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1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地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廓清,而这离不开对当代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明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约8000字
论“民族精神”概念内涵的规定性
李煌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对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争议颇多。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它们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正好构成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七个规定性,即历史性、核心性、时代性、开放性、特质性、共同性和广泛性。这七个规定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4500字
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层解析
孙文营(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表现出来。但理解民族精神,不能仅从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层面分析,还要把握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的深层原因。概括来说,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把握: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理论探索》2009年第3期,约4000字
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2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15－03
在过去高中中国近代史的材中，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各占一课时；高中新课程人教版教科书将这两次战争浓缩为一课时。习惯于通史教学的老师总感觉一课时不够用，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要讲，日本蓄谋发动侵华战争不能不讲；战争的过程可以略讲，《马关条约》和战败的影响不能不讲；八国联军侵华原因不能不讲，《辛丑条约》的影响必须分析。如此，即使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一课时也难全部完成。怎么办呢？
课程标准将中国近代史列为两个专题。人民版教材在专题二“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的斗争”中，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几个条约放在一课叙述，第二课又分别叙述反抗斗争。这样割裂开来亦不足取。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与中国古代史不同，古代史几千年，分专题概述也有利于学习；近代史是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链接起来，各个事件发生的关联性非常明显，打乱时序无异于人为地搞乱因果关系。但是，专题体例决定了内容和课时，也决定了认知要求。人教版将课程标准中的两个专题合二为一，用8个课时，按时序排列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近代历史，假如按照以往的教学思路，至少“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这节课，从内容看时间也很紧张。因此，高中文科班教学必须改变教学思路，以适应高考的要求。
追求教学立意与高考考查的水平一致。从教学立意考虑，甲午中日战争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如何理解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这个点上。从专题的设计和教科书提供的知识来看，战争的起因和过程都可以从简。
众所周知，日本蓄谋已久已是定论，日本学界也不否认。战争的过程如果细化，一节课都不够用。过程要抓住海战。陈旭麓先生说：“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5个多小时的激战，不仅决定了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的命运，而且决定了全局。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1](p.164)再看徐中约先生的总结：“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2](p.350)。这样，战争过程虽然简化、省时，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切中要害，顺势转引到对这场战争影响的认识，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
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就是救亡图存。人教版将课程标准反侵略和民主革命两个专题合二为一，突出的主要线索也是救亡图存。而甲午中日战争则是救亡图存的一个分水岭。陈旭麓先生说：“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确切。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彩居多。……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1](pp.167~168)理解“分水岭”，首先要定义什么叫“觉醒”。陈旭麓先生将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与一个民族自觉的行为，用寥寥几笔区分得一清二楚。在高中教学中，认识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一是要理解准确，二是要用史实说明。
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此之前，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极慢，思想快于经济，经济胜于政治，政治上仍然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战败首先刺激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2](p.168)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不在于上书陈述的主张和内容，而在于民族危亡刺激下群体意识的觉醒。读书人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将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结合起来，冲破了康、雍、乾以来不许“士人干政”的禁锢，启蒙思想由此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维新改良急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科班在教学中，可以在这里指导学生阅读选修《改革回眸》中的“”。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维新运动成为主流政治思潮。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活动起来。“在甲午战争的民族灾难中成立的兴中会和强学会，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依归；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它们揭出了革命与改良两面大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2](p.293)。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出生，出生后的第一声呐喊都是“救亡图存”，他们是同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两股新的政治势力。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南北差距。西方势力首先进入南方，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也是首先从南方兴起，并长期占有优势。倡导改良与革命的首要人物都出自南方。革命与改良在19世纪末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二者交叉地出现，交替成为甲午之后时代的主流。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不仅改良派的斗争有全局性影响，是时代的呼声，而且两派在爱国革新的要求下，都为中国的处境而冒险犯难，彼此不无惺惺惜惺惺之意。”[2](pp.308~309)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认识，改革和革命都是甲午战败催生下来的，都是民族觉醒的表现。
经济上民族觉醒的表现为“实业救国”。甲午战后社会风气大有转变。过去读书人以仕途为正路。读书做官是普遍的追求。甲午战后，一些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官僚士绅，放弃仕途，走上创办实业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是甲午科状元张謇。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对仕途再无兴致，转而回到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成为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有统计说，战前平均每年建立工厂3家；战后五六年，平均每年建厂30家。实业救国蔚然成风，大大加快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战前的民族工业，较大的企业都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战后基本都是商办。张謇的企业有官股，但独立经营。当然，战后清政府重视发展工商事业的政策也对实业救国起到推动作用。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尚在进行时就曾预言：“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3](p.288)甲午战争无疑助推了中国近代化。百日维新失败的三年之后，“新政”全面实施了变法。连接起来看，甲午战后的近代化已成大势所趋。
甲午战败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败给小国日本，中国人当时没有思想准备，突如其来的结果，使人心受到剧烈的震动。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选修教材《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人民版）中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特别强调这个口号。所谓民族革命即是民族自觉，民族独立，也是民族主义。这是近代的观念。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民族主义的认识上不谋而合。民族意识在此时才表现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自觉性。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改良派也打起民族主义旗号。这是救亡图存的很大变化。甲午战前，人们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当侵略来临时，民众的反抗热情就起来了；当外来侵略有所缓和时，反抗也随之松弛。而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使人们对世界大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振兴中华”成为人们共同的大目标，救亡图存的诉求延伸到下层民众，爱国运动才有了更加深厚持久的基础。
战败还大大降低了清中央政府的威信，使清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战前粉饰太平的“同治中兴”甚嚣尘上，郑观应把他的书起名为《盛世危言》，说明了当时舆论氛围的压力――他不敢直接说中国已处于“衰世”。战败不仅割让了中国一个台湾省，最初连清朝的“龙兴之地”辽东半岛也要割让出去。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陷入绝境。战后向列强的大借款又引发了瓜分狂潮。这都使清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义和团运动发生后，慈禧太后决策不当，于是出现“东南互保”，地方督抚与清中央政府政策分歧公开化的状况。在抵抗八国联军时，清政府可以调动的军队十分有限，各地坐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实际上，在武昌起义之前地方势力已经培育起来，民国初年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不是偶然的。
一节课讲两个重大事件，义和团运动更要从简。两个条约也不能面面俱到。而认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既符合专题教学的特点，也有利于应对高考。
【作者简介】仲尧明，男，1965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学特级教师，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校长，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3
关键词：白话文报刊媒介即讯息文化自觉现代化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观的核心,他认为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媒介内容和媒介使用上，更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把媒介的重要作用提到一个本体论的认识高度。“他认为，每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其所传信息具体内容怎样，新媒介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讯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就这一意义而言，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讯息，媒介即讯息。”①中国近代白话报刊首先作为工具性质存在，担负着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更是以自身的独特性，与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紧密相随，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近代白话报刊工具理性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白话报刊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救亡图存探索实践中，经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发展高潮，到五四运动时期成为中国报刊形式主流。和其他报刊形式一样，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变动产生新闻，变化也使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变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中，社会的信息需要大大增加。近代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产生发展无疑正契合了这一需要。
中国近代科学意义的报刊事业，与“西学东渐”的文化影响分不开。西方社会传播实践和学理思考，逐渐认识到了报刊传播信息、引导舆情、监督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新式报刊的作用日益为国人认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看到新闻传播沟通舆情的重要作用：“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也。”同时，他也指出，新闻传播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和舆论监督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此行其教也。”“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②
近代报刊实践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言文不一致对传播交流效果实现的重要影响，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重要性，纷纷著文讨论白话文的地位。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当国事危急之时，裘廷梁就认为“救国之要图，莫要于文字革命”，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乃提倡白话事业，组建白话学会、白话书局。拟译中西有用之书，筹办白话报章。③
1876年，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馆附出的《民报》，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人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字林西报》曾对它做过评介：“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内涵。举例来说，每句之末都空出一格、人名及地名分别用直线和点线标于其旁。”④作为商业报纸，这种言文一致、通俗化的探索，容易使读者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底层，增加影响，赢取利润。
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宣传民族危亡，鼓吹维新变法，实现“开通民智”的主张，极力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前后共创办白话报刊5种。最早创办的《演义白话报》第一号《白话报小引》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⑤该报注重文艺宣传，大量刊登短新闻，与此同时，还对大敌当前一味媚外求和的官员们的丑态进行了嘲讽，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报刊的性质功能。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认识到白话报刊的重要作用，积极创办白话报刊。从1899年到1918年这一段时期各地新创办的各类白话报刊就不下170余种。⑥
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代表《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提出，读者对象主要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在《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中，陈独秀也明确提出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习，明白时事。”⑦
从创办发展的历史和不同时期的办报宗旨目的来看，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工具而存在的，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而白话报刊这种通俗化的工具形式也非常适合当时社会发动民众救亡图存的信息传播需要。
近代白话报刊本体论意义的历史考察
“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近代白话报刊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往报刊形式很难做到的。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需要唤醒广大民众的努力，才能形成救亡图存的巨大力量。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改良是很难挽救中国命运的。这一时期觉悟的有志之士开始关注民众，呼吁民众的觉醒，这促使了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创办。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是把开民智的迫切性提到历史的日程。从维新到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白话报刊的创办是和当时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救亡图存和民主启蒙的国家民族命运相始终，而对白话报刊的认识和实践也呈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白话报刊的创办首先是和对通俗化传播以及对白话文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近代社会不少有识之士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和文字相一致，洪仁玕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提出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文言”，“总须切实透明，使人一目了然”；黄遵宪宣称“我手写我口”，认为文言合一使欧美诸国科技发达、社会进步，而文言分离则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梁启超则对文言分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文言分离有三大弊端。
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著名维新人士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对文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此文言之为害矣’。在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后，又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之益。即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他总结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⑧他对白话文的意义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到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而他的身体力行也促进了白话报刊的发展，《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都具有反帝爱国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想和愿望，它们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时务报》的宣传互相呼应，从而构成维新宣传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⑨
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十分重视白话报刊的宣传作用。随着对报刊功能新的认识和新的革命宣传需要，白话报刊得到迅速发展，从维新前后的5种激增到170多种。白话报刊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第一次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充分说明维新派开始对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而这一时期维新派白话报刊如《京话日报》、《苏州白话报》和《预备立宪官话报》等的创办和实践情况，也说明这一时期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通过白话报刊来开通民智，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儿童和下层群众中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革命派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敌人，知道要取得革命胜利，无广大国民的支持是不行的。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明确革命目的是要颠覆君主政体，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为众生谋幸福。这一纲领无疑是契合当时广大民众需要的，也无疑促进着革命报刊更多采用符合民众思维和接受习惯的新的通俗化形式，这些都促进了通俗化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革命报刊在与维新派争战中的胜利和最终推翻帝制、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充分说明通俗化宣传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新军中下层官兵的觉醒分不开，而识字不多的下层官兵的觉醒与通俗化宣传分不开。
近代白话文报刊的历史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话语。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历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老同时指出：“‘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⑩
学者张昭军认为：近代文化自觉源于政治落后，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既要实现民族自立，又要解决民主问题。自觉促进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良性互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所作的回答，代表了近代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国人救亡图存民主启蒙的背景下艰难进行的。考察这一过程，有一条从自大封闭到新奇误解反感抵制，到痛苦怀疑，到大胆反叛，到冷静思考科学辨析的演绎轨迹；有一个受“西学东渐”影响的，从器物文化模仿，到制度文化的学习，到观念价值文化思索的不断深入过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中国近代变革自鸦片战争战败至民国初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此有自强运动；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此有维新运动；第三时期则是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因此有启蒙运动。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发展壮大清晰地折射了这一轨迹。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反思。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后，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同。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从军事失败中得出观念上的觉醒，相反仅仅着眼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杰出人士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輥?輱?訛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自觉，仅仅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认识层面，由此掀起了器物文化自觉发展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洋务运动是民族觉醒和低层次的体现。”
“甲午海事一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国个别舰船的性能甚至超过日本。”然而，结局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上层阶层的反思：“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愚昧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輥?輳?訛由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清议报》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提出“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宣布办报宗旨之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道德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功能观亦有所革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馆有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两大天职。这是已经涉及观念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自觉问题，而白话报刊无疑是最契合这种需要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对西方广泛深入学习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为唤醒民众起来革命，通俗化的白话报刊沟通教育作用非常显著。纲领观念的进步促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白话报刊创办的最高潮。
文化自觉往往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中进行的，近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白话报刊创办发展，受“西学东渐”影响非常明显。在向西方学习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同时，白话报刊的创办发展强势地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层次观念文化自觉的启蒙和演进。这一萌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观念文化更大的自觉做了准备，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余论：近代白话报刊的历史影响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4
论文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讲授近代以来的历史，使大学生真正懂得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遗路”。为达到这样的教育效果，在教学中必须把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历史教学中二者可结合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主要应从忧患意识、机遇意识、现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几个方面着手。
《中国近现史纲要》是全国大学本科生从2007年春季新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本课程要“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内容的叙述和分析，使学生在“两个了解”的基础上，懂得“三个选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从而确立科学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想达到这样的思想教育效果，在教学中必须把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历史教学中二者可结合的内容方方面面，随处可以举来，但主要把握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患意识。“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的先哲早就告诫国人，越是太平盛世，越应时刻保持谨慎、清醒的头脑，以使人们的思想关注时代的变化，适应时代的需要，具有长远目光和前瞻意识，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养成的民族优患精神。但明清以来，由于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这样一方面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渐次递减，另一方面逐渐养成涣涣大国的自我意识，唯我独尊，妄自尊大，以至于闭关锁国，不求进取，固步自封，拒绝外国文化于国门之外，陶醉于以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状态。当鸦片战争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击沉睡不醒的时，整个封建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国家危难将至。但忧患意识毕竟是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对民族忧患意识回归的呐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最早意识到自己“器不如人”，主张“谙夷情”，“师夷智”，是对忧患意识的切身践行;直至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甲午战败后民族危亡的加深中掀起变法运动，才开始了普遍的民族觉醒;进而孙中山作为资产革命的先行者喊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忧患意识和民族觉醒，使中华民族燃起了新的希望，最终中国共产党担当起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正在迅速崛起，但我们不应忘记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所以总书记前不久发表讲话，强调越是形势好了，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是条件好了，越要发扬优良传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等问题仍然存在。因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仍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居安思危，戒骄戒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5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理性认知文化自觉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价值，明确实现文化自觉的正确途径，对于提升全党和全社会的文化自觉程度，汇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力量和内驱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站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发展进程的角度，站在深刻变化变革的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角度，站在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角度，进行文化自觉的本真认知和实践探索，确定科学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的本真认知
文化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一般来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等四个层次。自觉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是人的基本人格。文化自觉是文化建设主体对文化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态。
文化和人不可分割。正如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所言：“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①因此，文化自觉首先是人的自觉。但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自觉到生存的文化规定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内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对文化缺乏关注，没有领会到文化的存在和文化的力量。从西方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到中国的“天人合一”，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开始探讨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讨文化和人的关系，探讨人在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标志着文化自觉的出现。“文化自觉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新理解和新设定，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形成人对物质世界一级文化整体结构的新认识和新观念，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理想。”②
随着人知识的不断增长和自我认识意识的提升，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率加大，文化作用和效果的凸显，即个体文化自觉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民族文化自觉。任何文化都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长期形成的，文化创造以民族为基本单位，民族是文化的基本主体。特别是从文化学的层面看，任何文化体系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体系，任何文化模式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模式。因此文化自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民族文化自觉。
民族文化自觉是人们对自身命运的理性认识和价值把握，表现为人们在价值观变革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建构、文化选择，推进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内的文化系统的整体发展。个体文化自觉是个体人从反思自身的思想、行为进而觉醒到孕育思想行为背后的文化。民族文化自觉则是整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经历获得的整体意识的反思。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个体文化自觉表现和构成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觉又融入个体文化自觉之中。
近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有两次重要飞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化不曾中断的民族和国家。这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反而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文明，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有两次重要的文化觉醒。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化不合理方面对人的思想束缚，新的文化形态开始向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迅速渗透，中国人开始真正从文化层面上融入世界。新文化运动初期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西方文明在中国开始大行其事，传统文化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得到了高强度的曝光。以后，突破从文化层面向整个社会扩散，文化自觉的影响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加强。尤其是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文化自觉的自我反省意识达到了空前高度。
第二次飞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强加在人们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束缚被彻底打破了，随后，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省、文化自强程度不断加强，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觉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明确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文化自觉”不是一个新概念，或者说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群人一直在关注着这个话题、这个概念、这个领域，反映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责任与担当。近年来，文化自觉再次成为热点，是以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为起点。他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③在此之后，“文化自觉”概念开始多了起来，包括所谓的认知观、基因观、反思观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该说文化自觉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概念，其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综合分析有关文化自觉的概念，笔者以为还是以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更具有代表性。通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知道，文化自觉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科学、文化艺术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只有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其他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实现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客体，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这就需要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基本文化秩序。文化自觉的实现，要求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既要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更要分清外来文化的优劣，对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落后观念，对那些挂“科学”之名，行危害之实的洋文化都要予以摒弃。
文化自觉的现实价值
文化自觉的本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持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做出的郑重历史选择。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通过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知道，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对人类在思想、文化、社会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且经久不衰。
文化自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方向性问题，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才不会走弯路、邪路。我们要实现的文化自觉是先进文化的自觉，坚持先进文化，就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自觉过程中的指导地位，才能从根本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融合外来先进文化的优良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姿多态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
如果放弃或者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中指导地位，西方腐朽文化就会乘虚而入，国内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就会大大冲击和妨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尤其是我们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思潮十分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极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自觉过程中的指导地位，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觉醒。
文化自觉的核心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这个共同理想，集中地代表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理想是动力、是旗帜。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④
文化自觉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解决的是文化自觉的凝聚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适应于时展，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这个共同理想，既实在具体，又鼓舞人心。它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根本体现，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这个共同理想，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广泛接受，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是凝聚全民族、全社会的旗帜。缺少了这个核心，广大群众的文化自觉就会各行其是，文化自觉的力量就会被削弱，文化自觉的成功就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成功，最终必将导致整个民族文化自觉的失败。
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构成同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自觉要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的是自觉的延续性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中华民族精神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源远流长，积数千年中华文化之精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成为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中华民族勇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渊源，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有机统一的，二者相互交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文化自觉离开了民族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自觉离开了时代精神，将裹足不前，难免遭到淘汰的命运，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文化自觉才能不断发展传承下去。
文化自觉的目标是提升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社会主义道德是在无产阶级自发形成的朴素的道德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由无产阶级自觉培养起来的道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先进道德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最深邃的文化精神积淀，反映了中华民族最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是中华民族道德水准和精神品格的体现。
文化自觉的重要任务就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塑造崭新的与时展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品格和道德情感，进而提升社会主义道德水平。文化自觉，就是要查找出个体乃至群体在道德上的欠缺，发扬传统道德中好的部分，去除传统道德中已不适应时展进步的不好的部分，同时吸收其他道德体系中的先进成果，构建当今道德体系，从而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理性塑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我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是我国文化自觉的最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凸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鼓励创作、生产更多人民群众欢迎的文化产品，让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根本保证。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增强领导文化建设本领，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向文化自觉方向前进。
教育和自我教育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基本途径。教育在传递文化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进行选择和组织。教育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文化紧紧相连。教育是“社会文化进步、改革的基本方法”，是文化控制的“最有效的工具”。任何一个个体，起初都是“不自觉”的，从不自觉到自觉，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文化自觉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按照教育对文化自觉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四个阶段。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它开始于孩子出生之日（甚至可上溯到胎儿期），是教育的起点，又是其他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在人的文化自觉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学校教育是人一生最重要的教育阶段，具有职能的专门性、组织的严密性、作用的全面性、内容的系统性、手段的有效性等特点，在人的文化自觉过程中起着形成性作用。社会教育，一般是指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具有很强的深刻性、丰富性、独立性和形象性，在人的文化自觉过程中起着完善性作用。自我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如孔子要求的“志于道”、“择善而固执之”和“内自省”、“内自讼”，如同曾子所说的“吾一日三省吾身”，在人的文化自觉过程中起着升华性作用。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是灵魂的塑造，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提升的过程，从理论上说永无止境。只有坚持不断地教育，按照“学不可以已”的要求，才能使文化自觉不断得到深化，从个体到民族的文化修养才能不断提高。
把“走出去”与“请进来”有机结合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和外驱动力。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⑤这就需要加强国内文化建设并走出去，认清外来文化并引进来。
要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尊重传统文化，并面向现代对传统文化做出转换，实现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走进世界人民心中，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有选择、有判断地接受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精华，把中国文化视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展开充分的对话与沟通，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过程中，要求文化自觉达到较高的水平，就要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吸收整合能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世界用，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而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旗。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证。伴随着国人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文化自信，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⑥也必然成为应有之义。从自觉到自信，需要有一个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基于我们拥有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基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基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指导，并致力于文化的传承创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⑦
从文化自觉到自信，离不开物质基础，离不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因此，我们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不断夯实社会的经济基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将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作者分别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主任科员；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设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JDSZK019）
注释
①[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60～261页。
②寇东亮：“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黄金华：“‘文化自觉’概念的辨析”，《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⑤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6
只要历史不断地发展，社会不断地变革，每一代人对前人的历史都要做出自己的诠释，都要说出自己对历史的再认识。人类是站在自己的历史上前进的！
要有自己的历史观
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实和经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价值？对历史重大事件的研究，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厚的经验，少走弯路，少付代价。研究历史，重读自己的历史，是为了我们明天的路走得更好。
世界上没有历史的国家有没有？没有。没有历史的民族站得住吗？站不住。历史是自己的根，自己的精神家园。历史虽然是先人的足迹，是先祖做过的事，但它属于人类实践。先人的实践，也可以看成我们自己的实践。人类的认识，就是在人类自身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的。历史是研究人类的知识体系，是我们人类智慧的轨迹。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政治家，无一不是读史者和史学的爱好者。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本教科书。历史是人类的思想史、智慧学。历史是必读之书。每一个人都要从孩提时代走向成人，从家庭走向社会。要成长，读史、明史是必由之路。史之重要，百科之首，百书之要。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研究我们的未来。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历史的尊重、爱护和保存。没有历史，何谈爱国主义？爱史即是爱国、爱民族。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一个被历史佐证的真理。欲侵其国，必先乱其心智。先伐交，乱其国，而后伐兵。要搞乱一个民族思想，先搞乱它的历史。历史不乱，我们读的历史书不乱，我们的心智就会明亮。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生存，一个国家的兴亡，必须有一部信史！“己不乱，人岂乱之？”心乱是己乱之首。心乱了，己就乱了！欲乱其身，必先乱其史。历史是一种写在时空中、写在大地上的特殊存在，是记录在天地之间人类的实践。没有一部真实信史，一个国家难避乱国亡国之难。
对历史是不能“假如”的、“若是”的，也是不能随意诠释的。历史不能荒诞地戏说，更不能任意地涂鸦、篡改、编造。欲亡我之人，必先忘我史。但自乱己史，则会成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史书就是一位先生、一位前辈和先哲。历史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可揣摩，更不可编造、杜撰。历史是镌刻在人们心灵中永远的印记，是严肃的科学。我们读史应该带着崇敬先人的过去、尊重自己的文明来读。向先人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人类的实践学习。在学习中，实现自我知识的升华。重大的历史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影响着后人，影响着未来。
这就是我认为的读史之必要，读史之必须。读史是人生的必修课，永远不能或缺。史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三次大变革中第一次之发端。辛亥革命这部历史之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开篇，蕴藏着极其丰厚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营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了这段历史。
所谓“告别历史”、“告别革命”的说法是乱心之论。辛亥革命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是我们自己光辉的历史，永远值得我们自豪、称颂和铭记。
保存历史、保存记忆，就是保存我们的文明，保存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泉，保护我们的力量和智慧。谁最重视中国的历史呢？中国人。谁最爱中国的历史呢？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要篡改我们的历史、祸乱我们的心智的大有人在。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觉醒的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强大富裕的人，都不希望中国有一部真实信史。各种各样的编造、诬蔑，竭尽之能事，目的就是为了搞乱中国人的心智。
世界上，有谁对自己的历史搞“大揭秘、大暴露、大丑化”？贩卖黑奴的历史、贩卖鸦片的历史、殖民地的历史，始作俑者搞大揭秘了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别人任意诬陷你的父母，你能容忍吗？任意涂改你家族的历史，咒骂你的祖先，你能接受吗？捍卫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捍卫中华之文明。一部真史、信史是大事，是命运，是前途！
在中华民族觉醒、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好、“大揭秘”也好，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认真应对，中国不怕压，不怕捧杀，但是，我们同样也应该警惕那些捧杀、忽悠、吹捧的论调！
辛亥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大事变、一座里程碑，已经镌刻和矗立在历史上了，不能重新演绎！事实是不能改变的。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历史。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首义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不在武昌而在美国。但我们还是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因为孙中山先生为启迪中国人民的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党，奔走呼号数十年。他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先行者。他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实践，代表着当时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潮流。
民主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采取新的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民主共和国，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产物与必然。作为政治文明，它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也是人类进步的智慧，文明发展的成果。
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是清王朝的统治，结束封建帝王专制制度。而封建主义，建立现代中国，则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够完成。封建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制度等方面，有着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可能要求辛亥革命这一场革命，就能够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从而终结封建主义。
辛亥革命的第二大功绩就是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大门。“近代中国”有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一是1840年到辛亥革命的晚清史，一个是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民国史。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事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精神”。
谈到“精神”，最重要、最能涵盖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百年中国近代史和百年来形成的“伟大的中国精神”。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中，在中国历史进步和发展中所凝聚的“中国精神”。我认为，中国影响世界、奉献给世界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精神”，自强自信，依靠自己，走自己路的精神。中华民族历史昭示的伟大精神，不仅鼓舞着中国人，也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高高举起她崇高和神圣的旗帜。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说革命不用再谈了，革命本身不是必须，说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的祖先、父母也不是必须一样，缺乏我们必须拥有的历史感。
1840年到辛亥革命的70年间，是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过程，是被帝国主义宰割、欺压、侮辱的70年，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70年。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人生灵涂炭，积贫积弱，无以生存，已经忍无可忍。重读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帝国主义的欺压、掠夺，封建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这些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与问题。
这段时间里，平均每十年中国就要遭受一次大规模的外敌侵略蹂躪。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英国第一次贸易侵华战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英法第二次贸易侵华战争；所谓列强就是一伙帝国主义强盗；所谓战争就是侵略中国之战。为什么我们那时把帝国主义叫列强呢？因为100多年前，当帝国主义的炮舰开到中国沿海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还说不清楚它是什么，只能说是强盗来了，诸位强盗、列位强盗。
关于鸦片战争，我认为应该用第一次贸易侵华战、第二次贸易侵华战的称呼。“鸦片战争”这个名词，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个历史事件的性质和事实。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还历史以原貌，这是贸易，是侵略战争。“侵略”这个词，是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公认说法。什么叫“贸易战”？这些沉沦我社会、毒害我人民的，明明是帝国主义者走私、偷运、强运到中国的。交易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合法的交易，中国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偷运不是贸易，是杀人之毒鸩，是最恶毒而不齿于人类的恶行！
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抢夺了中国大片土地，掠夺走中国的巨额财富，中国文化遭到野蛮践踏。帝国主义强逼清政府拿出巨额资金，以“赔款”之名，行疯狂抢掠之实。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侵略军不仅疯狂抢掠、焚烧了世界奇珍之园“圆明园”，还残害中国的百姓，剥夺他们的生命。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日本人在旅顺屠城4天，开展杀人比赛，屠杀了2万多中国百姓。这些都是完全违背和破坏他们口口相称的“人权”精神的。
从贸易战到辛亥革命，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几十个抢占我土地、勒索我巨额白银的侵略条款、强盗“条约”，我把它称作强盗条约。“条约”是资本主义的法权，是以所谓“法”的形式，使其掠夺、侵占具有“合法”性质。这是帝国主义在国际上进行强取豪夺的惯用手法，今天依然如此，强盗都穿着绅士之装，“文明棍”中藏匿着毒剑。“法”已变成剑了！
帝国主义强盗通过条约，掠夺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今天法国的三倍。还抢夺了我们的香港、台湾、澎湖列岛，等等。清政府丧权辱国，被迫承认这些抢掠，拿出中国的民脂民膏进行所谓的“赔款”。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的巨额白银，抽尽了中国人民的脂膏，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使中国人民陷入有如殖民地般的境地。
帝国主义还借侵华战争，大肆掠夺中国的各种。他们以各种方式，通过清政府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表和工具，把中国的攥到自己的手心。无论是铁路、关税、贸易，都成为帝国主义抽取中国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在清末民国之初，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我们之所以是“病夫之国”，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压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1794年英国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进行输入，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数量巨大的被输入中国。这些残害了人民、腐蚀了政权、毁坏了文化、推毁了精神，使中国沦为“病夫之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恶毒的，假贸易之手、行杀人灭国之罪恶。当时的中国，像—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从根本上腐朽、衰落了。当时的中国人中的先觉者痛心疾首，“中国亡矣”，再不奋起救国，将“民之不民，国之不国”。
首先起来进行抗争的是中国广大的民众。近代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灾难深重。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这是两件在19世纪下半叶影响了中国、震惊了世界的大事件，促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其后，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中国人民又发动了许多次为了救亡、图存、变革的社会抗争。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历史、人物、思想，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由一个时代的文明进步所摧生。思想离开了具体的实践，只能是天马行空。只要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思想也就在进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抗争和反抗，是对封建主义、对清王朝统治、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正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抗争，使中国人民一步步觉醒，以燎原之大火，焚烧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历史发展的步伐，摧生了洋务运动，催生了。推行君主立宪，想通过保留君主制的方式，实行政治变法。有它的历史根源，必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改良也是一种社会变革，也是中国人民的一种觉醒。但是，无论是农民起义、百姓的抗争、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都不为帝国主义所容忍，也不为封建主义所接受，最后都被绞杀了，但留给历史的，是人民不断的觉醒。
辛亥革命的先驱者逐渐意识到，清王朝，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而应该封建帝王的制度，实行民主革命，走共和之路。中国人民在这70年中，逐渐从最初的启蒙认识，走到民主革命的实践。一个伟大的革命，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参与、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她是人民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必然结果，不是什么偶然。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革命，爱国首先是针对外来的侵略与压迫而说的，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的爱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恨。
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昌，也有其缘由。洋务运动时期，在湖北办了一些兵工厂，发展了近代的工商业、文化、教育等。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武汉地区、长江中部，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几十年中浸染了这块土地。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后来会产生那么多革命的先行者，为什么共产党人首先在这个地方建立革命的组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湖北人就有5个，李达、李汉俊、董必武是当时中共一大重要的组织者。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与武昌当时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思想条件、文化条件，以及人才的准备，有着直接的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燃起的革命之火，随即燃遍了全国，烧红了神州，震惊了世界。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人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最终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统治，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
辛亥革命是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把自己作为辛亥革命忠实的继承者。纪念辛亥革命，解读辛亥革命，继承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准确、全面地说明和解读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领导中国人民汲取辛亥革命精神，继承和发展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心中。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思想的一次大解放。辛亥革命的爆发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辛亥革命进一步传播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播了近代世界的文明。不仅把皇帝拉下马，而且抛弃了帝王制度。无论是辛亥革命之前的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还是辛亥革命本身，都推动了中国人民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这是中国一个新历史的开始。尔后清帝退位，结束了封建帝王专制制度。曾经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转变为新三民主义。
我们应该永远纪念、崇敬、称颂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辛亥革命志士仁人，他们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精神的缩影，是近代中国革命精神的缩影。参加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许多都成为共产党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包括陈独秀、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在内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辛亥革命把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扫进了历史博物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等，这些束缚中国人民的制度性的、思想性的、意识性的东西，逐渐地成为历史的遗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这些现在看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当时中国，是非常伟大的革命思想。
二、辛亥革命是一次人民的大解放。辛亥革命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的主张符合人民的利益，它的实践就是让人民得到解放。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革命。否定旧制度，当然就要让在旧制度枷锁禁锢中的人民获得解放，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得到自主的发展。当时，实行了现代普通教育制度，学校的制度改为校长制，还实行了男女同校制。代表新闻舆论的报纸发展到数百种，推动了中国人言路大开、思想演进。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宣布中国纪元采用公历，并推动了制服、朝堂等民俗的改变。
孙中山先生还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连续命令，禁止种植鸦片和吸食鸦片，这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次大禁毒，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禁毒公告。
辛亥革命之后，限期剪除发辫。人们自己剪除自己的辫子，相互间一呼百应，剪除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剪除的是屈辱的历史，要做新的国民。连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都说自己是革命党。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剪辫子就是革命，剪了辫子就是革命党，剪了辫子就是一种宣誓，“我拥护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禁止，禁止缠足”，“禁止蓄娼，禁止迎神迷信活动”。缠足是对中国妇女最深重的压迫，是摧残中国女性的极端的社会文化习俗。解放妇女的脚，就是解放妇女，解放社会。男子剪辫，女子解足，这是人民的解放。实行男女平等，不单单在受教育上，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妇女的一次大解放。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人民解放的尺度，是社会解放的标志。
孙中山先生还宣布“要保护人民权利”、“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中国人民享有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利，考试、选举、被选举、财产、人身等等权利，这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唯皇帝圣旨是从的臣民，不仅拥有了做自然人的权利，而且被赋予了做主人的权利，有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种权利。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一场伟大的解放。
三、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爱国历来是针对外国异族的侵略而言的，是针对我们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言的，爱国主义首先是反帝、反殖民主义、反侵略的，这是中华民族在痛苦中的响彻云霄的呐喊！爱国就是要民族独立，维护我们国家的。
爱国主义是中国的优势，是中国人民的传承，是中国社会文化中最优秀的品格和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精华所在。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举起了抗日的旗帜，救亡图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世界上最爱中国的就是中国人自己。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何存、国家何在？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拯救中国危亡的一次吶喊。革命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倡五族共和，提倡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开始确立，使得神州大地的各个民族，从自在的共同体转变成一个自觉的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个觉醒从政治、文化、历史的角度看，是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的一次觉醒。民族平等，爱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在人民心中，广泛传播、蔓延，形成了中华民族同进奋斗的力量。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成为炎黄子孙的共识和共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固磐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神州大地上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和文明。
中国人民既爱自己的祖国，也同样对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待，这个观点就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对世界各个平等待我之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要视之为我们的朋友，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民族的载体、政治实体。中华民族要和世界民族友好相处，中国就要和世界各个国家平等相待。捍卫国家的，捍卫民族的团结，也要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世界和平。中国要成为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伙伴，中国人民要成为世界人民喜欢的朋友。
早在1913年，列宁就把中国、土耳其、波斯的民主革命，称为亚洲的觉醒。他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20世纪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这个预测的科学性。辛亥革命6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过了两年，中国爆发了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再过两年，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尽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辛亥革命有着种种的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辛亥革命作为一座历史的丰碑永垂史册。同志鲜明地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把它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思想为己任，始终坚定不渝地走在这条振兴之路上，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竭尽心力。
辛亥革命爆发10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包括中国共产党本身，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百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曾这样描绘革命的前景：“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今天，我们还在做着这件事，而且要继续地、长期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所有的炎黄子孙，所有的中华儿女，海峡两岸的人民，都把孙中山先生作为自己的先行者，都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统一、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就是从这段历史中深刻认识中国近展的道路和经验，认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任务，认识这段历史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辛亥革命是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历史，是镌刻在炎黄子孙心中的印记。这段历史告诉中华民族：只有团结统一、自强奋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段历史告诉中国人民：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靠自己、走自己的路，任何损害统一团结的行为都会伤害中华民族之本，断折中华振兴之翼。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痛苦屈辱的历史绝不能再演，中国必将统一、团结、奋斗，这是史鉴，是国之命运。
历史是曲折的、复杂的，云翳诡谲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只有始终坚持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靠自己，走自己的路，中华之神舟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孙中山先生临终告诫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至理名言。今天我们要努力，明天、后天我们仍然要努力。中国未来发展之路很长，且艰难曲折，我们要大胆解放思想，同时也要十分谨慎，探索前行。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7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始终牢记历史的使命
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我们必须从完成党的历史愈来愈的高度，学习好、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近代以来，为了赢得独立和解放，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这些斗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自觉地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8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迈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微型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在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的奋斗目标，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为了推动全党更好地肩负起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非易事，需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历史已经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12亿多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党要真正担负起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就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一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里说的“共同意愿”和“共同思想基础”，是同党的历史使命相统一的。只有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才能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只有始终牢记历史的使命，我们才能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们将始终面对事关全局的“三个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预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发展战略。只有始终牢记党的历史使命，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清醒地看到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等还比较落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的现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这一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坚持不懈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我们才能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巩固发展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进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振奋精神，万众一心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始终牢记党的历史使命，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一定能够达到新认识、取得新成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8
【关键词】优秀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3－0018－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部署，吹响了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军号角。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最关键的还是如何认识文化的地位作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如何继承传承中华文化，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一文化的科学内涵分析与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觉意识的灵感迸发、情感表达、观念创新，人类生存的世界处处都烙上了文化的印记。文化不仅具备震撼心灵、满足需求之精神力量，而且具备引领社会健康发展、激发民族创造活力之物质力量。一个国家的兴盛强大离不开文化，一个民族的传承延续离不开文化，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文化。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1．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盲目吹捧西方文化，崇洋现象更是独占一隅。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没有清晰认识，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不知其真实科学内涵，就更不用谈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了。因此提升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是我们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养料。但文化资源大国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强国。中国文化软实力弱小的重要原因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严重欠缺。因此，在西方文化思潮的猛烈冲击下，要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大学生必须要挖掘中国从资源转化为实力的能力不足的根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企图用西方思想文化“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和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如果不能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形成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决定》高度肯定了我们在新时期更应该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号召大学生既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学习借鉴国外文化创新有益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我们要借此机会全面客观地挖掘、阐发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二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当代大学生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
大学生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这种文化自觉的进一步提升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高度文化自觉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意义、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深度认同
文化自觉就是要说清楚自己的文化传承关系和品格。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把“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在相同意义上提出来，要求学生对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在比较中看到它们的特点及其长短，不可能都优，也不可能都劣。应研究外国学术文化之长以济本国学术文化之短，并主张将中学与西学之优长加以融合，为学术文化开辟新路。
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必然导致缺乏对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种形式的知识：一是价值之知，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佛教的慈悲等；二是事实之知，如中国历史学著作中关于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三是形式之知，如汉字、汉语以及通过汉字、汉语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艺术形式等。今天的中国对大学生教育主要是传承了传统文化的“形式之知”，而“价值之知”和“事实之知”则多数被抛弃了。
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受到严重削弱，就意味着民族历史被中断以及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失落。因此，在西方以消灭文化多样性为目标的文化扩张面前，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而最根本的是要找到中国文化的根。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存量”，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存量”发挥着潜在性和基础性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增量”，它要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发挥作用，无疑要与中国的“文化存量”进行有机结合并内化为中国社会新的“文化存量”。那么，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对内生文化价值观念系统的自我认同和自我重构也日趋紧迫，大学生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新文化的责任更加重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并吸纳外来文化，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要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文化。
2．高度文化自觉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
文化自觉不只是内在意识上的自觉醒悟，还应当是实际行动上的责任担当，对文化建设的参与，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对文化进步的引领。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建设者、创造者、传承者。那些思想觉悟深、创新能力强、文化造诣高的人，就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代表人物和文化大师。文化发展的历程，不是简单的直线向前的过程，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过程，有曲折、有断层甚至有毁灭的可能。大学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担当，在新时期无疑要表现出更高层面的文化自觉，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是一种永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担当，是一种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责任担当，是一种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条件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担当。
三当代大学生研究中华优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和主要目标
1．大学生要树立高度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当代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应承担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让全国掀起文化发展的高潮。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让中国优秀的文化理念进入人们的实践，成为行动指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必须世俗化，按照世俗化的方式传播，才可能被现代化，进入人们的生活实践。
2．高度重视高校对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如何让更多的人熟知传统文化迫在眉睫，大学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理念的重要践行者，提高其文化素质水平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能形成良好的影响辐射面。大学生文化程度越高现代意识越强，越想超越传统。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成果时，也感到一些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文化发展的滞后。通过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在此基础上充分建设生态文化，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激励广大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3．大学生担当中国文化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认同的使命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们要全面学习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当代人文资源，中国文化从历史上来看是开放的，我们追求“悦近邻，来远人”，让世界各族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大学生应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当代人文知识。中国人要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就要把我们的政治、经济力量转化为文化力量。大学生应表现为有教养、有修养、有精神追求和远大的理想，以及拥有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当代人文知识，这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悠久的文明源远流长且延绵不断，文化的积淀薪火相传且历久弥新，是一个国家成为文化大国的基本条件和先天资本。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大学生要拥有旗帜鲜明的主流文化。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所谓主流文化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质。一方面需要它根据时展的要求，通过对本土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求它能够对其他形态文化进行整合和改造，从借鉴和吸收中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大学生拥有了对主流文化的明确认识，就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更加符合本国国情。
第三，大学生要具有强大的创新活力，使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大学生没有创造热情的涌流和迸发，就没有思想文化的觉醒、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证明，一个文化激发出巨大创造活力的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第四，大学生要善于创作优秀的精神产品。文化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民族如果在从事哲学、艺术、文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精神领域充满智慧与才华，诞生过旗帜性的文化巨匠，那么就具备了一个文化大国的特质。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在西方出现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中国出现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佛教文化从此诞生并广泛传播。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历史文献，从不同源流诠释了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生对国家民族文化继承和传承上，能够被很多国家的民众欣赏、认同，国民在世界上具有良好的整体形象，国家的文明成果能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那么中华文化何愁不能“走出去”。
总之，目前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人类困境，当代宗教、民族、阶级充满误会与紧张，在财产、权力、资源、信息的分配极不合理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可以为家国天下提供相处共存之道。西方的价值理念以强力、功利、竞争为背景，大力宣扬自由、平等、理性、人权、法制等，与以天、地、人、物、我和谐相处的中国文化的理念仁爱、忠孝、信义、和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其实可以相互融摄、相互补充。在这种理念下，把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方针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践行到底，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更有勇气，更有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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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建平、韩玲.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中国伦理学会第12届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04（12）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9
三爱三反发声亮剑发言稿材料
近年来，不断制造暴力恐怖犯罪事件，给全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犯下了滔天罪行，充分暴露出其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狰狞面目和反人类、、反文明的凶残本性。它们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践踏，是对法制尊严的严重损害，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秩序和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的严重挑战。他们既代表不了任何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它们是国家的公敌、是社会的渣滓、是维吾尔族的败类。
连日来，维吾尔族同胞频频发声亮剑，全疆各族人民群情激奋，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在天山南北迅速传播。血的教训告诫我们：的分裂图谋未变，我们与的斗争，是一场捍卫祖国统一、捍卫民族团结、捍卫社会稳定、捍卫正义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尖锐的政治斗争，绝对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
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就是对的纵容。对的纵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就是对自己的埋葬。作为一名被党培养多年的维吾尔族领导干部，我决心与誓死斗争到底，绝不含糊、绝不胆怯、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我将一如既往地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确保自治区党委反恐维稳组合拳的各项举措落地生根，坚决捍卫和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换取和田的和谐稳定和安定团结。
蚍蜉撼树、螳臂挡车的企图，是不得人心之举，注定要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所有懂感恩、有良知的维吾尔族同胞都要彻底警醒起来、坚决地站出来，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勇挑反恐维稳重任。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坚持到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三爱三反发声亮剑发言稿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以来，天山南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人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幸福、富足安康的生活。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就没有新疆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各族同胞的幸福生活，更没有我个人的成长进步。
然而打着民族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编造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荒唐谬论，蛊惑欺骗部分不懂宗教、法治意识淡薄的青年，以暴力恐怖活动为手段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仇恨，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让维吾尔族群众蒙受了耻辱。
不打败的挑战，新疆就不得安宁，发展就没有良好环境，各族群众就不能安居乐业。试图把仇恨、灾难带到新疆，强加给我们，我们能答应吗?这是我们要的生活吗?广大维吾尔族同胞们务必擦亮眼睛，认清宗教极端思想的本质和危害，坚定坚决地抵制的渗透，珍惜当前拥有的幸福生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的《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话语质朴，感情真挚，说出了我们广大维吾尔族同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共同心声。广大维吾尔族同胞，要自觉远离宗教极端、远离，要清醒地认识到分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要立即行动起来，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反、促团结、保稳定，坚决粉碎的一切阴谋与破坏活动。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党员领导干部，我时刻牢记：要始终冲锋在、反极端、反暴力斗争的第一线，勇于担当、直面挑战，要深入揭批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坚决与两面人作斗争;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和立场坚定，带头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讲团结，争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始终牢记入党誓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永远对党忠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作贡献。
三爱三反发声亮剑发言稿材料
作为新疆土生土长、受党和政府培养多年的维吾尔族党员领导干部，我与吾布力喀斯木一样，深深地感恩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新疆这片热土满怀热爱和眷恋。《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字字句句发人深省，值得所有维吾尔族干部群众学习、思考和警醒。
天山雪松根连根，新疆人民心连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各民族群众相融共生，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新疆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历史无数次证明，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就没有和谐稳定的基础，就没有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的大好生活。可以说，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各族群众的共同意志所系。近年来，针对各族群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暴力恐怖活动，挑起民族仇恨，妄图达到国家分裂、民族分裂的目的，其罪恶行径灭绝人性、令人发指，他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篇10
“大地之子”们从小受葡文教育,信奉天主教,在葡语社会范围内活动交往,他们以自己的葡人血统为荣,极乐于称自己为东方葡人。虽然混血儿身份的事实,使“土生”一族受到纯种葡人的歧视和不信任,他们也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与“乘大船”来的人不同,不过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还是起到了弥合差别的作用。曾经是作为特权阶级的“大地之子”们,在澳门回归前基本上视当地华人为低劣的种族,并赞成权利、义务的不平等,这使得他们与澳门华人的相处,在几个世纪里都十分激烈。热衷于小品文写作的丁楠,在《官民》一文中写到澳门华人面对特权阶层最易脱口而出的话就是:“你所有的,到九九为止。”廖子馨的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寂然的小说《乌夜啼》的内容更是具有典型性,充满着“土生”与华人这两个不同种族间的隔阂与憎恶,充满着受尽侮辱与伤害的澳门华人对等级制社会的痛恨,充满着“土生”一族与华人一代又一代之间纠缠不休的爱恨情仇。且以《乌夜啼》为例,这篇小说从审美角度说来,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颇符合狄德罗的美学观。“土生”警员山度士与华人菜贩林根过去的血仇,山度士的外孙阿醒与林根的外孙女程家欣现在的错爱,不同的时空交错着今非昨是。而山度士与林根、阿醒与程家欣这两组冲突的形成,正在于“土生”与华人对“特权”的不同认知,“大地之子”山度士的看法是:他常常觉得,如果这里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些中国人的生活肯定会更艰苦,但愚蠢的中国人总是想不到这些,他们只会埋怨葡萄牙人霸占了他们的澳门,只会说洋人都欺负他们。所以山度士非常讨厌中国人,尽管他体内流着中国人的血,尽管他妈妈也是中国人。而林根却并未把澳门当作非中国的存在,他想自尊、自强地生存,而不是在特权阶级颐指气使下奴颜婢膝地苟活。但是,山度士之流根本容不下林根的自尊,这位“大地之子”认为华人的自尊就是对“土生”葡人特权的挑衅,于是,林根被他无缘由地毒打,以至丧失了工作能力,然后:林根开始在金碧赌钱,其实是因为没有钱过新年……他已经再没有能力经营菜档。他甚至不能做任何工作……因为穷困和病,也因为嗜赌,他的傲气和愤怒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他觉得自己不该来澳门,他不太喜欢这个让他活得很没尊严的地方。他以前觉得中国人应该很有骨气,应该很自强。但在澳门,莫名其妙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这里的人实在让他太失望。……他不敢想象女儿日后在这小城会变成什么模样,更想不到自己的外孙女会爱上一个土生葡人。……回去!回去!一定要回去!他临死时所说的话,永远都没有人知。
山度士的残暴与林根的悲剧让人联想到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说的几句话:“人类逐渐学到了一个简单的教训,那就是:为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繁荣计,全体人民比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特权阶级的人都要高明,不论那些特权阶级的人是怎样精选出来的和受过什么样的培养。”[2]是的,权利的不平等正是无数愚昧腐败行为的根源,导致的结果便是政府与人民越来越誓不两立,澳门的“一二•三”事件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乌夜啼》中写到不可一世的山度士在“一二•三”事件中被打伤,“他的伤势差不多跟当年林根所受的伤一模一样”。到了提倡自由、民主原则的现代,阿醒在澳门依旧是延续他外祖父的老路,从这个年轻警员的身上,特权阶级作为社会前进绊脚石的本质更被充分表现了出来,即便是他的恋人程家欣也是如此看待的:我不知阿醒收了什么人的钱,包庇了哪些人,伤害过多少人。我只知道干这勾当的警察还有很多……阿醒平时总是让我觉得:作为一名警员,兼且又是土生葡人,收受这些利益根本没有不妥。其实我对土生葡人没有多大好感。或许我对警察也没有多大好感。在澳门长大的中国人,常常会觉得这里很落后。也许是由于所有政府部门的表现都不太理想吧!我总认为这里有太多不妥的事情。例如我的男友阿醒,他不过是一名警察吧!为什么会这样富有?他已在葡国买了一间屋给他父母,又买了一间屋给他外公,他还准备在澳门买一间屋给我。我知道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对家庭很负责,也很爱我,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赚这些钱会不会对他构成危险?…………我又觉得他非常该死。他常常以为契爷可以保住他,以为自己和契爷是土生葡人,便没有人敢对付他们。然而,“大地之子”的身份特权在今天已再不可能是保命的丹书铁卷,阿醒的契爷并未能保住他,两人都被敌对帮会的杀手开枪射爆了头。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不完备的国家地区,腐败现象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澳门腐败的特色却与“土生”这个曾经的特权阶级的存在大有关联,即便是葡政府撤走之后,特权阶级已彻底失去了他们过去的地位,但还是有许多不甘心的“大地之子”像阿醒那样明里白道、实际黑道,成为社会的毒瘤。正是对这样一部分抱残守阙的“土生”,寂然在小说中的立场才会无情与决绝。当然,“土生”一族与纯种葡人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而复杂的。
一位葡国学者指出:“……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国王朝的人是发号施令者,自己人虽多,但想要的自由却无一席之地。”[3]的确,血管里同时流淌着东西方血液的“大地之子”们早就明白自己与纯种葡人的不同,他们也进行过一些争取权利的抗争,但毕竟力量单薄,且已经拥有了远胜于当地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故一直以来都颇不情愿地向葡国政府俯首称臣,其独立的族群意识也一直未能真正地明晰。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澳门即将回归中国之际,葡国殖民政权在澳门的统治被大大地削弱了,一些先知先觉的“大地之子”开始逐渐摆脱对葡国殖民政权的依附,以独立的族群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沟通葡人社会和华人社会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参见一下葡国学者贾渊和陆凌梭的研究:“土生有意识地以族群字眼去表达自我身份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件比较近期的事,与族群方案在后殖民时期的演变有直接关系,沟通族群的本钱变得更为有价值。”[4]
正所谓既往矣、还看今朝,目前有许多“土生”不但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还任职于特区政府的不少领导岗位,依旧在澳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尤其是在同欧洲及葡语国家的交往、联系上,“土生”已成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毕竟“大地之子”的根是在澳门,他们是真正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大多数“土生”对澳门的感情正如律师兼小说家的飞历奇所说:“我生于澳门,属于澳门,从感情上与澳门完全融合在一起。”[5]四个世纪以来,“土生”一族生活在以华人为绝大多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意识的澳门,必然深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即便是《乌夜啼》中的老山度士之流,归葡后他们的晚年也是在对澳门“挂念”中度过。这“挂念”的内容是复杂的,有不忿于纯种葡人的歧视,有对往昔特权的留恋,还有来自母亲血液的对一向瞧不起的华人莫名的亲和。作者将在他文当中通过对江道莲与飞历奇这两个土生葡人作品的分析,阐释在澳门回归前期,绝大多数“大地之子”如何用一种崭新、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与邻人的关系、如何面临失去了特权及地位后的自身存在方式、如何厘清自己族群的归属,这里暂不展开。
作者：王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