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1
关键词：史记汉书平准书食货志
《汉书》十志，是班固仿《史记》八书发展而成，由于《汉书》已名“书”，所以改“书”为“志”。其中，《汉书·食货志》（以下简称《食货志》）是由《史记·平准书》（以下简称《平准书》）发展而来，对《平准书》有着明显的借鉴与继承，其文字与内容多有相同之处，同时二者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平准书》主要介绍了自西汉建国到汉武帝即位其间的经济状况，以推求社会演变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情形。《平准书》桑弘羊“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可见，所谓平准，就是以国家之力平抑物价，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与商业的正常流通，也就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来调节经济发展。《汉书·食货志》主要介绍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对西汉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得失作了探讨。《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食即言农业，货即言商业。
《食货志》是继承《平准书》而来，其部分内容借鉴于《平准书》，在思想上，二者虽都是秉承着农本商末的思想，但是都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重视商业等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平准书》肯定了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本性与权利，明确地指出发展在国家富强中的基础作用，主张农、工、商、渔四者并举，反对秦朝的抑商政策。《太史公自序》云：“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虽然司马迁对于商业的发达所造成的唯利是图、争于利益、不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担忧，但是仍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抱有积极客观的态度。《食货志》则通过上言农业下言商业，体现出班固思想中农商并举的态度。《食货志》上篇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等，继而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农业经济状况。记述了西汉时期高祖、文、景、武、昭等针对经济凋敝的状况，所采取的恢复经济的措施。并且记载了西汉后期“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及“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以示借鉴。《食货志》下篇则叙述了自先秦至西汉统治时期货币演变的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总之，《平准书》与《食货志》对于商业经济的初步认识及重视，对后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意义。
《食货志》相对于《平准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其排列位置的变化上。《平准书》列于《史记》八书最末，而《食货志》在《汉书》十志中排列第四，列于社会政治制度之后，天人鬼神之前，明确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视。这种排列方法与社会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司马迁生活在西汉鼎盛时代，国力强盛，政权巩固，同时经过高祖、武帝一系列的经济措施，西汉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秩序比较稳定。而封建统治理论正处于探索时期，经济基础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便要寻求统治地位的稳定。故统治者把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及统治地位的礼乐制度及天道山川鬼神列于介绍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未能充分认识到经济的杠杆地位。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西汉武帝后，由于连年用兵，西汉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至于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东汉时期需要发展经济以稳定局面，故《食货志》便被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此外，班固《汉书》属于官修史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倾向，东汉时期刘秀集团加大了刑罚力度，用暴力迫使人民承认刘氏天命所归，故虽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比较高的地位，也只能列于《刑法书》之后。
《食货志》与《平准书》的不同还体现在所述内容上。《平准书》主要言商业，未对农事生产相关状况作记载，其内容与《食货志》的下篇言“货”的部分相当。而在《史记》中与农业相关记载则当为《河渠书》，相当于《汉书·沟洫志》，记载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水利工程及水患。“慎哉，水之为利害也！”水利水患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大计，司马迁给予了专门的记载，足见司马迁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并未有专言农事生产者，而《汉书·食货志》则进行了详细地记载，从先秦时期农业思想概括到西汉恢复农业经济措施，以及对“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作法的肯定，承认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对由此产生的西汉经济繁荣局面大为赞扬，同时批判了西汉后期出现的“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班固这种系统地评论西汉经济政策的得失，不讳言社会矛盾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它为研究西汉时期农业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而司马迁未直言农业生产者，或因其经济发展状况使然，或因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使然，从《平准书》与《史记·货殖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货币金钱的重视，这与个人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食货志》与《平准书》的不同还体现在所述时代的不同。《平准书》专记西汉一朝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食货志》贯通古今。《平准书》主要介绍自西汉建国以来到汉武帝即位时的经济状况。西汉初年国家十分窘迫，经过几代的积累，到汉武帝初年时国力已经很强盛，而这几代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在武帝一朝就消耗几尽。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而《食货志》则上述至先秦，下述至西汉，总结各代历史经验，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在上篇言“食”，列举先秦时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各种措施，及西汉社会农业发展状况，这在上一点已经提到。下篇言“货”，书中列举了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二币的情况。到了汉代，“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引起物价上涨。继而，孝文帝铸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致使“吴、邓钱布天下”，武帝时富商大贾财累千万，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于是“专令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以此来稳定物价。到王莽摄政、称帝，变汉制，更铸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然后班固通过总结西汉王朝的治乱，说明货币流通在稳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对经济发展起到借鉴意义。这样《食货志》就构成了一部贯通古今的货币史，较之于《平准书》更为全面和系统，对于历代统治者的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平准书》虽然也注意到了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重视发展农、工、商、渔等经济观点，但是主要还是对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讽刺、批判，并没有提出很多的建设性意见。《食货志》则系统阐述了班固的经济观点。班固认为货币必须本身价值稳定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由国家掌握其发行，管理其流通，否则就会市场混乱、经济不稳定。所以只有国家掌握、调剂货币，才能使物价稳定，使“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
此外，《食货志》叙述分门别类，脉络清楚，改变了《平准书》农经混杂的撰述方式。在材料的搜集上也更齐全，详细记载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可取的有关政策，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太公为周立九府圜、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等。
总之，《食货志》对于《平准书》有继承又有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先秦及汉代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封建经济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2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载曰："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6〕。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的对策，史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农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7〕。这种抑商的对策，对重农固本虽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正如史书所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
西汉文帝时，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腾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
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的实物资料，近年也屡见出土，如博兴辛张村1982年出"榆荚"钱范时，同出"四铢半两"钱范五件、"榆荚"范和"四铢半两"合体范二件。就"四铢半两"范看，"钱模径2.2、穿宽0.6-0.7厘米。钱模的穿两边阴刻篆书’半两’二字"。其中的"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每件范体一面刻"榆荚"钱模，一面刻"四铢半两"钱模〔9〕。此地所见这批钱范，出土地点明确，时代特征明显，尤其是"榆荚"与"四铢半两"合体范的发现，史料价值甚高，佐证了汉文帝时实行通货紧缩、币量改制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
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时，其货币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此令诏行前后，曾有执政大臣已意识到此令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10〕的谏议，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纳，故而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流通货币的骤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当时的实况却是"以美贸恶，以半易倍"〔11〕，"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为日嚣。商业活动日繁，货币需求量大增，铸币有重利可图，加之"除盗铸钱令"诏行，致使社会中又重现了"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的"弃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铸、私铸、资铸风行，流通货币中币质好、恶并行，币量轻、重相杂，"……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14〕，加剧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由于流通货币中出现的弊端，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汉的政治统治。为缓和经济矛盾，重农固本，汉文帝曾数次下诏劝农归田，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务本。……力田，为生之本也。"〔15〕在劝农归田的同时，对放铸之令时有收禁，或行币量改制，但铸币获利丰厚，虽有收禁，但结果则为："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汉初期，货币混乱局面的形成，其弊难以根除，除了汉初统治者对货币本身存有片面认识所导致外，尚有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因素所致。汉高祖刘邦汲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17〕之鉴，为稳固其封建统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18〕，前后九人封为各地封国诸候王。但后来封国发展则有违高祖本意，各地封国，大都地处关东，经济发展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另外封国诸候王全面掌握封国内官吏任免、赋税征收、货币铸行的权柄，为封国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王国"，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随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渐为恢复和有所发展，各地封国的经济势力也日益膨胀，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宝百官，同制京师〔19〕"的割据局面。这种"尾大不掉"割据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铸币权的拥有，使诸候王借此聚财敛富，经济上自成一统，则是经济因素中之首要。如吴王刘濞的封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广人众，资源丰饶，史载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20〕，"……是时，吴以诸候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1〕，其铸行的钱币广泛流通西汉王朝域内。再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就国于齐，"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2〕，后虽"众建诸候而少其力"〔23〕，将齐国一分为七，但齐国之域仍掌握于刘肥一系手中，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大的变化，故齐地诸封国的经济势力仍居各地封国的前列。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文景时期齐地各封国的铸币实物，也屡有所见。自1976年-1987年间，临淄出土西汉初期的"四铢半两"钱范4次，计14件，"钱模均无郭"，为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范实物〔24〕；今博兴境内也出土过"四铢半两"范；青岛楼山后亦曾发现汉初的"半两"范〔25〕；莱芜铜山遗址曾出土"四铢半两"钱范七件〔26〕；近年山东地区出土的文景时期的钱币实物，更为多见，其中仅昌邑境内一次发现窖藏"半两"钱币，量达十万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时期齐地铸币地点东西南北均有之，其规模及铸币量亦是相当可观。
由于各地封国经济自成一统，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强大经济势力，后在中央皇权与封国王权政治矛盾加剧之时，终于酿成关东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但封国敢于叛逆的基础，则是封国经济自成一统的发展，构成了叛逆的经济实力，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28〕。"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
二、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过程、结果
武帝即位后，鉴于汉兴以来的种种变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为加强皇权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强化策略，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平准、均输、盐铁专营、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在流通货币方面，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建元元年下诏废文、景两帝时的"四铢半两"，改铸"外形无郭"的"三铢"币，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此种"三铢"，存世较少，但近年亦有实物面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半两钱35枚，另有一枚三铢钱。……另外，汉武帝之时的"三铢"钱范，在山东莱芜铜山遗址1973年也见有实物出土"〔30〕。
汉武帝建元五年罢废"三铢"，改铸"半两"，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庞大，另有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略有好转的国家财力储备又出现入不敷出的枯竭状态，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31〕。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32〕。"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大量铸行"半两"币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举反而引发民间私铸、盗铸货币风潮再起，虽对私铸、盗铸者重治严惩，但因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货币中官铸、私铸、盗铸混杂，真假难辨，社会中出现了"钱益多而轻"〔34〕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腾涨，社会经济再度陷入混乱，西汉中央财政危机依然。
"更始钱币的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5〕。汉武帝决心进行币制的再次改革。此举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铸币之利，填补国家财力储备的亏空；二是借新币铸行、旧币废止之机，清除豪商巨贾利用货币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铸行新币，尽量减轻或消除私铸、盗铸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极大危害。
汉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币值昂贵的白金三品币和以白鹿皮为质的皮币；罢铸"半两"币，新铸"重如其文"的"三铢"投入流通，收缴熔毁在此之前的各种铸币，并再次严令禁止私铸。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币值昂贵，流通不便，新铸"三铢"，盗铸者无甚不便，前述弊端难以消除。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币量改制，改"三铢"为"五铢"。始铸行的"五铢"币，整体郭圆方正，币量轻重适宜，外郭相应加宽，防止盗铸者磨损而取铜料，这种新铸"五铢"的币形，为稳定其币值，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铢"币铸行之后，其币形、称量虽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铸行外，各地郡国官署亦可铸行，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官署所铸"五铢"的实物，屡有报道，在山东地区1979年3月诸城昌城镇出土铜质五铢范23方，其年代当属汉武帝时期〔36〕；1965年莱阳古城亦出土铜质钱范13件，年代亦属武帝时期〔37〕。因各地郡国官署铸"五铢"币时，时有减重、掺杂而牟利的现象发生，史载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38〕。为防止上述弊作，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铸的"赤仄五铢"料精工细，一枚等同郡国五铢五枚之值，前所铸行的白金三品币及"重如其文"的三铢币罢废。"赤仄五铢"币存世较少，近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247枚〔40〕，蒋若是先生论此即是"赤仄五铢"无疑〔41〕。
由于"赤仄五铢"比价高于"郡国五铢"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铢"而获罪者史载有之，"（曲城）候臬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索隐谓：不用赤侧为赋。案：时用赤侧钱，而汝南不以为赋也"〔42〕。"郸候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侧钱收行钱论"。颜师古注曰："赤侧当收而不收，乃收见行之钱也"〔43〕。另外，因"赤仄五铢"价高，盗铸获利更厚，私铸、盗铸转而为之，史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铢铸行二年时，因"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45〕。
汉武帝鉴于数度币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铸币权的分散，是产生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为消除弊症之源，汉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币制的彻底改革。汉武帝元鼎四年诏曰："……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46〕。此时专铸之五铢，史称为"上林三官钱"。此钱为专司铸造，故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故"上林三官钱"铸行后，"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47〕。因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数度改革，至此才终获成功。
三、汉武帝统一币制成功的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C140年）至元鼎四年（B.C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48〕。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9〕。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西汉初期，是中国封建货币思想发展较为活跃的阶段。汉武帝即位时，货币思想已从先秦"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50〕，单纯强调货币本身职能作用的"轻重"货币意识，发展为："（铸币）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51〕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国家权力体现的认识阶段，这表明中国封建的货币思想已渐趋成熟。可以认为，渐趋成熟的封建货币思想，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导条件。
汉武帝在其统一币制的改革中，大胆、正确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53〕，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四、结语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55〕。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
注释：
〔1〕、〔8〕、〔12〕、〔13〕、〔49〕：《前汉书·食货志上》
〔2〕、〔6〕、〔7〕、〔34〕、〔38〕、〔44〕、〔45〕：《史记·平准书》
〔3〕、〔4〕、〔9〕：李少南《山东博兴亭张村出土西汉钱范》；《考古》1996年4期：《山东博兴发现西汉钱范》；《文物》1991年11期
〔5〕：张安礼等《山东莒县出土榆荚钱范》；《考古》1990年5期
〔10〕、〔14〕、〔16〕、〔21〕、〔32〕、〔33〕、〔35〕、〔39〕、〔46〕、〔47〕、〔52〕、〔53〕：《前汉书·食货志下》
〔11〕、〔51〕：《盐铁论·错币篇》
〔15〕：《前汉书·文常纪》
〔17〕、〔19〕：《前汉书·诸候王表》
〔18〕、〔22〕：《前汉书·商五王传》
〔20〕：《史记·吴王濞传》
〔23〕：《前汉书·贾谊传》
〔24〕：张龙海《山东临淄近年出土的汉代钱范》；《考古》1993年11期
〔25〕、〔26〕、〔30〕：朱活《青岛楼山后出土的西汉半两钱范》；《文物》1959年9期；《三铢钱考》；《文物》1985年12期
〔27〕：曹元启《山东昌邑发现客藏十万枚半两钱》；《文物》1984年1期
〔28〕、〔29〕：《前汉书·荆燕吴传》
〔31〕：《前汉书·张汤传》
〔36〕：凤功、韩岗《山东诸城出土一批五铢钱铜范》；《文物》1987年7期
〔37〕：孙善德《莱阳古城发现汉代铜钱范》；《文物》1977年3期
〔40〕：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1〕：蒋若是《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文物》1989年4期
〔42〕：《史记·高祖功臣候者表第六》
〔43〕：《前汉书·百官公卿表》
〔48〕：《前汉书·刑法志》
〔50〕：《管子·山至数篇》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3
教学要求：
了解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知道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变成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领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推出及其给后世带来的深刻影响;讲述董仲舒与其所提主张被采纳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学生学会归纳总结，对比黄老之学跟董仲舒儒学，让学生具备分析问题的本领。
二、过程与方法
了解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黄老之学的主张作法阐述出兴衰进程。
根据历史背景、主张思想、功能作用等等方面，阐述出儒家思想为何能变成汉代及其后世的统一思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黄老之学占主导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演变过程，让学生了解到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后在学习中对一种社会思想的评判时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
经过学习董仲舒努力使儒家思想替代黄老思想成为历史统一思想的事件，学生们应该了解到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黄老之学思想的特点;董仲舒儒学体制
难点：西汉统治思想的改变与缘由
学情分析：
这次课时所要讲的知识，学生在中学时代已经初步的接触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点都不陌生。但是这次的知识点讲解起来比较抽象，凭学生现在的文学素养掌握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在讲解的时候，运用一些幽默诙谐且与知识点相关的历史故事及图片进行讲述，便于学生的理解。
教学内容：
复习导入
老师：前两节课，咱们讲解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那到了秦始皇统治时期，哪家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呢？
学生：法家
老师：秦始皇实施暴政使历史上这个统一王朝只经历短短数年就灭亡了。那么作为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朝代――汉朝，它又将采纳谁家的治国思想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汉代思想的大统一。
一、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
（一）兴起的原因
1.西汉初期，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黄老之学中“无为而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3.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二）推行的时间与作用
时间：开始提出于战国，从汉高祖到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作用：黄老政治的实施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让西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为汉武帝时期的过富力强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课堂提问：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由治身（养生）和治国两个方面组成的，黄老之学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提倡因时制宜的“无为而治”的哲学观点。黄老之学早期的理论来源是道家，后来演变到与阴阳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可以说是集所有学派的特点于一身。“无为而不为”的思想，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在政治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在哲学上也是鲜少的提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的哲学观点。
（三）黄老之学被取代的原因
主观上，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西汉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已经是国富力强。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希望手中的权势更加集中，拥有开疆拓土的雄心。这些必然要求中央集权，发展成军事强国。而黄老之学则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需求。
客观上，儒家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调整，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央集权发展要求的新理论。汉武帝希望“有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配合汉武帝实现他的抱负，这时候改良后的儒家思想就开始被关注了。
总之，黄老之学统治地位的被取代，根本原因是其固步自封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作出其变化。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导入
儒家思想的成长过程：春秋时期初具模型――战国时百家争鸣得到飞速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受重创――西汉初期复苏状态――汉武帝时演进为新儒学，成为统一思想。
思考：同学们，你们做一下假设，你们是董仲舒，汉武帝召见了你，你想用什么思想来吸引汉武帝的注意呢？那被汉武帝重视的思想会在后世产生怎样的作用？
（一）新儒家思想主要内容
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是把道家、阴阳家和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的融合，再配以儒家思想而成的新儒家思想，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主张。董仲舒新儒家思想主张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它的大一统理论、君权神授的学说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所青睐，它对于想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说如虎添翼。轻徭薄赋的主张是针对于土地提出的政策，这是历史向前推进的一大步，进一步缓和了阶级矛盾。新儒家思想最终归结为“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这种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二）新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的原因及对其的评价
课堂提问：西汉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引导：1.经济方面考虑;2.统治者的个人考虑;3.新儒学自身考虑。
课堂提问：评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引导：从利弊两方面考虑，凡是都有两面，我们要面面俱到。有利的一面，首先这件事本身在历史的长河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次，它在政治上顺应了当时政权的发展趋势;最后，在思想上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开创了鲜明的儒家文化。弊端，它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利于思想的解放，最终使得中国落伍与其他国家。
（三）比较孔孟的儒家思想与董仲舒提出的新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先秦的儒家思想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推崇变成了统治思想。
开始的儒家思想以务实为主，但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
春秋战国的儒学是针对学术理念的钻营，而新儒学则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儒家思想在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中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到了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新儒学则成了教条被人熟识。
最后总结：
西汉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及刚建国，领导者在统治时推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农业发展上实行轻摇赋税，争取尽快恢复国力，为此黄老之学逐渐趋于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与政权的稳固，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的雄心更加膨胀，想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候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4
农牧业的恢复与变革
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的民族，农牧业生产是古代太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一、农业的衰退与变革
战国末年到秦汉之交，社会经济在争战灾祸的涤荡之下，严重凋敝。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国家统一，战争平息，但秦始皇大兴土木、徭役、赋税苛繁，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到西汉初年，面对国家元气丧失的状况，臣民极力主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无为之治。人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恢复迅速。当时的西汉王朝认为，河东、太原、上党郡若能供应关中粮食，则可避免漕运之繁费和砥柱之险，所以三郡农业深受西汉政府重视。
西汉于文帝时始行屯田制度。因太原以北为汉政府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要地，军屯制度首在太原以北施行。这一带的土地迅速开发，出现了大片农田。由于移民屯垦和推行军屯，改进革新农具，推行旱作技术，农作物产量比三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河东、太原、上党的粮食均可供给京师，说明当时太原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汉政府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在兼并中流离失所，加之匈奴连年南下掳掠，以至东汉中期以后，屯垦停止，边境空虚。接着东汉政府分裂，战乱四起，汾水下游土地荒芜，无人农耕。从人口变化情况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太原郡所辖21个县，土地面积51750平方公里，住户169863家，人口680488人，每县平均居住8089户，人口密度13.1人/平方公里；到东汉元和五年（公元140年）出现人口锐减的现象，太原郡当时所辖16县，土地面积45360平方公里，住户30902户，人口200124人，每县平均仅居住1931户，人口密度4.4人/平方公里，县均住户和人口密度分别比西汉初期锐减76.1％和66.6％。直到曹魏时期，为筹集军粮，复在河东、并州等地设立屯田管理机构，农业有了恢复。
综观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正如曹操诗《蒿里行》所写：“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亲率大军击败袁绍所辖并州刺史高干，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梁习治理并州，致力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山西境内“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魏灭晋兴，司马腾任并州刺史。公元306年，并州遭遇大饥荒，又被刘渊部攻掠，并州人口只剩下不满2万户，农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北魏初年，豪强地主势力强大，“并州王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荫户完全隶属于豪强宗族的庄园经济，不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严重影响了国家按户征收赋役制度的执行。北魏孝文帝为了与豪强地主庄园争夺人口与劳动力，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便在公元485年于平城均田令。主要内容是按农民人数与官吏等级分配无主荒地。
由于均田制把游离的劳动人口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居宽乡，朝廷编户齐民数字增加。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49年），太原郡辖10县，共有住户4.5万户，人口20.8万人，户均人口4.6人，比西汉元始二年太原郡户均4人有所增加。
秦汉时期，官民兴办农田水利的积极性较高。西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年，太原境内的水利工程逐渐修复。史载：元初二年三月，安帝诏令在最富裕的地区太原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灌公私田畴。
曹魏时期，官府以屯田制为手段筹措军粮，在实行屯田的地方，极力开发农田水利。如在河东、太原，就曾利用当地的水利条件，灌溉农田，提高农作物产量。
二、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
太原农业在西汉时期有较大发展，从作物种类、品种的增加和园圃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它前进的步伐。
《晋乘搜略》载：武帝“思富养民，教民为代田，劝种宿麦，利民食也。并北地寒，故不能种宿麦，……又麦之别种曰燕麦，俗称莜麦，夏秋种，胜寒，宜边地。太原……近山诸属胥有之曰荞麦，秋种，有红黑斑三种。谚曰：中秋有月，荞麦多实。”“禾稻之美甲于通省”。这段史料说明，当时太原地区已种植了冬小麦、莜麦、荞麦和黍，还有了水稻。
园圃经济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不断从西域引入园艺作物。
汉代太原增加了种植葡萄，并能酿制成葡萄美酒，被视为佳品。
三、畜牧业兴盛繁荣
秦汉时期，因战争需要，马、牛类的大牲畜急剧增加。《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末汉初社会动乱，边境不稳定，社会经济凋敝，军马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状况。为此，西汉朝廷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同时也在内地广建官马厩，并且采取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当时并州太原就置有“家马官”一职。
北魏在兼并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将数以千万计的马、牛、羊掠至平城地区，平城地区成为北魏王朝最大的牧场。北魏迁都洛阳时，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西）重置牧场。为了使牲畜适应南部炎热的气候，每年自河西牧场徙牲畜于并州，再由并州渐次南徙，使其适应水土，最终聚于河阳牧场。
据《北齐书.斛律金传》载，北齐于晋阳“饲马数千匹”。可知当时太原乃至山西是国家畜牧业基地所在。
工矿业的开发与提高
一、矿物的开发
秦汉之际，太原工矿业同农业一样，经受了战争的浩劫。到西汉初年，才渐渐恢复生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据古籍记载，秦汉时，太原郡有铁；“悬瓮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安邑、晋阳、娄烦有盐。”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4年），对盐、铁产销实行官营。当时全国设置铁官49处，山西4处，其中有太原郡的大陵（今文水县内）；设盐官36处，山西5处，其中有太原郡的晋阳。宫营盐铁业从采矿到产品运销都由官府经营管理。
汉代山西还有采金者。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马蹄金五件，共重1205克。《汉书·武帝纪》载：“联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首山在永济市南。）
炼铁要用石灰石作熔剂。石灰石和硫磺的开采，还有白矾，也当是汉代山西开发的矿种。
二、手工业的普及提高
秦汉时期，手工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仍在缓慢发展。
太原青铜手工业历史悠久。秦汉时期，青铜业并未因制铁工业的发达而衰退。1961年，在太原东太堡发现了铜鼎、铜镜及玉璧等文物。同年8月，又发现了铜钟、鼎、鉴、盆、剑、博山炉和大量的半两钱等文物，还有铜钫1件，上刻铭文为″晋阳容六斗五升重二十斤九两″。说明其规模、工艺和经营比较宏大、完整，可见晋阳是汉代铜业发达的地区。
北齐时，晋阳冶、原仇冶（位于今盂县）见于史书记载。特别是北齐綦母怀文把生铁熔液灌注到柔铁（即熟铁）中的炼钢法，说明铁的冶练技术又有新的进步。
晋阳城酿酒业发达，出现了汾清等名酒，远销到邺都。武成帝在晋阳曾经敕河南康舒王高孝瑜：“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盅”。商业繁华与遭受冲击
秦汉时期，商业贸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汉初，政府实行“与民无禁”的政策，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太原为交通要冲，四方商货集散，流通贸易繁荣。
自“白登之围”后，汉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山西商人经常用丝织品、酒和其他手工业品与匈奴人交换牲畜与毛皮制品。由于双方贸易是互利的，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所以边贸长盛不衰。
晋阳是各地物资集散之地。晋阳地区贸易主要是以马匹为主的畜产品及金银珠宝等物。
晋阳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匹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以前，必需在晋阳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
北齐晋阳城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且有外国商人出现。太原南郊的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载物驼队画，为首一人头顶光秃，前额与脑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子肥硕高耸，浓眉环眼，好似大食人形象。右后一驼上驮个大软包，两驼间的一人高大修长，高鼻短胡，浓眉深目，似为波斯人。后一驼驮大软包、虎皮垂囊与丝绸等物。这些画面反映了当时晋阳与境外商人的贸易情况。
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战乱频繁，游牧民族相继入侵。他们肆意抢掠，冲击农耕，使工业凋敝，商业停滞，社会经济衰落。北魏统一北方后，直到太和初年，仍然“钱货无所周流”。
城市建设与繁荣盛况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繁荣。纵观这八百年间的太原城，规模扩大，建筑增多，人口增加，消费上升，佛教迅速传入，并很快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攻占晋阳城设太原郡。汉初，刘邦为防御匈奴南侵，派韩王信镇守晋阳，改太原郡为韩国，以晋阳为国都。公元前196年，西汉为巩固边防，并雁门、太原郡为代国，封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城。从此，晋阳城一直作为山西中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西晋末，经过“八王之乱”，晋阳城遭到严重破坏。公元307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大力招纳流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发展生产，晋阳城再度重建。
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晋阳城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坚固的城池，成为群雄逐鹿交替控制的地方。在以后的70余年间，晋阳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秦、西燕后燕占据。其中，公元385年，前秦苻坚子苻丕曾在晋阳称帝，改年号“太安”。
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圭发兵40万从平城攻入晋阳，晋阳成为北魏南下中原、东出河北的交通枢纽与军事基地。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嗣与拓跋宏都曾亲临晋阳巡视，其后百年，晋阳局势相对稳定，城市得到恢复发展。
公元500年，秀容部酋长尔朱荣盘踞晋阳，以太原王的身份操纵北魏政权。公元532年，尔朱荣部将高欢进据晋阳。高欢深知晋阳的地理形势与军事地位之重要，在晋阳建起“大丞相府”。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以大丞相身份独揽东魏大权，常年坐镇晋阳，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夺东魏政权而立北齐。东魏、北齐两朝，晋阳虽为别都，但其政治、军事地位实比都城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更重要。
高欢不仅于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而且创建了周长27里的“晋阳宫城”。后来，北齐武成帝又在晋阳修筑了周长4里的“大明宫城”，超过了北齐都城邺城的宫殿。同时，还于当时的汾河东建立了晋阳东城。
高欢还将晋阳郊区的唐叔虞祠修葺一新，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鸿勋作《晋祠记》，“晋祠”之名从此著称于世，被郦道元称为“晋川之中最为胜处”。天保（550～559年）年间，高洋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飞桥架水，兴建凉亭水榭，命名“难老”、“善利”二泉，建“望川亭”于悬瓮山，颇具“别都之胜”。齐后主高纬在晋阳西山广建佛寺，著名的有童子寺、定国寺、开化寺、圣寿寺、法华寺、天龙寺等。这些佛寺僧尼众多，一夜燃油万盆，光照晋阳宫内。又开凿石窟，镌刻佛像，这就是今天的天龙山石窟。
东魏、北齐时，商贾聚集晋阳，他们除进行商品贸易之外，与权要人士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渗透政治领域。“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卷50《和士开》载）。当时晋阳城内显官贵妇聚居，外国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各方珍奇异宝荟萃于此。高欢依附尔朱荣时，“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因此，晋州等地的金银珠宝涌入晋阳城，再通过这些“要人”及其命妇，流到市场。
当时晋阳城内还集中了大量其他财物。后主在“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宫女“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
总之，秦汉魏晋时期，晋阳一直以区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群雄竞相争夺的地方。到了东魏北齐时，晋阳则是实际上的都城，城市建设、商业、手工业空前发展，是这个时期山西城市发展的典型。
道路修建与交通运输
太原主要交通大道形成较早，这是太原在古代中国北方所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陆路
秦统一中国后，“坠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战国时期区域间的交通阻隔。公元前220年，秦治驰道，“高出地面，用铁椎筑土”，道茬坚实。道宽50步，每隔3丈树青松为志，宽阔平坦，森严蔚然。秦代驰道贯通全国，纵横辐射。其中一条为河东干线，由陕西咸阳东北起，越河过蒲津桥，经平阳、晋阳，堑山湮谷出长城直通云中。此外，由太原至石家庄市东有一条大道与河北驰道连接。公元前228年，秦始皇由邯郸至太原，由太原西至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巡游，说明邯郸至太原、太原至上郡也有大道。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出游途中病死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当时秘不发丧，大车队继续由井径口（今平定旧关）入晋，由太原而北出雁门（今右玉县境）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由直道至咸阳。说明太原至雁门有大道。
汉代恪守秦制。凡驰道通过的县，一律令其随时修缮保养。东汉以后，随着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交通要道上的驿亭分布日广。
东魏时，平阳太守封子会曾修筑了从平阳北出汾州达太原的大道，取名千里径。
秦汉时期继续开发太原通往晋东南的大道。由晋阳至祁县东观，顺胡甲水（今子洪水）过屯留、长治、高平到晋城。又一路由太原至榆次、榆社、左权，出黄泽关（今左权县东南界），达邺（今河北省磁县南）。
太原以北道路主要修建于秦汉时期，郡治与郡治之间有车马大道相联。此路由太原、广武（今代县）直至平城（今大同市）。
北魏统一北方，由平城迁都洛阳。高欢自立为北魏大丞相，仍居晋阳遥控洛阳，政事往来以晋阳为中心。东魏、北齐时期，霸府晋阳与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交通甚为便利。主要大道路有：晋阳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村）、晋阳至洛阳、晋阳至长安、晋阳至平城（今大同市）等。
二、水路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5
关键词：百年；羌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81.7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112-05
羌族研究在我国民族研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2008年中期至今，学界展开了对于重建羌族文化的活动，为了更准确的整理和挖掘羌族文化本来面目，笔者认为对于羌族史的回顾是至为重要的。本文就近百年来羌族史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
民国初期做开创性研究的学者有董作宾、胡鉴民、王文萱、闻宥、刘恩兰、庄学本、马长寿等。他们研究的重点倾向两个方面：一是羌族的族源。例如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7)、丁X《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边政公论》1944，5)、刘朝阳《小乙征羌方考》(《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五卷，1946)、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学论丛第九册，1958)等；二是探讨羌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如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胡鉴民《羌民之经济活动形式》(《中山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王文萱《四川西部羌人之信仰》、吕朝阳《羌民生活一瞥》、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等。国外学者中，目前能检索到的最早有关羌族研究的论文是日本学者中岛敏1934年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卷6号，主要探讨宋和西夏战争对西羌的影响。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详细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羌族语言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61年四川少数民族调查组羌族小组编印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羌族》二书，主要对当时羌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等进行了详细的考查。6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工作迟滞。80年代以后，羌族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使对“羌”的研究逐步形成覆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体系，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下面本人就羌族史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学术专著类：
(一)羌族源流：
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羌族的形成及其创造的文化，阐释羌人是如何从羌塘高原形成并逐渐与华夏文化产生关系，羌族如何演变为藏族等；下篇主要论述从羌族派生的各民族，分析考辨它们与羌族的族源关系。包括吐蕃、东女国、党项、宕昌、达布以及西戎、北狄、月氏、白狼、濮等等。任乃强先生提出古羌人的迁徙与盐池分布地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认为吐蕃、月氏、西戎等都是由羌族派生则过于偏颇了。
何光岳著《氐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该书把羌族繁多的支系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整理、分类研究与论述，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戎、氐、羌各支系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与融合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认为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主干。并认为广义的羌人包括“戎、氐、羌三大部分”。何光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其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在论述羌人的来源时，以考古材料不充分为由没有对古羌人族源作以定论，只是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羌族应是河曲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人。
(二)羌族通史
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著《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宋以前的羌人，下篇介绍宋至近现代的羌人。全书论述比较详实，分期阐释不同朝代的羌人的社会状况，涵盖面广，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及由此导致政府对羌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比较详实的记述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羌人与汉及其他民族或同化或融合的过程。
黄烈先生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选择记述了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羌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三编第六章“氐与羌”中记述羌人的兴起和发展、第五编第四章“党项”，记述了党项的来源及消亡的过程。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四章第三节“商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一节中详细介绍商与羌方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的关系。韦东超、王瑞莲著《中国民族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四部分简单明了的介绍了羌人从古到今的流变。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第七章“羌族”阐述了羌族的起源及先秦、西汉、东汉、十六国时期羌族的分布和活动。第十三章“党项族”记述党项的来源和发展直至最终建立西夏政权的过程。
马长寿先生著《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考证氐与羌实际是两个民族，并分别阐述。羌族部分首先详细记述了羌族的起源、迁徙及各部落名称与分布；其次论述有汉至唐羌人与政府的互动，展现期间羌人的生活状况；最后整理文献记载的古代羌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主要介绍唐以前党项的历史。其中对党项羌的族源及其发展进行详实的考证和阐释。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论述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的历史。比起其《早期党项史研究》一书，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的内容。
以上关于羌族史的专著，不同程度的介绍了羌人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和发展等情况，然而对于不同时期羌人的内涵、羌人共同体的变化论述不够清晰。
(三)“羌”人的迁徙与各族的互动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编第三节“西方民族”中论述商朝时西方民族羌方的活动；第九节“羌族社会和反抗汉朝统治的斗争”中详细阐释了两汉时期羌人的活动及与汉朝的关系。第二编第一节“与蜀汉争夺氐羌”论述了羌人对三国割据政权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羌人对三国鼎立格局形成所起的作用。第三节中探讨了“吐谷浑、氐、羌与南北朝的关系”，其中涉及羌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分布与活动。第三编第二节“党项羌的兴起和西夏的建立”中论述了党项羌的由来及其发展，建立西夏的过程。同时也阐释党项羌与北宋的关系。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中论述了两汉时期羌与中原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与匈奴、氐、卢水胡等族政权的相互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第一章第四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变化之研究”中提到此时起羌人的内徙。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一文中略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氐羌关系、羌藏关系以及羌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一文再一次强调羌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第二章第二节“羌族的迁徙”阐释先秦至秦汉时期羌人的迁徙及其与其它民族的互动。第十三节“党项族的迁徙”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党项的迁徙及迁徙后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对其它民族的影响。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一书收录了几篇有关羌人的论文：《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分析并阐释了不同时期羌人的状况及与其他各族互动往来的情况。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第二节“吐谷浑国的复兴及其与唐朝、党项的关系”中，比较详尽地阐释了党项羌与吐谷浑的往来。
马长寿《碑铭所建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关中发现的碑铭25种，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初步解决了过去很难弄清的问题。其中以羌人的碑铭为多。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中虽然没有单独将羌人问题作为独立的章节列出，然而在论述各民族互动关系过程中，作者多处强调羌人对此时起民族格局的变动和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崔明德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详细分析两汉君主、重臣、少数民族领袖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其中对汉宣帝、赵充国等治羌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中“羌族诸姓”对姚氏、雷氏等羌姓族支的渊源及代表人物的事迹进行了考证。
这些专著对于羌人的迁徙和羌人与各族的互动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然而对于在与各族往来过程中羌人族群认同的变化阐释不详细。
(四)民族学方面
许平《羌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汶川县绵乡羌锋村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人生礼仪、进行了研究，并联系羌族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迁，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变迁的理论设想。卢丁、(日)工藤元男主编《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是四川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以理县桃坪乡为对象，进行长达一年半的综合调查后完成的民族志。
王明珂著《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传统意义上的羌人。指出“羌”并不是代代居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并且，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台湾经连出版社，2003)用文本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思想来详细论证典范意义上的“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漂移的群体，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羌人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后又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即族群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改变其范围。第二步骤是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体系，传统的“羌族文化”被构建成边疆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在1960年代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后，自身也在文化交竟展演的过程中，创造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形来。
王明珂的著作作为羌族民族学研究的新探索其观点极具启发性，然而由于王明珂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得出“羌”仅仅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的结论，则是忽视了历史上“羌”人之间的内聚力以及自我认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学术论文
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羌”学研究的论文，总的说来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各时期羌人的来源与流变
李绍明《沦氐和羌、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0)一文对黄烈先生提出的氐、羌不同源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绍明认为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史文估羌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民族论坛》，1987，2)一文认为古羌人发源与陕甘地区，在此地区生活若干万年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从而开始“同其它部族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过程。”雍继荣《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10)对解放前至80年代学界对于羌族族源的研究作以总结并且提出了仍待商榷的问题。杨正苞《谈氐羌同源及其最后一次南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2)；从氐羌族源及原始居留地、语言称谓、生活习俗等方面论证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汤开建(傥项源流新证》(《宁夏社会科学》，1996，1)一文中作者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并结合典籍、西夏文、党项风俗习惯等论证党项族源实出于鲜卑。张云(傥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1)一文试图从羌语、藏语中找寻党项的原型，并结合藏文、羌文献与民族起源的传说，最终考证《后汉书・西羌传》中的“东吾”、“东号”、“当煎”、“当阗”以及“东羌”以及“迷吾”、“迷唐”等部是党项的先祖。(韩国)姜允玉《羌、姜同源说辨正》(《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第41卷)一文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经籍和考古发掘材料中有关羌、姜的记载加以分析整理，认为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诸族、考古“姜炎文化”、汉代河湟羌族、随时代改变而又不同的内涵。周松《宕昌羌源流管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一文针对宕昌羌来源的两种说法，在分析北魏梁氏羌人的基础上，对宕昌羌的来源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将其上溯至金城梁氏羌人。同时本文对宕昌羌酋称王前的情况进行了追溯，大致勾勒出了5世纪中叶以前宕昌羌演变的历史轮廓。
80年代以后的论文中对于各个时期羌人的来源探讨不多，这于现存考古材料还不能完全与文献材料相映证有关，所以族源问题仍是学界有争论性的焦点问题，还有待于考古材料的不断挖掘。
(二)对羌人的宏观论述。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1)一文从现存的典籍材料人手，对“羌”字的由来及从商代至明清时期的羌人活动做以简略的梳理，特别是对先秦史料中对羌人的记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给以合理地推论：他认为“羌”最初是商对某一族的专称，但因其“所占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其次认为周人、秦人与羌戎在血缘上关系密切；但是顾先生认为吐蕃是由发羌流变而来，其依据的理由尚不充分，目前学界争论不休，故仍待商榷。王俊杰舱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1982年《西北师院学报》第三期)中作者对“史学界把商代的羌与秦汉以后的羌看作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民族”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对古羌族不同时期的族称、内涵、地域分布及社会发展情况做了区别论述；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2)本文将范哗在《后汉书》中对西羌的记述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范哗撰民族史的治史方法进行了评述。
(三)各个时期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1)详细的论述了唐代西山一带众多的羌人部落的情况及西山诸羌的地望。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一文分四部分对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路线、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以往研究者的某些观点与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1995，3)简略提到商至战国时期羌人的活动及迁徙。尚新丽的《秦汉时期羌族的迁徙及社会状况》，(《南都学刊》，1997，5)；详细论述了秦汉时羌人迁徙路线，徙居地及迁徙原因以及在迁徙过程中，科版第30卷第3期2003年7月)本文主要对汉代河湟地区封建化的原因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提到汉政府为了解决河湟地区羌支的问题从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河湟地区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封建社会的飞跃。李椿浩《试论羌族及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9)一文认为羌人姚苌控制关中是以安定为根本，作者以研究安定的地位为出发点探讨姚苌的“大营”以及与军镇护军等有关问题。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于羌人生产方式的研究十分薄弱。
(六)古代羌人的文化生活
钱安靖《羌族原始宗教今昔》(综教学研究》，1994，4)一文以现存岷江上游的羌族为主对羌人的原始宗教加以考察。周毓华，彭陟焱《羌民族原始拜物初探》(《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探索羌人的宗教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李绍明《狄石崇拜看禹羌关系》(《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一文从民族学、民俗学的石崇拜角度论述大禹与羌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汉晋以前的史籍记载“禹兴起于西羌”或“禹生于西羌”都是有充分根据的。雍继荣伏禹的故乡在哪里》(《中国民族》，2000，4)一文引用丰富的古文献资料、民俗资料和文物遗迹论证古文献中“禹生于西羌”是有根据的。聂鸿音《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语言研究》，2000，4)一文中作者根据藏语和西夏文对古代史籍中记载一些用汉字音译的西羌和党项词语，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后汉至北朝的西羌语接近于藏语，而宋代的党项语(西夏语)接近于羌语。从而对西羌到党项羌再到现代的羌族是否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提出质疑。刘杏改《青海羌族文化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2，7)一文借助考古资料，述说青海古代文化中的羌族文化系列，并对其文化特征的差异性作了分析。张泽红《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一文借史籍、碑铭及道教文献等资料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南蛮、氐羌群中传播的情况。高恒天、汤剑波在《秦汉时代之羌族道德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006，4)一文中探讨羌人在政治权力继承、婚姻道德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并由此论证汉羌互相融合、同化的情况。
上述对羌人文化生活的研究涵盖较为广泛，然而由于民族史学界大都把从西羌到党项羌再到现代的羌族看成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所以对于今天四川地区的羌族与汉朝的“西羌”是否存在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几乎都持肯定的态度。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被称为“羌”的共同体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对于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模式的转变过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七)考古材料
王克林《姬周戎狄说》(《考古与文物》，1994，4)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考古学文化为佐证考察周族与戎狄的关系，以探究其文化内涵。李绍明《或都周边有关羌族的两处遗迹考略》(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通过考察留存于大邑静慧山及邛崃天台山的两处有关羌族的遗迹探析历史上羌族与成都平原的密切关系。余永泉《羌族口碑古籍略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对羌族口碑古籍进行搜集整理。罗二虎《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一文对近年来青衣江上游的周围地区发现的几座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初步推论其族属为氐羌系。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相信会有新的考古材料出现。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6
关键词：秦汉皇家园林；文献分析；关中农业；利益冲突
中图分类号：K928.73；DF4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6-0119-01
中国古典园林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我完善的。秦汉时期正处于中国园林的生成期，此时以贵族的宫苑传承为主线，皇家园林是造园活动的主流。[1]在秦汉农业经济发展中，关中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一、秦汉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对皇家园林与农业的影响
1.气候温暖湿润与较少的气候异常
秦汉时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以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货殖列传》卷所述“蜀、汉、江陵千树橘；……渭川千亩竹”作例证，其中“渭川千亩竹”是西汉时关中地区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气候较今更为温暖湿润。为上林苑中扶荔宫等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
结合《汉书・五行志》与《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载，可看出西汉时共大旱15次，但无一明确指出发生在关中地区，而因连续降雨导致山洪暴发及河川大水也仅在文帝后元三年秋和成帝建始三年发生过。相对稳定的自然条件可创造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对皇家园林的建设及维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自然植被繁茂、类型多样
因秦汉时气候温暖湿润，加之当时农田多垦辟集中在泾、渭、洛河的河谷平原地区，所以，山原丘陵上自然植被繁茂且类型多样。《汉书？地理志》在论及秦地时盛赞“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还述及关中西邻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2]为都城营建及皇家园林兴建提供了充足的建筑材料。
3.河川径流丰沛，河流分布均衡
据西安半坡遗址大量的鱼骨、鱼钩、及彩陶器上的鱼纹图样等实物证据，加之春秋时期秦穆公十三年的“泛舟之役”，以及《水经注》记载，可证明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泾渭、灞、沣、涝“八水”径流丰沛、水量之大。不仅有利于城市水利建设和农耕发展，还为皇家园林超大水面，如昆明池、太液池的出现提供足够的水源和契机。
4.土壤及地形条件
关中地区有“沃野千里”之称，其河谷平原与黄土台原广阔平坦，绝大部分地区属于灰褐土，土质疏松，且土层肥沃深厚，耕作与交通甚为方便，进一步大兴农田水利工程，扩大关中平原的灌溉范围。
二、上林苑与农业的关系与纷争
治国安邦，必先安民。在朝代之初民生凋敝的现状下，统治者不得不对自己广开苑囿的欲望加以控制，还要“还山林之田薮与庶民”，与民休息，发展经济。汉朝之初的“萧何营未央”之事虽与发展经济相矛盾，却是另一种安定社会的政治需要。
相传汉高祖初年曾罢苑还田，称帝前“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苑囿园池开始部分恢复。当萧何提议开放上林苑中的空地让百姓耕作时，高祖大怒，“‘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可见，开放苑囿园池，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帝王为安定社会，恢复经济的手段，是出于对苑囿占有欲的迫不得已的做法。农业与皇家园林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线关系，是互相影响并牵制，甚至是带有纷争的极端关系。
1.西汉皇家苑囿的农业功能
（1）农业生产功能
起初，上林苑是与民同乐的皇家苑囿，苑内有田，与民耕种。那时的苑囿，绝非“园林”那么简单，它不仅是土地利用的一种形式，还是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一种形式。
（2）农业试验功能
西汉除利用苑囿进行农业生产之外，还用作农业试验场地。仅从上林苑中建筑名称来看，扶荔宫、葡萄宫以及蚕宫，也表现出当时苑中琳琅满目的植物景观。
椒房的出现说明当时宫苑温室已初步掌握控制室温的技术，而且“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3]的行为也体现出植物引种和栽培试验活动。
当时汉使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石榴、核桃、葡萄等植物，通过引种试验，成为了很普遍的经济作物，为关中农业带来一定的发展。
此外，在武帝晚年时，“代田法”这项综合性的技术改革先在离宫内进行试验、示范成功后得以推广，在三辅地区推广后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西汉皇家苑囿农业试验功能的典型例证。
2.上林苑的扩建与罢苑
西汉初期，从高祖到景帝一直贯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得到恢复。为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提供良好的社会背景。加上物力财力的集中和汉武帝个人政治理想的需要，上林苑的扩建便成为两汉苑囿建设的代表。
扩大了的上林苑，一方面是武帝个人穷奢极欲、彰显文治武功的场所，另一方面以其独特的多种功能，给皇室甚至国家财政一定程度的反哺。但是扩建侵占了大片农田，使渭水西南的农业一度衰落，再没恢复到西周时丰、镐的景象。
上林苑的消极影响在于：与农业争地成为关中农业发展的严重制约。“苛政猛于虎”，毫无制约地广开苑囿，其祸远于围猎、起盗。靠近上林苑的田地被征作皇家苑囿之地，苑内农业活动较之前少了很多，苑外农户则哀声遍野。武帝当时的决断在他死后被高涨的罢苑呼声所批判，上林苑的用地又被征作了农耕用地，上林苑被另一种极端所毁灭。
三、结语
秦汉时的关中农业和皇家园林从当地自然环境中造就出人类历史上的成就，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皇家园林不单为观赏游乐而建，也为结合生产而造，反哺农业，并通过苑囿内的农业生产和试验，促进关中地区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与进步。皇家园林可和农业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下共存，但物极必反，加上利益冲突，便导致了秦汉时期园林与农业的悲剧发生。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2.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7
[关键词]西汉；盐业私营；放利于民；豪强专断
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资料。夏商以前，人们已经学会使用天然盐。随着历史发展，与盐相关的盐政盐法也成为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着历史前进步伐。西汉建立之初，统治者便采用“弛山泽之禁”措施，对汉初经济乃至政治局势影响深远，盐业私营便是其中重要部分。
一、盐业私营之政治措施
汉初盐业私营，即是由国家把采盐的权力赋予民众，使民众掌握盐的开采、制造、运输和贩卖权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国家从中收取一定的租税，租税由少府集中，归于皇帝私人开支。史称：汉朝建立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即一改往常国家主控制度，放山川、沼泽、河流给百姓；不仅如此，这些地方所包含的资源，包括矿藏、盐、林木、鱼等，皆归之于民，国家不与百姓争利。
盐归于民制，民制的具体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首先，分为产盐地和不产盐地两类；产盐地区，由民开采，制后即食，方便了事，盐价也相对便宜。不产盐地区，由于人力运输、盐商盘剥等费用，盐价会有所提高，百姓食盐也受到一定限制。其次，产盐地区由于盐的来源不同，制盐工艺不同，盐价以及得盐难易皆有所不同。西汉盐品种主要分为四类，海盐、井盐、池盐与岩盐。前两种都需采用“煮”的工艺，要大量燃料和加工人员、器皿，成本较高，价格自然较高。池盐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多采用自然晒干或风干的方法，相较容易许多，甚至可以以户为单位制盐，成本低，价格也相对便宜。岩盐则主要作为贡品，不算在食用范围内。所以各地的盐价自然会有差异，百姓食盐也会受制于此。
再者，真正的盐业私营政策实际上只能运用于全国部分地区，诸侯国对抗中央政策，盐制不同。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金布律》中，有记载池盐和井盐的记录，却偏偏没有海盐。王子今先生通过考证，认为是因西汉初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地域，并不包括沿海地区。遂有刘濞募民煮盐至国富，“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刘濞私自控制盐业生产，卖盐以充国用，在吴国行盐业官营。这与中央“弛山泽之禁”政策相悖，却由于吴国实力强大而不受中央控制。
二、盐业私营之考虑因素
盐业私营之所以在汉初占主导地位，至少有三点原因：第一，经济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盐业私营主要是为改变汉初经济衰败局面，这是最根本也最紧迫的原因。汉兴之时，多年战争破坏使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刘邦深感其难，“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不仅人民没有储存，生活艰难，连国库也供应不足，十分困难。于是，恢复经济以稳定民心成为汉初首要任务，“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盐业政策涉及其中。盐业私营是为了扭转经济颓势，起富国作用，但这里的富国目的又与汉武帝后来实行盐业专营政策的富国目的不同。国富多来源于税收，税收多则国富，税收却来源于百姓，百姓富则税收足，对于一个新兴政权来说，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不能采用，所以汉政府采用先富民再富国的政治策略；汉武帝时期则不同，经历前代的休养生息，国民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中央便设盐业官营，与百姓争利，实现富国策略第二步。盐业私营与盐业官营似一对好兄弟，以相悖的办法在不同时期却为汉王朝的发展起着同样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治原因。从理论上讲，官营收入必然大于私营税收收入，哪个封建政权不想中央集权，掌管一切，天下资源尽归中央，但这需要强大的政治实力。一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只能在维持政权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强制加强集权，不考虑周遭制约因素，就很有可能引发相关地方政权的反抗，使中央政权受到威胁。很显然，汉初的政治格局并不能支撑统治者采取官营似的集权政策，只能退而求其次，运用私营政策解决当前紧急问题，以安抚民心的方式维护稳定。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分封在各地的诸侯拥有一定的军权，并能掌握封国内财产及大部分的人事任免权，这种政治、经济格局对中央政权的稳固构成极大威胁。最初，刘邦为扩大势力、稳定局势而大封异姓王，各异姓王势力逐渐庞大，威胁到新兴的汉朝政权。他用了各种办法消灭异姓王，异姓王虽灭，但地方势力经历多年分裂割据，难以根除。为了拱卫长安，只能大封同姓诸王，他曾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是，同姓诸侯并没有一直起到拱卫中央的作用。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积累，各诸侯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极大威胁着中央的稳定。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天下共有10位诸侯王；文帝即位，为了安抚诸侯，又增加诸侯的封地，多达十几个。他们大多分布在河北、山东、湖北等地，掌握不少自然资源与人口财产，时间一长便羽翼丰满，故生谋位之心。尤其是吴王，拥有铜山、盐利，经济实力雄厚，成为诸侯之首，史称：“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于天子”。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使各诸侯不安于被统治，文帝三年，刘兴居叛乱，“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景帝三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叛乱，“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这些叛乱证明了各诸侯王的野心，进而也说明了当时中央政权相对受到地方诸侯势力的挑战，假设专营政策一早便实施，诸侯王直接与中央对抗是否也会早上几年？所以说，汉初实行盐业私营，有发展经济的目的，同时也是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
第三，思想因素。盐业私营政策正好迎合了汉初盛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向刘邦建议“黄老学术”的陆贾称清静无为、轻徭薄赋，使民众自行恢复生产，便可将无为变有为。这样的学说正好适应汉初希望恢复、保持安宁的社会心理状态，故被统治者有意无意地运用于国策，即使并不为统治者真正喜爱，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盐业私营是该政治思想在经济领域的部分延伸。
三、盐业私营之效用：利与弊
（一）私营对百姓的益处
盐业私营政策的实施口号为“放利于民”，但学者往往只注重它的消极作用，并未关注它对于百姓的积极意义。虽说“弛山泽之禁”的政策最终有利于豪强商人，但在制度实行之初，它确实是使百姓获利，其积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
这项盐业政策从四个方面保证盐价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一，对于产盐区的民众来说，以前由国家控制盐产，私自煮盐将受到法律制裁，更提不上贩盐以增加收入，而现在，制盐，贩盐都受法律保护，产盐区的百姓不仅自己能吃上价钱便宜的盐，更能通过煮盐贩盐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汉书·食货志》载，秦代，“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见秦代在盐铁上就对百姓的剥削极重，而汉初一改往常之治，放盐利于百姓，这将对百姓生活产生极大积极影响；并且，《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金布律》载“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这说明官府在私盐的盐税上收税较低，既可以降低制盐成本，保证产盐区百姓收益，又不会使盐价过高，故有“盐与五谷同贾”的说法得以流传。其二，“弛山泽之禁”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它的实施受国家权力强制保障，一旦有豪强私自垄断盐业，阻挡百姓开采，将从律法上受到国家制裁，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盐业开采的自由性，虽然不能真正阻碍豪强的发展，例如吴王刘濞就私自控制盐产，但在中央能够控制的地区，相信政策的有效性是可以保障的。便观大盐商豪强，皆为各封国的百姓，不受中央直接管辖，不论是齐地刀间、东郭咸阳，还是齐王刘濞。在中央控制地区，它可以阻止靠垄断而上涨的盐价，对于不产盐的地区，非垄断下的商业可以保持相互竞争状态，竞争下的盐价则可以保持相对合理水平，这使当地百姓买盐更加便宜，也更加容易。其三，由于中国产盐地点频多，产盐面积广大，一般豪强不可能马上就垄断一个地区的盐业，加之秦对六国后裔打击、楚汉战争的消耗和汉初刘邦实行的移民政策，豪强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他们并不能立刻拥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如此庞大的产业。所以，在“弛山泽之禁”政策实行之初，由豪强、大商人垄断盐业，抬高盐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百姓在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可以购买到相对便宜的食盐。在景帝、武帝时期强势起来的盐业豪强，应该是通过长时间的“大家兼并小家”而发展壮大，根基很深，产业极大，才有足够力量对抗国家政策，垄断地区盐业。
“弛山泽之禁”的措施，不仅促使盐价因竞争而相对低廉，更是促进了整个私营工商业的经济发展。这项政策使汉初经济局面得到好转，它成为当时田赋户税的最好补充，高祖时期的“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时期的“遂除民田之租税”，景帝时期的“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这样一整套继承的“与民休息”政策才得以恢复汉初生机，以至武帝初，“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盛况。当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众多西汉的仓廪、畜圈和谷物加工工具等，让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汉初的经济状况，这样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
（二）盐业逐渐被盐商豪强控制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8
2008年11月29日，中国大陆首次商业赛马会在江城武汉拉开序幕。一些新闻媒体认为，“这是一场颠覆性革命”，“其影响力不亚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西安晚报》2008年11月25日）
作为武汉人，我见证了江城武汉举办商业赛马会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上个世纪初期，江城武汉就已经是东方著名的赛马之都。新中国成立以后，商业赛马作为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是，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武汉人再次萌生了举办商业赛马会的梦想。
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及时捕捉到了社会民众中的情绪，也看到了商业赛马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于是决定筹建武汉商业赛马会。但是，观念的更新并非一朝一夕，在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对商业赛马会抱有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决策者选择了只做不说的策略，希望利用现实利益，说服那些曾经阻挠甚至诋毁这项商业活动的市民们。2008年1月10日，武汉当地的《长江商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武汉马彩试点已获批”的报道，但是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1月11日，这家报纸不得不在头版刊发更正与致歉声明，表示该“报道失实”。好在整个社会舆论已经发生变化，这场关于是否举办商业赛马会的新闻风波很快平息。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笔者就曾经提出，作为承东启西的中部重要城市，江城武汉的发展必须有跨越式的思维。如果继续扮演产业“二传手”的角色，那么，最终很可能会不上不下，不东不西，最终导致“中部沦陷”。很不幸的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措施逐步实施，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型城市，武汉已经很难扮演经济辐射中心城市的角色。武汉自己的财政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的作用越来越小，不少湖北农村青年南下打工，武汉成了他们的中转站。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既不能通过发展传统的农业带动工业的发展，因为农业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也不能继续走粗放型的工业发展道路，因为武汉已经被国务院确定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城市试点。武汉必须跳出传统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武汉曾经一度准备建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把自己打造成为“东方的芝加哥”，但由于种种原因，武汉的战略构想难以实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者意识到，武汉市不能在其他地区已经发展成熟的产业链条上做文章，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发展属于武汉的特色经济。
武汉一些精明的商人借助于房地产业，悄悄地发展武汉的商业赛马产业。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由于资金紧张而萌生退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意识到举办商业赛马会，既可以解决财政收入徘徊不前的问题；同时又可以解决大量就业问题，从而使武汉成为真正的赛马中心、消费型城市。
反对武汉举行商业赛马会的人士认为，商业赛马会是一种变相，其社会危害巨大。其实，赛马活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竞技体育比赛的商业赛马；另一种则是在竞技体育比赛基础之上，通过引入业，强调公众参与的商业赛马。现在，武汉市对外突出宣传商业赛马的竞技体育比赛性质，而极力淡化商业赛马中的因素，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阻力。但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业，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那么，所谓的商业赛马，则很可能像其他竞技比赛一样，悄无声息。商业赛马从一开始就带有公众参与性质，而不是少数竞技体育精英分子参与组织的活动。事实上，国际上实行合法化的城市，并未因为发展业而犯罪大幅度上升。从理论上来说，合法化与犯罪率并没有直接联系，除非把作为犯罪的一种形式来认定。多年以来，人们凭借着想像，将基于人性而开发的一些产业披上了妖魔化的外衣，他们反对合法化，其实就是害怕这项产业成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也害怕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通过现代化的商业运作而日益泛滥。所以，如果不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思想的误区，恢复赛马会的本来面目，那么，就很难容忍和支持这项极具商业价值的活动长期开展。当前在中国，以体育、福利为代表的业正在有序发展，引入商业赛马活动，只能是公众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而不会影响整个社会治安秩序。
笔者认为，当前武汉商业赛马会的发展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建立非常科学的“射幸合同”管理体系，从而使官方组织的、具有公信力的业取代或者剔除地下的、民间的不合法的业，使商业赛马活动成为受法律约束的、权利义务明确的法律行为。世界其他国家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只有确保合法业的公信力，才能逐步减少甚至完全取缔地下非法的业。如果地下非法的业盛行，那么，武汉商业赛马会很可能会成为少数不法分子扰乱市场，从事非法活动的场所。
其次，在武汉赛马会开办的初期，应当强调其社会公益性，增加返还社会利润的比例。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商业赛马会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当前武汉基础设施薄弱，在长江大桥和地下铁路修建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资金缺口，如果能将商业赛马会所获取的资金用于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并且通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见，彻底改变当前武汉城市规划不合理的局面，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市民公开支持这项商业活动。笔者建议，可以用赛马会筹措的资金，在武汉修建若干便利市民的标志性建筑，从而使武汉真正成为现代消费城市。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9
关键词：近l0年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和，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状况篇10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各家的不同仅仅体现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上，而这不同的途径也不是可以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而要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加以运用。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不可以相互取消，只可以相互接替。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前后嬗替，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说明《庄子?天下》等关于学术史的理解是正确的。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纵观历代政治得失，适时地完成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的嬗替是王朝取得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
正文
一 法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虽然法家中的许多人物都与儒家有师承关系，〔注：除著名的韩非、李斯为荀子的弟子以外，还有战国初期在魏国活动的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略同）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钱穆先生认为其言行近法家。见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熊伟整理），载《古史辩》第四册下编。〕但是从理论体系上看，法家思想是由道家渊源而来的。《管子?心术上》及马王堆出土帛书《经法?道法》中都有“道生法”〔注：《管子?心术上》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的记载。在战国及汉初“黄老道德之术”和“形名法术之学”〔注：有学者称之为“新道家”、“道法家”。〕中，都有由道家思想向法家思想转变的倾向。道家学说中的“道”和“形名法术之学”中所讲的权、衡、刑、法、称、度等等，最初都是抽象的本体概念，是均平、齐一、普适的意思。法家从道家继承了“道”的概念，而使之与现实政治结合。道家追求天道的和谐统一，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法家则以“道”所生成的“法”为万物的纲纪，使一切事物都专决于“法”。另一方面，法家又通过“循名责实”的逻辑方法，使“道”、“法”等本体概念与具体的赏罚制度相对应，从而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律令。法家虽有兴秦之功，而卒使强秦二世而亡，尤其秦有焚书坑儒之举，故历来学者多轻蔑之。“道生法”的事实说明法家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境界也是很高的，与儒道二家一样具有学术的严肃性。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最强大的国家。秦始皇时期，秦国继续实行法治政策。在秦国著成的《吕氏春秋》一书中的思想，以道、法内容居多。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集大成的学者，也被征到秦国。韩非的同学李斯，被任用为丞相，秦代的许多重大政治措施都出自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政时，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处理，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表现出极端的法家作风。秦统一后，秦始皇决定不再实行分封制，并决定焚毁《诗》《书》百家语，标志着秦代所实行的法家政策达到顶峰。
以时间先后而言，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略早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注：参见陈鼓应先生近年的研究：《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但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早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却是法家。〔注：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活动略早于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但钱穆先生认为李悝、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政治活动已不完全同于孔子所主张的“仁政”，见前引钱穆先生文。〕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以后，使秦国的国力持续发展，引导秦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在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继法家之后，道家、儒家先后为汉代统治者所推崇，但后来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较之秦国推行法家思想还有所差别。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则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彻底法家化。〕从秦统一后各项政策制度的建立、君臣言论以及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等刻石铭文来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邹峄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辑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务皆贞良。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二十九年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三十七年南海刻石：“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洁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秦代政治家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蓝图的描绘是既宏大又理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秦代政治的许多方面，都颇有可采，这一点已为汉代及汉以各代对秦的效仿所证实。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八人一起为秦始皇做寿。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的功绩，有“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等语。秦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趁机劝秦始皇效法西周实现分封制，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辅，以保障全国广大地区的长久安定。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建议为秦始皇所接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和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至此都随分裂时代的结束而告结束。
在此以前，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已实现了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疆域东至海，南至北向户，西至临洮，北至河。郡县制是一种政令归一的制度，全国无论远近都由中央直接统治。这一规划是秦代法家所独有的，是只有法家才提得出和敢于提出的。虽然如此，归一的主题则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共同趋向，而禁《诗》《书》百家语的政策就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归一。废除分封制和禁《诗》《书》百家语同样是反映了秦代法家政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反映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必然要求。《庄子?天道》曾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外物》又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归一是目的，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是途径，归一的目的达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应该结束了。
秦用法治是从战国时开始的，但是，就在秦统一全国之时，社会政治状况便又开始变化，较之统一以前已有极大的不同。法家是讲“因”、讲“变”的，这时，全国统一以后的新的社会政治状况就要求秦代的统治思想要有一个从统一前到统一后的变化。统一前，秦国的政策是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后，则要求以维护统一局面和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了。秦代统治者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变，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法家政策在秦统一以后也有所增减，但却不是以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变化，而是统一再统一，造成过度的封闭。由奖励耕战、加强君权、制约大臣，转变为普遍的刑杀。所有事物都归结为法律程序，并尽可能地实施重刑。法令的约束从主要针对上层官吏扩大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秦二世即位以后，又进一步将秦始皇勤于理政、经常出巡的法家作风，转变为不见大臣的制御之术。结果是人人自危，刑戮相望。
此时，法家学说成为了秦代实行急政暴政的理论依据，助长了秦王朝的速亡。贾谊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贾谊《过秦论》）代表了汉初有识之士对秦王朝失败原因的普遍认识，是非常中肯的。
二 道家思想在汉初的实施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
汉五年（前202年），汉高祖置酒洛阳南宫，与将相大臣一起总结汉朝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其后又在朝中与大臣进一步总结秦朝所以失天下、汉朝所以得之的原因，大臣陆贾等也多次提醒汉高祖以亡秦为借鉴。《史记》中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劝汉高祖要“变”，要由逆转顺，汉高祖接受了。
汉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较系统地接触过道家学说。如曹参曾学黄老于盖公，陈平少好黄老，田叔学黄老于乐巨公，直到汉武帝初期，仍有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等人学习黄老学说。汉初皇帝、宗室、外戚中，汉文帝本修黄老，文帝皇后窦氏尤其喜谈黄老之学，连带汉景帝及太子、诸窦都不得不读黄老。侯王大臣的宾客之中，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成《淮南子》（《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其中以黄老道家内容居多。
曹参相齐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论。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又继任为汉朝的相国，对萧何在位时所制定的规章惯例都不变动，专门挑选郡国官吏中诎于文辞的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将言理深刻的属吏予以罢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称赞他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
汉景帝时，齐儒者辕固生为博士，在景帝面前与道家一派的黄生辩论汤武受命是非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命辕固入圈击彘（《史记?儒林列传》）。
到汉武帝初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术，贬抑道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建议汉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东宫的皇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责备汉武帝，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暂时取消尊崇儒术的计划，窦婴、田?同时被罢免，赵绾、王臧下吏自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
这二件事说明了汉初儒家与道家的竞争，也说明了道家势力在当时的较大影响。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比较安定，统治集团内部虽有“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的事件发生，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大；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统治者从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识；社会下层地主、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还不严重；中原内地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边疆平和，从而为道家政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主张守一、无为、清静〔注：《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著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
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三 儒家思想在汉中期的独尊
儒家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的结合，是在西汉中期。
汉武帝晚年，曾对大将军卫青讲到自己的一生事业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儒家政治思想便在这一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应运而起（《资治通鉴?汉纪》汉武帝征和四年）。
儒家政治思想作为西汉中期的主导政治思想，将汉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推向了极盛。而在西汉中期的极盛局面结束以后，也仍然能够作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政治思想，历时久远，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儒家学说开创于孔子，又经孟子、荀子及众多儒家弟子的发展。先秦儒家学说是具有极强的人文倾向、社会政治倾向的学说，提倡中庸、博学、择善而从，善于汲取古代知识及百家所长。在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王政，取法西周初期的礼制。在汉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终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
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但是儒家学说从春秋战国发展到汉代，其思想内容也已发生较大变化，而汉武帝推崇儒术的目的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利用的意图，并非遵循先秦儒家的追求和信念。这一点与以往法家和道家思想与政治结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首先，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政治思想以后，已从原来的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转变为承认现实政治秩序，包括汉代君主的政治地位，即儒家已经从致力于政治革新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其次，汉武帝通过设立经学博士，为学习儒学的人大开仕禄之门，使得儒家学说风行一时。儒家学说体系内容丰富、广博，极其适合作为衡量一般文化教养和智力水平的样本，因而成为选官的标准。儒学对于汉代官吏的选拔也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已不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第三，儒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主要起一种文饰的作用，而不能直接推动政治的运作。在汉武帝生前，汲黯等大臣就已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粉饰政治的性质。第四，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在政治运作背后，实际上是多采秦制，阳儒阴法，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多采阴阳五行，而以儒术为名义。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学统一学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得到汉武帝的赞许。
董仲舒先后三次参与对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引申论证。汉武帝在其策问中，首先提到帝王受命、上天降命的问题，说：“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也讲到了“更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儒学并不可能对现有政体有所变更，而只能是为现实政治寻找“天人之征”。儒学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汉武帝进行君主专制的自信心，到太初三年（前102年）举行封禅时，汉武帝的态度已经是“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与初即位时有很大不同。
建元元年这一次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人数很多，丞相卫绾提出其中“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与贤良对策相配合，丞相窦婴、太尉田?、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等人从政府一面推崇儒学，论及建明堂、设巡狩、改历、改服色等事。赵绾还将他的儒学老师申公迎到京师，其时申公已有八十余岁。但申公并没有对汉武帝有所帮助，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申公回答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力行”之说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民重君轻思想，并非道家之语。《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但当时汉武帝正热中于“文词”，听了申公的话以后，默然无语，感到失望（《史记?儒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