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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10:16:06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1

问:目前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生活垃圾分类,请简要介绍一下《方案》出台的背景。

答: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提高,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制定垃圾分类制度列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组织完成。去年12月,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可以有效减轻清运压力和终端处理压力,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对于培养全社会资源环境意识,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方案》编制工作,委托中咨公司、中国城建院、住建部环卫中心、杭州环境集团等单位开展专题调研和国内外资料收集,研究起草了《方案》初稿。在此基础上,多次征求专家学者、行业协会意见,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了省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同时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后向国务院办公厅报送,经国务院审改后最终形成《方案》稿。

问:请您介绍一下《方案》的总体思路。

答: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收到了社会各界提出的很多不同意见。有的认为目前价值相对较高的可回收物基本进入不了垃圾处理系统,且在终端处理设施无法满足分类要求的情况下,无需再对现有生活垃圾过多细化分类;有的认为应向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进一步细化分类类别;有的认为应对居民进行强制分类等等,这说明社会各界对如何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仍存在较大争议,也充分反映了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此,《方案》在总结此前试点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完善机制,创新发展;协同推进,有效衔接”的基本原则,《方案》总体设计如下:

(一)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

从我国垃圾分类处理的现状看,政府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推进过程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强指导;各城市人民政府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完善相关法规,加大资金支持,强化监督检查;责任明确的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也应做好带头示范,推动全社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二)循序渐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分类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可操作的角度出发,《方案》提出强制分类和引导分类同时开展的总体思路,在部分具备条件的区域对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先行实施强制分类,对于城镇居民,在目前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仍以引导分类为主。

(三)因地制宜确定分类方法

我国各地气候特征、发展水平、生活习惯不同,生活垃圾成分差异显著。为避免各地“一刀切”制定分类方法,《方案》提出由各地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强制分类的品种,细化分类收运处置等方面的要求,给地方政府较大灵活性。

(四)注重系统配套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分类后续的收集、回收、处理等环节直接影响到垃圾分类能否顺利实施。因此,《方案》对分类后端的收运体系、回收体系、终端处理设施建设提出了要求,使其更好地与垃圾分类品种相衔接、与资源回收利用相协调。

总体来看,《方案》对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总体设计思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今后,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可逐步对《方案》进行调整,使之c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问:《方案》提出在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引导居民自觉开展分类,请您介绍一下,具体如何实施?

答:(一)关于实施强制分类

一是强制分类的实施范围。《方案》明确在以下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实施强制分类,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确定的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共46个城市。主要考虑这些城市经济相对发达,市民素质普遍较高,且多数已先行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具备实施条件。对于其他城市,《方案》也鼓励由各省(区)结合实际,选择具备条件的实施强制分类,同时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各地新城新区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二是实施强制分类的主体。上述区域内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是实施强制分类的主体,主要包括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机场、码头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宾馆、饭店、购物中心等相关企业。这些机构和企业主体责任清晰,实施范围明确,适宜先行实施强制分类。

三是强制分类方法。《方案》强调首先必须要求强制分类主体对有害垃圾进行分类,主要考虑有害垃圾环境污染风险较大,如与其它垃圾混合处理,可能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其次,各地可根据当地生活垃圾成分、收运和处理设施建设情况等,选择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类别进行分类。

四是时限要求。《方案》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

(二)关于引导居民自觉分类

从此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情况看,居民形成分类习惯是个长期的过程。在法律法规正在完善的情况下,目前对居民个人要采取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措施开展分类,只使用强制手段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因此,《方案》提出“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尽管没有提出强制分类要求,《方案》对引导居民分类提出:一是城市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制定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引导居民自觉、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二是此前已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提出强制要求的,仍按原规定继续实施。三是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选择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示范试点,并根据试点情况完善地方性法规,逐步扩大强制分类实施范围。四是引导居民单独投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其它生活垃圾,结合本地实际尽可能干湿分类、深入分类。

问:《方案》如何解决分类、收运、回收、处理等环节的系统配套问题?

答:垃圾分类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且系统的工作,如不能打通后续收运、利用、处理等诸多环节,垃圾分类工作将难以持续。《方案》因此着重强调了收运、回收、终端处理等设施建设与前端分类工作的配套衔接,避免影响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分类效果。《方案》要求:一是要建立与分类品种相配套的收运体系。在收集阶段要完善垃圾分类标志、改造垃圾房、转运站等。在运输阶段要配备专用收运车辆,避免将分类好的垃圾混合装运。此外,由于目前有害垃圾收运系统还不够完善,《方案》提出要加快建立符合环保要求的有害垃圾收运系统。二是要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我国历来就存在规模庞大的废品回收网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但这些回收点还需规范。对此,《方案》提出要健全再生Y源回收利用网络,合理布局布点,推进垃圾收运系统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便于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全口径管理。此外,《方案》还提出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化平台,提供回收种类、交易价格等信息,以便各方面能公开、便捷的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交易。三是要完善与垃圾分类相衔接的终端处理设施。根据《方案》提出的强制分类方法,为确保终端处理设施与垃圾分类相衔接,《方案》要求在有害垃圾处理方面,要加快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非工业源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在易腐垃圾处理方面,要鼓励利用易腐垃圾、加快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可回收物处理方面,要加快培育大型龙头企业,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专业化、清洁化处理和高值化利用。四是要探索建立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目前我国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能力还需加强,设施选址难的问题急需突破。因此,《方案》提出应对终端处理利用设施建设加强统筹规划,探索建立集焚烧、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填埋、有害垃圾处置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以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也便于对各类垃圾集中、高效的运输处理。

问:保障《方案》实施的相关措施有哪些?

答:一是组织领导方面。《方案》明确了城市人民政府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对强制分类实施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和工作考核,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同时,提出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卫生城市等创建中,逐步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列为考核指标。

二是健全法律法规方面。法治是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基础。目前,垃圾分类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方案》提出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推动出台地方性法规、规章,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三是完善支持政策方面。目前,我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垃圾处理费费率标准和收缴率仍然很低,收费与处理成本之间还存在很大缺口,还难以保障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因此,《方案》提出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加大中央资金和地方财政的引导支持。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2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实现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以上。

《方案》后,生活垃圾分类再次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

从鼓励到强制

居民提来垃圾,称重后,拿着积分卡往类似poS机的机器上一刷,积分就打到了卡上。1千克厨余垃圾积2分,1千克废旧报纸积10分,200个积分折算15元,可兑换卫生纸、洗手液等生活用品,或享受家政保洁、理发等社区服务。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五区社区的“绿馨小屋”前,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

劲松五区有26栋居民楼,居住着近1200户居民,每天平均产生各类生活垃圾近5吨。这里分布的3座绿馨小屋,是专门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的小场所。绿馨小屋是北京首创智慧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震在2012年建立的。

如今,把分类垃圾送至绿馨小屋已经成为社区很多居民的习惯。分类后余下的垃圾,则被投放到社区主路边标有“其他垃圾”的大桶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清运车将错时进入小区,每辆车上安装有GpS定位系统,防止混装混运。这些垃圾清运车将劲松街道的厨余垃圾送往位于大兴区的南宫生活垃圾堆肥厂,经过发酵降解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变成可被再利用的肥料,“其他垃圾”则被运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绿馨小屋的方法代表了当下国内生活垃圾分类的一种典型模式,即以自愿和奖励的方式鼓励居民进行分类。而此次《方案》的,则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的强制性。

“所谓强制,隐含的意思就是界定了垃圾分类的责任,明确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产生者,要对这些垃圾负责,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解读说,“但根据国内的现实情况,估计短时间内可能还是会将强制性手段与激励性措施结合起来,双管齐下,让居民尽快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生活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

垃圾分类是指按照垃圾的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影响以及现有处理方式的要求等,将垃圾分离成不同类别,为后续的科学处理提供基础,有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垃圾分类是发达国家较早进行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些城市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比如1993年北京制定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到了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分类拉开序幕。

生活垃圾分类,具体应该怎么分呢?“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二分法,比如干垃圾与湿垃圾,或不会烂的垃圾与会烂的垃圾;有三分法,包括可回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还有四分法,包括可回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其实,世界各国的垃圾分类方法不尽相同,这需要因地制宜。”刘建国解释说。

此次的《方案》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并未提出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办法,给出的参照方法是分为包括废电池、废荧光灯管等有害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易腐垃圾以及包括废纸、废塑料等在内的可回收物三类。但《方案》强调“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

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这是此次《方案》中的一个亮点。“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家庭有害垃圾的单独收集相对来讲是个短板,而这次的《方案》把它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两网融合与三个衔接

国内垃圾分类进行了这么多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很多人的感觉是,从表面上来看,垃圾分类似乎止步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徐海云看来,这是因为三个对接还有待完善,即可回收物与废品回收利用系统的对接、有害垃圾的收集与危险废物收运系统的对接以及厨余垃圾收运与整个生物质的利用的对接。“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要从顶层设计、全社会参与等方面逐步推进。”徐海云说。

徐海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拾荒者的废品回收系统,他们是可回收物分类的主力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废纸、易拉罐、废塑料等回收率也是很高的。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摸清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家底。“每个城市现有的废品回收系统究竟能回收多少纸、金属、塑料等,收集后去了哪里,有什么问题、困难,我们还不清楚。”徐海云说。

“再生资源回收或俗称的废品回收与垃圾处理的两网融合是必然趋势。”刘建国说,“两网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如今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从事废品回收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成本太高了,这样更多的垃圾进入到垃圾处理系统中,增加了负担。此前废品回收是市场主导,垃圾处理是政府主导,推动两网融合,实际上要承认废品回收就是垃圾分类,废物利用就是垃圾资源化,废品回收跟垃圾处理一样,也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样废品回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取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在刘建国看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环节的配套衔接,形成高效顺畅的系统。“‘四分系统’关键在一头一尾,即分类投放和分类处理。前端分类投放准确率较低,制约了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污染控制效果;反过来,后端处理设施不到位和低效率又影响了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所以,一方面居民要尽到垃圾分类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分类处理设施规划建设。”

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与

如何提高全民参与程度,也是摆在生活垃圾分类面前的一个问题。

“这是习惯养成的问题,它与社会整体的进步相关,涉及到人的心理、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改变习惯需要时间。但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垃圾分类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要多反思自己,不要把责任一味推给他人。”

采取各种措施,能让大家便捷地进行垃圾分类,尽量不增加麻烦,这是李震认为调动居民积极性的有效方法。“垃圾分类首先要满足居民‘我要扔垃圾’的需求,然后才是‘如何扔垃圾’。”李震说。

在徐海云看来,生活垃圾分类的全民参与还离不开倡导对再生产品的使用。“可回收物最终要变成产品,需要市场。一提到循环经济,大家可以夸夸其谈,但问题是如果没人购买再生产品,这就是空话。明确告知消费者这是再生产品,消费者愿意去购买,这才是绿色循环经济。”对此,刘建国表示赞同,“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再生产品最终也只能变成垃圾。”

垃圾分类是一种手段,最终要解决的是垃圾问题。刘建国和徐海云都表示,从源头上来说,还是要提倡人们改变消费模式,尽量少产生垃圾。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3

通过校园广播、橱窗校园网络等形式,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倡导工作,阐明垃圾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呼吁学生的积极参与。下面是和大家分享相关的垃圾分类综合治理总结汇报资料,欢迎你的参阅。

垃圾分类综合治理总结汇报一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_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垃圾“出口”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根据彭州市《关于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意见》,一年来,_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精心组织,落实投入,成效显著。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镇重点工作。镇各办所目标工作季度推进专题会向镇主要领导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分类工作由开展此项工作的村支部书记亲自负责,落实相关设施设备的修建安装,宣传氛围的营造和分类有偿回收。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一是召开镇、村(社区)、农户三级动员会、交心谈心会等,宣传动员,讲解、学习垃圾分类的内容、意义、目的,安排各村(社区)、各办所(中心)相关工作。二是结合我镇实际,利用现有资源,如广播、宣传车、宣传栏、“快乐星期六”等多种形式、多种方式搭建宣传平台,生动宣传讲解垃圾分类相关内容。三是镇城管办牵头,各村(社区)协作,定期进行入户宣传,为全镇村(社区)人员发放《实施垃圾分类创建绿色家园》等宣传单及宣传手册_余份,并认真做好解释、宣传教育工作。

三、整治有力,措施得当

今年8月,组织镇村干部、保洁公司、小区业委会、点位居民召开农垃前端分类工作现场会。通过召开现场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教育引导村民了解垃圾分类的基本要求,掌握垃圾分类的基本方法,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此外,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讲解示范、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使环卫人员懂得如何对不同垃圾进行收集、回收和处理。尤其是在集中处理的地方,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严防“分散污染”变成“集中污染”。在废旧电池和医疗垃圾的回收处理方面,坚决杜绝擅自处理、随意处理和与生活垃圾一并处理的现象。

今年我镇垃圾分类在_社区__等_个点位开展,按照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并收运垃圾。全镇20__年建成垃圾分类房_座,新配置分类果屑箱_个,前端回收分类垃圾桶_个,制作宣传展板_个,小插板_个,分发宣传资料_份,清理各类垃圾_吨。通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目前农村环境卫生已大为改观,实现了全镇环境卫生大变化,使全镇展现新面貌。

通过一年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整治,改善了我镇农村生活环境。我们深信,有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我镇的农村生活垃圾工作一定会常抓不懈,建成环境优美、安全文明的_小镇。

垃圾分类综合治理总结汇报二

地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断遭受破坏,全球气温升高,白色垃圾,水资源被污染……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还是我们人类。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您知道这些垃圾它们到哪里去了吗?它们通常是先被送到堆放场,然后再送去填埋。垃圾填埋的费用是高昂的,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300元人民币。而仅北京市日产垃圾就有120__吨,目前面积在36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环路以内有700多处,占地500多万平方米,每年在3—5%的速度增加。人们大量地消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费,又大量地产生着废弃物。被废弃的垃圾填埋场不复为耕地,也无法建成生活小区。因此,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我校在20__年11月20__年12月份,开展了垃圾分类系列活动。

1、提高环保意识,树立分类观念。

通过校园广播、橱窗校园网络等形式,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倡导工作,阐明垃圾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呼吁学生的积极参与。同时教会学生垃圾分类的知识,使学生进行垃圾分类逐渐成为自觉和习惯性行为。

2、各班加强宣传培训,普及分类方法。

各班采用不同形式:如学生上网查资料、图片,或进行调查、采访等搜集资料,然后利用校会、午间等时间,在班里进行交流,相互受教育,让学生学会分类垃圾;养成在室内分类的习惯;对分类工作做得好的班级进行表扬奖励,树立典型,介绍经验,强化推广。

3、开展垃圾分类班队主题活动。

我校各班和少先队部共同配合,开展了有关垃圾分类的班队主题教育活动。全班的学生分为不同的组别,以不同的主题来进行向大家展示垃圾分类的日常常识。例如班队的题目新颖独特,如“举手之劳,改变世界”,“小小环保袋,还我美好心愿”等。主题的班队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同学还做了幻灯片,配了音乐,十分精彩。通过活动,让全校学生了解了更多的垃圾分类知识,更深层次的体会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成立师生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

学校成立25人的教师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及40人的学生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师生志愿队在师生团队中加强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常识,并时刻督促师生在日常教学生活中对垃圾分类的行为养成。学校对表现好的师生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员进行评奖,并在全校校会上颁发了奖状和奖品。以此鼓励同学们都来了解垃圾分类,都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使有限的资源能得到重复利用,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变得更加洁净。

5、制定措施,落实到位。

学校设置分类垃圾筒:垃圾筒上贴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标志,并且通过广播宣传,告诉学生在扔垃圾的时候分类投进不同的桶里,学校保洁人员在清理垃圾的时候,再分别进行处置。并且鼓励各班设置可回收垃圾袋或垃圾箱,将本班的可回收物品分类存放,比如我校学生每天喝过奶的奶盒,喝完后把它按扁,然后放进纸箱内,定期卖给废品收费站。所得费用可以作为本班班费,为同学们买奖品等。这样,既做到了环保,又使同学们树立了节约意识,还体验到了其中的乐趣。

6、开展垃圾分类活动的意义。

通过在我校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是同学们明白了:垃圾处理的方法还大多处于传统的堆放填埋方式,占用上万亩土地;并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严重地污染环境。因此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

(1)减少占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50%以上。

(2)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弃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能减少危害性。

(3)变废为宝: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30亿个,方便面碗5—6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3—7%。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快,可少采20吨铝矿。生产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4)坚持不懈: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系统工作,同学们不仅在学校要做到将垃圾进行分类,同时也要告诉自己的家人及其身边人做到垃圾分类,使我们生存的空间真正变得洁净、明亮!

垃圾分类综合治理总结汇报三

20__年__区教育系统在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公室的指导下,按照区的统一部署,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中全面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宣传教育和实施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垃圾分类工作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保工作,普及程度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教育局为抓好孩子的垃圾分类常识教育,要求各校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常识纳入专题教育内容,在幼儿园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启蒙教育,在中小学实施垃圾分类常识教育。利用教工大会和学生班会课时间,广泛进行垃圾分类意义的宣传和垃圾分类概念界定的介绍。结合地球日、环境宣传日等环保特定日,外请专家举行教育讲座,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环保知识。

二、做好责任落实工作

教育局要求各学校落实垃圾分类实施的主体责任,明确分管领导、管理部门及内部管理岗位职责,做好垃圾源头分类减量的培训、督促、检查、纠正工作。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垃圾收运单位签订协议或合同,按时分类收运。在做好分类收运的基础上,及时总结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经验做法,定期分析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垃圾源头减量、全程分类有效落实。

三、立足课堂教学,扎实开展环保教育

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同时也是环保教育的好场所,教师在各科教学,尤其是品社、语文、自然、探究等学科的教学中有机地渗透环保教育;中高年级班级进行环境教育主题会,开展各种形式进行教育,形成了环保良好的氛围;班级成立环保小组,认真收集信息,整理资料,进行环保知识的研究和探索。

例如:长征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知识与自然学科相结合,让学生通过朗朗上口的对话问答形式,讲述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及分类要求。同时,帮助学生树立: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垃圾的理念。指导他们把到处丢弃的树叶、果皮、剩菜剩饭变成人见人爱的环保酵素。有的可以喷,用于施肥;有的可以喝,可以帮助消化、降血脂。

四、积极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各学校组织实施特色系列活动。积极参与各类市区级环保杯赛,培养青少年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意识和责任,展示学校垃圾分类减量实践活动成果。

通过亲子活动影响学生家庭投身到垃圾分类行动之中。同时通过社区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当中,与社区居一起共同行动,提升社区的整体文明水平。

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通过观察发现,学校每天丢弃的垃圾中,厨余和绿植产生的垃圾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能够将这些垃圾有效的利用起来,将它们制成植物生长的有机肥料。既减少了学校丢弃的垃圾总量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减少了化学肥料的使用,减缓了对土壤的污染,使植物能够更“绿色”地生长。

于是,学校开展了“厨余绿植再利用制造‘营养’有机肥”项目活动,学生们从中学会了将厨余和绿植垃圾制造有机肥的方法,通过这个活动培养了孩子们的环保意识,一次次绿色实践,传达着孩子们对环境的热爱、对环保的关注,也引起了家庭的关注,将此方法在家庭中推广使用,从而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4

关键词:东京都;循环经济;资源化利用;启示

thepresentSituationandRevelationoftheRecycledeconomyConstructionintokyo

DuJun

(Schoolofeconomics,Capital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Beijing100070,China)

abstract:tokyo,thecapitalofJapan,isoneofthepioneersofrecycledeconomyconstruction.thepaperstudiesthepresentsituationofwastedisposalintokyo,attemptingtoofferreferencesfortherecycledeconomyconstructioninChinesecities.

Keywords:tokyo;recycledeconomy;resourceutilization;revelation

东京都是日本的首都,面积仅占日本国土的0.6%,但人口却占了日本的10%。东京都的区部是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地域狭小,人与土地的矛盾空前尖锐,废弃物的投放和处理所带来的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以减少最终填埋量为目的,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了“3R”原则,即减量控制、回收利用和循环再利用,通过持续努力,废弃物处理已经开始走上循环经济之路。本文通过对东京都废弃物处理的现状等进行研究,试图为推进首都北京的循环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一、废弃物处理的相关法规

1970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1986年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对焚烧生活垃圾的设施作出具体规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环境立国”的口号,为了实现“零排放”的“循环型社会”的理想,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是基本大法;《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是综合性的法律。此外还有《容器和包装物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再利用法》、《食品回收再利用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车辆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等专项法规。这些法律覆盖面广,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等有具体的规定。

《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规定,修建一定规模以上的废弃物处理设施,需要取得行政许可。这方面的具体规定见表1。

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东京都政府于1997年制定了《东京都废弃物处理区域规划》,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二英减排措施、焚烧废渣的处理措施、促进物质再利用、促进热能再利用、确保最终处理场的措施和减少公共工程开支。[2]

二、废弃物分类和大件垃圾收费标准

日本政府对废弃物有严格的分类要求,由于处置方式不同,不同城市的废弃物分类略有差别。通常是将废弃物分成四类: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

在东京,可燃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废纸、木片等,不可燃垃圾包括玻璃、陶瓷器皿、金属等,资源垃圾包括玻璃瓶、罐、塑料制品、报纸等。这些垃圾要放入特定的垃圾袋里,在规定的垃圾收集日放到指定地点,未放入特定垃圾袋的垃圾不会被回收。大件垃圾是指家具、小家电、体育器械等耐用消费品。大件垃圾实行有偿回收,价格因种类和大小而不等。丢弃大件垃圾之前,需要去指定门店购买足额的大件垃圾处理券,处理券分为a、B两种,a券每张200日元,B券每张300日元。按照规定,处理券上必须填写姓名和住址,还要粘贴在废弃物上显眼的地方。表2反映出东京都新宿区部分大件垃圾的收费标准、指定券种和数量。

根据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特定家用电器再商品化法》,空调、电视、冰箱和洗衣机四类家电不作为大件垃圾回收,在购买新产品时由商家收回旧的电器。废弃电脑时,需要向该电脑的生产厂家提出回收申请。

在东京都,可燃垃圾被收集后直接送至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不可燃垃圾收集后先送到垃圾中防处置中心进行处置,经过破碎和分选两道工序后,可减少不可燃垃圾的体积,并对其中的可再生利用的物质进行回收,如铁和铝等。大件垃圾如家具和自行车等,在中间处置工厂破碎后将其中有用的金属进行回收,破碎后的垃圾将分成可燃和不可燃成分,不可燃垃圾进行最终填埋,而可燃垃圾进行焚烧处置。

三、东京都废弃物处理的分工和流程

东京都包含区部(23区)、多摩地区和港岛地区。在垃圾回收、运输和处置方面,东京都政府和23区政府长期以来都有较大的分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京都政府和各区政府在2000年对部分地方自治法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废弃物回收、运送和处理的责任分工。从2000年开始,废弃物的回收、运输和中间处理责任全部交由各区负责,东京都政府负责最终处理。

为了更有效的回收和处理废弃物,23区联合建设了废弃物中间处理设施。2000年4月,23区联合设立“东京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由这个组织来负责23区的废弃物中间处理和公共下水道的污水排放设备。东京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下辖中央清扫工场等21个清扫工场、品川清扫作业所(污水处理)、京滨岛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中防灰熔融设施、中防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和大件垃圾破碎处理设施。其中,中防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大件垃圾破碎处理设施、破碎垃圾处理设施和中防飞灰熔融设施归由中防处理设施管理事务所管理。东京23区废弃物处理的基本流程见图1。

四、东京23区垃圾焚烧与资源化利用

1.垃圾焚烧资源化利用

对于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飞灰,东京都采用熔融的方法进行处置,通常是将这些飞灰加热至800℃以上,再迅速冷却至200℃。这个过程可以降解飞灰中的二英,将重金属固定在飞灰中,并使熔融后的体积减少50%。熔融处置后的残渣由于具有与沙土相似的特性,能够作为建筑材料被广泛的应用于市政及建筑行业,如人行道、回填、地基改良等。2009年,东京23区实际利用熔渣90,267吨,其中的90%作为地基改良材料使用。

垃圾焚烧厂焚烧产生的热能可以用于发电或对外提供热源。除破碎垃圾处理设施的发电供中防处理设施使用外,2008年,东京23区焚烧发电8.225千万kw•h。

2.垃圾焚烧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由于日本的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焚烧产生的二英类物质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1997年,日本全国二英类物质排放总量为7,680~8,135g-teQ。为了控制二英的排放,1999年3月,日本召开了“二英防治对策相关内阁会议”,提出了《二英对策推进基本指南》,并在1999年7月制定了《二英类对策特别措施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日本的二英污染已显著降低(见表3)。

对于在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东京的焚烧厂采用了多种措施减少垃圾焚烧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对于焚烧飞灰采用布袋除尘器进行收集;通过焚烧过程控制二英的产生,同时迅速冷却烟气,阻止二英类物质的生成;布袋除尘器中的活性炭还能吸附烟气中的汞;对于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渗沥液将通过渗沥液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对于垃圾仓产生的臭气,将作为一次风通入焚烧炉焚烧处置。

2008年,东京23区所有焚烧厂的二英排放平均浓度为0.000,14-0.008,1ng-teQ/nm3,均远远低于法定排放标准0.1ng-teQ/nm3的要求。[5]

五、垃圾的最终处理

负责东京23区垃圾最终处理,也就是填埋工作的是东京都的中央防波堤外侧填埋处理场和新海面处理场。填埋的主要是垃圾中间处置的剩余物,包括可燃垃圾焚烧后的剩余物,不可燃垃圾及大件垃圾破碎后不可燃的部分。除此之外,填埋场还填埋少量中小企业产生的工业废弃物和市政设施废弃物,如下水道污泥等。

1.填埋场结构

由于日本的国土资源十分紧张,东京的填埋场是采用围海造地的方式建成的。在填埋场的边坡,由两根钢管桩打入海下的砂石层,并在两根钢管桩之间填充中间填料,以防止垃圾渗沥液渗出污染海水。填埋场产生的渗沥液收集后会被送至渗沥液处理厂进行处置后排放。由于填埋场填埋的主要物质是不可燃的无机物,填埋场产生的渗沥液CoD只有400mg/L,根据日本的排放标准,需要处置至150mg/L以下才能排放至下水道,经最终处置后排入水体。

2.填埋工艺流程

在填埋作业时,普通生活垃圾采用“三明治”的作业方式,每3米垃圾层覆盖50cm的沙土,覆盖沙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垃圾的飞散和虫害的发生。焚烧后的粉状垃圾采用“骨架式”的作业方式,在垃圾堆体中挖出沟渠将粉状垃圾填埋在沟渠中并加以覆盖,防止它们被风吹散到空气中。污泥的填埋处置方式不同于一般生活垃圾,在填埋场里的特定区域进行填埋。

六、对我国都市垃圾处理的启示

1.建立健全垃圾处理的法规体系

日本关于废弃物处理的法规体系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国家之一,在立法体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这是日本资源循环利用率高、环境保护效果好的重要保证。我国虽然也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报废汽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但这些法规多是方向性和概念性的,缺乏操作性强的条款和实施细则。

为了推进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事业的发展,首先应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在垃圾处理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以及对违反法规的处罚方式。此外,还应该加强执法力度,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较为严厉的处罚,保证法规的顺利实施。

2.加强二次污染防治,力推垃圾焚烧无害化

日本的垃圾处置主要采用焚烧模式,在采用焚烧处置的初期,也产生了二英污染等环境问题,但通过制定污染控制法规,改进垃圾焚烧炉结构,加强烟气、飞灰等二次污染物的处置等措施,已经很好地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在我国,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紧张,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采用焚烧的方式来进行垃圾处置。为了避免在垃圾焚烧选址上产生的各种问题,我国应制定明确的二次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治理规范,同时环保、市容市政等部门还应该加强对焚烧厂的监管,确保垃圾焚烧不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在此基础上,推广垃圾焚烧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垃圾处理事业的发展。[6]

3.提倡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垃圾处理的市场化运作

良好的垃圾分类不但减少了垃圾的产生量,同时也能提高垃圾焚烧和填埋的效率。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限制居民随意丢弃垃圾,减少产生量,并细化标准,明确每一类垃圾的分类要求、丢弃方法,有效地从源头上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中央政府应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倡导垃圾分类制度,地方政府也可因地制宜地制定垃圾分类和大件垃圾回收费用的标准。此外,地方政府应设法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垃圾分类回收事业,推进垃圾分类事业的市场化运作。

4.开展循环经济教育,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

城市垃圾处理走向循环经济之路,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投入,还需要企业的自律和居民的自觉参与。[7]宣传教育是加强环境意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少年儿童的环保意识。此外,还应该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向市民进行垃圾分类、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产业废弃物问题研究会,(财)日本产业废弃物处理振兴中心.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集[m].日本京都:行政出版社,2004.

[2]日本东京都环境局.东京都废弃物处理区域规划[eB/oL].www2.kankyo.metro.tokyo.jp/ippai/kouikika.pdf.

[3]日本东京都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eB/oL].union.tokyo23-seisou.lg.jp.

[4]日本环境省.二英类物质排放量的目录[R].2009.

[5]王子彦,丁旭.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问题及对策―对日本城市垃圾分类经验的借鉴[J].生态经济,2009(1):176-178.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5

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064-03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也不断上升。生活垃圾处理的不当,不但浪费了潜在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会污染大气、水和土壤,直接危害我们的环境和人们的健康。许多国家和城市在生活垃圾从源头收集、分类处理到最终的填埋、焚烧或堆肥等整个逆向物流系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辽宁省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随之带来的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也逐渐凸显。虽然许多市区在这方面开展了试点工作,但总体来看,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的逆向物流系统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现状描述

(一)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产量

辽宁省下辖14个地级市,其中,副省级城市2个(沈阳、大连),17个县级市、19个县城、8个自治县。2012年,辽宁省经济增长9.5%,GDp总量达到2.48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七位。城镇的人口为2716多万,生活垃圾产生量已超过1000万吨/年,人均垃圾产量1.1公斤。其中,沈阳市生活垃圾平均日产生量为7013吨,大连市主城区(含旅顺口区)日产生活垃圾2000吨,正以5%的速度逐年增加。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

(二)城市生活垃圾特征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的成分复杂,性质很不稳定。影响垃圾产生量、成分变化的因素很多,比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居民消费品数量与类别增加,相应垃圾产生量和成分都会增加;夏季瓜果梨桃大量上市,产生大量的易腐烂有机垃圾;公众成员对生活垃圾的认识与处理方式、道德观念等。总体来看,辽宁省居于北方,人均垃圾产量高于南方城市,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成分低于南方城市,无机成分尤其是煤灰、残土、建筑垃圾含量比例大大高于南方各城市;垃圾中的纸张、塑料等可燃物、可回收物的比例相对大。从垃圾组分来看,由于逐渐采取集中供暖、不断拆掉烟囱等原因,城市生活垃圾中的煤灰等含量比例逐年下降。

(三)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

辽宁省所辖各市由于对生活垃圾的认识和采取的行动不尽相同,每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的流程也有所区别,但总体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页图1所示。

1.源头收集与分类

目前,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采用垃圾混合收集的方法来实现城市垃圾的处理。沈阳市已经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工作,选择了59个社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5万余户居民家庭参与。试点社区中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三大类,并分类收集处理。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一个单元门配置1个可回收垃圾箱(绿色)、2个不可回收垃圾箱(灰黑色),1幢楼配置一个有毒、有害垃圾箱(红色),居民在家中先将垃圾分类装袋,分别放入。大连市也在部分小区实行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并采取赠送小礼物等形式鼓励市民参与到此项工作中。但从试点一年后的调研结果来看,初期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但后来鉴于后期的垃圾中转混放、市民的环保意识不高等原因,分类试点效果不佳,有的小区中试点的垃圾桶被损坏或偷盗作为他用,没有实现预期效果。

大部分城市居民一般会把生活垃圾分成有变卖价值和无价值两种。可以送到回收站的废品一般具有变卖价值,多数家庭会进行短期存储,积攒到一定量之后变卖。不可以送到回收站的也就是不能变卖的,基本上包括卫生间垃圾,厨房垃圾还有其他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对于这些垃圾,人们一般不会进行垃圾分类就直接打包送到小区的垃圾桶或者垃圾房,再由拾荒者进行第二次分类,然后由城建局的环卫部门将这些暂时存放在小区的生活垃圾进行清运处理。目前环卫部门的垃圾收集车主要采用上门回收、路边收集两种方式回收。环卫部门会将收集好的垃圾直接送到垃圾填埋场做填埋处理,或者送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压缩减量的初步处理,再送到垃圾填埋场做最终的处理。

2.垃圾中转站分类、压缩处理

由环卫部门将社区内收集来的垃圾统一送到垃圾中转站,进行压缩减量处理。辽宁省的各地级市纷纷设立了许多固定式和可移动式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并不是简单堆放垃圾的“仓库”,而是垃圾被集中到此,经过专业设备实现压缩。沈阳市已在居民小区、重点街区等地,每隔500米范围设立一个可移动的垃圾中转站,对所有的垃圾进行现场压缩处理,配备密闭式垃圾清运车,实现垃圾收集清运过程的全封闭、无污染、不落地。

3.垃圾最终处理系统

城市生活垃圾经过垃圾中转站进行集中压缩处理,最后送到垃圾处理中心,然后几乎全部进行卫生填埋。在沈阳、大连、营口、阜新、辽阳、鞍山等地先后建立起若干生活垃圾填埋场。“十二五”期间,沈阳市还将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计划建设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两座餐厨废弃物处理场;大连市生态治理5个生活垃圾处理场,并规划新建5个垃圾处理场。现有的沈阳老虎冲等垃圾场能够实现利用垃圾产生的沼气并网发电,同时利用发酵沼渣所富含的有机质、腐殖酸类物质等成分,通过脱水干化及合理辅料添加等的营养混配工艺,生产出农民所需要的有机肥。

二、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普及少,居民缺乏指导

目前,辽宁省对垃圾处理和垃圾如何正确分类方面的知识宣传较少,甚至个别城市并没有做过任何的相关宣传教育工作。居民的环保意识差,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了解少,所以不能自觉将垃圾分类。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居民有将垃圾分类的想法,却不知道按照哪些规则和要求对生活垃圾进分类,最终只好放弃分类。

(二)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成本过高

当前辽宁省回收垃圾的运行成本相当可观。目前用于垃圾分类的可降解垃圾袋每只0.16元,如果每户每天用3只,成本0.48元。分类垃圾桶每只38元,每户两只计76元,如何全省将垃圾分类工作全部开展起来需要投资上亿元。如果不能产生循环经济效应,那么这样的高成本投入是很难被大家所接受的。

(三)垃圾回收方式不规范,不具有表率性和影响力

在辽宁省,除了个别试点单位以外,生活垃圾从产生地到处理厂的过程中,基本上都采用“一车装”的方式进行运送。即不论居民是否已将垃圾分类包装、分类投放,城建局的环卫工人都会在收取垃圾的时候将所有垃圾装在同一辆垃圾车里,使得垃圾分类的前期工作付之东流。这种做法会严重影响到居民做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使得此项环保工作更加难以开展。若是想做好城市垃圾逆向物流的工作,首先要解决“居民将垃圾分类投放”和“环卫工人将垃圾混装”的矛盾关系,这样才能开展更多的相关工作。

(四)政府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约束力

现阶段并没有出台有关于垃圾分类与处理的强制性法律文件,仍然处于一种号召和倡导的阶段,没有真正将该项工作全面落实。所以,居民有自有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将垃圾分类包装投放,或者不分类包装投放,加之将垃圾分类包装投放会更加费时费力,所以很多居民会放弃这一环保做法,将垃圾混装投放。若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并且全面贯彻落实,定可以推动环保工作,节约资源,实现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的合理化。

(五)垃圾中转站功能单一

目前垃圾中转站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压缩转运。而在整个垃圾逆向物流系统中,中转站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比如可以具备粉碎、搅拌、烘干、分拣、压缩和包装等功能。如果在这个环节中,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将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处理、返回到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将有机垃圾分运至焚烧中心用于发电供暖,将不可回收的垃圾分运至卫生填埋场,这样的流程既能满足生活垃圾的资源化解决资源日趋匮乏问题,又能改善目前的垃圾围城或填埋场地趋紧的难题。拿沈阳为例,沈阳市城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两座即老虎冲垃圾处理场和大辛垃圾处理场,总设计处理能力为3500吨/日,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均采用卫生填埋处理方式。目前两个垃圾场都是超负荷运行,使用年限急剧缩短,垃圾渗沥液积存问题凸显。

三、辽宁省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合理化的措施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合理化执行办法

要想解决生活垃圾分类难的问题,首先要从管理要求上入手,确定明确的管理体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就像限塑令的推行一样,只有政府提出硬性要求,居民才会响应号召,从源头上将垃圾分类工作做好。

(二)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知识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但在垃圾分类这一方面,仍然只有少数市民了解,大多数市民只是听说过,没做过。所以,我们应当通过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短片、公益广告、指导手册、环保形象大使,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络、公交移动媒体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科普讲座;招募退休人员做小区宣传和实施工作的志愿者,在小区垃圾回收处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或者有政府出资印制垃圾分类方法的指导手册在居民区进行发放,让居民真正了解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和必要性,从而主动尝试将垃圾分类,从源头上解决分类难的问题。

(三)加强重视,投资改造基础设施

现阶段辽宁省多数城市的主要街区都已设置了分类回收垃圾桶,但仍存在两种问题有待解决以改善垃圾分类回收难的问题。问题一是居民缺少垃圾分类的相关专业知识,无法正确按照标识投放垃圾。问题二是城建局环卫工人在垃圾收集过程中,没有分类运输的垃圾车,通常都是一辆车来承装转运所有类别的垃圾。为了改善这种境况,省市区县按比例配套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专项保障经费,从街区垃圾桶、垃圾站,到清运垃圾车,以及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全面的改造基础设施,实现垃圾分类化,资源合理化的目的。政府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省市各级部门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力度,将生活垃圾分类和后期分类处理的实施情况纳入城市管理目标考核内容,通过明确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先试点进行,再全面推广

垃圾分类回收是一项长期工作,目前在辽宁省并没有全面推行,只在大连市、沈阳市有个别试点单位在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我们可以仿照试点单位的工作流程,在全省14个市分别设置试点单位,选择经济条件好、文化水平高的小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单位工作程序运作成熟之后,再向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广,逐步实现垃圾的分类收集。

(五)鼓励社会企业积极投入垃圾资源回收和处理

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运作取得理想效果的重点还是中后期流程的管理,垃圾分类收集后,接下来是垃圾如何进行后续的分运、处理回收、最终处理。目前导致分类收集试点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市民看到后续的垃圾还是混装,前期的分类收集没有意义,自然失去了兴趣和信心。所以垃圾的中转、分拣、分门别类处理、分送不同的处理中心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要加大生活垃圾处理的财政补贴和扶持力度,从政策角度保证垃圾各级处理中心的货源,从资金上给予处理成本上的补贴,从技术上为处理中心引进先进的处理技术。切实从环境、经济、社会等角度实现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系统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铮铮,王伟强.沈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开展及保障措施研究[J].环境卫生工程,2013,21(3):42-44.

[2]杨海民.城市生活垃圾物流中的垃圾中转站功能再造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6(3):75-79.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6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1.18亿吨增长至2012年的1.71亿吨;与此同时,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从244.39万吨增加到648.31万吨,2012年人均垃圾日清运量达到1.0kg,而台北市已降到0.37kg。随着垃圾处置量稳步增加、处置标准的提高、用工成本的增加,垃圾处置的政府责任和资金压力也越来越大。然而,现有公开的统计资料仅包含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费用,不是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并且,缺乏详细的界定,以至于误导社会并影响正确的决策。因此,文中尝试在界定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管理内容、管理标准的前提下,应用市场价格估计成本,即文中所称的社会成本核算,旨在为社会提供生活垃圾管理的成本信息,揭示生活垃圾管理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纠正公众的认识偏差,促进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城市公共产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垃圾产生量迅速增加,其管理成本呈逐渐增加趋势[3]。很多发达国家采用各种措施努力控制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包括垃圾处置经营模式改革、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减量等[4]。Lohri等[5]将生活垃圾管理的总成本按照成本类型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按照管理环节将其划分为收集成本、运输成本、处置成本、垃圾费征收成本、公共部门管理与服务费、资源回收成本。Debnath等[6]建立了生活垃圾管理服务的全成本核算框架,按照成本要素将其划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进而按照生活垃圾的主要管理过程将成本要素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处置成本。Kinnaman[7]为确定生活垃圾最优回收率讨论了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估算方法,对社会成本进行了界定,认为社会成本包括垃圾收集与处置成本、家庭回收成本、处置外部环境成本、回收外部环境收益等。Fiorucci等[8]和Costi等[9]采用非线性优化模型核算了意大利热那亚市的生活垃圾处置成本,包括回收成本(含收集费用)、运输成本、处理成本。此外,学者还研究了生活垃圾管理各环节成本的构成,如,运输成本包括人工成本、燃料和车辆费用(el-Hamouz)[10];填埋成本包括基建成本、操作运营成本、垃圾运输到填埋场地的成本(assamoi)[11]。国外针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核算的研究较为成熟,由于国内外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经营管理模式、垃圾处置标准的差异,在成本的界定与划分上有所不同。

国内学者在生活垃圾成本核算方面做了尝试。陈科等[12]基于垃圾计量收费的定价思路,估算北京市1998年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填埋的社会成本,分别为21.7元/吨、37.0元/吨、39.1元/吨。何品晶等[13]认为垃圾处置成本应涵盖收集、运输、转运、处理等环节的费用,计算了2009年杭州市余杭和临安的垃圾处理成本,分别为253.5元/吨和276.6元/吨。褚祝杰等[14-15]围绕生活垃圾按排计费的费率,根据边际成本定价法核算了垃圾处置的边际费用,包括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国内研究已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进行了初步核算,但尚未准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并不是以市场价核算的全成本,核算所用数据资料不细致不系统。

北京城市规模大,垃圾产生量多,生活垃圾处理面临严峻挑战;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是我国特大城市的典型,良好的垃圾处置成本控制具有示范效应。文中参照国外的成本划分方式,并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对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进行界定,进而提出基于市场价格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据此测算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以揭示当前垃圾处置所占用的社会资源。

1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核算方法

1.1社会成本界定

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和其他垃圾三类,如果可回收物、厨余未分类并混入了其他垃圾,则算作其他垃圾。文中估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若可回收物、厨余已分类存放并单独处置,则不进入其他垃圾处置系统,文中不对此继续分析。北京市虽然试点垃圾分类已有14年,但至今基本没有实现源头分类,因此,文中使用的生活垃圾(进入填埋场处置的)实质是其他垃圾。生活垃圾处置是指将生活垃圾从小区公用垃圾桶运送到密闭式清洁站、转运站直至垃圾卫生填埋场或焚烧厂进行安全处置的过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包括收集、转运与安全处置环节。以北京市为例,收集环节通常由各区环卫中心负责,将社区、机构公用垃圾桶中的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转运和安全处置环节的责任主体通常是市环卫集团或各区环卫中心,将垃圾从密闭式清洁站送至大型垃圾转运站,而后负责垃圾的卫生填埋或焚烧。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并未包含资源回收成本,原因是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并不属于同一管理系统,资源回收利用以价格和利润为导向,属于市场行为,并非公共支出的范畴[16]。北京市卫生填埋的比例为70%,是主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文中针对最终卫生填埋处置的垃圾进行全社会成本核算,焚烧处置文中不做研究。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指全过程的、社会为其安全处置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并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包括财政支出的费用和未以货币形式体现的成本(如,土地成本)。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并非完全的市场化行为,运输环节的真实成本用市场价反映;同时,北京土地资源稀缺且土地存在机会成本,在核算中应考虑土地成本。

社会成本应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由于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因此,其社会成本实际为公共成本。按照生活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文中将其社会成本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和卫生填埋成本。收集成本指从社区公用垃圾桶将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和清洁站的全部成本,不包括社区内的垃圾清扫。转运成本包括密闭式清洁站至转运站的运输成本i、转运站建设和运营成本、转运站至卫生填埋场的运输成本ii。其中,转运站成本指垃圾经过筛选、压实及最终渗滤液达标处理等产生的费用。卫生填埋成本指在渗滤液达标排放、填埋气回收处理条件下,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及运行成本。按照成本发生的时间尺度,将其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即为基建成本,需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可变成本即为运行维护费,直接构成当年成本。而且,在生活垃圾处置缺乏市场化的背景下,垃圾处理厂建设用地、运输等多个环节存在隐性成本。

1.2成本核算方法

基于管理环节划分的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卫生填埋成本需涵盖各环节的所有费用,核算方法详。其中,采用平均年限法①估算固定资产折旧,净残值率按照其原值的4%确定。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成本,且认为商业用地价格能够反映土地的机会成本。运用市场价格替代法估计运输成本,主要通过对物流公司的访谈获取相关数据。

2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核算

2.1收集成本

北京市生活垃圾收集费用尚无统计资料,收集环节采用案例社区核算方法。以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为例,该社区占地129.1985万m2,常住人口6159人。社区其他垃圾清运量1168吨/年(2012年调查数据),人均其他垃圾日清运量为0.49kg,与北京市城八区居民户的人均垃圾日产生量0.44kg近似②。尽管2012年北京市城区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为1.0kg,但由于居民具有流动性,差额0.51kg应是在机构的产生量,假定机构和社区的收集成本差异不大,可用社区的代替。其他垃圾由西城区环卫中心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进行压缩并以集装箱形式由市环卫集团送至大屯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进行压缩并装入大型集装箱,最终运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该社区的收集成本具有代表性:首先,北京市90%以上生活垃圾经过密闭式清洁站运至垃圾转运站或处理设施,且密闭式清洁站均执行北京市统一标准③;其次,多数密闭式清洁站由所在区县环卫部门负责管理运行,该社区密闭式清洁站由区环卫中心运营,在运营方式上较为一致;再次,密闭式清洁站之前的收集成本主要是从公用垃圾桶到密闭式清洁站的运输费用,而收集工与收集设备一般由环卫部门根据社区规模统一配备,另外,由于核算的是单位垃圾收集成本,可避免不同社区因其规模、垃圾产生量不同而导致收集工及收集设备配备不同引起的成本差异。并且,本研究核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社区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关系不大。

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有38个其他垃圾专用桶,平均一个桶服务162人,垃圾采用电瓶车密闭收集。密闭式清洁站位于社区内,占地约140m2,主要固定投资为一套吊装设备。收集成本分为公用垃圾桶成本、运输成本、密闭式清洁站成本。其中,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根据北京市2011年的商业用地价格以及商业用地40年使用年限计算,为38.3元/吨。收集成本合计727.2元/吨。

2.2转运成本

(1)转运站成本。大屯垃圾转运站位于朝阳区大屯乡,是国内首座密闭压缩式②且符合卫生条件的垃圾转运站,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转运站于1994年投入运行,2008年12月经过改建后正式运行,占地9667m2,其主体建筑物为垃圾压缩车间,另有车库、门卫、地磅、污水池等附属建(构)筑物[20],主要承担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的垃圾转运(涵盖阜外西里社区),总投资10417万元,设计转运能力1800吨/日,若按20年使用寿命,其单位垃圾基建折旧为7.6元。2012年,大屯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成本为39.1元/吨,包括人工费、动力费、材料费(含轮胎)、工艺费、修理费、设备折旧、资产税费、期间管理。其中,人工费占比最高(49.26%),其次是工艺费(12.38%),动力费和设备折旧费分别占4.72%、4.30%。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转运站土地成本为4.7元/吨(2011年数据),转运站成本合计51.4元/吨。

(2)运输成本。考虑到不同社区生活垃圾运输路线及运输距离不同,本研究以大屯垃圾转运站和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主要服务区域(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的平均距离核算垃圾运输成本。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的中心位置距离大屯垃圾转运站分别为17.1km、10.9km、12.5km,即运输i的平均距离为13.5km,而运输ii即大屯垃圾转运站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距离为24.0km,因此,垃圾的平均运输距离为37.5km。北京市生活垃圾均由集装箱密闭清运,可按普通货物运输价格估算,根据对物流公司的访谈,按照平均运输距离37.5km计算,单位垃圾的运输成本为150.0元(2012年价格)。

2.3卫生填埋成本

2011年北京市环卫集团阿苏卫、安定、北神树三个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量占北京市城六区垃圾清运总量的53.5%。其中,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昌平区百善乡,是北京市第一座符合现代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填埋区实施气体表面收集及全密闭工程,通过点燃和沼气发电两种形式对填埋气进行综合利用;渗沥液出水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填埋场于1994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填埋场工程主要包括防渗处理系统、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和沼气收集利用系统。该填埋场占地604000m2,总投资1.1亿元,使用寿命17年,日垃圾处理能力2000吨,主要承担东城区、西城区的全部生活垃圾以及朝阳区、顺义区、昌平区的商业垃圾的卫生填埋(涵盖阜外西里社区),单位垃圾基建成本为8.5元。2012年,环卫集团三个填埋场的运行维护成本均为110.0元/吨,即为政府补贴价,其中,材料费占比最高,为50.09%,其次是工艺费21.77%,动力费和设备折旧分别占1.34%和2.65%,成本结构详。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垃圾卫生填埋的土地成本为264.5元/吨。因此,卫生填埋末端处置的社会成本合计383.0元/吨。

2.4可比价格调整

为了更加准确且完全可比,有必要对不同年份的价格调整为以2012年为基期的可比价。贴现率的选择在跨期成本(或收益)分析中非常重要,结合2000年以来2.24%-4.14%②的国有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文中选择4%作为基准贴现率。同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③调整因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波动。调整后的单位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为1530.7元。

3讨论

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核算结果表明,收集成本占全成本的比重高达59.1%;转运成本占13.3%,其中,转运站和运输分别占3.5%、9.8%;卫生填埋成本为421.7元/吨,占27.6%。收集与卫生填埋成本构成全成本的主要部分。垃圾收集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工费占收集成本的36.5%;而真正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较少,转运站和卫生填埋的作业成本合计188.4元/吨(未包括土地成本),其他1342.3元主要产生于收集与运输环节以及往往被忽视的土地成本。此外,在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土地的机会成本为328.1元,占全成本的21.4%,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资源不容忽视。

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相关数据核算北京市2012年生活垃圾处置成本为151.2元/吨。该成本包括垃圾处理厂的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能源消耗、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垃圾处理厂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为垃圾处理厂的处置费用,仅占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9.9%。依据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垃圾处置费用仅为末端处理作业成本,远低于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

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48.31万吨,根据1530.7元/吨的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估算其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总额达99.23亿元,占当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的2.1%,人均垃圾处置支出高达556.4元/年。不难看出,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非常高,垃圾减量已刻不容缓。

4结论与建议

文中依据生活垃圾的管理环节,明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提出基于市场价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北京市的案例核算,得出如下结论:

(1)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为1530.7元/吨,包括收集成本905.1元/吨、转运站成本54.0元/吨、运输成本150.0元/吨、卫生填埋成本421.7元/吨。通过该方法核算的成本涵盖垃圾从收集到卫生填埋处置的全部成本,远高于由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处置成本,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被低估。

(2)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相当高,人均垃圾处置支出达到556.4元/年。

(3)垃圾收集成本、转运站成本、运输成本、卫生填埋成本所占比重分别为59.1%、3.5%、9.8%、27.

5%,收集环节成本远超过中间转运成本和末端处置成本。

(4)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的土地成本所占比重高达21.4%,在成本核算中不应忽略。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7

[关键词]广州;垃圾围城;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8-239-2

广州陷入“垃圾围城”困境,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生活水平及健康得不到保证,广州市政府特别重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制定《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暂行管理规定》等法规政策。然而,由于分类标准不明确、政策宣传教育不到位、行政奖罚难落实等问题的存在,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得不到好转,依然是广州市长期发展规划中一个重要环节。

一、广州市“垃圾围城”困境的现状

目前,全世界每年垃圾产生量以8.24%的速率增长,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2.5-3倍。其中城市是垃圾的主要生产者,又是垃圾的主要受害者。中国城市发展产生垃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快的垃圾产生及无效的垃圾处理引起一系列的环境污染、生存空间缩减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垃圾围城”困境影响了不少城市的发展进程。作为珠三角经济中心,广州市同样陷入“垃圾围城”困境。广州每天进行填埋和焚烧等终端处理的生活垃圾近1.4万吨,其中厨余、木竹、纸布和塑料等占垃圾总量的90%以上,可生化有机物占49%左右。

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广州制定并实施全国首部城市垃圾分类管理法规――《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暂行管理规定》,解决垃圾以混合收集、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导致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垃圾分类是采取合理处理垃圾方式的前提,因而,广州将城市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广州市确定从今年4月1日开始,首先在16条街道、6个社区和部分生活小区,以及市、区、街党政机关、城区约1500所中小学校、733个农贸市场等地先行先试,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广州提出的目标是,2011年全市垃圾分类率力争达到50%。然而,据2011年,广州市城管委官方统计数据可知,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1.8万吨,全年生活垃圾产量同比下降2.8%;广州市处理垃圾429万吨,有393万吨被卫生填埋,占处理总量的91.7%;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量有33.6万吨,占处理总量的7.8%;餐厨垃圾生化处理的数量为2.3万吨,占0.5%;有害垃圾收集15万吨。广州市垃圾处理效果不明显,仅以2.8%的减量速度难以解决“垃圾围城”的困境,表明垃圾分类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亟待政府关注与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二、垃圾分类政策中政府与公民角色定位

2000年6月,国家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继而,全国多个城市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活动,如苏州、青岛、威海、无锡、三亚等。然而,无论是国家建设部所确定的八个生活垃圾匪类收集试点城市,还是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活动的其他城市,都陷入名存实亡,毫无建树的境地。在广州,垃圾分类试点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度成为空文时代。尽管经过几年努力,广州市出现了不少优秀模式,如“万科”模式等。但与同时代进行生活垃圾处理的台北市所取得的效果相比,广州市的2.8%减量速度真是自愧不如。台北市的垃圾处理效果如此明显,不禁反思,广州市政府在进行城市垃圾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角色

在戴伊看来,公共政策是政府选择做与不做的行为。近年来,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破解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垃圾围城”的困境。然而,垃圾处理的效果不尽人意,以缓慢的步调向前迈进。

1.缺乏有效执行垃圾分类的政策扶持和配套措施。在进行环境保护过程中,我国政府制定了不少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订)(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但都缺乏具体操作标准和指导程序;尽管有些地方性法规中规定垃圾分类标准,如《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暂行管理规定》中将城市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但是政府却没有按照规定执行标准,形式上走走,达不到实际效果。首先,一些市民在处理垃圾时,未按照城市政府所规定的垃圾分类标准,不认真分类投放垃圾。其次,缺乏有效的后续处置措施,环卫部门在收集处理垃圾时,为了简单易行、减少处置成本,将垃圾混为一体集中运输,直接投放垃圾焚烧厂。这些无效的运行模式阻碍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序进行,减慢了垃圾分类工作的前进速度,导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甚至倒退。

2.现行的分类评估机制难以应对垃圾分类需求。在戴伊看来,公共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以及政策评估,三者缺一不可。政策评估是运用系统的手段对政策执行的效果及时地进行测评,以判断是否调整或者停止公共政策。政策评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督作用;一是调整作用。广州市政府在广州市、区(县级市)、街党政机关、16条街、6个社区、1500所中小学校和万科集团、保利集团管辖住宅小区及岭南集团属下的宾馆、酒店和商场等区域开展先行试点。对其他区域并没有强制执行,广州市城管委对其他区域是否强制执行并没有给予可定回答。《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暂行管理规定》中设立处罚条例:个人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城市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每次50元罚款;单位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城市生活垃圾的,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罚款,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算。这一条例是否得到严格执行,遭到民众质疑。在试点的明星社区,有的社区每周统计一次垃圾分类的情况,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同时为了加强社区居民的分类意识,相关人员通过巡查的方式加强效果。然而,有的社区效果不明显,也没有相关人员进行跟进,垃圾袋中垃圾分类的痕迹不明显。

(二)公民角色

1.公众意识不足以支撑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公众即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也是生活垃圾的受害者,更是生活垃圾的处理者,这一尴尬角色使得公众是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重要参与者,是垃圾分类实施效果显著的关键因素。垃圾处理的第一步就是垃圾如何分类,垃圾分类主要依赖于公众的参与和理解。然而,公众缺乏垃圾分类标准等知识,根据一项调查显示,88%的网友认为垃圾分类的实施没有监督主体,70%的网友表示不清楚垃圾怎么分类。不少民众认为垃圾分类政策的主体是政府,民众只是简单的垃圾处理操作。然而,垃圾是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制定垃圾分类的标准、流程、收费标准等细化措施,民众最了解自己生活垃圾处理的方式,需要民众发声。只有政府在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才能真正地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2.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动手能力差。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是公众个人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效果的行为。公众积极参与垃圾处理是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有许多公众具有环保意识且了解垃圾分类重要性,但是,公民长期形成不良习惯,懒于垃圾分类,参与热情不高,效果不好。同时,垃圾分类需要更为负责的过程和更为繁重的成本,由于经济收入与住房条件等实际性问题,阻扰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加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情况。

三、垃圾分类政策中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

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在垃圾分类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公众是城市的居住者,是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参与者,必然重视公众的参与作用。

(一)政府主导

政府作为城市管理者,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去激励、约束、监督及引导公众去参与垃圾分类处理的过程。要破解“垃圾围城”困境,需要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地有序进行。一是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的相关法规标准。城市政府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细化的相关法规标准,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准则,如垃圾费的征收标准,违规处理垃圾应接受的惩罚措施等。同时,强化垃圾分类的实施力度,垃圾分类处理势在必行;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功能;全方位、持久地加强培养教育公众对垃圾分类处理相关知识。政府分发垃圾分类知识手册,解释垃圾分类处理的标准、具体办法。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树立垃圾分类的意识,培养垃圾分类能力;三是完善垃圾分类处理评估系统。强化垃圾分类处理的实践,评估垃圾分类处理的效果,监督垃圾分类处理的执行情况。将社区单元作为最小的垃圾分类处理单位,重视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制度,发挥居委会的积极作用,定期对各单位的垃圾分类处理情况进行巡查、登记统计。

(二)公众参与

公众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参与者,公众垃圾分类处理意识的高低及动手能力的强弱都决定城市“垃圾围城”的前途。一是重视培养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意识。有关组织加强宣传教育作用,培养公众垃圾分类意识,强化公众相关知识。要培养公众不只是在参与垃圾分类的简单处理,更要注重公民在垃圾分类政策的参与作用,加强对政府的垃圾分类处理的执行与监督。二是加强公众垃圾分类管理,转变公众消极参与的意识。通过强制公众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活动,强化违规垃圾分类处理的惩罚措施,让违规处理的成本大于效益,逐渐让公众形成垃圾分类处理的习惯,自觉加入垃圾分类处理的队伍。

广州市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广州市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合力才能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成为全国垃圾分类处理成功的先锋。政府主要通过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的相关法规标准,加强宣传教育功能及完善垃圾分类处理评估系统等三项措施来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公众参与作为这个工程能否完成的一个关键,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培养自身垃圾分类处理的意识及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宇军.垃圾,城市的毒瘤[J].中国科技纵横,2004(9).

[2]11年试点无果而终广州痛下决心再推垃圾分类[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4-15.

[3]广州垃圾分类步伐提速明年底前全面推开[n],中国环境报,2012-07-05.

[4][美]托马斯・R・戴伊.谢明.理解公共政策[m].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现状调查[n],法制日报,2011-04-18.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8

20xxx年,XX乡作为全省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乡镇。为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更好的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工作,我乡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工作,并逐步在全乡推广,探索出了“一三六”工作法(即“一个标准统一基础投入”、“三级分拣模式”的分类方法、“六项管理考核制度”),以及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形成了财政可承受、农民可接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的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模式,产生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一个标准统一基础投入

XX乡地处XX县东部,交通便利、XX省道贯穿全境,下辖XX个行政村,XX个村民小组,X个居委会,共有XX户XXXX人。试点工作开展伊始,乡政府统一购买了XXXX个入户分类垃圾桶、XXXX个公共场所分类垃圾桶、XXX辆分类清运摩托车。同时根据行政村人口数量、转运距离等因素,采取“多村联建”方式,建设大型垃圾压缩式中转站一座,阳光堆肥房XXX间,储放间XX间,可统筹使用节约成本(单村建设的阳光堆肥房至少需用XX间,一用一备XX间堆肥房,XX间储放间一间储放可卖垃圾、XX间储放其他垃圾)。阳光堆肥房实施标准化建设,统一材料和外观,安装屋面钢化夹层玻璃辅助加温,对传统发酵处理工艺进行科学改进,引入微生物菌剂,配套建设通风和保湿回淋系统,有效去除了苍蝇、臭味等。垃圾堆肥后,免费赠予贫困户用于鲜花及柑桔等生态农业种植。

(二)“三级分拣模式”的分类方法

1.农户初分。即农户以能否腐烂为标准对垃圾进行初次分拣,分成“会烂的”和“不会烂的”两类,将这两类垃圾分别投放至由政府发放给农户的标准化两格式垃圾桶。2.保洁员再分。各村保洁员在分类收集各户垃圾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类。一方面,纠正农户分类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对“不会烂的”垃圾再分“可回收”“不可回收的”两类。保洁员利用两格式分类收集车将“会烂的”、“不会烂的”垃圾集中收运至阳光堆肥房。3.终端分拣员细分。我乡聘请专职终端分拣员1人。将“会烂的”投入堆肥间堆肥。“不会烂”中的“好卖的”投入临时存放间贮存,其余垃圾再由清运员转运至中转站,再统一清运至县垃圾填埋场处理。通过“三级分拣模式”,既解决了农户一次分类不到位的问题,又减少了末端处理垃圾的总量,初步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三)多层级考核管理制度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XX乡党委、政府着重在“谁来管、如何管、怎么管好”上下工夫。成立了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XX乡农村生活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六项制度统筹、协调、督查、推进试点工作。一是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每个行政村为1个网格单元,1个网格单元因地制宜划分若干区块,以村书记为网格单元负责人;村两委为网格区块负责人,分块包干相应区域的试点工作;所有党员、妇女代表按照就近、方便、区域化管理的原则,纳入网格小组,每个党员、妇女代表分别联系3-5户农户,负责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政策宣传、工作指导、巡查监视和考核评比工作。二是垃圾保洁员(分拣员)绩效考核制度。各村根据实际情况从保洁员(分拣员)工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绩效。按照周督查、月考核、季度评比、年度总评的评比模式得分,并结合年底群众满意度打分得出最终分值,按照对应分值扣除相应绩效。三是推行街长巡查制度。借鉴河长制,聘请街长巡查,同时建立环境卫生微信群,由街长每日督查保洁员、清运员日常履职情况,通过微信群每天提交至少一条巡街任务,同时发现问题随手拍以图片发送至微信群,并及时通知保洁员进行处理,对巡查发现无法处理的情况,及时上报至乡村建站。四是垃圾收费制度。将“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民理事会监督、村民每年向村集体缴纳卫生服务费(具体标准因村而异),实现村民交一点、村集体拿一点、乡财补贴一点“三个一点”经费保障机制。五是建立绿色账本制度。在已发放的入户分类垃圾桶上注明户主或二维码门牌或电话号码。六是“光荣榜”制度。设立垃圾分类“光荣榜”,对农户垃圾源头分类、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门内达标,乱堆乱放、陈年垃圾、污水排放、畜禽放养等方面进行评比,通过环卫队伍日常工作的反馈及村干部巡查、乡干部入户督查结果,每月评出XXX户分类光荣户,并给予洗衣粉、洗洁精等物质奖励,激励全村群众积极参与、规范操作。

(四)全方位宣传引导

“垃圾分类、宣传先行”。垃圾要分清楚、分得好就要先从转变村民观念入手。为此,我乡从试点工作开展伊始就积极开展各类宣传引导工作,从思想根源上带动群众主动参与。一是乡党委、政府组织召开试点工作动员会,邀请市环卫处专家对乡村干部及清运员、保洁员集中授课;组织保洁员、清运员进行业务培训,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的方法与知识,实战操作演练,入户指导操作。二是通过宣传展板、横幅、宣传折页、宣传围裙等方式,广泛宣传试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营造浓厚氛围。三是抽调乡、村干部实行分片包干制度,结合精准扶贫等重点工作入户走访,对试点工作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入心入脑。四是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进家园、进校园、进企业”、“垃圾分类我先行”等活动,利用农村群体聚餐及重大节假日,从不同角度向农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引导他们养成垃圾不落地、垃圾勤分类的良好习惯,确保试点工作的有效开展。五是依托“党性锤炼日”、“主题党日”等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卫生清洁活动,对沿街、沿河垃圾进行清理、分类,并对农户进行宣传教育。

将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工作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共设置了XX个公益岗位,安排XXX个贫困户领岗就业(村庄、道路、河道环境卫生保洁),通过环卫队伍的言传身教、辛勤劳动,不但减少了末端垃圾处理的总量,更让群众对周遭的生活环境有了明显的关注,意识得到了显著提高,以往“甩着袋子扔垃圾、隔着一条街扔垃圾”、“瓜果果皮、包装袋随意扔”、零食随意丢弃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村民文明卫生素养不断提升。湿垃圾、腐烂垃圾不落地,堆放污染明显减少,农村边角都变得干净了,群众反映苍蝇、蚊子变少了,臭味没有了,农户门前“三包”、街长制,光荣榜等制度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村民自我管理和文明素质的提升,达到了精准扶贫与生态环保的双赢。

三、存在问题

2017年来,我乡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上取得一些进展,但整体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分类处理工作存在一定的差距与问题

(一)村民观念难改变,参与分类积极性不高。村民对垃圾分类的重视程度不高,传统习惯主导着现实生活,长期养成的垃圾混装习惯短期难于改变,依然需要乡村干部反复多次的上门进行宣传、督导。对如何从源头上做到垃圾减量的宣传还不够,缺乏从经济利益、习惯养成上调动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有效措施。另我乡存在农户圈养家禽的现象,日常的瓜果果皮、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基本被用于家禽饲养,故清运员在上门收集可腐烂垃圾时经常面临“空桶”或是少量垃圾的现象。

(二)建设运营资金不足,乡村管理不够到位。除堆肥房、清运车等硬件基础设施增加投入外,因生活垃圾分类异于传统垃圾处理,需要环卫队伍及时收集村民分类放置垃圾,增加了个体工作量,乡、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相应的增加了环卫队伍力量。2017年全乡共有环卫人员XXX人,乡村环卫体系工资支出XXX万元。2018年全乡共有环卫人员XXX人,乡村环卫体系工资支出XXX万元。2019年全乡共有环卫人员XXX人,乡村环卫体系工资支出XXX万元。环卫体系人员日渐壮大,经费支出日益增长,由于缺少社会资金投入,主要靠政府投入,财政压力大。

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意见与建议

(一)合理规划布局,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化分类亮点。

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践行“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群众参与的局面,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工作。要转变工作理念,树立垃圾是重要资源的观念,在思想上实现从立足无害化处理向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举转变,不纠结于垃圾分类的“小麻烦”,让“麻烦事”变“分内事”,让垃圾分类成为新习惯、新风俗、新规矩。科学制定垃圾分类办法,巩固提升“三级分拣模式”的分类方法。同时,对个别偏远山区行政村(六合村)采取农户就地挖坑堆肥消纳等方式进行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推进就近布局建设、填埋处理,减少收运成本。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9

我市上下高度重视,强化顶层设计,探索管理新机制,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逐步成熟、体系建设全面启动、处置能力不断完善、全民意识初步培育、工作职责划分明确,垃圾分类工作基础得到了全方位夯实。截止9月,垃圾无害化处置率100%,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9.86%,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为85.8%,各项指标均已完成今年工作目标。

一、今年特色工作

(一)强化顶层设计,探索三大管理措施。一是运行模式全力打造。以“互联网+物业”为抓手,打造“政府统筹、党建引领,部门指导、镇街主推,市场示范、物业联动,社区发动、群众自治”,即“政府+社会、物业+专企”的“四轮驱动”垃圾分类台州模式,实现生活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全面推动“四轮驱动”模式在各县市区的复制和推广。二是标准规范逐步建立。出台了《台州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台州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台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评价标准》、《台州市垃圾分类“四轮驱动”模式实施方案》等文件,《台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列入2020年立法计划项目。三是督查考核全面落实。会同各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对市级机关单位、国企、医院、金融机构、宾馆、学校等各线开展专项督查,并要求各县(市、区)联动开展;同时积极配合同创办、城管委、美丽办、健康办、环保督察整改办等部门开展全市联动的各类考核。

(二)夯实分类基础,开展三大攻坚行动。一是垃圾处置能力三年攻坚行动。目前,全市新扩建焚烧厂7座,新增焚烧处理能力5450吨/日,新建餐厨垃圾处理项目6个,新增餐厨处理能力570吨/日。此外,全市现有建筑垃圾消纳场5个、建筑泥浆固化基地8个、装修垃圾分拣场38个、大件垃圾处理厂2个。二是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攻坚行动。在40个省级高标准示范小区、10条“定时定点”投运商业街、10个“定时定点”投运小区的创建任务基础上,自加压力,创建市级示范小区50个、市级示范单位50个、市级示范学校50个、市级示范市场9个、市级餐饮示范点50个。目前,各地陆续完成招投标服务,同时加大创建工作监管,确保成效。三是垃圾分类回收体系攻坚行动。依托台州再生资源产业优势,筹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扶持金属再生园区规模企业转型。联合支付宝公司,共同打造全品类全覆盖、线上线下融合的“互联网+”平台——智慧预约回收平台(台州系国内第三个、省内第一个签约城市),助力我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该平台已覆盖椒江、临海、温岭等地

个住宅小区。

(三)加大宣传引导,推动三项创新举措。一是营造全民“拉风氛围”。设计“台州垃圾分类”log、吉祥物、配套宣传口号及视觉识别系统(ViS),向全社会传达统一鲜明的工作形象,多媒体多平台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逐步提升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率。二是国内首创“拉风学院”。7月1日创办国内首个垃圾分类公众教育学院,打造集培训策划宣传研究于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综合性平台。学院实施“三大计划”分别是培训“涟漪计划”、宣传“浸润计划”及科研“深蓝计划”,推出并实施万名督导员轮训计划和百名精英讲师培养考评体系。三是策划系列“拉风活动”。以“家、校、社”联动为载体,策划开展“垃圾去哪儿了”“毕业季,我为垃圾分类代言”“森林的呼唤”等各类主题活动;联合台州银行推出国内首张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联名信用卡——“拉风”白金卡,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使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短板

(一)工作成效仍有不足,分类工作没有形成合力。街道社区发动不理想,相关责任并未敲定落实,层层传递,致使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不足。

(二)设施建设周期长,短期内处置能力存在缺口。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个别县滞后,处置能力缺口较大,建设进度有待加快。餐厨垃圾处理能力目前是短板,临海和北三县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建成。

(三)分类意识培养难,前端投放效果有待提高。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与的氛围和配套的惩处措施,相关配套政策长期缺位、难落地,群众意识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过程,前端分类效果需要逐步提高。

三、明年工作部署

2020年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基层责任落实为主线,明确将垃圾分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内容,真正纳入街道、社区工作范畴,纳入县(市、区)政府对街道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接下来,我市要着力抓好机制落地,积极优化督查考核,稳步开展宣教工作,大力跟进常态执法,统筹推进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全域全覆盖。

一是工作机制要加快形成。深化已基本形成的“四轮驱动”运行模式,在“桶长制”的基础上,升级推出“三长制”工作机制,即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推行“桶长+室长+总长”、公共街区推行“桶长+街长+片长”、社区(小区)推行“桶长+楼长+社长”,逐步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强高效”的基层责任体系。同时,发动党员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借助万名督导员力量,发挥志愿者服务精神,强力推动“三长制”工作机制和“四轮驱动”运行模式的真正落地实施。

二是督查考核要严抓落实。出台街道社区考核排名办法,每月对9个县(市、区)开展工作督查,抽查街道、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并在市级媒体设立“红黑榜”予以通报。联合市级各主管部门,继续开展对公共场馆等各线的垃圾分类工作专项督查,将垃圾分类工作逐步覆盖全市各地、各行、各系统。

社区垃圾分类年终总结篇10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城市居民数量持续增长,而伴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意识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也不断暴涨。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量达到了1.6亿吨;[1]而另一方面,我国固废管理模式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之间仍存在大量矛盾,管理方式落后,匹配度水平较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经历了一个从初期生活垃圾直接还田利用分散处理阶段、没有认识到垃圾危害性的无污控随意堆放阶段、旨在能源化和资源化的卫生填埋与大型焚烧发电阶段。生活垃圾的不恰当处理给周边环境将带来巨大危害,如恶臭、地表或地下水污染、侵占土壤等问题持续发生,使得生活垃圾成为公众必须面对但又极度厌恶的副产品,垃圾引发的时有发生。同时,垃圾是温室气体释放的一个重要人为源,[2]如填埋释放了大约全球人为源甲烷总量的5%左右,而焚烧、堆肥等过程中也产生不少Co2等温室气体。随着国际上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日益重视,特别是从2009年哥本哈根Cop15的全球气候峰会等系列会议的召开,我国的节能减排压力日益巨大,我国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生活垃圾低碳节能管理是实现我国减排目标的重要保障。

应该说,在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要求下,“低碳节能”成为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必须面对和贯彻的基本需求。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之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之二是实施处置过程的低碳节能要求,充分开发生活垃圾中蕴含的有机物质及部分有价物质。将循环经济理念应用到生活垃圾处理中,体现了城市经济循环中低碳节能的新生态战略。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途径有两条:一种是资源的直接利用,通过分选、分类等直接回收利用生活垃圾中的有价和组分相对单一的垃圾;另一种是实现生活垃圾的能源化,将生活垃圾中的热能得到综合释放,并尽可能利用好剩余物质,而高品质的垃圾是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和能源化的关键。[3]

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特点

(一)生活垃圾的管理现状

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导致城市规模偏大,城市人口数也远超同水平国外大城市。例如上海,其城镇建设用地约占市域总面积的48%,接近50%生态极限值上限。按城镇用地计算,上海人口密度高达9589人/平方公里,其中心城区更达到16,828人/平方公里,分别是东京、伦敦和巴黎的2.4倍、3.5倍和4.8倍。生活垃圾产生非常集中,而可供选择的土地极为紧缺,与国外情况相差较大,使得高密度下特大城市垃圾管理模式也注定不能简单地搬抄国外成熟模式。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具体现状见表1。虽然生活垃圾清运量逐年稳步提高,无害化处置率也从初期的50.7%提高到2011年的79.8%,但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相比,无论是其清运量还是无害化处置率,还是有不少距离。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垃圾处置也基本以填埋为主,占据了大量土地,且二次污染严重。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对我国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垃圾处理的调查发现:全国垃圾填埋场普遍发生了渗漏现象,[4]其运行状况及二次污染排放等仍未能达到令人放心的地步。[5]在过去十年内,垃圾焚烧厂数量虽得到急速发展,但由于生活垃圾含水率高、无机成分高、异质化程度高和热值低,引起其焚烧不完全,二次污染物控制难,提高进炉垃圾质量是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安全处置的重要环节。

(二)生活垃圾的组分和收运现状

根据上海市环卫局的数据(见表2)。生活垃圾中的主要成分为厨余垃圾,占到63%以上,另外的一些有价物质,如纸类和塑料等易回收成分分别占到8.5%和15%左右,特别是在商业中,其组分超过了20%以上,而对后续垃圾处理过程影响较大的玻璃和渣土则分别在0.18%、0.50%和0.04%之间。生活垃圾组分决定了后续所需采取的管理模式。如何有针对地对这些混合生活垃圾进行合理管理,是实现生活垃圾后续资源化和能源化的关键所在。

二、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分析与解决之道

纵观现有的生活垃圾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生活垃圾产量与处理能力的矛盾。虽然经过近15年的努力,我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远不能达到处理处置的要求。(2)生活垃圾源头收集与处理设施要求的矛盾。虽然在我国,特别是上海市从1995年起已经多次推动源头分类,但大都仅是热闹一阵而已,可持续性较差。而没有良好的后续配套处理设施,使得很多时候垃圾收集呈现前分后混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居民分类积极性。[6](3)生活垃圾管理模式与市场化进程的矛盾。由于我国的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主要依靠政府主导推进,目前虽进行剥离,由国资背景的公司进行运营,但是仍然处处透露出政府的无形之手,影响了其市场适应性。(4)城市垃圾组分日显复杂,而收集模式没有随之变更,从而使得目前我国的生活垃圾仍是以混合收集为主的粗放式管理。(5)未能更好地考虑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虽然有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生活垃圾回收,但没有完全基于环境效益的回收体系,回收流程不完善,没有起到分流、净化垃圾的效果。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很有必要从居民意愿、分类组织、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相关探索。

(一)垃圾分类的居民意愿

垃圾分类是实现后续垃圾多元化处置的关键,但其执行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分类标准、居民意愿、制度保障、经济刺激等,而居民的知情与分类意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针对此问题开展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原因进行了调研,设计了以下一些选项:a为垃圾分类标准模糊,B为分类意识不足,C为垃圾管理体系不健全,D为没有配备分类垃圾桶,e为分类补贴政策缺失和收垃圾者扰乱秩序。认为a和B做得不够的占到55.4%和54.5%,C、D、e和F分别占到39.3%,29.8%和9.1%。[7]因此统一分类模式、确定分类标准、倡导分类意识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对于实施垃圾分类意愿的调研,结果显示:85.7%的受试者认为,垃圾分类收集(如食物垃圾、塑料、纸、金属、电池、其他)是可行的,但是必须配备合理的分类垃圾桶,若有专人负责效果将会更好,而其余的受试者认为“太麻烦,实行起来会很困难”。

对于如何推广,认为分类垃圾桶的设置和加大宣传力度是首要两个条件,分别占到52.9%和51.2%,而分步实施,例如从学校、事业单位等再推广,先简单分类后细分等占到39.3%和30.2%,对于采用其他的一些措施,如政府财政补贴、罚款及计量收费等,分别占到15.3%、18.6%和6.6%。由此可知,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和分步推进是目前急需做的两件事情,而对于财政补贴及惩罚措施则是有益的必要补充。

(二)垃圾分类的问题现状

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需要很好的顶层设计,但同时更需要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这需要我们解决以下问题:

1.在分类收集方面

(1)分类标准的设计与实施。这有两种倾向:一是严格的细类分类和分段收集。如日本,其在固体废物整个管理中,对废弃物的排出、保管、收集、搬运、中间处理到最终处理各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的控制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也有采用一种大类分法的,即以有价的、有害的、影响后续处理的等为标准,我国目前大都采用此类方法。但无论是通行的有机类、无机类,还是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由于生活垃圾的复杂化,往往在执行过程中,很难具体确定该进入何种垃圾桶。而浦东新区推行的干湿分类不失为另一种可行的初级阶段分类方法:厨房出来的食物垃圾都归类到湿垃圾,而其余地方产生的都归类为干垃圾,由于水分少,可配备机械后续分选,相对比较简单。当然,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及有害垃圾还得单独分类。[8]

(2)在分类推广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往往认为垃圾分类很简单而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措施,或者希望短期内即成功实施。例如,某地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意见中,就将目标定在5年内推进并完成,而殊不知,垃圾分类在欧洲等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近的如我国的台湾省,大约也推行了20年之久。对于垃圾分类,必须认识到其艰巨性和持久性,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个体,特别是在目前社会转型期,人员流动频率高,不能也不应该寄托于运动战的形式进行推广,而需以润物细无声的态度慢慢地推进。

2.在硬件设施方面

(1)推广垃圾分类过程中,垃圾箱体设置是一个关键环节。我国的人口密度大,特别在一些一线城市,如上海等,其小区的人口密集度大,垃圾产量高,垃圾箱的设置必须符合垃圾的产量和居民垃圾投递的意愿心理。作为垃圾进入公共垃圾流的起点,垃圾房管理需采用较为严格的控制管理,从而减少垃圾的存放时间,减少恶臭释放。同时,将垃圾厢房变敞开式为闭合锁定式,由垃圾分类专管员进行协调开放。

(2)分类收集后的收运与处理处置保障体系的建立。国家部委、行业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分类垃圾回收应根据垃圾种类落实特种专用车辆收集,并指定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但由于定点处置单位、中转场地无法落实、特种运输设备匮乏等原因,在现实中执行力度很差。[9]应根据垃圾成分,调整现有收运体系和末端处置技术构成,合理规划和建设生化(堆肥)、焚烧、填埋的比例,逐渐降低原生垃圾直接填埋量。

3.在软件设施方面

(1)信息畅通有助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进行,通过各种途径倡导分类收集理念。通过实际意愿性调研结果来看,分类收集理念接受程度较高,但如何分类是一大难度。首先是明确垃圾分类责任主体是每一个居民,使得居民明确垃圾分类的意义,不只是将垃圾分类的认识仅停留在简单的废品回收基础上,而更要提高垃圾分类对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将分类收集后的再循环过程、产品分类、生活垃圾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度等知识综合传递,增加居民参与分类的荣誉感。另外,可利用各种垃圾引发的来教育居民,使其居安思危,配合垃圾的分类管理。

(2)增设垃圾分类志愿者和分类指导员,多层次、多系统地进行监督,从专职人员逐渐过渡到兼职人员,进行垃圾分类的抽查和核查,提高其补贴收入。通过政府专项资金进行必要的经济补贴,保证垃圾分类回收渠道的畅通。

(3)垃圾袋专用化,实现垃圾袋编号。垃圾袋经垃圾量测算后由居委会进行严格规范发放。以实名制促进垃圾的分类收集,即在“厨余垃圾”收纳袋上记录好是哪一户投放,最后收集时随机抽查,看是否正确分类,分得好的给予奖励,分得不好的进行引导教育。

(4)延伸垃圾收集点,变守株待兔为上门收集服务,特别对于一些有害物质,可采用收集起点前移至小区住户。

在垃圾分类这一点上,依靠社区机制和道德约束,加上必要的经济激励,[10]通过固定时间收集,利用垃圾袋实施定量化,组建如“前段居民分类-垃圾房(志愿者指导)+环卫工人的二次保障-分类收集-中转站的再次分类-干垃圾实现人工+机械的多级分选-最终处置场所的分类(特别是填埋场)”的模式,可有效促进分类概念的深化和分类标准的明确。

(三)生活垃圾的科学管理

过去,我国废弃物回收依靠供销系统和物资部门垄断经营的几乎全覆盖的废旧物资回收体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基于市场自发的回收体系。但现有回收和再利用体系过于分散,再生资源利用领域得不到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11]而且回收领域从业者群体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作业队伍不规范,受经济利益驱动大。目前,拾荒者在我国生活垃圾管理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据初步估计,我国依附于拾荒为生的人,估计有500万人,而根据对商业垃圾中拾荒者的追踪分析发现,拾荒者捡走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塑料饮料瓶、珍珠奶茶杯、纸质饮料杯及金属易拉罐等,其中49.8%的塑料被捡走(约相当于垃圾总重的15.45%),金属易拉罐约占金属总量的35.7%(相当于垃圾总量的0.19%)。[7]对于生活小区中的垃圾,90%以上的有价物质,如硬纸板、塑料瓶、金属等都被小区内的环卫工人和拾荒者获取。因此通过拾荒者,其垃圾分流大约占到了16%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垃圾拾荒者通过资源循环,还降低了人为源温室气体排放。根据iSwa的白皮书,目前全球大约有1500万人从事拾荒行业,并组建了全球拾荒者联盟(Globalallianceofwastepickersandallies)。白皮书认为拾荒过程及其后续的回收利用,可有效降低Co2的排放量,而这也得到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垃圾专题的积极反馈。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经济利益小但对后续垃圾处理危害性较大的垃圾,如部分玻璃瓶等,拾荒者不分拣,从而严重影响了生活垃圾后续的组分特性,使得热值降低、无机成分偏高。而且个别从业人员为追求高利润,对回收品种进行掺杂处理,通过在硬纸板中掺杂沙子或水来增加质量,从而降低了再生资源品质。

在现有垃圾源头分类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拾荒大军作为源头分类的补充,是部分解决后续处理困难的重要方法。对于一些需要从中分离,而市场又不太需要的,如玻璃瓶等,可能需要政府补贴政策。另外,政府通过民心工程规范回收大军,牵头规划回收网点设置,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这实际上在巴西得到了较好的实施。

(四)民间团体的多元作用

社会公众是公用事业市场改革的重要力量,其不只是单纯接受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的“顾客",而且是拥有各种权利的公民,理应成为公用事业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垃圾分类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因此也必须强化社会公众对其的参与,鼓励民间团体的志愿活动。通过公众参与,引入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在公用事业中的中介作用及其监督和引导作用。因此,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也需要强化民间团队作用,而不应该只着重于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可考虑采取“志愿者”形式,充分发动群众配合。从前面的意愿性分析可以看出,志愿者的培训讲解和实际监督是普通居民垃圾分类所需的重要部分,可解决源头分类不清的问题。据德国的统计,垃圾分类做得比较好的人群一般为中小学生,不同职业中教师、医生等做得也不错。因此,中小学生的示范和监督作用值得期待。同时,可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积极探索用营销手段,如积分换购、精神文明建设等手段来促进垃圾分类。[10]另外,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居委会的作用,利用不同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来促进环境正义的实现,更好更快地实现环境友好、科学发展、合理消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

(五)政府层面的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垃圾分类实施的重要保证。十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和“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要求。这为城市垃圾分类以及后续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在垃圾分类过程中,政府须承担起垃圾的管理职责,使垃圾管理从末端被动管理转变为全过程的主动管理,包括制定管理战略思想和规划,配套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规,调整管理机构和组织,建立新的运行机制等。

针对垃圾分类收集,政府首先需要提高认识,理顺内部管理体系,消除现存职能部门的职能缺失错位。理顺绿化和市容局,房地局、物业,街道管理所、居委会,工商部门,城管部门等不同部门职责,实施统筹安排。同时,政府需强化垃圾收费制度、制定惩罚机制。[11-14]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制定合理的收费价格,通过收费将垃圾排放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有效减少垃圾的排放量,促进资源的回收利用,最终减少垃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垃圾收费应从定额收费逐步过渡到按量收费。同时可将垃圾分类从一个道德高度上升到一定的强制措施,不认真执行分类收集实际上也是一种侵害生态环境的问题,并间接危害到其他个体的权益。特别对于垃圾分类中易产生问题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措施。

最后,单纯的依靠市场行为并不能完全解决垃圾分类问题。在目前背景下,垃圾分类的推进需要带有强制性。对于要开展试点的小区,要加大资金投入。不仅要确保垃圾箱房的改造、分类垃圾桶的数量、宣传材料的采购,而且需要保证垃圾分类工作者的福利,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六)生活垃圾的资源利用

垃圾分类处理实际上还体现了垃圾能源化理念。根据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如果能够采用滚筒筛对生活垃圾进行合理分选,并获得尺寸较大的垃圾(>40mm),则其生活垃圾的热值可以从混合垃圾的3935kJ/kg提高到5810.7kJ/kg,极大地提高了垃圾的能源化效率,而剩余的生活垃圾则进入到填埋场中。通过这种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处理的环境效能大幅度得到改善。其中温室气体效应(Gw100)的贡献值能够从0.002pe变成获得-0.0007pe/吨mSw的补偿,酸雨效应可从0.037pe降低到0.009pemSw/吨mSw,特别是对基于大气、液体和土壤受纳体的生态效应可分别从0.012pe、2.171pe、0.213pe降到0.008pe、0.911pe和0.087pe。因此转变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观念,从单纯的处理处置转化为新能源战略的一部分,是不断适应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强化生态中心主义的重要方面。通过宣传教育,转变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降低源头垃圾量,从纯粹为了赚钱补助走向居民的绿色经济,加强源头分类,提高垃圾质量。

结论

在十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布局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需要依势而上,通过制度建设、观念教育、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置,提升其回收和再生利用率。通过建立垃圾分类的基础框架,引导居民加入,加快后续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顺畅,消除源头、中转、终端的管理中的真空与盲点,提高分类的实效性。同时,政府需要将垃圾分类从自愿行为上升为强制实施,利用前端的社区机制、道德约束和经济激励等措施的相互配套,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实施的持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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