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隐私权篇1
摘要：本文以近几年多发的"人肉搜索"事件折射出信息时代公民网络隐私权遭受侵权为视角，系统地展开对公民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系列问题的讨论。本文从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入手，进而引出网络隐私权的几种侵权形态的剖析。立足于我国当前对公民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现状，分析了其中存在缺乏一般规则和具体规则的规定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实际需要，试图构建我国公民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
关键词：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人肉搜索"
近几年我国在全球信息时代背景下，接连发生过多起"人肉搜索"事件，部分案件折射出我国公民网络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这些新问题，引发笔者思考民法是否有必要构建一个专门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体系？
一、网络隐私权概述
（一）隐私权概述
1890年，美国波士顿两位年轻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LawReview）共同署名发表《隐私权》（theRighttoprivacy）一文。[1]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隐私权的概念，但其意识到并指出隐私是人类人格和尊严的一部分，无疑是隐私理论的一大突破。目前，关于隐私权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公众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本文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2]
（二）网络隐私权概述
1.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网络隐私权"一词还并非法定术语，而是从学理角度基于传统隐私权概念引申出的一种新概念。关于网络隐私权的研究尚不成熟，国内和国际都未明确地对其下定义。我国学者赵华明认为，网络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在网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诽谤的意见等。[3]
2.网络隐私权的侵权形态
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多种多样，依据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对网络隐私权侵权形态依据侵权主体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1）政府部门对公民的侵权。（2）网络服务商对网络用户的侵权。（3）设备开发商对客户的侵权。（4）雇主对员工的侵权。（5）黑客对网络用户的侵权。（6）其他网民的侵权。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的范畴，只有一旦公布即会造成主体的人格尊严受损或社会评价降低的个人信息才属于隐私[4]，才可能构成侵权。博客与播客等"自媒体"的产生，方便了网民的数据记载和传输，也使网络用户的个人数据受到严重的威胁。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全国性专门立法，只是有一些公安部、文化部等部委局办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有涉及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民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比照传统隐私权的，《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按照侵犯名誉权案件予以间接保护。《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改变了间接保护的状况，明确将隐私权纳入了受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关于网络侵权的一般性规定,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的网络隐私，构成网络隐私权侵权，应当承担较重的侵权责任。两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反思
完善网络隐私权立法体系的首要问题就是在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即在《民法通则》或在制定民法典时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并准确界定其定义。[5]然而，我国网络隐私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民法为网络隐私权提供的保护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我国缺乏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依然参照传统隐私权，针对性不强，不足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网络隐私权侵权纠纷。
三、我国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构建
我国对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存在上文中的许多缺陷和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考虑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体系。目前我国正抓紧制定《民法典》，学界关于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应采用何种立法架构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中国现行立法状况下，应当先在《民法典》或者《民法通则》中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原则性规定，同时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单列一章详细规定网络隐私权。
（一）《民法典》完善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一般规则
1.确立网络隐私权独立的人格权地位。笔者认为，在未来《民法典》或者《民法通则》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隐私权，是独立的人格权。
2.完善网络侵权原则性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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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法典》或《民法通则》有必要在总则部分对网络侵权作出原则性规定，应当作出如下完善：首先，明确规定网络侵权的主体。其次，赋予当事人具体的救济措施。当事人的救济措施应当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
（二）《隐私权保护法》明确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具体规则
在基本法规定了网络侵权的一般规则前提下，鉴于我国隐私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且日渐纷繁复杂，我国有必要单独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对隐私权侵权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并且单列一章"网络隐私权"具体规定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构成要件、侵权归责原则及其违法性阻却事由和侵权责任承担等内容。
.明确界定网络隐私权的构成要件。网络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权利客体、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客体：网络隐私权的客体当属网络隐私，《隐私权保护法》应当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个人数据、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权利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权利主体，是指网上个人数据、资料和信息的拥有者，其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选择权、控制权、安全请求权、利用限制权和赔偿请求权等，其义务主要为一些注意义务。（）义务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义务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设备开发商、雇主、黑客和其他网民等，其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事先通知和征得权利人同意的义务、合法和合理地收集和利用个人数据的义务、采取科学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个人数据安全与完整的义务以及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违法社会公共道德等义务，其征得用户许可后合法和合理取得个人数据就取得了在合理范围内使用个人数据的权利。
.构建网络隐私权侵权归责原则及违法性阻却。
（）归责原则：《隐私保护法》应当根据网络隐私权的特点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举证责任转而由侵权人承担。受害人仅需证明侵害人实施了不法侵害行为并给自己造成了损害结果即可，对侵害人的主观过错无需举证。
（）违法性阻却：网络隐私权侵权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应当包括正当防卫、意外事件、受害人同意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等。
.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侵权责任。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2
关键词：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人肉搜索"
近几年我国在全球信息时代背景下，接连发生过多起"人肉搜索"事件，部分案件折射出我国公民网络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这些新问题，引发笔者思考民法是否有必要构建一个专门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体系？
一、网络隐私权概述
（一）隐私权概述
1890年，美国波士顿两位年轻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lawreview）共同署名发表《隐私权》（therighttoprivacy）一文。[1]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隐私权的概念，但其意识到并指出隐私是人类人格和尊严的一部分，无疑是隐私理论的一大突破。目前，关于隐私权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公众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本文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2]
（二）网络隐私权概述
1.网络隐私权的概念
"网络隐私权"一词还并非法定术语，而是从学理角度基于传统隐私权概念引申出的一种新概念。关于网络隐私权的研究尚不成熟，国内和国际都未明确地对其下定义。我国学者赵华明认为，网络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在网上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诽谤的意见等。[3]
2.网络隐私权的侵权形态
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多种多样，依据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对网络隐私权侵权形态依据侵权主体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1）政府部门对公民的侵权。（2）网络服务商对网络用户的侵权。（3）设备开发商对客户的侵权。（4）雇主对员工的侵权。（5）黑客对网络用户的侵权。（6）其他网民的侵权。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的范畴，只有一旦公布即会造成主体的人格尊严受损或社会评价降低的个人信息才属于隐私[4]，才可能构成侵权。博客与播客等"自媒体"的产生，方便了网民的数据记载和传输，也使网络用户的个人数据受到严重的威胁。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全国性专门立法，只是有一些公安部、文化部等部委局办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有涉及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民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比照传统隐私权的，《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按照侵犯名誉权案件予以间接保护。《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改变了间接保护的状况，明确将隐私权纳入了受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关于网络侵权的一般性规定,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的网络隐私，构成网络隐私权侵权，应当承担较重的侵权责任。两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
（二）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反思
完善网络隐私权立法体系的首要问题就是在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即在《民法通则》或在制定民法典时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并准确界定其定义。[5]然而，我国网络隐私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民法为网络隐私权提供的保护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我国缺乏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依然参照传统隐私权，针对性不强，不足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网络隐私权侵权纠纷。
三、我国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体系构建
我国对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存在上文中的许多缺陷和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考虑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体系。目前我国正抓紧制定《民法典》，学界关于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应采用何种立法架构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中国现行立法状况下，应当先在《民法典》或者《民法通则》中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原则性规定，同时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单列一章详细规定网络隐私权。
（一）《民法典》完善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一般规则
1.确立网络隐私权独立的人格权地位。笔者认为，在未来《民法典》或者《民法通则》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隐私权，是独立的人格权。
2.完善网络侵权原则性规
定。《民法典》或《民法通则》有必要在总则部分对网络侵权作出原则性规定，应当作出如下完善：首先，明确规定网络侵权的主体。其次，赋予当事人具体的救济措施。当事人的救济措施应当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
（二）《隐私权保护法》明确网络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具体规则
在基本法规定了网络侵权的一般规则前提下，鉴于我国隐私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且日渐纷繁复杂，我国有必要单独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对隐私权侵权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并且单列一章"网络隐私权"具体规定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构成要件、侵权归责原则及其违法性阻却事由和侵权责任承担等内容。
1.明确界定网络隐私权的构成要件。网络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权利客体、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1）权利客体：网络隐私权的客体当属网络隐私，《隐私权保护法》应当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个人数据、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2）权利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权利主体，是指网上个人数据、资料和信息的拥有者，其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选择权、控制权、安全请求权、利用限制权和赔偿请求权等，其义务主要为一些注意义务。（3）义务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义务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设备开发商、雇主、黑客和其他网民等，其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事先通知和征得权利人同意的义务、合法和合理地收集和利用个人数据的义务、采取科学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个人数据安全与完整的义务以及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违法社会公共道德等义务，其征得用户许可后合法和合理取得个人数据就取得了在合理范围内使用个人数据的权利。
2.构建网络隐私权侵权归责原则及违法性阻却。
（1）归责原则：《隐私保护法》应当根据网络隐私权的特点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举证责任转而由侵权人承担。受害人仅需证明侵害人实施了不法侵害行为并给自己造成了损害结果即可，对侵害人的主观过错无需举证。
（2）违法性阻却：网络隐私权侵权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应当包括正当防卫、意外事件、受害人同意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等。
3.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隐私权保护法》中应当规定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由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一般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可能再次在网络上继续公开、披露、宣扬或传播受害人的隐私对受害人再次伤害，因此不宜作为网络隐私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samueld．warren&louisd．brandeis,"therighttoprivacy",harvardlawreview.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3]赵华明：《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专刊）。
[4]刘德良：《论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3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第四，应当在分则中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大陆法系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民法典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五，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3]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它不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能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旦新类型的债超出了现有规范，债权总则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中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的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24]。故而，我国民法典体系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关键是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第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独立成编。从国际上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有单独立法与纳入法典两种;在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较为系统地专门规定了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单独作为民法典的最后一编(第9编)加以规定。2010年10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选择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民法典可以该法为基础将其作为独立一编。
第七，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在民法典之外规定。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因其内容非常庞杂、非常复杂，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频繁进行修改，应当将其在民法典之外作为特别法单独规定。不过，我国民法典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概括性、原则性的确认和界定，确认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客体。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尽管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是私法上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民法典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应当对这一重要的权利类型予以确认和界定。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如果知识产权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中缺乏规定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宜分散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民法典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早在清末变法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对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宗旨概括为四项，即“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和“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25]这对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仍有启发，即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本着这一宗旨，笔者认为，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应值得重视。
(一)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是单设的一章(第五章)，这种经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应当保留这种立法技术。但是，民事权利本身是个发展的体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列举性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例如，其中未规定物权概念，也未构建物权体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民事权利，如环境权、公开权、成员权等权利，它们是否应规定在民法总则中，需要认真探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怀?蚪淌诰吞岢錾缭比ㄓΩ枚懒ⅲ?唤鲆蛭??痉ㄖ械墓扇?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同时，他认为，有一些不具独立性质的权利(如选择权、解除权)、有一些期待权(如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虽然从实质上看，与一些独立的、实定的权利不同，仍应将之归入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也应当得到继续的贯彻和实现。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利益，例如，胎儿的权益、网络虚拟财产权、商业秘密、死者人格利益、特许权等等也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第二，完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以所有制为出发点，如将企业法人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并受制于现实而采用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法人分类。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规定法人的概念、性质、条件、类别、能力、设立、法定代表人、机关、终止、责任等制度。
第三，完善合伙制度。《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个人合伙和法人合伙，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承认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类主体，也没有规定主体的一般规则和条件。笔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承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其和一般的合同式的合伙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合伙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但它能设立账户、订立合同，并有独立财产，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尤其是有限合伙的发展，使其已经具有了一些公司的特点，独立主体的资格性很强，因此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看到，《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民法通则借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律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且把意思表示从中舍去。这一概念显然不够严谨，因为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行为，如意思表示包含了欺诈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同于意思表示在于其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法律行为没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行为也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欺诈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者愿意接受欺诈后果的，也可以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
第五，完善制度。《民法通则》关于制度，只规定了直接，未规定间接。但是，《合同法》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在第402～403条中规定了间接，并在其总则第49条规定了表见，不过，不限于合同领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行为，故间接、表见均应纳入民法典总则之中，但一旦它们纳入总则，就需要重新构建制度，因为现有的制度是基于直接而形成的，如何理顺它们与间接制度的关系，就需要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度应当规定直接，间接应当作为直接的特别形式加以规定。
第六，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为《侵权责任法》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第七，完善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学理和实务上普遍认为时间太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且特殊时效的列举过少，更多地分散在各个单行法中，不利于法官裁判，查找极其不便，有必要集中起来在民法典总则中加以系统规定。
(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尽管《民法通则》对于宣示和确立我国人格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立法时理论研究不够、审判经验不足等影响和人格权不断发展这一特点的制约，《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一些具体规则也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人格权制度。例如，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急需加以救济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格利益设置兜底条款，使得任何类型的人格利益在受到损害时，都能够找到救济的依据。但一般人格权主要还是对新的人格利益的开放式的规定，应当适用利益保护的规则。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比如，强迫某人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就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以下三种权利:
第一，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28]。简单地说，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为此，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虽然我国有关的单行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隐私，但因为民事基本法没有确认此种权利，所以，极大地影响了此种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人格权法中要重点确认如下几项隐私的内容: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man’shouseishis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29]。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第二，个人信息资料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国外在用词上欧美之间有些分歧，例如美国人用侵犯隐私形容在网络中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适用信息保护[30]。个人信息资料权有独立的权利内涵，可以成为一项人格权。一方面，通常个人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其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关。[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32]当然，作为一种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方式与传统人格权也有所区别。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第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下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网络上，个人家庭住址的保护就特别重要。又如，在网络上披露某女明星的年龄，就导致该明星的演艺生涯受到影响[33]。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第二，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有特殊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规则会有所变化，即便是公众人物，其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也应当受到保护，如其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不得随意被公开。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对某个自然人和企业的评价有所不实，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就可能对其生活或者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多次出现利用网络诽谤和侵害其他企业信用的情形，例如造谣说某公司的产品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这种言论一旦在网上传播开来，甚至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给受害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总之，我们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第四，在人格权法中，需要完善人格权行使的规则。需要解决权利行使冲突的规则，尤其是要明确人身权益的优先地位。还有必要规定一些与人格的内容和行使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生命健康权涉及医院是否应当对病人负有及时救治的义务，对生命权的保护涉及克隆、安乐死的政策问题，对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也涉及对于基因的采集和转基因应用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权法应当重点规范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对于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是否应当作必要的限制、如何进行限制等都作出规定。
(三)债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为了增强法典的体系性，完善法典的内容，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还是应当制定债法总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也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中，应重点完善以下问题:
第一，各种债的共性规则。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债法总则加以完善，以免合同法和侵权法需要分别作出类似的重复性规定。通过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实现民法典条文的简约化，因为债权总则可以规定债法的共通性规则，这就可以减少规定“准用”、“适用”之类的条文，从而减少条文的数量。甚至债法总则可以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34]。
第二，完善具体的债的类型。传统上将债列为四种类型，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我认为，一方面，对这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无因管理在实践中运用的很少，此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但是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常常可以借助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公平责任等制度来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无因管理的案件较少。有鉴于此，将来在债法总则中，只需要对无因管理做简略的规定即可。另一方面需要规定一些特殊类型的债。我认为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特殊形式的债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但严格地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之债。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所以其与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当纳入合同之中，而应当单独规定。二是单方行为。单方行为也可以产生债。例如，悬赏广告就是因单方行为而产生的债，有必要在债法中作出规定。三是税收之债。此种债务本来是一种公法上的债，但公法上只是确立了行政权的行使和公民的纳税义务，突出了其强制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欠税以后不完全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方式，也有通过民事方法来征收税款的做法。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更何况，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上作为优先受偿的债权而受偿。在债法中，明确税收之债的相关内容，有助于税务机关以民事方法来实现税款的征收。
第三，债法总则与传统上属于商法内容的特别法的衔接。债权制度的确立，沟通了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依存关系，并为这些民事特别法确立了适用的一般准则。许多商事制度实际上都是债法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破产制度坚持债权平等主义，保护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保险合同是具体的债的单元，保险中的投保与承保、保险的理赔与追索、海损的理算与补偿等，都要适用民法债的规定。而从债的发生基础来看，商事活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债的类型，例如，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的关系，无法归结到合同关系，票据的背书转让不能等同于合同的移转。为了寻找到一般的规定，有必要通过债的一般规定满足商事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定基础。[35]为此需要在债法中就商法规则如何与其进行衔接设立必要的规则。
(四)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修改
《婚姻法》方面，有许多制度应当详细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对子女的探望权问题虽然有所规定，但非常简略，实践中就探望权的问题经常发生争议。再如，关于未婚同居涉及的财产等问题，同居者的相互权利义务的规范，因为同居期间双方可能生育子女，由此引起对子女的抚养、监护等职责如何确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究竟享有何种权利，现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对子女的权利究竟如何确定和行使?例如探望权的主体、行使方式、探望权被侵害时的救济，颇值得研究。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此种观点也不无道理。此外，对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继承法方面，我们对遗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对于遗嘱自由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如增加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此外，对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实践中一些继承人通过隐匿财产、混同财产等方式逃避债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不仅能够有效实现中国大陆民事法律的体系化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将代表着大陆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充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达到的更高的层次。通过民法法典化的方式实现民法的体系化，不仅符合我国的成文法典化法律传统，是中国大陆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37]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中国大陆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karstenschmidt，diezukunftderkodificationsidee:rechtsrechung，wissenschaftundgestzgebungvordenge-setzswerkendesgeltendenrechts，1985，s．39．
[2]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上海:《法学》，2006年第5期。
[3]lobinger，codification，in2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606，at609－10(1930，reissued1937)．
[4]valérielasserre－kiesow，《l’espritscien-tifiqueducodecivil》，indroits，n°45，2005，puf，pp．58－59．
[5][1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71、279页。
[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李开国:《法典化:我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reinhard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andpres-entsignificanceofanidea，3eur．rev．privatel．95，98(1995)．at103．
[9]谢哲胜:《民法法典化的几种选择》，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1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1]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2]christianwolff，institutionesjurisnaturaeetgentium，p．62．
[1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0日。
[15]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北京:《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6]麻昌华、覃有土:《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海:《法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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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29]rehm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gebhardrehm，justjudicialactibism?pri-vacyandinformationalself－determinationinu．s．andgermanconstitutionallaw，32u．west．l．a．l．rev．pp．275，27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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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隐私权篇4
关键词：“人肉搜索”；规制
一、提高网络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
由于很多网络隐私的泄露都是不法分子侵害计算机系统所造成的，因此网络用户有必要加强自律和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首先，计算机中存储重要资料时要尽量将重要资料和网络切断连接，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黑客”入侵所造成的信息危害。其次，在计算机系统中安装防火墙并使用加密技术。防火墙是用户系统的安全屏障，是确保网络安全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可以对网络通信进行扫描，这样就能够过滤掉攻击系统的命令。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需要的保护选项，禁止计算机对特殊网站的访问。另外，在网吧等公共计算机上网时尽量避免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密码，即使必须用到这些信息，在离开时也要清空相关的历史记录。
然而，计算机系统遭遇侵害并不是网络用户个人信息泄漏的唯一途径，在笔者看来，更多情况下，有些个人信息是网络用户自己主动上网的。以被大学生群体广泛使用的人人网为例，为了与朋友联系的方便，一般情况下加入人人网的每个成员都先实名注册①，注册成功以后用户就可以使用人人网提供的功能，在页面上传自己的照片、日志等资料。为了增加点击率，很多用户不断地更新自己的页面内容以引起朋友的注意。但是，有些网民在注册时并没有意识到所填写各项信息的隐私权限设置，如果用户忽略了相关设置，那么只要在人人网主页的搜索引擎上输入该用户的名字，其个人页面就完全可以展现在搜索者面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个人信息泄露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归责于网站经营者没有在显著位置提示用户注意信息设置权限，但更大程度上恐怕是用户自身的疏忽大意所致。所以，网络用户在登陆需要填写个人信息的网站时，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如果没有相关的隐私设置，不要轻易提供自己的私人信息。
二、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网络经营者责任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信息的大量流动已成必然趋势，不论是企业、个人还是个人信息都会以电子化资料方式上传于网络，因此，在这一虚拟的社会中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常常有受到侵害的风险，为了保护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网络经营者应当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这里做个小结，网站经营者主要应该履行以下义务：首先，网络经营者应该隐私政策声明，在主页的醒目位置提示网络用户小心保护自己的资料，提醒其不要轻易在网上泄漏个人隐私，以免被别人通过一定的手段搜集到，也就是说，在用户登录网站时网站经营者必须尽到其说明和提示义务；其次，网站必须在事先确定的目的范围内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资料，网站要求用户填写各类个人资料表时，“应同时附加一个‘保密条款’，约定该信息的适用范围以及违约责任”②，没有用户的同意网站不能将用户信息资料用于其它目的；再次，网站应该对网站内容进行有效地监管，如果发现有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内容应当及时删除。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种监督不能过大地增加网络的经营成本，否则也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第四，网站经营者要不断更新技术，保障网民信息安全。在众多的网络信息泄露事件中，并非完全是因为“黑客”的作案技术“高明”，而是由于有些网站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所致。为了更好地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网站经营者应该加强自律，将侵害用户个人信息的潜在因素进行逐一排除。最后，一些网站的“免责声明”无法完全免责。以天涯社区的问答服务条款为例，天涯网站在问答服务条款中写到：“作为服务的一部分或在对服务的使用中您所访问的所有信息均由内容始发者承担全部责任，天涯保留预筛选、审核、标记、过滤、修改或删除来自任何服务的任何或所有内容的权利，但对此并不负有义务…”③在这里虽然天涯网站做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免责规定，但是在发生网络侵权时，一旦涉及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此条款仍不能作为其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
三、完善立法，制定适合国情的隐私权保护体系
立法虽然不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最好方法，但一定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基础。信息时代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根本任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一般的权利属性，其地位是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宪法应当对人的隐私权加以确认，将隐私权提高到宪法的层次，提高到受宪法保护的一个自由权利。从世界各国立法体系来看，权利若要得到有效保护，首先需要在宪法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部门法对宪法精神的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言论自由权已经被宪法规定为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只有把隐私权利先宪法化之后，才能寻求二者的的平衡，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二）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隐私权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5
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和重视起步较晚，并没有针对个人隐私保护的专门法律，并且在其它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也十分单薄。加之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较之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在网络立法方面不够完善，因此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更是少之又少，还没有关于网络隐私的比较成形的法律，对于网络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更是鲜有涉及。
首先，在我国，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并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对公民隐私权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所作的司法解释之中。
其次，在一些民事特别法中也涉及到隐私保护的内容。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等等。
但目前为止，对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按照该条文的解释，侵害他人隐私权的，造成他人名誉权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这是对隐私权采用间接保护方法的重要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亦明确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方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2001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将隐私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利益加以保护，但并未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虽不失为立法的进步，然而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以上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主要内容，是我国目前处理隐私权益纠纷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但这些规定都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对待，或者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局限性，或者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或者仅是针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而言，加之内容都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和详细，缺乏可操作性，这一切都说明我国隐私权保护处于较低的标准，有关法律基础与环境相当薄弱，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此外，关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则主要出现在一些部门规章之中。如国务院于1997年12月7日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公安部于同年12月30日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信息产业部2000年11月7日公布施行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违反此规定者，由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2000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虽然这些规定还很不全面、具体，可操作性也不强，对大量的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也暂时无法予以制裁，但已经是我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在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上，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还根本不能适应信息社会保护隐私权的需要，也无法应对网络对个人隐私权的侵权挑战。从实践来看，尽管有极少量的法规涉及到网络隐私权，但由于司法解释没有细化，更没有上升到基本法律这一高位阶的法律层次来加以确认，这些都为司法实践带来不便。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隐私权问题在现代社将会变得越来越尖锐。立法上的严重滞后，必将影响到我国的互联网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如再不加以建立、完善，将会导致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基于此，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尽快加强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工作，抓紧制定相关规范，加强个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二、完善我国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对策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法律保护仍是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手段。因此，通过立法将网络隐私权确立为一项实在的权利，并逐步构建一整套完善的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已成为我国一项紧迫的立法任务。
（一）民法典中隐私权已经具有独立人格权的法律地位
即改间接保护方式为直接保护方式。在民法典中确立隐私权为独立人格权，并兼顾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的要求，对隐私权的内容做出原则性的规定，明确规定隐私权的内涵、外延及侵权的责任形式，通过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使隐私权的保护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喜的是，已经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就增加了隐私权并单列为一章。如草案第7章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第26条规定：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在未来民法典中明确规定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不仅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有利于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从而使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只有首先在立法上承认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才能进一步谈如何去保护网络隐私权的问题。
（二）制定专门的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
当然，仅有隐私权保护的一般性规定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制定专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对此，有学者建议制定旨在保护个人网络隐私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或《电脑个人数据保护法》[1]。
不管该法的具体名称如何，都应该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内容、侵害网络隐私权行为的种类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具体而言，首先应明确网络隐私权的权利范围，在法律中将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具体规定出来。同时还要把网络隐私权同容易与其发生冲突的相关权利区分开来。其次，应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的行使方式。最后，还应对网络隐私权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予以规定，在立法上予以细化，明确责任界限、责任方式和救济程序等。
（三）及时修改、完善其它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前所述，我国的其它法律法规里也有许多与隐私权有关的权利的具体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对于这些规定，我们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其中不适时的规定加以修正，使之与一般性规定和专门法律规定相配套，从而符合实际需要，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
（四）完善立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构建我国完善的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注意立法的可操作性问题及国际化问题。一方面应尽量避免网络法规与网络实际相脱节，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以便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网络法规，既便于网络隐私权相对人遵守，又利于司法、执法人员的理解与执行；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国际间的协调。因为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地域限制，所以保护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不仅要让我国法律给国内用户及国外用户以完善的隐私权保护，而且我国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也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法律保护，这是我们在网络隐私权立法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当然，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即使完成立法，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也并不当然完全有效。我们必须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从法律、技术、行业自律等各方面着手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既要有利于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又要避免对互联网产业产生阻碍。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网络隐私权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呈现出与以往的隐私权不同的特点其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针对网络条件下的权利维护，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介入手段，综合、全面、有效的控制网络侵权行为是新兴的研究课题，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注释：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6
一、大数据和网络隐私权涵义辨析
(一)大数据的内涵
正如诸多新兴事物一样，大数据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在维基百科中，大数据是这样被定义的“大数据，或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定义中采用了“无法通过人工”这样的否定句式，而“合理时间”亦是一个模糊的范围。iDC(internationalDataCorporation)则如此定义“大数据一般会涉及2种或2种以上数据形式。它要收集超过100tB的数据，并且是高速、实时数据流;或者是从小数据开始，但数据每年会增长60%以上。”这个定义虽然给出了明确的量化标准，但是只强调了大数据数量大、增长快的特征，并没有把握住其实质内涵。实际上，大数据所蕴含的是一种数据处理理念，即放弃样本分析而采用所有数据的方法。
(二)网络隐私权的定义
在诸多论著中，都将网络隐私权当做一般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来对待。而实际上，基于现代网络海量数据的特性，网络隐私权已经超出一般隐私权的范畴，正如198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诉司法部一案中9名大法官指出的一样，“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几乎每一则信息都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公开过。但是，就个人隐私而言，不同时期零散地公开和一次性完整地公开，即使内容相同，也有本质的区别。”
网络隐私权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信息使用权。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按自己的意志使用的权利。
信息控制权。权利人有权决定是否允许他人访问或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
知情权。权利人应当有权知道服务提供者掌握的个人信息以及信息的分享范围。
安全请求权。权利人应当有权请求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未被授权的访问。
二、大数据环境下网络隐私侵权的状况
(一)个人信息收集对网络隐私权的侵害
个人信息收集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的收集。作为权利人的个人信息，一旦被以数字化的形式加以储存，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事实上就会被削弱，难以对其加以保护。正如“棱镜门”中的美国政府一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立法等合法手段对个人信息加以收集监视。享有个人信息所有权的权利人根本无法阻止商业组织为获取丰厚利润而收集利用自己已经被的个人信息。
(二)个人信息分析对网络隐私权的侵害
个人信息的价值不仅源自于其基本用途，更源自对其分析而产生的二次利用。在网络使用者进行交易或接受服务过程中所得到的个人信息只能用于交易或服务本身的目的，未经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但是目前，信息获取者在得到这些数据之后，通常还要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建立各种数据库以作它用。然而将一个人的零散信息加以整合重组得到一份个人档案，再根据这份档案对其作出评价或决定却或许会有失偏颇。
(三)个人信息传播对网络隐私权的损害
网络使用者通常有这样的经历，在进行网上购物、购票活动之后，浏览器网页经常会弹出与所购物品以及旅行目的地相关酒店等的广告。有的网页具有一种cookies的功能，能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了解使用浏览器的个人的相关资料，而网络使用者却无法拒绝;人们在网络世界中购物、加入某些团体、发表自己的看法通常必须填写个人基本情况。通过这两种途径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可以搜集到用户的个人信息，并进而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情况甚至隐私。
(四)个人信息存储对网络隐私权的侵害
个人信息数据化并被储存起来给网络黑客攻击存储设备、盗取个人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网上通过解密越权搜集他人数据库中的信息资料或者非法收集、储存、传播、利用他人的个人数据是可能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显著扩大了对私人秘密的损害和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三、网络隐私侵权的刑法规制现状
(一)美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刑法规制
1962年的《模范刑法典》公布后，为众多州所采纳，其中的隐私条款理应加以关注，同时，还有诸多单行法中包含有隐私权保护条款。
(1)《模范刑法典》第250.12条侵犯隐私的规定。(2)《隐私权法》(1974)第552条(a)的规定。(3)《公平信用报告法》(1970)第1681条(b)的规定。(4)《惩治计算机与滥用法》(1984)第1030条(a)，(4)和(5)的规定。
(二)澳门特区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刑法规制
《澳门刑法典》是一部具有典型大陆法系风格的刑法典，反映了当代刑法研究和发展的最新成果，正如王仲兴教授所言，《澳门刑法典》“是一部值得赞赏的刑法典，对其无论怎么赞誉，怎么褒扬，都不过分”。
《澳门刑法典》在第一编的侵害人身罪的部分专门设计了侵犯受保护之私人生活罪的章节，并把绝大部分侵犯隐私权的犯罪行为纳入其中，如侵入私人生活罪(第186条)、以信息方法侵入罪(第187条)、侵犯函件或电讯罪(第188条)、违反保密罪(第189条)、不当利用秘密罪(第190条)以及不法之录制品及照片罪。
(三)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不足
我国针对网络隐私权的刑法条款集中在刑法典、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规定以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当中，如刑法中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第177条)，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2条)，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第253条和第253条之一)，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第285条)以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等。
1.对网络隐私权重视不足，体系零散。尽管现行刑法中存在若干涉及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但是这些条文不仅散落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章节中，而且在文字表述上过于宣示性，甚至所有的保护规范中从未出现过“隐私”字样。
2.适用范围狭窄。如刑法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的规定中，犯罪对象仅仅包括通常的纸张文书信件，而把如今已很常见的QQ、电子邮件等排除在外，立法的滞后、适用范围的狭窄可见一斑。
3.立法模式不合理。隐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其私密性，一旦被披露或公开就不称其为隐私，必然会给权利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因此域外的立法多采用抽象危险犯的模式。而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模式当中，受传统的法益侵害理论所支配，多采用情节犯和结果犯的模式，对事先预防的要求显得力不从心。
4.起诉模式不合理。我国刑事立法多采用公诉模式处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起诉权掌握在检察院手中，而不顾及被害人感情提起诉讼可能造成被害人的二次受害。
5.刑罚方式单一化。在域外的立法例中，涉及隐私犯罪的刑罚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多为自由刑、罚金刑、保安处分等，特别是罚金刑，甚至成为隐私犯罪的唯一惩罚措施。而我国刑法中大多采用自由刑作为惩罚措施，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提升遏制隐私犯罪的效果。
四、现有刑事策略的无效化分析
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社会，其运行的基础是不同于现实社会的。在传统的现实社会中，人作为物质性的存在从事社会活动。但在网络社会中，人的物质性则并不处于突出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数字化信息。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完全依赖于全赖上述资料对网上个体的区分和特定化，因此保护个人信息的网络隐私权则应该在网络社会中居于基础性权利的地位。反观现有的刑法体系，明显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回应构建起来的，因此前文所述的我国刑法对网络隐私权重视不足，体系零散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建议
(一)将严重侵犯网络隐私行为犯罪化
同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体系的明显缺陷便是适用范围狭窄。而将各种严重的、轻微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制，由法院依法适用制裁程度不同的刑罚，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社会成熟的体现。在这个体系当中，应当包括以下行为：
1.盗取他人隐私的行为。现行《刑法》第253条之一对本行为有所提及，但该条文只针对特定范围，而对于盗取他人网银账号密码、私人博客注册信息等却没有涉及。因此，应当将所有的盗取他人隐私的行为纳入进来。
2.非法交易他人隐私的行为。现行《刑法》第253条之一对本行为亦有所提及，但同样并未包括所有非法交易他人隐私的行为。
3.非法持有他人隐私的行为。大数据时代里，个人隐私同样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对于合法采集他人隐私并实现其初始目的后，依然持有的行为，实际上与侵占无异。
(二)适度采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
设计抽象危险犯，并不是在危险还小时提前防备的意思，而是因为行为已经显现某种非堵不可的典型危险。无数案例表明，在大数据时代针对个人网络隐私的侵犯无处不在。适度采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延展刑法的保护范围，是应对信息化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广泛采用自诉模式
由于个人隐私的私密性特征，采用公诉模式有可能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因此自诉应当是启动此类案件的主要模式。但对于侵害人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情形，也可采公诉辅助的模式。
(四)刑罚措施多元化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7
论文摘要：隐私权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社会和各国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基本权利。通过比较民法中的隐私权和宪法中的隐私权，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一、隐私权的概念和出现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的概念比较。首先从私法的角度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生活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然后从公法，即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对于私人信息自我控制、不被非法利用，私人事务自主支配、不受侵扰和私人活动自主决定、私人秘密不被侵犯的自由权。可以看出，民法中的隐私权更多的是人格尊严方面的保护，而宪法多是从自治性、自由权方面的保护。
第二，隐私权出现的顺序比较。从源头上看，隐私权是以寻求侵权法保护的面目出现的，这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的根源。在我国，学者们至今还在民法人格权保护的视角下研究和界定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这是和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开端和努力分不开的。但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却从民法保护走上了宪法保护的道路。1890年，美国波士顿市社会名流华伦夫人不满报纸对她所开的舞会的报道，由其丈夫——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撒莫尔·华伦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白兰·德斯教授——发起主张“不受别人干涉”的权利，并在《哈佛法学评论》上著文阐述隐私权，揭示了隐私权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华伦教授和德斯教授所强调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传统的。他们的文章努力把大陆法系特征的基于尊严的隐私权保护引入美国法律。可以说，他们的隐私权保护是从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对荣誉和尊严这样一种精神性权利的侵权保护借用过来的，美国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的雏形在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中可以找到。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大陆法系具备了隐私权法保护的雏形，却没有明确提出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由于美国人对自由理念的尊崇，政府始终被看成是个人权利的最大的威胁主体，所以美国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针对政府权力行使的宪法保护上。二战后，德国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是借助于基本法一般人格权保护完成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之后，人们加深了对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认识。当代国家权力扩张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对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强烈需求，人们对于隐私权基本人权的认识更加清晰。虽然侵权法保护隐私权依然是重要的，它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保护尊严利益，但是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更为重要，并且还可以从基本法的高度完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如今世界许多国家都从宪法高度保护个人隐私权。
二、隐私权保护理念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与公法相比，民法对人的价值实现有着更直接、更普遍的作用。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人这一主体为出发点，并且又以人为其归依。没有私法，自由、平等、权利、人权这些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将会由于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成为无力的说教。在现代人的观念日益受到物化威胁的市场背景下，强调民法理念的人文精神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人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趋向。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主要是人格平等和意思自治理念。所谓“人格平等”，指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现代社会，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尊重是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权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国法律先进与否之标志。人格制度保护个人的隐私领域不受他人不法侵入。由于侵入他人隐私领域的技术手段日益增多，因此保护个人隐私具有特别的紧迫性。“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形成与其他民事主体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受国家、社会团体和其他个人的非法干预。隐私权主体可以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第二，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人格尊严和人格自治是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人格尊严”，又称人性尊严、人的尊严，简单的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它体现的是对个体人的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的尊重，是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的价值取向。人格尊严是生而为人就应该具有的绝对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价值地位。以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终极价值基础是德国基本法在写入人格尊严内容后具体实践的结果。这种人格尊严作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人权法价值基础，它支持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也包括个人私生活秘密不受窥探；它所对应的侵权对象是绝对的，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公权力。关于“个人自治”，按照近代以来重视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国家权力行使应该为个人留下不受干涉的自由的领地，即个人自治的领地，所以消极自由与个人自治是从国家和个人两个角度表达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应该承认多元的私人生活方式，采取宽容的态度。政府只在个人自治的选择和决定伤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时，才可以通过权力对个人私生活进行干预。而即使是需要政府介入的私人领域，其前提也应该是个人可以控制意义上的，这正好是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直接人权法价值——个人自治所要求。
三、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保护的民事立法现状。许多国家对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一旦遭到侵害，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诉因诉至法院；一种是间接保护，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认为它附属于其他权利，必须附着于其他侵权诉讼才能使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得以追究。我国还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确立为自己的保护对象，而只是简单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法对隐私权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o条提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权，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可见，对于公开他人隐私，造成他人名誉损害的行为，同样适用《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名誉权受民法保护的规定。
第二，宪法中隐私权立法现状。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定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无庸质疑，规定不得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通讯秘密不被侵害，不得以宣扬他人隐私方式损害公民人格尊严等，是保护公民隐私不被人知晓或公开的重要方面。但我国个人隐私权不仅在法律上没有确立保护地位，而且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也严重缺位。我国传统上并无隐私权观念，只有隐私案件，对隐私的理解仅局限在伦理道德层面。我国没有能发展出积极的追求私人生活的观念是因为在我国没有完善的重视个体价值的私法文化的发展。
四、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方式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的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首先，没有准确界定隐私权和荣誉权。这反映出一种缺陷，即对隐私权的保护过窄，使许多应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事实被排斥在外。其次，民法对隐私权意义上的隐私权的保护也是不完整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这一解释说明，隐私权的构成要件是：(1)必须是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2)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在认定上作这样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将会产生许多漏洞，使那些非法获取隐私的行为人，以未泄露、公开隐私或未造成社会不良后果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再次，我国目前关于隐私权规定的内容散见于各种法律之中，还没有专门的隐私权立法。
针对民法中隐私权保护存在的缺陷，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隐私的保护。首先，建议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人身权篇中，赋予公民享有独立的隐私权，并将其列为与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等公民传统的人格权并行的权利，使其真正成为公民人格权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同时，从间接保护方式转变为直接保护方式，一方面便于当事人在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以此直接向法院提出保护自己隐私权的诉讼；另～方面，还可使公民依据隐私权来对抗他人依法享有的、以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为代价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其次，在《侵权法》中，直接规定隐私权及其权能，并明确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就可以隐私权受到侵害为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同时，公民对隐私权的内容、范围、保护方式等都会有清楚的认识，便于公民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从而实现对人格权更全面的保护。再次，借鉴外国的经验，制定《隐私权法》。最后，在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规定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与侵犯隐私权的界限，规定只要违背本人意愿将其与社会生活无关的私生活擅自公开就构成侵犯隐私权。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8
民法典绘就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画卷，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更高境界。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0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优秀范文汇总，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2020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优秀范文1既然民事法律制度已较为完善，为什么还要把与民事相关的法律编纂成一部法典?原来，民事法律调整的主体多、涵盖领域广、关系复杂，相应的法律条文数量也很庞大，其中还有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地方。因此，编纂民法典就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经过系统编纂，民法典将发挥“1+1>2”的效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社会关系在不断调整，调节社会关系的民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今天中国的民法典可以说是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时代民法典的代表。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不仅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同时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如何应对烦不胜烦的骚扰电话?遇到摄像头偷拍该怎么处理?ai换脸、伪造他人声音算不算侵权?这些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能在这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由此而言，这部权威、严谨的民法典，又何尝不是一部信息时代的“生活指南”?
法律的生长、完善，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民法典中新设置的“离婚冷静期”，引发不少关注和讨论，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文化观念。此外，民法典还专门引入“优良家风”的表述，同时在商事交易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中更加凸显了维护家庭和睦的价值取向。类似规定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仅体现着“中国特色”，对于世界民事领域的立法也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和经验。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也需要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尊重法律、敬畏规则。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就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法治中国建设必能再上新台阶。
2020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优秀范文2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齐头并进，让生活更美好。脱贫攻坚是我们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最后一战，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人们常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拼搏之气，也是顺畅之气。有时候，在拼搏中虽然有了成果，但可能仍感觉“不开心”。因为除了有成果的收获，更在乎被周围环境所“尊重”。比如工作了一天回到屋里，忽然接到房东电话让明天搬走，一看租期还有半年才到期，那心里的憋屈怎么办?看到小区电梯里打的五花八门的广告，回想到这笔收益去哪里了?越想越生气。好不容易刚处了个对象，在路上散步，突然一条狗扑了上来，狗主人却没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是挥拳相向还是保持绅士风度?让人着实为难。十几岁的孩子偷偷拿着父母的积蓄在网上打了“赏”，父母该怎么办?不用怕，在《民法典》里都能找到答案。有时候，苦一点累一点倒不怕，怕的是被人、被周遭所“忽视”。虽然要想有“存在感”，就要不断去拼搏，但大环境的塑造也很重要。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让群众在关注小康社会“物”的同时，更有“神”，更有“感”，就如同“骨骼”和“血肉”，“有力”而“优美”。
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藏“富”于民，“富”中更“安”，奋斗起来更带劲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要把这两“富”深深地藏于人民的生活之中，让这“富”与时代同进。“此心安处是吾乡”，有“乡”的地方就有“家”。有“家”的地方，就要守护好。有法可依，并不断完善，就是的“守护”。当我们走在全面小康的大道上，再“手握”《民法典》，无论在哪里，心底都会有着落。“底盘”更稳才敢开得更快。《民法典》无论是大到物权、合同，还是小到家庭矛盾、邻里纷争，都能在其中找到依据和答案，可以说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权益无时无刻、无所不在。情况明了，底气足了，就如解“后顾之忧”。俗话说，心稳了，手就稳了，在接续奋斗的路上就会更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喷薄出那为事业热火朝天的干劲儿。“底盘”更稳才能开得更快。民心安，则天下和。“和”就是心齐，心齐则事成。《民法典》就如一块千锤百炼，无比坚固的“磐石”，铺就在“复兴号”列车带领人民驶向更加幸福的道路上，即使在未来可能还要面对更多更大的风浪，但只要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万众一心的这块“基石”在，就能让列车稳稳地全速前进。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要不忘学习《民法典》。让《民法典》的为民思想和情怀，更加激励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让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成为《民法典》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2020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优秀范文3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第一部以“民”命名的法典。很显然，民法典姓“民”，集中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诉求，保障的是人民的切身利益，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也必将开启人民权利保护的新时代。
保障人民需求和权益是民法典的立法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民法典特点就是体现了“人民性”，涵盖了人们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婚姻家庭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众多条款都凸显了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化保障。民有所呼，法有所应。民法典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同，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民生关键问题给与多角度、全方位的回应，必将成为保障人民需求和权益的重要法治保证和有效的法律利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法典的立法原则。民法典对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了系统性整合、修改和完善，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囊括了全部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保护公民诸项民事权利，字里行间呼应着社会现实。可以说，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各阶段的权利，都可以在这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而且围绕着“人”做出了周全的利益保障。
坚持开门立法、广纳民意是民法典的运作形式。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据悉，这部民法典(草案)各编10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10次并收到102万条意见，这些数据的背后恰恰是民法典集民智、映民意、应关切的充分证明。不难看出，通过广开言路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公民和机构参与立法，充分考量和吸纳民意，实现公共利益化，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而群众意见的接受和采纳，更是与民心民意达成共识的证明，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立法精神。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也需要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我们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真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我们相信，在依法治国的路上，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就一定能发挥效用。
2020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优秀范文4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于5月28日胜利闭幕，在会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成为近期百姓最热议的话题之一。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法”到“典”，一字之差，意义重大，一字之变，跃升的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象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民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都作了回应，为规范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这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付出，达到国家治理强制约束与规范自律相结合的目标。
称民法典为一部“小宪法”也不为过。民法典共7编、1260条、逾10万字，背后是几代人的心血与期盼，是新中国几十年法律实践经验和法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弥足珍贵。法条渗透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各个角落，涉及公民权利各个方面。人格权包含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关系到每个人的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我通过学习特别关注到，民法典人格权对“隐私”进行定义，隐私权是人格尊严的核心，是一个人社会人格的关键。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这不只是在文字上完善了隐私的定义，实际上进一步丰富充实了隐私权的内涵和适用保护范围。这意味着，“侵犯隐私”不仅局限于此前人们熟知的各种非法获取、泄露个人“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的行为，其他任何可能滋扰、破坏“私人生活安宁”或构成严重“扰民”的社会现象，如各种频发的骚扰电话、短信、强制弹窗广告以及噪声、烟尘等各种环境污染等，也被认定为“侵犯隐私”。总之，民法典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为保障个人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权利，新型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法典是人们用来实现权利，维护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一国世俗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筑牢根基，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作为一名纪检系统的退休干部、老党员，我要以身作则，集中精力把“两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同时要发挥好老干部的影响力，加大对民法典的宣传力度，确保民法典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国家情怀今犹在，繁花似锦向未来!要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奔小康、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守正善为，砥砺奋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成为新时代合格的优秀的中国老人，真正做到“人老赤子之心不老，人老革命志气不老，人老奉献精神不老”!
2020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优秀范文5千呼万唤，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终于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高票表决通过。民法，是调整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法律，因此，《民法典》也被大家称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人民权利的宝典，每个公民的生活和工作，每个企业的设立和运营，都离不开它。这次《民法典》的出台，可以说亮点多多，从第一编的总则编，到第七遍的侵权责任编，都有不少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变化。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民法典普及力度。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实施好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加强立法工作、推动民法典完善发展。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探索，还需要不断配套、补充、细化。有关国家机关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推动民法典发展更上一层楼。
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民法典落地生根。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维护民法典权威的有效手段。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加强普法宣传、加快民法典深入民心。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古有商鞅变法，今有民法典颁布。从古至今，法律一直走在时尚尖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不断涌现，法律在一直不断适应新潮流。我们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一传十，十传百，真正让百科全书式的民法典在世间流传，造福于人民。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9
关键词：网络隐私权行业自律立法规制民法典
在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网络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网络交易过程中通过互联网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利用、传输、公开和出售也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了互联网的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最大困扰之一。诸如政府的电子侦察侵犯公民隐私权,需要对现有司法审查制度进行考察;“网络神探”引发侵犯隐私权的问题;网上公布病历的隐私问题;网上人才介绍,网上婚姻介绍所掌握的个人资料如何保护等等。鉴于此,如何既恰当地保护隐私权,又不妨碍网络的正常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制定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重点和难点。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在理论上对隐私权进行研究,在立法、司法上对隐私权进行保护,而且这一趋势呈现出不断加强的势头。在我国,学者们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立法不够完备。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作进一步的研究,显然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对将来的实务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1.网络隐私权之界定
隐私这个词源于英文privacy,其原意为“隐退、静居、独处而不受干扰”。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和公开等。而隐私权就是关于隐私的权利,这一权利延伸到网络及网络环境中,便产生了网络隐私权。而网络隐私权中的主要内容与网上个人资料有关。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规定,所谓个人资料,即指姓名、年龄、通讯地址、血型、种族等,还应包括个人的背景资料如个人文化程度、爱好、职业等。这一界定被大多数学者和网站普遍采用。一般情况下,这些个人资料收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识别,所以又称为个人识别资料。
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学界对此是各有各的说法。我们认为,网络隐私权是指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利用或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根据这个定义,网络隐私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积极意义上,用户依法享有保持个人的生活安宁,保护个人信息秘密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即不受侵扰;二是在消极意义上,用户能够自由决定个人生活和个人信息的状况和范围,并能够对其进行利用,即个人对于其个人隐私应有主动积极控制支配的权利。具体而言,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应包括如下内容:
1.1知悉权知悉权是网络隐私权的基本权利,是指用户不仅有权知道网站收集了哪些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内容是什么,而且用户还有权知道这些信息将用于什么目的。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搜集的是用户的个人信息资料时,用户就有权知道上述事项,否则这种知情权是不完整的,当然也就无法充分、正确地行使其他的隐私权利。
1.2选择权用户的选择权主要体现在个人信息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在目前情况下,绝大多数网站所提供的服务都与用户付出的信息资料直接相连。如果用户不提供个人信息,或者不完全提供网站所需的全部个人资料,就无法获得网站的绝大部分服务,甚至拒绝访问。这样不利于用户选择权的充分实现,所以选择权的真正实现尚待时日,尚需各方的共同努力。
1.3控制权也称为支配权,是隐私权的核心。这一权利包括通过合理的途径访问个人资料,并针对错误的个人信息进行修改、补充、删除,以保证个人信息资料的准确、完整。网站向用户收集资料,其目的是要对该信息的利用。网站对个人信息资料合法、合理地利用,有利于网络环境的安定、有序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
1.4安全请求权用户有权要求网站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用户个人资料信息的安全。不论网站所收集的是何种个人信息,只要涉及到网络隐私权,就必然与信息资料的安全问题有密切关系。不论是人为的信息泄露或被窃取,还是技术上的缺陷,操作上的失误致使信息资料或者数据丢失,都将严重地影响个人信息资料的正常使用和用户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所以个人信息资料的安全是网络隐私权制度的基础。
2.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比较分析
目前,针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由于各国政府对产业利益和个人隐私利益的权衡取舍的不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倾向:一为行业自律模式,另一为立法规制模式。美国由于注重维护网络信息产业发展,明显倾向于主张行业自律模式;而欧盟注重对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自然主张立法规制模式。由于美国和欧盟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比较完善的,为了借鉴他们的立法成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两种模式进行介绍和比较。
2.1美国行业自律模式在对待网络以及有关产业方面,美国为了鼓励和促进网络产业的发展,一直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行业自律模式,即依靠网络服务者的自我约束和行业协会的监督来实现,制定法律和法规时力图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协调保障用户隐私权与促进网络信息业发展和保证网络秩序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美国不主张通过严格的立法,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施加过多的压力和义务,因为美国担心这样做会使整个网络和与之有关的产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对网络和与网络有关的产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如美国《公正信用报告法》(FairCreditact,简称FCRa)规定金融业作为信息使用者收集与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均不需要经信息主体授权。
美国倾向于通过网络行业自律的模式来实现对网上非法搜集个人隐私材料的控制。这种模式最具特色也是最普遍的形式,是网络隐私认证计划,该计划要求那些被许可在网站上张贴其隐私认证标志的网站必须遵守在线资料收集的行为规则,并且服从多种形式的监督管理。目前,美国国内存在多种形式的网络隐私认证标志,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tRUSte和BBBonline。该计划的目的是唤起商家和消费者对隐私的注意,并且鼓励网站张贴隐私政策申明。其它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申请加入这一计划,其前提是遵守该计划的有关规定,履行该计划中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保护个人隐私权方面所规定的义务。
2.2欧盟立法规制模式这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模式,其基本做法是由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从法律上确立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各项基本原则与各项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司法或者行政救济措施。欧盟在这方面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1995年欧盟就制定了“有关个人数据处理与自由流通隐私权保护的一般指令”,即《欧盟数据保护指令》。1996年夏天,欧盟委员会把各国专家召集到总部开会协商,提出了发展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以“制定有关法律,既要能给予公民使用公共信息的权利,又要能够保证他们的隐私权”。1998年10月,欧盟制定的《网络私人资料保护办法》开始生效。这项法规实际上是1995年的相关法规的延续,它十分严格地限定在传递和使用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欧盟主张立法规制模式,注重对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在这种模式之下,通常是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搜集用户数据和隐私的行为提出一定的限制,使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上搜集用户隐私材料的行为更规范,相对于用户来讲更透明,使网上用户的个人隐私更容易得到保护。然而,这一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欧盟采用立法规制模式无疑使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定义务,无疑增加了以网络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整个信息产业的成本,甚至会损害信息产业的利益并阻碍网络的发展。
2.3两种模式的比较及协调对美国而言,其采用行业自律模式明显有利于网络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不少的缺陷:a.对网络服务商的义务规定过于宽松,扩张了网络服务商的权利而降低了网络用户隐私权的保护程度,这就容易引发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行为问题。b.这种模式缺乏保证规定实施的机制,而且对大量的没有加入这一模式中的公司来讲,起不到任何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因为这种模式完全建立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之上,依靠网络服务提供商和与之有关的其它产业的自觉行动来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
欧盟采取立法规制模式虽然有利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阐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由于这两种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利益侧重点不同,必然导致美国与欧盟在隐私权保护上价值观的冲突。为了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促进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双方最后决定建立“安全港机制”。在经过框架谈判和具体协商之后,欧盟与美国谈判代表在布鲁塞尔宣称,双方已就如何保护网络交易中的隐私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上述协议的达成意味着欧盟与美国双方可以在不考虑欧盟隐私条令的情况下从事网络活动。该条令使得欧盟当局有权终止那些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的企业的网上数据传输。根据目前已达成的总体协议,网上交易公司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必须就相关信息的用途向用户发出通知,在该信息被用于除最初收集目的以外的其它目的时也须通知用户。
3.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相比较而言,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和重视都起步较晚,对公民隐私权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所作的司法解释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按照该条文的解释,侵害他人隐私权的,造成他人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这是一个对隐私权保护的重要的司法解释。
可见,我国目前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而是采用了间接的保护方式。隐私权与名誉权二者有密切关系,个人的隐私一旦被他人非法披露,不但会造成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且也往往会招致社会评价的降低,从而损毁受害人的名誉。但是,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区别是明显的:a.两者的权利客体不同。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而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名誉与隐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b.两者的权利主体不同。隐私权只有公民才能享有,而名誉权不仅公民享有,法人等其他民事主体也可以享有。c.两者的侵害方式不同。侵害隐私权的方式多为非法获取、传播有关他人的私生活的事实,干涉他人私生活等。而侵害名誉权的方式是无中生有,侮辱、诽谤等贬损他人的人格,从而使其名誉受到损害。d.两者的侵害结果。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肯定造成他人人格的贬损,从而降低他人的名誉;而侵害隐私权的结果,未必会造成他人的名誉的降低,甚至有些时候会提高他人的声誉。
由此可见,虽然隐私权与名誉权存在着以上不同点,而我国法律对隐私权却未做出明确规定,说明我国隐私权保护处于较低的标准,法律基础与环境是相当薄弱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4.建立我国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的构想
在世界各国纷纷承认隐私权的今天,我国立法不规定网络隐私权,这是一个严重的立法疏漏。加强立法,用法律手段保护网络隐私权不受侵犯,在立法方面应该重点着手以下工作:
4.1在未来的民法典中明确隐私权法律地位上文已经提到我国法律以间接方式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是具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应该改用直接保护方式,更有利于加大对隐私权侵害的救济程度。我国立法机关应对隐私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隐私权的内涵、外延及侵权的责任形式,这样保护隐私权才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依据。
备受关注的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就是增加规定了隐私权并单列为一章,草案第七章第二十五条至二十六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我们认为,明确规定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有利于完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保护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益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4.2制定专门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当然,仅有隐私权保护的一般性规定是不够的,还应制定专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其中,应该详细规定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具体应包括知悉权、选择权、控制权、安全请求权等;规定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尤其义务主体应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等;规定侵害网络隐私权行为的种类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规定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各种补救措施,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还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在立法过程中,应当注意增加常规法律的技术性,即与高科技的网络技术相接轨。“立法者不懂技术,技术人员又无权立法”,这就使得现行的一些网络法规与网络实际相脱节,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可言,法律也就很难见到实效。所以,应该加强立法者与技术人员的相互沟通,以便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网络法规。另外,需要完善其他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之与一般性规定和专门法律规定相配套,能够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因为我国的其它法律里面也有许多与隐私权有关的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与之有关的权利的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对于这些法律规定,我们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其中不适时的规定加以修正,使它们符合实际需要。
参考文献
1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民法典的隐私权篇10
一、中国隐私权保护之立法现状
(一)刑法外保护
1.宪法保护。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直接对隐私权保护作出规定，但间接体现该立场的有第37、38、39、40条等，这些条文不仅对隐私权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而且从根本法的高度表明了国家的重视程度。其中第38条被视为是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母法性条款。
2.民事法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却并没有直接以“隐私权”一词进行明确规定，这也为随后出台的一系列司法解释留足了空间。所幸，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提出了独立的隐私权保护，真正为隐私权保护制度“正名”。
3.程序法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20条，《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行政诉讼法》第45条中均不同程度的规定了具体的隐私保护措施，以有效保障公民的隐私权益。
4.其他部门法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律师法》第33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42条、《统计法》第17条等也均对公民隐私权保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二)刑法保护
隐私权在中国刑法中也同样没有以独立性权利的姿态出现过，更没有诸如“侵犯公民隐私权罪”之类的罪名，笔者赞成王立志博士关于隐私权刑法保护罪名的分类：
1.核心性的隐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245条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搜查罪，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3条第1款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等。
2.上游性的隐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283条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第284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
3.附带性的隐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第246条侮辱罪，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
二、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之不足
(一)立法体系分散
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罪名分别散见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章节中，相较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立法，在系统性与合理性上均有一定差距。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对隐私权的立法就比较集中，其刑法典第28条专门规定了妨害秘密罪，下设妨害书信秘密罪、窥视窃听窃录罪(“璩美凤条款”)、便利窥视窃听窃录罪、持有他人秘密罪等7个子罪名;在美国，对于隐私权的刑法保护除了《模范刑法典》在第250.4条、第250.12条和第221.2条的详细规定外，还分别通过单行的1974年《隐私权法》、1984年的《惩治计算机与滥用法》、1986年的《电子通讯隐私法》、2005年的《视频窥阴预防法》等规范进行了系统规定。
(二)适用范围狭窄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政府行政管理以及金融、电信、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在履行职务或经营业务时，都通过大量手段积累了丰富的公民个人信息，此举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固然增益不少，但同时也为成批量泄露个人隐私带来极大风险，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公民的私人生活。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七)》及时捕获了隐私犯罪的新气息，针对此类新型犯罪，在第7条专门对“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或单位的工作人员”故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犯罪化处理，此举无疑在立法及实践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实务中，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远非仅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些物流企业、中介公司、市场调查公司等单位也是泄露公民隐私的重要主体，对此亦应纳入犯罪主体范畴。
此外，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当代人重要的一种通讯手段，网络黑客可以很轻易的获取乃至篡改他人的电邮密码，而《刑法》第245条中侵犯通信自由罪却并未对电子邮件予以保护，修正案中以为对其加以弥补;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复制他人手机卡、刺探他人QQ及mSn聊天记录等监听、窃听软件，其制作之精美、隐蔽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受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私已被泄露殆尽，而《刑法》第283条中的间谍器材却并未将此类软件囊括在内，立法之滞后、适用范围之狭窄可见一斑。
(三)单位犯罪缺乏
实践中，掌握公民大量隐私的诸如银行、医院、保险公司、电信运营商、房地产企业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为其业务拓展或营利直接或变相泄露个人隐私的不法行为屡屡发生，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对此亦作出了回应，在非法泄露他人隐私犯罪中首次设置了单位犯罪，但对于实际上完全可能由单位实施的非法生产、销售间谍器材罪、非法侵入他人电脑系统犯罪的设置上，刑法的规定仍然是一片空白，相较于英国、德国等的“禁止未经登记许可掌握私人数据罪”等的法人责任，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单位犯罪设置仍然不尽完善。
(四)惩罚方式单一
对于隐私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常见的无外乎是自由刑和罚金刑，此外还辅之以一定的对物的保安处分措施，尤其是罚金刑，不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绝大部分都设置了不同数额的罚金刑，甚至将其作为唯一的刑罚措施。例如美国1986年《电子通讯隐私法》第2511条不仅规定了一定的主刑，还规定要没收非法监听装置，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禁止对截取装置的生产、传播和拥有。相较于我国刑法中大多采用短期自由刑、相对缺少罚金刑、缺失对物的保安处分的立法现状，其惩罚手段过于单一，从而影响其惩治预防效果。
三、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之立法完善
(一)独立设置侵犯隐私犯罪
相较于《德国刑法》第15章“侵害私人生活和秘密犯罪”、《日本刑法》第13章“侵犯秘密罪”、《澳门特区刑法典》第7章“侵犯受保护之私人生活方面的犯罪”以及美国单行《隐私权法》等专门性章节或单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对隐私权刑法保护的规范显得过于稀疏、分散，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出发，建议在时机成熟时先行通过单行《隐私权保护法》对隐私权的含义、内容、保护措施等进行详细、独立的规定，在承认隐私权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将相对成熟的隐私权刑法保护措施集中起来，以单行刑法的方式进行系统规制。
(二)严重隐私侵权入罪化
鉴于刑法典对利用拥有监听、窃录功能的日常电子器材犯罪行为的遗漏，建议对利用mp3及手机等日常电子器材进行偷拍、偷听他人隐私并大范围泄露的行为，通过盗取公民电邮密码、QQ或mSn账号及密码等手段非法获取他人私隐信息甚至散播的行为，在公共卫生间、试衣间、酒店房间等公共场所非法设置监控装置或窃听设备等行为，网络经营者、市场调查公司、中介组织、房地产公司等非法收购、出卖或散布他人隐私、为散布隐私提供便利条件等行为，编制、贩卖、散布非法监控及监听软件的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工作人员过失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列入刑事处罚体系。
(三)增设单位犯罪
对待隐私犯罪实施者，不仅要求实施者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单位也要科以罚金刑。例如对《修正案(七)》第7条进行补充，除“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公民隐私要承担刑责外，该单位为营利或其他不法目的故意泄露公民信息的，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以此为契机，逐步增设隐私犯罪的单位犯罪条款。
(四)完善刑罚措施
针对司法实践中罚金刑适用比例偏低等情况，建议在隐私刑事立法中，一方面增加罚金刑条款，提高其适用比例和数额起点，另一方面对被判处管制刑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辅之以社区矫正措施，同时适用“禁止令”的相关规定，如“禁止接触电脑”、“禁止一定时间内拥有监听设备”等，多方位规制此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