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1
数字新媒体行业作为广播电视产业的一部分，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还刚刚起步，现有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还不成比例。数字新媒体行业的发展，可以借鉴通信产业，特别是通信产业增值业务的市场化发展道路，市场化也运营必然要求决策者养成一个依市场统计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的习惯。
热点产业年度播报
中国地面数字电视产业年度资讯播报
中国影视协会图像分会会长陈默进行2007年度中国地面数字电视产业年度资讯播报。陈会长指出，我国有大约2/3的用户通过模拟无线方式接收电视信号。目前中国有3.7亿家庭，其中依靠有线接收为1.26亿，无线为2.21户，大多分布在城郊和农村。大多数仅能收视5套节目，新农村更加迫切需要与国家形势相适应的服务。
地面数字电视技术一方面可以满足新媒体的要求，包括车载、楼宇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可以向广大农村提供服务。地面数字电视可以分为三个波浪，第一波是地面公交移动电视，第二波是农村数字电视接收服务，目前在某些省份有加速发展的迹象，仍处于刚刚兴起。第三波是第一波的延伸，就是移动电视公司业务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为楼宇广告电视和便携手持电视，后者发展潜力较大。
iptV产业年度资讯播报
中广网媒副总经理尹坤进行2007年iptV产业年度资讯播报。
从目前iptV产业链情况来讲，跟我国数字电视产业链有一定的相似程度。包括内部传送、移动方案、解决方案等环节。现在活跃在中国iptV产业主要的网络运营商就是电信、网通、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内容集成方面国家已经发放了4个牌照，包括上海文广、央视国际、南方传媒等。在网络设备提供商方面有华为、中兴、Ut斯达康、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等。截止到2007年11月底，iptV用户规模达到114.2万户，iptV用户增长接近110%。iptV新媒体收入在4亿人民币左右，相对于数字电视几十亿人民币而言并不是很高，但是iptV用户数的增长情况也受到所有设备、投资厂商的普遍重视。
目前iptV用户主要集中在上海、河南、浙江、黑龙江4个地方，另外江苏、湖北、广东等17个省份也正在积极筹备iptV业务，将成为2008年iptV产业新的增长势力。
尹坤认为，目前包括电信运营商自己在内，其实他们也不太清楚iptV将来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电信、网通也是上市公司，资本管理更为严格，对于短期收益较低的大规模投入目前存在困难，而且在iptV并不存在优势，已经开展的iptV城市来看，除杭州以外，还是以传统电视节目为主，缺失本地化电视节目，尤其是本地有线电视台适合本地用户的节目。内容竞争力的缺失也必将对iptV产业将来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直播卫星产业年度资讯播报
国家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总工李国华进行了中国直播卫星产业年度资讯播报。
她首先介绍了2007年国际卫星产业的总体情况，其次介绍了我国卫星产业的发展状况。2007年广电关于卫星产业颁发了两个重要文件：《广电总局关于2007年度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单位可申请接收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范围的通知》和《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卫星广播技术管理工作的通知》。
今年8月1日，全国转星工作开始，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工作，并且按时完成了任务。
我国第一颗直播卫星中星9号明年即将发射，也预示着我国卫星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新时期。
手机电视产业年度播报
国家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副局长孙朝晖进行手机电视产业年度资讯播报。
孙朝晖介绍说，移动多媒体广播是在移动便携条件下进行广播、电视、数据传播的一种新的广播电视业务形态。作为传播的一种新的形式，移动多媒体广播在世界范围内正成为广播电视的一项重要业务。
移动多媒体广播我们把它归纳目标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希望能够建立起天地一体、星网结合、统一标准、全国漫游的多媒体广播系统，建立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市场服务体系，希望能够成为舆论导向正确、政令传达畅通的新型阵地；
第二个目标，希望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具有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运行和管理机制符合现代国际企业特征的一个全新的市场主体，能够建成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的系统的企业。
第三个目标，应用自主知识产权新的技术提供数字广播电视节目和紧急广播服务，能够实现卫星传输和地面网络相结合的覆盖，支持手机、笔记本电脑、小型接收终端，来实现多媒体广播业务。
“总经理告诉总经理”圆桌论坛
12月5日下午召开的“让总经理告诉总经理”论坛中，中国影视协会图像分会会长陈默、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院长姜文波、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专业委员会会长陈晓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技术研究委员会副会长金乃辉分别主持圆桌论坛。
论坛分为新媒体业务发展和网络运营商付费频道两个论坛进行分别讨论，各方代表针对地面数字电视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手机电视业务合作发展规划、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过程中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数字电视如何培养忠诚用户、机顶盒市场化的销售模型、后数字化时代的广电产业链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12月6日，“总经理告诉总经理”圆桌论坛继续召开，各省、市广电网络运营公司领导参与其中，针对地面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广播电视“村村通”、移动多媒体等热门话题进行深入而开放的讨论。
结语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2
1新媒体环境下企业营销的有关内容
1.1新媒体技术的概念
新媒体主要指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新型技术涌现的时代下，为多种多样的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内涵来进行呈现的媒体形式的综合。新媒体技术的核心类型主要有触摸载体、数字电影、手机网络、电脑终端以及智能电视等。因为新媒体技术涵盖诸多崭新的数字化媒体形式，所以其受极大重视，新媒体环境的出现使得现代企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有效地扩大了企业的信息来源。
1.2新媒体技术的特征
在新媒体时代来临后，相关新媒体的特性迅速放大，包括交互性、及时性、便捷性、平等性、共享性以及开放性这六个重要特性。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媒体的弊端被有效地打破，拉近了受众群体和媒体的距离，受众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而新媒体也可以借助于受众的建议和看法，有效地调控播报模式等，对于现代企业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新媒体技术能够促使企业的有关部门更好地认识到受众群体的实际需要；其次是可以促使受众和企业处于相互平衡的状态，并且还可以借助此种交流模式，为受众群体提供更为良好的交流感受。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还极大地加快了市场中各种信息资源的传播力度和传播速度，更为有效地贴合了信息时效性的特征，能够全方位保障信息资源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具体性。
1.3企业市场营销策略概念
企业市场营销策略指的是企业在对自身的能力基础具备正确且充足认识的情况下，分析企业内部和外部所存在的各种机遇竞争，并针对性地作出分析总结，最终在上述两者的支撑下构建符合企业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市场营销规划。市场营销策略的核心就是对企业将要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进行总结和安排，并且市场营销策略还能够切实有效地增强企业间的彼此竞争，促使企业更加贴合市场经济环境。
2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的影响
2.1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的负面影响
现阶段，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多变的，在日渐复杂的市场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明确新媒体技术所具备的巨大优势，科学合理地对其进行利用，保证营销活动可以更为高效地展开。如果在应用新媒体技术的过程中缺乏充足的把关人员，必然会导致信息内容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导致消费者对产品认识受到巨大的负面冲击，企业经济收益降低，甚至严重危害到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的良好形象。例如，现阶段有部分企业存在销售人员拍摄短视频的情况，借助微博和抖音等平台播出，但是视频的基本质量和内容均没有获得企业自身审核，甚至存在和公司经营思想相背离的情况。通过新媒体技术传递的各种资源信息都需要具备充足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这样消费者才愿意相信新媒体中呈现的内容，才愿意购买相应的产品。
2.2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的积极影响
首先，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新媒体技术具备更为多样化的动力支撑。第一，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需要通过新媒体的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产品，进而有意识地购买，真正达成营销的目标；第二，对于企业的营销部门来讲，需要积极地和受众进行沟通，精准地收集来自受众群体的反馈信息，保障有关营销方案可以获得优化改良，使得营销效果朝理想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人们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地获取各种传播信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呈现出的发展态势越发良好，人们可以通过网购等方式避免线下消费的部分缺陷。面对信息传递的高速性和快捷性，相关企业的管理者有必要精准地审视捕捉这种变化，明确消费者的购物习惯，通过对新媒体技术优势的利用，更为快速地传递各种信息，以便于更好地接收来自于受众群体的关注和认可。
3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
3.1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较为简单
结合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来看，其普遍存在营销策略无法切实有效地贴合时代的发展潮流。许多企业仍然将报纸、电视、出租车流动广告等作为核心营销方案，此类老旧且传统的市场营销模式普遍存在传播速度慢、传播成效差的弊端，没有切实有效地解决信息时效性的特征，导致传递给受众群体的资料和信息缺乏时效性。
3.2市场营销团队素质较差
虽然诸多企业已经尝试强化对市场营销策略的应用和提升自身竞争能力，但是许多企业却不具备专业化的市场营销职业素养。管理人员的认知能力以及管理机制也较为缺乏，对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少之又少，团队自身的职业素养稀缺，无法切实有效地执行市场营销策略。
4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市场营销策略
4.1为企业打造专门的市场调研团队
对于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设计和制作来讲，其需要最为真实和准确的数据作为支撑，所以在确定符合企业实际发展需求的市场营销策略以前，实现对现有市场状况的理解和认识显得相当重要。总而言之，企业需要专门构建完整的市场调研团队，对市场中的各种消费需求形成深刻了解和认识，对同类别的竞争对手的能力及其发展历史形成深刻且具体的理解和认识。市场调研团队前期所获得的各种信息数据将会给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的确定带来直接的影响，其作用是关键性的，可以促使企业对市场中的消费者进行有效地划分处理，确定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方向和目标，从而有效地提升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此举意义非凡。
4.2构建完善具体的新媒体营销平台
为更为有效地满足新媒体营销的目标需要，有必要构建完整且具体的平台，以此来保障新媒体营销工作可以更为顺利稳定地展开。在构建相应的平台的过程中，需要重点从如下几方面着手：首先，积极开辟网络渠道。结合目前的已有情况来看，用户接受各种信息的模式以及购物的方式都已经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此种情况，企业有必要针对性地打造自身独立的门户网站，通过网站来展示各种产品信息，保证消费者可以对企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产品形成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以此为基础激发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欲望，进而有效地提升产品的销售量。其次，切实有效地强化对移动营销平台的利用。现阶段，已经有许多企业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网站。在此前提下打造企业专属app，引导受众群体下载，旨在帮助受众更为快速地获取各种企业的新闻信息，此外，还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认识企业的品牌形象。企业在应用新媒体营销平台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对相关信息内容的更新优化，以保障市场营销的成效更加明显，从根本上推进企业的深远建设和发展。
4.3积极地创新改良营销工作的模式
企业应该在发展变革的社会中调控自身发展的规划，营销策略也需要获得调整处理，需要随着消费者意识的改变和市场发展的动向而相应地进行改变，以便于更好地贴合新时代的发展进程，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理解。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企业在营销战略的定位中也具备更多的辅助方案，能够快捷地应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保障营销方案能够获得优化处理，充分吸收来自消费者群体的关注。例如，企业在现阶段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不仅可以开放属于企业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而且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中，多层次、多角度宣传产品的讯息，在优化完善营销模式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不同媒体平台的协调程度，有效地掌握好信息的规模和内容，结合不同平台的特性制定科学合理的营销方案，充分彰显平台本身所具备的优势，此举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
4.4引导企业相关部门深入调查市场
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如要获得高效稳定的发展，仅仅确定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显然是不够的，企业还需要引导内部的有关部门对企业的实际工作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不同阶段下的企业所面临的发展风险和发展挑战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同理，不同阶段下企业的能力也存在不同。所以，只有实时判定分析企业的能力以及当下面临的市场运营情况才能够及时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整改，为企业的深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促使企业积极有效地优化改良市场营销的模式和形态，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4.5做好新媒体技术运营风险防控工作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主要是帮助企业更好地拓宽市场范围，为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获得更多消费者群体的关注。但实际上，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不仅只有机遇，同时也使得企业面临更多的发展风险，许多情况下都无法有效避免风险出现，所以需要尽可能地减少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全方位地做好新媒体技术运营风险防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方法多样，比如较为常见的分散式投资，也就是要求企业在开展项目投资活动的过程中能够选择多种投资项目，同时需要尽可能地选择彼此无关联性的项目。此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项目之间资源共享的问题，因为在此种情况下，不管是什么项目出现问题都不会给企业的其他投资工作带来冲击，可以最为有效地降低新媒体技术应用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使得收益尽可能地最大化。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3
一、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运作理念
一般情况下，新闻传媒市场理念、新闻专业理念这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新闻专业理念主要是以为享受信息知情权的民众提供相关信息和表达自己观点与看法的平台，因此，新闻兼职主要是由民众的参与度和责任意识来决定的。与其相比，传媒市场理念中的受众一般是指消费者，通过传播各种信息的方式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新闻运作需要对消费者的趣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上述形式的传播价值观在我国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应用，在对经营者、经济主体等进行明确的情况下，报刊正向着商业化发展，经营媒体也在逐步向着媒体运作理念方面发展。
在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重要的推销者，以在对消费者的消费情况进行经济性计算的基础上，使商业逻辑在新闻传播中不断推广，最终成为新闻传播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动力，最终导致新闻传播被物化的情况出现。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存在的价值是较为普遍的，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体系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演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生活中的重心，对消费的理解也是越快越深化。当前西方国家人们在进行消费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的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进行消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消费。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给传媒的社会角色转变带来极大影响，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市场化发展的推销者、环境监测者等，在满足消费者消费欲望上有着重要影响。根据新闻传媒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其在推销自身产品的过程中，将新闻和相关信息及时的传播到民众的手中，使得传媒成为储存各种信息的超市。与此同时，传媒在消费主义文化下进行“二次售卖”，不仅可以将信息传播给民众，还能将广告商的眼球吸引过来，以达到宣传、推销的真正目的。通常情况下可以将社会消费、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次售卖的情况下，能够给二次售卖提供相关服务，传媒所获取的利润都是来自二次售卖。
二、新闻传媒的相关制度
在采用市场化发展模式作为传媒的运行思想的情况下，需要注重相关制度的合理制定，这样才能为新闻传媒正常运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因此，新闻传媒的制定发生了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经营部门地位得到提升、绩效评估体现更加完善两个方面，以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来运作媒体，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充分的保障，对此媒体的制度安排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各个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和系统评估体系的变化方面。在实践过程中，经营部门地位的不断提升是传媒在市场化发展情况下，所有制发生转变的体现，例如：报纸方面的经营情况，传统经营模式下采编人员和经营人员的比例是2/8左右，并且，经营部门相关人员数量较少、整体素质水平较差，在实施总编辑负责制、社长责任制的基础上，总编辑、社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无法有效协调的状态。虽然我国对报社方面的管理机制进行了一定改革，使得社长、总编辑、总经理的位置处于同一等级，但是，在传媒市场化发展趋势下，传媒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种管理制度大大影响了传媒经营的实际效率，因此必须注重相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传媒的市场化发展。
根据传媒市场化运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发行、内容和广告等的互通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把整合营销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才能真正消除传媒企业内各个部门之间的障碍，最终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将新闻中的各种信息作为传媒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标准，根据新闻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各种需求，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促进媒体绩效评估体系更加完善。目前，节目、栏目等类型的媒体在进行评估时，需要注重发行量、阅听率和收视率等，例如：将收视率作为电视台的重要评估指标，采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电视节目的趣味性和感染力，还能提高各种灾害新闻、时事新闻、娱乐新闻等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等，最终保障受众群体能够获得质量较高的信息。另外，在对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根据编辑、记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受众的反响、部门领导的评价等进行合理的考核，以确保记者和编辑等获得的绩效评价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全面性。
三、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流程
（一）新闻传媒消费主义的受众定位
在传媒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传媒产品、市场商品的正常销售，需要对受众定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而提升传媒的经济效益。当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思想、习惯也逐步发生着转变，传媒内容的生产流程也在发生改变，从整体上呈现出逆推的趋势，使得其生产决定消费向着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向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受众定位有着极大联系。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媒体逐步以获利为主要动力，并且，广告盈利模式已经在媒体市场化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将广大人民群众设定为受众群体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满足商家对受众群体数量的要求。
在媒体专业理念的运作过程中，受众是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民，即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其包括了报刊和书籍的阅读者、电视观众、广播听众、网民等等，受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具有社会多样性的人，传媒应该为受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和表达的平台。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念的受众被定为“消费者”，并且强调传播的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满足受众信息消费的欲望，因此媒体运作要贴近受众的思想和生活，去迎合受众的兴趣和爱好。这种传播价值观已经逐渐的被我国市场化媒体所应用。与此同时，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受众群体也成为了传媒的主要定位方向之一，充分体现出消费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优势，这对于提高传媒的经济效益有着极大影响。
（二）消费主义涉及的题材的合理选择
根据相关数据和调查显示，题材的合理选择与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吸引力、市场风险等有着直接联系，必须以受众群体的兴趣为基本前提，才能在保障小风险、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高回报，做到真正推动传媒市场化发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学者提出了选题的思维空间原则，给传媒节目的题材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传媒的服务质量。但是，受到交通、距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报道难度等会存在差异性，因此，在降低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媒体需要选择与政府部门
联系较小的社会学话题，尽量选择与民众生活比较贴近的热点，才能真正从社会大众的角度出发，从而保障传媒的经济利益。
（三）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
在传媒市场化的过程中，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才能保证传媒内容的正常生产。目前，传媒内容生产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据可消费性来进行报道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是，将传媒生产流程和商业流程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同时传播信息、宣传和推销产品的目的。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本前提，合理的确定消费目标，才能与受众群体的口味相匹配。
（四）传播内容和商品的融合
在不断推进传媒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注重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推动传媒行业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制作各种节目和栏目等时，将商品销售与栏目内容和节目推广相结合，如在少儿节目中，插入与儿童学习相关的商品的广告，不仅可以其到宣传商品的作用，还能提高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终增加传媒带来的销售业绩。由此可见，对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趋势、消费能力等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根据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对于提升传媒的整体效益有着重要影响。
四、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
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在受到新闻可消费性特征影响的情况下，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在叙事方式、叙事态度、叙事风格等方面有着一定差异。在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媒的趣味性、价值规范、操作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在迎合大众口味、辟谣官方传言等方面有着巨大转变，最终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可消费性的强调。在故事性较强的信息上，采用合适的叙事方式，不仅要对故事的内容进行合理分析，还需要对故事的传播、组织等进行深层挖掘，才能真正体现新闻的价值。例如：比较著名的电视栏目“探索与发现”，将整个传媒内容定位在娱乐性的纪录片这个层面上，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纪录片的内容，从而增加这个栏目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因此，采用这种叙事方式，通过将历史、地理、自然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联系到一起，不仅有利于观众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还能增强这个栏目的感染力、影响力等，最终达到提升传媒效益的目的。
二是，具有一定严肃性特征的题材在选用时，需要注重叙事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构建的大环境下，传媒市场化发展是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实际需求，因此，在选择具有严肃性特征的题材时，必须采用合适的叙事手段，才能避免社会秩序紊乱、误导等情况出现。例如：在“焦点访谈”这个电视栏目中，将当期社会发生的热点新闻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不仅不会给民众带来不良影响，还能达到增强民众社会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多方面的作用。
三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媒体的风格定位、整体内容、自身情况等有着极大联系。因此，需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各种焦点和热点新闻等来确定故事的选用，才能在市场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满足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需求，最终推动我国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根据传媒不断发展各个阶段的相关分析可知，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影响，使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解放了中国新闻生产力、实现新闻民主化，还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相适应。由此可见，传媒市场化发展与消费主义文化有着极大联系，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还能及时消除传媒运作各部门的沟通障碍，最终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逐步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媒介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4
2008年9月3日，由重庆卫视发起，“从《奥运三见客》看未来‘视网联盟’新价值”研讨会在山城重庆隆重召开。会议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频道运营中心副主任杨礼主持，重庆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刘舜发、总台长助理丁道谊、频道运营总监黄翔、栏目中心副主任韩咏秋、频道运营中心主任助理李丕农与来自搜狐、新浪、腾讯等合作媒体的项目负责人及业内专家就“视网联盟”这一跨媒介合作模式的发展前景、深化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后奥运时代为电视媒体运营思路的拓展进行了一次积极探索。
除了并机同步转播奥运开幕式的机会外，省级卫视频道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可谓进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穷则思变，一向善于创新的重庆卫视，在中央电视占奥运电视直播资源的情况下，与搜狐、腾讯、新浪3家网络媒体合作，以独特的视角、轻松的语言、故事化的讲述、悬念式的结构，将网络奥运资源进行了电视化展示，在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联袂协作下，烹制了一道具有重庆麻辣江湖菜风味特色的奥运节目――《奥运三见客》，在奥运期间冷清的卫视收视境况下呈现出一股难得的鲜活气象。据介绍，《奥运三见客》栏目时长20分钟，由《奥运拍客》、《奥运说客》、《奥运搜客》3个版块构成，通过机趣的桥段将网络趣味视频、热门名人访谈、焦点趣闻话题串接整合，极富娱乐精神与幽默风格。另外，通过短信参与有奖活动，节目还实现了与观众的互动。
随着网络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没有经受如报纸一般的打击，在年轻一代逐渐趋于网络的形势下，作为传统媒体中的“老大”，电视其实也早以嗅到了挑战的气息。不过，不同媒介传播方式在其特有优势下吸引着不同喜好的受众，同时受众也因自身不时的多元化需求，随时存在着不同媒介选择的变化。媒介竞争的最终状态或许是――不同的媒介形式有着其相对固定的受众人群，同时受众人群又会习惯性地在不同媒介间自由流动，媒介之争不是不同媒介风格之争，而是受众能够停留媒介时间的长短之争。所以，当谁取代谁的话题不再具有讨论的价值时，“牵手”早已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意向，只是存在着“橄榄枝”何时、如何来抛出的问题罢了。如果没有奥运，没有央视奥运直播资源的一家独大，也许重庆卫视不会如此迅速地化“敌”为友，与网络义结金兰。而对于“视网联盟”中的双方而言，不是要取长补短，将电视网络化或将网络电视化，而是要以长助长，在网络海量信息、民间智慧与电视精彩展示、权威解读之间展开互动，实现电视观众娱乐化和网民知性化需求方面的传播互补，最终达成受众规模的稳定和良性流动下的共赢。
重庆卫视《奥运三见客》栏目由于是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初次联手，在此次研讨会上，合作双方都坦言还存在着数据传输、节目制作上的一些磨合问题，但这种双赢模式的开创性是不容忽视的。通过重庆卫视的此番探路，“视网联盟”将会逐渐得到业界的广泛重视，在合作模式不断得以深化的情况下也必将前景光明。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5
1.资本运营是一种成效明显的经营手段
资本运营这一经营手段，对新闻媒体的超常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⑴能够盘活新闻媒体的可经营性资产，激活新闻媒体的无形资产，发挥新闻媒体的品牌优势，使媒体整体资产增值。据有关专家测算，新闻媒体的品牌如果能进行评估，一般增值率高达33％以上。这样，就可以为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物质保障。
⑵能够在短期内迅速筹集产业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金，使媒体能够以少量的国有资产控制大量的社会资金，用于媒体迅速发展，壮大媒体经济实力。
⑶能够提高媒体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有助于克服媒体产业结构单一、经营空间狭小、经济来源过于集中的经营缺陷。
⑷能够促进媒体改革内部运行机制，加强内部企业化管理，实行集约化经营。从而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财务制度，促进新闻媒体真正实行采编部门与经营部门、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的两分开，杜绝新闻宣传和经营管理中的腐败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⑸能够促进和实现行政调控。如解决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联网和未来的“三网合一”（参见附件六）的问题，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支持实力强的主流媒体兼并小报小刊小台，促进媒体以市场手段完成治散治滥，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整合传媒资源，组建真正的优势互补、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地域、跨媒介、跨行业的传媒集团。
附件六：关于“三网合一”的说明
我国目前已建成10万公里有线电视干线传输网络，其中广电总局仅拥有约2万公里，占总数的1／5，其余4／5分散于各个省市地方广电系统多达1200个运营者手中（包括上市公司）。这种分散的状况不仅不利于有线电视网络的规模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宏观管理。如果不能实现全国联网，就难以发挥决定网络价值的“规模优势”。但在现存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对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实现联网，必然涉及到各地方、各部门间的利益分配，于是去年9月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中就提出，将利用资产重组的手段实现全国有线电视联网。如果在中央和省级广电有线网络公司控股的前提下，以资本运营的方式，遵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建立省级广电网络传输公司，地、县以资产入股形成子公司或分公司，就可实现我国“世界第一网”的阵地优势。
在今年发表的“十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五年内，全国将实现电信网、广电有线网和计算机网的“三网合一”。目前国内首批联通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5省区有线网就有能力向覆盖区域内的用户提供交互式电视服务。山东淄博有线电视网已开辟了网络增值业务。牡丹江有线台已开始提供计算机的internet接入服务和远程教育业务。而据有关资料，目前广电系统拥有全球用户最多的有线网络，价值在2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再投资100亿元铺设各省际间的光缆干线，建成全国联通的双向宽带网，进而与电信网合作，不仅可盘活现有有线电视网络，使其升值为5000亿元，还可以解决电信网的带宽问题。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的共同建设、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既解决了双方争夺市场利润问题，又有利于减少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2.媒体资本运营引起的几点争议
对新闻媒体资本运营、吸纳社会资金发展壮大媒体实力的做法，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⑴新闻媒体的资本运营是否会影响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影响媒体的喉舌作用？
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新闻媒体是事业单位，是国有资产，不允许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注入，不实行股份制，也不能直接改制上市。党和国家对如何管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媒体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到党管干部，从传媒主办资格到行业准入，从宣传通气到新闻阅评，有一套措施，确保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同时，新闻媒体无论是进行多种经营，还是资本运营，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新闻媒体生存的基础。而在宣传报道方面坚持提供合格的新闻产品，是媒体赢得良好社会信誉度、获得品牌效应的必要条件。这既是新闻宣传政策与媒体社会公益性的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吸纳社会资金，从资本市场上融资并发展的前提。
目前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如电信、银行、电力、石油、民航、铁路等关键性行业，也已纷纷进入资本市场。虽然广告、发行有时会制约宣传报道，但是从我们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国新闻媒体资本运营基本上采取剥离媒体可经营性资产组成控股子公司，由子公司上市融资，从而增强传媒的整体实力，而不是担负喉舌功能和宣传任务的新闻媒体本身和主体业务去上市融资。即使子公司资本运营不良，新闻媒体和主体业务的宣传报道也不可能受资本市场所左右，以至失控。何况新闻媒体不管是否进行资本运营，都必须把宣传报道这个主体业务与广告、印刷、发行、制作、传输、销售等扩展业务和信息服务等增值业务这些可经营性资产完全分开，在新闻媒体内部建立起采编和经营两个系统、两个机构、两支队伍和两套运行机制，分别独立运行。
当然新闻媒体和传媒集团资本运营必须坚持国有传媒资本的控股地位，这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不仅能够确保国有传媒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而且能够增强国有传媒的经济实力和党对舆论阵地的有效控制，更好地发挥“喉舌”作用。
⑵媒体资本运营是否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或产权失控等新的经营风险，新闻媒体是否会因经营不善而面临破产？
资本运营的主要作用是以扩展业务和增值业务从资本市场上融资并盈利，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整个媒体产业而言，则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整合产业资源，提高产业整体效益。但是，任何一种经营手段都存在一定风险。无论是资本运营，还是“三产”经营，在运营不善或监管不当的情况下，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如《南方日报》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就曾因大量投资于毫不熟悉的产业和地区而亏损1.4亿多元，至今血本无归。
虽然媒体的经济状况能够间接影响媒体新闻采编业务甚至整个媒体的生存，但从目前国内新闻媒体经营和资本运营的实际来看，即使媒体所拥有的部分可经营性资产（组成子公司）在资本运营中，因经营不善而亏损，媒体也仅仅是承担对子公司的有限责任，主要是影响媒体的收益状况。至于传媒是否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首先这是观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所突破。国企能够破产，那么同样有产业属性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新闻媒体，管理不善，经营亏损，为什么就不能破产呢？其实并没有事业单位只能生不能死的规定。新闻媒体是事业单位，而不是党政机关，党政机关尚可增减调整，那么，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新闻媒体为何就不能优胜劣汰呢？更何况目前有相当一批地县报台根本就没有多少经营收入，入不敷出，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更谈不上资本运营。甚至有些媒体不择手段，靠集体搞“有偿新闻”勉强生存。这样的媒体既浪费国家的刊号、频率、频道资源，又败坏了党的新闻事业和传媒的声誉，本来就没有多少存在价值。
⑶新闻媒体资本运营，是否影响媒体在报道资本市场资讯时的公正性？
对股市、期货等资本市场，国家有《证券法》、《刑法》等一整套相关法律法规来管理规范，其中包括对新闻媒体的规定，这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媒体将失去报道资本市场信息的资格。
资本市场信息可分为三大类：a.交易行情。大屏显示，千百万股民众目睽睽，只能原样刊播，无法作弊。B.股评。股评人的资格是由资本市场主管部门审批的，虽说股评亦属见仁见智，不会相同，但在各媒体都有此类栏目情况下，如果媒体与股评人甚至与公司机构勾结起来误导股民，给股民带来经济损失，媒体将迅速失去公信力，从而被受众所抛弃。与此同时，主管部门也会加大监管处罚力度。C.传播虚假的误导信息，是一把双刃剑，不单有悖新闻媒体的新闻宣传纪律和职业道德，而且将危及媒体自身的生存，不仅新闻主管部门要处理，而且证监部门处罚会更加严厉。
⑷能否以行政力量替代资本运营进行新闻媒体的资产重组？
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条件下，运用行政力量对传媒业加以整合重组，特别是在行政控制力较强的地区，能够有效地推动传媒业采用更为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资本为纽带，结合市场运作，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全国新闻媒体经济实力与生存环境、经营手段各异的情况下，行政力量作为一种粗放型的管理方式，只能是推动力、引导力，而不能是参与者。只有实行“政府推动，媒体自愿，资产重组，资源整合”，才能实现真正带动产业发展的资产重组。否则的话，裁判员与运动员不分家，只会造成拔苗助长式的“拉郎配”，留下后遗症，成为传媒产业发展的障碍。
3.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的难点
难点之一，传媒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规模化发展、组建传媒航母或联合舰队的矛盾。
几十年来，我国传媒业实行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四级办报台体制。从部级讲，党的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新闻出版署负责报刊和音像图书的出版管理，广电总局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教育部负责教育电视管理，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负责对外宣传和互联网宣传管理，文化部负责文化艺术娱乐业管理，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相关产业的行政管理。省、地、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按行政区划多头管理，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和系统内办报办台，实行大而全、小而全的“准封闭式”发展和管理。并明文或非明文规定不准异地办报办台，广播台不准办电视台，电视台不准办广播台，报纸、通讯社不准办广播台电视台。从而形成中国传媒业的多头领导、行业分割、部门分割、媒介分割、地区分割、资源分割、市场分割，造成传媒业多层格局、结构上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使众多定位近似的新闻媒体在同一个受众市场上恶性竞争，造成相当部分媒体生存困难。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是有雄厚资本实力的优势媒体，也难于把规模做大，更无法组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跨级别的传媒航母或联合舰队。
难点之二，一些地县认为中央和省级媒体的跨地域规模发展，剥夺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和地县财产。
我国目前是按行政区划级、四级办媒体，形成媒体建设结构重复，地域分割，资源浪费的局面，降低和削弱了中央和省级媒体在地县的有效覆盖和影响力。
对此，广电系统率先把四级办广电改为两级办广电和建立省级网络传输公司，以利于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跨地域规模发展。但不少地县从局部利益出发，认为这是剥夺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和地盘财产，致使地县广电体制改革进展迟缓。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认识误区已成为省级以上媒体集团化发展的障碍。
难点之三，新闻媒体产权不清是媒体资本运营的障碍。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我国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产权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但各媒体的实际创办者、投资者却是党政部门、群众团体、国有企业等，媒体的主管主办也是这些创办机构，而拥有媒体资产的全体人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来监管全国近1000亿元的媒体资产，也没有对媒体资产的处置权，而少数地方国资局却要收媒体国资占用费。同时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国有企业虽然以投资者主体的身份介入传媒，也只是在政治方向上加强领导和监督，在创办初期给予一定的资金、人员编制等支持，但对媒体资产并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
新闻媒体自八十年代国家有关文件明确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后，对自身所掌握的国有资产有一定的管理权、经营权、使用权。这一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了各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业的大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媒体规模化发展，为寻求产业扩张和资产重组而进入资本市场筹资融资时，媒体产权不清成为媒体发展的现实问题。例如同属广电（厅局）系统的电视台能否兼并广播电台？像南方几家报业集团能否相互兼并、跨省兼并？能否跨媒介兼并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媒体能否兼并部、省、地县媒体？在这些兼并中，究竟谁有权清产核资、审批兼并？
产权不清，就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传媒市场体系，传媒产权也就无法正常流动，更无法通过资本运营实现传媒业资产的优化配置，产权重组和集团发展。
难点之四，新闻媒体级别问题。
多年来，我国新闻媒体同党政部门一样有行政级别，使媒体难以在公平原则上进行竞争。1990年12月由新闻出版署颁布实施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创办报纸应具备下列条件”第二款规定：“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含副厅级）、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含县级）单位。”这一规定无形中确定了各级媒体的级别，也划定了媒体的经营与传播范围，同时也给媒体间的资本运营带来了难题。例如，中央级、省级党报可以兼并行业报及地方小报，但能否兼并地县党委机关报？有实力的地方报能否兼并行政级别较高、但经营管理不善的报纸？省报、省广电集团与省会报、省会广电（含计划单列市）集团由于级别（及传播范围）的不平等是否会造成不公平竞争，甚至出现省级集团的垄断？
如果按照2000年8月中组部、人事部《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思路，加快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将有助于媒体的公平竞争，规模发展。
四、关于规范新闻媒体资本运营管理的建议
历经半年多的调研，我们深切地感到，无论愿意与否，媒体已经被各种内外因素推进市场。新闻传媒不仅是党的“喉舌”和舆论阵地，同时也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信息传播产业；不仅是实现社会效益的事业单位，同时也具有产业属性，要实现经济效益，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产业实体。新闻媒体进行资本运营，是抓住机遇，壮大实力，尽快实现规模化发展，迎接各方面挑战的积极探索。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新闻传播工作者、新闻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首先要以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为指针，以“三个创新”为动力，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顺应形势，转变观念。在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国家对新闻媒体的绝对控制，坚持新闻媒体“喉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新闻传播理论、体制、机制、内容、方式的改革和创新，树立大传媒观，打破行业壁垒、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媒体的规模化发展。
⑴应允许探索新闻传播业公有制的新形式，允许新闻传播业既有国有独资的公有制形态，又有国有媒体资本绝对控股的公有制形态；允许一些中央和省级传媒集团和强势媒体优先进入资本市场，鼓励他们通过资本运营筹资融资，壮大经济实力。我们应该看到，国有独资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股份制也是一种持股人共同所有的公有制。如果我们把国有独资媒体转变为国有控股媒体，这是一种用部分国有媒体资本去控制业外资本的公有制形态，虽然不如国有媒体独资“纯净”，但能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⑵能否吸取国企改革经验，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特别是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绝大多数新闻媒体淡化并逐步取消行政级别？除原有的由于政治和行政因素停办或划转外，增加因管理不善、经济亏损而实行有生有死的退出机制，以利于强势媒体通过资本运营兼并、整合亏损或弱势媒体，实现中央和省级传媒集团的企业化管理，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
⑶对传媒集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探索国有出资人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管理制度。明确传媒集团的法人性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落实法人所有权。明确媒体集团是以集团为经营主体的经营性集团，理顺媒体集团与集团内主要媒体的归属和相互关系，强化集团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机制，扩大传媒集团自。建立完善有效的媒体集团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改革和理顺传媒集团内部采编和经营两大管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⑷借鉴四级办广电改为两级办广电的体制改革经验，探索如何解决党报重复建设的问题，考虑是否还需要按行政区划层层办机关报，可否把地县两级机关报改为省报的地方新闻版或自费订阅的地方性报纸？
⑸允许中央和省级主流强势媒体在各自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出版集团、电影集团的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打破地方和部门所有制，实现跨媒介、跨行业、跨地区、跨集团、跨级别的媒体兼并，创建综合型传媒航母。在中央级新闻媒体间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整合，以中央级主要新闻媒体为龙头，组建几个在国际上有强大竞争力的部级传媒集团。
2.在国务院内设立新的涵盖整个传媒产业的政府部门
2000年5月，上海将原文化局、广播影视局撤二建一，成立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以大传播产业、大文化产业的思路开拓了新的传媒管理思路。因此，建议在国务院设立涵盖整个传媒领域的政府产业部门，包括新闻（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与外宣工作）、出版（期刊、图书、音像、软件）、文化娱乐（电影、电视剧、戏剧、音乐、艺术）等，制定相互协调、统一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有利于从管理体制和政策规划上打破行业壁垒和条块分割，打破部门所有制和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中央和省级传媒集团通过资本运营方式实现规模化发展，组建跨媒介、跨地区、跨行业、跨级别的传媒航母和联合舰队。同时还有利于规范协调媒体的市场行为，建立起监管媒体国有资产运作情况的有效机制，并逐步完成传媒产业政事分开、政企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主体业务与扩展业务分开。
3.尽快研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确保加入wto后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绝对控制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加入wto后，我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尽快修改制定一批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从法制上巩固和保障党和国家对新闻媒体的控制，逐步走向传媒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⑴明确媒体产权主体为国有资产，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以资本为纽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传媒集团，媒体管理者代表党委宣传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经营媒体。
⑵明确规定国有资产在传媒集团中51％的控股地位，限制非国有出资方在传媒集团中的权限。
⑶明确新闻媒体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者的责权利，制定科学规范的投资审批制度和财务监管制度，建立相应的惩处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失职行为。修改完善新闻法规，制定有利于媒体企业化管理、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媒体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介、跨级别兼并整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明确规定党委对传媒集团集团一级人事的推荐权、审批权。
4.规范新闻媒体的资本运营，探索新闻传播业国有控股的运作方式
要确保党和国家对新闻传播工具的控制。我国新闻媒体都是国有独资，但近20年来，由于新闻媒体开展各种形式的资本运营，体制外资本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传媒业。因此要按照建议三的原则和精神，规范新闻媒体和传媒集团的资本运营。
首先，要对资本运营有正确的认识。资本运营只是一种经营手段。对于任何一个经营者而言，资本运营绝不是唯一的经营手段，更不是一“运”就灵，入市就能“圈钱”。对认识有误区的媒体管理者来讲，资本运营不仅不能解困，还隐藏着极大的经营风险。为此要明确规定：媒体和传媒集团资本运营必须经过党委宣传部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其次，国家要制定新闻传媒业社会融资管理办法。严格规定国有媒体资本在传媒集团中51％的控股地位。允许国有业外和非国有资本进入我国新闻传播业，但要明确规定只能进入媒体和传媒集团的扩展业务、增值业务，而不是媒体采编报道业务。并要明确规定国有业外资本、非国有资本及国际资本所占比例。如国有业外资本和国际资本在某一新闻媒体如广电传输网络公司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该媒体资本的49％，其中国际资本不得超过该媒体总资本的15％（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法律规定，如果外国人参股美国广播电台、电视台，其股份不能超过25％），国有业外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可占19％股份，个人股本可按公司法规定占15％。对已经进入广电传输网络的业外资本，则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允许业外资本继续参股分红。对个别持股高于51％的业外公司，则可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通过谈判赎买或资产置换，恢复国有媒体资本的控股地位。还可参照新加坡的规定，在董事会里扩大国有媒体股的表决权。例如可以规定国有媒体股拥有1票等于200票的表决权。同时限制非国有资产出资方在媒体或传媒集团中的权限，如可派人参与扩展和增值业务的发展和管理，但不能进入董事会，或者只作为出资人参与利润分红，但不能参与采编业务。确保党和国家对新闻传播产业的控制权、管理权、经营权和主体业务即新闻宣传的绝对领导权、权，促进新闻媒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管理。
其三，国家要建立包括传媒资产界定、评估、核算、考核等传媒业宏观管理体系，制定行业标准和兼并重组办法。传媒集团要改革完善媒体财务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研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体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媒体的内部管理和监控。
其四，可以按照《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申请建立开放式经营的传媒发展投资基金，以支持国家新闻传播产业的重点发展项目，扶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传媒业发展。国家政府主管部门或委托行业社团同证监部门共同监管该基金的经营和使用。这是一种积极稳妥的资本运营方式。
5.对国家主流新闻媒体实行扶持政策
新闻媒体作为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特殊产业实体，国家不能像对其他事业单位那样一刀切地取消现有财政、税收、进口等扶植和优惠政策，而应在多方面为媒体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入世前，要扶助新闻媒体尽快实现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建议对已组建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及出版集团、电影集团视同大型国企，至少在wto准许过渡期内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政策（欧洲一些国家对报业不仅税种少，而且补贴多。如德国，一般企业增值税率为16％，而报刊业税率仅为7％）。允许传媒集团依据市场等因素自行决定扩减版、报纸价格、发行方式，优先增批出版社、刊号、书号、音像出版物、频率、频道等。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6
关键词京津冀；会展；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363（2017）03―0007―02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会展业最发达的地区，整体会展水平较高。在文化创意产业与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会展行业与文化产业、信息传播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互、融合。在会展活动的策划、运作、宣传、展示的过程中，文化创意理念不断渗透，新媒体技术和传播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使现代会展更好更快地发展，并发生内涵和功能的转变。
1京津冀地区会展题材与文化创意、新媒体产业融合状况
京津冀地区会展业发展以北京市为龙头，展览题材、形式多借鉴北京的办展模式，展览题材覆盖面较为广泛，各种产业均有涉及。
在题材大类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展览在工业品、原材料、消费品和综合类题材方面均有涉及，其中消费品题材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综合类题材，工业品（26%）和原材料类（19%）题材比例基本相当。但由于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布局、城市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三地的展览题材构成仍有差别。北京市的消费品类展览比例（40%）明显高于津（30%）、冀（30%）两地，而天津市的工业品类展览（27%）和河北省的原材料类展览（23%）则明显高于其他两地，体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不过，尽管津、冀两地在某些题材比例方面高于北京市，但展览分类数量和总体数量仍明显少于北京市。
在文化创意和新媒体题材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办展总量和所占比例不高。与文化创意和新媒体部分相关的题材包括：服饰配饰、礼品玩具、音响乐器、奢侈品、婚庆婚博；与文化创意产业直接相关的题材包括：文化教育、文化艺术、动漫游戏；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题材包括：信息通信、广告媒体。
文化创意题材展会以河北省比例为最高（11.63%）；而与之相关题材方面天津市的比例最高（17.78%）；在新媒体题材方面北京（5.07%）和河北省（4.65%）的比例大体相近。其中新媒体题材的展会的数量和比例都较低，平均不足10%。
2京津冀地区会展业与文化创意、新媒体产业融合现状
2.1样本基本状况
课题组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月15日之间，对京津冀地区及少数周边地区共计123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2份，回收率为91.05%。
在112个有效样本中，北京市企业占18.75%，天津市企业占61.25%，河北省企业占16.07%，其他地区占3.93%；会展企业占68.75%，其他行业企业占31.25%。其中，会展企业的业务包括会展项目策划运营（63.64%）、招展招商（45.45%）、展览展示设计与搭建（81.82%）、会展现场服务与管理（72.73%）、会展宣传推广（27.27%）5个方面；相关行业企业的业务包括物流运输（22.87%）、传媒出版（40%）、电子商务（20%）、礼仪服务（5.71%）、旅游服务（5.70%）、广告（2.86%）及其他（5.69%）。
2.2展及相关业务开展状况
样本业务开展的地理范围分布较广，覆盖全国及国外部分地区，业务涉及题材也覆盖了几乎所有行业，包括农林牧渔（25%）、采矿（18.75%）、制造（56.25%）、房地产（50%）、建筑（6.25%）、租赁商务（25%）、批发零售（43.75%）、住宿餐饮（18.75%）、金融（25%）、交通运输（12.5%）、电力热力（12.5%）、科研技术（18.75%）、信息服务（6.25%）、卫生（18.75%）、文体娱乐（62.5%）、居民服务（6.4%）、居民服务（6.25%）、教育（25%）、公共管理（6.3%），以及其他行业（12.6%）。
2.3文化创意与新媒体使用情况
调查考察了样本在最近一年内策划/筹办/参与的会展项目中使用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会展项目的策划和筹备环节使用的文化创意手段，包括：广告（68.75%）、建筑与装饰（31.25%）、艺术品及古董（18.75%）、动漫（6.25%）、影视（31.25%）、音乐（12.5%）、表演艺术（43.75%）、出版（18.75%）、资讯科技服务（25%），另有6.25%的样本没有使用文化创意手段。
2）会展项目的现场展览展示环节使用的文化创意手段，包括：广告（62.50%）、建筑与装饰（37.50%）、艺术品及古董（18.75%）、动漫（6.25%）、影视（25%）、音乐（12.5%）、表演艺术（31.25%）、出版（12.5%）、资讯科技服务（13%），另有12.5%的样本没有使用文化创意手段。
3）会展项目的营销和宣传环节使用的新媒体技术，包括：会展网站（56.25%）、电子商务平台（31.25%）、微博（37.5%）、微信公众号/企业号（75%）、数字报刊（18.75%）、数字广播电视（31.25%）、手机短信（25%）、触摸媒体（31.25%），另有6.25%的样本没有使用新媒体技术。
4）会展项目的现场展示环节中所采用的新媒体技术，包括：会展网站（31.25%）、电子商务平台（25%）、微博（25%）、微信公众号/企业号（81%）、数字报刊（0%）、数字广播电视（37.5%）、手机短信（25%）、触摸媒体（31.25%），另有6.25%的样本没有使用新媒体技术。
3京津冀地区会展业与文化创意、新媒体产业融合特点
3.1应用广泛
数据显示，各种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在会展项目的策划筹备、营销宣传、现场展览展示环节中均有应用。同时，绝大多数企业也开始采用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这说明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融合于会展行业中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企业也有意识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会展行为当中。
3.2有所侧重
首先，在会展项目运作实施的不同阶段，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状况是有所区别的。文化创意手段方面，会展项目的策划筹备阶段，广告、影视、出版、表演艺术、科技资讯服务等手段的使用率明显高于现场展示阶段；而在现场展示阶段，建筑装饰艺术手段的使用率则明显高于策划筹备阶段。新媒体技术方面，会展项目的营销宣传阶段，会展网站、电子商务平台、微博、数字报刊的使用率明显高于现场展览展示阶段；在现场展览展示阶段，微信公众号和数字电视的使用率又明显高于营销宣传阶段。
此外，在会展项目运作的同一阶段，不同的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的使用率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文化创意手段中广告的使用率显著高于其他手段；新媒体技术中会展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企业号的使用率显著高于其他手段。
以上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不同种类的文化创意手段和新媒体技术针对不同会展运作阶段应用效果有所不同，因而企业会有所侧重地进行选择，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3.3融合不深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7
以上的这种声音就是最近在和不少企业决策人或者营销负责人进行交流沟通中，他们最经常提出的课题。面对他们的提问，在回答一些偏技术偏理念层面的回答后，似乎总觉得自己都不满意这种回答。于是，很想借助这篇文章来整理一下思路，探寻出一个让自己信服也能让企业经营者明白的答案。
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个人微博热潮已经兴起近3年，可以说在整个社会领域的热度尚没有退却，而企业带微博的热度却已经扑面而来。从以陈亮途先生著作《社会化营销——人人参与的营销力量》为代表的一批商业应用的指导书籍问世后，引发了众多的企业经营者和营销人的探索热情，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在热闹的背后更多的是对结果和目标的迷茫和缺失。发140个字，与“消费者”进行在线交流，发起投票，开展“微活动”，对企业行为进行“微直播”，追求粉丝规模……诸多行为背后却分明看见决策的盲目和执行的无序。
社会化媒体让让“天”变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近期比较关注的三则新闻—
第一则，新浪ceo曹国伟先生再次推迟了微博商业化运作的计划表，这也就意味着新浪提出更好的帮助企业提升微博运作水平来满足企业经营需要的商业模式仍不明朗。为什么呢？企业的需求是现实存在的呢？可为什么双方却对接不上呢？
第二则，全球FmCG巨头宝洁宣布将大幅度缩减传统品牌传播预算的同时，却大幅度提高了社会化媒体的投放费用。同时，宝洁组织全球高层集体进行社会化营销的培训和交流。全球广告巨头年度传播预算中的“一升一降”意味着什么？
第三则，奥美中国在2011年进行重大的内部架构调整，与数字化营销相关的部门被提高到更高更为重要的组织地位，将会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同时，规定奥美中国全体成员必须开设微博帐户，并对个人帐户经营出色的员工给予特别奖励与支持。这种内部的调整又代表了什么？
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要举这三则新闻。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三则新闻的主角：新浪微博，中国社会化媒体的领导型品牌；宝洁，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品牌和广告主；奥美，全球最富盛名的营销传播服务组织。三个主角可以说是中国、乃至全球市场运作的风向标，他们引导着最新的商业方向和发展趋势。
当这三大巨头不约而同的聚焦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上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三个字：“天”要变。
何谓变天，态势不同，规律非寻常，规则更替。细细回顾这十年来，作为企业经营者和市场从业人员会发觉：不论是内部的员工，还是外部的消费者，似乎越来越难以把握和琢磨了；以往的激励手段和刺激方法很难打动他们按照企业所预期的方向发展，他们的“个性”越发的突显。以至于很多的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都纷纷出专题来讨论这种现象。这种正是社会化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和商业运作中的最基本单元-人，越来越追寻个体属性和价值彰显。
因而，在互联网技术普及化的前提下，在国外以FaCeBooK、twitteR和YoUtoBe为代表，在国内以新浪微博、人人网及土豆网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兴起，恰如其时的迎合和满足了这种社会趋势所带来的需求。社会化媒体的本质是自媒体的服务平台，而真正的内容则来自于登陆这些网站的用户，也就是说每一个注册的用户都可以在这个社会化媒体中利用平台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和应用技术，制作、、搜索、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话题和相关内容，从而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媒体！想想就是很让人兴奋的事情，也就是说新浪微博中注册近2亿个用户，就意味着有2亿个自媒体每天通过新浪微博和交流各种社会、商业、文化、娱乐等各种内容。大家可以看出，自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在于：话语权重新回到了用户(消费者)手中。真正实现了那句：我的地盘我做主。
社会化消费者的崛起——平等的对话回顾传统企业开展与消费者沟通的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花钱买吆喝。花钱的多少决定了吆喝力度和覆盖范围的大小，至于消费者听没听进去，只有天知道。这就是广告行业最为流行的那句冷笑话：广告主的费用投入有一半是浪费掉的，但你永远不知道浪费掉的是哪一半。
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传统模式中消费者与企业品牌的对话中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企业和品牌可以居高临下的给消费者灌输他们想要传播的声音和信息，而消费者却很难将自己真实的声音传递给企业，除非发生了极端的情况。但是当微博兴起后，消费者借助于自身所搭建的自媒体来尽情的释放自己对于企业和品牌的看法和态度，并与认识的朋友或不认识的陌生人进行交流互动，以最快的方式搭建了一个传播网络和渠道，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发觉自己几乎“无能为力”。
如果恰巧这个用户又属于影响力比较大，关注度比较高的用户类型，那么这种舆论影响所掀起来的冲击波将会让企业和品牌瞬间掉入一场公关漩涡而难以自拔，去年爆发的“罗永浩大战西门子”事件正是最好的注脚。有了这种自媒体，消费者对于传统媒体的依赖和信任度将会大大降低，他们更愿意去相信消费者自己发出的对于某个品牌的声音和信息来作为他们消费采购的依据所在。
这就是企业和品牌将在未来的商业运作中所面临的全新环境变化：消费者在和企业、品牌的对话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不管企业和品牌接受不接受。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认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会很自觉将自己的愉快体验通过微博来与认识与不认识朋友们分享自己的感受，吸引他们成为企业和品牌的消费者；如果他们有了很糟糕的产品和服务体验后，他们同样会通过微博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从而影响其他准备接受你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的最终决策。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与传统媒体运作不同的是这一切是很难用钱来摆平的。(推荐阅读：浅谈社会化消费者的崛起)
企业微博运营的现状误区当我们明白了微博的本质和所带来的根本变化后，让我们再来审视一下现在很多企业微博运营中的若干现象吧—
现象一：花钱买粉丝。
很多企业开设微博帐户后，短短几周时间，微博粉丝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试想这和传统营销中的“花钱买吆喝”有什么区别，更何况在传统模式中花钱还真能买来吆喝，但在微博中花钱买到的除了“僵尸粉”，还是“僵尸粉”，连句吆喝都没有。所以实实在在的用内容来吸引真实粉丝(消费者)，哪怕只有几千个粉丝，其价值也远胜于几十万个僵尸粉所带来的面子工程。
现象二：微博成为变相的官网。
很多企业开设微博帐户后，不停的将官方介绍、企业动态、产品信息、活动促销等出来，俨然成为官网第二。记住，在微博的世界，企业和普通微博用户(消费者)是完全平等的两个主体，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平等的，企业应该学会“做人”和“说人话”，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吸引消费者来关注你。想想什么样的朋友最能吸引我们？谈吐幽默、行为得体、有内涵……我想大家都懂得。
现象三：微活动搞成了“微促销”。
不少企业在开设微博帐户后，利用所提供的“微活动”应用来各种促销信息，以图吸引消费者的购买，并拉动最终销售。实际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初期似乎还有些效果，越做效果越差，甚至出现粉丝数下降的情况。这豪不稀奇，用户(消费者)登陆微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寻找产品优惠和促销信息吗？肯定不是，如果是，那微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当企业不停的通过微博来促销信息时，关注的用户会怎么看呢？原来这个品牌是个“卖货郎”，除了不停的向我推销产品和服务外，提供不了任何我感兴趣的内容，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现象四：微博互动变成“舌战群儒”。
很多企业在面对用户所反馈的产品和服务意见时，不能坦然应对，而是与用户在微博上进行公开争论，把本来很自然的品牌与用户的互动变成了关注度极高“社会热点”，企业最后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自吞苦果。在微博上与用户进行争论绝对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你往往并不清楚用户的真实动机所在，也许仅仅是用户个人情绪的发泄(很可能你的产品和服务碰巧成为这种情绪发泄的接触点)，也许这是竞争对手有意的商业行为来诱发你犯错。因此，面对用户所发出的各种声音，用心的倾听，认真的开展动机分析，作出最恰当的行为反馈才是企业最应该采取的理性方式。
(推荐阅读：7个企业不适合社会化媒体的症状)
面对社会化消费者的崛起，企业对策建议谈了以上很多，自然会回归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企业到底该如何应对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呢？在此，笔者建议企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正确定位
正确认识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赋予合理的价值预期，拒绝急功近利。微博可以是品牌与消费者互动的窗口，可以是展示企业产品价值和品牌价值的窗口，可以成为企业决策者观察了解目标消费者需求和行为的窗口，可以成为传递品牌理念和企业价值的传播平台，而销售预期在以上几项没有达到之前放缓再放缓。
2)系统思考
将微博纳入企业整体营销运营规划中，成为企业营销行为的一环而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企业在设计规划整体营销目标、策略路径时必须把微博运作纳入其中，结合企业所要达成的市场目标赋予微博必要的市场使命和运营目标。如企业在销售旺季实施动销方案时，必须考虑将动销方案的核心内容转化为形式活泼的“微博体”来吸引目标消费者的关注度，形成和传统线下终端及传统传播渠道相呼应的推广行为，将极大的促进最终业绩达成和品牌价值的提升。
3)体系运营
企业微博的运营必须有配套机制跟进。任何一种线上的微博运营行为都不应该仅仅停留为线上的单一行为，而应该有配套机制加以跟进，哪怕仅仅是发送一条有趣的产品信息，也要主动与目标消费者进行互动，然后认真去观察目标消费者的反应，并针对这种反应进入深入的剖析后纳入企业的数据库系统来供企业经营者作为经营决策的依据所在。
4)纳入编制
在原有职能基础上赋予市场部新的工作使命和任务“企业社会化媒体运营的执行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置专门的岗位或者团队来运营，其可以直接对市场总监或者品牌总监负责。也就是说，对于微博运营，企业必须将其纳入营销组织架构体系，成为企业市场部的一项重要的职能和使命，纳入营销组织考核体系，从而真正做到“进编制，专人专职专项”。
5)挖掘品牌内涵，学会“微语言”
从品牌核心价值与内涵中挖掘内容元素，学会说“微语言”，用“人话”与消费者平等对话，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给消费者留下清晰的认知和品牌印象。企业微博内容的设计不能阳春白雪，不能下里巴人，更不能无厘头，企业微博毕竟仍然是经营行为，这也决定了内容设计必须和企业相关，这种相关性从哪里来？企业并不复杂：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品牌价值观、品牌主张、产品核心卖点、内部员工的灵光一现、目标消费者的“奇思妙想”……都可以被用来加工成为企业微博的内容，即使不是原创内容，也要明确所转发的内容是不是和企业及品牌有内在相关性，只有如此才能在目标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而清晰的烙印，才能和企业及品牌以往的印记有衔接和匹配，避免出现“同一个品牌两种声音两张皮”的尴尬。在这里，特别要指出，企业微博最好不要参与到政治敏感话题讨论中，而对于一些没有形成最终定论的社会性热点话题也尽量不要参与其中。总结一下“微语言”的5大特征—
·观点清晰；
·内容简洁；
·配图达题；
·风格统一；
·言语轻快；
6)创意至上
好的内容更需要好的表现。如何从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意性的呈现，将直接决定所设计的内容是否能真正抓住目标受众的眼球。因而，内容仅仅是开始，如何围绕内容进行文案、图形化的创意表现，让内容更有张力才能真正让企业微博生动起来。
7)做好选题
运营企业微博可以参考媒体运营的特点和规律，特别是内容设计环节可以参考媒体运营的方法，引入“选题机制”。也就是说可以提前规划年度微博运营的核心主题，然后分每个月进行月度主题的研讨规划，一旦确定月度选题，就围绕月度选题寻找和设计微博内容，从而确保微博内容的有序性和统一性。
8)巧用各种微博工具
深刻挖掘微博平台上的各种应用工具，丰富微博内容的同时，更可以在与消费者互动过程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微博平台上有规模可观、形形色色的微应用，不同的微应用有不同的功能，可以对目标消费者有不同的吸引力。围绕所需要的内容及活动内容，借助不同的微应用来呈现和传递。因而，企业微博的运营执行者必须对于微博平台的各项应用技术有清晰的认知，特别是与企业运营有关联的几项应用，如何微活动、投票、微直播、大屏……
相信以上的8个方面可以帮助企业经营者以及具体运营者能够对于相对清晰的明白企业微博运营的框架和思路，但要想真正熟练而有效的运营企业微博来为企业整体运营服务，达到经营和品牌的双赢，就必须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和创新。微博运营对于企业而言是全新的课题，这也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未来十年所有品牌企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经营行为，即品牌企业如何通过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运营来迎接未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现在行动越早的企业，在未来的数字化浪潮中才能劈波斩浪进退自如。(推荐阅读：2012社会化媒体营销成功法则)
把企业微博仅仅看作成一个“花瓶”，当下还不是你的错，但如果仅仅满足于此，难道你还说你没错？(来源：socialbeta）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8
鲁中传媒的成长
现代传媒经营首先要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增值的角度，把传媒把握的资源与产生的影响全部视为可以运作的对象，把经营视为对传媒功能的最大发挥。鲁中传媒的经营，就是一切提高鲁中传媒经济实力和综合影响的、没有地域限制的市场活动，而不是单指传统意义上的发行、广告、印刷等。作为大众报业集团的子公司，鲁中传媒的经营管理工作严格按市场化操作，始终瞄准第一，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斗过程。
鲁中传媒的经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思考探索阶段。时间从1998年12月非法人的大众日报淄博记者站改为法人单位大众日报社淄博分社。其间，以记者站十几万的家底，通过资本运营，按三星级酒店标准投资建设了集办公、娱乐、餐饮消费为一体的欧亚花园大酒店。该酒店评估价值4000万元以上。第二个阶段为起步与原始积累阶段。分社在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兼并了《山东信息报》，用该报全国统一刊号于1999年7月1日通过与集团子报《生活日报》嫁接办报的模式更名创办《鲁中生活日报》，2000年10月再次更名为《鲁中晨报》。创刊当年底，报纸发行量就超过当地同类报纸，为广告经营打下良好基础。此后，报纸发行量、广告收入年年大幅递增，迅速确立了报纸在鲁中地区的主流媒体地位。同时，分社提出并实施“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的思路，创办了发行、印务、广告、房地产、旅行社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走上了全面经营媒体的实业发展之路。第三个阶段为大发展的现阶段。2003年6月，分社改制为大众报业集团鲁中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分社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加大。经过5年的发展，现在鲁中传媒的总资产已逾亿元。
2001年初，鲁中传媒制定了“十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的总体经营目标。总的发展目标是：以圆满完成大众报业集团安排的各项任务为总要求，以“鲁中第一、全国一流”为总目标，不断提高宣传报道的整体水平和晨报在省内外的知名度，把鲁中晨报办成全国一流水准的省级地域性城市生活类报纸。大力发展以广告、发行、信息、印刷为支柱的报业经济和多元化经营，不断壮大鲁中传媒的综合实力等，并自我加压提出“同类媒体中优良资产总量第一；广告策划水平一流，广告收入鲁中第一；发行总量鲁中第一；人均创税第一，人均收入第一，实现百年传媒”的口号。目前，鲁中传媒“十五”期间的大部分奋斗目标都已提前实现并向新的目标冲刺。同时，鲁中传媒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发展的空间局限性，鲁中传媒要想有更大作为，任重道远。
独具特色的经营模式
现代媒体的发展竞争必须从整体上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增值，而不能仅仅把单纯广告经营战略视为传媒经营战略核心。从规避风险、均衡发展的角度说，把一个媒体的兴衰完全系于广告经营上，也是不够安全的。鲁中传媒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的方针，虽然鲁中传媒的广告收入年年增幅在40%以上，但是在传媒总体经营收入中的比重却并非绝对第一，实现了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壮大了传媒经济。
鲁中传媒的经营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化操作，一切以经济效益为核心，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管理模式，规避各类投资风险。鲁中传媒现拥有8个运行状况良好的独资、控股、参股公司。其中，两家独资企业、四家控股公司、两家参股公司。这些公司在经营方式上有的是授权经营，有的是租赁经营，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间接参与经营，成立后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003年度，仅印务公司的销售收入就超过4000万元。
鲁中传媒的经营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充分利用媒体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比如，在建设欧亚花园大酒店时，在大众日报社不投现金的情况下利用广告版面换取了各类所需物资和施工费用。有人形容鲁中传媒当年是用报纸糊起了一座价值4000万的酒店。今年7月1日即将竣工的鲁中传媒房地产公司自主开发建设的晨报花园大厦一期工程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操作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鲁中地区的平面媒体竞争十分激烈，已从单纯的发行广告市场份额竞争演变成最大综合效益竞争。2002年、2003年两个年度，《鲁中晨报》的综合影响力、广告收入与发行量在鲁中地区同类媒体中连续两年处于领先地位。
在广告经营方面，鲁中传媒充分整合各类广告经营资源，紧贴市场脉搏，一直在变中求取科学、高速、健康的发展，每一次变革都取得了卓越成效。仅在鲁中晨报的广告经营上就先后实施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的管理权、经营权合一的模式，广告部独立承担经营指标，责权利一致。时间从创刊到2001年12月。当时晨报处于刚创刊阶段，报纸发行量小，影响力弱。在这种情况下，广告的承揽大部分靠业务人员与广告客户的个人感情。广告部管理权、经营权合一，比较符合市场实际，利于广告经营，极大地推动了晨报的广告量。但是，这个时期的广告收入实物比重较大。第二种经营模式是管理权与经营权两分开，广告部仍承担经营指标。这种模式的实行从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2002年初，鲁中传媒根据广告发展的特点，成立了出版管理部，将广告经营的管理权赋予了该部。广告的政策、价格等均由该部制定。广告部承担经营指标，负责晨报广告的经营，在业务上受出版管理部的监督与指导。此举实际上为广告部的改制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广告部同时担负尝试和发展广告的任务。第三种模式为2004年初至今实行的管理权、经营权合一，全面推行制的模式。出版管理部改为出版与广告管理部，承担经营指标，管理权、经营权合一。部门工作受鲁中传媒督察审计室监督。原晨报广告部改制为鲁中传媒控股的的鲁中晨报广告公司，和社会其他广告公司一样晨报的广告。这种模式和第一种传统模式有继承，更有发展。规范、监督是这种模式的核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晨报广告收入是根本目的。经营模式的变革，给鲁中传媒的经营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经济效益年年攀高。
未来发展思路
鲁中传媒下一步将按照对大众报业集团改革试点工作总体方案的要求，积极推进和完善宣传、经营“两分开”改革，创新体制，理顺各方面关系，把规范各类公司行为作为管理工作的重点。
1、严格落实办报、经营两分开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产权、明确责任，规范公司系统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确定宣传业务与经营业务相对分开的组织结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体制。实现集权与分权相结合、采编与经营两大系统既相对分开又相辅相成。
2、积极介入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上市等手段，争取超常规发展，加速规模扩张。通过资本运营盘活经营性资产，激活无形资产，提升传媒品牌影响力和规模效益。同时，注意保证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防范各类风险。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9
关键词 新闻出版企业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出版企业上市现状
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策瓶颈的不断突破，新闻出版企业频频涉足股市。至目前为止，我国共有9家新闻出版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渠道登陆证券市场，如表1所示：
在这些新闻出版企业通往证券市场的途径中，有的通过直接上市，有的采取买壳或借壳上市；有的便通过分拆上市；有的在境内上市，另有一些则在境外上市。在上市时机上，有时几年内没有一家传媒企业上市，而有时则一年内集中几家新闻出版企业登陆证券市场。那么，影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上述不同上市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哪些，是何种缘由促成了其不同上市时机的选择呢?
二、影响新闻出版企业上市路径主要因素分析
新闻出版企业上市，涉及到传媒产业政策、企业自身情况、证券市场建设状况及门槛规定等多重要素。在上市路径选择中，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
1 政策导向
在我国国家的宏观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新闻出版业与资本联姻的方向、路径和进程。新闻出版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每一步迈进也都与政策瓶颈的突破息息相关。政策导向在新闻出版企业上市的进程中扮演着“引领者”的重要角色。
1999年7月28日，《成都商报》的控股子公司博瑞传播借壳上市，我国新闻出版企业首次通过边缘突破方式涉足资本市场。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2003]105号)，确立了新闻传媒引入社会资本的分类分层投融资政策。105号文件的颁发，为我国传媒集团直接上市扫清了政策障碍，并指明了运作方向。一年后的2004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直接上市，成为“内地传媒第一股”。
北青传媒上市后，很快就暴露了新闻出版企业将经营性资产剥离上市后造成的产业链被割断、容易产生关联交易的弊端，北青传媒因而也被称为“没有厨房的餐厅”。2007年，“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的辽宁出版传媒在沪整体上市，我国新闻出版企业也首次以“带厨房的餐厅”的形象亮相资本市场。另外，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上市限制政策的解阀，一批具有创投概念的新闻网站和商业性的出版企业也将踏上境外上市的融资之旅。
由间接上市到直接上市，从分拆上市到整体上市，再由境内上市到境外上市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步的变迁和迈进，都是以政策的突破引导为前提的，政策导向对于新闻出版企业上市路径选择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 新闻出版企业自身状况
作为资本市场上市的主体，新闻出版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毋庸置疑会影响到上市路径方式的选择。新闻出版企业自身的影响力如何，其经营效益表现怎样，每年的利润额有多少，其公司治理水平怎样，经营管理是否规范，等等，这些要素指标的状况能否与境内和境外、主板和创业板等不同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门槛设置要求相匹配，会直接对其上市路径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从新闻出版企业上市的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绝大多数传媒企业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囿于外部管制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传媒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未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因而在其上市之前，必须进行改制，按照规范化公司的运作要求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重塑市场主体。由于自身基础条件不同，传媒改制后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基于自身状况和其他各种因素的考虑，那些上市指标暂时不能满足证券市场门槛要求的传媒企业，便选择了“迂回战术”，通过借壳或买壳的方式实现间接上市。如1999年《成都商报》买壳四川电器上市，2007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借壳新华传媒上市。而那些在改制后能达到证券市场直接上市指标要求的，进一步视自身业务状况，有的选择在主板市场上市，有的则在二板市场上市，例如，作为中国最大出版商之一的辽宁出版集团，是我国出版业第一家完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最先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出版产业集团，由于其自身经营业绩表现良好，因而在13家新闻出版集团角逐首轮ipo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另外，还有一部分有好的概念或盈利模式，则选择在境外上市，如新华文轩选择在香港直接上市，而新浪等新闻门户网站则直接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
新闻出版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重塑市场主体是否到位，改制后的各项指标参数能否达到不同证券市场的门槛要求，这些直接关乎到其上市渠道和途径的选择，而只有其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了不俗的经营业绩表现和良好的前景预期，并在相关指标上让人刮目相看，新闻出版企业才能在上市路径的选择上握有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3 证券市场体系建设状况
证券市场这个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如何，是否具有完善的功能、健全的法制，是否透明高效、具有规范的运作，能否充分保护出资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是否具有健全丰富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来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等等，诸如此类的“基础设施”建设怎样，会对前来上市的新闻出版企业产生不同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到其上市途径和渠道的选择。
新闻出版企业的上市路径选择与证券市场的建设状况密切相关。在2005年我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之前，鉴于股市机制功能的不健全和运作的不规范，新闻出版企业上市数量甚少。2005年4月，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实施，长期困扰我国股市的结构性矛盾迎刃而解，股市也由长期低迷转为牛市，市场功能全面恢复。2006年，《证券法》和《公司法》得以修订，我国证券市场在法制化建设方面迈出重要步伐，这也为证券市场发展和创新消除了诸多限制。伴随着类似改革措施的推进，我国证券市场不断走向成熟与规范，新闻出版企业也迎来了在境内上市的热潮：在2006―2007年一年的时间内，就有华闻传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和辽宁出版集团四家传媒企业境内上市；在2008年，有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上市；而在2009年里，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上市已板上钉钉，另还有湖南出版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江西新华发行等近十家新闻出版企业正积极筹备，等候上市。
在证券市场发展状况对上市地点选择的影响上，透过辽宁出版集团上市地点的变化可略见一斑。早在2004年，辽宁出版集团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造，由于当时我国股市运行不规范，因而辽宁出版集团最初的理想选择之地是香港。但是，三年之后的2007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证券市场法制体系的完善以及监管效率的提高，国内证券市场逐步
步人规范化运行轨道。股市形势也一片大好，牛市冲天。在此背景下，辽宁出版集团也改变了其初始选择，最终选择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据柳斌杰透露，促使辽宁出版集团转栖沪市的主要原因是其领导层觉得国内股市不但走向健全，在a股上市收益更好，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建设状况也是影响上市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尚未开通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之前，一些国内企业由于无法满足主板市场较为苛刻的上市要求，便“各显神通”，或者通过借壳买壳方式实现间接上市；或者转投境外，在美国纳斯达克、香港创业板或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而随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即将推出，部分企业的上市路径将会发生转变，它们可以方便的选择在创业板直接上市，而无需借壳买壳来“曲线救国”，抑或劳神费力的远赴重洋去境外上市。
三、影响新闻出版企业上市时机主要因素分析
1 宏观经济形势与资本市场发展态势
纵观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命运与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与行情息息相关，中国传媒娱乐板块上市公司的上市运作也概莫能外。在1994年以来已上市的14家传媒娱乐股中，真正涉及传媒主营业务的主流传媒概念股仅有9家，他们上市的时机耐人寻味：1999―2000年有三家传媒主流媒体――电广传媒、博瑞传播、赛迪传媒，当时的1999年，中国股市行情好；而在2000年―2004年的五年时间里，没有一家传媒股在中国境内上市(2004年12月北青传媒在香港联交所(境外上市)除外)，主要原因是这几年中国股市行情不好，尤其是2001年4月～2005年，中国a股市场处于漫漫熊市背景之下，因而连借壳上市的传媒股都没有；但在2006年―2007年12月，中国股市牛气冲天，借此东风，有四家传媒股上市，其中，华闻传媒借“燃气股份”上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借“新华传媒”上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粤传媒借“九州阳光传媒”上市，辽宁出版集团的“出版传媒”更是将编辑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打包整体直接上市。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股市再遭熊市，在这一年里，也只有安徽时代出版独此一家借壳上市。
由此看来，传媒企业上市的时机选择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行情状况密切相关。在宏观经济形势走强和证券市场行情向好的情况下，投资者投资热情高涨，发行股票数量较多，募集资金数额也较多，拟上市传媒企业抓住这一时机发行上市相对容易；反之，市场行情趋淡的情况下，传媒企业发行上市难度加大，企业一般也不会选择在此时机上市筹资。
2 证券市场已上市传媒企业业绩表现
上市传媒企业业绩表现作为传媒行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对于投资者是否愿意认购新发行的传媒股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当一个行业预期业绩向好并且近期内有多家企业上市时，这个行业就容易引起投资者的注意，在行业个股涨势良好的示范效应下，行业内公司上市就会得到投资者的青睐，此时上市，就容易得到追捧。相反，当行业内上市企业表现欠佳时，人们预期趋坏，发行新股筹资难度加大，此时，企业也不愿意贸然上市。个中情形，在我国传媒企业上市进程中略见一斑。
根据数据显示，在2001―2005年里，从获利能力方面来看，我国已上市传媒企业在净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上明显低于其他a股上市公司的均值。除2004年外，上市传媒企业在每股净收益(epS)上明显高于其他a股上市公司。就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净资产收益率而言，上市传媒企业则略优于a股其他上市公司。整体观之，传媒股的业绩表现虽略优于其他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状况，但在业绩上依然不温不火，业绩平平。尤其是相较于金融、能源、地产等备受投资者青睐的蓝筹股而言，更是乏善可陈。也正因为如此，在2001―2005年里，我国新闻出版企业除了北青传媒在香港联交所直接上市外，没有一家传媒企业选择登陆a股上市。
但是，进入2007年之后，内陆资本市场上传媒企业利润普遍实现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从业绩上分析，除了在资产收益率上略低于沪深平均水平外，传媒上市公司在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税后利润增长率、市盈率方面的表现均明显好于沪深股市企业平均水平，特别是在总资产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方面，表现抢眼。上市传媒企业业绩呈现的良好态势，也引领了新闻出版企业上市的浪潮。在2007年一年里，就有解放报业集团、粤传媒、新华文轩、辽宁出版集团四家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在2008年里，还有安徽出版集团整体上市，而且还创造了文化传媒类上市企业每股收益最高和出版主营业务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记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紧随着，包括广东出版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等10余家新闻出版企业都在积极筹备，计划整体上市。
一言蔽之，上市传媒企业的业绩表现与新闻出版企业上市时机的选择息息相关。两者一荣俱荣，一损皆损。当上市传媒企业效绩表现平平时，新闻出版企业就很难发行上市；而当“雨过天晴”、传媒企业股市业绩表现抢眼时，受行业个股涨势的示范效应以及多家传媒企业上市的连带效应，此时上市就相对容易，而且还能获得投资者追捧。
3 传媒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良好的业绩记录和预期的股利增长是投资者最终追求的目标。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也同时体现了公司的资产运作情况、债务偿还能力以及盈利水平和现金流量等诸多问题。当传媒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时，就比较容易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批，公司上市也就相对容易。
这一点在广州日报(粤传媒)转板上市的进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转战主板市场一直是在三板市场混迹了七年之久的广州日报的最大梦想。早在2002年，广州日报便寄望于由三板转至a股主板市场，但由于借壳上市的传媒企业内部机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业绩表现都不甚理想，广州日报的转板之路只好作罢。2005年，广州日报又向证监会提交了直接转板上市的请求，但又因为粤传媒和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过高，超过了证监会规定的关联交易不超过主营收入30％的要求，故而当年的上市之旅又一次搁浅。
为了实现尽快上市的梦想，粤传媒从自身身上做足功夫。经过努力，2006年全年粤传媒的关联交易占主营收入之比从上年的39.67％大幅下降至30.46％。与此同时，其公司治理结构也不断完善，三年来经营能力不断增强，自身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也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历尽漫漫七年，在经营业绩颇佳的2007年，广州日报终得实现ipo上市，梦圆主板。
由此观之，新闻出版企业基础工作是否扎实，运行是否规范、治理机构是否完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何等自身因素也是上市时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企业处于最佳运营状况时登陆证券市场，上市才会更加容易获批进而获得投资者青睐。而如果自身“内功”修炼不足，上市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新媒体运营情况总结篇10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关键词：电视产业化改革探索反思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