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1
关键词：传媒产业；资本运营；问题
目前随着国外传媒大量涌入我国传媒市场，而我国的传媒产业实力还比较薄弱。面对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传媒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竞争，传媒产业产业资本的获得离不开资本的运营，因此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运用资本运营。因此，通过资本运营掌握传媒产业产业资本，建立中国的传媒集团，对于我国当前传媒产业的发展非常必要。
1传媒资本运营概念上的界定
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运营，就是“对集团公司所拥有的一切有形与无形的存量资产，通过流动、裂变、组合、优化配置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增值。资本运营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竞争并且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而所谓的传媒资本运营，就是“将媒体所拥有的可经营资产，包括与新闻业有关的广告、发行、印刷、出版等产业，视为可以经营的价值资本，通过价值成本的流动，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等途径进行运作，优化媒介资源配置，扩张媒介资本规模，进行有效经营，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
2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挑战，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已经启动并通过多种形式的资本运营以扩张规模，整合资源，但在其运营过程中还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2.1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大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传媒产业也曾经历了一场组建集团的风潮。各省市区纷纷组建广电集团、报业集团，从表面上看，组建集团后业务面和组织机构都扩大不少，但是这并没有给传媒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传媒集团下的各媒体缺乏协作，因此，没有形成合力。如果资产不能有机组合起来，就不能发掘其价值，也不能带来资产的增值。在资本运作方式上，如果一味模仿西方著名传媒集团的模式-通过并购不断扩大公司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并购方式是产业资源整合、业务扩张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并不是万能的，规模的过度扩张也会是资本运营陷入困境。
2.2运营理念扭曲
我国传媒业已经逐渐过渡为企业化经营的企事业单位，但实质上，传媒类企业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直接管辖，成立相应的主管机构或单位。因此传媒机构对资本运营的观念误区不仅体现在对资本的错误认识上；而且还体现在是对资本运作的错误认识。
2.3产权主体模糊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产业关系不清晰，所有者与经营者权利义务不匹配。根据科斯定理的产权定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产权关系的界定，但目前我国几乎所有传媒产业的产权关系相对较模糊。
2.4运营人才的缺乏
传媒资本运营人才的缺乏也是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存在的问题之一。虽然我国媒体领域的人才不稀缺，但存在的问题是原有媒体的人才不懂得媒体市场的资本运作，而希望进入的外部资金又不了解媒体的经营。没有足够多的职业经理人，中国的传媒产业的发展将受到致命的制约。国际传媒巨头的进入，也会导致人才流向外资传媒，从而本土传媒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人才危机。
3解决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问题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目前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还比较薄弱，在规模界定、产权明晰度、专业人才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给出如下建议。
3.1合理界定企业规模
在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的过程中，企业决策者都希望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是，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我们发现企业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只有当企业的内部交易费用和外部交易费用相等时，企业才达到最优规模。盲目的扩大规模只能使资本运营陷入困境。
3.2正确认识资本运营
传媒产业是特殊的产业，传媒的运作既要坚持新闻规律，又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从观念上和思想上给予其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目前，我国传媒不是企业，并不具有企业那样的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而是企业化经营的企事业单位。虽然传媒进入资本市场成为投资者，但是它自己却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权。传媒产业应该尽快获得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法律地位。
3.3需要明晰产权
“产权明晰，企业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明确产权就是投资主体明确化。”成功的资本运营就是要有明确的投资主体。解决产权模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使产权明晰：第一，通过政企分开，实行传媒业系统在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重新划定和规范政企之间的权、责、利的关系，切实转换国家政府部门管理角色与职能，建立现代事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第二，通过资本运营，使传媒业机构明晰产权。第三，加强社会资本在传媒业领域的扩张。以上三种方法互补割裂，相辅相成。
3.4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企业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传媒企业更是这样。因此，人才是媒体经营中最根本的要素之一。据统计我国目前新闻媒体其中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不到1%。业外资本管理团队虽然有市场经验，但不了解媒体运作。重视人才战略，合理调整人才结构进行资本运营，需要懂传媒运行，还要懂财务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跨媒体经营，更需要优秀的复合型经营人才和领导人才。因此，传媒企业要以战略眼光培养、挑选适应传媒新机制的有创新精神和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且要逐步有计划的构建合理的人才结构，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激励机制，搭建起适合传媒人才发展的平台。同时要建立培训机制，重视现有队伍的提高和培养，以适应传媒业的迅猛发展。
4结束语
资本运营是中国传媒业面对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中国传媒业已经启动。随着中国政府在传媒体制方面的政策逐渐放宽，不断调整和适应着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和投资领域的多样化与外资合作渠道的拓宽，跨地区、跨媒体的合作经营，将有利于传媒的资本运营。但目前中国传媒资本运营仍然面临许多问题，改革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将需要传媒体制改革的完善，传媒企业产权的明晰，以及现代传媒管理人才的成长。
参考文献
[1]周鸿铎.传媒产业资本运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陈立新.我国传媒资本运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营销管理.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2
短消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运营商在开展3G业务时,短消息业务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本文将论述短消息系统的互通网络结构,并对互通时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短消息业务实现了移动用户之间、移动用户和应用之间的信息传递,用户也可以通过短消息中心查询或预定信息。短消息业务提供终端发起、终端接收的信息服务,必须由mSC或SGSn及HLR配合完成。
不同平台及运营商间短消息的互通原则上都是由短消息网关完成的。短消息网关负责消息转发、协议转换、路由管理、话单输出等,具体包括互联网关和汇接网关的功能,前者用于SmSC和Sp之间的交互,后者用于路由信息的管理即与其它平台及运营商的短信系统互通。
与固定网短消息的互通
所谓固定网短消息,就是利用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向固定电话用户提供多种信息的服务。
为实现固定网用户和移动网用户之间相互成功发送和接收短消息,可以直接在短消息中心之间互通,也可以经过短消息网关互通,一般情况下为了使网路结构简化,网间结算以及组网方便,大都是经过短消息的互联网关互通。运营商通过网间互联网关的连接以及互联网关与短消息中心之间的连接达到互通的目的,也就是一方的短消息中心在向对方用户发送短消息时,该短消息经双方的互联网关提交给对方短消息中心,由对方短消息中心向自己全网内用户发送。
网络结构
和固定网短消息互通的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
在此方案中,运营商可新建3G移动短信网关,并与其他运营商的固网短信网关相连实现3G移动网短消息和其他运营商固网短消息的互通。
此方案互联点位于3G短信网关和固网短信网关之间(即虚线处),互联点清晰且便于3G短信及固网短信系统各自的计费结算及维护管理。
编号问题
目前,移动用户给移动用户发送点对点短消息的时候,被叫用户的号码(接受短消息用户的号码)就是移动用户的号码。但是,移动网的短消息业务除点对点的短消息以外,还包括了与各个iCp发送的短消息,为此必须给每个iCp分配相应的号码,而这些号码的分配是由移动运营商自行分配的。号码的分配当时并没有考虑移动网的短消息业务还会与固定网的短消息业务互通,因此给iCp所分配的号码是与固定网电话用户的号码类似的号码。据初步统计,已经被占用的长途区号达几百个,包括已经使用的和空余的,同样也占用了一部分本地电话号码。当移动用户向固定用户发送短消息的时候,被叫用户的号码与现有的iCp的号码是重复的,而且这种重复没有规律。因此,在固定网和移动网的短信互通时就需要解决号码的冲突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信息产业部决定在固定号码前面加上一个标识码,即起用一个未使用过的号码“106”。当移动用户给固定用户发送短消息时在被叫用户号码前面加上标识码“106”,号码长度最长可达15位。
第三方短信互联网关
在移动网用户向固定网用户发送短消息的时候,由于从固定网用户编号上无法区分其归属于哪一个运营商,故需经过第三方短信互联网关来完成移动网用户向固定网用户发送短消息时的路由选择工作。
当移动网用户向固定网用户发送短消息时,经过移动网的短消息中心到移动网的互联网关,移动网的互联网关不需要判别该用户是属于哪一个固定网的运营商,把短消息发送给第三方的互联网关,由第三方的互联网关去判别该用户是属于哪一个固定网运营商的用户,随后就可以把短信发送给此固定网运营商的短信互联网关,再经其短消息中心将短消息发送给用户。
在第三方短信互联网关上需要有相应的各本地网的不同运营商的号码分配纪录,且要保持实时更新。
与移动网短消息的互通
可采用3G互联短信网关与其他运营商的移动网短信网关互联的方案,互联短信网关可按照目的地进行接续和计费。互联短信网关之间可采用专线或者inteRnet相连。
由于移动网短信互联互通已经相当成熟,故本文不再赘述。
多媒体消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多媒体消息业务(multi-mediamessageService)提供了一种非实时基于存储转发机制的多媒体通信方式。它可使多媒体消息在手机、pC/pDa以及email客户端等多种通信终端之间实现互发互收。收发的信息类型包括:文本、图片、音频、email及视频。多媒体消息业务实现了移动用户之间、移动用户和应用之间内容丰富的信息传递,用户也可以通过多媒体消息中心查询或预定信息。多媒体消息作为一种位于ip网络层的增值应用业务,它可连接各种载体(例如:GpRS、CSD及HSCSD等),因此,也是面向3G网络的。多媒体消息业务的实现必须由mmSC、wapGw和HLR等网元配合完成。此外,多媒体消息业务要使用短消息中心(SmSC)来发送多媒体消息的通知给用户终端。
多媒体消息业务网络结构如下图所示:
多媒体消息中心(mmSC)是整个多媒体消息系统的核心,它主要负责存储并处理进出mmSC的消息,完成在网络上发送由文本、声音、图片及其他媒体格式组成的多媒体消息。多媒体消息中心内部主要分为mmSRelay和mmSServer,互通的功能主要由mmSRelay完成。mmSRelay负责在不同的消息系统之间进行消息传送,它在服务器和用户之间提供一个综合的功能,根据不同的网络综合不同的服务器类型。根据需要,mmSRelay和mmSServer可以合设也可以单独设置。
在多媒体消息业务系统中,mm4接口是多个多媒体消息业务中心之间互联互通的保证。3Gpp多媒体消息规范本身对于互联互通就已经定义了mm4接口(在各个多媒体消息业务中心中实现),因此,只要各运营商在3G多媒体消息业务网中遵循3Gpp规范设置多媒体消息业务中心,则不必设置多媒体消息网关就能实现多媒体消息的互通。但由于现有移动运营商的多媒体消息系统均未采用3Gpp的规范设置,中国移动的“彩信”是采用基于3Gpp规范并进行修改的非标准形式,而中国联通的“彩e”则是基于电子邮件的形式,故在与这些运营商的多媒体消息系统互通时,视其采用的多媒体消息系统结构的不同,可通过多媒体消息网关实现运营商之间的多媒体消息的互通。具体的多媒体消息互通网络结构图如下:
在此方案中,当运营商a与其他运营商的标准mmS系统互通时,可以将运营商a的mmSC和运营商B的标准mmS系统直接连接,此时互联点位于运营商a的mmSC和其他运营商标准mmS系统之间。当与运营商B的非标准mmS系统互通时,则需要通过设置mmS网关来进行协议转换,此时互联点位于运营商a的mmS网关和运营商B的非标准mmS系统之间。
即时通信(impS)消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3G系统支持的新业务非常多,本文将以即时通信消息(impS)的互通为例,简要论述一下3G新业务的互联互通。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3
一、传媒分账营销模式
从传媒经济的角度分析，目前在传媒经济领域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研究，即传媒产业的走势问题、如何科学的深化实践和实现传媒的两种功能问题、如何改革传媒与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收益分配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以来，广告经营收入一直是我国传媒产业的一项主要收入。到2010年，印刷传媒的经营收入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60～70%是广告收入；电子传媒的经营收入已突破5000亿元，其中80%以上是广告收入。现在，虽然我国传媒广告的经营收入总量每年还在不断增加，但是传媒广告经营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并不是广告资源的匮乏，而是传媒广告的可信度在下降，这样不仅影响了传媒的声誉，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大损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主要原因是：1.传媒广告经营模式僵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的传媒广告基本上采用的是“三点一线”的运营模式，即广告主提供广告运营经费、广告公司制作广告、传播媒介传播广告信息。广告公司的任务是根据广告主的要求制作广告，不承担广告传播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传播媒介的任务是传播广告信息，同样不承担广告传播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唯有广告主最关心广告投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广告主又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来保证其目的的实现。2.广告界的腐败现象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广告效益的实现。据测算，企业投放的广告资金大约有50%都打了水漂。3.从现象上来看，我国传媒广告经营收入年年在增加，但是就其本质来看，这些广告经营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关注的人很少。根据信息产品的价值量与生产信息产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不成比例的，是同使用信息产品的劳动者的素质成正比的理论来分析，广告运营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广告产品的真正价值是使用广告产品的劳动者创造的。可是，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广告产品的真正价值，仅仅是广告主投放的那部分资金，而这部分价值并不是广告产品运营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广告主所在的企业或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为了科学地使用好广告主投放的资金和有效地发挥广告产品使用者创造那部分新价值的作用，传媒分账营销模式在我国形成了。那么，什么是传媒分账营销模式呢？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是在益生康健营销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它的基本运营方式是：传播媒介在企业或广告主预先不投入广告费用的前提下，采用广告信息识别、监测技术传播有效广告信息，然后根据对已传播的广告信息的科学解码和最终收益分配协议进行已实现的广告信息价值分配，同时支付给传播媒界相应的广告费用。
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是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改变了坚持多年的广告信息传播“先交费后刊播”的传统做法。“先交费后刊播”是我国许多有影响力的、权威的、大型的传播媒介在广告刊播合同或文件上常用的以显示自己实力的一种提法或一种概念。这种提法或概念说明三个问题，即表明传媒的“牛气”、广告主的信誉度不高、广告传播的管理尚未完善。2.实践了“信息价值论”。广告产品是一种信息产品，其价值主要来源于广告产品的使用者。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采用有利于开发广告产品的再生价值，是现今阶段的一种有效利用广告资源的最佳模式。3.建立了广告信息传播的监控体系。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促进广告信息利用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向社会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监控广告运营的技术系统，有利于提高广告经营的管理水平。
二、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实质
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是传媒市场营销体系中广告营销系统的一种制约性营销模式，是提高传媒广告影响力的一种有效举措，是实现广告营销效益公平分配的重要手段。实施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泛传媒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是信息经济时代网络技术对传媒广告经营、对电子商务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实施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利益分配问题。
关于分配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即现实生活中的微观分配（包括个人之间的分配、部门之间的分配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等）问题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节）中的宏观分配问题。微观分配也好，宏观分配也好，都存在着一个公平的问题。比如现阶段我国的个人分配问题，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正因为这样，分配不公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在2011年3月份召开的人代会上，分配不公已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存在着科学分配问题。这就是说，无论是微观分配问题，还是宏观分配问题，都需要公平、科学地进行分配，这是保证有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调动社会生产各部门、各环节以及个人积极性的关键。传媒分账营销仅仅是从传媒广告经营效益的角度探索公平、科学的进行分配的一种尝试，现在只是迈开了第一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以便使传媒分账营销模式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挥作用。比如广联时代（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造的“左手牵企业，右手牵传媒，按约定好的销售流水比例分账”和“打造空间销售渠道”的经验，在广联时代看来，他们已“成功握到了资本的手”。是否真正的“成功”？不要过早下结论，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有笑到了最后，才称得上真正的“成功”。
衡量一个成功营销模式的标准，不仅要注意到对当前现有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已解决的问题的稳定程度，而且还要注意到问题的发展以及对相关行业问题的解决力度。比如电子商务业务，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条件下，基于浏览器/服务器的应用方式，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各种形式商贸活动，现在已形成的电子商务模式主要有B2B、B2C、C2C、B2m、m2C等10多个种类，基本上实现了买卖双方不谋面的商贸活动。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怎样同电子商务活动对接，并在这些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以及相关的交易活动中发挥作用，这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研究的问题。
三、传媒分账营销的传媒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传媒经济在理论、政策、实践三个领域内分别实现了三个关键性的大突破。
在传媒经济理论方面实现的三个关键性的大突破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传媒经济发展的一种思想武器；“传媒产业化”理论的创新突破，为传媒经济的发展设计出了一种可供操作的运营模式；“传媒融合化”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合理的、科学的开发利用传媒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传媒经济政策方面实现的三个关键性的大突破是：1.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战略，为传媒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对于国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做了明确规定，指出：国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这些政策的出台，科学的确定了传媒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传媒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3.2010年，国务院决定推动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互联互通，并要求在2012年前推广广电和电信双向进入试点，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三网融合”政策的出台，为实施传媒融合提供条件，三网融合的试点和发展为传媒融合积累了经验，为宏观传媒融合做好了准备。
在传媒经济实践方面实现的三个关键性的大突破是：1.开始着手把现在的传播媒介机构改造成为传媒事业机构和传媒产业机构，并在传媒事业机构和传媒产业机构的科学结合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传媒产业化进程加快，并不断总结传媒产业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3.宏观的传媒融合在传媒理论界已开始了研究，微观的传媒融合，即电子传媒的“三网融合”已经展开，并初见成效。
我国传媒经济在理论、政策、实践三个领域内实现的三个关键性的大突破，说明了我国传媒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说明了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走向成熟，市场机制已开始对传媒活动起调节作用。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我国传媒经济的走势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要求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我国传媒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服务化、产业化、融合化、传媒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在在我国传媒系统实施传媒分账营销的理论环境、政策环境、社会实践环境已基本形成，当前的任务是如何科学的实施传媒分账营销，充分发挥传媒分账营销模式在传媒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四、传媒分账营销应解决的问题
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创立并不等于其科学的实施，为保证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顺利实施，当前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科学的对传媒分账营销模式进行定位。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是针对当前传媒广告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假、乱、散等不正之风所造成的传媒广告信息传播效益分配不公现象而创建的一种监管式运营模式，它的任务是在当前我国广告运营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对传媒广告信息传播效益实施科学识别、监测的广告收益分配模式，充分体现广告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可见，传媒分账营销模式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决一切领域内分配不公的万能的营销模式，它只是传媒广告领域的一个尝试性的营销模式。
其二，提高传媒人对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认知度。传媒分账营销模式要求传媒实体在企业或广告主预先不投入广告费用的前提下刊播广告信息，这一要求对于传播媒介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型的、有影响力的、权威性的传播媒介来说，是不易接受的。在我国广告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广告信息刊播后企业或广告主不能够按照预先的协议支付广告费用的现象，损害了传播媒介的利益，也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先付费，后刊播”的有关规定。现在实施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用什么方式能够保证企业或广告主在广告信息刊播后能够顺利地支付传播媒介的刊播费用呢？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实施将是很困难的。所以，提高传媒人对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认知度是实施传媒分账营销模式的关键。
其三，强化对传媒分账营销人才的培养。传媒分账营销是一个创新模式，目前基本上还处在少数人掌控的阶段，要发挥传媒分账营销的作用，必须强化对传媒分账营销人才的培养，让更多的人知晓传媒分账营销模式，这是保证传媒分账营销模式顺利实施的前提。
五、传媒分账营销的发展走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营销模式都是一种动态的模式，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营销模式。因此，传媒分账营销模式同样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营销模式，随着传媒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传媒分账营销模式可能朝着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可能会被市场淘汰，这是一种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首先，传媒分账营销模式是在传媒广告经营腐败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我国广告管理机制的健全，这种传媒广告经营腐败现象一定是会改变的。当我国广告产业规范化运营的环境条件形成以后，要么产生新的营销模式，要么改造传媒分账营销模式，以适应我国广告产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4
时代手机媒体监管困境
内容安全威胁。手机媒体化发展过程中，其内容安全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欺诈与虚假信息传播导致垃圾信息泛滥，如订购陷阱、价格欺诈、中奖信息欺诈、假婚介等大量欺诈违法信息泛滥；二是负面信息造成信息污染和不良社会效应，如违法乱纪类短信及借助3G手机网络功能传播黄色信息；三是手机病毒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3G时代的到来，使各种病毒在手机中流行速度越来越快；四是3G技术催生的手机功能多样化引发侵犯版权、隐私权及手机支付安全问题。
监管主体缺位。手机媒体的监管体制是根据其信息传播路径，实行关联主体监管的多主体和分权的管理体制。手机信息通信保障归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涉及意识形态的音视频内容监管归属于广电总局，文字内容审核，如手机报、手机出版，归属于新闻出版总署。另外，国家发改委等政府其他相关部门依照权责分工，对手机媒体产业实施管理。手机媒体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和范围模糊，权责不明，容易造成“多重监管”或者“监管真空”。目前，我国各地报纸媒体、广电企业和电信运营商大都自己创办手机报。“广电”与“电信”对手机电视运营主体开展争夺战，使手机电视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另外，作为手机媒体监管部门的工信部同时担负着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监管两种不同职能，具有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两种角色，手机媒体监管体制面临“政监合一”的问题。
相关法规缺失。我国手机媒体监管立法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完整权威的立法体系。传媒业管理的主要规范包括《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工信部实施行政管理的主要规范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目前，这些条例无法适应手机新媒体对产业融合、媒介融合的需求，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我国至今没有出台单独针对手机媒体的政府规制，对于手机涉黄、手机信息欺诈等内容安全方面的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对于手机媒体化发展中的增值业务，如手机出版、手机电视等，政策法规不明确，出现监管空白。
市场化发展畸形。我国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一样，从诞生之初就采取的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产业发展目前正处于抢滩圈地的市场培育阶段。这种市场化的发展使手机媒体产业一方面获得了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一种畸形特征，即过度的市场化+价值链局部环节的高垄断性。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过度市场化使手机媒体的市场行为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无序的状态，一些手机传媒机构过度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社会效益。而电信运营商在手机产业链中控制渠道资源和用户资源，主导内容、服务、技术等各参与方是否能介入手机媒体，通过市场化发展也进一步凸显其在手机媒体产业链条中的局部垄断性。
时代手机媒体监管对策
针对手机媒体监管面临的困境，笔者从体制、法规、经济三个层面提出应对策略。
首先是体制策略：建立独立监管机构，推行手机实名制。手机媒体监管首先需要体制保障，对于监管主体缺位关键是要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经验表明，多主体监管不可能解决产业融合带来的所有问题，应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并借鉴国外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监管策略，在我国建立超脱于行业利益的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体现出“政监分离”的监管思想，才能有效地解决融合媒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手机内容传播安全问题，在体制层面需要大力推行手机实名制。我国已经于2010年9月正式施行“手机实名制”，但推行手机实名制并不成功。主要原因：一是推行手机实名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撑；二是身份鉴定如何保真；三是私人信息如何保密。但手机实名制的推行“利大于弊”，它能够保证手机信息的生产、、传播、扩散等环节获得真实身份验证，达到划分信息内容权责的目的，从而有效约束手机违法犯罪行为，改善垃圾短信泛滥现象。为使实名制在我国产生良好效果，必须从立法层面为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从个人信息保护层面进行配套建设，完善监管措施，并加大处罚力度。另外，手机用户数量庞大，运营商登记工作量极大，要求运营商改进登记业务流程并提供技术保障手段，对服务提供商的名称、接入代码、接入地点等进行备案，约束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其次是法规策略：细化法律法规、加快产业融合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行业自律规范。监管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法规制度，现行手机媒体监管法规制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法规滞后于手机新媒体发展速度，出现监管空白；二是未考虑到融合性新媒体的实际需求，法规缺乏协调性、融合性、统一性，执法机关仅依据本部门的行政法规，造成了执法过程中的冲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细化法律法规，在手机媒体内容、产品和服务层面，建立针对性法律规范，使之具有更强操作性。针对利用手机及网络出现的一系列违法犯罪和伦理问题，应提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涉及刑事案件的应量刑定罪。对于手机出版法律问题，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针对的是互联网出版，并不完全适用于手机。应针对手机视频、手机出版等新业务，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
针对手机媒体跨媒介、跨行业的产业特性，必须尽快制定产业融合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使产业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有法可依。如尽快制定《手机媒体管理条例》，与国家已出台的法律法规相衔接。该条例可作为手机媒体产业内各相关企业或机构依法合规经营的重要依据，并据此对手机媒体机构或企业实行科学有效的全程管理，在市场准入、运行监督、市场退出等方面形成整套监管机制。对于电信行业市场行为的监管，目前的《电信条例》只是一部行政法规，很难规范电信行业的市场行为。应尽快出台一部《电信法》，特别是要在《电信法》中明确对三网融合的法律支持，因为三网融合的过程中，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牵扯到很多部门利益，需要具体的法律法规对产业融合的支持。手机媒体的融合性需要统一兼容性的法律规范，但目前，我国缺乏一套具有融合性的、监管效力高的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媒体融合监管方面统一融合性的法律体系。
手机媒体融合性使其产业发展涉及多个行业，虽然手机媒体规范发展已开始纳入媒体自律范畴，但更应强调行业间签署《手机媒体自律公约》，以此来加强行业自律组织的实践行为，填补法律监管空白。
再次是经济策略：健全手机媒体产业链，实现内容与渠道分别监管，构建整合的产业互动平台。解决手机媒体产业市场化畸形发展实际上是经济问题。手机媒体产业链结构与传统媒体不同，其产业链主要由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技术提供商、设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等多个环节交错构成。因此，必须健全手机媒体产业链，寻找新的利益整合模式和运营机制。首先要通过内容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不断重构手机媒体产业链参与各方的主导力，逐步弱化电信运营商局部垄断优势。其次可借鉴国外的成功产业链模式，如借鉴日本DoComoi-mode运营模式，其成功的关键是在运营商主导下的多赢商业合作模式。作为运营商的DoComo提供平台支持，向无线iCp收取9%平台使用费，其余91%则归iCp所有。运营商通过遴选合作伙伴开展内容和服务的整合，通过手机终端定制来实现手机终端与业务的适配和整合，这种建立合理的收益分成、利益共享的模式极有利于产业链纵向整合。
目前，手机媒体产业正在横向扩展，切入更多的业务类型和领域，如手机出版、手机电视、手机游戏、手机支付。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手机媒体将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的简单延伸，而成为综合的信息整合平台，是各种媒体形态在无线网络环境下的一种全新整合，手机媒体监管也才能趋于完善。
链接
手机媒体存在的问题
手机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正处于发展时期，必然会暴露出一些缺陷。而手机媒体的优势，从其他角度看来，也正是问题的根源。
第一，手机媒体自身存在技术限制。由于便携性的要求，手机的尺寸通常都很小，用户在观看视频、浏览网页时很难达到与看电视、电脑超大显示屏相同的视觉体验，广告也难以给用户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严重影响了其传播效果。此外，手机多媒体功能的应用需要足够的电力作支撑，但现在手机电池的续航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二，手机媒体的信息内容缺乏原创性。当前手机媒体的信息内容主要是报纸、互联网信息的复制删减，原创很少，不足以在内容方面形成竞争力。手机媒体需要立足手机平台，依据用户需求，量身定制原创信息，挖掘读者兴趣点所在，形成信息资讯方面的强势竞争力。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5
[关键词] 虚拟团队 传媒营销 cscw系统
虚拟团队，英文全称为virtual team，简称vt。虚拟团队产生的背景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移动办公和异地办公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虚拟团队是一种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凭借，实现团队成员之间跨越时空、跨越传统的组织职能边界进行沟通与合作，拥有共同的团队目标及彼此信赖合作的新型组织形式。国外较早对虚拟团队进行定义是 miles和 snow，他们在1986年提出虚拟团队是“网络化组织的进化形式”。随后，美国学者杰西卡·利普耐克和杰弗里·斯坦普斯将虚拟团队定义为：“虚拟团队是指一群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的人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而产生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基于计算机通讯技术实现的”。虚拟团队的应用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其产生和发展对传媒企业的营销工作具有重大的启发性作用，为传媒企业的营销组织提供新型的组织关系。
一、虚拟团队特殊的运作模式
虚拟团队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与传统团队相比，在许多地方都有着革命性的突破。在运作模式上。虚拟团队具有以下特殊性：
1.虚拟团队突破了组织的传统边界，具有动态性和高度的灵活性
传统的组织边界主要表现为办公场所的固定、人员的固定以及管理机制的固定性。而虚拟团队却突破了这些传统的禁锢，在运作模式上具有动态性和高度灵活性的特征。动态性最突出的表现是人员办公地点的不固定性，同时能保障信息在团队内部的流通。灵活性则不仅表现在成员合作方式方面，还表现在对市场信息的反馈和应对方面，具有高度灵敏度和快速的反应速度。
2.虚拟团队的运作主要依赖隐性的关系契约
虚拟团队的组织结构属于松散型结构，其运行机制主要依赖于隐性的关系契约，而非可强制履行的显性契约。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无一套有效的机制能够强制合作关系的履行，以信任与合作的关系来推动整个团队的有效运作。
3.cscw系统为虚拟团队的内部沟通提供平台
cscw（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系统，即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工作系统提供的是基本的通信基础和一些基本工具，如电子邮件系统、会议系统、协作写作及讨论系统、工作流系统等。cscw系统在虚拟团队运作的过程中起到实现组织内部沟通的技术平台作用。
4.知识与信息共享是虚拟团队有效运作的主要内容
虚拟团队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群组织成一个合作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成员间跨时区、跨空间的知识与信息的共享。因此，为促进虚拟团队的有效运作，关键在于激励每一个团队成员与合作伙伴共同分享知识，共享信息。
二、虚拟团队在传媒营销中的应用
在现实的营销工作中，营销人员不仅需要与周围的同事沟通，还需要与更大范围的其他人沟通合作，这就决定了传统营销团队沟通合作的时效、空间有限。而虚拟团队则能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平台来满足人们跨时区、跨区域共享知识与信息的需求。由于虚拟团队在营销工作中具有传统组织形式无法比拟的优点，使之逐渐为传媒企业所认识并加以利用。
1.虚拟营销团队的特点
与传统营销团队相比，虚拟营销团队的组织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其成员可以来自组织内，也可以来自组织外部，甚至组织的顾客、供应商等合作伙伴都可以成为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在全球化的营销环境下，以分散性的虚拟团队为主要营销单位可以令组织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许多组织正转向虚拟团队，以满足新的商业环境的要求。此外，虚拟营销团队的工作方式还能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危机事件。当发生突发事件或危机事件时，这时人与人的现实沟通渠道将受到种种限制，而虚拟营销团队绕过现实的阻碍，凸显其独特的优越性。虚拟营销团队通过使用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进行商务交易，利用电视、电话会议及互联网的即时联系方式信息和达成商业谈判。
2.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应用
虚拟营销团队由于具备传统营销团队无法比拟的优点，得到许多传媒公司的重视。虚拟传媒营销团队使团队成员跨时空、跨区域合作成为现实。分散在不同时区和空间的营销团队成员，通过运用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来实现信息交流、协同合作，完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
与此同时，虚拟营销团队的组建，对传媒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团队由传统的基于作业的过程管理转向基于成果的项目管理。由于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无法像传统营销团队那样参与整个营销工作流程，给传媒营销管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传媒公司对虚拟营销团队的管理不仅要研究保证虚拟团队绩效，还要降低虚拟团队的管理风险。另外，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工作方式对团队成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团队成员必须掌握各种信息工具的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任务执行能力等。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工作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求团队成员具备快速反应能力，以提高工作效率。
三、传媒虚拟营销团队运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具有的独特优势，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肯定，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然而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在运作时也有其内在的弊端，只有充分了解并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才能促进其高效率地运作。
1.沟通问题
沟通对于虚拟团队工作的展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通常来自不同的地区，地域分割使得传媒虚拟营销团队成员之间实现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较少，团队成员之间存在信息处于不对称的状况，加之各自生活的环境与文化的差异，极容易产生的沟通障碍和理解分歧。不良的沟通会严重影响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绩效，因此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必须积极寻求保持良好沟通的途径。例如运用多种电子沟通工具以克服跨地域、跨时区的沟通障碍，或者在不同的环境及任务条件下选择适当的沟通媒体技术，以实现提高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沟通绩效。同时，应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章程以规定沟通的方式，保障成员间沟通的时间和频次，采用统一收发信息的方式，形成对外一致的声音。此外，通过视频会议或现实的面对面的接触也不失为解决传媒虚拟营销团队沟通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
2.信任问题
信任的建立和维系是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管理工作的核心，信任是团队运作的基础。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高效运作，恰恰需要有比传统团队更高的信任水平，以促进成员们的协同合作。如何在团队中建立起有效的信任维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的协同工作效应，是传媒虚拟营销团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构筑成员间的信任链条。例如可通过构建一个信息平台，将每个成员将自己的履历、个性、爱好甚至家庭生活状况等信息公布在公司建立的信息平台上，方便成员间相互浏览对方的资料以对对方的性格以及工作习惯形成一个初步的感性的认识。将来虚拟营销团队运作过程中，还可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加深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例如通过举办公司派对、集体旅游及庆功酒会等方式将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聚集起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总而言之，要在传媒虚拟营销团队中建立信任关系，就意味着要重视个体，即充分尊重和接受团队个体的知识、习惯、行为、文化和信仰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效维系成员间的信任关系。
3.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
正如前所述，传媒虚拟营销团队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因此决定了远程管理是保障其有效运作的主要管理方式，这就带来一个成员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规避义务或责任的问题。要有效地规避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要鼓励团队成员积极进取，又要避免出现成员的道德风险。其中激励和利益分配机制作为成员利益最基本的保障，在虚拟团队的管理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管理者可通过在把握团队成员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各个个体不同的需求，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如高薪激励、个性化管理、人本关怀、个体发展机遇等。而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在承接项目之初，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应与团队签订相关契约，落实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以达到规避可能存在成员道德风险问题。
结束语
传媒企业在考虑采用何种组织形式来组建营销团队时，主要着眼点在于哪种形式更利于最大化地利用企业内外的资源。传统的组织形式是按照任务和职能来设置的，结果容易造成不同时空和区域的营销成员间的隔离，无法共享知识和信息资源。而虚拟团队组织形式的引入，恰好可以弥补传统组织形式的缺陷，受到现代大型传媒企业的青睐。当然，任何一个传媒企业，在组建营销团队时，应充分考虑本企业的规模、资源特点及营销环境，在此基础上选择最适合于本企业的营销组织形式，不应一味追求新潮而脱离实际。
参考文献:
[1]张秀玲:虚拟团队：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合作经济与科技[j].2007（318）.60-61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6
摘要：1990年的11月，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成立。1992年12月8日，赛迪传媒挂牌交易，成为了传媒行业第一家上市的公司。传媒企业逐渐打破封闭的运作环境，尤其是近几年在传媒产业政策不断松动的状况下，传统媒体企业纷纷触市。国内学者关于传媒上市公司也做了一些研究，因而对此进行简要介评。
关键词：传媒；上市公司；研究介评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047-04
文化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明确指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传媒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同样，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传媒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得益于逐步优化的政策环境，也得益于文化产品内需不断增长等内生性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传媒产业逐渐步入资本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这一融资渠道进行改制上市，从而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资本价值的最大化。然而上市后，在新的传媒生态下，传媒企业的现状如何，如何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又存在哪些问题，这些不仅关系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受到了政府机构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研究概况阐述
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就明确将“传播与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独立、基本的产业门类就传媒行业而言，这也意味着传媒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介入资本市场。因此，本文亦以2001为起点，对国内传媒上市公司领域的研究进行分析。本文对2001年至今刊载于包括《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出版发行与研究》以及《新闻记者》等核心期刊上的研究论文进行了梳理。
（一）文献发表量的分布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提出和推进，作为新兴行业的传媒产业逐渐迈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传媒行业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发展势头。越来越多的传媒企业融入资本市场开展资本运作。本文统计了2001年至今传媒上市公司研究的60余篇论文，图1显示了样本在统计时间上的分布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对传媒上市公司的关注和研究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6年以后，2011年则达到了10篇，这种情况跟整个行业的宏观环境是分不开的。
图12001年至今传媒上市公司样本研究文献时间分布图
（二）作者情况
从该研究样本来看，论文作者主要来自于国内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以新闻传播学、经济管理的教授、研究员和研究生为主，其中一部分作者具有跨学科背景，其研究的视角多为宏观，微观层面以实证为主，研究方法逐渐范式化、程式化。
二、传媒上市公司（2001年至今）研究综述
（一）传媒行业上市公司概览
1.传媒上市企业类型
传媒产业涵盖了信息生产、加工、储存、传播、附加产品等诸多领域，如果以产业门类、行业划分标准以及主营内容三个维度为依据，可以将传媒企业分为：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业、信息传播服务业以及其他传播文化业等板块。据统计，在沪深两市中上市的传媒企业，出版类上市公司9家，广播电影电视业13家，信息传播服务业8家。翟文在《国内主要传媒上市公司简介》[1]一文中，将上市公司分为三个类型：传统型、成长型和涉足型。
2.传媒上市公司整体特征
上市公司中，在时间上表现出两段上市热潮，尤其是从2006～2012年最为突出。一些论文对上市的传媒企业进行分析，从各自的角度总结一些特征。
图2沪深两市传统传媒企业上市时间分布
《中国上市传媒企业经营管理现状分析》[2]中对在内地市场交易的28家上市传媒企业进行了分析，指出以2007年为节点，传媒企业上市的节奏前后呈现出由缓慢到加快的特点，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深入促使了传媒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水平的提高，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导致了传媒企业纷纷涉足资本市场。
传媒企业上市的方式一开始主要以借壳上市为主，例如2000年赛迪传媒借壳港澳实业上市，博瑞传媒借壳四川电器上市，后来逐渐转变为以发行新股为主的方式，上市的主体也逐渐从国有传媒企业为主向其他所有制传媒企业转变，其在市场表现中总体上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并且在初期，从主营业务辐射到衍生业务，越往边缘扩展，上市公司的数目就越多，这是国内传媒上市公司初期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但是不管怎么样，该篇论文中还指出，传媒企业的上市最终还是直接壮大了企业的实力，从传媒上市企业的经营绩效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2003年，翟文在上述文中归纳了三种类型上市公司各自的特征，指出：（1）传统型传媒上市公司本身就是依托媒体而创立发展起来的，位于中心城市，得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强有力支持，所依托的媒体的地域覆盖广阔，其主业明确且规模大，业绩显著，业务扩展能力强，如电广传媒（000917），东方明珠（600832）等。（2）成长型的传媒上市公司在行业内具有较大规模的投入，且将传媒也作为今后公司发展的战略重点，如赛迪传媒（000504），博瑞传媒（600880）等。（3）涉足型传媒上市公司大都是小规模地涉足传媒业，基本上属于个案投资，尚未将传媒作为发展的重点。这些特征尽管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是就目前传媒上市公司来看，后继上市企业中也同样具备上述特征。
与其他行业相比，传媒行业具有一些自身的特性，《传媒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分析》[3]中对传媒上市公司整体运作特征做了总结，指出我国传媒类公司运作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传媒主业不突出：“在我国，所谓的‘传媒概念股’离传媒主业，即传媒核心业务相距较远。”（2）经营规模小：“与年收入数百亿、数千亿美元的国际传媒集团相比，我国传媒类上市公司尚属于资本市场中的‘小舢板’，经营规模相差悬殊”。（3）资本主题相对单一：“传播与文化类上市公司，特别是广播电视类上市公司，资本主体主要是国家”。（4）垄断竞争优势明显：“在传媒业态细分中，通常是依靠渠道之上，而不是依靠内容为王。发源于广电系统内部的关联企业在行业内相对垄断的资源中独占鳌头，成功上市的公司，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内容提供商，更像是资源的整合平台，依托行业政策保护形成垄断竞争力”，“如‘东方明珠’‘歌华有线’等传媒类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均为广电系统内部的国有企事业实体，拥有天然的行业准入通行证”，“凭借传媒垄断开展经营，享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企业的双重优势，这是电视传媒上市公司所拥有的核心资源”。（5）过度依赖广告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传媒的经营性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其他经济来源微乎其微，造成公司对广告收入依赖程度高”。
（二）传媒上市公司研究
传媒上市公司研究相关学术文献主要针对于以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传媒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研究
《我国传媒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研究》[4]分析了传媒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现状，得出“我国传媒公司上市融资使用效率总体上不容乐观”的结论，认为“我国传媒公司上市融得资金的使用效率地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融资成本低，较低的融资成本使得传媒上市公司‘重融资，轻使用’；（2）缺乏有效监管，缺乏对融得资金使用情况的有效监管加剧了公司上市的投机行为；（3）制度不完善。”
2.传媒上市公司资本研究
《论我国传媒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5]中论述了传媒上市公司资本机构的优化机理，指出企业融资方式与组合能否使得公司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衡量传媒上市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并以东方明珠，歌华有线、中视传媒和电广传媒为例，对传媒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做了分析，指出了这四家传媒上市企业在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由于改制不彻底、市场结构高度同一、融资渠道的狭窄等问题导致了传媒上市企业资本结构难以优化，最后提出传媒上市企业要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遵循市场规律，才能有效地参与资本市场的融资活动，最终实现资本结构的最优化。”《传媒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绩效相关性研究》[6]一文运用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两者的关系。该论文从截面单元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两个维度选取研究样本，运用panelDat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符合mm理论，即“中国传媒上市公司负债能够带来很好的税收屏蔽效益，增加公司负债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资产负债率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公司绩效与资产负债率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QFii对传媒上市公司的影响》[7]认为“为了壮大我国的传媒产业，经济性管制（市场准入等）应在社会性管制的保证下有所放松，允许更多的本土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发展传媒产业，而不是排斥系统外资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发展”。
此外，《传媒板块上市公司上市情况综述》[8]和《中国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及资本结构特征研究》[9]、周笑的《中国传媒上市公司资本优势转化典型个案研究》[10]等文章也对传媒上市企业上述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探讨。
3.传媒上市公司的营运管理
传媒上市公司营运管理的研究论文较多，主要是集中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经营绩效进行的分析。李治堂和宋佳在《传媒类上市公司营运能力与经营绩效分析》[11]中，从财务分析的角度对企业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进行了分析。文章以10家传媒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分析发现应收账款周转率和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应收账款周转率是资产收益率的解释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资产收益率随着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提高而增长。所以，文章最后提出传媒上市公司应该增强运营能力，尤其是要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率。《我国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及实证研究》[12]一文中，束义明对沪深两市13家传媒上市公司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针对我国传媒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提出了相关建议：要科学化、合理化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起有效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创新传媒资本经营机制：加强传媒实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权资本经营，处理好多元化经营与主营业务的关系。王红英等人专门针对出版上市公司进行了分析探讨。《出版传媒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分析》[13]一文采用杜邦财务分析方法对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出版传媒上市公司负债经营所带来的财务杠杆效应不显著，且呈负相关，也就是负债的增加将使得出版传媒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下降”，指出要提高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要“保持合适的资本结构，合理负债经营”，“健全企业资产管理机制，提高资产周转率”，“优化产业结构，开辟新利润增长点”。对传媒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进行研究分析的还有闵素芹、李群《中国传媒产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评价》[14]以及戴新民，徐艳斌的《基于Dea的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效率评价》[15]等等。另外，姚德权、李倩对高管薪酬激励与经营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析，在《传媒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经营绩效实证研究》[16]一文中，他们认为“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货币薪酬存在显著的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与高管持股比例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4.关联交易
《传媒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17]对关联交易分为两类：母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剥夺型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包装型关联交易。认为传媒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提出了“不是要禁止关联交易，而是要规范关联交易、防范不当关联交易”，“要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法规两个方面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规制”。
5.产权制度
曾凡斌在《传媒上市与现代产权制度》[18]中对传媒企业剥离上市和整体上市分别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只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才能够推动企业和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否则只能流于圈钱，而我国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着产权界定不清晰，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归结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与法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权制度。
6.对重点新闻网站上市的研究
《重点新闻网站上市前瞻》[19]中对新闻网站上市做出了一些前瞻性分析，认为新闻网站上市利大于弊，但是应该以市场规律为原则，重点解决好理念的定位、盈利的模式以及机制的变革等问题。张鸿飞就人民网上市做了一些探讨：《人民网上市：会否掀起二o一二年官网上市潮》[20]中提到人民网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1）主营业务缺乏竞争力，盈利能力不强；（2）业务收入来源单一，多元化前景不明；（3）募集资金盈利预期不明朗，最后指出人民网应该跳出官媒市场化的悖论，完善内部结构，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从市场竞争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不是仅仅依托于行政资源，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决策层所期待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互联网文化企业。
三、阅读后的几点总结
（一）传媒企业的上市选择
《传媒上市的利弊谱系》[21]认为融资上市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尽管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决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媒企业都适合于这一方式。“传媒在打算上市之前，要充分了解有关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对于自身发展可能存在的影响和风险，要正确分析自身上市的理由，不能盲目跟风，也不要迷信上市，关键在于要找到自己上市的诉求点，并且有足够的能力防范和的抵御上市可能带来的风险”。张益诚在《对国内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思考和建议》[22]中也指出，“媒体上市有四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媒介自身创造的现金流不能满足扩张发展的需求；二是媒介以后的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兼并的手段来进行，如媒介集团或媒介购买公司；三是需要在公众层面为媒体品牌作免费的广告；四是对上市后股价的不断成长有信心，从而可用’股票期权’的手段来留住优秀人才。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传媒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一定要首选股权融资这种方式。”
（二）传媒上市企业存在的问题
1.属性问题：“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李良荣在《传媒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23]中论述道“我国传媒业的基本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既是‘事业性质’，又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两种性质如何区分？”，李良荣指出“中国传媒业所具有的机关、事业、企业的特征正是中国传媒经济难以做大做强的基本原因”。对于上市传媒公司而言，其意义就在于建立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
2.采编和经营分离
我国媒介资本运营的前提是采编和经营分离，这实际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传媒业上市：现状、问题、对策――从上市公司2010年半年报引发的思考》[24]认为“‘采编经营分开’的管理思路导致传媒企业难以整体上市，更导致传媒企业价值链的人为割裂，给上市传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并且指出这种模式导致了传媒上市公司的关联加以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和规范。
3.盈利模式单一，资本结构不合理
相比国外传媒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国内传媒集团的盈利模式对广告经营仍有较高的依赖性，并且资本运作能力仍需加强。一些实证研究指出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所以，传媒上市公司应该合理债务融资比重，优化资本结构。
4.传媒上市公司的激励问题
《对国内传媒类上市公司的思考和建议》指出传媒上市公司高管是“派生型经理人”，采用一般的激励方式很难得到理想的效果，认为“货币激励、声誉激励和控制权激励三者是构成企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着激励的发展趋势应是将三者融合起来”，“传媒上市公司还应该同时采取如设计外部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将经营者的收入与风险挂钩、监管与惩罚等措施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传媒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经营绩效实证研究》建议要完善薪酬结构，丰富薪酬激励的形式和规范激励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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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7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8
关键词：快速公交线网；广告媒体
快速公交（BusRapidtransit，简称BRt）系统于30年前起源于巴西的库里提巴市，我国已有北京、杭州、郑州、大连等城市开通快速公交线路，另外武汉、长沙、深圳、沈阳等城市也在计划和筹建中。借鉴公交广告媒体户外广告媒体的运作经验，大力发展快速公交广告媒体，以平衡其运行收支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将此媒体的应用与城市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城市品牌建设和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1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概况
快速公交线网是一种以大容量、快速为代表的公共交通系统，它具有专用路权、灯控路口优先、封闭式车站、大容量车辆、车外售检票、水平登降等特点，是目前世界上成功推广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系统。同时，快速公交线网系统也是城市公共交通的独特风景，作为城市的窗口与焦点，吸引受众眼球，其衍生出的媒体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开发价值。
基于快速公交线网，将广告表现形式应用于其硬件设施如车身、车站、线网系统等来向广大消费者进行诉求，达到推销商品、劳务或引起刊登广告者所希望的其他反应的物质都可称为快速公交广告媒体。
我国快速公交线网开行时间较短，其媒体的开发还不如公交广告媒体以及户外广告媒体那样成型，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北京快速公交虽起步最早，但其作为广告媒体的发展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广州快速公交系统自2010年2月10日试验线开通以来，迅速成为典范。其做法是将其媒体的经营权出让于广告媒体公司来进行运营，已经开发出的快速公交广告媒体主要集中在快速公交站台灯箱上，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大小由广告媒体公司进行经营，大大提高了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使用率。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经营使用方式与传统公交广告媒体的方式并无差异。
2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分析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作为公交广告媒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户外广告媒体的一个分支，其本身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也赋予了快速公交广告媒体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1]。
2.1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首先是基于快速公交线网系统的，快速公交线网系统是由快速公交线路、快速公交车辆、快速公交站台、快速公交网线控制系统四大部分组成，相应的，作为广告媒体，其表现形式集中在快速公交专用车辆、快速公交站台、快速公交线网控制系统3大部分。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1）高端性。多采用高清度、高精度、色彩鲜艳、户外耐性强、色彩饱和度强、视觉冲击力大的优质材料，统一的站点设计、统一的车辆配置、统一的数字技术控制系统，使得快速公交线网成为公共交通系统的“贵族”。（2）精准性。调查数据显示，快速公交系统乘坐群体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是冲动型消费的主要群体。以此为传播载体投放广告，针对性强、精准性高，极大节约了千人成本。（3）高频性。由于上班族每天都要数次进行等车、乘车、换乘等程序，同时也就数次接触该媒体，其反复冲击频率极高，为受众提供了充足的阅读消化时间，强化信息记忆。（4）封闭性。因其运行形式是封闭的，在空间的封闭状态下，容易强迫性地进入受众视阈范围内，成为受众打发无聊时间的主导性信息载体。
2.2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问题分析——以郑州为例
中原城市郑州，于2009年正式投入运营快速公交线网系统，主线全长30km，全程采用中央专用车道，设置中央侧式车站38对，采用18m铰接车65台；与快速公交主线配套，设置8条支线155台专用车辆，主线和支线在二环走廊上实现同站台同方向免费换乘。据统计，郑州快速公交线网年总运量为6911万余人次，营运里程1640.0万km，日均客运量稳定在22万人次以上，日均运营里程达4.5万km，约占郑州市日均运营里程的7.6%。由此可见，快速公交线网系统在郑州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媒体发展潜力巨大。然而，因其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难免存在诸多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2.2.1 郑州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垄断性
郑州快速公交广告媒体是由郑州公交总公司独立运营使用，而该公司是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国有大型公交企业，其作为郑州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导力量，在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开发中，形成了资源与运营的垄断。
2.2.2 郑州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单一性
由于运营的垄断，郑州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媒体形式和信息内容不可避免地具有单一性。一方面，仅仅利用了车站灯箱和车载电视这些媒体形式，而其他诸如站内空间、站内液晶电视、快速公交专用车辆外部的车身、内部的拉环广告、车座后背广告、车座后背杂志等，均未得到开发利用；另外，广告内容集中在城市宣传、慈善活动、快速公交系统简介三个方面，而车载电视广告的内容不是根据快速公交的乘坐受众进行针对性创意与表现，也未结合该媒体的特点进行专项投放[2]。
2.3 郑州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孤立性
郑州现有的快速公交广告媒体是分裂开来使用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线网优势。一方面，快速公交专用车辆内的车载电视，并未与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其他形式进行组合，也并未与快速公交沿线潜在的广告主进行结合，使得该媒体孤立运营，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快速公交站台灯箱这一媒体的使用上，也并未与站台周边、站台内空间等进行整合，使得这一重要的媒体单调存在，苍白无力，缺乏冲击力。
3 城市快速公交线网广告媒体的发展策略
结合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特点以及郑州快速公交的发展现状，针对郑州快速公交广告媒体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发展思路以供借鉴。
3.1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运营策略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运营，应当借鉴公交广告媒体的运营策略，吸引民营资本介入。针对此也有成功先例：1997年，河南天明广告公司将购买的22辆双层大巴交给郑州公交总公司，作为置换条件，天明公司取得了34辆双层大巴车体广告经营权若干年，郑州街头出现了当时在沿海发达城市出现不久的双层大巴，一时在内地城市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对于快速公交广告媒体而言，引进民间资本，使得该媒体进入到有序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才能将其发展纳入到多元化、产业化、精品化的市场经济链条上，才可有效地解决其垄断性这一深层问题。
3.2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开发策略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开发，需要紧紧围绕在快速公交系统的专用车辆、专用车站、线网控制三个方面，并且与该媒体经营者所掌握的技术以及资金结合起来，在已经存在的媒体基础上，开发新的媒体形式。比如：快速公交车身异型包装、站台载控电视、站内LeD显示屏、快速公交专用车内直投杂志、快速公交专用车内拉环广告等。只有通过丰富创新媒体形式，才能够使快速公交广告媒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不断的发展。而媒体开发只有与媒体运营结合起来，使广告媒体运营商根据广告主的需求，进行创意组合，来提供优质的媒体服务，实现共赢。
3.3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衍生策略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可衍生出更多的关联媒体来辅助实现最佳的传播沟通效果。例如，利用站台内空间，设立自动售卖机，利用该机器可以完成品牌的广告宣传甚至是达成促销；还可在快速公交站台内，设立城市信息网，利用公交统一的乘坐卡来实现消费或者获得促销信息等服务。在郑州快速公交站台，已初现这种衍生媒体，即公交百通卡折扣信息机，这是以公交百通卡来获取各个餐馆或其他商店的优惠券，由此可见一斑。衍生媒体对于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而言，是一个必要的补充，使得这一媒体实现立体化、多元化和网络化。
3.4 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的线网整合策略
针对快速公交广告媒体孤立性的问题，结合快速公交广告媒体特点以及沿线商业区分布情况，将该媒体进行主题设计和媒体整合，使城市快速公交线网媒体真正实现“以点带线、以线成面”。
主题设计整合。将该媒体建设成为一种文化元素、城市元素、精神元素的结合体。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黄河、商城遗址、少林寺等都可以各种方式展现在各个站台处，还可以城市形象识别元素来命名车名，例如文庙号、轩辕号等，以此发挥公交广告媒体的城市形象传播功能。在设计上要注重主题元素的整合，使得其完整表达统一的广告内容。比如“嵩山路少林寺站”，将整个站台设计成为一个少林武术的主题站点，所有的灯箱广告、自动售卖机等都围绕这一主题来设计组合，这样不仅可以达到该品牌的传播效果，更可以为城市的形象增添趣味。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亦可将此思路运用于商业品牌。
媒体整合。快速公交专用车辆媒体和站台媒体是快速公交线网媒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将两者与沿线经济区进行有机整合，形成更强的冲击力。例如：在郑州快速公交1号线农业东路站，站台附近是易初莲花大型超市，在建的苏荷公寓项目将成为该地域的地标性建筑。整合这一沿线潜在广告资源，可使两者在该地域的联动作用得以充分展示。在快速公交专用车辆到在到达这一站时间的时刻，播放易初莲花超市卖场的促销广告、超市顶层电影院的影视信息、苏荷公寓售卖或介绍信息等，由此可通过快速公交广告媒体将该区域两大广告主整合传播，形成品牌效应，强化传播效果。
4 结语
快速公交线网系统在我国各大城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快速公交广告媒体更是处于一个探索时期。其发展与建设要避免走公交广告媒体和户外广告媒体的弯路，在政府有效监督和指导的前提下，需有效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在媒体开发和媒体投放中创新思路，将广告媒体运营与城市形象整合起来，成长为精品媒体。
参考文献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9
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媒体与企业的关系，也正如水与舟的关系。
从正面的关系来看，因为有媒体的报导，让广大的民众能认识这家企业，对企业来说，这无疑是免费的宣传，老企业藉此巩固消费者的忠诚度，新公司则藉此建立品牌知名度。
从负面的关系来看，现代企业强调“品牌经营”、“形象”，最怕企业一旦发生弊端，或是产品出了什么问题，经过媒体的“报道宣传”，再苦心的经营，也会对企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尽管企业与媒体之间存在着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企业与媒体之间仍应该携手合作，甚至寻求两者在基本架构之外的另一种发展空间。
在企业经营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危机管理”，任何正派、用心经营的企业，都有可能面临经营危机，或是产品问题、或是资金问题、或是消费纠纷等等，这些对特别重视形象的企业来说，都有可能带来极大的经营危机。
但我们从过往的例子来看，当面对这些问题时，企业若能坦然面对，不回避、不隐瞒，甚至让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则可能协助这家企业在问题之外，让更多消费者对它产生信任，而这种效益，简单地说，就是让危机变成转机。
建立关系三招
通过上述的这些说明，可以清楚看出媒体与企业之间应该存在正向关系的理由，但在我们的实务经验中，却仍有不少企业回避与媒体建立正常的联系管道。试想，如果一家企业断然不与媒体作任何接触，因为无从得知这家企业运作的实际情形，媒体即便能运用各种渠道搜集相关的信息，仍难免为这家公司揣测一个不符合真实的形象。因此，若非有异于常规的经营情形，建议各企业仍应与媒体建立联系通道，从最不功利的角度来看，经营企业，广结善缘总不是坏事。
那该如何做呢？
首先，你必须要不抗拒媒体。凡是用心的媒体，必然会在平时与社会各阶层互动，或是搜寻报道的题材，或是广结善缘以扩大其影响力，因此，当媒体主动与你接触，你便可敞开心胸，与媒体交个朋友，并建立日后能持续沟通的通道。
其次，你可以主动与媒体接触，这对新公司来说尤其重要。企业相对媒体来说，是多数对少数，若是缩限到专业的媒体，那接触的对象更是有限。找一个懂得媒体文化的专职人员，使其与媒体主动联系，举凡公司成立、人事变更、新产品上市、公益活动……皆可信息予媒体。只是，信息的不应以被报道采用为目的，而应以与媒体保持密切互动为目的，切不可因信息的屡不得媒体的青睐而放弃经营，这便自断了与媒体的联系通道。
第三，通过大规模的活动，让媒体主动与你接触。像营销活动、公益活动等，将企业的资源与社会作联结，一来是做一次回馈社会的善行，再者，通过活动与社会大众接触，也是促销产品及营销企业理念的好时机，而这些活动若再加上媒体的报道宣传，扩散效果将呈倍数成长。
专业媒体公关
谈到媒体公关，不可否认，它算是西方社会的产物，目前在企业间普遍存在的主流模式，都是由美商或是欧商等企业所建立而成的，且已有无数成功案例。因此，对所有欲建立媒体公关制度的企业来说，不妨以此为参照。
要建立模式并取得效果，必须要有专责单位的专业人员，若是以其他单位或其他职能的人兼任，便容易分心于媒体公关的工作，使公关效果不明显。
关于自媒体运营的问题篇10
关键字:网络电视;存在问题;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0)13-3368-01
DevelopmentofnetworktV
ZHanGRang-quan
(wuhuaRadioandtelevision,meizhou514400,China)
abstract:wefirstanalyzetheproblemsofnetworktVdevelopment,andthenproposeasolutionstrategyoftheproblems,finally,futureprospectsforthedevelopmentofnetworktelevision.
Keywords:networktV;problems;solvingstrategies
随着网络宽带技术与视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电视来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获得教育与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所谓网络电视,是将网络和电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宽带网络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及图像为一体的数字化、全方位、互动性的立体化传播。也就是说将电影、电视等节目放在互联网上供网民观看,当然这只是网络电视最基本的形式,还包括视频点播、电子节目单、信息电视、电子商务和远程教育等形式。所以它不仅仅局限于视频点播,其真正价值在于为网络用户构建友好、简便、直接、安全、快速、有效、互动的服务平台。在中国,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创办的东方网络电视于2004年12月28日正式开播。中央电视台网络电视新闻频道和娱乐频道在2005年8月8日正式开播。
1网络电视存在问题
网络电视虽然是发展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1政策限制和行业的竞争
伴随着网络电视的发展,作为独立运作的电信与广电企(事)业单位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广电总局严格控制iptV许可牌照的发放,目前,只有上海文广集团、中视网络与南方传媒集团三家获得了iptV牌照,而网络运营商则无一家获得。对于拥有宽带平台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等只有与拥有许可牌照的广电传媒开展合作才能从事网络电视的经营。除了广电与电信行业之间存在利益纷争之外,拥有“牌照”的广电传媒与没有“牌照”的广电传媒在各自利益上也存在着冲突。2005年12月26日,福建省泉州市广电局封杀已有近万户的上海文广百视通网络公司的iptV业务。因此,即使上海文广集团拿到了国家广电部门总局颁发的iptV牌照,但是在与各地网通、电信合作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半个月内相继遭到各地市、省级广电的封杀,这说明网络电视在我国发展不仅受到电信、广电两大行业之间的利益纷争所扰,同时还要受到地方各利益集团的掣肘。
1.2网络电视的标准规范不规范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网络电视的业务,甚至在视频编码的格式、机顶盒等方面的标准都还在制定中。目前较常采用的网络电视系统形式,其核心框架包含了编码系统、内容分发和播放系统、存储系统、认证计费系统、数字版权保护系统、机顶盒等几个需要重点规范的方面。只是视频编码就有mpeG2、mpeG4、H.264、VC-1、aVS等多个不同的标准。且各地建设的网络平台技术标准也不一样,使得设备与终端厂商不得不提供多个解决方案和终端产品。这势必造成运营商建网成本和设备制造商的研发生产成本的增加。
1.3商业运营模式不成功
整个iptV价值链由5类参与者构成:内容提供商、增值运营商、电信宽带运营商、设备供应商和用户。当前我国电信运营商、广电单位、内容供应商等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模式并不明朗。在这么多的参与者中如何确定他们之间的分成比例,建立一种多赢的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网络电视产业走向健康的发展。但另一个问题却接踵而来,那就是由谁来控制网络电视产业链的战略性主导权,因为谁拥有产业链的主导权谁就有更大的机会拿到未来的潜在利益。基于目前形势,网络电视产业运营的两大主体还无法就网络电视产业真正的发展模式达成一致意见,正是由于难以整合现有资源形成规模架构,各地便纷纷依据当地特色呈现出多种模式并存的现象,彼此的运营模式缺少共通性,无法形成可的赢利模式并加以全面推广。
2网络电视发展策略
iptV作为一种新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现在还处于孵化阶段,要想获得较大发展、实现产业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1放宽政策
网络电视是未来电视发展的趋势,所以,国家要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那么就需要在政策允许多家电视台或者网络公司拿到经营的牌照,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对与iptV紧密相关的有线电视网数字化改造,国家广电总局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这将有利于iptV的发展,但iptV业务如何定位?iptV业务谁可以经营?一直以来国家广电部门都没有给电信或者宽带运营商发放电视频道或者节目经营许可证的计划,国家相关部门要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2.2统一网络电视技术标准
对于网络电视视频编解码标准,除了国际标准H.264、mpeG-4,信息产业部还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aVS标准,至此,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信源编码标准aVS标准成为国家标准。从目前发展来看,aVS整条产业链已经基本具备,网络电视发展速度将会大有提升。据第1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在线影视人数超过4000万人,如何留住并增加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网络电视节目是主要措施之一。解决目前网络电视的“内容危机”问题,只有国家继续加大开放影视节目制作政策,降低社会节目制作公司准入门槛,提高民营制作公司参与网络电视节目制作的积极性,“内容危机”问题才会得以缓解。例如,全国最大的民营影视节目制作公司之一的光线传媒,定位为“中国最大的多媒体视频内容提供商和发行商”,目前制作10个电视栏目和5个互联网视频频道,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原创视频内容提供商,每日更新内容40小时以上。
2.3实现网络运营商的融合
广电媒体布局新媒体无法绕开网络的选择,也没有自己的宽带网络,因此,广电媒体的网络电视布局最终必然要考虑能否与电信运营商合作以及如何合作的问题,这才是其新媒体战略能否真正实施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电信和广电行业彼此融合是我国未来网络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他们利益分争的现实情况下,网络电视产业的发展就只能依靠建立一条以内容提供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为主要环节的产业链。广电媒体虽然拥有强大内容资源,但是缺乏网络技术,所以只能通过与网络运营平台合作来发展网络电视,以内容换网络技术和网络影响力,实现产业延伸和增值。由此,我们进行不断的努力来达到与网络运营商的合作融合。
3结束语
网络电视是将传统的电视和互联网的功能融为一体的新兴媒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整合了电视媒体与互联网的优势,是对传统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传播业跃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王纪春,高颖.关于中国网络电视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有线电视,2007,(22).
[2]周建青.网络电视发展问题及其策略[J].新闻界,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