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1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体系解释；司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5-0063-07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③参见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5期。定义延伸之方法详见吴弘文；笔者私以为该种归纳不无疑义，《消费者保护法》保护之消费者并非涵盖所有消费者，前文所述第二条为对其限制；因此其实消费者概念远大于《消费者保护法》指向之“消费者”。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食品药品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奚晓明编：《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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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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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2
关键词:消费者立法消费者保护法
内容提要:对中国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回顾，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构想，应当考虑采用系统化、一体化的立法模式，拟含消费者政策(法)、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安全(法)三部分；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创新应从立法指导思想及性质定位上探讨；制度创新拟确立消费者反悔权及“强行持续”制，建立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制、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及强化对不公平条款控制的制度。
世界范围内消费者保护立法运动的兴起，迄今不过五十多年，有关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初期阶段，尤其在中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形成和完善过程，消费者政策的科学确定，尚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稳定，同时，法学理论对于消费者保护问题，尚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经济法学者过分注重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生活的干预，常常单方面强调消费者保护法中国家行政权力介入的因素，而民法学者则忙于合同法、物权法以及民法典的制订，少有研究力量直接投入消费者保护法学理论领域，由此导致消费者保护法理论研究上的薄弱和幼稚。在这种背景之下，立即启动全新的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程序，尚不具备条件，但对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的未来立法走向探讨应提上日程。
一、现行中国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及其评价
(一)现行立法体系
1．中国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不仅涉及到消费者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也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1993年lo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该法共有8章55条，其立法宗旨，就是要通过调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问的关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各章内容的规定都与经营者密切相关。
2．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建立的“一般法律模式”立法体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法律，但除此法律之外，消费者保护还具体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商品生产、质量监督、卫生检疫、市场管理、商标广告管理等等，因此，消费者保护是一项复杂的法治系统工程，牵涉到民事、行政甚至刑事等各个法律部门。故在中国，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实际上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商标法》、《刑法》等等相互配合所共同构成，采用的是前述“一般法律模式”。
(二)对现行立法体系的评价
当今世界各国对于消费者保护之立法大致采用两种体系：一为“基本政策模式”，即以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基本的政策性纲领和实施任务，在此基础上，另行制订各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单行法规；一为“一般法律模式”，即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一部具体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直接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某些特定义务，同时规定经营者违反法定义务的法律责任。而有关消费者保护的其他各种具体问题，则由《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等其他单行法规分别加以规定。
中国消费者保护立法采用“一般法律模式”，其优点在于：“消费者保护”的观念通过一部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强调和阐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具体规定了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及其法定责任，其中某些规定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加以适用，并与其他单行法规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相互衔接，可以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作用。但此种立法体系的缺陷在于：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不明；消费者权利性质不明，范围不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相互关系性质不明；消费者保护法立法体系缺乏系统性，结构松散，导致重复立法及法律冲突。
为此，笔者认为，如同消费者保护立法冲破传统民法的立法体系和法律基本原则一样，中国未来的消费者保护法在立法模式上不妨另辟蹊径，抛弃外国有关立法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模式”和“一般法律模式”，大胆创新，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教训，探索和确定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之全新的立法模式即“基本法模式”。
二、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构想
如前提及，笔者设想，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立法，应当考虑采用系统化、一体化的立法模式，即以民法典所确定的基本准则为基础，以民法典所确定的基本制度(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等)为支撑，以民事单行法、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乃至刑事法律等作为辅助，制订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此部综合性的法律，其基本性质为民事特别法，将全面、系统、成体系的对有关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法律准则做出全方位的规定，成为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法。此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将由三部分构成：
(一)消费者政策(法)
消费者政策(法)将规定中国消费者政策的基本要点和基本原则，同时规定消费者行政，确定消费者保护之立法、司法的基本准则。此部分内容首先将借鉴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政策，对以下要点予以明确规定：
1．中国消费者政策的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3．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依法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4．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5．国家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应当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6．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除此而外，消费者政策(法)将考虑中国进入wto以后所面临的新局面，注重与国际消费者政策相接轨。
(二)消费者合同(法)
消费者合同(法)将在民法典之合同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单独对涉及消费者利益之特殊保护的基本准则和制度(即消费者合同的基本准则)做出具体规定。其基本内容包括：
1．关于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2．关于涉及消费者的免责条款的一般准则；
3．关于涉及消费者的“暴利”行为之无效的法律规定；
4．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并规定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应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法律
后果；
5．规定消费者在某些合同订立之后享有的“反悔权”；
6．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之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条件和类型；
7．规定经营者的违约责任和消费者的索赔权利；
8．规定消费者的合同解除权；
9．分别对典型的消费者合同(尤其是医疗合同、旅游合同、住宅商品房预售合同及买卖
合同、小区住宅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旅客运输合同以及其他通常以消费者为相对方的提供劳务或者服务的合同等)分别进行规定。
(三)消费者安全(法)
消费者安全法将在民法典之侵权法以及现行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规的基础上，对涉及消费者人身和财产遭受经营者侵犯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包括：
1．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侮辱、诽谤、搜身，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
2．规定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既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
生产者要求赔偿，即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
3．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即经营者侵犯消费者财产或者人身权利时，在法定条件下，应当承担超出实际造成的损失额承担赔偿责任。
4．规定消费者的人格权，包括消费者的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5．规定消费者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包括规定经营者在侵犯消费者人格权时应当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创新
(一)在平等的交易关系中实现消费者和
经营者的意思自治的立法指导思想分析消费者保护立法运动的源与流，纵观各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考察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和司法的实际效果，可以发现，消费者保护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因为消费者保护的零散立法而有实质性的减弱，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有可能在于消费者保护立法宗旨的某种偏差。
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无不以对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予以侧重保护、对作为强者的经营者予以管制为宗旨，并由此导致立法上单纯强调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法定义务的结果。此种指导思想，未能充分揭示消费者保护法的根本目的，未能从根本上揭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实质，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首先，消费者保护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维持经济发展的平衡。中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绝对偏重消费者之法律救济，对经营者仅仅规定义务和责任，正是其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之模糊、偏差的表现。
未来中国的统一的消费者保护法，应当在侧重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注意保护经营者的正当利益，注意协调和整合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其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消费者保护法的任务，在于消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以实现消费者和经营者真正的意思自治。现行消费者保护法未能把握“扶弱抑强”的分寸和尺度，片面强调消费者利益保护，将经营者逐出法律之剑之保护领域。此一问题，应当在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中得到必要之调整。
(二)《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定位为民事特别法
未来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以消费者政策法、消费者合同法及消费者安全法为三大板块构成。其中，消费者政策法最容易被认为系属于经济法(或者经济行政法)的范畴，而消费者合同法是否仍然属于民法上的合同法领域，也存在不同意见。对此，笔者认为：
1．消费者政策法不同于经济行政法或者行政管理法，其本质上可视为公权力对于私的关系的一种特别介入，仍不妨纳入私法体系。经济法是以指挥市场为目的，采用的是公法的手段。消费者政策法与反不正当竞争等典型经济管理法规的目的不同；就消费者政策法而言，其建立消费者行政不是出于宏观调控或国家市场管理之需要，而是为了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协调商品交易市场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维系整个市场机制的合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消费者政策贯彻之最终目的与国家行使市场管理之行政权力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其系以消费者在交易关系中的自由意思不能得到充分保护和充分发挥以至需要社会之力量予以补充为目的，借以达到对市场之平衡，恢复市场的正常体系，最终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意思自治。因此，消费者政策之性质不属以国家对市场经济之宏观调控或者对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进行行政管制为本质特征的经济法。
2．消费者合同法不同于经济法，消费者合同本质上为民事合同之特别种类，消费者合同法则为合同法之特别法。在私法自治领域，合同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尤其在近代以来，基于商品流转关系的扩张和债权的优位，更是如此。
消费者保护法领域中，作为消费者保护法之宗旨的消费者权利的实现，受到特别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消费者合同权利的实现及其权利救济方式与一般民事主体并无本质的区别，其依据的法律规范均为合同法。所不同的是，虽然消费者合同的性质仍脱离不了私法自治的框架，然而其所涉及的当事人、当事人之目的及遵循相关规则却与一般合同有所区别。因此，前文在探讨消费者合同法时以传统的契约自由的发展史为切入点，逐步过渡到对消费者合同中特殊当事人和特别权利、义务的分析，并对消费者合同相关的缔约过失责任和格式条款等内容和特别种类的消费者合同进行了探讨。在对以上这些相关制度内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逐渐得出了对消费者合同的定性分析，认为消费者合同是契约自由向契约正义逐步推进而形成的结果。它使得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具有了与传统合同法相异的法律性质、法律价值取向和权利义务内容，消费者合同法也因此成为对传统合同法在新形势下的修正与发展。但消费者合同并没有演变成纯粹的公法合同，没有背离其私法自治的基本品格。因此，我们可以将消费者合同作为合同法中的一类特别合同进行规定，从而使合同法体系内容更加完备，消费者权利保护也就有着更为充实的法律依据。
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保护法的最终归宿，各国保护消费者的法令、政策均紧紧围绕消费者权利展开．且与民法典之规定一致，即在正面赋予其权利之后也以责任作为消费者权利获得救济之基本途径，此符合一般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一义务一责任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而且也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总而言之，消费者合同法虽然区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不同身份，但二者之间仍然具有缔约当事人的平等地位，消费者合同采用某些区别于一般民事合同的调整方法和法律救济措施，恰巧表现了现代民法在合同制度上的改革和进步。因此，消费者合同法的私法性质不容置疑。
3．消费者安全法为民法上之侵权法的特别法。
消费者安全法即是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保障、救济和再强调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所以能完全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消费者保护的领域，其一，在于它有着深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作支撑。近代以来各国纷纷主张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重视，并不断将这种重视上升为法令的内容，而以消费者安全法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的保护从根本上符合人本思想复兴之潮流。在消费者安全法中主要是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这便使得消费者在事前获得一种交易上的心理稳定感，因为责任也是一种担保。其二，责任制度的规定可以成为消费者受损后的救济制度，可以通过责任制度的法规基础以赋予消费者以法律上之强制力以实现其受损后产生之债权。如前文中所涉及到有关惩罚性赔偿和一般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即在事前、事后各个方面尽到对消费者利益保护之责。
当然，现代社会的发展意识的产品责任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巨变，渐已构成对传统侵权行为理论的冲击并不断以更为灵活的形式改造着侵权行为法。如产品责任在归责原则方面的客观化(严格责任)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侵权法的过错归责原则，使其有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和更大的包容性。在此，以消费者保护为落脚点的产品责任法，成为特殊侵权责任制度之一。
质言之，消费者安全法不过是民法上之侵权法在民事领域的特别部分的延伸和发展。现代民事侵权法的改革和发展，表现为对居于强者地位的加害人责任的加重，表现为无过失责任在经济领域的扩张，表现为对自然人个人之人格权保护的加强，而消费者财产尤其是人格权利的保护，具有与一般侵权法归责有所不同的特点，将之在消费者保护法中单独加以规定和强调，可以强化和更好地实现民事侵权法的基本准则和基本制度。
结论就是，未来中国消费者保护法属民事特别法之一种。
4．消费者保护法为私法公法化的产物，但本质上仍属私法。
事实上，现今世界各国对社会法及私法与公法之融合趋势关注颇多，而同时亦将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与经济法等一系列法律与法律部门划入其讨论范围。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因当今世界之经济发展高度复杂性与社会变迁而发生的公法与私法相融合之现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私法的自治空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曾经一度导致了学者对传统私法的地位保持与发展前景的担忧。但是，当我们细心观察之后，现实并非如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传统的私法自治并没有丧失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在中国，对私法自治的欲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当下中国需要的更多的仍是私法对人格的尊重和财产的保护，因此我们仍应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法文化缺失的国度，重视培育与发展民法。
但无论如何，中国在不可抗拒之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经济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发展和日益复杂的时期，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因资本积聚而形成的大公司在唯利是图的动机引导下，经常作出一些严重危害消费者利益之行为。而消费者在面对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时，根本无力与其讨价还价，只能任其宰割，成为合同关系中的弱者。然而，在依传统的私法理论对此种现象进行解释时，却难以为作为弱者的消费者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于是，私法的公法化便应运而生，即通过法律直接侧重保护消费者之利益而以此对抗大公司的非法行为，消费者保护法便由此而生。而有关消费者保护法性质的归属问题则当然成为争论焦点之所在。有学者主张消费者保护法属于经济法，是经济法中的市场管理法；也有学者主张消费者保护法适于与经济法并列的社会法，同劳动法等法律同属有关弱者保护的社会法；另有学者认为消费者保护法其本质仍是私法，属市民法的特别法。可谓观点纷呈，莫衷一是。就笔者而言，选择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研究内容，从开始便受到这一性质归属问题的困扰，然而，对消费者保护法准确的定性关系到整个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模式，关系到与民商法、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以及相关具体制度的取舍设置问题，此系不可回避之根本问题。笔者认为，判断一部法律的性质关键在于看此法律或法律部门的宗旨即多数法规的性质来进行判断。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作为一般民事主体之具体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之具体化，仍然适用私法自治之基本规则，法律对消费者适度偏重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由民法赋予的基本私权利，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真正的意思自治。而公法规则对私法的渗透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私法的性质，因为私法自治的理念与主体权利的本质并未因此而受到改变和歪曲。基于此，未来中国消费者保护法应当建立在私法观念的基础之上，消费者保护法为私法本位法。
四、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制度创新
(一)关于赋予消费者以“撤销权”(“反悔权”)之制度的建立赋予消费者以撤销权，是指在消费者合同订立后，基于民法上的错误、欺诈等原因，消费者有权对合同提出撤销，或者根据特别法规定，在合同订立后的一个确定的期间内有权对合同提出撤销。前一种撤销权一直为民法所确认，而消费者合同法中则应特别规定前述第二种撤销权。此种撤销权最常见于各国有关“挨户交易(或叫门口交易)”的法规中，如德国于1990年颁布了《门口交易及类似交易撤销法》；美国大约有4o个州在法律上规定了这种交易的“冷却期”(coolingoffperiod)，在这期间，可以撤销在消费者或买主家里上门求售的消费品交易。给挨户交易中的消费者以撤销权，加以特殊保护，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挨户推销具有某些听众受制的性质。你毕竟可以走出百货商店，但是在家里就不可能有这种选择，而且，呆在家里的人，大多数是老弱病残。挨户推销员比在固定地点售货的人较少需要对消费者保持信誉，挨户推销员不像零售商店里的雇员那样，要受到监督。消费者可以决定惠顾哪些商店，而无法选择哪一类推销员上门，因此名誉好的和名誉不好的推销员有同样的机会凭能说会道走进居室。最后，消费者因没有机会到处采购，货比三家，就更可能用不公平的价格买不需要的东西。”此外，法国人身保险合同的投资人(1985年6月11日法律)有权在交付第一次保险费或第一部分投资金额后3o天之内，撤销其已订立的合同。显然这类撤销权的出现，突破了“合同必须严守”的原则，而且立法所确认的消费者的此种权利是合法的和无偿的，消费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未来的消费者合同法应当规定消费者享有的各种具体的撤销权。
(二)关于合同订立过程中对合同形式和内容的要求及“强行持续”制度的建立
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致被损害，基于平衡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关系的目的，现代合同法对传统的合同订立程序进行了某些必要的直接于预，其中，“强行持续”为一种特别的制度。
所谓“强行持续”制度，是指在订立合同前的阶段，法律为确保消费者能获得必要的消费信息，对订立某些合同的要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并规定合同的成立须于消费者做出订立合同的承诺一段时间之后方可发生。如根据法国1979年7月13日有关不动产借贷的规定，出借人必须向借款人提出内容具体的书面形式的要约。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避免消费者过早地被合同所约束，以至于没有时间充分考虑其合同利益，法律以强制性规范对某些合问的成立规定了一定的时间，如前述法国1979年7月l3日法律第7条的规定，借款人只有在接到贷款要约十日之后，才能对要约作出承诺。此类规定显然旨在推迟合同成立时间，给消费者充足的时间考察和思考。
中国未来的消费者合同法应当借鉴这一制度，责令商品经营者承担告知消费者以必要的消费信息的义务，实行某些特定合同订立过程中的“强行持续”程序。
(三)关于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
现代各国侵权法上大多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compensatorydamages)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惩罚性损害赔偿，修正了民法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补偿性原则，目的在于激励受害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前文对于在英美法系已广泛认可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中国未来消费者安全法全方位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
(四)关于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及强化对不公平条款控制的制度的建立
强制缔约义务的产生以及因标准合同的出现而导致法律对不公平条款的控制，是现代合同法上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
市场交易中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若充分奉行契约自由原则，即让其有权决定是否订约，自主决定与谁缔约，并决定缔结何种契约及何种条款，消费者中之一部分将有可能因被经营者无理拒签合同而使其应享权利得不到保障，故而法律规定公用事业、医疗服务等行业负有强制缔约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客户或用户的缔约要求。如中国《执业医师法》、《电力法》、《高等教育法》的第24条、第26条第1款、第9条第3款分别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用电。”此即强制缔约之立法体现。在雇佣、保险等契约中，也有此类强制条款。在标准合同中，拟定条款方利用自己经济地位的优势，订立免(限)责条款和加重对方责任条款，鱼肉弱方利益，在形式自由的幌子下严重背离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各国法律均展开了对这些不公平条款的规制，并制定单行法，宣布标准合同中的“黑色条款”或“灰色条款”，使其无效或相对无效，以平衡契约双方利益与社会公益。中国《合同法》第39条、4o条、41条亦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方在确定双方权利义务时需遵循公平原则，并要提请对方注意免(限)责条款：格式条款具有免除提供格式条款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未来中国消费者保护法应明确规定强制缔约义务，并在《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限制性规定的基础上，完善对于格式合同及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
注释:
[1]戴维.爱泼斯坦，史蒂夫.尼克尔斯：《消费者保护法概要》，第2l页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3
一、问题的提出
患者是不是消费者这一问题的提出始发于两个动因：其一，消协可否介入调处医疗纠纷；其二，医患纠纷中患者可否要求双倍返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94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依据这一法律规定1985年在我国已成立的消费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九十年代初我国消费者组织在县以上行政区域已基本普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网络初具规模。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围绕市场经济下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促进消费者建立科学的消费观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全社会唤醒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消协因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与消费者权利意识上升的同时，全社会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步上升，患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同样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待值提高了，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医疗行政部门处理纠纷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谁来处理医患之争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消费者协会的参与自然而然地被提及。王海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第一个试尝依据该法第四十九条向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主张双倍返还的消费者，其知假买假并依法索赔的行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王海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现象。前有车后有辙，一些患者在一些纠纷中同样想到了双倍返还问题，基于以上两个因素一些患者积极主张患者就是消费者这一观点，消协也不失时机地介入医患纠纷以保护患者“这一特殊消费群体”；与此相反医疗从业人员否认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医患之争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争议由然而起。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规定患者是消费者
长期以来，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明文规定患者是消费者。我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法律渊源及法律适用均由法律明确规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明确规定该法适用医患关系；不仅如此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均未做出立法或司法解释称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们说医患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国际上大都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做为大陆法系鼻祖的德国及民事法律比较发达的法国均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我国台湾地区仅有个别判例认为患者是消费者，这些判例出现后台湾医师公会进行强烈反对其后台湾地区的医患之争亦未再适用台湾地区的“消保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者给出明确的定义，因此一些人称医疗行业就应当包含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列，事实上这是对医疗服务的一种误解，关于服务的定义，芬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让我们明确看清消费者的内涵，芬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该法所称商品包括消费性货物及消费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包括修理业、旅游业、文化业、运输业、货物储藏及保险业等，由此可见医疗卫生业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业之列；印度198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列明了该法所称服务的内容，医疗行业未在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中。因此我们说从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患者也不是消费者。
三、医患关系的特点决定了患者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保证得到可供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消费者的上述权利在每一个消费行为中都可以也都应当得到落实，反观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述权利则难以简单地套用。
同消费者与经营者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一样，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但是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这一合同关系表现出了其他任何合同关系都不具有的特点，这表现在：
1、强制缔约：这是公法对医患合同关系进行的限制，这一特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任何情况下医方无权拒绝患者的治疗要求。若病人的病情超出了医生的专业或治疗能力，医生有义务指示患者转医，但对危重病人必须就地治疗，不得拒绝急救；其二，当患者为甲类传染病或疑似甲类传染病时，医方有权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和强制隔离，显然一般的消费关系不具有这一特点。
2.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是抽象的诊疗过程而不是保证医疗结果：一般消费的目的均可要求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一目的在医患法律关系中难以实现，因为现代医学科学尚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医护人员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只能保证尽最大的努力，除美容整形变性等特殊医疗服务合同外，要求医疗服务合同达到一定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3.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有一定的治疗决定权也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医生在进行重大侵袭性医疗行为时尊重患者的最终决定权是目前医疗界的共识，这也是法治社会对患者人格权尊重的体现。但是请不要忘记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毕竟医生掌握专业知识，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医生仍可决定治疗方案的取舍，这在其他消费行为中是不能想象的。
4.医患之间是高度合作的关系：医患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是双方在一个合同关系中目标一致，这与其他消费关系也显著不同。
从医患法律关系与一般消费合同的显著差别我们可以看出，医患法律关系有很多与一般消费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医患之间不是简单地买与卖的关系，二者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建立起来的高度协作信任关系，医患之间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消费合同来衡量。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施的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我国医疗收费尚未实现按成本收费，特别是医疗服务的客体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医患关系中患方支付的诊疗费（而非药费和器械费，关于药品与器械笔者将另行专门论述）是一种难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医疗纠纷的双倍返还要求不具有公平性，不应在医疗纠纷中简单地套用。
四、全社会都应大力保护患者的权益
谈到这里我们反过来提一个问题，患者不是消费者其权益是否就难以保障？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已相应完备地建立了医事法律制度，不是消费者的患者其权益一样可以得到保护。
首先，我国《执业医师法》已经颁布实施四周年，《执业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该法明确规定了较高的从业要求，其目的就是从人员素质上把好进门关以确保患者生命健康权。
其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对广大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提出了较多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该《条例》也规定了医患纠纷的索赔途径及赔偿标准，其规定是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最后，依据《医师法》中国医师协会已经成立各地方医师协会也在逐步建立，医师协会的建立是与wHo相适应的一个发展趋势，协会的重要目的是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管理就是维护患者的权益，而医师维权决不是以患者权益被侵害为前提，医师维权的最终目仍然是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医患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4
对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既从史的角度简介了对消费者法律保护的演变过程，又系统、科学地论证了建立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上篇从民法的一般保护谈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殊保护。通过两法的比较，显示私法与社会法的联系与区别，强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保护消费者权益问题的提出及其尖锐化，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们自给自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而不存在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导致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相分离，也开始出现在商品交换中消费者利益受损害的现象。但在商品经济尚不很发达的时期，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济地位并不十分悬殊，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可按传统民法追究违约责任或一般侵权责任。即使法无明文时，按诚实信用原则处理，也可大致维持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利益平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现代消费品日趋复杂化，而资本的高度集中又垄断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遂变得愈来愈严重。为了加强对日益沦于被支配的弱者地位的广大消费者的保护，二战前后，在始自美国继而欧陆、日本风起云涌的消费者运动推动下，各国纷纷修订、充实了民法（特别是侵权法），而且，在经济、行政立法中增添了保护消费者的条款。不仅如此，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及配套法规，也先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应运而生。今天，回顾历史，展望我国消费者法律保护的前景，必须在社会主义宪法的大原则下，从民法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再进而研究各相关单项法律、法规，弄清其内在联系，探究其健全，完善之道，冀求早日建立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完整法律体系。[关键词]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立法建议一、我国民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我国民事基本法，即《民法通则》，对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或简称为诚信原则，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但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规定，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自债与契约的关系扩大为一般法律关系，自单方面约束义务人扩大为约束义务人与权利人双方（瑞士民法第2条第1项），诚信原则才成为近代民法乃至于全部法律领域的最高指导原则，西方学者因而尊之为“帝王条款”。作为指导原则，“诚实信用”不仅是制定或修订法律的原则，而且也是解释或补充法律的准则。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均明文将“诚实信用”列为基本原则；有的法律虽未具明文，但实际上已将此原则的精神贯串于具体条款之中。我国尚未制颁民法典，《民法通则》某些条款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按诚信原则加以解释或补充，在实践中尤为必要。此外，“诚实信用”还是解释、补充或评价具体法律行为的标准。消费者甲向房地产开发公司乙，购买商品房一套。甲按乙说定的面积付清购房款。成交后，发现面积短少，乃要求乙补足面积或退还多收的购房款。乙拒绝，甲即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尚未颁布，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第4条等的规定，对乙违反交易中诚信、公平原则的行为作出处理。（二）合同法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往往通过与生产者或销售者达成协议，即建立某种合同关系来实现。为了在消费者与生产者或销售合同关系中贯彻诚信、公平诸原则，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民法通则》一方面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要件；另一方面又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和“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均属无效。如果“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或民事行为“显失公平的”，则“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面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通则》第55、58、59、61等条）；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唯一可以免责的理由，只是由于不可抗力或法律对此另有特殊规定。《民法通则》还以专节或者专章规定了违约的民事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以及适用的诉讼时效。1991年，某地的个体户a向车主B转让夏利小轿车一辆。a深恐所欲购的车不是全新的，向B查询再三。B向a保证是刚出厂的新车后，a即付款驾车至友人C处，请内行的C详为检查。C发现该车确系肇事受损，经过修复转售给a的。a乃要求B退货，B不肯，a诉之于人民法院。法院以B用欺诈、蒙骗手段使a在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况下购车，此项买卖小轿车合同应属自始无效，购车款应按不当得利返还给a.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贷款和信用交易来运转的。因此，民法十分重视保护消费者在日常借贷关系中的合法权益。比如，美国早在1968年就制定了著名的《消费者信贷保护法》，成为其保护消费者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该法不仅强调信贷平等，利率和违约金的合理标准，而且连讨债规则都作了具体规定。反观我国《民法通则》，仅在第90条非常原则地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而根据《经济合同法》制定于80年代中期的《借款合同条例》，虽规定供城乡个人借贷参照执行，但仍看不到有意识地保护消费者的借贷关系中合法权益的条款。可以预期，随着我国逐步迈向消费社会，这方面的立法必将加强。现代社会，由于流通环节趋于复杂化，消费者与生产者间往往不发生直接的合同关系；或者消费者本身与生产者、销售者间有合同关系，而因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良却造成消费者的家属、亲友、邻居等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这样，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受害者间并不存在彼此事先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要追究生产者或销售者（即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就只能视其有无违反民法事先为一般人规定的法定义务。民法通过规定一般人不得违反的法定义务，从而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部分法律就是侵权行为法（简称“侵权法”）。（三）侵权法我们知道，以往法律对违法行为所赋予的法律后果不外刑事上的刑罚和民事上之损害赔偿。前者为刑事责任，后者为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均须承担的民事责任。从历史的发展看，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曾经长期相混不分，嗣后，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两相分离，侵权法遂成为民法中与合同法相并立的独立法律制度，侵权责任也成为有别于司法机关判处的刑罚而容许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协商确定的、以财产的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责任。它是以恢复和等价为原则的，而不问侵权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过失，只要造成损害，就要求承担与损失相当的赔偿责任。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大促进了商业交易活动，加上欧洲各国政府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思想上提倡个人自由，遂对当时法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就侵权法说，最终抛弃了结果责任原则（或称“原因责任原则”，指早期盛行的加害人虽无过错亦应负责的原则），而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此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并称为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19世纪是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的侵权法鼎盛时期，但与此同时，工业灾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商品瑕疵等各种问题频频发生。不良的食品、药品、电器、交通工具以至于出版物等直接危害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乃至于生命；广告、承揽、信贷、保险等各种服务也常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为弥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各国相继采取了以举证责任倒置方式为特征的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了侵权人的责任，有利于保护受损害的消费者，但毕竟仍以有过错为基础。而19世纪以来大规模公司、企业所造成的损害，不仅数额巨大、受害面广，而且造成损害事故的活动既合法又有必要。为适应处理此类特殊侵权问题的需要，以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两个著名判例为始，无过错责任原则遂应运而生。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大规模公司、企业造成的损害赔偿，而个人之间日常所发生的损害赔偿仍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为宜，所以，现代各国侵权法往往兼采两种主义：以过错责任为普遍原则，以无过错责任为特殊原则（或称“补充原则”）。我国《民法通则》，既具有独创性，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并行规定为“民事责任”专章，又适应当代侵权行为立法的新潮流，兼采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两大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3两款的规定，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国侵权法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而以“无过错责任”作为处理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侵权行为的补充原则。对于消费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条款是《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该条的原则规定，已为199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29、30两个条款所具体化。《产品质量法》这两个条款规定生产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销售者（运输者、仓储者亦同）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且，由于对生产者和销售者均规定有免责的条件，因此，这两种责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至于服务造成的损害，《民法通则》中与消费者直接有关的条款是：第123条关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第124条关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等。其中，第124条没有免责事由的规定，表明我国同当代多数国家一样，对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坚持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第123条对从事有高度危险作业的人或组织所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则是相对的，因为该条规定，被告如能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而不是过失）造成的，即可不承担民事责任。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必须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责；否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民法通则》第117、119、120各条，还对因侵权造成的三种不同损害，分别规定了赔偿的范围与方法：（1）对财产的损害。因侵权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积极的损失和消极的损失。前者，指财产的灭失和损坏，以及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后者，指所失去的可以获得的利益。损坏的财产，应当恢复原状；无法修复的，则以同等质量实物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赔偿损失。（2）对人身的损害。对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如家属等）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的侵害，按损害的程度进行赔偿。一般伤害，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含治疗期间的护理费等）、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伤害致残的，除赔偿上两项外，还应包括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残废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造成死亡的，除支付受害人生前所需的上述费用外，还应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由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用等。受害人死亡，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继承。（3）对人格的损害，对于消费者各种人格权的侵害造成的精神损害，受害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依《民法通则》第135、136、141等条的规定，消费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的诉讼期间一般是两年，但“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期间为一年。其他法律对诉讼时效有特别规定的依其规定。比如，《产品质量法》第3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算。”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往往既违反约定义务也违反法定义务，符合上面所述违约和侵权两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法律上导致多种责任形式并存和互相冲突，这就是民事责任的竞合。此种现象既体现了违法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又反映了民法中合同法与侵权法互相独立又互相渗透的状况。由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构成要件、免责事由、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式、诉讼时效与管辖等均有所不同，遇到责任竞合的情况，应当允许受害人就两种以上的请求权选择行使，这对保护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1992年，某供销社向某农场，购买“灭蚕蝇”乳剂农药200公斤（大桶装）。运回交由两工人分装时，农药突然爆炸起火，致两工人严重烧伤。经有关部门测定，该乳剂农药为遇明火即燃的甲级易燃品，而某农场既未在产品说明书上注明，也未在内外包装上加上防火标志。供销社以此为由诉诸人民法院。本案原被告间虽存在合同关系，但合同的赔偿责任范围仅限于财产损失，不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按照当时法律，应以追究被告《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的产品不合格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为妥。二、民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比较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高生产、高消费的现代社会。与此同时，广大消费者的地位却每况愈下。除了有如上所述的社会、经济、技术上的原因外，从法制上说，不法厂商往往借“合同自由”之名，订立所谓“贷物出门，概不退换”之类的不利消费者的条款；侵权法的归责原则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损害赔偿等责任方式究属事后救济，尚不足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安全，而现行诉讼制度，程序繁杂，耗时费钱，一般消费者虽欲求诉但往往知难而退，坐视不法厂商逍遥法外。因此，有必要重新建立“消费者主权”的观点，从法律上确认并保护各项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安全的权利、了解真相的权利、意见被尊重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以及损害救济的权利。那么，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利和利益应运而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一，民法保护的是，公民与法人内容广泛的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要保护的只是，作为个人的消费者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上的各项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都只是为了确保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第二，民法调整的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一般说，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对应的；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要维持作为不平等主体的个人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它需要一方面突出消费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加重生产者、销售者的义务和责任。第三，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国家如参加民事活动，也只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民事主体，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承担义务享受权利。民事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违约或侵权责任也具有一定强制性，但当事人可以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自觉地承担民事责任，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间不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它需要国家直接介入并行使公权力，以扶持经济上弱者的消费者，对经济上强者的生产者、销售者加以必要的限制。由此可见，民法具有纯私法的性质，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既含有类似平等主体间的私法关系成份，又含有不平等的权力服从的公法关系成份。人们把这种具有混合性质的、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称为社会法或社会经济法。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将《民法通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要内容作一比较，以进一步印证其异同。关于指导原则，两法第一章均明文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诸原则（《民法通则》第3、4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不同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在第5、6两条专门规定了国家有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支持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关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民法通则》基于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相对应，其第五章从权利义务的主导方面规定了各种民事权利（相应地也就明确了义务）。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了平衡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间的利益，以第二、三两章分别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包括生产者和销售者等下同）的义务”。除了在第二章详尽规定消费者的各种基本权利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适应当代立法新潮流，又在第五章专门规定了消费者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将同法第5、6两条及第12条的规定加以具体化。为了贯彻“总则”章第5条的精神，继第二、三章之后，又以第四章“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详尽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以及司法机关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的职责，表明只有公权力的直接介入和充分行使，才能协调经营者和消费者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第1条所宣示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这些规定，都显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同于民法的社会法（或称社会经济法）的特色。关于违反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规定了因产品不合格造成损害等各种特殊侵权责任；规定了造成财产、人身和人格损害的赔偿办法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各种方式（《民法通则》第122、117、119、120、134等条）。这些，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章“争议的解决”和第七章“法律责任”中都可以相应的而且更为详尽规定的条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41、42、43、44等条）。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了《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过的法律责任条款，如第40条、第45条至第50条、第51条等）。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既规定了“与双方当事人协调和解”、“请求有关组织调解”、“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迳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处理民事、涉外民事纠纷的途径，又规定了“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这种专用于处理消费者与经营者争议的办法，并在第51条具体规定了经营者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关于与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第3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这两个条款，不仅概括地规定了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一系列法律保护的权利；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若干有关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且明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保护消费权益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的地位。消费者的权益首先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如未作规定，还可受民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保护。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首先应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有未尽的，则应遵守民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注释：[]〔台湾〕施启扬：《民法通则》p390～396.杨红灿、张霞：《谈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中国工商管理研究》1994年第7、8两期连载。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p223～23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台湾〕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p147～184.〔台湾〕朱柏松：《商品制造人债权行为责任法之比较研究》p35～44.谢鹏程：《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5
一、保护购房消费者权利的依据和条件
（一）判别购房消费者的依据和标准
《批复》第2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首次采用了购房“消费者”的概念，将商品房列入“商品”的范围，确认了审判实践中可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对购房“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购房“消费者”有权请求依照《消法》的规定保护其合法权益。《批复》首次明确规定对购房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即购房消费者可以对抗工程款的优先权，解决了购房消费者与工程款优先权人的受偿顺位问题。购房人基于“消费者”的特殊身份请求办理房屋产权手续的，人民法院裁判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能够对抗承包人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以《批复》第二条规定为依据。
在适用《批复》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消费者”的识别问题。笔者认为，对《批复》规定的“消费者”应当按照《消法》关于“消费者”的规定进行识别。根据《消法》第2条“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的规定，判断“消费者”的标准是：（1）行为目的以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使用商品有可能基于消费的目的，也有基于经营的目的；同样的商品，可能因使用于生活活动而构成消费品，也可能因使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成为生产资料。如果为自己的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该行为为消费行为。对于购买者是否以生活消费为目的，可以凭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结合购买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表现加以判断。凡是和人类生活有关，基于求生存便利或舒适的生活目的，为满足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生活欲望的行为，原则上均属于生活消费行为。（2）行为主体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人，而非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具有团体之法律人格，不存在缺乏专门知识、交涉能力的问题，即使其购买的商品最终由自然人用于生活消费（如公司购买日用品发给职工），法律也并无给予特殊保护的必要。正是基于此，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于1978年首届年会上将消费者定义为“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或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注1]，我国国家标准局于1985年颁布的《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也规定“消费者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根据《消法》和《批复》的规定，并非所有的购房人都能成为消费者，只有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购房自然人才属于购房消费者的范畴。判别购房人是否为消费者，通常有两点外在表现：一是所购买的房屋为住宅而非营业用房；二是供自己或家人居住。判别购房者是否以生活需要为目的面临的难题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需要的范围难于界定。例如，已有一套甚至多套住宅的自然人，又购买房屋用于居住，可否认定其为生活需要？自然人所购房屋用于出租，以租金为家庭生活主要来源，其购房行为可否认定为满足生活需要？笔者认为，即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既供自己使用，同时又用于经营用途时，如果其购买产品的目的是偏重自己使用或者作为家庭生活主要来源的，则应属于生活消费所需。在审判实践中，可根据购房人所购房屋为住宅或非住宅而推定购房人是否为消费者，消费者只需证明其所购房屋为住宅为已足。即如购房人购买的房屋为住宅，则应推定为生活消费行为；如要证明购房人非基于消费目的而购房，则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诉讼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此符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要求。
（二）购房消费者优先于工程价款优先权的理由和适用条件
1、工程款优先权的性质为法定担保物权，为何不能对抗消费者？
原因即在于消费者的利益为生存利益，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维系其存在和发展首先应保护的基本问题。当经营利益与生存利益相冲突时，法律首先是要保护人民的生存利益。虽然购房消费者在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之前仅享有合同债权，但由于其购房的目的在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并维系其生存之必需，故对该项特殊债权有赋予其物权性予以特殊保护的必要。《批复》立足于当代人权保护的价值观和法律理念，规定购房消费者的生存权能够对抗工程价款优先权，即消费者对房屋的所有权独立于工程款优先权，不为工程款优先权效力所及。《批复》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和维护社会稳定。但该规定由于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缺乏必须的法律依据，应是临时之举。
适用《批复》的规定对购房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除满足购房人是消费者特殊身份的前提条件外，还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购房消费者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消费者交付的款项为购房款，而非为为定金、保证金等；购房款数额应超过约定的购房款数额的50%.购房消费者交付的款项非为购房款，或者交付的购房款未达到约定购房款数额的50%以上，不能适用《批复》的规定。在按揭中，如果消费者已交付合同约定的首期购房款，银行将购房人所贷款项直接支付给开发企业，应认定购房消费者已付清全部购房款。（2）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此为法律保护合法行为原则的体现，也是购房人享有请求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合同无效，购房人即使基于消费者的特殊身份，也不能基于无效合同请求取得房屋所有权。并且，现实中还大量存在房地产开发商利用便利条件，以家人、亲戚、朋友、职员等的名义签订大量的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虚假按揭合同，损害工程款权利人及其他权利人合法权利的现象，因此应严格审查合同效力。购房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不能适用《批复》的规定。（3）商品房预售合同已为登记或者房屋所有权已登记转移给购房人。在适用《批复》第2条时，是否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经过登记为要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此前认为，由于我国目前还面临着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权问题，法律体系上至今尚无物权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仅为备案登记，效力相对较弱，没有预告登记的准物权效力，同时《批复》也未对购房消费者的优先保护是否以合同登记为前提明确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因此，购房消费者权利得以对抗工程款权利人的优先权，不以合同登记为要件。但经认真思考，这一观点并不妥当。我国实行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即经登记后才取得物权，未经登记，权利人仅享有债权，不能与物权的受偿处于同一参照系上。由于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权利彰显的外观形式，具有公示公信力，且预售合同登记（预告登记）具有保全债权的物权效力，实践中认定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虽《批复》主要在于解决当前购房人权利无保障的实际情况，但应维护法律规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遵循物权法原理进行分析。如果合同未为登记，或者购房人尚未转移产权，该购房人仅享有合同债权，是不能对抗物权的。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物权法的完善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预售合同经登记后，使债权转化具有了物权属性；如果购买的为现房，经登记后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购房人因而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只有债权具有物权属性后或者权利人已经取得所有权，才有与该物上并存的物权受偿顺序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因此确定购房消费者身份并受法律保护，若为预售，应以合同经登记为要件；若为现房买卖，应以所有权已经登记转移为要件。如果不以登记为要件，将使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及预售合同登记制度失去应有的作用，不利于物权法原则的贯彻，同时还将扰乱人民的思想以及房地产交易的正常秩序，并且在目前市场信用已经发生危机的时候，将进一步促成信用制度的坍塌，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十分有害。
2、如何处理购房消费者的？
在购房人要求办理房屋“两证”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应首先审查该购房人是否符合购房消费者的优先保护条件，同时应审查该房屋是否已经竣工并经有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至于是否交清土地出让金不应在审查的范围内。依笔者之见，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和44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颁发房屋预售许可证的行为为行政许可行为，人民法院在房地产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不应对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审查。开发企业是否缴清土地出让金，是否达到“三证一投入”的条件为另一法律关系，属行政机关审查或核查范围。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在确认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还应查明该房屋是否已经竣工并经验收合格达到交付条件。《建筑法》第61条、《合同法》第27条的规定，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消防法》对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不得交付使用也有强制性规定。如果房屋未经验收合格，即使房屋已经交付给购房人，人民法院亦不宜判决购房消费者享有房屋所有权而履行办理“两证”义务，而应该中止案件的审理，转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协调处理，在经有关部门组织对房屋验收合格后方可判决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两证”。否则，人民法院以生效裁判判决将未经验收合格的房屋强行视为已经验收合格，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本身是违法的。不发生事故便没有问题，一旦真出了问题，人民法院如何承担责任？
房屋竣工后，购房消费者要求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如果与工程款权利人对该房屋主张优先受偿权相冲突，只要预售合同有效并经登记，该购房人满足购房消费者的条件，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2条的规定作为基本依据，优先保护消费者权利。判决说理中应阐明购房消费者的权利能够对抗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判令出卖人履行向购房消费者交付房屋并协助其办理“两证”的义务。
二、购房消费者的生存权能否优先于抵押权？
是否对购房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一个时代的政策价值取向问题。本文无意于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仅从现有法律规定出发对消费者权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问题提出浅见。《批复》仅解决了购房消费者权利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受偿顺位以及工程款优先权与抵押权的受偿顺位问题，对购房消费者与抵押权间的受偿顺位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理，购房消费者能够对抗工程款优先权的权利性质应为一种物权，或为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特殊债权。在同一财产上并存多项物权性质的权利时，其受偿的先后顺位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在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购房消费者与抵押权人间的受偿顺位作出明确规定时，应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通常而言，同一标的财产上并存多项物权或物权性质的权利时，应遵循法定权利优先于意定权利，同一性质的权利并存时以权利成立的时间先后定其受偿顺位，成立在先的权利优先于成立在后的权利。虽然消费者对房屋有请求转移所有权的主张，但法律对抵押权的实现有明确规定，在法律未对购房消费者权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作出明确规定时，我们不能以三段论推出消费者对房屋所有权的请求优先于或者能够对抗抵押权，应以权利成立的先后次序，优先顺位保护有效成立在先的权利。购房消费者权能否优先于抵押权，应区分不同情况而定。
1、房屋先出售后抵押，消费者与抵押权人受偿顺位问题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后，出卖人在标的房屋上设置了抵押权，购房消费者请求取得房屋产权的，可分别以下情况处理：（1）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未为登记，由于该房屋上没有权利设定的外观显征，经登记的抵押权具有物权效力，可以对抗购房消费者的权利。但如果购房消费者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明知该房屋已出售，而后为债权的实现就该房屋设定抵押权的，由于恶意损害第三人的行为违反了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该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2）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登记后，出卖人就该房屋向他人设定抵押权的，抵押权不能对抗购房消费者的请求权。因为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商品房预售活动的监管以及有效防范出卖人重复预售损害购房人利益的行为，登记的合同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抵押权人应当通过登记簿查询抵押物的权属状况，其未尽审查义务所致损失不能由购房消费者承担。（3）如果商品房的所有权已登记转移给购房人，出卖人未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就购房人的房屋设定抵押，由于购房人已取得房屋所有权成为所有权人，出卖人对他人房屋设定抵押权的行为属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除非该行为经所有权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该合同无效。
2、房屋先设定抵押后又出售，消费者与抵押权人的受偿顺位问题
房屋设定抵押权并经登记后，出卖人将该房屋又予以出售，涉及抵押权与购房消费者权益冲突的，（1）如果出卖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购房人抵押物设定抵押的情况，根据《担保法》第49条“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抵押物登记的，应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抵押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的规定，抵押权人可主张房屋转让行为无效。不动产设定抵押权，应办理抵押物登记，登记的目的在于确保财产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购房消费者应通过登记簿查询房屋上的权属状况，其疏于审查而遭致的损失不应转嫁给抵押权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的规定，即使出卖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购房人抵押物设定抵押的情况，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抵押权人仍可就经登记的抵押物行使物上追及权实现其债权，受让人亦可行使涤除权以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因此，不管该房屋已转移至何人之手，即使已转移给了消费者，消费者的所有权仍然不能对抗该房屋的抵押权，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以取得房屋所有权，然后就涤除房屋上负担所支付的价款向抵押人追偿。（2）如果出卖人已通知抵押权人的，对该物的处分已获得抵押权人的同意，抵押权人可提前实现其债权；如果已告知购房人抵押物设定抵押的情况，购房人仍然买受的，属于买收人自愿承担风险，自无反悔并受法律保护的依据。
三、购房消费者与被拆迁人权利的冲突问题
房屋拆迁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被拆迁人属于弱势的、被动的群体，法律应当重点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解释》）第7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的，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从该规定可以推知，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其基于安置协议而取得对约定的安置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并非一种纯碎的债权，而是对其原有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延伸，至少具有物权性质。根据房屋性质的不同，被拆迁人的房屋可分为住宅用房和商业用房。商业用房所有权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该房屋进行经营，而住宅房屋所有权人的主要目的是以该房屋满足其居住的基本生活需要。被拆迁的住宅房屋所有权人选择产权调换，与购房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满足其居住需要的基本生存利益，因此，住宅房屋的被拆迁人的安置权与购房消费者权利均属于基本生存权范围，应受到同等的保护。
当购房消费者与住宅房被拆迁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分别不同情况处理：
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就安置房屋的坐落、面积等进行具体约定后，拆迁人将同一房屋出售给购房人的，由于拆迁协议对标的房屋的安置时间上先于房屋买卖合同对房屋的出售，被拆迁人就明确具体的标的房屋享有的权利是原房屋所有权的延续，因此应优先保护被拆迁人对安置房屋的权利，此时应适用《商品房解释》）第7条的规定。
2、出卖人将标的房屋出售后，又就该房屋与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的，（1）如果房屋买卖合同已经登记，由于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且买卖合同成立在前，应保护购房消费者的权利。（2）如果房屋买卖合同未为登记，应分别情况处理：①被拆迁人已入住的，由于入住的行为表明拆迁人已经履行拆迁协议的房屋交付义务，被拆迁人已接受交付并对房屋为占有使用，应优先保护已入住的被拆迁人；②购房消费者已入住的，同理应优先保护购房消费者，此时不宜适用《商品房解释》）第7条的规定；③均未入住的，基于双方均无权利的外观显征以及权利优先保护的法定性，应按照合同有效成立的时间顺序，优先保护合同成立在先的权利人。
四、房屋重复出售，各购房消费者相互间利益冲突的处理
《批复》对房地产开发商重复出售，各购房消费者之间就同一标的房屋发生权利冲突时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而这一问题是司法实践中必须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1、部分合同已经登记，部分合同未登记，各购房消费者间权利冲突的处理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理论界倾向于将预售登记解释为预告登记，其效力为一种债权的保全手段，审判部门采纳登记对抗原则，即预售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未登记合同的权利不能对抗已登记合同的权利。（1）各购房消费者均未入住，但有的合同已为登记，有的合同未登记，购房消费者都要求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宜并案审理，根据合同登记的对抗效力，优先保护已为登记的购房消费者，判令出卖人履行转移房屋产权给登记购房消费者的义务。未经登记的购房消费者不宜列为诉讼第三人，但登记购房消费者未交清的购房款，应由未登记购房消费者优先受偿。（2）如果购房人明知该房屋已经预售，而恶意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登记的，根据民法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原理，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权利不受保护，其登记合同的权利不能得到保护。未登记的购房消费者可以行使撤销权，请求撤销登记合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应承担举证责任。
2、合同均已登记，但房屋均未入住的，各购房消费者间权利冲突的处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登记产生两方面的效力，一是对出卖人就该标的房屋的处分权进行限制，二是产生公示公信力并得对抗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已登记，各购房消费者均未入住时，由于合同登记是权利外观显征的标志，应当根据登记的先后顺序确定顺位，登记在先的权利人应当相对于登记在后的权利人得到优先保护。如果各购房消费者均请求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按照登记的先后顺位，判令出卖人履行转移所有权给登记在先的购房消费者的义务。登记在后的购房消费者可以向出卖人主张违约责任，并可就前登记购房消费者未交清的购房款优先受偿。同样，应区分善意登记与恶意登记的不同情况，体现恶意不受保护的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交易的安全。
3、房屋已经入住，各购房消费者间权利冲突的处理
不动产房屋的权利外观显征是登记而非交付，此与动产的权利外观显征不同。购房消费者入住房屋的行为，表明出卖人已为交付（部分履行），消费者已为占有使用。不同的立法对占有赋予了不同的效力，但占有具有准物权的效力是各国立法共通的属性。在购房消费者占有使用该房屋与其他购房消费者发生权利冲突时，首先应审查其行为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无权占有不受法律保护。（1）至发生纠纷或时，各购房消费者均未进行预售合同登记，如已有购房消费者入住，各购房消费者均要求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由于出卖人对房屋已为交付，入住购房消费者为有权占有，应优先保护已入住的购房消费者，判令出卖人履行转移产权给已入住购房人的义务。对其他未入住的购房消费者，可判令因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由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并可就已入住购房消费者未交清的购房款优先受偿。（2）合同未登记的购房消费者已入住，而与已登记的购房消费者发生权利冲突时，尽管未登记合同的购房消费者已占有使用该房屋，但由于不动产权利的外观显征是登记而非交付，未经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已经登记的权利，因此经登记的购房消费者应优先于已入住但未登记的购房消费者受到保护。由于房屋入住的情况较为复杂，人民法院不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熟悉情况，且处理不好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已有购房消费者实际入住的情况下，为争取最好的社会效果，人民法院不宜就案办案，即使已登记的购房消费者请求保护其对争议房屋的优先受偿权成立，也宜中止诉讼，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后办理相关手续。经政府部门努力协调仍不能解决的，由法院依照上述原则裁判。
4、合同均未登记、房屋均未入住的，购房消费者间权利冲突的处理
债权具有相对性和平等的顺序性，基于债权平等的原则，债权之间本无所谓优先的问题，人民法院可判决出卖人向任何先的买受人履行合同。但由于同一标的房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能由多个购房消费者对同一房屋分别享有所有权。在各购房消费者均已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房款，但均未办理合同登记，且房屋均未入住时，购房消费者请求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原则上应以诉讼的先后，结合合同有效成立的时间先后顺序为判断标准，就同一财产对已经的当事人按照合同权利有效成立的先后顺序确定所有权归属。为避免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就同一标的房屋分别判归不同购房消费者所有的尴尬现象，确保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各购房消费者分别的案件在同一法院的，宜按照一般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转移房屋产权给最先成立合同的购房消费者的义务；案件在不同法院的，能移送的尽量移送到同一法院合并审理。
五、房屋被司法查封，申请人与购房消费者权益冲突的处理
购房消费者所购买的房屋在另案中被人民法院依法保全查封，购房消费者对该房屋上的权利必然会因此而受影响。如果购房消费者对人民法院的司法查封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审查购房消费者的权利是否应该得到保护。（1）如果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先于保全查封，购房消费者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购买了该房屋，应优先保护购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房屋被保全查封而妨碍购房消费者办理“两证”的，购房消费者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按照前述处理原则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对查封予以解除；异议不成立的，予以驳回。（2）人民法院对房屋予以查封保全后，购房人与出卖人以查封房屋为标的签订买卖合同的，由于司法查封的绝对效力，查封标的物在查封期间禁止处分和流通，双方的行为均是违法行为，除买卖合同因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外，其行为还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涉及同一标的房屋上并存工程款优先权、消费者所有权、抵押权、被安置权等诸方面权利的处理中，至今为止审判环节中尚没有有效衔接和协调处理的手段和程序规定，对此问题的协调解决应在执行过程中根据上述处理意见和原则妥善处理。不同的受案法院在审判、查封保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购房消费者所购房屋采取相应措施时，应相互沟通，协调处理。案件可移送管辖的应依法及时移送；可合并审理和并案执行的宜合并审理和并案执行；需要协调处理的，应积极与受案法院协商或者报上级法院协调处理，以避免司法冲突，产生不良社会后果。
注释：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6
天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保护。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商品和服务，也包括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奖品、赠品或者免费服务项目。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
第三条 消费者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权利。
第四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与消费者的约定或者向消费者作出的承诺履行义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或者向消费者作出的承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经营者应当尊重消费者人格，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殴打、当众盘问，不得搜查消费者身体及所携带的物品，不得张贴处罚消费者的店堂告示。
第六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应当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地方或者行业强制性标准，没有国家、地方或者行业强制性标准的，应当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其经营场地、服务设施、店堂装饰、商品陈列等，应当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对可能存在危险的消费环境，必须在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志，说明或者标明正确使用设施、场地的方法和防止发生危险的注意事项。
第八条 经营者经营惊险娱乐项目，应当具备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技术条件，配备符合要求的安全设施、必要的救护人员和设施，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九条 经营者发现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可能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害的缺陷，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并通知有关消费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同时向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对已经售出的商品，应当采取召回措施。
第十条 经营者提供少数民族使用的特殊商品或者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第十一条 经营者向未成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应当符合其年龄、智力特点和特殊需要。不适宜未成年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或者在不适宜未成年人消费的时间，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或者开放。
第十二条 经营者对在经营过程中正常获知的消费者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不得搜集与其提供商品和服务无关的消费者信息。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不得强迫消费者接受附加的不合理条件，不得违背消费者意愿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第十四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应当明码标价;提供服务应当事先向消费者明示服务项目、服务方式和收费标准。
经营者未按照前款规定明示商品价款和服务费用的部分，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
第十五条 经营者介绍商品和服务，应当使用清晰明确的语言文字，并就消费者的询问作出真实的答复。
第十六条 经营者拟订合同格式条款，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与消费者权益有重大关系的合同条款，经营者应当事先向消费者提示。经营者不得利用格式条款逃避责任和限制消费者权利。
消费者认为经营者提供的合同格式条款逃避责任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有权拒绝使用该合同格式条款。
符合合同要约条件的商业广告、通知、店堂告示，属于合同格式条款。
第十七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原产地证明、收费清单，经营者应当提供，不得拒绝。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将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情况记载于发票、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上，经营者不得拒绝。
第十八条 经营者销售的商品应当符合质量要求，并承担商品的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因商品质量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国家和本市对包修、包换、包退有明确规定或者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或者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责任。
经营者与消费者可以约定包修、包换、包退期限和范围，但不得低于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期限和范围。
更换商品的包修、包换、包退期限，从更换之日起计算。
第十九条 经营者销售有瑕疵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性能的商品，应当事先明确告知消费者。
第二十条 经营者因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而承担修理、重作义务的，应当在约定的修理、重作期限内完成;未约定期限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修理或者重作时，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收取费用。
第二十一条 对在保修期限内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没有保修单位的或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免费为消费者更换或者退货，并应当按照不低于商品销售价款的百分之五补偿消费者。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双方约定标准，消费者要求退货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该商品的原价格退还货款，不得向消费者收取折旧费;遇相同商品价格上涨的，经营者还应当按照价格上涨幅度给消费者补偿。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以电视直销、互联网销售、邮购销售等方式提供的商品，应当与其广告宣传的外观、性能、质量和用途相一致，并按照承诺的时限提供商品。
采用前款方式销售的商品与广告宣传不一致的，消费者在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款或者更换，邮寄费用由经营者承担。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生产和销售的食品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卫生安全要求，不得损害消费者人身健康。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有权查验食品的质量、有效期限、产地等相关证明。
第二十五条 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信等公共服务企业，应当将其服务项目、服务规范、收费标准向消费者公开明示，定期征求消费者对经营服务的意见。政府有关部门在拟定价格调整方案时，应当听取消费者的意见。未经法定程序，公共服务企业不得擅自改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目。对非因消费者原因造成计量增加的，公共服务企业不得要求消费者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第二十六条 从事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擅自增加游览景点、娱乐、购物等项目或者提高食宿、交通工具标准的，由经营者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擅自减少合同约定项目或者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退还相应费用。
第二十七条 从事洗染、摄影、冲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保证服务质量。对有重要价值或者纪念意义的特殊物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事先达成保价约定，经营者造成保价物品丢失、损坏或者没有达到约定服务质量要求的，应当按照约定的保价价值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 职业介绍、婚姻介绍和房屋买卖租赁、出国留学、出国劳务等中介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如实广告，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合法，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第二十九条 禁止经营者采取下列手段欺诈消费者:
(一)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二)假冒注册商标，伪造质量认证标志，假冒产地，冒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他人厂名、厂址;
(三)以虚假的价格、广告、说明、标准、样品、现场演示、有奖销售等方式诱导消费者;
(四)雇佣他人以虚假购买或者使用等欺骗手段进行消费诱导;
(五)利用计量手段弄虚作假，造成商品的计量不准;
(六)提供虚假的中介服务信息;
(七)设置虚假的或者改变真实的商品生产日期、有效期、保质期;
(八)故意损坏或者更换不需要更换的零配件;
(九)被退回的商品经过翻新、修理后再销售时，隐瞒翻新、修理的情况;
(十)发现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可能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害的缺陷，而继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欺诈消费者行为。
第三十条 商品房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不得有下列欺诈消费者行为:
(一)未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或者预售许可证，将房屋作为商品房出售;
(二)将已经售出的商品房又销售给其他消费者;
(三)销售被依法查封、限制转移的商品房。
第三章 社会保护
第三十一条 在制定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规范标准时，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采取适当形式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
第三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受理消费者申诉后，应当按照国家或者本市的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国家或者本市无相关规定的，调查、处理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三十四条 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三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对消费者权益争议案件，应当方便消费者诉讼，提高审判效率，依法及时审结。
第三十六条 新闻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工作，及时、客观宣传报道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揭露、批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四章 消费者组织
第三十七条 消费者协会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各项职能。
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分会和专门机构。
依法成立的其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根据其章程依法开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
第三十八条 消费者协会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可以开展专项调查、比较、分析，向社会公布消费信息，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情况、提出建议。
消费者协会可以参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计量、卫生、安全进行的监督检查，对制定有关涉及消费者权益的规定、行业规范和标准提出意见。
第三十九条 消费者协会可以定期表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消费者协会可以向社会揭露、批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披露经核实的消费者投诉情况。
第四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消费者协会履行法定职能，将消费者协会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四十一条 消费者协会履行职能，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查询、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当在三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四十二条 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提供证据、事实基本清楚的投诉，应当即时受理;对没有提供证据或者事实不清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消费者。
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后，应当在六十日内结束调解;逾期消费者要求继续调解的，调解期限可以延长三十日。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根据双方要求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消费者协会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进行调解，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十三条 消费者协会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消费者协会职能相违背的活动，不得向消费者和经营者摊派任何费用。
第五章 争议解决
第四十四条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争议的，可以协商和解，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五条 在解决消费争议时，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或者向消费者作出承诺的内容，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并且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承诺执行;约定或者承诺的内容，不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并且不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消费者与经营者因商品或者服务质量发生争议的，经营者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符合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标准;双方对质量有特别约定的，经营者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符合特别约定。
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证据有异议的，双方可以约定委托或者由受理机关、组织指定专门机构进行检测、鉴定，所需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消费者提供等额担保。检测、鉴定结果证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或者约定的，该费用由经营者承担;符合标准或者约定的，该费用由消费者承担。
第四十七条 检测、鉴定的机构对消费者委托进行的商品或者服务质量检测、鉴定，具备检测、鉴定条件的，应当受理，不得拒绝。
第四十八条 因经营者责任引起的消费争议，消费者为解决该争议而产生的交通费、邮寄费、运输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由经营者承担。
第四十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时，对已经查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给消费者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督促经营者赔偿消费者损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依照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依照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而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害发生，或者未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时报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宜的商品或者服务，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消费者要求退还货款或者服务费用的，经营者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退还，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合同格式条款;拒不停止使用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六)项至第(十)项规定，欺诈消费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欺诈消费者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超过购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
第五十八条 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行政罚款时，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民事赔偿和行政罚款的，应当先行支付民事赔偿。
第五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xx年9月1日起施行。1996年5月15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同时废止。
消费者权益保护意义(一)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限制和打击。如果放任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利益，就会使广大合法、诚实的经营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污染竞争环境。
(二)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供应短缺、消费者很难顾及到商品质量，对服务状态也无法提出较高的要求。这实际上是生活水平低下的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保护消费者权利，让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服务，就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试想，一个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如果不能自由选择，如果他因不能自由选择而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如果他买到不合格产品而商店拒绝退换，甚至受到商店的欺骗时，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7
关键词：证券市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完善
一.证券市场消费者的法律概念及范围
要对证券市场消费者明确定义，首先应区分证券市场消费者与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区别。
投资者是指投入现金购买某种资产以期望获取利益或利润的自然人和法人。广义的投资者包括公司股东、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狭义的投资者指的就是股东。在金融市场中，所谓投资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包括存款人，出资人在验资时称为投资者。投资者一般具有个人倾向呈保守型交易以基本分析为主风险负荷小、对信息的依赖较小等特征。
证券市场消费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是指证券投资服务的金融消费者。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主要是用于个人或家庭需要，而在证券市场中，商品和服务都与货币形式联结，因此，证券市场消费者是以证券投资服务为消费对象的特殊投资者。这里所说的证券市场消费者应当是将机构类金融产品的买入者、复杂投资产品的个人购买者排除在外的，非以营利为目的接受金融服务或购买金融产品的自然人。
二.我国证券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一）立法现状
现有法律体系。在现有的法律中，多是对投资者的保护，而未有直接对证券消费者的保护。对证券市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证券法》当中，其次在证券投资基金与信托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做了补充。其中主要的法规和规章主要有：
2015年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实施办法》，2008年6月1日颁布施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07年7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207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2007年1月30日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96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8年4月23日国务院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2006年6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3号公布《证券市场禁入规定》并于2015年5月18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1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的决定》修订，2006年12月19日实施《关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2005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2003年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年2月1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1月15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12月25日国务院、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于2001年11月30日实施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和2006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然而这些法律文件仅对投资者的权益做了概括的保障措施，对于消费者却未提及，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面对经营者的侵权损害时无法获得应有的相应保护。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多是对于商品市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鲜有直接涉及，或只做原则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消费者无法据此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无法做到保护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理论上讲，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排斥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法律预留了技术上的空间，但由于观念问题，金融消费者无法确立消费者的身份，并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寻求保护，而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许多权利义务规定因金融消费具有特殊性也难以适用。
（二）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还未有一个专门部门来负责金融市场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事务，涉及金融市场消费的投诉仍然采用普通消费投诉的方式，由消费者组织进行受理，或者直接进入诉讼程序；虽然各金融机构也设置了相应的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或受理部门，但是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保护效能。至于行业自律组织，由于运营体制以及各行业的内部利益等各种原因，行业自律组织主要执行行政任务，在对消费者的保护方面却没有太多建树。
证券市场仅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分支，在金融市场这个主干尚未完善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前提下，证券市场消费者的保护机制很难设立并进行完善，消费者的自主维权的意识也无法得到提升，由此，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都无法得到保障。
三.证券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以及原因
（一）相关立法的滞后
我国对于证券市场消费者的保护措施主要体现在《证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数量较多但是太过分散，且法律位阶不在同一水平，体系混乱逻辑不清，没有集中的立法保障。另一方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和对违法行为人责任的规定较少、比例失衡，而对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则比较多。这样一来，当证券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可以依照的追究侵权人赔偿责任的相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消费者合法的权益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二）证券市场消费者的知情权的缺失
虽然证券市场消费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证券市场中，消费者的概念仍然是一个新的概念。《证券法》中关于信息公开义务的主体是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这其中并没有调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关系的规定。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范证券市场经营者与消费者信息获取权的规定也少之又少，消费者知情权的配套性法律规范文件缺失。
（三）证券市场监管力度和范围不够
证券监管是保护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安全的必要手段，其中包括行政部门的监管、专门机构的监管、行业组织的自律监管以及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监管。然而，我国现有相关法律并未授权证券监管部门拥有可操作性的执法权和制裁权，执法手段单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虽然是对证券市场的专门监管机构，但是其对证券市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范围、具体模式不明确；证券自律性组织的职权范围有限，没有赋予其实质的执法制裁权；证券交易所依照章程实现自我监管，这本是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中的有效监管途径之一，然而证券交易所并没有自主制定或者修改其章程的权利，这就大大限制了证券交易所自我监管的力度和能动性。
（四）证券市场消费者具体权益内容及其救济机制欠缺
救济的存在以权力为依据，没有权利就没有所谓的救济，同样的，没有救济措施也就无法享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证券市场消费者所应享有的权利，对于损害证券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仍限于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然而，在证券市场中，涉案的交易数额较大、交易主体较多且分散，且诉讼程序又比较复杂、繁琐不方便进行民事诉讼，从而使得多数消费者无法也不愿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
（五）证券市场本身制度的不完善
证券市场的公平、快速、高效运转需要靠证券市场体系制度来保障，该制度应涵盖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种维系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机制。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与缺陷，信息公开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尤其是重要信息的披露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不彻底严重损害了证券市场消费者的积极性，易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损害。
另一方面，从退出机制来看，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未建立较为系统、完善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
我国的证券市场目前还处于一个新兴的阶段，缺乏具有与证券市场结构、市场需求相称的多元化市场体系，此外，一些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资本缺陷和结构缺陷，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强有效的保障。
四.域外证券市场消费者保护机制
证券市场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机制发源于证券市场较为繁荣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德国、香港等。
（一）美国证券市场消费者的保护机制
美国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和立法较为成熟，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展内容充实明确、体系完整规范的金融法体系。
1933年美国就对证券市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进行了专门立法。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消费者知情权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美国又相继颁布了《证券交易法》与《信托企业法》等法律。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过《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内幕交易人士交易与证券欺诈实施法》、《内幕交易人士制裁法》、《证券实施补救与美分股票改革法》等多部法律，体现出美国对证券市场及其消费者重视程度的加强。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美国的金融改革，2010年6月25日美国通过《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并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了修订，通过了《2010年投资者保护及证券改革法案》。
除了立法保障之外，美国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来保护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美国国会于1934年建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主要对全国性的交易所进行监管，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之下设置投资者顾问委员会、投资者利益代表人办公室和申诉专员专门负责有关证券消费纠纷的解决、证券市场监管重点的提议等事项；2010年通过《2010年投资者保护及证券改革法案》。1970年通过《证券投资者保护法》，确立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并在该法律框架下，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investorprotectionCorporation，SipC）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保险保护。
对于证券市场纠纷的解决，在诉讼之外主要通过仲裁。美国的证券仲裁制度可追溯至1817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目前已成为保护证券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证券仲裁制度具有受理范围广、专业性强的特征，其侧重点在于保护证券消费者、更注重纠纷解决的效率。
（二）德国证券市场消费者的保护机制
1998年1月，德国颁布了《存款保护和投资者赔偿法案》，该法案把赔偿范围扩大到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投资服务领域，包括基金、证券和货币市场，在保护投资者的同时保障证券市场消费者的权益。
（三）香港证券市场消费者的保护机制
香港地区金融业十分发达，证券行业迅速发展，证券品种丰富。在证券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证券市场中难免发生纠纷，因此，对于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以及证券市场秩序稳定就成为香港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的首要考虑因素。
2006年修订的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条规定，行政长官向证监会发出某些书面指示，应以公众利益为判断标准；证监会的服务与监管职能以维护投资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亦以投资者权益保障为管理重。2009年9月25日，香港证监会公布了《建议加强投资者保障措施的咨询文件》，在金融产品的售前阶段、销售产品过程中及销售产品后的披露方面均做出明确要求。这些措施在最大程度上使得消费者的损害降到最低。
五.我国证券市场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证券市场消费者的规模已经不容小觑，但其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本文首先在现有法律体系下探讨证券市场消费者的合法地位，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提高现有法律制度的利用效率，并降低有关证券市场消费者的立法成本。其次，证券市场消费者的特殊性还需要专门的制度和机制来保护，现提出以下完善措施：
（一）建立专门立法
通过专门立法明确证券市场中经营者的释明义务，保障证券消费者的知情权。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证券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特征，而证券市场中信息流动的速度和质量是交易双方平等交易的基础，信息不充分易导致消费者的不理性选择。解决证券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从证券市场消费者与证券市场经营者的交易角度来确立信息交流机制，需要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确定证券市场经营者对交易信息的提供和释明义务与责任，需要专门立法建立起交易风险提示制度，形成完整的、贯穿交易始终的信息披露程序。
（二）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机制
完善对证券市场消费者的立法救济机制，明确消费者的救济权。完善行政监管机制，把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结合起来；完善证券市场消费者保护立法，形成有效的立法救济机制；完善非讼救济机制，使诉讼救济机制与非讼救济机制相结合；建立一步到位的投诉机制，妥善处理证券市场交易产生的纠纷；完善处罚机制，加大惩治力度，提高损害证券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成本，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对其严惩。
（三）建立专门的证券市场消费者保护机构
我国现有的“一行三会”对证券市场消费者保护不够，究其原因是职责不明确，有必要明确划分其职责，并根据证券市场消费者的特殊性可建立统一的专门的保护机构，集中实施监督保护职责，如美国在监督机制之外独立设立的由专门人员组成的机构。
结语
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在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同时，不完善的体系制度是其发展的最大阻碍。我国经济总体正处速发展的状态，证券市场势必要跟得上宏观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证券市场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切实有效的改革来适应我国法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现如今金融资本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消费者群里越来越大，证券市场消费者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坚地位毋庸置疑。证券市场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证券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着眼点，因此，维护证券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是理应探讨和付诸实践的关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航标。（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本文系：“2015年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1]《金融消费者概念扩张于证券投资者的理论困境及其解决》，谢九华，金融与经济，2013年12月
[2]《论证券投资服务消费者的法律地位》，郑青，清华法学，2013年第七期
[3]《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叶林、郭丹，河北学刊，2008年11月
[4]《证券法对规范股票市场的作用解析》，徐喜波，现代商业，2015年24期
[5]《证券投资者纳入消费者法保护探讨》，祝丽娟，法制博览，2015年03（上）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8
关键词：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战略规划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2－007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2.17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联邦政府没有授权给任何一个联邦机构进行金融消费者保护，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为整个金融消费市场设置相应规则。为改变这一现状，根据《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2011年7月美国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该机构整合了各联邦机构消费者保护职能，专司消费者金融保护工作，防范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以稳定金融消费者信心。2012年9月，CFpB首次了《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2013—2018年战略规划》，规划从战略目标、行动措施、评估指标等方面制定了未来5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纲要[1]。
一、整体框架
（一）明确战略规划任务
CFpB旨在通过制定更加有效的规则，公平与平等地执行这些规则以及通过促使消费者更好地做出他们的经济金融决策等措施来促进消费金融市场。
（二）确定三项目标愿景
一是顾客可以更前沿、更清晰地看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或风险，并能够对其加以比较。二是没有任何金融机构能够建立一个不公平、欺骗性或歧视性的商业运作模式。三是为美国金融消费者服务，并对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负责。
（三）制定主要行动措施
一是以数据推动分析。CFpB将收集、管理、存储、适当地分享相关数据，同时对未经授权的数据提供保护，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提炼以支撑内部或外部做出明智的决策。二是强化技术创新应用。CFpB将技术作为实现任务的核心要素，通过技术创新的应用提高CFpB的覆盖面、影响和成效。三是重视优秀人才和团队建设。CFpB将会为内部职员提供一些世界级培训和资助以创造一种鼓励员工在各种水平上应对复杂挑战的环境，同时促进有效的团队合作。
（四）旨在体现三项价值
一是服务价值。CFpB将通过倾听和分享收集的知识和经验为消费者和整个国家服务。二是领导价值。CFpB将会培养内部各个水平和层次的领导和协作能力，以创建一个向全美国人民负责的组织框架。三是创新价值。整个CFpB组织将会接受新的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学习和推动CFpB在履职方面上的成效。
二、战略目标、主要措施及评估指标
（一）目标一：防范金融消费者侵权并造成损失，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
建立健全的金融消费者法律法规、促进法律法规有效执行、促进良好的金融秩序是战略规划的首要目标，也是权益保护工作的有力保障。为达到该目标，CFpB设计了相应的预期结果、拟采取的行动措施以及进展评估指标（见表1）。
（二）目标二：帮助消费者享受一个更好的金融生活
2012年6月的美联储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至2010年中分别有94%和75%的报告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并且许多人在面临金融决策时存在一系列挑战。因此，CFpB将会通过开发一系列有针对性、有意义和可获得性的工具、程序和措施，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有关消费者金融业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促进金融消费者正确做出明智的金融交易决策。其预期结果、行动措施以及进展评估见表2。
（三）目标三：将消费者金融市场的数据分析和消费行为向公众、政策决策者和CFpB内部决策者告知
促使消费者了解金融市场如何运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渠道以及潜在的风险是CFpB任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CFpB将会对其所监管的市场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建立一个内、外部强大数据库和强有力的合作机制持续关注金融消费市场以及提炼相关信息。其预期结果、行动措施以及进展评估见表3。
（四）目标四：通过最大限度的资源产出效率和强化影响来推进CFpB的工作
为促使消费者金融法律在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产生最大化效益，CFpB将不断通过改善政策和内部控制程序等措施来促进有效性和透明性。其预期结果、行动措施以及进展评估见表4。
三、启示与借鉴
近年来，我国金融消费者投诉受到监管当局的极大关注。但由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法规与机制建设还不太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能机构作用的发挥。2012年9月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借鉴国外经验，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设。认为我国可以在法规建设、队伍建设、维权平台、国民教育、效果评估方面借鉴美国做法，制定我国金融消费者战略规划，指引维权方向，提升维权效果[2]。
（一）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长期规划，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律法规
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联合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简称“三会”）、发改委和工商总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按照金融“十二五”规划要求，制定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长期规划，明确我国中长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战略目标、行动措施和进展评估等内容，指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前进方向。与此同时，组建专业团队尽快修订或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律，明确各方的权、责、利，在法律层面为消费者权益保护行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加强维权人才队伍建设，构建高效率、专业性强、具有团队创新精神的金融消费者管理部门
建议制定完备的人力资源计划和具有竞争力的整体薪酬方案来招聘和留住高素质、综合知识全面的消费者维权人才。通过创新学习、提供高级培训等措施维持一个高效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作团队，营造一个良好的团队文化环境，提高职员内部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环境；通过对投诉处理平台、投诉处理方法、国民金融教育宣传等方式的不断创新，增强业务处理效果，提高公众对消费金融市场的信心。
（三）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搭建全国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方便投诉的收集、反馈、分析。由研究部门对投诉信息进行定期汇总分析，以数据实证为基础形成相关调查报告或金融消费者保护指引，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要求金融机构采取相关纠正措施，帮助金融消费者享受更优良的金融服务。加强与工商、发改委、“三会”、公安等部门的协调交流，解决可能出现的监管交叉等技术性难题。
（四）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和咨询工作力度，提高国民金融交易决策水平
通过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日（周或月），加强与广播、报纸、杂志、新闻等社会服务网络的合作以及与工商、“三会”等政府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向消费者宣传和分享消费经验，使其了解一些潜在的违规行为。和公开带有普遍性的违规案件以提高宣教效果，培育消费者良好的金融技能和消费习惯，提升金融消费者交易决策水平。
（五）建立一整套完备的进展评估指标体系，定期评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效果
参考文献：
[1]CFpB.what do You think about Draft Strategic plan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9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64-03
一、发达国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及分析
纵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较为完善的国家，其机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监管体系、法律体系、行业自律机制以及金融教育，各个国家对此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下面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来对发达国家的现状加以说明。
（一）英国以完善的监管体系见长
立法保护上，2000年6月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Sma）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由行业自律体制转变为单一监管机构体制，该法案统一了监管标准并第一次在法律条文中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该法案还决定设立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来负责监管各项金融服务，并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其四项监管目标之一。
机构设置上，金融服务管理局整合了金融业原有的保险申诉专员、银行申诉专员等申诉专员组织，统一设立了金融申诉专员服务（FoS），其职能为处理金融消费者的咨询及投诉，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非正式的争议解决制度；金融服务管理局还设有金融服务赔偿计划（FSCS），为因金融机构破产导致的消费者损失提供赔偿；此外金融服务管理局还负责开展消费者教育，以加深消费者对金融体系的认识。
行业自律上，金融服务管理局于2004年启动的“公平对待消费者”（tCF）项目，项目提出了六个主要目标来充分保证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银行业守则》是英国主要的银行业自律规则，由银行业守则标准委员会负责监察银行遵守该守则，并在金融机构违规时对其采取警告、谴责等方式来确保守则的权威性。英国金融行业自律性规则着眼于降低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成本，为金融机构赢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与信任。
金融教育上，除了金融服务管理局本身拥有负责开展消费者教育、加深消费者对金融体系的认识的职能外，金融服务管理局还于2010年4月设立了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独立地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系统全面的教育服务。
（二）美国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善
立法保护上，1968年美国便出台了第一部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规。而今美国联邦层面相关的法律已有25部之多，并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涵盖了透明性、公平性、明确性、安全性、规范性五个方面的内容。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将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之一。
机构设置上，2009年6月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要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CFpB）统一进行监管，并赋予其规则制定、监管和检查金融机构的权利。2010年7月签署的《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创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署局（CFpB），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金融产品时可以得到明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行为。
金融教育上，2003年12月，美国颁布《公平准确的信用交易法案》明确提出设立“金融扫盲和教育促进委员会”（FLeiC）。目标在于通过实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来提高美国国民的金融素质。2010年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也在CFpB内设立了金融教育办公室，建立收集、监测并及时反馈这些投诉信息的机制。
（三）加拿大的自律体系较为发达
立法保护上，1999年6月的《改革加拿大金融部门：未来框架》提出，要提高消费者地位，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2001年6月，加拿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银行法》、《存款保险公司法》、《信托和贷款公司法》、《合作信用协会法》等。同时，加拿大特别重视金融法律法规的审议和修订工作，金融业立法至少每5年要进行一次审议和修订。
机构设置上，机构加拿大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机构是存款保险公司（CDiC）和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消费者委员会（FCaC）。2001年，加拿大成立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FCaC），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工作。FCaC把过去散布于不同联邦机构的职能集于一身，包括监管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督促金融机构合法经营、告知金融消费者交易时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并帮助金融消费者了解和购买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行业自律上，加拿大有着比较发达的金融行业组织（SRo），加拿大的主要金融机构都通过金融监管机构授权制订行业行为规范，行使行业的监督权。金融行业组织有权对行业内的个人或公司的违规行为做出公开谴责、行政罚款、吊销执照或停业整顿等处罚措施，从而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金融教育上，金融消费者委员会将提高公众对金融服务的理解作为工作目标，通过培训等渠道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及权利意识。由于提高消费者的地位将促进竞争，使金融部门更好地回应消费者的需求，金融消费者委员会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等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在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时提供更多的信息，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总体上看，我国的发展现状主要可以从法律体系建设、监管机构设置、行业自律机制和金融教育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的金融消费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涉及；二是《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汇管理条例》以及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这些法律并未对消费者保护做出系统的规定。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也相继出台。2011年银监会出台了众多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监管制度，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纷纷了一些规范性文件，2012年3月江苏省全国首个金融消费者现金业务权益保护办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依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我国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法律机制依然缺失。
（二）机构设置
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则上同意“一行三会”各设保护机构之前，我国一直都没有建立专门机构。随着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关注不断提升，我国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也有所变革。2011年10月，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2011年底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也正式成立。2012年5月，相关部门批准银监会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但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更多承担了类似办的职能，包括研究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机制、调查处理消费者投诉、消费者教育和风险提示等，所能起到的作用尚未可知。另一方面，四家机构如何相互协调和职能分工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行业自律
金融行业自律机制建设也提上了议程。国家专门成立了由部委参加的金融工委，建立了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加强金融机构行为的自律和约束。2006年至今，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68家会员单位共同签署了《银行业反不正当竞争公约》，并出台了一系列自律公约来加强对会员单位的经营行为约束。2009年9月，众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业“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3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了与消费者紧密相关的5项银行业服务规范和行业标准。尽管如此，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业自律机制依然十分不完善，各个金融机构不存在统一的自律标准，同时也不存在对金融机构自律的有效监管。
（四）金融教育
而今我国的金融业正飞速发展，然而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却依然匮乏。一方面这将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过程中容易被误导而造成权益的损害，另一方面这也是造成金融消费者相对金融机构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因此开展教育也是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可缺失的环节。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金融管理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加强行业自律、开展金融教育等工作也在不断深入，但从现阶段我国各个金融监管机构还未形成系统性的金融教育，更没有建立专门机构来推进金融教育。
三、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
加强金融领域立法，是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重要举措。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应当通过制定新的专门的法律法规，重点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通过法律手段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规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明确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并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目标。由于专门法律的制定需要较长时间，故短期内可以通过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将金融消费者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从法律上提高金融消费者的地位，让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法可依。
（二）建立专门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建议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立法手段建立专门的机构，由其统一行使金融消费监管权。专门机构应当脱离“三会一行”的管辖，同其他机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独立地行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职能。同时专门机构还应当肩负起制定行政规章、审查金融监管部门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信息透明、督促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遵守、并开展金融教育、受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等责任。
（三）完善金融机构自律机制
应当进一步强化金融行业协会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职责，形成行业自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应当制定一系列相关的自律守则并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执行，同时金融行业自律机构在涉及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上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另外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进行监督，不仅负责处理机构内部的消费者投诉，而且负责开展对机构内部员工的教育，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可以借鉴英国的“公平对待消费者”（tCF）项目，将公平对待消费作为金融机构的文化核心加以实践。
（四）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教育
针对我国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匮乏，在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应当将金融教育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来展开，建立消费者金融教育的长效机制，开展多样化的金融教育。一方面，可以要求金融机构行使金融教育职能，主动对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则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由监管部门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金融教育机构，全面展开金融教育来提升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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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法篇10
[关键词]消费者网络隐私权；不足；构想。
一、概述。
（一）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对于消费者的网络隐私权，笔者认为采用狭义上的概念更为贴切。狭义的网络隐私权指仅限于新型的个人资料（或个人数据）领域的资讯隐私权。具体而言，就是个人对于能够确定或影响其个人形象的资料或数据的收集加以限定，对其资料或数据进行查询及更正，接受资料收集的通知，确知资料是否存在等权利。换言之，资讯隐私权就是每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料加以控制和支配，决定其是否公开以及公开范围的权利。
（二）网络隐私权的特点。
第一，由于网络的流动性和便捷性，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且难以得到救济。
第二，侵权主体往往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侵权手段智能化且比较隐蔽，监管难度大。
第三，网络隐私主要是以数据形式保存的。
第四，网络隐私具有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一方面，侵害隐私权会致使消费者遭受精神痛苦；另一方面，经营者会充分挖掘消费者个人数据的商业价值，并从中攫取利益。
最后，网络的开放性，模糊了国界和地域界限，将促使各国法律适用冲突的发生。而现行各国管辖制度是立足于地域基础之上，便无法有效适用于网络空间，这将加剧管辖冲突。
二、我国消费者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之不足。
消费者网络隐私权受侵害的主要形式体现在：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任意收集、任意传播和非法转让。这些行为亟待法律加以规制。而我国消费者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之不足主要是由于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体制不健全所引起的。具体说来：
第一，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并无专门立法，只在宪法、刑法等法律文件中有个别规定，内容比较笼统、简单，也缺乏可操作性。况且，宪法中也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予以保护。而对于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绝大多数属于管理性的行政立法，立法层次不高，并且较多地体现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大量规章性质的行政立法易产生多头执法现象，出现“踢皮球”情况，不能实现有效保护。
第二，实践中，我国对隐私权是采用间接保护的方法。即由于具体法律条文中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受害人不能以隐私权受侵害作为独立的诉因起诉，而只能依赖其他诉因，比如名誉权受侵害，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隐私权，特别是在此权与彼权相交叉又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侵权行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
三、国外相关立法及借鉴。
对于消费者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行业自律为主导的模式；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以法律规制为主导的模式。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以行业自律为主导的模式。
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把公民的各项隐私收集起来是件极不安全的事，这种权力一旦被滥用，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并且出于对传统自由政策、现实经济利益和促进网络技术发展的考虑，美国更倾向于以行业自律来保护隐私权，而把法律手段作为辅助措施。具体说来，美国行业自律采取的主要手段有：（1）建设性的行业指导。目的在于指引、倡导行业中成员同意并执行其隐私政策。（2）网络隐私认证计划。这是对被许可在网站上张贴隐私认证的网站提出的要求，要求其必须遵守行为规则。该认证标志有商业信誉价值。（3）技术保护模式。通过技术性软件对消费者进行提示，告知其被收集的个人信息有哪些，且未经同意不得随意采集。（4）安全港模式。如2000年6月美国与欧盟签署的个人数据保护协议，被称为“安全港”协议。该协议有美国承诺保护欧洲消费者信息的性质。若美国公司未能履行信息保护义务，将被视为商业欺诈。
在立法方面，美国宪法和民法均涉及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内容。制定了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法———《隐私权法》，该法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而针对网络银行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主要有：1979年的《公平信用报告法》，1978年的《金融隐私权法》，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该模式立足于美国国情，为网络交易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行业自律的灵活性也弥补了法律规制存在的暂时空白。但缺点在于强制力相对较弱。
（二）以欧盟为代表的以法律规制为主导的模式。
欧盟国家采取的是以法律规制为主导的模式。1998年10月生效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是欧盟立法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典范，它有助于保障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促进了个人信息在欧盟成员国间的自由流通。到了1999年，欧盟通过了《关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收集好传递个人数据的保护指令》。2000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与欧共体和组织的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个人保护以及关于此种数据自由流动的规章》。
此种模式有较强的强制性，对于遏制相关侵权行为较为有效。其缺点在于不够灵活，不能有效应对新型的侵权行为方式，这也是法律后滞性的反映。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也需要信息的合理流动，过分封闭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法律的僵化在一定程度会上限制网络交易的拓展。
四、消费者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之构想。
从宏观上来讲，我国应当首先在《宪法》中确定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一般隐私权得到确认后，再对消费者网络隐私权在专门立法中做出具体规定。这就有助于突破传统的间接保护方式，转向直接保护方式。其次要立足于我国网络交易不成熟、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消费者和网络服务商隐私权意识不强的现实，选择“以法律规制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保护模式。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实施保护：
（一）制定专门立法。
1.界定网络隐私权的内容。
消费者应对与个人信息的一切相关情况享有知情权，并对个人信息享有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安全请求权。消费者还应享有私人生活安宁的隐私权，即个人生活不被窥视、侵入和打扰的权利。当消费者网络隐私权受到侵害时，消费者应享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对于不法侵害造成的损失，还有权获得赔偿。
2.明确网络隐私权保护原则。
应包括如下原则：
（1）依法搜集和使用原则。特别应注意不应超过合理目的搜集资料，更不得在事先确定的目的范围外使用。
（2）准确性原则。确保收集的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及时更新。
（3）限制披露原则。一般来说，个人资料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有事先特别授权。
（4）安全保护原则。收集和使用借助先进技术，确保资料的存储和传输安全。
（5）个人参与原则。个人有权请求更改、删除、补充资料。
（6）责任承担原则。数据的保管机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负有责任。
3.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网络信息具有虚拟性，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相对比较被动，实际举证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依据诚信原则分配消费者的举证责任，进一步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以实现对消费者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就很有必要了。也就是说，当因侵权纠纷涉及到证据时，应由卖家或网站经营服务商来出示相关证据，如果卖家或网站经营服务商无法出示证据、或出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立场，则应支持消费者的救济请求。
4.规定侵犯网络隐私权的法律责任。
首先，侵害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其责任承担方式应参照《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由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都是公开进行，应当慎重使用。否则宣扬隐私将造成对消费者的二次伤害。所以，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是较为合理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其次，明确惩罚和补偿机制。对于可用货币衡量的利益，应严格按照当事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追究有过错方或推定过错方的责任，包括责任范围；对于精神损害等一些非货币损失，应建立专门的评估部门，制定统一标准，设置详细、合理的伤害等级及相应等级的惩罚措施，必要时可以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
最后，应规定减轻和免除责任的情形。科学设置免责条款很有必要。主要是针对公共利益，紧急避险等特殊情况。当然，其中对于“公共利益”本身该如何界定，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鼓励行业自律。
1.成立第三方认证机构———网络隐私保护认证机构。
该机构应由商业部、信息产业部及个人隐私保护协会联合成立。定期监督、评估、认证网络经营者对个人隐私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授权通过认证的网络经营者使用其认证标志。
一旦网络经营者违反了保护隐私权的行为规则，或者被消费者投诉，就可能被取消认证。进而导致其信用水平降低，访问网站的消费者也会随之减少。通过此种方式，就能实现对网站的约束与强制，确保各网站遵守执行个人隐私保护政策。
2.发展网络信息中介机构。
该机构的存在，为个人和服务商提供了便利，又能保证对个人信息相对合理的使用。其作用有二：一为收集个人信息资料，并与消费者签订个人资料收集、使用和保护的合同；二则代表消费者，向服务商局部地披露个人信息资料，并为消费者提供符合个人品味爱好的个性化服务。
（三）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第一，政府应大力宣传网络道德建设，借助舆论宣传———未经许可收集或窃取他人信息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从源头上杜绝恶意的网络隐私侵权行为的措施。
第二，要普及各种知识，以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比如，提醒消费者要进行定期查杀电脑、对病毒库进行更新等行为。要养成不在公用电脑上进行信息注册和买卖交易等操作的习惯。网络购物时，要“货比三家”，详细查看卖家的信誉度，其他消费者的售后评价等。在网站上进行信息注册时，要注意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声明及保护隐私等条款。进行网上支付时，最好使用专用的一张卡，且在消费之时再往里储存钱等。
第三，在加快法律供给和积极推进行业自律的前提下，政府还需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部门的协调。一方面，加快培养兼具网络与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并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复合型人才向国家机关的流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网络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由于我国对网络产业的监管机构较多，厘清各部门的职能，建立一个权威的网络产业监管机构，才能有效地统一、协调各部门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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