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1
一、传统文化对农村领域的深刻影响及“民间法”的客观存在
(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谈及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重点在于“多元”，即采取多种途径、建构多种制度并使之彼此相互衔接与配合来解决农村领域的社会纠纷。在现代法治社会，诉讼途径在社会纠纷解决中较为常见，在我国农村领域却并非如此。我们倡导建立与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首先是缘于我国农村领域社会主体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相关传统文化与典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状况存在很多不符之处。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漫长久远，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但在广阔的农村领域，固有的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受传统观念影响，广大民众普遍认为“打官司”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这样就决定了人们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很不情愿通过诉讼途径来加以解决，不愿意将利益纠纷诉诸法院、政府等公权力部门。虽然这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典型观念不符，但却是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根据这种客观情况来考量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相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诉诸于诉讼等公力救济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即源于此。
(二)“民间法”的客观存在
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我国农村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范围内，“民间法”长期普遍存在，成为人们解决社会纠纷的通行规则。这里所说的“民间法”，是指没有被完全覆盖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具有相对独立性，为农村领域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与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社会规范。其中包含了农村领域纠纷解决机制相关内容。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本土资源”。[1]对于这种农村领域普遍存在行为规则，不论对其进行肯定还是批判，但从实然的视角进行考察，“民间法”的真实力量与实际效应不可小觑。我国农村领域中“民间法”的长期客观存在，必然会挤压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在农村领域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空间。[2]换言之，诉讼、仲裁、行政干预等包含公权力运行的纠纷解决方式，无法满足我国农村领域人们解决纠纷的全部诉求，“民间法”的确有其存在与发生作用的实际空间。就这一点来说，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基本结构方面必然是多元的、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简单的。当然，不论“民间法”具有多大程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果相关活动及结果明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必须通过法治渠道予以规制或制裁，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没有妥协的余地。
二、农村领域社会群体对纠纷解决实际效果的充分注重
(一)公力救济途径相关机制建设现状无法满足需要
即便不考虑固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民间法”在农村领域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假设多数农村领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纠纷可以或应该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予以解决，那么着眼实际，农村领域公力救济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现状也无法满足日益复杂、不断増多的农村纠纷解决需求。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切实发挥应有作用，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持，这首先就表现在机构设置与硬件配置方面。时至今日，相关司法机构体系与硬件设施建设也没有完全达到应有的水平。尤其在农村基层领域，实际司法状况更是令人担忧，很多地方甚至连基本的审案硬件条件都不具备。其次，诉讼等公力救济方式的适用还需要较高素质的专业司法人员来予以支撑。但在我国农村领域，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司法人员在数量上都远远达不到要求，就更谈不上有多少高素质的专业司法人员了。还有，对于司法裁判结果的内心尊重和自愿执行，农村领域也远不及城市领域符合要求。归根结底，还是在农村基层中的司法权威还未得以全面确立，司法机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良好地解决相关纠纷，个别情况下处理不当还可能激化矛盾。况且，从总体上来说，司法过程的效率普遍偏低，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满足纠纷当事人的迫切需求。
(二)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向在农村领域成为主导
另一方面，在农村领域，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较城市居民还有较大差距，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现象广泛存在。因此，在发生利益纠纷或社会矛盾时，农村领域的农民群体更希望采取成本低、消耗少且最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而通过诉讼等公力救济途径来解决纠纷往往在时间成本、物质成本等方面耗费甚多，广大农民无法承受或不愿承受。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向，相关救济措施也未必有效，未必会实现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就应该在具体途径方面提供给涉事各方更多的选择，使其可以根据特定纠纷的不同类型及实际情况来判定哪种纠纷解决方式更加适合，而不是仅为其提供诉讼等公力救济途径的单一化选择。[3]毕竟在农村领域中，“民间法”中的某些内容与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并不完全契合，而多数情况下，村民在遇到矛盾与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法治理念”或法律规定，而是如何可以及时高效解决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难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向也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更符合当前形势下农村领域的实际状况。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领域权利意识的不断増强
(一)改革开放的成就推动权利意识的増强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也较少，至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増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经济建设成就辉煌，加之市场经济及相关社会机制中很多细节设计还亟待完善、社会转型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各方面因素都共同推动了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人们越发在意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更有强烈的意愿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的増长也使得人们越发容易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矛盾，以致产生利益纠纷。在当前农村领域的社会纠纷中，多数属于经济纠纷或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纠纷。若欲实现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正义，肯定不能完全依靠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进行简单化处理，而需要一种多元、立体、全面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进行综合治理。
(二)权利本位理念的传播催动民众维权活动
对于我国的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而言，在改革开放后，以权利为本位的权威研究范式与基本立法宗旨逐步得以确立。不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实践，均应该围绕权利而展开，而最终的目的都要归结为权利的实际实现。虽然当前学界也有观点对权利本位理念提出了有力质疑。[4]但就现实考察而言，改革开放以后，权利本位理念在我国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法学理论的整体研究及法律制度的演变及发展，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于权利的理解和态度。尤其近年来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信息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中快速传播，更加助推了社会范围内“权利意识”的勃发。尤其在农村领域，法治推行力度不足，经济发展问题丛生，“三农”问题形势严峻，对强制拆迁、费用征收等敏感问题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发生。从宏观而言，这无疑会推动农村领域社会纠纷在数量上激増、在类型上多变，而依靠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肯定是无法予以妥善处置的。尽管对于社会公众过度强调权利实现与极端排斥利益损失，社会管理者及社会公众本身均有值得反思之处，但在当前复杂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及纷乱复杂的农村领域里，利益纠纷频发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只能着眼现实、审时度势，施以综合考量，采取各种措施，通过机制建设的方式来逐步进行治理与规范。
四、社会转型期农村领域矛盾纠纷频发的社会背景
(一)农村领域纠纷类型日益多样复杂
全面考察当前形势下农村领域纠纷的具体类型，在学理上可以进行明确的划分。如从法律视角来看，其可以分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刑事纠纷;从涉事人关系来看，可以分为熟人纠纷与陌生人纠纷;从矛盾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传统纠纷与新类型纠纷;从纠纷规模来看，可分为个体纠纷与群体纠纷;从纠纷来源来看，可分为情感纠纷与利益纠纷。5然而，事实上，农村领域的实际纠纷往往比这些学理分类更为复杂与多变，并非可以进行简单区分，或者即便可以明确分类也无法据此实现有效及时的解决。在各方面改革全面深化、社会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农村领域的各类纠纷层出不穷且往往非常复杂，建立与运行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可能实现充分的应对与治理。6]因此，用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多样化的问题，就成为了建立与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基调。在强调解决方式多元化的同时，必须还要充分注重这些不同方式的有效衔接与密切配合，如此才能实现全面缓解、妥善解决的应然效果。
(二)农村领域纠纷所蕴含的利益纠葛难以梳理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2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正在迈向化的，在突飞猛进的奇迹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地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这些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具体类型主要有：（1）涉及城市居民和群众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运输、公路、桥梁、航道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11）涉及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2）涉及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13）涉及到家庭、邻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以及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械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4）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这些类型，多数属于新型纠纷，其中，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置、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涉农等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类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呈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村办企业的兴起，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1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时期，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2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纠纷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诉讼爆炸”之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在我国，诉讼发展高潮同样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结果是一方面是法院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机构门前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调解在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之际，尽管其正当性和效力有所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1，近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人民调解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2；第三，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可能统一在一起；第四，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aDR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3.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时法院不愿或不屑配合。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aDR已汇合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国际性潮流时，我们不应该还在为争取aDR在解纷体系中的正当性地位争论不休。曾经有过的许多尝试，如不少地方或行业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山东陵县的“司法调解中心”，江苏南京、南通等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嘉兴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的“综治司法信访联动中心”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加以审视、、提高和升华，以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的、经得起理论、法律和实践检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纠纷解决的领导方式亟待转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方式，即：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层层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层层下达文件、提出一些口号、规定一些考评标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督办，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形成了领导方式的习惯定势，即人治的思维难以改变；二是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大张旗鼓的检查督办代替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似领导重视，实则工作在上层空转。这种空泛化、运动式的领导亟待改变。改变执政方式，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由救火式、突击式、运动式转变为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迫在眉睫。
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思考
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多样化、合理化机制，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在当代中国，探索和研究，构建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用法规的形式规范矛盾纠纷解决的方式渠道、工作机制、政府责任等，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
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纠纷解决机制重整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课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实际上一直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逐步地向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和最高机构，国家所要掌握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这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整体重构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二）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
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就迫切需要从上进行提高，并把正确的做法和经验转变为规则，加以法制化。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在我国，就纠纷解决，立什么法、怎样立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我国对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的呼声颇高，也有一些地方考虑就调解进行地方性立法，我们认为，调解是否需要再单独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调解”本身也是个法律概念，它有一整套原则和规则，但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和机关却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因此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别出心裁地搞出新的运行机制，规定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标准。比如：司法部的部颁规章中明确规定，民间调解只适用于“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并且规定两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其实现在很多纠纷，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而对这些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信访等解决途径，但许多人却视而不见，片面夸大调解的功能，这对纠纷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果单纯就“调解”进行立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斟酌：一是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关于调解的规则和规范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确实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来规范，但规则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没有不明确的问题，再搞一个系统的立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实践上的意义；二是司法部在2002年的规章中，对人民调解有突破法律规定的地方，主要是在镇、街一级设立调委会，调解委员采用聘任的方式，这就突破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同时还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一涉及到立法，显然是一个障碍。因而，就调解立法，突破现有的法律难于操作，不突破现有法律则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大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举其要者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主张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第一步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总体的思路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制我国的《纠纷解决法》或分别单行立法。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三）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由于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体现出的选择偏好和类型会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通常被视为“审判中心型”，而东方社会的解纷机制一向以“调解中心型”著称。社会条件对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说明不同社会、不同主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而决定这种选择的因素常常是综合的，多主面的。这正好表明，法律解决（诉讼）未必是唯一适当和必须采用的方式，与法律同时必然存在着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充满着复杂的冲突，其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的手段、方式也应是多样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并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正确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1.基于此，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突出如下思路2：第一，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建立科学的纠纷分流制度为前提。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要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同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程序，以克服协调中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及透明度；要积极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逐步规范化，保证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总的原则是要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纠纷解决路径供当事人选择。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与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为出发点。第三，纠纷解决机制应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平衡的动态体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内生的矛盾，而裁判型与调解型的弊端分立这些矛盾的两端。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第四，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尊重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第五，采取措施，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四）建立实践平台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治、信访资源，在镇、街一级设立“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窗口；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按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治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治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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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学海》，2003年第1期。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谢圣华、何良彬、谌辉。《向和谐与公正：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报》网站2005年4月15日。
＊原厦门市司法局局长。
＊＊厦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1据国家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占63.91％，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9.86个百分点。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极其迅速，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以信访为例，信访通常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或人际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一种表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信访，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载《学海》2003年第1期。
2资料显示，仅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的一个月时间，厦门市市长专线电话市民投诉较多的项目有：市政城建322件，劳动人事240件，环保问题196件，公安189件，土房规划174件，工交财贸92件，教科文卫72件，共1285件（摘自《市长专线电话》总第10期），按此推算每年就有16000件，远远大于2004年人民调解5000多件的数字。
3严格地说，信访制度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它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却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3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4
一、劳资、经济纠纷的特点
（一）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二）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经济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资、经济纠纷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三）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四）寻求解决的途径转变很大。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五）涉及利益的人员多，规模不断扩大。如20__年1月份来访中有11批集体访反映劳资、经济纠纷问题，人员最多的达22人。
二、劳资、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萎缩，利益矛盾冲突复杂。一些合同无法履行，拖欠工程工资无法兑现。一些企业停产、倒闭矿产，债权难以实现等产生劳资、经济纠纷。
（二）管理监控环节薄弱。如有的企业用工不规范，无用工合同，有的工程是层层转包。
(三)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有的民工已半年未付工资，才来申诉，有的没有工资结算单。
(四)承包商为转嫁风险损失。有的承包商以未领到工程款为由，拖欠民工工资，把矛盾推向社会、交给政府。
(五)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资、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解决劳资、经济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在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经济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注意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二）切实加强管理，创新快速调解机制，依法高效化解纠纷。要求企业将合同文本送到劳动保障部门鉴证，以便及时检查和纠正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对劳资、经济纠纷发生较多的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督促企业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必要的处罚。同时建立职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要求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缴纳欠薪保障金，缴费比例标准应与过去和现在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有关指标挂钩。如果受保企业职工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可用该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金向职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不足部分可通过变现企业资产来筹集。畅通诉讼、仲裁、、调解等渠道，创新健全调解机制，坚持完善下访约访等联系群众制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隐患。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5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非传统纠纷 装修纠纷 成因分析。
一、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及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给农村装修市场的兴旺提供了条件，但随着农村住宅装修迅速发展，缺乏管理的无序装修导致的混乱，造成了质量问题、经济纠纷、噪音扰民、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农村住宅装修引发的非传统纠纷，而目前针对这些新纠纷、新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有待进一步补充。这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设计更加有的放矢、更切合农村社会纠纷冲突实际的化解机制。本文旨在对江苏农村地区目前新出现的装修纠纷展开实证调查，透视目前农村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非传统纠纷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
二、农村装修纠纷的现状。
（一）相关概念的叙述。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在追求或实现某种利益的过程中，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规定以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冲突，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失序的现象[1]（p5）。装修纠纷则主要是指装修家庭与装修施工单位或个人之间，因为装修违反了有关装修合同、约定、口头协议而发生的纠纷；装修家庭与装修材料销售商之间因所购材料质量、品质、售后不符要求而引发的纠纷；以及在装修过程中，装修家庭与周围居民之间因噪声、施工造成侵扰、建筑物损坏等原因所产生的纠纷。
（二）农村装修纠纷的典型形式。
农村装修纠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忽视或不注重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忽视或不注重鉴定装修合同；因施工方违约引发纠纷；房主违约引发纠纷以及房主与装修材料经销商之间的纠纷。具体情形如下：
1.忽视或不注重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村民张某委托刘某为自己装修一下刚在中心村新建的一套住房，总价款5万元。完工后，因对装修质量不满，张某只支付了3.5万元装修费。为此，刘某将张某告上法庭。由于刘某是以个体装修户的名义对外承揽装修业务，即没有依法进行核准登记，也没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不具备对外承揽装修业务的合法资质。法院因此判定双方签订的装修合同无效，刘某承担主要责任，张某因不懂并疏于对原告承揽资质的审查，亦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虽然国家对装修承揽方有严格的资质审查和许可，但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中小城镇和农村，一方面，定作方忽视或不注重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为日后发生纠纷留下隐患。另一方面不少包工队的资质根本没有经主管部门核准就对外承接房屋装饰业务，不仅装修质量难以保证，而且直接导致装修合同无效[2]（p58）。
2.忽视或不注重签订装修合同。近日某镇的村民木工许某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据许某介绍，当时在房屋装修时他承担了木工部分，并与包工头朱某口头约定，以工程图纸上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为136.83平方米。完工后许某发现，实际施工的面积比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多出了几个平方。他要求包工头朱某按实际面积支付工程款，遭到拒绝。后人民调解员介入调解后，最终朱某接受了与许某一起找房主，协商支付多余工程款的做法。目前在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他和包工头正在积极与业主协商，解决这笔多做的工程款。现实中，有的村民与装修承揽方只达成口头协议就开工；有的即使订立了合同，但合同要件残缺不全，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意向性协议；还有的既不知关注装修的价格、设计图、效果图以及所选的材料，同时又对于合同中应具备的质量、期限、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忽略不管。由于上述合同原因引发纠纷后，双方往往相互推诿扯皮，会直接导致农民定作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维护。
3.因施工方违约引发纠纷。村民王某与某镇一家个体装饰公司签订的房屋装修合同中约定，用电线路布埋在四周墙体的合理位置。但在施工过程中，装饰公司未经房主许可，擅自变更合同，将部分照明线路布设在墙体表面。徐某为此将装饰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装修，并赔偿王某经济损失1600元。因施工方违约而引发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一是施工人员本身技术不过硬造成质量问题；二是施工用材料与约定的材料不一致；三是缺乏一定的职业道德，工程中以次充好、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四是在隐蔽工程的施工中，不按约定进行，导致日后可能产生安全隐患；五是不按合同约定日期按时完工隐患等。
4.房主违约引发纠纷。村民周某委托装饰公司为自己的房屋进行装修。双方签订的家装合同约定，周某应根据施工进度分期支付工程款，但在装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后，其却只给付了第一期的工程款5000元。
为此，装饰公司将周某告上了法庭，法院经审理判令周某给付装饰公司工程款2万元。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一些房主为讨便宜，死命压价导致装修完工后的质量有问题；施工过程中，定作方违反合同约定，频繁变更设计图纸和使用材料，增减装修项目，拖延支付工程款从而导致工期延误；装修完工后经常以装修不合格而拒付工程尾款等。
5.另外还存在房主与装修材料经销商之间的纠纷。主要体现在：装修家庭提货的商品质量与当时挑选的样品质量存在差异；地砖、瓷砖等质量低劣；油漆商标标识不符，疑似仿冒产品；门或橱柜等定制装饰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售后服务不完善，修理不及时等等。
三、从装修纠纷看农村非传统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革及历史因素使社会自治欠缺，纠纷增多。
我国正处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分化，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加之近、现代以来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使传统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规范几乎被毁坏殆尽，自治与自律机制难以发挥对国家法和秩序的补充和辅助作用[3]（p13-18）。市场经济的冲击进一步使人情失落、人际关系市场化，公民在极度张扬个性的同时，却往往并没有同时培养起责任感、宽容和协同意识，无论是家庭内部、劳资关系、消费关系、交易伙伴关系中都缺少基本的诚心，对抗程度极强，易产生纠纷。
（二）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矛盾是该地区非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构过程。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营模式由原来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转变，群体利益也发生了重新的调整，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一些个体或小团体开始了不顾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进行原始积累。加上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
（三）法律滞后不完善、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也是引发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
1.法律滞后一些新型纠纷发生后相关的法律的没有实施修改或跟进覆盖政策。当前我国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虽然若干法律中有一些零星规定，但都是分散不系统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造成无法可依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如：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具体格式的家庭装修合同。调整家庭装修合同主要以现行的合同法中承揽合同为依据，另有部分也参照加工建设工程合同。除此之外，我国目前对家庭装修合同的具体条款没有提供相应的格式合同文本供当事人参考，同时家庭装修中签订的格式合同，都由装修公司预先拟定，其具体条款几乎都是维护装修公司自身利益的，另外，家装当事人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经常忽视签订书面合同，90%的农村家庭装修都是由口头协议达成，至于对装修的具体内容也无明确要求，致使纠纷产生后无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
2.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体现在装修纠纷中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装饰装修材料缺乏相应的检验标准。装修工程涉及瓷砖、地板、油漆、涂料等诸多装饰材料，目前除了木地板外多数尚缺乏部级检验标准。地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较少或者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一定程度上造成检验标准无依据的局面，易引发纠纷。第二，相关部门对装修公司的监管缺乏力度。管理部门对装修公司在装修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还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和处理，使得一些企业内部管理比较混乱、任意招聘未经培训的施工人员，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第三，缺乏对施工人员的资质认定。
建设部颁布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中对装修装饰企业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作出了规定，但对装修工人即具体施工人员的资质没有提出要求。我国目前也没有对装修工人进行资质认定的法定程序，这使得装修队伍的职业技能和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影响了整体施工工程的质量。第四，专业性标准缺失。家装合同涉及的用材、施工等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是国家、行业对形形色色装修材料的标准没有完备的规定。
（四）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部分基层组织处于疲软状态。再加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多的“单位人”转“社会化”，基层组织对辖区内人员的管理和控制力削弱，尤其是部分农村治保会、人民调解组织已是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更不能发挥其对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调处作用。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无形之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处而增多和加剧。另外，调解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要求相比相距甚远，主要表现在：调解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对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掌握少、接受慢。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群体性等特点认识不足，业务能力和政策法规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
（五）当事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事前法律意识淡薄事后权益意识增强是纠纷产生的人为因素。
随着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诸多变化。传统的美德受到冲击，古朴的乡风遭受感染，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致亲友之间，邻里之间感情淡漠，个人与集体之间信誉度降低，大局意识缺乏[4]（p77）。在政治方面，农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普遍增强，但一些农民集体精神和公共意识有所淡化；在经济方面，农民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普遍增强，但一些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公德意识比较薄弱。总之，群众的权益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增强，人们比以往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历史原因造就的教育资源不平衡导致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还是相对较低，缺乏法律知识，又受到传统封建思想及宗族观念的影响，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简单从而易导致纠纷。
四、现行农村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和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如下：第一，自力救济层面，主要指和解。和解的方式与调解、仲裁和诉讼相比，和解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和乡村社会具有普遍的最高的自治性和非严格的规范性。然而在便捷的同时，和解也具有诸多的弊端。首先，自力救济中可能存在强迫、欺诈、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等因素；其次，可能超出必要的限度；最后，在我国，自力救济并不能获得强制执行力（农村装修纠纷主要用此类方式解决）。第二，社会救济层面，主要指调解、仲裁。首先，调解具有第三者的中立性、纠纷主体的合意性、非严格的规范性等优点，但是调解协议一般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且当事人在调解与和解中所作的陈述、自认等在诉讼中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其次，仲裁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和法律性。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纵然没有达成合意，仲裁机构亦有权根据纠纷事实并适用法律或者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作出裁决，而这些裁决在通常情况下是终局性的并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实际在执行工作中却还要受到法院的审查。
第三，公力救济层面，主要指民事诉讼，其主要优点有：首先，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一方面限制法官的恣意，以防侵损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性权益和实体性权益；另一方面审慎地维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平等。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澄清和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然而，调解特别是和解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在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其间的协商很可能是不平等的。
另外，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多元化农村纠纷，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欠缺，人民调解的效力缺乏法律强制性；纠纷的私力救济、无救济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缺乏因事而异设立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日益凸显[5]（p74-106）；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数量逐年递增，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成本；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沟通联系，难以形成系统化、配套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五、相关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目前应该建立室内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室内装修涉及多种材料，有的材料可能危害人身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但发生纠纷却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比照，不能有力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建议建立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规范比较混乱的装修装饰材料市场，同时为相应的司法鉴定、评估工作提供制度依据。此外还应推行装修合同范本、加强行业监管，讲究行业的规范性，减少纠纷。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应坚持依法办事、程序规范并实行证据认证制度。深入案发地开展调查取证，调查结果必须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确保不办错案，假案。各人民法庭要通过业务培训、个案宣传、法官与乡镇结对子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加强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要将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和谐农村建设。
（二）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守法境界。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少。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须在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村民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的产生，使各类纠纷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同时提供法律援助，让更多农民享受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服务，知悉尽可能多的维权途径。做好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新时期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化解农村多元纠纷的重要重要措施之一，肩负着和谐乡村矛盾的重任，任重而道远。
（三）坚持管理创新，构建多元机制。
面对矛盾纠纷的新特点新趋势，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动推进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模式创新，在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上创造新的经验，努力从源头上、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及“民转刑”案件发生，筑牢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坚持多元多级的纠纷解决机制长期共存的方式构建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打造包括私力救济、组织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以及其他类别的纠纷解决机制，目前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1）当事人之间协商和解。成本最小，效果最好。能在源头上或实体上解决大量农村小型纠纷和苗头性纠纷。（2）充分发挥各类机构的调解功能，构建大调解格局。（3）针对新类型的农村纠纷，成立相应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四）坚持因情施策，做到“对症下药”矛盾纠纷产生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复。
杂，必须针对其特点“对症下药”。在调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矛盾纠纷，做到“三清”。不仅要弄清矛盾纠纷的局态，理清矛盾纠纷的因果，同时还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性质。
其次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做到“快、准、宜”。一要快，就是指调解工作介入快、调处快。二要找准化解纠纷的切入点。三要因人而宜。最后，要把握原则，规范运作，完善调解机制。矛盾纠纷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应该灵活多样。例如，处理装修纠纷时既要根据合同来判断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也要查看实际装修的内容和效果，来判断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具体案情、交易习惯和家庭装修业现状，适时做必要的现场调查，并邀请当事人信赖的第三方参与调处，力保调处效果。
六、结论。
当前农村社会凸现的非传统纠纷大多具有涉及面广、影响度高、处理难度大的特点，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当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化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措施和政策并不能涵盖有效的化解机制的多个方面[6（]p13-24）。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制度内的妥善处理这一理论认知层面，还不能满足解纷实践的真正需求，对于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具体和深入。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总是基于一定的成因的，只有对这些矛盾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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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开银。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民事纠纷解决路径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05（6）。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6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矛盾的触发点增多，纠纷矛盾也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特点，许多矛盾纠纷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和化解，有可能发展成为，甚至激化为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保靖县这样的民族贫困县,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矛盾纠纷更容易激化。因而把握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吸取过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思。
一、当前我县矛盾纠纷的现状和特点
据统计，我县今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94件，调处成功2044件，调处成功率达97。全县共防止因民间纠纷引起自杀7件8人，防民转刑10件13人，防止群体性械斗5件113人，防止群众性上访9件168人，挽回、避免经济损失250多万元。近年来，我县的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矛盾纠纷性质的多样化、复杂化。因征地拆迁、库区移民、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和党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群体性、复杂性矛盾纠纷不断发生，纠纷矛盾牵涉面广、参与人多、调处难度大。许多群体性纠纷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待遇相互交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渗透，有些还是跨行业、跨地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如去年毛沟镇企业污水排放污染了镇以下的水纹质量，引发了花垣和本县一系列跨县纠纷。
二是矛盾纠纷参与人数的规模化。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婚姻、继承、赡养、扶养纠纷；生产经营中的山林、土地、水利权属纠纷；经济生活中的债务、赔偿纠纷，以及近年来，封建宗族活动引发的坟山纠纷等等层出不穷。除此外，在接边地区，工矿与农村之间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的矛盾纠纷也不断发生。不仅纠纷的类型明显增多，而且发生数量也居高不下，事件发生的频率也在加快，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数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是矛盾纠纷呈现组织化。在事前和事中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周密的行动计划。有的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有的组织者用金钱或物质拉拢刺激群众；有的组织者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这类有组织的群体性纠纷影响大、难处理。
四是纠纷当事人行为偏激化。主要表现在有的是直接利益的损害，导致激化；有的是因纠纷矛盾久调未决，导致激化；也有是突发性的，为一两句话争吵而导致激化，激化的结果要么是伤害，要么是凶杀，造成人身财产巨大损失。在群体性矛盾纠纷中，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或部分是合理的，但行为方式却往往比较偏激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近年来还出现闹事群众欧打执行公务的干警或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
二、当前我县矛盾纠纷类型
(一)库区移民安置补偿和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这类纠纷在我县较普遍,主要发生在库区移民乡镇、新建城区、新开公路等处。如我县的碗米坡库区移民安置搬迁、凤滩电站库区移民回迁、魏竹公路和新城区建设等。今年8月,原凤滩电站库区移民回迁,要求政府重新补偿、重新安置,引发了一系列越级上访事件。
(二)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工人下岗引起的纠纷。在国有企业中，突出表现为企业转制过程中工人下岗、拖欠工资或医疗费、拖欠集资款、劳动保险问题争发争议；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主要表现为拖欠、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医疗赔偿费、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不健全引发的纠纷。
(三)城市管理引起的纠纷。一些下岗工人、个体户或失业人员出于生计，不懂得通过合法途径寻求生活出路，而是违章搭建商铺，随地摆卖，占用公共场所，在城管整治“三乱”过程中，他们的违章行为被制止或受到处罚，于是对有关部门有意见或埋怨政府，产生对立情绪。
(四)土地山林、山坎、农田耕地、宅基地使用权属不清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由于原地界划时，没有认真界定“四至”，没有做永久性界线标记或由于土地使用证不完善引发。当前我县借西部大开发“东风”，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退耕还林、农业产业化、科学化一系列惠民政策，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幅度增长，由界址不清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我县农村纠纷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纠纷大都时间经历较长，涉及面积广，人数众多，取证难，调处难度大。
(五)干群关系的矛盾纠纷。某些基层干部或越权、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动辄强迫命令，在依法行政或执行上级指示过程中走样，破坏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今年9月，我县城区X牌照车主对城区运管费收取强烈不满，引发全城X牌照车集体罢运，堵塞县政府交通秩序。
三、我县矛盾纠纷的成因
(一)对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认识不够。有些地方
党政领导认为出现刑事案件，有公安机关抓捕，矛盾纠纷有法院审判，人民调委会可有可无。甚至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就是“重拳打击”和“严打”，忽视“防范”和“治本”，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性、长期性、复杂性、危害性，对调处纠纷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缺乏科学认识，导致矛盾纠纷越“打”越多，越“压”越乱。同时，只重视经济建设，忽略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一手硬，致使一部分人私欲膨胀、唯利是图，成为引发矛盾纠纷思想根源。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县是老、少、边、穷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底子薄弱，严重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发展。一是调解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业务水平不高。我县1240名人民调解员中，高中文化程度仅有911名，占总数的73.5，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低，把握相关政策能力不强，调解纠纷仅凭社会经验和本人威望。二是经济待遇低，稳定不了现有的调解员队伍。担任人民调解员的绝大多数是村三大主干，县财政给村三大主干的工资仅为每人每年500-600元，而对调解员的待遇问题县财政无法解决，乡镇更是解决不了。三大主干常常是“纠纷不报不调，纠纷到了再调，纠纷调了不访”的被动应付局面，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基层司法所缺乏战斗力。我县16个司法所，虽已“四权”上收，但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全县16个司法所绝大部分是和当地政府其它机构合署办公；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遇到激化事件造成群体性上访，往往不能及时赶到现场劝阻群众。如此条件，要求司法所抓好调解工作，减少发生，实在强其所难。(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细致、不深入，流于形式。部分调委会和调解员习惯于坐等纠纷上门，未开展深入细致的排查工作，只重表面，轻行动；重数字，轻成效，对突发性事件调处力度不大。今年来，我县连续发生数起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凶杀案件和自杀案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纠纷萌芽阶段，预防调处不力，认为无关紧要，可防可不防，最终导致惨案的发生。
(五)矛盾纠纷调处的联动协调机制僵化。目前，在我县农村的土地、山林、水利、耕地、拆迁建设、移民安置、劳资、债权债务、干群关系等纠纷，无一不是司法所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调处，一些部门如国土、林业等，由于存在认识偏差，乐于办理土地使用证或林木采伐证，一旦遇上纠纷便推给司法所，乡镇的民间纠纷调解中心形同虚设。据不完全统计，司法所直接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占总数的87以上，事后还要跟踪调解协议的履行。
(六)新形势下涌现出来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各级调委会和调解员是个严峻的考验。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一系列重点工程开工建设，大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重组，引发的热点难点问题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稳定形势。如凤滩、碗米破电站库区移民搬迁补偿问题等政策性引发的移民纠纷，涉及10个乡镇上万人,如果对这些矛盾纠纷研究不透彻,监控不力,法律政策把握不准,思想疏导工作不细致，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
四、对策与建议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党政重视是前提，法制建设是根本，依法治理是关键，齐抓共管是保证，标本兼治是目标。只有建立适应调解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新机制，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建立学习培训机制。要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加强对基层司法调解人员的培训，坚持每年一度的人民调解员培训学习制度，编写、征订发放调解培训资料、教材。不拘泥于以会代训简单粗放的培训方式，采取活动多变的手段，切实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如今年夯沙司法所创新调解纠纷机制，在调处矛盾纠纷中采取公示旁听制，要求村调解人员和纠纷当事人的亲属朋友旁听。一是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二是起到很好的“以案释法”的法律宣教作用。三是切实提高了纠纷调处成功率和调解协议的履行率，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后遗症”。该乡在今年37多起纠纷调处中，调处成功率达到98，协议履行率达100，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二)建立高效运作机制。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我县乡(镇)村级对矛盾纠纷调处实行一月一排查，一季一分析，每季度开一次工作例会，促进了矛盾纠纷的有效调处。二是建立预防机制。坚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把普法宣教作为防范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根据不同群体分类施教，从根本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三是包案调处机制。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和调解人员身上，并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支队伍、一套方案、一查到底”的“五个一”要求，逐案落实解决。
(三)建立联动调处机制。完善“民调中心”的各项制度，整合各部门、单位、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增强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由司法行政独家依靠“田头、地头、炕头、嘴头”等传统“四头”小调解方式，推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三调联动”调解方式。纵向上建立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组织，横向上建立邻县、邻乡、邻村三级联防联调组织。特别是我县各乡镇，在今年土地承包矛盾纠纷专项排查调处工作中实行“五位一体”联动调处机制，整合国土、林业、公安、纪检、司法等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增强了调解效果。
(四)信息报告和反馈机制。在各级调解组织中建立调解信息员，通过他们及时了解掌握最基层的矛盾纠纷情况，使之成为发现矛盾纠纷信息的“千里眼”、“顺风耳”。从而在第一时间发现和掌握苗头性问题。同时，要坚持每月的矛盾纠纷信息报告制度，牢牢把握矛盾纠纷调处的主动权，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防、早化解。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7
关键词：纠纷 类型 原则 程序 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7-148-03
1 石油企业常见纠纷类型分析
石油企业面对纠纷种类是多样的，产生纠纷原因是多方面的，发生纠纷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认为：石油企业常见纠纷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1 土地污染纠纷
是指因管线被不法分子打眼、锯口、装卡或管线自然破损导致原油外泻，造成土地污染而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是最常见的，也是发生频率最高的，纠纷的处理难度相对较小，给企业造成的是大量原油、设备和经济三重损失，给当地群众造成的是土地和环境双重污染。主要是由油区外部治安环境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因素，而油区外部治安环境恶化是引发纠纷的主要因素，企业生产管理不善发生污染是引发纠纷的次要因素，纠纷发生频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油区外部治安环境的好坏，因企业生产管理不善造成污染引发的纠纷是极少数的。因此，加大油区治安整治力度，减少管线打眼、锯口、装卡等涉油案件，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减少管线自然破损，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土地污染纠纷，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资源损失和企业经济损失。
1.2 庄基道路纠纷
是指当地群众及部分乡村基层组织以庄基、道路为由(借Vi)，采取挖沟挡路等手段，向企业无理索要高额赔偿、补偿所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发生范围广，发生频率高，处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处理标准难以掌握，容易留下隐患，给企业造成的是停产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主要是当地群众及部分乡村基层组织受经济利益的诱导，有靠山吃山的错误思想，把从石油企业获取高额经济回报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把庄基道路作为致富的源泉。因此，密切企地配合，改善工农关系，强化当地群众法制教育，大力宣传《矿产资源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避免纠纷发生，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损失。
1.3 款项拖欠纠纷
是指部分政府、部门、基层组织或者石油企业单位、外雇施工单位付款不及时拖欠当地群众的各种补(赔)偿费用而引发纠纷。这类纠纷往往是受害方不是责任方，事实真相不清，查无依据，纠纷前期调查取证难度大，债务关系复杂，拖延周期长，处理难度大，给企业生产经营和员工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一是钻井施工单位和工程施工单位没有按照当时双方协议时间兑现土地青苗赔偿费，引发当地农民挖沟挡路阻挠原油生产纠纷；二是部分政府、部门、基层组织没有及时对付或挪用土地征用款、青苗赔偿款，引发的群体挡路纠纷。因此，加强施工队伍管理，规范施工单位经营行为，建立费用管理监督制约机制，实行费用结算预扣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确保生产正常运行。
1.4 钻前遗留纠纷
是指油田在勘探、开发初期各钻井施工单位和当地群众、政府、部门在土地、道路、费用等方面遗留问题所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是乡(镇)村基层组织和当地群众利益统一，组织性强，对抗性大，协调难度大，处理成本高，给油田后续生产造成了严重后果和不可弥补的损失。主要是钻井施工单位为了确保施工进度，节约钻井成本，追求眼前利益，在当地群众和政府的拖延、纠缠下，考虑问题缺乏长远性、系统性，没有按照有关政策、原则、程序、标准操作，无奈抬高赔偿标准，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群众答应和承诺，甚至出现现金兑现。因此，加强钻前施工过程管理，增强钻前道路规划合理性，实行土地征借一体化管理，减少二次费用发生，为后续生产创造平稳环境。
1.5 转嫁问题纠纷
是指在油田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过程中，钻井施工队伍、工程施工队伍和当地群众、地方政府发生矛盾问题后转嫁到采油单位的纠纷。这类纠纷责任主体不清，事实真相不明，信息结果失真，提供证据不足，无理索要赔偿，处理难度较大，危害性极强，造成原油拉运受阻，油井停产等严重后果。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在对油田企业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只要是涉及和油田有关系的问题，只认采油单位，导致问题纠纷转嫁。因此，加强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沟通，消除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依法确保企业的合法利益。
1.6 意外事件纠纷
是指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或不可抗拒力量造成的当地群众人身伤害、耕地、道路、桥梁及种植物损坏等引发的纠纷。一般是群体性强，参与面广，矛盾冲突，处理棘手，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对这类纠纷要作好事前预防，制定应急预案，有理有节妥善处理，尽量减少企业损失。
2 石油企业常见纠纷处理原则
石油企业纠纷协调处理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工作，纠纷处理所涉及的是一种三角关系。即，纠纷方、被纠纷方和协调方。纠纷处理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1 实事求是原则
在纠纷处理中必须坚持以政策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以政府为依托，以协调为手段，弄清纠纷发生的真正原因，搞清纠纷的基本事实，向决策者提供准确、真实、可靠的纠纷信息。切记不掌握事实真相，不到现场调查，做代言人、当传话筒，盲目汇报、乱下结论，导致决策失误，影响企地关系，造成重大损失。
2.2 冷静思考原则
纠纷协调处理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不同与其他任何工作，需要讲究策略和艺术。因此，当纠纷事件发生后，纠纷处理人员不能头脑发热，盲目冲动，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激化矛盾，而要冷静思考、仔细分析，查明真相，找准原因，制定对策，对症下药。
2.3 快速反应原则
一方面所有的纠纷发生都是突如其来的，纠纷方在制造纠纷前一般不可能给被纠纷方打招呼，另一方面石油企业自身特点决定了，一旦发生纠纷问题就有可能给企业造成停产或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这就要求纠纷处理人员在发生纠纷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快的反应，制定最有效的方案，采取最可行措施，争取最佳的效果。
2.4 积极主动原则
在发生纠纷时，无论面对的是何种性质、何种类型、何种起因、何种对象，纠纷处理人员都应主动出击，认真负责，尽职尽责，以积极的态度、优良的作风，负责的精神、超长的能力，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积极协调，妥善处理，去赢得时间、赢得机遇，创造及时妥善处理纠纷的良好氛围。而不应一开始就采取消极的态度，推脱责任，推诿扯皮，从而坐失了纠纷处理
的良机，造成了处理纠纷的被动局面，使纠纷方变本加厉，引发了更大的纠纷，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2.5 诚实守信原则
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原则，而且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原则，特别是面对地方政府、当地群众，事事都得守诚信，时时都得讲信誉，不该承诺的坚决不能承诺，承诺了的就必须坚决予以兑现，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立，化解矛盾，树立信誉，融洽关系。而不能求得当时问题的解决，乱开口子，乱许承诺，事后不管，任你去找。这样做只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自找麻烦，自讨苦吃，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2.6 不留后患原则
石油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一个长期的行为，而不是今天干了明天撤走的事。因此，在处理纠纷时要始终坚持“着眼当前，立足长远，一事一策，不留后患”的原则，各种纠纷处理要服从和服务企业长远发展的大局，争取一次性处理，终结性了解。而不能追求短期行为，为以后的生产留下后遗症。
2.7 维护利益原则
维护企业的利益，也就是维护员工的利益。由于纠纷方在制造或引发纠纷时，往往都是寻找一点借口企图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才引发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基于这一点，作为企业的纠纷协调处理者，就要自觉地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凡事都得有政策、有原则、有标准、有程序，最大限度地降低纠纷处理成本，必要时可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等手段，来维护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失，减少企业不合理负担。
3 石油企业常见纠纷处理程序
各种类型纠纷事件在规模、性质、表现形式、涉及对象等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处理程序上有其共同点，一个正确的处理程序，对纠纷事件有效处理十分重要。
3.1 成立纠纷处理组织，设置纠纷控制中心
明确主管外协负责人，配备专门外协人员，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职责，建立纠纷上报、处理运行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和工作制度。
3.2 出现纠纷深入现场，及时掌握第一情况
接到纠纷信息反馈，指派外协人员及时深入到事件现场，弄清纠纷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细节，并掌握事态发展动态和趋向，对能在现场解决的纠纷，现场解决，对不能在现场解决的纠纷，在搞清基本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及时向主管外协的领导汇报。
3.3 取准取全相关资料，研究制定处理对策
在掌握第一手情况和前期处理结果的基础之上，查阅搜集相关的资料和政策依据，明确纠纷处理的原则、方法，研究确定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对策和措施不仅要考虑纠纷本身的处理，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处理好涉及纠纷的各方面的关系。
3.4 协调组织各方力量，推进调处措施落实
许多纠纷的处理光靠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靠各级地方政府、组织、部门共同参与，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因此，遇到复杂难缠的纠纷。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组织、部门的大力支持，并事先和政府、组织、部门达成一致共识，取得一致意见，齐心协力妥善处理纠纷，最终形成三方共同签署的书面调处协议。
3.5 认真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防患未然
每一起纠纷从发生、发展到激化，它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辨证统一，偶然性是指纠纷的突发往往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必然性是石油企业所处的开放复杂环境的结果。同时，纠纷发生既是突发的又是渐进的，突发是指纠纷的发生是在对方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渐进是导致指纠纷发生的因素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一定的潜伏期，膨胀发生的。因此，我们要从每一起纠纷处理中认真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防患未然，这才是最终的目标。
4 石油企业常见纠纷处理方法
由于纠纷事件规模的不定性、性质的严重性、形式的多样性、对象的复杂性等方面各有千秋。因此，纠纷处理过程中所采取方法就各不相同。而对纠纷协调处理者来说，就要根据当时情况，因事、因人、因时、因环境，一事一策，一人一策，及时妥善处理纠纷。但是，在处理纠纷三角关系方面有些共同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是指借助协调方通过有理有节的摆事实、讲道理和交代政策、法规，正面引导纠纷方，使纠纷处理能够按照一定的政策、规定、程序、标准妥善得到解决的一种方法。一方面纠纷方对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标准知之甚少，或者不知，而是以个人需要为标准，无理去闹：另一方面纠纷方在制造了纠纷时往往是情绪激动、不讲道理，而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企图达到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此方法是比较奏效的。
4.2 情感联络法
是指企业对外协调人员和负责人在平时对外协调、交往活动中，有意识地增强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络，增加感情投资，建立持续友谊合作关系的一种方法。俗话说：尊人尊自己，切记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做法。要注意通过节日慰问和实施联心工程，帮助特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影响公众舆论导向和情感导向，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企地双方、工农双方的深厚情感。
4.3 心理控制法
是指在处理纠纷问题时紧紧抓住对方的心理活动规律，因势利导，控制和平衡对方心理，使事态沿着最佳方向发展的一种方法。无论是哪一种纠纷事件发生，制造纠纷者往往都处于强烈的冲动和焦躁不安之中。在这个时候，协调者首先应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冷静思考，沉着对付，仔细分析，迅速决策，以“冷”对“热”，以“静”制“动”，镇定自若，这样对方的心理就会大大稳定，并能在协调者的引导下恢复理智，有利于纠纷事件的迅速及时解决。
4.4 组织控制法
是指借助各级组织的、法律的力量在协调方和被纠纷方组织内部迅速统一思想，统一观点，目标一致，协调有力，使纠纷处理能够按照组织预先确定的目标协调推进的一种方法。这就要求被纠纷方在事先必须加强和协调方之间的沟通，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明确观点和立场，争取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防止组织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导致前功尽弃。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8
关键词：私力救济、法律多元、民间法、国家法
一、案例背景
本案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地点位于粤西北的一个小村庄。村子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完全可以用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特点来对当时村庄作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福华，一村民也。时年三十，因自幼丧父、母改嫁，缺教养而好逸恶劳，穷乡僻壤致使孤家寡人难以独持，初，邻人怜其生活无依而时有接济。然此人专营偷鸡摸狗之事，日久，为村民所不喜，纷由怜生厌不愿与之交往，令其生计日渐艰难。后因拆公祠之灶砖而与村民爆发激烈口角，大伤村民集体情感，村民全力排斥之。华深感难在此地自立，欲离村出走，然心有所不甘，离时砸毁所憎村民窗户，正值此公两壮儿持家，当场论之并生发激烈打斗，闻讯而至之村民群起打其落荒而逃，散失之物为村民付之一焚。后潜回村中伺机纵火报复，幸发现及时，未遂。此事再怒村民，合力擒之至冰冷潮湿地面，因三次报案未果，村民恐其再次报复行凶，悄议暴殴后瞎其眼或断其腿残之，令失报复之能，问何人施之，群惧，不敢。昼，由被纵火家两老殴之，无伤，是夜，使勇民残之，施时，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村民怯，未遂。后派出所连夜派人押走，扣其半月有余放之，自此，华未敢踏足村庄一步，村十年无扰，大治。后村民多以此事告诫孩童莫以此人为样。
二、纠纷的演进及最终解决
纠纷的产生和最终解决都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般是遵循从出现纠纷冲突、扩大、争执到爆发激烈冲突到解决的演进途径，在每个过程之中各方的策略、利益计算和力量对比都会发生变化并影响最终纠纷的解决。在福华案中，福华的小偷小摸行为给村民发现或怀疑时，出于利益权衡和惧怕他利用身体优势来打人报复，村民都不会撕开脸面与他发生直接的冲突，此阶段村民只是在村庄中传播他的恶劣行径，从而使村民从情感上厌恶他，在交往上排斥他。流言蜚语的传播客观上使他的人际关系日益变得糟糕，村民往往不愿意与他交往并日渐疏离他，社区隔离这种非正式的制裁给人带来相当大的心理压力，也是解决纠纷的最通常做法。拆灶事件，严重地伤害了村民的情感，因为祠堂是维系村民共同情感的重要场所，一般人不敢为一己之私盗用宗族的共同财产，而福华为了打造自己的灶公然窃取隔壁祠堂的灶砖并与村民发生激烈的争吵，使他第一次站在了与全村民为敌的境地，集体情感的伤害为后面一致采取行动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纠纷的解决已经演变为不单是个人对福华的抗争，而是整个村庄的共同"事业"。此后由砸窗引发的打斗，则是村民第一次联合采取集体行动排"华"的行动表现，福华的落荒而逃表明村庄自发组织所形成的力量最终打破了福华由于身体强壮所拥有的单打独斗优势，在纠纷解决的力量对比上，村民明显占据了上风，纠纷解决已经上升到集体的行动，集体行动的逻辑也预示着，采用暴力把福华驱逐出村庄，但是又要防止他日后回来伺机报复，对他的伤害变得不可避免。在最后那次对福华用刑时，为使纠纷的解决顺利进行，村民策划、组织运用了一定的技巧：先告诉两个老人，这次连派出所也不理这事，所以打死他也无所谓；这次他想烧死你们两个，你死不如先打死他；反正都这么多人看到打的还有什么好怕的・・・・・・。这些语言技巧的使用，一方面减轻村民在伤害过程中的罪恶感，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多见证有分散责任的心理。至于黑夜中才由多人施行致残行动，有法不责众和模糊责任以逃避法律制裁的考虑。正是这样看似无意的力量对比和策略运用，才使纠纷一步步推进解决。
三、为什么私力救济？
这起纠纷是村民在社会规范约束下依靠私力救济解决的，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而与之相对的是基于国家制定法建立起来的司法行政机构所给予的公力救济。这起纠纷的解决方式，在现代法治话语之下的法律中心主义论者看来，对私人动刑这种私力救济解决纠纷的方式严重破坏了必须由国家法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民间法无权干涉与分享，更不能用民间法规避、私了国家法。惩罚权尤其是制裁的处罚权和对人身的惩罚权应由国家垄断，私刑有违法治精神，故现代国家禁止私刑去解决纠纷。笔者的家乡不是法律的不入之地，村民们也不是电影《被告山杠爷》里的村民那样的"法盲"，他们当中从朴素的情感和报应观里知道自己这种打人的行径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可能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电视、报刊、广播等现代媒体已深入乡村生活，通过这些媒体国家法普及宣传也进行了多年，可以说"法律"（更多的是刑法中的禁止性条款）已经在乡土社会中深入人心。那为什么村民们还敢冒违法犯罪的危险而去选择私力救济解纷？村民选择这种动用私刑的私力救济方法并非因为不懂法，恰恰是因为国家的公力救济缺失与效率低下才迫使村民选择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使用是村民的无奈之举。
首先，诚如徐昕教授在《论私力救济》一书所说的："法治不是万能的，法和公力救济无能为力之时，私力救济无意具有正当性。"在本案中，说村民动用私刑是法盲的表现，可是在纠纷发生之时村民第一想到的也是寻求法律的救济，希望法律能给他们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纠纷解决方式，可是我们的国家司法行政的力量薄弱和效率低下在乡土社会的运作是令人失望的。"纠纷解决效率是一个维度，指纠纷解决所耗费实践的数量，耗费的时间越少，效率就越高。"村民紧急的事务遭遇效率低下的司法处理机制，如果此时仍一味强调国家法的司法垄断而排斥村民纠纷解决的私力救济，将"破坏这个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默契和预期。"村民知道，将此人一旦押到派出所，派出所也只会把他关押十天八天，罚款几百元之后就释放。对福华身体暴力优势的恐惧和他行踪不确定所带来的恐遭报复的担忧，村民为预防他的报复和了解他的行踪将给整个村子的人们带来高昂的信息搜索成本，以至实际不可行。这样就间接的给全体村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村民们都认为此人一日不除，日后安定有序的生活和人身财产安全将变得遥遥无期，整个村庄的人都将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如果国家法对民间法进行硬性的、不切实际的干预与压制，将大大减少和削弱民间法的运用范围和领域，影响、干预和限制民间法本来对农村秩序自然的维持和有效管理。村民选择采用私力救济这样一种民间法是对国家法等公力救济存在的功能缺陷的有力回应，目的是建立起本应由"国家法提供的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相互交往和行为。"
其次，从公民的"权利"保护来看，此案陷入了"一方面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的现实困境。当然，在国家法的层面，福华个人的人身权利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任何人未经法定处罚不得私自伤害或剥夺他人的生命。可一旦他的人身权利的受到完好的法律保护之后，全村300多口人面临可预想到的将受侵害的人身财产权利和生活秩序该如何保护？国家有没能力给村民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呢？如果没有，采用私力救济就具有无可批判的正当性。苏力先生说："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国家法的设计要有实现程序正义的要求，所以只采用事后处理、惩罚等防御性的权利保障机制，这种机制的运作逻辑是一旦实际中还没有发生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结果，即使知道具有潜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国家法下的公力救济也只能消极等待，不得启动干预。但是，实践的逻辑却与此相反，人们追求实质的正义，相信进攻是最好的权利保护方式。在此案中，村民们知道今日一旦让福华毫发无损的离开，日后他就会回来伺机进行疯狂报复，到时遭殃的是哪个村民谁都说不定。"人们总是不喜欢悬而未决，长期的不确定会带来过重的心理负担。"于是村民便设法把他弄成残废，破坏他的身体暴力优势，从而有效减少防范他报复的压力，同时能降低信息搜索成本，达到全体村民权利保障的目的，实现全体村民普遍秉持的实质正义。对正义的理解和追求不同，是村民偏好选择采用私力救济去解决纠纷的重要原因。
再者，法治与自治是解决纠纷的不同权威力量。法治要求司法解纷以法律为依据，强调普遍形式的解决。自治要求非诉解纷体现个人及其主体纠正失衡的具体意志，体现对结果的实质性保护。当法治的力量在这一区域存在供给不足时，私人自救力量将会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治。私力解纷使"当事人亲身投入战斗，以个人或者自然延伸之力量与困难作斗争，最后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化解纠纷，控制局势，保护权利，实现自我的正义，而无需被迫依赖第三方。"村庄通过这起纠纷的解决，一方面村民的私力救济方式对福华而言是难以磨灭的身体记忆和心灵创伤，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迫使其十年未敢踏足村庄一步，村庄也得以维持了十多年的安定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了村民的自治能力，村民开始懂得，只有发挥自己私力救济的力量才能更好地维护村庄的生活秩序，这种自治意识对日后村庄事务治理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私力救济的自治对法治公力救济的替代，是国家法之外民间法与之共存法律多元的表现。
四、国家法与民间法共存的法律多元
多元化视角概念首先是由法人类学提出的，它指"两种或更多种的法律制度在同一社会中共存的一种状况。"这一观点认为"无论国家与社会还是正式法与民间秩序，所有这些都不是具有明晰边界并且能够严格区分的内部同质的实体，他们之间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和紧张。"
在以成文法为主流的现代法制社会，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覆盖面已经非常广泛，即便是偏远的农村也要毫无例外地要受国家法的调控和规范。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讲，似乎民间法应被成文法所取代。然而，时至今日，国家法还不能也基本不可能作到"一手遮天"，民间习惯法还在农村大量存在，它还有一定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民间的社会规范在纠纷的解决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实际的经验生活层面分析，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文化的等因素制约，不论我们今日的社会多么"现代化"，中国更多的乡土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缘地带。此外，国家法对乡土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与难度，国家法自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供给不足。因此，民间法还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法的替代而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村就更是如此。在这些地区，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总会难免有摩擦纠纷，比如邻里土地纠纷、婆媳关系不合产生虐待、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等。而国家的力量本身就很难通过制定详细的法律规定去完全厘清其中关系，调解纠纷，更何况国家的司法力量在这些地区分布薄弱，无力满足人们纠纷解决的需求，民间的社会规范顺势作为有益的力量补充，并牢牢的占据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和规范位置。在本案中，这样一起纠纷案，本来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福华的行为是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理应受到治安拘留或罚款处罚，严格点还是放火罪的未遂犯，国家应主动的依法追究。但是，对他这种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司法力量的不足，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严格依法处理，只能默认民间的私力自行解决。这样说来，在中国转型期"二元结构"的实际条件下，我们对国家法的理想期待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农村问题，事实上也完全没有"法网恢恢"的必要。民间法的存在，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人员的法律需求，有其合理的价值和生存的时间、空间基础，在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允许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发挥作用是应当的。特别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国家法的运作空间和存在价值是很有限的，相反，民间法的威力却大得多，对纠纷的解决能更加有效率和符合实质的正义。也许如R・赛登所说："这些规则尽管从来没有被设计过，但保留它对每个人都有利"。从好的方面讲，习惯、民俗作为乡土社会自发秩序的规则系统，这套传统或地方性知识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是人们以往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演进的产物。"我们几乎不能被认为是选择了它们，毋宁说，是这些约束选择了我们，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如此说来，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的、应当的。
其次，国家法与民间法一同起到纠纷顺利解决的重要作用。现代法治是以制定法为中心的，但国家法并不是全能的普适的、唯一的规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民间法也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组成部分。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不能不考虑这些非正式的制度，甚至，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的正式法有可能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国家法一方面是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社会产生的内在亲和力的基础上，否则就无法形成和发展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村民在此案中，最初的想法和做法也是希望把这纠纷交由国家司法力量来处理，顺应国家司法解纷体制的要求，寻求国家司法的救济，但既然国家司法解纷的力量不能够过分依赖，纠纷的发展逻辑总是要求尽快予以平息，村民通过自发组织起来商议用暴力的手段来惩罚危害社区秩序的行为，民间的纠纷处理规范一般认同在最后关头可以以暴易暴的手段对付潜在的威胁，这种方式能更有威慑力去震慑危害村庄秩序的行为，从而达到一劳永逸解决纠纷的目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共同发挥纠纷解决的功用，才能缔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最后，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迎合了社会的纠纷解决需求。民间社会的法律需求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需要。国家法因为具有国家强制执行的效力和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拥有更权威的力量，人们一般在重大的纠纷解决上会选择以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来解决纠纷。但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特点和国家法的内在缺陷，法律制度离人们的现实需要还相差甚远，有时又供非所求，人们对待法律的规避态度就不可避免，生活在这一社区的人们对发生在日常的纠纷往往选择更加能为他们所熟知和有效的解纷规范来处理。"私力救济"所凭依的民间社会规范，是成长于民众之中的，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坚固的信仰。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规则更加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遇有纠纷时，人们固有的心理认知模式自然就会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选择对己最有利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福华纠纷案里，村民都认为既然派出所作为正式的解纷处理机构都不愿意处理此案，放弃对纠纷的处理，那村民私自解决也就具有了法理上的正当性。本案中，村民以他们的认知模式认为，凡是国家不插手的，采用公认的处理方式来解决纠纷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且私自解决比国家法律处理更有效率和效果，更能满足日常各种各样纠纷的处理需要。
五、结语
在现代化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国家意欲在全社会建立一套现代的司法解纷机制，但由于国家法在乡土社会存在的内在缺陷和供给不足，并没有很好的满足这一地区人们的纠纷解决需要。制度的真空给民间社会规范的私力救济留下了运作的空间，民间法的私力救济是对国家法存在不足的有效补充和替代，在乡土社会中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间的私力解纷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天理、国法、人情并举的民间法适用体系在社会发生纠纷时并不是只是国家法在起作用，我们不能仅强调法的统一性、规则主义。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在于它能解决问题。所以，民间法因与国家法应一道构成法律多元的格局，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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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9
关键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现今的历史时期，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可分为结构性矛盾（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与非结构性矛盾（一般性矛盾）；从风险预测上，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矛盾纠纷成因复杂，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形成了利益群体，就很容易发生。例如，从1993-1999年，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时而平缓，时而激化，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发展却较快，事前毫无征兆，往往是一触即发，酿成群众突出的问题或，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公正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2006年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那么“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人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在政治生活中，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行使政治权利，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法律制度不完善，司法腐败现象存在。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体系不够健全，规定不够完善，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政府陷入“维稳”悖论。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维稳目的难以实现。（1）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诉讼制度局限凸显，功效低下，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诉讼是最后选择，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2）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资源严重闲置，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听从政府调解，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而其他化解形式，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可操作性程度较低，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所以，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减少社会贫富分化，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鼓励公平竞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注重社会舆论引导，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完善法律制度，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同时防止司法腐败，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法制上惩治腐败，防止腐败，根治腐败，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扩大人民民主，确保人民的监督权，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改变政绩考核模式，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2004）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提升政府公信力，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转变工作作风，变上访为下访，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以个案为平台，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积极探索工作新方法，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aDR）。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英文alter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意译，缩写为aDR，起源于美国，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或者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苏力（1996）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其存在有着必然性，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旧体制的转换，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各种矛盾纠纷接踵，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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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时效期篇10
关键词：完善；劳动仲裁；思考
我国在针对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的纠纷和争议，制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解决劳动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劳动仲裁制度在实施阶段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对解决劳动纠纷有局限性，对于很多的劳动纠纷的解决缺少法律依据。劳动仲裁制度是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加快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建设，健全劳动争议仲裁的监督机制，有效解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完善国家经济建设。
1、劳动仲裁制度
劳动仲裁制度就是指，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产生纠纷时，由当事人一方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之后，通过合法合理手段针对劳动争议双方进行裁决和处理。通过劳动仲裁制度能够有效的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是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法。劳动仲裁制度是解决劳动争议的基本程序，是世界各国针对解决劳动纠纷的基本法律制度，加快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建设，有效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加快国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2、存在缺陷
2.1滞后性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日益深入，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各行各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大量新型产业逐渐兴起；市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人数与日俱增，用人单位和劳动之间存在关系复杂，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产生的纠纷存在不可预见性，劳动仲裁制度滞后不可避免。劳动仲裁制度的滞后性，导致劳动仲裁部门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方式粗放、程序混乱，多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不能有效的解决劳动纠纷，加深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矛盾，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2局限性
劳动仲裁制度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产生矛盾时，必须依法通过相关的劳动仲裁部门先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之后才能进行法律诉讼，强制仲裁机制不利于当事人有效的解决劳动纠纷，限制了当事人法律诉讼维权的权利。强制进行劳动仲裁机制不利于及时解决劳动纠纷，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增高了纠纷解决的成本，降低了劳动仲裁机制的实施效力。
2.3缺乏权威性
劳动仲裁委员会不具备实际的行政权力，是劳动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劳动仲裁针对劳动纠纷的解决缺少法律依据，针对劳动争议案件不具备解决条件，在劳动仲裁程序后法律诉讼程序一直担任解决劳动纠纷的主要角色。造成了劳动仲裁部门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方式粗放、程序混乱；造成劳动仲裁部门成员在解决劳动纠纷时，缺乏职业责任心，敷衍了事，不能保证劳动纠纷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影响了劳动仲裁制度的权威性。
2.4缺乏监督机制
国家对于劳动仲裁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缺少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造成劳动仲裁机构长期处于无人监管，无制度约束状态，使得劳动纠纷产生时，劳动仲裁机构无法公平、公正的进行劳动纠纷仲裁，不能保障受侵害人利益，不利于解决劳动纠纷，不利于化解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
3、完善劳动仲裁机制
3.1完善制度建设
劳动仲裁制度要与时俱进，跟得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脚步，社会、企业多样化发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纠纷多样化、复杂化，及时更新劳动仲裁制度，改善劳动仲裁办法，加快劳动仲裁制度的改革，有效的解决劳动纠纷，改善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3.2加强“三方机制”建设
加强劳动仲裁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劳动仲裁机制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特点，劳动仲裁过程中劳动仲裁机构不具备行政管理的权利，强调政府机构的协调作用，保证三方平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方机制”。增强劳动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将劳动仲裁机构脱离于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独立的办事机构，加强劳动仲裁机构专业人员编制系统，进行独立的人员编制。加强劳动仲裁机构解决劳动纠纷过程中“三方机制”的工作理念
3.3取消强制性
劳动仲裁制度的强制性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增加了行政工作量，提高了劳动纠纷成本，降低了劳动纠纷的解决效率。传统的劳动仲裁机制需要改革，当劳动纠纷产生时，劳动仲裁部门应充分保证劳动仲裁的平等、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原则，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当事人有权利选择自由协商、劳动仲裁和法律诉讼的多种解决途径，劳动仲裁不影响受侵害人的诉讼请求。充分提高劳动仲裁机构工作效率，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
3.4健全监管机制建设
加强国家和有关部门针对劳动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力和义务，有效的加强对劳动仲裁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才能充分的保障劳动仲裁机构在解决劳动纠纷时的平等、公平和公正原则。加强劳动仲裁机构内部监管机制，将劳动仲裁机构进行社会化管理，提高办公透明度，健全劳动仲裁机构的内部考核制度，提高劳动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办公效率和办案能力。国家和部门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通过司法机构严格监督和管理劳动仲裁机构，保障劳动仲裁机构的公平、公正和法律权威性。劳动仲裁机构还应进行社会化监督、管理，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职能，以及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健全劳动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机制建设，充分保障受侵害人权益，保障劳动仲裁机构的公平、公正，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
4、结语
综上所述，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建设，保证劳动仲裁制度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劳动仲裁制度的法律权威性，以及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改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家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任卓冉劳动争议仲裁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兼评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J]湖南社会科学，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