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1
虽然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之间存在交叉之处，但是经济法纠纷是发生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是经济法中经济权利义务的争议。经济法纠纷由于不是在商品交换或者民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双方当事人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因此它与民事纠纷不同;也不是在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纠纷，也不属于行政纠纷;另外，经济法纠纷如果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纠纷。在经济法纠纷中，多数情况下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但也有纠纷的双方均为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法纠纷按照法律主体分类可以分为: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比如上下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和平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进入经济市场参与投资经营时与经济市场中其他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与第三方受国家经济调节行为影响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被调节主体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第三方的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或团体公共利益代表人与损害公共利益者之间的纠纷。此外，经济法纠纷还可以根据纠纷发生的领域、行业、有无涉外因素、可诉性等多种划分方式进行划分。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四、结语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2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
近年来，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形式日益多样，性质越加复杂。从矛盾主体范围来看，过去的纠纷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民间债务、损害赔偿、买卖合同、加工承揽等纠纷，而近年来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委会、单位与单位、个人与行政机关、法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从矛盾主体数量来看，过去主要是一对一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纠纷，而近年来往往是利益相同、要求相似的多数人形成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自然资源权属等；从纠纷处理难度来看，呈越来越难的趋势，这既有当事人利益要求过高原因，也有群体性纠纷涉及面广、影响大、矛盾易激化的原因，还有因新类型纠纷缺乏法律调整而无法可依的原因等等；从人民法院审理情况来看，一方面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到法院，使法院人少案多任务重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对待法律与情理、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不能正确处理个体利益与大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一旦败诉，则怨气冲天、四处投诉、缠讼缠访，使人民法院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承受着重大压力，有些矛盾纠纷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而且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权威。
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社会矛盾纠纷量大面广和多样复杂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深入，相对利益调整，认识观念冲突，社会与经济发展，人流物流增多与增速，以及城市化建设推进中所产生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能避免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民间纠纷和官民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又往往会引起矛盾纠纷激化，甚至导致暴力、恶性等事件发生，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一是可以满足社会主体对矛盾纠纷解决路径的多元化需求及理念。人们需求的多元性，必然要求有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单凭法院诉讼的解决纠纷，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有些当事人并不知晓法律，尤其是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并不希望通过法院诉讼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他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高效快捷的政治思想协调工作或行政程序，或要求党委政府组织统筹解决。二是可以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尤其是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将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矛盾纠纷都不加区别地适用同一司法程序或同一解决方式，势必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三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功能相济、有制衔接、资源整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这将从机制上赋予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程序的选择权，从法律上保障当事人对实体权益的处分权，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整合力量、健全机制，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既要重视法律调节手段，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要处理好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形成党委总揽全局、各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格局。根据上述精神和我县实际，就如何发挥政治优势、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善于依靠政治优势，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当前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做到的，必须分流处理，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政组织、各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运用政治、思想、经济、行政、法律、民间等多种手段搞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二、发挥政府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作用，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从当前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类型来看，大量的矛盾纠纷发生在农村，这些矛盾纠纷中尤其突出的是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和自然资源（土地、滩涂）权属纠纷。这些在以前价值微几、不为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随着城市化建设推进，其价值往往是成百倍增长，自然就成为人们利益冲突的客体。据了解，目前有许多村级集体组织或村民为争夺自然资源财产利益而纠纷不断、矛盾尖锐，有的纠纷甚至长期存在。另外，目前一些农村组织在分配村级集体资产中也不断引发纠纷，甚至形成群体。产生上述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县有不少的土地、滩涂尚未定权发证，存在权属不清，对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缺乏规范。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的作用，抓紧做好自然资源的定权发证工作，制定村级集体资产分配指导规范，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农村矛盾纠纷。
三、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作用，及时化解复杂群体纠纷。
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往往具有人数多、涉面广、影响大、情绪不稳定、矛盾易激化等特点，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往往还涉及多种复杂原因、多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必须充分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优势，由党政组织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运用多种手段加以化解。如发生在我县芦浦的一起土地权属等纠纷问题，不仅纠纷主体涉及当地四个村数千村民，以及当地一家养殖公司和众多养殖承包人，而且纠纷内容涉及土地滩涂权属、承包经营、侵害财产权、征用补偿、损失赔偿等等，纷争利益大、纠纷时间长、矛盾激化，调处这些矛盾纠纷,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县里成立专门工作组并协调各个部门加以统筹处理。
四、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道防线”。
据了解，我县近年来的基层调解组织建设有所轻视，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在萎缩，有的村居、单位调解组织不健全，调解人员水平不高，有的调解干部未尽职，有的调解组织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以致大量的矛盾纠纷直接涌向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发挥政治优势，就是要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使矛盾纠纷多一些调和解决，少一些“对簿公堂”，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健全组织、明确职责、配备人员、加强培训、提高能力，使其真正发挥政策法律宣传员、经济发展护航员、矛盾纠纷化解员和突发事件消防员的作用。
五、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都引向司法渠道。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一味地将矛盾纠纷引向“对簿公堂”。因为在当今法治仍不完备的现状下，司法的职能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且司法职能在行使、运用过程中还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在法律权威尚未在全社会真正树立，人民群众对法律信仰尚未形成的背景下，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法律效果与当事人期望效果或实际社会效果之间必然存在相当差距。况且司法裁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手”，也不能将社会矛盾纠纷一开始就引入最后一道屏障。另外，目前一些法律制度不足，也往往使司法裁判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显得无能为力，如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中的村民资格确认、分配资产的内容、分配原则、程序和方式等，均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3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4
关键词：涉外；劳动合同；法律；完善
一、引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来华投资，而且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入境就业。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还将大力开展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工作，这都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涉外劳动争议纠纷呈现了上升趋势。据上海市媒体报道，自2004年初至2005年4月底，上海工会系统法律机构共为8100余名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提供了法律服务，其中仲裁、诉讼及非诉讼调解劳动争议案件331起，处理来信298件，法律咨询6200余人次。
从进入仲裁、诉讼等司法程序的纠纷来看，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中通常涉及问题的焦点是应当适用那一个国家的法律来调整，以及在解决此类纠纷时，中国的劳动法对这些雇员是否适用，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是否只能适用中国的《劳动法》等。目前，无论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是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犹豫不定，究其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有效的调整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www.133229.Com
二、我国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涉外民事关系：（一）民事关系的一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国际组织、外国国家；（二）民事关系一方的住所、经常居住地或者营业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三）民事关系的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争议标的物移转越出一国国界；（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由此可以推论得出涉外劳动关系表现形式有：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外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而形成的关系。
可见，涉外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之一具有涉外因素时的劳动关系。
三、我国现行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的规范
由于我国《合同法》、《劳动法》等基本法律并未设立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故司法实践中，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如何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确定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式。
（一）涉外劳动合同纠纷只能适用我国的《劳动法》
这一观点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如下：
1、我国《劳动法》第2条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我国的《劳动法》。因此，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法》的各项规定，从事劳动和工作，其劳动合同的订立与签订、工作时间与休假、工资和社会保险与福利等等均应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办理。
2、根据我国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6年联合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应与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被聘用的外国人发生劳动争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
3、根据1994年2月21日劳动部颁布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内地用人单位和受聘雇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劳动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理。
4、我国《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这里，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应当涵盖《劳动法》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因此，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劳动关系应当受制于我国劳动法。
（二）首先应当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就合同及处理合同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达成协议，以及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该协议是否有效；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应当在综合分析整个案件的基础上，适用与劳动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一观点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如下：
1、我国《合同法》第126条明确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外国人之间缔结的劳动合同显然属于涉外劳动合同，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2、《合同法》中有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虽然与《劳动法》中的规定相抵触。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很显然，在涉外劳动合同问题上，《合同法》的规定应当优先于《劳动法》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其他的规定，如《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均为行政法规或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合同法》，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后者优于前者。
（三）两种观点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时能否适用外国法
涉外劳动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或双方通常为外国人，或合同的缔结地或履行地在外国，当事人选择的诉讼地或仲裁地往往带有一种偶然性，如果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一味地坚持适用法院地法，不仅会降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影响多边国际合作的发展。
因此，在不违反本国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适用外国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立法和实践
纵览国际立法和实践，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各国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一）、有限度地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不仅符合合同的本意，而且能使当事人预见其法律行为的后果，有利于明确和稳定合同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涉外合同争议的迅速解决。
目前，许多国际条约都视其为处理涉外合同纠纷的首要原则。
（二）、在缺乏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适用劳务实施地和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涉外合同的法律，或因违反法院地国家法律中对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使得当事人的选择归于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法律通常规定该合同适用与该合同有一定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并且，在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劳动者享受最完善的劳动保护措施等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及国际公约规定在如果劳动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应当适用劳务实施地国家的法律和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为相比较其它的因素，劳动者为履行合同从事劳务的国家以及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地法律通常是当事人.熟悉的或应当熟悉的法律，是与劳动合同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法律，适用该法律有利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劳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在解决劳动合同争议纠纷时占有重要地位
劳动合同相比一般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者在劳动期间的职业安全、健康保障、工作时间、公共休假、最低报酬、妇女、儿童、残疾人权益等问题均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公共秩序，因此，许多国家在劳动法中对上述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并赋予其强制力，规定在其境内履行的劳动合同必须遵守该国的相关规定，以确保该国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以实现。五、关于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的建议
对比国外的立法和实践，不难看出我国在涉外劳动合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分歧。这种现状如果不改变，不仅将影响司法部门公正地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对营造一个开放的、公正的、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吸引海外人才会产生消极影响。根据我国实际，如何完善涉外劳动合同立法，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并在其中以专章形式规定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多年来我国《劳动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之间的关系未理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劳动合同纠纷。同时，非常遗憾的是，《劳动法》作为一个基本法律，未设立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本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应当是《劳动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则是《劳动合同法》必不可少的章节。实践中涉外劳动争议较为常见且关系复杂，故建议在劳动合同法中专列一章规范涉外劳动关系。
至于具体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文的指定，则应承袭我国传统原则，并根据我国实际，吸纳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以适应当前劳动力流动加剧的趋势。
总之，应当明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的重要地位，允许当事人在解决纠纷前的任何时候，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无效，应当适用合同中规定的雇员实施劳务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与此同时，还应当对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做出明确的限制，以保证雇员享有有关国家法律中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保护措施。
（二）、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准确理解我国《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在《劳动合同法》以及《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定之前，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实践部门准确理解我国《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其实，早在198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就做出了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明确指出，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未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时，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在通常情况下，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的法律。但是，根据1999年《合同法》第42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16日颁布的废止1999年底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三批)，《涉外经济合同法》及原依据《涉外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做出的司法解释已不再适用。
在无法立即修改《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法》、《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定之前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准确地适用我国《合同法》、《劳动法》，是目前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适用法律原则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考虑制定《国际私法法典》，以适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发展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采取了分散立法的方式，国际私法规范散见在不同的法律之中，这样难免出现法律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例如，《合同法》规定法院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但是《劳动法》明确规定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劳动合同应当符合《劳动法》的规定。非法典式的分散立法方式造成已制定的国际私法规定缺乏系统性，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许多国际私法中的一般问题在法律中成为空白。除此之外，一些现行的国际私法规则简单、抽象，缺乏操作性。
因此，可以考虑制定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典》，以适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发展的需要。
六、结语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完善我国调整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立法，是法制的需要，也是稳定涉外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立法者应当为此加倍努力。
参考文献
[1]论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单海玲，2003年4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送审稿）》，2005年4月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5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6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7
关键词：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现状调查；原因分析
作为大学生，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法治国家的使命，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行为能力是其完成使命的重要基础。其中，法律素养与涉法行为能力便是作为合格的社会人所必备的素质。但近年来，大学生合法权益被侵害、大学生违法犯罪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增多，尤其是其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民事涉法纠纷，暴露出大学生基本民事涉法行为能力不足的现状。
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主要指涉及大学生民事权利义务需要法律进行确认或调整的行为，该行为是大学生对涉及民事相关法律法规、民事法律行为与事件的态度、法律心理，对涉法事务的过程与效果的预测、评价以及对自我行为的选择与控制的动态过程。这里所谓的民事涉法行为是以民事主体为中心，即围绕大学生的民事权益而发生的诸种行为，包括积极的民事涉法行为、消极的民事涉法行为。前者符合法治社会对人守法、用法的期待，如大学生遵守法律和约定，积极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以及在权益受损时积极运用法律维权等行为；后者为民事法律所禁止，并将受到法律的否定与制裁，如大学生恶意违约、侵权等损害他人民事合法权益的行为，或消极对待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对被侵害的民事权益放任的行为。
按照民事权利的内容来进行分类，即从涉及民事权利的客体所体现的利益看，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包括涉及财产权行为、涉及人身权行为、涉及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属性的综合性权利的行为；按照民事涉法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派生关系，分为涉及民事实体权利的行为与涉及民事权利救济的行为，大学生的民事权利都是基础性权利，而当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才会派生出救济权，产生保障民事权利得以实现的救济行为，如自力救济、诉讼等。本文就多所高校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现状进行深入调查与分析，寻找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以期为进一步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参考。
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现状调查
面对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大量民事涉法行为，笔者在与部分学生、教师、家长及司法人员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根据大学生对相关法律认知，对民事法律行为与事件的态度、法律心理，对参与民事纠纷处理过程与结果的预测、评价，对自身涉法行为的选择与控制等方面设计了调查问卷，并于2015年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选择了10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85份，并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合对部分学生、教师及家长的访谈，作出如下分析：
1.对民事法律法规及日常生活中的民事权利、民事行为的认识
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相关民事法律、民事权利、民事行为的认知，是处理涉法民事行为的前提。一是对民事法律法规的认识，95.6%的学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与其密切相关；二是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认识，83.4%的学生选择“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应为年满18周岁”、12.6%的学生选择“年满20周岁”、4%的学生选择“年满22周岁”；三是对民事权利的认识，88.9%的学生知晓所有权、使用权、劳动权、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继承权等15项以上的民事权利；四是对具体民事行为的认识，64.2%的学生认为“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物品是对他人所有权的侵犯”“偷拍他人照片是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引用他人观点未注明出处是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窥探他人电脑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限性别、限户籍的招聘是对平等就业权的侵犯”等；五是日常生活中民事相关法律知识，82.6%的学生认为来源于法律课程，15.2%的学生认为来源于网络、书籍、报纸、电视、自学，2.2%的学生认为来源于对专业教师、辅导员、律师或“12348法律服务热线”的咨询。
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对涉及自身民事权益的法律及民事权利有较高认识，尤其对买卖与消费行为、兼职与就业行为等关注度高。但仍有少数学生对民事行为能力认识错误，这将影响其对自身行为及责任的认识。同时，有三分之一以上学生对一些具体民事权利的认识较为模糊，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可见，要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开设一些民事法律课程或提供一些法律知识读本，并结合实际案例提供针对性的法律咨询等，帮助学生加深对民事法律知识及其涉法行为的认识。
2.对自身民事涉法行为的评价与控制
正确评价自身的民事涉法行为，并能加以合理、合法的控制，是一个人具备民事涉法行为能力的重要标志。一是评价和控制自身民事行为能力，86.7%的学生认为民事行为应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平、守法等基本原则，但有45.7%的学生在朋友圈或微博等媒介中会转发诋毁他人的不当言论，92.5%的学生会为省钱而购买盗版光盘或软件；二是关注权利的意识，98.2%的学生在网站注册账号，办理银行卡、手机卡时不会认真阅读协议条款，35.2%的学生在就业签约时不关注协议条款而直接签署；三是证据意识，64%的学生在atm机存取款时选择“不打印凭证”，76.6%的学生在购物时不索取发票，89.1%的学生在同学或朋友借款500元以上时“不打借条”；四是主张民事权利的行为，66%的学生在“购买长途汽车票时售票员在未征求你意愿时给你搭售了两元保费的保险”时选择“无所谓，反正只有两元”，85.4%的学生在购买“清仓货”“特价品”时发现物品有瑕疵时选择“商家申明了特价物品不退不换，自认倒霉”，45.9%的学生在勤工助学或兼职中，被要求抵押身份证时未质疑；五是对于自己违约或侵权时，75.4%的学生会积极与对方沟通，进行弥补或赔偿，24.6%的学生则采取逃避的侥幸心理，消极应对。此外，22.2%的学生在父母干预自己恋爱行为时听从父母意愿，86.4%的学生会积极参与家庭事务并发表意见，84.4%的学生会积极参与所在班级、社团的民主管理。
笔者认为：尽管大多数学生认可民事行为的基本原则，但缺乏对具体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力，有时为了利益而不顾其行为是否侵害他人利益；在行为过程中对证据的要求较低，或怕麻烦、或介于情感因素而不愿索取证据，证据意识较弱；关注和主张权利的意识还不强，在利益受损时，对涉及自身利益较少的行为关注较少，或畏于对方的强势地位而忍气吞声；积极应对自身违约、侵权行为的学生占75%以上，守法、守约意识较强；大多数学生自主婚恋、参与民主管理的行为能力较强。
3.运用法律解决民事涉法纠纷的情况
运用法律解决民事涉法纠纷是训练和提升学生涉法行为能力的恰当时机。一是民事纠纷的主体，学生与校内学生之间的纠纷占48.5%，学生与校外商家、用人单位之间纠纷占39.2%，学生与学校管理部门之间纠纷占12.3%。二是纠纷的类型，涉及财产利益纠纷占68.2%（含财物损坏、商品或服务瑕疵、克扣劳动报酬、就业协议违约等），涉及人身利益的占31.8%（含人身伤害、学习生活安宁干扰、隐私侵犯等）。三是在与校外人员或单位的纠纷中，23.3%的学生选择向主管部门投诉或进行诉讼，29.1%的学生选择请求学校相关部门帮助，69%的学生视利益大小选择放弃与否；在不选择诉讼的学生中，93%的学生认为“打官司太复杂，需要时间和金钱，自己不懂法律实务”，7%的学生认为“诉讼也解决不了问题”。四是在校内纠纷中，82%的学生通过教师、同学、朋友与对方协商解决，12.1%的学生通过学校相关部门调解或，5.9%的学生选择诉讼或行政部门介入解决。其中，针对不选择诉讼的原因中，95.6%的学生认为“同一屋檐下，没有必要对簿公堂”。五是纠纷处理中查询法律的情况，54.8%的学生会积极查询相关规定，52%的学生会在网上咨询律师，75.8%的学生会咨询辅导员，52.4%的学生会请家长帮助。此外，在搜集的诉讼案例中，涉及校外用人单位劳务或劳动纠纷占50%，涉及校外商家之间的纠纷占33.3%，涉及校内学生之间侵权纠纷的占16.7%。
调查表明：民事涉法纠纷中，学生与校外单位之间、校内学生之间纠纷占主要部分。涉及经济纠纷的处理相对较多，尤其在消费、兼职和就业中。学生之间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寝室中的生活矛盾。学生查询法律、运用法律的意识较好，但在校外纠纷中，学生顾虑诉讼成本和专业的诉讼程序，仅有23.3%的学生选择诉讼。而在校内纠纷中，学生顾虑同学关系或校友关系，仅有5%的学生会考虑诉讼。相反，选择通过教师、同学、朋友等参与处理纠纷的学生占70%以上。因此，校内处理学生民事纠纷的空间较大。
4.高校、社会、家庭参与学生民事涉法行为的现实与需求
大学生因个人精力、财力与社会阅历的不足，其处理涉法行为的能力需要学校、社会帮助。一是高校没有相对固定的调处学生民事纠纷的机构，虽有学生违纪处分申诉委员会，但不调处相关民事纠纷，而实践中，大多由学工部门出面调处。92.5%的学生期望高校设立固定的民事纠纷调解机构。二是高校中设立大学生维权组织的占46.5%，如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生法律咨询室、法律援助中心，且多为挂靠于团委的社团组织，以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为主，而在没有法律专业的高校，这样的维权组织很难真正发挥维权作用。95.5%的学生希望校内外维权组织或法律咨询室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或法律援助。三是大学生法律服务手册是针对大学生日常法律需求而汇编的读本，其中的法律条文解读与案例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引导学生将法律知识内化为积极的涉法行为。但目前还没有高校编订过类似的法律服务手册，99.6%的学生希望在入学时就能有此服务手册，以帮助自己辨别涉法行为、提升用法能力。四是家庭对学生民事涉法行为的态度，在对20位家长的访谈中，家长都认为学生应该具备积极民事涉法行为的能力，但仍有20%的家长认为学生没有能力和时间处理涉法纠纷，而应由学校出面帮助解决，40%的家长认为需要托关系来解决纠纷，对当前的司法环境存有担忧，希望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多一些法律教育和实践。
调查表明：高校在学生民事纠纷处理与涉法行为教育、引导等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包括设立调解机构、法律咨询室、学生维权组织等，编发大学生法律服务手册；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的联动，提供法律援助对学生涉法纠纷处理与涉法行为引导有一定作用；家长对学生涉法行为能力的态度还存在一定偏差，高校与家长之间还需要积极有效的沟通。
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现状的原因分析
1.传统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人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强调“集体本位”，即“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来维护某种社会团体的利益与秩序”[1]。“义务本位”观念以及“以和为贵”“以‘仁’为本”的处世哲学仍然影响着身处学校这个大家庭中的学生。在发生校内民事纠纷时，大多数学生首选内部调和矛盾。这种“熟人社会”本着宽容、和谐人际关系来处理利益之争，一定程度上能化解矛盾，但人们往往会较少地用法治思维来分析问题，错过了帮助学生辨别涉法行为与树立权利意识的机会；同时，传统的“厌讼”“畏讼”法律意识，让学生将同学之间打官司看成“决裂”，或畏惧诉讼的繁杂深严，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想办法托关系疏通，很少站在权利义务的角度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捍卫自己的权利，其权利意识和涉法行为能力也随之弱化。
二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诱导了部分学生唯利是图，甚至不惜侵害他人利益，或只学习对就业、升学有帮助的知识，而忽视法律素养的提升，对受侵害利益较小的行为，也不愿花时间与精力予以抗争；同时，现实的法治进程中存在许多权钱交易、徇私枉法、以权代法等腐败现象，削减了大学生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在没有“关系”、无权、无钱时，用法律维权是奢谈，导致了大学生对涉法行为的浅意识甚至无意识。
2.高校管理和法制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加强法治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2]。这种教育应融合在课堂教学与学校管理、服务的实践中，而当前高校管理和法制教育还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高校法制教育课程少且传统的“灌输式”法制教育模式既未能有效引导大学生增强法治观念，也未能切实帮助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尽管目前法制教育定位趋向法律素质教育，注重法治理念与观念教育，但重宏观的理念观念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已进行，高校没有契合学生学法、用法的实际需求开展教育与训练，法制教育缺乏针对性，很难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守法、用法的积极行为；同时，课堂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衔接缺乏有效性，仅有的几个课时的实践教学也多为学生自行安排旁听法院庭审，或组织辩论、模拟法庭等，甚至有不少教师不能全程参与旁听法院庭审这一重要的实践过程，而使理论与实践教学出现“两张皮”现象，对一些实践性很强的法律知识，学生依然不知如何对照法律条文检验法律实践。许多学生坦言，学了法律基础知识而面对实际法律问题仍然不知所措。因此，需要设计一些贴近生活、操作性强的民事法律课程，以帮助学生在大量的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法律。
二是高校在涉及学生权益纠纷时，缺乏法治化的解决机制，对学生在校外权益受损缺乏有效保护机制，未能及时对学生进行积极涉法行为的塑造。在高校管理、服务中融入法治理念，是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学生积极涉法行为的重要补充。实践中，学生工作部门在处理学生纠纷时，仍以道德说教为主，很少让学生在具体纠纷中体验权利义务观和平等、自愿、诚信、程序公正等基本法治理念，而这恰恰是学生认同、接受、消化法治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关键时期；同时，高校对学生民事纠纷处理的法律指导通常存在空白，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案例是学生参照规范自己行为的样本，而这一案例汇编与法律指导的手册还没有得到高校重视。高校对学生在校外的权益维护方面缺乏应有的支持与援助，没能及时有效地帮助学生塑造积极的涉法行为。
3.家庭环境的影响与家庭教育偏位
一是家庭环境是学生成长的基础，对学生的价值观、行为习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对法律事件的评价与涉法行为的选择、对子女及他人权利的尊重与对义务的履行等，都会成为子女效法的“榜样”。现实中，客观的家庭环境，如父母离异或单亲的残缺家庭、伴随争吵或暴力的问题家庭、贫困家庭等特殊家庭环境也容易刺激学生产生不平衡心理，导致其对平等权利的不信任，权利意识受抑制，甚至产生对他人与其不对等的权利的妒忌与报复心态。
二是尽管步入高等教育阶段，但家庭教育依然是基础。随着大学生远离父母而开始独立生活，家庭对于学生的教育存在弱化趋势，家长与学校的交流、家长与学生的沟通都较中小学减少许多，这对学校、家庭合力促进学生规范行为，树立权利与责任意识形成不利影响。同时，一些功利主义家庭教育往往只专注智育，忽视对学生合法、合理处理纠纷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甚至，有的家庭存在为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的违法行为更是误导学生藐视法律。
4.大学生法治观念不强与法律心理不成熟
一是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已习惯于将所学知识应付于考试，而且短时间的宏观法治观念学习与实践的脱节，很难让学生有兴趣关注日常行为中的涉法问题，法治观念还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概念，随着长时间不用法律思考问题、规范行为，仅有的一些法治观念也逐渐淡去。
二是法律心理是人们“由于长期生活的共同经历而逐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对法及法律这一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包括对法律现象的直接心理反应、感受、体验以及对法的态度、意志、信仰等方面”[3]。传统的“熟人社会”存在“情理大于法”的法律心理影响，以及大学生群体相对苍白的生活经验与法律实践，很难启迪学生对法律有热情。在不少学生眼中，借钱打欠条有伤感情，保存消费凭证是多此一举，恶搞是友好的玩笑，这些不成熟的法律心理制约了学生对法律的需求。当然，这与大学生对将独立面对人际交往、学业与就业压力、情感挫折以及融入社会的忧虑不无关联，这就要求对其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及对法的感觉、情绪、愿望和要求等进行正面的心理疏导。
处于学习成长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大学生，与其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随处可见。受篇幅所限，笔者只对其当前民事涉法行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了分析。全面提高其行为能力，需要结合大学生行为特征、涉法行为的影响因素、高校教育管理、社会法治环境、家庭环境等，运用行为法学、教育心理学理论，进一步探索学生、高校、家庭和社会如何对涉法行为进行调适，建立系统的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调适机制，以帮助学生尽可能避免或化解民事纠纷，养成学法、用法、守法习惯，提升其涉法行为能力，以适应现代法治社会。
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阳光计划”项目“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及其调适研究”（项目批准号：13YG16），2013年上海理工大学高教专项重点项目“大学生民事涉法行为及其调适研究”（项目批准号：14HJ-DSDG-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20.
[2]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3.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8
1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的概况
第一，就经济贸易争端的类型和领域而言，争端类型分散，争端金额较小。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为例，该市司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主要涉及货物买卖合同、旅游合同、股权争议等十多种类型，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方面和利用外资等方面。除1件股权争议案件争议标的近2亿元外，其余标的均为几万元至几十万元的案件不等。
第二，就经济贸易争端的当事人而言，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所在国家相对集中，东盟国家当事人为原告、中国当事人为被告的案件居多。中国—东盟自贸区刚刚成立，双边贸易量虽然增幅大，但起点低，贸易额度不高，整体总量不大，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区的投入和依赖程度仍然处于低位。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的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情况为例，纠纷当事人所在国虽然有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等6个国家，但主要案件集中在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比例达90%以上。司法机关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原告均为东盟国家当事人、被告为中国当事人；或者原、被告均为东盟国家当事人但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活动、争议标的也在中国境内。其中，被告为中国当事人的案件比例为66.7%，被告为东盟国家当事人、争议标的在中国境内的案件比例为33.3%。原告为中国当事人、被告为东盟国家当事人，或者争议标的在中国境外的案件，司法机关不予受理。
第三，就经济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而言，以当事人自行协商和解或通过调解解决的居多，通过诉讼和仲裁途径处理的纠纷数量较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为例，2003至2010年，仲裁机构等部门解决的涉东盟民商事纠纷12件，司法机关受理的涉东盟一审民商事案件47件。通过诉讼和仲裁处理的争端中，诉讼占79.66%，仲裁占16.95%。诉讼解决的案件又以判决、撤诉为主，其中判决占40.43%，撤诉占21.28%，调解仅占6.38%。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和仲裁来解决经济贸易纠纷，必须考虑到涉外诉讼的可能性、便利性、有效性，考虑到双边和多边协定是否存在。中国及东盟成员国在司法协助方面都加入的国际公约只有《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决公约》，而对于涉外民商事诉讼涉及的重要公约《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交书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仅有中国加入；而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国及所有东盟成员国均未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从1994年开始，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就司法协助签订了双边协议，其中与泰国签订《关于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仲裁合作的协定（》1994），与越南签订《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8），与新加坡签订《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7），与老挝签定《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2001）。上述双边协议均包括送达法律文书、调查取证、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越南、老挝包括了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与泰国包括了交换法律情报；与新加坡包括了相互提供法律和司法实践资料。
2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人、企业发生经济贸易争端之后，更多地选择和解、调解解决，而不是选择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这种状况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才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域涵盖面广、经济总量大、人口多，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甚或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缺失甚或是不健全，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救济方法不够信任等等。其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国商人、企业经贸交往才刚刚起步，发生争议的标的额一般不是很高，当事人从成本角度考虑更多地选择了和解和调解。但是，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争议的类型和金额都会扩展和增加，仲裁、诉讼等法律救济方法的使用会越来越多。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尚未建立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或协调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争端仍然通过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相关涉外程序解决，涉东盟民商事案件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而涉外程序往往需要经过涉外送达、认证等一系列过程。中国—东盟自贸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渠道不统一，司法文书不能及时送达；调查取证核准程序复杂，难度大；民事及商事判决难以得到承认和执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不能及时相互提供。这一系列问题无疑大大增加了当事人选择仲裁或诉讼进行纠纷解决的成本。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基本无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多边协定并且双边协定签订较少，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主要依赖互惠关系。此外，涉东盟经济贸易争端的相关法律服务人员，包括律师、翻译人员、鉴定人、评估人等相关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水平都有待提高。
第三，对东盟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不深，影响了当事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贸易争端的信心。由于历史原因，东盟成员国法律制度较为复杂，既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历史烙印，也有伊斯兰法律、佛教法律等宗教性法律的传统影响，越南、老挝等国又有社会主义法系的内容。我国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多侧重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各国法律关注才刚刚起步。
3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制定《中国—东盟司法协助协定》，加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司法交流与合作，构建自贸区内的司法冲突与司法协助统一协调机制。具体内容包括：送达司法文书；民商事调查取证；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等。第二，建立中国—东盟经贸争端解决的法律服务网络。该法律服务网络既包括法律服务专业机构和律师，也包括外贸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的商务处，还包括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依托该网络，整合相关资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企业提供法律法律政策研究、个案咨询、风险防范等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对东盟法律服务专业人员的培训，逐渐开放对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法律服务人员的市场准入；进一步加强中国对东盟国家经贸及其争端解决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和介绍。可以成立中国—东盟律师协会、中国—东盟法学家协会等。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9
[论文关键词]仲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诉讼作为常态的解决纠纷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能够在保持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理性方式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诉讼亦并非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也非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和谐社会下纠纷的有效化解，除了注重传统的诉讼方式外，还要结合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即以仲裁等为代表的等多形式、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诉讼的功能与缺陷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利行使方式，诉讼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定分止争、解决纠纷。国家创设诉讼制度的最初动机就是解决因利益纷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并借此来调整当事人间的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裁判是诉讼的本质含义。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缺陷。
1.诉讼中存在着不少矛盾：法律规则（审判规范）与社会规范（传统、道德、习惯和情理）的矛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程序设计高度专业化与当事人参与的常识化要求的矛盾，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僵化与解决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与纠纷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
2.诉讼机制的运作成本较高，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了启动诉讼程序，国家和当事人都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较高的成本，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耐心和决心也是个极大的考验，而且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滋讼”的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司法资源的紧张和浪费。当司法机关面临的纠纷总量超过其所能负荷的极限，就会出现“积案如山”，“诉讼爆炸”。法院不仅难以应付诉讼的巨大压力，而且由延迟和高费用导致的日常纠纷解决途径的不畅和阻滞更会危及司法的权威。
3.作为一种以冲突双方当事人公开对决为表征的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容易将矛盾公开化、扩大化。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相互尊重与宽容的价值理念。因此，诉讼作为双方当事人依靠国家法律强断的纠纷解决方式，与这种时代潮流是否合拍，是否需要修正，是值得思考的。同时，某些特定领域的纠纷具有专业性，作为一般解决纠纷机制而言的诉讼会因缺乏解决这类纠纷的技术手段而倍感乏力。
因此，如何弥补诉讼机制本身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缺陷，是社会解决纠纷系统建构和运行必须面临的问题。由此，现代法治国家还在诉讼制度之外，积极发展其他解决纠纷的手段，保留了若干传统的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形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
而仲裁作为一种为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仲裁是一种介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社会救济”形式。这使得它在运作机理和功能上具有一些作为“公力救济”形式的诉讼所不具有的特征和优势。
二、仲裁的优势与特点
（一）仲裁的功能优势
从某种意义说，仲裁具有的功能就是对诉讼和调解局限性的克服。在仲裁中，当事人的自由被充分尊重但又严格限制。裁决的权威来自于仲裁庭的公正与法律的认可，其约束力又被深深植入当事人的内心信念。也就是说，道德的约束力与法律的强制力相互交融，由此使仲裁具有了“准司法”的性质。
（二）仲裁的特点
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灵活便捷、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治权的同时具有经济性、独立性、保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具体而言：
1.自愿性
仲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愿性，即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我国仲裁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的发生必须以纠纷双方当事人立有仲裁协议为前提条件。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同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书面文书，仲裁协议的涵义折射出仲裁协议的实质——当事人双方依据自己的独立意志，行使自己的处分权，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第三人形成仲裁权，并承诺服从此种仲裁权且排斥国家干预的一种合意，具备“平等协商”与“一致同意”契约的特征。可见仲裁采取自愿原则，仲裁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的，包括自愿决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自愿决定解决争议的事项，选择仲裁机构等；当事人还有权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名册中选择其所信赖的人士来处理争议。涉外仲裁的当事人双方还可以自愿约定采用那些仲裁规则和适应的法律等等。因此，仲裁是最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解决方式。
2.保密性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与诉讼相比，仲裁的开庭审理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只要没有特别的规定或约定，仲裁的进行均不对外公开。此举可以防止泄露当事人不愿公开的专利、专有技术、商业秘密等，更为重要的是，仲裁从庭审到裁决结果的秘密性，使当事人的商业信誉不受影响，也使双方当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继续生意上的往来。有关的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也同时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因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贸易活动不会因仲裁活动而泄露。仲裁表现出极强的保密性。
3.专业性
民商事纠纷往往涉及特殊的知识领域，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法律、经济贸易和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故专家裁判更能体现专业权威性。因此，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是仲裁公正性的重要保障。根据中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进行选择，专家仲裁由此成为民商事仲裁的重要特点之一。
4.灵活便捷
与审判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显得更加灵活和简便。表现在：
其一，仲裁实施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一旦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是不可以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的，仲裁也没有二审、再审等程序。因此，与诉讼相比，仲裁程序更加灵活，更具有弹性；
其二，程序灵活。由于仲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中的诸多具体程序都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与选择的，仲裁人可以同当事人约定具体程序，方便当事人
其三，便捷。由于程序的简便和没有上诉程序使得仲裁成为最快速、具有终局性的纠纷解扶方式，（调解在成立的情况下，更加便利和迅速，但不排除调解不成而导致的加倍延迟）。
5.具有法律效力
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可见，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一样，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经济纠纷在仲裁庭主持下通过调解解决的，所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涉外仲裁的裁决，只要被请求执行方所在国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或是成员国，如果当事人向被执行人所在国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法院就得依其国内法予以强制执行。
6.经济性
仲裁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快捷性使得仲裁所需费用相对减少；仲裁无需多审级收费，使得仲裁费往往低于诉讼费；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使当事人之间通常没有激烈的对抗，且商业秘密不必公之于世，对当事人之间今后的商业机会成本影响较小。
7.独立性
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仲裁机构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独立进行仲裁，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亦不受仲裁机构的干涉，显示出最大的独立性：
其一，仲裁是由仲裁庭独立进行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干涉仲裁庭；其二，仲裁委员会聘请的仲裁员都是公道正派的有名望的专家，由于经济纠纷多涉及特殊知识领域，由专家断案更有权威，而且仲裁中处于第三人地位，不是当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断案，更具公正性。
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法律篇10
一、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
何谓是“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我国法律没有直接明文规定。1987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中规定：“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1.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同胞或在香港、澳门地区登记成立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2.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在香港、澳门地区的；3.经济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在香港、澳门地区的。”这是十多年前通过司法解释，对涉港经济纠纷案件所做的界定。至于涉港民事纠纷案件，迄今没有任何明确性的规定（含司法解释）。
关于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从过去各地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来看，其对物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现行参照适用的仍是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程序中第243条。那么香港回归后，内地人民法院是否还应按此条规定来行使对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的管辖权？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和明确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如何行使其对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和回归后的香港在国家行使主权中的地位。
现香港对内地民商事案件的管辖，可以将其分为对人的诉讼管辖和对物的诉讼管辖，其对人的诉讼管辖为：被告身在香港，法院的起诉文书可以直接送达的；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管辖的；被告身不在香港，但被告在香港有住所或常居地，或在香港签订的合同，并经香港法院批准可以在香港以外送达诉讼文书的。其对物的诉讼管辖为：凡是诉讼标的物在香港的，不论被告是否身在香港，其都有管辖权。由此可知，香港可以对下列民商事案件行使管辖权：被告身在香港，或被告为香港居民或企业，或被告自愿接受，或被告在香港有住所、经常居住地，或合同在香港签订，或诉讼标的物在香港等。
居住在香港所有中国籍的公民，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香港在国家地位中与内地的区别在于，它是主权国家内部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因此，现在及今后，对涉港案件的管辖已不再是宣示国家主权的形式，而完全是主权国家内部的司法分工问题。若仍沿用以前的做法（即继续适用民诉法第243条规定），反而会有损于国家主权，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授柄于外国人。同时，也应当看到回归后的香港实行高度自治，拥有立法权和终审权，实行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这又决定了涉港经济、民事案件有别于内地的其他案件，因此也不能照搬适用于内地案件的原则。故此，我们认为，在宏观上，应以国内法的规定来界定涉港案件管辖的范畴。内地人民法院在受理涉港经济、民事案件中，对于一般管辖的，坚持以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为原则，特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也应基本以国内法的规定为依据，即按民事诉讼法第二章有关规定行使管辖。合同或财产权益纠纷的涉港案件，在按上述管辖的基础上，优先采信与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在当前国际私法诉讼理论中称为“最密切联系地”，在香港目前称为“更合理诉讼地”）的地点的法院管辖，或便于判决或调解后执行的地点（即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这里强调的是，尤其对于合同纠纷引起诉讼的涉港案件，坚持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原则，因涉港的特殊因素，可以不受民诉法第25条选择联系点的限制。但又必须指出，其合同双方当事人只能选择内地或香港两地中的法院，不能协议选择任何外国法院管辖。从广义上讲，不管是内地与香港，还是香港与内地之间发生的经济、民事案件，都是国内的经济、民事案件，不允许到外国法院去诉讼，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规定的，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和做法。以合同或财产权益纠纷的协议选择管辖，来取代以往适用民诉法第243条的做法，这从表现上看，内地人民法院在涉港案件的管辖上放弃了一些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有关管辖规定的适用，实际上更加体现和维护了“一国两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协议选择管辖在诉讼理论上又称之为“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当然，内地与香港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及已订有仲裁条款不得再协议选择法院管辖的有关规定。否则，协议选择管辖无效。
此外，内地人民法院或香港法院虽一方有管辖权，但该方法院认为实际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对审判工作均不便，而对方法院对该诉讼审理更为方便时，可以不便管辖为由不行使管辖，由对方法院来管辖。对于同一的当事人对业经一方法院判决的同一诉讼事由（或称同一诉因）向对方法院重新提起诉讼的，对方法院不应行使管辖。
上述对香港回归后内地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管辖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不再参照民诉法第243条的规定，应参照民诉法第二章第二节和第244、245、246条的规定；合同和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多采用协议选择管辖，坚持“约定优先”的原则。
二、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文书送达问题
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文书，既包括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通知书、决定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也包括各类诉讼文书及文件，如传票、扣押令，以及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出具的各种具有诉讼意义的文件，如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等。司法文书的送达是一种很重要的司法行为，它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合法、及时、有效地实现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的境外送达，是审理此类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事诉讼的重要程序之一，也是审判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难点。
据调查分析，在香港回归前，内地向港方请求协助送达的送达率，最高曾达到48％左右，最低时只达到30％左右。送达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的地址变更。另外，送达协助主要是基于互惠的原则进行的，内地与港方请求送达数的比例大致为12：1.因此，送达数量上的极大不平衡，也使得港方对协助送达不积极。影响送达协助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手续繁锁，要层层审批，层层转送。其送达的方式，基本上参照采用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的七种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内地人民法院对居住在香港的当事人的文书送达，除了采用邮寄送达、当事人的人代为送达和公告送达等方式外，还常常采取委托香港当事人的内地亲属送达，委托中方驻港人员代为送达，以及委托香港的有关团体、律师代为送达等方式。具体做法：（一）向其在内地的代表机构或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二）通过律师机构及有关组织转委托送达。即通过司法部派驻香港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进行送达；或直接委托香港49位律师送达。（三）向当事人委托的内地诉讼人或代收人送达，必要时再由该诉讼人转递当事人。（四）由内地驻港机构（如新华社驻香港分社）转递。（五）直接采取邮寄送达。有些中级法院的大部分涉港的经济、民事案件，采取用双挂号直接邮寄给在港的当事人。其做法是，在邮寄的信封上不署“人民法院”的字号。（六）公告送达。主要是对当事人地址不详又无代收人的，通过向港发行的报纸登载公告，告知司法文书的内容，自公告之日起，满6个月视为送达。（七）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送达。因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86年与香港最高法院（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法院）就相互委托代办送达签订了《关于相互协助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的初步协议》，其协议规定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八）根据“海牙送达公约”（即《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规定的途径送达。英国较早加入了该公约，我国也于1991年3月2日加入了该公约，并于1992年1月1日对我国生效。因此，在内地与涉港经济、民事案件亦可按此公约送达，具体操作程序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于1992年3月4日联合下发的通知和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于1992年9月19日联合下发的通知执行。
那么，香港回归后，是否继续采取上述的八种方式向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的港方当事人（不在内地）送达司法文书。为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下近几年来我国涉港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司法的历史。九十年代初，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1990年4月4日），“一国两制”及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基本保持不变的原则被确立以后，有关内地与香港两地间司法文书送达的理论探讨便日趋活跃，但在1991年4月9日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仍然未对此问题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而到了1992年1月1日我国适用“海牙送达公约”之后，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送达公约”适用于香港的通知》确认：今后，香港最高法院和内地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可以参照“海牙送达公约”的有关规定办理。至于对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对适用“海牙送达公约”是否有所变化，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新的说法。
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五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根据这一精神，内地和香港两地之间在司法文书的送达上，完全应适用国内的司法协助原则。具体说，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为有利于平等保护两地当事人合法权益，讲究诉讼效率，采取自愿协商、互为协助的方式进行司法文书顺利地送达给异地诉讼当事人。
应该这样说，回归后的香港，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适用的法律又属国内的一个法律制度，是国家主权对外的统一，那么在司法文书的送达上就不应该继续援引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的规定，它不属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也不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别规定。因为，香港的回归，标志着香港已真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发生的经济、民事纠纷，在性质上纯粹是国内经济、民事纠纷。故此，我们无理由和依据再适用涉外程序处理涉港案件了。在司法文书送达上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二节的有关条文规定，主要有第78、80、83、84条。但由于香港毕竟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其自身的法律制度与内地不同，因此不能严格规定只适用上述条文，审判实践中也无法完全适用国内的有关送达的程序规定处理涉港纠纷案件。在实际运用中仍可参照民诉法第247条的规定，继续沿用通常所采取的八种方式送达给涉港当事人。在送达期间上，仍可采用答辩期间、诉前保全后的起诉期间、上诉期间（含对判决、裁定的上诉）均为30日，公告送达期间为6个月的限定。但对在深圳特区等邻近香港的有关地区，因两地相距很近，交通和通讯都很方便，完全可以采取国内案件送达期限（为15日、10日和60日）的规定和做法，这样更有利于案件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在送达的法学理论和适用提法上应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是真正体现了“一国两制”、两种法律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历史现象和治国原则。
诚然，随着香港回归之后，其与内地的关系将依照基本法的规定方式运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两地的司法文书的送达方式在原有的基础上将会产生一些新的送达方式：如，两地法院直接送达，即派各自的法警前往对方送达。这一方式虽然近似于在一国之内或一法域之间的普通送达方式，但从诉讼经济的角度来看，却并不妨碍它在不同法域之间的适用，在理论上讲也是成立的。很明显，直接送达的方式呈现出更加快捷、有效的特点。再如，两地法院代为送达，即当一地法院需要向对方地区的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时，直接将委托书及有关司法文书寄给相关的法院，由受委托法院代为送达。这些可能出现的新的送达方式，有待于在香港回归后的司法实践中尝试。
三、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对涉港的经济、民事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有否变化，这是审理此类案件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根据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主要有：（一）香港基本法；（二）不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立法会修改后而保留的香港原有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三）立法会根据香港社会需要而制定的新法律；（四）10部全国性法律。由此可知，香港回归后，香港所适用的法律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地域法（或称特别行政区法）。
在内地，香港回归前，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基本上是遵循民法通则等法律中有关国际私法的规定来解决的。而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两地仍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域，两地法律的冲突仍将是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在法律适用上，目前至今后一个阶段，一方面仍沿袭回归前的做法，以类推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为原则，再补充以相关的制度，在识别问题上坚持以法院地法来进行。反致方面，在民事身份领域，香港的冲突规范对内地法律的反致应予接受，在此领域内，转致也应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制定能统一规范各法域的司法协助行为的冲突规范，以利于内地人民法院和香港法院审理互涉案件。根据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只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基本法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制定统一的冲突法虽然不包括在上述范围之中，但我们认为总是有办法变通解决的。因为，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全国人大也自然有权修订和增补。在制定时，应事先征求香港立法会的意见，取得共识与支持。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实事求是地解决两地法律冲突问题。
1.程序法的适用从内地中级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香港回归前，一般在适用民诉法第一、二、三编规定的同时，参照适用民诉法第四编，同时也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有关规定处理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的程序问题。我们认为，香港回归后，在程序法的适用上，应以适用民诉法涉内部分（即第一、二、三编）的有关规定，因为现在的涉港经济、民事案件，纯属国内的一般民商事纠纷，没有任何一点涉外因素，但又要考虑到香港的过去和现实。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故此在适用民诉法涉内部分的同时，还可继续参照适用民诉法涉外部分（即第四编）的有关规定，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提法不同，前文已见，不再赘述。
2.实体法的适用正确适用实体法，是切实保护涉港案件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关键所在，这是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涉港案件以得到正确处理的依据。在香港回归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审查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基本上是参照民法通则第八章规定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等有关涉外法律处理的，这是正确的。其前提是涉港经济、民事案件具有涉外的因素，可参照涉外法律适用。现在，香港已回归，还具不具有涉外因素呢？我们认为，已不具有涉外因素，更准确地说，连准涉外因素都不存在。因此，内地人民法院在审查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时，原则上应适用国内实体法，如民法通则第一至七章等。今后香港当事人与内地当事人发生的货物买卖、“三来一补”等合同纠纷，在没有选择实体法适用的情况下，应适用经济合同法、《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而不应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等。香港当事人与内地当事人间发生的非契约性经济纠纷、侵权纠纷、物权纠纷，自然适用民法通则的涉内部分的有关规定。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香港地区法律的（但不得选择外国法律），只要约定选择不规避内地或香港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也不违反内地人民法院或香港法院专属管辖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从其约定，可以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从原则上讲，现在的香港法律也是国内法），但必须由香港当事人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实体法的全部文件和资料，便于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此外，又要考虑到香港回归的现状和其实行的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特定条件，在适用国内法的基础和前提下，在有些案件或有些问题上还应继续参照适用涉外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更有利于妥善处理好涉港经济、民事案件，以达到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我们称之为，没有涉外因素而参照涉外因素去选择适用有关法律，这是考虑和照顾到香港特定的历史状况和特定的地区性质，这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别”所在。这与基本上在涉港经济、民事案件上适用国内法是一致的，不矛盾的。这仅是一个历史的过渡而已，是目前最佳的实体法适用的选择方式。
3.冲突法的适用香港回归后，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内地人民法院审查涉港经济、民事纠纷案件，是在遵循“一国两制”、两法域地位平等、公正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下适用两地冲突法的，且在适用中还必须按照冲突法基本规律运用的。这里还要说及的，尽管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以及可以保持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但从政治和法律地位来讲，香港的法域地位实际上是不能与内地并驾齐驱的。这是因为，内地的法律是代表主权国家的，而香港法律只是代表着香港。正由于此，在审判实践中，还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区际法律冲突适用的部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