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思想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化的重要环节和方面。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纷纷从文化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关问题，深刻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选择。
一、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思想的研究特点
（一）从文化的个性维度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学者大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切入研究。澳大利亚尼克奈特指出：“像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宏大而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本身就可能潜伏着解释的多样性。”[1]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强调，国外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仍然很不够，比如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易经》是被当做东方宗教来学习的。
（二）从文化融合的视角透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韩素音认为：“辩证唯物论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的这一过程，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2]美国施拉姆指出，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德国皮特·奥皮茨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过程，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三）多学科研究并举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国外研究者广泛借鉴、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该问题。麦克法考尔、奇克、高德曼和史华慈等，就借鉴了文化学、文化哲学等研究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则从邓小平生活的时代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对青少年时期邓小平的影响。[5]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异常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门社会伦理学，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个人品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6]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还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的《矛盾论》文本进行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解读。
二、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参考贾斯帕·夫斯米斯、费正清、施拉姆、乔纳森·昂歌等各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内容，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思想的内涵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皮特·奥皮茨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索，他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施拉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源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做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7]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广泛融会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造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美国戴维·w·张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所存在的“三种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国外民主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其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国外的价值观，马克思或非马克思的则只是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8]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施拉姆比较了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两者产生的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没有改变：即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美国罗伯特·库恩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的理解和分析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需要的角度进行的。[9]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文化思想的探索、阐释和论证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客观存在，不断地融入发展变化的中国实际之中，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文化渊源的研究
正如美国加州大学魏斐德所说：“思想必须在思想的来龙去脉中才能被确定。”“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然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国外学者众说纷纭。
（一）国外学者研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施拉姆在对思想形成的探索中，认为早年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日本竹内浩、法国R·加罗弟、美国窦宗一、英国杰克·格雷也认为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依据为：第一，由于中国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和哲学始终自成一派，的思想在语言结构上正是承袭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传统；第二，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无本体论的观念，也不讨论本体论，因此他的哲学是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发展；第三，与中国传统强调文化的政治化一致，始终把文化和哲学视作政治的主要部分和重要载体，强调文化和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
（二）国外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美国费正清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民族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邓小平在农村中所采取的“合同制”（责任制）完全符合孔夫子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10]俄罗斯杰柳辛则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以及富国富民的政策完全符合关于统治者的作用的中国传统观念。如“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戴维·w·张则认为有必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信仰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他认为，邓小平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300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11]国外学者从中国历史传统的角度看待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然而，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忽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而只强调它的传统文化因素，就会使邓小平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2]因此，在研究进程中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四、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及启示
国外学者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很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可以通过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评判等视角来了解和把握。如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卫·w·尤因提出的有关中国已经倒向资本主义的结论依赖于他们得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违反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结论，“就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基层工人社团的需要和能力为中心的体系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转型中的每一步都使得其体系与任何朝向社会主义的有意义的进步相背离”。[13]国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看法总体上应该批判，但也有借鉴之处：一是强调教育不仅应传递社会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要呈现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传递尊重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的民主价值观，使公民能够具备跨文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强调培养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不鼓励将多元价值观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强调国家对公民教育的责任，提倡社群主义的公民教育观；三是强调国家利益优先理念，提倡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注重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能力的培养。[14]党的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从战略高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吸收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核心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的社会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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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全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述略[J].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4）
[4]参见麦克法考尔.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m].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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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海翔.国外关于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述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2）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2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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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概况；研究视域；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198-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号角。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是全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理论界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相关研究。加强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概况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大出版社纷纷举办各类研讨会，共同搭建传统文化研究平台。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众多中华经典古籍经过整理和编译逐渐面世。1995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三辑共30册，1999年出版的《中华传世名著精华丛书》（山西古籍出版社）共25册，2011年出版的《青少年国学修养必读丛书：中华圣贤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包括仁、义、礼、智、信共5册等。
理论界中百家争鸣，一大批经典学术著作和高水平科研论文相继出版。学者们从各方面出发，对“中国文化全局、中国传统哲学、西方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文化价值”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优秀经典著作。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进行研究的科研论文相继出版。笔者对1979年至2013年之间发表的科研论文进行收集与整理，发现对该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自1979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中研究走向了高潮，以“主题”搜索项为例（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近3000篇，是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间发表总数的近24倍，而自2010年至今过去的近3年间已发表5000余篇，达到了过去十年（2000年至2009年）研究成果的近2倍。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视域
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视域进行梳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探讨与思考
1.对“传统文化”范畴的相关探讨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庞朴站在时空对“传统文化”进行界定，顾冠华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1]。
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学术界存有几种不同视角的阐释。何劭h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内涵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本”，并从“文化资本再生产”和“文化资本转换”的角度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肖瑜用模因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演绎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2]；余清臣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本身也是对特定生态进行适应的结果，它的核心特质都能在其与特定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得到深入理解[3]。
2.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理性思考
（1）传承的具体方式
众多学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炼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批判继承：张岱年认为“传统文化之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陈腐传统，对于其中的陈腐传统需加以批判，对于优秀传统则要加以弘扬发展”[4]。2）抽象继承：冯友兰（1957）首先提出对中国哲学史中某些具有抽象和具体两层含义的哲学命题，只需要继承其抽象意义即可。3）现代解释：汤一介提出对儒学的传承就是对儒学现有内容的现代解释，从而“使其有可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4）宏观继承：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成中英，他认为儒家伦理中宏观伦理拥有较高的创造性和进步性，应当继承；微观伦理仅是封建集团的具体道德习俗，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应当摒弃。
（2）传承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关系
科学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1）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5]，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持，两者之间体现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化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2）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当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再现，也构建着“未来的传统文化”，两者仅是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将两者对立即割裂了文化传承的历史联系；3）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定地蕴有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全世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交流对话、碰撞摩擦中相互吸收各自需要的养分，实现共赢。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认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绝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6]。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文化资源
1.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荣启、唐骅等学者提出：积极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步骤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采取多种形式，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进行生产性保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蔚然成风[7]。
2.巨大的精神文化宝库
张岱年把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划分为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舒金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分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传统和注重现实、讲求实效的求实精神；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自强不息、胸怀博大的民族精神；尚中贵和的思想；重视人的价值和理想人格的培养；贵民、重民的思想；道德文明和礼貌待人的传统”七个方面。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境遇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外来文化不断利用各种传播途径进行文化渗透，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思潮乘虚而入。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乏力
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容中逵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发表了系列科研论文，站在大教育视野下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问题，指出“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主要由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教育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影响没有提供足够的传统文化原料和养分所致；更上位的成因，便是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忽视”。
（四）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可依途径
1.明确文化传承的产业化方向
洪瑶提出，我国传统文化只有采取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才能加大传播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力度，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冲破外来文化包围圈，重振文化大国雄风[8]。
2.重视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突出作用
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应当“精心编制系统的传统文化读本，开设传统文化系列课程，在学生中组织民俗文化的各种社团，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大学教育阶段适当增加传统教育文化的权重，让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一个相对合理的地位”[9]。
3.更新文化传承的现代传播途径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与传播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广泛关注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传播，要及时占领网络、虚拟社区等现代媒介阵地。多元化地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进行传播。
4.配套文化传承的相关政策与法规
还有部分学者提出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政府引导与支持，规范传统文化产业市场；同时注重立法保护，不断完善现有法制体系，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事业上升到法治高度。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展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号角，正是基于目前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欠缺，不难预见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研究趋势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广大理论研究工作者将在全面认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构建立足于现代实践、顺应时代潮流、融会贯通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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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4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热点；冷门；趋势
中图分类号：G8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3-0141-04
theSpotlightissuesandtrendsofResearchonthenationality'straditionalSports
JiShangbing
（physicaleducationCollege，LuoyangnormalUniversity，Luoyang471022，HenanChina）
abstract:Bysomeresearchmethods，suchaskeywordsearch，mathematicalstatisticsandlogicalanalysis，theessayhasmadeananalysisonthefocus，darkhorseandtrendoftheresearchofnationality’straditionalsports.itfindsthatthenationality’ssports，taijiquan，traditionalmartialartsarethreespotlightissuesinthefieldofnationality’ssportsstudies.intheethnictraditionalsportsclassificationstudy，thehottopicismainlyconcentratedonnationalitytraditionalsports，Sanda，martialartsteaching，martialartssetpatterns，minoritysports，Qigongandnationalsportsculture;inmartialartspatterns’classificationstudy，thetopicistheteaching，trainingandcompetitionsofmartialartssetpatterns;inQuanshuclassificationstudy，thehottopicmainlyliesintaijiquan，Xingyiquan，Baguazhang，Shaolinquan，Changquan，andsoon;thetraditionalhealthofsportswillgraduallybecomeatopicofconcern;theexcavationandprotectionofcivilmartialartsandexcellenttypesofQuanmaybeneglectedinthestudyofnationalitytraditionalsports.
Keywords:nationalitytraditionalsports;focus;unexpected;trend
近年来，电子文献检索法逐渐成为科研工作的有力工具，本文运用关键词检索法对2002-2008年间的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进行检索与分析。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选择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作为信息源，并通过检索民族传统体育类文章关键词来了解其出现的频率，然后根据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点、冷门与趋势，以求探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科研工作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在2002-2008年间，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
1.2研究方法
1.2.1关键词检索法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与研究的需要，预先设计出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31个，“北京奥运”和“奥林匹克运动”类论文关键词2个（用于比较），利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信息，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出2002-2008年间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25771个次，根据检索结果分类统计和排序，并依据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一般情况下，频率出现的越高与其有关的主题就越可能是研究的热点）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热点、冷门与趋势。
1.2.2数理统计与处理所有数据均用计算机软件microsoftofficeexcel进行统计处理。
1.2.3逻辑分析法根据文献资料、标引关键词的年份和频率及其数据处理结果，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热点、冷门及趋势进行逻辑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从表1中发现，有关民族体育类论文的研究数量遥遥领先，7年间总计达4076篇，其次是散打、武术教学、武术套路、少数
民族体育、气功和民族体育文化，它们均在1000篇以上；民间体育、武术理论和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文章相对较少，都在100～400篇之间，而武术器械方面的研究最少，总计19篇。另外，从表1中还发现，2002-2007年间，序列1至11的关键词，其出现频率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到了2008年，除了“气功”关键词仍呈上升趋势外，其它均出现陡然下降现象（表1）。
通过对表1中关键词总量的综合分析，近7年间，以民族体育、散打、武术教学、武术套路、少数民族体育、气功和民族体育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共占民族传统体育类文章总量的93.9%。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关民族体育方面的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热点中的热点，它同散打、武术教学、武术套路、少数民族体育、气功和民族体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56个民族的国度里，民族体育的特色是丰富多彩的，它做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丰厚的历史积淀，它的大众性、区域性、民俗性、娱乐性及文体交融性是其显著的特点，同时它还具有健身、娱乐、竞技、教育、经济等功能，因此，民族体育在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这句富有哲理性的名言肯定了民族文化的大众性、时效性、流通性及其生命力，而对于民族体育而言，同样具有这样的魅力，所以，民族体育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研究的热点是不言而喻的。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和安全防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散打这一技击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众多体育院校和民间都争相开展了这一体育项目，《武林风》栏目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散打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是必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跆拳道在我国开展得也很普及，它以其健身、竞技和以礼仪、廉耻、忍耐、克己与百折不屈的跆拳道精神［2］令中国青少年热衷于该项运动，大有超越我国民族传统的散打运动之势，尽管该运动源于我国，但是，我国的散打运动在培养练习者的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等优良品质和礼仪等方面做得不如跆拳道，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其发展的生命力，因此，该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研究者认真思考。
在武术教学研究方面，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中小学、高中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武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就武术教学方法而言，特别是在电子化教学时代，如何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好现代教学手段来有效提高武术教学质量和效率是教育研究者的重要内容，因此，随着武术教育理念的更新与现代教学手段的改善，武术教学方面的内容仍然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另外，武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花园中是一束绚丽的奇葩，其中，武术套路的教学、训练、表演、竞技及其“商业化的发展”［3］等方面的研究甚是突出，它和少数民族体育、气功、民族体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长期研究的热点。
通过表1我们还可以看到，序号8至11的关键词出现频率相对较小，这说明民间体育、武术理论、传统体育养生、武术器械等方面的研究热度相对较低。民间体育是指存在于一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尚没有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开展的体育［4］，民间体育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其受关注程度也相对较低，因此与其有关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然而，民间体育内容十分广泛，并在日常生活中为大众的健身、娱乐及休闲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对民间体育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武术理论与武术器械方面的研究热度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者的研究范围相对较窄。而作为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研究，尽管该关键词排列在表1的第10位，但它作为传统体育养生的主题，可以预见，随着健身气功的大力推广和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健身气功大赛的举办，其影响力将大大提升，因此，在健康理念逐渐增强的今天，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素材将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2008年是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年，正是这种重大的世界性运动会的举办，掀起了关于奥林匹克研究的热潮，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年，以“北京奥运”和“奥林匹克运动”为主题的研究骤然升温，与200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5126和906篇，净增百分比分别高达250.9%、214.2%，正是由于“北京奥运”这种特殊原因，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类研究（除气功研究）普遍下降的结果。但我们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还会以其特有的生命力继续呈上升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气功方面的研究在2008年没有出现下降情况，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气功研究者没有受到北京奥运的影响，另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通过健身气功来追求旺盛生命状态的愿望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2.2传统、竞技、学校及民间武术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表2数据显示：2002-2008年间，表2中各关键词总量均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关传统武术方面的论文总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达2842篇，仅次于太极拳类和民族体育类论文数量，其次是竞技武术、学校武术和民间武术类论文数量（表2）。
表2内各数据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学校武术与民间武术类的研究，一是没有受2008年北京奥运重大赛事的影响，二是该领域内的研究处于持续升温态势。
传统武术方面的论文关键词总量之所以处于领先地位，占据着武术类论文关键词总量的60.2%，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传统武术是武术文化的根文化，也是现代竞技武术的源泉，没有博大而丰富的传统武术做根基，现代武术不可能有发展的素材和动力，如果现代武术脱离传统武术的根本，那么，现代武术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传统武术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价值，它是历代宗师代代传承而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其价值正如邱丕相［5］教授所述“原汁原味的传统武术不仅具有历史‘沧桑’的价值感，更在于后人可以去探索它、研究它、发展它”。
关于竞技武术类的研究虽然没有传统武术类的研究火热，但在近几年超过了学校武术与民间武术类的研究。这一现象说明了竞技武术在当前走势良好，已逐步走向成熟，武术从民间的最低层走到学校，成为一项体育项目，从中国东方式的文化形态走向中西文化的结合，成为一项竞技体育，这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发展。
相比之下，学校武术类的研究尽管没有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类研究一样的强势，但有关学校武术类的研究同样重要，因为学校武术不仅是学生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的重要方法，也是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学校武术也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热点而持续下去。
至于民间武术，虽然表2中所显示的论文关键词检出量没有前三项多，但民间武术仍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民间武术是武术研究的源泉之一，学校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原始素材皆来源民间武术，因此，民间武术类的研究大有文章可做，个别研究会对丰富和弘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可能会成为该领域内研究的冷门话题，例如，对民间将要失传的武术拳种研究、促进民间武术文化交流研究、民间武术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挖掘与整理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等。
2.3武术套路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表3数据显示：有关武术套路教学、武术套路训练、武术套路竞赛方面的文章检出率相对多于武术套路创编与武术套路裁判方面的文章；2002至2008年间，除了武术套路训练和武术套路裁判类关键词处于微量不定态势外，武术套路教学和武术套路竞赛类关键词总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表3）。
根据表3数据的横向比较：武术套路教学、训练与竞赛方面的研究数量差距不大，分别占武术套路类文章总量的37.8%、31.1%、26.7%，说明该方面的研究力度相近；武术套路教学、训练与竞赛方面的研究总量共占武术套路类文章总量的95.6%，说明武术套路教学、训练及竞赛是武术套路类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在中小学、大学乃至民间、部队等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内，有关武术传承的方式都离不开套路的形式，以套路形式进行教学、训练和竞技以及表演是武术传承、发扬与利用的有效途径，另外，随着武学研究的深入，武术套路的价值趋向于多元化，除了原有的技击、健身、竞技、娱乐等价值外，其教育、美学及其商业化的发展等方面的价值也逐步受到重视。
对于武术套路的创编而言，其研究总量较少的主要原因是武术套路的创编存在一定的难度，包括动作质量高低的把握；动作路线与内容的设计；不同拳种的风格、特点以及表演性、欣赏性等因素都要考虑，同时，现代武术套路的创编主要目的是为了竞技比赛，而每年的武术赛事中所比赛的又基本上是规定套路与传统套路，自选套路则相对较少且创意不多，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武术套路的创编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创新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创新，只能原地踏步，其相应的文化也只能守旧如初，因此，从事武术套路创编的研究将对竞技武术及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武术套路创编虽不能称为武术套路类研究的热点，但它将成为武术界有志之士的研究方向之一。而对于武术套路裁判而言，其研究数量少的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变动性太低，因此，该方面的研究也自然为少。
2.4拳术类论文关键词检索结果与分析表4所反映出的信息主要表现在：有关太极拳方面的研究在拳术类文章中占有绝对优势，在整个31个民族传统体育类论文关键词中，以太极拳为关键词的论文检出率最高，达4743篇；在100至400篇之间的有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少林拳、长拳，共计1156篇；南拳、螳螂拳、通背拳、劈挂拳、戳脚共计265篇；2007与2008年相比，除了少林拳、螳螂拳、通背拳，拳术类论文关键词总量微有升高和截脚处于微量不变的态势外，其余关键词总量呈微量下降现象（表4）。
在6164篇拳术研究领域里，有关以太极拳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占拳术类论文总量的76.9%，有相当高的比例。太极拳运动以其健身性、欣赏性、大众性的优势赢得了世人的青睐，国内各大高校几乎都把太极拳作为体育必修课程，且在大众体育中，太极拳的开展也十分广泛，有很坚实的群众基础。1978年1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应日本友人邀请题词“太极拳好”，自此以来，太极拳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太极拳运动已成为当今国内大众体育场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之一，同时，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十分强烈，据有关资料显示，太极拳运动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目前，还有学者极力呼吁将这一运动引入孔子学院，使国外朋友通过这一载体了解东方文化，这种高屋建瓴的举措既可以扩大其发展空间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还可以提升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竞争力。由此可见，太极拳运动以其本身的魅力拥有了自身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生存力。我们充分相信，在重视提高“体育文化力”［6］和世界普遍关注健康话题的今天，有关太极拳方面的研究将成为人们长久的研究热点，还可以预见，广大科研人员也会将如何提高与增强太极拳的文化力作为研究趋势之一。
与有关太极拳为主题的研究相比，以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少林拳、长拳等为主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这说明该类拳术的影响力与太极拳相比要小得多，其研究的总量也自然相对少得多，而对于南拳、螳螂拳、通背拳、劈挂拳、戳脚等方面的研究则更少，该现象说明，一些传统拳术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其传播力度小、群众基础薄弱；二是其文化影响力小、发展速度慢；三是受现代竞技武术发展趋势的制约；四是受传统拳术自身特点的制约，如，传统拳术的套路内容较为简朴，且多有重复，基础动作单调枯燥，且短期内难见实效，不如练散打或拳击、跆拳道来得快速实用；五是传承方式较为闭塞。以上原因构成了部分传统拳术研究总量不多的重要原因。
运用同样的检索方法，对四季拳、梅花拳、汤瓶拳、弹腿、凤阳拳、绵拳等拳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有的检出率极低，有的为零。这种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传统拳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其流失现象相当严重，像四季拳［7］、梅花拳［8］等许多拳种都濒临着失传的危机。诚然，由于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变迁，一些优秀的传统拳种正面临着流失的命运，这是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这种民族文化流失的境况不能不让人扼腕痛惜，不能不引起武术界乃至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高度重视。因此，目前那些虽不盛行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武术拳种将是人们研究的冷门话题，这也是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与价值所在。为使濒临流失的传统拳术发扬光大，理论应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还要探索传承之道，理论研究应充分宣扬传统拳术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魅力，彰显其文化蕴含与教化功能；实践研究应注重科学性、系统性，例如，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进行记录与保存；成立协会、组织；举办比赛，扩大影响等举措。
3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是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体育、太极拳、传统武术类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三大话题，同时该研究领域中也存在一定的冷门素材，尽管2008年民族传统体育类部分研究出现陡然下降现象，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还将保持上升的研究大趋势。为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民族体育文化之林中崛起，为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力，应看清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全面而科学地对其进行广泛细致的研究，让热点研究持续，让冷门研究充满价值，让整个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朝着良性趋势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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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5
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研究概说
传统知识涉及面广，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简称《公约》或CBD）、世界知识产权（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均对其有不同侧重的定义及关注点［10］。但基本上定义为土著和地方社区拥有的、体现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革新和实践。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方社区仍然存在大量传统知识，因此，目前传统知识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与少数民族及其地方社区联系在一起，可理解为以下5个范畴：（1）传统利用遗传资源的知识；（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3）传统技术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关于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气象学家最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稍后，社会科学界开始介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学家的介入是较为晚近的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著作是toRRY于1983年所著，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论文被共同汇集在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气候变化》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后，气候变化引起了更多人类学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对土著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人的传统生活生计影响的深入，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逐渐被各界科学家重视，特别是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知识的影响及变化，主要意义在于：（1）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认知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体系，对促进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2）维持和增强传统知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提供支持，对少数民族和地方社区传统生活生计的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利于相关传统知识的记录和保护，可以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气候灾害打下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生活的风险，提高生计的安全性，同时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投资力度；（4）促进各利益群体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理解和重视，探索通过与科学知识相结合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创新和实践。
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应对及适应性研究
1.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刚刚兴起，其中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等交叉性学科的相关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针对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国内一些学者分别对气候变化与藏族、基诺族、土家族、壮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不同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利用及传统生活生计方式等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其中气候变化对藏族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创新性，该研究以云南迪庆为案例研究点，通过具体的田野案例调查和研究，阐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气象灾害对藏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挑战以及对其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同时给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研究创新点在于对藏族传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传统社区为主导分析气候变化给藏族传统知识带来的影响，具体涉及传统农业、传统畜牧业和传统生活生计几个方面。相比于国内，国外就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已走在前面。传统土著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土著民族地区已经开始经历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甚至潜在的气候变化对土著人类健康也造成一定风险。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书中阐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著人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及传统文化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事实，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适应指导原则。哥伦比亚大学Benjaminorlove教授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将传统生计、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及文化有效结合，不仅可以应用在研究领域，更广泛的可用在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亚气候变化与原住民的适应：原住民与气候变化”研究中指出，土著民族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显著的有农业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虑使用土著民的传统知识来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传统知识及实践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应对及适应
除上述提到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影响外，其余关于气候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著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及适应、应对等方面，不同的土著与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不同，因此他们用来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方式，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国内尹仑等就藏族传统知识的适应和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实践活动。在“藏族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阐述了藏民对气候的认识，明确气候变化存在着以本土认知为基础的衡量指标，并基于传统知识传承和发展来分析当地传统知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活动，呈现出地方性传统知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与气候变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分别生活在极地、山地、沙漠、热带雨林、岛屿、温带地区的原住民族如何观察、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传统知识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著民族传统知识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策略，指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在当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当地农民就运用传统知识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关于运用传统知识来应对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灾这样的短期极端气候灾害。可见，土著与地方社区或者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观察者，而且对其有特定的诠释，并积极运用相关传统知识来应对，缓解气候变化对其自身造成的影响。
除了以上学术理论研究，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组织、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分别开展了相关实践活动。2008—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太政府间合作研究网络支持中国学者，开展了“云南滇西北半农半牧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和“云南东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与传统生计”行动项目研究，提高少数民族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及增强其适应，同时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认识和重视。2011—2012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国也开展了相应的实践研究，分别在内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实用方法，并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
国际公约及报告中对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
近几年，相关公约及报告开始涉及并提出气候变化与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内容。
1.《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内容
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问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热点，《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要求各缔约国尊重和维持土著与地方社区拥有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促进其应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ofparties?7，简称Cop?7）将传统知识问题列为大会重要议题，并授权“第8（j）条及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或称“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制定传统知识保护特殊制度等开展谈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召开的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审议的议题包括：“探讨制定技术准则用于记录和整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关切气候变化对传统知识的威胁；继续制定“传统知识行动计划”。2006年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召开的《公约》第8次缔约方大会（Cop?8）、2008年在德国波恩的召开的《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Cop?11）所形成的决议，均涉及土著与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Cop?8形成的专门针对第8（j）条款的Viii／5B号决议指出，需要创新、实践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土著民族的影响，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胁。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编写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进程中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应对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号决议也指出，鼓励当事人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处理研究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时，要考虑到涉及的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区（iL?Cs）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生态系统安全、人体健康和传统知识等问题［29］。Cop?9形成的会议报告和会议决定（iX／13，iX／16号决定），均指出土著和地方社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活动，包括对传统知识造成的威胁。会议还建立了一个针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特设技术专家组（aHteG），成员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号决定中，强调对土著和地方社区（iLCs）传统知识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和土著民族传统知识之间的关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决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问题。指出需要重视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与气候变化工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将土著和地方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及经验纳入研究。
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内容
1998年以来，土著及少数民族代表一直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缔约方会议，其中也包括涉及土著民族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及适应。最近几年中，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国际论坛都将传统知识列为重点议题而开展政府间谈判［24］，同时，国际生物多样性土著论坛（in?ternationalindigenousForumonBiodiversity，iiF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UnDp）、瑞典生物多样性中心（Centrumf?rbiologiskm?ngfald，CBm）、联合国大学（UnitednationsUniversity，UnU）等机构组织均开始将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作为议题，研究气候变化对土著及地方社区传统知识及传统生计的影响，并指出公众需要认识并理解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些群体的特殊脆弱性、关注点及适应能力。同时，联合国大学（UnU）在其出版物中汇集了全球各地400多个关于气候变化与土著及地方社区的案例研究，阐述了气候变化对这些群体的影响，以及适应及减缓策略。在2010年9月，我国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也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
结语和展望
大量国际公约、报告、政策及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土著及地方社区传统知识的影响以及利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跨学科研究已逐渐受到重视，但是整体研究基础还很薄弱，尤其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都处于起步阶段。然而，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极为丰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条件和人文因素，这些传统知识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及地方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和应对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由于该研究属于跨学科综合研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其研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可能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但其核心均是研究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随着科技的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的变化，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气候变化与传统知识的研究也将会在不同方面发展，包括人类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及生物科学等一系列学科，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6
关键词：传统法律思想国学法哲学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6-0117-07
一、人物与问题：法律思想史研究的体例变迁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宏富而深邃，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构建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法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与道德礼仪相辅为用，在历史发展中一直受到特别的重视。①虽然近代以来的法律变革导致了中华法系的消亡，但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法律思想却难以从人们的意识中自然消失。在建立近现代法学的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史成为法学基础性学科，百余年来对传统法律思想的教育传播和研究，勾画出一条从人物中心到问题中心的发展路径。
（一）学科的创建及其发展成就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关注，是与西方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同时发生的。尚在之前的1896年，梁启超曾作《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与观念的落后，法学即为此落后现象之一例，他在文中高呼：“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②在他看来，中西法律文明各有所长，可以互为补益。1904年，梁启超又撰成《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与《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文，分别从法理与制度两方面解读中国传统法律，可说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学科设置的首次阐释。梁氏认为，面临“大革新时代”，既需要博采西方法学之长，亦要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西方法学研究为进路，对中国传统法的概念、起源、学派观点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重点论述了儒家、法家、墨家的法律主张，并将之与西方法学观点进行比较，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研究之序幕。
1936年，杨鸿烈出版专著《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是第一部冠以“中国法律思想史”字样的学科通史性著作，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初创具有奠基性意义。杨氏曾入清华大学国学院学习，受业于梁启超等名师。他还兼具世界眼光，将中华法系置于世界法律文明史中加以考察。这部《中国法律思想史》共分为五章，分别是：导言、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欧美法系侵入时代。该书的写作体例是以历史时代为经，学派人物为纬，专题研究为内容，既条理清晰，又言之成理，成为后世研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的必修书目。③这部著作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初步勾勒出学科的主要框架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为法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法律思想史自20世纪诞生之后直至当代，其发展轨迹呈现出马鞍形的轨迹，先后经历了两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中叶，第二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④两个阶段的时代背景有别，指导理论不同，发展特点不同，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是，两个阶段都是在政治与社会发生转型的背景下产生，转型的直接动力来源一方面是面对新的危机情形下自觉的理论反应，另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的继承和省思。
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大繁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显著，从1978年至今的35年间，已经发表相关论文5000多篇，出版专著200余种、教材70余部，工具书10余种。⑤由梁启超、杨鸿烈开启端绪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在之后的百余年中，经历了兴盛、曲折与繁荣，时至今日，已然成为当代法学研究者汲取知识营养、建筑“中国”法制与法学大厦的学术资源。
③该书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其后多次重版。迄今可见的版本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1993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1998年影印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④参见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设置和发展》，载《法律史论集》（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⑤该数据结果是根据中国期刊网、《中国法律年鉴》统计而得出。
⑥据统计，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先秦法家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较其他学派为最多，著作有陈烈《法学的政治哲学》（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版）、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和《韩非子及其政治学》（独立出版社1940年版）、荣肇祖《三晋法家的思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版）、洪嘉仁《韩非子的政治哲学》（重庆中正书局1944年版）；论文有宗韶《先秦法家的道德观》、《先秦法家的人治论》、《先秦法家的势治论》（分别载北平《华北日报》“中国文化专栏”1935年12月15日、22日，1936年3月8日，1936年5月3日）、吴南秋《法家学术源出道家论》（《民治月刊》1938年4月第9期），吴锡泽《法家之国家论》（《新政治》1940年12月第5卷第2期）、韩梅岑《法家之政治哲学》（《学海》1942年第7—10期）、何隼《管子之法治思想》（《新政治》1943年第7卷第2期）、郭沫若《韩非子批判》（《新文化》第1卷第3—9期，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陈行健《论我国法家的法治主义》（《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6期，1946年11月）、张益弘《中国法家思想之特征》（《法律评论》第15卷第10期，1947年11月）、曾思五《韩非法学原理发微》（《法学月刊》第5期，1947年11月）。对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研究未见专著，研究论文有沈玉清《论儒家的法律观》（《东方杂志》1941年第5期）、曹德成《儒家非讼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47年7月）。对先秦道家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亦未见专著，论文则有梅仲协《老子与管子的法律思想》（《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4期，1947年7月）。通论性的著作，有丘汉平《先秦法律思想》（光华书局1931年版）、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年版）、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42年版）、秦尚志《中国法制及法律思想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国立编译馆1946—1947年版）、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河北省第一监狱1947年印刷）；主要论文有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8期）、杜守素《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中苏文化》第17卷第1期，1946年1月）、居正《中国法哲思想之变迁》（《中华法学杂志》第7卷第8期，1947年11月）、杨柳《中国法律思想渊源》（《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1期，1947年6月）。以上统计数据根据曾宪义、范忠信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文献查询得出。（二）从学派人物出发的法律思想史研究体例
对于学派人物法律思想的研究，历来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进入法律思想史研究之门的重要路径，亦成为研究者的首要选择。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先秦学派人物，尤其注重法家、儒家和道家。从研究成果的数量看，先秦法家是研究的重点。⑥如丘汉平所著《先秦法律思想》中只涉及到商鞅、慎到和韩非三个法家人物，而对其他儒、墨、道、兵等诸家避而不谈：“在我看来，这三篇已够代表先秦的法律思想，再完备些，也不外加些儒墨道的法律观及其他说明而已。”⑦
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重新繁荣之后一度成为主流。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学界出版了许多很有分量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以“中国法律思想史”或相近名称命名的教材达数十种之多，这对于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类研究成果着眼于反映历史过程，更多关注的是有关学派、人物法律思想的史料归纳整合。从研究学者所关注的人物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正统法律思想人物，主要是君主皇帝和重要大臣；第二类是政治影响较小而思想影响较大、占据主流思潮的思想家，如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律学家、宋明时期的理学家等；第三类是非主流的思想家，如宋明时期的功利学派思想家陈亮、叶适，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第四类是民间以诗词、小说、戏曲、歌谣等文化载体所蕴涵的法律思想，如明清小说等。概而言之，前两类属于正统法律思想，后两类则属于非正统法律思想。总体而言，对于第一、二类历史人物的研究评析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目前，在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成果中，涉及人物最为全面的是由李光灿、张国华两位先生主持编纂、国内70余位学术前辈精英参与编写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该书可谓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杰作，共编入历史上的法律思想家185人。而在《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一书中共收录自“黄帝”至“倪征燠”等中国法律思想家160人，其中先秦时期29人，秦汉时期21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15人，隋唐时期11人，宋元明清时期27人，清末民国（包括革命根据地）时期57人。⑧
⑦前引⑥丘汉平书，第2页序。
⑧参见饶鑫贤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以学派、人物为中心“数人头”式的研究体例，一度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种研究体例的不足也逐渐显现：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历史上某个具体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时，由于其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较难展开一般法学意义上的思想对话。易言之，这种体例更多的是在“介绍”人物的背景和思想，即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的传授，难以成为问题的“解释”。这样就导致后人在研究法律思想史过程中，对于具体人物法律思想的研究往往成为一种“知识”的表达和陈述，而难以达致对一般法理的升华。
（三）从叙述到阐释：问题研究体例的价值与实践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发展历程中，以问题为中心、注重对于问题的“解释”的研究体例，在学科发展史起步比较早。杨鸿烈所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为本学科的奠基之作，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体例的典范，在该书第四章“儒家独霸时代”中，对传统法律思想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德主刑辅说、兵刑合一说、法律本质论、司法专业化等问题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并对刑法方面的法律平等、法律公布、亲属相容隐、刑讯存废、族诛连坐、复仇、肉刑复兴、以赃定罪、赦罪当否，民法方面的婚姻、别籍异财、亲子关系等问题逐一探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论著中，从问题出发研究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向。在问题的选择上，部门法学或者法理学思维经常是学者们最为常用的方式，如段秋关先生所著《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从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传统的法律观念和主要的法律学说三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论说，分别探讨“天”与法律、“道”与法律、“礼”与法律、“法”与法律、“律”与法律、“令”“典”与法律等六大法律观点，并从传统的法律思想中总结出“礼治”、“天治”、“法治”、“无为而治”、“礼法合治”、“天下之法”、“变法改制”、“革命法制”、“五权宪法”等十大法律学说。武树臣教授则在其所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哲学基础、中国法的起源、神权法思想、宗法“礼治”思想、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行详细阐述，值得指出的是，这部著作对于春秋战国的法律思想用力尤深，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足见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重视。马小红教授与柴荣教授、刘婷婷博士合作编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十讲》中，则以法的起源、神权法与礼治、礼治与法治、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发展、近代启蒙思想、近代礼法之争、近代思想、民法思想、刑法思想、司法思想为主线，概括归纳出中国法律思想史中的十个重要专题进行了研究阐发。⑨对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体例，有学者将其称为“解释性的法史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兴起“解释性的法史学”研究思潮，研究者多以其时的青年学者为主，从而与传统的以中老年研究者为主的“描述性的法史学”共同构成法史研究的新格局。就二者的特征来看，传统的“描述性的法史学”“指向历史的现象世界，是一种客观性考察，它实质上是一种‘发现’，其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新兴的“解释性的法史学”“指向历史的根源世界和意义世界，是一种主体性的‘理解’，它实质上是一种‘创造’，其价值主要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⑩从研究的内容而言，前者多以史料的考证为根本，而后者则侧重于学理的分析和阐释。
以人物为中心或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体例，并无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别。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和阅读对象而采用不同的研究写作体例，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合理选择。如若放宽视界至整个学科发展历史，总体上则呈现出从以人物为中心到以问题为中心过渡的发展趋势。这种体例现象的出现基于以下三种原因：第一，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创设百余年来，对人物的法律思想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后来研究者的可拓空间已经较小；第二，以欧美日为主的西方法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借鉴；第三，国家日益注重法治建设，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与当前法学界特别是部门法的研究方法相契合，从而较易展开学科间的对话与协作。
二、沟通与融合：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四个维度
法律思想史内容包涵广泛，既有法律哲学、法学理论内容，也包括法律的某一部门、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思想史比纯粹的法理学史、部门法律史、社会思想史内容既有研究内容和范式的交叉，却又不能完全替代。近年来，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状态和发展趋向，总体呈现出国学、法哲学、部门法学和法律文化等四个发展维度。
⑨参见段秋关：《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马小红、柴荣、刘婷婷：《中国法律思想史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上论著仅代表性举例说明，相关成果不限于此。
⑩参见胡旭晟：《描述性的法史学与解释性的法史学——我国法史研究新格局评析》，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第38页。
张岱年：《国学通览·序》，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法学，学界存有争议。持否定论的有张中秋、梁治平、范忠信等。张中秋认为：“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是‘律学’而非‘法学’。”（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梁治平提出：“中国古代律学所以不是法学，而且注定不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持肯定观点的有李贵连、何勤华等。李贵连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存在法学，中国20世纪以前可称之为中国古代法学，20世纪以后称为中国近现代法学。（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何勤华先生从法学形态的视角考证了中国古代的法学，认为中国古代存在法学，它与古罗马法学、中国近现代法学的不同，是法学形态上的不同，而不能以此为理由否认中国古代法学的存在。（参见何勤华：《法学形态考——“中国古代无法学论”质疑》，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一）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国学维度
中国古代本无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之分，近代西学传入后才逐渐建立学科意识，现代的学科应该视作一种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如果以西方的学科划分视角进行研究，难免会导致学术思想的碎片化，而在探究其真实思想过程中产生障碍。因此“国学”兴起，以对传统文化研究采用“了解之同情”视角，力图接近真实的学术意境。近年来，采用国学视角进行中国法律思想研究，逐渐成为法律史研究的新方向。
“国学”之称，始于清末，是为区别于被称之为“西学”的欧美学术而出现的。国学概念意涵广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括。正如张岱年所说：“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学术内容广博，包括哲学、宗教、史学、文学、兵法，以及天算水地医农等自然科学、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的经世之学、音乐绘画书法的艺术之学。”因此，国学乃是中国传统之学，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法学学科的基本框架来自于欧美的法学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比较少。积极开展外来学术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对话，有效沟通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学传统，是以传统法律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使命所在，从传统“国学”视角探索现当代“法学”学科体系，存在沟通的可能性与发展前景。俞荣根教授、龙大轩教授、吕志兴教授合作编著的《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中，将中国传统法学从国学角度分为七类，分别是“中华法系学”、“礼法学”、“刑名学”、“律学”、“唐律学”、“刑幕学”、“宋（慈）学”和“沈（家本）学”。这种从传统国学视角对传统“法学”进行分类的方法，对于梳理中国法律史学科现状、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可称为一种鲜明有特色的学术探索与创新。武树臣教授、田涛教授等学者运用传统训诂学方法，对“德”、“律”、“礼”、“法”、“刑”、“廌”等法律概念进行了寻根究源式的深入探索，从传统国学的角度对于现代法学概念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并有一系列的成果问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国学对于法学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基于深厚本土文化基础的研究维度。从传统国学维度对现代法学的研究，使得现代中国人能够更容易从文化环境和情感上接受、理解本国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法学。这种传统国学维度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应该是法学研究一个较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法哲学维度
中国人向来注重实践和经验，抽象的哲学思维不是国人的长处。王国维说过：“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
法律思想史和法理学作为两门学科具有相对的区分界限。例如，在杨鸿烈看来，法律思想史不能等同于法理学史，“法理学（Jurisprudence）”指的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oflaw）”和“法律的科学（Scienceoflaw）”，中国法律思想史与中国法理学史的区别，在于法理学史重在研究法理学说的演进历史，“范围较‘法律思想史’狭隘的多”。他认为，罗马法中的法理学之所以发达，在于其起源较早，材料相当丰富，而中国法理学虽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所惜在汉代之后基本处于停滞。“哲理的研究法，即对于中国历代学者所有关于法律的思想抽出其特色，分为派别许多……这种研究法的长处在对于一学派的思想渊源——其互相发明递为蜕变和大派里所含支派应时分化的痕迹容易说明，其缺点即在时代隔断”。这种看法，对于厘清两门学科有着积极意义。
郑永流以数量化的比例描述了中国当代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制度冲突：“以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论，三种传统中西方两大法系的占十之六七，马克思主义的占十之二三，中国传统的不足十分之一。也要看到，这种溶三种传统于一身的法律制度并不总是相容，常有冲突，如在解纷方式中，西式诉讼与中式的调解。另外，制定法中大部分是针对现代的统一的和稳定的结构而设计，也有一部分仍停留在前现代设计上，如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确认，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户籍、住宅、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司法资源分配、表达机会等10余种不平等制度。”参见郑永流：《中国法圈：跨文化的中国当代法及未来走向》，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0页。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529页。
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前引，第22页。
俞荣根：《历史法哲学——法的智慧之学》，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1期，第36页。但是，法律思想史与法理学共通之处颇多。中国法律思想史与法理学科都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前者为后者提供强大的思想资源支持，后者则是前者的重要理论支援，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转换甚至融合。但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学科发展过程来看，对于法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明显不足，这也是法律史的学科危机体现之一。俞荣根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指出：“我们眼下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实际上还不曾有对于法的历史的真正的法哲学研究，至少在中国古代法的研究中是这样。”近年来，法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反思，并产生了部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若说已有根本改观，则似乎有些言之尚早，后辈学者应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开拓，当有更为突出的学术成果让人期待。
（三）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部门法维度
中国法律思想史（包括法律史的其他学科如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的学科性质及其与法学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在部门法学者来看，法律史学科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历史的记忆，尤其在涉及当下的研究课题时，部门法学者往往会感觉到现有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难以提供足够资源的支持。
近些年来，法律思想史和部门法的结合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这是学科间交流融通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法史学与部门法学互相借鉴时，亦显现出两个误区：一是部门法学者更多的是借鉴法史学的研究成果，而非研究方法；二是在采用部门法视角进行研究的时候，会将部门法的研究方法直接套用，而出现法史学研究的简单部门法化。法律史研究的价值，一方面是为部门法提供长时段、广视角的历史背景，提供具体的研究成果，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供历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部门法的研究方法，在为法史学提供新视角的同时，容易陷入以今人眼光而臆测传统的倾向，在不知不觉间偏离历史的真实，这也正是近代以来法学研究中对于传统的误解之深层原因。但欣慰的是，近年来的法史学界和部门法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学科的沟通融合方面已开展广泛的对话与合作。
参见马小红：《法史学研究方法在部门法中的运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51页。
胡旭晟：《解释性的法史学——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为侧重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俞荣根、龙大轩、吕志兴编著：《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8页。
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载胡旭晟主编：《湘江法律评论》（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586页。（四）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法文化维度
自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69年创造“法律文化（legalculture）”概念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法律文化’概念成为一个似乎人们早就应该想到、早就应该运用的概念，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令人瞠目结舌：人们在短短数年亲眼目睹了这一概念的急剧扩张与衍生，以致于迅速盖过了以往对于‘法律’与‘文化’之关系研究的总格局，并且呈现出一种世界化的趋势”。这种研究趋势的蔓延，是法学界在面对现代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更愈频繁而寻求的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法律文化论传入中国后，为传统法律思想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学界掀起一股研究热潮，诞生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如梁治平教授《法律的文化解释》和《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武树臣教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张中秋教授《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等著作均是从法文化视角进行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力作，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法律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80年代面对西方法学思潮强势进入中国时所力图寻找的自身解释和自我评价。正如俞荣根先生所说：“这种古今中西的冲突，绝非仅仅是话语系统的不同所致，隐在话语冲突的本质问题，是现代法与传统法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法学界，持法律文化论的学者坚持应该打破固有学科藩篱，将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对本民族的法律进行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综合性研究。但是，这种主张有可能走向另外一条歧路，即将法律文化想象成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概念。所以，有学者对此保持警惕，例如苏力曾经反思：“至少在法学界，法律文化的研究往往是对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重新包装，使之得以作为自己的研究发表、销售的一种方式。一些对古代思想家、学派的法律思想或古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仅仅因为贴上了一个文化的定语就变成了法律文化的研究。由于没有独特的研究视角，这种法律文化研究不可能构建出其独有的研究对象，显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推进学术发展。而在另一类法律文化研究中，特别典型地表现为所谓的比较法律文化研究，文化成了一种掩盖学术能力之缺乏的大旗。研究者往往仅仅指出中西差别或古今差别，然后就用文化这个概念解释了差别。这样一来，文化就变成了一个百试不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器，同时又是一个随时可以退身坚守的阵地。”
三、构建“中国”的“法学”图景：传统法律思想的古今连接
历经近代百余年来的风雨荡涤，在当下的中国，中华法系不复存在，新的法律体系已然建立，但在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律的“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现象时常显现，深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而作为法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以传统法律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具备连接“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先天优势和知识资源。在面临诸多现实困扰的法治化进程中，梳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优劣长短，为现代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提供思想和文化支持，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在当代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发展历尽曲折，欧美、前苏联、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国固有传统，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法学。各种因素互相缠绕、纠结在一起，一方面使得当今的法律在制度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希望能够尽快通过法制的力量实现长治久安，而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律成为具文而未能实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民众对于法律制度、司法机关存在着深深的偏见和质疑；另一方面，法律人群体本身也在不断的时空变幻中迷失自我，尤其是在面对以强势商业文化为依托的西方法律学说时，难以建立学术自信。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和学术发展背景下，“中国法学往何处去”这一命题被屡屡提及，并成为学界在21世纪之初热烈讨论的“世纪命题”。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页。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7
一、对外传播技术维度：从现代传播能力提升到社会化传播普及
2013年，中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出台了宽带中国、信息消费等战略举措，并颁发了4G牌照。随着4G牌照的发放和3G业务的不断成熟，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对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研究者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彭兰认为，整个网络传播的环境在发生深层的变革。在此背景之下，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在全民新闻时代，外宣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能否营造人们乐于参与的有关中国事务的公民新闻和公共讨论平台。①李良荣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执政者和民众之间在信息传播、公共事务处置等方面不对称的关系，新媒体为执政者形塑了一个全新的执政环境。②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充分发挥普通个体在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国家的信息和宣传治理需要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这一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③
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维度：从国家战略、国家形象构建到民族梦想呈现
在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继续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积极展开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更加清晰、丰富，在此进程中，“中国梦”传播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切入点。
在对外传播国家战略层面，蔡名照认为，要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以“中国梦”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讲述中国故事、共同传播中国声音的工作格局，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姜加林认为，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不仅还会继续，而且也在期待和观望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中国未来“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是我们对外界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⑤在国家形象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力丹等认为，外国人认知中国形象是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认知选择内容的拼接和重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给予外国人中国现实而非传统的形象。⑥李继东、胡正荣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秉承历史变迁观、超越经济价值唯一观、回归人本价值观。⑦匡文波等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印象。⑧吴飞等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过程既有协商，也有抗争；既有解释，也有再造。⑨在“中国梦”传播的本体论方面，程曼丽认为，“中国梦”即“强国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实现边缘突破，进入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拥有与强国相匹配的话语优势。⑩孟建等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1于运全等认为，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12史安斌认为，要赢得国际主流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尊重，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梦”注入具有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内容。13
三、对外传播热点维度：从政治话语构建到公共外交路径延展
2013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对外传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这年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政治话语传播方面，研究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寇立研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传播更富有挑战性。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14钟沈军等认为，“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应以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为内核构建中国话语体系。15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孟威认为，美国近年连续抛出“黑客威胁”、“网络冷战”、“网络攻击论”等论调，并为之寻找企业、军方等国家层面的指控对象。对此，中国应完善多层次综合防范体系，并积极应对。16钱立勇认为，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成因，从美方来说，在于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实现需要以及文化障碍难以逾越等因素所致。17在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贾钊等认为，海洋战略中涉及国家和军事的层面又要受“国防建设”战略的制约，即不违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8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仍是这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刘红认为，新疆对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区位的独特性决定了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点。19石峰从政府主导、发挥草根力量、巧用第三方公信力、进行民间交流、提高本地媒体外宣意识等多层面提出建构新疆形象的对策。20周德仓认为，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受到正视，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1黄敏认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应有效预防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炒作问题。22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檀有志认为，目前尚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可以借由公共外交路径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上不再缺席，努力促成“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完美对接。23胡文涛等认为，文化外交在建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传播亲善国际形象、修复受损国际形象和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功能。24在软实力传播研究方面，骆郁廷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应更加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外部吸引力。25钟新等认为，通行的对软实力的评估框架主要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考察，不过对公民社会及公益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评估实践也方兴未艾。26此外，这年还有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秩序、现代传播能力、国际舆论环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教育等等其他对外传播热点也得到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四、对外传播媒介维度：从传统媒体影响到新兴媒介运用
在对外传播媒介不同类型层面，研究者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中国对外传播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媒介传播形态方面，苗棣认为，从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层面来讲，要将所有中国传媒视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力的打造和提升。27在对外媒体传播策略方面，黄廓、姜飞认为，中国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框架下，进行“去政府色彩化”处理，变直接传播为巧妙传播，通过主流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来提升国际形象。28韦路等认为，传统媒体使用比新媒体使用更能影响到美国人的中国知识水平，但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29在国际舆论环境方面，相德宝等认为，在2013年美国涉华舆论中，中国经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环境问题、社会民生新闻、中美关系成为了这年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30从以上论述可知，当前全球各种类型的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国媒介正在日益自觉、自信地在这个舆论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对外传播理论维度：从传播理论创新到未来研究趋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总体策略等重大问题。在传播理念方面，喻国明认为，中国传媒应当跳出现有的国际传播既定格局，在传播思想、传播议题和传播主体上构建未来的国际传播基本理念。31在传播战略方面，孟建等认为，我们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32付玉辉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应该从战略传播高度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复调性现象予以特别关注。33在理论创新层面，胡正荣等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更新媒介理念、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等支点加以创新。34张昆等认为，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地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地高度关注。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35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走过了充满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对外传播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14年，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外传播主题的进一步明确，对外传播方式的持续创新，对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还将获得新的发展，并为中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彭兰：《网络传播环境的深层变革对外宣媒体的影响》，《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12-14页。
②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第36页。
③姬德强：《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变奏：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9页。
④蔡名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第7版。
⑤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求是》2013年第11期，第47页。
⑥陈力丹、潘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微探》，《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下），第24-26页。
⑦李继东、胡正荣：《超越与回归：谈国际传播的价值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4期，第6页。
⑧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94页。
⑨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9页。
⑩程曼丽：《强国梦与强国话语》，《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86页。
11孟建、孙祥飞：《“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页。
12于运全、孙敬鑫：《做好“中国梦”的中国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2页。
13史安斌：《“中国梦”：提升对外传播内容与效果的新契机》，《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3-14页。
14寇立研：《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7-9页。
15钟沈军、李莉芹：《中国梦与新型核心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10-11页。
16孟威：《美国“黑客攻击论”的战略图谋及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36页。
17钱立勇：《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与成因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第38页。
18贾钊、袁全：《“海洋强国”战略的多角度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1期，第46页。
19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征》，《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期，第31页。
20石锋：《给西方视野一个真实生动的新疆》，《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20-123页。
21周德仓：《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页。
22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第21页。
23檀有志：《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路径》，《对外传播》2013年第4期，第39页。
24胡文涛、招春袖：《文化外交与国家国际形象：一种文化维度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6页。
25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2页。
26钟新、黄超：《软实力的三种评估框架及其方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27苗棣、刘文、胡智锋：《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3页。
28黄廓、姜飞：《国际主流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第50页。
2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7期，第15页。
30相德宝、张人文：《2013年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第12期，第9-11页。
31喻国明：《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第89页。
32孟建、董军：《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困境与适时转向》，《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34页。
33付玉辉：《中国对外传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变化》，《对外传播》2013年第2期，第12页。
34胡正荣、姬德强：《由内而外的传播智慧：对外传播学的现实与未来》，《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40页。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8
关键词：传统村落；更新；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915文献标识码：a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村落数量多、分布广。这些传统村落不受现代规划条件的限制，它们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产物，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近年随着国家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传统村落更新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建筑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传统村落的更新问题是世界各国在新型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众多国家中，德国关于村落更新的研究与实践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德国，村落的更新过程是一个连续、系统的过程，每一步都从村落自身特点出发，它需要村民、政府和建筑师共同配合完成。建筑师在更新过程中主要任务是与村民和政府配合，完成更新规划工作。除德国外，日本村落的更新，也有自己的特点。日本村落的更新很少会出现大拆大建的现象，大多只是针对个别村落、独立住户进行的小规模改建、修缮，并尽可能保留着历史、文化的印记。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建筑领域提及到村落更新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但其只是作为传统民居研究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并没有明确提出村落更新这一概念。
我国“十一五规划”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置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新高度，针对村落更新建设出现问题的研究才逐渐增多，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领域和视角都有了明显拓展。从研究角度来看，主要包括：
（一）基于人居环境角度的村落更新研究
近年，在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探讨不同人居环境中，传统村落形态及其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以人居环境理论为基础，提出解决特定地域特征下，所出现人居环境问题的办法。
周庆华教授的《人居环境科学丛书·黄土高原·河谷中的聚落：陕北地区人居环境空间形态模式研究》，以陕北河谷地区的聚落人居环境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重点提出了三个层面人居环境空间形态演化的适宜模式。李志刚教授的《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以生态环境脆弱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经济社会规律为双重导向，展开研究。翟辉教授的《香格里拉乌托邦理想城：香格里拉地区人居环境研究》，以“香格里拉地区”的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对建设“香格里拉的人居环境”提出了一些建议与设想。
（二）基于地域文化角度的村落更新研究
同济大学常青教授的《探索风土聚落的再生之道——以上海金泽古镇实验为例》，以上海市郊区的历史文化古镇为研究对象，认为城乡结合部的聚落文化等地域特征正在消失，并对怎样保护和再生这样的传统聚落，提出了相应的再生模式。沈一凡的《传统村落街巷空间的保护与更新——以金丘村“民俗历史文化展示区”为例》，以传统村落交通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改造，来达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同时又保护地域特征的目的。陆琦的《传统民居改造更新与持续性发展——从化松柏堂古村落改造设想》，通过对村落内建筑的研究，使传统村落达到适应现代生活，同时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许业和的《传统社区的更新——浙江南阁传统宗族村落研究》以南方比较典型的传统宗族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地域文化的梳理，提出若干改造模式。
（三）基于资源、产业角度的村落更新研究
岳邦瑞教授的《绿洲建筑论——地域资源约束下的新疆绿洲聚落营造模式》以绿洲聚落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优适建筑”理论。雷振东教授的《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以关中地区聚落为研究对象，明晰其可持续发展的适宜方向、对策和途径，并实践性地探讨了灵泉村传统聚落有机更新的适宜性模式。
三、结语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得知，国外关于村落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出发点主要从村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来考虑村落的发展问题。
国内建筑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很丰富，研究涉及地区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研究思路逐步拓宽，深刻且学术观点新颖。
然而，由于最早对村落更新问题的研究是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一部分出现的，专项研究较晚，因此也会有一些不足之处：
1.以往研究针对的地区多集中在南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传统集镇和乡村，涉及到我国普遍存在且农村问题突出的内蒙古地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2.研究很少从需求关系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村落的更新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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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志刚.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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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一凡,柳晓杰,洪艳.传统村落街巷空间的保护与更新——以金丘村“民俗历史文化展示区”为例[C].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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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陆琦.传统民居改造更新与持续性发展——从化松柏堂古村落改造设想[C].华南地区古镇保护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08.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9
从上个世纪初到改革开放，中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阶段的传统家具研究基本以西方学者为主，他们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不仅起步早而且成果丰富。例如，法国学者odilon在1925年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传统家具的著作——《meublesdelaChine》（《中国漆家具》）；德国学者Gustavecky系统研究了中国家具，收集并测绘了一批中国硬木家具的优秀实例，并于1944年出版《ChineseDomesticFurniture》（《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而后又有许多西方学者热心于中国木制家具的收藏和研究，并有一系列著作出现，较突出的有《ChineseHouseholdFurniture》（《中国家用家具》，GeorgenKates，1948年）、《ChineseFurniture》（《中国家具》，ellsworth，1970年）、《theChairinChina》（《中国椅子》，LouiseHawleyStone，1952年）、《ChineseFurniture—HardwoodexamplesofthemingandearlyChingDynasty》（《中国家具：明与清之硬木家具实例》，RobertHatfieldellsworth，1970年）。这些著作的研究大多是综合论述加单体分析的模式，由于西方学者没有受到我国传统观念的束缚，所以观察审视的角度很多。上个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学者与机构还陆续在美国夏威夷等地举办多次关于中国古家具的展览。西方的众多博物馆及收藏机构，例如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国家博物馆、费城博物馆等都有丰富收藏。在中国，梁思成带领的中国营造学社着手研究传统建筑的同时，有学者开始关注传统家具，例如中国学者杨耀，他陆续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8年)及《建筑学报》（1957年第8期）等图书刊物中发表了很多篇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其中包括《明式家具艺术》及《谈谈中国家具》等，文博专家朱家溍在《文物》（1956年第6期）等期刊也发表多篇文章，例如《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等。这些文章对传统家具的特点、分类、结构等做了专业论述，同时提出倡导中国传统家具的理由。
改革开放后，国人对传统家具的研究与收藏逐步展开，中国学者青睐有灵气、有韵味的家具，例如“明式家具”。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的制式标准、审美方向进行了深入论述，于1985年在香港出版《明式家具研究》，朱家溍评价：“世襄的这部专著，把明及清前期的家具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其成就表现在他做了许多过去没有人做过或做得很不够的工作。”“明及清前期家具生产的时代背景，在已出版的中外著述或文章里很少叙及，而世襄却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索。”这一时期，众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到传统家具的研究中，由于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很多研究达到很高水平，例如《明清家具鉴赏与研究》（田家青，1988年）、《中国古代的家具》（胡德生，1997年）、《中国古典家具》（喜、陈善钰，1998年）等；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也更加深入，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协会，对中国家具进行了认真、系统性的研究，发行会刊16期——《JournaloftheClassicalChineseFurnitureSociety》（《中国古典家具协会季刊》，1990—1994年），其观察角度、研究方法、资料积累、学术总结为国内家具研究提供诸多经验。此外，著作有《austereLuminosityofChineseClassicalFurniture》（《中国古典家具的光辉》，SarahHandler，2001年）、《ChineseFurnitureoftheLateming&QingDynasties》（《样式的精华——明末清初中国家具》，RobertHatfieldellsworth，1998年）、《ClassicalChineseFurnitureintheminneapolisinstituteofarts》（《明尼阿波利斯市馆藏中国古典家具》，RobertD.Jacobsen，1999年）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中国香港嘉木堂举办了多次藏品展并出版多期图录，促进了明式家具在全世界的传播。1990年，我国众多学者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印刷多期会刊。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观复古典家具博物馆、灵岩山房榉木家具博物馆及国外一些收藏机构（如侣明室）陆续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收藏体系。
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中心在西方，上个世纪末开始逐渐转向中国，那么到本世纪初，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应该说已经转移到了国内，各方面研究成果丰硕，角度更加多元，其中既有很多关于鉴赏类的著作，例如《中国古代家具鉴赏》（聂菲，2000年）等，也有很多专题性的研究，例如《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马可乐，1999年）、《中国家具史图说》（李宗山，2001年）、《中国家具文化》（胡文彦，2004年）、《南通传统柞榛家具》（罗一民，2004年）、《古木神韵·古木香珍藏明清家具》（潘宝林，2005年）、《中国传统家具》（柏德元、潘嘉来，2005年）、《明清苏式家具》（濮安国，2005年）、《明清制造》（马书，2007年）、《大漆家具研究》等。西方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如《传统杌凳选集》（柯惕思）、《permanence：ClassicalChineseStoneFurniture》（《卧石观云：中国古代石刻家具艺术》，RobertHatfieldellsworth，2003年）、《pureForm：ClassicalChineseFurnitureVokCollection》（《极简之风：中国古典家具集藏》，ignazioVok，2004年）、《洪氏藏中国古典家具百图》等。2006年5月，国务院将“明式家具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传统家具艺术价值得到了肯定。雅昌网也构建了一个专业的明清家具论坛，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交流探讨，每年都举行联谊研讨会，国人对传统家具的研究日渐精深。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10
关键词：沃尔・索因卡；非洲文学；尼日利亚；译介；研究
沃尔・索因卡（woleSoyinka，1934C），尼日利亚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34年7月13日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开明的西化家庭，后留学英国。1960年回国，创作《沼泽地居民》（theSwampDwellers，1958）、《狮子与宝石》（theLionandtheJewel，1959）等戏剧。1986年，因“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的戏剧”，索因卡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沃尔・索因卡以多部剧作和一本《狱中诗抄》（poemsfromprison，1969）而闻名。他不仅仅是一位非洲乡土作家，还以深厚的西方戏剧知识和素养赢得了“非洲的莎士比亚”之美称。索因卡至今已发表二十多部剧本、两部长篇小说、多本诗集、三卷本自传，还有不少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
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开始，索因卡的名字就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激发了人们了解、研究他的兴趣。仅从1986到1987一年间，就有二十余篇推介性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各大报纸、杂志和高校学报上。本文试图从戏剧、诗歌、小说与传记三个方面，来总结和阐述国内对索因卡的译介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国内的译介发展趋势。
一、索因卡戏剧的译介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他探索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因为它与非洲的素材、非洲语言形式以及笑剧创作联系紧密。他的戏剧频繁而又驾轻就熟地使用许多手法，如舞蹈、典礼、假面戏、哑剧、节奏、音乐、慷慨激昂的演说、戏中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舞台艺术而又真正植根于非洲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持续至今。他的戏剧创作体现了他对殖民文化以及非洲传统的态度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索因卡积极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把非洲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外来文化。他相继发表了《凯菲的生日宴》（Keffi'sBirthdaytreat，1954）、《新发明》（theinvention，1957）、《沼泽地居民》、《暴力品质》（aQualityofViolence，1959）、《狮子与宝石》这些作品，对非洲传统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亲欧倾向。60年代，非洲各国相继独立。索因卡敏锐地察觉到对于非洲而言，西方人的文化殖民更为危险，于是开始肯定并大力宣扬非洲传统文化。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裘罗教士的磨难》（thetrialsofBrotherJero，1960）、《森林舞蹈》（aDanceoftheForests，1960）、《我父亲的负担》（myFather'sBurden，1960）、《强种》（theStrongBreed，1963）、《停电之前》（BeforetheBlackout，1964）、《孔其的收获》（Kongi'sHarvest，1965）和《路》（theRoad，1965）。70年代，面对非洲的混乱现实，索因卡看到非洲传统文化的局限和不足，因而发表了《疯子与专家》（madmenandSpecialists，1970）、《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andtheKing'sHorseman，1970）、《欧里庇德斯的酒神女伴》（theBacchaeofeuripides，1973）、《紫木叶》（CamwoodontheLeaves，1973）、《杰如的蜕变》（Jero'smetamorphosis，1973）、《文尧西歌剧》（operawonyosi，1977）等，决意反思非洲传统，并企图融合西方文化，以寻求对非洲传统的超越。80年代以后，经历了种种精神上的徘徊游离之后，索因卡最终又回归约鲁巴传统。他把希望寄托于非洲神话世界，认为传统和过去更有意义，提倡一种“神话整体主义”，相继发表了《未来学家的安魂曲》（RequiemforaFuturologist，1983）、《巨人的游戏》（aplayofGiants，1984）、《空地男孩的受福》（theBeatificationofareaBoy，1996）等。
通过归纳索因卡戏剧的写作特色，学界一般认为其戏剧创作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早期多半为喜剧，格调轻松诙谐，富于幽默和讽刺。而1960年后，他的写作呈现了一种更为悲剧的性质。精神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冲突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险恶；对善与恶的记录，对破坏力和建设力的记录，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他的戏剧含义变得模棱两可。其剧作以讽喻或讽刺的形式，采用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神话式的戏剧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旨上以揭示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的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上逐渐变得隐晦、荒诞。尤其在《路》与《疯子与专家》里，其“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致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比”（邵殿生1987：55）。
国内对于索因卡戏剧作品的翻译比较集中，数量较少，版本单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出现最早的索因卡戏剧作品是由李耒、王勋翻译的《路》，收录在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戏剧选》中。随后，1986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杂志刊载了由邵殿生翻译的《沼泽地居民》。1987年第7期《外国文学》杂志刊载了由钟国岭、张中民翻译的《森林舞蹈》，进一步推动了索因卡作品在中国的传播。1990年邵殿生等翻译出版了收录有《路》、《沼泽地居民》、《狮子与宝石》、《森林舞蹈》、《裘罗教士的磨难》、《疯子与专家》等作品的戏剧选集《狮子与宝石》（漓江出版社），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索因卡的戏剧作品。最近一部翻译的戏剧是由200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蔡宜刚翻译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
自索因卡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后，国内对索因卡及其作品的研究也逐步升温。据有记载的资料显示，《读者》第1期率先译介了索因卡的评论性原文作品。王三槐发表《奥因・奥贡巴》，翻译并总结了尼日利亚评论家o・奥贡巴评论索因卡戏剧的著作《转变的运动――索因卡戏剧研究》（oyinogunba：themovementoftransition，aStudyoftheplaysofwoleSoyinka，ibadanUniversitypress，lbadan，1975）。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及其戏剧进行的评论。同时发表在《读者》第1期上的还有朱世达的《我是非洲文学的一部分――记沃莱・索因卡》，向国内读者简介了索因卡的生平及其戏剧作品特色。吴保和在1987年同时发表了两篇有关索因卡的文章，分别是《上海戏剧》第2期上的《非洲的“黑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和他的戏剧创作》，以及《艺术百家》第2期上的《非洲文坛的一颗明珠――诺尔文学奖获得者渥尔・索因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及其戏剧艺术。
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于索因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索因卡生平及其戏剧作品概论的简介，尚未出现对其戏剧作品进行文本研究的文章。直到1992年，王燕在一次会议上从《路》这一作品出发，探讨了索因卡戏剧的形式。该讲话以《探谈艺――索因卡戏剧形式刍论》为题，被收录在了会议录《东方丛刊》第4辑中。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具体的戏剧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研究索因卡戏剧文本的先河。
此后，从文化角度对索因卡的戏剧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戏剧作品的悲剧精神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和戏剧中的民族文化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而《森林舞蹈》、《路》、《狮子与宝石》和《疯子与专家》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未出现针对《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的专门性研究。
针对《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和悲剧精神为研究切入点。如韩丹在《后殖民视角下的》中，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进行研究，指出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表现了作者对国王陪葬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以及西方殖民下的外来文化存在着既支持又反对的两种观点。而赫荣菊在《从看索因卡的悲剧精神》一文中，则通过对剧中人物艾勒辛的伪美学悲剧性和欧朗弟的悲剧性超越进行分析，认为索因卡创作该剧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张扬以约鲁巴文化为主体的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高文惠在《索因卡的“第四舞台”和“仪式悲剧”――以为例》一文中同样对其悲剧精神进行研究，认为索因卡对约鲁巴传统悲剧的原型、实质、美学效果、约鲁巴玄学体系的意义及在现代戏剧舞台上如何表现等方面做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也有学者从宗教文化视角进行研究。马建军与王进发表的《中雅西宗教文化冲突》一文，“围绕非洲约鲁巴民族及其宗教死亡仪式，成功地再现了1946年约鲁巴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史实性文化冲突，以当代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理论，从宗教文化角度重新解读《死亡和国王的马夫》，批判了剧作者所持的“普适”人性观点及其对人物悲剧的狭隘解释，赋予剧中的悲剧以新的文化内涵。”（马建军、王进2005：161）
对索因卡其它剧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后殖民领域和民族文化领域。如余嘉发表了《森林之舞：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探讨了索因卡戏剧作品中表现出的具有后殖民性的两大特征：本土性与政治性和抵制西方文化殖民、弘扬本土文化的精神。黄坚、禹伟玲在《与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中指出，《森林之舞》和《路》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困境的真实写照，探讨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个主题。王慧也在《论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指出，该剧既表达了索因卡对欧洲外来文化的嘲讽，也表露了其对非洲本土文化的推崇。通过这些作品，索因卡努力地在后殖民文化背景下，在欧洲现代文化与非洲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探索传统非洲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上述译介为国内学者进行索因卡戏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索因卡的其它戏剧作品，如《凯菲的生日宴》、《暴力品质》、《我父亲的负担》、《停电之前》、《紫木叶》、《未来学家的安魂曲》、《巨人的游戏》、《空地男孩的受福》等戏剧原文却仍没有学者进行研究。
二、索因卡诗歌的译介
索因卡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7年索因卡出版了《艾丹勒及其他诗作》（idanreandotherpoems，1967），那个时期尼日利亚西部发生了选举暴乱（1964-1965），66年1月进而发生了军事，66年5月北部地区又发生骚乱，接着是66年9月的大屠杀，67―70年的三年内战紧随其后。索因卡在《艾丹勒及其他诗作》中以“66年10月”的标题直接表现了那次大屠杀。而在1972年发表的《地穴之梭》（aShuttleintheCrypt，1972）则记录了军事和三年内战。到1976年《奥冈，阿比比曼》（ogunabibiman，1976）发表时，索因卡以非洲“奥冈萨卡”（ogun-Shaka）的神话传说构成全诗，借以表达他对非洲政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不久之后，这首诗成为南非最终取得反种族歧视斗争胜利的预言和序曲。到1989年的诗集《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诗作》（mandela'searthandotherpoems，1988），则表达了诗人庄严的政治承诺，即为了把种族隔离这一殖民主义势力在非洲的最后残余彻底地驱逐出去，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拒绝以妥协换取自由，诗人为此发出欢呼。2002年发表的《撒马尔干市集》（SamarkandandothermarketsiHaveKnown，2002）是索因卡最新的一部诗集。
在台湾地区，对索因卡诗歌的译介和研究相对较早。1986年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台湾的《幼狮文艺》就曾刊载过两首他的狱中诗。随后有唐山、倾向联合出版的贝岭编、黄灿然和王浩威翻译的《狱中诗抄――索因卡诗选》（2003）、杨泽翻译的《萨马尔干市集――索因卡诗选》（2003，时报文化出版社）。而在中国大陆，直到2000年后，才出现汪剑钊译的《非洲现代诗选》（2003，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及发表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期刊上的诗歌，如“致我初生的白发”、“死后”和“资本”、“献给祖国的花束”等等十几首短诗。关玉培认为索因卡的“诗和他的剧作一样，手法多样化和针对社会现实”（关玉培1987：70）。在《非洲现代诗选》的导言中，汪剑钊综述了索因卡诗歌的基本特点，认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渗透着强烈的使命感。许多基调不同的作品证明，他不愧为大师级的非洲作家，……他既表现忧郁、悲伤、沮丧，也善于用讽刺的笔墨进行调侃、揶揄，更擅长以抒情的反思来亲切地追忆似水年华”（汪剑钊2003：12）。
相较索因卡的戏剧，国内对于其诗歌的研究较少，已有的文章主要从后殖民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宋志明《“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部“奴隶叙事”，充满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具有显著的后殖民性。远洋于2015年5月在文艺报上发表《老虎索因卡的愤怒之诗》，对《给我最早的白发》、《黎明》、《死于黎明》等多首短诗进行了分析概括，认为他的诗在殖民背景下深入挖掘非洲文化，自觉担当启蒙重任。
总结而言，国内对于索因卡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狱中诗抄》，而对于他的其它诗歌如诗集《艾丹勒及其他诗作》、《曼德拉的土地及其他诗作》以及《地穴之梭》、叙事诗《奥贡・阿比比曼》等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
三、索因卡小说传记的译介
从20世纪60年代起，索因卡相继发表《痴心与浊水》（theinterpreters，1965）、《此人已死：狱中笔记》（themanDied：prisonnotes，1971）、《反常的季节》（Seasonofanomy，1972）和《在阿凯的童年时光》（aké：theYearsofChildhood，1981）等一系列小说传记类作品，显示了非凡的文学叙事创造力。
小说中文译著的成果较少。主要有沈静和石羽山翻译的《痴心与浊水》（1987，外国文学出版社）。同年，敦理出版社出版了张国祯和颜斯华翻译的版本，并将题名译为《诠释者》。2001年，由冯国超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百部》（2001，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录了周辉翻译的《阐释者》，是该小说的最新译本。在沈静和石羽山的译本序和译后记中，他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尼日利亚的社会背景和索因卡的创作历程，同时指出，他的小说“不但蕴含有极深刻的哲理，还处处发出宗教的气息”（沈静、石羽山1987：382），更具真实性。此外，译者还对小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进行了逐一评述，不仅分析了索因卡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还揭示了抨击和讽刺时政的深厚主题内涵。而索因卡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反常的季节》，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及译著。
对于索因卡小说作品的研究，始于刘合生1989年发表的《传统与背叛――沃尔・索因卡主题初探》。这是国内最早对索因卡小说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开启了索因卡小说研究的先河。由于译本出现相对较早，针对《痴心与浊水》这部小说的文本研究已经较成熟。国内学者主要从女性主义、文化构成、殖民主义等理论与视角出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文本分析。有学者专门对《痴心与浊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如周声在《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以中的性别叙事为中心》中从性别叙事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小说进行“再解读”，分析了该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刘江在《中女性“他者”形象的解读》中以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角度，分析男权制度的压迫是造成女主人公们“他者”形象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女性以“自欺”的方式去解决面临的困境，只会固化“他者”形象，进而提出只有反抗才会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我解放。还有学者从文化结构进行了论述。王燕发表《两种异质文化的兼容与整合――从解读索因卡小说的二元文化构成》，从索因卡思想上二元文化结构的成因及在其小说叙事中的表现出发，分析小说叙事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也有学者从殖民主义等视角对《痴心与浊水》进行了细致解读。在《殖民主义残存与历史中的希望――从看尼日利亚历史与未来》中，李阳在殖民主义视角下分析了主人公的婚姻形态、传统和死亡观。秦银国在《诗性、哲性与神性的融合――从谈沃里・索因卡的叙述艺术》中对小说的时空关系处理进行分析，阐释了索因卡叙述艺术的文化哲学。
国内对于索因卡传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邵殿生选译了传记《阿凯――童年纪事》，发表在《世界文学》1987年第4期上。文章提到这部传记曾被评为1982年英语文学最佳作品之一。此传记于2008年由谭莲香重新完整翻译，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改为《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高文惠于2011年发表《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从价值和自传意识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这部自传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隐藏在叙述背后的作者的自传意识，高度评价其为一部成功的艺术自传。
对于索因卡的另外几部传记，如《此人已死：狱中笔记》、《伊巴丹：潘克雷米斯年代》（ibadan：thepenkelemesYears：amemoir1946-65，1989）和《艾沙拉：漫游书简》（isara：aVoyagearoundessay，1990）等，国内至今没有译介。
四、问题与展望
纵观沃尔・索因卡在国内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内对其的研究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索因卡的名字在国内译介中有沃列・肖英卡、沃勒・索因卡、沃莱・索因卡等多达十几种译法。索因卡的民族Yoruba也有“约鲁巴”、“雅鲁巴”或“约卢巴”等多种译法。对于索因卡的诸多作品的译名，研究过程中也没有进行统一。如《theStrongBreed》，有学者将之译为《强种》，也有学者将之译为《良种》；再如《aDanceoftheForests》也有《森林舞蹈》、《森林之舞》等多种译法。这反映出我国研究者之间缺乏接触、传承、沟通与交流，没有形成研究组群。
二是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并不全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范围大致局限在《路》、《沼泽地居民》、《森林舞蹈》等汉译本中，而《凯菲的生日宴》、《伊丹里和其他诗篇》、《此人已死：狱中笔记》等没有汉译本的原著，国内也少有学者研究。同时研究的形式也局限在文化角度，尚未涉及《艺术、对话和愤慨》（art，Dialogueandoutrage，1988）《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myth，Literatureandtheafri-canworld，1976），《记忆的负担：宽恕之鼠》（theBurdenofmemory，themuseofForgiveness，1999）等索因卡的文论作品。
同尼日利亚的另一位颇具盛名的作家阿契贝相比，索因卡虽获得诺贝尔奖，但仍非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所在。阿契贝的五部长篇小说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且译本数量可观。而其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的译文也都零散收录在各杂志、小说集、散文集、诗集中，学者的研究视角多样。与之对比，索因卡作品的中文译本较少，且版本单一，学者研究视角受限。应该说索因卡的国内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首先是作品的解析范围，国内学者的眼界可以从汉译本拓宽到原文文论作品。其次可以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群，加强交流与合作。使索因卡的研究更具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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