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融资的方式篇1
【关键词】融资成本；风险溢价；道德风险
一、债务融资道德风险的理论评述
企业债务融资一般有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两种形式。理性的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时会遵循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其中，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时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债务融资的成本由基础利率和风险溢价构成。对银行贷款而言，基础利率就是银行间拆借利率、央行再贷款或再贴现利率，企业债券的基础利率是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基础利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投资机会多，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偏紧，利率水平较高，企业整体债务融资成本上升。风险溢价与企业融资期限和违约风险有关，融资期限越长，企业违约风险越高，风险溢价也越高。
风险溢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债务融资过程中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成本和道德风险成本，其中道德风险成本还对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有很大影响。
道德风险成本源于债务融资后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债权人的监督能有效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降低债务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和整个融资成本。由于银行对企业的监督比债券投资者更有效，对于道德风险高的企业而言，道德风险高的企业一般经营时间短，知名度低，规模较小，或负债率高，进行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高，而银行的监督能够降低其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所以这类企业一般会选择银行贷款。相反，道德风险低的企业进行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低，更愿意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而且这些道德风险低的企业一般经营时间较长、知名度较高、负债率较低、规模较大、可抵押的资产较多，投资机会也较多，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低，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债券。
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不知情，那些道德风险低的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就需要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声誉。对于那些公众投资者了解不多的企业，如果没有声誉，发行债券的成本相当高，在公开发行债券之前需要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声誉。大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已经有了良好的声誉，因此具有比中小企业更大的融资优势（Diamond，1991）。
道德风险还与企业投资机会有关。在融资金额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投资于所有的项目，选择一个投资项目就意味着放弃别的项目。因此企业的投资机会可以被看作期权，其价值取决于企业以最优方式行权的可能性（Barclay&Smith，1995）。企业投资机会越多，股东和债权人对行权方式的冲突越大，发生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等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大，用高风险项目替代低风险项目越容易，债券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也越高。为了降低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这些企业更依赖于银行贷款。投资机会也是企业的增长潜力，所以银行贷款的比例与企业增长潜力正相关，而企业债券的比例与增长潜力负相关（Christopherw.anderson，anilK.makhija，1999）。
企业债券可以选择在公募债券市场或者私募债券市场发行。公募债券市场面向所有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私募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精于信用评估，能够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发行私募债券与银行贷款相似。道德风险成本是影响债券发行市场选择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小的企业道德风险较大，在公募债券市场上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高，会选择在私募债券市场筹资，私募债券更多的监督及更严格的债务条款也降低了道德风险成本。债券发行成本是影响企业债券发行市场选择的另一个因素。公募债券发行成本高，但债券发行成本具有规模经济，债券发行量大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公募债券发行成本的规模经济，通过公募筹集债务资金（SudhaKrishnaswami，paula.Spindt，VenkatSubramaniam，1999）。
虽然银行监督能够降低债务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但银行可能利用其优势“要挟”企业，从企业中抽取额外的费用，因此一些道德风险小、债券融资道德风险成本低的企业会选择企业债券（Christopherw.anderson，anilK.makhija，1999）。
二、基于道德风险的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
道德风险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重要因素，道德风险小的企业债券融资较容易；道德风险高的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只能依靠银行贷款，通过银行的监督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与企业的投资项目质量、经营业绩、经营时间长短、资产结构、负债率等都有关系。下面将通过一个建立在道德风险基础上的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来分析企业对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选择。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理和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在选择投资项目方面意见不一致，经理会选择有高回报的好项目或低回报但能给经理个人带来好处的坏项目。如果经理把股东价值放在第一位，那么有好的项目、好的经营业绩、资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发行债券，其他企业从银行贷款。如果经理不关心股东价值，经理倾向于选择使其受监督最小的融资方式以投资于能给经理私人带来收益的坏项目，就会选择债券融资。
（一）模型的假设条件
（二）模型
假设企业公共秩序资金为F，承诺到期偿还金额为D，原有债务比新的债务优先级别高。如果企业无力偿还新老债务，债权人将清算所有抵押资产ac。
经理从项目1获得的收益为：经理从项目2获得的收益为：如果
α（p2-p1）（X-D-De+ac）≥bar（4）
那么经理会选择更有社会效益的项目2。
如果新债权人认为经理会选择项目2，那么在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情况下，新债权人愿意借款的最低条件是：
综合上述分析，公式6成立或公式11不成立时企业就会发行债券。
公式6和公式11可以被重写为：
该模型的基础假设是银行比分散的债券投资者的监督更为有效，银行有监督企业的动机，而个人投资者没有。分散的债券投资者具有强烈的“搭便车”行为倾向，很难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银行不能“搭便车”，且银行在挑选和监督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个人将资金交给银行，委托银行贷款给企业，代表他们对企业进行“授权监督”（Booth，1992）。
银行的自有资金很少，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存款人。根据委托-理论，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当委托人是风险规避者而人是风险中立者（或爱好者）时，委托－合同应该由委托人取得固定收入，而人获取剩余收入，这样的合同同时满足约束和激励，促使人尽心尽力工作。银行可以看作是风险中立者，企业是风险中立者或爱好者，个人则是风险规避者。个人以固定利率存款到银行或借款给企业，并签订一份委托－合同。而银行的道德风险较低，企业的道德风险相当高。银行满足委托－合同的前提条件而企业不满足，因此个人愿意与银行签订合同而不愿直接与企业签订合同。
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存款人与银行的委托－合同让存款人取得固定收入，而银行获取剩余收入，这使银行的收入与其工作努力程度和尽责程度直接相关，使银行有强烈的动机监督企业。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有较高的规定和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银行必须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督。最后，声誉和诚信是银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一旦银行因为对贷款监督不力而出现问题，就会失去存款人的信任，其经营会碰到很大困难，甚至会破产。
此外，从宏观环境看，银行监督企业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银行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如果经营不善，就有可能破产。如果这一条件不满足，那么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就会削弱。如果政府会对陷于困境的银行施以援手，或者存在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预算约束软化，缺乏监督企业的动机，就会出现一些放任企业损害银行利益的“非理性”行为。
三、结束语
本文基于道德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选择方式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假定企业、银行和债券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既定的规则下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企业和银行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总是力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从银行和债券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银行和债券投资者为了其利益极大化，既要以尽可能高的利率向企业提供资金，又要通过各种措施保证企业如约偿还债务。
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存在的基础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企业在选择债务融资方式时，融资成本是必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而道德风险又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道德风险小的企业债券融资较容易。而道德风险高的企业难以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只能依靠银行贷款，通过银行的监督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基于道德风险的企业债务融资方式选择模型，对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资产规模大，经营时间长，声誉高，进行债券融资的逆向选择成本和道德风险成本低。一些信用好的大企业能够以低于银行贷款的融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因此进行债券融资的通常是大企业。
【主要参考文献】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2
一、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法律界定
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以地方政府财政为偿还保证的债务。世界银行专家白海娜（HanapolackovaBrixi，1998）创建的财政风险矩阵，把政府债务按照两个标准分为四种类型：显性直接债务、隐性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和隐形或有债务。[1]9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融资是指为支付超过现金的购货款而采取的货币交易手段，或为取得资产而集资所采取的货币手段。从管理学角度的定义为：企业根据其资金需求规模，通过可能的渠道筹措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金的行为。[2]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是指地方政府通过负债的方式而进行的资金融通行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与企业和个人所进行的融资行为目的、方式、资金用途、偿还来源等都有所不同，这是由政府投融资行为公共性、非盈利性等特点决定的。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是指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负债融资，而由人大（议会）、政府及其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民间机构、社会监管机构等主体对政府因融资而产生的债务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行为，监管对象包括地方政府部分负债现状和融资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行为和结果。融资监管的方法采用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组合方式，目的是确保代际公平、财政可持续性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维护金融与社会稳定。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法律是指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进行监督和管理一系列规则总和。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有以“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法”命名的单行法，但这不代表就没有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范。大多数国家都在公共债务法、财政法、预算法、借贷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地方自治法、金融监管法、证券法、会计法、破产法等法律中规定了监管规则，如美国州预算法（此外还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巴西财政责任法、印度由第十二财金委员会制定的《联邦财政责任和预算管理法案》、墨西哥2000年的地方借贷法则、秘鲁《财政责任和透明法》（2003）以及《普通负债法》（2005年）、南非《地方财政管理法案》（2003年）、日本《公共债务法》，等等。邱本教授把市场监管法的特征概括为微观性、强制性、标准化、针对性、直接性五个特点[3]，笔者认为这五个特点可以适用于地方债务融资监管，但又要作必要的修正。地方债务融资监管不仅仅是对微观经济的监管，也是确保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是确保国家金融秩序稳定和防止系统性财政风险的需要，具有宏观性，在对地方政府微观债务融资经济行为监管中体现宏观目标。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主体的复杂性以及监管对象的特殊性，所以有的监管主体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具有强制性，如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债务计划的审批与同意，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责任追究等；但有的监管主体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不具有强制性，比如银监会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主要是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行为（贷款对象、规模、贷款风险控制等）等直接监管来达到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的目的，是一种间接监管。许多监管指标可以量化，比如地方政府负债率等，但有些监管效果很难量化，只能达到“大致如此”，“留有弹性”。比如地方政府当年不留财政赤字这个法律标准现在看来过于僵化，与地方政府大型项目的投资实际不匹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的改革目标，是对我国预算法赤字财政禁止的一种突破。
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立法模式概括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立法是指为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负债行为而进行的规则制定活动。立法模式是指某一类相同或相似特点的立法方式的理论概括，是以实践的不同国家立法样态为基础所进行的学术性理论分析。地方政府是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的。在联邦制国家中，地方政府是指与联邦中央政府对应的地方州（市、镇等）政府。我国的地方政府是指与中央政府――国务院相对应的省、市、县（区）、乡（镇）四级政府。通过融资支撑经济高速发展和解决民生等问题是我国近几年地方政府普遍的做法，社会的公共空间和流动性大大拓展，政府的监管能力常常显得捉襟见肘，暴露出社会管理的局部失灵。[4]由于监管缺位，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负债规模过大，透明度低，已经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可见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对地方债务融资进行监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他国债务融资监管立法经验进行模式化分析，对完善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各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的立法模式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分散立法模式。分散式的立法模式典型特点就是没有一部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法，也没有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法，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的主要规则散见于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关于政府投融资、财政责任、金融监管、税收规则、债券管理等立法之中。比如美国，没有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法，也没有地方政府债务（公债）法，所有的监管规则分散在联邦及州和州以下金融监管法、证券法、财政责任规则、税收规则、破产法等各法律及规则体系中。美国地方政府的融资主渠道是市政债券，但是没有专门的市政债券法，对债务融资行为的规范是由联邦及地方的其他相关法规则完成的。比如美国《证券法》规定发行市政债券不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和登记，更谈不上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核准发行，是否发行证券完全由本级政府决定。各州的法律不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各异，是否发行市政债券的决定权、程序控制等在不同的州也会有细微差别。例如，豪伍德县执行官任命由市民和有关政府官员组成“限额支出委员会”，负责审查该地方的每年债务情况和还本付息情况；加州橘县则是由该县监督委员会来批准市政债券的发行。
第二种立法模式是以一部债务（公债）法为基础，加之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形成一个监管的体系。在这种模式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中央债务（公债）与地方债务（公债）分开立法模式，例如日本制定了《地方公债法》，这与日本的《地方自治法》、《地方交付税法》、《地方财政法》等以及一些行政控制性的计划（如《地方政府债务计划》、《财政同融资计划》等）形成一个监管体系。还有一种模式是把中央债务（公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公债）合并在一起，制定一部适用于中央和地方的统一的债务法，如我国《台湾公共债务法》对公共债务作了解释性规定，这是属于技术性规范。该法第3条声明该法所称公共债务，指“中央”（不包括“中央”银行为调节、稳定金融所负担之债务）及各地方政府为应公共事务支出所负担之下列债务：“中央”公债、“国”库券、“国”内外借款及保证债务，直辖市、县（市）公债及“国”内外借款，乡（镇、市）“国”内外借款。该法所称借款，指各级政府以契约形式向“国”内外所借入之长期、短期及透支、展期款项；所称举债额度，指弥补岁入岁出差短之举债及债务基金举新还旧以外之新增债务。
第三种立法模式是在有关的财政（责任和透明度）法律中对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等作出相对集中的规定，再配合以其他规则构成监管体系。例如巴西。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巴西州政府开始为基础设施建设举债，主要州公用事业和其他州级企业，当时主要向联邦金融机构借款。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发生了三次以州政府为主的债务性危机，分散监管的无序促使巴西2000年的《财政责任法》出台。这是一部单一制法律，适用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比通常法律更为严格，为州预算管理、人员管理、债务管理等设置了最低标准。1997年的9696法案与财政责任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中的规则形成一个监管体系。但这种通过财政责任法的方式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的方式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也有所不同。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对借款人的约束各不相同，有些财政责任法适用于各级政府，或至少适用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如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有些国家中央政府通过的财政责任法仅适用于自身，只对地方政府自愿颁布约束地方的财政责任法起示范和带动作用，如印度和阿根廷。各国财政责任法具体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巴西各级政府实施同一部财政责任法，而哥伦比亚是一个各级地方政府都享有自治权的统一国家，已经颁布了多部法律来约束地方政府借款行为，而且颁布了明确的财政责任法，从制度上来保证国家财政平衡政策目标的实现。墨西哥是一个未考虑颁布财政责任法但却维持财政谨慎的国家，由于各州在宪法上太过独立，联邦政府无法实行自上而下的财政责任法，只能通过金融部门的新融资框架条例来激励州政府实行财政谨慎。阿根廷国家法律对年度赤字、经常性支出和全部公共债务都有明确限制，并要求实行中期预算，建立稳定基金。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立法模式选择
因为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也就没有制定有关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法律监管制度，所以我国关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法律监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更多的是靠行政法规、规章和政府性文件，政策性文件占的比例很大，有的是以党内文件形成来管理。比如在2013年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中央组织部名义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虽然把地方债纳入到地官员政绩考核重要指标范围之内，强化留烂账离任责任追究，但这毕竟是党内文件，不是立法形式，与实现法治国家目标是不太切合的，只能作为立法缺位期间的过渡性措施。一些省（市、县）都制定有地方债务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性法规、文件等，但也只是探索性的举措，缺乏国家层面上的统一性和科学性。由此可见，加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立法，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笔者认为某一方面的立法模式的选择受到该国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观念、法治程度、立法体例和该相关领域的法学研究及规则体系现实状况等多种因素决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在从宏观层面上为我们法学研究和立法实践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法学理论的研究或规则体系的设定都应该体现中国特色，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关起门造车，其他国家的一些理论研究或立法成功经验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法治中国既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情况，也要关注其他国家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的法治经验，保持法的移植性和本土化的协调共生。
具体到如何选择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监管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第二种模式，这主要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契合。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是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国家，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国家，其立法模式不合符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机构。我国地方政府及其机构的设置具有共同性，法律的适用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所以采用分散立法不符合我国情况，但采用统一立法模式下，民族自治地方可以结合当地情况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整体的立法必须统一。
第二，我国采用中央与地方统一的债务立法模式或者中央与地方分开债务立法模式的条件都已经成熟。首先，在对国债规范方面，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国务院令[1992]第95号）并规定自之日起施行。结过20多年的适用，条例本身的利弊得失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为我们制定国债法提供了充分的现实经验。而且国债法也曾列入立法计划。其次，在地方债务方面，我国很早就有过这方面的立法经验。1958年6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对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的发债主体、规模、利息、流通、偿还等作了原则性规定，虽然只有八条，但毕竟也是一次地方政府公债规制的尝试；另外一方面，近几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方式经历了多元化尝试，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的现实危险，国务院出台了许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地方债务融资行为进行规范，地方大部分政府也制定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这些都为制定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公债）积累了实践素材和立法经验。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3
关键词：债务融资；上市公司；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26日
一、引言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远远没有结束的今天，上市公司对周转资金的需求越来越紧张。由于证券监管机构对公司发行新股与增发股票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而债务融资方式则不受其影响，且债务融资的成本要远远低于股权融资成本，因此债务融资额在企业总体融资金额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并发展成为了我国上市公司主要的融资工具。修正的mm理论告诉我们，负债融资具有节税的功能，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增加公司价值。由于不同的债务融资模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融资成本，选择哪种债务模式更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
（一）金融政策及发展水平的影响。强调：“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血液，金融的稳健运营要靠经济的平稳运行。”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的拉动，反过来金融的发展及政策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当前，我国金融政策主要采取以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所以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政策，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进行债务融资，而债券融资的比例相对较少。
由于地区间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其金融发展水平也不一样，而受其制约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模式选择也会不同。一方面金融发展有效地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债务融资；另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金融中介对企业的监督和控制作用，从而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由于短期债务融资使得金融中介能及时地和经常地获得贷款企业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充分发挥金融中介在监督和控制企业上的比较优势。因此，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债务融资。
（二）产权保护的影响。企业产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反映投资主体对其财产权益、义务的法律形式。按照产权的不同，我国主要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而言，其规模、信用远远落后，从而债务融资的模式选择更加依赖于短期债务融资；而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权的性质，更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青睐，同时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因而可以获得更多长期债务融资。此外，随着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银行等债权人加强了对自身财产的保护，减少了对中小型公司的债务融资。
三、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
（一）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由于双方利益的不同，对企业融资来源也就不同。委托-问题的存在，公司会面临管理层与股东的矛盾、股东与债权人的矛盾双层问题。股权分散的情况下，股东无法实施对经理人的有效监督，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公司面临的主要矛盾。债务融资具有约束管理层在职消费，提高公司价值的作用。尤其是短期债务，还贷约束较强，能直接减少管理者手中的多余现金流，具有约束限制管理者在职消费的作用，因此在股权分散时，短期债务的存在能更多地提高公司价值。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逐渐担当起约束管理者的职能，限制管理者对公司价值的背离。大股东更愿意追求公司的长期发展，会减少短期债务的还贷压力带来的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更愿意发行长期债务。
股权分散造成的对管理者监督不力的问题，也可通过债务布置结构的选择得以缓解。以银行为代表的私有债务，相比公共债务更具有信息优势，也更具有监督企业管理层的动力，因此，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银行贷款将是最优选择。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股东会行使积极的监督权，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减少，银行监督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可能会高于监督带来的效率，因此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会选择公开市场债务以避免银行监督带来的不便。
（二）所有者风险偏好的影响。由于企业所有者对风险偏好的态度不同，在进行融资战略目标时，风险迥异会使其采取不同的债务融资模式。与长期债务相比，由于短期债务的成本风险对企业资产风险变动相对不敏感，风险规避的所有者更偏重适当地降低债务期限或选择短期债务，这样的上市公司多选择以供应商信用、买房信用等无筹资成本加之少量短期借款的融资模式组合；而对于风险爱好者而言，由于长期债务无须短期还本的诱惑，他们更偏爱选择长期借款和债券融资等长期债务。因此，企业在安排合理债务融资结构时，所有者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不能再成为所不考虑因素之一了。
四、筹资成本的影响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影响。一方面银行等金融中介具有评价企业融资信息的先天优势，上市公司（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公司）可以减少处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相比发行债券需要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银行借款具有灵活、易获取的特点。因此，即使付出相对高额的借款成本，中小型上市公司（尤其是创业板上市公司）更加偏爱选择银行借款。
（二）发行债券成本的影响。债务融资模式选择的归根结底在于权衡融资成本的高低。债券融资的直接获取使得其筹资成本大大降低，公司规模越大、声誉越好，筹资规模越大，成本规模经济效益越明显。因此，对于成熟期的大规模上市公司而言，公司债的发行是其债务融资模式的首要选择。另外，公司债券由市场来定价，有一个可以交易的市场进行流通，筹资规模相对其他债务融资模式来说，资金筹集较多。对于高科技创新上市公司，资金需求量较大，选择债券融资无疑是一个较优的融资决策。
（三）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商业信用融资是企业之间在买卖商品、提供劳务活动时，以商品形式提供的借贷活动，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最普遍的债权债务关系。首先，商品买卖、提供劳务时自然形成融资，无须做正规筹资的安排，筹资非常便利；其次，由于利用企业声誉获取的信用，基本上没有融资成本；最后，商业信用的条件限制极少，基本上所有企业都可以采用这种融资模式。但是，商业信用筹资是靠企业的声望获取的，企业规模越大、声誉越好，其筹资比例就会越大。因此，对于大型制造业上市公司，应合理利用这一筹资模式。
（四）融资租赁成本的影响。融资租赁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这种方式相对短期银行借款而言期限较长，对于长期债务而言筹资成本较低，且只需与出租人进行议价，无须像银行借款一样提供信用评级等手续。这对于生产经营周期较长、使用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较为昂贵的中小型加工上市公司，采用融资租赁进行债务融资是解决融资难的一个可选途径。
五、公司异质的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模式的影响而言，纵使外在因素对其筹资影响多大，公司自身的特质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生命周期的影响。企业的发展需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由于上市公司经过上市已度过了初创期。因此，只需考虑其他三个生命周期阶段对其债务融资的影响。创业板和中小板中的上市公司大部分属于高科技企业，处于成长期，投资机会较多，资金需求较大，从而使得公司进行较多的期限长、流动差的长期债务融资；成熟期的上市公司由于产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的流动资产周转率较快，易于选择低成本的短期银行借款及利用更多的商业信用进行融资；衰退期的上市公司受其声誉的影响，且公司存在退市的风险，更加容易选择低成本的债务融资模式，比如选择租赁融资、商业信用等。
（二）盈利能力的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主要评价指标，也是债权人提供资金的首要考虑因素。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时，企业信用评级较高，供应商更愿意提供赊销，买方愿意提前支付货款进行预订产品，公司的债务融资模式更有利于选择无成本的商业信用。另外，根据优序融资理论，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尤其对于那些营业利润增长率超过公司发展增长率的企业，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留存收益就可以满足公司扩张所需资金，此时可能只需要进行较少的短期债务融资。公司盈利能力带来的好处会触及各个角落，甚至都可以利用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不经常使用的债务融资模式进行无成本的短期债务融资。
（三）公司规模的影响。规模不同的公司其信息不对称程度会有所差异，规模较大的公司其拥有较多的治理机构，因此其信息不对称和成本较低，且规模大的公司其投资机会相对较多，进行债务融资相对较易。规模小的公司则由于其资本较少因而治理机构相对较少，进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具有更高的破产可能性，所以其债务融资相对较难，股东与债权人的问题相对较为明显，因而从前述研究文献来看，规模大的公司偏好运用短期负债，而规模小的公司偏好长期债务融资。
六、结束语
据巨潮资讯网统计，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多年来都接近50%，且依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可见债务融资在公司整体融资结构中的重要性，合理选择债务融资模式势必成为一项重要研究方向。通过以上债务融资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上市公司选择合理债务融资模式决策提供借鉴，以便公司根据不同的宏微观环境选择适合公司发展的债务融资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江伟，李斌.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务融资［J］.中国会计评论，2006.6.
［2］李淑娟.中国企业债务融资结构研究［D］.苏州大学，2009.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4
关键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政策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下简称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重要举债主体，规范好融资平台成为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根本举措。由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到剥离其融资功能，其相关政策变迁反映了各方对融资平台功能定位的认识深化。准确理解融资平台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作用，剖析其固有的风险隐患，梳理政策体系的演化和沿革，有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客观、科学地把握融资平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融资平台的发展现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或其部门、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一定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组建了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融资平台。最早的融资平台主要集中于省级层面，而当前，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已基本覆盖了包括地市、区县和乡镇（街道）在内的各个层面。一些融资平台实际上属于介于行政、事业、企业性质之间的混合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兼任融资平台的法人，融资平台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都有担任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职务的经历；二是融资平台多隶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在项目资金筹措和募集资金使用等方面缺乏自主性，其资金需求和还款意愿对地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三是融资平台承担的债务往往由地方政府间接担保。
实际上，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均通过融资平台举借债务，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中占比很大。早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中，融资平台就举借了49710.68亿元，占比为46.38%（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从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情况看，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融资平台仍是主要的举借主体（占45.67%），而且债务余额增长较大，比2010年增加3227.34亿元，增长比率为22.50%（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108859.17亿元债务中，融资平台举借了40755.54亿元，占比37.44%；此外，融资平台举借的一部分债务属于政府或有负债，主要包括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19085.18亿元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26849.76亿元债务（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其他配套措施和融资渠道不完善，导致融资平台至今仍然承担着地方政府公益性项目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在弥补地方财力不足、应对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在债务举借、管理和使用中出现了一些风险隐患。随着近期国家密切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正面临新的转型契机和挑战。
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风险表现
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盈利能力较弱，存在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部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管理级次多链条长、资本金到位率低、违法发行债券等问题，已成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集聚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融资平台增资环节存在不合理操作
融资平台的资产规模直接影响融资规模。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注入资产的方式主要是注入土地资产、城市路网及设施资产、上市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等，以及采取其他隐性方式。增资方式的多样化和创新性，积聚了潜在风险。一是单纯以扩大融资平台资产规模为目的，注入广场、公园、绿地、路桥等无收益的资产，无法实质性提升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2012年底财政部等四部委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规范对融资平台的注资行为后，仍有部分地方将市政道路、公园等公益性资产和储备土地等以资本金形式违规注入融资平台。二是注入资产为土地时可能会虚高评估土地资产的价值。以往审计部门多次查证，某些融资平台甚至在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和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情况下，就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违规取得城市发展后备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在此基础上，经资产评估后入账，以满足发行债券不高于净资产40%的规定。三是进行融资平台并购时，一些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事业单位可能被合并进来，以达到虚增资产的目的，但是融资平台对这类事业单位基本没有实际控制力；在工商登记变更环节，也会出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二）大多数融资平台现金流状况和盈利性指标不乐观，自身盈利性不强
从融资平台的运营范围和领域看，其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承担了许多非营利性项目。由于产品价格受到限制，业务收入难以覆盖成本，导致营业利润亏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大、周期长，施工强度大，对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和物资设备的技术性能要求较为严格，同时在项目建设期间如果出现原材料价格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其他不可预见的困难，将导致建设成本上升或者项目不能按期竣工。因此，融资平台单凭自身力量无法正常运转。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测度，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信用实力及其对融资平台支持意愿和力度的持续性。此外，随着大批项目进入建设期和投入高峰期，发行人面临持续性融资需求，融资平台未来面临一定的筹资压力；融资平台外部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一旦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和条件发生不利变化，将影响融资平台的持续融资规模和盈利能力。
（三）融资平台的资产、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不透明
以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为例，在准备发债过程中，融资平台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虚增融资平台的资产（净资产）、收入或者利润；有的募集说明书中没有详细的资产、财务状况及资金使用情况，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无论语言表达还是内容设置都流于形式化、格式化和表面化，对地方政府负债情况这些市场最为关切的问题语焉不详；当要改变筹集资金用途时，按规定应该报请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批准，但实际上融资平台只是请示市级发展改革部门后，即变更了资金用途。
（四）融资平台所发行企业债券的信用主体不明确、信用评级不透明
一是融资平台以对未来远景的构想代替明确和有效描述的项目规划，当进行信用评级时，不确定性和风险盲点就会凸显出来。二是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券的信用主体定位相当模糊。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和企业债券本身的信用评级构成债券信用评级的主要内容。一旦企业债券违约，清偿问题将变得十分复杂。三是随着企业债券发行数量增加，高信用等级企业债券发行数量越来越少，新增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普遍降低，反映出信用风险在增加。四是在企业债券存续期间内，融资平台受到的地方政府信用支持强度和力度均可能产生变化。按照法律条文规定，一旦融资平台无法按时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没有保障债券偿付本息的法律责任，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所发行企业债券的信用支持，缺乏相应的稳定性和强制的执行力。
（五）区域经济和财政收入的波动对债务偿产生不利影响
债务存续期间，地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波动性，影响税收收入的及时上缴，也影响债务的顺利偿还。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和收益水平都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或者衰退，会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可能影响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各地税收收入是债务偿还的来源之一，税收实现情况影响着债务偿还。例如，某融资平台在发行债券过程中，与市政府就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签署了《Bt及代建协议》，对应的现金流入对融资平台未来业务收入和现金流状况起到较强支撑作用。为保障债券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融资平台以其对该市财政局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为债券进行质押担保；债券存续期间，本级综合财政预算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建设资金，用于发行人的市政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和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相关建设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上述例子中，虽然地方政府给予该融资平台大力支持，但是一旦出现宏观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将会对相关资金支付等，产生不利影响。
（六）融资平台整改工作面临挑战，其转型、退出管理不到位
近年来，监管层基本摸清了融资平台所举借债务的总体规模和风险状况，推进了债务的清理规范并总体上控制了风险，但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为了让风险早暴露、早发现、早度量和早干预，要求银行科学补正贷款合同和补充合法有效抵质押物，然而，这两个关键风险控制环节的进展较慢。又如，国发〔2010〕19号文件下发后，仍有不少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存在继续融资行为。再如，2011年以来，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融资平台和债权银行三方签字，有的融资平台按银监会规定转为“退出类平台”，但其中一些融资平台仍未完全剥离原有政府性债务或继续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融资任务；还有一些融资平台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意图脱离债务监管。
清理规范融资平台的政策体系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政策措施，大多与融资平台有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融资平台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其运作不规范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意识薄弱，对融资平台信贷管理缺失等问题，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对融资平台进行清理规范，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不得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加强对融资平台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理；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之后，大部分融资平台更加重视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运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的信贷管理更加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融资平台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注入优质资产、改制重组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方式，提高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从总体上看，与2010年相比，2012年省市县融资平台的资产和利润总额都有所增加，平均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随着国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加强和银行对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信贷投放的从紧，一些地方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Bt（建设―移交）、垫资施工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举债融资的现象较为突出。为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2012年底财政部等四部委出台《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要求严禁直接或间接吸收公众资金违规集资，切实规范地方政府以回购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行为，加强对融资平台注资行为管理，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融资行为，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
地方政府性债务及其风险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会议要求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这就为2014年国家出台融资平台有关政策措施提供了根本方向。2014年4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到“开明渠、堵暗道，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这里的堵暗道，即指“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
2014年10月，国务院两次发文要求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10月2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同时指出了公益性项目融资的发展方向和存量债务的处理途径。10月8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
2014年10月22日，财政部出台的《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清理处置方法》（征求意见稿）对上述要求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具体有四条措施：一是锁定融资平台，以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融资平台名单为基础，结合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本级融资平台增减变化情况，锁定本级融资平台名单。二是按照分类处置、风险可控的原则，抓紧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除符合条件的过渡期内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外，融资平台不得新增政府债务余额；融资平台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对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对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主要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融资或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持。三是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在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的基础上，通过关闭、合并、转型等方式，抓紧妥善处理融资平台；要按照“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对剥离给其他主体承担的存量债务，对应的资产及收入也应相应划转，处置过程中要与债权人、担保人等有关方充分协商。四是规范财政补贴行为。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关事业单位要严格执行《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直接或间接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不得为企业融资提供财政资金安排、代扣代还等说明或承诺。
2014年10月28日，财政部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与融资平台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明确了存量债务的范围，具体是指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二是要求统计本级融资平台名目，以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融资平台名单为基础，结合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本级融资平台增减变化情况进行统计。三是要求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清理甄别工作，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该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政策变化发展过程中，审计等部门通过审计建议等形式，提出了规范融资平台的有关措施，由此起到了持续推动的作用。比如，早在审计署2011年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中，审计部门就提出了如下审计建议：一是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整合并规范融资平台；二是通过兼并重组、关闭改制、充实融资平台资本金、引进民间投资等方式，促进融资平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三是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再通过融资平台变相举借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坚决制止为融资平台等单位举借债务违规提供担保和承诺；四是切实处理好融资平台新建项目和在建项目的融资问题，严控新开工项目，防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对在建项目，地方政府应积极通过财政预算安排或市场化方式解决后续资金的来源，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上述建议对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整改措施，研究完善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尤其是融资平台管理的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此外，财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明确提出，财政部将各地清理甄别结果抄送审计署，各级财政部门将本级清理甄别结果抄送同级审计部门，作为今后年度相关审计工作的重要参考。因此，审计部门在规范融资平台运行、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推动财政体制完善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融资平台的发展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正在完善有利于促进ppp模式发展的制度体系。鉴于地方政府发债难以完全满足地方政府项目融资需求，可以预期，为了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促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完善财政投入及管理方式，融资平台还将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剥离融资平台传统的公益性项目投融资职能后，政府信用将不再是融资平台偿债基金的重要来源，融资平台需要努力拓展经营性业务，依靠自身经营化解自身债务。今后，融资平台的偿债责任将更加清晰，与政府的边界划分也将更加规范。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5
【关键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债务风险
一、引言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是各级地方政府主要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但是在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内部、外部影响因素的影响，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债务问题，使政府负债。下文将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债务的基本原因入手，结合时展要求，提出几点解决方式，旨在提升风险防范质量，促使地方政府更好的开展日常工作。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出现原因
常见的政府性债务通常都是由下述两方面导致的；首先是地方政府的直接负债，包含了中央地方债以及上级财政借款等。其次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设立融资平台公司，形成间接负债模式，包含了银行等诸多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债券等形式的借款。其中后者主要是政府性债务，占总债务的60%左右。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各地方的政府都掌握较多的优质资产资源，囊括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等多种模式，并且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这些资产资源也在不断的升值。土地资源是所有资源中升值最为明显的，因为受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影响，各地区的土地资源已经成为政府日常资源来源的主要部分。如果不能自主发债，各地区的政府都会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来运行，对资产进行整合，并通过公司为平台实现金融借款。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地方政府不仅要对城市进行管理，还要保证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必须以不断融入资本的方式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满足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但是高速发展的公共服务需求和紧缺的政府财政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难以独立承担这部分资金，所以整体上缺口是比较大的。“经济主导发展”政策的产生，明确了地方政府施政目标和纲领，常见的投资、出口与内需经济发展模式中，大部分政府都会选择投资，并且投资也是切实可行的一种方式。各地区近年来都构建了政府官员激励考核机制，将GDp的增长作为主要评断依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加重了政府的举债需求，所以城镇化的不断发发展也是导致政府投资冲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防范方式
因为当前时代背景比较特殊，所以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形成政府性债务。因为存在制度和市场化方面的缺陷，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很容易导致区域性债务风险和财政金融风险，这些风险因素会成为各地区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要素，所以政府的管理层工作人员必须对该方面的问题进行关注，通过各种方式规范政府债务。
1.通过各种方式转变地方投资融资改革模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顶层设计政策框架影响下，不断根据时展要求来强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地方政府投资、融资改革制度，打破传统工作模式下财权、事权不明确或是不匹配的情况。从公正的角度来处理政府和市场、公益和营利之间的关系，科学的引导政府进行投资，保证投资顺应国家主体发展方向。秉承经济增长原则来调整地方政府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将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合理调控地方债务机制，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行为规范性。
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相互适应的日常运行机制，对财税分级结构进行调整，拓展地方在政府财政方面的收入，并时刻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性及可持续性为基本工作目的。因为当前社会发展速度较快，所以要根据社会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工作模式，科学的应对债务风险问题，降低风险发生几率。
对地方财政预算经营以及相关制度的执行进行强化，提升预算制度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根据地方政府发展实况编制长期投资以及融资战略，从投资需求方面入手，明确融资以及负债的程度，保证流动资产和负债相互平衡，进而促使地方政府经济正常发展。
通过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完善的方式来加速政府职能转变速度，打破传统的以GDp为主的政府工作绩效考核模式，并从传统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中走出来，转变政府产业结构，将节能环保以及绿色GDp理念融入到政府日常工作中，将地方债务风险管理指标归纳到综合评价体系当中，并通过科学化的地方政府投资融资需求来拉动政府经济发展。政府应当规范举债行为，提升举债的合理性。部分地区的政府制度存在缺陷，导致金融举债不科学。此时中央应当对地方政府举债问题进行合理的引导，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其举债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同时政府方面也应当制定科学化的举债审批流程以及管理权限，保证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是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方向的，促进国家整体发展。
2.构建债务风险预期管理
首先要根据不同地区政府情况来完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对于平台公司的筹划，提升债务统一管控力度。转变传统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债务多头管理以及监管难度大等问题，通过地方财政以及审计等部门来组建债务管理协调部门，将一些与政府债务相关的人纳入到日常规划管理中，实现动态监测以及动态统计。全面整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现市场化资源整合模式。以国务院的政策为基本导向，针对当前表常见的管理混乱且市场运转不规范的企业，将这部分未来发展前景不理想的企业进行整顿，全面发挥政府资源优化整合的优势，使其在资产兼并和资产重组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经济规模以及财政收入情况来评估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可能面对的债务风险，实现均衡发展。其次要构建适应当地政府的风险预警机制，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构建规范化的地方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让权威部门对制度进行统一化，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提升金融稳定性及提升市场信誉的方式。政府方面要不断的拓宽融资渠道，通过优化债务组合等方式提升政府融资效率。从传统的银行贷款工作模式中走出来，大力利用政策导向和各种市场工具等，不断的完善信用评级体系与风险定价机制，通过引导和鼓励的方式实现直接融资，进而调整融资结构，不断的优化政府的债务组合，减少融资成本多元化格局。根据不同地区政府情况来构建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打造科学化的预警体系，明确各项指标的基础上，以科学化的模式拟定债务规范安全线与风险指控范围，便于对各地区债务风险和偿还能力进行明确，为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依据。最后要完善地方债务约束机制，受到国有资本经营预体制框架的影响，所以需要通过构建地方债务财政预算约束机制的方式来防范风险。与此同时，为了尽量控制违约风险，可以以当前存量债务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债务进行年度预算安排以及政府结余估算，尽量让债务规模与风险程度相匹配，构建债务专项资金，保持资金稳定增长，规避各种突发性的债务风险。
3.打造规范化融资平台
首先要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市场化整合，按照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及导向，对管理混乱且市场运作不规范的平台公司进行整顿，到期依然不达标的公司正式取缔，提升市场清理力度。最大化发挥地方政府资源优化整合以及资产兼并组织领导作用。
其次通过优化平台公司、提升资产质量等方式来提升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地方政府需要全面盘活国有的存量资产，并将优质资产以及经营性资产融入到平台公司内部，提升国有存量资产市场的实际经营效率。如果发现负债率高且资金状况不良的平台公司，需要使其在规定时间内融入优质资产资源，进而提升平台的债务风险应对能力，使资产和债务始终保持动态平衡状态。从近年来地方债务的使用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地方债务都是用在投资商的，在运作的过程中产生了增量资产，合理的利用这部分在呢改良资产可以使平台公司更加健康的发展。
四、结束语
做好债务风险防范是各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提升融资平台建设实用性的关键问题之一。上文详细阐述了如何规避风险，旨在通过该方式提升融资平台建设质量，使其更好地为政府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兆云，钟毅.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及其防范措施――基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视角[J].企业经济，2011，06：182-184.
[2]阮佩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评估及对策研究――基于中部某部级高新区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3，04：65-69.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6
关键词：现金并购融资风险企业并购
一、现金并购的资金来源及筹资方式
现金并购融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现金并购融资按资金的来源不同一般可分为两大类融资方式，即内源融资方式和外源融资方式。内源融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所需资金。但由于并购活动所需的资金数额往往是非常巨大的，而企业内部资金毕竟是有限的，利用并购企业的营运资金流进行融资对于并购企业而言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般不作为企业并购融资的主要方式。
现金并购中应用较多的融资方式是外源融资，指企业从外边有开辟资金来源，向企业以外的经济主体筹措资金。外源融资作为企业筹集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对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资本的收益具有直接作用。
二、不同融资方式的风险分析
1.债务性融资风险。采取债务性融资的企业，可能出现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到期不能归还本金的风险。另外负债具有财务杠杆的作用，当投资报酬率高于利率时，就能提高股东的收益。反之，就会降低股东收益，甚至危及股东资本，因此债务性融资还包括使普通股收益变动的风险。债务性融资因必须按时还本付息，刚性很强，筹资风险最大。
2.普通股融资风险。权益性融资不存在还本付息，故无财务风险。但筹资使用不当，会降低普通股收益，因此存在使股东收益变动的风险。如果完全使用股票进行交易，主要会涉及两个因素。首先是由于股权数额的增加，交易期间可能会引起股东每股盈余被稀释。第二个因素是使用股票交易可能使投资者认为是并购企业的股票价格高于其价值的信号。这两种可能就能解释为什么使用股票融资不如使用债务融资的交易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及股票价值更为有利。
3.优先股融资风险。优先股股东对公司的资产与盈余拥有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受偿的权利，并取得固定的股息，具有债券者的特征。在正常经营的环境下，运用优先股筹集长期资金来源不会构成企业的财务风险，而避免财务风险的代价则表现为有限股的股息要在税后利润中支付，从而失去所得税的抵减效应。
三、中国现金并购中融资风险问题的防范措施
1.制定正确的融资决策
要制定正确的融资决策，必须考虑到企业现有的资本结构和融资后的资本结构的变动，—方面尽量利用债务资本的财务杠杆利益，另—方面又要尽量避免债务资本带来的财务风险。
(1)债务融资方式。采用债务融资方式，很可能导致企业权益负债率过高，使权益资本的风险增大，从而可能会对股票的价格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使得并购企业希望是用债务融资避免股权价值稀释的愿望相违背。因此，在利用债务融资方式时，并购融资企业应当特别重视在杠杆利益发挥与负债比率升高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2)权益融资方式。采用权益性融资方式，由于股权数额的增加，将有可能会导致股权价值被稀释。影响这种情况发生与否的因素主要在于支付给被并购企业股票的数量与这部分股票能为合并后企业增加的盈利的价值比较。另一方面，权益融资中除了要关注epS与市盈率等指标的影响以外，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企业控制权的分散程度的影响，必须合理设定一个可以放弃的股权数额的限额，以避免控制权又落入他人之手的风险。
2.拓展融资渠道，保证融资结构合理化
企业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应视野开阔，积极开拓不同的融资渠道，通过将不同的融资渠道相结合，做到内外兼顾，以确保目标企业一经评估确定，即可实施并购行为，顺利推进重组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也要致力于研究如何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如完善资本市场，建立各类投资银行、并购基金等。
(1)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融资结构既包括企业自有资本、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债务资本中的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的比例关系等。优化融资结构必须是在融资方式选择的基础上，将融资风险与成本综合考虑。
(2)以优先债务、从属债务和股权部分形成的倒三角图形可以扼要地说明融资的结构安排。在倒三角的并购融资安排中，最上层为优先债务，第二层为从属债务，最后是优先股和普通股。对于企业来说融资成本由上到下越来越高，而风险由下到上越来越大。因此，不同融资方式所占的比重也是由上到下逐渐减少。这样的结构安排，对于整个并购融资项目而言是比较稳健的，使得资金成本尽量减少，融资风险得到合理的控制。合理确定融资结构还应遵循以下原则:一要遵循资本成本最小化原则，既要将自有资本、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筹资成本进行比较，也要对三者分别分析其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二是自有资本、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在这个前提下，再对债务资本组成及其期限结构进行分析，将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入和偿付债务等流出按期限组合匹配，找出企业未来资金的流动性薄弱点，然后对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的期限、数额结构进行调整。
3.合理规划并购融资的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一般指企业筹集和使用长期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它包括资金筹集费和资金占用费两部分。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管理是实现并购融资优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在确定完融资类型后，企业应进一步根据金融市场变化趋势，运用金融工程技术，通过融资方案专业设计，不断降低融资成本。
4.借鉴杠杆收购融资
尽管杠杆收购具有高风险性，但伴随而来的也是其具有高收益性。它的强势财务杠杆效应，能带来极高的股权回报率，使之成为一种颇为有效的融资方式。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状况的限制，杠杆收购在我国还不具备条件。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并购融资方式还很有限，债务融资仍是主要的方式之一，许多并购融资活动中债务比例都比较高，因此，借鉴杠杆收购融资的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辉.股权分置条件下的并购动机与绩效变化之关系.现代财经，2006，(5).
[2]张琰，崔瑛.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及规避探析.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5).
[3]黄丽萍.企业并购的财务动因分析.财会通讯，2006，(5).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7
关键词：债务风险处置；非金融企业；四川
中图分类号：F830.4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7（4）-0072-05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复苏，中央政府和央行分别推出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宽松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宏观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但伴随而来的是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迅速累积。据瑞银证券估计，2016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余额高达205万亿元人民币，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77倍，高于2015年175万亿元人民币、2.54倍的同期水平，并继续高居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榜首，非金融部门债务高企也是造成近年来中国总体杠杆率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快速上升的负债率容易诱发债务危机，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并最终造成经济衰退。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发现，信贷占GDp的比重和其长期趋势之间的区别若超过10%，三年内银行体系将面临严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也发现，亚洲新兴经济体70%的信贷繁荣最后都以危机告终，且私人部门债务与GDp之比的高速增长是一个显著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非金融企业高负债、低盈利、高融资成本的现状，可以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过度举债已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一大隐患。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关乎到一旦出现债务危机是否会引起连锁反应并触发经济危机。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债务风险，但个别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繁发生，为避免债务风险集聚，加大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处置力度刻不容缓。
二、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处置方式及比较
（一）非金融企业债务处置典型方式
1.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处置的一种常见方式。债务人在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通过与债权人协商，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修改债务清偿条件，以此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提高其偿债能力。一般情况下，债务重组有三种单一模式：一是以债务人资产清偿债务；二是将债务转为资本，同时债权人将债权转换为股权；三是修改其它偿债条件，如免除应付而未付利息、降低贷款利率以及减少本金等。但在实践中，往往综合运用三种模式。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企业债务处置方式，债务重组在处置企业债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债务人而言，债务重组的优势体现在：一是增加债务人收益。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在进行债务重组时，不同形式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算作重组收益，对于非现金资产的转让，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被视为转让资产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因为在债务重组中债务人的部分债务或全部债务将会得到免除，所以相当于债务人在债务重组中获得了收益。二是减轻债务人压力。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债务人可通过多种形式偿还债务，如债转股、非现金资产转让以及等价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支付等，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减轻债务人偿债压力。三是盘活部分不易变现的资产或闲置资产。债务人可以通过债务双方自行协商或法院裁定，采用非现金方式来偿还债务。如用存款偿还债务可提高存款的流动性，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可盘活部分闲置资产，用无形资产偿还债务则能使不易变现的资产变现。对债权人而言，债务重组的优点在于：一是有助于债权人尽可能实现债权。债务重组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多地帮助债权人收回债权，避免债务人破产导致债务无法偿还。二是有助于减少债权人的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的灵活性。债务重组能够使债权人回收一部分货币资金或非货币资产，可以缓解债权人资金不足的问题。
2.破产和解。当债务人已经具备破产条件，且债务双方经协商无法自愿达成修改债务清偿条件的协议时，为了避免破产清算，债务人可向法院申请和解，法院受理和解申请后，协调债务双方就债务减免或延期偿还达成一致。和解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不仅需要参与和解的双方意见达成一致，而且需经法院裁定认可才能生效。破产和解与传统的破产制度有很大区别，传统的破产制度以债权人为中心，片面强调债权人的利益保障，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以损害债务人利益的方式来处置债务风险往往造成资产价值贬损，对债务人而言极不公平。而破产和解的优势就在于：一是保护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破产和解一方面有利于债务人积极通过经营活动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实现财产保值增值，切实维护债务人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债权人谅解，减免债务数额、延长偿债期限，避免因破产清算造成资产损失。二是有利于保障债权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种积极的债务处置方式，经过破产和解，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价值将大于债务人财产的破产清算价值，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此外，破产和解不仅可以保护债务人的权益免遭更大程度的损失，还能够节约清算费用，提高债权清偿率以及有效防止债务人破产逃债、规避法律的现象。三是兼顾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破产和解是债务双方通过协商，在相互理解和承认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在当事双方处置债务的过程中，债务人摆脱了经营困难，债权人也避免了更大的利益损失，从而维护了社会正常的交易秩序，保护了当事人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3.破产重整。破产重整也是非金融企业债务处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那些可能出现或已经陷入破产的企业，如果仍然存在维系价值和再生希望，可经各方责任主体申请，在法院主持和各责任主体参与下，进行业务重组和债务调整，以摆脱债务困境、恢复正常运营。破产重整的目的是挽救困境企业，使债权人的权利能虻玫奖U希同时可以减轻因破产带来的社会连锁反应。破产重整无论是对各参与主体，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债务人而言，破产重整能够使有继续经营价值的企业免遭破产，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清偿到期债务，使濒临破产的债务人恢复正常经营。对债权人而言，若重整成功，能有效避免一旦进入破产清算后债权人在债权清偿中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对社会整体而言，破产重整也能间接保护非相关责任主体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
4.破产清算。根据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往往发生在企业出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无法通过和解或重整的方式继续生存时，此时企业毫无救助价值，破产清算是最后的出路。
（二）不同债务处置方式的比较
总体来看，非金融企业可通过债务重组和破产处置来处置企业债务，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采取法律手段。若债务双方在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修改债务清偿协议，这样的债务风险处置方式便属于债务重组；若企业出现破产迹象，且双方在协商基础上无法达成共识，需要借助司法手段，在法院调解下达成一致协议，这样的债务风险处置方式便属于破产和解。另外从破产法角度来看，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也存在明显差异。破产和解的侧重点主要是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的前提下，通过减免债务或延缓偿债期限，使债务人摆脱发展困境、免遭破产，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既保护当事人的个体利益，也避免社会整体利益受损。破产重整的侧重点在于预防企业破产，通过调动各责任主体的积极性，采取相关措施，共同拯救陷入困境中的企业，从根本上增强困难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在本质上讲，破产重整具有清理债务和救助企业的双重目标，主要是救助企业。破产清算则是在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后，由破产管理人对破产财产进行清算、处置，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的一套制度。
三、对四川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处置的调查
（一）四川非金融企业债务总体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显著上升
1.银行贷款规模迅速增长引发非金融企业贷款质量下移，不良贷款率回升。2009-2016年，四川非金融企业银行贷款增长迅速（见图1），贷款余额从2009年末的13475.84亿元增加至2016年末的29692.90亿元，贷款同比增速大幅回落后趋于平稳，年平均增速14.3%。从贷款投向看，大量贷款流向煤炭、钢铁、建材、化工、房地产等行业，导致贷款过剩。随着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贷款过剩行业经营效益普遍下滑，部分企业陷入亏损，使得银行不良贷款率回升。
2.直接融资规模急速扩大导致非金融企业资产回报率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上升。2009年，四川非金融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314.69亿元，到了2016年，融资总额达到了374.56亿元，增长了19.0%（见表1）。2009年，四川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21只，融资金额197.53亿元；2016年增加至441只，融资金额高达2186.83亿元。直接融资规模扩大也导致企业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迅速升高，经营风险不断加大。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导致企业股票价格下跌降低了企业资产回报率，而资产回报率的下降又驱使企业股价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企业发行债券无法按期兑付也加大了债券市场违约风险。2015年12月17日，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12圣达债”未能按期付息及兑付回售债券本金，成为全省首例非金融企业债券违约事件。
3.民间金融市场异军突起导致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增多，民间金融市场乱象丛生。2009年以来，四川非金融企业民间融资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到2014年3季度末达到了1307.35亿元的历史最高值。虽然近年来全省加大了对民间金融市场的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集资，但民间融资规模仍旧维持在600亿元左右。随着经济持续下行以及民间金融市场监管的缺失，企业因参与民间融资导致出现债务风险的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全省约有533家企业因涉及民间融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甚至破产。部分融资中介非法集资、私放高利贷、诈骗跑路等现象更是频繁出现。
（二）四川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纷繁复杂
2015年末四川全省存量重点风险企业2406家，对外负债509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近504.4亿元，风险企业逐年增加，风险跨行业蔓延，从产能过剩行业向其上下游扩散，从钢铁、机械、化工、批发零售业向酒类、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医药和信息科技业扩散。四川非金融企业在债务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债务风险积聚也在加快。2013年以来，四川先后发生了川威、二重、科创等大型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几十亿至数百亿债务逾期，甚至出现个别欠债企业老板“跑路”、困难企业严重资不抵债的极端事件。目前陷于债务困境的企业形式多样，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微企业；既有产业龙头企业，也有限制行业企业。
（三）四川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处置成功案例
在严峻形势下，部分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并在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采取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债务风险处置模式，成功化解债务风险（见表2）。
a公司是四川一家知名化工企业集团，辖内拥有一家上市子公司。发生债务危机后，a公司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通过债务重组与债权银行达成贷款展期协议，并利用政府帮扶资金和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套现，及时还清了银行贷款本息。B公司作为四川一家生猪屠宰及肉类制品、腌腊制品加工n售企业，在2015年生猪市场行情持续向好的形势下，不断加大债务融资，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市场供应。到了2015年下半年，随着生猪市场供需逐渐饱和，在面临省内大型肉类加工企业的强大竞争和贷款逐渐到期的前提下，企业濒临破产。从企业融资结构看，主要是银行担保贷款且多为固定期限贷款，贷款结构清晰简单，因此企业在进行债务风险处置时选择了破产和解。通过政府和法院协调，债务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债权银行对贷款进行展期，在展期内不抽贷，企业通过生产自救有效缓解了债务压力。C公司作为四川一家集农工贸及物流为一体的部级民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无法与债权人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通过破产重整的方式，引入省内一家颇具实力的农牧公司作为重整投资方，盘活了不良资产，其之所以选择破产重整的方式就是考虑到C公司作为地方龙头企业，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D公司作为地方国企，2004年便因效益下滑陷入停产状态，当地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一直对企业进行补贴。当企业完全沦为僵尸企业后，政府协调相关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在合理确定企业剩余资产清算价值、妥善安置好职工生活后，破产清算正式实施。
调查中发现，虽然部分企业债务风险处置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有大量企业债务风险处置面临诸多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协调难度较大，处置进度缓慢。地方政府通过成立临时性领导小组，召开协调会促使银行等债权人采取一致行动，成立帮扶组等形式帮助企业处置债务风险，但由于领导小组各成员法定职责不明晰、协调事项不到位，反而拖延了债务风险处置进程。二是部分企业不愿依靠破产制度进行自我保护，极少真正进入市场化破产程序。三是现行金融税收等立法、执法体制与企业破产法存在不协调乃至冲突，导致金融债权、其他商业伙伴的贸易债权以及职工的劳动债权依法合理处置难度较大。
四、政策建议
（一）银行业机构要加大信贷风险的监测排查，加强企业债务风险管理和处置
一是加大摸排力度，制定应对预案。重点关注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信贷投放情况及贷款损失情况，合理评估影响，制定前瞻性的风险应对预案。二是完善治理结构，优化业绩考核机制。对问题企业的不良贷款应及时如实反映，适时采取现金清收、贷款重组、呆账核销、批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手段，保证信贷资产质量得到真实反映，避免本息损失进一步扩大。三是分类施策，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措施。对暂时出现资金困难，又确有订单、有市场的企业，可通过延期支付、担保代偿、债务重组等处置措施；对于债务规模较大、债权结构复杂的企业，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通过债转股、可转债、信贷资产置换等方式帮助企业化解债务危机。
（二）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甄别，及时出台风险处置方案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建立相应的风险监测机制，及时掌握企业债务风险状况，对出现债务风险的企业，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风险类型，分类处置或引导企业采取适当的处置方式，不搞“一刀切”，防止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二是金融监管部门应建立合理的政策激励机制，在经济下行期适当提高对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放宽不良贷款核销条件，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问题企业贷款进行展期，为企业摆脱债务困境争取时间。三是财税部门应适时出台配套的财税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问题企业，主动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债务压力。
（三）进一步完善破产法及相关配套措施，规范企业破产处置程序
一是全面梳理各项条款，完善配套实施细则。虽然新破产法已正式实施，但部分条款过于简单粗犷，且配套措施不完善，执行难度较大。如新破产法中关于破产重整的规定仅有25条，与美国破产法中100多条的规定相去甚远，很多实施细则不够详尽，也不尽完善。二是修订完善部分条款，加强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从实践情况来看，新破产法执行难，原因之一就是与现行相关立法、执法体制存在不协调乃至冲突，导致债权处置难度较大。因此要加强立法衔接，尤其是要加强与财政、金融、税收等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法律冲突和执行障碍。三是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建设。建立多层次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吸引投资者参与不良资产市场建设，协调市场参与主体各方利益，提高各方参与不良资产交易的积极性。积极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
参考文献
[1]李枫，李济广.非金融企业债务现状与去杠杆政策优化[J].开放导报，2016，（8）：50-54。
[2]陆婷.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走势及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2015，（5）：67-77。
[3]谭小芬，尹碧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现状和对策[J].中国外汇，2016，（6）：20-22。
[4]秦J.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债务问题[J].科技智囊，2016，（8）：54-58。
[5]杨宇焰.僵尸企业的识别标准、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16，（4）：19-22。
[7]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课题组.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的思考[J].河北金融，2015，（4）：3-6。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8
关键词：区域集优中小企业融资债务融资
中小企业融资难可谓世界性难题。在社会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处于支配地位的现行模式下，地方政府仅靠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为继。近期，由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联合推动的区域集优债是赋予地方政府融资主动权的积极探索，是利用直接融资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区域集优债务融资模式简介
（一）基本概念
区域集优债是是指2～10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银行间市场以统一产品设计、统一券种冠名、统一信用增进、统一发行注册方式共同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发行过程
区域集优债的运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筛选阶段，由中债公司提供企业准人标准，地方政府推荐发债主体，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遴选企业进行把关，承销机构在推荐的企业范围内进行遴选。二是发行准备阶段，中债公司联合主承销商对入选企业分类制定债务融资方案，成立联合工作组进行尽责调查；地方政府牵头组织落实风险缓释措施，设立中小企业债务融资基金；主承销商提交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进行产品注册与发行。三是发行后续管理阶段，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在风险防范、预警及违约事件处置中发挥应有的协调、督促等作用。
（三）区域集优债与中小企业集合债、小微企业扶持债的区别
区域集优债采取注册制发行，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审批难问题。同时，由中债公司提供信用增进措施，解决了担保难、信用等级提升难等问题，因此比中小企业集合债、小微企业扶持债具有明显的优势。
比较项目中小企业区域集优债中小企业集合债小微企业扶持债
发行主体中小企业集合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发行
主管部门交易商协会发改委发改委
审核方式注册制核准制核准制
担保机构中债公司，地方担保机构可提供反担保地方担保机构或中债公司地方融资平台
发行时间较快慢，至少半年以上一般为半年左右
发行期限1-3年，3年居多1年居多3年
融资成本一般为6%左右市场利率，如有信用增级可降低融资成本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为委托贷款利率，最高达24%
二、区域集优债的发展情况
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区域集优项目自2011年5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各地省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11年底首批发行的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金额为13.89亿元，共涉及25家中小微型企业。截至2012年12月，已发行和已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即将发行的中小企业区域集优票据共11只，募集资金37.86亿元，票面利率都在5.9%至6%之间，发行期限以3年为主。
三、襄阳开展区域集优债的情况
在襄阳市金融办、财政局、高新区、人民银行襄阳中心支行等各方的努力下，2012年12月21日，华中地区第一单“区域集优票据”――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承销的“湖北省襄阳高新区2012年度第一期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功过会，5家企业（湖北新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远成鄂弓汽车悬架弹簧有限公司、湖北欧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获准融资2.27亿元，期限3年。这标志着襄阳市成为湖北省全省乃至华中地区第一个发行区域集优债的地市。该项目从启动到正式注册仅半年时间，创全国区域集优票据发行速度纪录，显示了金融创新的“襄阳速度”。
（一）襄阳成功发行区域集优债的条件
1、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近年来，襄阳市大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襄阳已连续9年获得湖北省“金融信用市州”称号，辖内7个纳入省政府考核的县（市、区）全部进入“金融信用县（市、区）”行列，实现了信用区域创建的全覆盖。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各类中小企业债务融资奠定了基础。
2、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
襄阳市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市各类企业发展到4.46万户，同比增加6763户，中小企业占99.3%；工业企业900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69家，中小工业企业占89.9%。中小企业由于一方面在成长过程中财务制度有待规范，另一方面也缺乏有效抵押物，因此很多贷款申请不能获得银行审批，即便审批通过也面临很高的融资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亟需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开展多渠道的融资。
3、政策与制度的支持
区域集优直接债务融资模式的推进离不开地方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人行武汉分行、襄阳市政府和襄阳高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襄阳市政府在湖北省率先设立了5000万元的“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最少可放大8倍，提供4亿元的发债额度；2012年9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在武汉举行了“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湖北省经济发展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人行襄阳市中心支行与襄阳市金融办、中债公司签署了《襄阳市“区域集优”直接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襄阳市推进区域集优债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制度保障。
（二）襄阳市开展区域集优债务融资的意义
开展区域集优开创了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新局面，在目前严竣的市场形势下拓宽了地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扩大了社会融资总量，改善了地区融资结构。目前在银行间市场，多数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达不到发债的标准，能发行债券的80%以上都是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通过引入aaa级增信机构中债公司为债项提供担保，同时通过地方政府设立的“债务融资发展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有效提高了债项级别，使债券以较低利率发行。
（三）进一步推进区域集优债的政策建议
1、稳步推进，探索建立区域集优的长效机制
发行区域集优债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优质的中小企业，因此，要稳步推进，逐渐扩大试点范围，增加融资规模，健全担保体系，进一步加大与财政政策配合，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和贴息。
2、引导中小企业提升信用，积极参与区域集优
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着力点，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实力、信用观念和法制观念，强化企业自身的融资竞争力。同时，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加强对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认识，促使企业开阔眼界，不要局限于银行信贷的融资渠道。
3、加强后续监管，做好风险防控
区域集优债作为一种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必须承担到期还本付息的义务。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首先要严把市场准入关，确保把优质中小企业推向市场，其次要加强对发债企业的后续管理，密切关注发债企业的经营情况和市场变化情况，确保资金的使用符合监管规定。
参考文献：
[1]姜智强.“区域集优”发债模式有待持续创新[J].经济研究信息2012（1）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9
一、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基本类型
（一）直接债务融资
直接债务融资是指当地政府（或财政部门）直接作为债务人，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地方政府作为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主体，直接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债券和设立基金等获得资金的方式。
（二）间接债务融资
间接融资是指地方政府通过银行、保险和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获得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包括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目前主要的融资和建设资金来源。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是政府给予划拨土地、股权、规费等资产，包装出一个从资产和现金流上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以实现融资目的，把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公共事业等项目。地方融资平台的来源除了银行外，另外还有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例如，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销售出去以后的钱也是投到了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中去了。
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为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解决城市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以规避制度约束是一个灵活的手段。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急需关注。
（一）融资主体不规范，融资职能不明晰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主要负责人多由政府领导担任，在决策与投融资主体间责、权、利界定模糊，融资的决策主体、偿还主体和投资失误的责任主体不明晰。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建设单位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过分扩大投资和融资总额。但是，地方政府所投资的项目，绝大多数是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建设，是投资周期长、利润率较低的项目。说到底，地方政府的融资基础是政府信用，其负债也是政府负债，最终是需要政府财政来承担还债的责任。
（二）融资模式相对单一，新型融资模式运用不足
由于我国财政法律和规范的限制，国外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融资模式。例如，发行地方债和资本资产证券化等。在我国地方政府的融资过程中还运用不足，表现为信用主体和贷款形式的单一，即以政府信用为保证的信用贷款，不能体现政府融资的多层面效应。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增速过快，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首先，政府对内、对外举债都分散给地方商业银行或信托投资公司运作，融资总量根本无法掌握。其次，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从国家政策性银行获取的贷款，往往都以地方政府财力作担保，这种承诺形成了偌大的隐性债务。银行在与这些地方政府平台合作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些融资平台可以通过一些不规范的做法来获得银行的贷款，地方政府的这些隐形债务加剧银行呆坏账风险，甚至会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运行。
（四）融资监管体系很不健全
债务偿还和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在进行项目融资时，很少对举债规模进行整体规划，没有形成一个定性或定量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三、推进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既合理利用市场化的融资模式和融资策略来筹措政府项目资本金，又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盲目扩大，是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灵活运用多种融资模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发展体制，构建地方政府融资信用监督体系，创新和约束并举是我国地方政府融资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鉴于目前的现状，政府还需推进下面几个方面的改革：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授予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债务融资的权利，逐步取消利用平台公司融资建设的间接债务融资模式，加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系的构建。
由于《预算法》第二十条、证券法第八条的限制，现行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因此，应修改预算法，证券法，由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开放。当条件为地方政府债券成熟。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选择的研究和制定投资和融资法律，原则，主体和政府投资和融资的相应责任必须明确界定。第一个建议在发达地区更好的争取推广经验。
预算法的修订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预算，允许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融资活动的直接融资，政府的融资活动将纳入预算管理。对《贷款通则》的修订，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直接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对《证券法》的修订，允许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地方政府的借贷和债务担保。我们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
其次，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编制地方债务预算，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融资项目和支出范围。按照政府基本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和效率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和责任。按照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严格规范财政的供给范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一般竞争性、经营性领域和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从根本上减轻财政支出压力，集中资金保证公共支出的需要。按照实际需求和偿债能力编制地方债务预算，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融资项目、融资规模和支出范围。强化财政在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集中统一管理的力度，要建立严格规范的债务融资的决策机制和评价制度，建立地方财政偿债机制和债务融资的预警系统。健全债务监管体系，建立债务信息公开、审计、监察和效能评价制度，将债务“借、管、用、还”等情况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绩效和任期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明确和落实责任，防止违规和过度举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融资信用监督体系。地方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和审计部门应明确监管或监测角色，研究出台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设立和规范投融资平台行为的具体法律规范和指导意见，建立政府部门和金融系统之间的联系机制，加强对融资平台的监督管理。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严格把握资金流向严格保证用于实体经济，防止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加快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和行业发展，创新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价方法。由于中国政府的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必须在外国的信用评级也是政府制定适应中国实际，中国政府信用评价情况。地方政府的融资信用评价的研究，除了专家和学者研究，国际大公司，联合信贷与国内和国际评级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的信用评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等级观念，方法，评级模型和操作程序，并已用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信用评级和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在投资决策和监管方面的问题，你可以从马锡投资决策委员会了解新加坡的模式，重大投资和融资项目，专家参与，民主决策。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和监督，完善重大项目的检查制度，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从投资项目、预算管理、财政拨款和资产清查和债务控制等，进一步规范运作的投融资平台有限。
第五，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金融脆弱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加强安全和转移支付，信用评级。通过地方政府债务市场推进不得不产生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及金融强度高信用等级的金融市场上，接受能力，和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地方政府信用评级薄弱的经济实力就越低，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的能力弱，或无法进行持续的融资活动。这就需要在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政府的基础上，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债务偿还补贴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薄弱，并提供融资担保，提高其信用评级，使其在金融市场中获得所需资金。同时，支付系统合法化，连续稳定的方向逐渐改革政策，地方政府融资系统设置。
第六，设立地方政府融资风险基金。虽然地方政府融资项目一般能够取得地方政府财政兜底的还款承诺，并能够通过地方人大会议决议。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地方政府换届等客观因素，造成一些地方政府项目存在投融资的短视行为，给未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地方债务能够顺利偿还。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借鉴加拿大政府融资模式，允许地方财政部门在编制年度预算时，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按适当的比例提出一笔地方政府融资风险基金。例如，把土地出让费的一部分提出来投入基金，并做到专款专用，以保证地方政府财政的安全，有效规避融资风险。
四、结合上海市政府债务融资体制改革浅谈
2012年8月23日，上海市政府89亿元债券，再次获得市场投资者极大青睐，反应热烈，认购踊跃。这是继2011年上海市首发71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之后，国家开发银行再次作为主承销商，与上海市政府开展合作，通过市场化手段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9亿元的总发行规模吸引了银行间市场210亿元资金申购，市场分析认为“这在近期偏弱的资金和债市中成为亮点”。其中，5年期上海市地方债收益率为3.25%，7年期收益率为3.39%，较财政部的地方政府债估值收益率约低25基点，比国债高约8个基点，市场人士认为定价基本合理，体现了上海市政府优异的债信和总体经济实力。
债务融资的方式篇10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这有助于缓解地方筹资压力，更有利于将隐蔽的债务阳光化。
对于即将公布的巨额地方债如何处置，多位研究人员认为，短期应以调整债务结构、控制债务增长速度为主，中期应以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为契机，建立地方债务透明、约束、风险控制机制。对于目前地方融资的主要载体——地方融资平台正遭遇设立和运行不规范、定位不清晰、“造血”功能差、偿债压力大等问题，应根据不同地区区分对待、分步规范。
拓展地方融资新渠道，中央明确允许地方发行债券，由于涉及环节众多，更是一场复杂的系统性改革，实施时需要推行诸如风险控制、责任追究等配套改革。
同时，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亦面临缺乏透明、竞争机制问题，地方融资谋变不易。化解巨额平台债
《财经》记者获悉，国家审计署在汇总了各省政府性债务数据之后，于11月下旬就债务审计工作专门向国务院汇报。此后审计和财政部门再次对账、修正，相关审计结果有望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公布。
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在2013年“两会”时预测，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从举债主体看，半数以上（8万亿-9万亿元）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分解这笔债务可以看出，银行仍是主要债权人，同时，地方通过信托、Bt（建设-移交）、违规集资等方式产生的债务亦有较大规模增长。
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各银行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7万亿元。通过信托、委托贷款、发行理财产品等创新方式融资的规模不断增加，根据部分券商测算，这部分负债在2万亿-3万亿元之间。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最终被认定的平台债务预计不超过9万亿元。
根据《预算法》和《担保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可直接负债，也不能为债务提供担保，在法律禁令限制下，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公司（如城投、城建公司）成为最佳选择，它可以巧妙地规避法律限制。在实际运作中，地方融资平台由政府组织成立，公司管理层多为政府官员，地方财政对平台进行注资，同时政府划拨储备土地，作为撬动银行和社会资金的支撑，建立一个“借、用、管、还”一体的投融资运行机制。目前有多个融资平台的“重庆模式”和单一平台的“天津模式”。
融资平台债快速扩张缘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实施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此举是为了带动投资，拉动内需，让中国经济避免严重衰退。
2008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不止，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情绪蔓延，各国政府联手同步出台救市措施。10月9日，中国央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此后央行进一步放松信贷规模控制，市场上的资金史无前例地充裕。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拉动投资，保持经济增长，紧急上马新项目，各家银行也开始竞相放贷。
由于有地方财政担保、政府信用背书和高收益保障，融资平台的项目成为各家银行追捧的“香饽饽”。当时，融资平台资产重复抵押，银行多头授信、重复贷款现象严重。据悉，某直辖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集团公司囤积资金高达500亿元之巨。
银行业新增贷款规模从2009年开始爆发，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9万亿元，2010年为8.20万亿元。这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带来了融资平台债务的膨胀。
这在后来审计署的审计结果中得到体现。据审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地方政府所借债务为3.2万亿元，但到了2010年底剧增到10.7万亿元，两年时间债务增长2倍。在10.7万亿元的债务中，46.38%来自地方融资平台，为最大的举债主体。
决策层很快意识到这场资金盛宴带来的负面效应，2010年初，政策发生转向，央行收紧银根，银监会开始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但是这些并未让地方债增长有所放缓，相比以往，地方举债方式更隐蔽，成本更高、风险更大。
2010年1月12日，中国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市场解读为流动性“收紧”信号。当年，央行先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货币政策急速转向，加上2010年6月国务院下发的19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地方融资的“主阀门”（信贷）逐渐关闭，地方政府要想继续搞建设只能寻求银行贷款之外的途径。
由于2009年启动的投资项目大多处于项目建设中期阶段，需要资金持续投入，中央政策转向导致地方新上马项目的融资逐渐走向“地下”，这其中，银行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方式更为隐蔽。
既需要通过贷款来确保收益，同时又要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计提拨备等指标限制，因此银行便通过各种方式，将资产、负债在表内和表外之间腾挪。这其中包括原本利用商业银行之间拆解的同业业务，扩大各种表外资产，信托公司手持的大量资金不过是过一下手的通道业务，银行才是真正的控制人。
在具体操作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以通过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银行的理财产品购买该信托计划的受益权；银行还可以通过信托公司这一通道，向融资平台发放信托贷款，或者用“委托贷款”的方式向地方融资平台输送资金。这几种方式在银监会严控平台贷款之后大行其道，银行、信托公司、融资平台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利益高度一致，形成了一条有别以往的举债链条。
一位受访的银行人士认为，银行贷款具有资金成本低、展期方便等优势，是非常好的债务种类。但国家政策限制银行对平台贷款后，各平台被迫通过“融资方式创新”获得资金。由于融资成本高，资金年利率普遍在10%上下，鄂尔多斯、包头、江浙等地利用年利率高达20%的短期借款弥补资金缺口，这恶化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状况。
城市中国计划研究员李晓鹏比较了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见图表），他认为，信政合作不断增强，各种信托及其衍生的融资方式不断兴起，融资方式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整个地方政府债务更加隐蔽。地方政府债务正在与越来越多的银行、信托、资产管理、私募机构等金融机构发生联系，其风险的传染效应也正在增强。
李晓鹏建议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增速，逐步将总量增速下调到与名义GDp增长同步的水平；同时要调整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率。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黄剑辉认为，从供给端来看，建议“开明渠，堵暗道”，发挥工、农、中、建、开几大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为融资平台提供可靠的、便于管理的低成本资金。
多位受访研究人员建议，短期可以考虑利用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等低成本融资置换通过“影子银行”渠道的高成本资金，调整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减轻偿债压力，避免平台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黄剑辉同时建议实行主银行贷款制，可以考虑由银监会出台监管规则，根据平台公司业务范围及已有贷款来源和规模，明确一个融资平台对应一个牵头银行，其他银行参与银团并提供贷款，从而避免各家银行多头授信，恶性竞争。以往，地方融资平台“把几家银行玩得团团转，造成管理失控”。
从需求端来看，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可以通过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根据负债表中地方政府的净资产规模大小，并按照一定杠杆率进行债务总规模管理，使得债务透明、可控。据悉，目前海南、甘肃、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已先后启动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工作。好模式还是坏模式
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让地方融资平台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创新之举，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融资支撑，多位受访的研究人员呼吁正确看待地方融资平台历史和贡献，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大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立，2004年国家投资体制改革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地方融资平台在全国快速发展，尤其是县（区）级融资平台数目庞大。本轮政府性债务审计发现，融资平台层级不断下沉，有的乡镇甚至村都设立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地方融资平台多数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设，一般由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的方式进行注资。从平台资金来源来看，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以及其他创新融资方式，主要是采取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营合作制，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及有效运营）。
经过多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逐渐过去，平台贷款的需求有所下降，银行与政府、融资平台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深圳市一位银行人士说，平台贷具有阶段性，现在银行想给市政府贷款，但他们不需要了，“请他们吃饭都不要”。
这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有所减轻，资金需求也不比以往。加上土地市场升温，土地出让收益大，地方财力充沛，同时，这些发达地区政府发行的债券也在资本市场受到追捧，融资渠道变宽，资金储备充足。
地方融资平台的另一大资金来源是城司发行的债券、票据、融资券。
城投债起源于1992年的浦东新区建设债券，发行期限一般5年-7年，目前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城投债票面利率已由最初的3.5%-4%上升到7.05%左右。不过，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财力不强，其发行的城投债往往不被市场看好，因而平台贷仍然是他们最为现实的选择。为此有研究人员建议，这类欠发达地区应大力发展融资平台，筹资以平台贷为主；而发达地区筹资可以转入以发债为主，同时可以通过减持一部分国有股的方式，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减轻债务压力。
对于近10万亿元的平台债，黄剑辉认为不必过于忧虑。首先，从债务用途来看主要用于建设，而不是像美国用于弥补预算赤字，用于政府一般性开支和社会保障。其次，从还款来源看，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储备土地和国有资产，减持一部分国有资产也可化债。再次，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经济体和一个低速经济体来说，债务影响是不同的，因而黄剑辉认为不要过度夸大债务风险，对中国来说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从两轮政府债务审计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设立和运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规范，例如虚假出资、抽逃资本金，一些地方将公共设施注入到这些公司充当资本金。由于设立门槛低，运行缺乏约束，一些地方设立许多备用的融资平台，在某一平台被列入黑名单时，则以其他平台充当融资工具，政府官员称之为“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形式不断翻新，已经超出传统的城司概念。在一些地方，当地国有企业充当地方融资工具，投资基建项目，这造成了债务界定上的困难。部分省市（如河南省）推出金融控股公司——一种新型投融资平台，一般是在地方国有公司基础上参股或控股地方银行、证券、信托等，之后对基础设施项目开展投融资业务。
地方融资平台有的是经营性平台，主要承建盈利性项目（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可以依靠自身经营收入全部或部分偿还本息，这类平台约占三分之一。有的是非经营性平台，主要承建公益项目（如城市道路建设），项目自身不产生收益，主要由财政兜底偿还本息。更多的是混合型平台，既承担盈利性项目，也承担公益性项目，这种“打包”混合运作，是为了便于融资。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认为，未来融资平台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把它的功能界定清楚，经营性的放给市场，公益性的由地方财政承担，中间这块（准经营性的）是融资平台应该做的。
黄剑辉认为，要理清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之间关系，地方财政不再为投融资平台提供担保，也不再替平台公司偿还贷款，而是将这部分财政资金作为资本金定期注入平台公司，从而充实资本金和现金流，变财政还款为财政注资，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为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
国开金融武汉城市圈发展基金总经理曾宪林认为，未来地方融资平台要在四个方面做些改变，首先要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它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基础设施、部分基础工业项目和高新科技项目，一般的商业性项目不要介入。
其次，要完善融资平台的法人治理结构。
再次，平台要有持续发展的模式。目前的平台往往是一个项目做完后平台的使命就终结了，平台起不到现代公司的基本作用。
最后要有风险防控措施。现在有的平台缺乏风险控制措施，做什么完全遵从政府安排，至于应不应该干，或者说现在干还是以后干并不考虑，风险防控体系极不健全。
预计本轮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完成之后，银监会会继续加大对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平台数量会进一步缩减，同时一些效益较差的平台会逐步退出投融资领域。对于保留的融资平台，或会要求地方加大注资，提高融资能力。地方融资路径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同时提出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摸清家底，可防范运行风险。
从2009年开始，财政部的“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这种债券针对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不包括地级市、县级市，主要用于公益性项目（基础设施、民生、教育、科技文化等项目），特别是中央财政投资地方配套的公益性项目，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2011年开始，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这是介于中央发行和完全自主发行的过渡形式。
但是在研究人员看来，这种债券不仅规模小，更重要的是期限短，只有三年，而且不允许展期，并不适用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此，国内很多学者呼吁借鉴美国地方政府融资经验，允许地方自行发行市政债券。
根据信用基础不同，美国的市政债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益债券两大类。一般责任债券可以由州、市、镇和县发行，以发行者税收收入偿还。收益债券是为了某一基础设施建设而设，债务通过设施的有偿使用来偿还，由于风险比一般责任债券大，利率较高。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沅帆将城投债称之为“中国式市政债券”。不过在李晓鹏看来，和真正的市政债比起来，城投债目前主要有三个缺陷：一是期限短；二是规模小；三是对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持性不强。
从期限来看，目前城投债发行期限以5年-7年为主，而美国市政债券期限在10年以上的占82%，城投债与基础设施融资周期长的特点不匹配。从规模来看，2012年城投债余额6368亿元，约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的3.5%，如此小规模的发行量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融资。再次，城投债是一种企业债，需要由项目本身的现金回报来偿还，适合的是项目本身有收入的基础设施项目。
为此，建议对城投债做如下改革，一是延长城投债偿还期限，在控制地方债务总量的前提下，大幅度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二是建立类似美国的“一般责任债券”制度，由地方政府发行期限在20年以上的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由财政负责偿还。
李晓鹏及其研究团队认为，城投债对应美国市政债券的收益债券，公益建设债券对应一般责任债券，二者互补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市政债券”。
一位持有不同看法的专家认为，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美国是联邦制，州财政是可以破产的，中国是一级财政，分级管理，省政府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分公司，实际上难以破产。同时，在资金使用效率上市政债券不如市政信贷高，因为信贷有银行的监控，风险意识较高。
除了发行政府债券融资，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它可以在不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风险的情况下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2013年7月31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次会议明确了今后建设的重点，包括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加强燃气、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城市配电网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城市绿地蓄洪排涝、补充地下水等功能。
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在保障政府投入，加强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促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尤其是与棚户区改造配套的基础设施。
现在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成功经验，较为普遍的是采用Bot、Bt等模式——它们都属于ppp模式。一些地方在保障房建设、道路建设上广泛使用过。另外还有土地捆绑开发模式。在开发的过程中，可以促进周边项目土地升值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机场，投资者出资修建基础设施，就可以和政府分享项目周边的土地升值收益，从中获得回报。它特别适合二三线城市进行城镇化的开发。
例如在香港，地铁建设由社会资本出资，公司取得地铁站点周边土地物业开发权利，所以港铁成为了非常著名的地铁运营公司长期盈利的案例。目前，这种经验亦被铁路部门吸收，铁路发展基金运作中有意采取铁路建设与土地捆绑开发思路。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曾在世界银行工作18年，对中国的ppp模式一直关注，在他看来，中国的ppp这条路没有走好，是因为政府的主导性强，民间资本没有多少可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