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管理办法篇1
制度的取舍和建立，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有目的才会有行动。这种目的性往往构成一定的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目标系统，其决定了制度的性质，规定了制度运动和发展的方向，是制度系统的灵魂所在。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也不例外。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较多，这里仅列举在出台目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来说明其目标系统。2000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提到作此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兴利除弊，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自2008年1月3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目的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护公众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秩序，促进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最新颁布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2012年12月28日起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目的是“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从以上3个网络媒体管理制度不难看出，总体上，我国出台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目的可概括为：保护网络信息安全，规范网络媒体服务秩序，促进网络媒体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规则系统
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目标系统只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的社会理想和要求，本身是不可操作的，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尚没有直接的规范作用。因此在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目标系统的基础上，必然派生出体现目标系统精神实质、符合目标要求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规则系统。规则系统是制度实现的指南和桥梁。规则是用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们行为的，如地位、角色、权利、义务等等。就性质而言，规则的内容包括法律、法令、章程、条例、风俗、习惯、道德等多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讲任何一种制度规则系统都包括以上几个方面。[2]尽管制度规则系统内容庞杂，但其基本要求须服务于目标系统，并有利于实现制度目标，而不能与其相悖。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规则系统也概莫能外。笔者目前收集到的关于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主要有59个，其中有6个地方性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其他53个都是全国性的；另外，除4个是自律性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中国互联网网络版权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和《互联网站禁止传播、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2004年6月10日）外，其他55个都是他律性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如果将其按照管理的领域进行划分，可分为以下几种：
1.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
2.与“反垃圾邮件”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
3.与“著作权保护”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等。
4.与“业务管理”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北京市网络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核准程序》《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
5.与“内容监管”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互联网站禁止传播、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管理的通告》《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
6.与“网络安全管理”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
7.与“网络犯罪管理”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8.与“网络资源管理”有关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
如《互联网ip地址备案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因域名注册、使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关于互联网中文域名管理的通告》《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试行)》《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北京市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审批及管理工作程序》《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网站名称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北京）》《网站名称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北京）》《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中国金桥信息网公众多媒体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在这里，笔者对除北京之外的其他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市级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由于文章篇幅关系，并未涉及。
三、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组织系统
目标和规则都是针对一定的组织或社会主体而言的，一定的制度，其目标和规则必然通过制度的主体系统——组织系统来实现、贯彻和执行，脱离一定的主体或组织，目标也罢，规则也罢，都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一切制度都有自己的社会机构即组织系统，用以检查和推动制度的运行。组织系统一般包括首脑(即领导者)、职能机关、具体的工作人员。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有着明确的目标系统和规模不小的规则系统，特别是规则系统方面，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除以上述及者以外，肯定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网络媒体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有法可依”了。一定制度的社会功能的好坏、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是否具有一套层次清楚、成员精干、领导有方、效率高超的组织系统，换言之，即制度目标系统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组织系统与规则系统的协调和认同程度。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组织系统方面又如何呢？仅国家（中央）级的网络媒体管理机构就至少有15个之多——中央宣传部、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办、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卫生部、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从各机构管理的目的看，可把这些相关的网络媒体管理机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网络媒体安全管理部门，另一类是网络媒体经济（应用）管理部门。[3]此外，从各机构管理的范围还可把每类进一步细分为综合管理部门和专项管理部门。而在这些国家（中央）级的网络媒体管理机构之下，又有各省（或自治区或直辖市）、市甚至县级的网络媒体管理机构，它们与国家（中央）级的网络媒体管理机构，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组织系统。但即便如此，我国网络媒体仍乱象丛生，传播内容仍鱼龙混杂。
四、我国网络媒体管理制度的设备系统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2
[关键词]传媒业退出机制行业协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3）02-0052-05
1引言
传媒退出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基于行政监管机制下的退出――对违法违规的媒体依法以吊销执照的方式作为处罚，责令其退出；二是基于市场机制的退出――通过市场优胜劣汰使弱势媒体退出传媒市场。
传媒退出运行体系的构成要件中，起码要包括：各级政府机构或由政府授权的管理机构；法律保障系统；行业组织；专家委员会；公众；市场。其中前五项也是传媒业行政监管体系的构成要件。当前我国全面实施传媒退出的领域主要是在报刊出版业，在行政退出方面，虽然已经采用加强监督管理、采取分类综合评估等手段力求实现退出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科学高效的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还存在一些结构上的空缺和薄弱环节。比如法律保障系统仍需完善、行业组织的功能没有有效发挥、公众参与尚为空白等。在市场退出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和传媒市场的培植营建为其铺垫了基本条件，但是在当前的转型时期，市场退出还掺杂了大量的行政干预成分[1]。因此，无论“日常监管”还是“市场退出”，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都需要一个机制与体制长效性、系统性的建构和完善过程。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的重点是对退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行业协会组织的功能和地位进行讨论。行业协会组织是行政监管体系结构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科学高效的传媒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传媒退出是传媒产业迈向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传媒业转制之后，传媒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政府与传媒企业的关系都将发生变化，必将对我国长期形成的行政管理体系产生冲击，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届时对传媒的管理需要善于运用政府以外的诸多力量，传媒行业协会即是其中的主力部分。
2退出机制的长效建设需要弥补行业协会职能的缺位
应将传媒退出体系的构建放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有计划地推进传媒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建设的大局中考察，退出机制建设是这一系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抓手。对传媒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是传媒业退出机制建构的目的。加强日常监管体系的科学性、长效性建构是传媒退出机制改革的核心方向。从河北、辽宁两省报刊退出的试点情况看，无论是基于市场机制的退出，还是基于行政监管机制下的退出，都处于起步阶段，尚需从体系建设的角度进行全面构建，尤其是体系结构链条中的欠缺和薄弱环节需要弥补。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可以视为我国传媒业退出的起始。之后1997年、1999年、2003年、2005年、2010年，“两办”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多项通知、规定和办法，对报刊退出进行部署、指导和推进。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1999年，新闻出版署《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国家邮政局发出《关于报刊出版单位暂停征订活动的通知》，“两办”下发《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等规章，涉及出版物进口、统计、报刊管理等多方面；2009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为构建新形势下的报刊监管体系，出台了一系列配套规范性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报纸期刊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的通知》《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等6个文件；201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试行）》；2011年颁布新的《出版管理条例》，新增“监督与管理”一章[2-4]。
根据以上文件，到2010年，全国集中整治了传媒业多年存在的违规问题，主要手段包括限期整改、行政处罚、被停办或调整、被注销登记的处罚等。目前的监管内容体系包括：重大虚假新闻报刊主要负责人问责制度；报刊违规处理的社会通报制度；重大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办、督办机制；总署与全国主要报刊出版单位负责人重大管理信息沟通机制；新闻从业不良行为记录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等[5]。从上述一系列文件内容以及从传媒业整治情况看，2008年以来开始施行的报刊退出，应该是传媒业由“集中整治”向常规化、日常化和科学化的转向。也就是说报刊退出机制开始与日常监管工作融合衔接，力求一方面使日常监管成为退出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使退出成为日常监管的重要手段。
河北、辽宁等省报刊退出试点中，尽管已经开始实行行政退出和市场退出相结合的机制，并且开始了日常监管与退出的衔接，但都不成熟。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尽管市场已经作为一种手段和力量介入我国报刊退出机制之中，但这种“市场的力量”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力量，而是掺杂了大量行政力量的“市场”。报刊退出的市场手段相较于行政手段还处于隐性的地位，只是在退出的评估标准中将市场运行情况作为评估指标，并依据指标采取行政强制退出的办法，因此还不是真正依靠市场力量退出。柳斌杰对此也有解释，他说：关于通过“市场的方法”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市场方法”并不相同；“通过市场方法淘汰”是指行业主管部门用市场的指标体系对不同类型的报刊进行综合评估，对未能达到报刊出版的最基本条件者，将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让其退出，收回刊号[6]。
另一方面，与市场因素相比，行政干预的力度要大得多。在退出的整个过程之中，从领导和组织实施，到退出单位的财产清算、人员安置等问题，都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试点省份河北省和辽宁省的报刊退出工作都是从“健全领导机构，制订工作方案，积极争取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开始着手，没有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力推，试点工作很难推进和展开。河北省在试点中，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政府副省长多次批示，提出具体要求；省委宣传部列入工作日程，及时督导；局党组把报刊退出机制试点作为全局一项重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并成立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局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统一指挥[7]。辽宁省成立了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四位领导任组长和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有关同志组成，合署办公，负责试点日常工作[8]。在整个试点过程中，“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好。省委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做出重要指示；副省长亲自对试点工作提出指导意见；省委宣传部将其作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出版战线管理的大事来抓，研究制订工作方案，多次协调有关市委和省直主管部门，并提出工作要求”[9]。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新闻出版局共同制定并实施《关于实施报刊退出机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处理意见》基本涵盖了报刊退出单位所遇到的问题，包括报刊退出后人员安置、资产清算、退出单位人员社会保障等诸多相关问题。
以上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的行政退出完全依靠政府主管部门，甚至是党政班子联手推进，依然带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管理特征。主要施力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宏观推进进程和政策依据；二是在退出实施中，党、政班子形成合力，作为“政治任务”和“大事”，不断施加行政影响力，督促和协助职能部门的有效执行，“运动”的痕迹还很重。
当然，以上与当前转型时期的特殊性有关，同时说明常态性的、科学性的退出机制是与体制和机制转型紧密一体的，也与政府职能转变相衔接。
3其他国家行业协会在退出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再来审视行业协会组织在退出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仅仅是局限于“退出”这样一个事情，而是将其纳入传媒日常管理和长效建设的范畴中，以充实和弥补行政监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这一事关全局性建设的问题。实现前述转变，需要善于运用社会力量，行业协会组织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足以依靠的主力，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德国没有专门的期刊管理部门，刊物的兴与衰、进与出都由市场支配。政府只对具有舆论工具作用的新闻类和政治类刊物进行管理，管理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方法。强制性手段是法律手段，用于宏观的强制性管理，民法中的有关内容、版权法、竞争法、新闻法是主要依据。非强制性管理主要通过全德期刊协会（VDZ）完成。这是一个民间的自律性组织，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主要起服务和监督作用。协会的宗旨是维护行业利益，疏通会员关系，开拓国外市场，提供需求信息，协调政府与本行业、民众与本行业的关系等。VDZ机构健全，设有出版商委员会、中间商委员会、零售商委员会、版权委员会、电子期刊委员会等，各自对所管辖范围提供服务，实施监督，监控期刊的暴力、色情行为[10]。
日本的行业协会全部是民间组织，政府和协会没有委托关系，只有一般事务性管理。协会担当的工作是联络政府和相关团体，对出版业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促进行业合作和国际交流。另外还在解决著作权争议方面发挥作用，有六个协会得到政府授权进行著作权纠纷的仲裁。日本没有专门的出版业监管机构，司法机关是解决违规出版问题的主体，由各级法院按照法律程序，依照相关行业的法律进行[11]。
韩国的协会有官办、官民联办和民办三种形式。协会与政府结合，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较为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其中刊行物伦理委员会和复写传送权管理中心两个协会拥有监管权，担负了出版物内容审核、引进出版物的推荐和内容审核、广告内容的审核等职能。对存在问题的出版物如果问题严重，则向政府检举。复写传送权管理中心是官办协会，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对著作权和传送权进行管理，二是打击盗版出版物[12]。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管理部门并不肩负具体和繁重的监管工作，主要负责确立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大量的管理职责由协会和其他组织承担。比如对出版物内容的审查和评定、著作权的登记和管理、出版物评奖、推荐优秀书目等工作都由协会完成。
英国的出版管理体制中，政府主要采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管理。英国政府制定了系统的专门法将出版业的各环节均归于法律的控制和保护之下。经济手段主要是税收和资助，这也是许多国家调整出版业发展方向和速度的手段。在行政方面，英国政府一般不干预出版活动，通常只进行事后审查制度，对违反政策和法律的出版物进行事后追究，有政府出资设立独立部门或机构执行。至于具体的日常审查和监督事宜，大部分是由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承担[13]。
美国出版业形成了一套以法律管理为主，经济手段与协会管理为辅，政府干预、社会监督并举的出版管理体制。行业协会在日常监管和各项事务处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书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行业代表维护会员利益，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举办、参加有关书展，推广会员图书交流信息，组织科学研究，还组织全国性图书评奖，影响很大。美国行业协会的管理非常严格，很重视自律，每个媒体行业协会都会制定一套详细的行为准则。行业协会对媒体退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日常监管中，尤其对暴力等低俗内容的监督起作用重大。比如全国广播协会所制定的“nBa准则”，对儿童电视、暴力与吸毒、下流与言行等电视节目内容作出了严格限定，并对提升业界信誉和抵制媒体的低俗化倾向和违规行为产生影响[14]。
4我国行业协会需要培植和可以发挥作用的几个方面
我国也有各类媒介行业的社会团体，比如各级期刊协会和各行业的学会等，但是它们的功能还没有有效发挥出来，更没有成为日常监管的有生力量。
前面提到，我国颁发了一系列通知、规定和办法，力图将日常监管与退出机制有机融合，使“退出”成为制度化、科学化、长效化的机制。实现这一机能，还必须有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条件作为支撑。其中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政府要转变职能。传媒退出不仅是行政行为，也是市场行为，是传媒产业迈向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传媒业转制之后，市场的力量对传媒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传媒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政府与传媒企业的关系都将发生变化，必将对我国长期形成的行政管理体系产生冲击。此前，政府主管部门对报刊出版单位主要是采取命令、批示、规定、指令性计划等行政手段，通过行政执法、专业分工、财政拨款、审读、属地管理等方式进行调控和管理，这套管理方式是不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的。所以，传媒企业转制以后，政府也必须转变职能。体现在报刊出版管理上，就是行政管理部门“要从主要办出版转向管出版，从主要管直属单位转向面向全社会，从主要是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从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转向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综合手段，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转变，充分发挥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15]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传媒业的管理和退出只会停留在现有水平上，同时更意味着文化体制改革不能成功。政府行政出版管理部门要从四个方面实现职能转变：一是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管办分离；二是通过政策制定，提供公共服务等，加强对出版发展的方向、总量、结构和质量进行宏观调控；三是加强行业管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四是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完善行政许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报、引导、奖惩、调节、责任、监督、保障、应对等各项工作机制[16]。
2011年，新的《出版管理条例》新增一章“监督与管理”的内容，规定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进口单位进行行业监管，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对出版物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等方面质量实施监督检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版单位综合评估办法，对出版单位分类实施综合评估。目前这些工作仍然主要由政府承担，相较之下，我国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然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此种管理弊端早已引起重视，其深层体现的是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背后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的管理理念，只是目前需要创造条件加以改善。2006年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以来，一直就是围绕这些中心问题在做功课。关于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在2011年的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提出，今后要“将管理重点放在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上，逐步构建新形势下科学有效的报刊管理体系，着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陷入具体事务、具体矛盾之中”[17]。
宏观思路是非常明确的，至于怎样构建长效机制，如何使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避免陷入具体事务和矛盾之中，尚需要全面细致的建构，起码行业协会在日常监管中的介入已经日益显示出必要性和可能性。至于行业组织在传媒业日常监管机制中具体会赋予什么样的功能任务，需要依据现实情况而定。我国情况有自身特点，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可盲目搬用。
就当前条件看，《出版管理条例》新增“监督与管理”一章的很多工作，都可以逐步由行业组织承担起来。除此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延展其功能，在提供政策制定的信息、协助媒介监管等方面发挥作用。具体有：（1）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进口单位的行业监管。（2）对出版物内容和质量的监管（重点对低俗、暴力内容进行监督）。（3）对出版单位的分类综合评估。（4）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复制）、装帧设计等方面的质量监督检查。（5）对出版业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6）促进行业合作和国际交流，开拓国外市场，提供需求信息。（7）解决著作权争议。（8）组织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5我国新闻出版业退出机制的建构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行政监管体系中，除了行业组织的作用以外，仍有法律保障体系属于薄弱环节、社会公众的参与机制尚且缺失，这些都会影响到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它们需要同行业组织的培育一道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加以重视。为此，有以下几方面需要加强。
一是继续健全市场机制。二是继续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同时强化依法管理的观念。三是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在经济体制改革完成并结出硕果以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必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向上伸展的必由之路。为此，扶植出版领域内行业协会的发展和有效发挥其作用，尽管只是出版管理领域的一个具体措施，却有赖于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四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进程。新闻出版是特殊的行业，兼有文化和商业双重使命，同时它又涉及各行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新闻出版行为和产品如流水渗入社会各空间，因此最为全面的监管应该是来自社会的监督管理，而社会监管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进行协调管理，协会正好在此发挥作用。公民社会的发育情况直接影响社会监管的效果。尽管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已经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条件，催生了需求，但还远不够。
有了上述这些基本保障，政府才真正能够从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行业协会才能够真正担当起政府左膀右臂的重任。
总体来看，在新闻出版业退出机制中，我国行业协会将会有效发挥作用，这是必然趋势。当然这需要一个逐步培植和建设的过程，新闻出版业退出机制的建构可谓任重道远。
注释
[1]张楠.中外传媒退出机制比较分析[J].传媒观察，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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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昌博，邓.出版单位面临“生死局”[n].南方周末，2008-01-10（B10）
[7]李晓明.建立健全评估体系积极探索长效机制[J].传媒，2010（4）
[8][9]曹亚宁.建立评估退出机制调整结构整合资源：辽宁省报刊退出机制改革纪实[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4-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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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王军.出版单位转制需要强调转变政府职能[J].中国出版，2006（6）：21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3
【关键词】新媒体；运营管理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手机端的应用，新媒体成为政务宣传、信息公开、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是密切联系干群、改进工作作风、引导宣传舆论、塑造单位形象、建设网络文化的重要措施。一直以来，丹东日报社始终把讲政治作为全社采编人员开展工作的第一要求，教育引导全社网络平台编辑记者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充分发挥党报各主流新媒体作用，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媒体融合中做精做强主流宣传内容。
一、多点开花推进深度融合
近五年来，丹东日报社新媒体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共创办“丹东”“鸭绿江晚报”“今日丹东”“东港新闻”“鸭绿江之声”“丹东报业”“鸭绿江宝贝儿”“传递生鲜”等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号、人民号、电商app多种平台在内的20多个新媒体，总订阅户达到100万。丹东日报社新媒体综合影响力和创收能力在东北地市级媒体中排在前列。其中，“丹东”稳居全省政务微信三强，“今日丹东”“鸭绿江晚报”两个微信公众号进入全省地市级新闻公众号三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抗疫期间，“丹东报业”多条抖音视频达到1000万＋的点击量，引领了主流权威的声音，更好地服务了广大市民。丹东日报社创建的多个媒体融合项目和新媒体平台获得中国报业协会、中国传媒年会授予的部级奖项；采写的新闻作品多次获得中国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辽宁新闻奖一等奖。2020年2月末至3月5日，丹东日报社推出特别策划：“鸭绿江晚报联手武汉晚报”，向武汉城区爱心捐赠60吨丹东新鲜果疏。央视《新闻联播》予以报道，辽鄂两地20余家媒体全程报道，引发社会共鸣。2020年一年，丹东日报社新媒体各平台共编发丹东各界战疫稿件近一万篇（次），推出战疫专题片、短视频300余部，累计编发稿件200多万字。整个战“疫”报道中，新媒体团队主推短视频新闻产品创下了四个单条流量“1000万+”的纪录。丹东日报社力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报社新媒体与《鸭绿江晚报》深度整合，成立独资国有企业丹东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丹东报业积极创新新闻形式、内容，力推“有用、有趣、有力、有情”的“四有”新闻。同时，狠抓经营业务，《鸭绿江晚报》在连续十年订量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晚报团队获得全国报刊经营“金推手”奖。
二、统一管理严格“三审三校”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其宣传力度无限倍增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但对传播内容的导向性、安全性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丹东日报社出台《丹东日报社新媒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凡是以报社或下级各部门名义建设、认证并作为单位运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头条号、人民号、微博、app移动客户端及相关短视频平台均适用于本办法。《办法》第一章明确：所有新媒体平台编审流程坚持“三审三校”，报社各采编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全员负责新媒体内容的搜集、整理、编辑上传工作，各部门主任为一审责任人。各平台内容须经编委会成员审定后。丹东日报社新媒体部是新媒体统一管理、统筹规划、监督检查与考评新媒体运营状况的总协调和监管部门，本单位所有新媒体平台建立须经新媒体部审核、备案，报请社党委会批准。《办法》对新媒体的开通、信息变更、年度检查制度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新媒体建设管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严格遵循“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和“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原则。新媒体建设管理单位必须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包括建立责任体系、完善工作队伍、落实审核机制、细化工作流程等，各开设单位须落实专人具体负责新媒体内容审核与日常维护等工作。新媒体的信息应严格履行审核程序，由记者采写、提供，由编辑收集、整理，提出申请，经部门负责人初审，经平台负责人编审，最终经总编或编委审定后方可，未经审核的信息不得。新媒体平台建设管理单位和平台主脑（负责人）对所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严格执行“先审后发”制度，严禁不实、不健康等违规信息。新媒体内容严禁“标题党”及故弄玄虚、脱离实际、辞藻粗俗、无端关联式的表述方式。
三、安全规范提升内容质量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
一、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
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
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
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
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国办发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
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tom.Com、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
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
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
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
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
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
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
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二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
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
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
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
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
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虚火上升》披露：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
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完善的法制。
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
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三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
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
“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
“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
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
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
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
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
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
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
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
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
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
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5
编者按：2005年10月12日-24日，北京市境外记者工作考察团赴英国、法国进行考察和交流，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如何控制、管理好新闻宣传。经过考察和比较深入的交流，他们对西方国家政府及大型国有企业，在发生社会突发事件时的新闻管理及操作、政府或企业内部的新闻工作管理等，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对我国改进新闻宣传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京市境外记者工作考察活动是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之后不久，且境外媒体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相关工作的关注度逐渐升温的情况下成行的。考察团先后与伦敦市长办公室和市政厅新闻办公室、英国BBC国际广播公司、法国国家电视集团、法国电力公司新闻处等进行了交流，参观了英国BBC国际广播公司对外部（中国事业发展部）、法国国家电视台演播厅和导播机房等。其中，以下两个方面让我们感触最深。
伦敦市政厅在地铁爆炸案后有效控制新闻传播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发生爆炸案。这一突发事件立即成为媒体和各国政府，尤其大城市政府关注的焦点。11月12日，考察团全体成员拜访了伦敦市政厅，就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伦敦市政厅的新闻管理及问题，与市长办公室负责人和伦敦市政厅新闻办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事实表明，伦敦市政厅在地铁爆炸案发生后的新闻和管理是十分成功的，很好地控制了舆论导向，切实起到了稳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生活的巨大作用，为警方开展调查、及时救援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立即启动社会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消息。据介绍，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伦敦市政厅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成立了应对这一事件的专门机构，现场处置和新闻两个重要的工作系统马上进入应急工作状态开始工作。市长办公室负责人和市政厅新闻办负责人，以及新闻办的主要新闻撰稿人，分别作为这个机构的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新闻办迅速拿出新闻和舆论控制方案，市长办公室和市政厅新闻办立即与有关部门、机构核实现场信息，一边向市长报告，一边撰写新闻稿。当时伦敦市长正在新加坡访问。伦敦市长收到新闻稿后，马上在当地举行新闻会，宣布伦敦发生了地铁爆炸，初步说明了事件性质、现场初步调查情况、伦敦市政厅采取的措施和市长本人及市政厅对此事件的态度。同时，市长的新闻稿由市政厅新闻办马上传送给世界各大媒体。新闻会与地铁爆炸案的发生时间相隔仅几个小时，避免了各种传言，同时确立了伦敦市政厅新闻办在这次事件中新闻的主渠道地位，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伦敦市政厅和市长对处置好地铁爆炸案具有充分的信心。
第二，把握消息主导权，频繁举行新闻会。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伦敦市政厅新闻办始终控制着新闻的主导权，打破常规，以多频次、多层次、多角度的新闻活动，向媒体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及时提供大量的信息，形成大面积的信息覆盖，满足社会对爆炸案的信息需求。在爆炸案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市政厅新闻办每天都多次举行新闻活动，除市政厅新闻办的例行活动外，警察局、地铁公司、医疗等相关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也都消息，向社会通报各职能机构的工作进展，构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信息网。新闻办不断与相关机构沟通，保证新闻办与政府各职能机构的消息口径一致。
第三，依法对现场记者进行管理，靠法律行规约束媒体行为。在与伦敦市政厅人员交流中，我们特别向对方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爆炸事件发生后警方、地铁公司、医疗、消防等机构都要赶赴现场维持秩序，开展救援，进行初步调查等，而各媒体记者也都蜂拥而至进行采访，市政厅是如何处理好控制现场与媒体报道的关系的。二是从外界看到的现场电视报道和图片报道，没有出现血腥镜头，伦敦市政厅是如何做的。伦敦市政厅有关人士介绍说，爆炸案发生后警察依法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在现场设立了三道警戒线，不是参与救援等工作的人员不得进入，其中也包括记者。记者可以在最外圈的警戒线以外进行采访。当现场局面得到控制、市政厅拟定了新闻稿后，由警察带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电视记者进入现场中心区域（非核心区）摄像，其获得的图像资料由BBC与各个媒体共享，由BBC复制给需要的媒体，文字稿由市政厅新闻办统一发至各个媒体。
对现场记者的管理，是由警察组织实施的。英国法律规定，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警方可以设置警戒线阻止无关人员进入。不听劝阻冲闯警戒区域的，由警方按治安管理法律具体作出处理。警方迅速对爆炸现场开展了现场勘验调查，而后允许媒体派代表进入现场采访，而进入警戒区域采访的记者，则由市政厅新闻办确定。在一系列的报道中没有出现很血腥的镜头，主要是靠“新闻法”和行业规则来规范的，同时也是靠媒体的自律。各媒体对伦敦市政府的这一做法予以了普遍认可。
第四，加强信息沟通，积极开展公关活动。地铁爆炸案发生后，市长办公室和市政厅新闻办立即与警方、地铁公司、消防、医疗救护等部门机构沟通，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准确的信息，向市长报告；新闻办根据获得的信息和市长决策撰写新闻稿，呈报市长。此后，这两个部门始终与有关机构随时沟通，以保证市长和市政厅决策机构获得正确的信息，保证市政厅新闻办和其他相关机构向社会的消息准确，口径一致。与此同时，伦敦市政厅提出了“伦敦不会被吓倒”和“一个伦敦”的口号，呼吁引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不同政治立场的伦敦市民在这场灾难面前摒弃相互敌视，保持空前的团结和镇定，凝聚了人心。市长办公室和市政厅新闻办积极与教会、工会、行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沟通，如实通报情况和市政厅采取的措施，并通过这些非政府组织向特定人群传达，稳定民众情绪。这对迅速缓解公众的恐慌心理，社会生活很快转入正常发挥了重要作用。
伦敦市政府对突发事件新闻管理把握了三个要素：一是有关部门迅速准确报告情况，便于市长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市政厅能在第一时间向社会正确信息；二是迅速与非政府组织对话，发挥其作用，保证公众获得正确的信息；三是政府各部门和有关机构之间随时沟通，保证向社会的消息口径一致。
法国电力公司新闻危机处置系统的运作方式
法国电力公司是法国一家国有大型企业，以电力建设和电力经营为主，60％以上的装机容量是核电，有员工16万、子公司66家，在全球的发电量达到1亿千瓦／小时。与我国的主要合作项目是大亚湾核电站。法电公司因其独特的国有性质，以及以核电为主的产品结构，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燃料泄漏事故，使公众对核电的安全性产生了严重置疑。为此，法电公司十分重视新闻和公关工作。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6
三大背景
催生新《办法》出台
我国传媒业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出版制度,即实行许可制而非登记制,同时实行媒体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规定了媒体的国有性质。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机构体制、机制和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特殊使命,这是颁发新闻记者证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2005年1月颁布施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至今,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为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因此,新闻出版总署适应社会发展、媒体形势、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在2009年10月先后出台了新修订的《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与《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2005年至今,中国社会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目前国民生产总值排名全球第三,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要求加强精神文化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涉及国家社会事务与百姓民生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党和国家在充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上也一直不遗余力,国务院及时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和上传下达的信息桥梁,其促进社会进步、通达社情民意的作用更为凸显。因此,不断加强媒体从业人员队伍建设、权益保护并规范其职务行为就显得越发重要。
当前媒体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中国传媒业进入后奥运时代后更为成熟和稳健,但发展之路并不平坦。除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危机令其营收蒙受损失之外,中国传媒业尤其是传统媒体还需面对新媒体迅速崛起和国外媒体竞争的双重压力。
近几年来,伴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舆论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传统媒体一方面受到新媒体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又与其互相融合(其中也包括从业人员之间的融合)。当然就中国传媒业整体而言,传统媒体的力量不仅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崛起而削弱,反而被大大加强。而新兴媒体又多为企业体制,同时,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促使我国传统媒体也纷纷走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媒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考验,再加之制度建设、队伍管理未及时跟上,使得媒体从业人员出现了鱼龙混杂且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已无法适应公众越来越高的职业要求。因此,为了促进传媒业队伍的健康发展,政府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对记者队伍和新闻机构的管理。
主管部门职能转变的内在动力。2008年下半年,国务院公布新闻出版总署新的三定方案,重申了新闻出版总署承担全国新闻单位新闻记者证的监制、审核、发放、备案和管理工作,突出强调了承担国内报刊社、通讯社分支机构和记者站的监管,增加了组织查处重大新闻违法活动的职能。根据总署新的职能要求,结合四年多来新闻记者证管理工作的经验,针对新闻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必要对《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保护权益,便捷记者职务行为
新闻记者,对于新闻出版行业是最小的“细胞”;对于社会公众,却是提供新闻信息、有效实现社会公众知情权、促进社会进步的时代“守望者”。对新闻记者合法采访权益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保护天赋人权,是从根本上推进我国新闻出版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因而新《办法》的宗旨之一就是切实履行总署监管职责、维护群众利益、保护记者权益。
明确新闻记者定义及其权益保护内容。新《办法》在总则第四条中开宗明义给“新闻记者”以定义:“本办法所称新闻记者,是指新闻机构编制内或者经正式聘用,专职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并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这里对新闻记者的工作性质、职能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同时明确了新闻记者是专职从事采访、编辑、报道工作的,换言之,新闻记者因为在新闻机构工作从而拥有了新闻采访、编辑、报道的职务权利。为充分发挥新闻记者职能,这里有必要厘清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知情权的关系,以利进一步保护记者权益。
一是正确区分新闻记者的采访权与公民的知情权。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民主进步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规,其明确规定保障公民对于不的社会事务具有知情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要自己去直接从事采集信息的工作。政府通过授权新闻机构专门从事采集、传播信息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新闻记者就是利用新闻机构提供的职务工作,规范地履行职务行为、获取信息之后使其广为传播,让更多公民了解信息、知道实情,从而在最为广泛的范围里实现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可见,记者的采访权是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是经政府授权的新闻机构赋予新闻记者的一种职务权利。给新闻记者颁发记者证,根本目的就是在于让新闻工作者能够更便捷地履行其职务行为,更快速地使公众的知情权在最为广泛的公民范围里实现。
二是正确区分新闻记者的报道权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具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但普通公众的言论散而多,缺乏公信力和影响力。新闻机构赋予记者即时收集信息、广泛传播信息的职务权利,记者的职务工作要求其认真进行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编辑之后在媒体发表并广为传播,其言论更具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与广泛传播性。可见,记者的报道权是言论自由权的延伸,同时更是新闻机构赋予的一种职务权。当然,新闻记者也是公民,也享有公民的各种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新闻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并不仅仅是行使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权利,新闻记者在履行自己职务行为时必须严格遵循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职业道德,按照所在新闻单位提出的新闻报道要求从事采访报道活动,这是由新闻工作的公务性质决定的。所以必须承认新闻记者的公务性质,而不能把新闻记者的新闻报道等同于普通公民的日常言论。厘清模糊概念,将从认知角度使普通公众更加理解与支持新闻记者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为新闻记者采访活动提供必要便利和保障的根本原因。
新闻记者行使的采访权和报道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表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代表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总则第五条增加了新闻机构及记者的权益保护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扰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这一规定确保了记者依法进行的新闻采访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职能部门不仅不能阻扰要提供便利。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记者又是为满足人民知情权而从事采访活动的,所以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有义务和责任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采访活动并提供相应便利。这一规定应该说是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新闻记者权益保护制度建设的一个明显进步。
进一步强调对新闻机构的管理规范要求。修订前,新闻出版总署对新闻机构的管理要求主要放在新闻机构对记者证发证人员及范围的审核上,新《办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新闻机构对其新闻从业人员的管理规范要求。如第二十八条规定,“新闻机构应建立健全新闻记者持证上岗培训和在岗培训制度,建立健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及时为符合条件的采编人员申领新闻记者证”,明确要求新闻机构必须为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及时申领记者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否则记者可以持证据提请申诉。这是为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利益而对新闻机构提出的要求,是专门针对一些新闻机构出现“新闻民工”现象而设置的条款;同时对新闻机构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符合申领新闻记者证的人员,明确要求新闻机构必须“及时”申领,对从业人员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新闻机构未及时为其申领记者证或不予为其申领记者证的,新《办法》专门作了处罚规定,这都将极大地促进新闻机构用工制度的规范,最真切和实在地维护广大新闻记者的合法劳动权益。
适当调整新闻记者证申领的条件和程序。结合近几年的新闻工作实践,新《办法》第二章对新闻记者证的发放条件和程序进行了部分调整。旧版《办法》规定,申领新闻记者证需要在新闻单位工作一年以上,新版修改为“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或者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且具有一年以上新闻采编工作经历的人员”。
这一调整更加符合媒体人事体制和用工制度的变化。原先《劳动法》规定工作人员有一年试用期,因此旧《办法》的规定就意味着新闻记者要经过一年试用期之后再正式工作一年才能申领新闻记者证。调整后的规定更贴近新《劳动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意味着记者经过三个月试用期被正式聘用后,如之前又有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一年以上的经历或曾经是新闻记者的就可以直接申领新记者证。这一调整是适应当前媒体从业人员流动快这一新特点而做出的修改,对于维护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无疑又是一个进步。
加强监管
维护记者职业道德规范
维护记者权益是推进新闻出版业良好、快速发展的重要一环,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缺失,使得假记者、假新闻、有偿新闻等问题频发,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针对此,新《办法》也对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监管提出具体细则,涉及到记者自身、新闻机构、各级主管部门等。
进一步加强新闻记者职业规范的要求。旧版《办法》将管理重点放在对记者证件的管理上,对记者职业规范要求的规定比较宏观。面对日益凸显的部分记者职业道德缺失、在新闻出版活动中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新《办法》在对记者职业规范的要求上作出了一定调整。第十八条规定:“新闻记者使用新闻记者证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应遵守法律规定和新闻职业道德,确保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不得编发虚假报道,不得刊播虚假新闻,不得徇私隐匿应报道的新闻事实。”第十九条还规定:“新闻采访活动是新闻记者的职务行为,新闻记者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者涂改,不得用于非职务活动。”
这两条规定对于规范新闻采访活动具有深远意义。近几年来,部分记者因为从事与记者职务有关的有偿服务、中介活动,借新闻采访工作牟取不正当利益,使得公众对记者形象的认识一落千丈,民间甚至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新《办法》首次对新闻采编活动进行了规范,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这为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法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进一步强调新闻机构对从业人员的选择与监管。新闻机构是选择新闻从业人员的第一环节,为其提供工作平台的同时必须强化对所在媒体新闻记者的监督管理。新《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新闻机构须履行对所属新闻采编人员资格条件审核及新闻记者证申领、发放、使用和管理责任,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有违法行为的新闻记者应及时调查处理”及“新闻机构不得聘用存在搞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利用新闻报道谋取不正当利益、违法使用新闻记者证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国家宏观调控及政府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但由于市场具有明显的逐利倾向,使得个别新闻机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聘用不合格的采编人员,新《办法》对此作出专门规范,在源头上为堵截不合格从业者进入新闻队伍提供了保证,同时赋予了新闻机构对有违法行为的记者及时处理的权力。
为深入打击假记者、假新闻机构提供强有力行政保障措施。针对社会屡屡出现的假记者、假新闻机构败坏新闻单位形象而有关行政部门又无法作为的情况,进一步遏制假记者、假新闻机构的存在对新闻事业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不良影响,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新闻机构非采编岗位工作人员、非新闻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假借新闻机构或者假冒新闻记者进行新闻采访活动。”同时新《办法》第三十七条还规定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联合有关部门对假冒者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这为进一步深入打击假记者、假新闻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保障。
强化监管,完善申领、公示与年检规范的要求。新《办法》强化了对新闻记者的监管措施,第二十六条规定“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调查掌握的违法事实,建立不良从业人员档案,并适时公开”。第二十九条规定:“新闻机构每年应定期公示新闻记者证持有人名单和新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在其所属媒体上公布‘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网络系统’的网址和举报电话,方便社会公众核验新闻记者证,并接受监督。”以上两条进一步对记者证持有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于维护记者形象、为社会各界辨别真假记者提供了有效途径。
新《办法》还完善和细化了对新闻记者证的年检要求,不仅明确了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以及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分别负责中央新闻机构、地方新闻机构和及武警部队的新闻记者证年检工作,而且明确规定了年检的统一时间、主要内容、审核程序等方面的管理要求。同时明确规定对未按期参加年检的新闻记者证由发证机关注销。这一规定将极大地促进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新闻记者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新闻采编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管理。
进一步完善相关机构及人员的法律责任。新《办法》将修订前的《监管与责任》一章拆分为《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两章,丰富和充实了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细化了相关机构及人员违法问题的法律责任。在监督管理方面,增加了中止记者证的行政措施,第三十一条规定:“新闻记者涉嫌违法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的,新闻出版总署可以通过‘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网络系统’中止其记者证使用,并根据不同情形依法处理。”在第五章《法律责任》中,不仅对规章中有关禁止性规定都有逐条相对应的责任追究,而且按照新闻机构、新闻记者以及社会人员在新闻记者证管理中出现的违法问题进行了分类处理的规定,有利于各有关单位及人员明确责任,更有利于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开展行政处罚工作。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7
【关键词】微信；即时通信；网络安全；媒介生态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2014年2月27日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网络安全管理从庙堂走向实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8月7日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包括超过580万微信公众账号在内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进行了及时、有效的规范管理。
一、媒介管理的政策逻辑
(一)媒介管理属性。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理解媒介：人类的延伸》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媒介即信息”：“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①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诞生之初饱受争议的观点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规定》反映的是，对媒介的管理即对信息的管理，通过管理信息实现管理媒介，也通过管理媒介实现管理信息，这就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媒介即信息”。《规定》影响最大的是各个初露“自媒体”端倪的微信公众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一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通过对公众信息服务的管理，实现了“自媒体管理”，又通过“自媒体管理”达到了信息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效果。由于微信公众号等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传播媒体的传播效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取代传统报纸、广播的“新媒体”角色，所以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的管理，其属性依然是媒介管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规定是由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署办公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二)资质管理原则。在俗称“微信十条”的《规定》中，用两条规定了“资质”问题，可见其重要性和地位。第四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这就明确了即时通信公众服务的内容生产必须具有资质。第七条：“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转载时政类新闻”。《规定》围绕时政类新闻的以及转载，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的资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具有最高资质，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第二类是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例如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只能“转载”却不得“”时政类新闻；第三类则是“其他公众账号”既不能也不得转载时政类新闻。通过对资质的分类管理，《规定》实现了对时政类新闻的与转载的监管。
(三)内容管理实质。时政新闻的与转载之所以成为本次《规定》的重点管理内容，与2005年施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新闻信息的管理是一脉相承的，延续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的管理传统。其实质还是内容管理。2005年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二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遵守本规定。本规定所称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从内容管理的执行层面看，《规定》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向即时通信公众服务管理的延伸，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时政类新闻信息进行内容管理。
(四)安全管理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在就《决定》作说明时，讲了11个重大问题，重点就是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明确提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因此，亲自领衔的网信小组成立之后，有效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安全。本次《规定》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了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推动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再一次将管理目的提高到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体现了对网络和信息安全的高度重视。
二、《规定》的积极意义
(一)维护主流，增强权威。《规定》第七条规定：“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可以或转载时政类新闻的公众账号加注标识。”这类似新浪微博的加V，凸显了时政新闻公众账号的主流地位。按规定，即时通信公共服务平台上的时政新闻的权，只属于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非新闻单位即使有互联网新闻信息资质，也只能转载时政新闻。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时政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从传播资质上维护了新闻单位及其网站的权威性，也从新闻生产的源头上，防范了谣言的滋生。
(二)准生证明，鼓励发展。被称为“微信十条”的《规定》可以被视为微信公众号的“官方准生证”。《规定》第七条在对公众号的时政新闻、转载资质做出规定的同时，提出“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账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公众需求。”2014年5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工信部、公安部召开专门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公众平台等公众信息服务环节，特别是具有传播和社会动员功能的公众账号。从此，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的公众信息，就处在被“整治”之中。而《规定》第七条中的“鼓励”一说，则是对微信公众号进一步发展的积极信号，为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创造了政策空间与政治环境保障。
(三)有规可依，监管渠道。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底上升了2.4个百分点。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网民的比例略有下降，分别为69.6%和43.7%。和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上网网民比例下降成正相关关系的是，社交网站用户规模的减少。2014年上半年，我国社交网站用户规模为2.57亿，较2013年底减少2047万，网民中社交网站使用率为40.7%，比2013年年底下降4.3个百分点，用户规模和使用率持续下滑。但与社交网站使用率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手机即时通信的网民使用率达到87.1%，高居所有应用榜首。在这样的网络传播生态现状中，《规定》的出现，作为第一个手机终端应用的管理文件，具有历史意义。如果连新浪、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大型门户网站，都只能转载时政新闻，而微信公众号却可以不受约束，直接时政新闻，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业乱象。《规定》的出台表明，即时通信服务不是法外之地。通过渠道管理内容，是成熟的国际经验。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是通过对广播电视等频道资源的管理，实现对传播内容的监管。②此次对微信公众号的管理，是通过《规定》的政策文本出台实现的。有规可依，是网络安全管理的进步。
(四)明确主体，维护安全。《规定》第三条指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工作，省级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相关工作。”值得注意的变化是，2005年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联合的，而此次《规定》是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2011年5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加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标志着该机构的成立。本次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表明互联网信息内容已经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规定》第五条将安全管理责任明确和落实在即时通讯服务供应商，体现了规定的务实与可操作性。规定指出：“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公众举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通过这种将监管权力落实到企业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方式，明确了相关责任关系，也对即时通讯平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建构伦理，形成共识。产业化、职业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职业道德伦理的建构，在互联网新闻传播职业伦理逐渐明晰的同时，微信等移动终端的信息服务产业伦理也在逐步地形成与明确。《规定》第三条指出：互联网行业组织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第六条更是明确了“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社会公共秩序、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再一次将“七条底线”作为行业伦理标志和社会共识。“七条底线”是2013年8月15日闭幕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上发出的倡议，包括：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时隔一年，在《规定》中重申“七条底线”，可见规章制度制定者对此的高度认同与重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七条底线”将继续成为我国互联网与即时通信等网络传播制度与文化的基本共识。
三、改变的媒介生态
(一)资质决定内容，细分进一步强化。根据腾讯公司提供的信息，微信公众号总量超过580万，新闻类的账号大约占公众账号总量的1%。③在明确了时政新闻的与转载资质之后，原来非新闻类的99%公众账号并不会因资质而受到影响，应该会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占据细分的媒介市场，满足订阅户的阅读需求，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而具有时政新闻资质的新闻单位则会加强内容建设，在时政新闻采编和评论上下功夫，提高公信力，成为舆论引导和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
(二)公民新闻的终端转型。从博客这种传播形式诞生以来，美国已经产生了屡获普利策奖的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theHuffingtonpost)以及非盈利网站propublica、政治新闻博客politico，这三家荣获普利策奖的博客网站都是典型的公民新闻，例如propublica就在网站类似报头位置写明：公众利益的新闻(Journalisminpublicinterest)。国外研究表明，通过类似SnS等社交媒体，公民的创新能力可以被较大激发，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④随着资质和监管制度的完善，公民新闻将转型为传统主流媒体平台上的有益补充，采取为新闻单位的公众信息服务提供元素、材料和观点的形式，在保留公民新闻特色的同时，由新闻单位统一。而对具有时政新闻资质的新闻单位，《规定》的出台正是签约、收购、合并个人时政公众号的良机，在提供平台的同时，增强自身原创能力，网罗人才，加强内容管理，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联合发展，同步竞争。《规定》的出台对中小微信公众号有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非时政类的公众信息服务管理进行了适度放权，由服务供应商承担管理责任，这使非时政的中小微信公众号有了更大的活跃空间；另一方面，新闻单位等具有传播资质的公众号有了做大做强的政策保障和品牌价值，中小微信公众号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目前微信公众号的盈利模式依然是传统大众媒介的广告主付费模式，(而非读者付费)在《规定》出台之后，非时政媒体的公众号其生存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小微信公众号联合起来，形成同盟，与新闻单位的媒体账号共存，是政策层面下的理性经济选择。通过联盟共同与广告主议价，从而产生与大型媒体公众号互补或抗衡的可能。传媒生态也因此有了更加丰富的明天。
(四)加强备案，提升安全。《规定》之后，北京、广东、浙江等多地，纷纷加大了即时通信公众服务号的普查与登记备案工作。例如广东省肇庆市要求已开通公众号的单位或个人办理备案手续，新微信公众号须在开通后30天内办理备案。这种将《规定》第六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落到实处的做法，将有效改变网络传播生态，落实传播责任，避免谣言扩散，维护社会安全，促进即时通信公众服务健康发展。(来源：新闻与写作文/何镇飚编选：)
注释：
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何镇飚：《从FCC看美国的媒介管理及其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8
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网络，发展网络，管理网络。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只有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才能保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够实现。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人类共同向往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内涵、境界及追求的目标，应该说在现阶段各种各样和谐社会的理念里面，是最深刻、最全面的，也是最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所以党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基本的国策是符合我们国情的，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举措。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方方面面为之努力，对网络来说更负有重要使命，因为网络媒体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一个新媒体，也是增强社会方方面面沟通的一个新渠道，更是我们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新阵地。它有传统媒体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已经受到政府、社会方方面面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网络媒体如果能够趋利避害，加强科学管理，一定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够正确认识、积极使用、科学管理的话，对社会将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所以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工具，的确具有双重效应，特别是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网络搞得好可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能够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步；网络搞得不好就会引发矛盾，产生分歧，涣散人心，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不能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会起到负面效应。特别是网络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所使用，它的受众越广，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也会越强烈，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网络的双重效应问题。
从下一步的发展态势来看，网络的双重效应将会越来越大，比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效果更强烈。这种情况说明，网络的管理者、主办者和使用者责任重大。网络对社会进步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它媒体不可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网络的工作人员，的确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发展网络
网络的双重作用大，一是因为网络的受众多，二是因为，目前我们对网络的认识、管理的的确确处于初级阶段，很多认识还不够深刻、很多管理还不够到位，特别是怎样对网络的使用和管理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在这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人对网络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一部分人对网络认识不是很正确。表现在：一部分人害怕网络，视网络为洪水猛兽，看它负面的东西多；还有一种认识，也是不正确的，在网上随心所欲，不规矩、不合公德，这样一种认识也对网络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两方面的看法都不利于网络的发展，也不利于网络的管理。
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网络是传播新闻信息的新媒体，是增强社会相互沟通的新渠道，也是我们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新的阵地，网络有双重效应，关键是怎么用它，正确的用之，就会发挥正确的作用，错误的用之就会产生错误的效应，只有客观的认识网络，才能够很好地使用它，也能够很好地管理它，所以首要的还是要正确地认识。
其次，要积极地利用。网络作为一个新兴媒体，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我们不能拒绝它，应该欢迎它，利用它，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它的积极效应，减少和避免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的出现，不仅是我们媒体的一个革命，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网络工作，要以积极的态度来谋划网络的发展，要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占领这个阵地，要正确有效地想办法发挥网络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民族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利用它，充分地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我市尽管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欠发达地区，但网络在中原崛起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是重视的，也进行了一些投入来发展我市的网络事业。首先要利用，在利用中加强管理，通过管理来更好地利用。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管理网络
要科学地管理网络。科学管理首先要科学，科学的主要含义，还是要准确地把握网络作为一个新传媒、新载体、新阵地的客观规律，用管理传统媒体的办法来管理新兴媒体，不完全适应，所以要探索出一套符合网络客观规律的运行办法和管理办法，这才是科学的，从实际出发的。
从管理的角度讲，管理一个是管，一个是理。管就是要管住、管好，首先要管住，不能让它乱来，任何事物都要管，管不住就容易产生不良影响；管住主要是在大的方面管，主要的就是要兴利除害，不能使网络可能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任意发生、任意扩散，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充分发挥它的积极效应。再一个是管好，管住并不是要管死，不让它发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发展网络。
理，一个是要理清，一个是要理顺。理清，就是一个把网络自身独特的规律理清楚，它与传统媒体的共性、个性，它同其它媒介有哪些区别，这个问题要搞清；再一个要理清责任，网络管理者有责任，主办者有责任，使用者也有责任，这三个方面的责任要弄清。理清楚这些责任之后，才能够根据不同情况提出要求、规范行为，这三个方面都是责任主体，对网络对社会能够产生积极作用或负面作用负有共同责任，所以这个责任要理清。
再一个是要理顺，理顺管理者与主办者的关系、主办者与使用者的关系，管理者与使用者的关系。管理者的责任主要是要为网络的生存、运行和发展制定政策，规范行为，创造环境；主办者的责任就是要根据我们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根据管理者的有关要求和使用者需要，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一个新的阵地，也为广大受众提供有效服务；使用者的责任就是依法、依德使用网络，满足自己对网络的需求。把这三者形成一个责任共同体，在思想上要形成共识，在责任上要形成一体，在发展上要形成合力。所以，科学管理，就是要符合规律，一个是要管住、管好，一个就是要理清、理顺。要形成一个责任共同体，大家共同来维护。
从我市的角度来看，应该把网络的管理纳入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网络管理依法运行的轨道，各级党委应该高度重视网络事业，善于利用网络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要有这样一种意识。管理主要是政府要管理，各相关部门有责任从政策的制定、法规的制定到宏观的调控，发挥自身的作用。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9
关键词：新媒体；新机制；民办高校宣传
一、新媒体背景下民办高校宣传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对新媒体重视不够
随着新媒体不断涌现，民办大学极其重视宣传工作，但却轻视了新媒体资源的作用，因此并没有将其纳入自身信息管理系统中，所以在资源的整合上不够完善。多数民办高校没有成立专职的宣传管理部门，更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单纯依靠学生工作宣传队伍，无法组成一支专业性较强的队伍，这大大影响了高校宣传的影响力。
（二）民办高校宣传工作缺乏主动意识
民办高校的宣传工作在开展过中，大部分以会议、活动方式进行，没有让师生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其中。这导致了宣传人员无法及时交流宣传信息，从而陷入消极的境地，影响了宣传的效果，以至于无法完全发挥其作用。在新媒体的背景下，高校必须主动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做到与时俱进，并结合自身的情况，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高校宣传工作的作用。
（三）宣传内容新意不够
民办高校的宣传工作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灵活优势，通过其特有的形式影响全校师生。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民办高校在宣传内容方面不够有内涵、不够有权威性，为了宣传而宣传，内容空洞无物。往往让人看了标题产生兴趣，但具体内容确让人昏昏欲睡。久而久之难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容易产生“免疫”。兴趣全无，何谈效率？
（四）宣传人员个人素质有待提高
民办高校在用人机制上较为灵活，机构人员简洁，所以往往存在一人多能的情况。宣传工作大多由兼职人员担任，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进而下面的学生团队工作起来缺乏主心骨。另一方面，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师生在利用媒体的动机与态度，能力等方面需要具有较高的素养端正使用宣传媒体的态度，增加对媒体信息的鉴别能力，杜绝滥用错用媒体信息的行为。
二、新媒体背景下民办高校新宣传机制的建设
（一）管理机制革新
学校应重视宣传工作的管理，形成新的有效的管理机制。高校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虽然易于管理，但容易使宣传工作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点在民办高校体现的尤为明显，而且对宣传人员的积极性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要结合新媒体和高校自身发展形式建立新的宣传机制，在使宣传的对象有内涵的前提下，利用民办高校宣传工作的灵活性，创新宣传形式与方法，促进民办高校宣传工作机制的创新。
（二）加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
宣传工作要“有的放矢”，确立明确的目标，构建全员参与多方面宣传体制。高校要重视宣传工作，可以成立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高校院长担任，工作组的组长由分管校领导担任，成立专门的宣传中心。做到全员育人，人人都是宣传员的局面，把宣传工作融入到平时的教学、科研等各种工作中。
（三）多种宣传媒体相结合
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优势；而新媒w具有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时效性、广泛的受众、海量性、多元的传播渠道、互动性等优势；二者各有所长。因此，加强对传统媒体的升级改造，利用新媒体的手段和内容丰富补充，实现新旧媒体之间资源共享，融合发展无疑是一条共赢的道路。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效结合，正确掌握信息传播时机和选择信息的能力，加以借鉴敏感事件和危机事件，加强两类媒体的整合与融合。要突破技术整合的难题，进行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建立技术品台，实现立体化采访，多终端推出宣传内容。在思想政治的传达方面，尤其是针对敏感事件和信息的危机事件，需要经过辨别再进行技术整合和。建立科学的网络媒体，积极引导高校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将传统的单项灌输方式转变为双方互动的扩散方式，扩大校园宣传网络，从而加强校园宣传工作力度。
（四）打造有力的后勤保障
高校应重视宣传工作，为宣传小组提供充足的政策保障、人力保障、经费保障。政策保障是指有健全的规章制度，人力保障是指有专门的队伍，经费保障是指有学校的财力支持。提高宣传团队的积极性，鼓励宣传人员的创新思维，增加宣传人员的工作热情。对校报、广播、微博、微信、短信等系统的建设，形成多方位、多渠道、立体化的宣传。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新媒体背景下民办高校的宣传现状，并且对新的宣传机制的建设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我们必须加强高校宣传工作新机制的建设，充分发挥高校宣传工作的功效，促进高校宣传工作的持续发展、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冯世博.提高高校宣传工作的价值观负载能力研究[D].吉林大学，2014.
[2]罗湘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高校宣传工作新格局[D].中南大学，2012.
新媒体管理办法篇10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按照市委市政府对外宣传工作要求，宣传好中、省和市制定的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各个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中心任务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正确引导舆论，促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二）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主题，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工作实绩，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增进人民群众对人社工作的认知和了解，坚定科学发展信念，增强科学发展信心，推动又好又快地实现工作目标。
（三）坚持树立全局观念，做到对外宣传与业务工作有机协调、高度一致，恪守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拓宽宣传渠道，统一宣传口径，保持实事求是、严肃活泼、奋发向上的良好作风。
二、建立完善对外宣传工作机制
（一）对外宣传职责分工
对外宣传工作以业务单位为主体，局政策法规科承担相关组织协调工作，局属各单位、各科室结合具体工作开展宣传报道工作，并根据需要负责提供宣传稿件和相关素材。对外宣传的新闻信息必须符合有关法规、政策和保密的要求，坚决防止发生泄密事件。对外宣传新闻信息必须经局分管领导审核同意，重大宣传内容、重要宣传稿件由局长签发。局政策法规科负责重大宣传新闻信息的初审和报送，研究和拟定对外宣传工作计划、活动方案、工作安排，以及对外宣传工作总结和目标考核。
（二）新闻信息规定
1.举办政务新闻会。新闻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相结合。年初由局政策法规科制定年度新闻会计划，各部门按照计划定期有关信息；遇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报请局主管领导同意后按照《市人民政府新闻办法（试行）》（府办发[]11号）要求和局“政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有针对性地安排，局政策法规科和涉及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2.新闻信息有关规定。局出台的非重大政策措施，一般由局政策法规科以新闻通稿的形式按程序提供给新闻媒体或网站，在本局网站进行刊载或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新闻信息由局办公室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各科室其承办的重大调查报告、研究课题或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的重要信息，应明确范围，并经报请相关领导同意后，报局政策法规科联系新闻媒体予以；未经审核批准，不得以局机关名义对外重要信息，如以个人名义对外撰稿、评论等，必须申明属个人学术观点，责任自负。局属各单位也应制定相关的规定。
（三）接受媒体采访规定
1.局政策法规科归口管理新闻媒体采访工作，负责受理和协调媒体的采访要求，各科室或局属单位不直接受理新闻媒体采访申请。
2.新闻媒体申请采访局领导或向局领导约稿，由局政策法规科根据新闻单位的采访要求，报经局领导本人同意后，安排采访及约稿事宜。
3.新闻媒体申请采访局有关科室或局属单位，由局政策法规科根据新闻单位的采访要求及采访提纲，商有关部门并请示分管领导后，安排对有关科室或局属单位的采访事宜。
4.科室或局属单位接受采访任务后，要认真配合采访工作，尽快提供可公开信息资料或协调落实被采访人员和采访时间，并对采访内容进行核稿。对发生变化或确实无法安排的采访要求，应当及时反馈局政策法规科并与媒体沟通，以便调整采访计划。一般情况下，不通过电话接受媒体的采访。
5.除根据需要安排的采访活动外，机关工作人员不以公职身份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或接受采访。如情况特殊和确实需要，应当征得局分管领导的同意，并及时向局政策法规科通报。禁止以“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等形式向媒体透露不确定信息。
6.国外新闻机构驻中国记者和港澳台地区记者的采访，须经市外宣办同意，由局政策法规科直接受理和安排。
（四）妥善处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由于各种原因被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等新闻媒体曝光的，要及时向局政策法规科通报，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与新闻媒体协调沟通，采取情况说明、召开专题记者会等方式正确引导舆论、妥善解决矛盾、合理处理问题，避免造成负面影响。造成恶劣影响的，按照局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队伍建设
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局属单位分管领导、各科室负责人要亲自抓对外宣传工作，并在本部门落实1-2名写作能力较强的同志作为兼职宣传员具体负责。兼职宣传员是全局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局属各单位、科室要为宣传员的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支持。要适时召开兼职宣传员会议，专题分析、讨论、研究宣传工作，确定每个时期的宣传工作重点。要建立制度化的培训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原则上每年对宣传员进行一次业务培训,促进对外宣传队伍提高采写技能、掌握法规政策、掌控网上舆情、全面提高应急能力和处理水平。
四、明确对外宣传工作的目标任务
为切实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将对外宣传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内容，作为局属各单位、科室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主要考核项目为局属各单位、科室在各类媒体的投稿量、提供新闻线索数量以及处置媒体舆论监督的情况等。年底对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部门和兼职宣传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保质保量完成采编的新闻稿件任务
局属各单位、科室按照职责分工，围绕工作重点和特色亮点，及时撰写高质量的新闻宣传稿件，通过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局政策法规科每半年向各部门统计媒体用稿情况，年终集中确认成绩。其中，局属单位每年至少10件，机关科室每年至少5件，计分办法按照中、省级媒体刊物（含党报党刊）每件5分，市级媒体刊物每件1分，网站（不含本局网站）每件1分，开设专题微博并坚持长期2分。另为支持电视台“以案说法”专题节目，提供新闻线索的每件计1分，被节目采编播出的每件计2分。各部门目标任务见附件1。
（二）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