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危机管理篇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于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传播过程中，互联网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政府部门必须正确把握互联网公众舆论的导向，从而进行有效的危机干预，借助多种手段消除不良影响或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本文将从公共危机管理和互联网公众舆论这两方面的交互入手，分析互联网公众舆论对于危机事件的反映，并借鉴公共管理理论的框架，提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对互联网公众舆论的对策，为构建和谐共赢的互联网公众舆论环境做出理论上的研究贡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在对危机的定义上，国外起步较早，许多学者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罗森塔尔等人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格林认为:一旦发生危机，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减少损失将是主要的任务。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事件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米特罗夫和佩尔森认为: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管理者的直接任务。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小时，管理者应同步采取一系列关键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甄别事实，深度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雷德认为:危机管理是个人或组织通过危机监测、危机预控、危机决策、危机处理，避免或减少危机产生的危害，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会。
(二)国内研究现状。相比较而言，我国是近几年在现实的触动下才开始对危机管理有所引入，自身研究十分匮乏，学术届、半官方、民间、咨询机构等对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较为有限，大多都还处于政府出台行政性决策条例的合法性研究。所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主要将公共危机事件界定为发生自然灾害，食品、水、空气污染，传染病爆发，化学或其他有害物质泄露，放射物泄露，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实验室事故，人质劫持，爆炸，火灾，恐吓，暴力事件等可能存在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型公共危机事件。
三、互联网公众舆论社会心理分析
(一)互联网公众舆论对公共危机的关注体现了其既有特点。在公共危机中，网络公众舆论类似于一种虚拟的应激状态下的“集群行为”。“集群行为”本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这类的“集群行为”代表了在公共危机的极大激发下，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响应。所以，网络公众舆论体现了民主意志，同时代表了公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
(二)公共危机中的互联网公众舆论凸显了负面效应。在面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危机中，公众往往会产生心理的恐慌和不安，这时网络公众舆论的负面效应会比较明显地得到显现，这也会促使网络信息较其它媒体信息而言，更容易出现失真或者蓄意造假，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如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全国各省市高清摄像头启动拍摄不系安全带情况并给予处罚”等内容的消息，公众对于是否被处罚的关注，远远高度系安全带对于安全驾驶的关注。贵阳警方12月19日在网站主页上刊登了《高清探头拍车内违法?没这回事!》的新闻，澄清了事实真相，并从侧面引导公众行程良好的驾驶习惯。
(三)互联网公众舆论体现了对“知情权”的强烈追求。在互联网环境中，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程度和即时程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越开放、信息渠道越多、自主意识越强，公民的“知情权”要求也会越高。如果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不能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不仅可能造成舆论失衡，而且可能引发信任危机。
四、政府应对互联网公众舆论对策建议
(一)满足公众“知情权”，确立网络舆论环境下的政府权威。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人成为了大众传播者，信息扩散以秒计算，而且在传播过程中，网络公众舆论对事件进行铺陈，产生了激烈的情绪，如果政府应对滞后则容易陷入被动。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网络公众舆论容易倾向于相信负面信息。因此，需要借助各类网络媒体工具，如官方网站、官方微博等，在日常的工作中确立政府在网络舆论环境中的权威性，注重营造自身作为权威信息源的形象，并时刻注意维护这一形象，这样才能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地确立政府与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设置互联网舆论焦点，维护政府良好形象。互联网传播总会形成各式各样的声音，同时，更加容易被负面声音所带动。因此，政府需要借助网络媒体根据自己的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重要部分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程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引导受众正确看到信息的正面，从而使危机管理顺利展开。如“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务院就第一时间在人民网上报道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召开会议研究汶川地震的消息，同时，又设置专题，报道了国家各部门和当地党政机关干部群众共同抗灾的消息。地震当日19时22分，人们就从央视《新闻联播》中看到，国务院总理抵达成都，正赶往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21时42分，新华网消息:国务院总理已经抵达地震灾区四川省都江堰市开始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震后救援最关键时刻的表现，既为救援工作顺利进展打下良好基础，更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认可，塑造出中国政府高效、负责、亲民的形象。
(三)促进互联网法制环境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对网络的立法建设主要包括网络运行管理和网上行为管理两方面，网上行为会涉及到公共利益，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可能会有不正当的、甚至危害社会的网络公众舆论产生，这就要求政府对如传播谣言、流言、攻击、谩骂等行为予以法律约束。只有通过政府有效的倡导和监管，才能培育健康积极的网络公众舆论，保护绝大多数网民的利益，营造一个良好的互联网舆论氛围。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2
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15年2月5日
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的管理，规范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信息行为，依法查处、打击涉及危险物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净化网络环境，保障公共安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广告法》、《枪支管理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核材料管制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危险物品，是指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核材料、管制器具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危险物品从业单位，是指依法取得危险物品生产、经营、使用资质的单位以及从事危险物品相关工作的教学、科研、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单位。具体包括：
(一)经公安机关核发《民用枪支(弹药)制造许可证》、《民用枪支(弹药)配售许可证》的民用枪支、弹药制造、配售企业；
(二)经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核发《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经公安机关核发《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爆破作业单位；
(三)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
(四)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五)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单位；
(六)经国务院核材料管理部门核发《核材料许可证》的核材料持有、使用、生产、储存、运输和处置单位；
(七)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弩制造企业、营业性射击场，经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的管制刀具制造、销售单位；
(八)从事危险物品教学、科研、服务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技术服务企业；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险物品从业单位。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危险物品信息，是指在互联网上的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信息，包括危险物品种类、性能、用途和危险物品专业服务等相关信息。
第五条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向电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并按照《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持从事危险物品活动的合法资质材料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接受网站安全检查。
第六条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依法取得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在本单位网站危险物品信息。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危险物品信息。
第七条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与危险物品从业单位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不得为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或者未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的危险物品从业单位提供接入服务。
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危险物品信息网站接入服务。
第八条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应当在本单位网站主页显著位置标明可供查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从事危险物品活动的合法资质和营业执照等材料。
第九条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应当在本单位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标明单位、个人购买相关危险物品应当具备的资质、资格条件：
(一)购买民用枪支、弹药应当持有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核发的《民用枪支(弹药)配购证》。
(二)购买民用爆炸物品应当持有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或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
(三)购买烟花爆竹的，批发企业应当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零售单位应当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应当持有公安机关核发的《焰火燃放许可证》；个人消费者应当向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零售单位购买。批发企业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购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向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严禁零售单位和个人购买专业燃放类烟花爆竹。(四)购买剧毒化学品应当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核发的《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或者本单位出具的合法用途证明。
(五)购买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持有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六)购买核材料的单位应当持有国务院核材料管理部门核发的《核材料许可证》。
(七)购买弩应当持有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使用的许可文件。
(八)购买匕首、三棱刮刀应当持有所在单位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且匕首仅限于军人、警察、专业狩猎人员和地质、勘探等野外作业人员购买，三棱刮刀仅限于机械加工单位购买。
(九)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其他规定。
第十条禁止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危险物品从业单位的危险物品信息不得包含诱导非法购销危险物品行为的内容。
第十一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危险物品制造方法的信息。
第十二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接入网站及用户信息的管理，定期对信息进行巡查，对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禁止或者传输的危险物品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等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各级公安、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电信主管、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监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完善危险物品从业单位许可、登记备案、信息情况通报和信息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共同防范危险物品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四条违反规定制作、复制、、传播含有危险物品内容的信息，或者故意为制作、复制、、传播违法违规危险物品信息提供服务的，依法给予停止联网、停机整顿、吊销许可证或者取消备案、暂时关闭网站直至关闭网站等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3
【关键词】政府部门；公信力；网络社会
近年来，新网络媒体在传媒领域的广泛运用，进一步拓宽了新闻的传播渠道，同时，客观上也进一步透明了我国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互联网环境的这一改变，强化了网民关心时事、制造舆论的民主意识。然而，自2012年“7？23甬温线特大事故”发生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一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引发一系列热议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网络社会环境下，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公共事时，若存在疏漏，将导致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为今后进行公共管理造成一系列困难。因此，在互联网上重塑政府公信力迫在眉睫。
一、客观审视，树立公信力刻不容缓
活跃的群体、庞大的用户数量，对于政府推广电子政务本应是个很好的机遇，如“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就是亲民电子政务的典范。然而，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利用网络快速传播特性的投机炒作分子、谣言制造者，本着各种目的对于重大、突发、热点事件进行炒作或造谣，不同程度地扰乱互联网络本应和谐的社会的秩序，我国政府各部门在网络社会树立公信力刻不容缓。
（一）我国网民人数骤增，互联网监管难度增大
据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0.5小时。而在2004年7月，我国的网民数也只是8700万。截至2013年3月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增长到5.36亿，微博日活跃用户数达4980万，微博日活跃用户平均使用微博时长也在增长。如此庞大的网络群体，互联网监管工作压力不断加大。
（二）网络传播环境开放透明，网民正确舆论导向观需引导
互联网的开放性，便利了网民之间的交流，拓宽了各类消息的传播渠道，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的透明性，网络上即使是小消息都可能会同步辐射到整个互联网网民面前。2012年以来，网络在曝光种种社会负面新闻过程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如2012年的“郭美美及红十字会事件”，2013年“李天一等人事件”等，皆是通过网络曝光后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关注。因此，引导网民树立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互联网舆论环境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网民是非判断力尚不足，易引发网络群体暴力事件
近年来，城管伤人死人事件、精神病人幼儿园砍人事件，以及“表哥”、“房爷”落马事件中，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欠妥，拉大了官与民的距离，使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引起了网民心中一定程度的仇官情绪。一旦发生任何涉及官民冲突的社会事件，许多网民第一反应便是“政府的错”、“官方的错”。如2013年7月“广西东兴男子持刀闯计生局致2死4伤”事件，各大新闻网站该条新闻跟帖甚至存在多数痛斥计生局、同情砍人男子的论调。
显而易见，我国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公信力重塑迫在眉睫。
二、多措并举，提升政府部门公信力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为谣言的迅速滋长提供了现实土壤。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其产生的影响和危害存在不确定性。然而事关民生的谣言一旦传播开来，对于社会稳定就可能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为了辟谣及消除负面影响会造成许多额外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可以下方面着手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切实提升政府部门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1）保持信息渠道畅通性。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相关部门应在第一时间核实清楚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涉及人员等重要内容，形成官方新闻通稿公之于众，既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尊重，又能有效防止网民对于该事件进行不着边际的臆测。及时公开事件的重要进展，防止网民臆测事件走向。
（2）建立危机预警预防机制。政府部门应建立长效机制，收集和处理各种危机信息，对潜伏阶段的危机进行有效地警示、预防，把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或减轻危机发生后危害。
（3）提升公共危机决策能力。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是指政府在时间、资源、人力、信息等都非常有限的危机状态下，通过对危机局势的分析，迅速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危机识别能力、危机信息获取能力、灵机应变的能力、危机中的决断能力等方面。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是公共危机处理的核心能力，是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4）提高人员队伍素质。政府部门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应公平、公正地对其能力和素质进行全面考察，并适当进行岗前专业培训，特别是在应对公众、新闻、处理相关公共事件能力方面应有所涉及。
（二）切实提高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及普及性
（1）严格法律规范，提高造谣、传谣成本。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互联网造谣者、散播谣言者通常只会受到行政拘留15天以下，罚款500元以下的惩罚。造谣成本低，对造谣者的震慑力不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网络谣言的惩戒除基本的罚款外，影响恶劣者还有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力度较大。打击网络谣言，立法部门就切实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推动规范化、常态化、透明化信息公开建设。
（2）普及法律，提升网民法律意识。当前网民造谣、传谣现象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多数网民的思想观念中对于“网络造谣”这一行为的认识仅停留在“道德上不应该”的层面，而不知道“法律上不允许”。尤其是一些微博名人、意见领袖，其自身拥有强大粉丝团，漫不经心转发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在网上引发蝴蝶效应，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有关部门应通过各方面普及该项法律常识，提升网民发言的责任心。
（三）切实加强传媒业行业监管及自我规范
（1）传媒行业强化监管，提升记者职业素养。当下，其实有不少网络谣言始源于一些记者不负责任、不管真相、捕风捉影的报道。但新闻传媒行业对于失职记者的打击力度不够，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记者采集情况未经核实、只凭采访得到的表面结论进行报道，导致真相长期或永远被掩盖。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记者资格的管理，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2）严格网络发言审核机制。网络谣言大行其道，互联网网站其管理者和负责人也难辞其咎，在网络信息的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审查，出于利益考虑，对于明显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谣言未及时删除，助长了造谣者的嚣张气焰。因此，传媒业应自觉加强对网络发言审核，从源头上减少不当舆论的散播。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x]，2013（1）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4
关键词：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直觉模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sofriskevaluationforhazardouschemicalmaterialtransportation，thispaperputsforwardariskevaluationindexsystemininternetplusenvironment，whichincludingtheriskelementsofemployees，vehicles，hazardouschemicalmaterials，transportationenvironment，management，informationplatformandthegovernmentsupervision.then，theintuitionisticfuzzynumberisusedtodescribetheevaluationindex，andanaHpandintuitionisticfuzzytopSiSbasedevauationapprochisputforwardtoresolvetheriskevauationprobemofhazardouschemicalmaterialtransportationrisksininternetplusenvironment.Finally，theapproachisprovedtobeeffectiveandfeasiblebyanexample.
Keywords：hazardouschemicaltransportation；riskevaluation；intuitionisticfuzzytheory
0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危化品物流运输量逐年上升，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我国每年通过道路运输的危化品超过3亿吨，其中80%的危化品通过公路运输完成。随着危化品物流运输量的增加，危化品物流运输事故率也持续上升，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这使得危化品运输安全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地对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进行评价并预防事故的发生已经成为危化品物流运输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在危化品物流行业的深入应用，依托“互联网+”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危化品物流运输的信息逐渐透明化、数据化，并在危化品物流的各个环节动态传递。“互联网+”的开放、协作、共享、透明的特征为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技术，能够更好地实现对运输阶段中各要素信息透明化监控，促进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高效发展。
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和管理一直是危化品物流理论研究的热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List（1991）等对风险评价模型进行了分析和评述[1]。Veter（2001）等提出了基于GiS的危险品运输风险分析框架[2]。Fabiano（2005）基于危险货物运输统计分析，分析了道路特征、天气条件和交通状况对危化品运输的影响，并建立面向事故现场的风险评价与决策体系[3]。闫利勇（2010）等通过分析2008年到2010年期间485起危化品公路运输事故，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4]。刘丽萍（2007）等提出一种将运输成本和风险成本集成在同一目标函数的成本转化模型，为风险评估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5]。吴晓柠（2015）针对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突发性、危害性、多样性和流动性等特点，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进行评价[6]。周沈楠（2015）等利用pHaSt方法定量分析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影响因素，构建了风险计算的基本模型[7]。杨建伟（2013）等以农药品车辆运输事故为研究对象，对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运输农药危险品预防事故的体系提出相应对策[8]。吴晓明（2012）在分析跨江大桥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新的风险预防机制[9]。陈开朝（2007）综合tR（traditionalrisk）和CR（conditionalrisk）2个模型提出了危险品运输综合评价模型[10]。郭晓林（2006，2007）等针对决策者具有不同的风险态度以及事故分级对路径风险评价结果存在影响的情况，提出了考虑决策者态度和基于事故分级的有害物品运输风险度量模
型[11-12]。
从上述文献分析来看，目前内外学者对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在风险模型、评价方法以及特定领域的风险预防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随着“互联网+”与危化品物流运输的不断融合，互联网平台和技术为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要素的识别和信息采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同时，由于风险要素的多样性，评价指标取值获取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各指标的评价值不能完全用精确的数值进行表达，客观上需要一种更合理的方法对指标值进行刻画。因此，本文在分析“互联网+”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互联网+”环境下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直觉模糊数对评价指标进行刻画，提出了基于aHp和topSiS的直觉模糊风险评价方法，并进行了实例验证。
1“互联网+”环境下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危化品运输风险是指危化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爆炸、泄露等事故的可能性以及损失严重性的组合。一旦发生事故，不管是对群体还是个人都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如何做好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工作成为企业乃至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制定危化品运输评价指标体系是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的基础。刘锦军（2005）等对运输阶段的人员要素的风险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人员风险不仅仅包含驾驶员，还应包括装卸人员、押运人员等在业务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13]。尚鸿雁（2009）等对人员的评价应从安全意识、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情绪状况、专业技能4个方面进行评价[14]。王云鹏（2010）等对运输的车辆设备要素的风险指标体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考虑到间接的管理要素[15]。上述学者都对危化品运输过程中的物理要素进行了详细分析。随着“互联网+”与危化品物流的不断融合，基于“互联网+”的物流信息技术和理念在危化品物流行业得到了深入的应用。在互联网+时代，“云+网+端”成为新的信息基础设施，从而实现了危化品物流运作过程中“人、车、路、货、环境”全要素的实时连接和在线化，危化品物流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为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估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因此，在“互联网+”这一新的技术和理念支撑下，对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因素的研究除了要考虑传统的“人、车、路、货、环境”等物理要素风险外，还需要考虑管理、信息平台、供应链关系、政府监管等要素对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的影响，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环境下的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危化品物流运输相关人员包括驾驶人员、装卸人员、押运人员等。人员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以及安全意识缺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人员要素指标主要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安全意识，身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安全操作记录等。
（2）车辆及设备主要包括危化品运输车辆和应急设备。运输车辆状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运输事故是否发生。运输车辆的评价指标包括车辆综合性能、车辆维修状况、应急设备状况。此外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都配备了GpS、3G视频等车载终端，通过车载终端可以实现对人、车、货、环境的监控。例如人员在途状态监控，车辆性能检测，货物的温、湿度监控，以及外部交通状况监测等，通过各种车载终端，将信息通过互联网传入后台监控平台，实现对在途信息的监督并及时预警，以降低运输风险。另外，在“互联网+”环境下，还必须从供应链监督层面进行风险评价，如对车辆、设备和物流设备供应商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3）货物要素。危化品货物本身也是引发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危化品货物的评价指标包括货物的化学特性和数量、货物包装，以及当发生事故时，由于货物的性质以及外部环境有可能发生二次灾害。另外，在“互联网+”环境下，从供应链角度来看，生产企业提供货物信息的完整性同样重要，在现有的危化品运输中，化工企业未能为运输企业提供准确的货物信息或隐瞒，增加了货物运输的风险。此外供需双方信息共享不及时，容易产生“牛鞭效益”，增加不必要的危化品运输数量和频次，提高运输风险。
（4）运输环境也是影响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的重要因素。环境因素包括道路环境、天气状况、人文和生态环境等。道路环境评价指标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率、路面情况、路线复杂度；天气状况关系着作业环境的可靠性；人文环境包括人口密度、应急救援点分布。
除了以上直接要素以外，间接要素对事故的发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管理要素对上述直接要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体现在日常的各个方面，具体包括：员工的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应急预案的响应能力、信息化程度。这些指标的风险程度对事故的发生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影响，而不应该被忽视。
（6）信息平台要素。利用互联网进行危化品运输监控的核心工具就是监控平台。利用信息平台对人、车、货、环境的动态信息进行监督，可以很大程度降低运输风险，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平台能快速预警。平台所接收的信息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所接受种类越多精确度越高，风险控制力越强。由于我国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基本上是异地运输，且距离较远，因此平台与各地政府部门信息的共享十分必要，当事故发生时，平台准确及时分析事故原因，便于应急方案迅速启动，减少损失。
（7）政府监管要素。危险化学品物流的各项业务分属公安、商务、交通、环境、消防、卫生、海关等多个政府部门管理[16]。并且各部门的信息统计口径和标准不一致，导致各个部门的信息之间存在“盲区”，“信息孤岛”降低了政府的综合监管能力。同时各部门制定的管理规范差异程度较大，不易进行责任划分。此外，据调查，目前所发生的事故大都来源于低资质的运输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运输行业的发展，政府更应建立良好的行业准入机制和诚信机制。政府监管要素的评价指标包括：政府部门监管力度，法律法规的规范化，行业诚信机制，行业准入机制，部门信息共享程度。
2“互联网+”环境下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方法
考虑到实际的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过程中评价指标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各指标的评价不能完全用精确的数值进行表达，本文采用直觉模糊数的隶属度和非隶属度来刻画评价指标值，并采用直觉模糊多属性评价方法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进行评价。
2.1直觉模糊多属性群决策基本理论。直觉模糊理论是保加利亚学者atanassov教授对Zadeh[17]提出的模糊理论进行扩展和l展的一种新的模糊集理论，它通过增加一个新的属性参数―非隶属度，从而能够比传统的模糊理论更加细腻地描述和刻画客观世界的模糊性本质。目前，直觉模糊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属性决策、方案评价等领域。
首先，在危化品物流运输企业层面，强化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通过制度和流程加强对人、车、货、环境的安全要素进行风险管控，针对不同的要素建立完善的风险指标体系。企业充分应用“互联网+”的理念和技术，建立面向危化品运输的智慧物流信息平台，构建透明的物流节点网络，利用节点实现人、车、货、环境等物理要素的连接、信息采集和信息共享，实现物流信息的透明，从而对危化品物流运输的执行过程进行时效节点反馈、安全追踪和优化调度，全过程进行危化品物流运输的风险评估和防控。
其次，在供应链层面，要通过“互联网+”危化品物流信息平台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对危化品信息、运输业务执行过程状态的共享。危化品运输活动涉及到生产、运输、使用等多家企业，危化品运输安全性是供应链上的每个节点企业所关心的，需要通^企业间的相互协作、相互监管、信息共享，通过实现供需信息透明从而加强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
第三，在政府监管层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危化品物流运输企业的准入门槛，严格危化品物流运输装备、从业人员的准入管理，建立重点监管运输企业、人员、物流装备的信息数据库；要跨部门联动，制定和完善统一的危化品物流标准和规范，针对危化品物流运输各个环节制定和完善统一规范的标准和法规，从而使企业有章可循，职能部门监管有法可依；应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互联网+危化品物流”监管大数据平台，以连接、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思维对危化品物流运输涉及的“人、车、路、货、环境、管理”进行全要素、立体化、全过程信息采集、处理和共享，实现危化品物流运输的跨部门实时协同监管和预警，并为事故发生后的应急管理提供技术上的保障。
4结束语
本文针对互联网+与危化品物流的融合趋势，在分析了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的特点构建了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考虑危化品物流运输相关物理要素风险的基础上引入了管理要素、信息平台要素及政府监管要素对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直觉模糊理论进行了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并结合风险评价的结果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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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危机管理篇5
一、网络公共事件及特征
所谓网络公共事件，是指围绕现实中的某个社会事件产生，在网络空间引起网民讨论并进而形成强大网络舆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或造成重大现实影响的公共事件。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诸如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我爸是李刚”事件、“郭美美事件”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微笑门”事件，这些事件刚发生时只是一般的、局部的现象，但由于在互联网络上的快速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而迅速发展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不仅给社会心理投下了阴影，还带来了不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公共安全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如果应对不及时、不主动、不科学，小事就可能变成大事，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危害。所以，网络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对各级政府社会的响应能力和应急能力的重大挑战，也成为对政府官员网络媒介素养和网络媒介水平的重要考验。因此，深入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的机理和规律，对地方政府高效处置、有效应对网络公共事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公共事件具有传统公共事件的一般特性，如：突发性，即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都难以预料；紧迫性，即稍有拖延就可能进一步升级恶化；公共性，即需要公共权力介入，调动和整合公共资源等等。但是，为区别于传统公共事件，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一些重要特点更需准确把握。
⒈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捷性。互联网对网民的完全开放，拓展了所有人的公共空间，给了所有人发表意见和表达情感的机会。通过BBS、新闻点评和博客、微博客网站，所有网民都有条件在网上发声，社会各阶层都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截止2011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5.13亿，仅新浪微博网友每天微博就已超过8600万条。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网络舆论热点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一般来讲，热点事件发生后，2至3小时后就会出现有关网帖，6小时后就可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会达到高峰。随着3G时代的到来，使手机上网更加便捷。
⒉网络公共事件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近几年来，网络公共事件复杂多样，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2008-2010年在国内发生的148起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涉及官员腐败与政府管理、警民对抗以及医患纠纷、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的事件占47%。“躲猫猫”反映的是牢头狱霸的胡作非为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邓玉娇案反映的是官员腐败问题；河南灵宝跨省抓捕反映的是政府部门的乱作为；杭州飙车案反映的是贫富差距；“执法钓鱼”讨论的是对执法合法性问题的关注；郭美美炫富事件引爆了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危机。总之，网络公共事件已经从虚拟走向了现实，且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
⒊网络公共事件容易出现群体极端化倾向。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电子邮件服务、电子广告栏、在线聊天和网络博客等都支持用户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其中，借助这种传播主体的隐蔽性，网民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极端化的观点和情绪，形成负面情绪“溢出”效应。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有可能被网民或网络媒体进行“有罪推定”，进而激化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对立情绪，如仇官、仇富等。匿名状态容易降低人们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进而发生大规模的网络集群的集合行为。
⒋在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真相裹挟着谣言。这些谣言的扩散传播增加了政府处置这类公共事件的难度。网络谣言及虚假信息有极强的诱惑性。有的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利用网民的仇官、仇富心态，编造一些千奇百怪的离奇“真实故事”、“花边新闻”、“干部丑闻”；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打着关心民众的幌子，编造和传播一些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消息，以此达到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的目的。可以说，每一次谣言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网上不同程度的炒作，因而应对和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的重中之重。
⒌微博发展迅猛，加剧了网络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变和规模效应。微博作为新兴的网络应用已成为网络社交的新平台。它以独有的技术优势、足够的社会实践和推动民主前进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微博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微博的海量信息和字数局限性，造成微博只有现场没有真相，只有片段没有整体，网民对突发事件的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猎奇。因此，如何对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的“微舆情”进行应对和管理是互联网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面临的挑战
目前，地方政府互联网建设和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但是，面对国际、国内网上舆论形势的新变化，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产生的新技术和新应用方式，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和管理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新要求。
⒈网络舆情研判面临新课题。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直接催生了网络舆情，而且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原因既有基于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因素，又有当下的网络管理尚未提供给网民传播信息尺度规范的因素。在层出不穷的网络公共事件和某些看似“躺着也中枪”的偶然遭遇中，触及到了现阶段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城乡融合、公众参与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网络舆情已经成为考察民意焦点指向、确定政府工作重点的一个风向标，网络诱致突发事件成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当中的一个难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研判的重要性，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无动于衷，最终使小事变成大事，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视。因此，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重视网络舆情的收集分析、监测研判、回应沟通和危机管理，提升地方政府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的能力，已经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课题。
⒉网络公共事件应对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和发展关键期，同时也是问题凸显期和矛盾多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在京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表明，网络舆论在近七成（67%）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互联网的强大分众聚合功能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也为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在网上勾联、聚集、组织、动员提供了便利，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给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产生的密集区。近年来，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多以及微博、社区网站、手机短信等新兴传播工具的大量使用，网络谣言渐呈多发态势，由网络谣言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从2011年网上热点分布情况看，网上关注点从过去关注大城市、东部发达地区明显转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因此，如何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回应网民关注的问题，及时进行权威信息，有效应对网上突发事件和网络谣言，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⒊依法管理互联网亟待加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信息化的水平，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日益突出的是网络安全问题。如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欺诈、网络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网络病毒、黑客攻击等严重威胁了网络运行安全，网络窃密等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然而，我国在依法管理互联网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技术手段跟不上互联网发展步伐，三是管理人员力量不足。以吉林省为例：全省9市（州）和长白山开发区管委会，仅有5个地区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全省网宣部门的专门管理人员不超过50人。因此，如何加强互联网管理地方性法规建设，完善互联网管理专门机构建设，建立起运转高效、体制机制健全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⒋驾驭新兴媒体能力急需提高。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超过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信息形态方面，网络信息传播正从以文字形式为主向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形态延伸；在应用领域方面，互联网正从信息传播和娱乐消费为主向商务服务领域延伸，互联网开始逐步进入国民经济的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在服务模式方面，互联网正在从提供信息服务向提供平台服务延伸；在传播手段方面，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联网延伸。同时，互联网媒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网上舆情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网上舆论形势复杂。因此，如何推动文明上网、文明办网，提高网民素养，理性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切实提高驾驭新兴媒体的能力，有效应对各种互联网新技术管理提出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三、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能力的对策
网络公共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表明中国社会的公民参与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对政府和社会来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
1.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能力。首先，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以增加投入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手段建设，网宣、公安、电信、新闻出版、广电等互联网管理部门要整合资源，规划、建设覆盖论坛、博客、微博、新闻栏目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监测指挥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测效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严谨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要建立起网络舆情的搜集——筛选机制，从网络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出所预设的目标舆情或热点舆情，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干预，再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做出正确的舆论方向引导，使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从即时处置型向事先预警型转变。舆情监测系统由舆情站、舆情监测点、舆情信息员三个层次构成。舆情信息员可以运用短信、电子邮箱、在线输入等方式上报舆情信息，舆情监测点对这些上报的舆情要加以整理，分析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再以舆情专报的形式向舆情站反馈，舆情站可以利用舆情智能分析技术对网络舆情做整体分析，及时掌握有关舆情动态并提出预警。同时，还要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舆情监测部门要将网上舆情动态以专报的形式每天收集整理，及时报送。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非法聚集活动、重大灾难等信息，网上突发事件信息以及网上出现的特别重大敏感的信息更是要一事一报。通过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及时掌握国际、国内的舆情动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
其次，要建立起科学的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在网络舆情监测的基础上，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展中的各类舆情事件的波及范围、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形成一种价值和趋向判断，最后形成相应的舆情报告的过程。舆情研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重视网络舆情的定性与定量研判。网络舆情定性分析的特点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舆情的基本面的概括和对舆情走势的预测，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时空研判、民意研判和社会研判三项指数，这三项指标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舆情事件进行综合考察。网络舆情的定量研究是综合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建立相关指标体系，比如“手机舆情热点话题发现”技术、网络信息处理领域的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政务舆情研判与应对的指标体系，包括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映、行政问责、网络技巧和善后处理等分项指标，据此，一方面，可以对政府舆情进行及时研判，制定预案防止应对失误；另一方面，可以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估。
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研判机制。网络舆情的形成依赖于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意见表达平台的互联网、作为舆论主体的网民、作为舆论对象的中介性的社会事件，通过对这些网络舆情构成要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网络舆情研判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最终为政府的危机治理提供支持。同时，针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将舆情研判的工作方式固化、细化为预警机制、响应机制、机制、反馈机制等。
三是要加强网络舆情研判体制建设。任何危机都有其特定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不同的危机事件中，在不同的危机发展阶段，网络舆情的内容和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体制建设要以情报学的信息检测、汇集作为技术、数据支撑，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为主导，结合心理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加强网络舆情体制建设。
最后，要加强网络舆情预警研究。面对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重点监测、认真分析、慎重处置网络舆情，力争将网络舆情带来的风险化解在潜伏阶段，不使其演变成为重大危机。在这方面，吉林省从2011年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尝试，基本建立起了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协同配合的舆情预警机制。概括称之为“五个一工作体系”，即建立一套舆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系统，一个舆情分析研判机制，一组舆情引导信息平台，一个舆情引导应急工作机制，一支舆情引导专门工作队伍。
2.重点抓好网络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的应对工作。首先，要抓小、抓早、抓苗头，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从维护稳定大局、创新社会管理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应对工作，及时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
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群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谣言传播所造成的危害。
最后，要制订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各级政府要邀请相关专家、抽调职能部门专业人员，集思广益，制定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不断修订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使其更加科学、完善、切实和有效。
3.妥善处理网络公共事件，明确网络公共事件处置流程。首先，要密切关注涉及地方政府的重大敏感信息。包括：涉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大时政、经济信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食品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敏感信息；涉及企业产品质量、企业形象等重要信息；涉及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信息。
其次，建立网络公共事件应急响应分级制度。在出现网络公共事件或发现网络谣言后，根据预警级别和相应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制止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
再次，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在网上及时进行权威信息；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大决策和部署主动征求网民意见；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突发事件及处理结果的网上通报；澄清虚假信息和不完整信息，驳斥网络谣言，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听取网民意见与建议，并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及时进行网上答复等。
最后，要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在政府的省级层面，协调联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推进合署办公，比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作模式，分别由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同志兼任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二是由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集省直互联网管理和应急各相关部门，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最大限度地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三是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设RtX网上工作交流平台，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日常联系沟通和信息传输，形成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的合力。
4.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依法管理互联网。首先，要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建设。设置专职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国家有关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针、政策，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牵头处置互联网信息内容引发的突发事件等。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也要按照上述两个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机构建设，明确专门机构、确定专门人员、落实工作责任。
其次，要加强应对网络谣言专门队伍建设。各级宣传、网管、公安、通信等互联网管理相关部门要注重吸纳和培养高水平的网络理论和管理人才、高素质的一线网络评论人才、掌握尖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建设一支应对网络谣言的专门队伍。同时，进一步加强由核心网评员、重点网评员和普通网评员组成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组建由各领域专家构成的专家库，为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提供人才支撑。
最后，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治谣、止谣。公安司法机关要建立完善的查实、惩治网络谣言传播者和造谣者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立法、执法部门在监管、净化网络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依照我国现有的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或发表诽谤、传播其他有害信息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者，要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5.提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表现不佳，为此，要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适应网络虚拟社会新形势的要求，提高应对网络媒体及处理网上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一个常态化、全覆盖的培训体系。通过培训和学习，全面提高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和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提高领导干部驾驭新媒体的能力，使其在网络的常态宣传和应急处置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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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危机管理篇6
在阴霾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我国互联网产业如一道亮丽的彩虹点亮天空，勾画出一条逆势上扬的漂亮曲线。工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增长了4000万，网民总数达到3.38亿，其中宽带网民数达到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5.5％，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更是增长了32.1％。
从市场规模看，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互联网经济市场规模为202.4亿元，其中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增速突出。而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以互联网、电信业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业，还对传统行业走出危机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工业经济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期，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企稳向好的局面逐渐得到确立。但同时，工业经济发展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运行态势还不稳定，行业之间还不平衡，面临的内部、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我们要更加注重推进调整和优化经济，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减排治污，更加注重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信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处于更新换代的重要时期，云计算、软交换网络技术进一步创新，新一代通信技术网络迅速发展，互联网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更担负着更大的使命和挑战――即加快互联网应用，推进互联网和传统产业进行有机结合，发挥互联网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互联网发展的步伐，我们要认真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及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围绕应对金融危机、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质量，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率，加快互联网向城乡延伸发展，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应用水平。要以新一代网络建设为契机，加大对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投资的力度，加快下一代互联网的建设，带动社会相关领域、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3G拉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链发展的作用。政府各部门要加强规划指导和政策指导，积极营造互联网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第二，要加强业务创新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提升网络的价值。各互联网企业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的协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努力突破关键技术，密切跟踪把握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加大对下一代互联网、宽带移动无线网络、传感网络和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以及社会公共性信息服务的发展政府各部门要从政策标准制订、市场监管、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引导、规范新技术、新业务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实现广电和电信业务的双向进入，促进iptV、手机电视等融合型业务的发展。
第三，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上业化的融合，培育新的增长点。推进“两化”融合，是应对危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必须在企业、地区、行业三个层面选准切入点，抓好试点，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在企业层面，要围绕着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企业科学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的开发、新兴业态的培育等7个环节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和管理现代化的能力；在地区层面，要继续推动“两化”融合的试验工作，抓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特色产业、现代物流的发展这四个切入点，把促进“两化”融合纳入地方的发展规划；在行业层面，要推进行业信息共享，建立行业的信息化评价、评估体系。互联网行业要发挥优势，加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支持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推进物流信息化、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为推进“两化”融合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要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积极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我们要深刻认识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坚持两手抓，发展和管理并重，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协会等中介组织，要不断完善自律规范，拓展自律范围，引导督促各类互联网企业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落实网络信息安全责任制，要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7
一、网络公共事件及特征
所谓网络公共事件，是指围绕现实中的某个社会事件产生，在网络空间引起网民讨论并进而形成强大网络舆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或造成重大现实影响的公共事件。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诸如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我爸是李刚”事件、“郭美美事件”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微笑门”事件，这些事件刚发生时只是一般的、局部的现象，但由于在互联网络上的快速传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而迅速发展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不仅给社会心理投下了阴影，还带来了不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公共安全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如果应对不及时、不主动、不科学，小事就可能变成大事，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危害。所以，网络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对各级政府社会的响应能力和应急能力的重大挑战，也成为对政府官员网络媒介素养和网络媒介水平的重要考验。因此，深入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的机理和规律，对地方政府高效处置、有效应对网络公共事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公共事件具有传统公共事件的一般特性，如：突发性，即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都难以预料;紧迫性，即稍有拖延就可能进一步升级恶化;公共性，即需要公共权力介入，调动和整合公共资源等等。但是，为区别于传统公共事件，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一些重要特点更需准确把握。
⒈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捷性。互联网对网民的完全开放，拓展了所有人的公共空间，给了所有人发表意见和表达情感的机会。通过BBS、新闻点评和博客、微博客网站，所有网民都有条件在网上发声，社会各阶层都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截止2011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5.13亿，仅新浪微博网友每天微博就已超过8600万条。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网络舆论热点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一般来讲，热点事件发生后，2至3小时后就会出现有关网帖，6小时后就可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会达到高峰。随着3G时代的到来，使手机上网更加便捷。
⒉网络公共事件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近几年来，网络公共事件复杂多样，基本上都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2008-2010年在国内发生的148起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涉及官员腐败与政府管理、警民对抗以及医患纠纷、城市拆迁、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的事件占47%。“躲猫猫”反映的是牢头狱霸的胡作非为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邓玉娇案反映的是官员腐败问题;河南灵宝跨省抓捕反映的是政府部门的乱作为;杭州飙车案反映的是贫富差距;“执法钓鱼”讨论的是对执法合法性问题的关注;郭美美炫富事件引爆了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危机。总之，网络公共事件已经从虚拟走向了现实，且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领域。
⒊网络公共事件容易出现群体极端化倾向。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电子邮件服务、电子广告栏、在线聊天和网络博客等都支持用户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其中，借助这种传播主体的隐蔽性，网民可以毫无顾忌地宣泄极端化的观点和情绪，形成负面情绪“溢出”效应。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有可能被网民或网络媒体进行“有罪推定”，进而激化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对立情绪，如仇官、仇富等。匿名状态容易降低人们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进而发生大规模的网络集群的集合行为。
⒋在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真相裹挟着谣言。这些谣言的扩散传播增加了政府处置这类公共事件的难度。网络谣言及虚假信息有极强的诱惑性。有的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利用网民的仇官、仇富心态，编造一些千奇百怪的离奇“真实故事”、“花边新闻”、“干部丑闻”;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打着关心民众的幌子，编造和传播一些让人恐惧和不安的消息，以此达到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的目的。可以说，每一次谣言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网上不同程度的炒作，因而应对和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的重中之重。
⒌微博发展迅猛，加剧了网络公共事件的生成、演变和规模效应。微博作为新兴的网络应用已成为网络社交的新平台。它以独有的技术优势、足够的社会实践和推动民主前进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微博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微博的海量信息和字数局限性，造成微博只有现场没有真相，只有片段没有整体，网民对突发事件的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猎奇。因此，如何对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的“微舆情”进行应对和管理是互联网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二、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面临的挑战
目前，地方政府互联网建设和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但是，面对国际、国内网上舆论形势的新变化，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产生的新技术和新应用方式，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和管理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新要求。
⒈网络舆情研判面临新课题。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直接催生了网络舆情，而且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原因既有基于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因素，又有当下的网络管理尚未提供给网民传播信息尺度规范的因素。在层出不穷的网络公共事件和某些看似“躺着也中枪”的偶然遭遇中，触及到了现阶段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城乡融合、公众参与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网络舆情已经成为考察民意焦点指向、确定政府工作重点的一个风向标，网络诱致突发事件成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当中的一个难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研判的重要性，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无动于衷，最终使小事变成大事，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视。因此，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重视网络舆情的收集分析、监测研判、回应沟通和危机管理，提升地方政府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的能力，已经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课题。
⒉网络公共事件应对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和发展关键期，同时也是问题凸显期和矛盾多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在京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表明，网络舆论在近七成(67%)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互联网的强大分众聚合功能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也为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在网上勾联、聚集、组织、动员提供了便利，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给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网络谣言产生的密集区。近年来，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多以及微博、社区网站、手机短信等新兴传播工具的大量使用，网络谣言渐呈多发态势，由网络谣言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从2011年网上热点分布情况看，网上关注点从过去关注大城市、东部发达地区明显转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因此，如何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回应网民关注的问题，及时进行权威信息，有效应对网上突发事件和网络谣言，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⒊依法管理互联网亟待加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信息化的水平，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日益突出的是网络安全问题。如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欺诈、网络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网络病毒、黑客攻击等严重威胁了网络运行安全，网络窃密等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然而，我国在依法管理互联网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技术手段跟不上互联网发展步伐，三是管理人员力量不足。以吉林省为例：全省9市(州)和长白山开发区管委会，仅有5个地区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全省网宣部门的专门管理人员不超过50人。因此，如何加强互联网管理地方性法规建设，完善互联网管理专门机构建设，建立起运转高效、体制机制健全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⒋驾驭新兴媒体能力急需提高。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超过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信息形态方面，网络信息传播正从以文字形式为主向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形态延伸;在应用领域方面，互联网正从信息传播和娱乐消费为主向商务服务领域延伸，互联网开始逐步进入国民经济的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在服务模式方面，互联网正在从提供信息服务向提供平台服务延伸;在传播手段方面，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联网延伸。同时，互联网媒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网上舆情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网上舆论形势复杂。因此，如何推动文明上网、文明办网，提高网民素养，理性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切实提高驾驭新兴媒体的能力，有效应对各种互联网新技术管理提出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三、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能力的对策
网络公共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表明中国社会的公民参与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对政府和社会来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
1.提高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能力。首先，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以增加投入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手段建设，网宣、公安、电信、新闻出版、广电等互联网管理部门要整合资源，规划、建设覆盖论坛、博客、微博、新闻栏目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监测指挥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测效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严谨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要建立起网络舆情的搜集——筛选机制，从网络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出所预设的目标舆情或热点舆情，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干预，再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做出正确的舆论方向引导，使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从即时处置型向事先预警型转变。舆情监测系统由舆情站、舆情监测点、舆情信息员三个层次构成。舆情信息员可以运用短信、电子邮箱、在线输入等方式上报舆情信息，舆情监测点对这些上报的舆情要加以整理，分析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再以舆情专报的形式向舆情站反馈，舆情站可以利用舆情智能分析技术对网络舆情做整体分析，及时掌握有关舆情动态并提出预警。同时，还要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舆情监测部门要将网上舆情动态以专报的形式每天收集整理，及时报送。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非法聚集活动、重大灾难等信息，网上突发事件信息以及网上出现的特别重大敏感的信息更是要一事一报。通过建立舆情即时通报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及时掌握国际、国内的舆情动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
其次，要建立起科学的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在网络舆情监测的基础上，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展中的各类舆情事件的波及范围、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形成一种价值和趋向判断，最后形成相应的舆情报告的过程。舆情研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重视网络舆情的定性与定量研判。网络舆情定性分析的特点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舆情的基本面的概括和对舆情走势的预测，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时空研判、民意研判和社会研判三项指数，这三项指标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舆情事件进行综合考察。网络舆情的定量研究是综合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建立相关指标体系，比如“手机舆情热点话题发现”技术、网络信息处理领域的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政务舆情研判与应对的指标体系，包括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映、行政问责、网络技巧和善后处理等分项指标，据此，一方面，可以对政府舆情进行及时研判，制定预案防止应对失误;另一方面，可以对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估。
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研判机制。网络舆情的形成依赖于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意见表达平台的互联网、作为舆论主体的网民、作为舆论对象的中介性的社会事件，通过对这些网络舆情构成要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网络舆情研判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最终为政府的危机治理提供支持。同时，针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将舆情研判的工作方式固化、细化为预警机制、响应机制、机制、反馈机制等。
三是要加强网络舆情研判体制建设。任何危机都有其特定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不同的危机事件中，在不同的危机发展阶段，网络舆情的内容和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体制建设要以情报学的信息检测、汇集作为技术、数据支撑，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为主导，结合心理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加强网络舆情体制建设。
最后，要加强网络舆情预警研究。面对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重点监测、认真分析、慎重处置网络舆情，力争将网络舆情带来的风险化解在潜伏阶段，不使其演变成为重大危机。在这方面，吉林省从2011年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尝试，基本建立起了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协同配合的舆情预警机制。概括称之为“五个一工作体系”，即建立一套舆情信息收集报送工作系统，一个舆情分析研判机制，一组舆情引导信息平台，一个舆情引导应急工作机制，一支舆情引导专门工作队伍。
2.重点抓好网络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的应对工作。首先，要抓小、抓早、抓苗头，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从维护稳定大局、创新社会管理高度，重视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应对工作，及时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防止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事件。
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应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群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谣言传播所造成的危害。
最后，要制订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各级政府要邀请相关专家、抽调职能部门专业人员，集思广益，制定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并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不断修订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应急预案，使其更加科学、完善、切实和有效。
3.妥善处理网络公共事件，明确网络公共事件处置流程。首先，要密切关注涉及地方政府的重大敏感信息。包括：涉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大时政、经济信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食品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敏感信息;涉及企业产品质量、企业形象等重要信息;涉及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信息。
其次，建立网络公共事件应急响应分级制度。在出现网络公共事件或发现网络谣言后，根据预警级别和相应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将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制止网络谣言工作常态化。
再次，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在网上及时进行权威信息;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大决策和部署主动征求网民意见;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突发事件及处理结果的网上通报;澄清虚假信息和不完整信息，驳斥网络谣言，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听取网民意见与建议，并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及时进行网上答复等。
最后，要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在政府的省级层面，协调联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推进合署办公，比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作模式，分别由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同志兼任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二是由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集省直互联网管理和应急各相关部门，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最大限度地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三是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建设RtX网上工作交流平台，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日常联系沟通和信息传输，形成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的合力。
4.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依法管理互联网。首先，要加强互联网管理机构建设。设置专职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国家有关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针、政策，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牵头处置互联网信息内容引发的突发事件等。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也要按照上述两个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机构建设，明确专门机构、确定专门人员、落实工作责任。
其次，要加强应对网络谣言专门队伍建设。各级宣传、网管、公安、通信等互联网管理相关部门要注重吸纳和培养高水平的网络理论和管理人才、高素质的一线网络评论人才、掌握尖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建设一支应对网络谣言的专门队伍。同时，进一步加强由核心网评员、重点网评员和普通网评员组成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组建由各领域专家构成的专家库，为应对网络公共事件和网络谣言提供人才支撑。
最后，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治谣、止谣。公安司法机关要建立完善的查实、惩治网络谣言传播者和造谣者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立法、执法部门在监管、净化网络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依照我国现有的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或发表诽谤、传播其他有害信息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者，要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8
当今社会体现出了较强的娱乐化态势，娱乐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广泛关注，人们总能看到明星们陷入这样那样的危机之中。为什么明星危机频发，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都很有趣也值得探究。
一、明星危机的含义和内容
1、危机的含义及其传播特点
在经济和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危机几乎无处不在。作为“一种威胁性的形势、情境、或者状态”，①学者胡百精在《危机传播管理》一书中提出，“危机是风险与机遇的统一体”，表现在危机可以给组织和个体带来有形的生命财产伤害和无形的名誉伤害，但同时又具有警示作用，可促使陷入危机的组织和个人修补漏洞，甚至具有“时势造英雄”的效应。②危机的传播也区别于一般信息。由于它的显著性和危害性，一经爆发就引来了众多关注，使得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此外，危机信息的不确定性强，在传播过程中容易产生谣言和误读。③作为危机频发的人群之一，明星群体的危机传播和控制具有一般危机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本文将着重探讨明星危机的相关问题。
2、明星危机的特性和常见类型
作为公众人物，明星面临危机的可能性要大大高于普通人。在针对性上，明星危机属于个人危机；而从危机管理和控制的团队策划来说，它又表现出组织危机管理的意味。近年来，明星危机事件表现为几种较为常见和引人关注的类型：隐婚危机：作为公众人物，为了保持自身价值，或为避免家人受干扰，选择隐瞒自己的恋爱状况甚至婚姻状况。代表人物是刘德华和蔡卓妍。④代言危机：商业代言作为明星的日常工作之一，其产品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着代言明星的形象和水准。相声界的大腕侯耀华一人代言数十个保健品广告，之后却被发现大多数产品不合格，这使侯耀华的公众形象受到了重创。恶性事件危机：多指明星在遭遇打人、涉毒、涉赌、肇事等恶性事件后陷入舆论漩涡引发的危机。这类事件涉及到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往往会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陈冠希的“艳照门”就是其中的代表。家庭纠纷危机：明星的家庭跟其本人一样受到多方关注，尤其涉及离婚、家庭暴力、婆媳不和等事件时更易引发个人形象和演艺事业的多重危机。今年，姚晨和凌潇肃的离婚一事便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3、明星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
胡百精在《危机传播管理》中提到，当危机爆发后，媒体和大众往往会保持高度敏感，人际传播和媒介传播活动频繁，容易形成难以控制的“传播流”。⑤据此，他提出“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便是沟通与传播。”⑥当明星遭遇危机时，明星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与媒体、广告商等的沟通与传播。这时，一方面公关团队主动向媒体提供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使明星方面成为该事件中权威的信息来源，从而控制虚假消息的减少和信息的节奏。同时，要与广告商积极沟通，争取广告商对明星的支持，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商家承诺继续用该明星做代言人。这些支持言论对于危机中的明星十分重要。此外，明星要给媒体提供新信息，像参加慈善活动、出席商业活动等，用其他事件转移大众目光，也为明星提供隐形支持。
二、互联网时代明星危机控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
中国互联网协会在《中国web2.0发展现状与趋势调查报告》上将web2.0定义为：“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级换代，从原来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上而下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⑦这表现在：网民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还是信息的源和供稿者；单个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都是平等的、有个性的主体，可以广泛分享、解读、评论、组织和传播信息。⑧这种模式显示出网络强烈的参与性和平等化特点。其中，微博将这种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2、网络环境下明星危机控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面临的机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快捷方便，信息量大。网络可以实现即时信息，且数量不受限制，其储存能力和集中程度都是传统媒介不能比拟的。二是方式更加多元和新颖。不但可以通过各大门户网站消息，还可以通过个人博客、微博等私人性质的平台。其中，微博逐渐成为目前明星们最常用的渠道之一。三是互联网中图文并茂，声画俱全。一张眼泛泪花的图片，一段感人的道歉视频，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不确定因素使明星危机控制也面临着挑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流言和不利消息的控制难度加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网络的匿名性和公众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使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流言和谣言容易滋行并传播，甚至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传播效果容易受到繁杂信息的干扰。互联网中信息多而庞杂，网民分辨和取舍信息的难度增加。而由于网民的文化背景和理解水平参差不齐，对信息的解读也因人而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危机传播的复杂性。⑨
三、案例分析：明星危机在互联网中的控制方式
在明星遭遇危机事件后，由于明星个人风格和公关团队处理方式存在的差异，运用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也大不相同。下面就以今年姚晨和凌潇肃离婚事件为例，分析两人在网络中危机控制的模式和手法。2011年初，姚晨和凌潇肃消息称两人和平离婚，一时间大众纷纷表示不能接受。姚晨和凌潇肃的婚姻寄托了太多普通大众对爱情、对婚姻的念想，他们的分道扬镳必然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这也是对二人事业的一次考验。除了电视、期刊这些传统媒体，该事件的当事人几乎同时选择使用网络微博消息，但实际效果却有所不同。姚晨的危机公关被认为是成功的，她不但规避了事件对她的不利信息，而且始终处在被受众同情和保护的舆论状态下。笔者认为，她利用网络，采取了以下几种危机公关的方式：
1、时间选择方面：体现了危机传播的3t原则，即真实地说（tellthetruth）、及时地说（tellitfast）、首先来说（tellitfirst）。⑩当坊间不断传出二人婚姻告急的信息和各种猜测时，姚晨选择主动离婚信息，这一举动避免了使她陷入不断澄清、不断回应的舆论漩涡，变被动为主动，成为事件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
、平台选择方面：利用网络的对话优势，选择适合的网络平台。姚晨在离婚事件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微博。不仅因为姚晨本人拥有数量可观的粉丝，被称为“微博女王”，还因为通过微博离婚这样的私事更像抒发自己的感想，对广大网友们来说真诚亲切，较容易得到理解。#p#分页标题#e#
3、形象塑造方面：在这场离婚危机中，姚晨的语句和行为都精准地树立了一个行事低调、受到离婚打击却依然积极相信生活的形象。首先，在没有公开离婚消息前，姚晨的微博一度沉寂，并带着父母外出度假，这样一来就回避了事件还未澄清时舆论的猜测和媒体的采访。其次，有节奏的沉默和使姚晨没有给人产生幽怨絮叨的形象，反而博得了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姚晨并没有显现出一蹶不振的状态，而是开始大量公益信息和参与公益活动，展现出积极向上的一面。
4、其他声音的旁证方面：在舆论对姚晨形成倾斜的过程中，第三方的言论和行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旁证作用。代表人物是姚晨的朋友们，其中与姚晨在《武林外传》中合作的编剧宁财神作用最为突出。他不但暗示凌潇肃借离婚一事炒作，还叮嘱姚晨要照顾好自己。类似的言论对媒体和普通大众来说具有引导性，起到了舆论领袖的作用。另外，姚晨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也是这次事件中舆论倾向的原因之一。反观凌潇肃方面，与姚晨受益于互联网传播不同，他成为了网络信息控制难度大的受害者。一方面体现在他没有把握适当的时机说明事件。由于凌潇肃在发表离婚声明后一度缄默，但却在新剧播出前进行了一系列回应，前后的差异不免让人批评为借机炒作。另一方面，危机公关最忌讳说话出尔反尔，前后不一。面对唐一菲插足致使姚凌二人婚姻破裂一说，他先是绝口否认，后来又承认唐一菲的确和他有关系，但却并不是离婚的主要原因。这都给他的形象打了不小折扣。相比姚晨的全身而退，他本人和他的公关团队显然在这次离婚危机中失手了。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9
一、惩治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
任何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都离不开法制规范，在网络世界里也是一样。但现实社会中的法律不能简单移植到网络虚拟社会中。尽管中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发生了计算机犯罪案件，但是中国并没有努力设立新的法律来调整计算机犯罪，而是利用原有的法律框架进行惩罚。按照中国的法律，计算机仅仅是各种犯罪的一个对象或者侵犯一个工具。这些犯罪则可以扩展到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权利和民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渎职罪。不同的情况可以适用不同的条文。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网络上犯罪的才对这种惰性的法律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对于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犯罪行为的调整是从1994年初开始的。当时，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规定了法律责任。条例规定处罚的行为，包括：(一)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二)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备案制度的；(三)不按照规定时间报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发生的案件的；(四)接到公安机关要求改进安全状况的通知后，在限期内拒不改进的；(五)有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其他行为的。这些行为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停机整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根据第24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的规定处罚。不过，当时的刑法并没有涉及计算机系统或者网络的条款。条例中所谓“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二、责任主体不明确。比如不按照规定时间报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发生的案件的。这显然是把责任加在被害人一方的意思。也就是说，用户既是黑客侵害的对象，也是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的对象。
不过，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法律的解释功能非常强大，以致任何法律漏洞大都可以通过解释和适用原有法律来加以暂时弥补。所以，黑客这样的行为是可以适用1979年刑法处理的。涉及占有财产的，可以适用贪污罪、盗窃罪等；涉及盗窃秘密的，可以适用特务罪、间谍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涉及损坏计算机及其系统的，可以适用故意毁坏财产罪加以惩罚。1979年刑法的规定虽然很原则，但是开放性是非常强的。这一和法制原则相背的做法，反而在新兴的犯罪面前显出某些优势来。尽管如此，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处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空白。
1997年,利用刑法修改的契机，第285条和第286条286规定了计算机犯罪的两个罪名，即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就是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列为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而被禁止。在调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规定中，禁止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和应用程序、危害信息网络安全。显然这些规定都感到对于黑客行为的禁止有扩展到刑法285条所不能覆盖的计算机网络的必要，而且增加了对于未经允许而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行为的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在1997年初的制定显然在时间上有些生不逢时。中国互联网在1997年开始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这是那些精心制作一部不仅充满矛盾和困惑，而且赶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刑法的立法者们进行起草时没有考虑到的。这部刑法仍然是一部充满混乱和重复的刑法典。刑法虽然规定了计算机犯罪，但是互联网上出现的新问题再次对刚刚通过的刑法典提出了挑战。
为了应对新的情况，最高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部综合性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法律。这是除了刑法以外唯一一部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互联网安全的法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重申对于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遗憾的是，这一立法把所有行政法规中意图禁止一般黑客行为的努力化为乌有，再次确立了中国刑法惩罚的黑客行为仅限于：（1）侵入中国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对于侵入中国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并不排除中国加入某种国际公约后对于发生在中国领域外的犯罪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2）仅限于侵入特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仍然排除了对于侵入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的犯罪化。不过，根据刑法的规定，如果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可以适用特别规定。这方面刑法是留有余地的。
二、惩治涉及内容的犯罪
互联网在中国不是别的，它首先成了数字民主墙—互联网的内容对中国的政权稳定提出了挑战。率先对于互联网内容做出规定是在1996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它规定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色情等信息。并且规定违反本规定，同时触犯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国法律的习惯做法，这一规定预示着中国政府把互联网上的犯罪行为纳入传统刑法加以惩治的决心。同时，这一规定把调整的中心放在对于内容的控制上面，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社会治安，三是色情信息，被明确列为禁止的重点。其中暗含着对于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传授黑客知识等行为作为制作、传播妨害社会治安的信息进行惩治的可能性。更为严重的是，查阅某种信息的行为也被该法所禁止。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规定的。
（一）老九条禁令
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对于互联网内容的禁止规定扩展为九条（老九条），主要覆盖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个人人格与名誉，而对于经济利益毫无反映。可以进一步地看出，中国的互联网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而对待的。至于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则没有在第一时间加以考虑。
该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
article5:nounitorindividualmayusetheinternettocreate,replicate,retrieve,ortransmitthefollowingkindsofinformation:
（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六）宣扬封建迷信、、色情、、暴力、凶杀、恐怖，教唆犯罪的；（七）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八）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九）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1)incitingtoresistorbreakingtheConstitutionorlawsortheimplementationof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2)incitingtooverthrowthegovernmentorthesocialistsystem;(3)incitingdivisionofthecountry,harmingnationalunification;(4)incitinghatredordiscriminationamongnationalitiesorharmingtheunityofthenationalities;(5)makingfalsehoodsordistortingthetruth,spreadingrumors,destroyingtheorderofsociety;(6)promotingfeudalsuperstitions,sexuallysuggestivematerial,gambling,violence,murder,(7)terrorismorincitingotherstocriminalactivity;openlyinsultingotherpeopleordistortingthetruthtoslanderpeople;(8)injuringthereputationofstateorgans;(9)otheractivitiesagainsttheConstitution,laws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
在以后的法律法规中也陆陆续续规定对于互联网内容的禁令，时而有所变动，时而有所增加，但是基本的调子是在这个办法中确定下来的。
（二）新九条禁令
从2000年开始，内容禁令得到重新组合，但是仍然是九条（新九条）。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配合打击活动的形势，增加了“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的禁令。海外异议组织和个人设立了众多的网站，并且利用电子邮件的形式，传播思想，特别是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这些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忧虑。因此，互联网内容禁令在新九条中更进一步得到强化，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在此后有关互联网的一系列政府文件中，新九条都受到特别强调。这些政府文件包括不同部门和不同领域的互联网服务。2000年9月国务院同时通过了《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传播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办法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电子公告服务系统中含有这些内容之一的信息。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站登载的新闻不得含有这些内容。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规定BBS站用户应当遵守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注册和使用的域名，不得含有这些内容。
新九条为：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色情、、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Standard9items:produce,reproduce,release,ordisseminateinformationthatcontainsanyofthefollowing:1.informationthatgoesagainstthebasicprinciplessetintheconstitution;2.informationthatendangersnationalsecurity,divulgesstatesecrets,subvertsthegovernment,orunderminesnationalunity;3.informationthatisdetrimentaltothehonorandinterestsofthestate;4.informationthatinstigatesethnichatredorethnicdiscrimination,orthatunderminesnationalunity;5.informationthatunderminesthestate'spolicytowardsreligions,orthatpreachestheteachingsofevilcultsorthatpromotesfeudalisticandsuperstitiousbeliefs;6.informationthatdisseminatesrumors,disturbssocialorder,orunderminessocialstability;7.informationthatspreadspornographyorothersalaciousmaterials;promotesgambling,violence,homicide,orterrorism;orinstigatescrimes;8.informationthatinsultsorslandersotherpeople,orinfringesuponotherpeople's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r9.otherinformationprohibitedbythelaw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
（三）十条禁令或者更多条禁令
不久，一些政府有关互联网的文件中对于新九条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灵活处理，出现了十条禁令。即在新九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这一条，列在原第九条的前面。这些文件包括《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不得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互联网出版不得载有这些内容。文化部《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单位不得提供载有这些内容的文化产品。
十条禁令包括：(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中，禁令进一步扩展为十二条。增加的部分为虚假的信息和从网络或境外媒体上收录下来的境外节目，被作为禁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节目。
作为对互联网上的一些行为进行犯罪化的重要法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的内容禁令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九条。对于有这些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决定规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禁令和可能适用的刑法规定包括：
1．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
（a）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分别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
（b）通过互联网窃取、泄露国家秘密、情报或者军事秘密的，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非法获取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
（c）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d）利用互联网组织组织、联络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构成组织、利用会道门、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会道门、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2．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
（e）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产品或者对商品、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分别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虚假广告罪。
（f）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g）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仍然适用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包括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的犯罪。
（h）利用互联网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的，构成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i）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网页，提供站点链接服务，或者传播书刊、影片、音像、图片。可以适用刑法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物品牟利罪和传播物品罪。
3．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方面的。
（j）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除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以外，被害人告诉的才处理。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互联网出版机构登载或者发送这些禁止内容的，没有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撤销批准。
三、惩治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纳入了违反国家规定，擅自中断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服务，造成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
违反国家规定，现在可以列举出一些相关的法规，比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这样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电信条例》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电信网的功能进行删除或者修改以危害电信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电信条例》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惩治破坏数据与程序的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这样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电信网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或者修改以危害电信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电信条例》也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五、惩治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犯罪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和向社会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其中传播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包括（一）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二）向他人提供含有计算机病毒的文件、软件、媒体；（三）销售、出租、附赠含有计算机病毒的媒体；（四）其他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禁止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也不得故意制作或者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性程序、危害信息网络安全。
在非经营活动中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和向社会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在经营活动中的类似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依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或者未经许可出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除予以没收外，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电信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刑法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依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规定处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制作、复制、传播计算机病毒或者以其他方式攻击他人电信网络等电信设施。
向社会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六、惩治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实施犯罪
在刑法第287条中规定在其他犯罪中存在计算机的因素的情况下，适用其它法律条款加以追究。刑法中的其他条款并没有包含“计算机”这样的字眼，而这些犯罪的实施却可能借助计算机完成。由于第287条的设立，这些行为已经全部包含在刑法规定中了。这样看来，中国刑法的规定，仍然延续了其强大解释功能的传统。措辞很约简，覆盖范围却很宽，比起其他国家的立法，篇幅似乎小很多。
刑法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禁止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
在一部行政法规中，条文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它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违反该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利用互联网实施《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所没有明确列举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条仍然是刑法第287条精神的继续，把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利用互联网这种工具实施的犯罪。
七、惩治侵犯通信自由的犯罪
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将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犯罪化。
这种情况可以适用刑法关于侵犯通信自由罪的规定处罚。在这一规定中，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被归入通信的范围。而互联网只是实施该罪的途径之一。
八、惩治窃取、破坏信息的犯罪
《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从事窃取或者破坏他人信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该条规定可以分别适用刑法有关个人通信、商业秘密、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有创立窃取、破坏他人信息的独立罪名的努力。
九、惩治扰乱电信秩序的犯罪
《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下列行为，都属于扰乱电信市场秩序的行为：
1、采取租用电信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电信业务；
2、盗接他人电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使用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施或者码号；
3、伪造、变造电话卡及其他各种电信服务有价凭证；
4、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
《电信条例》规定有本条例上述第(二)、(三)、(四)项所列行为之一，扰乱电信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项的行为在刑法中亦有所规定，即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定为盗窃罪。其他二项的行为尚没有对应的刑法条文可以适用。
十、惩治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犯罪
互联网危机管理篇10
[关键词]政府多元治理策略；新媒体；路径选择
一、政府应对网络信息行为失范表现及应对策略
与传统媒体相比，作为逐渐上升起来的新媒体典型代表微博、QQ、mSn、人人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在传播地震以及灾区信息、开展抗震救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汶川地震为例，突发性危机事件中网络信息行为失范的表现及相关的应对策略有如一下几个方面：
1、地震发生后有关传闻和预测，网络社区中大量流言传播及应对
以天涯社区的“汶川地震”讨论板块为主研。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关余震的传言，如关于5月28日陇南将发生7-8级地震及全国各地余震传言。这一类信息和人们的现实安全紧密相关，因此，常会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关注和焦虑、恐慌情绪，致使许多人夜不能寐，留宿于广场等地。针对这一信息失范问题，政府应该及时官方信息及时引导舆论，因为公众对官方媒介的信赖程度仍是最高的。
政府在危机事件中制定积极信息沟通策略。政府及时准确可靠地官方信息是防止网络论坛、微博等交流场所盲目错误预测危机信息的有效措施。许多来自各个论坛的关于事件中的场景事实描述之所以形式多样，信息内容众说纷纭的现象自各个论坛的关于事件中的场景事实描述之所以形式多样，随处可见，其中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没有及时更新和事件进程信息，导致网络中各种民意猜测。所以政府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要积极重要信息并制定沟通策略，及时引导网络舆论。
2、有关灾区具体受灾和救灾情况的信息传播，微博谣言的泛滥及管理方法
水污染谣言，主要来源微博的传播，使人们疯狂抢购水，造成灾区恐慌。当时，不少地方的灾情和人员受困情况并不明朗，这些信息扩展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但也提前对真是情况的预测给社会及政府的救援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但由于人命关天，这些信息在网络上一经便受到网民强烈关注和转载支持。针对在微博上传播夸大信息事实这一行为，网络应该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发生之时要求实名讨论，以便约束网络行为，同时能对失范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3、短信、QQ群里散布地震谣言揭露灾区和救灾各个环节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及应对措施
这是最主要的流言类型，通常会给当事方和相关方面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代表性的流言如：地方官员隐瞒灾情和私藏救灾物资、民营医院拒收灾区病人、红十字会截留赈灾款、捐款作假、灾民哄抢救灾物资之类的不良表现等。其中一部分流言得到相关方面的调查、解释或澄清，也引发传统媒体的跟踪报道，如成都帐蓬事件、志愿者被打事件、红十字会截款问题等。针对通过与大众密切相关的媒介散播谣言这一信息行为，最主要应该建立法律法规，规范网络主体信息行为。
针对不同性质的行为失范程度对相关网络主体做出明确的责任规范，也就是制定明确的规则规范，只要行为触犯法律规范必须对之进行相应的惩处。在汶川地震这样的全民高度关注的危机事件中，对网络信息网络主体行为的管理不仅是政府应有职责，更是人文精神的需要。
二、政府应对网络信息行为失范的策略梳理及启示和思考
（一）应对网络信息行为失范的相关策略梳理
1、第一时间公共危机事件的核心信息，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如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过程中政府24小时进行信息和更新，这一点在汶川地震中有突出表现，各权威媒体分专题或者对重大信息进行全天的权威信息。
2、制定网络法律法规，做到以法管网和依法管网。其中关键点在于把规定和责任明晰化，同时在实际中有相应的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如上述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明确各信息主体的责任义务。
3、进行网络舆情管理。主要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净化网络环境。搜集具有引导性的信息，利用软件技术自动删除具有煽动性和不法信息。
4、加强行业自律。决定网络行为规范的最初力量并不是国家的机关，而是那些信息产业中的从业者。行业的自律往往能够更好地把握管理与发展、规范与自由之间的平衡。
已发生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网络信息管理带来的启示
1、对所有网络交流传播领域加强网络舆情管理，引导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关键信息传播。
网络舆是收集和管理关键信息的重要平台，加强网络监测和预警式防止和管理信息行为失范的重要措施。在地震这种突发的大灾难中，信息的管理对危机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持十分钟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自动删除引领舆论的带有煽动性的不法信息
2、开展网络人文教育，提升公民自身的内在约束。
公民只有加强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才能建立内在的约束机制，不会放纵自己的行为把网络空间当成绝对自由的场所，随心所欲错误甚至不法信息。汶川地震这一突发性危机事件对全民来说是一件严肃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事件，他不仅关乎政府能力问题，更是关乎危机中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肇事者唯恐天下不乱，违公德扭曲危机事件中的信息，夸张事实制造混乱。
3、发达国家关于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管理的相关技术和方法。
美国的互联网管理主要包括：立法管理（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对互联网的立法）、技术监管、自律引导、市场调节。英国队互联网管理的特点主要有；英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唱主、英国互联网行政管理、英国互联网安全技术管理。
（二）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信息管理方法的缺陷和思考
1、管理制度的不足。规定不够明确、细化，存在的盲点较多；
2、实践中管理责任不明，管理依据不足。
目前制定法律规范并将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有力地执行将是治理危机事件中网络信息行为失范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加之公共伦理思想的教育和渗透使网络主体内在约束机制生成对政府网络管理有积极的辅助作用。但是要想真正建立一个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在面临多重管理困难的情况下，要想使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信息行为得到规范、网络管理有效进行，本文在已有的应对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借鉴思考：
1、政府控制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主流信息，其中是利用主流媒体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进行及时的新闻报道。
2、实行网络实名制。保护用户隐私的特殊情况下建立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实名参与。
3、技术管理。如使用口令、数字签名以及在工作站和网络服务器上使用用来鉴别用户的标号，对超界值的检验等，以预防信息的变形与失真。
4、多元主体的协同监督。网络舆情管理只是一方面的力量，在特殊重大的危机事件中应该创立多元主体分权分则管理。
三、结论
对网络行为的管理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处理方式及程度的适宜在危机事件中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利益否能实现、公民个人利益是否得到保障，所以政府在制定和采取针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信息行为失范的策略和措施时一定要权衡各方利益并最终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制定相关责任规则规范，但是要想真正建立一个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除了传统的管理方式外，目前值得提倡和进一步执行的措施策略应该是网络多元主体管理和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进行实名参与制度。所以只有把已有的管理方法和能进一步发张的管理策略结合才能保障网络环境的文明、安全、有序，提升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管理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政府组织中间层在应对网络信息传递中的上传下达作用。压缩组织结构层级，缩减应急管理层次，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向扁平型的横向结构转化，并赋予基层单位危机处置的适当权力。建立“紧急联络树”，任何部门都可以利用写有决策部门和相关负责部门联系电话的“紧急联络树”把信息在最短时间明确的传递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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