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趋势篇1
（一）中西部地区经济在全国地位上升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扩大而后缩小的态势，2005年以来差距缩小态势尤为明显。四大地带经济总量占全国（为各地区加总数）比重的变化情况反映了这一情况。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先由2000年的17.1%下降为2005年的16.9%，但2006年后呈现持续提高态势，到2010年达到18.6%，10年间总体为上升态势。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同样为先降后升，由2000年的20.4%下降为2006年的18.7%后持续上升，2010年为19.7%。与之对应，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先升后降，由2000年的52.5%上升为2007年的55.7%后逐年下降，2010年为53.1%（参见图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近，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由2000年的10.0%下降为2010年的8.6%。
（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近年来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提升主要是因其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快。
（三）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2005年后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加快，各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扭转了2000年后扩大的局面，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如表1所示，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为156.5%，2004年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值为159.8%，之后逐年下降，2010年下降为142.2%。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的比值则先降后升，2003分别下降为近10年的最低值65.7%和59.2%，之后逐年上升，2010年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4%和69.0%。2000年后，省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保持上升，2004年有所下降后继续上升，但在2005年后持续下降，2010年为0.44，已明显低于2000年时0.57的水平，表明本世纪10年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缩小。
（四）沿海－内地之间差距缩小是主要因素锡尔(theil)系数可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带之间和地带内差距。计算锡尔系数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沿海和内地差距缩小所带来的。反映地区发展全部差距的曲线与变异系数反映的态势大体相同，即在2004年时有所上升，之后基本为持续下降态势，2010年全部差距的锡尔系数为0.037，明显低于2000年时0.050的水平，反映了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态势。
二、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未有明显缩小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仍有所扩大与2005年相比，2010年西部地区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量有所提升，但生师比仍在提高；中部地区生师比虽然没有提高，但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藏量则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则均略有下降。从小学教育看，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部地区小学生师比仍在提高，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和生均图书数量则有所下降。分城乡来看，四大地带在教育软、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尽相同。以生师比代表教育的软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县镇之间的差距大于城市和农村。2010年普通初中生师比东部县镇比西部低2.3，而东部城市比西部低2.0，东部农村比西部低2.2。以生均校舍面积代表硬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城市间差距大于县镇和农村差距。2010年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东部城市比西部高4平方米，东部县镇比西部高2.2平方米，东部农村比西部高2平方米。
（二）区域间医疗人员方面差距明显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方面的差距已有所缩小，但西部地区万人医生数量仍在下降。
（三）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仍相对滞后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在提高，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反而有所扩大，2009年与2005年相比，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东部地区提高了6.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只提高了2.95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较明显的提高，分别提高了10.42和5.59个百分点，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提高16.28和17.85个百分点相比，提高幅度相对不高；失业保险的参保率中西部地区呈下降态势，这与东部地区12.37个百分点的提高幅度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三、区域政策的取向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不同变化态势，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一）提高区域政策的区域瞄准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相继提出和实施了以四大地带为政策实施区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政策操作中很难按地带进行，而实际上是按政策目标或区域类型进行。在当前地带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应在以四大地带为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下，细分政策实施区域，提高政策的区域瞄准性。可以考虑按县级单元为基础单元确定受援地区。建议逐步以县级单元为政策基础单元，特别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方面更需如此，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和受益群体利益。可将全国各县按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排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比例（如75%）的地区列为资助地区，接受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助额度与这些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成正比。当然，细分政策区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保障这些区域有信息量充分的统计数据，提高县级统计数据质量是提高区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二）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师资水平，一是需要加快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改善其生活办公条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农村教师职称晋升、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在继续实施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外，完善教师编制核定办法，适当增加西部农村地区教师编制。三是实施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完善师资培训网络。四是改善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教育经费各项目均分别投入的方式，采取中央财政负担中西部农村地区教师工资的方式，即中央根据教师工作的艰苦程度确定工资和津贴标准，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负担其工资的方式，以此保障教师队伍稳定，从而加快提升贫困农村地区的师资水平。
（三）加强中西部地区县镇办学条件的改善从生师比和校舍情况看，县镇的区域差距大于农村地区。虽然目前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集中办学有所争议，但人口向县镇集中符合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需要，为此需要把提高县镇义务教育师资和设施水平作为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区域差距的重点。在学校硬件建设上，在加强校舍等设施建设外，需要根据目前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和配套水平。对于边远地区和山区而言，针对目前小学生远距离就读的实际困难，可增加这些地区小学数量和改善其办学条件。
社会经济趋势篇2
一、传统劳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一）二元体制分割下“工厂式”劳动关系模式特征
这一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4年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个别调整和集体调整的“国家包揽、行政隶属、身份差别、终身固定”的“国家行政调节型”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概括地讲主要呈现以下特征：①国家采用了统包统配的方式使用劳动力和与之建立固定工式的终身劳动关系。②是一种工厂式劳动组织过程。劳动关系建立在一种僵硬的体制下，对劳资双方缺乏灵活性调整。二元体制分割下，城市工人享受着完全式的充分就业，而农村工人被隔离在外，体现了制度的不公平性。
（二）市场经济初期的标准化劳动关系模式特征
这一时期是从1994年颁布劳动法到2008年开始。1994年颁布了《劳动法》，《劳动法》从法律上确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确定了双方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一时期的模式就是建立在劳动法的基础之上。
1.劳动关系权益结构的标准型
政府在市场经济初期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设计中的第一个方面“以劳动合同制度为核心，劳资个体自由合意”已经基本实现，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基准制度、劳动监察制度、集体合同制度以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为主干的劳动法律体系，该体系以劳动合同制度为核心，以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为基础，试图通过劳资个体自由合意来形成和谐劳动关系但由于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力量一直受到雇主的控制以及“自上而下”的集体协商推进模式中很少有职工的参与。
2.市场经济初期的“个别调整”模式具有自由契约式
自由契约式劳动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市场交易的规则上，建立在自由契约的基础上，劳动关系主要靠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调节，劳动条件在单个劳动者和雇主（用人单位）之间进行约定，政府对劳动关系不进行或很少进行积极干预，劳动者的集体性产业行动一般不具合法性，同时也缺乏劳动法律法规方面的制度性安排。
3.个别劳动关系协调模式特征
2015年3月国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这一时期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劳动契约的干预性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先后颁布出台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社会保险法》等等。
（2）劳动基准刚性增长。劳动基准是国家以强制性规范规定的关于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等方面的最低劳动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为劳动者权益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以限制劳动关系双方的契约自由，保障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最低程度的劳动权益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运行趋势与特征
（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运行的特征
（1）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性继续催生非典型性就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农民工”群体，在“身份”上很特殊，按照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划分，他们属于“农民”，没有城市户口，却在城市做着“非农”产业工作。由此滋生了很多非典型性就业岗位。
（2）经济转轨中的雇员职业素质再提升愈加迫切。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一体化的发展，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多样化，职位，工作内容多样化，劳动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职业素质，才有可能适应多元化的职位需求。
（3）企业民主化进程与集体协商的共同推进。以人为本，注重民主化管理是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根本路径。民主管理的实践形式包括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基本制度形式以及实践中存在的多样的沟通表达机制、参与管理的机制。
（二）发展趋势
（1）创建公平的就业环境，对就业歧视进行司法救济。维护就业公平，是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禁止就业歧视做出了相关规定。对创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就业环境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
（2）立法初步对非典型劳动关系进行规范。我国制定了《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等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
社会经济趋势篇3
论文摘要：贵州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内涵外延应该如何确定?具体标准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并对它进行定量分析预测，对完成我省“十一五”规划，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构建我省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2oo5年2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贵州时，提出了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事业的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什么是贵州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它的内涵外延应该如何确定，具体标准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除了定性的表述与分析外，定量分析预测是十分必要的，对完成贵州省“十一五”规划，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贵州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指标选择依据
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指标选择的主要依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发展目标，结合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进行历史性跨越指标体系的选择。在联合国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科学体系标准和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指导下，学习和借鉴外省区有关历史性跨越指标体系的选择个案。按照20年经济中周期发展规律，结合“十五”以来贵州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现状，建立对2006年—2025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导向性、代表性、创新性的指标体系。选择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重点领域，以及“十一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体系。主要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均是国际国内经济学界公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权重指标，能够从宏观上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衡量该地区某个阶段经济社会水平。不仅具有纵向可操作性和横向可比性，而且能够进行评估和考核，以有利于采取对策和措施。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模型和方法，运用于贵州省历史性跨越指标体系选择之中。
二、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指标体系设立
根据贵州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指标选择的原则和依据，我们选择设立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5组26个指标如下：
经济发展：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总收入、工业占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发展：R&D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最低生活保障支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农村新型医疗覆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民生活：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预期寿命、恩格尔系数、达到小康水平的农户比例。
生态环境：环保投入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森林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水平、新增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民族地区生产总值、民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三、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趋势分析
根据贵州省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目标要求，我们从紧迫性、现实性和可行性3个方面着眼，并结合十七大精神、贵州省十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以及贵州省“十一五”规划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趋势进行了分阶析。
(一)经济发展方面
1、生产总值。根据历史资料数据、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及态势，预计“十一五”期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可达到ll％以上；2011年一2020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速度ll％以上。综合以上预测分析，我们认为，全省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第一阶段即2010年生产总值将达到3400亿元以上，第二阶段即到2020年将达到9600亿元以上。
2、人均生产总值。根据上述对生产总值的预测分析，结合本课题对全省“十一五”期间及到2020年人口增长预测，预计到2010年全省总人口将达到4090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万人，届时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将分别达到8300元以上和20000元左右(按现汇计算，分别约合1000美元以上和2800美元左右)。
3、财政总收入。预计到2010年及2020年，贵州省财政总收入增长速度将高于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综合以上分析，“十一五”期间，全省财政总收入增速将达到13％以上，即到2010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将达到674亿元以上，到2020年，将达到2290亿元以上。
4、固定资产投资。对贵州省“十一五”期间及至2020年支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进行了预测分析，测算出“十一五”期间及到2020年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5％左右。综合以上分析，我们预计“十一五”期间及到2020年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将为15％左右，以此计算，2010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达到2048亿元，2020年将达到8285亿元。
5、旅游总收入。综合分析，“十一五”期间，预计贵州省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将达到30％，2011年---2020年，增长速度预计为25％左右。以此计算，2010年旅游总收入将达到900亿左右，2020年将达到8000亿元左右。
6、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升工业整体素质、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是增强贵州省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是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大计，也是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重要前提。综合测算分析，“十一五”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以上，到2010年，将达到1316亿元左右，占生产总值比重约为38％左右。2011年_2020年，预计全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左右，到2020年，将达到4300亿元左右，占生产总值比重约为42％。
(二)社会发展指标
1、科技研发(R&D)投入占GDp比重。按省“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10年贵州省科技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仍比全国2004年的水平低0．11个百分点。所以，必须努力提高科技研发投入的比重，尽快缩小与全国和其他省区的差距。“十五”期间贵州省科技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增长0．053个百分点，到2010年若全省科技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则平均每年要增长0．126个百分点，从目前实际看是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十一五”及今后时期，国家将加大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力度，科学技术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将不断完善，科技发展的环境条件逐步改善，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将不断加大，因此，贵州省科技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以及至2020年每年平均增长0．126个百分点是可能够达到的。综合以上分析测算，预计到2010年及2020年，贵州省科技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2％和2．4％。
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贵州省经济实力，国家未来时期对西部教育投入预期，以及贵州省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发展现状、办学条件和发展的可能性分析，预计到2010年贵州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左右，到2020年达到95％以上。
3、最低生活保障支出。预计“十一五”期间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年均增长仍将保持20％以上的速度；2011年至2020年期间按10％左右的速度考虑(基数增大后速度将变缓)。
根据以上分析测算，2010年、2020年全省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将分别达到11亿元以上和29亿元左右。
4、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根据对未来发展的环境条件、投入预期、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预测分析，到2010年贵州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可达到80％以上，2020年达到99％以上。
5、城镇登记失业率。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城乡居民的就业问题，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的位置，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政府工作的优先目标，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建立促进扩大就业的有效机制，为促进城乡就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因此，预计“十一五”期间及到202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可控制在5％以内。
(三)人民生活水平指标
1、人口自然增长率。贵州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仍高于全国5、7％o的水平。一方面看，努力降低生育率尚有空间，但另一方面考虑到育龄妇女总量在未来的几年中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结构性回升。因此，2010年、2020年贵州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按6％o左右和5％o以下来考虑。
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十一五”及今后时期，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小康建设步伐加快、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利民惠民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因素明显增多。综合分析测算，预计“十一五”时期及到202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可保持在7％，到2010年和2020年全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分别达到11427元和22478元。
3、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应高于“十五”的水平可达到5％以上。综合分析测算，“十一五”时期及到202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可达到5％以上，到2010年和202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达到2418元以上和4015元以上。
4、人均期望寿命。到2020年贵州省人均期望寿命可提高到70．6岁以上。从可能性分析，是可实现的。根据以上分析，到2010年和2020年，全省人均期望寿命可分别达到69岁以上和70．6岁以上。
5、恩格尔系数。根据国内有关专家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将以1年下降1个百分点这个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速度下降，到2010年全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将下降为30左右和40左右。因此，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分析，“十一五”期间全省城乡恩格尔系数可按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来测算，预计到2010年，全省城乡恩格尔系数将分别为34．9和47．8。2011年至2020年期间，按1年下降0．6个百分点来测算，2020年全省城乡思格尔系数将分别为28．9和41．8。
6、达到小康水平的农户数。按照2010年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平均每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农户数要增加2个百分点以上，以此推算，到2020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农户数将达到六分之五左右。
(四)生态环境方面
1、环保投入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经过分析测算，“十一五”期间，全省环保投入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约1．7％上升到2．5％，到2020，这一比例将提高到4％。
2、森林覆盖率。结合贵州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统筹协调基本农田建设与生态保护工作，统筹协调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国家关于区域功能划分的总体布局，做好相关工作。综合分析测算，到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0％以上，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0％左右。
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结合贵州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现实基础，考虑国家对工业污染治理要求会越来越严的情况，并结合全省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进展。综合预测分析，到2010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4o％以上；到2020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将达到50％以上。
4、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综合预测分析，到2010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将控制在108．04吨以内，比2005年减少排放约20％；到2020年，全省二氧化硫拜谢总量将控制在65．18万吨以内，比2010年减少排放约40％。
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综合预测分析，到2010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将达到80％以上，比2005年提高约13年百分点；到2020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将达到90％，比2010年减少排放约10个百分点。
(五)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
1、城镇化水平。考虑到贵州省城镇化水平在全国滞后，需要加大力度加快发展，改变落后面貌。综合分析预测，到201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将达到35％左右，比2005年增加约8个百分点。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比2010年增加15个百分点。
2、新增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综合预测分析，“十一五”期间，全省将新增农村富余劳动力180万人以上，比“十五”时期新增15万人以上；2010年_2020年，全省将新增农村富余劳动力36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多增加180万人。
3、民族地区生产总值。2010年，全省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可达965亿元；到2020年，全省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840亿元。综合以上预测分析，我们认为，全省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第一阶段即2010年，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965亿元以上，第二阶段即到2020年将达到2840亿元以上。
4、民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根据上述对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的预测分析，结合本课题对全省“十一五”期间及到2020年民族自治地区人口增长的初步预测，预计到2010年民族自治地区总人口将达到1687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1840万人，届时民族自治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将分别达到5700元以上和15000元左右(按现汇计算，分别约合712美元以上和1925美元左右)。
历史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经济发展的差距仍然较大，工业发展水平和层次仍然较低，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环境保护的压力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亟待增强，科技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社会经济趋势篇4
1.筹集资金职能。为实现国家职能而筹集资金，这是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财政最基本、最首要的职能。如果与马克思社会产品分配原理联系起来，这又可称为社会扣除职能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之前，必须先进行种种社会扣除，这是任何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它使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的各个不同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履行财政的筹集资金职能，就必须创造性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扣除原理。第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社会扣除主体，财政代表国家实行同收；实行市场经济，企业和家庭也成为扣除主体。财政应打破统收，把一部分社会扣除职能返回给企业和家庭。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是唯一的社会扣除主体，所以社会总产品价值C＋V＋m全部都成为财政扣除的对象，财政收入占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比重较高；实行市场经济，C＋V以及m的一部分，应作为企业和和家庭进行社会扣除的对象，以使企业和家庭成为生产经营主体、投资主体，有能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财政扣除的对象主要是一部分m，以维持社会公共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第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进行社会扣除的双重依据…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混而不分因而财政筹集资金的两种形式…税和利也是混而不分；实行市场经济，则要求国家职能“政”“资”分离，财政收入形式税利分流。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信用关系进一步向国家领域渗透，要求突破财政分配无偿性的界限，实行无偿筹资与有偿筹资相结合，强化国债功能。
2.供给资金职能。这是筹集资金功能的延伸和归宿，即把筹集的财政资金按照一定的原则向国民经济各有关部门和方面供给，以满足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包括国家自身的需要…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社会的共同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的有益需要…调节私人需要的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几乎统包一切社会扣除，实行统收，因而几乎统包一切社会返回，实行统支，财政供给资金缺乏明确的范围和量度限制，负担很重。实行市场经济，财政打破了统包社会扣除和统收的格局，因而也应该打破统包社会返回和统支的格局，因此，必须明确界定财政供给资金的范围和限度。财政供给资金的范围，取决于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第一，为满足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及巩固，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财政必须保证供给行政管理费、国防费、公安司法等经费。与国家政权职能无关的社会团体所需经费则不应由财政供给，而应由社团自筹。第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经费也应由财政供给。基础设施中，只有那些全国性或地区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受益面广、投资大、部份社会成员不应单独承担或无力承担，才需由政府兴办，由财政供给资金，而对于大量的一般性基础建设，则应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由各方承担。科学事业大体上可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服务性研究三大类，只有前者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应由财政供给资金，而后两类研究成果则可直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通过收费补偿成本，无需财政拨款。教育事业具有两重性，即属于社会共同需要（关系到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国家的振兴），又属于企业和家庭的智力投资（劳动力再生产）范畴，所以应由财政、企业和家庭共同承担。财政主要承担基础教育和对残疾人进行的特殊教育投资，而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和家庭承担。文化事业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公益事业，或称高雅文化，如文物古迹整理和保护等；一类是商品劳务经营性事业，如剧团、剧场事业等，或称通俗文化，前者应由财政保障供给，后者则应转向企业化管理，走向市场。我国财政供给的卫生式业经费包括两部份：一部份是各卫生保健医疗机构的经费；另一部份是职工公费医疗经费。前者除社会防疫、保健事业属社会共同事务，应由财政供给经费外，其余乃属于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经营性事业；后者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组成部分，应纳入职工工资给予补偿。当然，为了更有效地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政府可以组织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但也无需由财政统包供给。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有必要适当收缩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领域里的资金供给范围。此外，诸如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生态环境保护等，也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第三，市场分配在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方面难以顾及公平，这就要由政府调节。财政为了满足这种调节私人需要的需要…社会的有益需要，就必须安排一部分转移性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价格补贴、财政补助等。财政供给资金的限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集中性财力的可能。在我国当前生产力不够发达、国家财力不够充裕的情况下，即使是属于财政供给范围内的经费，也受到量入为出原则的制约而不能由财政统包。例如，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必须受到严格控制；科教文卫事业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社会保障费用必须由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共同承担，等等。
3、调节控制职能。财政不仅是国家筹集资金和供给资金的工具，也是国家作用于其经济基础的杠杆。换言之，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财政都具有调节控制职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强化调控职能。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市场机制的发育还很不成熟，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推动，其中包括强化财政的调控职能，以便为之创造一系列的有利条件。第二，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它有着自身固有的缺陷，需要借助政府干预，包括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加以弥补和修正。第三，实行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直接的计划调控已力不从心，难以奏效，这就需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和经济手段，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决策，有效实现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间接调控，从而有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财政调控职能主要表现在：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实现两者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投融资，与产业政策相接合，调节经济结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运用预算和税收等手段，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组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于社会稳定，其中后两者是财政调控职能的重点。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更需要转化财政调控职能。一是从主要调控国有经济转向调控全社会经济。二是从主要调控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转向调控国民收入分配的全局。三是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四是从行政手段调控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调控为主。五是从中央一级财政调控转向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调控。
4、监督管理职能。财政的筹集资金职能、供给资金职能、调控职能实际上已暗含了监督管理职能，但由于监督管理职能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它是前三大职能实行的保障，所以，又必须将其从前三大职能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经济决策的分散性、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排他性，更需要加强财政的监督管理职能。一是加强财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跟踪、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及时反馈信息，发出预警信号，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谋意见，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搞好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法规，为市场竞争提供竞争规则，当好市场裁判，保护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同时严肃财经纪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三是加强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主要是价值形式的监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国有企业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国家财力的壮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四是加强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1]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能是分配职能，财政的重要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基于分配职能，是分配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突出表现，反映了政府运用财政的客观要求。
分配职能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也是财政固有的功能。因为财政属于分配范畴，它是由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国家或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生而从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分化出来的特出分配，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通过财政分配职能，使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在国家于企业、集体经济组织、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居民个人之间；在积累于消费的各种用途之间进行分割。分配职能可分筹集资金职能和供应资金职能。实际工作表现为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职能和任务可能有所变化，财政的职能也会随着有所侧重，或表现、表述不同，但财政的基本职能仍然是分配职能。由于财政职能同财政政策的制定，财政工作范围和工作任务的明确有直接关系。为使财政分配职能有效应，必须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确定适当的财政分配规模、形式、渠道，使财政的一收一支体现公平与效率，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使财政分配职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务。
宏观调控职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重要职能。这里应说明的是，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新职能，它是财政固有的功能。因为，财政分配不同于分散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财务分配，它是在全社会进行的集中性分配，是宏观分配，国家通过财政分配可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和各个方面进行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从分配范围或分配的作用面的角度来表现分配职能。因此，只要行使财政分配职能，必然同时行使了财政宏观调控职能。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有意识利用财政来干预经济，这就是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有意无意的运用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确切地说有意无意的利用财政分配职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计划和市场两个作用，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求借助和依靠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党的十四大文件明确规定财政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市场下，宏观调控职能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也就是说，政府强调要通过财政分配职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引导投资流向，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由盈利大小所支配的，为使资源合理配置，政府必须通过财政分配，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一部分社会资源或资金，直接配置到市场顾及不到或不愿顾及的领域，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普及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卫生保健、生态环境及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为发展经济建创造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利用税收等各种财政分配杠杆，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和流量，间接促进和调整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分配避免市场配置的盲目性、片面性、滞后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二是促进收入公平分配，调节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为了使各种所有制、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及个人都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必须通过财政分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通过财政政策、财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一方面从纵向调节国家、企业、经济组织、个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另一方面从横向调节企业间、行业间、部门间、地区间、个人间的收入水平，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协调各分配主体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三是通过财政监督管理，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财政分配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状况都能通制财政收支计划（国家预算），从国家掌握的总财力的分配方面来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总规模和速度，避免搞国民收入超分配，避免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农轻重等比例失调，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政策法令、制度规定，对微观经济（各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从而达到对社会生产和流通的全面监督，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达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或膨胀性财政政策，或紧松结合的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供求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生活处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应当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二者同时并举的财政分配活动，减少政府需求和非政府需求，从而压缩社会总需求。[2]
第三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财政职能的特点是由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所决定。我国目前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的传统经济向现代较发达的经济过渡。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1.在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上，我国现阶段财政职能的过渡特征表现出明显错位，即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一些不应该由财政配置资源的领域，财政参与了资源的配置，根据统计资料，财政支出的30％用于经济建设，国家依旧是竞争性领域里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特别是我国的公共生产的范围仍然过于庞大。联系到我国目前的实际似应这样来设计财政发挥资源配置职能的思路。首先，对于纯公共产品或某些特殊行业生产的产品完全由财政来提供。例如国防、航天、造币、政策性银行等，生产的组织形式宜采用公共生产并由国家所有和经营。这些行业或企业自身不一定有好的经济效益，有的可能必定是“政策性亏损”的，但由于其特殊性质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的社会效益，所以成为国有经济首造和必保的目标，也就自然成为财政发挥资源配置职能的重要领域。其次，明确财政在资源配置时应该不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中的行业或企业主要是从事私人产品的生产，通常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低，没有自然垄断和显著外部性因素，按照效率原则，这些领域内的资源配置应完全让市场去调节，财政没有介入的理由。在过渡时期，国有经济必须完全退出这个领域，财政除了按照规范化的税收筹措财政收入外，一般不在该领域发挥其资源配置职能。再次，对处于前面两种情况之间的相当宽的中间地带，我们认为，市场配置应该作为这块中间地带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政府财政的配置职能只能是一种补充形式。从严格规范的角度上讲，对从事私人产品的企业，不管是大还是小，国家都应该从中退出，让市场去调节，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国有经济还难以一下子从生产驻人产品的领域中全部退出来，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抓放小的改革思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有其缺陷的。因为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体现不应该简单的以企业的规模作为标准，政府应该抓什么样的企业"应以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或生产的产品的性质来确定。尽管，需要政府来管的企业都是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企业，但并不是所有大中型企业都应该抓住不放。
和财政在竞争性领域中的配置职能严重越位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职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成为阻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已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从1981－1995年，基础建设支出只增长了3倍，基建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得逐年下降，目前只占11％左右。而地方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基建经费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地方比重不足0.5％。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共生产的比重在过渡时期仍然很高，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都有公共生产，涉及到大量的国有资产。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财政职能只提到资源配置职能。但在我国，仅用资源配置似乎已难以概括全貌，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财政在其资源配置职能上已衍生出一个新的职能。这就是对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和价值管理职能。
2、在收入分配职能方面，过渡时期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也不完全等于市场体制比较完善时期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地方财政在发挥收入分配职能上的作用非常大。过渡时期虽然阻止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障碍和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消除，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政企不分和地方财政承包体制的结合，曾使我国诸侯经济林立，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受到了程度不等的限制，如户籍制度的存在、有些地方设置的城市增容费、对外来人员在打工就业方面的歧视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因此如果说中央政府执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有效与地方政府执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无效是以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的话，那么，当这个前提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时，地方财政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还是有余地的，其在这方面的作用大小视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难易程度。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的障碍越少，流动性越大，地方政府发挥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可能性和空间范围就越小，反之这则越大。
财政发挥收入分配职能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税收调节。特别是通过能适用累进税率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来调节。从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税收的归属应该是中央税，即使地方也参与分享，使之成为共享税，但大头应归中央。因为如果把所得税划为地方税，各地会由于税收竞争而减少税收收入，弱化所得税所特有的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职能。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为地方税，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分属于不同级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不合理的。现在随着企业改革的加快，企业所得税必将首先要进行，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在不区分企业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把企业所得税划成中央税，或者是中央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税。至于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实践来看，都是属于中央税，地方最多以较低税率进行分率计征，使之成为一种中央税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税。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而这项重任也唯有政府来承担。社会保障包括两大内容：社会援助（或叫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社会援助主要是针对赤贫者和社会上的一部分特殊人群。社会保险是政府通过财政机制利用一般保险方式把现在就业的人的一些收入转移给退休、失业、伤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区分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援助和社会保险的意义在于说明不同内容的社会保障其资金的来源中的社会援助和社会可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办法。社会救济资金的来源应完全由国家财政提供，而社会保险应该是自我融资性的。因此，财政在这方面的功能首先是实行社会救济计划，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费。在包括养老、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方面，应实行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保险制度。同时，在资金的管理和运行中，国家还可以把私人参与和竞争引入到以前由公共垄断企业把持的保险系统中来。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推断，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最好是由中央政府来统一执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标准。因为地区间标准和计划的不一致会由于人口的流动而使各地的计划难以实现。但在人口不能做到自由地无成本地流动，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特别是在我国，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很强，社会保障制度领域也不例外。比如，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各地的最低生活费标准不一致，社会统筹的层次低。虽然在过渡时期，社会保障一下子还难以做到在全国范围的统一，但应该逐步提高统筹的层次和扩大统筹的范围，要逐步从县市一级提高和扩大到省自治区一级，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全社会统筹。
3、财政的经济稳定职能，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证，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执行该职能。但对于一个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特别是一个经济落后，要想赶超其它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似乎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尤其是在对宏观调控方面，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调控经济、稳定经济的任务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来执行的，地方财政的职能决不应该涉及到稳定经济的领域，即使在过渡时期我们也应该把地方财政与发展经济有关的职能局限于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资源配置职能领域，而决不允许地方政府也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从财政制度来说，地方政府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应该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把对国民经济的弹性较小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列为地方性的收入和支出。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既不具有自稳定的功能，其收入和支出也不易为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而较易改变。因此，从稳定经济的角度看，具有稳定功能的所得税也应划归中央税，社会保障制度也应由中央级政府执行。
资料来源：
1、《财政研究》1998，1财政职能理论辨析叶汉生
社会经济趋势篇5
关键词：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影响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28-02
一、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趋势的关系
文化建设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它赋予文化发展以一定的目的和方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文化建设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要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影响和制约文化建设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文化自身的因素等。影响文化建设的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了作用于文化建设活动的整体力量。在影响文化建设的各种因素中，文化发展趋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作为影响文化建设的因素，文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综合性和集中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相结合的特点。文化发展趋势不是主观的猜测和幻想，而是表现在当前文化中的文化现实状态的一部分，是向全部文化现实状态的延伸和扩展；文化发展趋势综合了经济、政治等物质形式的因素和力量，是对这些因素和力量作用的集中反映；文化发展趋势包含着对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超前认识和判断，又体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状态。因此，文化发展趋势是现实和未来结合的要素，是物质力量的实际作用和意识超前反映的思维力量的综合。
文化建设既和现实密切相关，又与未来紧密相连，既是对现实的肯定和保留，同时又是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与追求，体现出奔向未来的努力，同时又是对未来的一种限定，流露出对未来的忧虑。文化建设是在既定的各种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走向未来的，同时又是在现实状态发展所蕴藏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中确定一种可能性并使之变成现实。从根本上讲，文化建设既要尊重文化发展的某种趋势，又要防止文化发展的某种趋势的现实化。
文化发展趋势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在文化领域内的表现，以文化的方式凝结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成果。文化发展趋势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文化建设活动加以改变的。文化发展趋势是我们在建设文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文化内容、形态、格局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力。
二、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文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这三大文化发展趋势彼此相互渗透、互相促进、相互融合，一起构成影响世界文化形态、文化格局及其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文化发展趋势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给中国文化建设提供的重要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更加有利于中国吸收世界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加快中国文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步伐，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2.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全球共享，对于充分利用国外文化资源，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加强文化建设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增进和提高了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使广大中国人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激发了中国广大民众建设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培养了必需的思想意识条件。
4.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文化格局产生新的变化、世界面临着文化秩序的重构和文化力量的重组，这种形势不仅客观上给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而且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崛起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5.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在文化建设中保持、巩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发挥中国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中的独特作用。
6.文化多元化趋势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增强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多元并存发展的新文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7.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密切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相互协同、相互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8.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促进了文化形态的变革，提升了文化的社会作用，为文化建设的发展赢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带动了文化建设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
文化发展趋势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使中国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有：
1.文化全球化趋势，必然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造成文化价值的断裂，这对于我们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维护中国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2.中国是传统文化资源大国，而文化软实力相比一些文化强国还有很大差距。随着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增强，文化资源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强度加大，一些文化强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抢夺文化资源。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更好的发挥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据主动，是我们面对的挑战。
3.在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和文化的矛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矛盾也有进一步突出和加剧的趋势。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给文化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4.随着文化多元化趋势的逐步增强，如何在多元文化格局并存发展的态势下，突出文化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是中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5.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推进了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成为多元并存的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文化建设如何在文化产业化和大众文化迅速扩展的情况下，保证建设的质量，提高文化的品质和品位，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建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
6.中国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相反，人文文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如何促进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是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
7.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矛盾逐渐深化并全面暴露出来。如何整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精华，吸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积极成果，避免传统和现代在文化价值上的断裂，是中国文化建设要完成的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成为较长时期内困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难题。
作为综合反映文化存在和发展状态的文化发展趋势，它不仅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产生影响，而且也使中国文化建设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中国文化建设是在世界和中国都发生着深刻变革的过程中进行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而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鲜明的个性特点。
2.中国文化建设是全球文化共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建设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人类文化建设的共性特点。中国的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并存，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与不同的文明开展对话，注重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积极成果，反映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望和要求。
3.中国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文化建设和其他领域建设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4.中国文化建设困难大、任务重，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其使命感和重要性更强。中国文化建设正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处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担负着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和精神动力的历史使命。
社会经济趋势篇6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新趋势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其经济管理模式也不断发展，由于目前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不能适应时展的新要求。因此，企业想要保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得以实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适应当前的时代要求，把先进管理理念应用到实践工作之中，充分的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建立符合时展的经济管理的模式。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概述
经济管理现代化就是指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在其模式、思维和方法等方面都向现代化发展。当今社会的经济管理体系在不断地发展并改善，这样下去就产生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就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快地发展经济管理出现了民主化的、网络化的、人性化的、扁平化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经济管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人们都在关注并重视的问题，是因为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快，实现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有现代化的驱动经济管理才能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经济管理与现代化不能分开，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
1、管理的科学化和自动化
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经济管理科学化，同时，管理过程的科学化也是企业高层领导对于管理者的要求，管理的整个过程和最终效果都是科学化的过程。在管理的模式和手段上要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使之更加合理，更加规范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其自动化水平，经济管理过程中，数据繁多、运算复杂、易出错误，人工水平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必须善于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以尽快在管理过程中求得最佳的解决方案。
2、管理的专业化和民主化
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对管理者要求较高，首先要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具备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并且要具备实际管理经验，同时还要精通经济运行机理，熟知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熟练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管理工具。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做到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决策是通过全员表决的方式，这种民主化的方式更先进、更人性化，使决策更加符合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便于决策的实施，而这种民主化的模式是发展中国家从僵化模式一点一点发展过程中极难做到的。
3、管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现今社会，经济变化越来越快，这就要求其地位得到提高，经济管理的权限范围扩大，增强管理的能动性，使经济管理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迅速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促进企业的经济管理更加灵活。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更具有创造性，无论是从经济管理的理念、模式还是方法上，都融入了最先进的因素，这样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当今经济全全球化的新趋势，也会给企业带来积极作用。
4、管理的重要性和艺术性
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各种技术发展迅速，但是有技术的企业只能保证其技术的先进性，但是如果没有经济管理，那么这样的企业将会是一盘散沙。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不在只是制定规章制度进行强制性的约束，而是运用艺术化的手段，这些艺术性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1、科学管理人性化
在科学化管理中，应该突出以人为本，注重人本化管理。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说到底，这都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以人才做支撑，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才能实现企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因此，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归根结底是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掘他们的工作潜能，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让员工被动变主动，主动发现自身不足，不断学习与改进，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目前，这一理念已经被多数企业认可并采纳，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信在将来，人本管理会发挥出非常大的作用和功效。
2、管理模式民主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的一人说了算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如今，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也应该遵循民主的理念，发挥出广大人民的集体智慧，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做到决策的合理化，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信息沟通现代化
在经济管理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由于信息传递具有快捷、准确、直接的优点，信息传递由纵向的传递为主变成纵向与横向的结合，有效缩短传递路径，促进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信息的大量储存和共享为组织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员工可以参与决策，有效发挥集体的智慧。所以，信息沟通现代化是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4、团队协作精神
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还体现在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上，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是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特色。对于一家企业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核心，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性在经济管理体系中什么都无法替代，因此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与组织发展的重要部分。企业与组织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实现自身价值必须要重视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只要团队协作企业与组织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达到企业与组织的最终目标。
5、以客户为导向的新趋势
以生产者和技术为导向是传统的经济管理，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管理模式成为发展的趋势。客户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企业和组织只有以客户为中心的，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以满足客户的利益为目标，只有把握住买方市场，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经济管理为了在经济社会的作用日益显现出其优势。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形势，要想使得我国在新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通过对当前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创新发展，从而走一条现代化的管理道路。
参考文献：
[1]郑本祥.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中外企业家，2013（05）：119.
社会经济趋势篇7
关键词：吉林省；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性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290-02
0引言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探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地区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研究也越来越多[1-3]。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吉林省资源环境受到较大压力，引发了如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因而分析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态势，对于整个区域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
1.1指标选取结合吉林省实际的资源环境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能够反映该区资源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1.2评价方法根据指标对评价结果的作用方向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关于耦合关系的评判模型很多，各种模型各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采用廖重斌[4]提出的耦合模型进行评价。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见表2。
按上述方法计算，可以得到吉林省1986年以来协调发展状况变化。
2结果与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吉林省1986-2008年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评判和分析，具体结果见图1。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从0.490变化为0.702，表明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是呈上升趋势的，根据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判标准，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从1986年社会经济落后于资源环境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2008年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吉林省社会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发展，同时吉林省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资源环境为代价，吉林省逐渐重视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性，2005年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达到各年份最高值0.789，1986年耦合协调度D（x，y）0.490则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值。
3结论
1986-2008年吉林省资源环境指标波动性较为明显，并有下降趋势，社会经济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进一完善发展质量。研究时段内资源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资源环境指数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二者总体耦合程度是不断上升的，但协调度则呈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吉林省相对较好的协调发展程度仍存在不可持续性，可能会出现下滑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辉，阚兴龙，于潇.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8（06）：495-497，507.
[2]黄一绥，邱健斌.厦门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5）：115-119.
社会经济趋势篇8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是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整合与分化以及有序与无序等基本矛盾。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始终。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高潮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收稿日期〕20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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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趋势篇9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社会经济趋势篇10
【摘要题】刑事立法研究
一、刑法国际化的科学内涵
刑法的国际化，是指不同国家的刑法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彼此渗透，从而使各国刑法在人类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趋于接近、协调发展、共同前进的趋势。(注：关于法律发展的这一‘互渗共进、协调发展的走势，学者们有不同的称呼。如公丕祥教授称之为“法律发展的国际化”，周永坤教授称之为“法的世界化”、“法的全球化”，李双元教授称之为“法的趋同化”。称号虽然各异，但共同点都在于承认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必须相互学习先进的立法经验，必须与国际普遍实践接轨，必须协调发展。笔者在这里采用“国际化”概念。(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1)：87-89；周永坤.全球化与法学思维革命，法学，1999，(11)：10；李双元.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3)：3.)。)刑法国际化的途径或表现有两种方式：一是不同国家间刑法的吸收和移植，如近代日本刑法对法、德刑法的吸收和移植，我国清末修律时对德、日刑法的吸收和移植等；二是缔结、批准、加入国际刑事公约，并将其内容在国内刑法中体现出来。如，1997年我国刑法典中关于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航空安全罪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所加入的《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公约》相关规定在国内刑法中的具体化。刑法发展的这一国际化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刑法发展的国际化是以承认各国刑法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为前提，以内容上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为时代走向的。
不同的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轨迹，因而各国的法律制度必然各具特点，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刑法是国内法，保护的是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的的是本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并且，刑法作为“保障法”，与其他法律相比，更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各国刑法间的差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讲，刑法更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
刑法的国际化是以承认各国刑法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为前提的，是在存异基础上的“求同”。任何否认法的民族性、差异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其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刑法的国际化，而是刑法的外国化。
认为刑法的国际化就意味着否认刑法的差异性、民族性的观点固然错误，但那种夸大刑法的差异性、民族性从而否认刑法的国际化趋势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如上所述，各国刑法具有差异性，但同时刑法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还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表现为趋同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往的日益频繁，历史上存在的国家、民族以及地域间的堡垒，会越来越打开，从而法律文明的历史个性逐渐减弱。在法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逐渐成为一个协调发展、趋于接近的法律格局”[1]。这是当代世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趋势，也是当代刑法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趋势。刑法趋同的态势有：刑法价值准则方面的相似性，如对刑事立法正义和刑事司法正义的追求、对人权的确认和刑法保障等；打击国际犯罪要求的共同性，如刑事司法协助的互惠性、针对国际犯罪的法律反应机制的和谐性和国际性，等等。
如果说“成功的世界化是指这种世界化既尊重各国制度的不同点，又致力于使各国制度围绕共同原则逐步接近”[2]，那以，刑法的国际化，也是指在承认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彼此渗透、协调发展、趋于接近的趋势。
第二，刑法的国际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漫长的过程，它既不以各国刑法制度中的共同性内容多于差异性内容为成立前提，也不以实现世界刑法大同为终极目标。
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产物。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揭示的是刑法发展过程中各国刑法制度相互吸收、力图与国际接轨而共同性内容不断增多的趋势。“我们断言当今国际社会的法律发展已呈现强劲的趋同化走势，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共同性内容已多于差异性内容，只是说各国法律制度中共同性正在不断增加并形成一种趋势”[3]，因而，刑法的国际化进程则更加漫长。因为，刑法除受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的影响更大外，其阶级职能的存在与体现更为明显，可以说，与其他法律相比，各国间刑法的差异性突出，且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这就决定了刑法的国际化进程道路漫长，且颇多障碍。
刑法的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这并不必然得出刑法国际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世界刑法大同的结论。刑法的国际化，是指各国刑法为共同打击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犯罪，促进经济发展、尊重人格尊严，减少和消除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的障碍，而形成的相互吸收、协调发展的态势，并非指要实现刑法的世界大同。“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察的集中表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完全一样”[4]，任何国家的刑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刑法的国际化，不是指全球所有国家的刑法的统一，更不是指产生一部所谓的“刑法共同法”。实际上，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是与主权国家的推动分不开的。吸收外国刑法中的先进因素，缔结、批准或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在国内刑法中体现出来，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正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并不能淹没主权国家的自主独立性，国家主权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而任何关于刑法世界大同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刑法国际化的成因分析
刑法的发展不是孤立封闭的法律现象，而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协商、相互借鉴与吸收、相互依赖与合作将大大加强，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彼此融合，与国际接轨的现象将日益增多，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将逐渐强劲。刑法发展的这一国际化趋势有着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1.经济因素
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既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又能为经济基础服务。当下市场经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和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如果说冷战结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的不同，一定程度妨碍了彼此法律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那么，当今世界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对立的消失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确立，“不仅有助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法律在国际间的统一，而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时也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移植或借鉴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通行做法”[5]。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要发展本国的市场经济，除了学习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商法经验外，还应注意对发达国家经济刑法的吸收和移植，以便使本国刑法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发展经济，这就要求各国在经济交往中尽量消除不必要的法律冲突，互相取长补短，努力寻求共同的法律话语。刑法具有打击经济犯罪、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各国对经济犯罪圈的划定范围不同、对某种经济犯罪的打击程度差异，都可能导致经济交往上的冲突。如，中、美两国关于知识产权犯罪打击程度的不同，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这说明，各国要维护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也需要刑法方面特别是经济刑法领域的共识。
2.社会因素
全球化的事实和各国跨国活动的不断增多，使许多社会问题介入了国际因素而具有全球性质性质，如犯罪的全球化、环境污染等。各国犯罪分子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资金与信息的自由流动，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勾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进行犯罪、恐怖犯罪、环境犯罪以及计算机犯罪，犯罪国际化趋势愈演愈烈。要对付这些犯罪，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也不只是各国国内的事，而是所有国家和全人类必须采取共同一致行动才能实现的。这就要求各国进行国际协商，签订、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以此指导国内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建立能够与其他国家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的司法体系，形成和谐一致的世界性法律反应机制”[6]。
总之，犯罪的国际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是要求并推动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的社会因素。
3.法律因素
各国刑法中的共同性因素是刑法发展国际化的前提和法律基础。刑法是由民族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定的，具有其独特的民族个性。然基于人之本性所产生的社会，必然有其共性；各国刑法虽文化传统各异，但毕竟都是人类社会的法律，必有其共同的人性内涵，正如台湾学者陈玮直所言，“人类之良知虽因所处社会之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之不同而有小异，但在基本上则属相同，如无故杀人，人人知其不可；非份取财，各国皆有禁律”。[7]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进与扩大，不同刑法制度里的共性因素必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显现出来，从而出现“吾人之规为他人所取，他人之法为吾人所用”的现象。
法律既具有阶级职能，也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刑法作为最具有强制性的部门法，其阶级职能虽比其他法律更为明显，但它也有社会职能。各国刑法的阶级职能或许不同，但其社会职能却有相同，如对人权的保障。那种单纯视刑法为统治阶级的“刀把子”、否认刑法的社会职能、从而否认刑法的共同性的观点，是应该摒弃的。各国在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共同的要求，从而出现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的现象。
4.其他因素
刑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较刑法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国际组织的努力等，也是推动刑法发展国际化走向的重要力量。
关于法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对法律国际化的作用，我国学者公丕祥教授有精辟论述，他认为法律文明要发展，必然要冲破原有的民族界限，参与到其他法律文明系统的发展过程之中，多样化的法律文明之间的日益扩展的交流和沟通，势必会推动那些法律文明共同性要素的广泛传播与接受，这样，就逐渐汇聚成为法律发展国际化的历史潮流。[8]同理，就刑法而言，刑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是刑法发展国际化走向的主要媒介机制。虽然说没有刑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而听凭其他因素起作用，刑法的国际化趋势并非不可能，但其进程必定大大延缓。如果说各国刑法中的共同性因素、人类社会对刑事法治理想的普遍认同和追求、市场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确立、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对刑法的国际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和现实可能的化，那么当下世界各国间刑法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入则为刑法的国际化提供了实现途径。
正如“比较法的发展是法之世界化成功的条件”一样[9]，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也为刑法的国际化提供了方法上的便利。“比较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人们想到利用别的文明民族的智慧在法律方面获得的成果”[10]，通过充分的比较刑法研究，人们就可以明了有关外国刑法的内容、精神、立法依据与背景、实施效果，从而便于本国成功吸收、移植外国刑法，而这正是刑法发展国际化的途径或表现之一。所以说，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也是推动刑法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此外，有关国际组织的努力也是刑法发展出现国际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国际刑法协会起草《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努力，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国际犯罪、推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作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建立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半个世纪的工作，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三、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国际化表现
现代世界各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互渗共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的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固然要注重刑法的本土化，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刑法的国际化(注：孙笑侠先生认为，就法的民族化与国际化而言，当代中国更为迫切的是法的国际化，笔者深以为然。(孙笑侠.论市场经济社会法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学)，1994，(3)：15.)。)。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本国刑法的国际化，顺应与迎合当今世界刑法向着民主、人道、开放、科学的进步趋势，对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要。我国刑法国际化的途径也不外乎两种，即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积极缔结、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在国内刑法中将公约内容体现同来。1997年修改后的现行刑法典在促进中国刑法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1.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典中的正式确认，顺应了当今世界刑法民主、人道、新生人权的进步趋势。
自从二百多年前贝卡利亚发出反对罪刑擅断、刑罚残酷的呐喊以来，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罚人道原则以其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深刻内涵而一直被西方各国刑法奉为圭皋，人类社会的刑法从此逐渐走出了黑暗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没有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规定了刑法的类推适用，虽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不可否认，有罪的类推适用的存在，体现了当时过于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忽略其人权保障机能的思想倾向，因而屡被西方国家以中国不尊重人权为由而加以诟病。1997年刑法典在第3条、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尽可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体现和落实这三大原则的要求。可以说，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现行刑法典中的确立，使我国刑法发展融入了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
2.增设了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之外所确认的管辖原则，它是指对于本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侵犯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不论这种犯罪是否在本国领土内发生，不论是否由本国国民实施，也不论是否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的利益，只要罪犯在其领土内被发现，该国家就有权管辖。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普遍管辖原则。1980年以来我国相继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如1970年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年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公约》、1979年的《反对劫持人质公约》，这些公约都规定了普遍管辖原则。根据这些公约规定，我国在批准加入这些公约后对公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就承担管辖和制裁的义务。为了履行公约义务，使我国对这些既不发生在我国境内又非我国公民实施的且非针对我国的国际犯罪的管辖有国内法上的依据，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确立普遍管辖权的补充规定。1997年刑法第9条吸纳了该补充规定的内容，使普遍管辖原则正式在刑法典中得到了确认，从而使我国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规定符合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并且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们信守承诺的态度。
3.确立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迎合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发展趋势。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法人组织日益发达，在法人决策机构和决策人物的操纵指挥下，以法人名义和凭借法人力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断增加。面对这一情况，以实用主义为倾向的英美法系国家迅速作出了反应，承认法人犯罪。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就明晰的规定了法人犯罪。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恪守“社团不能犯罪”的古罗马格言，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法人犯罪。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犯罪现象的增多，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趋势。如1994年修订后的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确规定：“除国家外，法人依第121-4条至第121-7条所定之区分，且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之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为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在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首次用行政刑法的形式规定了法人犯走私罪的刑事责任。此后，陆续有关于法人犯特定罪的规定。1997年刑法典以一个专节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使单位犯罪正式得到了刑法典的确认，迎合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发展趋势。
4.进一步限制和减少了死刑立法，体现了刑法的人道、谦仰，符合了世界范围内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主流。
截止2000年10月底，在世界上全部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76个国家对所有犯罪都废除了死刑，10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37个国家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可见，减少并最终废除死刑，是刑法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1997年法典明确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对象，放宽了死缓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了盗窃罪适用死刑的条件，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1997刑法在死刑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符合了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5.果断地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我国刑法致力于科学化与适合现代刑法之通例的重要举措。
世界各国都将危害领土完整、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等行为，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刑法中予以规定，而我国1979年刑法将以反革命罪规定之，这样，“一则造成误解，致使国外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误认为是政治犯而按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加以庇护；二则造成口实，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攻击我国无政治信仰自由的借口；三则造成疑惑，怀疑我国对签订的公约不予履行；四则造成犯罪分子逃脱惩罚”[11]。1997年刑法典果断取消反革命罪罪名，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将一些原属于反革命罪的爆炸、放火等归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实现了与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接轨。
6.根据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新刑法典分则修改完善了部分犯罪的规定，增设了有关新罪。前者如1997年刑法典对有关航空器犯罪、毒品犯罪、文物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环境犯罪的修改完善，后者如对恐怖活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洗钱罪的增设。这些犯罪，既是中国国内法上的犯罪，也可以视为相应的国际犯罪构成在现行刑法典中的具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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