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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10:06:24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1

关键词: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路径;规章制度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2009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教职成〔2009〕11号)中,要求大力加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明确中等职业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班主任、德育课教师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负责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组织、协调和实施;班主任负有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的职责;……[1]在此,我们将中等职业学校党政干部称为学校德育管理干部,拟探索如何通过制定学校规章制度促进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

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指引下,需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提升学校德育管理水平,为经济社会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而由学校党政管理干部组成的德育管理干部队伍是职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对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提升班主任业务能力,实现全员化育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工作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德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创新学校德育工作过程,树立职校德育工作品牌,打造中等职校德育工作特色。实践中,中等职业学校为加强德育工作,需要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或面向广大学生,或面向班主任队伍、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而中等职业学校能否制定一系列符合国家方针政策,切合学校自身管理实际,贴近广大学生现状的规章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以德育管理干部为主体的学校管理者各方面智慧、阅历和功底。因此,我们可以从促进职校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的角度,引导德育管理干部以制定、完善学校规章制度入手,彰显德育管理工作特色,修炼德育管理能力,增长德育管理智慧,促进德育专业能力发展。

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对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的要求

1.广阔的法律政策视野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或完善了有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2009年)、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4年)、《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工作的意见》(2010年)、《学生校园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财政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2007年)、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10年)等等。这些方针政策、规范性文件,是体现了国家办学思想,对依法治校、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职业教育优化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广大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要主动学习这些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提高自己的政策法律素养,夯实制定规章制度的知识功底、认识功底和理论功底。

2.敏锐的方针政策动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面向教育、职业教育也不断制定出台新的方针政策。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行具体部署,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比如学生顶岗实习期间保险问题,在当前我国大力倡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视顶岗实习学生的生产安全、人身安全问题,及时规范保险责任操作要求,同时要加强学生生产安全教育,切实维护好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化解学校办学风险,提高学生维权意识。因此,敏锐的方针政策动觉,是职校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的重要体现。广大德育管理干部要将各项方针政策主动地物化为学校的规章制度,切实促进自身德育专业能力发展。

3.前瞻的立德树人理念

中等职校要坚持立德树人,而如何立德树人是考验广大德育管理干部的重要杠杆,立德树人要求广大德育管理干部主动思考“为什么育人”“如何育人”“育成什么人”。因此,广大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要主动思考,广泛学习,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树立前瞻性的育人理念。近年来,我国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过于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发展,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缺乏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培育,造成职业教育“短板”效应明显。因此,在新时期立德树人,德育管理干部要切实注重学生职业素养、人文素养培育,将其融入学生规章制度中去,如学生评价制度中的优秀学生评比、“三好学生”评比、“综合素质优秀学生”评比等学校规章制度。

4.积极的学习提升态度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要切实加强政策理论学习、教育理论学习、参观借鉴学习,明确学习的意义和目的,树立良好的学习提升态度,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校规章制度奠定基础,最终促进自身德育专业能力的发展。一是以积极的学习提升态度,形成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学校规章制度,必须有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读专著、学理论是必然之路。既要学校国内的教育理论专著,也要学习国外的教育理论专著。然后融会贯通,驾轻就熟,融入制定的学校规章制度中去,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德育专业能力,实现德育专业能力发展。二要以积极的学习提升态度,形成自觉的观摩借鉴愿景。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制定学校规章制度要主动向兄弟院校学习,主动借鉴成功的育人经验、管理思想、育人理念,或现场观摩学习兄弟院校制度文化、管理特色、办学理念,或借鉴参考兄弟院校制度文本。

5.扎实的文字写作功底

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制定学校规章制度要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功底。制定的规章制度要可阅读性、可理解性强,行文自然流畅,语义精练准确,便于执行、操作、实施,而不是语义含混、理解费劲的文字堆砌。所以,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可以通过制定学校规章制度提升自身德育专业能力,实现德育专业能力提升。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要形成扎实的文字写作功底,不仅要加强教育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而且要切实加强实践行动。认真研读已经成文的制度文本,寻找需要修订、完善的点点滴滴。而且要加强写作规范的学习提升,比如使用规范化用语,甚至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

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对德育管理干部专业能力发展的作用

1.促进法律法规知识的增长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构建民主法制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的法制观念明显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行动。因此,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必须符合法律制度规范要求,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必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中等职校德育管理干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有利于增长法律法规知识,促进德育专业能力的提升。

2.促进教书育人理念的提升

学校规章制度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职校规章制度彰显学校教书育人理念,广大德育管理干部通过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将办学思想、育人理念融入学校的规章制度,全面提高教书育人理念。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2]中等职校制定规章需要融入立德树人、服务发展的教书育人理念。

3.促进依法治校能力的提升

当前,我国不断加强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治理,努力提高致力能力。中等职校制定科学、合理、完善的规章制度,有利于提高依法治校能力,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也充分展示了学校管理队伍的综合能力、业务素质。德育工作是中等职校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后勤管理三大支柱之一,职校德育管理干部通过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可以切实提高依法治校能力。[3]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2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领导干部、教师、学生学法用法意识

一是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按照中央、省、市对“五五”普法工作提出的要求,在认真学习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上,组织系统教育行政领导干部重点学习《宪法》、《教育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及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广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逐步养成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育人为本,保证了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了学校的办学方向,促进了教育公平。建立了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中习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考核等制度。二是加强公务员学法工作。组织系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了《宪法》、《教育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其他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使大多数公务人员进一步树立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在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自觉做到了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积极推进法律进机关活动。利用法制讲座、法制报告会等形式,认真组织机关公务员开展“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活动,促使学法用法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加强全市广大教师的学法、用法教育。认真学习了《宪法》、《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教师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基本的教育法学理论,增强自身的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依法执教、以德育人,做学生的好榜样。

二是切实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优化教师队伍,保证师资到位,配备具有法律知识的教师从事青少年法制教育,做到了教学有计划,学习有教材,任课有教师,课时有保证。教师针对不同学生层次的年龄、心理、生理特点、知识结构,用以案说法,以例释法等形式,深入浅出的阐释法律基本知识,形象生动的上好每一节课,使学生学习后能牢记在心,受用终生。

三是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对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组织学生旁听案件的审理,让他们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开辟校园普法专栏,定期举行法律知识竞赛,组织参观法制图片展览,努力营造一浓厚的法律教育氛围。还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进行生动形象的法制教育,让学生不仅仅用眼睛去看法律,用耳朵听法律、用行动去感受法律,让学生明白法律与我们生活密切关系,从而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主动养成守法、用法的习惯。

二、不断加大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工作力度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依法管理教育行政事务。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及公务人员,按照依法治教的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形势的需要的行政管理方式,依据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与程序对学校依法进行管理,切实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二是认真落实办事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校务公开,加强民主监督,规范办学行为。做到办事程序、办事规则、办事纪律、办事结果和办事信息公开,监督方式和途径公开。在招生政策、中小学收费、干部任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等方面都实行公开,增加办事的透明度。三是加强行政执法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对全市教育行政执法人员有计划分期分批进行法制培训,不断提高广大教育行政干部和教育工作者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水平。四是认真执行部门执法责任制,推行执法公示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强化监督机制,维护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在教育“热点”工作中,如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招生执法监察等向社会公示,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严格执法、规范管理,并通过聘请义务监督员和设立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五是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派、群众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如对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及时给予答复,对群众反映和新闻单位披露的社会热点问题及时进行查处。特别是在减轻学生生过重课业负担和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方面,健全组织,完善措施,加大力度,依法查处违纪案件,充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六是运用法制手段保障素质教育的实施。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严格履行保护青少年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职责,坚决制止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七是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加强对各种违纪舞弊案件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并用有关制度进行约束,以保证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依法治教。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工作、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首先,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依法治校工作,把推进依法治教作为促进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推进依法治教进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充分发挥职能机构在推进依法治校工作中的作用,保证职能机构自觉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履行对学校的管理职责,规范管理行为。各学校转变管理理念,明确依法治校的基本原则,制定推进依法治校的工作规划和目标;明确校内各工作岗位的职责与任务,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全方位推进依法治校的工作格局,不断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促进学校不断发展。

其次,建立《章程》,规范学校管理。学校章程是一个学校总的校规,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在学校章程的框架下制定的,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按照章程实施的。所以各中小学校结合本学校的实际,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并完善学校章程,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按照章程实施办学活动。并在学校章程的框架下,依法建立并健全了教育教学、财务、教师、学生、后勤、安全等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从而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现学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3

学校章程是学校依据《教育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教育方针和政策,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学校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它反映了时代、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学校办学特色及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学校教职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制定学校章程意义重大,但是从现状看来,不少地方和学校对于学校章程的重视还不够,有的学校章程缺乏严谨性,甚至存在明显的缺失。那么,怎样的章程才算是好章程呢?或者说,学校的好章程有什么必备条件呢?笔者分析认为,好章程不能缺少以下这几点:

一、符合规律

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其性质和任务与企业、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不同,但学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法人的条件和他们是一致的。作为同一类型的学校,担负着相同的教书育人的重要任务。其组织属性、职责义务、培养目标、学制长短、工作规范等应该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同一类型的学校有着相同的办学和管理要求,遵循着基本的教育规律和原则。因此,在办学的大政方针、法规依据、学校属性、培养目标、办学规制等方面,应该有着相同的规范原则。这些项目条款都应该符合学校共性的规律。如果一所学校的章程在这些项目条款上遗漏或者违背,自然不符合要求。如果有的学校的章程因为强调个性,而制定一些违反共性规律的条款,则显然不行。如某校章程中有一条“学校成立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校长室的领导下,行使对学校管理的民主监督和审议工作”,其中“教师职工代表大会”需要“在校长室的领导下”,这就违反了我国教育法规中关于民主管理的条款要求,错误理解了“校长负责制”的内涵。对此,为保障学校章程制定科学规范,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部署各学校制定章程时,专门进行了培训,提出具体的格式和规范要求,尤其是对于相同类型学校的共同属性和规律方面的条文,甚至规定同一的表述,以确保原则要求不走样。也有些学校的章程因为存在归类不够科学,表述不够严谨的情况,还专门咨询或者聘请一些熟悉教育法规的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加以修改调整,或者担任法律顾问。以此确保学校章程的科学、严谨,维护学校章程的神圣与庄严。

二、体现个性

学校章程作为本学校的办学和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应该是基于学校实际,又指向本校实际的。因此,学校章程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能展现本学校的文化特质、地域风貌和师生愿景等。一所乡村学校与一所城区学校,办学的方向、管理的模式、师生的规范、追求的愿景等,都会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区域的两所学校,也都会存在着不同的办学思路和教育模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现行学校管理模式都是校长负责制,因为两所学校的校长不是同一人,校长的教育理念和理想追求不同,管理风格与思路不一样,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整体发展也必然存在着区别。制定学校章程时,就必然要将校长的教育理想和执政理念纳入其中。如此一来,两校的章程自然会有不同的个性。其实,影响学校章程制定的不仅仅是校长,地域文化渊源、学校传统、内涵特色、师生状态、发展方向、培养标准,以及校标、校旗、校歌、校木、校花、校庆日等,都应该成为学校章程制定时必须纳入的重要内容和元素。如此要求下,制定出的学校章程才彰显个性,各具特色。也恰恰因为存在着个性,学校才会呈现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态势,国家倡导的“办个性化有特色的学校”才成为可能。

三、规范严谨

学校章程是学校办学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校长实施学校管理的“基本法”,是介于教育法规如《教育法》《学校法》与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之间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一部学校内部“法律”。学校章程一旦形成,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和延续。因此,学校章程需要严谨规范,要比学校的管理制度更具科学性和原则性,更加规范。

学校章程的规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内容设定和章程结构要规范。好的学校章程应具有严谨的结构和完备的内容体系,包括总则、正则和附则等。在总则中应该写明:制定章程的依据,章程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修改章程的条件与程序等。正则是章程的主体,内容可以包括:学校性质、任务、规模,办学方针、目标、特色,组织机构,行政管理,各项权利、教师管理,德育,教学,科研,后勤服务,以及学校校徽、校训、三风建设等。附则主要写明:章程的解释权,制定与修改权等。二是语言表述要规范。学校章程虽然是根据学校实际制定的一个内部“法律”,但是,由于学校是人才的培养机构,学校管理具有“中介性”,它在国家、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教员职工、学生之间是一个连接器和转换器,因此,学校章程不能游离于国家的法律、政策之外,必须体现国家的意志、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体现对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学校章程之所以能对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工作起长期而稳定的指导作用,自然体现在对管理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准确把握上。学校工作的对象是人,完成教育任务的执行者也是人,人是学校工作的核心。因此,学校章程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特别重视对人的各项权益的尊重和维护,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作支撑,尤其是法学、教育学理论的支撑。三是制定程序规范。学校必须经教代会讨论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才能颁布实施。如有修订,也必须通过全校教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再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四、可控可为

好的学校章程是可控的。学校章程所提出的学校发展目标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假如学校章程的内容失去了可控制性,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学校章程的可控制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章程所提出的目标与策略是否符合学校实际;二是能否根据这些目标与策略来制定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可以操作、可以检测的具体措施,并且,通过对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可以评估学校章程提出的预期目标的达成度。也就是说,学校章程的内容表述只能是提纲挈领的,因而它还需要一系列根据章程所制定的相关制度与之配套。如某学校在学校章程之下还有三大制度系统:质量控制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课程管理系统。为了便于实施和推进,学校又分别编出三本操作手册:《质量管理手册》《人力资源手册》《课程手册》等,从而形成可控的制度系统,确保学校发展进程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好的学校章程还必须是可为的。章程制定出来重要的是去实践和遵循,如果章程规定的责任义务过于苛刻,标准过高或者过低,学校管理者与员工都需要仰视才见或者弃之如敝屣,这样的章程也是形同虚设。学校章程的可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项目内容贴近师生员工和学校的实际,在最近发展区范围内,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二是标准的高低合适,没有脱离学校和师生员工的能力范围。因为可为,才会真正调动管理者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才会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发展自己,成就学校。有些学校的章程口号响,空话多,看起来振奋人心,做起来力不从心,这是有违学校章程制定的原则和初衷的。

五、基于契约

学校章程由谁来制定,实际上涉及学校办学和管理主体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应该是谁办学谁制定,就像企业的章程由董事会制定,总经理遵照执行。因此如果公立学校是政府办学,应该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章程,校长遵照执行。但实际情形是,很多学校的章程政府主管部门都是让学校自己制定,他们再审核,通过。依笔者看来,这些思路仍然沿袭了过去的集权的控制式管理的思维,没有从民主管理的角度来思考对策和办法。其实,学校章程的制定应该遵从契约原则,政府承担政府相应部分的条款,如学校的校舍、设备、资金投入、政策支持,以及学校属性、培养目标、学制等方面,至于学校的具体建设、岗位职责、师生权益、承担的责任义务等方面,应该充分尊重民众意见,将师生放置于学校主人的地位,平等商讨,共同研讨出具体的项目条款来。当然,在具体制定时,从操作的便捷有效角度考虑,校长可以组织教师代表提前研制一个章程草稿,也将校长对于学校发展的思考融入其中,基于文本再展开讨论修改,最后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接受审议。这样的章程就成了全校师生的集体公约,具备了法纲的性质,铸造了学校章程的神圣地位,又培养了师生参政议政公民意识。学校章程能否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愿景”,关键看文本上的“共同愿景”是否对章程认同并完成了内化。学校章程让广大教职工参与每个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为了促进广大教职工对学校章程的认同与内化。一个被充分理解与认同了的学校章程,执行起来才有动力、有合力,才能对校长的办学行为实施有效的民主监督。学校章程一经学校教职工全体或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后,就应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准则,对学校各方面工作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对所有师生员工具有强烈的激励和警示作用。以上这些都能极大地提升一所学校的竞争力、广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无形中也将全校师生的愿景和情感凝聚起来,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美好的家园而齐心合力,众志成城。

六、指向发展

有些校长总认为研制规章制度就是对过去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对当下的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加以规范。笔者以为,不仅仅是管理当下,更应该是谋划未来,应该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提早进行预想,铺设轨道。好的学校章程应是前瞻的。学校章程应对学校期望达到的办学愿景进行定位,为全体师生员工描绘出一幅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章程是对全校师生是一种教育,提示,更是一种激励。因此,制定时必须体现“超前性”。另外,学校章程还应反映时代的特点,适应社会进步和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学校章程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就应该及时地做出修改。学校章程的“前瞻性”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保证,一是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前瞻性”,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要维持“前瞻性”。富有“前瞻性”的学校章程是学校发展的指路明灯。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所学校规模比较小,发展处于初期,教导处包揽了教学管理、学生德育、教师科研等工作,因此在制定章程时仅仅就教学管理方面设计了几项细则,可是当绩效考核时,上级要求对教师的教科研工作进行考核时,没有参照,临时起草一个过渡性的教科研考核制度,却被教师质疑:你们为什么不在学期开始就制定制度公布给我们呢?现在临时出台制度,你们有什么依据和标准?一句话给校长将了军。可见,学校章程的制定不能短视,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高瞻远瞩,预想到学校未来的发展,从规范化和发展性的眼光,制定出相应的条款来。虽不可能穷尽未来所有的发展情况,但需要在重要的门类项目上留有空间和余地。既为将来制定制度和管理考核细则提供依据标准,又能为将来修订补充提供条件。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4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推进教育领域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教,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入贯彻市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学校教育法制工作的意见》精神,增强全校师生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提高学校依法决策、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水平,形成符合法制精神的育人环境,维护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我们结合学校特点和学校实际情况,积极组织,认真开展“依法治校先进学校”建设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管理制度完善健全。学校注重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形成了既与目前基础教育改革相衔接,又与我校内部各方面协调一致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为依法治校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根据本校实际,在广泛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制订了《初中常规管理制度汇编》,先后修订3次。这是我们的“学校大法”,是落实依法治校的基本保障之一。它使学校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徇。《学校章程》分为校级规章、部门规章、岗位规章三个大类,涵盖了人事群团、教育教学教研、计划财务基建等各项管理制度,内容合法、公正、公开,并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在不断完善校内规章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做到“先立规章后办事”,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引导和推动我校内部的改革和发展。我们本着以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制定规章制度,突出建章立制的超前性、试验性,用以规范学校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学校相继出台的《初中全员聘用制试行条例》、《初中中层以上干部聘用方案》、《初中结构工资制实施方案》、《初中班主任工作考核细则》、《初中教职工岗位纪律制度》、《初中教学质量考核制度》、《初中财产登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本着服务学校事业跨越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来的,目标性、指导性和操作性都很强。我们还强调,学校内部各方面的建章立制,必须在学校规章的总体框架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并保证相互间的衔接配套。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建设,主要是校级管理和部门条块管理两条线上的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配套制度。

二、校内管理体制完善。学校在管理体制上首先追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和依法发挥作用。学校在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时秉持“科学、负责”的原则,合理配置其权责,保证权责统一。各职能部门及所属员工严格依照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学校管理层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年级组和教研组,扩大年级组、教研组的管理权,尤其是年级组,全面负责该年级的教育教学情况,组长由学校中层领导直接兼任,形成管理层(各处室)、操作层(年级部)在同一层面上的平面化管理模式,思想工作与教学工作结合更紧密了。分条线开展常规管理,加强系统学习,也是学校常抓不懈的重点工作,具体有行政领导学习、教师教学学习、德育管理学习、科研学习等。这些条线的常规管理工作与年级组、教研组办公制的平面管理形成条块互补之势,大大节省了教育管理资源,有力地加强了学校管理力度。

三、办学活动依法规范。学校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实施办学活动。学校严格按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学制、学额和教师编制等规范招生行为和编班办学。学校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为了满足实施素质教育和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建设的需要,在开齐开足国家课程的同时探索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满足学生成才需要和社会培养人才的需要;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的发展,注重所有学生都能接受一视同仁的公平教育;近几年学校在各级各类竞赛中频频获奖。作为“市德育先进学校”、“市综合治理先进学校”,我校校风淳朴教风严谨,师生素质普遍较高,没有严重违纪和刑事犯罪行为。教育教学有保障,社会声誉良好。

四、民主管理机制健全。学校坚持做到民主渠道畅通,真诚欢迎师生员工就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认真对待师生员工反映的各种问题;坚持做到让师生员工在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同时,支持并参与依法治校工作。坚持做到充分发挥学校教代会、教导处、德育处、团队组织在学校建章立制、遵章守纪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五、教师权益受到保障。教师队伍是一个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从招聘到使用到继续教育,都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保障教师权益不受侵害。依据《教师法》和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内容,学校不仅坚持做到依法聘任教师,依法提供相应工作条件,保障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参加进修培训等权利。而且还坚持做到保障教职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目前,学校教师学历合格率为100﹪,本科学历的占60﹪。

六、学生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学校能够依法维护学生受教育权,尊重学生人格及其他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我们将每一个学生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来看待,尊重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注重学生全面。保障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无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及侮辱、歧视学生的现象。学校长期开展“敬业爱岗,尊师爱生”活动,从外部渲染和强化融洽的师生关系。我校的师生关系是充满平等、对话、宽容和理解的良性关系。招生收费按照政府规定办,无乱收费现象,受到社会普遍好评。学校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及处理条例》,建立学生安全和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案,依法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学校积极主动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组织学生们开展活动,如“向不良行为说不”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一些德育活动。以上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这些活动的组织与开展,都凸现了学生本位观,表现了学校对学生权益的保护,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七、法制宣传教育成效明显。在学校日常工作中,我们十分重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我们经常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学习讨论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提高教职员工的法律素养,尤其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制理论水平及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我校的主要宣教措施落实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上级要求,认真完成普法宣传教育的各项任务;二是针对教育的特点,突出宣传贯彻教育法规;三是依据学校章程,加强校本规章制度等宣传教育活动,使学校管理落到实处。在具体学习内容上,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要,学校先后系统组织全体师生员工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德育大纲》、《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及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在每年的招生工作中,在中考的考风考纪上,在学校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财经法纪等方面,我们每一位领导都能廉洁自律,依法行政。近几年,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参加普法考试,合格率均达100%。现在,法制教育已经成为学校重要的日常工作,学校形成了学法、用法、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学校依法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多年来,学校未发生在校学生违法犯罪现象。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5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权;长途问责制;表达;协约

学校自主管理权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法律上享有的,为实现办学宗旨,独立自主地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资格和权利”。我国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依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高校自主管理权来自于公共权力,本质上是国家教育管理权的实现形式,而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也决定了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公权力属性。

一、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来源与层级分布

法律、法规的授权是高校对学生管理权的主要来源,是保障学生管理正常进行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学生管理权都具有最高的管理权威与最高的法律效力,实际上高校管理权的具体来源千差万别,层级分布纷繁复杂。

1 处于最高层级的国家教育法律

主要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述法律直接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以向高校明确授权的方式确立了国家管理高等教育最基本的行为规则,表现了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

2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法律规章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律规章是国家权力统一性和教育专业性之间矛盾协调的产物,这些规章处于教育法律体系的中间层级上,旨在依法建立由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组成的教育行政系统,有效地实施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管理。

3 学校制定的内部规则

国家授权公立高校制订内部规则,目的是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专业性特点和专业化管理方式,保障高等学校的顺畅运行。从学校内部规则的定位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内部成员的约束和激励,维护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秩序,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由于高校自治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较之国家法律更为简便易行,因而更利于提高管理效率。

由此可见,高校管理权的法律依据不一而同,某些管理权限,特别是某些具体管理措施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尤其是第三个层级即学校制定的内部规则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定程序和严格的监督机制,往往在制定和执行上出现较大的随意性,容易损害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学生管理权的扩大和滥用

虽然学生管理权方面的法律授权主要围绕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展开,属于专业性授权,但近年来,受公共权力扩张的影响,高校出于方便管理、强化管理的内在动机,使学生管理权在实践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 学生管理权的扩大

从各高校的内部规则及具体执行的情况看,学生管理权的范围呈现扩张趋势。主要表现为:增加对学生实施经济处罚甚至体罚的权力;自行变更招生录取条件;设定严格或附加的毕业条件,如对本校和外校生源保送的研究生给予差别性待遇,规定普通话不达标的毕业生扣发毕业证;擅自加重处分程度,规定考生不带有效证件取消考试资格等。总体而言,高校倾向于借助自主管理权,以更为严格的方式甚至是大量使用惩戒性制度维护学校的秩序。

学生管理权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然授予了学校自主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但并没有明确限定自主制定规则的范围。法律授权边界的不清晰,非常容易纵容规章制定权力的扩张。部门层次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各学校制定的学生管理规定往往突破了上位法律明确表述的授权范围,将教育教学活动之外的行为纳入学校学生管理的范圈,有些学校制定的管理规则还涉及了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事项,高校学生管理权的管辖范围自上而下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2 学生管理权的滥用

权力的无序扩张必然导致滥用,学生管理权的人为扩大必然导致学生管理权的滥用。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高校规章制定权的随意性和监管机制的缺失。规章制定权是高校管理权的核心权力,也是高校在实际工作中行使自主管理权的最重要的方式。但是,现行法律规章并没有明确学校制定规章所包含的范围,此外,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规章制定的程序和发生效力的方法,很难保证规章以民主和合法的方式产生。因此,高校规章制定非常混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学校规章制定权的监管机制看,除《学校章程》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各高校制定学生管理规定实施细则需要备案以外,其余的学校内部规章都无法受到来自学校外部的监管。学校具有的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实际上成为了放任管理行为的帮凶,破坏了权力运行的正常秩序,使高校管理的运行陷入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

(2)高校学生管理权的制裁性突出,教育性矮化。部门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52-54条中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根据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处分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但在实际操作中,该规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初衷被抛离,只剩下对于学生的惩罚性措施。具体体现有四:一是高校学生管理权以惩罚性效力为主要特征。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到各高校制定的学生管理规定都表现出以惩罚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学生的行为受到学校规章制度的严格监控,惩罚不仅成为学校管理的重要特征,惩罚措施也成为最主要的管理措施。二是高校学生管理权对学生产生的损益性效力较大,有些管理权的行使会直接影响到学校与学生间的基础关系,如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丧失及降级等,对学生权益的影响较大。三是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效力具有鲜明的标示作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6条规定:“对学生的奖励、处分材料,学校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这种标示性惩罚方式的特点不在于让受处分者在人身或财产等方面受到即时的限制,而是将违纪者个人特征加以标示,并通过社会选择而降低其社会层级。四是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效力的发生没有缓冲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52条中规定: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这个规定表明,学生纪律处分从“警告”到“开除学籍”只表示处罚程度的层级,对违纪的学生个体而言,并不意味管理处罚是由轻到重逐步加强的发展过程。在实际管理情境中,绝大多数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都是被一棍子打死,即发生一次违纪行为就被开除,学生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轻到重没有缓冲,高校的教育性被忽视和矮化。

众所周知,学校的管理权包含着管理与教育的双重职能,管理本身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对学生进行管理也是对学生进行教育。高校管

理特别是学生处理应该是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最终达到教育的目的。学校管理中的处罚,应该充分体现教育功能而不是行使警察权力。对学生的惩戒或处罚是为了教育,惩戒的形式必须和教育的目的性相适应。

三、完善以表达和协约为中心的长途问责机制

对于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滥用必须进行问责,但在权力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弱势群体是无法进行有效的、直接的“短途问责”的,因此,“长途问责机制”就成为了主要的问责方式。

“长途问责机制”是指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公民通过对政府问责,政府通过协约对公共服务提供者问责的机制。将客户与公共服务提供者联系起来的客户权力是一种直接的短线责任。如果客户权力较小,要想获得对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者的控制,他们就只能以公民身份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和政治舆论影响,使政策制定者负起责任。吸收和理解了民意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利用契约将民意转化为生产行动,并让生产者负起责任。表达和协约共同组成了迂回的长线责任。

长途问责制主要包括表达与协约两部分。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正当行使,一是依靠表达的实现,有赖于学生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等方面的意见表达,使政府更好地实施国家教育权;二是依靠协约的实现,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手段,确保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效率目标的实现,促进高等教育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1 强化受教育者的表达能力,体现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要从法律上授予受教育者更多表达权利诉求的渠道,建议设立高等教育议案的辩论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议事规则制度,实施高等教育立法听政会制度,使高等教育立法更好地体现广大受教育者的利益。切实保障公众享有行政立法的知情权、建议权和实际参与权,形成与强势利益集团的有效制衡机制,确保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法规的公正与合理。

2 增强政府的协约能力,防止“立法割据”现象。政府应该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有责任对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进行必要的干预,以降低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程度,实现高等教育服务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平衡发展。立法是政府与公共服务提供者进行协约和问责的最重要方式。所谓“立法割据”就是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自己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使得行政立法成为政府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立法割据”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对公共服务提供者进行协约与问责的能力。“立法割据”的出现与我国行政立法的方式有直接关系,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主管部门自己起草,自己执行,行政立法中的公开性和公众参与程度不够。这容易导致行政立法中更多地体现部门利益和强势集团利益,缺乏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因此,当前增强政府协约能力最为关键的就是改革行政立法方式,政府的行政立法必须建立立法回避制度、立法公开制度和立法参与制度,真正使行政立法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与此相适应,国家要加强高等教育行政立法权的监管,在法律上规范教育行政立法的范围和程序,尽可能在机制上将教育行政部门的立法职能和执法职能充分分离,防止出现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

总之,长途问责机制有利于化解目前在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学生管理权扩大甚至滥用的现象,对解决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切实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劳凯声,高等教育法规概念[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

[2]周莹,高校学生管理权之行政法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8,(1)。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6

[关键词]近代上海;私立中学;章程制度

[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45-05

中国虽然拥有悠久的私学教育历史,但是在传统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向来只有“小学”和“大学”之分。私立中学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上海作为近代最先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其私立中学的发展也更先一步。这些私立中学由拥有不同身份和办学目的的人创办,为了更好地加强对私立中学的管理,同样是作为舶来品的章程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

一、私立中学的出现和问题

教会中学的出现,拉开了近代上海中学教育发展的序幕。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西方中学的概念、形式以及体制等开始传入上海,中学开始在上海教育土壤中萌芽。以徐汇公学和裨文女中为开端,天主教和基督教开始竞相在上海开办中学。上海国人自办私立中学的历史开始于南洋中学的创办。南洋中学开上海国人自办私立中学之先河。

从表1和表2可以清晰发现,在私立中学占据主体地位的上海中学教育界,除了在民国建立之前,教会中学数量较高程度上领先国人自办私立中学之外,进入民国后,国人自办私立中学数量旋即超越教会中学,并呈现突飞猛进的势头。如果说民国前的上海中学教育主导权在教会手中,那么进入民国之后,国人自办的私立中学则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学教育中坚。但不论如何,上海中学教育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私立学校手中。

近代上海私立中学林立,中学的办学主体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传教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商人以及移民在上海这座近代以来最先开放的城市中汇聚、壮大,构成了上海特有的人口结构。他们处于整座城市或是各个领域的最顶端,掌握它的知识、文化甚至是某些政治命脉。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创建各种新式中学,使得私立中学最终形成对公立中学的压倒性优势。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办学模式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外国教会利用办学进行宗教化、西方化、殖民化的教育;中国人自己办学的动机也五花八门:有借助兴学为名对外号召募捐敛财的,有标新立异宣扬不切实际的个人教育思想的,有用以培植私人势力作为政治资本的,有高唱兴学救国借此欺世盗名的,有以纪念某人某事为幌子而实际作为安顿私人啖饭之地的,有便利同乡或同业一类小团体的子女得到优先就学机会的,有为自己所办高一级学校罗致后备学生的,有为自己所办事业训练廉价助手的,形形,不一而足。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的后果是私立中学在管理、师资、经费以及办学效率上的差异和问题。

与此同时,公立中学发展举步维艰。进入民国之后,连年的战乱仍旧严重影响着依靠政府维持的公立学校的发展。除了战争的破坏,教育经费的短缺是公立中学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短缺,教育方面更是捉襟见肘,无暇顾及。依仗民间力量办学既是无奈之举,又是顺应潮流之为。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之一,依据天然的地理优势和逐渐发展起来的经济、人才优势,使得民间兴学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基础。此时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已经不是如何发展中学教育,而是如何管理这些私立中学。

不论是出于私立中学的自身发展需要还是国家发展中学教育的考量,都对如何管理私立中学提出了要求。而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制定学校章程。

二、章程的产生

制定学校章程首先是私立中学的自发行为。教会不仅为中国带来了中学学制,也将学校章程制度引入近代中国。教会中学的章程建设首先开始于具有章程性质的条规制度的制定。近代第一个私立中学章程便产生于教会中学。

由于清政府严格的禁教政策,1818年11月11日,在教会支持下,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米怜出任院长,马礼逊任校监。根据其所拟之《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朱》规定:书院涵盖中学、小学范围。1834年8月,马礼逊在澳门去世。19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协会在广州美国商馆正式成立。成立后的马礼逊教育协会积极筹办开设马礼逊学校,同年11月9日,通过了《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该章程对教育会之宗旨、基金捐助方式以及校董会相关事宜进行规定,并在章程的附则中,对马礼逊学校的学生、教师以及课业等方面进行相关说明和规定:“凡中国青年,不论其年龄性别及居住地,获协会或学校资助并经董事会核准,课入学就读,6至10岁的儿童优先考虑。经董事会建议并征得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可将学生送往马六甲、印度、欧洲或美国学习深造。必要时,协会提供学生膳宿、衣服、书籍、学费等有关费用。以聘请来自欧美国家的教师为主,也可‘聘用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中国人充任教师’。学校兼采中英文教科书,教授学生阅读、写作、算数、地理及其他科学知识。学校为学生提供《圣经》课程,并给予指导和帮助,但不作为学生入学的条件。”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马礼逊学校开始迁往香港,成为最早在中国本土创建的具有中学性质的教会学校。而与此同时,《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的附则内容也成为教会学校中最早具有中学章程性质的文件。其他早期教会中学,如1873年狄考文对登州蒙养学堂进行中学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学校规章制度,使得学校教学管理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些规章制度包括礼拜条规、斋舍条规、讲堂条规、放假条规、禁令条规、赏罚条规等,涉及学校教学、学生生活、宗教事宜各方面。1872年,天津圣道堂学馆制定条规12条;1876年,温群内地会仁爱义塾制定条规10条;1880年,宁波长老会书院条规制定16条。初期的教会中学法律性文件多以具有章程性质的条文规定或说明为主,在不断的办学实践和具体实施过程中,教会中学总结经验,在原有简单条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形成了内容更加详尽、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管理层次进一步深入的规范性章程文件。如1881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制定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章程》,不仅在形式上直接冠以章程之名,在内容上也大为扩充,包括校史纪略、建筑藏储、入学规则、纳费规则、课程汇表、书院通则(聚会、考验、给假、奖戒)、书楼规则、住宿规则、附则。

教会学校通过模仿西方学校管理模式,注重学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明晰化,将完备而规范的学校章程制度建设引进中国,为中国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而在上海,随着中等教育的发展,最早的中学章程在私立中学首先出现。1896年,中国近代第一份私立中学章程――《王氏育材书塾章程》问世,并于1897年刊载于《新知报》上。校长王培孙曾回忆:“及创设育材书塾则有书塾章程之作。时全国未有学校章程,此其嚆矢,浙江官书局曾刊行之。”《王氏育材书塾章程》主要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校创办者王维泰为章程所写的序言,内容主要关于学校之简史、设备、学制、教学特色以及“育材”之教育目标;第二部分是“体操说”,认为体操乃中国“习舞之遗意”而非西法,强调学校对于强健学生体魄之重视,并详细列举了勤习体操的“五利”;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为初定招考章程和续订招考章程,对学额、交纳费用、入学必备物件、请假的事项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五部分为师生约章,详述教师和学生在校需遵守的规则;第六部分为学校每年、每月、每天的具体事务安排最后一部分是课程表。

这一时期不论是教会中学章程还是国人自办私立学校章程,都是在相互借鉴和联系学校自身发展以及管理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的。章程的形式较为随意,章程的内容各有侧重。

三、章程的发展

当时,中国风化已开,人们观念日新,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特别是在教会中学建立完善后,学生纷至沓来的盛况,极大地刺激了国人自办新式教育的信心与决定。《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表达了对新式中学教育的关注和重视,《奏定学堂章程》的实施进一步展现了办理中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中学堂之法令章程为其应备之十二种薄籍之首。以这一时期的上海私立中学为例,南洋中学于1905年重新制定了学校章程,名为《民立南洋中学章程》,并刊载于直隶《教育杂志》。《民立南洋中学章程》分为总则,学科、修业年限及卒业,课程,学期及假期,学费,入学及退学,考验及奖励,服装及规则,贷费生、卒业生以及附则共十章三十二节。《民立南洋中学章程》基本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内容制定。我们通过《民立南洋中学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部分内容对比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上表看,《民立南洋中学章程》在原有《王氏育材书塾章程》的基础之上,以《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为指导,对学校章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补充,使章程初步具备有一定的形式,开始分章分节地记述章程内容。

这一时期出现的上海私立中学章程还有1902年制定的《上海中西女塾章程》、1904年制定的《爱国女校章程》、1906年制定的《私立浦东中学暂定章程》等。这一时期的私立中学章程数量开始增多,章程制既体现国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之规定内容,又彰显学校自身特色。

1912年元旦,这个饱经沧桑的古老国度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腐朽颓败的清王朝终究以摧枯拉朽之势被碾碎于革命的车轮之下,新成立的中国民国政府百废待新,不仅在政治上树立了新的历史标杆,也在教育上与历史划清界限。正如蒋维乔所说:“帝制,民国成立,前清学制,全不适用,且为天下诟病已久……于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仍之,以维持现状。”学制之修订,迫在眉睫。然而中等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学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局变化不断更替,但总体是在原有学制章程基础上的增减。

在民国短暂的38年中,政府制定颁发了三个学制,分别为壬子学制、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由于壬子学制和癸丑学制前后间隔较端,分别颁布于1912年、1913年,且癸丑学制是在壬子学制基础上的继续充实和具体化,因而习惯上将它们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学制,也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1912~1913年所颁布的关于中学教育的法令有《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以及《中学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包括:中学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专教女子之学校成为女子中学校:中学校定为省立,由省行政长官规定地点及校数,报告教育总长,教育总长认为必要时,得令各该省增设中学校,省立中学校经费以省经费支给之;各县于设立法令所定应设学校外尚有余地时,得依本令之规定,或一县或联合数县设立中学,为县立中学校;私人和私法人以得依本令之规定设立中学校,为私立中学校;中学校之设立、变更、废止,须经教育总长认可;中学修业年限定位四年,开设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但可根据地方情形任选择法、德、俄语一种)、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校加家事、园艺、缝纫(园艺可缺)等科目;中学校之学生数,须在400人以下,但有特别情况可曾至600人;中学校之科目与其程度,及教科书之采用,别以规程定制;中学之编制及设备事项,别以规程定之;中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及关于退学转学事项,别以规程定之;中学校教员以经检定委员会认为合格者充之;中学校校长教员之奉给,依部定规程之标准,由省行政长官定之;中学校征收学费额,依部定规程之标准,由校长定之;其有因特别理由免收或减收学费者,必经省行政长官许可。私立中学征收学费额,由设立人定之,报告行政长官。1913年,颁布普通中学课程标准令,各公私立学校均按其要求设置学校课程。

同样以南洋中学为例。进入民国之后,南洋中学于1915年重新编订了学校章程。同样,我们将《南洋中学章程》与《壬子癸丑学制》的内容进行一个对比:

除此之外,南洋中学在学校章程还补充了考试、毕业要求以及相关校园规则。此时上海教会中学的章程又是怎么的情形呢?我们以1913年重订的《徐汇公学章程》为例。《徐汇公学章程》总共包括12个部分,分别是宗旨,投考程度,纳费,各班课程表,考试报告奖励惩罚,监学、游息,各项规则(教室规则、自修室规则、食堂规则、卧室规则),学期、休息日,学科及修业年限,附则,参观及探望学生章程,学生应用书目表。《徐汇公学章程》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壬子癸丑学制》中的部分内容,但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较之国人自办私立中学章程,都更为丰富和成熟。

1922年,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该学制一改以往仿照日本、德国教育制度之管理,学习并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三”分段法,因此又被称为“六三三三学制”或“新学制”。壬戌学制开篇表明学制改革之七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规定制定学制之标准在中国尚属首次。壬戌学制是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育制度和实践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从它的制定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壬戌学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强调教育与时俱进。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跟进。否则教育便会脱离实际,这种体制下培养的人才就会偏离轨道,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其二,强调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国家的精神面貌和良好形象基于国民素质的提高、美好品格的养成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而教育是实现这一改变的唯一手段。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将新式教育普及到普通大众,使得教育真正成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其三,关注教育的社会性作用。教育是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劲动力,因此教育必须关注社会,把握实际。只有有效地将教育物化成社会所需求之产品,才能实现教育的社会化作用。因此,丰富扩展教育内容、培养各式人才是关键。其四,关注教育者的自身发展。教育首先是个人之事,之后才成为国家之事、社会之事。教育使人形成健全的人格、积累丰富的学识、掌握专门的技术,不仅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又能满足社会价值的要求。其五,为教育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教育一管就慢,一管就死,不仅束缚教育自由生长,还给国家财政增加巨大压力。各地兴办各级新式学校,结合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实际情况,发展与地方实际相适应的教育。充分发挥地方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发展规模。在这七条目标的指导下,壬戌学制更加符合教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国际惯例。

壬戌学制关于中等教育的规定总共15条,包括两则附则。其中对普通中学教育的规定有:中学修业年限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但依设科性质,得定为初级四年,高级三年,或初级二年,高级四年;初级中学得单设之;高级中学应与初级中学并设,但有特别情形时,得单设之;初级中学实行普通教育,但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实业科;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课(附则:依旧制之设立甲种职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中等教育得用选科制;各地方得设中等程度之补习学校或补习科,其补习之种类及年限,视地方情形定之。私立中学亦得按照条例之规定行事。

这一次学制改革主要是对办学宗旨、学业年限以及课程内容上做局部、具体的调整,因此,这一时期私立中学章程的具体内容也随之变化。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规程》,规定私立学校必须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方为合法。其中,对于私立中学立案,要求具有以下文件:学校名称,学校种类,经费来源及经常开办预算表,全校平面图及说明书,学校所在地,校地及校舍情形,组织编制及课程,教科书及参考目录,图书仪器标本校具及关于运动卫生各种设备,校长及职员履历表,开办经过情形,各章程规则,学生一览表,训育及党义教育实施情形等。为了方便实施,私立中学在制定学校章程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将这些要求部分加入其中。这里我们以这一时期制定的《私立华华中学章程》和《沪江大学附属中学章程》为例:

从这一时期教会中学和国人自办私立中学的章程项目中可以知道,章程内容基本依照民国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和相关法令规定编订,而国人自办私立中学的章程则在更大程度上遵循国家法令规定。但在体现国家教育法令意志的同时,各个私立中学在章程中也展现出各自不同的学校特色。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私立中学章程的发展,基本以三次学制的颁布为节点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3~190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教会学校依照西方学校的管理模式,制定学校章程,使得教会学校教育制度化、规范化、明晰化、系统化。而此时中国新式教育尚处于萌芽时期,全国仅有极个别国人自办私立中学制定章程。章程的制定为自发行为。第二阶段是1901-1911年。随着《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中学教育在中国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中国教育开始走上有法可依的道路。各地新办私立中学的热潮涌现,私立中学的数量增多,相应的学校章程也递增。这一时期的学校章程依照教育法令之规定,格式愈发规范,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普遍增强,私立中学章程的制定开始走向成熟。第三阶段是1912-1937年。中华民国时期是私立中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学校章程进一步完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章程在前一时期章程的格式和内容上,依据资产阶级教育法令,做了修改、补充,在章程内在逻辑上,更体现资产阶级教育的基本精神。由于国民政府对于章程的项目、内容始终没有明确的规定,上海私立中学中并不存在两份相同的章程,而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但从第一份私立中学章程产生开始,在国民政府法令的指引以及各个学校之间的相互借鉴上,因此也逐渐形成了约定俗称的基本形式。章程的制定逐渐成为私立中学建校立校的必要前提。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7

【关键词】大学章程;依法治校;自;自律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载体,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大学内外部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大学治理的“宪法”。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印发至今已经将近30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地进展。

大学章程就其本质和作用来看,包括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大部分,其中外部要素包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大学与校友的关系;内部要素包括:从纵向来说,包括大学内部各组织机构――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学术机构;从横向来说,主要包括大学的使命、教师事务、学生事务、大学的经费资产与财务重要事项。

由此可见,大学章程在学校制度体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准则性作用,通俗地讲就是学校校内的“”,对于人、事、物都有约束意义。

一、大学章程建设推动依法治校

学校依法治校就是要遵守法律法规;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以适当的方式为受教育者及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情况提供便利;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依法接受监督。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依法治校也越来越重要。而大学章程作为高校的“宪法“,无疑对于依法治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教育部先后《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通知》等关于依法治校的文件均对提到对大学章程的建设。《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学校建立依法决策、民主参与、自我管理、自主办学的工作机制和现代学校制度;加强制度建设,依法加强管理。学校要依据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作为学校办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通知中第三条提出:加强章程建设,健全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制度体系。

章程建设是依法治校的先决条件。学校起草制定章程要遵循法制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本原则,以促进改革、增强学校自为导向,着力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充分反映广大教职员工、学生的意愿,凝练共同的理念与价值认同,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突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章程,在学校的制度体系中具有的基础性、准则性作用,具有规范和统领校内管理制度的功能,是学校行为的基本准则,对于推进依法治校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学章程提高大学办学自

高校争取办学自随着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而日益突出。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2-38条明确规定了高校拥有办学自,包括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等。

《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规定:“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对普通高校来说在实际办学中,办学自十分有限。一是政府现行的角色定位和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自主办学。各种针对高校的评估检查让高校疲于应付、不堪重负。二是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高校法人地位和办学自难以保障。高校应该具有民事主体与教育主体的双重法律地位,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只有民事法人没有行政法人,因此高校法人性质模糊,法人地位得不到保障。

大学章程是推动规范高校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是处理高校与政府、社会及内部关系的准则,大学章程的建设与完善是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条件。因此,在大学章程的建设中,学校可以通过对举办者与学校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来依法落实高校办学自,以充分发挥高校的主动性,实现高校的自我发展以及教育发展。

三、大学章程约束高校内部权力

大学章程的“宪法”地位,以及其在学校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准则性、规范和统领校内管理制度的功能,明确章程要成为高校接受外部监督、实施自我监督的基本依据。

从目前高校的内部治理环境来看,普遍存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管理制度和重大决策可行性论证评估制度不健全、责任不到位等现象。高校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够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责不统一、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权力滥用、一味争权等问题;高校行政化、官僚化倾向日趋严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失衡,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淡化,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三种权力结构不平衡,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权力边界不清等问题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大学章程能理顺学校内部管理关系、规范和制约权力、保障合法权利、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益。大学的章程一经制定,对大学的所有人即具有约束力,大学据此处理其与教职员工、学生的关系,就会产生外部法律效果,因此我国公立大学的自治性规范也是其依法治校的一种依据,其性质类似于政府制定的规章,对于权力有一定的约束效力,有效预防高校内的腐败。

参考文献

[1]姚叶.于公共治理的中国大学章程的制定[D].湘潭大学,2007.

[2]徐先凤.学章程建设研究[D].鲁东大学,2007.

[3]刘刚.学章程内容要素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2.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8

关键词:大学章程;历史沿革;有章可循;大学治理

一、大学章程对高校治理的价值与意义

(一)大学章程是高校法人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提出大学的法人地位问题,随后,伴随《高等教育法》的C布,大学的法人地位得以确认。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学法人只停留在形式上,法人制度尚未实体化。面对时代及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校办学自的诉求,大学法人制度建设迫在眉睫。章程是高校的“宪法”,是高校治理的规范性文本与主要依据,也是学校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体现。章程作为大学治理之“法”,在外部法律关系上赋予学校独立的法人资格,寻求大学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定位。在高校内部法律关系上,章程是保护学校内部不同利益主体权利的“权利法”;是规范高校内部秩序的“组织法”,确定了党委、校长以及教授的责任范畴,解决决策权及执行权关系不明晰等问题;章程还是“程序法”,推动高校日常教学及科研的有序运行。建立并完善高校章程是大学法人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大学有了规范的法规文书,其办学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大学章程是落实学校办学自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借鉴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权力一元化,在高校管理中,政府集各种身份于一身,不仅制定教育的大政方针,还对学校内部事务进行过多干预。改革开放后,伴随教育体制改革,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但由于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及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政府仍未彻底转变其角色定位与管理职能,大学自十分有限。为改变现状,扩大及落实大学自,逐步实现大学“有限自治”,必须将政府干预过多过细的现状转变为依据法规文本对学校进行规范管理,因此,需要建立高等教育的法制模式。此外,章程通过规定学校的办学宗旨、领导体制、财务制度、教职工与学生的权利与义务、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等重要内容,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及大学自治提供了制度规范。

(三)大学章程是维护高校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

学术自由是高校发展极力维护的核心价值,打击或压制学术自由等同于破坏学术,而学术的破坏无异于对大学的摧毁,因此,高校治理中无论是理念层面亦或实践层面均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学术自由,以保证高校发展不偏离学术宗旨。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的规范与纲领,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不言而喻。2005年《吉林大学章程》颁布,在维护学术自由及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影响深远。该章程规定了各级学术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在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为学校学术活动及学术事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规范与保障;章程还吸收了其他知名高校的管理经验,指出学院可根据需要建立教授会,并根据学院制定的教授会章程开展工作,此规定将教授会的设立以及运行模式的决定权赋予各学院,为学院探索自主管理的有效模式提供了制度空间;此外,章程对师生权利的规定以及对教代会等相关机构权责配置的要求均反映出民主管理的思想。

二、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书院学规(亦称作训示、馆规、教条、学约、揭示等)是我国大学章程的萌芽。书院产生于唐,繁荣于宋,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学术研究及教育机构。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制定成文条例,以便规范其日常管理,这些成文条例也就是书院规程,它具有高校章程的原始属性,因此,有学者将其看作我国高校章程的特殊起源。如宋代朱熹编制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可谓书院发展史中的规程典范,不仅对书院教育,而且对当时及以后的官学教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对书院的办学宗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过程等均有相关规定,与现代大学章程有一脉相承之处。但由于此时的书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且书规中多为概括性的纲领要求,因此,书院书规并不等同于大学章程。

晚清时期,大学堂章程的具体内容更为繁多,条目更为分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梁启超以东西洋各国大学制度为参考,草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其具体内容丰富全面,涵盖八章五十余条,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夯实了基础,有学者将其视作我国近代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章程。然而,此时的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亦是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统领全国教育,全国各省学堂章程及办学须依据大学堂章程的相关要求,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学堂章程实则为国家的教育法规,与现代大学章程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京师大学堂还有较为完备的其他规章制度,为学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如《京师大学堂学规》对学生的治学、教学的施教及学堂的管理做了明确要求。1902年,清政府制定《壬寅学制》,该文本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反复修订,内含六个章程,共八章八十四节,首次呈现了近代新式学堂的较完整体系,但该章程并未付诸实践。1903年,经张百熙等奏拟,清政府于1904年公布《癸卯学制》,该章程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是首个以法令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标志着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其内容包含具体章程十七件,对办学宗旨、学校管理、课程与教学等都有所规定,与书院学规相比在内容上有一定进步。

民国时期大学章程建设相对活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总长的领导下,民国教育部了包括《壬子癸丑学制》《大学令》等在内的诸多教育法令与规程。这一时期社会局势虽不稳定,但高等教育有所发展,高校数量增多,且多数高校均制定了学校章程。特别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组成组织委员会,起草学校规章制度,其成就在北京大学章程中有充分体现。值得一提的还有《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与《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等。整体而言,此时的高校章程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二是对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进行规范;三是制定主体与程序逐渐明晰。虽然此时的大学章程多借鉴国外模式,但不否认其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章程内容及形式上比晚清时期更为完善,加之受先进理念的引导,确实为这一时期高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及大学理念至今仍值得学者认真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但当时国内经济极为落后,百业待兴,新政权缺乏建国经验,加上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西方世界对我国紧闭大门,新政权很自然地选择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高度集权,权力结构单一,大学严重缺乏自,学术性被遮蔽,高校章程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及存在的必要性。况且,此时并没有法律法规对制定高校章程做出明确要求,尽管1950年及1961年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及《高教六十条》等文件内容较为具体,具有高校章程的特点,但其实质仍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章程。改革开放后,大学章程的制定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管理者的高度重视,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95年实施的《教育法》明确指出学校有“按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而后,《高等教育法》颁布,对高校章程应规定的内容有明确要求,为章程的制定提供了法律基础。而后一些地方高校,如吉林师范大学率先制定了章程。2005年《吉林大学章程》颁布,规定了大学的办学理念与特色、发展目标及战略,明确了领导体制、管理模式与治理结构,规定了教职工及学生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了校内各种关系,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了良好形象,该章程的颁布对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影响深远。此后,不断有学校向教育部报送大学章程及草案。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明确指出“加强章程建设”,而后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提到“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并确立26所大学为试点学校。到目前为止,诸多高校已颁布了大学章程,但仍有相当数量高校并未制定章程,而已制定了的章程也面临形同虚设的困境。

由于诸多现实原因,我国大学章程实施与其期望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高校面临“无章可循”或“有章y循”的现实困境,具体问题表现如下:(一)章程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高校章程没有明晰的法律渊源,因此,在实践中较难保证其约束力,且极易导致纷争的出现。(二)章程缺乏特色,有雷同之势。《纲要》规定学校应建立体现自身特色的章程与制度,但实际上大学章程有雷同之势,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法》就高校章程应包含的部分与具体内容做了详细要求,现有大学章程基本围绕以上各方面进行制定,结构与框架缺乏灵活性,内容缺少特色。二是我国大学缺乏科学合理的定位,大学精确的定位是其办学理念、教育目的、发展路径等的重要体现。(三)章程制定及修改程序不规范。目前已有的高校章程无论在制定程序亦或修改程序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疏漏,有些高校甚至只有描述性规定,缺乏程序性规定,易导致高校法律纠纷的出现,且章程不能获得公众认可,较难发挥其法律效力,也就难成为大学治理的制度保障。(四)章程文本内容欠规范。现有章程存在语言表述不严谨、模棱两可,内容过于空泛、宏观、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甚至文本中缺失某些重要内容,使章程在实施中流于形式。此外,章程建设中还存在对大学与政府关系规定不明晰、对大学内部管理中权责界定不清、章程监督机制薄弱等问题。

三、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基本思路

由于诸多现实原因,我国大学章程实施与其期望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高校面临“无章可循”或“有章难循”的现实困境,这一状况显然不适应《教育规划纲要》关于扩大及落实高校办学自、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要求。因此,加强大学章程建设,首先应科学制定章程,使高校“有章可循”,其次应有效实施章程,做到“照章办事”,其三应着重突出章程特色,避免“千校一章”。

(一)“有章可循”:科学制定大学章程

首先,应依据现有国家法律来制定大学章程,以此体现并保证章程形式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定权的合法在章程的效力体系中居重要地位。就我国目前而言,章程制定权力的来源应为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教育基本法、教育行政法规等,对于在法律体系中位阶较低的部委及地方政府规章等,章程制定应遵循“不抵抗”,而非“依据”原则。第二,内容合法是高校章程形式合法性的又一重要方面。判断高校章程内容是否合法的标准是考察其是否具有合宪性,即章程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及其详细规定,并且大学章程内容不得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相抵触,于此同时,章程内部内容体系的规范协调及整体和谐亦是大学章程制定法制化的内在要求。第三,章程制定应遵循正当程序。严格合法的程序与制度有利于排除章程制定中的个人因素,避免因学校领导个人意志而影响章程制定工作,净化章程制定过程及环境,保证章程制定的科学性。

其次,章程的实质合法性是实践中其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章程的实质合法性是指章程符合社会及师生对教育的利益需要、教育传统、教育价值观及信念等,从而被其所承认与遵守的正当属性。实际上,章程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价值观念及利益需要,但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使命,高校章程应着重关注并充分反映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合理权利需求,这是章程能否获得师生承认与遵从的关键。此外,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的真谛,也是大学发展中极力维护的核心价值之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学术自由应体现在大学师生每个具体的人身上。因此,高校章程需维护并体现学校及师生的学术自由追求,以保证其在实施中取得成效。

与此同时,章程制定应吸取群众智慧,群策群力,共谋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受公司利益影响的不仅有股东,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为保障各利益主体的根本合法利益,其应该享有平等参与企业治理的权利,决策应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裁夺。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教师、学生、管理人员、教育主管部门均是其利益主体。由于大学章程是对高校最根本、最重要事项的原则性规定,必然涉及多方利益,因此,章程制定应广泛征集各方意见。起草大学章程的成员应包含学校不同层次的个体,具备不同资历经验及学科背景,这样制定出来的章程才能充分表达各方利益诉求,同时,待草案形成后,需在公众平台予以刊登,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并对意见及时汇总审议。

(二)“有章必循”:有效实施大学章程

一是抓好大学章程的落实。高校章程制定之后切忌将其束之高阁,其制定的初衷是为在实践中有效指导大学办学。目前,我国诸多高校已制定章程,但章程的实施与其期望值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有些高校面临“有章难循”的现实困境。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还未彻底从政府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中挣脱出来,受观念与体制惯性的影响,仍习惯于原来的行为模式;其次是由于高校章程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因此,在实践中较难保证其法律约束力。此外,现有章程存在语言表述不严谨、模棱两可,内容过于空泛、宏观、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以至于章程在实施中易流于形式。因此,应转变观念,正确理解和认识章程,改行为模式;确保章程在教育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提高民众公信度;章程内容应表述清晰、严谨,保证其可操作性,严格做到照章办事。

二是做好章程的修改及监督工作。由于章程是对高校最根本、最重要事务的制度性安排,因此,一经建立不得随意更改,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章程必须与时俱进,及时做出补充与修改,但修改程序必须保证合法、正当。此外,有制度必然有监督,监督能够保证制度实践的有效性。章程是大学全体成员意志及利益的集中体现,政府及有关部门须对章程的制定与实施进行外部监督,考察其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及相关规定,大学董事会及教职工代表大会要充分发挥内部监督作用,对章程制定进行审查、听证,并保障章程执行的卓有成效。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9

[关键词]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中小学章程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49(2016)04―0006―04

探寻中小学章程的合法性,关于“法”的意义所指不可避而不谈。合法性的“法”并不特指某一个“法律”或“法规”,合法性也并不仅仅指合乎法律的程度,还包括社会认同、社会理想、传统和习惯、社会价值观念等等。于此,谈中小学章程的合法性,既关乎法律问题,还关乎价值问题。

一种法律制度的制定,形式上存在于法有据,实质上要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价值判断。鉴于此。判断一种权力合法性的标准既有形式的标准,即形式合法性,主要是指符合实在法的具体规定;又有实质的标准,即所在时代人们对一种权力或法律的合法性的内心观念,即实质合法性。中小学章程是学校的“母法”、“基本法”,具有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在探讨中小学章程的合法性问题时可分为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部分来进行探讨。

一、中小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

中小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是中小学章程依照已有国家制定法来创制与实施,以期获得对象的尊崇的外在要求。制定权的合法、程序合法、文本合法是中小学章程形式合法性的最基本要素。探讨中小学章程的形式合法性就要在“法”的范围内,具体从“法的制定”的三个层面即法的制定主体、法的制定程序、法的制定结果来分析学校章程的合法性。

(一)明确学校章程制定的主体

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是指法律确认的有权制定学校章程的制定者。我国教育法律法规虽然一致强调学校章程制定的重要性,但对制定中的具体问题却涉及甚少,其中对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就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令学校在制定章程的具体实施中无所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者备案手续;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行使权利。我们可以推断,学校章程的法定制定主体是学校的举办者,但是学校经举办者授权承担了章程的实际制定主体角色。为此,对于学校章程制定主体,必须考虑到法律规定和实际两种情况。

以上在法律上保证了学校或者董事会为学校章程的制定者,具有章程的制定权,但还需要明确在学校或者董事会内部具有制定权的主体。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学校内部的权利分配结构和治理结构,明确学校章程制定的主体,尽可能地实现多方利益的现实需求,有利于保持章程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学校方面,应该让学校全体师生全方位地参与章程的制定,发挥全体师生的智慧,并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学校管理,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参与中小学章程制定的主体范围越宽,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就越充分;对于管理事务的参与程度越深,就越能体现民意民情,多元利益就越能得到充分表达,治理的民主性就越高,实现最终期望的教育价值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小学在制定学校章程的过程中就坚持走民主路线,发动群众参与,让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制度的建设工作,充分吸纳民众智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保证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从这个层面来讲,中小学章程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就源于章程的形式合法性注重实现多元主体的自由和享受平等的权利,如果章程不能够满足这一条件,就失去了师生及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可,继而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根基。

(二)确保学校章程建设的程序规范

为了保证章程的合法性、科学性,还必须从章程的制定程序上加以规范。学校应该也必须具备一套严密的程序来控制章程制定的整个流程。法律的基本程序,包括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审议、法律案的表决、法律的公布四个阶段。学校章程的建设从成立正式的起草机构,到各部门分工合作所经历的一系列步骤、环节和程序都是以立法的基本程序为依据和参考模型的,在章程的制定过程中也体现出了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自律性等特点,保证了整个章程制定程序的规范性和合法性。例如,北京市延庆县第一小学在校章的制定过程中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全体干部参与,教研组长协同的学校章程起草小组,严格把控章程的制定程序,采取草拟初稿一干部反复审议修订一全体教师提意见一有针对性修改一干部再审议一教代会审议表决通过一再次修改定稿的方法。于此,以制度化的程序机制来保障学校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从而体现章程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法律精神,并使章程的制定过程成为学校践行民主的一次重要体验,理应成为章程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目前很多学校都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校的道路,意识到制定学校章程、依章办学的重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学在章程的程序规定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大部分章程条款的内容都陷入学校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对整个学校有关权利的配置和平衡则涉及甚少。不仅如此,章程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通过正当的合法程序来保证它的有效性和基础性,但同时也要尊重和保护它的发散性和创造性。因此,章程制定程序的规范性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章程的合法性与科学性,学校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三)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文本规范

学校章程作用于教育实践,是通过对章程内容的规范来实现的。这里所指的章程内容就是章程文本,它包括文本形式和文本规范。文本形式意味着文本规范表述的准确性,整个文本规范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我国法律至今尚未对中小学校章程的主要内容做出具体规定,这直接导致了中小学校在确定章程的主要内容时出现随意性,造成各校章程内容差异性较大,缺乏文本的规范性。就目前学校建章的实施情况来看,学校对建章内容的方向把握是以教育政策、法律法规为参考,但大多数学校在章程制定中对章程的细节内容把握不准,详略处理不当,缺乏章程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合法性。根据“有法可依,有章必循”的特点,学校在对章程内容做出规定时必须合乎法律法规的规范,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能越权规定,做出学校责权范围之外的规定。此外,对章程内容的规定要繁简得当,措辞要规范,章程的条文应该用完整的陈述句表达,不得使用缩略语,以保证章程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例如,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小学在校章的建设工作中就十分注重文本规范,依托主管部门及专家指导,对章程的法规性、政策性、科学性、规范性进行严格把控,大大提升了章程文本的质量,保证了章程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此外,还必须明确学校章程主要为校内管理提供规范,是一套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标准,其规定的事项应属于程序化决策问题,使得学校管理的基本问题的处理都能在章程中找到依据,继而用章程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等“法”的属性来保证事件处理得更公正、更合理和更有效。

二、中小学章程的实质合法性

中小学章程的实质合法性是指中小学章程由于其创制行为、秩序和规范本身具有逻辑性及有效性,从而获得学校教育主体认可、接受和遵守,其价值目标能使相关利益主体实现教育利益需求。合法性是一种需要达到的结果,是可以衡量价值选择和利益分配过程的尺度与标准,是依法治校过程要达到的某种理想状态,因此,对中小学章程实质合法性价值选择的认识和评价,以学校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依据,切实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办学、治校和育人三方面的实际效果的体现。

(一)保证学校自主管理,完善学校内部治理

章程是依法治校、自主管理的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办学遵循“一校一章程”、“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中小学章程应明确规定学校自主管理的范围、权责界限,章程便是中小学自主管理的直接依据。章程的建立意味着学校管理过程中,可以有章可依,有章可循,学校可以在章程具体规范下实现正当意义上的价值和利益需求,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按照传统的“捆绑”方式一味地去规制管理学校,在这种体制机制保障下,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转变职能,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学校,中小学打破“枷锁”束缚,激发办学积极性,保障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定章程的过程是一次扩大办学自的实践。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学校章程是其办学和管理的法律基础,只要其章程内容没有超越或违背相关法律、规章时,政府等行政部门不能干涉其自主办学的权利。

章程体现教育治理的初级价值或者说基础性目标――定分止争,规范教育行为,为教育带来新秩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章程作为学校基本法、纲领性文件必须保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不能仅以防范和消弭矛盾、维护秩序为首要任务,因而牺牲学校的自主发展。在教育治理和学校治理中,要跳出“维稳”怪圈.章程也要不断适应时代和学校发展的主题,不断做出调整、补充、修订,致力于实现“秩序”与“发展”主题的对接,使学校稳定与学校自主发展成为一个良性循环、渐进向前的过程。

(二)依章治校以人为本,激励教师专业发展

有效实现依章治校,前提是学校相关主体具备法治观念。明晰中小学章程中关于校长负责制、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等其他学校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通过制定学校章程。落实依法治校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中小学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章程须规定校长的主要职责和权限,界定对于学校重大问题的详细内容和重大问题决策的主要程序,当然与之对应的是不能忽视中小学教师除了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还要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义务。北京市同文中学在以人为本、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方面规定:“制定层级培训课程,提升教师的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开展教学竞赛、展示活动,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注重教学问题研究。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加强学习文化建设,丰富教师文化底蕴。”

(三)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提高教育质量和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在当今依法治校背景下,中小学章程作为学校治理的根本制度,必然将此方向和目标作为首要追求。

学校法制教育规章制度篇10

关键词:依法治校;管理体制;法制意识;民主管理;监督缺失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72-02

依法治校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依法治教”的理念上提出来的,后者也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与实践。依法治校是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尤其是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明确各种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依法保障学校管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学校管理和运行的科学、规范与有序。

对于我国教育现状而言,推进依法治校有着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校有助于进一步充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第二,依法治校有利于改善学校管理方式;第三,依法治校有利于规范办学行为,保护合法权益。

虽然近十多年来我国颁布了多部法律法规,各地的依法治校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总体来看,依法治校在我国高校中还未被普遍贯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外交流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旧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弊端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具体而言,有着如下问题:家长式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思想,缺少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管理理念;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学术权力远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制度不健全,教师、学生的考核与评价不科学,激励机制不配套,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办学资源配置不合理;人治色彩深厚,不依规章制度办事的现象泛滥[1]。

一、依法治校所面临的困境原因分析

(一)现行的法律制度落后于实践要求

关于教育的法律与行政法规基本都是在20世纪颁布的。然而,自从20世纪末确立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策略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旧有的体制带有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家长式的理念已经远落后于社会现实。“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超常规发展,已有的法律法规显然无法指导实际的工作,形成了学校管理的法律盲区,造成了立法缺乏、立法滞后,难以操作的现象。”[2]立法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不能充分反映实践的需求。比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专门法律,在高职教育校企深度合作、实现四方共育上,政府、社会、企业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影响了高职教育的发展[3][4]。加之中国加入wto后在教育服务领域将要遇到的挑战,问题严重性将更加明显。

(二)高校管理体制与规章滞后

一方面,“传统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在高校的延伸”[1]。“官本位”文化在高校国语浓厚,导致官位重于学问,从而缺乏对学术人员的足够重视。根据《高等教育法》第39条的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这与西方的大学院校的理念是有冲突的。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依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应当坚持加强和完善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但是,“法律认可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的民主决策机制在现实中存在着诸如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界限不明确、各项权力的有效行使缺乏程序法上的制约等缺陷”[5]。各种权限划分不明晰,容易导致行政权力侵犯原本属于学术自治的领域,同时还使得这种侵犯难以受到制约和纠正。

另一方面,高校管理规章的滞后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有的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违背涉嫌违法问题,主要表现为剥夺和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不平等的“霸王条款”。有研究人员指出一些高校的规章侵犯了学生的宪法权利,而且还存在损害公物加倍赔偿等偏离“公平原则”的现象[6]。上海师范大学辩论队与校方人员争执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混乱和不公。

(三)法制意识淡薄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格局上,学校作为一个非政府的社会组织,要理顺政府宏观职能、市场机制、学校自治、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7]学校既不应该成为国家的工具来侵害师生的合法权益,也不应该沦为只会反映老师和学生要求的话筒;相应的,老师和学生也应有维权意识和服从学校管理的义务。但是,法制意识淡薄的现象在高校中十分普遍。一方面,是学校管理人员的法制意识薄弱。要实现依法治校,就要加强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这是实现依法治校的重要前提。“但对于法学知识的了解与把握上,许多学生管理人员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甚至于不知。”[4]另一方面,是大学生群体的法制意识淡薄。增强法制意识,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素质和能力。当前大学生获得相关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然而课程涵盖内容之多,授课时间之短,这些因素都使得课堂普法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学生过多重视自己专业的学习,忽视对法律的关注也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真实写照。

(四)民主管理欠缺

民主与法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发展民主必须健全法制,法制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要贯彻依法治校的理念,自然离不开民主管理的引入。大学若缺乏民主精神,那么它在传播文化知识、传承人类文明的能力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目前高校校务公开机制不完善,在公开的内容、程序上缺乏规定,更缺乏校务监督的制度与途径[1]。这容易使学校在管理的过程中与师生的误会加深,甚至导致极端的发生。近年来教师和学校、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的根源便在于此。

(五)管理监督缺失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教育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部分管理人员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加剧了他们对金钱的贪婪和渴望。“例如在教学物资设备采购、基建、财务、招生、收费、后勤等工作领域极易产生教育腐败乃至职务犯罪。”[1]这反映了现有的监督机制未能有效地应对一些高校对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不适应问题。

二、完善依法治校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

完善《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明确各种类型教育的地位并具体规范其性质、形式和发展途径,明确各级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标准和责任,健全和完善师生处分和申诉制度、教育行政复议和仲裁制度[3]。

(二)完善规章制度和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学校章程制度,可以更好地落实学校自、促进学校建立和完善自主办学、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促进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便利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和监督。”[8]因此,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应保证明确、合理、操作性强,并且及时清理与已有的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文件。此外,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在完善规章制度的过程中,“确立权利至上的理念”[9],注入更多的对大学生群体的人文关怀。

与此同时,把学校的总的规章制度作为校内“”,即依法管理学校的总纲,以此建立相应的各项下位制度,保证各职能部门及所属员工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履行各自的职责,并确保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更好地监督高校工作中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另外,科学的管理体制中也应该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体需要在理性、合法、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解决利益冲突。”[7]由此,学校应实行校务公开,利用已有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作用。这也有利于提高遵守学校规章的自觉性,减少规章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三)提高法制意识

首先要加强学校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并可以通过对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具体案件问题加以探讨,树立依法管理、依法治校的理念。建立稳定的高校间的学生管理信息交流平台,将有助于各高校间工作经验的交流,反过来也加强对法制意识的提高。

其次要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对于该目标的追求应该贯穿在大学生活的整个过程。除了有关法律的公共课程的设置之外,还可以鼓励法律院系和法律服务机构对大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除此之外,建立高校法律咨询室的工作制度和工作平台、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服务、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10],或通过校报、广播、校园网、宣传栏等进行宣传,也是值得考虑的对策。

三、结语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强化学校的法制化管理,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率,这是依法治校的价值定位。”[11]综上所述,只有在正视现有法律法规的不足、高校管理体制与规章滞后、法制意识淡薄、民主管理欠缺和管理监督缺失等问题的基础之上,通过完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完善规章制度和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提高法制意识等思路,才能有效在高校管理工作中贯彻依法治校的理念。

参考文献:

[1]何岩.我国高等学校依法治校问题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6:13,18,19,21。

[2]孟莉.谈高校依法治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7,(35).

[3]李伶.依法治校与高职院校科学发展[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

[4]梁明.坚持依法治校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J].法制与经济,2011,(4).

[5]蒲昌伟.高校在依法治校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探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10).

[6]季小松,李世莲.论依法治校的不足与对策[J].湘潮,2010,(10)

[7]谢敏贤.依法治校与创建和谐校园[J].中国建设教育,2006,(6).

[8]王国文,王大敏.学校章程的法律分析[C]//中国教育法制评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12.

[9]张秉福.大学校规在依法治校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回应[J].中国建设教育,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