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1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表现，其特点就是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归全体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但不能量化到每个农民个人身上，这里的集体所有不同于民法理论上的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集体所有不是集体成员共同私有，不是个体私有的集合，每个农民不是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只是集体土地的占有者、使用者，农民平等的在土地上劳动，按照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进行“按劳分配”，而不是以土地所有者身份“按资分配”。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集体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但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或者征用并应当支付相应补偿费，同时规定除青苗附着物补偿和安置补助外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将其称为“卖地款”。将包含有土地价值的“卖地款”分配给个人所有，即将集体财产无偿地转化为私有财产，这似乎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在现阶段，这又是保障失地农民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20__年10月21日国务院以《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方式对封锁几十年的土地补偿费用途问题给予解冻，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支和分配情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接受监督。农业、民政等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督”.20__年11月3日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20__年12月1日起，__省政府制定的《__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也开始实施。20__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也就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受理及处理也作出了相关规定。
那么,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有哪几类?是不是所有纠纷的,法院都受理?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三个部分。《解释》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针对不同性质补偿费用分别作出了规定，具体有以下几类。
1、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依照《解释》第二十二条中“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以及“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和第二十三条中“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此类纠纷的原告是以承包者身份的，的事实根据是其承包的土地被征收或征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地承包方财产损失的补偿，理应支付给承包方；安置补助费是对被征地承包方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只要该承包者放弃统一安置，该笔费用亦应支付给该承包者。根据最高法院民事案由规定，此类纠纷的案由应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法院应当受理。
2、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土地补偿费系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二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有权请求支付相应份额；三是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从规定。一般而言,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方案中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必然享有相应份额，当事人认为自己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分配方案应得相应份额而没得时,提起的诉讼,依最高法院案由规定案由应为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法院应当受理。
3、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发生纠纷。《解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发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分配方案不当纠纷。此类纠纷法院应否受理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受理。理由是：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方案若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有权以审判权予以纠正，以维护法律公正。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受理。理由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只就个案发生法律效力，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方案是对本组织全体成员有约束力的，个别人对方案有意见不等于全体成员都有意见。
而实际上方案就是根据多数人意见形成的，少数人有意见是正常的。法院若对少数人或者某个人的诉讼受理后，对分配方案调整并不对案外其他人有效，其他同类人依生效判决应得利益必然会另行，此种情况下法院的审判完全偏离了法院审判解纷止争的功能。同时法院审判权也是对村民组织法定民主决策权的不当干预。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这类纠纷法院不受理，是不是就没有救济途径呢？依《解释》第三层意思，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从规定以及《__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经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的监督管理”和第二十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
责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分配使用征地补偿费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经等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之规定，当事人若认为分配方案不当，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经等有关部门反映，这些部门对方案的纠正是从面上纠正，对全体村民有效。
那么，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当与不当的标准是什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其他相关规定也只是对前述规定的重述。除此，再无其他法律的明确具体规定。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二是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也就是说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对象一是被征地农户，二是有具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只要不违反此两条就应当认为是合适的。至于其中谁多谁少，允许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本组织实际依民主议定原则灵活确定。
那么又应如何理解“被征地农户”和“有具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__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被征地农户是指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这里的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是指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际承包到土地的承包者，而不是被征承包地的所有承包者。一般而言，土地的承包者应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农业户口。但是，农村人口的户口变化实际上一直是成动态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变化将更加加剧，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农村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因考取大中专院校、婚嫁、参加工作、自然死亡等户口迁移或注销而实际还承包土地，因出生、婚嫁新增加的另一部分农村人口没有承包地。也就是说在农村，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不一定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不一定实际承包土地，这种状况将在我国农村长期存在。面对现实，机械的以实际承包土地者或者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户口者为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无法平衡相关利益是显易而见的。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2
【关键词】调解制度社会原因微观
“调”，从词构上看，意即言语的周旋、调和。“解”，从词义上看，含有解释、解除、劝解之意，从而达到将冲突偃旗息鼓的目的。“调”和“解”进行组合，则为解除纠纷，使之和解。调解反映了对主张对抗和竞争的诉讼理念的反对，主张合作和折中的意愿。在各国纷纷研究诉讼模式改革，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调解制度一直被热议，关于是否应该利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的争论并不鲜见。
调解符合民众的求和心态和法律发展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法律框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法律规范基本到位，甚至一些制度的先进程度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缺乏基本的思想基础条件和制度安排，人们对责权利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并且，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对规则和制度的极力推崇，这些观念与我们的传统法律环境并不相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格格不入。
毕竟，“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是不现实的。”①广大民众在个人权利意识膨胀的支持下经历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复杂的规则，高昂的时间、金钱、身心成本的痛苦之后，重新审视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调解制度，认识到古老的调解制度原本可以理顺许多冲突。虽然在一些学者眼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而非先进的法律文化。②但是，调解制度深刻的历史性和符合广大民众的求和心态的特性使其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调解制度无可比拟的解决纠纷的优势是其得以独树一帜的基础所在。因此，对待调解制度，并不能决然地进行摒弃，而是应该在法治基础之上进行理性完善，有效克服其落后因素，使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
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调解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可以有效减少成本，是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纠纷的民事主体，当事人考虑更多的是各类成本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相对于裁判程序而言，调解程序简单、灵活、耗时短、收费低，当事人不会产生畏惧心理。这是调解制度对纠纷当事人产生直接吸引力的地方。
调解制度是以纠纷主体的协商、合意作为解纷的正当性基础，调解主体可对调解主持人员、方式、地点、时间进行选择，调解主持人员作为居中第三方进行主持，为纠纷主体提供协商场所，尽可能创造谈话的友好氛围，并非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纠纷的当事人，即便是有自己的解纷意见也只限于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而已。相对判决程序而言，当事人耗费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
依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所要支出的经济成本比审判要低出很多，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调解案件的受理费用减半收取。再者，调解结案后不允许上诉，自然不会产生二审诉讼费用问题。同时源于调解合约的自愿性基础，一般无需强制执行，执行费用也不会产生。普通的民事纠纷大多是以经济利益为纠纷主要内容的，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制度时，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会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③简言之，调解制度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能有效减少各类成本，当然成为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调解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调解程序主张遵循自愿原则，强调纠纷主体对自身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自治处分。这是调解制度的实质。纠纷主体通过充分协商之后达成了“双赢”的调解合约，合约内容自然能够最大程度体现主体急需解决和实现的利益要求。
不仅如此，合约协议还可能囊括本次纠纷所涉及的其他需要同时得到解决的处理内容，纠纷主体可以通过调解自主分配和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审判程序不一样，它只能就案判案，仅针对案件自身产生的法律关系得出解决纠纷的裁判，不会主动审理也不可能支持超出诉讼请求的其他要求。因此，判决与调解相比，渗透了许多“冷冰冰”的硬性因素，在许多方面不能全面地解决或实现纠纷主体的要求，所以，温和的调解制度就体现出民众对它的强烈需求。
调解协议基于自愿签订，纠纷主体自然会服从协议内容对自己的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都会自觉主动履行，当事人的具体诉求可以在短时间内转为现实的利益实现，因此，调解协议具有客观的实现可能性。《规定》中第十、十一、十九条关于调解协议履行的激励机制更能让纠纷主体对调解程序积极配合并欣然接受。相比之下，判决在此表现出来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虽然拿到胜诉的判决书，但胜诉的判决仅仅表示庭审过程的结束，“执行难”情形相当普遍，纠纷当事人不得不对接下来的执行程序开始新一轮的担忧和焦虑。
调解制度可以提供纠纷主体对自身隐私信息的安全保护。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各种隐私信息、商业秘密等都具备浓厚的保护意识。因此，当面对纠纷的时候，纠纷主体都会考虑究竟是否启动诉讼程序。无论在何种诉讼中，基本遵循的就是除非符合不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形，一律公开审理的原则。因此，实践中当事人由于惧怕自身隐私信息曝光而不愿诉讼、不能诉讼、不敢诉讼的例子非常普遍。但调解程序的启动不一样，《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实行保密原则，这样的规定对于以上的纠纷主体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调解程序的巨大价值非诉讼程序能比，从而对纠纷主体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从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上分析，很多诉讼内容属于离婚、继承、收养、赡养、抚养等家庭纠纷，以及经济往来中产生的商业利益纠纷。至于家庭纠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纠纷的主体一般均不愿意将纠纷曝光于众人的指指点点之下。而关于商业利益的冲突纠纷，纠纷主体也不希望让社会知晓评论，一为守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二为维护自身的商业声誉。因此，用调解的方式对纠纷进行秘密地协商解决，满足了纠纷主体保护自身秘密信息的安全需要。
实践中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法官对调解程序的需要。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也对调解制度情有独钟，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以调解方式来解决案件。法院对调解制度的重视不仅是司法传统经验的积淀，而且具有诸多现实的原因。范愉教授对法院方面选择调解的原因总结如下：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法院工作效率；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④除此以外，笔者认为法官偏重调解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反映了党关于司法建设的政策对法院审理案件工作的巨大影响力。人民法院行使着基层政权分支机构的职能，来自党的政策精神对于法院整体的工作起着标杆性的指挥作用，法院必须坚定地予以执行。
其次，调解对法律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能够给审案人员带来现实利益。调解能有效地减轻背负着沉重工作负荷量的法官的许多现实麻烦，调解制度在案件解决的程序设计方面、严格查明客观事实方面、对解决方案的法律准确性等方面的要求不像判决那样严格甚至苛刻，法官由此可以避免进行繁琐的调查案件实情、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的审查过程，还有冗长的庭审程序，并且在结案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即便制作也不同于判决书，其内容要件仅包含“诉讼请求”、“案件事实”、“调解结果”即可，判决书要求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判决法律依据均无需写明。
再次，一些法官由于自身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对案件的认识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形，此时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可以使法官自身面临的错案风险降低到最小。并且，调解方式结案没有上诉的问题产生，且再审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法官又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以上种种，说明了法官钟情调解方式结案既有源于公心，也有基于私心的多层缘由。
从医疗纠纷角度解剖现行法律的弊病，分析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客观事实，但是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内容的衔接性、规定的正义性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弊病。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民法通则意见》、《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以上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呈现着严重的不统一的现象。
首先，《条例》的赔偿范围“窄”。考虑到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质，《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实行限额赔偿原则，一共包含11个赔偿的项目。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的原则，赔偿项目不仅包括《条例》的11个项目，且包括必要的营养费、必要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等4项，比照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全面赔偿原则，《条例》赔偿的范围明显偏窄。
其次，《条例》赔偿标准“低”。具体表现在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关于未成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相比法条来说，《条例》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6岁，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按照患者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8岁，赔偿计算标准是按照当地的年平均生活费标准，依据《条例》的赔偿标准低很多；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条例》规定的赔偿年限是根据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或者残疾的情形分别不超过6年和3年的赔偿年限，计算标准是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年限是自定残或死亡之日起按20年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很明显，《条例》规定的标准很低。所以，依照不同规定计算得出的赔偿数额差别异常悬殊，通常一起构成一级医疗事故⑤的案件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总额与一起普通民事侵权行为（比如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赔偿总额相差一般达到十万左右的程度，有的案件甚至可能出现高达二十几万的差额。
第二，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产生的法律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医疗损害赔偿的过程乱象丛生。依照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的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假定一患者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医疗行为导致死亡，医疗机构产生赔偿责任，依照以上的规定的精神，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患者家属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诉到法院，法官参照《条例》的规定审理；二是患者家属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诉到法院，法官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显然第二种情形中患者家属得到的赔偿数额要比第一种情形得到的赔偿数额高出许多。所以，现实中的医疗纠纷诉讼往往陷入“怪圈”：一旦涉讼，医方会想方设法利用《条例》，患方则绞尽脑汁规避《条例》。不管何种情形发生，都反映出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正义和不公平的情形，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虽然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的鉴定和赔偿处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条例》规定内容的客观存在，仍然让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感觉异常棘手。
第三，运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强烈需要。医疗卫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医疗纠纷的频发是对医疗秩序的严重伤害，从而使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受到威胁，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给办案法官带来许多难题。面对法律规定自身存在的弊端，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官作为纠纷的主要承担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需要高度谨慎，尽量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及医疗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既要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精神对医疗纠纷案件开展审理工作，又必须依照《条例》的规定内容对案件进行高技术地处理。然而，仅以判决的方式是无法满足这样高难度的处理要求的，此时，调解方式自然成为法官审结医疗纠纷案件的最佳选择。
社会现实对调解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的弊端而产生纠纷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因证券交易产生的侵权纠纷、劳资纠纷、利用网络进行的侵权纠纷、新型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等，我国关于这些特殊领域的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即使有相关规定，大多也对各种新型的侵权类型估计不足。因此，在办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时，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主要方式非常必要。毕竟，解纷并不仅仅体现为给予纠纷主体充分的程序和实体的正义，同样重要的还有纠纷主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服从和遵守。（作者为桂林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②周永坤：“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河北学刊》，2006年第26卷第6期，第166页。
③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4页。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3
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1994-20__年8年间27例新生儿尸体解剖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27例新生儿
尸体解剖案例中，男性患儿12名，女性患儿15名，平均年龄18．22天。其中围产期10例。其家属要求均为查明死因。
经过鉴定，其中医疗事故为0例(37．03％)，不是医疗事故17例(62．97％)。结论新生儿医疗纠纷的防范应从医方、
患方以及国家与社会3方面努力进行防范；在处理方面，及时的尸体解剖和病理检查是解决医疗纠纷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
【关键词】新生儿；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处理；医疗纠纷鉴定
【中图分类号】d919．1；r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2—0089—03
therudimentaldiscussiononneonate—relatedmedicaltangle．yu=4jiang-fan．qinqi—sheng．eforensicdepartment
oftongjimedicalcollege，huazhong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wuhan，430030
【abstract】0bjectivetodiscussrudimentallytheprecautionanddisposalthemedicaltangleoccurringinneonatedivi
sionfromthepointofforensicmedicalandmedicalmanagement．methodsthe27autopsycasesinneonatecollectedfromthe
departmentoftheforensicmedicineinton~imedicalcollegewereretrospectivelyanalysed．resultstherearetwelvemale
andfifteenfemaleinallautopsycases，theaverageageis18．22daysold．tencasesisperinatalstage．theautopsyobjectivesis
tofindoutthecauseofdeathraisedbyvictim’sparents．byforensicpathologicalexamination，onlytencases(37．03％)be
1ongstomalpractice，othercasesassistedwithdiseases．conclusiontheforensicpathologicalexaminationisoneofeffective
methodinresolvemedicaltangle，especiallyinneonate—relatedcases．
【keywords】neonate；medicaltangle；malpractice；malpracticedisposal；evaluation
近年来，尤其是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以后，我国各
级医疗单位的医疗纠纷大幅上升，处理难度大，赔偿数目大，引
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ll2j。不少医疗、法律、新闻工作者对医
疗纠纷的成因、防范措施、处理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进行了较
广泛的探讨l3．4j。但是专门针对新生儿医疗纠纷的研究不多见。
为了进一步探讨新生儿医疗纠纷发生的相关因素和特点，本研
究对新生儿尸体解剖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材料与方法
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1994-20__年8年
间27例新生儿尸体解剖全部案例，设计统一表格，并进行数据
的统计和分析。
结果
一
、医院级别
27例案例中，市级医院7例(25．93％)，县级医院8例(29．
63％)，乡镇卫生院7例(25．93％)，个人诊所5例(18．51％)。
二、诊断吻合率
27例案例中入、出院诊断相符合有17例(62．96％)，出院诊
断与解剖病理诊断相符有22例(81．48％)。其中入、出院诊断
吻合率和出院诊断与解剖病理诊断相符率排次均为市级医院、
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私人诊所。
三、纠纷产生原因
85．19％患方认为医护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或责任心不强，如
交代病情不周，病历书写不详，侵犯了患方的诊治自，误导
治疗等。77．78％的患方认为医生技术不精，如误诊，用药不当，
操作失误等。例如，一例新生儿颅内出血案例中，医生未查明疾
病就使用了镇静剂，掩盖了症状、体征而延误了治疗；再如医师
在给一位脑膜炎患儿做腰椎穿刺时，未先脱水以降低颅内压，引
起脑疝而当场死亡。医疗纠纷发生的环节中，作者把它分为诊
断、治疗(包括手术、用药等)、护理、辅助检查、管理等5个环节。
在10例医疗事故案例中有6例漏诊、误诊，或并发症估计不足；2
例存在治疗方案或操作有误，其他2例是护理不当。
四、死因病理诊断
(一)主要死因病理诊断率
本组案例中难产儿、早产儿、窒息儿、产伤儿、低体重儿、母
亲患有糖尿病或感染所占比例较大(85．19％)。其主要死因病
理诊断率依次为：新生儿感染10例(37．03％)，颅内出血9例
(33．33％)，先天发育不良导致新生儿窒息4例(14．81％)，遗传
性疾病2例(7．4％)，中毒1例(3．71％)，新生儿溶血症1例(3．
71％)(见表1)。
(二)主要死因分析
新生儿感染疾病中，病理诊断为间质性肺炎最多，占整个感
染疾病的60％。所调查案例中吸人性肺炎较为常见，如一新生
儿由于喂养方式不当，吸入乳汁继发感染。产前感染较为少见，
只有一例是由于在母体中感染了巨细胞病毒。其他感染性疾病
如化脓性脑膜炎、破伤风、硬肿症发生率大致相等。其中破伤风
感染主要原因是接生人员接生时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剪刀剪断脐
·90·
带，或双手消毒不彻底致使破伤风杆菌自脐部侵入所致。从本
组案例可以看出，新生儿脑膜炎发病恶化较为急速，往往发现较
迟而延误了诊断、治疗的时机。
表127例新生儿医疗纠纷死因分布
tableldistributi0nindeathcause0f27neonates
在颅内出血为主要死因的案例中，围产儿构成比较大，蛛网
膜下腔出血最多见。作者还发现近年来损伤性颅内出血发生比
例较少，缺氧性脑出血尤其脑室内出血的发生比例较多。从本
组案例看，围产儿颅内出血临床诊断较难，生前确诊率低，主要
原因是与肺部疾病及窒息等临床症状相混淆。窒息是发生颅内
出血的重要因素，而羊水吸入又是产前、产程窒息的延续或并发
症，两者可能由同一致病因素引起，所以相互交错，致使单靠病
史与体检诊断有困难。
在主要死因为先天发育不良而导致新生儿窒息中，其死因
主要为：(1)各种母体疾病如严重的贫血、心脏病；(2)胎盘原因，
如胎盘过小；(3)脐带过长、过短、缠颈等。
在主要死因为遗传病的案例中，均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如单脐动脉、隐性遗传性多囊肾等；这些患病新生儿往往从表面
上未见任何异常，有的还非常健康，但是，出生后在短时间内突
然死去，往往让家属难以接受。尸体解剖时往往可见全身多器
官多脏器严重畸形，如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食道闭锁、肾上腺
缺如等。本组案例中有5例患方怀疑有青霉素等药物过敏性休
克，而在解剖和病理检查中却没有发现。原因由于4周内的新
生儿免疫器官发育不成熟，不会产生ige抗体，因此即使注射青
霉素这些具有抗原性的药物，也不会产生相应抗体而出现过敏
反应。
讨论
一
、新生儿医疗纠纷的发生
医疗纠纷是指在医疗护理工作中，由于某种原因，病人和家
属或其工作单位对医院的诊断、治疗、护理、管理等工作不满意
或与医务人员、管理人员发生争执，甚至向法院，要求对责
任人或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在事实真相尚未调查清楚之前，统称
为医疗纠纷。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
及其原因在认识上的不同。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2期)
从本组案例可以出，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医疗纠纷案件呈逐
年上升趋势，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1．客观原因：(1)从本组案例中可以看出，新生儿发病病程
为1h-2d，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快，难以预测。这是由于新
生儿科服务对象年龄小，无自我表达能力，加之全身器官发育未
成熟，正处在不断发育、迅速改变的阶段中，抵抗力弱；(2)本组
案例中有一例为护士喂奶方式错误致新生儿呛奶，转归为吸人
性肺炎，终因认识不够，抢救不及时而致死亡。这说明新生儿科
护理较难，常常容易发生意外，如跌伤、烫伤、异物吸入、呛奶、蒙
被等。这些情况不注意，往往可以酿成事故，是医疗纠纷的导火
索；(3)本组案例中其中22例(81．48％)患儿家属都表现出过激
言行。这是由于城市绝大多数家庭均为独生子女，一旦生病，全
家紧张。特别是当病情恶化或死亡时，家长事前又没有足够的
思想准备，很容易产生埋怨情绪，甚至迁怒于医护人员。
2．主观原因：几乎100％的患儿家属反映医生医疗技术不
精、医护人员责任心不强以及医患之间交流不够。
责任心不强包括：(1)3例(11．1％)的患儿家属反应医生在
诊断中不认真听取患儿家属的主诉，查体不全面，马马虎虎，在
诊断思维方式上存在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性；(2)1例(3．7％)
患儿家属认为医生对疑难重症患儿病情观察不仔细，有问题不
向上级医师汇报，主观臆断，自作主张处理；(3)1例(3．7％)患儿
家属反映医生值班不坚守岗位，去向不明，擅自脱岗，以致患儿
发生意外或病情突变时不能立即进行抢救；(4)根据尸检结果所
示：有2例(7．4％)案例说明医生做检查和治疗时自以为是，不
严格按照操作常规；(5)1例(3．7％)患儿家属反映，医院因不愿
收治而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地转科、转院，以致错过救治最佳时
机，使病情恶化，甚至造成死亡；(6)根据尸检结果发现1例(3．
7％)案例在用药、输液、输血及特殊诊疗中，选择适应证不当。
医患之间交流不够包括：(1)20例(74．07％)患儿家属反映
一些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这虽不是纠纷的直接原因，但却能
使纠纷激化；(2)4例(14．81％)患儿家属反映，医方对诊疗过程
中出现问题没有交代清楚；(3)20例(74．07％)中医方表示患方
对医疗技术期望较高；(4)4例(14．81％)患儿家属反映医方承诺
的疗效没有实现等l6j。如在一新生颅内出血案例中，患方多次
要求转院而医方认为有能力医治，但最后抢救无效而死亡。这
些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决定了新生儿科医疗纠纷多且调处的难
度大的特点。
二、新生儿医疗纠纷的防范
从医方来讲主要应该做到：(1)医护人员应增强责任心，严
格执行规章制度。在本组案例中，l4例(41．48％)患方反应医院
在检查、治疗过程中没有事先说明其重要性、必要性和危险性，
或没有及时书写病历。所以医方应该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凡是特殊的检查和治疗，均需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以取得患
儿家属的理解，并在相应文件上签字。医疗文书是衡量医院管
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纠纷发生后家属极力要求
查阅的首要文件，应该认真书写，妥善保存。(2)改善服务态度，
应与患儿及其家属融洽相处，医师遇到困难需及时和上级或有
关人员沟通，以便得到及时处理或解释；强调医疗护理服务的及
时性、谨慎性。(3)加强心理咨询和指导，密切医患、护患关系。
广大医务工作者应学一点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能很好地预
防医疗纠纷的发生。(4)加强防范，进行自我保护。对入院的患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2期)
儿及其家属说明疾病的程度和预后，即使诊断明确的，讲话也应
留有余地，不宜讲大话、打包票，以免病情发生变化时难以处理。
对诊断不明或可能有危险者，要将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时和患儿
家属沟通，以使家属理解，并积极配合检查、治疗。根据病情变
化及时将病危通知以书面形式交给患儿家属，同时请具有医疗
权威的医务人员解释病情，交待预后。(5)加强业务学习，提高
诊疗水平。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是决定医疗效果的直接因素。
只有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技能，才能在医疗工作中得
心应手[。
从社会方面讲，一方面，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比《医疗
事故处理办法》优越，但是还是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建
设的要求，因此加强立法已是当前局势的要求【-9j。
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险体制，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据悉，国家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医疗风险保险试点，患者就诊
时由医院患者共同负担保费，在出现医疗事故时给予保障_9’j。
最后，坚持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广播、电视、报纸都应采取公
正、理智而不是偏激的态度报道事实。以上3条对分散医疗风
险、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十分有
益【11,12]。
三、尸体解剖是处理新生儿医疗纠纷的关键
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医疗事故的法医病理鉴定是其中重
要的一环。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基础和重要依据。也为医
疗纠纷的定性处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如一新生儿因感冒在
诊所输液过程中突然死亡，其家属认为是青霉素过敏，大闹诊
所，经过尸体解剖发现死因是化脓性脑膜炎。尽管如此，现在涉
及新生儿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例进行尸体解剖的比例并不高。主
要原因有3：一是患方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更不忍做鳃剖；二是
医院特别是小医院和诊所对尸体解剖的认识性不高；三是各种
原因、条件所限导致解剖时机贻误。其实，通过尸体解剖查明真
正的死亡原因，不仅能为医疗纠纷的调处提供客观、公正和可靠
·91·
的依据，而且对总结经验教训、反思l临床诊治、提高医疗水平具
有重大意义。因此，对因患者死亡而发生的医疗纠纷的案例一
定要进行全面的尸体解剖，在此基础上，才能依据《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民事诉讼法》等进行公平、公正的协商处理、行政调解
或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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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4
虽然近年来我国外贸业务的信用证结算方式在国际结算总额中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外贸进出口总金额仍在逐年递增，故而信用证结算方式在外贸结算总金额中数目依然在不断上升。2005年，我国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约为4000亿美元，约占进出口贸易总金额的30%左右。可想而知，由于进出口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买卖双方形成的纠纷案例也在不断增多。现代国际贸易是依靠法律来保障结算安全的，这些法律形式可以是各国的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国际商会所颁布实施的各种惯例、规则和出版物。就当前全球经济环境而言，信用证结算办法仍然是国际上最流行、最安全可靠的结算方式之一。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的当事人处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下，国际结算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规范所带来的多种问题，由于信用证结算方式本身的某些弱点，使得信用证项下的纠纷案例也在逐年增多。
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基本特点
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基本特点有三个，即1.开出信用证的银行（进口地银行）负“第一性的付款责任”。也就是说，卖方不必向买方要求付款，而是转向进口地的银行（开证行）要求付款；2.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此话可以看出，只要信用证一经开出，各方当事人都必须以信用证条款为准，而非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书面契约或口头约定；3.信用证是一项单据业务，即银行只凭出口商交来的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付款，而非与单据相关的具体业务。
从以上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出，信用证业务是一项纯粹的单据买卖，而不是真实的商品交易。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出口商履行了信用证上所规定的条款，银行就一定要付款，一般来说，出口商通常能够收回货款。换言之，如果出口商在所制作的单据上出现了某些缺陷，即所谓“不符点”（与信用证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进口银行（开证行）就可以据此提出拒付。因为在信用证业务项下，所交货物与合同不符而产生的争论，纯属买卖双方的争议，银行不予介入。
显而易见，信用证结算办法的这些基本特征也就构成了它的某些弱点，因而，引发了贸易双方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那么，信用证结算方式有那些弱点呢？
1.由于信用证结算方式是一项单纯的单据买卖，只要出口商提供的单据单证相符、单单相符，开证行就一定要付款，进口商也必须付款赎单。因而，进口商可能得到一套与信用证条款完全相符的单据，但是，不一定能得到与单据条款完全相符的货物；2.由于上述基本特点，某些不良商人可能利用信用证的这些基本性质进行欺诈，诸如提供无货单据等；3.由于种种的因素，进口商或开证行无理拒付或者无力支付货款；4.出口商在履行信用证条款时，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单证不符或者单单不符，导致开证行的拒付（据估计，在信用证业务中，有“不符点”的单据约占总的信用证结算份额的四成上下）；5.也有可能进口银行或者进口商在单据中吹毛求疵，纠缠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所谓“不符点”（诸如标点符号的错位、个别文字的理解差别等）提出拒付；6.由于银行只管信用证项下出口单据的表面一致，不法商人可能制作假单据来骗取银行资金等。
因而，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方分歧意见此起彼落，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不少争议是银行无法处理的，国际惯例的解释也难以使各方都获得一种满意的解决方式。最后只有诉诸司法解释和裁判，从而获得合理公正的解决。
信用证纠纷案司法解释范围
正因为信用证结算方式有诸多弱点，并且此种结算方式目前仍在不断扩大，所以近年来，法院受理信用证项下的纠纷案件也日渐增多。据统计，人民法院受理的信用证项下纠纷案件约占所有涉外案件的10%―15%左右。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适用于国际惯例”。过去，由于我国对信用证缺乏立法，因而造成各地法院的某些判决不尽一致。还有在上述《民法通则》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信用证项下司法纠纷案件的交涉中，可以引据国际惯例，诸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出版物的解释来处理相关的经济纠纷。
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国际惯例及审判实例，我国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规定》），为信用证项下的贸易纠纷司法解释翻开了新的一页。
《规定》所适用的范围是信用证开立、通知、修改、撤销、保兑、议付、偿付等环节产生的纠纷；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于相关国际惯例或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其他相关国际惯例”；“开证人与开证行之间因申请人开立信用证而产生的欠款纠纷、担保人为申请开立信用证或者委托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而产生的纠纷以及信用证项下融资产生的纠纷，适用于本规定”。
从上述条款中可以看出，今后在处理信用证业务上，在相关国际惯例及信用证条款本身难以得到解释和处理的时候，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而且，此一《规定》也为各地民事法庭审理信用证项下的纠纷找到法律解释，也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信用证业务中商业纠纷案例处理
在信用证业务中，最常见、最普通的案例，就是在跟单信用证结算方式下，出口商采用空运或者陆运时，当出口商发货，并且商品到达目的地后，信用证开证人（进口商）事实上已经将货物从机场，或者从车站提走。但是由于运输方式是采用空运或陆运，而航空运单和铁路运单不是物权凭证，所以，不能如同海运提单那样，做成凭指示抬头，采用空白背书方式转移货权，而只能做成收货人的记名抬头。这样，银行也就失去了物权凭证，如果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就可能给出口商带来收汇风险。此时，出口商可能既失去了货权，又收不到货款。而《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对此种情况的发生，没有做任何规定（一般的情况下，银行只是说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如果进口商坚持不付款的话，出口商及议付行是无可奈何的。这就是信用证结算方式的明显弱点。
显而易见，在此种情况下，按照国际惯例，出口商有可能面临财货两空的困难境地。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贸易商可以寻求法律援助。法院将依据《合同法》、《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相关的国际惯例等，使买卖双方获得一个公正合理的解决和处理。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5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五、结论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6
1 普通住宅物业经济管理纠纷类型
随着一栋栋住宅楼的拔地而起和生活社区的日益增多，各种物业纠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并且随着各种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和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这类纠纷呈上升趋势。普通住宅的物业管理经济纠纷，其本质都是涉及到居民生活的金钱瓜葛。而在居民生活当中，物业管理涉及房屋、保洁、绿化、安保、车辆管理等业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小区物业经济管理的纠纷，这些经济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纠纷类型。
1.1 物业管理收费引起的经济纠纷
由于物业管理收费引起的经济纠纷是业主与物业管理之间最常见的经济纠纷类型。现在，普通住宅物业管理中仍然存在收费难的问题。现实中，除了恶意欠费的业主外，大部分欠费业主都有诸如物业服务不规范、物业收费不合理、房屋质量有问题等各种理由。而这些理由，有的是物业公司的责任，而有的却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在实践中，物业管理收费纠纷主要有物业服务不到位、业主对物业管理合同认识不清、物业服务的类别和收费标准不了解、物业服务收费不透明等多方面的诱因。
1.2 业主和物业管理存在矛盾摩擦引起的经济纠纷
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由巨比主方和物业方对物业服务范围和标准的不同理解，使得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服务质量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另外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或存在管理漏洞，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之间出现矛盾或摩擦，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的经济纠纷。
还有.些经济纠纷是由于物业管理存在不足或管理漏洞导致的，例如小区道路积水导致业主受伤、楼道照明未及时维修导致业主损失等。
1.3 业委会与物业管理部门之间的经济纠纷
小区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业委会主要负责及时了解业主需求和物业使用人的意见，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管理合同进行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同时负责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工作。
业委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因为小区地面停车费的收取、小区店面租金管理等归全体业主所有的经济收入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经济纠纷，同时也会因为小区公共施设维修维护、小区公共资金的使用等公共事务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分歧和纠纷。另外，业委会为了提高小区物业管理水平而选聘新的物业企业，在新旧物业更替过程中也容易与物业公司产生经济纠纷。
1.4 业主与业主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
在现实生活过程当中，有一些业主在进行例如维修自家房屋等个入事务过程当中，存在损坏建筑防水层、或破坏建筑外墙、或改变了房屋使用性质等行为，结果导致建筑公共部分遭受破坏，损害到其他业主的利益，甚至给其他业主带来了经济损失。当业主发生破坏行行为时，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发现并进行引导或及时进行制止，就会引发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也会引发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
1.5 开发商遗留问题导致的经济纠纷
开发商与业主之间的经济纠纷，多数与房屋质量有关系。有一些开发商为了牟取高额的利润，在修建房屋的过程当中，选用一些低质量的建筑用材，甚至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偷工减料的问题，或者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由于施工因素导致房屋出现瑕疵或质量缺陷。致使业主在收房或居住过程当中出现房屋渗水，地面裂缝等一系列的建筑问题。
房屋交房之后，一切管理系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一些业主没有相关的知识，就会将房屋质量的问题归因于物业管理企业，在房屋维修不及时或房屋多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业主就会用拒缴物业管理费等方式给物业管理企业施压或者寻求精神补偿。而物业管理企业夹在业主与开发商之间更是很难开展相关工作。这样出现恶性循环，就会导致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之间，开发商与业主之间产生经济纠纷。
2 小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的诱因
诱使小区物业管理出现经济纠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具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存在问题，第力(类是由开发商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第三类则是由巨比主自身的素质和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2.1 物业管理企业存在的问题
2.1.1 缺乏服务意识
服务理念的缺失使得小区物业管理处不能够及时做到与业主沟通，不能从业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对物业与业主纠纷或业主投诉置之不理，甚至会对业主使用一些报复性手段，这样小区当中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小区物业管理处选择一意孤行，不提高自身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将会导致恶性循环，久之会将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推向对立面，会导致物业管理处与业主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2.1.2 收费规范不标准
小区物业管理部门的收费不规范不标准，甚至出现物业管理企业为牟取利益而乱收费。这一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物业管理处没有及时做到服务分类并设置收费标准，或者收费标准过高;没有将公共设施经营收入及时公开或者上缴业主委员会;没有将公共设施维护养护费用及时公开。这样，就导致业主对物业管理处产生误解或拒缴。
2.1.3 服务不到位，管理存在漏洞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小区物业管理处担任着小区服务的角色、管理的角色，同时也担任着协调的角色。在小区物业管理会牵扯到业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物业管理牵涉其中非常多的细节，一旦出现服务不到位、协调不及时，就可能导致经济纠纷的发生。例如，业主违规装修遭到其他业主投诉，而物业管理处没能及时制止，导致其他业主遭到损失;小区发生需要紧急维修的事故，但是物业管理企业没能及时维修导致小区业主经济损失;小区绿化遭到破坏、环境卫生不尽人意，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楼盘保值增值空间降低等。这些经济纠纷的产生都是因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不到位而产生的。
2.2 开发商遗留问题
开发商遗留问题没有能及时解决，或者解决不完全，往往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矛盾，业主会将问题的矛头指向物业管理企业，认为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尽到责任或者拖延，进而采用拒缴物业费甚至更激烈的行为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施压，从而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
2.3 业主自身的问题
2.3.1 业主素质参差不齐
小区业主在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生活习惯、经济基础、思想认识水平等各个方面存在非常多的差异。任何住宅小区包括一些高端住宅小区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自身素质较低、生活习惯较差、思想认识水平低的业主。这些自身素质较低的业主，在生活行为中容易出现私自占用公共用地，对于公共环境的维护不到位，甚至破坏公共环境，随地乱扔垃圾的不文明甚至侵害他人的行为，造成其他业主损失，公共部位维护费用增加等，从而引发经济纠纷。
2.3.2 缺乏对业主责任的认知
有一些业主只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业主所享有的权利，却没有认识到作为小区主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有些业主在小区物业管理活动中存在偏颇的自我意识，对于小区物业管理当中的条例，只是遵守，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对于小区物业管理事务、业主大会、小区活动等不闻不问，而只注重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或受到侵害。这些业主往往会成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的制造者或者积极参与者。
2.3.3 缺乏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知
部分业主由于法律法规知识的缺失、对物业管理不够了解等原因，对物业管理的认知存在偏颇或者误区，缺乏对物业管理工作范围、工作职责、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等的正确认知。导致在业主日常生活过程中，会将其他业主侵权、突发、意外等使得自身遭受经济损失或者伤害的事件，归罪于小区物业管理处，认为小区内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应该由物业管理处来负责。这种由F}主对于物业管理缺乏正确的认知，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产生矛盾与经济纠纷。这也是一些小区经济纠纷法律案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与物业管理知识的普及有直接关系。
3 小区物业经济管理纠纷解决措施
3.1 建立健全小区物业经济管理法律法规
针对现阶段的小区物业管理问题，国家的法律部门应该提出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用法律和法规来引导市场，规范物业管理的服务体制。从而尽可能地从法律上引导物业经济管理朝着正轨化方向发展。
3.2 提高物业经济管理水平
物业经济管理部门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提高物业经济管理水平。对于开发商遗留问题等，积极沟通、尽快协调，为业主服务;对于自身存在的服务不到位、管理漏洞等问题，及时发现并及时修正，提高小区物业管理处的管理水平;对巨比主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对业主进行劝导，及时与其他的业主进行沟通;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共收益财务收支的公开，接受小区居民的监督，制定明确、详细的服务收费标准并公开，避免乱收费等。
3.3 普及物业管理知识
在法律案件实践中，有许多小区物业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原因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对于物业管理的管理范围、管理权责等认知存在偏差。基于此，应该普及社会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普及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普及物业管理相关知识。但是这个任务交给学校教育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交给社会，那么普及的速度、普及的人群都存在限制，甚至依赖公共媒体还有可能产生社会对物业管理的认识误区。所以，小区物业管理处应该积极普及物业管理相关知识给业主，通过组织小区文化活动、展示物业管理优秀事迹及知识等方式。这样，以住宅小区或社区为单位进行，相信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认知，从而避免业主认知偏差与物业产生经济纠纷。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7
关键词:物业管理条例;知行合一实践平台;诉讼程序
实践与应用是千百年来一直的话题,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王阳明重视知行合一,明末思想家提倡经世致用。总之,自古至今人们都重视实践与应用能力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新的事物层出不穷,物业管理行业便是其中之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从无到有,其发展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其中物业管理行业的立法显得尤为重要,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是我国第一部部级的物业管理行业法律法规。与此同时,很多高校也开设了物业管理专业,物业管理法规也成为物业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但是在近二十年的教学过程中,物业管理法规课程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何使物业管理法规课程与实践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应用能力成为物业管理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应用能力?相应的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1本课程学习必须重视物业管理案例分析
案例教学是律法类课程的特色,也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第一步。好的案例就是好的间接经验,好的间接经验对物业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与应用能力提升裨益良多。物业管理纠纷有自身的特点,很多纠纷性质都很类似,比如房屋漏水纠纷、停车位纠纷、专项维修基金纠纷、物业管理费纠纷等,都是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可以在物业管理法规课程的教学中大量加入案例分析的内容。可以将物业管理案例分析分类归类,这样有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更有助于学生的应用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具体的教学模式应该变为精理论,多案例,一节课以分析三个典型案例为宜,案例分析可以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每组成员不宜过多,因为成员太多会影响案例分析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所以每组成员最好是三至四名成员。所选的案例最好是近五年发生的案例,太遥远的案例可能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的新变化。例如,丢失车辆的案例,这在2000年以前常有发生,但是近几年随着摄像头的广泛安装,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天网”,犯罪分子根本无机可乘,类似案件发生率几乎为零。分析研究此类案例已经意义不大。所以在物业管理法规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中,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把聚焦点放在当下最常见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例之上。例如,近年来频发的高空抛物事件,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已经将高空抛物视为刑事犯罪。所以我们必须在案例的选择上着力,总的原则应该是越新越好,越常见越好。
2采用“模拟法庭”实训,突出辩论环节
常见的物业管理纠纷类型包括:前期介入时期的纠纷、日常管理时期的纠纷、工程管理类纠纷、公共秩序服务类纠纷、收费类纠纷、客户服务类纠纷等。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纠纷,都需要与相关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法律理论的教学,尤其是2021年新实施的《民法典》的学习。新实施的《民法典》取代了原先的一些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物权法》《合同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都已经被废止。新实施的《物权法》对上述原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了适当的改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也应该重视法律类教学的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教学才能与实践教学相匹配、相适应。法律类课程的特点就是理论性很强,但是我们的教学不能只满足于纸上谈兵,更不能因为法律类课程理论性强而忽视法律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我们可以设计类似法院审判的“模拟法庭”,使学生通过“模拟法庭”扮演一定的角色自己所学的物业管理法律知识模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而且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当然,如何科学地设计“模拟法庭”,如何科学地设计具体的物业管理纠纷的问题就顺理成章,成为我们必须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了。我们的设计原则有三条:一是尊重事实,不胡编乱造;二是与时俱进,遵守《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三是客观改动,对已有案例科学合理的改动。进行“模拟法庭”实践实训对物业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意义重大。虽然模拟的与现实的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学生通过“模拟法庭”实践实训可以巩固更多的理论知识,为以后的实际纠纷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值得说明的是,我们的“模拟法庭”不宜太复杂,我们应该把重点集中在“模拟法庭”实践实训的数量和质量上,只有大数量才能保证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全面,也只有高质量才能保证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做好“模拟法庭”的重点是如何做好法庭辩论,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真是法庭辩论的情境,重点突出辩论的环节。可以借鉴辩论赛的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开动脑筋,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辩论的时间不宜太长。学生的观点一定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作为支撑,避免采用感情化或者道德化的观点,必须紧密结合理论知识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总之,不管是采用“模拟法庭”还是借鉴辩论赛的形式进行法庭辩论,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全面地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解决实际物业管理纠纷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
3与当地法院紧密联系,为学生提供提升能力的平台
人民法院是解决纠纷的国家机构,各类纠纷案件都集中在各地的人民法院,其中许多案件是与物业管理相关的纠纷案件。因此,人民法院是提高学生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宝贵平台。如何搭建这个平台也是我们物业管理法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重点。我们的学生毕竟不是专业政法类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学校会为学生建设专业的模拟法庭,让学生提高实践与应用能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民法院作为平台,为学生创造一个接触现实纠纷案件的机会。如何搭建这个平台呢?这就要求任课教师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说明自己的意图,取得人民法院相关领导的理解。然后由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专门留意近期将要开庭审理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并及时将未来开庭的时间通知任课教师,任课教师及时调整原先的课程安排,组织学生按时旁听物业管理纠纷案案件的审理。任课教师应该要求学生做好旁听笔记,以便研究学习。经过真的法庭现场的旁听和学习,学生会对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法律流程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所学的物业管理法律知识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升自己的实践与应用能力。法律类课程的特点就是理论性强,如果脱离人民法院这个实践平台,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只能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教学形式,因此,物业管理法规课程的实践与应用能力的教学改革模式一定重视人民法院这个教学实践平台。
4聘请熟悉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律师作为
兼职教师熟悉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律师,其实践经验和法律的应用能力都是非常过关的,所以,我们可以聘请一些专业的律师作为物业管理法规课程的兼职教师,让他们给学生讲述一些现实的诉讼程序知识,因为他们经验丰富,可以很好地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比如物业管理纠纷诉讼状如何书写,都有哪些要求,格式是怎样的等,掌握了这些对学生以后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尤其是解决物业管理纠纷很有意义。此外,他们还可以带学生参观他们的工作地点,一般来说就是律师事务所,这里每天都有很多真实的物业管理纠纷实例,我们可以每次派三名学生去律师事务所旁听学习具体的物业管理纠纷实例,并做好笔记,等所有学生都完成一轮旁听学习后,我们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分组大讨论,相互学习,相互分享各自的物业管理纠纷实例。只有如此我们的课堂理论才能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学生的应用能力才能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吕恒.高中地理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2]李逢庆.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教学设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6.
[3]吴剑平.物业管理法规[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4]汤腊梅.物业管理法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袁永华.物业管理法规[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8
【关键词】公安；法学；课堂教学；有效性
大学有效教学意味着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投入内传授更多更恰当的知识，而且要促使学生学会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课堂教学是法学教学的主阵地，公安院校提高法学教学有效性的重要一环是提高法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只有保证法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才能谈得上法学教学的有效性。相比普通院校，公安院校的法学课堂教学时间更为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提高法学教学有效性，是公安院校法学教师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充分备课是实现法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充分备课是大学有效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充分备课指教师为确保一门课程或一堂课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而开展的筹划教学的活动。[1]因此这里的充分备课指两个方面：
（一）对各法学课程的整个教学计划进行充分准备
法学教师在接受一门法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后，应根据教学对象、教学课时、教学性质、培养目标等全面设计该法学课程的教学实施方案，着重把握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教学内容、教学设计、实训内容和方案等作全面合理的安排，其中法学课程的实施方案、教学内容、进度表等在第一次上课时就应向学生进行公布并详细说明，以便于学生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
（二）对每一堂课进行充分准备
正所谓“台上一堂课，台下十日功”，对每一堂课必须要有足够的课前准备时间，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拟采取的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师生的互动设计等，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课堂教学中的不确定感，减少教师花在课堂组织和管理上时间，增强教师课堂教学的自信心和教学热情，增强教师教学效能感，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二、结合公安实战修正法学教学内容是实现法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核心
课堂教学是法学教学的主阵地，只有保证法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才能谈得上法学教学的有效性。相比普通院校，公安院校的法学课堂教学时间更为有限，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提高法学教学有效性的核心在于法学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公安院校优选法学课堂教学内容的标准就是紧密结合公安实战。公安院校要将公安工作实践的需要作为其办学的重要思想和价值标准，来指导和评判自身的教育教学活动，[2]法学教学也应从公安工作实践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打破传统的法学教学体例和模式，紧密结合公安实战对法律的需求，大胆修正并不断完善各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追求法学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一）以公安实践为先导，动态选择法学课堂教学内容
为更好地实现法学课堂教学效果的生成，同时考虑公安院校法学课程教学时间偏少等综合因素，各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应摒弃原有的过度理论化的章节体系，教学应根据教学目标以及对象的不同，相关政策的变化等因素有效选择教学的内容与材料，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以公安实践需求为导向合理确定法学课堂教学内容
不同的法学课程应紧密结合公安实战，以公安实践需求为导向，要洞悉实践需求，有的放矢，以公安实践为标准来确定教学内容。如刑法的教学内容除了重点讲解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要件及刑罚类型外，刑法分则重点讲解公安机关常见的罪名及量刑制度，重在培养学生定罪量刑的能力，为将来的公安工作做好准备。又如公安院校要从经侦实战角度重置经济法教学内容体系，要紧密结合公安经侦实战，来合理安排经济法教学内容和体例。要充分重视经济法基础课程与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等专业课程之间的知识连续性和内在相关性，在经济法教学中，应重点讲解与经济犯罪、经济刑法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内容，同时尽量结合经侦实战，这样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教学效果。当前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等类案件比较多发，因此重点讲解公司法、金融法（含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税法等，其余的经济法内容可排除在教学计划之外。再如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内容应着重围绕满足基层公安调解对民法知识的需要，其教学重点应立足于公安派出所的民事纠纷调解所需的相关知识与技巧，因为公安派出所调解纠纷占有他们全部工作量的70%到80%，而绝大多数调解的纠纷都是民事纠纷或与民法有关。而在公安实战中具体需要哪些民法知识，重点又是哪些民法知识，民法教师应深入基层调研，不断修正完善。当前公安基层派出所调解工作中常见民事纠纷或与民法相关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大类型：婚姻关系纠纷、分家析产纠纷、建房纠纷、承包合同纠纷、借贷债务纠纷、赠与纠纷、遗产和遗产继承纠纷、相邻关系纠纷、损害赔偿纠纷、劳资劳务纠纷等，此类相关的民法知识就是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学生只有重点掌握了这些相关的民法知识，毕业后才能较好地胜任基层调解工作。
三、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手段是实现法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法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法和手段。法学课堂教学中，讲授式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但要不断修炼讲授的艺术，关键在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根据法学教学的具体内容差异，灵活选择运用多媒体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案例视频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以取得法学课堂教学的最佳效果。
（一）有效运用启发式教学
根据大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的特点，把启发式教学作为法学课堂教学的主要方法，大量使用提问、讨论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学习的路径，引导学生参与理论知识的探究与实际问题的思考，教师要灵活采用重点讲授、答疑解难、指导、发现与引导、鼓励与促成等具体方法，形成师生“双向互动”的教学机制。讲解问题应当灵活生动，充满激情，讲解问题时应当做到通俗易懂、逻辑清晰、简明实用、举例恰当、突出重点和难点，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和记录。“教”与“学”是个双向的过程，提高教学效果离不开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努力，课前没有预习、课后没有复习必定影响教学效果。而启发式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充分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基础上的，当前中国大学教学往往忽视了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即复习和预习，而美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即在于此。因此要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为课堂教学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启发式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敦促学习做好复习、预习的最佳方式就将学生的日常课堂表现作为平时考核的依据。当然启发式教学也应进行科学有效的把握，课堂上教师应把握好提问的设计，掌握好讨论的方向和时间，注意讨论问题的深度挖掘和信息密度的结合，尽量保持上课的快节奏，扩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做到既要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也要保证课堂教学的效率。
（二）注重案例教学的有效性
法学课堂教学应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借鉴与学习美国法学院广泛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法律思维能力，提高学生法律职业综合素养，有助于今后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具体案例的选择，公安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应尽量结合公安执法实务中的实际案例；案例教学应当根据教学课时和教学内容灵活选择，可以是由浅入深的案例教学法，典型案例教学法，学生自主案例教学法，纯粹的案例教学法等等；要注意优先选用典型、鲜活的社会热点案例，这样的案例具体、生动，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或者细节，甚至有些引起很大的争议，更能吸引学生，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和报刊资源，并及时更新案例；另外，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灵活把握大案例、小案例、案例的数量及案例的难易程度，还要把握学生参与分析讨论案例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提高案例教学有效性并非易事。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讨论判例，可为学生创造出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激发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欲望和主动探索精神，提高学习热情和兴趣，充分调动、发挥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分析、表达、争辩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而提高法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有效利用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延伸法学课堂教学
网络教学是课堂教学必要的延伸，要充分利用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引导学生进行课外自主学习，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讲义和课件资料、课外学习、讨论等，是学生进行课前和课后学习的场所，将课外作业布置、课外延伸阅读资料的、疑难问题解答等功能均通过该板块予以呈现，及时延伸阅读资料，了解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回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利用网络平台结合课程的授课内容，组织学生去讨论，运用课余的时间，针对课堂有限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网络上加以延续和巩固。网络教学可有效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努力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姚利民.大学教师教学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8）：195.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9
20__年4月6日下午，__市局*副局长一行，在县局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城关镇，就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行调研。城关镇党委书记__*等领导，综治、、司法、农经、工作区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调研会。
调研会上，__*书记首先作了总体汇报。*书记认为：要通过工作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是工作基础的基础，调处是法律不可替代的，治安民调组织在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中承担了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齐抓共管是基础、责任追究是手段、保持稳定是目的”。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实行“存在问题台帐制、处理问题调度制、排查问题多渠道、解决问题责任制”。
城关镇党委、政府立足稳定大局，确立“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总体工作思路，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深度和力度，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多次表彰。具体做法如下：
一、建立健全组织队伍，确保信息畅通。
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队伍建设，各村都设立了信息员和治保民调主任，专职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他们的工资由镇统一筹划、统一发放，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并通过以会代训，不断提高工作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理论水平，提高他们应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工作能力。经过几年来不懈努力，逐渐建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工作队伍，形成了一个反映灵敏，行动迅速，信息畅通、协调统一的信息网络。实现了不安定因素及早发现、各种矛盾纠纷及时化解、重大信息无一漏报的大好工作局面。
二、利用镇村两级例会，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
各行政村每半月排查一次矛盾纠纷，并以村为单位每月27日召开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例会，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负责组织，县、乡、村干部及老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党员代表参加各村的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例会，两委干部汇报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研究调处意见，如实填写排查调处登记本。坚持“教育走在发生前，排查走在调处前，调处走在激化前，回访走在反复前”的四步工作法，切实增强排查调处工作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力争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特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镇综治委每月召开一次治保民调主任、信息员例会，听取各村治保民调主任、信息员汇报当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研究解决排查出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方案。
通过两级例会，全镇98以上的矛盾纠纷都能及时掌握，及时得到有效处理。
三、实行领导包案，一包到底。
镇排消例会上排查出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全部实行领导包案，按照归口办理的原则，确定主管领导为包案领导。包案领导负责不安定因素的查处及善后维稳，一包到底。包案领导在案件处理期间，因重视不够、处理不当、不公或不及时造成上访、越级访，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将根据工作责任制追究文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四、坚持回访制度，变上访为“下访”。
常见经济纠纷案例篇10
[关键词]医患关系;重大医患纠纷;行政参与
[中图分类号]R19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01(2010)05-91-02
DiscussadministrativeparticipationintheSignificantDoctor-patientConflict
CHenJingHUShanmengHeBinwanGDong
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anhuiCollegeoftCm,Hefei230031,China
[abstract]alongiththeunceasingadvancementofmedicalreform,thepatientdemandtodiverse,omnidirectionallymedicalservice,whichcausestothetroublebetweendoctorandpatientbeingaggravatedandexacerbatedcontinuously;andthemedicalconflictsharpgrowth.thearticlecarriesontheanalysisandthediscussionfromsomesanJiahospitalexamplemodel'sclinicalcase,andanalysisthereasonandthepresentsituationofconflictbetweendoctorandpatient,andputforwardtheproposaltonowadayssociety'ssignificantmedicaltroubledispute'sprocessing.
[Keywords]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Significantdoctor-patientconflict;administrativeparticipation
1案例分析
1.1案例经过
患者李某,女性,于2000年9月因“跌伤致左髋肿胀、疼痛、不能活动1d”急诊入某院就诊,医院为其实施了经皮三根鳞纹钉固定术,术后患者返家休息。第二年6月,患者至该院复诊并再次手术治疗,半年后该院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共同参与为患者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治疗。2002年3月,该院赴上海请2名上海国内知名骨科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股骨颈下方有股连续,股骨颈上中部间隙钙化,要求3个月后再行手术治疗。患者及其家属也携带病案赴北京请有关专家会诊,会诊意见与上海专家治疗方案基本一致。当年6月,该院将患者送至上海某知名医院进行了手术和高压氧治疗。10月份患者被该院接至当地另一家三甲医院继续高压氧治疗一个月后,返回该院予以康复治疗。根据上海术后6个月和10个月的X线片、Ct及三维重建片请上海及省内专家会诊,均认为:植入骨块成活,且骨折预后良好,已达到出院标准,可以出院康复锻炼并通知患者办理出院手续。但患者认为医院手术存在过错,构成医疗事故,因此患者不听院方劝告,在病房里到处贴大字报,打砸病房设备,造成病房财物损毁,纠缠科室医师,同时将其年迈的父母从异地接至病房,购置日常生活用品,并长期占据病房不愿出院,每天上午在医院门口乞讨,并在衣服前后方书面写明其现在的状况是由医院导致。下午找医院领导、医务处要求给予赔偿或者长期不工作但给予薪酬,医院未予满足,终至一天,患者聚集家属20余人,打砸医院两处门诊大厅,禁止其他患者就诊,并封锁医院大门不让任何车辆及患者出入,严重干扰医院正常医疗秩序;医务人员、保安人员、公安人员予以劝导时,将其多处打伤、抓伤,终被公安干警强行阻止。
1.2案例处理
从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角度看,本案中医院是按照诊疗规范进行操作的,无过失行为,患者属于不慎跌伤,造成左股骨颈骨折,骨折端完全移位,属于Garden分型Ⅳ型,该型骨折损伤较严重,发生骨不连、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几率较高,虽患者提出术中未摄侧位X线片,但根据术中和术后近5个月X线片,显示骨折对位良好,说明内固定可靠,术中未摄侧位X线片与患者目前状况无因果关系,但术后7个月X线片显示患者有再次骨折征象。该骨折可以归纳原因有二:一是内固定中的一枚鳞纹钉位置偏移,二是尚未完全骨枷愈合而过早承重。因本案例中患者出院后无在医疗方进行的门诊随访记录,应认定是过早承重导致患者的再次骨折的主要原因。应认为医疗行为与患者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但患方不理解,将纠纷程度扩大化。考虑到患者家庭生活困难,对社会不满情绪严重,有明显的报复倾向,为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医院及时与辖区派出所、公安局分局、卫生局主管部门、患者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患者户口所在地行政部门等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支持,最后患者在多方人员劝导下决定通过诉讼形式来获取赔偿,最终医院出于同情给予十余万元赔偿的调解形式解决。整个纠纷历时十年,期间患者虽多次来医院闹事,但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积极介入并给予支持,使事态较稳定,尤其是60周年的国庆期间,稳住了患者的上访情绪,没有引起重大恶性事件,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
1.3讨论
首先,本案的成功解决,在于医院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的重视,医院在医疗安全保障方面加大了力度,为解决该起医疗纠纷进行了各种规划决策,要求医务人员积极防止患者干扰正常医疗活动,要求密切关注患者动态及切身生活情况,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均给予提前预防。此案例中,医院从一开始报告情况,到反复请示、汇报,到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并最终成功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和干预,摆脱医院孤军奋战的局面。同时,利用健全的医疗纠纷报告处理体系,有效避免了引发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在该纠纷的处理中,政府部门的正面支持,有效缓和了矛盾;公安机关的干预有力保障了正常医疗秩序,对问题的处理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本案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公信度,利用其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职业水准从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方面进行协调;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部门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局面,对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人性化地处理医患纠纷。本例纠纷虽然医院存在间接过错,但医院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分子,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从患者实际困难出发,从长远的目光来解决问题,切实维护家庭和谐、社区和谐,最终取得该例纠纷的妥善处理,也是本案值得探讨的地方。
2医患纠纷现状分析
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医务人员方面的因素有:医疗设备和技术落后、医院规章制度不健全、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用药不当、院内感染、环境污染以及同行之间缺乏合作或者不理解等;患者方面的因素有:患者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患者对医院治疗的恐惧与烦躁心理以及一部分患者无理取闹、夸大其辞,想以纠纷为借口,达到经济赔偿的目的,尤其是在纠纷未解决前,患方依旧会隔三差五地“闹”,对于认为无过错的医疗纠纷事件,医疗机构常从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和维护其他患者医疗权、健康权、生命权以及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角度出发,给予患者及其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轻微责任的既给予相应的减免也给予相应的赔偿等形式来解决。这样造成患者及其家属的错误认知,认为: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导致恶性循环。重大医患纠纷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将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医患矛盾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也是摆在医疗机构面前的一大挑战。
3重大医患纠纷处理的建议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政府部门在重大纠纷的处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调动社会资源,还是启动应急机制方面,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医院作为一个个体,在重大医患纠纷引起的一系列连锁事件面前,这就需要政府从微观政策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的推动作用,并综合考虑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从社会整体范畴来共同处理重大医疗纠纷,缓解医患矛盾。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医方、患方的反复磨合,协调各方关系,走一条既充满理性思维,又充满人性化色彩的道路。本案例中,医院切实享受到了政府层面的支持带来的益处。但是从深层次的角度考虑,更多地应该考虑如何通过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有效地预防类似案例的发生,构建新型、科学、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对策。一是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医疗安全管理。既要建立健全医疗安全管理网络,又要完善各项医疗规章制度,同时提高医疗水平,医院管理人员也应加大医疗安全的检查力度。医院应在为患者提供高新精湛医疗技术及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应努力保证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差错和事故,提供安全放心的医疗服务。二是成立社会性的医患关系第三方的独立机构。一般情况下,患者认为医院医务人员、管理人员的答复有“保护主义”之嫌,因此对于医院每次的答复通常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样引起处理医患纠纷的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不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成立由医院协会或医学会、工会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独立机构,一般医患纠纷可以由该机构处理,避免医患双方受矛盾和利益的牵扯而直接产生冲突,从而理性、客观、公正、快速地解决问题。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最终构建我国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的社会支持系统。紧紧围绕“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目标,在医疗保障的运行机制上,强调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服务模式方面,积极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推行医疗适宜技术;在筹资模式上,更注重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强调保障机制的公平性和全民性,扩大医保覆盖面,大力推进全民医保建设,提高非城市居民参保率和筹资水平。建立困难人群医疗救助制度,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政府主导的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从根源上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有效预防重大医疗纠纷的发生。四是建立高效、完善的应急事件处置体系,以政府为主导,多方支持和协作,及时化解重大突发事件的安全隐患,保障社会和谐和稳定。这也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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