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史篇1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要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speaking,researchesinChineseeconomichistoryneedconformityandinnovation.ResearchesinChineseandforeignhistoriesallhaveundergoneacourse,whichformedeconomichistorytothecombinationofeconomichistoryandsocialhistory."Socialandeconomichistory"whichFuYilinsponsoredisthedirectionthatresearchesinChineseeconomichistoryshouldmakegreateffortstoattend.thesocialhistorywithouteconomywillnotbecomeanentiresocialhistory.Researchesineconomichistoryalsoneedcombinewithsocialhistory.
【关键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history/socialhistory
【正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J·ashley）、坎宁翰（williamsCuningha）、施穆勒（Gustavvon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H·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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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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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社会经济史篇2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p.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注释
[1]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2]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55页。
[3]《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34、43、44、50页。
[4]引自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页。
[5]林有能：《学术传承与规范》，《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
社会经济史篇3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分类科学间方法、资料上的相互借鉴、学习，乃至相邻学科间的相互整合，仍是当今人文社会各学科挖掘学术潜力、开创新风气的主要途径。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超乎传统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社会史作为考察经济史问题的重要机制，将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比较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将契约文书等传统史学所不致意的材料运用于学术研究。独辟蹊径，给传统学术吹送了一阵可蔚的新风，“发凡起例，反响不绝，由附庸变大国，形成一个流派，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注：杨国桢：《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也是为了新史学多元化、多样化的开荒辟壤，希望社会经济史学的丰富和深化，最近杨国桢先生又提出了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框架。“站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立场，运用‘科际整合’方法，考察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岛屿及相关之海洋区域、海外地区的特殊社会经济结构，阐述这一特殊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注：杨中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是傅先生学术大国新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组合体，费孝通先生近年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概括了中国历史与现实内在结构的这一根本性质。（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4期。）多元文化，可以从许多标准、角度去区分和理解，海洋性文化与陆地性文化无疑是中国古代和现实人文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传统。这两个传统不但是不同民族文化群体的性质差异，更是地理位置差异所缔造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形态。换句话说，海洋社会经济同样是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基本环节，海洋社会经济史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系统中极其重要的子系统。但是，由于我们过去意识形态中强调的“国情”是农业大国，传统史学、包括传统社会经济史所注重的也只是以传统农业社会为核心的陆地社会经济研究，“海洋因素很少被置于观察的视野之内”、“历史学界对于海洋缺乏应有的热情”。（注：杨中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即便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于海洋社会经济的某些单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诸如海外通史、海洋贸易史、海外移民与华人研究等，但还未见站在将“海洋性”作为与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陆地性”并列存在、相互补强之社会经济体系的高度，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整体去建设、完善和发展。
这个新的学术整体，继承傅先生所开辟的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于学术研究的社会经济史学精髓，更进一步发掘、勾稽传统史学之外的新思维。而且，海洋社会经济作为人文体系的一个特殊环节，它的历史建构更需要这样的多维视野，这大概就是杨国桢先生倡议的“科际整合”用意所在。
海洋考古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才出现不久的一个新的学科点，在不断寻求“多维视野”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体系中，海洋考古可以融合、整合成为一个崭新的环节。
二、海洋考古：社会经济史学多维视野的新环节
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eski）说，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的要求的同时所创造的一个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为了使有形的文化“环境”得以维持、延续，就同时创造了文化规格，即无形的组织和制度，构成文化的“社会”层面。（注：托卡列夫著：《外国民族学史》第2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海洋社会文化也是如此，她是人类在海洋活动中所创造的凌架于海洋自然环境之上的一个新的人文存在，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栈桥、海洋贸易物品、海上移民等有形的海洋文化“环境”，还有约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人文传统的习俗与族群心理倾向等无形的海洋文化层面。海洋考古（maritime／marinearchaeology）就是通过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有形的物质遗存，进而探讨遗存背后的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无形的层面。
从理论上说，海洋社会文化活动不仅在水下、而且在陆上都有遗存，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吉米格林（Jeremy.Green）指出：“陆地上发现的古代沉船虽不出于海洋，也不用水下考古，但却属于航海或海洋考古学。”（注：JeremyGreen:maritimearchaeology——atechnicalHandbook.aCaDemiCpReSSLimiteD1990.）但在实践上，水下调查技术在海洋考古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已成为海洋考古方法的标志。因为：第一，海洋文化遗存主要埋藏在海底，因此水下技术对于海洋考古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二，随着常规潜水技术的发明，水下技术也主要是应海洋考古、特别是海底沉船考古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水下考古专门技术也主要是被运用于海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中。由于水下技术的限制，海洋考古成为考古学中最年轻的分支。从人们对海底神秘沉船的关注，到现代潜水考古技术方法的产生，海洋考古在西方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学术探索过程。
在上古希腊，采绵人用阐单的空气袋发现了地中海底沉船；1446年，阿伯蒂（LeonBattisatalberti）试图对意大利内米湖（Lakenemi）中传说的两艘罗马“沉船”进行打捞，但失败了；1535年，德马基（F.Demarch）用木制面罩潜到遗址上，对其中一艘沉船进行结构与布局的详细调查。19世纪中叶，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产生，考古学家更加关注海洋文化遗产、特别是沉船遗存的调查。1863年，恩格哈特（C.engelhart）在丹麦的斯列斯威格（Schleswig）沼泽地中发现了4世纪的“尼达姆（nydam）”号沉船，并按陆地考古的方法进行发掘和记录；在丹麦的奥斯塔特（aostad）等地的沼泽地中也不断发现9世纪北欧海盗的维金船（VikingShip）。但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考古学还无法真正扣开通向海洋的大门，更不用说透过这些萌芽阶段的“海洋考古”作海洋社会历史的学术研究。
本世纪开始，头带硬盔的原始重潜技术应用于沉船遗址调查。1900年，在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提基希拉（antikithera）附近海底，发现了运载大理石雕像和青铜雕像的中世纪沉船，希腊政府组织海军进行打捞；1907年，伦敦文物协会雇佣专业潜水员，对肯特郡赫尔纳湾的一处罗马沉船进行调查。40～50年代是海洋考古发展的关键时期，法国水兵库斯托（JacquesCousteau）负责的小组发明了自携式水下呼吸器（SCUBa），即常规轻潜，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1952年，库斯托调查并“发掘”了马赛附近大康格卢岛（LeGrandConglou）海域的一处古希腊时期贸易沉船；该小组的另两名成员菲利普泰莱芝（philippetailliez）和弗里德里克杜马斯（FredericDumas）也一直坚持在地中海海域寻找古代的沉船遗址。1959年，瑞典国王动用1200名潜水员，将著名的“瓦萨”号战舰打捞出水。但由于这些军人潜水员缺乏考古、历史知识，他们的工作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海洋考古，真正科学的海洋社会历史研究也是极为有限的。
60年以来的轻潜技术被专业考古学者用于沉船考古、专业历史、考古学者亲临水下，标志着水下考古的诞生。1960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考古教授乔治巴斯（GeorgeBass）应邀对土耳其的格里多亚角（CapeGelidonya）海域古典时代的沉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亲临水下，从此海洋考古在世界范围广泛开展，方兴未艾。1961—1964年间，巴斯和他的学生们又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Yassiada）第一遗址；1967—1969年间，他们又发掘了拜占庭时期的亚细阿达第二遗址；1967年，巴斯领导来自10多个国家的40多位考古学者发掘了塞浦露斯的卡伦尼亚（Kyrenia）沉船遗址。1973年，巴斯任德克萨斯a&m大学航海考古研究所所长；1977年起，该研究所对土耳其的斯泽利曼（SergeLiman）地区的一艘11世纪的沉船进行发掘；1966年，巴斯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学》一书。在英国，1964年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该学会编辑出版《国际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1965年英国调查设得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DeLiefde，1977）”号沉船。1967—1971年间，女考古学家玛格丽特鲁勒（margretRule）主持发掘都铎王朝的著名战舰“玛丽露丝（maryRose）”号；此外，在黑斯廷斯（Hastings）海域调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号，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Lacada）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圣玛利亚罗莎（SantamariadelaRosa）”号、“希罗娜（Girona）”号等。在澳大利亚，1973年，吉米格林在西澳海域连续负责发掘了1629年沉没的“巴达维亚（Batavia）”号，1656年沉没的“费居德德雷克（VerguldeDraeck）”号和1727年沉没的“泽维克（Zeewijk）”号等东印度公司沉船进行调查发掘。中北美洲的水下沉船、特别是满载金银财宝的西班牙战舰长期吸引着商业打捞者，最近各国通过了水下文物的立法，使沉船调查发掘成为考古工作的一部分。在美国，有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捍卫”号的发掘；在加拿大，有法国战舰“马肖尔（machault）”号的发掘等。（注：基思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巴斯在开创水下考古之前就是对于地中海古典历史文化卓有研究的专家，他在格里多亚角等沉船遗址的发掘就是为了弥补古典文明史研究中单纯文献史学的不足；吉米格林从事水下探索的目的更是为了研究船舶技术发展史、东印度公司航海史等海洋经济文化史课题。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海洋考古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海洋社会历史与人文研究的学术宗旨上，而不是捞宝、好奇或其它。
中国的海洋考古也有一个从陆上走向水下的过程。建国以来在一些沿海省份陆续发现了一些因埋藏地点淤积成陆而得以在陆上发掘的古代沉船，如福建连江敖江的西汉独木舟和泉州后渚的宋代海船，浙江宁波东门口的宋元海船，上海嘉定和南汇的两处宋船等，其中泉州和宁波的沉船规模最大。（注：张威：《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二十四期，文物出版社1995年；吴春明：《中国沉船考古的新进展》，《东方博物》第一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由于技术力量和资金的限制，我国的考古学迟迟未能从陆上延伸到水中，无暇顾及水下沉船这一海洋考古学的主要领域。1985年，英国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chealHartcher）在中国南海海域盗捞到一艘清乾隆年间沉船，船上的航海日志证实该船是1750年驶离广州往荷兰途国中沉没的。哈彻从船上获得15万件青花瓷器和125块金锭，并公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3000件瓷器获得3700万荷兰盾，震惊了考古界。（注：杨林：《严格执行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努力开创水下考古工作新局面》，《水下考古通讯》第4期，1990年。）这一偶然事件促成中国政府决心改变水下考古无力开展和海洋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1987年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和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198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Univ.）举办了首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闽、粤等省的11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并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CmaS）的专业证书。就是依托这支队伍，近10年来相继在福建连江定海、广东台山川山岛、辽宁绥中三道岗等海域调查发掘出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重要沉船资料，标志着我国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
国内外这些海洋考古工作的初步开展，揭示的只是难以计数的海洋文化遗产的极小部分，但这些开拓性的工作所获得的沉船文物已经充分显示了该学科的无限魅力，也初步展示了她在海洋社会历史与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
三、海洋考古对于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
当代考古学的新发展已经越来越突破了仅仅发掘、整理研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的不足，开始重视遗存所体现的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课题。作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海洋考古在不断发掘人类海洋社会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如沉船、港口遗迹、海交史迹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这些物质遗存背后所隐藏的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考古学作为广义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为近现代史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大力地推动海洋考古对于科际整合中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贡献，挖掘海洋考古的主要学术领域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潜力。
由于古代人类海洋活动是多方面的，因此海洋考古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主要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它们对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都是有为可作的。
（一）沉船考古：发掘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特殊档案
船舶是世界上一切海洋文化的主要载体，沉船考古是调查、发掘、研究古代沉船实物及相关的遗存的海洋考古分支，对象是一切古代沉船实物，包括不同埋藏环境（水下、淤积陆地等）中的沉船。随着我国中古、近古航海时代的不断推进，在环中国海、主要是东南海沿海遗留了许多汉唐一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沉船遗存，据不完全统计达2000艘以上，成为海洋考古的一大特色。
沉船考古上已经得取许多著名的成果，如格利多亚角等多处地中海古典时期沉船、瑞典“瓦萨”号沉船、韩国新安元代沉船等。（注：基思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在我国，1974年在泉州后渚淤陆地调查、发掘的宋元时期沉船实物与船货，在我国陆地考古中开创了大型沉船考古的先例。1978年，宁波东门口的码头遗址中找到了一艘元代木船的残体，与泉州沉船、韩国新安沉船结构相似再现了中世纪远洋木帆船的形态特点。1990年以来，福建边江定海发现多处宋元明不同时期的沉船，如白礁一号沉船的宋船龙骨和大量瓷器白礁二号的明船青花瓷，都展示了这一时空海上交通繁忙的景象。1992年以来，在辽宁绥中三道岗的渤海海域，一艘满载磁州窑瓷器和外销铁器的金元时期沉船船货也被逐步揭示出来。而广东台山、南海等地也有多处元明时期的沉船得以调查，并正投入发掘。（注：同⑧，及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它们就象一卷卷内涵丰富的海洋历史档案的发掘，扩展了海洋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资源和新领域。
大海扬帆依托的是一定的航海技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差异和发展阶段差异，不同时空人类的航海技术状况就不同，多样的航海技术史是海洋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航海技术的具体内容包括船舶形态与结构的发展、远航技术的提高与航线的拓展等。沉船实物是揭示船舶形态与结构发展的主要依据，如泉州后渚、宁波东门口的元代木船与绥中金代沉船形态的差异，反映的就是我国古代南北方不同海域适航船的差异。不同水域沉船遗址的发现，也是了解先民开辟远征航线的依据，如泉州沉船附着物上的南洋水域贝类的发现成为该船航海东南亚的证据；西沙海域六朝以来沉船、沉物的发现，就可以确定我国早期航海家以跨越南海的离岸航线代替环绕北部湾沿岸航线的年代上限。
海洋经济文化活动是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题，沉船考古资料对于建构海洋贸易史、海洋交通史、海内外移民和开发史等海洋社会经济环节都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商船考古的主要发现是沉船船货，是说明外销的或舶来的物质文化史、贸易史、经济史的直接证据，如地中海沉船主要内涵陶瓷文物对于古外销陶瓷史的研究等。通过沉船文物中涉及船货的外销地区、舶来产地的探讨，还可以间接地研究海洋交通史、海内外移民开发史，如沉船文物于“海上丝路”、华人开发东南亚的历史研究等，都是不可忽视的。
受只强调物而忽视人的传统考古影响，以往的海洋考古学者也很少关注船上社会的考察。实际上，在以商船为主的古代沉船中，船上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海洋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船上社会涉及阶级、血缘、宗教等各种社会因素，可以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沉船的内在结构和遗物构成上。如某些遗物数量、技师的空间分布上的差别可以反映船上的等级社会关系，船员用具、赌具、酒瓶等内容说明的是以特定文化为背景的船上社会生活面貌。船上社会涉及阶级分类、血缘关系、宗教内涵等各种社会因素，这种关注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取向是考古学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海港考古：探索特定时空海洋社会经济体系的中心
海港是古代船舶停靠、装卸货物、避风的重要设施，还是以海港为集散地的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中心，以及海洋交通文明史的起迄点。海港考古，就是对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它是海洋考古的重要内容。考古学所揭示的古代海港发展史同样拓展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对于海洋技术史、对外贸易史、海洋交通史等海洋社会经济史各子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也见于水下。如黎巴嫩、突尼斯原始港口遗迹，都是陆地考古上发现的重要港口遗迹；而因地震破坏而沉入海底的殖民时期中美洲牙麦加港口城堡的调查，（注：基思.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则是水下考古的发现。
我国的海港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不系统的成果，如泉州后渚港、安海港、漳州月港史迹的初步调查，宁波东门口宋元码头的试掘，以及主要集中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史迹研究等。（注：同上《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及《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庄景辉：《海外交通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除了田野工作上与沉船考古一样须关注湮没于水下的港口史迹外，在学术研究上我国的海港考古在宏观性和系统性上还有一系列潜力。首先，必须在个案海港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环中国海的宏观角度，各地的海港史迹应置于中国古代海港发展的全时空体系中考察，把握个案海港在海洋社会经济全史中的地位。其次，个案海港考古应克服象迄今泉州港研究中割裂个别海交史迹的不足，将系统的港口及相关史迹作为一个海洋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对待。具体讲，码头及相关航运设施是海港社会经济文化的龙头，应全面调查泊船、航标、仓储、市舶管理等一切与港口储运有关的考古遗迹，复原古代海港的系统面貌。道路与疏港系统是海港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有机构成，将港区内部的道路、桥梁网络和连接经济腹地的道路、驿站等作为支撑港口作的系统设施来研究。海港区的石刻、墓葬、寺庙等人文史迹虽不是海港设施本体，如泉州港的祈风石刻、清净寺、伊斯兰圣墓等却同样是海港为中心的海洋文化活动的直接和间接结果。最后，海港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存在，海港以外的许多与海洋文化有关的遗存与海港考古密切相关，甚至在我国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多数古代海洋人文也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心海港城市的海洋文化辐射、影响的结果，如东南地区的古代陶瓷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逐步发展、繁荣的以销行海外为特点的海洋性陶瓷文化体系，不能脱离特定的海港与海外交通线发展史的研究。
因此，如果我们将海港考古置于以海港设施为龙头的海洋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以东南中国为中心的环中国海的宏观视野中，系统挖掘海港考古的学术潜力，这一海洋考古的重要分支作为我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学术价值将越发突显出来。
（三）海洋聚落考古的潜力
大海扬帆只是人类海洋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全部，因此除了沉船、海港等航海史迹之外，海洋考古还有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海洋性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在地球上，陆地面积不及海洋面积的一半，但应该说人类（特别是早期）的聚落行为主要是大陆性的，海洋性的聚落活动史是见于沿海地带，这些聚落活动的特点是沿海岸活动，靠海洋为生。海洋性的聚落遗迹广见于考古发现，如我国沿海地区史前考古中常见的贝丘、沙丘遗址应主要就是这种海洋性的聚落文化遗存。由于生态与文化的延续性，以贝丘遗址为特点的海洋性聚落文化中的一些还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很晚的历史时期。（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1992年福建平潭岛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5年7期。）由于海陆变迁等原因，这类海洋性的聚落文化不仅见于海岸上，也开始发现于海底，如山东长岛海域的岳石文化遗存、福建东山海底更新末期的人类与哺乳动物化石地点等（注：尤玉柱：《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福建文博》1988年1期；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年2期。）都是重要的线索。
社会经济史篇4
藏族的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到元朝时逐渐形成一个居住地域相对固定、语言大体统一、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上起吐蕃王朝，下至解放前，一直贯穿于其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并在实践中规制着藏族社会经济生活。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从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及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法律规范。
一、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早在吐蕃王朝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在固有习惯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习惯法规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习惯法来保持与各民族部落的领属关系，另一方面将一些习惯法吸收到王朝统一的法律之中，使之上升为成文法，作为在吐蕃王朝控制区域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www.133229.Com可以说，习惯法是吐蕃法律的渊源之一。之后经宋元明清等局部或统一的中央政权时代，部分习惯法经受住了法制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在藏族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盟会习惯法
早在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经常以“盟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政治联盟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吐蕃王朝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程度的加强，盟会制度不仅反映王朝与部落的领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将双方的经济关系法律化。一方面，王朝保护各部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各部落应向王朝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其他财产作为经济义务。盟会已成为清查财产、征收赋员的重要手段。王朝越强大，这种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越稳定。相反，在王朝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各部落则表现出不尽经济义务，时叛时服的情形。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臣下每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共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等身体屠裂，同于此牲。”直到清朝末年，青海藏族部落还按这种习惯会盟，到期不赴盟，要受到惩罚。《番例》第六条规定：凡会盟已给传知，如有推故不到者，千户等罚犏牛13条，百户等罚犏牛6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犏牛5条。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到了11世纪角厮啰政权兴起以后，尚无完备的成文法律，而是通过“盟誓”“祭天”的形式来维持王权与部落之间的臣属关系，以确保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
（二）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
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的习惯。尤其在佛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之后，由于受“佛戒杀生”禁忌之影响，他们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诸如河鱼、秃鹫、田鼠、黄羊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习惯逐渐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后来，这种习惯法还以成文法的形式颁行和宣讲，历代达赖和历任摄政每年宣讲《日垄法章》，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理塘毛垭地区的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①理塘木拉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1人挖药材罚30藏元，2人罚60藏元，余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②。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法律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在草原保护方面，“轮牧”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非正式制度，也是藏民族保护草场，促进牧业良性发展的习惯法。搬迁轮牧的日子，也要遵从这种无形的法律，由部落首领择定良辰吉日统一进行，对早搬、迟搬、错搬者均给予经济处罚。
（三）经济责任习惯法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地区地广人稀，也许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藏族习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经济法律责任来追究违法犯罪的责任，人身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主要体现在藏族习惯法中用财产处罚来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藏族习惯法规定，偷盗者应当负经济赔偿责任。凡偷盗者一经发现并抓获，要向头人交忏悔费马一匹、枪一支，向户长交忏悔费枪一支。许多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伦理道德秩序，规定治内盗严、治外盗宽的原则。在部落内部犯窃，窃平民财产者没收一半家产；窃牧主、头人财产者，没收全部财产。在外部落行窃，被抓获后应当返还所得，罚半个银元或相当的财物。偷牧主和头人财物的，赔罚九倍，偷平民财物的，赔罚三倍。
对抢劫行为，藏族习惯法经历了从鼓励认可到限制禁止的历史变迁过程。最初的藏族习惯鼓励本部落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部落实施抢劫，这反映出特定生产力水平阶段和历史时期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历史现实。随着各部落交往的频繁和统一程度的加深，藏族习惯法规定：凡抢劫者，都要受到经济处罚。青海果洛部落法规定，袭击牧地，给头人悔罪金5品，马枪15支；什长悔罪金2品，马枪15支；低头费上等5品，马枪25支；中等3品，马枪15支；下等2品③。
（四）以罚代刑习惯法
这是藏族习惯法的一大特色。最典型的是盛行在青海、西藏等地的“赔血价”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杀人犯或其亲属只须向受害人及其亲属支付一定数量的财产（包括牲畜、枪支、金帛等，以补偿受害者家属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就不再实行血族复仇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习惯法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致害人及其家属向受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数的财产以示和解的一种习惯法制度。据考证，赔命价、赔血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的《法律二十条》①。到十一世纪初，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以此为母本，制定了《红本法》，将《法律二十条》中的杀人者抵命，修改为“赔命价”，并衍生出“赔血价”。命价和血价的高低，取决于受害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其中青海果洛莫坎部落的习惯法规定：命价分为三个等级，一般以男性等级而论，凡属于部落内部伤害死亡者，根据死者身份的高低贵贱确立命价等级。头等命价是指受害者为官僚、贵族及其嫡系亲属。其金额采取九九制（81只羊），九五制（45头牦牛）和九三制（27
头犏牛）。二等命价的受害者为一般小吏和生活富裕的牧民，金额一般为300头牛。三等命价的受害者为贫民，仅150头牛。三个等级的女性命价仅为男性命价的一半。②其赔血价制度更加完备详细，共分为三个等级的六种赔血价。例如头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头人面前抓刀柄，即罚81匹土布；二等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小头人、小牧主面前拔出腰刀准备动武时，罚45匹土布；三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之间打架，罚血价27匹土布。并且规定了许多赔偿名目，如调头费（指加害人认罪赔偿，使被害人的亲属从势不两立的复仇感情上调回头来实现和解）、悔罪费、孤儿捶胸费、寡妇拭泪费、兄弟失膀费、本家失亲费、受害者铺垫费等，不一而足。藏族习惯法普通规定：为了本部落的利益而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本部落公众负担，这叫做“僧人费用家摊”，无故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杀人者及其家属承担，这叫做“乌鸦中箭自己痛”。杀死本部落人的，命价由自己和家属承担。一般地，命价分为三部分：调头费、命价正额和煞尾费（意思是双方冤仇从此了结，永不追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藏族历史的演变，这种习惯法广为流传，大有习惯法回潮之势。直到近代，藏族仍盛行杀人赔命价、伤人赔血价，用罚服代替复仇。具体做法是：按照被害人之身份，以为赔偿之差。重者赔百金，轻者半之，折交茶包之类，外给马一匹、鸟枪一、刀一而已。或曰：轻者，罚茶八十包，约值银三百两；重者，罚出经卷一百八帙，约值银六百两；最重罚出经卷及他物，值银十两以上。其不能偿者，由本村之人担任。到了现代，命价少则一两万，多者数万，血价一般在数千不等。这种不以生命相抵，而是以财产相赔的习惯法似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在藏族地区，它为有财产、有地位的统治者擅杀枉伤提供了方便，其阶级性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性是违背人类理性的，也是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的。目前，在我国的藏族地区，由于对本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心理认同，对现行法制的不信任和隔膜，加上相对宽松的民族区域自治环境和“因俗而治”的传统惯性的存在，藏族地区的“以罚代刑”的习惯法复活，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具体讲，它与我国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刑法》第36条和第90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地方立法来解决问题。
二、藏区成文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一）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规范
藏族比较系统的成文法的出现，一般认为从松赞干布始，它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统治者在原有部落习惯法的基础上经过法律制定程序而形成的，这也符合法的产生的一般规律。藏族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于公元629年颁行了《法律二十条》，主要针对吐蕃社会的基本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其中对民事经济生活的调整主要通过“盗窃”一条加以规范。据《西藏通史》记载，松赞干布在建立吐蕃王朝以后，就着手创建其成文法系统，史称“基础制”。根据以后史家的研究，认为“基础制”是以六大法典（即六六大计法、度量衡标准法，伦常道德法，敬强扶弱法，判决势力者的法律和内库家法）为核心的基础三十六制度。其中农牧管理方面的法律和度量衡标准法是典型的经济法制度。由于受史料限制，其内容尚无法考证。也有史家追述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法律叫《六类大法》，又称《吐蕃六法》。其主要内容是：（1）《以万当十万之法》，（2）《十万金顶具鹿之法》，（3）《王朝准则之法》，（4）《扼要决断之法》，（5）《权威判决之总法》，（6）《内府之法》。其中的《十万金顶具鹿之法》即度量衡位差之法，管理度量衡。这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计量法》。据载，当时已有升、两、合、勺、钱、分、厘、毫等法定的度量衡规范单位和器具。除《六类大法》外，《六决议大法》也是吐蕃时期的重要法律，其中的经济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供养王者、献纳赋税之法，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税法。二是关于保护农田的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驰马穿越田园。到了芒松芒赞统治时期，随着领土的扩大，社会问题愈加复杂，社会关系对法律的需要日益迫切，因而迎来了吐蕃社会的又一个立法高峰。据《贤者喜宴》记载，当时已有《以万当十万之法》、《王朝准则之法》①，《纯正大世俗十六条及戒十恶法》及《三法》。最有名的当属《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p.t.1073号《纵犬伤人赔偿律》和p.t.1075号《盗窃追偿律》②，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身，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经济赔偿法律制度。尽管这些法律用现代法学的眼光看应是民事法律，并带有刑罚的色彩，但其经济责任制度是毋容置疑的。这些法律大部分已经佚失，但它反映了吐蕃法律的局部面貌。其中的《狩猎伤人赔偿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关系。其中规定：“大藏和王室民户所有武士及与之命价相同之人，被一切庸和蛮貊之人、囚徒等有因狩猎射中，无论死亡与否，放箭人起誓非因挟仇有意伤害，可由辩护人十二人，连同本人共十三人共同起誓，如情况属实，其处罚与《对仇敌之律令》同。查明实情受害人中箭死亡，赔命价银15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则全归受害人。受害人中箭未亡，赔偿医药，食品（银）3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王室民户一切庸及尚论和百姓之耕奴，蛮貊囚徒等人，被尚论黄铜告身以下和与之命价相同之人因狩猎身中……，如受害人中箭身亡，赔偿命价银2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200两全归受害人。若受害人中箭未死，赔偿1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③。
吐蕃法律明确保护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归王室的所有制形式。王室将土地和牧场赏赐给贵族官僚，通过奴户为其耕种，并向王室交纳赋税，向贵族交纳地租。农牧民可以从政府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牲口从事生产，因而对政府承担赋税和劳役。吐蕃各级政权都设有“农田官”，专门管理土地事务。①赞普对各部酋长和贵族大臣的土地、奴户和居民进行分封、调整和没收，频繁地清查田地、清点人畜、划定地界、牧场、调集差赋。任何人要转让，赠与土地和居民，必须经赞普首肯，以诏令、命令和法令等成文法形式加以合法化。《尚蔡邦江浦建寺碑》记载：“设或一时尚。聂多子嗣断绝，一切所辖之地，所领之属民赞普不再收回，亦不转赐他人，均增赐为此神殿之顺缘，如此颁诏矣。”②赞普王室作为最大的土地和牧场所有者，对土地、牧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王室把土地和牧场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分封给小领主，直到“庸奴”手中进行耕种、使用，并向领主纳页赋，支服差役，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封制。
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还反映在赋税和差役方面。根据《吐蕃简牍综录》的反映来看，赋税法规定了三种方式，一是按土地数量来交纳农业产品地租。“……百姓的年成不好，上等庸奴一‘多热’土地只交5克青稞，5克麦子”③。第二种方式是按户计征税赋。赋税法规定“吐谷浑上万人部落……每户征收5升（青稞）④”。第三种方式是劳役地租，如赋税法规定：“寺庙的财产有二十屯半，可征收劳役财物”。⑤对于牧民的赋税征收，由于史料欠缺，无法确定。但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及至牛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祜“定”牛腿税“。可见按畜交纳肉类赋税是吐蕃法律曾明确规定了的。
（二）元、明
、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的《十五法》、《十六法》和《十三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
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应当从宋代起论。
（一）宋朝对藏区的经济立法
十世纪，由于赞普达摩被佛教僧侣刺杀，吐蕃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状态。嘶啰政权建立后，与宋修好，宋朝对嘶啰等各加封号、给赏赐，双方基本上确立了一种臣属关系。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推行“以夷制夷”，“联蕃制夏”（西夏：笔者注）的策略，同时重注通过经济法律来调整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据《长编》卷384载，公元1086年的一道诏令明确指出：“国朝置蕃官必沿边挖扼之地，赐以土田，使自营处……”这种土地法律制度是与其“加封蕃族”的策相配套的。宋朝曾加封嘶啰“宁远大将军”便是其“蕃官法”的表现。为加强与蕃部之经济联系，通过“茶马互市”来规制宋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其立法过程大致相当于现代立法体制中的委任立法，即行政官员以“奏折”形式对茶马贸易提出建议草案，然后皇帝以“诏”的形式批准。例如，嘉佑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匹至京师，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四鹘隐藏不引至者，并依汉法论罪。岁募及两千，给赏物外，蕃部补蕃官，蕃官转资回鹘百姓加高给赏。今原、渭、德顺军置场马市、请如秦州例施行。诏从之”。③熙宁三年，“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领行之。”④对违反“茶马互市法”者，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如京畿转运使吴择仁“擅改茶法，夺职免。”⑤其实，宋代的茶马互市法是宋代统一的茶法的特别法，宋代的“盐茶专卖法”十分完善，设立专门的“榷货务”主管此事，凡匿不交产物而私贩者，茶叶没收，计值论罪。持杖贩私茶为官司捕获者，皆处死刑。⑥
宋王朝针对汉蕃关系的新形势，不断制定和颁行土地法，以诏、令等形式施行。公元1026年诏曰：“陕西弓箭手毋得典买租赁蕃部土田，其蕃汉愿合种者听之”①1052年又诏曰：禁鹿延路汉户以田产与蕃官买卖者。1067年诏：取边民阑市蕃部出八千顷，给以弓箭手。由于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②1074年诏曰：“应熟夷税户无买田宅与生夷，并依缘边户典卖田土与《蕃部法》”③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立法中已有“典买”“租赁”、“买卖”、“质押”“孳息”等诸多法律关系，反映出王朝对藏区立法的完备程度。
由于藏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宋代藏区仍然处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象征性的臣属关系，但这种关系的维持不以地方向中央交纳赋税为经济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时常被“时叛时服”所打破。但在双方的经济关系上有纳贡与赏赐的来往。尽管宋朝一直致力于“以汉法治蕃”，但对于蕃部首领犯罪只能采取“以罚代刑”的藏族习惯法传统。法律规定“缘边蕃部使臣、首领等，因罪罚羊，并令躬自送纳，毋得却于族下科敛入官，犯者重断之”④。仅从立法技术上看，这条法律对适用的条件、处理的结果都有明确的规定，从逻辑上构成了完备的法律规范。同时，它即有实体性的规定，又有程序性的规定，使法律的适用有了保障。另外，具有规范多样性的特点，既有经济法律规范，也有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最后，它体现出对官吏腐败行为实行加重处罚的刑事法律原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立法水平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
（二）元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
自元代开始，中央政权才真正开始在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公元1253年，蒙古军人进入西藏，结束了西藏地区不相统属的混乱局面，统一了西藏，从此，西藏成为
另外，元代的“茶马互市法”也体现出与宋代不同之特点：宋代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是国家有组织地进行，双方的交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不是纯粹的贸易行为。但同时，由于宋王朝与吐蕃地方政权之间的制约关系松驰，双方的贸易带有一定的平等性。元代的“茶马互市”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官方往来，在许多茶马场，比如今川、藏交界处的朵甘思一带，汉族与吐蕃的民间贸易逐步发展起来。这样，由于民事关系的新变化，元代“茶马互市法”中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民事法律规范，同时涉及一了贸易纠纷的司法管辖问题。在这方面，元王朝一方而推行“因俗而治”的原则，承认吐蕃原有的一些习惯法和成文法，另一方面将元朝法律推广到吐蕃地方，改制吐蕃地区原有的法律制度①，反映在“茶马互市法”上，国家利用法律进行调控的功能强化了，其经济法性质明显了。同时，伴随着民间交易发展，经济法和民法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三）明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代。其间
藏族地区原有的一些经济法律的效力。然后通过专门立法，将这些法制文明的成果吸收到专门法中。《藏内善后章程》就是这样一部针对藏族社会的专门法律。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1）整顿税制、依法纳税的法律规范。各村落应交政府之赋税、地租以及物品，邻近各地多派僧官催交，较远者多派俗官催交。可见在当时的藏族社会，存在着拖延缴纳赋税的现象，这也许与藏族社会下层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程度低有关。于是立法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加强了，明确了赋税催交制度。法律还规定了征税人员依法征税的规范：近查僧俗官员和宗本中有少数坏人，将所收赋税地租不交政府而入私囊，致逐年积欠者甚多。甚有催收本年赋税时，强加给住地户负担者，以致苛捐繁重，民不聊生。以后强佐派人催交赋税时，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僧俗官员及宗本等只准催清当年赋税，不得提前催收来年赋税。
（2）减免差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此次廓尔喀侵犯藏地，西藏许多村落废墟，人民饱偿痛苦，因此对于所属人民应大发慈悲，予以爱护。最后决定济咙、绒夏，聂拉木等三个地方免去两年的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达、从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一切差徭。并免去前后藏所有人民铁猪年（1791年笔者注）以前所欠的一切税收。政府僧俗官员各宗谿负责人等，所欠交税收也都减免一半。1795年，为落实《藏内善后章程》，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在驻藏大臣松筠授意下决定：“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牛羊猪事项照旧交纳外，所有应交各项粮石，本色折色钱粮，普免一年。并将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旧欠粮石，及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再唐古忒百姓本来穷苦，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众，倘若不行查办，优加扶恤，不但商上百姓日渐逃亡，且百姓缺乏食衣，所住房屋必然破坏，今欲招回百姓人等，给予银两，修补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户的百姓，亦当今归本处安置，商上给予口粮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其交纳钱粮，不派各项乌拉差事，用示体恤。”③这些法律规定及实施办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维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根据皇帝圣谕：“军差、驿站和宗站等差役，对谁也不准减免”④
（3）平均赋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西藏之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一般贫苦人民负担苛重，富有人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得免役执照，达赖喇嘛之亲属及各大呼图克图亦领有免役执照。各噶伦、代本、大活佛之庄民也多领得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在专制的封建时代，在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区，清王朝能够在法律中体现出这种程度的公平，反映出
⑤同上，第33页。
⑥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
③参见《宋史》卷198兵十。
④同上。
⑤宋史卷322.
⑥《长编》卷104.
①《长编》卷5.
②参见《宋史》卷328.
③《长编》卷252.
④《长篇》卷106.
⑤宋代的经济法律十分繁荣，涉及众多经济法学部门：土地法，奖励开荒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市场管理法，盐茶专卖法、钱法、财政法等。元朝致力于开拓疆界，加之蒙古族法律
文化的滞后性，在“以少临众”的统治过程中法制建设也无法超出宋朝法之窠臼。许多经济法律如税
法，茶法，盐法等均沿用宋代的“禁榷制度”。
①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②《元史》卷17《世祖本纪》
③《元史》卷19《成宗本纪》
④《元史》卷19《成宗本纪》
⑤《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之六。
⑥《元史》卷9《世祖本纪》
①史载管辖十三万户的第七任本钦曾协助朝廷籍户，改组地方行政机构并依照元朝法律改制吐蕃法律。
②参见《大明律。户律。户役》
③转引自陈光国：《青海藏族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①徐晓光。藏族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1版，第159页。
②《明实录》卷13
③《西宁新志》卷19
④《明史》卷18
⑤《清世祖实录》卷74，第19页
①《清世祖实录》卷74，第19页
②《清代民族史》杨永琛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
③参见《达赖剌嘛传》，牙含章编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4页。
④参见《水牛年决定》汉文译稿。转引自《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中国藏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12页。
①《清圣祖实录》卷271
社会经济史篇5
二、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积累,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与经济繁荣相适应,江苏又是文化、教育发达的省区之一,历史上素有“人文荟萃”之佳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99年,在江苏工作的两院院士有40多位,全国江苏籍的中科院院士有143位,江苏籍的工程院院士有80位。历史上和近现代在江苏产生这么多“大师”和“大家”,充分说明江苏的教育和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2008江苏普通高等院校120所,在校大学生16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8%。高等学校数、在校学生数、年招生数均全国第一。先进发达的教育不仅会源源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各方面的人才,而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开拓创新的关键。这种文化、教育的长期发展和积累,还使江苏人素质较高,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勇于创造。江苏的理论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政治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江苏人勇于创新,多有突破。如乡镇企业最早实行的“一包三改”;昆山市在全国最早实行土地买卖和引进人才,使用“星期日”工程师;无锡市80年代在全国最早组建企业集团,并迅速扩展到全国等等,都是具有一定知识的领导和劳动者在实践中开拓出来的。
三、较高的文化素养,使各级领导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领导执政能力,这是经济社会健康、稳定、较快发展的关键。江苏可以说是人杰地灵,人民群众通情达理、奋发向上,各级领导总是能审时度势,顺民心,达民意,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把中央精神和江苏省情结合起来,制订符合江苏和时代特征的工作部署和政策措施。如接受上海辐射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沿江、沿海、沿沪宁线、沿陇海线发展战略等。
社会经济史篇6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主义市场的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于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2]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社会经济史篇7
过去一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私有产权，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傅衣凌先生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时指出：地主可分为贵族地主广般地主，一般地主又可分为商人地主、乡族地主。地主，官僚庸人的三位一体，亦加强了传统社会的坚韧性。中国的地主经济，无论是身份性地主或非身份性地主以及一部分的商人，都以经商赦高利贷为增殖财产的最好途径。商人亦隶属于官僚的统治之下为之服务，削弱了商业资本的独立性。这些工商业与官僚体制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的城镇会馆制度，既有商人，手工业者甚至还有些农民参加，其掌握权力者则是一般的士绅分子，这就保证了传统社会的稳定。
我们所看到的是财产所有形态和财产法权观念的多元并存。国有经济乡族经济和私有经济长期共存是有目共睹的。从汉代开始的“盐铁官营”，历代王朝建立的各种皇庄、官庄以及各种官营手工业组织，都反映了国有经济的重要性乡族组织共有经济包括族田、学田、义田、义仓、社仓、义渡、义集、私税、私牙等等形态，在传统社会的某些发展阶段，在某些地区，这种乡族共有经济曾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成分，至于以地主、自耕农和商人为主要代表的私有经济，更是具有长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私有经济所有权的转移十分频繁。由于乡族成员能“能动地利用和改造乡族组织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因而，把乡族断定为落后的东西就有失偏颇。由于中国并未出现过西欧那样独立的、非人格化的绝对的财产法权，国家政权对私有财产的剥夺，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产权亦变得多元化和细分化，像永佃权，一田多主、投献，飞洒、诡寄等都是土地产权的零散化，它亦足以模糊常人所说的那种鲜明的阶级关系。产权界限存在模糊性，傅衣凌先生的高足杨国桢先生曾就土地所有制形式做过详细的图解，指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的国有性质，又揭示了在这种国有制度下土地使用权的分散化，如土地可以是贵族所有，也可以是地主所有（包括一般地主庙人地主乃至农民），还可以分为田底权和田面权，乡族、家族甚至把人口视为财产，有诸多限制措施，如长住娘家习俗、限制妇女再醮等等，这些既是人口增多耕地紧张的表现形式，也是财产关系复杂化人们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地权转移经常还会遇到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原业主权，亲邻权、地方霸权等。这些因素严重限制了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
产权不能得到保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见现象，封建政治势力的掠夺多妻制和遗产均分继承制等也抑制了经营地主，商人等阶层的壮大。三种地租并存也削弱了货币地租的积极意义，有时，货币地租甚至成为加重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1]（pl14）。奢侈消费也带来追求暴发追求气派等不良社会风气。
农业经营之外的产业经营更可能遇到大的风险，譬如人们很难弄清政府的矿政，因而不便于运用自己的资财于该项产业。他们特别担心可能会“犯法”或“被抄家”，或者到偏远的山区去开发，或者宁愿置办田产或捐纳功名。政府还时常以各种名目如“捐输”，“报效”等手段，剥夺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中国法律因脱胎于“刑法”，故多规定什么是不允许的，而什么是合法的和准许的、却多不明确，这自然给可能的进取者以很大的困扰。当然，在消极的法律规定之外，清代商人或其他人还可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寻求和依赖政府的一定支持，这些申请在江南等地也大量为地方政府所接受，或刻成碑文，成为地方法令。但总的看来，其作用是有限的，它并未消除政府的干预和其他腐败现象。事实也表明，在19世纪，商人与手工业工人之间的矛盾确实也增多了，官府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干预。
身份制与经济权的相对分离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由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它给予社会各阶层谋求地位升格的机会，也确实有许多人由此达到了升格，如商人通过经商挤入地主阶级行列，如官僚阶层兼营商业扩大了自己的土地份额。贫寒子弟通过矢志于科举，一旦科举及第，顿时土地财富滚滚而来。身份的变动（可升可降）与经济地位的变动像两条线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人。既调动了全社会每个人的积极性，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但既然这地位的变动有一套彼此能认同的规则，它就能长期发挥作用，并牵引社会向前发展。
政府政策和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傅衣凌先生注意到家族、乡族、会社、会馆以及基层政权组织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早熟，其消极作用则抑制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傅衣凌先生认为：中国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不仅具有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功能，而且与多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既有中央集权，又有地方分权，二者既多相互配合，同时又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但多数情况下，是中央集权驾驭着地方分权，地方分权多体现为对中央政权意旨的尊奉和灵活的创造性的运用。傅先生说：“一方面，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是组织严密拥有众多官僚，胥役家人和幕友的国家系统，这一系统利用从国家直至县和次于县（如清代的巡检司）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着控制权，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影响深远的观念之下，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乡族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残余，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已多次改变其组织形态，既可以是血缘的，又可以是地缘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与‘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2]地方割据和阶级斗争正是上述矛盾运动的结果，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割据和起义并未使国家长期陷于分裂，而是反过来促使了大一统国家和中央专制集权的强大。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的说法，既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的心理。”[2]乡绅是连接中央政权与地方权力的中介，它“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2]，不管怎样，乡绅有无权力，还得取决于政府的授权和承认。从这一点上看，明清时期，中央集权是不断加强了，而不是逐渐削弱了。只是在官僚体制衰弱之时，即王朝的后期才体现出国家系统控制权的削弱，别的时期则显示出中央政权的日益强化。乡绅阶层通过乡规族约实际上行使着基层社会的司法大权厂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间的纠纷。
傅衣凌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许多进步是由制度带来的，同时，有些制度亦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如牙行往往过分晙削商人，使商人裹足不前。制度本身的目的在建立秩序，但制度又往往被执行者所利用，使制度无法有效地执行，反而更破坏了原先的秩序。中国传统社会运行过程中，缺乏的往往不是制度设置，而是制度的被败坏。傅先生即不仅考察制度本身，亦更注重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诸条件，考察制度的具体实行过程，傅先生研究厘金制时，发现清廷是在已无法再从田赋、捐输、征商、发钞诸方面以打开财政的出路的背景下，向手工业者摊加的负担，它借用了会馆抽厘的互助鸠资方式，绅商阶层把抽厘劝捐作为报效政府跻身官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体现自己在基层社会拥有权力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着厘金制度的执行，结果各省所设厘金局“自数十处至数百处不等，有曾经报部者，有私自设立者，非委员督办，即绅士经理，其中洁己奉公者，固自有人，而营私牟利之徒，更指不胜屈”[3]。由此而酿成的纠纷乃至血案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我们觉得，傅先生这种分析是切实的，把握到了当时社会的脉动。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多视角的。他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早熟性，如土地买卖农民有相对的离土自由雇工现象普遍，生产技术先进，商业发达，城市兴盛等等。高王凌先生的研究也显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有规律，有条理有次序有步骤，一步步由低到高的合理的发展过程。如农业中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和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较多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镇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等，如果与欧洲农业文明的相应制度相比，则无不显示出其经济有效和巨大的优越性。因此中国足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典型[4]。传统社会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就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不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全面的。以18世纪为例，圣祖、世宗、高宗倾力于经济政策的推行和贯彻，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正是这一些“发展政策”，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恢复政策”，构成了18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因为传统社会政治权力过重，前社会残余深厚、传统政治队伍通过科举捐纳等途径不断得到更新，增强了其稳定性，社会阶层互相流动，变换，商而兼士土而兼商或农商兼业，增强了传统社会的韧性，显示出对新事物的包容力与化解力，于是，在欧洲封建社会较难出现的新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蔚为大观。但因为传统政治机构在不断发生着适应社会变迁的变化，除了“公”的系统之外，各种“私”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都通过政府倡导和民间自建而有力地补强着传统社会的秩序基础。哪怕是村社制残余或奴隶制残余，都有效地发挥着稳定一方的政治作用，因而我们可以说至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是最具活力的社会形态，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阶段后依然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合理成分而发展成近代的文官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程序和社会组织建设的经验直至近代亦延续不绝，继续发挥着自己特定的作用。就以会馆而言，它可以算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是传统社会管理的新创造。近年来，研究传统社会经济政策的成果表明：许多政策都是统治者积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产物，因而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近代社会诸多改革的推进实际上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内因的作用，显然是无法想象的。过去的研究多把商会作为舶来品，但实际上，只有借助于传统的会馆和公所的商会才具有生命力，也才能发挥现实的作用，否则就形同虚设，无所作为。
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有所发展的，历朝政府也在不断探索经济发展的道路，许多新的因素的出现甚至是政策鼓励和影响的结果，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力，具有较强的稳定能力。我们看到，农业中的集约经营，佃农经营乃至经营地主的出现都得到政府的允许，手工作坊也取得一定的发展。当然，政府的干预有时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譬如平籴均输等政策就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使经商者因难于把握这些非经济因素而裹足不前。
中国传统社会还较善于利用前社会因素为社会稳定做贡献。如奴隶制残余和村社制残余都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奴隶制残余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受压迫较重的农民固然会沦为奴隶，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也驱使许多自由民成为富家大户家里的奴隶或生产奴隶，还加上为躲避政治压迫、躲避赋役而自愿为奴者，外来民族由低文化层次入主中原亦增加着为人奴者的数量。可以说村社制残余是奴隶制残余存在的载体，村社中的乡族组织和祭祀活动，需要蓄养奴仆为之服务，家族中各支系经济的涨落也成为滋生奴隶的良好土壤。村社制的存在也弥补了传统社会统治的薄弱环节，他们更以相互扶助的伪装隐蔽封建的剥削，俾能保持封建秩序的一时安定与均衡发展。
在地方志上每见到乡族势力以风水为理由，禁止开矿烧炭，其对于农业生产的种植，首先保证地租的安全封建秩序的安宁，以防止自然经济的动摇，因而在中国农村里，地主阶级每提高乡族公议或合村公议的形式，禁种谷物以外的作物，特别作为工业原料的蓣、茶等商品化作物都加以限制，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扩大既受到限制，也妨碍工业原料的供给，这使得中国手工业生产不能得到农业生产的支持，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秦汉以后，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启耕农经济成分和其他多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主要以实物地租形态剥削佃农的同时，劳役地租（如佃仆制）和货币地租也长期作为其附属的补充，而不表现为一种时间先后的替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经济的存在更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在每个新王朝的早期还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原始村社制的残余也普遍存在，而且，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总是处于历时性的动态的变化之中。
这些机制的存在，许多貌似新事物的东西被牢固地控制在传统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有的甚至为传统体制的维持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如乡族创办的市场，“不是单纯的建筑在商业和自由的手工业上面，而是为着适应封建地主的需要，解决自然经济的矛盾而开辟的，因而这种市场有着强烈的隶属性，它保护了本地方的利益，阻碍了大缄市的出现，具有严重的封建割据性，这又是封建时代中国国内市场的矛盾的一面。”[1]（p39）。“近代上海宁波商人——镇海方家对于建造宗祠茔墓义庄，修浚河渠桥梁，十分积极，成为维持封建制的另一个有力的杠杆，新事物反成为旧事物的保护者。”[1]（p41）。
傅衣凌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这个封建帝国内由于地大物博人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阶级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它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道路，既没有背离一般历史的共同发展规律，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是一个长期沉睡的社会，中国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欧洲社会、日本社会，也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埃及、波斯等等，因为中国不像近冲东国家那样处于沙漠地带，国家的繁盛，固和水利灌溉有关，但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却始终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或国有制。”傅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贯发展的趋向，但在各地却表现殊异，认识和揭示这种殊异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基础。傅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把它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别具韧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与他长期深厚的研究积累分不开的。他曾细致地研究过江南市民经济徽商活动福建海商活动，也详尽地考察了巴山老林、荆襄山区、闽浙赣山区等人迹罕至之区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使他认识到“沿海与内陆，山区与平原，南与北均各具特点。”[5]（pl83）。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傅先生竭力倡导分区研究，譬如，他说：“明代山东、河南两省的粮食生产以及商品化作物的种植是很发达的，它和江南以及沿海各省的发展同其步骤，但其生产形态却有某些不同，它处于广漠的平原，有可能采取大量雇工的经营方式，这和南方各省的地少人多，以租佃制为主的集约的小农经营，略有差异。”[5]（p184）
傅先生的研究还表明：18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呈现出若干新的面貌，如专业化经济区域的出现，经济作物种植日益普遍，农业商品化程度有很大提高，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生产组织形式有较大变化，生产的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有所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空前繁荣，长途和短距离贸易十分活跃，出现了一些很大势力的商人集团，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繁荣地区和主要贸易商路附近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特别是江南地区，许多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也纷纷出现，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以“利欲”“鼓动得人”，表现了追求经济增长的近代意识。李贽则进一步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我们觉得，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社会多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巨大包容力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社会巨大的适应能力。
政权权力对社会发展变迁有着巨大的适应能力，因而清代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并没有遏制自由经济发展的势头，而是在规范秩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经济的发展更有了良好的前景。王业键先生说：太平天国以前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经济的整合程度，已超过了17世纪的欧洲，而中国的东亚邻国（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经济联系在一起，这种整合不仅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而且还具有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6]。贡德·弗朗克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于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6]。安古斯·麦迪森测算，在1700—180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所占比重仅从23。30／o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居世界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6。傅衣凌先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多元结构，也认识到了这种多元结构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意识到了在适应之后许多新面貌的出现，但碍于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他害怕被戴上“为封建统治唱赞歌”的帽子，因而展示了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的另一面，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原谅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循着傅先生的论述加以推衍，是不难得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出现崩溃的现象，但有分化的征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较为缓慢、但绝不是长期沉睡”等等观点的。
意识形态是左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傅衣凌先生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他指出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也不能无视其积极作用。
商业活动经常归之于官僚体系之中，商而好儒，儒而兼贾，贾不分，在人口构成中，农商不分农工不分相当普遍，家族内子弟的职业分工更增强了家族的社会适应力[1]（p195）。明清商人观念的变化，是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脱胎而来，他们敢于大胆反抗传统对于工商的轻视，却又往往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寻找反抗的依据，而缺乏决裂的勇气。儒家思想有积极意义，如讲究“贾道”、“贾义”，力求使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与社会道德相吻合。商人们奉行“诚信”、“不欺”、“克勤克俭”等儒家信条，并实践于工商业的经营上。
傅衣凌先生发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方，封建传统意识也更为发达。反过来看，这可能可以说明这些所谓的传统因素往往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而为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和壮大提供着保障。
傅先生总结了明未经济思想中出现的崇尚“奢华”的风气，在“义”的旗帜下追求利，亦无可厚非，有的则打出“良贾何负闳儒”的旗帜，这些思想观念的变更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傅先生说“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以及时尚风俗的变化，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则出现了一些主张崇奢黜俭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家。”[1]（p146）陆楫提出禁奢节财不足以使民富，反之，奢侈却可以助长社会经济的发达工商业的繁荣[7]。这一思想颇类似于当今以消费促生产的理论。“这种崇奢黜俭的主张，真正体现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这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斗争，是以从明中叶起，人们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种种现象掀起一场争论，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有的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主张开放贸易，反对封建政府的种种限制，有的则主张农末相资，有无相通，打破封建割据的分散局面；有的则主张开通海禁，利国利民，这些思想都说明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已超过狭窄的本地市场，而趋向全国性的范围前进，这是构成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物质基础。”[1]（p146）对于章邱李开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为商人说话，肯定商人和高利贷的作用，傅先生说：“这种经济学上的新伦理定律，把中世贪欲的罪恶，转变为近代社会‘为储积而攫取和为攫取而储积’的经济原理，反映明代新的经济因素已在夹缝中滋长出来。”[1]（p148），再如清代前期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主张“工商皆本”，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末世”的商贾提到与农业并重的高度，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商品经济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或者说在传统社会中能够包容进步因素的存在。
傅先生认识到明末社会处于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儒家学说遭到了李贽、黄宗羲等人的严厉抨击。傅先生说：“在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李贽能一扫封建礼教的传统束缚，以个性解放，男女智力平等对顽固派进行声色俱厉的驳斥，是很少见的。”[5]（p312）李贽批判了儒者不言功利及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提出“人必有私”的理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顺应了历史潮流。李贽敢于为工商业者说话，他曾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8]对于李贽思想的进步性，傅先生充分估计到了，但并不是要无限拔高，“他只能是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家，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虽在一定的程度内反映了市民的一些要求，但不可能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而出现于历史的舞台。”“李贽虽带有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的某些烙印，也反映了某些市民的要求，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前景仍缺乏足够的认识。”[5]（p314）傅先生认为这是与李贽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处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亦是这样，他对明代君权过分膨胀深表不满，却不敢触动君权；他亲自参加过商业活动，也主张开矿，发展生产事业，却反对用银，这同样是当时环境的产物。[5]（p324）由此，我们觉得傅先生既把握住了当时社会前进的脉搏，又没有过分夸大。他充分估计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同时又意识到这些进步的局限性，显得细致入微，又切实准确。
总而言之，傅衣凌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有所发展。许多早熟现象（实际上指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现象）都是在传统社会政府政策机制下出现的，如四民阶层的流动性腐业的发达，市场的兴盛等都包含了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因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直到清代仍未出现崩溃的迹象，但有分化的征兆。我们过去一味指责封建政府的商业限制政策税收政策，其实这也是政府维持社会平衡发展的必要努力。我们过去又多把传统社会内出现的市场繁荣，货币地租雇佣劳动都看成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征兆，但傅先生认识到市场繁荣有时是政府或地方豪富操纵的结果，货币地租往往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老百姓必须再经受一层市场的刮削，至于雇佣劳动也往往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过去还多极端地称许农民战争，傅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纷争经常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纷争以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纷争。譬如捻军就是地方势力发展壮大力图反抗中央政府的一支力量。总起来看，傅先生能一贯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认识到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中的进步因素以及被人们称许的东西中的落后因素，体现了较强的辩证思维。
譬如，过去许多人认为永佃权是佃农反抗领主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傅先生则指出：“永佃权的赋予，是有两重性的，它不是单纯的为着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为封建主统治农民的一个工具。这是中国佃权成立的要因。”[9]（p49）在论述一田多主制时，傅先生指出：“中国农村小租主——中间层人物的存在，只是中国封建制的扩大的结果，并且此种赔田的由来，也至为复杂，复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发展的缓慢，于是农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所取得的一部分耕作权，并不能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相反地，却产生有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独立的自营农民的发展，在其前进道路上亦非顺利，而每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再为了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迟缓，这样，工业对于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也显见落后，于是遂使得这般小租主差不多都是脱离生产的经营，坐收田租，不劳而获的，这只有使直接生产者的佃农增加重大的负担，必须付出高额的佃租，造成不合理的租佃关系，而萎缩农村的生产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于佃权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必须采取辩证的观点给予正确的评价。明代中叶以后所普遍存在的一田二主，一田三主问题，正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新旧势力的斗争，新的东西没有成长，而旧的东西又压在它的身上，因而造成中间层人物，这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9]（p59）
傅衣凌先生充分估计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的一面，也揭示了其诸多障碍。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落后，其根本点在于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形成了许多不适应社会变迁的因素，如官僚机构中办事敷衍贪污受贿等现象日益滋长，抑制了正气的发扬。凡是能对这些社会恶势力有所清除，社会就可能走向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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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183、85.
[6l李伯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n]。光明日报，2000.09.ol，③.
[7]兼葭堂杂著摘抄[m]。
社会经济史篇8
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
讨论社会主义，大家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还存在一个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可以简要表述为资源的全球共同使用，财富的共同创造，但是这种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占有则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来进行。如果把这样一个矛盾纳入到中国革命和计划经济产生的背景之中，问题可能会更加清楚。
大家知道，中国革命并不完全是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因为在建国前，谈不上生产社会化，当时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70%以上。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第二个矛盾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安全，以及国家在全球竞争下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中国当时选择计划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外部环境。
那代人，他们所考虑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取得领导地位，是因为中国的民族危机。讲得很清楚，过去试了很多东西，都不行。只有这个东西有用，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整合、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安全问题。19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这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高度集中国家的资源，利用国家的强大力量来增强它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托派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托派从更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郑超麟写的《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就讲到，当时实行的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实际上是在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这些落后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方式。把整个社会资源，整个经济运行纳入到一个企业中去了，把国家变成一个企业。这种企业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用企业的内部交换降低企业成本，可以充分动员整个社会资源。
所以我认为1950年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需要从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的角度来看。同样，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只不过，后一个问题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了。无论是美国或是前苏联，造成国家之间大的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了。第二，整个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两代领导人的判断就不一样了。
另外，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文化动因也需要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追求器用，中国人求富的愿望特别强烈。司马迁曾经讲过，“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中国世俗文化是非常崇尚追求财富的。
为什么“”那么迅速，大家都觉得这是完全意料中的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他们追求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背离。邓小平讲的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宁可不要社会主义。
如果看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危机的时刻，政治上的国家统一要求是放在第一位的。重新建立社会秩序需要强权政治，需要政府高度集中社会资源。但是到第二代和第三代，当社会稳定下来，社会就要转型，如果不转型就会迅速。从到邓小平的政治抉择，其思想理念上的根本宗旨是中华民族的富强，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理念或意识形态。这是中华民族一个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果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主义以及我们今天的体制创新结合起来看的话，应该说，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是可以充分调动的。
章百家
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和启示
我主要想讲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和启示。历史能给人最多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启示。我们通常认为，历史提供规律，但第一，真正的规律少之又少；第二，规律如果离开历史无法解读；第三，历史本身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能总结出的几条规律，比这个要多得多。历史真正给人提供的是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智慧，看前人遇到的那些陷阱，这对我们现在的事业是一个提示。
先谈谈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因。首先，决定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几个历史因素。其一，旧中国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基础，是共产党经济接收的前提，这个经济基础有利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时候，即所谓黄金时代，民营资本发展很快。官僚资本，或者说国有资本才占到国民经济的12%～13%，80%都是民营经济。但是到了抗战结束以后，官僚资本占到80%，民营资本大大被削弱了。首先就是战争破坏民营经济，另外，战争期间，除了日资之外，大部分外资都撤出了，抗战胜利以后一接收，便造成国家资本极其巨大。
其二，巩固新政权的经济措施，削弱了市场要素的作用，形成了计划导向的经济机制。新中国最初的经济措施是打击外汇、银元炒卖，把交易所关闭了，这等于把市场经济的脑袋割了。同时，为了巩固政权，要保证就业，工人不能被解雇，劳动力市场也就没有了。保障人民生活，控制最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当时又是短缺经济，大部分资源分配给国营经济，只有少部分原料保障私营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所有可以发挥市场要素的东西都控制起来了。这些措施最开始是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但事实上大大削弱了市场要素的作用，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
其三，外部环境的制约。冷战时期，禁止社会主义国家分享自由市场这块资源是西方阵营基本的战略。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被隔离在西方阵营之外。中国只能寻求苏联援助，这也就把我们纳入计划经济体制。
其四，意识形态因素。实际上，中国首先主张计划经济的是的经济学家。他们1930年代就主张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抗战后期还作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有意思的是，国共两党都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但是认识不一样。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太落后，首先实行计划经济来赶超，然后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搞市场经济。而共产党这边则认为，中国太落后了，需要先搞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搞初级阶段，而计划经济是比较高的阶段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程。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客观要求。大家知道我们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实现长期有计划地发展。再者就是基层单位缺乏活力，经济总体效率不高。第三，经济发展总体上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要。最后，虽然有人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真正有效执行，但事实上是制订不出合理的计划，因为计划永远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中国改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有明确改革的对象，却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原来已经被认识到的经济体制弊端。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突破是和市场相联系的新的所有制的出现，一个是包产到户，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需要注意到的是2000万知青回城产生的巨大压力，原有的体制完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只好办各种大集体，允许个体户。最初还是作为权宜之计，到了1981年后就不再是权宜之计，我们要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一旦有了新的和市场相联系的企业，它就要创造市场，而且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要素就要发挥作用。
最后是现阶段的深化改革，目前改革需要创造适合国情的体制。当前面对金融危机，我觉得不能总强调应对危机。回顾60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建国以来，我们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经常产生长期效应，最后被固定化。它带来的问题，有时花十几年的时间都解决不了，比如说，股市的法人股问题。我们现在建议在采取临时性措施之前，必须对它进行长期性评估。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改革。我想首先是得坚持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有很多问题。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能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系统。否则，我们就需要经常调整整个大系统，我们的子系统没有自调整功能。邓小平说，2020年，我们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现在还有12年，其实是相当短的一个时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堪重负，而社会缺少足够的自治能力。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很差，我们在党校省部级干部高级研讨班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干部对自己面临的问题认识的非常清楚，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本部门权力能够解决的，需要平衡很多其他部门，这是改革中的大问题。我们的改革，什么时候能够算真正完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自调整结构，不需要动不动就启动大系统。
温铁军
中国经济发展的公司主义路径依赖
中国的发展路径，我把它定义为中国公司主义的发展路径。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毛时代还是邓时代，都是这个路径的延续，不过是从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司主义走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公司主义，政府一直在扮演经济主体的角色。
客观地看，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500年所创造的两个异化物，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政府。所谓政府公司主义，就是两个异化物合二为一了，并降低了其中的交易成本。如果分成两块，政府和资本之间的交易，就需要一套规制来规范它，其成本很大。这两套体系合一，不是由谁发明的，而是一个客观过程。
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往前追溯，郑和下西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商务主义。再往欧洲追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政府在经商。政府跟早期的重商主义资本结合。中国经济60年来的运行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首先通过一竿子到底的高度集体化来成规模集中农业剩余，并降低了交易费用。接着，建财政，建农业银行。财政、金融两个手段一起下手控制，把农业剩余全部提走了。同时，用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成规模的形成劳动力。大家知道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其中包括资本的相对稀缺。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其资本绝对稀缺，怎么解决？没有经济学家能给出答案。中国恰恰是在1957年跟苏联交恶以后，资本绝对稀缺。根据“一五”投资规模，“二五”必须是资本密集，资本密集时你突然没有投资了，就是资本为零。而且资本为负，还要偿债，所以资本为负值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继续工业化？这就出现了1958年用成规模劳动力投入替代稀缺程度为负值的资本，以延续工业化。
我们把它叫做二次工业化，由此中国基本告别宗主国，用萨缪尔・阿明的理论，就是去依附化。而大多数接受宗主国投资的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宗主国模式搞工业化的，没有一个是不得不按宗主国模式搞上层建筑的。中国当然一开始也按苏联模式搞了上层建筑，但是苏联投资没有的时候，经济基础不存在了，这个上层建筑也就不存在了，就出现了196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国一路这么走过来，完成了积累，就有了产业资本，结构就扩张，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
对国家资本主义而言，财政就是金融，金融就是财政，两个口袋可以互掏。我们是一直掏到无可掏的程度，财政金融长年双赤字。我们的金融不仅没有资本金，连老百姓的存款都吃了，这叫什么金融？国家垄断确实很糟糕，但是如果没有它，这种金融怎么维持？
1994年以后，国家不断超发货币，货币供给开始猛的上扬，金融资本日益成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独立力量。这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态势。1994年以后，金融逐步出现存差，金融贷差问题慢慢解决了。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长期的从农业提取积累的问题，即剪刀差的问题。
单就三农而言，虽然体制变更，但是问题总是很严峻。这是因为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个要素从农村流出，出现了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局面。同时，又因为财政金融双赤字长期化，每一个经济增长都和资源的资本化高度相关。谁有能力占有资源，把它转化成资本，谁就占有收益。什么时候可以更多更快地推进资源资本化，什么时候就高增长。改革以来，有三次经济高增长，每次高增长都带来大规模的置换土地。
三次征地高峰原因都是宏观问题。第一次是从1984年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之后，资本高度稀缺条件下的“以地兴企”。政府因农村集体化三级所有制高度负债，同时1980年代的时候，政府的收益80%来源于工业和城市。这时候在农村谁有退出权？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政府有退出权。然后，政府把包袱甩给了涉农部门，于是涉农部门就纷纷垮掉，因为它们不能再依托政府的高度组织化来获取收益，政府退出，把制度成本甩给涉农部门。但是因为政府退出，而把三要素还给了农民。政府不再征用土地，不再强征劳动力，劳动力和土地还给农民了。由于解体，农业银行只能贷款给农民，于是资金就流到农民手里。这就出现了1980年代的黄金增长，这才是真正的民生条件下的黄金增长，农民自己把自己的要素重新组合了。于是就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出现了城乡差别的迅速缩小，出现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没有了大量的上访告状等社会问题，所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在1980年代实现过。那个年代的重要特征是什么？即乡镇大发展和城镇化大发展。
这种所谓的地方工业化尚未完成原始积累阶段，我们就又出现了因城乡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发生的内外政策变化。1990年代初，第二次圈地运动发生，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我前面说的严重的双赤字局面，于是圈地生财，这是第二次圈地运动的特点。第三次，金融资本成为独立的异化于产业资本的力量，金融资本就是追求流动性的高与快。地方以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资本很难获得金融资本的扶持，于是就变成什么呢？唯一可以和金融资本交易的，就是以地套现。圈一块地，套现；再圈一块地，再套，由此构成了债务链。你要打掉了圈地运动，就打断了债务链，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出现总体爆发趋势，未必亚于其他国家。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纷纷扶持房地产，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债务链不能断掉。
萧功秦
改革体制与国家权威的历史关系
我们这个体制的形成，其实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试错的结果。最根本的约束是具有非常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掌握了权力。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对自由化非常警惕。由于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激进的自由派很快被边缘化。接下来在南巡讲话过程当中，保守的势力也被边缘化了。这就形成了全能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社会经济史篇9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马克思
马克思为了阐释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社会形态的更替，于《资本论》开篇序言中，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据此，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命题，就是本文需要展开粗浅探讨的问题。
一、什么是社会经济形态
1、社会经济形态的含义
社会形态指由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即社会物质基础和上层基础二者共同构成的社会模式，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范畴。社会经济形态包含其中。社会形态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范畴。马克思曾经把整个人类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主义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相应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分别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此外经济发展表现为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交替，其现代化则体现为一种或多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转换和逐步形成。
之前的社会学家都没有具体的社会形态概念，只考察“一般社会”，马克思创造性的批判了“一般社会”的概念，并首创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将社会学变为了真正科学的学科。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的出世，从深层次上剖析了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多种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具有反复性和规律性，进而显现出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既统一又多样的特点。高中政治教科书中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含义解释为：社会经济的活动方式和联结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人类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作为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存在，即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正是这一定义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而每一阶段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都要受到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制约。进而，作为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悄无声息生成并不断向前延伸。
2、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中，经济基础包括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社会物质力量。经济基础的发展密切的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形成、完善是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
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经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基础是从横向来划分的，它通过对社会内部结构的分析，突出了生产关系总和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而社会经济形态则是通过纵向划分，阐明生产关系体系及与经济基础相关的社会形态所体现的连贯性、变化性。因此当我们涉及到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时，就该引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
3、“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辨析
社会经济形态动态的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自然历史过程，从字面理解应该是自然的历史过程或者更进一步的自然界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也就是社会历史，从客体角度来看，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从主体角度来看，是人自身的发展过程，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是一个划时代范畴。自然的或者自然界的历史，指那种随着时间的不断间隔不自觉的，盲目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进程。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自然界联系形式多样化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所提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与自然界及动植物的发展过程一样，都是简单的自身器官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我们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一种“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发展过程。
二、为什么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1、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中，社会形态在逐次发生着更新交替，具有客观规律性
依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那种绝对静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条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由最初的古猿进化到现在不仅语言丰富，而且手脑发达，形象可观的样子，由最初的野蛮、落后、暴戾进化到现在的文明、先进、有序等等。当然，这只是最直观的表象，贯穿于发展之中，其中最突出的一条主线还是经济基础，也即生产关系的综合进程。
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作用下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但是这种社会形态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须以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基垫。因而，社会形态的更替方式，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都是每一时代物质基础的自我积淀。社会经济形态又包含于社会形态，是社会形态的一个因素，那么，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便自然而然的具有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
2、“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以中国为例，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管从纬度还是经度的角度分析，氏族部落、历朝历代、民国，一直到现在的共和国，或者一个特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横向壮大，宏观上，它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一代一代子民们共同历练过来的，并非一两个所谓的伟人就可以编造出来的。
马克思的实践论提到：实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源泉，也是我们的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检验我们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准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人类的努力自然也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能说人类在形式上进化的越来越可观，一夫多妻制被一夫一妻制代替，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人为造成的。同样的道理，无形的社会制度、社会力量在充斥着社会这个大家庭，那是一种自然力，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得出的经验总结，不需要人为再加论证，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三、社会经济形态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演进分析
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我国一理论学者王瑞璞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其发展过程如以劳动交换方式划分，可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都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商品经济，共产主义经济属于产品经济。一般地说，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制度的演进是一致的。”[3]因为当今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还不足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分析起，产品经济暂不涉及。
1、自然经济时期
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经济，人类为了满足各自的生存需要，生产一定的生活生产必需品，几乎不存在劳动产品的剩余，通俗的讲，也就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它是在较小的市场范围内形成的经济形态，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及社会分工简单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时期，原始部落的成员们为了生存需要而进行着简单的生产活动。那时他们的所获产品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并与外界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换活动，表现为纯粹的自然经济。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产的界限，单个小手工业者与单个家庭作坊，氏族与氏族之间不得不发生最早的偶然的产品交换。不过，那时即使出现简单的物物交换，其交换双方至多也只是相互占有对方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接着，被剥削的劳动奴役者不再是简单的作坊了，而是利用另一种手段，把他们集中于土地或者工场上。随之，与此对应地便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并且发生了两大部门内部或之间的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经营，也即是最早商品生产的雏形。之后，“不仅发生了部落内部及同一地界上的贸易，而且还发生了海外贸易。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4]最重要的是，贵金属逐渐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成为交换的媒介，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货币商品。
当然，在这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程度还很有限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仍然是简单的自然经济。
2、商品经济时期
商品经济，即以交换为实践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和交换二者并存且缺一不可的，产生于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较为复杂的经济形式。
和自然经济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段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起初，商品经济只是简单的以农业、手工业产品为主要交换对象，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个体劳动、个体生产、个体经营流通为各阶段印迹的简单经济形式，随着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这一简单的经济形式无法满足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如今决定整个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以价格机制为主要特征的、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杠杆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非不同于商品经济，而是简单商品经济进一步成长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追求生产商品的最大剩余价值，迫使劳动生产者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别出心裁的产品，创造了商品经济极为宽裕的生长条件，使得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展现到了极致。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经历了划时代的历程，原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同处于混杂的经济形态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社会是排除了自然经济的商品经济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中，都是由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可循的，并不是人为自觉的意志或者目的所能决定得了的，它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才会对应的产生那个阶段的经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提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9.
[3]王瑞璞.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J].学习与研究，1980.01.
社会经济史篇10
关键词：城乡分割；城乡对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26—06
一、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演进的历史背景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演进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与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列强侵略政策安排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等要素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的主要功能是行政中心或军事中心，在经济上体现在商业的繁荣方面，属于消费型城市。农村主要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城市几乎没有物资流向农村，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流通关系。步入到近代，鸦片战争的爆发，世界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由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关系主要表现为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与掠夺。一是城市与农村在进行商品交换时，城市是价格的决定者，农村只能被动的接受价格，二者不是一种平等的市场经济关系；二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推进了城市化，极大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农村发展则相对滞后，拉大了城乡差距；三是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后，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打碎了官僚资本、外国列强以及落后封建生产关系对农村的剥削。面对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局面，国家采取了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利用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进行原始积累；通过制定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粮油供应制度等限制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通过城乡地位上的差异，吸引农村优秀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些人为设置的制度，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了城乡分割和对立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地位逐步确立。在市场体制的作用下，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效率优先的法则，纷纷流向生产条件优越的城市。这一时期国家改革的重心仍然以城市为主，尤其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要素集聚优势不断强化而农村生产要素外流，社会发展落后等继续制约着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进入到新世纪，城乡之间的差距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国家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关系，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揭开了城乡发展的新的一页。
二、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演进的阶段及其特征
以不同历史时期城乡关系变动的动力为线索，可以将近代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力作用下的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1840—1949）；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下的城乡分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1949—1978）；三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乡对立扩大时期（1978—2003）；四是政府引导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时期（2003—）。
（1）外力（列强侵略）作用下的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1840—1949）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在其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在中国设立近代工业，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以及民族工业的兴起，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分工的扩大。20世纪初清政府被，但是中国却一直陷入长期战争中，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无论是外来侵略者还是官僚资本都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把农村作为城市发展的原料基地和工业商品销售市场。
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十分有限，加之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体制束缚和落后的生产力，使得其难以同城市实现互动式发展，城市在城乡对立关系中逐步建立了统治地位。城乡关系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乡分离中城市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城乡出现分工，城乡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作为工业企业和工业产品生产的集聚地，同时大的商品交易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口岸等也都设在城市，使得城市在城乡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近代统治者将其统治机构也大都设在城市，城市的政治职能推进了城市的建设和城市功能的完善，教育、文化的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都在城市集聚，城市成为教育文化和先进思想的集聚中心，因此城市在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城乡之间开始变得壁垒分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