而又多样、大一统而又多元化的文化演进历程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②因此，确保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传承，是当代每个族群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研究，是唤醒人们对本民族精神传承意识的最好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塑造民族精神、道德情怀和生活方式，积淀民族文化心理，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传播生命观忠孝观念等使命。它是人类族群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通过所在族群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精神图腾、神话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才能得到所在族群的认可。它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某一民族、地域的人文、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对滋养民族精神、提高文化素质极为重要。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无形的，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许多自然资源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不可再生的。③那些经过时间过滤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痕迹，保留着浓缩的民族精神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
二、“非遗”与当代文化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文化生态平衡则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制度体制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所存在的共存互动的平衡关系，它着重探讨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
文化生态平衡包括本民族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和族群文化促进交流之间的生态平衡，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保持我们族群文化的良性输出，维持文化的多元化，这样的文化碰撞有助于产生有利于人类成长的思想，这也是保持本族群文化基本特征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随着传统民间文化所赖以生长和存活的农业文明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乃至离世，使民族的“文化记忆”出现中断的概率增加，我们中华民族流传数千年的民间文化艺术瑰宝面临着被遗忘、遭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文化生态的平衡依赖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族群传统文化艺术之根，它保留着该族群文化艺术原生态和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是族群归属感所在。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国家对外输出和交流越来越倚重于民间特色文化的输出和交流，让据有民族特色和独特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唱主角，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桥梁，成为民族之间密切联系的催化剂。一旦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可和喜爱，则会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增进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同时满足本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必须珍视代代相传的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承载着我们文化记忆，灌注着民族文化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各民族增强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切实可行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避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同质化，实现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和多样性。
三、“非遗”辐射的哲学观念
1.真善美的审美观。
传统意义上讲，“真是指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善是指善行,是指人的行为对群体的价值;美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产生一种精神上愉悦的体验”。古代圣贤对真善美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并把实现真善美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
孔子提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说：“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这是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它是在“知真”“得美”而后达到的一种圆满的“至善”的境界。儒家另一位先哲孟子曾说：“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此处的“美”也含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朱熹注说：“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⑤“善”是一种内在的“美”，是含有丰厚内涵的人格美。由此可见，儒家先哲追求的人生境界或审美境界是由“知真”、“得美”而近于到达“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的圆满至善的境界，即由“真”而达于“美”再达于“善”，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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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想的审美生存方式，尼采称之为“生存的完美”，海德格尔描述为“诗意的栖居”，福柯定义为“生存美学”。他们都期望人的现实生存像在艺术中，处于一种自由的、个性化和本真的生存状态。而这种最高境界的“真善美”的审美境界，往往通过丰富多彩，具有极高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工艺品和演艺作品呈现出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着大量的体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特色的凝结着广大劳动者劳动和智慧结晶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风尚和审美价值，是各民族艺术精品珍品和美的杰作。通过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诸多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形象的了解当时当地的生活状况、风土民情、思想情感和历史典故，以及当时当地人民的审美倾向、艺术追求、艺术特点和他们的艺术创作方式。它们是见证一个民族艺术审美价值存在变迁的“活化石”，为我们民族艺术得以呈现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养料。
2.生生不息的生命观。
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周易·系辞上传》提出“生生之为易”，即重视生生不绝。中国古代哲学追求生命绵延之趣味，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的终极生命即是生生之元。这种对生命绵绵的追求，也成为我国民间文化艺术不断追求的精神意蕴，重视生机、生趣、天趣和生意。正如美国一本文由收集整理位著名学者所说：“一个微小的对象，也可以凝聚无穷的宇宙能量。”
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洋溢着的“生生不息”的意识。在我国传统年画和剪纸中，“莲花”是一个常见的题材。“莲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特点，往往代表纯洁高尚，代表政府官员“一世清廉”等寓意。同时莲花还蕴含多子的寓意，特别是民间年画和剪纸中孩童手中的莲花，常常被解读为“连（莲）生贵子”、“连（莲）年有余”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民众普遍而持久的追求多子多福、瓜瓞绵绵和强韧永恒的生命延续的要求。
“生生不息”的意涵，表现在家族、家庭和生存上，就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和血脉世代相传的期盼；表现在国家、民族上，就是对自强不息、刚毅坚强的崇尚。伏羲女娲的故事中，女娲用泥土造人、使人类避免灭顶之灾获得繁衍和延续；神话传说中，战神刑天被砍掉了脑袋，仍然可以挥戈战斗；大禹受命治水，转战九州，最后化石而生启；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表露，这些中华民间文化的经典之作所显示的，正是中华民族历代追求的生命哲学！
3.“和谐”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与人为善，和谐统一。古代先哲对此论述颇多，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终生追求“和”，认为“和为贵”、“为政以和”。《管子·兵法》认为“和合故能谐”。“和”常指家庭、国家、社会的协同一致，井然有序的状态；“谐”则指融合、相融洽的状态。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所谓的和谐社会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主要是实现人类的价值认同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具有通过推动人类的价值认同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功能和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大量伦理道德内容。这些大量体现民族伦理道德的内容，通过选择、呈现和宣扬与传统道德追求相一致的题材和内容，如尊老爱幼、谦逊礼让、仁义诚信等，为人类社会和谐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保障，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实现群体认同、集体认同和社会认同。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类早期，由于当时人类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是一种恐惧的心理，长期以来人类都保持着自然崇拜仪式。在当下，自然崇拜仪式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份子。壮族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则有丰富的自然崇拜文化，他们崇拜日月星辰等天体，崇拜风火雨雷等自然现象，崇拜蛙、狗、鸟、花、树等动植物。正是基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发自内心的自然崇拜，壮族人民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好伙伴而不是对手和敌手，从而使得壮族地区较好地做到了天人合一、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④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存着众多的和谐价值因素，他们有助于维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百姓安分守己、恪守礼法，有助于形成民族凝聚心和社会向心力，有助于构建民族认同感、群体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归属感
世界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人类文化遗产可以划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文化遗产以一种静态的固定的物化形式呈现出来，具有不可再生性。无形的文化遗产则是流变、转贴于
发展的动态形式，它们根植于民族民间文化骨髓中，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随着环境的变换而不断处于流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